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18 17: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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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解構主義；漢語言文字學；結構主義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1
20世紀初期的結構主義曾經以其完整的系統和功能為西方提供了思想資源，為語言、文學、哲學等領域提供了一套封閉的研究方法。自20世紀中葉開始，隨著人們對社會和政治問題認識的深入，邏輯中心主義和結構主義等在人們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發揮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漸陷入迷惘、失望和憂憤之中。西方語境也出現了反形而上學傳統的后現代思想。作為后現代思想之一的“解構主義”思潮，對政治、哲學、文學、語言以及人的思維方式等產生了重要影響。以德里達為代表的解構主義思潮開啟了西方政治和哲學思潮新的發展方向。
解構主義產生的思想淵源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學。19世紀末，尼采宣稱“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評價一切價值，這種質疑理性、顛覆傳統的叛逆思想對解構主義產生了重要影響。其次，是海德格爾的現象學思想。海德格爾在《形而上學導論》中探討了西方哲學史上的存在與邏各斯問題。他要研究古代的邏各斯（Logos）是怎樣變成近代的邏輯(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義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統治地位？海德格爾通過對古希臘哲人巴門尼德殘篇的研究發現，邏各斯與存在的原始意義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圖后，西方人開始與存在發生對峙，越來越自信自己擁有支配存在的主體性與知識能力。海德格爾對形而上學和邏各斯中心主義加以批評，德里達則直接繼承了海氏的理論。再次，解構主義的出現與歐洲的左派批評理論密切相關。1968年，一場激進的學生運動席卷整個歐美資本主義世界，法國的運動被稱為“五月風暴”。但革命后隨之而來的是激進學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轉向學術思想深層的拆解工作。他們明明知道資本主義根深蒂固，難以撼動，卻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種基礎，包括語言、信仰、機構、制度和規范等。
解構主義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達以《文字學》、《聲音與現象》、《書寫與差異》三部書的出版宣告解構主義的確立，形成以德里達、羅蘭•巴爾特、福柯、保爾•德•曼等理論家為核心并互相呼應的解構主義思潮。德里達為了達到反形而上學、反邏各斯中心的目的，選擇從語言學和符號學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構主義內容冗雜，缺乏統一的理論和解釋。解構主義者也拒絕為自己的理論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它們主要的批判理論與策略包括：反邏各斯中心主義(anti-logocentrism)、延異(différance)、替補(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反邏各斯中心主義是解構主義的核心思想。海德格爾認為，西方形而上學的思想傳統發端于柏拉圖對古希臘邏各斯的強行曲解，認為言語與意義（即真理，上帝的話）之間有內在、直接的關系。因此，邏各斯中心論也被稱為“語音中心論”，強調言語優于文字，書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達對此說法進行了解構。他說，書寫文字并不見得天生就低劣于語言發音，為了打破傳統的“語音中心”偏見，他力圖建立一種“文字學”，以便突出并確認書寫文字的優越性。這種文字優越性，首先表現在它在符號學意義上的“可重復性”。其次是符號應該在不考慮講話人意圖的情況下，依然能被人們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號上述的兩個必備特征，即“可重復性”和“不考慮講話人之意圖性”，驗證了德里達所說的文字優越。在更大的范圍說，文字包括了整個語言學的符號系統，因而它也是狹義上的言語和文字賴以存在的基本條件。這便是德里達所謂的“元書寫”(arch-writing)。元書寫概念一經確立，必然打破邏各斯主義的語音中心說。
德里達從言語與文字的關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傳統的二元對立的價值觀。整個西方形而上學的思想傳統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識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對立中的等級秩序觀念。如在言語/?文字、男人/?女人、靈魂/?肉體、意識/?無意識、開明/?蒙昧、西方/?東方等的區別對立中，邏各斯中心論認為前者優于后者，具有鮮明的等級觀念。德里達獨辟蹊徑，從語言學角度入手，通過對言語和文字的解構，瓦解了二元對立的觀念，提出二元之間只有差異，而沒有等級秩序區分。不僅如此，“對立”的兩項之間還存在大量的相互滲透和包容等。
德里達還發明了“延異”概念，即延遲與差異。他直接利用索緒爾的符號任意性觀念，打破語言是外在“真理”體現的神話。他說“延異(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個單詞，本身是一個杜撰的詞。在法語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兩者的發音相同。若要區分它們，我們必得借助文字拼寫上的差異，這本身就是對言語優于文字邏各斯主義論點的一個極好諷刺。解構主義關于“替補”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為文學批評理論所借鑒，這里不再介紹。
