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08 16: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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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文的書寫格式規范化要求
論文本身由論文題目、作者、中文摘要、關鍵詞、正文、參考文獻等幾部分組成。
1.論文題目：簡明、確切地表述研究的對象和內容，一般不超過25個字，可分兩行書寫。
2.作者：處于論文題目正下方，須寫明院系、專業、年級、班別、學號、姓名。
3.摘要：摘要應反映文章的主要觀點，重點表述研究內容及結論，必須重點突出、文字簡練，中文摘要字數不超過300字。
4.關鍵詞：要符合學科分類及專業術語的通用性，并注意與國際慣例一致，中文關鍵詞限制在3～8個。
5.正文：論文的主體。論文須符合學術論文的格式，正文要標明各級標題，設計合理，文稿中應采用規范化名詞術語。
6.參考文獻：必須是本人真正閱讀過的，應選用公開發表的資料。以近期發表的學術期刊文獻為主，圖書類文獻不能過多，且要與論文內容直接相關，參考文獻應按文中引用出現的順序列全。
二、論文的排版格式規范化要求
1.版面尺寸：a4(210×297毫米)。
2.裝訂位置：左面豎裝，裝訂位置距左邊界0毫米。
3.版芯位置(正文位置)：按照a4紙張默認格式。
4.頁碼：采用頁腳方式設定，采用五號timenewroman，處于頁面下方、居中。
5.論文題目：三號黑體，居中。
6.作者：論文題目下隔一行，居中，采用小四號仿宋體，
7.中文摘要和中文關鍵詞：用五號仿宋體、兩端對齊方式排列。
8.正文文本：宋體小四號、標準字間距、行間距為1.25倍行距、所有標點符號采用宋體全角、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數字采用半角的要求排版，采用多級符號版式。如：一級標題用阿拉伯數字(1、2、3……)標引，采用四號黑體并縮進4個字符排列；二級標題縮進4個字符并用阿拉伯數字(1.1、1.2、1.3……)標引，字體采用小四號黑體。
9.文中圖表：所涉及到的全部圖、表，不論計算機繪制還是手工繪制，都應規范化，符號、代號符合國家標準，字體大小與正文協調，手工繪制的要用繪圖筆，圖表名稱和編號準確無誤。
10.參考文獻：位于正文結尾后下隔2行，“參考文獻”四字左對齊，采用宋體小四號加粗；具體參考文獻目錄按五號宋體、靠左對齊、阿拉伯數字標引序號([1]、[2]……)的方式排列。
三、論文書寫、排版、打印規范化要求樣式
論文題目(采用三號黑體，居中)
(隔一行)
(仿宋體小四號，居中)院系專業名稱年級班別學號學生姓名
(隔一行)
中文摘要：(仿宋體五號)關于高等教育改革體制問題的思想觀念問題，……。
關鍵詞：(仿宋體五號)
(隔一行)
(正文用宋體小四號)當前，在教學領域中，……。
1教學思想(黑體四號，左對齊)
1.1有關關系的處理(黑體小四號，縮進4個字符)
(正文用宋體小四號)在知識傳授與能力和素質培養的關系上，樹立注重素質教育，融傳授知識、培養
摘要：形象學研究一直未能合理地解釋兩個本質性的問題，一是文本意義上的他國形象與現實社會、歷史文獻有異；二是接受過程中讀者所還原的形象與作家所塑造的形象有異。本文認為形象在塑造、傳遞過程中產生了多重變異現象，變異的深層原因是不同文化語境的影響與制約。
關鍵詞：形象學；法國學派；集體想象物；文學變異
傳統意義上的比較文學形象學發展于1880年代的歐陸諸國，由卡雷創立，經巴柔、莫哈、基亞等人的不斷努力，當代已成為比較文學領域頗具擴張力的學科。然而，傳統的形象學研究局限于歷史研究方法，一味強調事實關系，囿于文本，繁瑣考證，將鮮活的文學文本當做純粹的歷史文獻，忽視文學形象的美學價值，比較文學研究中的狹隘民族主義、歐洲中心主義等，都限制了形象學研究的發展。
事實上，外國文學作品中的形象不只是文本意義上的形象，它是作家主體情感與思想的混合物，也是民族集體無意識的反映，是一種文化形象，代表了一國對另一國的態度和看法。異國形象的建構包含了作者對異國文化的總體認識，同時在潛意識中又代表一個群體對異國文化的精神觀照，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言說。另一方面，形象本身與形象建構，也透露出作家和本國人的心態，“他者”形象是反觀“自我”形象的一面鏡子。正如當代文藝理論家佛克馬所指出的那樣，“赫胥黎的《海島》中對東方的描寫受到賽義德的批評，因為這部作品所表現的東方實際上是構想出的東方。”
一集體想象物如何實證
比較文學法國學派在形象學研究上是求“同”的，其基本方法是實證，本文認為形象學是“異”的研究，異國形象是想象，是集體想象物，image就是somethingimagined，所以形象學研究就是辯“異”。具體問題有三個：一是描述形象之“異”的具體表現。文學作品中的他國人物形象，相對于“原型”有什么不同的特點。二是考察“異”是如何發生的。形象的生成、傳遞、接受是一個多重變異的過程，作家是如何塑造的，讀者是如何解讀、還原的。三是思考“異”何以會發生，集體是如何想象的，深層的文化原因何在。
早期的形象學研究即已包含了變異的因子，正如后來巴柔所說：“比較文學意義上的形象，并非現實的復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視者文化中的接受程序而重組、重寫的，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于形象。”這里的“重組”、“重寫”意味著這種形象是一種變異的形象，這是從實證研究求“真”的現象考證向理性主義求“異”的本質探求作出的可貴努力。形象是對文化現實的描述，是情感與思想的混合物，一切形象都是個人或集體通過言說、書寫而制作、描述出來的，但這種描述并不遵循真實的原則，即并不會或不能忠實地描繪現實中客觀存在的那個“他者”。
作家對文學形象的創造與讀者的接受，不可避免會產生二度變異，所以運用實證的方法很難對形象學進行研究。形象學研究的實質就是變異，法國學派在最早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中就已提到文學作品中的“他國形象”問題，證明他們早已涉足非實證性變異學領域的研究，只是自己還未察覺，因而也沒能從學科理論的高度加以總結。
正如山人畫筆下怒目圓睜的鳥是對自然鳥的變異，“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是觀眾對藝術形象接受、還原的變異，他國人物形象的創造與接受，正是這樣一個多重變異的過程，其學理性亦可以從保爾?利科等人的想象理論中找到理論根據。保爾?利科將休謨那種把想象物歸諸感知的理論命名為“再現式想象”，將薩特那種認為想象物“基本上根據缺席和不在場來構思”的理論命名為“創造性想象”。
巴柔認為：“他者形象是在文學化，同時也是社會化的過程中得到的對異國認識的總和。”所以形象學所關注的是文學和文化互動中生成的形象，要全面、深入地理解和闡釋他者形象，就必須將其置于擴展了的社會、歷史、文化等領域去考察，擴大的“新的視域要求研究者不僅考慮到文學文本，其生產及傳播條件，而且要考慮到人們寫作、思想、生活所使用的一切文化材料”。
新批評的那種將文本作為完全獨立的對象進行研究的文本分析法則因此而受到質疑，因為這種形象不僅是作家個人嘔心瀝血的產物，而且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闡釋和想象，它要求研究者的重心不再局限于文本、修辭、話語，而要將他者形象納入到總體分析的框架之中，既考察文學文本中他者形象生產、傳播、接受的條件，又將這種文學形象與同時代的報刊、影視及其他媒介的描述進行比較，這種比較會使更多的材料和證據加入到接受的文學研究視野中來，從而使文學研究與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民俗學、人類學等領域交匯，通過跨學科的研究將其聯系起來。通過對這種聯系的探究，研究者可以發現作家與集體想象物之間種種密切而又復雜的關系。
考察他者形象與他者現實之間的關系，重點應在于注視者，在于注視者一方的文化模式，因為變異是肯定的，當下我們應該關注的是作家這一創造主體，是如何接收、注視、創作、塑造異國異族形象的，作家的潛意識中集體是如何想象他國想象的，如近代“西方人的話語表現了西方對東方文化的漠視，貶低和拒斥，歐洲中心主義通過把歐洲以外的世界再現為愚昧、落后、懶惰，成為東方的同義詞，因而需要歐洲的介入而界定為落后的從而服務于殖民主義事業”。其次是關注自我形象與他者形象之間的互動關系。所以，形象學討論的重點自然不是異國形象描寫的真實抑或失實，而是考辨作家何以塑造出那樣的形象，追溯異域形象作為一種知識與想象體系在當時的語境下是如何生成的。
異國形象與現實中的異國之間，他者形象的真實程度并不能決定這一形象的審美價值。考察他者形象與他者現實之間關系的重點在于對注視者一方文化模式的產生、發展、傳播與影響的探尋。席勒創作的《杜蘭朵》中，“杜蘭朵對于自由、壓迫、自我價值等觀念的認識，就那個時代的中國而言，不僅作為一個女人的意見，即使作為一個男人的意見也是不可思議的”。因而，“作為理解《杜蘭朵》的歷史背景的應是歐洲思想史，而不是歷史上的中國。”
二形象傳遞中的變異機制
法國學者梵?第根認為：“比較文學的對象是本質地研究各國文學作品的相互關系。”他認為比較文學的特質就是要把盡可能多的、來源不同的事實歸納在一起，使“比較”二字擺脫美學的含義，獲得一個科學的含義。法國學派的主要理論家馬?法?基亞稱：“比較文學并非比較。比較文學實際只是一種被誤稱了的科學方法，正確的定義應該是：國際文學關系史。”卡雷也指出比較文學是實證性的關系研究：“比較文學是文學史的一個分支，它研究拜倫與普希金、歌德與卡萊爾、瓦爾特?司各特與維尼之間，在屬于一種以上文學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構思以及不同作家的生平之間所曾存在過的跨國度的精神交往與實際聯系。”從形象學的各要素分析，它主要是指一部作品、一種文學中表現出的他國形象。“他國形象是一種社會集體想象物。”
然而，文學形象的傳遞是非常復雜的，宏觀來看至少有兩個方面的變異(literaryvariation)，一是作家創作時與原型的變異；二是讀者接受、還原時與文本形象的變異。就文本而言，又有語言層面的變異，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翻譯過程中的變異，在1930年代，為了便于國人接受，“milkyway”被譯為“銀河”，而不是“牛奶路”、“神奶路”，就是明證。也有文學層面的變異，不同的作家寫作同一題材的作品，主題、手法各異。具體而言，形象的變異現象發生在四個層面。
一是文字層面的變異。
屬于翻譯學或譯介學研究的范疇，在進行研究時將文學的變異現象作為首要的研究對象，把注意力從語詞翻譯研究轉向語詞的變異本身。我國翻譯界曾有這樣一個特例，不懂外文的林紓竟然成為一代翻譯大家，康有為在《琴南先生寫萬木草堂圖題詩見贈賦謝》中贊其“譯才并世數嚴林”，錢鐘書也著文《林譯小說研究》探討林紓的翻譯問題。
從翻譯技術層面看，林譯小說許多都走了樣，甚至可以說很多地方是選譯、節譯，或者隨意刪改，更有甚者，寫人寫景的許多地方都有想象的成分。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個現象？這就是文學變異的問題，為了照顧中國讀者閱讀小說的習慣，譯者不得已而為之，將外國人的名字歸化，去掉大量的景物描寫、心理描寫部分，以突出故事情節，將外國的現代語言換成簡明、雅潔的中國文言。
文藝理論家敏澤先生認為，美國的意象派詩人龐德的意象詩是從中國學過去的：“當時的西方意象派詩人們掀起了學習和翻譯中國古典詩歌的熱潮，他們在研究和翻譯漢詩的過程中對中國古典詩歌意象的豐富性、含蓄性、生動性、鮮明的形象性和動態美贊嘆不已，而他們對中國古典詩歌意象的研究和翻譯也在客觀上促進了西方意象主義的發展。”
趙毅衡先生在《遠游的詩神》中也提到了意象詩的源流問題，認為“龐德是新詩運動中的大詩人，他是先接觸日本徘句，然后轉向中國詩的。觀察這個變化過程，對于考察中國古典詩歌對美國新詩運動的影響是很有意義的”。龐德從漢字中受到啟發，認為一個漢字就是一個意象，如東方的“東”由一個“日”和一個“木”組成，以太陽掛在樹梢上指稱方位，這種由象形到抽象再還原為情景的語意現象，其深處有一個形象的文字層面和文學層面的變異問題。
