時間：2023-08-01 17: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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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任何一種商品經濟，都是所有制性質一般和商品生產、交換方式一般的統一。反之，客觀存在的每種商品經濟，又都是一種具體的商品經濟，即是一定的所有制性質和商品生產、交換方式的統一。所以，作為對特定社會階段商品經濟的研究，都必須側重于本階段中商品經濟具體特性的分析。認識中國現實中的商品經濟，也一定要如實地反映它的現狀屬性。中國現實中的商品經濟，在總體上應稱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商品經濟。這個范疇區別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更不能同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混為一談。因為，我國目前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這個階段中，除了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些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外，還有多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存在。僅以這一點說，就既有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又有非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把現實中的商品經濟，統稱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顯然是不恰當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商品經濟，既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商品經濟形式的統一概括，又意味了這多種商品經濟形式間的對立和斗爭。以現實來說，這種斗爭是很復雜而激烈的。種種非公有制商品經濟形式，雖然程度不同地都具有為社會主義經濟服務的一面，但另一面卻都不斷地形成著對社會主義經濟的侵蝕和瓦解。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本身，多種經濟形式間的競爭也是很厲害的。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總是處在這種不斷的斗爭和競爭中，又是在同各種商品經濟形式彼此結合、相互滲透中實現的。表現在經濟管理上，就是要兼顧公有制商品經濟形式和非公有制商品經濟形式這兩個方面，并且通過這兩方面間的相互作用及其轉化，實現對二者比重關系的把握和全社會經濟發展趨向的調節。所以，作為商品經濟理論研究，就必須如實地反映這種現狀，并且提出相應的對策。然而過去的研究則不是這樣看問題的。人們通常的看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一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里暫且不談第二個等式能否成立，只就第一個等式說，它分明是對上述商品經濟社會結構作了抹煞。其結果，不僅造成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概念本身的不準確，而且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對各種商品經濟相互滲透、相互斗爭的研究，在實踐中產生了很不好的影響。簡言之，過去商品經濟理論研究上的一大缺陷，是它脫離開現實中商品經濟的復雜結構狀態，孤立地研究所謂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因此，作為對這一缺陷的補正，就是要回到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中商品經濟總體狀態的研究上來。在范疇上說，就要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商品經濟這個大概念，明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及其各自形式的區別。從而，深入探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多種商品經濟形式間的相互作用、滲透關系，并堅持在這種作用和滲透中，認識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促使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換句話說，我們就是要從只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純粹形式，轉變到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商品經濟形式結構中的社會它義商品經濟和它的發展的如實研究。
(二)
過去有計劃商品經濟理論研究的第二個缺陷，是它忽視了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本身作為發展過程的研究。毫無疑問，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同樣是一個發展過程。它具有不同的發展階段。從本質上講，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屬性有兩種:第一是公有制經濟;第二是采取商品生產和交換方式進行運行的經濟。叮是，公有制有低級形式和高級形式的不同，可理解為由低級形式向高級形式發展的過程;商品生產、交換方式也有不發達狀態(小商品階段)和發達狀態之別，又可看作是由不發達狀態向發達狀態的轉變過程。所以，不能認為只要是公有制的商品經濟，就是一樣貨色或一種狀態;而必須懂得: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除了都具有作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一般性外，還分別具有著它作為本階段發展狀態的特殊性。因此，以經濟理論研究說，不’司發展階段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都必須具有其相應的具體范疇和研究重點。既然如此，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商品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出發，筆者以為有必要對以一「幾二個研究對象作范疇上的區分:
(1)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全過程，它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一切階段、狀態的總括;
(2)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即是現實中尚處在不發達狀態的公有制商品經濟;
(3)真正發達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也就是通過長期的經濟體制改革最終實現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成熟狀態。
如果說，第一個研究對象，即稱之表現社會主義公有制商品經濟一般特征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或許不會有多少異議的話，那末，如何看待后兩個對象的區分和其范疇的確定，則尚且是有待探討的課題。這里首先涉及到對所謂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歷史位置的理解問題。如前所述，在現在通行的認識中，社會主義有汁劃的商品經濟，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是劃等號的。然而仔細推敲，這個等式同樣是不成立的。其一，從邏輯形式看，“有計劃商品經濟”是側重于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屬性特征進行概括的范疇，而不是對其實體概括的范疇。這就是說，它實則體現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某一階段的特征或某一方面的特征，不能當作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一般意義的表達。其二，從既定(尤其是十共大報告的規定)的意義看，有計劃商品經濟和它的體制，是經濟體制改革聽要達到的日標，自然不能以社一會主義商品經濟一般意義去理解的，更不能當成是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本身。其三，從范疇內涵規定看，有計劃商品經濟要求形成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運行機制，而這種“內在統一”機制，只有在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和計劃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之后才能實現，也就是說，它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高級形態的特征所以。所謂社會仁義有計劃商品經濟，應是指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達階段或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形態的范疇。那么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范疇又應是如何呢?筆者認為可稱為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黨的十三大報告中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劃分，是與我國的特定國情直接相關的。我國是未經過資本主義充分發展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因而雖然現在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仍無法越過“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的階段。反過來，以商品經濟本身看，它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不能不具有這個“特定階段”的性質。這也就是說，我國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只是一種很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或尚處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再以實際看，被劃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商品經濟和集體所有制商品經濟兩種形式。就公有制本身講，它們都還處在比較低級的狀態，存在許多不完善之處。其次，以商品生產和交換方式看，其更具有著草創性。同時，從全社會說，一方面計劃方式，尚沒有從傳統的直接控制中解脫出來，以間接調控為主的計劃機制僅處在發育之中;另一方面，市場體系還很不健全，市場調節很不得力，市場機制的公正性和有效性還無法得到表現。所以，計劃和市場“內在統一”的經濟運行機制還遠遠不能形成，整個經濟的運行依然不得不靠計劃和市場兩種形式、手段的同時作用(“板塊結合，’)，以至時而強調這個多一點，時而強調那個多一點，借以達到二者的互相補充。加之商品經濟發展所需其他條件和素質上的缺陷，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事實上只處在它自身發展的初期。事實是，過去由于未能把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它的運行機制，同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及其運行機制作范疇上的區分，因而造成了許多原則性的差錯。比如，我們一方面把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和它的體制確定為改革的目標，另一方面又往往認為我國現實的經濟就是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同一東西，既作為改革的終點站，又當成起點站，不僅在邏輯關系上講不通，而且造成在設置改革方案時，以理想代替現實，把改革后方能出現的東西(“內在統一”的運行機制)，當成現實中存在的東西。很難設想，這種連起點站和終點站都說不清楚的旅行，會不是一次十分混亂的旅行。因此，作為對過去有計劃商品經濟理論的又一補正，我們即要克服原先忽視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研究之缺陷，準確地劃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正確地說明階段之間的相互聯系和范疇界限，從而真正把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看作一個發展過程。不錯，過去也沒有誰否認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是發展著的，然而作為理論研究，說商品經濟發展，就一定要通過能夠表現發展過程不同階段范疇的含義區別，和對這些范疇之間關系的分析，具體地體現出這種發展關系，說明商品經濟的歷史運動。
(三)