通過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體策略，尤其是從言語與文字關系入手，德里達批判了邏各斯中心論，打破了等級森嚴的二元對立觀，提出了概念之間沒有等級和中心而只有差異的思想。解構主義從語言學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構西方的形而上學和邏各斯中心論，對現存的等級秩序提出挑戰。強調通過對舊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價值體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價值。這種批判與重建的雙重姿態，德里達稱為“雙重約束”（doublebind）。他說：“事實上，我一直被兩種必要性拉扯著，或者說我一直嘗試公平對待兩種可能看起來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構哲學，即思考哲學的某種關閉范圍，但不放棄哲學。我承認這么做很困難，但無論在寫作還是授課中，我重視始終嘗試盡可能地同時采取兩種姿態。”［1］
這一思想產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產生重大影響，其影響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論領域。它在政治學上就是對西方中心論的瓦解，重視多元文化價值。而這恰恰是任何一個處在全球化過程中的民族和國家都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解構主義思想對民族價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對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確立起到積極作用。當然，解構主義思潮自產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評。因為其理論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運用的邏輯、方法與理論，大多從形而上學傳統中借用而來，這樣說來有點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構主義發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種歷史困境，即真理虛妄、意義不確定以及漫無邊際的任意解釋等。因此我們對這樣一種影響巨大的理論思潮也應該抱一種批評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利用解構主義審視我們傳統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認語言多元性，承認每種語言與文字都有各自獨立存在的價值與作用，而不可輕易否認自己的語言文字。現代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深受西方語言理論體系的影響。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古代沒有語言學，中國古代談不上語言研究，進而否定漢語和漢字研究的傳統和成就。從漢語言文字學理論體系的建立到對漢語和漢字的認識與評價都帶上了西方學術思潮的烙印。如漢語的語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語法理論后面的，如漢語的語義學研究一直沒能好好繼承自己的傳統，沒能發展出自己的理論體系，如對漢字的誤解導致的漢字落后、漢字要改革等錯誤觀念，如漢語目前的理論體系對很多漢語現象缺乏解釋力等等。這都是西方邏輯中心主義的深層觀念所導致的結果。
興起于西方的解構主義思潮，是對西方中心主義傳統思潮的反思。現在“解構”一詞不再屬于哪一個領域或地域，而是屬于人類自身。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們今天研究“解構主義”，吸取其精華，也就是為了更好地認識中國。
2解構主義思潮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視角，在中國的影響也日益顯示出來。在此視角下，我們反思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既要承認我們的成就，同時也要發現我們的問題。我們應在繼承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從漢語言文字的客觀事實出發，破除歐洲中心主義的思想，總結出漢語言文字的規律，開拓新世紀漢語言文字學的研究道路。
中國的傳統語言學形成了很多優良傳統。在今天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我們首先應該繼承自己的優良傳統，并將其發揚光大。中國傳統語言學最值得我們發揚的傳統有以下三點。
(1)重視實證和歸納。
現代學術意義上的實證法來自西洋。但是，作為學術研究的一般方法，實證法在中國本土有厚實的基礎、悠久的歷史和持續的傳統。中國傳統語言學研究從許慎開始就特別重視實證和歸納。許慎在《〈說文解字〉敘》里說，他考據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證”，“其于所不知，蓋闕如也”。“敘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僅僅這幾個數字就無可爭辯地說明了許慎重視實證的態度和做法。許慎之子許沖在《進〈說文解字〉表》里，稱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據”的問學傳統。許慎以實事求是、信而有證的學術精神和態度成就的《說文解字》奠定了漢字學基礎。著眼于漢代的這種實證態度，學術史上漢代古文學家的學術成就稱為“漢學”。這種實證方法一直延續下來，到清代還有很多追隨者。正是由于堅持了這種求實的態度和精神，清代的語言學研究達到了傳統語言學的高峰。清代的實證表現為考據法的盛行，梁啟超曾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給予考據法以高度評價。