二是文學作品中他國形象的變異。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比較文學形象學，從形象產生到還原有一個變異的過程，我們應從文化或文學的深層次人手，分析其規律。比如我們考察中國近現代文學作品中的“洋人”形象時會發現，其形象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流變，(一)近代文學作品中的洋人形象特點是“奇”、“怪”，深層理由是長期閉關鎖國造成了國人無知、恐懼的心理，表現為對洋人形象丑化、妖魔化。(二)現代文學作品中洋人形象的演變情況是，大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相對于“原型”大多“變”、“異”，深層的文化原因是“師夷長技”的學生心態，手法大多是將之美化、烏托邦化；港、臺作品中的“洋人”形象相對“本”、“真”，因為作家身處殖民主義環境，可以近距離地觀察、書寫。
三是相同的文學主題和文類在不同的語境下發生變異的問題。
中西小說寫作目的不同，所以敘事模式亦不同，西方小說治目宜閱讀，中國小說治耳宜講說；西方小說常鴻篇巨制，動輒萬字，而中國古典小說多為章回體，更像連續劇。
四是文化語境不同造成的接受方面的變異。
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學現象在跨越文化集團時，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過濾背景下的誤讀現象，比如《格列佛游記》是飽寓諷刺和批判的文學杰作，英國著名作家喬治?奧威爾讀了不下六次，他說：“如果要我開一份書目，列出哪怕其他書都被毀壞時也要保留的六本書，我一定會把《格列佛游記》列入其中。”可是誰會想到該書在世界各國的流傳中卻成了受婦孺喜愛的、單純的少兒讀物。唐朝僧入寒山的詩在中國實在沒有多少人知道，可是在1950年代的美國，他確是反主流文化青年們的偶像。而三仙姑的形象在性格外向、好表現的美國人看來可不像在中國這么負面。
三形象研究要走中國化之路
我國的形象學研究要走學科本土化之路，需要克服學術上的殖民心態。形象學是法國人所創，然而其中的文化沙文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傾向和過分強調考據而忽視美學思考的弊病顯然是存在的，中國學者應勇于推陳出新，不能老跟在西方學者后面學步，比起西方的“中國人形象”研究，如果研究中國近現代文學作品中的西方人――“洋人”形象，很顯然，我們具有文獻方面的優勢，事實上其結論也應該是更有理據的。
多年來，比較文學研究已經打通了比較文化的學術通道，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橋梁，開展了以對話、溝通，尊重、理解、共建人類多元文化為宗旨的各種學術活動。199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的理論著作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能從時代的全球化和文化轉型的新角度，在融合多元文化視野的基礎上創建比較文學學科的新未來，也反映了中國學者對于比較文學學科建設第三階段的地位、作用和走向的看法。
中國學者擺脫比較文學的傳統觀念，沖破比較文學“歐洲中心論”的藩籬，不斷更新比較文學的觀念、方法，以新觀念、新眼光，通過跨學科、跨文化、跨民族、跨語言的文學研究，開展與世界各國、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對話，促進互識、互補，實現不同文化之間的溝通和理解，以期改進人類文化生態和人文環境，共建全球的多元文學和文化。
形象學研究所涉及的內容復雜多樣，學科的發展與深化呼喚理論的思維，比如學科的本土化問題。面對新世紀的形象學研究，中國學者要有為世界文學研究作出自己的貢獻、力爭學術獨立的勇氣。有理由相信，我們一定可以挖掘到中國古今文論中有關形象學研究的理論資料。同時，我們的優勢在于中國近現代文學史料的豐富，應該揚長避短，著眼于國內的文獻，不能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搞外國文學中的中國人形象研究。
二是研究視野的問題，我們的研究應該更開闊一些，形象研究至少有五個方面的內容值得探討：
(一)外國文學作品中的外國人形象，如莎士比亞戲劇中的猶太人形象、《簡?愛》中的南美人形象，歐美人長于此項；(二)外國文學中的中國人形象，如賽珍珠作品中的中國農民形象，這方面的工作漢學家做得比較多；
(三)中國文學作品中的外國人形象，這方面的研究應該是我們的主戰場，如留學生散文中的導師形象，客觀地說，外國人做這方面的研究，但無論在史料占有，抑或是文本解讀上，都不可能趕得上我們；
(四)華人自塑形象，如老舍《二馬》中的馬氏父子、曹桂林《北京人在紐約》中的王啟明等人，張藝謀電影中的近代國人形象等；
(五)外國人的自塑形象，如美國人寫的《丑陋的美國人》，日本人寫的《丑陋的日本人》等。
三是學科發展的綜合性問題，形象學涉及的領域眾多，其研究必然是多指向、多維度和多領域的，與其他學科和領域有著剪不斷的關系。形象學研究可以根據學科的需要與心理學、歷史學、文化地理學、民族學、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結合，拓寬新的形象研究領域，展現新的生命力。
形象學研究尚有一些關乎學科發展的問題，如仍然局限于影響研究。本文認為，學科建設目前有“三個轉向”和“一個注意”的工作要做：
(一)轉向對“主體”的研究。理解異族與認識自我是密不可分的，一國作家塑造的異國形象，是將異國作為一個他者來看待的，這個他者是認識自我、反觀自我的一面鏡子，研究他者是有意義的，而審視自我、發現自我、建構自我更有意義。
(二)轉向總體分析。文學作品所包含、傳播的文學形象與歷史、社會、文化語境有著密切的關系，形象研究不能夠將文本閱讀簡單化，不能局限于文本研究文學形象。形象研究必須考察一個民族對異國看法的總和，即由感知、閱讀，加上想象而得到的有關異國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各個層面的看法的總和。形象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比如要想更深刻地理解俄羅斯文學，首先就一定要了解、熟悉并領會他們的文化和信仰，研究具體的作家、作品更是如此，否則，我們的視野將會很狹窄，論斷亦將不免偏狹。
可比性的兩種聲音正如上文所提及的，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并不是一種新出現的理論，但是這一研究在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中還沒有真正得到學理上的梳理與完善。如由法國比較文學學者馬利•伽列（又譯卡雷）給出的法國學派比較有代表性和最明確具有權威性的定義：“比較文學是文學史的一個分支：它研究在拜倫與普希金、歌德與卡萊爾、瓦爾特、司各特與維尼之間，在屬于一種以上文學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構思以至不同作家的生平之間所曾存在過的跨國度的精神交往與實際聯系。”以及由美國學者亨利•雷馬克提出的美國學派最有概括性的定義“：比較文學是超出一國范圍之外的文學研究，并且研究文學與其他知識和信仰領域之間的關系，包括藝術（如繪畫、雕刻、建筑、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經濟、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等等。簡言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可以說，上述兩派關于比較文學的界定均不涉及跨越異質文明的內涵，法國學派關照的視野往往局限在歐洲各國之間，而美國學派雖進一步拓展了學科的范圍，但其視域的投射依舊集中在西方文明的領域內。因此，這樣一種傳統的西方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其研究的觸角僅僅局限在自身單一的文明圈內，并沒有討論跨文明的可比性問題。不過，隨著東方比較文學的繁榮發展，以及比較文學學科自身的演進，逐漸有西方學者意識到長期被西方文明掩蓋或忽視的其他文明的存在，開始在比較文學領域內思考關于跨越異質文明的問題。而縱觀中外不同學者對于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可比性的思考，我們會發現有兩種聲音較為突出并富有代表性。
（一）不具備可比性
20世紀90年代，著名的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出版了他頗具時代意義的專著《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了極具爭議的“文明沖突論”。他在此書中曾這樣討論到：“政治和經濟發展的主導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國際議題中的關鍵爭論問題包含文明之間的差異。權力正在從長期以來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轉移。全球政治已變成了多極的和多文明的。”“在這個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險的沖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其他以經濟來劃分的集團之間的沖突，而是屬于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沖突。”顯然，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指出了不同文明之間必然存在著異質性，并且由于這樣一種差異帶來了彼此的矛盾與沖突。而正是他忽略了文明間可能存在共通性的看法暗含了比較文學學界內關于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可比性的一種代表觀點———不具備可比性。關于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不可比”的看法，最具代表性的可以說是20世紀70年代由美國學者韋斯坦因所提出的觀點：“我不否認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但卻對把文學現象的平行研究擴大到兩個不同的文明之間仍然遲疑不決。因為在我看來，只有在一個單一的文明范圍內，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發現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維系傳統的共同因素。”可以看出，韋斯坦因開始意識到跨文明研究的問題，這對于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更新和發展無疑是有推進意義的，但是他的“遲疑不決”也表達出他對于跨文明研究的態度是消極的。他認為，比較文學一旦越出單一文明的范圍，開始涉及異質文明之間的比較將不再具有合理性。因此，不同文明雖然客觀存在，但是跨文明研究卻沒有必要開展，比較文學學科的實踐應該堅守西方單一文明圈的陣地。又如雷馬克在《比較文學的定義和功能》一文中探討平行研究可行性時所提到的作家和作品名單“：赫爾德和狄德羅、諾瓦利斯和夏多勃里昂、繆塞和海涅、巴爾扎克和狄更斯、《白鯨》和《浮士德》、霍桑的《羅吉•摩爾文的葬儀》和特羅斯德-烏爾肖夫的《猶太山毛櫸》、哈代和霍普特曼、阿座靈和法郎士、巴洛耶和斯丹達爾、漢姆遜和基奧諾、托馬斯•曼和紀德”。可以說，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以雷馬克為代表的一批西方學者關于跨文明研究不具備可比性的看法。
（二）“求同”的可比性