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商品經濟研究，核心是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及其發展過程問題。從總體上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商品經濟發展中的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包括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和發展、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的計劃與市場關系和發展，以及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同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間計劃與市場的融合或相互作用等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的計劃與市場關系和發展問題。而從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的計劃與市場關系和發展的研究說，筆煮以為急需樹立的一個重要觀點是:所謂計劃與市場“板終結合”和計劃與市場的“內在統一”，以及計劃與市場結合的其他一些模式①，雖然它們在作為改革目標的選擇上是相矛盾的，而在商品經濟的實際發展過程中，卻是密切相關的。“板塊結合”和“內在統一”，都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運行機制發展中的特定模式，后者是改革所要實現的目標模式，亦即未來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成熟形態的運行機制，前者則是向改革目標模式過渡中的模式，或現實中尚處在不發達狀態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所以，如果說中國改革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上，將會經歷這樣一個全過程:“產品經濟”弓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分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那末它所對應的運行機制的轉變過程必將是:計劃與市場對立分計劃與市場獨立存在而配合使用(“板塊結合，’)今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從理論研究本身講，這里的關鍵是要對以下兩點進行重新確認或新的說明。第一，作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主張計劃與市場的“內在統一”無疑是正確的。黨的十三大報告在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是計劃與市場的“內在統一”時，著重明確了三個基本觀念:
(l)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本質區別，在于所有制不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市場的發育和完善，利用市場調節決不等于搞資本主義。
(2)必須把計劃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換和價值規律的基礎上。國家對企業的管理應逐步轉向以間接管理為主。
(3)計劃和市場的作用范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這三點，是對所謂“內在統一”的具體解釋。無庸置疑，中國改革所要實現的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中的“商品經濟”，即是指同現代社會化生產相聯系的發達的商品經濟。而發達商品經濟是以企業作為商品生產或經營者的獨立性和市場調節機制功能的完整性為基本特征的。因為離開這兩條，企業就會失去在商品生產中的競爭活力，整個經濟就不能成為真正發達的商品經濟。所以，要建成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國家必須放手促使市場機制的發育和成熟，并把它看作是能夠覆蓋全社會的調節機制，必須使計劃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換和價值鋇律的基礎上，從而最終地實現向以間接管理經濟為主的軌道上轉變。雖然作為全社會經濟計劃目標的統一，到什么時候都不能沒有，雖然保留某些行政的直接控制手段干預經濟，到什么時候或許都是必要的，但以全社會經濟運行機制的整體性能來說，它無論如何都必須完成向間接管理為主的轉變。這正象生產管理者對他的生產流水線，可以規定生產多少產品、生產什么樣規格的產品，也可以對其組合形式作必要的調整，卻決不能破壞流水線內在的規律性，改變其正常運行機制一樣。否則，流水線的功能就不能很好地發揮，或者它不是原來意義的流水線了。發達的商品經濟也就不成其為發達商品經濟本身了。國內、國外，歷史和現實的經驗還表明，把計劃和市場作為兩種各自獨立而“板塊結合”在一起的手段調節經濟，腳踏兩只船，置企業于異向目的(來自計劃的目的性和產生于市場的目的性)的沖擊之中，常常是:一方面宏觀上的計劃與市場間的配合無法形成恰到好處，另一方面，微觀中的企業又不得不處于左右為難、無所適從的情況中，這樣是不能造成一種系統完整的經濟運行機制，以確保國民經濟長期、穩定、協調發展的。這也從反面證明了把“內在統一”作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結合目標模式的合理性。十三大報告在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運行機制模式后，緊接著講到:“國家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調節市場供求關系，創造適宜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以此引導企業正確地進行經營決策。”這就告訴我們，所謂“國家分市場分企業”的模式，實質是說，國家對經濟的調節，應主要地放在創造一個良好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上，然后放手企業在宏觀計劃指導下，進行獨立自主的經營，在市場機制作用下開展平等竟爭，從而實現國家計劃、市場功能和企業行為三者間的良性聯動。第二，必須把計劃與市場關系的實際發展過程，同理論上開展對計劃與市場關系發展目標的認識區別開來，更不能用后者否認或取代前者。作為對計劃與市場關系發展的認識，其確切的答案只能有一個。所以，僅就對計劃與市場關系發展目標的研究說，肯定了“內在統一論”，就是對“板塊論”等其他模式的否定。而且，在理論上由認為計劃與市場關系的發展目標是“板塊結合”，到“內在統一”，實現了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作為改革發展目標經濟形態，同其目標運行機制的一致性認識，確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是，以計劃與市場關系的實際發展過程說，它自然地包括了向目標模式轉化中的各種模式的存在。這些模式雖然都與目標模式有一定聯系，卻又都不能同目標模式完全一致，因而說“內在統一”是目標模式，并不等于說它是存在于實際發展過程始終的模式或唯一模式，也無法否認“板塊結合”等模式在向目標模式實際過渡中的合理性。事實是，隨著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一方面將使市場體系得到建立和完善，發達商品經濟的市場機制趨向成熟，逐步承擔起了對全社會經濟活動的有效調節;另一方面，計劃的水平相應地得到提高，變為主要地在遵循商品經濟法則的前提下，實現對經濟發展的間接控制和宏觀方面的指導，基本上脫離開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涉。這樣，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才會由兩種各自獨立的調節手段“板塊”式結合，轉變為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內在統一”式的結合。這將是一個長期而艱難的發展過程。離開這個發展過程而空談所謂“內在統一”，甚至把它說成是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本身的特征，顯然是錯誤的。可見，以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全過程看，采取計劃和市場兩種調節手段“板塊結合”，不僅具有它一定的合理性，而且是達到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目標運行機制的一個不可逾越的階段。我們不但不應該把計劃與市場關系發展的目標模式，同向這個目標模式過渡中的模式混為一談，或簡單地對立起來，而且還必須是通過對這兩者間聯系的恰當認識，說明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實際發展。綜上所述，作為對過去有計劃商品經濟理論研究的又一補正，就在于要明確: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生成發展相一致，在計劃與市場的結合上，也有一個發展過程。這里的關鍵是應把理論上對經濟運行機制目標模式的認識，同經濟機制的實際發展區別開來，既肯定“內在統一”目標模式是正確的，又承認“板塊結合”在現實發展中是不可避免的，從而變過去對經濟運行機制目標模式合理性的空洞論證，為實事求是地開展向這個合理模式實踐過程的具體研究。
關鍵詞：轉軌經濟學 華盛頓共識 激進式變革 漸進式變革
我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基本特點主要包括：從經濟體制方面表現出來的內容來看，是由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而從經濟發展模式方面來看，則主要表現為越來越多地依靠于市場機制校正跳躍式發展所形成的社會生產結構，而缺乏經濟核算和生產者激勵機制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則更多的表現為社會再生產循環的困難程度，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增長方式轉變正是從解決這些矛盾的實踐中開始的。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兩分法，主要是針對計劃經濟體制排斥經濟核算、不注重生產者物質利益等重要問題，從而最終采取了放權讓利的改革方式。
轉型經濟學：超越漸進與激進
本文所指出的所謂的轉型經濟學就是指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模式轉軌基礎上所形成的一種經濟學視角下的轉換，即經濟學范式轉換。從人類社會有經濟這一現象開始，人類的經濟增長方式就依次經過了多種轉化形式：產品運營、資產運營、資本運營。而隨著人類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很多理論界學者也把知識運營作為一種全新的經濟增長方式來運作。因此，可以看出，我國由改革開放以前到現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轉型：其一就是經濟制度的轉型，即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其二就是現在理論界一直都在提倡的經濟增長方式與人類實踐模式的轉型，即常見的宏觀與微觀的相互轉型。這兩種轉型都是局部與整體、個別與一般、微觀與宏觀的相互關系。本文以轉型經濟學的兩個重要的代表流派為切入點，分析這種部分與整體、個別與一般以及微宏觀之間的關系，以此來詳細闡述我國經濟兩分法的走向歷程。
（一）華盛頓共識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多數拉美國家陷入了長達10余年的急劇通貨膨脹和債務危機爆發的經濟困難時期，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認為的實行緊縮的政策防止通貨膨脹、削減公共福利開支、金融和貿易自由化、統一匯率、取消對外資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的限制，以及國有企業私有化、取消政府對企業的管制等方式，在當時均得到來自于世界銀行的大力支持，即“華盛頓共識”。后來這些觀點又被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隨著全球化的日益盛行，“華盛頓共識”從而形成廣泛的社會認可。
“華盛頓共識”在最初的時期，受到了來自于國際金融組織的熱烈歡迎，其中的很多政策都是以經濟學的教科書知識為基礎的。“華盛頓共識”認為，國家經濟的轉型必須依靠三大支柱的支持：即價格的自由化、私有化、宏觀經濟的穩定化。價格的自由化也就是在本國經濟中實行自由價格，讓市場價格能在經濟中起引導作用，并為經濟發展奠定基礎。私有化的支撐與實行可以使最大的市場主體—企業產生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激勵效應，穩定化主要是指宏觀經濟在價格上的持續穩定性，使價格體系能夠隨時對市場上不同的商品稀缺起調劑作用。“華盛頓共識”還認為，國家經濟在轉型中一旦引入市場體制的改革，將很快收獲利益，生產效率也會大幅度提高。因此，轉型必須是激進的、爆炸式的發展模式。
（二）制度經濟學對轉型經濟的觀點
制度經濟學研究是主要以制度作為研究對象，來研究制度對國家經濟行為和經濟發展趨勢的影響，以及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又是如何影響制度的演變和發展的。西方現代經濟學各發展流派在不斷的發展完善，而制度經濟學在現當代的轉型經濟學發展領域里是一支特別引人注目的經濟學分支。它強調立足于個體間的互動經濟關系來解釋其所產生的經濟活動，它最先確立了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以此經濟關系作為研究的重要起點，并反過來確定以一個總量的標準如何對整個經濟活動做出一定量的安排后果這一研究思路。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跨度中，制度經濟學在研究方法論的領域中，頗為引人關注。
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建立在現代微觀經濟理論中所提供的制度經濟學這一特殊角度的基礎上的。當前在西方國家對制度經濟學做出很大貢獻并同制度經濟學共同發展的經濟學家主要包括：科斯、諾斯、威廉姆森等。這幾位學者認為：市場之所以能夠充分的發展主要是依賴于足夠的制度建設。在經濟學中最前沿的理論是現代微觀經濟學，這一理論包含了市場信息不完善這一特點。所以，市場良好、持續的運作必須依靠市場提供的完備的信息，這樣才能使市場的經濟主體對一切信息了如指掌。反之，不完善的市場信息將無法保證市場良好作用的發揮。
反思：轉型經濟學的兩種改革道路