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過實證和歸納而成就的。如在《說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學派通過實證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從20世紀50年代后，乾嘉和傳統實證方法一直處于被否定的地位，這是不尊重傳統的表現。對此，王力先生曾強調：“能不能因為乾嘉學派太古老了我們就不要繼承了呢？決不能。我們不能割斷歷史，乾嘉學派必須繼承。特別是對古代漢語的研究，乾嘉學派的著作是寶貴的文化遺產。段王之學在中國語言學史上永放光輝。他們發明的科學方法，直到今天還是適用的。”［3］魯國堯先生也認為，研究漢語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的結合。[注:參閱魯國堯《“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的結合——兼論漢語研究中的“犬馬-鬼魅法則”》，《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
可見重視實證是中國語言學的重要特色。
(2)重視書面語言及其意義研究。
中國傳統語言學重視書面文獻的研究，重視意義的獨立研究價值。中國從先秦時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漢語的書面語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國記錄文獻的語言，也是知識分子進階應試所用的語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僅在中國文化的傳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歷史作用，而且還是形成現代漢語的源頭之一。當然，由于書面語和口語的脫節，從隋唐時期開始文言文和口語分離日漸嚴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為影響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一個間接因素。白話取代文言，成為漢語歷史發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認文言文在漢語發展歷史上的積極作用。
我們需要實事求是地評價文言文及其在歷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漢語的一個傳統，一個與漢字的表意性質有關的傳統。漢字作為表意體系的文字與西方拼音文字性質差異巨大。中國學者把意義作為獨立的對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漢字的形、音、義為研究對象的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說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離開語言環境后，還可以見到它的本義，看到其本義如何引申出新的意義。古代學者一直把意義當作可以獨立研究的對象看待，而不認為它從屬于語法。在訓詁學中，意義是可以分析的，它運用“義界”的訓釋方法，就是在意義內部進行結構分析。傳統語言學還特別重視語音在詞匯語義系統、詞源系統、詩詞韻律中的表現，古人很少做純形式的運作，而是在務實的基礎上以音證義，以義證音。這是傳統語言學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視語言和文化的關系。
在中國古代的語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濃厚、很自覺的人文傳統，“離經辨志”、“隨文釋義”、“微言大義”等說法，都表明人們自覺不自覺地追尋語言背后的東西。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說：“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亂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經傳道。這種傳統一直延續下來，并且形成了中國古代“小學”與經學融合的現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里，語言文字學著作即在經部。因此，傳統的文字學、訓詁學研究歷來與文化有著密切關系，如文字構成的理據、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訓釋，都直接牽涉到文化，或是直接為文化服務。這就是語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結合的學術傳統。
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現代。如張世祿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會觀》中寫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會，史策既無征考，則惟有求諸古來之余形遺跡，俾可想見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遞嬗，察地層而識地殼之胎成，皆其類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國，則此文字者，誠有史以來，先民遺跡之所留，曷借之以窺其政俗之梗概，以補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棄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謂何，吾又烏睹其可哉？”［4］他在這篇論文中從漢字的構造入手來看古代社會的風土人情、物質生產和精神建構，體現了語言文字與文化相互參照研究的特點。20世紀50年代初，羅常培先生出版《語言與文化》一書，是自覺研究語言與文化關系的劃時代專著。