相異于上述跨文明研究不具備可比性的看法，比較文學學界內還有另一派的聲音認為跨文明研究是可行的，其可比性是建立在“求同”的基礎上。美國比較文學學者韋勒克曾明確提出，比較文學應該“研究各國文學及其共同傾向、研究整個西方傳統———在我看來總是包括斯拉夫傳統———同最終比較研究包括遠東文學在內的一切文學之間，會產生相互影響。”而且，他在思考比較文學與總體文學之間的關系時也曾提到，“無論全球文學史這個概念會碰到什么困難，重要的是把文學看做一個整體，并且不考慮各民族語言上的差別，去探索文學的發生和發展。”可以說，韋勒克是認同跨文明研究的，他認為比較文學應該將研究的視野拓展到異質文明之間，在尋求不同文明的共性方面積極探索。而法國學者艾金伯勒也曾提出與韋勒克相似的看法，認為不同文明之間具有“求同”的可比性。他“批評了比較文學中的狹隘地方主義、沙文主義、政治干擾等等傾向，進而提出‘比較文學是人文主義’的觀點，主張把各民族文學看做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看做相互依賴的整體，以世界文學的總體觀點看待各民族文學及其相互關系；把比較文學看做能促進人們的相互理解、有利于人類團結進步的事業”。正如錢鐘書在《談藝錄》的序言中所說的：“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雖然時代與民族等文化特性會深深地印染在文學作品中，但是超出這一切因素之外的人類情思卻有著驚人的相同之處。不管時代與民族等文化上存在怎樣的歧異，人類的最崇高的情思是能夠互相了解的。人性共通的前提使得異質文明之間存在了溝通的可能性，跨文明研究也因此確立了一種“求同”的可比性。
二、：變異學視域下
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的可比性縱觀上文所提及的關于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可比性的兩派看法，雖然體現了不同學者對于該問題所進行的有益探索，但是這兩種觀點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局限性。如果我們在變異學的視域下考察這一問題，會發現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的可比性必然存在，并且其可比性的內涵又比單純的“求同”要更為豐富。首先，我們來分析一下“不具備可比性”的觀點其局限性所在。認為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不可比的相關論述中，韋斯坦因的看法較有影響力和代表性。不可否認，他的觀點具有一定的時代合理性。因為當時的比較文學領域，由于以雷馬克為代表的美國學派大力倡導被法國學派拋棄的平行研究，使得比較文學的邊界無限擴大。所以，韋斯坦因在權衡了法國學派過于狹窄的研究視野以及美國學派過于寬泛的研究范疇之后，采取了這樣一種“中間道路”。但是，這個所謂的“中間道路”卻把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整體置于“窮途末路”之中。因為反對跨異質文明的比較文學研究，所以自誕生之日起就天然具備了跨文明性質的中國比較文學，其合法性幾乎被完全顛覆。我們熟悉的王國維的《人間詞話》，錢鐘書的《管錐篇》等等一大批優秀的比較文學研究都將失去學理上的合法性，成為一種“亂比”之作。顯然，這是一種無稽之談，中國比較文學百年的探索不可能是一種“天真的游戲”。相反，它是在大量實踐與探索中積聚起深厚學理基礎，具備成熟合理因素和凸顯自身特色的一門大學問。因此，我們要以韋斯坦因為代表的片面觀點，明確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具備可比性，并且這種可比性是建立在充分的學理基礎與實踐經驗之上的。然而，揭示了“不具備可比性”這一派觀點的片面性后，并不代表將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的可比性建立在單純“求同”之上的第二派觀點就完全正確。
一味地“求同”，忽視異質文明之間的差異，將會引發嚴重的話語失衡問題。作為跨文明研究思潮中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薩義德在其著作《東方學》中有過這樣的認識：“東方學的策略積久成習地依賴于這一富于彈性的位置的優越，它將西方人置于與東方所可能發生的關系的整體系列之中，使其永遠不會失去相對優勢的地位。”也就是說，長期以來，我們“對東方事物富于想象的審察或多或少建立在高高在上的西方意識———這一意識的核心從未遭到過挑戰，從這一核心中浮現出一個東方的世界———的基礎上”。因此，透過薩義德的分析，我們應該意識到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世界上所認為的東方，更多是西方話語霸權下被扭曲了的東方，而其真正的面貌并沒有得到應有的揭示。表面上西方文明看到了東方文明等非西方文明的存在，但這樣一種在話語覆蓋下的關注，恰恰是更深層次的忽略。而且，這樣一種“走樣”的東方文明，不僅不能彰顯東方文明真正獨特的價值所在，甚至連東方對自身文明的感知和把握也因此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法國著名學者弗朗索瓦•于連就曾對此說過：“我們正處在一個西方概念模式標準化的時代。這使得中國人無法讀懂中國文化，日本人無法讀懂日本文化，因為一切都被重新結構了。中國古代思想正在逐漸變成各種西方概念，其實中國思想有它自身的邏輯……如果忽略了這些，中國思想的精華就丟掉了。”循著這樣一種思路，于連曾明確對錢鐘書、劉若愚等學者的研究提出批駁。他認為，錢鐘書在進行跨文明研究時那種“東海西海，心理攸同”的“求同”方法是值得反思的，“他的比較方法是一種近似法，一種不斷接近的方法：一句話的意思和另一句話的意思最終是相同的。我覺得這種比較收效不大。”也就是說，于連覺得錢鐘書只看到不同文明之間的相同之處，沒有將更有價值的異質性凸現出來，這樣的跨文明研究并不全面。而對于劉若愚在中西比較詩學方面的研究，于連批駁的力度更大。“我認為他的出發點錯了，他試圖用一種典型的西方模式考察中國詩學，這種方法得出的結果沒有什么價值。”他甚至說，劉若愚套用西方詩學模子的“求同”研究，只能使中國詩學“貧乏化”。因此，從于連的上述觀點我們可以看出，他所理解的跨文明研究，除了要追求一種“求同”的意義以外，還應該彰顯出不同文明異質性的價值所在。換句話說，如果沒有意識到不同文明之間的異質性，只是一味用西方單一話語體系覆蓋其他文明的話語體系，那么非西方文明將會“被死亡”，從而進入一種“假死”狀態。譬如，當我們完全套用西方的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來考察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中國傳統文人的創作風格時，其結論往往是標簽化的、平面化的。因為浪漫主義的李白不是真正的李白，現實主義的杜甫不完全就是杜甫，白居易的風格也不能單以浪漫主義或現實主義就能簡單概括。若我們的研究僅僅停留在這樣的層面，無疑是對中國文學的曲解，使其原有的旺盛生命力逐漸喪失。又譬如中國文論的失語癥問題，傳統的中國文論并沒有西方現代文學理論意義上的“批評”概念，如果依舊保持現代以來全盤西化的文論話語，將使得中國批評史，變成“中國批評死”。所以，跨文明研究不僅要關注“同”的一面，還要明確關注不同文明之間的“異”。其實，有許多異質文明間的要素也體現出承認異質性是必然的選擇。如中國文明體系中的中醫、圍棋等等，這些與其他文明體系存在絕對異質關系的文明成分，是無法用他者的文明體系去透析的，一味“求同”的思路只會使研究走進“死胡同”，使得真正的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無法全面開展。至此，我們不妨引入中國學者葉維廉在思考中國比較文學實踐時所提出的“模子”理論來總結一下上述的分析。
他認為“，要尋求‘共相’，我們必須放棄死守一個‘模子’的固執，我們必須要從兩個‘模子’同時進行，而且必須尋根探固，必須從其本身的文化立場去看，然后加以比較和對比，始可得到兩者的面貌。”也就是說，在進行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的時候，對于不同文明間的差異是不能忽略的，異質性是比較的價值得以彰顯的關鍵。所以，唯有確立了“”的比較思維，跨文明研究才能在一種正常的文化生態中全面而深入地開展。但是，僅僅確立了這樣一種“”的可比性還不夠，我們還需要借助中國學者曹順慶所提出的變異學理論來進一步分析其可比性的深層內涵。所謂比較文學變異學，其定義是“：比較文學變異學將比較文學的跨越性和文學性作為自己的研究支點，它通過研究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學現象交流的變異狀態，以及研究沒有事實關系的文學現象之間在同一個范疇上存在的文學表達上的異質性和變異性，從而探究文學現象差異與變異的內在規律性所在。”所以，將變異學理論引入比較文學學科體系中將使其原有的可比性進一步豐富為：同源性、類同性、變異性、異質性與互補性。從上述分析中我們清楚地了解到，跨文明研究的關鍵在于跨越異質文明，也就是說“異質性”是其核心概念。而由于這樣一種異質性，文明交匯之處就必然會有“變異性”因素存在。變異的終點又往往指向文明間的相反相成，體現出一種“互補性”。因此，變異學理論一方面將比較文學的研究范圍由單一文明拓展到了跨越異質文明的層面。另一方面，這一理論也使原有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單純“求同”的局面被打破“，求異”的部分得到彰顯。而這兩方面的理論創新都為跨文明研究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撐，進一步確立起跨文明研究“”可比性的合法性。另外，正是在變異學理論的指導下，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的可比性體現出了更為深層次的內涵：“求同”不是“同化”，“存異”不是“孤立”。所謂“‘求同’不是‘同化’”是指：我們承認影響趨同的同時，不排斥這一過程中的變異因素；在揭示共同詩心、文心的時候，不同于原有研究中的話語覆蓋，而是保留異質特征。而“‘存異’不是‘孤立’”則是指：彰顯異質性不是一味地追求差異，更不是一通亂比；相反，異質性可比的內涵是建立在原有同源性和類同性的基礎之上，這不僅可以更好地進行文明間的平等對話，而且文明間的對話預示著新因素的產生。
三、結語
論文關鍵詞：比較文學；文學批評；方法論；意義
在大學中文專業本科教學中，比較文學和文學批評分屬兩個不同的學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作為一門獨立的課程歸于外國文學學科領域，而文學批評則是文藝學中與文學理論、文學史共同構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不爭的共識是：“‘比較文學’中的‘文學’，單指文學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學創作。所以，比較文學屬于文學研究。是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明確了這一點也就明確了比較文學的學科歸屬和基本屬性。比較文學也就有了質的規定；而文學批評是一種以文學欣賞為前提、以文學理論為指導、以各種具體的文學現象為對象的研究、評價活動。既然如此．比較文學就應該是文學批評的重要內容；而比較文學一旦納入文學批評的視野，就具有了方法論的意義。學界對于比較文學和文學批評的探討，更多地是分而論之，對兩者的天然聯系未給予足夠的重視。盡管樂黛云、陳悖等比較文學界的前輩都不失時機地強調比較文學與文學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較文學方法論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評界應有的響應。在文學批評領域，人們論及方法，更多地關注的是文學批評本身的內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論體系，比較文學與文學批評之關涉以及比較文學方法論意義的研究還屬于薄弱環節。本文正是針對這一點，嘗試著討論文學批評視域中的比較文學方法論之意義。
一、比較與比較文學
任何存在物都無法獨自存在，任何事物都處于與別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種各樣的關系之中。比較的意識應該是隨著人類意識的產生而產生的；有意識的比較思維在人類思維的歷史上也會找到其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淵源和學理基礎；比較的方法作為人類思維的基礎，其運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遙遠的古代。英國女學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較法來獲得知識或者交流知識，在某種意義上說和思維本身的歷史一樣悠久”；并將比較稱之為支撐人類思維的“原始的腳手架。”