回顧我國30多年以來的經濟改革歷程，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第一階段性表現為1979年底召開的以后我國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第二階段是在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時所提出的在我國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第三階段是在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提出的我國改革目標，即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三個階段被形象地譽為中國經濟的三座里程碑，更是我國經濟改革發展的三個主要階段：改革開放的開始階段即改革實踐過程的設定階段、雙軌共同發展的經濟體制形成和漸進式改革道路發展的確認階段、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轉軌的階段。從我國經濟發展的視角來看，經濟改革的理論基礎是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經濟改革理論必須是以指導改革實踐、服務于改革實踐為研究對象的一種規范性理論。
（一）經濟改革理論
經濟改革有一個重要的構成要素即經濟改革理論這個基礎性要素，社會在對待經濟體制改革的態度一般是首先強調利益關系，但是并不受自身利益決定，更取決于人們對經濟改革所采取的根本措施是否符合社會公正性的判斷。換言之，亦即社會公眾對社會問題中的公正性的某些基本價值，即國家意識形態的認識。而一旦當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發生變化，那么必將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價值觀的變化。這就表現為經濟改革理論研究要受到經濟實踐發展的影響和制約，在各個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由于段性特征不同，相應也有不同的理論出現，但由于理論本身還存在著一定的反復性，勢必導致經濟改革很難從時間上來劃分出清晰的、截然不同的發展階段。
縱觀我國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歷程和我國經濟改革理論的發展，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國必須沿著社會主義制度的方向來發展經濟，這點已經在我國學術界得到了共識。這個過程不僅是對原來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大膽突破和揚棄的過程，更是對市場經濟重新認識的過程。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普遍認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三大特征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這也是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對社會主義制度屬性的定義。
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學術界以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形式和體制模式的高度，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的關系、價值規律和市場的關系進行了剖析，得到結論：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仍舊是商品經濟。同時，還進一步提出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的，從而摒棄了傳統的計劃經濟觀點。而對于我國公有制的改革理論探索，始終貫穿于經濟改革和體制轉型的整個過程中。對于這方面的理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在所有制結構上，突破了傳統社會主義理論中只能是單一公有制的理念，提出目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局面必須是混合經濟的共同發展，對社會主義發展的經濟制度進行了重新定義；第二，在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上，對原來傳統的國營經濟形式進行了否定，提出了多種公有制形式的觀點，并使股份制逐漸成為一種公有制的全新形式；第三，在所有制關系方面，面對從宏觀到微觀企業財產組織層面的發展這一主要問題，提出了兩權分離的具有較強實踐性的理論。并引入了西方經濟學對于產權的理論和方法，對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和對國有資產的管理體制改革同步進行研究和實施，最終解決了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問題。
如果從收入分配這一社會現實來看，這一改革不僅改變了傳統的按勞分配的平均主義觀念，并在很大程度上對效率以及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問題給予了關注。同時還對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提出了理論思考，充分地肯定了勞動力個人所有制和勞動力市場是現實存在的，并提出了要將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緊密結合起來的經濟體制。
（二）商品經濟理論和市場經濟理論
30多年的改革開放，讓理論界對經濟體制的發展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經濟改革理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突破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理論，這一理論是通過經濟改革理論的發展而奠定的理論基礎，為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啟動和局部突破提供了重要以及必要的理論基礎。其實這一商品經濟理論就是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初期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理論原型，這就是所謂的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征的學術觀點。進入20世紀80年代的中后期，學術界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理論基礎上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理論。以市場取向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經濟改革理論是建立在改革開放全面啟動的基礎上的，并根據當時的經濟體制運行的實際問題而提出的，是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彼此之間關系的一種深入探索，并具有傾向性和過渡性。
我國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依賴于我國農村的和非國有經濟體制的迅猛發展，我國一方面在實行改革開放，另一方面又在借鑒國外的經濟理論，使得我國的經濟理論由改革初期的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理論內容，轉變為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主要取向的改革內容。市場經濟理論比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更加突出了市場的本質、市場的有效調節以及市場經濟在發展運行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時還充分肯定了市場的主導可以決定大量的經濟活動這一社會現實，并對生產要素應該進一步商品化、市場化給予肯定。這一過渡性的改革理論為我國更進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隨著西方比較經濟學的引入，以經濟改革理論為理論基礎，理論界重新認識到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存在著不同的經濟體制模式，明確將我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劃分為宏觀調控、市場體系和市場機制、微觀基礎企業主體這三個互相有機結合的層次。經過多達十幾年的經濟改革理論和社會實踐的探索和激烈辯論，我國經濟改革的市場化方向和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逐漸被確立起來，即我國開始由計劃經濟體制轉為市場經濟體制。
結論：我國經濟轉型的兩分法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尤其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也由原來的農村經濟改革轉移到了城市國有企業的經濟改革，并在全國范圍內大面積鋪開。經濟改革的理論研究重心已轉移到了經濟改革的戰略如何選擇的問題上。這一理念主要包括：改革目標的探索、經濟改革的基本思路、經濟改革的基本策略以及主要步驟等問題的涉及和選擇。
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形成的傳統的社會文化、思維模式、風俗習慣、道德觀念等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著改變，但是這種改變是需要在一段漫長的時間積累中培育和引導的。更主要的是，這些內容上的經濟體制是與正式的經濟制度的變化之間存在著緊密聯系的。總之，經濟改革理論是與經濟實踐互相作用并不斷發展的，它向前邁進的每一步都是由于隨著改革實踐的不斷深入遇到的需要解決的新問題而提出的，那些不能按照傳統的理論來解決的實際經濟問題都將是理論發展的新起點。
參考文獻：
1.莉.轉型經濟學的“轉型”：超越漸進與激進的兩分法.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5（2）
關鍵詞：本質內涵；積極功能；重要意義
文章編號：978—7—80712—971—4（2012）01—001—02
《資本論》的問世，給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強而有力的理論指導。作為中國現時代——構建和諧社會主義的關鍵時期，《資本論》更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強而有力的理論武器。因此，時下討論《資本論》對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存在著積極的功能和重要的意義。
一、《資本論》的本質內涵在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積極功能
《資本論》自問世以來，給予評價最多的是一部經濟學名著，然而經過一段認真研讀之后體會到它同時亦是一部哲學名著。我們知道《資本論》所研究的主要內容是：社會關系、勞動價值、工資、資本運營和剩余價值等等，這些內容的闡述都是基于在哲學理性批判的思維基礎上加以進行的。在研讀《資本論》之后，給予了我們最深刻的兩點啟示：1.研究經濟學不能僅停留在實證的經濟領域，也應適當的對哲學加以關注。因為哲學注入能為人們認識經濟與社會問題提供真切的批判力和理解力。2.而在哲學問題研究的過程中亦不能完全沉醉于理性的批判，同時也應當對現實社會中的經濟關系加以關注，并在此過程中批判性地汲取當前社會經濟學領域研究的成果。如果只一味停留在哲學的思維上，就會脫離于現實，只會將《資本論》的本質內涵演化成解決社會一系列問題的僵硬公式。總而言之，研究經濟學時應當把哲學的批判理性加以應用；而搞哲學研究的亦不能脫離現實世界而完全沉醉于理想的天國之中。
基于以上兩點啟示，《資本論》本質內涵就是教會我們用哲學理性批判的思維來分析當前經濟的發展形勢。我國在進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中仍然需要它的理論發揮積極功能。就當今我國所處的整個國際環境而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實力遠遠高于我國的經濟實力。從馬克思的論著來看，知道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有著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無法比擬的優越性存在，然而現實社會中的表現卻并非如此。因此我們應當清醒的意識到我國的社會主義還處于并且還將會長期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并且應當意識到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真正的優勢在于經濟的發展速度遠遠快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很好的說明），這也是資本主義國家一直以來都想孤立、異化我們的原因所在。因此在當前我國進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關鍵時期更要辯證地看待當前我們面臨的國際形勢，我們必須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本性，只有這樣才能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不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異化。因此，在為和諧社會主義建設汲取資本主義文明成果的過程中，致力于發展經濟過程中注入哲學理性批判的精神有著重要的時代意義。
二、《資本論》所揭示的經濟規律在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依然存有重要意義