中國現代語言學由于受到西方語言學影響很大，在解釋漢語現象時并不能完全適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語言本身較重形式，而漢語和漢字則具有較濃厚的人文色彩。為了促進漢語研究，找到一種較為切合漢語實際的解釋框架，從20世紀80年代起，在中國興起了文化語言學。[注:新時期文化語言學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義主編《文化語言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國文化語言學引論》，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銘《文化語言學導論》，語文出版社2003年版；張公瑾、丁石慶《文化語言學教程》，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等。]漢語中的很多語言現象都可以通過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釋。因此結合文化來研究語言一直是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一個傳統。
中國語言學的這三個傳統都值得我們繼續發揚。尤其是后兩個傳統恰恰是解構主義所重視和強調的。解構主義著力打破西方中心論的觀念，客觀而實際地認識其他語言文字的地位。解構主義非常重視書面語，這從德里達的《論文字學》、《書寫與差異》等著作名稱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達正是看到了邏輯中心主義、結構主義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語言的差異，強調書面語言和文字的重要意義。
漢語和漢字重意義的特點和現代語言學的從形式到意義的轉向是非常吻合的，這本來是我們的優良傳統，但卻被以西方為中心的語言學者認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現。西方邏輯中心主義認為，語音和思想的本質、存在的意義之間有最直接、最接近的關系。從“語音中心主義”出發，言說和口語受到推崇，文字被貶低。而且他們責難對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針對非語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學家都表達了類似的見解，黑格爾批評漢字說：“他們的文字對于科學的發展，便是一個大障礙。或者，相反地，因為中國人沒有一種真正的科學興趣，所以他們得不到一種較好的工具來表達和灌輸思想。大家知道，中國除了一種‘口說的文字’以外，還有一種‘筆寫的文字’，后者和我們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個別的聲音——并不把口說的字眼記錄下來，卻用符號來表示那些觀念的本身。”“中國因為語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爾的這種見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漢字的普遍觀念。西方人對漢字的偏見，還進而擴展到對漢語的認識。對漢語和漢字的偏見甚至一度成為西方人不自覺的思維習慣。
結構主義語言學奠基人索緒爾力圖創立一個具有普遍理性的語言學理論，將語言學變為一門科學。盡管索緒爾在心理上不愿意舍棄語言材料和語言現象的豐富多樣性，但是為了建立一個具有整體性、普遍性以及獨立性的全新理論體系，事實上他將理性的語言觀和人文現象對立起來，舍棄了語言符號的人文性。他對人文現象的舍棄，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學中根深蒂固的邏輯中心主義，他的語音中心論實則是邏輯中心主義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邏輯中心主義和理性主義以及二元對抗的思維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礎上的，長期以來被西方學者認為是代表人類思維發展的最高階段，這種觀念與拼音文字血肉相連，互為因果。這嚴重影響到對人類語言文字的公正認識，導致弱勢民族語言被邊緣化以致面臨失語的困境。
解構主義實際上是西方學者對西方文明中心論的反思，它檢討和總結了西方世界因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質豐富而產生的西方中心主義的錯誤思維，以及將文化系統建立在邏輯中心主義之上的缺點。解構主義承認東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樣，具有各自的價值。德里達從融合表音與表意的漢字中發現了在邏輯中心主義外發展出強有力文明的證據。德里達的理論闡釋有一定的歷史背景。歷史上部分西方學者的漢語言文字觀念曾對西方邏輯中心主義造成過威脅，“一次是與科學思想的結合，漢字通過一般語言，通過萊布尼茲使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歷史產生了偏離。再一次發生在20世紀初的東方學家費諾洛薩（ErnestFenollosa）和現代派詩人龐德(EzraPound)那里，這次是與詩學的結盟”［6］。德里達認為，從文學和詩學方面，漢語言文字展現的魅力能打破邏輯中心主義。
當然，我們也要清醒看到，無論萊布尼茲，還是費諾洛薩、龐德，乃至德里達本人對漢語言文字的揄揚都是建立在“誤讀”的基礎上，他們都沒有徹底了解漢語言文字。無論是相當多的西方學者對漢語和漢字的貶低，還是少數學者的褒揚，他們的觀點和認識都沒有建立在對漢語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礎上。因此，還必須依靠我們自己，從漢語現象出發，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傳統，并將其發揚光大。
3
從解構主義的立場看，漢語言文字學的發展，應當從漢語現象出發，走自主創新的道路。
中國語言學在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些優良傳統，但是這個傳統在中國近代向現代的轉折時期遭到質疑，受到冷落。與之同時，西方語法理論卻極大地影響了漢語言文字學研究。那么現代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道路應當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確，只能走自主創新之路。