從學理上推論：比較意識的產生，比較思維的形成，比較方法的運用，似乎一脈貫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較”概念的生成。《辭海》這樣解釋“比較”：確定事物同異關系的思維過程和方法。可見，察同辨異是“比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異也是一切學術研究的基礎和出發點，因此，比較方法的運用存在于一切學科之中。
法國比較文學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識到比較之于文學研究的重要：“一種心智的產物是罕有孤立。不論作者有意無意，像一幅畫一座塑像，一個奏鳴曲一樣，一部書也是歸入一個系列之中的，它有著前驅者，它也會有后繼者。”馬克思、恩格斯對比較文學產生的背景作了極為科學的說明：“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來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他們的預言很快被證實。19世紀上半葉，比較文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開始發展起來。直至成為一門顯學。
比較文學是對兩種或兩種以上民族文學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以及文學與其他藝術門類和其他意識形態的相互關系的比較研究，包括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學科研究：而不同國家的學者強調的側重點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為代表的法國學者強調不同民族文學的影響研究，以韋勒克為代表的美國學者強調不同民族文學的平行研究，以阿歷克謝耶夫和日爾蒙斯基為代表的俄羅斯學者則認為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應該同時并重。
比較文學研究盡管各有側重，以致形成不同學派，但其共同點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較。“比較文學中的比較與人類思維中早已存在的比較的方法在具體操作上并沒有根本的差異，然而，比較文學又并非單純的比較，有時也并非一般意義上的比較，比較文學中的比較具有某種特異的東西，這種特異性在于：進行比較文學研究，需要處理兩個或兩個以上民族文學之間的關系，這時作為研究主體的‘我’無法超然于研究對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認同于兩個要素之中的一個．這樣我們要處理的就不僅僅是兩個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還包括研究主體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可見。比較文學學科中“比較”的意義具有特定的并且確切的學理內容，它是一種旨在把握“雙邊”或“多邊”文學的內在關系．并進而認識它們的本質的具有特定內涵的思維形態、思維過程和方法論。
總之，比較是一種思維過程和方法：有意識的比較思維體現于人類思維的發展進程之中：比較方法的運用存在于一切學科之中：比較文學中的比較不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比較，有其特定的內涵，是一種跨民族、跨學科、跨文化的比較；而比較文學一旦納入文學批評的視野，就具有了方法淪的意義。撇開文學批評而泛談比較文學方法論．抑或文學批評方法論中忽略比較文學方法，這些都必不能探驪得珠，甚至會南轅北轍。
二、文學批評中比較文學思維的滲透
比較文學的研究趨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學的差異性和同一性之間建立一種辯證的關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圍中尋覓思維本質的共性，它是辯證思維方式與方法論的結合。“如果單從方法論的角度對比較文學作歷時性的追溯，那么．我們便可以發現．由于各個時期比較文學觀念的不同，它的理論背景和指導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點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響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應運而生就是很好的說明。我們還可以發現，比較文學基本的研究方法都與文學批評的理論、方法有著天然的關聯，即文學批評中滲透著比較文學的意識和思維，諸如：社會歷史批評與影響研究，新批評、符號學與平行研究，接受理論與比較文學，女性主義批評與比較文學，文化批判與比較文學等等。
陳悖等學者在《比較文學》中指出：歷史的實證的方法和審美的批評方法．是比較文學史上存在的兩種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對其流變作了梳理：在l9世紀末期到20世紀上半期，比較文學被看成文學史的一個分支，影響研究占有絕對統治的地位，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幾乎成了唯一的方法這類研究在理論上發展到極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張的，把比較文學看成歷史科學，只作事實的搜索考證，研究因果聯系，而排斥審美批評。50年代之后，美國學者提倡平行研究，他們的理論背景是形式主義和新批評，因而在實踐上強調審美的批評方法．強調“文學性”。這種梳理，實際上觸及到了文學批評中的社會歷史批評、原型批評、新批評、符號學與比較文學中的影響研究、平行研究的關系問題。社會歷史批評與影響研究都注重事實的考據，強調實證分析，探微索隱地辨析、說明文學現象之間相互聯系和因果關系；新批評、符號學與平行研究都運用審美的批評方法，致力于發掘無事實聯系的文學現象之間的內在的美學價值，體現了法國學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學的比較研究不應當局限于“事實聯系的研究”．而必須嘗試把研究導向對作品的價值的思考。
文學批評中讀者反應批評的理論主干是接受美學，作為文學研究的一種新范式。它將讀者置于批評的中心，為考察文學現象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研究視角和方法。接受理論強調讀者的參與和創造，重視讀者的接受過程；比較文學關注作品的“創作經過路線”。考量比較的放送與接受，兩者有頗多接近之處。接受理論創始人之一的堯斯為了論證接受理論與比較文學的關系，曾經討論了“歌德的《浮士德》與瓦萊里的《浮士德》：論問題與回答的闡釋學”。將德國的歌德與法國的瓦萊里的作品相比。這顯然是比較文學的視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萊里對歌德的接受問題，這又屬讀者反應批評的范疇。堯斯正是領悟到了接受理論中的比較意識以及比較文學中的接受因子，才強調：“我們研究《浮士德》時，所提出的問題，一定要針對歌德的《浮士德》和后來瓦萊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問題，對癥下藥。”他還通過比較和接受研究發現：“歌德以他的人性戲劇回答浮士德神話的原始問題時，已經作r些改動。瓦萊里也發現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滿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話中蘊涵的另一個問題。”堯斯的批評實踐，充分證明了隨著比較文學創作活動、放送者、接受者關系網的滲透，接受美學、讀者批評形成了一個新的理論層面．并由此開辟了文學研究新的探索途徑。
符號學成為西方各種形式主義批評堅實的理論支撐，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都直接從中獲得靈感。符號學研究力圖借鑒語言符號分析法和代碼理論，從意義建構的“零框架”上尋求人類文化的同一性．這與比較文學的跨學科(文學與語言學聯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異同)研究如出一轍。在比較文學平行研究中，有一種間接比較稱為理論移植．即以一國文學理論去闡釋另一國文學作品(俗稱“西論中用”)。上世紀70、80年代．臺灣學者楊牧和大陸學者周英雄先后對宋人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詩《公無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學批評中結構主義二元對立原則和符號學原理解讀中國文學作品的典型案例；論者從形式因素人手，創造性地從語音層次的分析上升到語義層次的分析，由此傳達出對生命的喟嘆，進而揭示悲劇精神，充分體現了比較文學的理論移植方法與文學批評的符號學方法、結構主義方法的融合；這種批評實踐，是結構主義詩學中國化的開拓性嘗試，并顯示出比較文學與文學批評的不解之緣。
女性主義批評由于其性別的獨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視角的開放性，自然與比較文學研究產生了許多契合點。當今世界女性主義批評運動千姿百態．不同的社會背景和文化傳統，使發生在不同國度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活動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注重社會實踐而輕視理論化的英美女性主義批評、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法國流派、爭取女權強調本民族文化認同感的東方女性主義批評。新見迭出，不乏勝解，各領，形成了比較文學研究的新視閾。并昭示人們：無論是社會學女性主義批評、符號學女性主義批評，還是心理學女性主義批評、女性主義批評。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國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較文學方法論的意義。
此外，從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文學和社會學、文學和心理學的傳通過程中，我們還可以窺見到原型批評、心理分析批評甚至精神分析批評等文學批評方法的特質。
辨析文學批評方法與比較文學方法之關涉．使我們得到的啟示是：比較文學學科的邊緣性決定了它必然要與其他學科發生緊密的關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較；而比較文學的根本屬性是文學研究．也就決定了它在文學批評的視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因此，將比較文學方法論納入文學批評的視野，是文學批評方法論教學與研究的重要課題。
三、比較文學方法論意義
比較文學是比較思維與比較方法結合的產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學問的差異性和同一性的辯證思維為主導，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異同類比，而包括了各種文學的不同研究方式，從而展現各種文學的特征和它們之間的辯證聯系。