首先，在《資本論》中所揭示的關于商品生產的經濟規律，適合在不同經濟形態下存在。有所不同的表現僅僅在于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礎之上的，所反映的商品經濟關系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關系；而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之上的，同樣，所反映商品經濟關系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經濟關系。因為不管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還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關系，都要通過商品經濟關系來實現。因此，商品經濟并不是為特定社會制度而存在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明確指出：商品作為進入流通領域的產品，不論是在什么樣生產方式的基礎上生產出來的（不論是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還是在社會主義生產的基礎上生產出來的），都不會改變自己作為商品的本性。因此，關于商品生產所揭示的經濟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需要深化熟悉和發展。
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我們深刻地意識到，不管社會生產關系如何先進，商品經濟發展階段始終是不可跨越的。在當今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正處于攻堅階段下，研讀《資本論》內蘊的商品經濟規律（以勞動價值論為例）依然有著重要的價值意義。勞動價值論作為商品經濟規律之一，同時適用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形態亦是無可置疑的。我們知道《資本論》中所論述的對價值的定義是凝結在商品中無差別的勞動。顯然“勞動價值論”是把價值定義為一種人類勞動。當前我國實行分配體制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勞動價值論”亦可說明此種分配體制的正當性。例如馬克思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分析商品經濟關系時，談到了勞動生產力和生產效率兩個方面，并闡述了影響勞動生產力和生產效率高低的諸多因素，這些因素包括社會因素、勞動因素、資本運營因素和勞動力因素等等。這些因素在現時代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有著重要的指導價值。總之，《資本論》里內涵的許多規律理論對我國當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依然有著重要的價值意義。
三、結論
本文只是從《資本論》中所蘊含的一些簡單的方面來論述《資本論》對我國現時代的重要作用。就整個《資本論》著作來說，在我國現時代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發現和解決許多問題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從《資本論》中我們可以得出遇見當今我國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同時
也能防范一些問題的出現，做到防范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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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經濟發展 農村金融發展 協整檢驗
一、引言
金融是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而產生的，它依附于經濟生存，并影響著經濟的增長。首先，可以通過金融運作為經濟發展提供各種便利條件。其次，通過金融的基本功能為經濟發展提供資金支持。如通過發放貸款、貼現票據、購買有價證券等為經濟發展提供資金注入。再次，通過金融機構的經營運作來提高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的效率以節約成本。同樣，經濟的增長也能影響金融的發展。首先，金融在商品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并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發展。其次，商品經濟的不同發展階段對金融的需求不同，從而決定了金融發展的結構、規模和層次。
二、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該研究的樣本區間為1990—2009年，涉及的變量和數據資料主要包括安徽省GDP、第一產業產值、農業貸款、鄉鎮企業貸款、農業存款、農村儲蓄存款。所使用的數據主要來源于《安徽統計年鑒》以及中國知網數據庫。
（二）研究方法
1. 模型選擇
在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的實證研究中，由于時間跨度比較長，而且考慮到時間序列的不穩定性，應用回歸分析可能會產生偽回歸現象，所以本文采用協整檢驗及誤差修正模型進行分析。
2.指標設定
本文主要從農村金融規模與農村金融效率的角度衡量農村金融發展狀況，從而建立起安徽省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的聯動性關系式如下：FZ=α+γCB+δDB+ρXL+ε（1）
其中，CB為安徽省農村存款與第一產業產值比率，DB為安徽省農村貸款與第一產業產值比率，XL為農村金融效率（即村貸款與農村存款的比值），FZ為安徽省經濟發展水平。
三、結果與分析
（一）單位根檢驗
（二）協整檢驗
四、政策建議
通過實證檢驗表明，當前安徽省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發展之間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具體表現在農村金融規模對經濟發展并沒有起到推動作用，而農村金融效率對農村經濟發展則起到了促進作用。因此當前的農村金融政策的重心應該從擴大農村金融市場規模向提高效率轉化，構建一個高效、規模合理的農村金融市場。
本文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了幾點相關的政策建議：
第一，構造適度競爭的農村金融市場。
第二，加強農村商業性金融機構在競爭基礎上的合作。
第三，繼續推動農村信用社、農業銀行等在農村金融機構的改革。
第四，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村金融組織形式。
關鍵詞：宋代 商品經濟 城市
宋代處于中國古代社會的繁榮時期，在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同時，商品經濟這這一時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并逐漸繁榮，呈現空前興旺的態勢。隨著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市場上流通的商品數量增多，品種日益多樣化。尤其到北宋中葉,大都市的商業極為繁榮,商業種類繁多,凡生活用品都可從市場上購得。宋代“坊市分隔制度”的打破、市場活動的增強、海外貿易的發達等都表明商品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社會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城市了的繁榮和發展，并滲入到城市生活的各個方面。
一、宋代商品經濟的繁榮
1、坊市合一
唐以前的歷代政府在城市管理上實行的是坊市分隔制度，居民區的“坊”與商業區的“市”是分區而設的。居民不能在坊內開設店鋪，不能臨街開店，這大大限制了城市的商業貿易和經濟活動。到宋代，隨著商品經濟和城市經濟的迅速發展，廢除坊市分隔制度勢在必行。坊市合一使得商人可以沿街開設店鋪，出現了新的商業區。當時，不管是繁華的大街還是偏僻的小港，都設滿了店鋪，居民和一般街道兩旁設店擺攤，商業區延伸到坊內，出現了“侵街”的現象。到宋仁宗慶歷年間，連城市的宵禁都完全被廢除。由于取消了時間限制，宋代出現了熱鬧的夜市。王建的詩句：“夜市千燈照碧云，高樓紅袖客紛紛。”“水門向晚茶商斗，橋市通宵酒客行”。[1]夜市營業時間允許到三更或四更，有的酒樓甚至全天營業。
2、市場活動增強
市場是作為商品經濟運行的載體和買賣交換的場所，市場的繁榮程度與商業的繁榮程度是成正比的。隨著商業城市的形成和數量的增多，宋代的市場規模也隨之擴大。市場活動呈現空前的運營狀況。宋代的坊市分隔制度也保證了市場的運營時間和地域自由，帶來了買賣交易活動的異常繁榮。商人們在利潤的驅使下晝夜運營，“夜市直至三更近，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尋常四稍遠靜去處，夜市亦有”。[2]市場上的商品種類也無所不有，其中布匹、煤銅鐵金銀都以數百萬計，茶酒礦產品作為一種交換為目的產品也投入到市場交易中，還首次增加了糖品的交易。
3、海外貿易發達
宋代設立了專門管理海上貿易的機構――市舶司，宋代還制定了完善的市舶管理制度。宋代的貿易港也大大超過了前代，唐代主要有交州、廣州、泉州、揚州等四大港口，而宋代增加了杭州、明州、溫州、秀洲華亭、山東密州板橋鎮、秀州通惠鎮及江陰軍等處。隨著港口的增多，造船技術的進步和航道的改善，宋代的貿易范圍逐漸擴大。凡大食、古邏、占城、勃泥、麻逸等與宋都有貿易往來，而且，宋代與阿拉伯海、紅海沿岸及非洲海岸也開展了直接貿易。兩宋市舶貿易的貨物種類也非常豐富，《宋會要輯稿》中記載就有30余種，如金銀、緡線、瓷器、市香藥、犀象、番布、水精、瑪瑙、烏、蘇木等物。
二、商品經濟對城市發展的影響
1、宋代商業城市的形成
宋代商業大都市的形成是當時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然產物。當時的商業城市和市場數量急劇增多，除了當時最著名的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臨安外，成都、建康、鎮江及揚州等眾多城市因商品經濟的發達而成為名噪一時的著名商業城市。有學者統計，唐代10萬戶的城市僅11個，北宋則多達40個。其中，汴京和臨安的人口大致有170萬和120萬左右，在當時世上也是無與倫比的大城市。[3]伴隨著宋代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大城市的商品交換十分活躍，像開封、成都、臨安都是當時的商業大都市，市場上商品分工細致，萬物所聚集，會通全國的商品集散地。城市呈現出異常繁榮的態勢，商業活動也更加繁榮。此外，宋代打破了唐代以來的坊市制度，晝夜開放夜市，取消了時間限制，進一步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繁榮。周邦彥《汴都賦》是這樣描繪開封商品貿易繁榮景象的：“自淮而南，邦國之所仰，百姓之所輸，金谷財帛，歲時常調，舳艫相銜，千里不絕，越艙吳艚，官艘賈舶，謳閩楚語，風帆雨楫，聯翩萬載，鉦鼓鏜翰，人安以舒，國賦應節。”[4]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也促進了全國各地許多商業性集鎮的形成。
2、城市規模擴大、數量增加、人口增多
城市的產生和發展是在宋代的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這也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城鎮最初是出于軍事需要而設置的，具有堡壘要塞的性質，但隨著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城鎮的軍事職能逐漸被經濟職能代替了。可以說，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增加了城市的經濟功能。尤其到北宋時,像汴京、洛陽、杭州、揚州等主要城市已普遍成為集政治、手工業、商業、娛樂為一體的綜合性城市,大街小巷縱橫交織,店鋪樓館、舞榭歌臺鱗次櫛比,商業、娛樂活動通宵達旦。
唐中以后，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逐漸形成了“草市”的新居民區。這不僅是因為避免戰亂，更重要的是經濟的發展使城市逐漸擴大。這一情況，到宋朝時已經愈來愈明顯了。而且，“草市”作為一個歷史名詞在大多數場合下即是指城鎮的外沿城形成的新居民區，并非一定是有茅草小屋練成一片的市井了。[5]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許多大大小小的環城草市不斷涌現，使處于交通中心樞紐或重要農產品基地的草市也不斷發展擴張。宋代另一個十分顯著的特征就是農村人口大量涌進城市，這些脫離或半脫離農業生產的非農業人口，從事中轉貿易，使許多草市逐漸轉變成貿易場所固定的市鎮。如上海原來只是一個小漁業草市，到南宋末年，已發展成為“華亭東北一巨鎮”。[6]草市進而發展為縣城城市，如宋寧宗嘉定十五年增置的嘉定縣，就是以原昆山縣東部的練祁市作為治所的。[7]市鎮發展到后來，逐漸興起了一批專業性的以手工業為主的市鎮，如陶瓷、紡織、制糖等。市鎮已經由單一的商業貿易向生產、加工、流通的多功能的綜合性市場發展，并發展成新的商業市區。南宋，這種情況更加普遍。有的城外市區，由于發展很猛，不再依草市之名相稱。許多城門之外建立的交易場所，直接越過“草”的階段而稱之為市。[8]如江陰城門外的草市成為江下市。環城草市的出現和數量的不斷增加，擴大了城市的規模和范圍，城市空間不斷像外延伸。宋代的很多新興的城市的出現，都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這些新城區并不是簡單的居民點，而是工商業生產比較密集的地方。所謂“城外草市百姓……多是城里居民逐利去來之人”。[9]
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僅促使城市規模的逐漸擴大，還促使了一批新型的城市的誕生，城市數量不斷增加。《宋史?王安石傳》載，神宗熙寧年間開封府民戶達20萬以上,可知汴京人口有百萬左右。至于中小商業性城鎮更是遍布全國各地, 宋神宗元豐年間，全國的鎮市總是達到了1817個。[10]泉州石井鎮，是隨著海外貿易而興起的一批市鎮的典型帶代表“于宋全勝時，東有新市，西有舊市，無非貿易之處，店肆千于座，蓋四方射利者所驅。”[11]仙游縣的鳳亭市也是因海外貿易產品的集散而發展為市鎮的。黃巖孫《仙溪志》“鳳亭市”條載：“鳳亭市，在連江里，人家并海，土產砂糖，商舟博販者率于是解纜焉。舊又太平鎮。紹興二十六年廢。”海口鎮也因船舶來往而興盛一時。“遞年常有舶船到鐘門、海口。其郡縣官員多告人將物金博易真珠犀象香藥等。”[12]以陶瓷著稱的景德鎮也是手工業、商業迅速發展的產物。
城市規模的擴大和數量的增多，意味著城市居民也隨之增多。宋代城市人口增多的原因，除了城市自身的人口增多之外，與城市的商品經濟發展也密不可分。大量的農村人口涌入城市，說明城市經濟的發展能夠為他們提供謀生的機會。農村人口脫離土地和農業生產，涌入城市，這種現象在全國已經很普遍了，隨著城市坊市制度的打破，城市里增添了許多的固定商業店鋪，農民在商品貨幣經濟帶來的利潤的刺激下，棄農經商。許多沿街叫賣的小商販正是是這些農民，他們大部分是從事工商服務業。
