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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化人類學 物質文化 問題 對策
1.基本概述
1.1 選題背景與意義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我國物質文化已與世界接軌，然而，物質文化研究卻相對遜色，因此，從各個角度對物質文化進行研究，有助于拓展物質文化研究的思路，完善物質文化研究體系。自文化人類學的創立以來，物質文化研究已逐漸成為文化人類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探索我國物質文化，找出我國物質文化研究尚存在的問題，以對癥下藥，已成為當代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因此，基于這樣的背景，筆者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對中國物質文化進行研究具有無可比擬的實際意義。
1.2 中國物質文化的內涵
關于“物質文化”的概念，國內外學術界各抒己見，目前尚未形成統一的界定。一般來說，物質文化可簡單地認為是物質和文化，其中物質指的是人類創造出來的物質產品，其范疇十分廣泛，包括吃、穿、住、行等人類生存和發展必不可少的各類物質產品；而文化可從廣義和狹義兩個角度予以理解，廣義的文化既包括精神產品所表現出來的文化，又包括物質產品所表現出來的文化，而狹義的文化僅指精神產品（主要包括語言、藝術、文學等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文化。
1.3 中國物質文化研究的研究成果綜述
近年來，不少學者對物質文化（包括飲食、服裝、交通、建筑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例如：關于中國飲食文化研究的有：徐峰的《中國飲食文化的心理分析》、買提庫爾班?買吐迪的《維吾爾飲食文化研究》、趙煒的《國外對中國飲食文化的研究》等。關于中國服裝文化研究的有：曹佳想的《中國服裝文化的國際化》、趙衛的《中國服裝文化，我們缺什么？》、石海清的《中西近現代服飾文化比較研究》等。關于中國交通文化研究的有：劉衛民的《關于交通文化研究相關問題初探》、李振福的《基于交通文化的交通安全策略》、李振福的《自行車交通文化及其策略研究》等。關于中國建筑文化研究的有：劉紹洋的《中國傳統建筑文化研究及未來發展》、白晨曦的《天人合一：從哲學到建筑》、吳良鏞的《論中國建筑文化研究與創造的歷史任務》等。
2.文化人類學與中國物質文化研究的契合點
2.1物質文化研究已成為文化人類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分支
文化人類學的研究重在對全世界各民族進行描述與分析，對人類文化的本質進行深入剖析，其是以人類各民族創造的文化為研究基礎的，屬于人類學研究的范疇。童恩正（頗有名望的人文學家）曾認為：“文化文類學是從文化的角度研究人類的科學……就是從物質生產、社會結構、人群組織、風俗習慣、等各個方面，研究整個人類進化的起源、成長、變遷和進化的過程，比較各民族、各部族、各國家、各地區、各社團的文化的相同之點和相異之點，藉以發現文化的普遍性以及個別的文化模式，從而總結出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由此可以看出：文化人類學研究的范疇很廣，傾向于從整體上把握事物，相比之下，物質文化研究的涉及面較為狹隘，但其屬于文化人學學研究的范疇。也就是說物質文化研究已成為人類學研究的一種重要分支。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研究我國物質文化，可豐富我國物質文化的內容，推動我國物質文化的發展與傳播。
2.2 中國物質文化研究與文化人類學研究具有相似性
2.2.1歷程的相似性
國內文化人類學研究的歷程與物質文化研究的歷程具有相似性。主要體現在：（1）都經歷了萌芽期、發展期以及停滯期。1901-1949年，文化人類學在中國萌芽，與此同時，學者也開始著手探索物質文化；1950-1960年，文化人類學的發展十分迅猛，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也取得了空前的進步，這也帶動了我物質文化的發展與傳播；1960-1970年，文化人類學的發展停滯不前，屬于其停滯期，與此同時，此十年是的十年，我國的經濟受到嚴重的影響，無可置疑，物質文化研究也只能停止步伐。（2）同時進入了新的發展歷史時期。1980-至今，國內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始終與物質文化研究緊密相連。
2.2.2特征的吻合性
國內文化人類學的研究特點與我國物質文化研究的特點十分吻合，主要體現在：（1）文化人類學注重對歷史的研究，其重在應用歷史資料，對歷代各民族的文化特征進行研究，也就是將人類學與歷史學結合起來。而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歷史，也是一部頗具中國特色的物質文化史，中國現有的豐富的物質文化都離不開歷史，比如：中國飲食、服裝、交通、建筑都是從中國古代的文化遺產中吸取養分，進而豐富或發展起來的。（2）文化人類學研究的本質與物質文化研究的本質幾乎是一致的。現代文化人類學旨在探索出各種理論方法，以促進人類的健康發展。而物質文化的研究也是以人類的健康發展為目的的。（3）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所需的資料，一般都是研究人員深入最基層得到的，其揭示的現實意義不僅具有一定的理論依據，而且具有客觀性，不具備太多主觀色彩。這一特點正符合物質文化研究的要求，對物質文化的發展是大有裨益的。
3.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改善中國物質文化研究
3.1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看中國物質文化研究存在的若干問題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人們生活水平的改善，中國物質文化研究體制也在不斷完善，但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看，其尚存在一定的缺陷。具體來說，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3.1.1中國對物質文化的研究過于追求形式美
中國對物質文化的研究過于追求形式美，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飲食文化和服裝文化研究，下面從這兩個方面進行簡單的敘述。（1）飲食文化。雖然中國重視通過飲食來療養和滋補身體，然而人們在評價飲食的好壞時，往往更注重從味覺、嗅覺、視覺、觸覺、文化等方面進行主觀評價，而往往忽略食物本身的營養價值，也就是說，只要色、味、形俱全的食物就能得到人們的一致好評，而食物是否營養過度或不足，人們很少關注。（2）服裝文化。人靠衣裝，美靠靚裝，在現實生活中，服裝是最受人們關注的物質產品。然而很多人在選擇服裝時，一味地在乎服裝的外形設計，而對于服裝的材質、價格卻置之不理。也就是：只要款式新穎、獨特或突顯人的氣質，就一定會成為挑選人的囊中之物，即使該服裝的材質不佳，或者價格在自己的承受范圍之外。
3.1.2關于物質文化研究的范圍過于狹隘
通過查閱及總結資料可以發現：目前關于我國物質文化研究的文獻并不多，且絕大多數都集中研究中國古代物質遺產，古代民族文化（如三國、漢朝、明清朝的物質文化），且研究的內容多集中在有形的飲食、服裝、交通、建筑等，而對于一些藝術（諸如音樂、舞蹈、美術等）物質文化的研究少之又少。因此，物質文化的研究領域有待進一步深入。
3.2 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解決中國物質文化研究存在的問題的對策
3.2.1注重客觀事實
研究人員應深入最基層進行實地調查，以調查的客觀事實為研究依據。比如在研究飲食文化時，研究人員不僅要對人們的飲食進行調查，而且要對其謀食方式進行調查。迄今為止，人類的謀食方式主要有五種，即狩獵和采集、初級農業、畜牧業、精耕農業、工業化謀食。選擇的調查人群應具備不同的年齡、不同的性別以及擁有不同的社會地位。只有按照以上條件進行調查，才能了解社會的平均飲食水平，才能對人們的飲食情況作出正確的分析。
3.2.2注重跨學科綜合研究
物質文化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其中物質文化可能與其他物質文化或社會層面緊密相連，因此，在研究某種物質文化時，還必須對其他物質文化的相關知識進行充分了解，否則，就無法用聯系的觀點來分析問題，最終導致研究結果出現偏差。同樣以飲食文化研究為例，眾所周知，飲食文化與餐飲業、旅游業、食品工業等諸多方面緊密相連，研究人員只有對餐飲業、旅游業、食品工業等方面的常識有了大致的了解，才能深入探析飲食文化，才能在相互比較中得出最佳的結果。
4.結語
在科學技術的推動下，人們對物質、精神的享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與此同時，國外內學者對中國物質文化研究的力度也在不斷加大，但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看，中國物質文化研究尚存在一定的缺陷，如過于追求形式美、范圍過于狹隘等，而要想解決這個這些問題，必須做到：注重客觀事實、注重跨學科綜合研究等。
參考文獻：
[1]徐峰. 中國飲食文化的心理分析[D]. 華南師范大學. 2006.
[2]買提庫爾班?買吐迪. 維吾爾飲食文化研究[D]. 新疆大學. 2007.
[3]趙煒； 何宏. 國外對中國飲食文化的研究[J]. 揚州大學烹飪學報. 2010.
[4]曹佳想. 中國服裝文化的國際化[J]. 山東紡織經濟. 2011.
[5]趙衛. 中國服裝文化，我們缺什么？ [J]. 中國制衣. 2013.
[6]石海清. 中西近現代服飾文化比較研究[D] .延邊大學. 2011.
[7]劉衛民. 關于交通文化研究相關問題初探[J]. 北京交通管理干部學院學報. 2005.
[8]李振福. 基于交通文化的交通安全策略[J]. 中國安全科學學報. 2004.
[9]李振福. 自行車交通文化及其策略研究[J]. 中國自行車. 2006.
[10]劉紹洋. 中國傳統建筑文化研究及未來發展[D]. 東北師范大學. 2012.-
另外，我國中小企業的市場部或企業部，分工也不可能那么細，為節約成本，企業特別需要一個對外可策劃營銷活動，對內能撰寫廣告文案的復合型人才，于是文案策劃就應勢產生了。下面是提供給新人的一些教程，看了會受益匪淺。
一、策劃與創意
1.策劃與創意源于文化的底蘊，生于思維的碰撞，精于閱歷的積淀。
2.策劃總要求有新的創意，并直接針對市場和銷售。
3.策劃和創意要求從業人員是專家，而非仙家;是解決問題而非點石成金。
4.策劃創意是團隊組織行為、專家行為、工業化流程行為相結合的智業產業，是一項長期持久的事業。
二、策劃文稿的撰寫
1.最忌空洞無物、閉門造車。
再忌辭藻堆砌、華而不實。
三忌文筆不暢、別字先生。
2.文章是思維的外在體現，低劣的稿件將給公司形象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
3.策劃人這個崗位總要面臨各種新鮮的事物，要求從業者能在最短時間對項目做出盡可能深入的了解。
4.策劃離不開深入細微的調查研究。
策劃人在撰寫文稿前必須先對相關領域進行”速成學習”，盡快由一無所知變成行家里手。
5.調查研究的方法很多。最有效的是拜訪業內前輩行家，此外還有查閱文獻資料、對客戶做訪談等等。
6.策劃人應時刻關注時事動態、新聞政策，這樣才能找出符合時代的亮點、避免不必要的禁諱、得到客戶的認可。
總的來說做文案策劃需要做到以下五點：
·聆聽
作為文案，你不應該只會苦思冥想，你要學會聆聽，在潑婦罵街中聽出風土人情，在出租車司機的怒吼中聽出股市行情，在街頭巷尾家長里短中聽出貨幣漲跌。只要用心去聽，這時候，耳朵比筆桿子更犀利。
·做加法
在開始寫或想創意之前，你不要給自己設限，可以添油加醋，可以畫蛇添足，總之，想到什么都能寫下來，不要提前關閉了自己的思路，將自己處于完全開放的興奮狀態，讓你的想法在連鎖反應中，不斷觸發新的內容。
·做減法
在交稿前，你需要做減法，你要學會修枝去葉，學會忍痛割愛，把所有的東西堆在一起并不一定好看，你要學一點美學常識，懂得搭配，在最后，減到極致，也是完美。
·沉淀
你可以很容易通過各種途徑得到信息，每天都會有新的信息融入進來，所以，這時候的文案，不缺信息，缺的是一個篩子，文案要學會用心靈去與這個時代共震，將無用的信息排除，滌蕩出精華，留存于世。
·換個角度看問題
每天太陽從東方升起，每秒時間以單行線向前行走，每棵樹都以參天為目的向上生長，每只候鳥都要飛向南方，這是不是意味著生命就是早被注定，就在重復中日復一日?