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都必須走自主創新之路。文化的發展更要從自身實際出發，尋找適合自己民族的發展道路。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也不例外。在這方面，前人和現代的語言學者已經導夫先路，提供給我們可資借鑒的探索。
馬建忠最早借鑒西方的語法理論寫出了《馬氏文通》。該書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語法寫成，而是馬建忠用“普世語法觀”分析漢語語法的結果。對此許國璋先生的評價頗中肯綮：“（《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學習《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國《普世唯理語法》為范式。此書之成，我以為只是馬建忠根據普世語法字別種、句司字的通理，憑個人的哲學自信（conviction），經過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寫成這部中國向所未有，在體系上又超過當時西方語法書的力作。”［7］馬建忠利用“普世語法觀”分析漢語語法現象是有道理的，因為作為人類交際工具的各種具體語言，必然會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馬氏文通》對漢語語法分析貢獻很大，但總體上看，其中更多的是總結出漢語語法和西方語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漢語本身的特點還值得我們繼續研究。王力先生說：“各種具體語言，作為人類的交際工具，當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種語言的語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種具體語言的語法來說，世界語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點是主要的，沒有這種特點，就會喪失其為獨立語言的資格，和另一語言同化了”［8］。可見，對一種具體的語言來說，人類語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點是更值得關注。
王力先生說的世界各種語言的共同性，應更多體現在日常語言中。而對于某種語言來說，日常語言只是這種語言的表層部分，其深層部分應當是文學語言等，文學語言更容易展現一種語言的民族特點。科學語言的民族特點很不明顯。自然科學的那些諸多概念、公式、定理與邏輯推理，很難說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個民族語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學語言。在結構主義思潮影響下，語言學十分重視口語，重視語音中心主義，重視共時描寫，其最大的貢獻就是促成語言學作為一門科學的獨立。但如果沿著這條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語言科學主義，則會導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對書面語不重視，就容易使語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們以往的漢語研究由于過分借用西方語法理論來構建自己的體系，想利用這種體系來解決漢語的所有現象與問題，但結果并不遂人意。
合理的做法是從漢語的實際現象出發，擴大漢語的研究領域。我們過去的語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詩詞駢文，只能分析形義相應的詞語，不能分析形式壓縮、內容積蘊的典故之類，這顯示了漢語語言學的貧血現象。試問，如果漢語中去掉了“葛郎瑪”（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點，那我們的漢語還是漢語嗎？這些現象包括：第一，漢語中的對偶、平仄和駢文等；第二，漢語句法構造比較特殊，主語、謂語、賓語常有省略；第三，漢語的詞難以確定詞性等。
在這方面，啟功先生的《漢語現象論叢》為我們開辟了道路，為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自主創新做出了貢獻。啟功先生擺脫了從語言理論出發到漢語中尋找漢語規律的模式，堅持從漢語語言現象的實際出發去研究總結漢語自身的結構規律。從對一些具體漢語現象的觀察中，分析歸納出若干條漢語規律。如古代詩歌駢文的語法問題，修辭與語法的關系問題，語言環境對語法結構的影響問題，語氣、語調跟語義、語法的關系問題等。啟先生對“葛郎瑪”不能包括的漢語特點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釋。［9］
關于漢語詞性靈活的問題，19世紀英國漢學家威妥瑪曾提出：“漢語詞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這樣稱呼的話，即漢語中對于這么多的詞語（尤其是我們傾向于稱之為名詞和動詞的詞）有共通性，在有廣泛差別的語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達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語言權威性地劃分到像我們語言中詞性的范疇里去的努力，都將枉費心機。而且，我們語言中的此類分析當然得有它們相對應的漢語語法，且不管能否對它們做詞類分析；在所有的別的語言中用屈折變化生效而產生的大部分結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漢語自身也擁有，否則漢語就不成其為一種語言。”［10］對此，王寧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語、俄語這些種語言，一個詞象一根小鐵鉤，一邊有環，一邊帶鉤，這個鉤鉤進那個環，連成一條就是一句話。鉤和環得對合適了，大鉤穿不進小環，大環掛不牢小鉤，詞的自由結合度很小，錯了一點就被判為語法錯誤。可漢語的詞象一個多面體，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膠，面面都能接，而且用點心都可以接得嚴絲合縫。比如回文詩，干脆結成一個圈兒，從哪兒都能念。這雖是文字游戲，可難道不啟發人去想漢語的特點嗎？”［11］39-40