城市人口的增多，工商業從業者也隨之增多。城市居民的成分發生了很大改變。如宋代的以政治、軍事功能為主的政治和綜合城市，主要居民為官吏、士人、地主和軍隊，工商業人口只占少數。但隨著宋朝城市坊市制度的打破，城市中固定的工商業店鋪的增多，以及大量農民在商品貨幣經濟的刺激下涌入城市，棄弄從商。于是，以工商為業職業的城市居民成分逐漸增多。宋政府不得不將城市中的非農業人口定為坊敦戶而單獨列為戶籍。工商業從業者構成了坊敦戶的主體，農村人口涌入城市也大大增加了坊敦戶的人口。坊敦戶的出現是宋代城市城市面貌的一個重要體現，也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志。
3、城市娛樂生活豐富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村人口的涌入，城市的文化也受到沖擊，呈多元性、豐富性發展。人們的思想意識發生了重大改變。宋代社會是比較開放的和具有活力的，追求實際，逐利求富的價值觀逐漸形成。尤其是商品意識在宋代城市社會中逐漸滋長，并滲入到社會的各個階層。宋人首先打破了傳統的“重農抑商”的價值觀。商人的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官吏經商的現象也很普遍，如開國名相趙普,官高位重,仍“營邸店,奪民利”，石守信、石保去父子更是“專務聚斂,積財巨萬”。甚至連民間百姓也紛紛卷人經商的浪潮中來。宋代的官僚、農民、士人經營商業，反映了商品經濟給社會帶來的變化。
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城市的繁榮。新興的市民階層對休閑娛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各種娛樂場所呈現出興榮的趨勢。瓦子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逐漸發展起來的有了場所。瓦舍，據宋人解釋：“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于何時，但在京師時，甚為士庶放蕩不羈之所，亦為子弟流連破壞之地。”此種瓦舍，主要是娛樂場所。自北宋中期,瓦子已相當盛行, 汴京城內有50多家瓦子。以極其豐富的曲藝說唱雜技等表演為內容，可謂百戲雜陳,伎藝繁多。市民們可在瓦子中盡情地觀賞和娛樂。《東京夢錄華》記載，崇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就有小唱、嘌唱、傀儡、般雜劇、小說、講史、散樂、影戲、弄蟲蟻、諸宮調、說諢話、商謎、叫果子等內容，史稱當時是“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
茶坊也是系娛樂、消遣之地。茶文化也迅速發展起來了。茶坊遍布全城，為市民的休閑娛樂生活提供了場所。宋代茶坊的興盛不僅體現在數量之多，而且種類也繁多，如“人情茶坊”、“水茶坊”等。宋代大茶坊還張掛名人書畫，悠閑飲茶，開設娛樂活動。紹興年間，茶坊用鼓樂吹梅花酒曲，用旋杓論“角”出售，如汴梁酒肆中論量計價。
綜上所述，宋代城市文化呈現商品化、平民化、娛樂性的特點，這一現象背后隱藏著深刻的經濟原因，就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商品經濟的繁榮為城市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從各個方面影響著城市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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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設計市場學 人類設計發展 市場需求 歷史源流
“設計市場學”是設計、藝術類學科與經濟、市場類學科相融合的一門新興交叉學科。面對當前國內設計教育與市場發展愈來愈明顯的脫節現象，亟需進行“設計市場學”學科建設及其基礎理論與方法、原理的研究。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探索設計與市場的關系，可梳理“設計市場學”的發展軌跡，辨析其內在規律與原理，對“設計市場學”學科體系的構建具有重要的基礎性意義。
設計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產物，更確切的說，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需求”促進了設計的產生與發展。隨著商品經濟的出現，人類社會的生存與發展需求逐步通過市場體現出來，這就是市場需求產生的根源。因此，市場對設計的推動作用是隨著商品經濟的出現而出現；隨著市場的發展及其范疇的擴大，市場對設計的發展產生的推動作用也愈來愈明顯。
根據人類歷史的經濟發展程度，人類設計活動的發展歷程可初步劃分為四個階段：原始萌芽設計階段、手工藝設計階段、工業化設計階段、信息化設計階段。在這四個發展階段中，市場的推動作用無處不在，以商品經濟發展及市場需求為線索，可以更加明顯的發現“市場之手”對設計發展的推動性作用。
追溯人類歷史，在原始社會后期，逐步產生了少量以物易物的現象。隨著第一次社會大分工的發生，物物交換得到初步發展，商品經濟開始萌芽，生產力得到大幅提升。人們開始掌握礦石冶煉和金屬加工，帶有設計意識的造物活動也隨著金屬加工的發展得到了初步發展。原始社會末期，隨著第二次社會大分工的發生，商品交換的范圍繼續擴大。金銀等貴金屬逐步成為貨幣商品。并且出現了直接以交換為目的的商品生產——商品經濟產生了。人類的設計活動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在原始社會瓦解，奴隸制社會形成時期，隨著第三次社會大分工，專門從事商品交換的商人階級出現了。商品買賣時間大幅縮短，商品銷路擴大，進一步推動了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發展——商品經濟初具雛形。市場是商品經濟產生和發展的基礎。隨著交換的產生與不斷發展，商品市場逐步形成。商品只有拿到市場上交換才能實現其交換價值，設計與市場逐漸產生了聯系，實用而美觀的器物在商品交換中處于優勢。于是促使造物者開始在功能與形式上對器物進行改良與創新，市場銷路開始成為影響和推動設計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市場的潛在需求推動了設計的發展。
一、原始萌芽設計階段——為生存需求而設計，開創了設計歷史
在遠古時代，人類生存環境極為嚴酷。人類最早的設計就是在受到自然威脅的情況下，為保護生命安全、滿足生存要求而出現的。早期設計與造物活動的代表性器物（如狩獵工具、防護武器、遮體衣物、洞穴掩體等）大多是為了抵御野獸襲擊和惡劣的自然環境。在生產力極為底下的條件下，正是生存的迫切愿望和需求催生出“生存式”設計。
人類最初只會用天然石塊或棍棒作為工具。以后漸漸學會了挑選石塊、打制石器，作為敲、砸、刮、割的工具。人類早期使用的石器一般通過打制成型，較為粗糙，該時期被稱為“舊石器時代”。它們已體現了一定程度的標準化，每種類型都適于其特定的工作，這本身即體現出了“設計意識”，人類的設計文明在這時萌發了。
在“新石器時代”，人類在進一步改進了石器的制作：選擇石頭并打制成石斧、石刀、石鏟、石鑿等工具；然后磨光，使其工整鋒利；還鉆孔裝柄或穿繩。從而大大提高了石器的使用價值。另外，經過磨制的精致石器具有一定的形式美感，體現出制作者對于形態的控制能力。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石器并非為觀賞而生產出來的，而是為了滿足生產生活的實際需要而產生的。而且在使用過程中，工具本身被證明是有效的。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功能與形式相統一的主觀設計意識。同時，設計的標準化程度進一步加強。例如：用作武器的石器的基本形狀大致相同，但有不同的尺寸系列。小的是箭頭，較大的則被用作標槍頭，這些武器都是根據獵物的不同種類而設計的。另外，原始社會的人們在制作石器時，在石材選料上十分注意硬度、形狀、紋理的選擇，以符合不同的使用和加工要求。如石刀呈片狀，所以多選用片頁巖以便于剝離——這同樣體現出了初步的設計意識。
按照達爾文適者生存的理論，人類作為自然物種之一，其生存取決于適應自然環境的能力。這種“適應”必然包括了設計制造有效工具來保護自己、提高生存水平的能力。在危急條件下，正是生存的愿望和需求催生出生存式的設計。而且，這種生存式設計的質量往往可以決定設計者的生與死。如果設計失誤，后果有可能是致命的。因此，設計中的失誤會迅速得到糾正，從而取得了很多成功的設計。經過無數次反復修改的設計過程，早期人類的設計在當時人們的物質條件下達到了較高的水平。最有說服力的事實體現在：很多石器時代的器物造型與功能被沿用數千年，至今仍然保持著很多初始的特征，如刀、鏟、斧、鋤等。
雖然在遠古時期尚沒有產生市場，但觸發設計的萌芽是人類的生存需求。因此可以說設計一開始就同需求緊密聯系在一起，這也成為設計市場學研究的重要線索之一。
二、手工藝設計階段——為手工業生產需求而設計，締造了設計文化
手工藝設計階段由原始社會后期開始，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一直延續到工業革命前。在數千年漫長的發展歷程中，人類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手工藝設計文明。各地區、各民族都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設計傳統。在手工藝設計階段，市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對設計的影響仍處在較為宏觀的層面。根據商品生產規模及社會經濟、文化、地域特征的不同，不同程度的體現在工藝設計風格上。
中國古代社會受專制中央集權政府的制約，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地主沒有掌控行政權、司法權。因此小農與封建地主之間的人身依附關系相對松弛；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相對比較開放；地主、小農都與市場有一定程度的聯系。君主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使中國長期處于大一統的局面。比較有利于商品的流通，促進了市場的繁榮。秦漢時代，中國商品經濟市場尚處于萌芽期。這一時期的手工藝品更多的體現了漢民族本身的文化特色，其風格質樸大氣。到盛唐之時，由于與其他地域或國家市場交流頻繁，市場化程度有所發展。手工藝品設計受其影響，逐步體現出中外藝術與審美趣味的融合——自由奔放，甚至頗有“胡氣”。到清朝時期，相對封閉的市場成熟安定。人們注重享受，追求奢靡的風格。這一時期的工藝品精雕細琢，花樣繁雜，極盡裝飾之能，忽略了功能上的要求。從設計的角度分析往往是形式大于功能，審美水平也不是太高。總體來說，由于市場化程度不高，中國的手工藝設計更多的體現出政治、文化特色，處于循環式遞進上升的態勢，產生了大量的藝術精品。
埃及處在一個地理位置相對封閉而又高度集權的君主專制國家。這種市場環境與古代中國類似，其手工藝設計的發展也和中國有異曲同工之處。特別是種類齊全的古埃及家具很富有特色。有不少是折疊式或可拆卸式的，為后世家具的設計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古希臘和古羅馬是古代著名的海洋民族。它們借助地中海這個海上走廊，大力開展商業貿易活動。這種外向型擴張的市場環境使其手工藝呈現出浪漫主義氣質。后來羅馬取代希臘成為西方文化和經濟的中心，其設計風格更加宏大、壯美。
西方步入中世紀后，封建領主掌控著行政權、司法權，對農奴實行超經濟的強制。各莊園自成一體，形成了封閉的生產與消費體系。市場發展進入冰凍期，除了宗教意味極濃的哥特式風格，這一時期的工藝設計也乏善可陳。
16世紀末風靡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帶來了科學與藝術革命。西歐資本主義從14世紀在意大利開始興起，15世紀后遍及各地。由于社會勞動分工促進了生產技術的革新，商品生產和商業日趨興旺。城市新興的資產階級要求在意識形態領域開展反對教會的斗爭，因此形成了為資本主義建立制造輿論的“文藝復興運動”。在商品經濟大發展的刺激下，文藝復興時代的設計風格——反中世紀的刻板僵化。追求具有人情味的曲線和優美的層次，顯示出更大的自由度。曲線被廣泛的應用，家具的起伏層次更加明顯，呈現出使人親近的感情。
17世紀時文藝復興運動衰落，但商品經濟繼續孕育發展。歐洲設計也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史稱浪漫時期。該時期的設計風格主要是巴洛克式和洛可可式。巴洛克式風格突破了古典藝術的常態。它一反文藝復興時代藝術的莊嚴、含蓄、均衡，而追求豪華、浮夸和矯揉做作的表面效果。洛可可風格是從東方藝術中獲得靈感而發展起來——輕巧、纖細，繁瑣而華麗；注重細節的精雕細琢；體現出一定程度上的創新。浪漫時期由于市場化程度大大加強，商品經濟快速發展，人們耽于享樂。該時期的設計也體現出奢侈靡費之風。圖1.1-6提現出了洛可可家具與東方傳統藝術的對比與聯系。
總體來看，手工藝設計階段的設計是為了滿足手工業生產發展的需求而設計。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仍然有限，因此該時期的設計具有極強的地域化特征。更多的體現出文化藝術氣質，但也為以后的設計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和豐富的創意源泉。
三、工業化設計階段——為機器生產需求而設計，開辟了現代設計
工業革命把人類社會帶入了工業化時代。現代化的機器設備成為高效的規模化生產工具，大大提高了商品的生產率，直接促使商品交換的進一步擴大。隨著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生產的社會化，市場在商品經濟中的地位進一步提高——逐步形成了市場經濟。隨著市場經濟的極大繁榮，市場發展迅猛，迅速超越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成為推動設計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使設計的發展掀開了歷史性的新篇章。
工業革命使大規模工業化生產成為可能，并引發了城市化進程。為滿足對原材料和銷售市場的需求，歐美國家相繼在海外大規模開拓殖民地，客觀上推動了世界市場的形成。工業革命以機器生產和現代大工業逐步代替了工場手工業。使持續上千年的農業經濟體制轉變成為以工業與城市為主體的工商業經濟體制。新式工業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認為：工業生產什么，就能賣出什么。集中精力于專業分工、技術改革、擴大生產規模、降低生產成本——以求獲得更高的利潤。這種經營思想被稱為“生產觀念”。在其影響下，生產商只關注產品功能，對產品的審美需求考慮不足。其設計體現為典型的功能大于形式。這是由于當時的市場是賣方市場，產品易于銷售，因此生產者更加關注生產成本與產量。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市場競爭日益激烈，設計逐漸成了一種重要促銷方式。但生產商們只是將裝飾圖案生搬硬套的印制在產品上。準確的說，這屬于產品涂裝設計，而不是產品設計。1851年的巴黎水晶宮的很多展品體現出這一特色。正是在這種功能與形式分離的設計背景下，拉斯金和莫里斯倡導了工藝美術運動：強調手工藝，反對機械化生產，崇尚自然主義和東方藝術。從而開創了新的設計風格。但把復興手工藝的思路，不符合設計發展規律。于是，19世紀末，新藝術運動在法國展開并傳播到其他國家。該運動追求創新設計的美感，追求繪畫裝飾效果及線的表現力。主張用從自然中抽象出來的形式代替程式化的古典裝飾，完全放棄傳統形式的借鑒——為現代工業設計的興起開辟了道路。