當然不是，你要時常用另一個聲音警醒自己，你是一個創意人，你有獨特的看問題的方式，你可以站立著看，也可以倒立上著看;可以在火車上看，也可以透過三棱鏡看;可以往前看，也可以在水下看;可以躲在暗處看，也可以跳躍著看。隨著你看的方式不同，得出的答案自然大相徑庭。
用忘記，清空被浮塵塞滿的胸腔;用忘記，換得滿滿的情感.你就是自己最好的老師.有時候，不是你想得不夠，只是你想得太多.復雜的思緒，容易將你帶到一條沒有出路的死胡同里.這時候，如果你換上一套行裝，剎時就能變身為靈感的使者.頓時步伐輕盈，掌控了節奏，也有了明確的方向.下次記得，在思維混亂時，或是不知道文案該如何下手時，忘掉你的職業，清空你的大腦，來一次時空穿梭的游戲，讓另一種身份替代你，帶你到不經意的地方，那里將有驚喜與你不期而遇.
三、文案錄入
要使用規范的格式錄入，并養成良好的、訓練有素的辦公習慣給客戶的策劃稿件一般應套用公司規定形式的頁眉、頁角、頁碼，并使用規范的Word、Excel文檔格式排版、編號。若打印協議書一類的正規文件一般應遵循”標題用黑體，正文用宋體”。
電腦錄入時要編寫恰當、易分辨的文件名保存，而不要隨意敲出一個名字。發送E-mail時同樣要編寫一個恰當、易分辨的郵件主題名稱，以便于客戶閱讀。禁止發送無主題或隨意敲擊主題的E-mail。
完成的文稿要及時刪除或保存在個人文件夾中，并定期清理電腦資源。
從現有的文案分類由很多種，按照4A標準，一般有四類：助理文案(ACW)，文案(CW)，高級文案(ACW)，資深文案(SCW)，其中稍微要區別的是高級文案與資深文案，前者要求的是文案的撰寫能力，而后者不僅僅是文案的撰寫能力還包括做文案的年資。有些4A公司設有文案主任(CE)一職，大體上與文案職責類似，有時候負責專項。
另外有些個別公司還配有首席文案的職位(CCW)，文案功力鳳毛麟角，雖不具領導才能，但有的首席文案拿的工資卻比創意總監還要高。大部分國內廣告公司文案的種類繁雜，有房地產文案，創意文案，企劃文案等，他們的風格迥異(后續)，筆者根據國內文案現狀，通過切身研究以及走訪，另辟稀徑總結出文案的分類方法：
1，低級文案
一種是初出茅廬的實行生，畢業生，小牛犢，小羊羔，正處在猛補時期，俗稱：菜鳥;另一種是文字垃圾的締造者，喊空號，唱跑調，傻的冒泡還不知所以!
2，初級文案
初識文案要領，但未開天眼，只知道對錯，不知道好壞，有時候也虎腦腦的寫一些超長文案，好似裹腳布，需要眼明手快刀斬去，靠自己，靠運氣，靠引領。這也是任何等級的文案，所要經過的必由之路!
3，文學青年
相當深厚的文學造詣，絕對能是一個好的采編人員，或者特約專欄撰稿。詩情畫意，小資迷離，別樣氣息，但在影視文案創作方面垂足頓胸，在標題的把握方面拿捏不準，也是一大憾事。
4，另類，意識流的高級文案
把產品比做“形”，把消費者比做“神”，那么此類文案也就是形散而神不散的高手，以臺灣意識形態廣告為范例，后現代復制與鐘擺，文案本身也纏繞其中，欲罷不能，有時好走極端，但這也算用是用文字干擾或沖擊視覺pointe一種不錯的方法。
5，圖形思考力的資深文案
如果你看到一則廣告，沒有圖片，只有文字，但卻能讓你浮想聯翩，大多屬這樣類型的。將來，任何純粹意義上的廣告撰稿人肯定不存在，反推不會添字丁的ART也一邊玩去。如果一段文案能給人大眾或者給ART以思考，引領，共鳴的空間與魔力，我想這已經是一流的SCW。文案表現經常耐人尋味，點子升級，概念不斷。順便說一句，這也是影視CF文案高手所應必備的本領技識。
6，策略把握，雙性思維的超級文案
絕對是行家里手，而且多種職場經驗，主動找茬，游刃于理性與感性之中，善于整合元素，畫龍點睛，高屋建瓴，同時這也跟市場營銷，品牌資產有掛靠，但能達到此種開闊的境界，真的算鳳毛麟角!占卜一下，將來這樣的文案走向就是商人或者老板!
7，理性至極，“出賣”思想與靈魂的文案大師
傳播就是要在幾個關鍵點上進行聚焦，在這個框架下不斷進行重復和微創新，并堅持不懈，最終內生成一條價值鏈，或產業鏈。切忌在資源上過于分散，東一耙子，西一耙子，這山望見那山高，不斷切換領域和方向。“鄭淵潔經濟學”，其要素分析起來其實很簡單，最難之處就是能不能持之以恒，當然這也是其最大的威力所在。“鄭淵潔經濟學”，在某種程度上還可以變型為“金庸經濟學”、“本山經濟學”，但其內涵卻是高度一致的。
莫言無疑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留給歷史的一大印記，其偉大之處自不待言，并具有一定的國際影響力，但在“產業鏈版圖”的締造方面，莫言則明顯遜色于鄭淵潔。
從某種意義上講，莫言更像傳統意義上的文人才子，而鄭淵潔則是游走于文學和商業之間的兩棲動物，商業氣質與意識更為強烈。也許最初這種差異是在誤打誤撞中形成的，可是模型一旦成型，就變成了一種路徑依賴。鄭淵潔和莫言之間的差別，其實體現出來的就是“鄭淵潔經濟學”及傳統文學創作模式之間的差異。接近30年的時間，鄭式童話版圖，更多是在借鑒迪士尼的模式逐步向前推進，而莫言“商業之路”則走的是“圖書出版+版權輸出+影視作品”路子。
品牌運作的一個導向，就是永續經營，面向市場持續產生影響力，在這方面，鄭淵潔無疑走得更遠。鄭家父子跑起了接力賽，鄭淵潔的兒子鄭亞旗，逐漸接起了鄭氏童話和皮皮魯品牌的商業化運作重擔，于2010年正式成立了北京皮皮魯總動員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經過與市場環境長達數年的磨合，目前已經走上了正規。再看莫言，現在還沒有讓自己的家人或授權他人專門組織傳播公司來運作品牌化和產業鏈事務。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只是讓其女兒管笑笑來擔任私人助理，按照莫言自己在公開場合的說法，其女兒僅僅是助理而非經紀人。2012年末，在管笑笑和莫言密友共同策劃下，一個叫“莫言文學村”的工作室悄然成立，但這個機構的功能還是比較簡單，跟專業化、正規化的專屬性品牌傳播與推廣機構還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同樣靠小說創作起家的瓊瑤，在這方面的意識就強烈得多。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瓊瑤就與平鑫濤、盛竹如等人合資成立巨星影業公司，專門把瓊瑤的小說作品翻拍成電影。瓊瑤的兒媳何琇瓊，則主要負責瓊瑤小說電視連續劇的改編和制作，并擔任瓊瑤藝人經紀公司總經理。
鄭氏童話版圖的硬傷
在鄭淵潔的童話生涯中，有三件事情十分值得特別圈點，而且都跟英國有關。
其一2011年4月，鄭淵潔收到英國駐華大使的邀請，參加慶祝英國威廉王子大婚的酒會，新娘米德爾頓出身于英倫平民家庭，其訂婚戒指是戴安娜王妃當年使用過的訂婚戒指，米德爾頓成功上演了現實版的灰姑娘成為王妃的經歷，整個愛情故事充滿了童話般的浪漫色彩；其二是2012年英國倫敦奧運會前期，鄭淵潔獲邀與倫敦奧運會火炬、吉祥物進行了親密接觸；其三則是2013年12月3日，他受邀在上海與英國首相卡梅倫單獨會面，共同討論了兒童教育和兒童文學讀物，并向之贈送圖書。這些殊榮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是非常罕見的，但偏偏就在這位“童話大王”的身上發生了，也必將在歷史上留下一段佳話。
卡梅倫告訴鄭淵潔，兒童文學作家在英國地位很高，非常受尊重，希望鄭的童話能在英國市場有所拓展。鄭淵潔半開玩笑地說，自己不著急，因為英國的孩子少，中國市場有3億兒童，有足夠的讀者，羅琳的《哈利·波特》必須重視中國市場，而自己在中國擁有“人口紅利”或“讀者紅利”，對拓展海外市場不是太迫切。這看似很平常的對話，其實正好暴露了鄭氏童話版圖的嚴重硬傷。
要真正打造類似于迪士尼那樣的童話帝國，最終形成完整的產業鏈甚至產業版圖，海外特別是英文市場，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否則在國際市場上永遠成不了主流，遑論復制迪士尼一般的蓋世傳奇。鄭淵潔童話及其皮皮魯品牌，近30年來在大陸市場做得風生水起，在國內文化創意舞臺上出盡風頭，雜志、漫話、出版、影視、網游、培訓、品牌授權等領域全部通吃，但在海外市場的表現卻乏善可陳。除了在《童話大王》日文版、韓文版方面做過小規模的嘗試，更多停留在圖書版權輸入方面，截止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正式的英文版面世。
據鄭淵潔自己介紹，他兒子鄭亞旗正在策劃將其作品全部翻譯成英文，但這其實是2000年前后就應該做的事情，拖到現在才做，多少令人震驚，這與其童話江湖的身價和地位嚴重不符。這樣的局面也許跟鄭淵潔的教育經歷和民族主義情結有很大關系。童話作家可以有國籍，優秀的童話作品更應該屬于全人類，迪士尼系、藍精靈、花園寶寶、哈利·波特、阿童木、阿凡提、格林童話、天方夜譚，等等，莫不是如此。
從國際化的傳播角度來說，動漫、網游和真人版的影視作品，往往更容易釋放出巨大的傳播力，而要在國際市場上一炮走紅，與好萊塢的合作基本是繞不開的，影視創意領域素來是“得好萊塢者得天下”。鄭淵潔和鄭亞旗父子，對此自然也是心知肚明，如果與好萊塢的影視合作取得了成功，圖書版權輸出等方面的推廣自然就是水到渠成。2012年，鄭淵潔曾向媒體透露，自己的作品已被好萊塢美國二十世紀福克斯電影國際制作公司看中，要和好萊塢合作拍攝動畫片和真人版，遺憾的是其后再無下文。
鄭淵潔童話及其筆下的人物形象，更大程度上是適應中國現今時代的產物，中國化色彩太濃，要想攀上好萊塢，順利走向國際市場并有所斬獲，勢必存在作品改編甚至是“再創作”的過程。
其一、在卡通視覺形象方面盡量國際化，盡可能減少“亞洲臉”的比例，人物形象更加多元化、國際化，或者在所要合作的作品選擇上，偏重于那些動物化的卡通形象。2011年皮皮魯總動員公司推出了新版的皮皮魯形象，是一個紅頭發濃重日系漫畫風格的形象，雖然站在中國本土市場的角度來看，有點不接地氣，倘若面向海外市場，這是最起碼的一個舉措。