問題在于，處于當下這個多元參照和學科整合的時代，我們應該如何歷史性地從方法論、認識論和學科本體論的不同層面，去理解和認識“比較”的不同內涵及其對于文學研究的意義?去思考和探尋這種比較的價值目標將如何影響到比較文學學科方法和文學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學者對此有著自己的見解：“特別是在當下所謂現代性視域和多元文化語境中，比較’只能建立在堅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義、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權利、堅持價值傾向和發展擔當互補共存的意識基礎之上。如果沒有這些價值理念的支撐，一般意義上的比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語言、民族的比較研究，同樣不能保證得到這個時代的文化對話所期待的結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一直伴隨著方法論的探索，許多學者致力于新時期文學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較”作為比較文學的出發點、思維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學界還就“闡發法”、“異同比較法”、“尋根法”、“對話”等研究方法進行了有效的嘗試：實踐證明，它們無論是在比較文學領域還是在文學批評范疇，都具有方法論的意義。
闡發研究既是一種研究類型．也是一種比較方法。它是中國學者的一個創造。王國維、、聞一多等現代學者曾嘗試這種實踐；1976年臺灣學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論與方法．以開發中國文學的寶藏”的研究，稱作“闡發”研究。這種間接比較實質上屬于理論移植，即以一國文學理論去闡釋另一國文學作品：而一國文學理論是從該國文學創作總結、抽象而來，在被用于另一國作品闡釋時，無可避免地隱含著兩種作品的比較：理論移用中的逆與順，折射出兩種作品的異與同。
平行研究中根據性質類型可分為類比研究和對比研究，稱為“異同比較法”。這是一種跨文化的比較研究．是在異質異源的不同文化體系之間進行的比較。它要求從求同出發，進而辨異，進而探究其深層原因；同時，在異同的比較研究中，發現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獨特價值，尋求相互的了解、溝通和融合。
“尋根法”即“文化模子尋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沖突、文化碰撞的產物，是美籍華裔學者葉維廉提出的。他主張在進行不同類型文化背景的文學比較研究時．以文化模子的尋根作為基礎．而且必須從兩個模子的疊合處察同辨異，尋根探源，并認為，只有這樣．方能窮究事物的本來面貌．達到兩者的融合。葉維廉的思考．為中西文學比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對話”是比較的重要路徑，也是文化傳通的有效方法樂黛云從對話的角度反觀比較文學的方法論基點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學對話這個比較文學的方法論基礎．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較文學的實質：比較不是理由，比較中達成直接或間接的對話并且通過對話產生互補、互識、互鑒的成果．才是比較文學題中應有之義。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兩種文化發生這種對話性相遇的情況之下．它們既不會彼此融合，也不會相互混同，各自都會保持自己的統一性和開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們都相互豐富起來。
關鍵詞：比較文學概論；選修課程；英語專業；教學方法
比較文學作為全球化時代興起的一門新興學科，被定為中文系漢語語言文學專業的必修課程，也是高校英語專業的選修課程[1]。大批專家、學者及一線教師對比較文學作為中文專業必修課程教學進行了一系列的探討。但對于外語專業選修課程的比較文學概論課程的教學，探討者甚微。即使有相關學者做出了一定的研究，也止于探討將比較文學的思路與理念融貫于英語專業教學的研究中，如張喜華博士的《論英語專業課程與比較文學課程的融合》等。本文試圖立足于英語本科專業比較文學概論選修課程的教學實踐，闡述對這一課程在英語專業學習中的必要性和教學過程中的問題的認知，并探討相關對策。
一、英語專業開設比較文學概論選修課程的必要性
什么是比較文學？盡管世界各國學者對之沒有一個公認的定義，但都不否認比較文學作為一門與“人們的全球意識和學術上宏觀意識的形成與發展”[2]相關聯的學科，具有著跨越民族界限與學科界限的特點。比較文學的學科性質對英語專業學生拓展理論視野和知識領域，調整思維方式和知識結構，提高研究能力、思辨能力，發展個性是十分必要的，同時也有利于比較文學研究人才的培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英語專業發展迅猛，但英語專業學生存在著一個最明顯的問題：知識面過窄。部分英語專業的學生，把英語學習當作是英語單詞和語法的簡單記憶，沒有把語言當作一門工具去學習和運用。因而，英語專業學生沒有寬闊的知識視野，不能適應社會對復合型人才的需要。甚至于有英語專業本科學生在做本科畢業生論文文學方向的選題時，局限于一個人物形象的簡單分析，苦于找不到更好的視角切入。諸如此類的問題，雖然不能靠幾節比較文學的選修課解決問題，但比較文學以其開放性、宏觀性的特征，必然會引領學生進入世界文學這個萬花齊放的大花園中，去品味世界文學的紛繁復雜似而不似的獨特魅力。不僅如此，作為英語專業一個復雜系統工程的本科生研究能力培養，不僅要求學生的讀寫能力，還有思辨能力。英語專業本科生思辨能力不強的一個主要原因：缺乏支撐較強思辨能力生成的知識背景，這里指的是“學生知識構成較為單一，人文底蘊較為薄弱，邏輯推理能力和數據分析能力較為欠缺，難以從多個視角思考問題，不易形成批判性思維”[3]。而比較文學采取的就是一種全方位的思維方法，“把文學放在各種關系之中，從各個層面來加以考察”。無疑，比較文學的學習有利于學生思維方式的開拓。錢中文先生，曾談到掌握外語對比較文學研究的重要性。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發展中的著名學者，朱光潛、錢鐘書、季羨林等等，無一不是精通外語的。“比較文學要在英語界有所突破，就得從英語專業本科階段做準備，來培養一支英語研究隊伍參與到比較文學研究中來。”[4]由此可見，比較文學選修課程的開設，讓英語專業學生走向世界，推廣中國文化等方面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英語專業開設比較文學概論選修課程的問題
諸多一線教師的研究中，認為比較文學作為相對于中文專業其他課程比較年輕的課程，教材版本多，學科問題未定性定位，學科理論性強等，導致學生對比較文學這門課程產生從興趣到畏懼的心理，比較文學課程的教學效果差強人意。作為英語專業的比較文學概論選修課程的開設的難度之大，問題之多，可見一斑。這不僅涉及到學科教材、學生的問題，對老師的教學也有著更高的要求。近年來，比較文學的教材層出不窮，但基本上找不到一本針對英語專業本科生選修課程的教材。比較文學學科的隨機性和不確定性，也增大了教學的難度。比較文學這門課程的展開，要求學生有較高的知識儲備。但英語專業的學生不同于中文專業的學生，前期沒有開設外國文學、中國古代文學和中國現當代文學等，沒有這些必備的基礎課的學習，完全憑學生平時的課外視野，要很好地展開互動式的比較文學教學是完全不可能的。比較文學作為選修課，學生不可能也很難愿意拿出大量的時間進行課前準備，對該課程的重視度也不夠。這就給老師教學帶來了極大的困難。此外，英語專業的比較文學教學對教師水平要求甚高，教師不僅要求有中文專業的素養，而且還要有較高的英語水平，以便順利地開展教學。三、英語專業開設比較文學概論選修課程的對策英語專業比較文學選修課程的開設困難重重，但其必要性也是顯而易見的。如何突破英語專業比較文學選修課程開設的困境，找到一條適合英語專業學生比較文學概論課程教學的特色之路，是教師在教學實踐中應不斷探索的問題。
（一）找準課程定位
英語專業比較文學概論課程是一門選修課，因而在授課難度和深度上應不同于中文專業的比較文學課程。另外，其教學目的旨在拓寬學生視野，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促進學生的個性發展。因而，在教學中，這一課程的定位應是重在導入而不是研究。正如，錢偉長先生所說，“雖然我們不可能向學生傳授全部的學問，卻可以在他們掌握一定基礎知識的條件下，將這個學科專業最根本的東西教給他們，用這些作為媒介和載體，來掌握科學方法。”[5]授學生以魚，不如授學生以漁。比較文學概論選修課程，是讓學生對世界文學有一定的了解，并能以一種宏觀、開闊的視野、思路、觀念、方法來欣賞、研究文學，形成比較的意識，從而提高認識水平，提升基本素養。
（二）引導學生正確認識
比較文學概論這一課程作為英語專業學生的選修課，教師的引導認識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學生拘于視野的狹窄，甚至都沒聽說過這個課程；部分學生純粹是抱著來混學分的心理來上課。如果教師不加以正確引導，勢必會造成學生不重視、上課磨時間的教學局面。比如，在開課之初，可以對比較文學的現狀及發展前景作介紹，引導學生重視這門新興的學科；對此門課程的整體課程規劃作一安排，讓學生明白這門課程將學習的內容、方式等。除此之外，為了激發學生學習這門課程的興趣，可以例舉一系列中西文學中類似的文學現象的例子，比如，相似的“二母爭子”，相似的“灰姑娘型的故事”等；也可列舉中外文學中的不同現象的例子，比如，英國詩人華茲華斯的短詩《我心雀躍》和辛棄疾的《丑奴兒》中不同兒童觀的表達等。思想工作前行，文學現象前行，學生的觀念得以正確樹立，興趣得以激發，這是課程教學展開的重要前提。
（三）慎選課程內容
比較文學學科知識龐雜豐富，但英語專業學生現有的知識儲備和理解能力都十分有限，如何解決兩者之間的矛盾，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課程教學內容的謹慎選擇。要在有限的選修課課時當中，解決比較文學學科中諸多重大的問題是不現實的，而比較文學理論的枯燥勢必又會降低學生的學習興趣。因而，選擇授課的內容和順序至關重要。針對英語專業語言學習的特點，可以將比較文學中的美國學派作一重點介紹，或可以選用一些與比較文學學科相關的英語文章或書介紹給學生閱讀；在媒介研究中重點和學生一起探討翻譯研究等，從而使比較文學課程教學與學生英語專業的學習相結合。在可比性問題的探討時，可以置后教學，以便學生在大量的實例及理論中更深刻地理解這一問題。
（四）采用多種教學方法
比較文學是一門開放的學科，其作為一門選修課程的教學方法自然也應靈活多變。這門課程的教學既需要講授式教學，以引導學生進入比較文學學科世界；又需要研討式教學，帶領學生參與到學科的討論和研究當中。在此基礎上，適時地插入雙語教學模式也是十分必要的。當然，完全的雙語教學模式，還是值得商榷的，畢竟學生的知識面無法達到用外語較好理解這門學科的程度。此外，實踐式教學可以在學生當中個別引導。部分學生因為對比較文學的某個方面感興趣，可以指導其直接運用到畢業論文的寫作當中。比如，英語專業12級學生在上完比較文學選修課程后深受啟發，畢業論文對《到燈塔去》中繪畫特色進行了研究。不僅如此，在具體的教學當中可以用關鍵詞的方法來概述理論，同時盡量淡化理論教學，通過具體的比較文學實例，尤其是與英語文學相關的實例來闡釋深奧的比較文學理論，并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讓學生挑選有一定質量的比較文學論文進行課堂研讀等。比較文學學科研究需要更多的英語專業人才的參與，英語專業學生的綜合素質也可以在比較文學學科的學習中得到提高。如何選擇合適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是核心，教師的自我激勵與提升是關鍵，英語專業比較文學概論選修課程的教學是一個任重而道遠的課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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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喜華，劉雅倩.論英語專業課程與比較文學課程的融合[J].福建教育學院學報，2006（7）.