1900年以來，隨著時展，新產品不斷涌現。傳統的概念與形式已無法適應新的功能要求。而新的技術和材料則為實現新功能提供了可能性。與此同時，以頌揚機器及其功能與美學的未來主義、風格派和構成派等現代設計流派興起。機器美學風靡這個時代。格羅皮烏斯和柯布西埃等人為探索現代設計發展方向，在1919年創立了“包豪斯”設計學院，標志著現代設計的開端。
包豪斯強調功能性，擯棄裝飾性圖案，其設計具有理性化的簡潔、現代的特征。但它忽視了人們使用產品的心理層面需求。當市場發展到一定程度，功能性產品達到了飽和度，人們不再滿足于使用缺乏人情味與生命力的產品。在此之后，工業設計開始注重功能與形式的統一；情感化設計開始出現；各種充滿生命力的設計風格和流派開始形成。
縱觀工業化設計階段的設計：在全球化的超大市場背景下，受限于機器大生產的產品量化特征，產品設計往往注重功能性，形態盡量簡潔以便批量生產——可以說是為滿足機器生產需求而設計，而缺乏對人的關注。在工業化初期階段，這種設計由于市場廣闊，尚沒有顯露其弊端。隨著市場的飽和，競爭加劇，僅能滿足功能需求的設計已無法滿足市場需要。設計逐步趨于能夠深入滿足人的內在需求。除實用功能外，還要滿足審美、品牌認同等多種心理需求。綜上可知，正是市場環境和市場需求的變化推動著設計不斷發展，更好的滿足著人們生產與生活需要。
四、信息化設計階段——為人性化需求而設計，進化為多元復合設計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計算機的快速普及及因特網的迅猛發展，人類進入了信息爆炸的新時代。信息化的出現更加速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特別是步入21世紀以來，信息化和經濟全球化成為當今世界兩大不可逆轉的潮流。這種巨大的變化全面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特征，對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均產生了深遠影響。作為人類科學技術與文化藝術融合結晶的工業設計，正在經受這場劇烈變革的沖擊和挑戰，并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
信息技術和因特網絡的發展改變了工業格局：信息產業迅速崛起，開始取代鋼鐵、汽車、石油化工、機械等傳統產業，成為知識經濟時代的生力軍。在此背景下，工業設計更加趨向于為高新技術產品提供服務。正是設計把高新技術轉化為人性化商品，并產生了許多經典案例。美國蘋果電腦公司在這方面具有代表性，如圖1-8為蘋果公司生產的iMac電腦。其前期產品采用半透明塑料機殼，造型雅致而又略帶童趣，色彩則采用誘人的糖果色。完全打破了先前個人電腦嚴謹的造型和乳白色調的傳統。高技術、高情趣特征得到了完美體現。
隨著人類由以機械化、電氣化為特征的工業社會走向以信息化、網絡化為特色的“后工業化社會”。工業設計范疇也大大擴展：由先前主要是為制造型的工業企業服務，擴大到為金融保險、商貿旅游、影視娛樂等第三產業服務；由具體的產品設計擴展到產品譜系、品牌戰略、企業形象等方面；由有形產品的設計擴展到“交互設計”、“體驗設計”、“形象設計”、“非物質設計”等無形產品的設計——工業設計逐漸擴展為內涵豐富的全方位現代“多元復合式設計”概念。
隨著現代市場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知識經濟社會的到來。設計創新形態正在發生嬗變——設計逐步由專業設計師的工作向更廣泛的用戶參與演變。以用戶為中心的、用戶參與式的創新設計方法日益受到關注。以用戶體驗為核心，以協同式創新、開放式創新、融合式創新為特點的用戶參與設計的創新模式正在逐步形成。體現出在當今信息化社會，在市場競爭的白熱化狀態下，設計為滿足更深層次的人性化復合需求的特點。這更說明了經濟與市場對設計的內在推動力。另外，文化藝術與人性化是現代設計的重要創意源泉——設計把文化、藝術、科學、技術等多方面因素進行整合。并且以人性化為切入點，通過市場的作用，越來越強烈的改變著人類的生活。
一、欠發達地區劃分的理論
欠發達地區,是指那些有一定經濟實力和潛力但與發達地區還有一定差距,生產力發展不平衡,科技水平還不發達的區域,如我國的中、西部地區。改革開放以來,欠發達地區與發達地區之間經濟發展上的差距有不斷加大的趨勢。
欠發達地區就是指由于某些因素使得發展較為緩慢的區域。欠發達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因此判定發達與欠發達的條件也在不斷地完善。世界銀行依據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指標對世界上的國家進行劃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用人類發展指數評估某個時期各國和地區的發展程度,歐共體認為,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比重高的地區就是欠發達地區,法蘭克福學派認為不發達(或欠發達)主要是指社會制度的落后以及由此帶來的對社會發展、社會進步的束縛。
國內學者對中國欠發達地區的劃分也有大量的研究,大致來說,這些研究劃分區域發展水平的常見方法有:地理劃分法,“七五”計劃將全國經濟地帶確定劃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帶;考慮生態、地理位置的劃分法;綜合劃分法,王雷等用經濟發展等21個指標來對國內各地區的發達程度進行聚類分析,進而對中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發展程度進行劃分。
二、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的關系
（一）經濟發展決定金融
這種決定性的作用主要表現在:（1）在商品經濟中,金融是一種產業,其發展是隨著在商品經濟的發展而進行的。從原理我們可以看出,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信用才不斷的完善起來的。為交換而生產的勞動產品或為交換而提供的勞動服務只有在以交換為基本關系的商品經濟中存在,此時各自平等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等價交換的原則才需要貨幣這種一般等價物來體現,才出現解決交換中價值盈余和赤字部門之間的調劑、債券債務關系的頻繁變換等困難的貨幣信用的各種形式和工具,才形成銀行等各類專業經營貨幣信用業務的金融機構,才有必要為了協調解決全社會商品交換的價值總量平衡問題來建立宏觀金融管理機構,因此,交換關系隨著商品經濟越發展而越復雜的,如果脫離了商品經濟,金融就沒有任何作用了;（2）在商品經濟中,發展階段不同,金融需求也就不同,金融發展條件也不同,由此使得金融發展的結構、階段和規模也就決定了。
首先,就結構而言,經濟發展的結構對金融有著決定性的影響,金融結構有宏觀經濟的部門結構決定,這是其主要的表現。其次,就規模而言,經濟規模決定了金融規模。當期的商品可供量制約著一定時期的貨幣供給量,經濟發展的規模和當期信用總量或金融總量的多少成正比,這主要是因為貨幣需求量是貨幣供給兩的依據,而社會總供給又是由貨幣需求量決定。經濟發展的階段決定著金融發展的階段。金融的規模和水平由經濟的規模和水平決定,那么金融的增長和發展速度也必然由經濟增長和發展速度決定。當然,由于資金的高度流動性以及在時間差和空間差上資金的調節性,因此,金融活動也具有相對獨立性。從根本上講,經濟活動質量決定著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的金融生態狀況。金融業的發展,首先與其所面臨的經濟環境和經濟條件是不能相分離的,金融業發展受這些經濟環境和條件的直接影響,同時使得相應的需求也產生了。如果這些影響和要求在金融業發展中得不到順應的話,金融資源就會出現錯配情況,進而金融風險也就不斷增大,例如,有大量的不良資產等的形成。
（二）金融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
在利率完全市場化下,資金供求均衡的價格R0由利率充分反映出來,此時能夠自動均衡的實現按照價格機制資金的供給與需求就能夠進行。在一個完全競爭、有效的資金市場中,高效生產部門是資金的主要流向,生產達到怕累托最優,因而可以判斷經濟是有效的。市場對資金的供需之間具有缺口,也就是說,市場對資金的需求要比資金的實際供給大。資金供求存在較大的缺口主要是由于利率管制、國企存在預算軟約束以及委托問題以及非國有經濟的高風險高收益特點所致。因此,銀行信貸資金在很大程度上要通過銀行中介來配置資金,而不是依靠利率價格機制來實現資金的供需均衡,從而對各企業之間的分配比例進行資金調節。金融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交易成本和便利交換由于貨幣的運用降低了。提高生產力的首要因素就是勞動分工。發明機器或者生產方式的先進度由專業化程度來決定。物物交換中因需求和時間的雙重巧合的困難而存在的用于評估商品品質、掌握商品信息的單位交易成本由于貨幣的產生大大降低了,并且也使得交換也變得更為,從而提高了專業化程度。隨著經濟貨幣化程度的提高,而信息成本和單位交易成本卻下降,這一現象更加明顯。
以“金融業增加值”、“量性擴張”的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在經濟增長發展到一定階段已經變得讓人難以把握且具有一定的懷疑性。首先，經濟增長的效果不一定會隨著主動地增加“金融業增加值”的規模而得到促進作用，除非整個經濟系統處在資金高度緊缺的狀態中。其次，主動性地增加“金融業增加值”規模的金融政策，其實質往往是與金融發展的“需求跟隨”性質逆向操作，其結果總是，資金對于經濟運行和增長邊際效用的降低和產業部門資金利用效率的降低。從長遠發展來看，“金融業增加值”規模的擴張必然會受到損害。在新的形勢下，“質性擴張”必然是“金融業增加值”的規模擴張的要走的道路。的核心就是以增加金融對于產業過程滲透程度的金融深度為追求目標，通過金融中介體系的升級，切實提高金融對于產業過程資金需求的滿足程度和服務水平；“質性擴張”的結果是“金融業增加值”的規模擴張，最終會由于經濟體系總產出規模的增長而水到渠成。
三、新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的實證分析
本文對于新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管理的分析主要通過存款余額增長率、現今凈投放增長率、貸款余額增長率、保險賠款支出增長率等這幾個金融指標來進行的,并且采用統計軟件spass16.0來進行數據的分析。
（一）回歸分析
1、處理后的數據
GDP增長率用Y表示;存款余額增長率用X1表示;貸款余額增長率用X2表示;現金凈投放增長率用X3表示;保險賠款支出增長率用X4來表示;其中所有的X都為自變量;Y為因變量。根據《新疆統計年鑒》得出以下數據。
2、輸出結果
欠發達地區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
3、輸出方程
括號中為T值,在1%顯著性水平顯著用來表示;在5%顯著性水平顯著用表示,在10%顯著性水平顯著用表示。回歸方程結果如下:
由結果可以看出,模型F值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證明模型總體是顯著的。調整的R2=0.91,證明模型的擬合優度較好,且模型中的系數均顯著。
（二）相關及正態性檢驗
1、獨立性QQ統計量檢驗
由上表可以看出殘差不存在自相關和偏自相關。
2、正態性檢驗
從上圖可以得到JB=0.682627對應的P值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絕樣本是來自正態總體的原假設。偏度約為-0.6054;峰度約為3.415。從JB統計量和偏度和峰度的值可以看出模型通過正態性檢驗,同時模型不存在序列相關。
(三)回歸結果
從回歸模型可以看出,當存款余額增長率每增加1%時,GDP增長率的差分平均增加1.26%;當貸款余額增長率每增加1%時,GDP增長率的差分平均降低0.013%;當現金凈投放增長率每增加1%,GDP增長率的差分平均降低0.0011%;當保險賠款支出增長率每增加1%,GDP增長率的差分平均降低0.56%。
(四)結論
從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對于新疆地區經濟增長,金融發展并沒有起到相應的促進作用。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有效積累資本在該地區金融發展中難以實現;（2）投資經濟的投資效率在該地區中比較低。新疆金融發展難以實現有效積累資本主要是因為金融結構低級化、低水平積累惡性循環效應以及統一的貨幣政策造成的事實上的不平等;而投資環境惡劣、所有制結構中的國有經濟比重過高、產業結構層次低則正是新疆投資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
四、新疆金融發展促進其經濟發展的對策
（一）完善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
設立專門支持落后地區經濟發展的政策性金融機構,這是發達國家開發欠發達地區的成功經驗。對于我國而言,應該對于新疆政策性金融機構和商業銀行的職能給予正確合理的定位,并且還要對其業務范圍進行界定,使二者業務互相補充,從而共同為新疆金融支持體系的基本框架進行構筑。在西部大開發中,為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需要以及產業結構調整政策的需要進行服務是政策性金融的主要目的,貸款對象重點支持那些不能得到商業性金融支持的但又符合國家產業政策方向的資金需求。在職能和業務范圍方面,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是完全不同的,政策性銀行的運作規則還是與商業性銀行是一樣的,信貸支持那些符合安全性、效益性和流動性的項目。總而言之,完全服務于政策性需要是西部政策性金融機構的主要方向,并且還要對最低盈利性目標的政策性銀行要得以滿足。
（二）積極發展銀企關系,建立銀企合作與共生機制
在欠發達地區,企業承貸能力不足,是其融資難的首要原因。它們的普遍特點是企業規模小,設備落后,技術含量低,承貸能力低。多數企業沒有正規的財務報表,部分企業為騙取銀行信用,向金融機構提供虛假的財務報表,鉤稽關系不正確,銷售收入、營業利潤及稅金等重要指標同稅務部門數據相距甚遠,金融機構難以對其授信評級。企業與金融機構是密切相關的,二者是相互支持的。由于政策性資金的來源是有限的,因此,商業銀行仍是新疆企業的融資渠道。新疆必須發揮自己的特色和優勢,積極發展銀企關系,從而吸引商業銀行的資金投放。另外,各級政府要理清發展思路和發展重點,社會資金投放采用產業政策對其進行引導。組織開展好各種形式的銀企對接活動,從而使得金融和產業協調發展進一步加快了。優化新疆金融生態環境建設。