其二、故事情節的技術性處理。由于受地域、族群、文化和習慣的影響，海內外受眾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性，一些被國內讀者所津津樂道的情結，不一定適合海外受眾，特別是涉及到價值觀方面的東西更是如此。在這些方面要盡量按照符合人類共同價值標準的尺度，對作品進行全面梳理，某些背景性情節同樣要考慮海外受眾的文化常識等基礎。
其三、版本內容可以內外有別，帶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用語，還有在國際上存在巨大爭議的一些提法，雖然能夠激發炎黃子孫的民族自豪感，但在針對海外市場的受眾未必恰當，有時還會帶來負面效應，在版本改編過程中要盡量避免帶有民族主義傾向的措辭。
一、依綱扣本,抓“五點”
在中考語文復習過程中,教者要做到有的放矢,卓有成效,就必須認真研究《課程標準》,明確《中考語文考試說明》中的內容和要求。著重抓好“五點”,即考點、重點、難點、熱點、盲點。抓住重中之重,解決主要矛盾,把握關鍵之處,往往事半而功倍。
1.梳理教材,抓住考點。
中考語文考試的范圍(蘇教版)是七――九年級六冊教材及六冊語文讀本附錄中的古代名句。教材中可考的主要是常用字詞,古詩文背誦默寫,名著,專題,文學常識,文言文閱讀理解等。常用字詞幾千個,如果我們在復習期間進行梳篦式的整理和歸納,往往會事倍功半。所以我們平時應多強調,并注意收集學生易讀錯、易寫錯的字,同時注意對一些形似字、多音字等進行適當梳理。注音寫字僅考4分,只要抓住教材中書下注釋里加拼音的字詞,以及散見在課文中常用的易寫錯的字詞,還有生活中報紙電視中用得比較多、但易寫錯的字詞就可以了。古詩文背誦默寫部分:首先要求學生將七――九年級各冊書(含課外名句)中凡是要求背誦的全部要能背默下來,增加積累,然后篩選長考易錯的詩句,名言警句,加強記憶,反復誦讀,正確書寫。
對于名著閱讀、文學常識及專題,以教材中出現的作家作品、人物形象、鏈接材料、事件等為主,選擇閱讀原著精彩片段,并幫助學生列出考點,強化記憶。
2.研究考題,突出重點。
無論是宿遷地區的中考試卷,還是江蘇省其他市區或全國中考試卷,閱讀和寫作都占有80%以上的比重,對閱讀和寫作能力的考察,無疑是考試中的重中之重。而閱讀與寫作的復習,就顯得尤為重要。
(1)閱讀
閱讀部分的復習可分為文言文閱讀和現代文閱讀兩部分,貫穿于復習的每個階段。文言文復習就課內部分,筆者根據多年的經驗,一般安排在第一輪中進行,重點抓住重、難點篇目,強化背誦,增加文言積累,對文句翻譯,要求學生逐字逐詞逐句落實到位。第一輪復習結束后結合課外文言文進行專題比較訓練。
現代文閱讀:語文新課標對閱讀考查的內容有以下陳述:“具體考查學生在詞句理解、文意把握、要點概括、內容探究、作品感受等方面的表現。”這些內容的實質是突出考查學生閱讀的四種能力:“整體感知能力、信息篩選能力和概括能力、理解分析能力、鑒賞評價能力。”這些能力的培養,就是復習中的重點。
(2)寫作
寫作作為考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幾乎占了中考語文卷面分值的半壁江山,如何把握作文復習的重點?我們首先要認真研究近一兩年江蘇及全國的中考作文題。07年江蘇有4個市是話題作文,有3個市是半命題,5個市命題,一個選題。08年江蘇13市幾乎全是命題作文。就全國來說08年的中考作文從題型上看,主要是命題作文和半命題作文兩種形式。這就為我們提供了一信息:命題作文或半命題作文,將會是未來命題的主要形式。
但我們復習時必須全面掌握四種題型(命題作文、半命題作文、材料作文、話題作文)的審題、立意、構思、謀篇、布局的方法。把命題和半命題作為重點。復習時可從如下幾個方面入手:①重視擬題訓練、審題訓練,確定寫作的范圍、內容和重點。②進行一題多作訓練。即某一作文題第一次訓練效果不好,問題較多,再進行重寫或第三次訓練。如“那是一道風景”,對作文題目中的“那”把握不好,經過多次訓練之后,學生就化生為熟:“那”所指代的內容也豐富了,“撞車”的機率也減少了。③重視作文評講:每次訓練之后,老師要留有批改筆錄,供評講時參考,要盡可能把學生作文中的亮點圈出來,激發學生寫作興趣;提倡一句話評語,肯定學生作文中的成功之處。同時,及時指出學生習作中的不足和問題。另外,教者要求學生每周至少練筆3次,各小組組長對調檢查,教師每隔一兩周抽查一次。
3.了解學生,攻破難點。
在復習的過程中,教師必須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深入了解學生對知識的掌握情況,針對學生的不足,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強化訓練,彌補不足。
在閱讀和寫作訓練中,要求學生掌握的重點,往往也是學生學習中的難點問題。如在閱讀訓練中,我們經常看到學生把說明方法答成論證方法,把論證方法又答成說明方法;論證方法的作用答成說明方法的作用等。在解答不同文體的試題時,往往會出現答題方法和技巧的混淆等等。在寫作訓練中,經常看到學生寫“四不像”的作文:文中無“我”,文不對題,缺少情感。針對這些問題,要反復練、練反復,步步落實,逐步規范,化解疑難,形成能力。
4.投身社會,關注熱點。
在緊張復習之余,教師要引導學生“兩耳要聞窗外事”,關注國內外重大時事,融入社會,了解世界,深入思考并與可能出現的考題聯系起來。如08年“3.14”事件,08年北京奧運會,汶川特大地震,嫦娥撞月、國際金融海嘯、和諧社會建設、建國60周年,等等。關注熱點問題,了解國計民生,熱愛生活,熱愛社會,熱愛祖國。如08年全國有很多省市高考、中考題與重大時事有關。
5.預測趨勢,掃除盲點。
所謂盲點,即一直未被注意的地方,課標中規定考查的或宿遷市中考說明中規定的但從未考查過的知識點,能力點。這些地方隨著考試的不斷變化,形勢的發展,試題命制方式的變化,有些沒有被重視的知識點或題型,有可能成為未來的考查方向。如材料作文,據統計,08年全國有28個省市采用材料作文。隨著對學生作文能力和水平考查要求的限制與提高,對材料作文的改造或與命題作文結合,有可能就會成為今后作文命制的方向。所以,我們必須加強對考試的研究,科學地預測、全面復習,掌握各種題型的作文訓練方法,點亮盲點,減少復習中的失誤。
二、扎實訓練,過“四關”
1.打好基礎,過教材關。
對于第一輪復習,重點解決的是書本上的問題。包括字詞的注音、字形的辨析、課外名句、古詩文的背誦默寫、課內文言知識的積累、文言語段的閱讀理解等。復習時以教師指導下的學生自主復習為主,老師幫助學生把六冊教科書的內容按難易程度和分量,分解到每一周、每一天。指導學生做好預習工作,并要求學習小組組長或學習委員組織檢測,并對檢測情況進行記錄。老師圍繞學生每天復習的計劃和內容,適時監控,再利用課堂督查、檢測、反
饋、拓展。師生互動復習,提高實效。結合中考說明,適當地自編一些講義,夯實基礎,過好教材關。
2.培養能力,過專題關。
第二、三輪后,按中考說明所列的知識點分模塊進行逐項復習。先系統,后重點,從系統到綜合,由課內到課外,以精取勝,練在關鍵,通過練習來舉一反三,以一抵十,突出能力,注重運用。在練的過程中教者要認真研究近兩三年各省市中考試題,明確試題類型、特點、考查目的和要求,進行歸類,熟悉解題思路、步驟和方法。如病句修改專題:首先要了解病句的病因和類型,然后對癥下藥。主要注意6種類型的病句:語序不當;搭配不當;成分殘缺;結構混亂;表意不明;不合邏輯。修改病句務必不損害句子原意,方法就是5個字,即增、刪、換、簡、調。結合語境,認真分辨,靈活運用,強化語感,熟悉歸類,原意不變。
3.務實苦干,過批改關。
中考復習,對師生來說,都是一年中最為辛苦的階段:時間緊、強度大,老師忙于搜集準備訓練內容;學生忙于訓練、做試卷。要想取得理想效果,必須過好批改關。對學生做過的試卷,如果老師不批改,一方面學生沒有做題興趣;另一方面老師也無從知道學生掌握的情況怎樣。可以說,批改是復習中最有效,也是最艱苦的工作,尤其是語文試卷。那么,如何做好這項工作?首先要及時;其次要按照中考評分標準去評價量分,指出失分之處;再次要師生共同批閱。對于綜合試卷,老師批學生較難把握的內容,學生批較易把握的內容;最后對于一些基礎知識訓練,在教師指導下,可由學生小組批閱。
4.及時反饋,過評講關。
及時反饋是復習迎考中重要的環節之一,是試卷批改的后續工作,也是糾正錯誤、彌補不足,調整訓練內容,提高復習效率的有效途徑之一。做好每次訓練的總結、評講,至關重要。
摘 要：近年來，我國各高等中醫院校與國外高等醫學院校間的交流日趨頻繁，通識教育也逐漸取代之前的專業教育，為了解通識教育在各高等中醫院校的實施狀況，筆者特選取高等中醫院校——河南中醫學院進行探索。本文旨在了解通識教育在高等中醫院校的實施現狀，以便找出高等中醫院校在開展通識教育中的問題，并為以后的發展提供借鑒。
關鍵詞 ：通識教育 高等醫學院校 課程設置
課 題：本文系2014年河南中醫學院學生創新學習項目（CXXM[2014]22）、2014年河南中醫學院科研苗圃工程項目（MP2014-106）研究成果，課題組成員: 趙明陽、李雪文、鄧坤、王盈盈、李少寒。
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的“拓寬基礎，淡化專業，因材施教，分流培養”的教育方針中已顯出通識教育的雛形。即：高等中醫院校開展通識教育，是學科交叉融合發展的需要，是適應教育改革的需要，是培養合格人才的需要，是適應醫學模式轉變的需要，更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
一、通識教育在河南中醫學院的目標
通識教育是英文“general education”的譯名，也被譯為“普通教育”“一般教育”“通才教育”等。它與專業教育相區別，強調非專業性和非職業性教育，注重培養情操優美、見識通達、知識博雅的高素質學生。通識教育不僅僅是一種課程設置模式，它還是一種教育思想、一種教育理念、一種教育境界。
河南中醫學院將實施通識教育的目標闡述為：傳承優秀的中醫傳統文化，培養具有有效思考的能力、清晰地溝通思想的能力、切實明確判斷的能力、辨識普遍性價值的認知能力的各類中醫藥人才。
二、通識教育在河南中醫學院的現狀
1.顯性課程中的通識教育