（一）
中學是大學的基礎，大學教育要想有一個好的開端，就必須提高中學教育的質量和水平。就中學教師來說，人人都希望自己的教育與教學活動能高效率，但這并非易事，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諸多因素，如自己的工作能力、教育的大環境與小環境等主客觀原因，無論如何，學習、掌握、借鑒各種優秀的教育、教學方法則是非常必要的。作為一名數學教師，應該了解國內外先進的數學教學方法，找出各種方法的優缺點，然后根據中學的實際情況，吸收他人教學方法的長處，使自己的教學更上一個新的臺階，從而促進中學教學方法的不斷完善和發展。
國內外中學數學施教的對象都是中學生，年齡段在13-18歲，心理發展階段屬于青少年期，他們具有相似的心理和認知水平，教學內容大同小異，所要達到的目標和遵循的原則基本一致；正是由于在施教對象、教學內容、教學目標等方面具有共同性，因此中學數學教學存在著可比性。比較中西方中學數學教學方法，發現有如下的相似之處：
(1)教學程序基本一致。各國中學數學講授新課基本上采用這樣的程序：老師提出問題，學生自學預習：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理解所學的內容；鞏固所學的內容；檢測所學的知識。
(2)講授法是各國中學數學教學普遍采用的基本方法。不論中國還是美國，或者西方其他發達國家，數學知識的傳授基本上是以講授法為主，其他方法為輔助。
(3)普遍重視啟發式教學。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各國都進行了程度不同的教學方法改革，中學教學也不例外。通過教育改革各國都重視如何提高學生素質、培養能力的教學，尤其重視啟發式教學思想在學科教學中的應用。①
從中學數學教學實際來看，我國的教學方法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相比，存在著差別，主要表現在：
(1)教師與學生在教學過程中關系和作用不同。中國大部分的教學方法都是以老師為中心，有“重教輕學”的傾向，在教學過程中大都是采取灌輸式的教學方法。這主要是我國長期的應試教育導致的。盡管我國的教育改革努力向素質教育的方向發展，但由于中考、高考對學生的影響仍然很大，使得大多數學校教育自覺或不自覺地滑向了題海戰術、應試教育。這樣的教學方法雖然有利于學生記住數學概念、數學公式，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較深、較難的數學知識。但弊端是很明顯的，它不能很好地調動學生的興趣，束縛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而國外特別是發達國家的教學方法重視學生自學能力的培養，注意探索學生的好奇心；多采用啟發式教學方法，注重應用教育，鼓勵學生發展。在教學過程中講究自愿，學生享受學習的充分自由，學習比較輕松愉快。
數學教學中學生與老師的關系不同也造成教學氣氛有明顯的差異。發達國家中，老師和學生基本上是朋友關系，可以互相自由地交往、交流，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起輔導提示的作用。課堂上老師有目的地讓學生討論，學生可以自由出入，有時老師甚至可以別出心裁地把課本搬到野外與學生們一起在明媚的陽光下、柔和的清風中愉悅地學習。這種教學方法能促進學生積極開動腦筋，增加對學習數學的快樂，減輕學生壓力，造成歡快的教學氣氛，但中國學生長期以來處于嚴格的課堂管理中，強調教室、強調自己的座位，老師也不敢放開，擔心過分放松，會造成課堂上活潑有余、嚴肅不足和自由散漫的混亂場面，因為學習到底不是娛樂。同時由于中國傳統思想習慣不同，在嚴重“尊師”思想的影響下造成了老師與學生之間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往往過分嚴肅，學生過分緊張，再加上數學不同于文科，故事性的內容少，更加使學生失去學習的興趣，學生很容易感到疲憊懈怠，致使一部分學生特別是差生把學習數學當成是服“若役”。
(2)對培養能力與個性發展的重視程度不同。在發達國家中強調個性的培養，鼓勵學生自由發展，因而分層次個體教學方法使用得比較多。比如他們在教改中提出的非學校論的教學方法，及計算機程序教學法（把所要學的知識編成程序，讓學生面對計算機自學）。這些方法強調自學，注重因材施教，能較好地培養學生自學能力，滿足不同學生學習的需要。但這樣的教學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如使學生很少聽到老師主動的講解，難以與同學進行互相幫助，互相影響；此外使學生很少接觸到課本以外的數學知識，影響學生的社會化。我國一般采用的教學方法大多是集中型吃“大鍋飯”的統一的教學。這樣的教學方法雖然有利于學生系統地掌握知識，有利于教師全面考慮、統籌安排，教師易于把握節奏。但是容易造成優差生的嚴重分化，教學沒有針對性，不利于因材施教，實際上忽視了個性的差異。
在國外的數學教學中，注重對學生的了解和溝通。如美國一些學校使用的教學日記法，學生以日記的形式記錄教學中的思維過程、心理狀況，使學生與教師能經常通過日記進行交談，教師易于了解學生的認知水平、知識經驗、興趣及個人思維風格等非智力因素的個體差異，教師能從學生的這些資料中綜合出各種學生的成就抱負水平、焦慮水平、意志水平，從而設計出教學方案，提高教學水平。而我國教師過分注重智力因素，相對忽視了非智力因素，教師和學生的交流少，自然而然在他們之間形成隔膜，老師對學生的心理、情感、動機、興趣難以了解，無法得到反饋，學生的焦慮、交際需要等得不到及時的滿足。導致學生學習積極性不高。教師的教學具有很大盲目性。②
(3)培養學生的數學意識與應用數學教育的思想存在差異。國外的教學方法一般注意培養學生的數學意識。重視應用數學教育，具體反映在注重數學與日常生活的聯系，數學中采用的例子盡量來源于現實生活。如日本的CRM教學法（復合的現實數學教學法），在教學過程中選取一些學生熟悉的事物，針對其中所包含的數學知識進行討論和探索，最后得出結論。這種教學方法深化了學生對數學知識的理解，有利于培養他們利用數學眼光看問題和建構數學模型的意識，培養了用數學方法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學生畢業后能較好地適應社會的需要。當然如果過分地聯系難免有牽強附會之嫌。我國的教育目標雖然說重視應用教育，但至今未有與之協調的教學方法，事實上成了紙上談兵，仍然只是從數學本身的結構出發培養學生的數學素質，造成曲高和寡的情形。另一方面，中國當前的教育方法對培養學生的解題能力非常有效，善解題是中國教學方法中比較突出的特點，這從數學奧林匹克競賽中取得的突出成績可以看出。
(4)教學中使用的工具和教學媒體也存在著差異。國外由于經濟和科技發達，直觀教學手段有了極大提高，計算機輔助教學及各類教學媒體普遍被使用。隨著我國教育的改革，中國也力爭改善教學手段，如多媒體教學，但由于經濟、科技等方面的原因，多媒體的普及遠遠不是近期可以實現的。③
（二）
當前我國的教育改革在極力推進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的轉軌，因而以后教學的關鍵是如何提高學生的素質。所謂的全面素質可以概括為“四素質三能力”，即：文化科學素質、思想道德素質、身體心理發展素質、勞動技術素質等四素質和邏輯思維能力、應用能力、創造能力等三能力。故通過中外數學教學方法的比較，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按照素質教育的要求，我認為改進教學方法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1)重視教師和學生的交流，改善教師與學生的關系，加強對學生的全面了解，調動學生的積極性；(2)重視能力的培養，真正做到使學生的素質全面發展；(3)改進教學方法必須與改革考試制度相聯系，不破除升學率的壓力，就無法使教師與學生從考試的繁重負擔中解放出來。必須改變考試凌駕于教學之上，考試是“指揮棒”的不合理狀況，使考試成為教學的檢測手段，起輔助教學的作用。
教學有法，但無定法，世界上沒有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教學方法，因而對任何好的教學法都不能完全照搬，而應根據實際情況，吸取合理的思想和有效的成分，創立一套合符實際的教學方法；在教學中不要固守一兩種教學方法，而要根據不同的教學內容、不同的學生采取相應的教學方法，因材、因人施教是教學方法的唯一出發點。
主要參考文獻
①王子興主編《數學教育學導論》，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1.實行培訓制度，提高指導教師履職能力。提高指導教師的履職能力要從實行論文指導教師培訓制度做起。目前，電大除了對論文答辯主持人有明確的培訓要求外，對論文指導教師還沒有剛性的培訓要求，而必要的培訓對論文指導教師的履職和成長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首先要重視基礎培訓，掌握應知應會內容。一是清楚論文指導教師職責，明確指導教師應該承擔的具體任務。二是掌握畢業論文體式和結構，了解論文寫作中從選題到行文每個環節的規律和技巧。三是論文指導教師職業道德培訓。畢業論文寫作不僅是提升學生專業素養和創新能力的重要環節，而且還是培養學生科學精神、求實品格的必要手段。論文指導教師應堅守職業道德，認真履行督促學生在論文寫作過程中嚴格遵守基本學術道德規范，維護科學誠信的義務。其次是重視提高培訓，不斷提高指導能力和水平。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定期的集中培訓和各種教研活動來逐步解決，從而不斷提升指導教師的水平和能力。
2.完善監管制度，提升論文指導工作質量。首先要做到兩個實事求是：一是實事求是確定每位教師的指導學生數量。限制每位教師的指導學生數量是確保論文指導工作質量的需要。二是實事求是確定論文指導報酬。中央電大有“對每名學生的指導時間不得低于10學時”的工作要求，但沒有相應的統一報酬標準。可以這樣說，科學確定報酬標準已成提高論文指導工作質量無法回避的問題。其次是建立指導教師考核機制。以抽查論文指導工作、邀請學生評議等方式，對指導教師的工作水平和質量進行考核。同時，通過精神表揚和適當提高報酬等形式對考核優秀者進行表彰。最終實現以考核促提高，引導指導教師強化責任意識和質量意識，切實提高指導工作水平和畢業論文質量之目的。
二、突出重點環節指導，嚴把三個關口
1.突出起始指導，嚴把選題關。選題是論文寫作的第一步，不僅決定著論文的質量和價值，也關系到論文寫作的成敗。可以這么說，畢業論文選對了題目，就等于成功了一半。所以，指導教師必須突出對畢業論文選題的指導，幫助學生選對題、選好題。一般而言，學術論文選題應該特別強調學術性、創新性原則。但開放教育是成人高等教育，非普通高等教育，是大眾化教育，非精英教育，以培養應用型人才而非理論型學者為目標。因此，開放教育畢業論文不能片面追求與普通高校本科院校一樣的標準，而要建立與自己辦學特點相適應的畢業論文質量評價標準，突出重實踐、重提高的選題原則。基于上述認識，開放教育漢語言文學畢業論文選題應該堅持三原則，首先是專業性原則。畢業論文貼近專業實際選題既是基本要求，也是硬性要求。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不能選擇經濟或法律方面論題作為畢業論文的選題，這應該非常容易理解。其次是應用型原則。開放教育學生基本為在職人員，選擇就讀漢語言文學專業是因為自己所從事的工作與其有關聯。因而，指導教師要鼓勵學生運用所學專業知識，開展應用型研究。再次是難易適中原則。怎樣選擇一個難易適中的課題呢?一是方向對路。避開自身弱項和盲點，少些玄奧、抽象的學術研究、理論研究，多些應用研究、實證研究。二是大小合適。畢業論文選題過大過小，都會影響論文質量。相對開放教育學生而言，盡量做到選題要小，挖掘要深。