新疆雖然在改革開放以來其金融環境發生了較大的改變,但是它屬于欠發達地區,其和我國的發達地區相比差距還是很大。由于新疆非公有制企業信用等級偏低,且銀行內部貸款責任制比較嚴格,而且銀行與企業缺乏有效的溝通,從而使得非公企業貸款較困難,因此,必須對金融生態環境進行盡快的改善。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有助于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從而能夠使金融風險有所降低。事實上,對金融環境進行改善是需要政府、企業、金融機構以及社會共同努力來實現的。
對于金融業發展,政府應該增加相應的政策舉措。在政府共工作考核目標中也把金融生態環境建設放進去,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服務進行改進,要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發揮產業集群優勢。金融機構應對貸款結構進行進一步的調整,貸款投向進一步得到優化,提供有力的信貸對新疆經濟發展進行支持,做好信貸的有效調節就是最好的信貸支持。
1979年以后，隨著家庭聯產承包制確立，塑造了農戶作為商品生產的財產主體和決策主體的地位。同時，國家對農副產品的購銷政策進行了調整，先后幾次大幅度提高了糧、棉、油收購價格，并逐步放開了其它農副產品價格。生產主體的轉移和農產品的購價的提高，一方面農村生產力大幅度提高，增加了農民的經營收益。開放了農產品流通，形成了一種合理配置農業資源和調節農產品供求的市場機制。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轉向農村其它行業，促進了農村產業結夕構多層次、多樣化形成和分工分業的發展;另一方面，由于分散的農戶經濟基礎薄弱，加之我國市場體系和運行機制不完善，農戶無法承擔市場波動的風險，迫切需要強大的經濟組織引導他們進行商品生產，使小生產與大市場和社會化大生產聯結起來，為他們提供市場信息、技術、生產資料和農產品的銷售等服務，或者說為了大幅度節省交易費用，抵御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單體農戶不得不借助中介組織實現自身的利益。農村商品經濟越高度發展，對中介服務組織要求愈強烈，他們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實際上是對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呼喚。
以滿足溫飽為中心的經濟發展階段躍遷到新的成長階段，產業鏈條延長，社薈消費、技術、資源組合可能性空間徒然增大了，正確選擇合適的資源配置方式重建經濟新秩序成為經濟.組織能否適應新環境的決定性條件。新的發展模式必須以提高組織系統的組織程度來衡量，要求在“無組織”混亂狀態中產生高級化組織，后者能夠不斷攝取足夠的環境信息增加自身的有序度和準確選擇合適的資源配置方式，社會化服務體系為農村組織程度的提高和創新打開了一個突破口。緊緊圍繞社會化服務體系，大力促進反映組織創新的自組織發展過程，已是農村經濟深化改革使然。
二、現階段農村社會化服務中存在缺陷與矛盾
伴隨著農村改革，體制轉換中產生的摩擦逐步在社會化服務中暴露出來。
(一)家庭聯產承包制與社會化服務滯后的矛盾，1985年我國農業生產開始徘徊，家庭聯產承包制解放生產力到了一個極限，家庭生產需要的社會化服務沒有同步進行，嚴重滯后。具體表現:(l)服務組織斷層。農村社會化服務形成。
(二)多渠道經營與服務組織主體成長緩慢的矛盾
改革使農村商品流通由供銷社獨家經營的壟斷局面被打破，代之的以多條流通渠道、多種經濟形式和經營方式的競爭局面。而供銷社組織結構轉換、所有制轉換和行為機制轉換均在原組織框架中進行。供銷社改革是從全行業所有制轉換入手的，行為機制轉換表現為退出政府系列，辦成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把企業推向市場，組織結構只由上下級隸屬關系改為聯合關系。這種形式變化，并沒有真正塑造供銷社主體自主經營地位，與農村商品經濟發展極不相稱，主體發育遲緩。另一方面，農業科技、水利、氣象等專業經濟技術部門仍在行政組織框架中運行。沒有適應農村商品經濟發展作出相應的組織結構轉換、所有制轉換和行為機制轉換，即使這些部門出現了新的生長點，但都是處于不聲不息而不是合法地位，造成其主體成長嚴重遲緩。
(三)市場機制引入與農村社會化服務組織落后矛盾
糧棉實行國家定購的產品流通不暢.價格低落，已放開的農副產品流通秩序混亂，市場超常震蕩;低級的服務組織大量涌入，農業產業結構不合理又加劇了這種趨向;低水平的過度競介護!競爭有效性不足同時并存;而且服務組織產權不明晰，企業自我約束能力不強，經濟在偏娥緊的狀態下運行，又導致企業行為不合理，如農用生資價格大幅度上漲。凡此種種都暴露社會化服務組織落后和交易工具的缺陷。
三、按照社會化服務體系模式創新農村經濟組織的思路
(一)建立社會化服務組織法規
包括資格審查和統一規則。使一些行政公司和不具備經營資格的企業、個人無法進入服務體系，同時保持公平競爭的環境。防止壟斷和渠道單一，保證競爭;防止低水平的過度競爭，制定進入服務體系的組織最低資產、人才、商譽等條件;鼓勵農產品深加工、出口外銷和橫向經濟聯合政策;取消差別對待，實行一律平等的原則，統一經營公開申報制度，每一個企業都將交易狀況、財務狀況向管理部門匯報，嚴禁倒買倒賣、層層加價，采取多渠道、少環節政策。
(二)改造縣、鄉、村三級服務組織，實現組織創新和職能轉換的統一。
社會化服務體系從縱向看包括縣、鄉、村三個層次的服務，基于完善“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和針對現階段服務組織存在問題，必須強化村級、重點放在鄉級、改革縣級。
1.縣級所有專業經濟技術部門撤局(委)改造為公司，其管理職能統籌到縣級綜合經濟管理部門，事業費逐年遞減，以至限期結束不撥經費。公司的職能是經濟職能‘辦成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和自我約束的經濟實體;縣級各公司之間隨著經濟聯系加強，商品經濟發展優勝劣汰，組建混合型服務集團。
2.鄉級各業務服務站組織上由虛到實，經營實力上由弱變強，成為與縣公司經濟上密切相關的協作企業:鄉業務服務站以全方位的科技、物資、金融等投入的集團承包為紐帶與鄉供銷、商業、物資、外貿、金融等行業組建混合型服務集團;轉換基層社職能，推進按經濟區建社，向股份合作方向轉換。使鄉級服務組織成為村級服務組織運轉的中軸。
3.建立村級綜合服務站，發展專業合作社，密切與農民關系。村級綜合服務站可愁原來“雙代店’氣基礎上改造和調整、，將基層社的一些基本職能沉淀到村級，使之成為基層社的基礎和為農民生產、生活服務的前沿陣地;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使其成為社區合作經濟職能虛化后“統一經營”職能的新載體，并創造條件使專業合作社向貿工農一體化，產供銷一體方向發展。
(三)加強橫向聯合和滲透，強化服務功能
社會化服務體系從橫斷層上分析，是各服務組織的關系向題，可能采取的組織關系如下:
1.一貫型;圍繞某項產品的產前、產中、產后的各個環節建立服務體系，使該項產品生產過程叔流通過程完全處于某種經濟組織服務系列中。該形式多出現在商品經濟較發達地區，該種組織有較強服務實力，有正確決策和協調的外部關系。
2.依托型。通過某種組織的紐帶作用，把農村各種形式的服務組織結成一個服務整體，互為依托、互相協作。依托型和一貫型相比是一種比較松散型的聯合。其中該種服務組織一方面起骨干作用，另一方面協調好各種組織關系，揚長避短，分工合作，發揮群體優勢。通過劃分經營范圍、確立經營規則，避免了服務的低水平競爭。
3.參與型。某種組織通過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參與到農民自辦的專業合作社中去，借這種組織形式提供服務。這樣有利于專業合作社建立公共積累資金，控制純收入巾用于股金分配的比例，使之規范化，確保專業合作社健康發展。
(四)農村經濟組織自身的深化改革
1.明晰所有權，強化經營權。首先，用產權關系界定服務組織的財產歸屬，通過清產核資，折股為三部分，社員股、職工股和企業股，但確保企業股不低于70%。社員和職工的年底分紅，股息和社員的利潤返還部分可以繼續投股(新吸收的現金股可以除外)，以確保其經濟實力和對社員的吸引力。其次，把理事會和董事會分設的管理體制改為社務委員會統籌，委員均不脫產，一粵以上來自社員或社員社，實行社務委員會領導下的主任負責制，主任對企業的日常經營、勞動用工、工資分配、產品定價等享有充分的經營決策權。
關鍵詞： 縣域； 可持續發展規劃； 類型； 發展策略
中圖分類號： F291.4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9-055X（2013）03-0042-07
一、 引言
區域可持續發展規劃是以可持續發展的長遠視角出發， 對一定時期內的區域發展的整體謀劃與綜合部署， 既要體現宏觀的戰略視野， 又要反映現實的可操作性需求。[1]國內外區域規劃主要集中在宏、 中觀的層面， 而微觀層面的區域規劃常是薄弱環節， 規劃的“缺位”問題比較突出， 致使一些宏觀和中觀區域的發展戰略與政策措施執行效果不佳。[2-3]
縣域作為微觀地理區域， 是我國古老而穩定的相對完整的基本地域單元和基層政治經濟實體， 是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層次， 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和區域城鄉協調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4-6]從空間層次上看， 縣域雖屬微觀區域， 但卻具有中宏觀區域所擁有的區域要素， 也是城市與鄉村的結合部； 對于行政層次而言， 縣級行政區是基層政治實體， 是宏觀管理與微觀管理之間的結合部， 也是空間開發實踐矛盾與沖突的集中地域單元。
由于我國縣級行政單元普遍存在規劃、 管理手段相對缺乏的狀況， 縣域空間的無序發展與生態環境惡化已成為普遍問題。因此， 科學編制和實施縣域可持續發展規劃對于實現城鄉協調統籌， 強化縣域空間的有序和集約發展， 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不僅會起到承上啟下、 聯接城鄉的作用， 而且符合國情， 在我國具有很強的應用價值。[2]
在我國， 不同縣域的地理條件、 自然秉賦、 經濟水平、 產業結構等千差萬別。我國共有2000多個縣（或縣級行政區）， 縣的平均面積約三千平方公里。人口稀少的西部， 縣的面積一般較大。人煙稠密的東部， 縣的面積約一千平方公里。縣的平均人口約為四十五萬， 差異很大。[7]由于不同類型的縣域， 其人地關系會有不同的特點， 也存在不同的矛盾和問題， 即使在同一個縣域內， 也存在明顯的地域差異性和發展的非均衡性。同時， 在縣域發展的不同時期與階段， 其發展思路與目標也明顯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從現有文獻來看， 對縣域規劃的探討主要集中在兩個層面： 其一是從規劃實踐剖析具體的縣域發展目標方向與路徑； [8-12]其二是從縣域規劃體系的完善和改革中探討縣域規劃如何促進縣域發展。[3， 6， 13-14]鮮見對縣域發展規劃進行持續性和系統性的研究， 陳烈等（2011）在長期理論聯系實踐的基礎上， 系統地梳理了縣域可持續發展規劃的主要內容、 基本特點與規劃方法等。[15]本文在闡釋可持續發展規劃宜注重的基本理念前提下， 歸納并總結了縣域可持續發展規劃的五種基本類型及其特征， 并針對不同的類型提出了相應的發展思路與對策。
二、 縣域可持續發展規劃宜關注的重要議題
縣域可持續發展規劃就是針對各種類型的縣域空間發展問題， 以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提出切合縣域實際的發展思路和調控模式， 制訂空間優化布局方案和相應的發展策略。[15]盡管由于縣域經濟發展條件和資源狀況差異很大， 但發展的路徑實際上并不復雜， 以往“面面俱到、 無所不包”的縣域規劃在實施過程中常常無從下手， [9]因此因地制宜， 認清縣域形勢， 注重縣域面臨的關鍵性問題， 制訂有針對性的發展思路與規劃模式就顯得極為關鍵。
（一）區域著手， 強化分工與協調
縣域發展與相鄰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密切。縣域可持續發展規劃要從大區域發展態勢分析著手， 不僅要根據縣域范圍內的實際情況， 還要充分體現上層次規劃的戰略意圖， 充分兼顧與相鄰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聯系， 特別是在資源整合和合理配置方而， 必須強化與相鄰區域相關規劃之間的銜接協調， 這是保障規劃科學合理的必要條件。[3]
對于我國眾多的縣區， 發展很不平衡， 同一地域內部也存在較大的發展差別， 根據比較優勢理論， 各縣域都有自身的比較優勢， 可運用區域分析方法， 尋求在大區域產業發展中的分工與定位， 做大做強特色產業， 形成專業化的發展特色與優勢。所謂“一縣一特”、 “一鎮一品”， 都強調“特色就是優勢”。每個縣域只有找到自己的特色并發揮比較優勢， 才能在大區域分工與協調中， 發揮主動性和能動性。
（二）歷時分析， 識別發展階段性
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戰略理念和指導思想， 存在于不同類型區域和同一區域的不同發展階段。縣域發展在本質上是一個經濟現象。縣域的繁榮與發展， 首先同經濟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有關。因而， 對于縣域規劃而言， 首先從歷時（即縱向）的比較與分析， 來判斷區域的發展階段性。通常用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階段和發展指數進行綜合判別與認識。因而， 在區分不同類型、 以及不同發展階段的基礎上進行戰略的和政策擬訂。每個發展階段又可細分為亞階段， 如工業化中期可分為中前期和中后期等。不同類型和發展階段可進行綜合判斷。
（三）重點突出， 強調戰略針對性
對于縣區發展而言， 由于眾多問題往往相互交織， 有時可能相互制約， 各部門以及各行業都有自身的發展目標與任務， 但受制于自身的經濟規模與投資限制， 有限的時間與資源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只有重點突出， 才能集中力量解決當前制約縣區發展最緊迫的問題。改變以往規劃中往往面面具到， 針對性不強， 難以根本解決問題的窠臼。要按照重點突出， “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 突出重點任務， 重點領域、 重點空間、 重大工程， 以解決針對性的重大實際問題為基本框架。
（四）空間得體， 科學選擇發展節點
在地域空間上， 區域發展表現為一個由“點”到“線”再到“面”的漸次推進與動態變化的過程。因此， 科學地選擇發展空間是實現縣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和手段。