河南中醫學院踐行“以生為本”的理念，以課程設置為切入點，持續推進教學模式與方法的變革，創新學習評價方法，加強實驗課建設，自主設計實驗課程，豐富教育教學內容。在培育學生專業能力的過程中不斷推進通識教育的發展。
（1）課程設置情況。河南中醫學院根據學校所屬學科特點，將課程分為必修課、限定選修課和任意選修課，其中必修課指該專業必須修讀的公共課、專業基礎課、專業課。各類課程學分數所占的比例為：必修課70%，限定選修課約20%，任意選修課約10%。
（2）教學模式與方法。為提高學生的學習、溝通、協作等能力，河南中醫學院積極引入PBL教學理念與方法。學校積極實施有利于學生全面發展的教學方法改革，如在專業課的教學中開展討論式教學、案例式教學、團隊訓練式教學、雙語教學等。
（3）學習評價方法。河南中醫學院在年終測評中實施專家評卷，在傳統的卷宗式評價基礎上加以創新，來引導教師命題方向和思路以考核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和創新思維的能力為基礎，引導學生學會自我反思，對自己的規劃和發展進行多維度的設想。
（4）實驗課程自主設計。河南中醫學院在自主設計實驗課程的同時，也在不斷加強重點學科、重點實驗室導師隊伍的建設，開展相關的主題講座，積極引導學生自主實驗，使學生在“做”中準確把握科學的本質，掌握科學的實驗方法，養成科學的人文素養。
2.隱性課程中的通識教育
積極健康的學生社團活動和校園文化，有利于學生身心健康的發展和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河南中醫學院重視社團活動和校園文化這一隱性平臺，來推進通識教育的建設。
（1）建立“中醫藥文化傳承和發展研究基地”。人文學科建設的扶持，藥物植物園、標本圖書館的建設，中醫藥文化研究團隊的建立，文化濃郁、和諧健康的校園文化的構建等。
（2）實施“德育遞進計劃”。學校豐富學習內容和形式，培養學生的責任與服務意識，提高溝通能力，引導學生做好人生和職業生涯的規劃。
（3）豐富學期、暑期實踐。學校開展社會服務活動，暑期社會實踐、送醫下鄉活動，并建立學生課外創新活動的“大學生創業實踐基地”。學生利用這些實踐課提高服務意識、加強社會聯系。
（4）組織校內文化活動。各類學生組織（學生會、藝術團等）積極舉辦各類文體活動為學生營造濃郁的文化氛圍，這些都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學生，為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提供條件。
3.成立通識教育研究中心
通識教育是全面提升學生綜合素質的一種教育模式。河南中醫學院為使通識教育得到更好、更快的發展，于2014年7月21日成立了由校長擔任主任的“通識教育研究中心”，并確立了中心章程。通識教育研究中心的成立為河南中醫學院的通識教育的發展指明了方向，構建了科學的通識教育發展體系。
三、通識教育在河南中醫學院的問題
1.認識存在偏差
多數人認為通識教育的開展是為了輔助專業的醫學教育課程，忽視了通識教育作為一種新的教育模式對于大學生本身的素質有所提高的重要作用。
2.師資力量亟待加強
高等中醫院校對教師的評價往往以科研成果為主，使得教師重研究而輕教學。由于通識教育是一項長期的工作，短期內很難見成效，導致教師的積極性減弱。
3.課程設置有待完善
目前通識教育的課程設置存在“一把抓”的現象，選修課程中關于概念性、常識性的課程較多，綜合、貫通學科的課程較少，不同專業的總體課程設置規劃也不合理。
四、通識教育在河南中醫學院的發展對策
1.利用新媒體宣傳通識教育
以講座、微信平臺、校園官方微博等形式向學生介紹通識教育的相關知識及與通識教育易混淆的專業教育。同時，也應要求學生在立足于傳統文化、高等中醫院校特色的基礎上，去認識通識教育對醫學院校大學生自身發展的重要性。
2.改善師資隊伍知識結構，培養醫學創新型人才
教師本身要有較完整的知識結構，還要對某專業的相關學科的理論知識有較為深入的了解。因此，教師能力的培訓和知識結構的更新是尤為關鍵的。學校在鼓勵一流教師擔任大學通識教育課程講師的同時，還應提供到國內外學習先進教育理念的機會，實施一定的政策支持，鼓勵教師進行通識教育的研究。以轉變教師的教學理念、推進通識教育的改革。
3.完善通識教育課程設置
（1）學校應建立以通識教育為目標的跨學科綜合課程模式，除人文教育之外，還要將科學教育作為通識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指向現代大學教育的全體，在課程設置上充分體現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在思想精髓方面的融合。
（2）在我們專業化過強的高等中醫院校，通識教育的課程要從自身實際出發，還要不斷拓寬校外實踐教學交流平臺，逐步建立和開展校際間的通識教育研究聯盟，以達到在交流活動中不斷的學習與自我完善的目的。
（3）學校應鼓勵學生多參與實踐活動，讓學生在實訓中接觸實際，獲得與所學專業有關的實際知識，掌握實際的工作和專業技能，使通識教育的作用達到最大化。
五、小結
在實施通識教育的過程中，我們應該明確通識教育雖是高等中醫院校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它并不是高等中醫院校教育的全部，我們只有使兩者相輔相成、攜手并進，才能實現我國高等中醫學教育的最終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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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不可譯性；先驗；必要條件；聚合關系；組合關系
Abstract: The paper differentiates two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empirical and the transcendental， and argues for the latter as the way to theorizing translation. Theory involves four necessary conditions. The author pides these conditions into two main groups – linguistic and extra-linguistic – and argues that the linguistic conditions are logically prior to the extra-linguistic conditions. In the light of modern linguistics， the linguistic condition or the structure is a priori and refers to the paradigmatic relations of linguistic signs. The possibility/impossibilit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one linguistic paradigm into another shapes the problematic of translatability/untranslatability. A case study of the poem “Jing Ye Si” reinforces the theoretical argument with untranslatability as its focus.
Key words: untranslatability; transcendental; necessary condition; paradigmatic relations; syntagmatic relations
1. 理論反思
1.1 先驗與經驗
面對翻譯研究，我們可以提出兩類性質不同的問題，從而導致兩種不同的方法，最后又將呈現出兩種雖可互補但性質迥異的成果。
問題之一：如何在句段層面盡善盡美地完成兩種語言之間的話語轉換？問題之二：一切翻譯如何是可能的或者不可能的？第一個問題關注翻譯行為本身(translation performance)。此“行為”與索緒爾的“言語”(laparole)或一般所謂的“言語行為”(speech act)相對應。這是一個經驗性(empirical)問題：一旦跨越了經驗之界，就是非法的。第二個問題不關心“如何將一段話語翻譯得更好”等技術性問題，而是要追問：使一切翻譯成為可能/不可能的必要條件是什么？它與經驗相關，但不等于經驗。其性質是認識論意義上的先驗(transcendental)。
第一個問題和涉及的方法，與常識相通，而且實用價值顯著。正因為此，這種淡化了認識論維度的翻譯研究，如同缺乏科學性的傳統語法一樣，仍然充當著課堂教學的主角。通過翻譯的成果，也可以從翻譯行為中抽象出幾條乃至幾十條訓律，當做“理論”來講授。其合理性，主要體現在它對技能訓練的關注。但是，技能訓練與理論思考畢竟是兩回事。一旦混淆，此進路的弊端就會暴露出來。此弊端可稱之為“從經驗到超驗的飛躍”：一方面，每一次翻譯行為，都是一次語用事件，既不可重復又不具備普遍有效性；另一方面，對盡善盡美的追求，又往往驅使經驗行為膨脹成對超驗的追求(transcendent inquiry)。熟知的案例是所謂“信達雅”三字經。這個念了近百年的經，隱含了一個不合法的哲學認識論假定：我們可以超越自身的經驗界線，在語言和語境兩個方面同時進入他者的世界。其政治和倫理學蘊含是將異質歸約為同一(reduction of the Other to the Same)。這種“從經驗到超驗的飛躍”，既是對意識形態嬗變的回應，也是烏托邦社會工程在翻譯研究中的折射。從唐代佛經翻譯到如今，一千三百余年了，漢民族的翻譯研究一直執著不懈且洋洋得意地在“經驗 —— 超驗”這個怪圈中徘徊。①就研究的主體而言，文學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之間幾乎沒有區別，審美和認知混為一談。這種嚴重匱乏先驗意識的智性傳統，正是近代科學認識論未能在漢語文化圈中生成的根本原因。在長達一個世紀的西學東漸過程中，我們往往用經驗來理解先驗，然后通過各種渠道直奔超驗。文學/文化批評如此，翻譯研究亦然。經驗當然要研究。但是，無先驗則無理論。