2.突出初稿指導，嚴把抄襲關。“畢業論文應由學生本人在指導教師的指導下獨立完成，必須杜絕一切抄襲、剽竊行為。”首先要判斷初稿是否具有抄襲嫌疑。判斷標準一看初稿質量，二看初稿水平。其次是鑒定初稿是否真正抄襲。一是通過中國期刊網搜索，二是通過百度和谷歌搜索。在方法上，一般先用題目搜索法進行搜索，這樣可以搜索出全文抄襲的論文。后用段落語句搜索法進行搜索，這樣可以搜索出部分抄襲和雜湊抄襲的論文。再次是處理抄襲論文。對上交抄襲論文的學生，不僅要退回論文，責令其重新選題和寫作，而且還要進行嚴肅批評和學術誠信教育。而對由學生自行完成的初稿，則就論文觀點、材料、邏輯結構、寫作規范等方面進行修改指導。
3.突出修改指導，嚴把質量關。對畢業論文修改的指導務必要抓住三個環節：首先是初稿檢查環節。全面、系統地檢查初稿，清楚其錯誤和缺陷，是指導學生進行論文修改的第一步。對論文初稿的檢查應遵循兩個原則，一是先整體后局部。即先進行全篇檢查，然后再按照各部分、段、句子、詞語和標點這樣的順序進行檢查。二是先內容后形式。內容決定形式，起草初稿要根據內容選擇形式，修改論文也要根據內容調整形式。同時，初稿檢查還要關注論文的四大要素，即觀點是否正確、新穎、全面、明確，材料是否充分翔實、具有說服力，結構是否完整、合理、科學、均衡，語言是否準確、流暢、簡潔。其次是論文修改指導環節。經過認真細致的檢查后，如果沒有發現重大問題，確認論文不必重寫，就要指導學生進行修改。論文修改一般都要經過幾個來回，是一個反復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要求學生遵循兩個原則：一是根據有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的思路進行修改，二是按照從大問題到小問題的順序進行修改。再次是論文格式指導環節。關注的重點是要素是否齊全，格式是否規范，特別是摘要、關鍵詞、參考文獻等要素是否合乎要求。如果不夠規范則要予以糾正，如果沒有問題就可以定稿。為提升學生的論文書寫能力，確保論文質量，在論文修改指導過程中，要注意防范兩個極端：一是“放羊式”指導。不少教師在對學生的論文選題和初稿指導比較認真，但在將初稿修改意見反饋給學生后就很少過問了。二是“保姆式”指導。在論文修改指導過程中，修改意見過于細致周全，就連每個詞語和標點的錯誤都一一列出，甚至覺得反復指導十分麻煩，干脆自己幫助修改。忽視了學生的主體地位，不利于教學目標的實現。
三、結合開放教育特點，優化論文指導策略
開放教育無論是生源特點，還是教學模式，都與普通高等教育有著明顯的區別。這就決定了開放教育畢業論文指導方式應該選擇有別于普通高等教育的策略。
1.個體指導與集體指導相結合。一般而言，畢業論文指導更多地屬于個別化教學活動，即由指導教師與學生進行一對一的教學，但開放教育畢業論文僅有個體指導是遠遠不夠的，它還應該安排至少三次的集體指導。一是選修畢業論文寫作課程，對畢業論文寫作進行宏觀指導。寫作是一項綜合性精神勞動，對人的思維能力、語言能力等多方面能力均有要求。而論文寫作作為比一般文章寫作更為復雜的寫作活動，對人的綜合能力有著更高的要求。但開放教育學生的科研能力和寫作水平偏低，不知如何進行畢業論文寫作的現象相當普遍。因此，學校可以通過選修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學計劃中的“中文學科論文寫作”課程，幫助學生全面系統地了解畢業論文寫作知識，掌握畢業論文寫作規律和技巧，引導學生盡可能將畢業論文寫得規范、得體，就顯得十分必要。二是畢業論文寫作前夕集中輔導，對畢業論文寫作進行具體指導。在即將進行畢業論文寫作前夕，選派論文寫作水平高、指導經驗豐富的教師，結合以往畢業論文教學中的典型案例分析，就畢業論文如何確定方向、選題，如何收集、整理和篩選材料，如何謀篇布局、規范論文格式進行全面輔導，盡可能淡化理論闡述，強化方法說明，引導學生運用所學知識進行畢業論文寫作。同時，趁機對學生進行畢業論文寫作和答辯的動員。三是畢業論文寫作過程集中輔導，及時解決共性問題。通過前兩次的集中輔導，學生雖然對畢業論文寫作中一些應知應會的知識與技巧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在寫作過程中，仍然會由于各種原因出現各種問題，而且很多問題都是共性的。在這種情況下，既為了提高指導效率，也為了給學生提供相互交流的機會，指導教師可以召集自己指導的全部學生，對論文寫作過程中出現的共性問題進行集中指導，至于具體次數可以視情況而定。
2.面授指導與遠程指導相結合。開放教育學生畢業論文指導不能單純地運用傳統方法，而應采取以遠程指導為主、面授指導為輔的方式。除論文寫作前夕的集體面授指導，以及遇到必須通過面授指導才能解決問題，要求學生確保接受面授指導外，其他一般都應采用遠程指導方式。首先是運用電子郵件指導。其優點是只要指導教師有時間，隨時都可以進行。不足之處是由于師生之間不能實時交流而容易造成學生不能完全領會甚至誤解教師的指導意見。指導教師一般在學生寫作時間比較寬余、且指導意見比較容易理解的情況下采取這種指導方式。在進行電子郵件指導時，為確保學生能夠正確理解指導意見，指導教師除說明清楚外，還要在修改稿中加注必要的符號。二是運用QQ指導。其優點是如果師生雙方都在線的話，能夠實現實時交流，確保學生全面正確地接受教師的指導意見。不足之處是如果學生不在線，就不能運用。進行QQ指導時，最好能事先預約，確保指導教師能夠實現有效指導。再次是進行電話指導。其優點是指導教師能夠隨時聯系學生，只要學生有時間就能實時交流，且能夠比較清楚的接受指導意見。不足之處是會產生交流時好似已經領會指導意見，但修改時又不知所云的現象。電話指導方式一般多在指導意見較為原則且條理清晰時運用。對畢業論文進行遠程指導時，還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采用組合式指導。
目前，高校課堂教學中普遍存在如下問題，第一，按傳統講授+案例分析的模式進行傳道授業，大學生消極厭學，逃課理由花樣多多。許多在大學工作的教師有這樣的感慨，現在愛學習的學生大不如從前！學生玩手機和游戲的時間比聽課課的時間多得多。有學生甚至雇人替自己聽課做作業。學生逃課的原因很多，如教師講課沒有吸引力，學風不好，管理不到位等，有一些學生認為課程之外的知識重要，熱衷于在外打工賺錢，還有的學生只挑選有利于就業的課程去聽，而對那些基礎課和文化修養課則回避。很明顯，學生的學習態度和對課程的整體觀念存在問題。第二，教學過程中學生體驗互動嚴重不足。即使有多媒體，視頻材料等手段，但課堂教學滿堂灌，知識傳授不能與學生產生共鳴，學生缺少探索熱情，認為與己無關。調查顯示，多數學生對教師的課堂教學不滿意，教學內容陳舊，方法簡單，師生互動少，鮮有激情和想象力，學生不愿聽，教師也不愿意講，導致惡性循環。西方學者甚至認為，中國教師講授，學生靜聽，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模式。第三，一考定結果，使考試作弊比較普遍，有愈演愈烈的趨勢。考試作弊不利于良好學風的形成，造成學習刻苦者受打擊，不用功者易過關甚至得高分，直接影響學生聽課的積極性，沖擊學生誠信的道德底線，挑戰教師的職業道德，挑戰教師的課堂教學。第四，大學生學過《法律基礎》、《經濟法》后，大腦被大陸法系法律關系之理論似乎格式化，喜歡接受權威正統現成結論，傳統教學方法使大學生的知識面過窄，無全球視野，僅局限于自己或中國維度分析國際商事糾紛，造成學生的思維能力及智力相應萎縮，理解力變窄，限制了學生的發展，難以適應日益發展的環境，也使就業難度增加。面對上述問題，大學勿容置疑要改革，必須改革課堂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提升教學質量。為此，要對格式化的大學生輸入新的法律系統，需要強烈的刺激。我提出了“比較式”教學方法并在實踐中進行了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二、比較教學方法的內涵及運作機制
(一)比較教學法的內涵及主要特點比較式教學是根據課程教學內容的特點，提出的。結合當前《國際商法》的實際，學生知識背景現狀，大部分學生對大陸法系的條文化、規范化法律制度有一定了解(但不深入和透徹)，具備用法律關系的理論進行思考和解決法律問題。而《國際商法》必須講授海洋法系的內容。法系不同，技術術語有差異，司法過程、理論迥異，為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對相關教學內容進行廣泛對比，學生體驗互動的一種教學方法。這種教學方法能夠吸引學生主動參與教學活動，并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普通教學方法相比較，比較教學方法具備以下特點：
1.教學內容的平行、豐富。比較式教學內容要‘一分為二’地講授。這源于國際商法必須將兩大法系都交代清楚。而兩大法系在文化理念和制度上差異明顯。法律術語不同；證據制度迥異；一個重實體法，一個講程序正義，法理和技術細節不同幾乎覆蓋國際商法所有章節。比較教學，一話兩說，學生印象深刻。比如合同條款的分類和合同有效要件，我們有主要條款，英美有條件條款、保證條款和中間條款，而且英國合同條款的分類與違約救濟方式掛鉤，也與訴訟戰略戰術掛鉤。以實例平行展開，一法兩講，平行橫向比較，極大開闊了學生的視野，生動而且效果明顯。特別是同樣術語、細節導致的結果差異讓學生印象深刻。
2.教學方式的靈活性。在比較教學中，教師的教學比較方式多樣，有行為比較，如大陸法中的訴訟中的強制措施與英國法中的庭際禁令；理念比較，如貨物買賣中種類物和特定物分類對所有權和風險的影響兩大法系觀念上的差異、案例比較、結果比較和程序比較等等。老師與學生一起展現一副清晰明快的兩法系相似又不同的圖畫。教師講課的活動范圍不僅僅局限在講臺和黑板之間，教師可在學生之間走動、講解，以便集中學生精力，有利于教師同學生的細致交流。由學生體驗的對抗制VS究問式庭審模式，一案兩審，反差大，收獲也大。
3.教學過程的對立互動性。比較教學方法可以使學生與教師之間建立起教與學的雙向對流，就同一案例從原被告及法官不同的角度，基于不同的法律體系，教師通過實際案例提出討論題目或啟發學生提出問題并開展討論，改變了傳統教學中教師為完成教學任務和教學環節而機械地授課的局面。所以比較不是簡單的橫向比較，二是多層次、多技術、多維度的立體化有質感的比較，必須與已有的技術成果同步進行不悖。