縣域可持續發展規劃須遵循空間非均衡增長的客觀經濟規律， 在發展空間選擇上， 不宜遍地開花、 同步發展， 而應該選擇一些經濟基礎較好、 發展潛力較大、 增長輻射帶動能力較強的地方作為縣域發展的主要節點加以培育， 要充分利用和發揮主要節點的規模經濟效應、 集聚擴散效應， 要強化和凸現節點的核心地位， 帶動區域的產業集聚、 經濟集聚、 人口集聚， 加快區域的城鎮化進程和整體互動發展。縣域空間發展戰略選擇和經濟發展節點的培育， 是實現縣域經濟發展的有效途徑， 是帶動和協調縣域經濟快速、 有序、 協調、 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和基礎性工作。
（五）制度創新， 注重實施可操作性
以往的縣域規劃往往不注重實施， 可操作性不強。 縣域規劃的編制與實施只有在制度層面上進行創新， 使得縣域發展按照既定的規劃道路行走， 增強規劃實施的可操作性， 才能扭轉以往區域規劃中“墻上掛掛”的宿命。因而， 制度創新對于規劃的實施正日益重要， 對于轉型時期的中國來說更是如此。縣區政府宜在規劃管理、 用地政策、 產業集中、 建設資金、 戶籍制度、 管理體制等方面對其予以傾斜扶持和引導， 加強政府對城鄉發展的導向作用和協調功能。例如， 對人口規模小、 經濟總量小、 區位條件差、 不利于規模發展的城鎮， 可進行撤并； 又如可運用環境容量、 投資門檻和土地利用效益基準等約束手段， 制定符合縣域發展的空間發展指引， 確定土地開發的空間布局與技術經濟指標， 以引導其按照高效的原則， 合理利用土地。
三、 縣域可持續發展規劃的基本類型和特征
（一）縣域可持續發展規劃類型
制約縣域經濟發展的因素多種多樣， 每個縣域應有不同的發展理念和規劃模式。在中國縣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 許多縣域源于農業社會， 在發展初期第一產業所占比重很大， 隨著工業化進程， 第二產業的比重逐漸增大并占據主導， 工業發展起來以后， 必然帶動為生產和生活的服務業的發展， 第三產業在經濟中的比重逐步增大。
對于不同縣域或同一縣域的不同發展階段， 其規劃的內容和側重點都會有所不同。對起步發展階段的縣域， 重點是研究其“培育”和“集聚”問題， 即主要是摸清縣域發展條件和發展基礎， 在與周邊區域大環境的縱向和橫向比較分析中給予科學定位； 確定不同層次的發展戰略方向、 目標、 模式、 重點和對策。發展定位明確以后， 發展目標（宏觀和微觀）的建立， 發展戰略模式的選擇， 主導產業的篩選與空間布局， 重要發展節點的定位等， 就是研究的重點， 這也是影響縣域發展的關鍵因素。對于已經發展到相當水平的縣域， 其研究的重點則是“協調”和“提升”， 抓人地關系提升的問題。
針對縣域這個微觀區域， 根據不同地區、 不同發展階段以及不同資源條件下的縣域， 筆者提出了五種可持續發展規劃的調控類型（見表1）， 不同的類型其空間發展態勢如圖1所示， 不同類型區域或同一類型區域的不同發展階段， 其特點不一樣， 規劃模式、 戰略思路與發展策略也不一樣。
培育―發展型工業化初期商品經濟不發達， 工業產值比重一般在10-25%之間。城鎮居民點相對分散， 規模較小， 城鎮聯系不緊密， 城鎮中心不明顯。 財力有限， 基礎設施建設不足， 土地利用仍以農業形態為主。
集聚―發展型工業化初期或工業化中前期小商品市場主要集中在生活用品和生產原材料方面， 工業產值比重一般在25-35%之間。居民點盡管相對分散， 但有明顯的中心點， 有沿主要道路蔓延的趨勢。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在增長極核， 增長極土地利用開始以工業形態出現。
協調―發展型工業化中前期或工業化中期工業原材料及中間產品市場開始涌現， 工業產值比重一般在35-50%之間。除增長極外， 周圍城鎮得到發展， 部分地區有城鎮連綿趨勢， 城鎮職能開始分化。基礎設施得到一定范圍內的拓展， 土地利用還相對粗放， 城鎮職能分化不明顯。
提升―發展型工業化中后期或工業化后期市場發達， 經濟活動前后向聯系緊密， 工業產值比重一般在50%以上。城市體系出現網絡化、 多中心的雛形。基礎設施日益完善， 城鎮職能日漸專業化， 空間績效仍有優化與提升的余地。
1. “減負―發展型”規劃
“減負―發展型”的縣域可持續發展規劃主要針對的縣域基本特征為： 縣域范圍內大部分為生態敏感與生態維護區， 縣域發展整體上處于前工業化階段或工業化初期， 社會經濟不發達， 生產力低下， 縣域經濟結構以農業為主， 工業產值比重一般小于10%， 商品經濟不活躍， 各個居民點基本上是自給自足， 區際連續不緊密， 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化較小， 城鎮的產生和發展速度緩慢； 村鎮居民點相對分散， 規模較小， 人均經濟指標落后， 縣域財力非常有限， 基礎設施較為薄弱。
2. “培育―發展型”規劃
“培育―發展型”的縣域可持續發展規劃主要針對的縣域發展特征為： 縣域發展整體上處于工業化初期， 商品經濟不發達， 縣域經濟結構以農業為主， 工業產值比重一般在10-25%之間。城鎮居民點相對分散， 規模較小， 城鎮聯系不緊密， 城鎮中心不甚明顯。隨著分工的深化， 在某些位置優越， 資源豐富或交通方便的地方， 會出現生活用品為主的集散中心。人均經濟指標在大區域中處于平均水平以下， 縣域財力相對有限， 基礎設施建設不足， 土地利用仍以農業形態為主。
3. “集聚―發展型”規劃
“集聚―發展型”的縣域可持續發展規劃主要針對的縣域發展特征為： 縣域發展整體上處于工業化初期或工業化中前期， 縣域經濟結構以農業為主， 工業經濟仍不發達， 工業產值比重一般在25-35%之間。商品市場主要在生活用品和生產原材料方面， 居民點盡管相對分散， 但有明顯的中心點， 城鎮之間的聯系開始圍繞中心城鎮展開， 中心城市逐步形成， 城鎮化進程加快。城鎮建設有沿主要交通干道蔓延的趨勢。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局限在增長極核， 增長極土地利用開始以工業形態出現。
4. “協調―發展型”規劃
“協調―發展型” 的縣域可持續發展規劃主要針對的縣域發展特征為： 縣域發展整體上處于工業化中前期或工業化中期階段， 工業經濟得到了較大幅度的發展， 工業產值比重一般在35-50%之間。工業原材料及中間產品市場開始涌現， 中心城市已有一定的規模經濟， 對縣域的擴散作用日漸增加， 除增長極外， 周圍城鎮得到發展， 小城鎮數量增多， 部分地區有城鎮連綿趨勢， 城鎮之間橫向聯系也逐步加強， 城鎮職能開始分化， 區域生產分布具有一定的空間集聚傾向， 部分空間開始出現產業集群的雛形， 基礎設施得到一定范圍內的拓展， 土地利用還相對粗放， 城鎮職能分化不明顯。
5. “提升―發展型”規劃
“提升―發展型”的縣域可持續發展規劃主要針對的縣域發展特征為： 縣域發展整體上處于工業化中后期或工業化后期， 工業產值比重一般在50%以上， 產業結構呈高技術化發展趨勢， 市場發達， 地方經濟發展活躍， 經濟活動前后向聯系緊密， 產業關聯性較強， 有較強的創新能力， 產業在地理空間上的集聚現象較為突出， 產業集群得到較大的發展， 極化與擴散作用同時出現。城鎮體系出現網絡化、 多中心的雛形。基礎設施日益完善， 城鎮職能日漸專業化， 空間績效仍有優化與提升的余地。
四、 基于不同類型的縣域可持續發展規劃策略
（一）“減負―發展型”規劃
對于像干旱草原牧區、 黃土高原溝壑區自然生態風景區等縣域而言， 由于往往大部分地域屬生態敏感區或生態維護區， 經濟結構以農業為主， 經濟發展水平較低， 絕大部分多數的村鎮居民點分散且規模較小， 人口密度不高， 由此導致的單位基礎設施與配套設施的建設成本居高不下， 在配套設施無法落實的情境下， 過度追求經濟總量的增長， 無疑將給生態環境帶來較大的沖擊。為此， “減負―發展型”的調控思路宜摒棄一味追求經濟總量的增長， 可采取“以退為進”， 實施人口和資源“減負”戰略， 逐步減少人口總量， 減少因經濟總量發展而對資源環境的威脅。
隨著人口總量的逐步減少， 可選擇適當的區域集約化居民點建設， 發展特色產業， 以解決居民的生存、 生活問題。同時， 加大區域生態補償機制和財政轉移力度， 提高單位人口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物質生活水平， 在保護生態環境的基礎上， 實現與大區域范圍內協調發展與共同富裕的發展目標。例如， 對于像內蒙古的干旱草原牧區， 除了加大力度轉移人口外， 可對部份留守牧民實行聯戶經營、 劃區輪牧， 減少因超載過牧對草原的破壞， 同時集約和適當發展特色種養業、 畜產品加工業及旅游服務業等， 有效保護草原， 增加牧民經濟收入， 從根本上改善牧民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條件， 逐步恢復重現“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草原牧區景象。對于像自然風景名勝區而言， 可加大人口的遷移力度， 通過財政補貼和提取一定的旅游發展收入， 提高單位人口的經濟收入， 實現可持續發展。
（二）“培育―發展型”規劃
對于目前經濟基礎較差， 但生態環境負荷不大， 且有發展條件的縣域而言， 由于處于工業化初期階段， 工業發展還處于較低水平， 城鎮居民點相對分散， 規模較小， 城鎮聯系不緊密， 縣域發展的規模經濟效益還未能充分體現。由于不屬生態敏感區或自然風景區內， 在較難得到財政轉移支付和生態補償的條件下， 受制于自身財力的限制， 分散的資金很難在全縣范圍內實現均衡發展。
對此， 可采取“培育―發展型”的規劃思路， 首先要培育縣域發展中心， 一般是選擇縣城所在地或部分發展條件相對較好的城鎮（一般是邊界地區或交通良好的地區）， 將有限的資金和物力扶持與培育中心城鎮的發展， 大力培育啟動型工業， 做大中心城鎮的經濟總量， 發揮規模效應， 通過吸引縣域人口的集聚與產業的進駐， 能在短期內有效改善縣域經濟發展水平， 從而通過中心培育的方式帶動周邊地區起步， 同時通過勞動力人口在縣域內的轉移， 提高人們的經濟收入。通過空間發展優勢地區的戰略選擇， 培育縣域規模經濟， 實現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和資金有限條件下的快速發展。對于此類縣域發展， 要避免兩種發展情緒： 一是“無所作為”的消極情緒， 與其抱怨與等待時機， 不如通過積極的空間行動， 統一經濟主體的發展思路； 其二是克服急于發展的急躁情緒， 出于想急于改變落后經濟面貌而盲目引進高污染、 高消耗、 高排放的“淘汰型”產業， 有可能會給縣域將來的發展帶來沉重的治理代價。
（三）“集聚―發展型”規劃
對于那些整體上處于工業化初期或工業化中前期、 發展潛力較好的平原縣域而言， 盡管村鎮居民點還相對分散， 工業經濟仍不發達， 但已有明顯的城鎮中心和縣域范圍內的小商品市場， 城鎮化進程開始加快， 城鎮發展有依托城鎮中心沿主要交通干道蔓延的趨勢， 規模經濟還未充分發揮。由于經濟還處于起步階段， 基礎設施建設還相對滯后， 受制于財力和財力的限制， 因此仍很難在全縣范圍內啟動均衡發展。
針對此類型縣， 宜實施“集聚―發展型”戰略調控思路， 其要點是選擇依托中心城鎮的發展極核， 利用交通和區位優勢， 通過軸向發展的思路， 在做大做強中心城鎮的同時， 培育依托中心城鎮的增長極， 加強政府的調控力度， 引導資金、 產業、 政策、 基礎設施建設等向增長極傾斜， 強化產業與人口在增長極的集聚， 增長極可作為“產業園區―城鎮”復合體的形式出現， 報酬遞增的空間效果是促進規模經濟和集聚發展的目的。
集聚增長極常常在中心城鎮的附近或邊緣， 集聚增長極的空間發展戰略， 強調集中開發、 集中投資、 重點建設、 集聚發展， 著重發展啟動型工業， 也強調經濟地域空間結構的優化， 以發展中心帶動整個區域。集聚發展可導致生產成本逐步下降， 誘導相關產業進一步集聚， 增強產品的競爭力。同時生產的聚集也使一系列生產性和非生產業也聚集， 各行業、 各部門可以共同使用公共建筑和公共服務設施， 既可以減少各單位的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的建設費用， 又可以充分發揮這些設施的利用效率。不同行業、 不同部門的聚集， 有利于開展專業化的協作， 有利于勞動力的協調統籌和社區建設。
需要指出的是， 在此階段的產業集聚， 不一定非要強調同一行業（難度往往較大）， 產業的進駐可以是相對分散或聯系不緊密的， 由此可以在短期內吸引更多的產業集聚， 首先是要做大經濟總量， 盡管有可能在發展初期不免粗放， 但是可在短期內降低單位基礎設施和配套建設成本， 培養較為穩定的勞動力資源， 為后續產業結構升級和整合型發展準備條件。
（四）“協調―發展型”規劃
對于那些經濟發展已處于工業化中前期或工業化中期階段的縣域而言， 此時縣域城鎮發展除了有一定的增長極核并初具規模外， 周邊城鎮在增長極核的擴散作用下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 城鎮之間橫向聯系也逐步加強。此時由于縣域經濟已處于快速發展階段， 城市化正處于加速階段， 相對而言， 各城鎮的發展都有一定的潛力與機會， 但往往由于各城鎮都爭相發展， 城鎮之間的職能還遠未得到整合， 用地布局混亂， 盡管有部分城鎮可能開始出現產業集群雛形， 但大多數城鎮仍未走向專業化發展之路， 土地利用還相對粗放， 城鎮職能相互重合， 分化不明顯， 重復建設時有發生， 城鎮發展的空間潛力還未充分得以發揮。
針對此類型區縣， 宜實施“協調―發展型”戰略調控思路， 其要點是對全縣城鎮進行職能上的協調， 對城鎮發展定位進行重構， 并優化產業結構及其在空間上的分布， 在做大做強城鎮中心和增長極的基礎上， 除中心城鎮外， 逐步推動其余城鎮逐步“做專”， 向專業化功能空間邁進， 吸引專業化產業的空間集聚與產業的集群發展， 通過集聚經濟、 生產協作和聯合， 技術進步， 以及勞動力素質的提升， 實現縣域經濟的可持續快速發展。
（五）“提升―發展型”規劃
對于那些經濟基礎較雄厚， 生產力水平較高， 市政等基礎設施基本配套， 各城鎮發展已初具規模， 整體上處于工業化中后期或工業化后期的縣域而言， 則宜采用“提升―發展型”規劃調控思路， 其要點是以市場為主導， 引導各類資源要素優化配置， 推動產業結構逐步高度化， 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的網絡化聯結步伐， 提升城鎮專業化發展水平， 改善土地利用的空間績效， 提高單位土地的經濟產出， 在發展中心城鎮和增長極核的基礎上， 努力引導縣域城鎮向網絡化、 多中心方向邁進。同時， 努力培育與利用區域發展的社會資本， 加大勞動力的再教育和培訓力度及社區建設步伐， 推動區域產業發展的創新能力， 從而得以提升整體縣域發展的空間績效， 加大人居環境建設， 實現產業結構高度化和多中心網絡化進程中的可持續與精明發展。
五、 討論與結論
本文在論述縣域可持續發展規劃宜關注重點議題的基礎上， 闡述了“減負―發展型”、 “培育―發展型”、 “集聚―發展型”、 “協調―發展型”、 以及“提升―發展型”等五種縣域可持續發展規劃的類型及其特征， 并提出了針對性的可持續發展規劃的思路和策略性方向。需要明確的是， 上述五種縣域可持續發展規劃類型與思路， 既可以是針對不同地域、 不同發展條件的縣域， 也可以是針對同一縣域的不同發展階段。由此， 各縣域可根據對自身特定的資源條件、 經濟發展階段、 空間發展特點等諸多條件的綜合識別后， 選擇適用的縣域發展規劃的類型與策略性思路， 以實現縣域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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