第二種性質的問題和理路，要探索那些邏輯地先在于一切翻譯行為同時又是任何一種翻譯行為都無法擺脫的基本要素。它感興趣的是“科學”，不是立竿見影的“技術”。在生命科學領域，科學家最關心的不是如何描述和說明某一個家族的某一種遺傳現象，而是要探討一切遺傳現象如何是可能的這個先驗問題。他們為這個邏輯地先在于一切遺傳現象的必要條件取了一個名字“基因”，然后再通過可控制的實驗去證明它的存在 —— 從先驗假設返回經驗證明。同樣道理，翻譯理論不是教會學生如何去從事具體的翻譯活動并獲得優質的譯文，而是要解釋翻譯本身如何是可能或不可能的。在這個先驗的問題框架內，不容許出現任何超驗的問題，如“上帝存在”、“終及關懷”、“信達雅”等等。
立于認識論和現代語言學基礎之上的翻譯理論，只涉及“臨在性”(immanent)領域。②它要探討這些臨在性領域，如何影響和決定了翻譯的行為。對其中任何一個臨在性領域的全面關注，都可衍生出一套相對獨立的翻譯理論；但是，沒有哪一種理論可以涵蓋其它臨在性領域內的所有問題。這些臨在性的、邏輯先在的必要條件，大致區分如下：
A. 原文語言(source language)和譯文語言(target language)的結構，即：符號與符號結合并構成系統的特定方式。
B. 使原文和譯文能被各自社會接受的寫作成規和閱讀成規。成規是多價性的；認知、倫理、審美都包括在內。
C. 寫作/翻譯發生時的社會文化上下文。它指向特定的意識形態動因。此動因必然影響創作和作為再創作的翻譯行為并在原文/譯文中再顯。
D. 原文產生時那種特殊的個人化的情景，即：一種絕對不可重復的語用事件，其中包括了創作者個人才智的閃耀和對社會文化上下文的獨特回應。此語用事件，又必須通過譯者在另一社會文化上下文中的想象來重構，從而導致了另一個語用事件。重構的可能性，是建立在頭一個語用事件的不可重復/必須重復這個悖論之上的。
顯而易見，上述四類必要條件全部都邏輯地先在于一切經驗性翻譯行為，同時又對后者施加決定性影響。先驗進路，必須分門別類地瞄準上述不同的臨在性領域，提出各自的理論框架。另外，按分析法而不是綜合法，③上述四種必要條件的先驗程度也不一樣。從第四往第一倒數，邏輯的先在性不斷增強，其理論的涵蓋面也不斷拓寬。最具先在性的，便是語言的結構問題。追到底，可譯性和不可譯性將取決于這么一個問題：在什么意義上，兩種語言之間的結構性轉換是可能的？在什么意義上，則是不可能的？通過翻譯行為而出現的理解/誤解之共生現象告訴我們，可能/不可能同時存在。研究不可譯性，出于方法論和主題的需要，當然會懸置可譯性，但不等于否定后者。無論側重可譯性還是不可譯性，最基始的翻譯理論仍然是研究結構轉換問題的理論。這也是本文反思和個案分析的焦點。
1.2 區分兩類必要條件
上述第一種必要條件即語言結構，為語言共同體全部成員分享。作為結構，它是一種抽象的形式，沒有具體的內容，卻為所有的內容（包括敵對的內容）提供了邏輯先在的運作機制。此條件，可稱為語言的必要條件(linguistic necessary condition)。后三種必要條件涉及具體內容，與特定意識形態發生關系。它們不是“語言性”的——非語言結構的，卻又與語言性糾纏在一起。三者可并稱為非語言的必要條件(extra-linguistic necessary conditions)。
在研究語言翻譯問題時，一定要區分語言的必要條件即語言結構(la langue)和那種包含形形非語言要素同時又“寄生”于語言結構的所謂“語言”(le langage)。后者就是常識所指的“語言”，它總是與非語言的必要條件糾纏在一起，使“語言”這個概念處于一種“未經審視”(unexamined)的狀態。符號學的實際創始人葉爾姆斯列夫指出：一定要先弄清語言結構及其運作方式，然后再進入涉及哲學、文學、社會、邏輯、心理學等眾多學科內的各種語言問題(Hjelmslev， 1963: 5-8)。70-80年代的語用學轉向，將研究的重心投向各種非語言的必要條件。但是，不能為了語用而懸擱結構，更不宜拋棄“語言結構”(la langue)而返回“語言”(le langage)。因為這無異于重拾19世紀的語言觀。文化人類學內的結構主義神話批評和后現代的社會語用學就是這樣做的。④順索緒爾/葉爾姆斯列夫開辟的共時語言學理路，我們甚至可以追問：英美語言哲學所言的“語言”，是指la langue還是指le langage？（英語中無langue和langage之分，只有一個詞language。）我以為是指后者。那么，這種“集物理、生理、心理、邏輯、社會學等等為一體”的“語言”(Hjelmslev， 1963: 5-6)，又如何能將意義、指涉、真理等問題分析得一清二楚呢？同樣道理，忽略了語言結構的先在性和結構轉換的可能性/不可能性，一切翻譯理論都會有違初衷地被政治學、社會學、倫理學等非語言學問題沖淡乃至消解自身的理論目標，從而失去作為一門相對獨立學科的必要條件。
當然，語言的必要條件和非語言的必要條件，不能絕對分立。但是，兩者之間的范式性區別和語言的必要條件之先在性必須堅持。綜合了兩類必要條件的翻譯理論，至今尚未出現。筆者以為不可能，并視之為詩學烏托邦終極關系之非法套用。所謂“全面地整體地看問題”，并不等于將問題的全景都能同時納入視域，而是要求我們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所持視角的局限性，明白其邊界線大致在何處。各種翻譯理論之間的互補，有助于克服單一理論的局限性。但是，互補不等于否定各種理論之間存在的邏輯先在性強弱之別。研究語言翻譯，首先要研究語言的結構。語言結構的轉換，是一切翻譯理論無法回避的基始問題。
1.3 警惕翻譯理論的誤區
假“翻譯”之名的言說數不勝數，卻不一定與翻譯理論相關。語言哲學家奎因在《詞與物》一書中提出“翻譯的不確定性”問題(Quine， 1998， Chapter Ⅱ)。有論者視之為對翻譯理論的重大貢獻(郭建中，1999；冼景炬，1993；方萬全，1993)。其實，奎因要探討的是內涵或意義的不確定性和外延或指稱的不確定性(陳波，1998：120)。從表面看，他編的那個故事（假設），似乎涉及了語用事件的不可重復/必須重復之悖論，于是進入了上述四種必要條件中的一種，因而有助于某一種翻譯理論的確立。但是，我們必須明白：四種必要條件，對翻譯行為來講都是必要的，缺一不可。這與分門別類的研究并不矛盾。從其中一個必要條件抽象出來的理論，要靠另外三個來為它設限劃界。反觀奎因的翻譯觀，其出發點是譯者對原文語言一無所知，而只能在各種不同的語境或情景中去猜測“Gavagai”這個詞，結果引出了“翻譯的不確定性”之說。排除了最基始的必要條件，哪里還有什么翻譯理論可言！奎因要打掉“意義的心靈論”，同時又要證明在言語行為中指涉對象的不確定性。其貢獻，與翻譯理論所言的兩種已知語言之間的關系并沒有什么必然的聯系。硬扯進來，只能增添莫須有的混亂。
翻譯理論的另一誤區是玩“提喻”(synecdoche)的游戲，即：以部分代全體。典型案例是解構主義對翻譯“再創造性”的極度張揚。有論者尊之為一種新的翻譯理論（陳德鴻、張南峰，2000）。解構策略的線索并非“不確定”，而是非常清楚：在質疑“我注六經”之可能性的同時——即推翻“信”的原則，將“六經注我”的不可避免性推向極端，以“再創造”來消解不可重復/必須重復的悖論。此悖論，其實是一種“二律背反”(antinomy)，因此不可以通過等級二元的重建來消解。換言之，即便在語用事件之“重構”這個問題框架內，解構主義翻譯觀的合法性就已經頗成問題了。然而，此翻譯“理論”并沒有到此就收手。它的最終目標是以“再創造”或“六經注我”為武器，去顛覆先在的語言結構，瓦解先在的寫作/閱讀成規，批判先在的社會文化上下文。這實際上是以“再創造”的名義來替代實乃消解其它翻譯理論的可能性：“提喻”游戲的活用典范。頗具反諷意味的是：正是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為我們揭示了“提喻”的政治含義和權力意志。不過，解構主義又認為“提喻”雖有暗渡陳倉之虞，但在話語實踐中卻無法清除。先指出某種“過失”及其不可避免，然后又憑此“過失”去橫掃一切，其雄辯之力有如“我是流氓我怕誰！”這種翻譯研究中出現的虛無主義反烏托邦傾向，與追求完美秩序的“信達雅”烏托邦追求一樣，都是反認識論的。在哲理層面，兩者均涉及本體和終極關懷問題，在特定的社會政治生活中也可以承擔積極的先鋒批判的使命，但無法替代認識論探索和翻譯理論之建構。德里達和奎因之言可以啟發思考；就翻譯理論而言卻不足為據。中國學界對此不可掉以輕心，因為從烏托邦轉到反烏托邦只有一步之遙。它對“經驗——超驗”的民族文化心態有先天的吸引力。
1.4 作為語言結構的聚合關系(paradigmatic relations)
何謂語言結構？國內文學/文化批評界熱衷的話題是能指和所指的關系。這是通過誤讀后結構主義而造成的常識性錯誤。符號無法單獨存在；單個“符號”肯定不是符號。結構即系統。在索緒爾那里，語言結構是指水平的組合關系和垂直的聚合關系之間的互動(Saussure， 1960: 128-129)。“意指活動”(signification)就在此互動中發生。它僅僅承擔了結構所具有的必要條件，從而在方法論上可以合理地懸置經驗性言者/寫者和各種非語言的必要條件。如言及“溝通(communication)或翻譯的全部問題，則一定要考慮被懸置的其它要素。敝于此，就會視語言結構這個必要條件為充分條件乃至充分且必要條件，從而導致不合法的語言（結構）決定論。