(二)比較教學方法的理論依據發現法教學理論認為，學生的認識過程與人類的認識過程有共同之處，要求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利用現實生活中的素材，主動地探究發現，而不是消極被動地接受知識。師生共同比較、發現兩大法系之異同，讓學生參與學習，由被動為主動，有利于消除被動填鴨式的枯燥乏味。而“新課標”理念認為，有效的學習不能單純地依賴模仿與記憶，動手實踐、自主探索與合作交流是學生學習的重要方式。教師應幫助學生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過程中理解和掌握基本知識與技能、思想和方法，獲得廣泛的活動經驗。學生是學習的主人，教師是“組織者、引導者與合作者”。所以同一案件，教學上用糾問式和對抗式比較實際庭審過程，讓學生在案件中以一方當事人的角色扮演中體味法律內涵與差異。最新心理學研究成果表明，能力的形成不可能以學習間接知識的方式實現，只有通過對某種活動的直接體驗，才能培養相應的能力。根據這一研究成果，我們必須把學生的學習由接受間接知識的過程轉變為通過探索獲取直接知識的過程。所以本人在實踐中，在使用比較教學法時，注重以下幾點：
1.設定目標并提出問題。對于理論性強的章節，在講課過程中要善于先設定學習目標，然后啟發學生提出問題。比如在第一章緒論部分，教師列出不同問題并組織各組學生進行兩大法系各自的處理程序、理由、理念，最后由老師總結并講解知識要點。經過學生的討論及對問題的回答，然后教師在此基礎上加以總結，使學生了解并掌握本節課程的知識點。這樣既鍛煉了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同時也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興趣。
2.典型案例PK。對與實踐聯系較為緊密的章節，則尋找實際案例把國際慣例及兩大法系的問題緊密結合在一起，針對案例中的關鍵問題提出思考題，鼓勵學生開動腦筋積極思考并解決實際問題。特別是比較不同法律體系下判決的程序、依據和結果的差異。
3.利用大量歷史案例判例素材。教師把一些以前歷史案例判例素材供學生參考，學生通過自己感悟歸納習得技巧和知識。所以此法要求老師學貫中西，知識儲備豐富，特別是典型的大陸法案例的搜集很重要。
三、比較方法的實施效果
在國際商法教學中，比較教學方法的使用，需以學生為中心，教師為主導。可以用互聯網技術讓學生參與教學計劃的制定。在課程教學的過程中，以全面了解學生為前提，必須清楚他們學習的特點、難點和興趣點。才能收到明顯的效果。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課堂教學嚴謹而又有活力。以前上課都是老師講授，學生靜聽，很被動。現在課堂非常活躍，學生持不同法系之見，同一案情，處理判決各有不同。理由依據有時南轅北轍，印象深刻。學生自己必須發現問題，邏輯的提出問題，并創造性地解決問題，各種新問題、新思路不斷涌現，經常下課了還有許多學生緊追老師不放，問個不停，出呼意料之外的創造性想法常給老師予新的啟迪，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合作性大大提高。課堂教學、糾問式或對抗式模擬法庭成了師生追求知識‘真理和正義的“天堂”，教師教得輕松，學生學得愉快，學生在上課時可以自由討和發言，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提出來，老師從不批評，課堂氣氛寬松。比較+演繹+發散式思維和英美文化于一體，毫無法學學院派的枯燥和乏味。
拓寬了學生的知識面。一方面教師在課堂教學中采用的案例均來源于國際貿易的實際糾紛(authentic)，通過教師對案例的講述和分析使學生了解更多書本上沒有的實戰技巧；另一方面，學生課外查閱文獻、搜集素材的過程，對于學生提高閱讀能力、積累知識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3.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得到提高。在普通常規的對抗式討論中，每個同學都能提出自己的觀點和見解。其根本目的是要正確解釋和解決國際商事不同觀念的沖突，所提出的問題，最后經過兩大法系PK各自提出解決問題的觀點并陳述理由，鍛煉了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4.和諧了師生關系。在濃厚的學術的氛圍中，老師也平等的與學生在統一規則下對抗辯論，師生教學相長，相互影響與促進；教師上課必須更加認真，更加關注全球的新規與判例、學術研究的最新進展，學生上課的出勤率，考試及格率，考證率以及大學生創新項目的申報等方面都有了較大的改善。參加統一司法考試和外銷員考試的，本門課程的學習特別給力。
四、比較教學方法的主要問題
1.教師隊伍的素質約束了教學效果。比較式教學不能照本宣科。沒有出國學習經歷或英美游學經歷的老師，很難對英美法系的文化底蘊有正確全面的把握，從而客觀比較。當前明顯的問題是，受慣了大陸法系教育和熏陶的有些老師，用法律關關系的思維來框英美法，大腦被大陸法格式化，用法律關系的框框理解英美法的商務游戲規則，既不對有缺陷的現行教材進行取舍，又不針對學生未來的職業要求對英美法之程序部分進行強化，任意決定課程設置內容。而且有些人認為，只要有好口才再加上認真的準備就可以現編現導地進行“比較”教學任務了。實施比較式教學要求教師不僅需要理論知識功底深厚，而且要具備豐富的實踐經驗，沒有在英語國家親自訴訟經歷，難以完成或勝任教學任務。很多老師講課時范范比較，學生一頭霧。加之國內沒有合適的雙語教材，閱讀材料不豐富，影響了比較教學后的學生自主吸收和消化。
2.少數學生很難參與教學活動。沒有中國國內《經濟法》基礎，學習又有困難的學生很難跟上節奏參與教學活動。對課本內容和老師提出的問題以及國際貿易中的普通糾紛案例，憑直覺或經驗猜(解決方案)，完全沒有感覺，不能進行一般性的探討，不發表個人的見解，是比較教學的一個突出的難點。加之現在學生頻繁轉專業，完全沒有經濟、法律基礎的原藝術、醫學專業的學生，這些學生課堂內不主動思考問題，課下更是難以主動查找資料，欠功課太多，這部分學生在能力的培養上與其他同學就有了較大的差距。
3.傳統課業考評方式一定程度上影響學生的積極性。傳統教學中課程的考核大都根據學生平時到課情況(20%導40%不等)及期末考試成績(80%-60%不等)進行考評。比較教學中成績的考核需要多樣化，可依據學生參與教學的程度，包括平時討論的積極性、對問題的分析能力、發言的積極性、及語言表達能力等進行綜合過程考核，如模擬法庭的參與等。此外在期末試卷中應增加學生獨立思考試題的比重，重點考核學生理論知識的實際運用能力。
五、建議
一、講風太盛
講風太盛，是目前全國范圍內的最大流弊。有些教師一上“講臺”，就名副其實地當好“講師”，一堂課從頭講到尾，唯恐講不夠。這些教師把無休止地講當作萬能的法寶，唯講至上。
講風太盛，主要表現為三種形式。①機械重復。一步一回頭，時刻擔心有疏漏不周的地方，自然而然的重復一通。有時為一個無關緊要的細小問題也總要糾纏幾分鐘方肯罷休。②照本宣科。死搬硬套教本、教參及有關教育教學報刊上的內容，把類似的內容一一搬進課堂里，教學內容成了參考資料的簡單羅列和堆砌。
③肆意拔高。有些教師總嫌小學課本里的內容太淺，沒有“教頭”，因而憑著自己的性子肆意拔高教學難度，或把高年級的內容提前到中年級來教，或把初中的內容提前到小學來教。由于難度提高了，教師也就感到“有得講了”，于是，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什么“超綱脫本”，全拋到九霄云外去了，同時也把學生帶進了云里霧里，摘得稀里糊涂。
克服和糾正“講風太盛”，關鍵應抓好三條。第一是認真備課，在備課時將課上要著重講的內容寫進教案，力求語言簡練、明白，切忌語無倫次，雜亂無章。
第二是認真學習和優化選擇教法,采用那些先進的教法，克服單純使用“講授法”，堅持“一法為主，多法相助”。第三是切實控制好課堂教學結構，除在新授部分作適當講解外，其余教學環節盡可能少講或干脆不講。經過一段時間嚴格的自我控制，你就會越來越明白“講風太盛”不僅害學生，也害自己，真是得不償失，適得其反。
二、形式過多
教學過程離不開一定的形式和手段，這是無可厚非的。但形式過多，往往會分散學生的注意力，影響教學時間和效率。現在有些課，一會兒比賽，一會兒表演，一會兒唱歌，五花八門，應有盡有。讓人看不懂到底是數學課還是班隊活動？
有些老師還美其名曰：“愉快教育”；真叫人啼笑皆非。
形式過多也表現為三種形式。
一是展覽型，把數學課當成了教學具的展覽會。
二是熱鬧型，以說、跳、演等外化活動為主要特征，是一種表面、膚淺的思維過程，真正有效的思維應當是靜悄消的內化過程。三是魔術型，教師表演式的一猜就中、一試就準、一列就對、一驗就靈，把思維過程全部掩蓋了，學生只知道結果而不知道來龍去脈，教學活動成為一種神秘的魔術，把學生思維活動量降到了最低限度。
要克服和糾正“形式過多”的不正之風，關鍵要抓兩條，一是認真學好兒童心理學，根據學生認知特點恰當地選用必要的教學形式，堅決杜絕追趕時髦、盲目效仿、華而不實的種種做法，使教學形式成為教學過程必不可少的載體。二是要注意充分暴露思維過程，揭示知識的發生過程，加強智力活動的內化設計與實施，使知識教學落實到思維訓練上去，教學形式有力地促進教學過程的優化發展。
三、負擔偏重
一、講風太盛
講風太盛，是目前全國范圍內的最大流弊。有些教師一上“講臺”，就名副其實地當好“講師”，一堂課從頭講到尾，唯恐講不夠。這些教師把無休止地講當作萬能的法寶，唯講至上。
講風太盛，主要表現為三種形式。①機械重復。一步一回頭，時刻擔心有疏漏不周的地方，自然而然的重復一通。有時為一個無關緊要的細小問題也總要糾纏幾分鐘方肯罷休。②照本宣科。死搬硬套教本、教參及有關教育教學報刊上的內容，把類似的內容一一搬進課堂里，教學內容成了參考資料的簡單羅列和堆砌。
③肆意拔高。有些教師總嫌小學課本里的內容太淺，沒有“教頭”，因而憑著自己的性子肆意拔高教學難度，或把高年級的內容提前到中年級來教，或把初中的內容提前到小學來教。由于難度提高了，教師也就感到“有得講了”，于是，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什么“超綱脫本”，全拋到九霄云外去了，同時也把學生帶進了云里霧里，摘得稀里糊涂。
克服和糾正“講風太盛”，關鍵應抓好三條。第一是認真備課，在備課時將課上要著重講的內容寫進教案，力求語言簡練、明白，切忌語無倫次，雜亂無章。
第二是認真學習和優化選擇教法,采用那些先進的教法，克服單純使用“講授法”，堅持“一法為主，多法相助”。第三是切實控制好課堂教學結構，除在新授部分作適當講解外，其余教學環節盡可能少講或干脆不講。經過一段時間嚴格的自我控制，你就會越來越明白“講風太盛”不僅害學生，也害自己，真是得不償失，適得其反。
二、形式過多
教學過程離不開一定的形式和手段，這是無可厚非的。但形式過多，往往會分散學生的注意力，影響教學時間和效率。現在有些課，一會兒比賽，一會兒表演，一會兒唱歌，五花八門，應有盡有。讓人看不懂到底是數學課還是班隊活動？
有些老師還美其名曰：“愉快教育”；真叫人啼笑皆非。
形式過多也表現為三種形式。
一是展覽型，把數學課當成了教學具的展覽會。
二是熱鬧型，以說、跳、演等外化活動為主要特征，是一種表面、膚淺的思維過程，真正有效的思維應當是靜悄消的內化過程。三是魔術型，教師表演式的一猜就中、一試就準、一列就對、一驗就靈，把思維過程全部掩蓋了，學生只知道結果而不知道來龍去脈，教學活動成為一種神秘的魔術，把學生思維活動量降到了最低限度。
要克服和糾正“形式過多”的不正之風，關鍵要抓兩條，一是認真學好兒童心理學，根據學生認知特點恰當地選用必要的教學形式，堅決杜絕追趕時髦、盲目效仿、華而不實的種種做法，使教學形式成為教學過程必不可少的載體。二是要注意充分暴露思維過程，揭示知識的發生過程，加強智力活動的內化設計與實施，使知識教學落實到思維訓練上去，教學形式有力地促進教學過程的優化發展。
三、負擔偏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