在索緒爾之后，我們還要進一步追問：組合和聚合，哪一個是邏輯先在的呢？索緒爾語焉不詳。在北美，堅持笛卡兒“普遍心智”(the universal mind)的喬姆斯基一直盯住句法問題即組合段。另外，從洪堡特(Humboldt)，中經波爾斯(Boas)，薩丕爾(Sapir)，一直到沃爾夫(Whorf)，幾代語言學家們共同建構了一套“語言相對性”理論(linguistic relativity)，已成為文化相對主義的語言學支柱。他們的分析，也是集中在句段即組合段(Gumperz & Levinson， 1996)。
索緒爾的直接繼承人和語符學創始人葉爾姆斯列夫卻將上述顯性的組合段重述為“語言的過程”(process)，而邏輯上先在于此“過程”且使后者成為可能的隱性的聚合關系，則稱之為“語言的系統”(system)(1963:9，39)。分析法的貫徹，使葉爾姆斯列夫發現：語言結構或曰“系統”是指聚合關系；組合/聚合的互動，實際上是聚合關系隱性選擇在顯性的組合層面之“現實化”(realization)。他指出：“沒有一個系統支撐的過程，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沒有過程的系統，卻不是不可想象的。系統的存在，沒有預設一個過程的存在。系統的出現，不必依靠過程的發現。”(1963:39)當今著名符號學家艾科(Umberto Eco)也持相同立場(1979:9)。當然，葉爾姆斯列夫并非斷言在言語活動中，系統可以獨立存在。他是通過分析法找出了邏輯上最具先在性的關系結構，以便揭示出語言深層的運作機制。
偏重組合關系或句段，是因為在各種歐洲語言之間，聚合關系的相似性遠遠大于其差異性。它們有共同的形態學(morphology)和音位學(phonemics)就是相似性的證據。這也是印歐語言家族得以成立的根據之一。一旦進入東西方之間的語言對比研究，麻煩就大了。我們知道，本世紀之前的漢語研究并沒有如今的“語法”一說。文言文書面語連標點符號都不需要。《馬氏文通》之后，中國人參照外來的模式建構了一套描述漢語組合關系的句法規則。此詮釋性的抽象，反過來又成了規范現代漢語“過程”的依據。這種相當西化的句法，與古漢語/文言文的句法形成鮮明的反差，再加上詞義的變遷，結果古漢語似乎成了另一種“語言”。說它是另一種“語言”，是基于以下表面的觀察：如果僅僅就組合段和語義而言——這正是當今西方“語言相對性”理論的關注點，其“語言能力”（喬姆斯基）是絕大多數當代漢族人所不具有的，反倒是一些漢語講得結結巴巴的少數西方漢學家能進入其中且如魚得水。另外，簡體字和繁體字之別，使海峽兩岸的青年一代在讀起對方的文字表述時總會有不順暢之感。那么，又如何解釋漢語是世界上唯一尚存的古代語言呢？幾千年不散的漢語共同體之根基何在呢？一旦按葉爾姆斯列夫的理路，視聚合關系為真正的語言深層結構，一切問題便迎刃而解。無論是古漢語，還是現代漢語，文言文還是白話文，繁體字還是簡化字，都是同一個聚合關系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現實化”而已。幾千年的歷時態演變在組合段上留下了明顯的痕跡，而聚合段卻依然如故。這在世界語言史上是罕見的奇跡。鑒于此，在漢語和西方語言的對比研究中就不應將注意力集中到句法。否則，就會落入西方語言/文化“帝國主義”的套路。遺憾的是，我們的漢語語法教科書大多重句法，輕形態學。原因很簡單：漢語沒有歐洲語言意義上的形態學特征(如：前后綴等)。殊不知形態不僅指視覺/聽覺可察的形態，更指抽象的形式，即亞里士多德所言的“形成力”(a shaping force)。沒有訴諸視聽的形態變化，這本身就是一種形態。另一方面，少數語言學家在句法的框架內走極端，鼓動向古漢語的句法回歸，將語言學家置于語言立法者的地位。西化的漢語句法，也是漢語的句法。語言歷時性演變的結果，不應成為“民族主義”情緒宣泄的對象，更不能將人文性終級關懷和本體論引入漢語語言學，偷販不合法的超驗問題。⑤究其學術視域之弊，是沒有認識到什么才是漢語的結構問題。
1.5 漢語的聚合關系
漢語的區分性特征，語言學界已有共識：調位的(tonemic)、單音節的(mono-syllabic)、表意的(ideographic)。它們涉及音、形、義；兼顧了聲音語言和文字語言；涵蓋了古漢語和現代漢語。從這三個概念入手，也可以進入漢語的結構問題（王賓，1997）。就翻譯理論和結構的轉換而言，有些可能的含混需要澄清。
首先，三個概念的提出，完全是以歐洲語言為參照，分別對應于音位、多單節和拼音。這條思路不僅包含了原型/變體或中心/邊緣等級二元先入之見，而且在實際操作時也有諸多不便。譬如，單音節詞（語素）雖是漢語的最小表意單位，但現代漢語中也出現了大量的雙音節和三音節詞，而西語中也不是沒有單音節詞。重疊之處，并不等于語言結構的相似，因為結構問題與每一個詞內的音節多少沒有必然的聯系。不重疊之處，又何以能說明結構的差異呢？不同語言之間的對比研究，要盡量避免使用暗含了原型/變體等級二元式概念。只有同時平等地適用于不同語言系統的范疇或曰“元語言”，才能幫助我們找到問題的關鍵。組合和聚合才是中西共用的“元語言”概念。
其次，音位是區分意義的最小單位，調位不是。為什么？因為漢語普通話四聲中的每一聲往往都包括了幾個尚未區分開來的單音節詞（語素）。這個由不懂漢語的英國語言學家瓊斯(Daniel Jones)提出的概念雖被中國語言學界認可，卻問題多多（克拉姆斯基，1993）。要想檢驗很容易：將一段漢文用第一聲從頭念到尾，看看漢族人能否聽懂。調位和音位都屬于聚合段，但是調位的獨特作用不在于區分意義。全為一個“形成力”，調位不僅決定了漢語平仄和韻律，而且使幾乎每一個漢字（語素）都成為一個同音異義詞(homophone)。各種歇后語，還有相聲藝術，均可從同音異義詞中找到自身存在的必要條件。這在印歐語言中是罕見的現象。不可譯性，在此處幾乎是絕對的。唐詩的格律和“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如何能轉譯成西語呢？
最后，“表意”是指方塊字不直接表示語音，僅用來記錄一個詞從而使它代表獨立的意義。這與方塊字的外形特征無關。國內批評界有人接過“語言學轉向”的口號，侈談方塊字外形如何高明，將其與某種抽象藝術的關系當成語言學的結構來發揮，犯了常識性錯誤。⑥漢文字作為一個整體，不是全部方塊字的整體，而是由方塊字之間的關系構成的整體。可譯性和不可譯性，與方塊字的字形本身無關。
調位帶來的不可譯性毋庸贅述。下文的個案分析將集中在表意文字的形態學特征——不是漢字的外形，而是基于漢字之間結合方式的結構問題。此特征并不玄妙。它是指：漢語的字詞（語素）本身無人稱、時態、語態、語氣、性、數等變化；它沒有冠詞，也缺少西方語言意義上的情態動詞；沒有前綴和后綴從外形上來顯示詞性和詞義的變化；等等。正是這種“不在場”(absent)形態學特征，產生了一種任何西方語言都沒有的特殊的形態學建構力。以英語love為例，此動詞性詞位(lexeme)在其聚合段內包括了love/loves/loved/loving以及相應的助動詞／情態動詞搭配。通過社會約定俗成的法則之挑選，其中一個語素(morpheme，被視為詞位的變項)進入組合段，與其它一些通過法則從各自聚合段中挑選出來的語素在水平方向上結合，便有了短語，句子和語篇。反觀漢語的“愛”，由于沒有上述英語的形態學之分，從聲音到外形都是“愛”，即：擔當了詞位（一般）／語素（特殊）的雙重功能。其后果之一，是每一個詞（語素）在組合段的詞性／詞義，不像英語那樣受到來自聚合段的較嚴格的邏輯約束，常常可以在不變詞序的前提下，改變詞性／詞義，從而讀出不同的句段含義來。文言文可以無標點符號和斷句的多種可能，原因就在于此。不變詞序的反面是隨意改變詞序，其極端的案例是漢語的回文詩。⑦標點符號的引入和句法理論的西化，掩蓋了上述漢語的形態學特征。揭示這些熟視無睹現象的重大意義，就論證了漢語/西語之間結構轉換的不可能性。
2. 個案分析
2.1 作為共時性文本的《靜夜思》⑧
漢語文本數不勝數，為什么挑選《靜夜思》？確定典型個案的標準是什么？在什么意義上《靜夜思》是一個典型的個案文本？
在語言問題的框架內，典型性就是共時性。共時/歷時的劃分不是以時間的跨度為參數，而是以研究的性質為依據。可將三千年作共時處理，從中抽象出基本穩定的共同要素；也可將三個月作歷時處理，詳細描述其間的細微變化。同為共時性進路，時間跨度不同，抽象的廣度和深度也不同。從先秦到當代，漢語共時性的最基始成分是由調位性和表意語素形態學特征共同組成的聚合關系。內化為語言共同體的行為自覺，就叫做漢語的“語言能力”。當然，先秦以降的歷時態演變，雖然沒有觸動聚合關系，卻在句法、詞義、詞形等方面留下了永久的印跡。因此，先秦漢語的共時性和現代漢語的共時性不可等量齊觀，可以分開來做語言學的“知識考古”或者“譜系分析”。但是，不存在福科所言的“斷裂”，因為聚合關系即語言結構未變。另外，語言學的共時性，不僅指文字語言，也指聲音語言。不考慮聲音語言的共時研究，不被語言學認可。最后，對共時要素的抽象或描述，要返回言語實踐中受到檢驗，而唯一的檢驗權威就是語言共同體的每一個成員。說到底，語言學是一門經驗科學，不是形而上哲學或文學創作；任何先驗假設，都要返回經驗實踐去取得合法性。共時性的上述方方面面，就是挑選個案文本的標準。
《靜夜思》的句段和語義對當代讀者不構成任何理解上的困難。這就意味著：除了穩定的聚合關系之外，它的組合段以及語義都經受住了從唐代至今的種種歷時性嬗變的考驗，至少可視為一個時間跨度達千年之久的漢語共時性文本。其次，一個文盲或學齡前兒童在聽到朗誦此詩時，可憑其語言能力當下把握它的意義。這就在相當大程度上兼顧了聲音語言和文字語言。第三，由于上述兩個事實，對《靜夜思》的結構分析——這是不可譯性的根據，可由漢語共同體內任何一個成員按照其語言能力來檢驗。語言共同體不同于文學或其它學科的共同體。后者由精英組成，前者無精英/大眾之分。筆者的結構分析，如果與讀者的語言能力相悖，錯在筆者。由此又得出《靜夜思》的第四個典型特征：它是一個非常寬泛的語言/文化文本而不是一個狹小的文學精英文本。語言是大家共有的，語言翻譯研究不能以文學翻譯為主導。
為論證不可譯性，先陳列《靜夜思》原文和一種大致符合英語寫作/閱讀成規的英譯文：
靜夜思 Thoughts on a Silent Night⑨
床前明月光 Before my bed is a pool of light;
疑是地上霜 Can it be frost upon the ground?
舉頭望明月 Eyes raised， I see the moon so bright;
低頭思故鄉 Head bent，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
2.2 “靜夜思”句段的不可譯性
如前所述，一個句段中每一個詞（語素）都隱含著一個垂直的“未出場”的聚合關系。每一個聚合關系，都涉及一連串的詞（語素）。在言語活動中，各聚合段遵循社會約定俗成的法則，各自篩選出一個詞（語素）“出場”，在水平面組成句段。與“靜”相關的英語詞silence/silent/silently屬同一聚合段。在該聚合段內，三者的區別清清楚楚。當其中一個按語言法則進入句段后(如：英譯文中的silent)，另外兩個便處于隱性狀態，即“不在場”。漢語句段中的“靜”同樣隱含著一個垂直的聚合關系，其中就包括了“靜”的名詞、形容詞和副詞。可是，即使在該聚合段內，三者從語音到形態都完全一樣。這一形態學特征，是所有漢字共有的。英語形態學規則，使我們不可能在一個合乎英語語法的句段中將名詞silence讀成副詞silently。錯讀將破壞語言的法則。如硬將silence改為silently同時又不違背語言法則，那就要調整詞序，重組一個句段。重組就意味著對各個聚合段“出場者”的再挑選和再組合。易一字而動全句，其實是指聚合段之間關系的調整及其在水平句段的投射。與之相反，由于漢字（詞）沒有歐洲語言的形態區分，所以當名詞“靜”被讀成副詞“靜”時，句段中的其它字（詞）就有可能與各自所屬的聚合段內的“不在場”者調整關系，重派“出場者”卻又不改變原句段的詞序。通俗講就是重新“斷句”。當然，這種不改變詞序的“斷句”自由并不是無限的，仍然受制于漢語約定俗成的法則。但是，其自由度卻是歐洲語言無法企及的。鑒于此，“靜夜思”句段的不可譯性就凸顯出來了。
“靜夜思”可視為一個無標點的“文言”句段，有五種可能的“斷句”。它們是“靜”、“夜”和“思”所屬的三個聚合段在水平的句段層面的五種可能的關系組合。五種可能如下：
1） 視“靜”為形容詞，“夜”則為名詞；兩者構成一個形容詞組，作定語來修飾名詞“思”。結果：靜夜（形）+思（名）。
2） 將“思”讀成動詞，定語“靜夜”旋即改變性質，成為副詞性狀語。結果：靜夜（副）+思（動）。
3） 視“靜”和“夜”為兩個副詞，修飾動詞“思”；全句段為“靜思”和“夜思”之合并。結果：靜思+夜思。
4） 將“夜思”讀成一個名詞性詞組，“靜”則為形容詞。結果：靜（形）+夜思（名）。
5） 將三個字全讀成名詞，即“靜·夜·思”。結果；靜（名）+夜（名）+思（名）。
五種可能的“斷句”表達了五種句段的含義(sense)。無論取哪一種，都不會與全詩的內容沖突。五種可能嚴格局限在結構分析的框架內，因此超越了與時空上下文相聯的一切非語言的必要條件，其性質內在于漢語結構之中。其不可譯性可從兩方面展示。
首先，五種水平的組合關系及其生成的含義(sense)，在英語中必須由五個分立的句段來表達。在翻譯過程中，取其中一個可能的“斷句”，就是對其它四個的否定，同時也被后者否定。換言之，A與非A之分，已滲透到英語的結構中，前文轉引的英譯《靜夜思》無論怎么修改也無法將五個句段壓縮成一個。
另一方面，在包含了五種可能的“靜夜思”句段中，形/副/名詞的自由轉換和彼此間關系的重組，實際上使得事物的狀態（名）、性質（形）和活動方式（副）處于互動互換的過程中。在歐洲語言內，狀態/性質/方式屬不同的范疇，雖然彼此間形成關系，但各自的屬性一定要區分。一旦像“靜夜思”那樣彼此替代，就會呈現出不同意象(images)的混雜交織，從而使每一個意象既“在場”又“不在場”，或曰“有無相生”，“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這種審美和哲理的效果，能通過翻譯再現嗎？
解構主義或許會以此為據來證明解構式的“意義的不確定性”和“分延”說(difference)。我以為不可。作為一種閱讀策略的解構主義，要解構內在于歐洲語言的邏輯成規，⑩然后從中讀出“意義的不確定性”。“靜夜思”的非邏輯性是由漢語的結構決定的，不是解構出來的。意義的確定和不確定，首先是由語言系統決定的。對于漢語讀者來講，“靜夜思”句段根本不存在“意義的不確定性”問題。另外，“靜夜思”句段的五種可能“斷句”以及由此帶來的不可譯性，可以接受語言成規的檢驗。解構的結果剛好相反——徹底冒犯了語言成規。最后，解構要將語言共同體熟悉的東西徹底地“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筆者對“靜夜思”不可譯性的分析，則要將我們視之為當然的東西條理化，明晰化。
2.3 主/客關系的不可譯性
與寫作/閱讀一樣，翻譯一定會涉及行為的主體、客體以及他們所處的時空上下文。這也是哲學和中西比較哲學的熱門話題。存在于語言之中且依靠語言來表述的哲理，要返回語言本身來接受審視。比較哲學提示的差異，往往可從語言的不可譯性中找到根據。鑒于此，筆者應順語言學理路，視“主體”(subject)或“自我”(self)為時空中的“指示語”(deixis)。涉及主體和時空的指示語很多，最基始的是人稱代詞和作為時間/地點的副詞“此時”(now)/“彼時”(then)，“這兒”(here)/“那兒”(there) (Lyons， 1977:275-276)。于是，哲學形而上學問題就轉化為人稱代詞在時空中的關系問題。提問的方式也就改變為：在何種程度上，我們可以擺脫“我”、“他”等人稱代詞的限定約束？在什么意義上，我們可以超越那些已經范疇化即語法概念化了的時空關系（時態等）所劃定的界線？這可不是本質主義哲學的化簡歸約，而是分析法的追問。本節只討論主/客關系的不可譯，時間問題待下一節處理。
《靜夜思》無人稱代詞“我”。主語人稱代詞之“缺席”，是古漢語中常見的敘事模式。這一模式已沉淀在現代漢語的“語言能力”之中。否則，此詩會冒犯當代漢語閱讀成規而令人不堪卒讀。“缺席”的合法性從哪里來？它來自人稱代詞聚合段所具有的靈活性(即：可以“在場”，亦可以“不在場”）以及此聚合段與其它聚合段在水平組合層面的運動。它對意指活動(signification)的影響是雙重的。
首先，作為觀念的“我”，在詩歌創作過程中無須進入思維的領域。浪漫主義運動的“自我”和哲學意義的“主體”從意識中淡出。后結構主義或許會稱之為“非中心化的主體”(a decentered subject)。不過，漢語的閱讀成規不會從《靜夜思》中讀出“作者之死”（羅蘭·巴特）。李白的主體性，已通過心理/形體動作而彌漫在主體與他物的關系之中。這個未出場的“我”，絕對不是“文本”中的一個既無神性又無人性的功能性紐節，而是所有關系的匯聚點。孟子“天下皆備于我”在漢語和儒家學統內其實是指“天下關系皆備于我”。“我”者，“不在場”的中心也。這與德里達批判的那種身處結構之外又要控制結構運作的“先驗所指”(Derrida，1978)，完全是兩碼子事。德里達筆下的“不在場的中心”，是本質主義哲學觀的“中心”，它預設了一個獨立于外部世界的自在自為的“主體”。西語人稱代詞“我”與“他”之分，則是主/客之分最基始的語言前提；“提示語”概念的提出，也只不過將此二分置于時空上下文之中。反觀《靜夜思》，主語人稱代詞的“缺席”，排除了獨立存在之“主體”的可能，讀者只能從主/客關系中體察到作者的存在。這種主/客在認知或審美心理過程中的合一，則由漢語的結構提供了最基始的必要條件。包括塞爾(Searle)在內的一批著名的語言學家認為：語言模式會直接影響甚至決定了該語言共同體的非語言行為，包括視覺藝術(Gumperz & Levinson，1996:32)。“決定”一詞也許有語言決定論之嫌，但“影響”是肯定的：漢語的審美成規，使我們從一幅無人在場或者人形極不惹眼的傳統山水畫中讀出人之精神的“在場”。詩畫一體的藝術形式一直延續到20世紀方才日漸式微。
1989.
轉貼于 另一方面，當《靜夜思》進入漢語讀者視域時，決定其接受方式的各項要素中，最穩定亦最基始的仍然是寫/讀共有的語言結構。與作為客體的詩相遇的另一個“我”（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也不會出場。“我”與“他”是相輔相成的，無此即無彼。既然在閱讀的當下把握中，不會有“誰在思”或“誰思鄉”之類的問題出現，讀者之“我”也就無須登場。“我”/“他”同時排除的直接后果是李白與無數讀者之間實際存在的時空距離在閱讀中消失。這種主/客合一的經驗性心態，是心理學問題，也是形而上哲學問題，但首先是語言結構問題。論證“人/天合一”漢語文化傳統的人生追求，不宜從哲學概念和命題中去找根據，而必須返回精英/大眾所共有的語言。當然，當我們企圖從李白的傳記資料中去尋找解釋的“權威性”，當我們按泊來的理論去思考《靜夜思》如何“反映”或“再現”了客觀世界，這時，“他”就出現了，“我”也同時登場。主/客在時空中的二元對立在意識中升起。
《靜夜思》文本中的主/客關系如何傳譯？英語的結構和意義的生成方式，能允許譯文中主語人稱代詞“I”不在場嗎？更麻煩的是：哪一個詞（語素）可以從特定句段中退出（省略），不是由該句段本身來決定，而是取決于該句段中每一個在場的詞（語素）所從屬的眾聚合段之間的關系。因此，即使費盡腦汁重構一個“I”不在場的英譯，也還要面對動詞的形態問題。人稱和動詞形態是綁在一起的。（在有“性別”區分的法語、德語等歐洲語言中，人稱之分幾乎與所有其它詞的形態綁在一起。）動詞單數第三人稱形式預設了“他”；英譯文中的動詞形式預設了作為行動主體的“我”。在漢語閱讀過程中，《靜夜思》內五個動詞的形態特征不預設“我”/“他”之分。一旦從閱讀轉入翻譯，與人稱和主/客相關的問題統統返回意識領域。翻譯，就是改變原文中的主/客關系。
2.4 時間意識的不可譯性
如果說主語人稱代詞的缺席在漢語敘事中是相對的，那么動詞時態無形態學區分則是絕對的。沉淀在《靜夜思》字里行間的漢語時間意識由此而生。
何謂“時間意識”追問“何時”(when)。“何時”要凸顯一個語用事件的時間上下文。在時間之中來追問一個語用事件在“何時”發生，又構成另一個語用事件。嚴格講，我們只可以談過去和未來，因為“此刻”瞬息即逝。英語動詞時態的形態學區分，再現了英語共同體的時間意識。這是語言結構本身對“何時”的追問和回答。使用語言的人，即使在具體的言語行為中沒有直接提出“何時”的問題，語言結構已經將問題和答案置于言者的意識或下意識之中。不同的語言系統，呈現出不同的時間意識。
漢語動詞無形態學區分，邏輯先在地排除了語言結構本身在句段層面對“何時”的西語式追問和回答。漢語共同體的成員在閱讀《靜夜思》時，不僅“誰在思”？而且“何時在思”的問題也不會進入思維和審美過程。在漢語結構中生成的時間意識，已將“過去”和“將來”凝縮在此刻當下的閱讀活動之中；通過一代又一代人的閱讀，又將“此刻當下”撒播到“過去”和“將來”。在一千多年的時間跨度內，數不盡的讀者帶著漢語特有的時間意識，在《靜夜思》這個小小空間內來來往往，各自的身份又因主/客分野之淡出而無須界定。此現象大致可描述為：無限的時間在有限的空間內展示，有限的空間又在時間中擴張，從而為每一位讀者提供了他/她身在其中的“無限的時刻”(a timeless moment)。這正是語言結構的張力和魅力之所在。表面看，此現象類似后現代文化批評所言的“時間的空間化”(the spacialization of time)或“超空間”(hyperspace)：過去/未來化為特定空間的一剎那。其實不然。造成西方后現代社會“時間空間化”的原因，是認知的“零碎化”(fragmentation)，“時間的斷裂”(temporal disconnection)，“神經質的崇高”(hysterical sublime)，乃至“精神分裂或式的語言”(schizophrenic or drug language) (Jameson，1995; Kellner，1989)。透過上述撲朔迷離的后現代言說方式，可依稀窺見西方先鋒派文人在試圖破壞語言和文化成規的過程中如何同時又承受了破壞帶來的陣痛痙攣。《靜夜思》“時間空間化”和“空間時間化”同時進行，不是對語言成規的破壞，而是由語言結構提供了可能。這里只有在自然語言之中的整體性，連續性和美學的崇高。此外，西方后現代批評家杰姆遜(Jameson)對“時間的空間化”批判，恐怕與英語的時間意識以及他本人的黑格爾歷史觀有“剪不斷、理還亂”的內在關聯。
如果以上分析言之有據——語言之據而非哲學思辯和詩歌的想象，那么誰又能反駁《靜夜思》時間意識的不可譯性呢？
2.5 “思”的心/腦關系不可譯
在“思”的聚合關系中，不僅有名詞“思”和動詞“思”，不僅有動詞“思”的各種可能——過去、現在或將來的“思”，而且還有與“思”的語義相近或相異從而可在句段層面取代“思”的其它表示動作/性質/狀態的詞（語素）。前者在聚合段內沒有語音和詞形的區分；后者（如：“想”、“忘”等）則因語義和詞形的區分而減弱了翻譯的難度。可是，一旦對“思”作一番語義學考察，并與英語中可能的對應詞（語素）加以對比，就會發現問題并非那么簡單。
《靜夜思》英譯的“思”取名詞“thought”，懸擱了動詞的“思”。這已經是對不可譯性的遮蔽。再往深追探，英語的“思”在其聚合段內包含了一個表示情感的詞（語素）。在此聚合段內，think/thought與feel/feeling之間的形態學區分是清清楚楚的。
漢語“思”是這樣嗎？“思”是理智行為還是感情活動？“心思”能作理智/情感二分嗎？漢字“思”由“田”和“心”兩個字合成。詞源學研究或許會從中引出心/腦合一的假設。共時性研究當然不能以此為據，而是要考察詞源學/發生學揭示的現象在經過數千年歷時演變之后是否仍然存在。我以為仍然存在。現代漢語的常用表達方式“我心里想”便是有力的佐證。此句直譯成英語“I think in my heart”就莫名其妙了。轉換為結構分析，可以認為：漢語“思”在其所屬的聚合段內，或強或弱地將英文的think/thought和feel/feeling凝縮為一個詞（語素）。于是，區分心/腦、理智/情感的兩種詞（語素），在聚合段內失去了形態學的區分。語義學只告訴我們“一詞多義”；語形學即結構分析則告訴我們“一詞多義”如何是可能的，盡管后者要通過語義分析的渠道才能進入結構。將《靜夜思》譯成任何一種歐洲語言時，我們無法避開漢語“思”的形態學特征帶來的問題。
德國漢學家顧彬(Wulfgang Kubin)在《關于“異”的研究》一書中辟出專門一章來討論《靜夜思》與德國詩人艾興多夫《月夜》的區別。他先將“靜”鎖定為形容詞，然后將全詩的基調理解為“冷靜的陳述”。這也就為“思”定了性：與腦與理智相關的語言符號。然后，他又以準數學公式為工具，來證明《靜夜思》的審美意蘊如何不同于歐洲浪漫主義傳統（顧彬，1997）。如果按此基調將《靜夜思》譯成德文，恐怕會將英譯本中尚可找到的情感成分滌洗得一干二凈。與之相反，英譯本添加了一些漢語原文中沒有的飽含情感的表述：“多么明媚”(so bright)，“一池月光”(a pool of light)，“為鄉情所淹沒”(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這些由譯者編造的意象，是為了滿足接受美學所言的英語讀者的“期待視域”。對一個漢語讀者來講，“思”既沒有華茲華斯(Wordsworth)所要求的“強烈情感的自發漫溢”，也不講究18世紀新古典主義推崇的“巧智”(wit)。原文中只有傳統水墨畫似的“虛”（地霜）和“實”（月光）的對襯。在西方智性傳統中代表了思想和理智的“頭”，曾兩次按西方哲學家/思想家的行為模式運動（“舉頭望”和“低頭思”），似乎為“冷靜的陳述”提供了根據。其實，在虛/實的畫面中，“頭”的兩次運動只不過完成了從語言符號到文化符號的過渡：明月（實）暗喻合家團圓，地霜（虛）暗喻清冷孤寂。心/腦或理智/情感在虛實對襯的畫面中陰陽互動，使“思”的清醒（理）和沖動（情）不顯痕跡地揉合在一起。這個由語言結構提供了必要條件并獲得文化符號學支撐的意境，又如何能轉換成歐洲語言呢？
3. 小結
本文沒有建構任何可具體操作的翻譯理論，而只是通過“不可譯性”的論證來確定翻譯理論的性質和邊界。科學認識論的宗旨是為人類認知能力設限劃界；翻譯理論亦然。
本文首先區分了翻譯研究中經驗和先驗兩種進路，認定只有后一種進路才能通向翻譯理論。本文又區分了先驗進路涉及的四種必要條件，并進一步區分了語言的必要條件和非語言的必要條件，認定前者為最基始最具先在性的條件。筆者順應現代語言學理路，認為語言的必要條件即結構指向了語言符號的聚合關系。《靜夜思》個案分析表明聚合關系轉換的不可能性從而論證了不可譯性。
在哲理層面，不可譯性與康德意義的“自在之物”相關。烏托邦翻譯觀要進入“自在之物”并認識和把握“自在之物”。反烏托邦的翻譯觀則不承認“自在之物”，只有現象界內的不斷地“再創造”。從詮釋學角度審視，烏托邦和反烏托邦均屬“過度詮釋”。 11 任何一種翻譯理論的建構，只有恪守認識論立場，才能避免烏托邦和反烏托邦兩種極端。在文化批評實踐中，不可譯性與“他者”或“另類”(the other)相關。將“他者”歸約為“同一”(the Same)，遂有文化帝國主義；極端文化多元論則將異類文化的“他者”視為“我”的不斷創造。一元論和多元論的共同點是：以規則的含義——普遍規則或獨特規則，來宰制作為經驗個體的“他者”。文化多元論既可以抵制文化帝國主義入侵，又可以為本土的專制主義辯護，其秘密就在于此。本文未加闡述的第四個必要條件涉及到語用事件的不可重復和不可譯，對文化和意識形態批判有重大意義：每一個人及其經歷的每一個語用事件，都是一個“他者”，要承認和尊重其不可譯性。語言結構和個人化語境，在四個必要條件中分屬最穩定和最不穩定兩端，不可譯性則是它們的公分母。
注釋
1 羅新璋.翻譯論集[C].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在此之后約十年內公開發表的重要論文，可參見《翻譯新論》，楊自儉等主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新論所收的論文大多注重翻譯行為，先驗意識尚弱，盡管烏托邦色彩已淡出。
2 “臨在性”乃海外新譯。中國大陸通常譯為“內在性”，易引起誤解。“內在”與“外在”相對；“臨在”與“超驗”相對。“臨在”的通俗解釋是：無時不在，無處不在，即存在于時間和空間的每一處；因此，它與經驗相關，但又不等于每一次經驗。老子的“常道”，就是一個臨在性概念。“超驗”指超越了時間和空間上下文。傳統基督教神學的一個基本信條是：上帝既是超驗的又是臨在的。笛卡兒之后，超驗維度不斷被削弱。認識論和語言學只涉及臨在性問題，不討論超驗問題。終極關懷或烏托邦，因處于人類經驗之外，是理性為滿足自身需要而提出的問題，已超出了人的認識能力，所以也歸于超驗。康德的“物自體”（“自在之物”）屬超驗范疇。黑格爾之后的本體論打掉了“物自體”，為偷販超驗開了方便之門。
3 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的含義是清楚的。分析法則不然。近代認識論之后的“分析法”，康德有一個界定：“分析法和分析命題完全不同。分析法的意思僅僅是說：我們追求一個東西，把這個東西當成是既定的，由此上升到使這個東西得以成為可能的唯一條件。在這種方法里，我們經常只用綜合命題。……不如把分析法叫做倒退法更好些，這樣它就同綜合法或前進法有所區別。”倒退法又稱“回溯法”。康德用分析法追出“先驗范疇”；索緒爾用分析法追出“語言”（la langue）。尋找必要條件的先驗進路，采納的是分析法。參見康德的《任何一種能夠作為科學出現的未來形而上學導論》，中譯文，p.33，商務印書館，1997年。
4 列維·斯特勞斯(Levi-Strauss)認為：神話(myths)同時兼有“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非歷史性”(ahistorical)和“歷史性”(historical)等雙重性質，從而在第三個層面自成一體。這就引入了非結構性問題，返回到集歷時和共時為一體的lelangage，而他的神話分析卻又集中在結構(LeviStrauss， 1955)。如果說作為一個結構主義文化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在運用結構主義語言學原則時出了偏差而受到責難(Culler，1975:40-45)，那么，利奧塔(Lyotard)的后現代社會語用學則公開拋棄了“語言結構(la langue)，理直氣壯地返回“語言”(le langage) (Lyotard，1980)。
5 申小龍.當代中國語法學[M].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
6 鄭敏.語言觀念必須革新[J].文學評論，1996，（4）.
王樹仁.喻柏林.傳統智慧再發現（上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7、25、28、29.
7 劉逸生.詩的七巧板結構[N].羊城晚報，1997-12-14（17）.所舉之例可歸于“部分改變詞序”，其中涉及杜甫的《日暮》，常建的《落第長安》，李商隱的《錦瑟》和《無題》，柳宗元的《漁翁》，杜牧的《清明》等。葉維廉在《中國詩學》[p.15， p.27-p.28，三聯出版社，1992年中引用了近人周策縱的舊詩，則是“徹底改變詞序”的“字字回文詩”.五言四行共20個字，排成一個圓圈；從其中任何一個字讀起，順不同方向，按五言四行斷句，獲40首格律詩。任何句法理論都無法解釋回文詩之所以可能的必要條件。回文詩的靈活性來自漢語聚合關系結構的獨特運作方式。
8 在《漢語思維/審美問題的語言學探究》和《重返結構》兩篇文章中，我都引用過《靜夜思》。本文再次引用該詩作個案分析，修改了自己過去的觀點。前兩篇文章從句段展開再涉及聚合關系，沒有突出聚合段的先在性。另外，《重返結構》多次與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調情”，對結構問題的正面闡述未能理直氣壯。本文對當代批評理論反認識論情結的再批評，也是對前兩篇文章的反省。
9 轉引自許淵沖.Song of the Immortals [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4.
10 德里達在“Letter to a Japanese Friend”中明白無誤地表明了此立場：“All sentences in the type ’deconstruction is X’ or ‘deconstruction is not X’， a priori， miss the point， which is to say that they are at least false. As you know， one of the principal things at stake in what is called in my text ‘deconstruction’， is precisely the delimiting of ontology and above all of the third-person present indicative: S is P.”轉引自Christopher Norris. Derrida [M]. Fontana press， 1989. 20-21
11 艾科(Umberto Eco)對“過度詮釋”的批評，實際上預設了作為“自在之物”的文本之存在。卡勒(Jonathan Culler)為過度詮釋的“辯護”，也沒有否定“自在之物”。艾科的符號學理論和卡勒的文學批語理論，都采用了認識論先驗進路，有別于烏托邦/反烏托邦的“過度詮釋”。參看Stefan Collini主編的《詮釋與過度詮釋》，王宇根譯，三聯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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