以上認識使我們看到，要想真正認識一種語言，就必須不帶偏見，承認其獨特的價值。在此基礎上，無論是西方學者還是中國學者對于漢語現象的認識都會有更多的一致，都會發現更多的漢語特點，并總結出相應的規則和理論，這也才是漢語言文字學發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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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從漢語現象出發，借鑒解構主義思潮建立適合漢語特點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在這個過程中，要注意解決好下面問題。
(1)如何看待繼承傳統與借鑒西方的關系問題。
中國傳統語言學已經有了兩千多年的歷史，在其發展中積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優良傳統，這些是我們繼續發展的最重要基礎。但我們的傳統研究也有自己的弱點和不足。如傳統的語言學有注重實證和歸納的優點，也有不善于演繹和推理的不足。單獨的歸納法，難以產生現代意義的語言學。訓詁學中字、詞不分的問題，還有語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節的模糊性和籠統性限制，而沒有細致精確的聲音分析的習慣等。這些都是我們的弱點，反映出我們傳統語言學理論的不足。
西方語言學在中國語言學走向科學的過程中，曾經起到很大的作用。現在我們使用的結構分析和描寫方法等，都來自西方。西方語言學具有的科學精神和哲學的思辨精神以及邏輯的推理與表述，造就了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基本方法。西方語言學的不少流派都對中國語言學研究給予了很多的啟示和幫助，我們應當繼續學習和關注。此外，西方學者關于漢語傳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們重視。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們看到漢語的特點。[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張衛東《威妥瑪氏〈語言自邇集〉所記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試論近代南方官話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時成為漢語官話標準音》，《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論十九世紀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漢語教學》，《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等。張西平《傳教士漢學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計翔翔《十七世紀中期漢學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當然有些西方學者對漢語言文字的偏見，我們必須加以拋棄。我們不反對學習西方，但反對亦步亦趨地跟在別人后面，甚至重復別人遺棄的東西。西方語言學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們盲目追從，把那些本身片面的東西用在漢語上，結果只能是削足適履。
(2)如何看待書面語言和口語的關系問題。
現代結構主義語言學曾對中國語言學的發展產生了極大影響，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結構主義以來以語音為中心的重口語和共時的方法對當代語言學的獨立具有重要貢獻。但這種過分重視口語和語音、輕視書面語的情況也產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漢語現象不是單純的形式結構所能解釋的。如啟功先生所說，一個五言詩可以變換十種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為什么漢語中那么多四節拍，多于四拍的壓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雖然現代語言學重言輕文，是苦苦掙脫了因文廢言的傳統語文學發展起來的。但是如果把結構主義強調到極點，就會導致另一個極端，即限制了語言學研究的范圍，影響了語言學研究的豐富性，導致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出現貧血現象。
而解構主義則給我們一種更廣闊的視野。我們對于口語和書面語都不能偏廢。(3)如何看待實用語言和文學語言的關系問題。
在目前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對文學語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漢語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實用語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漢語、現代文學語言等。文學語言與實用語言不同，實用語言以明白清楚為目標，因此邏輯、語法重于形象；文學語言則以有意味有情趣為目標，因此形象重于邏輯。“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個整體。如果我們把母語比做一顆大樹，樹干、樹枝、樹葉、花朵，都屬于表層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層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對漢語的研究，實用語言和文學語言是不可偏廢的。(4)如何處理好漢語本體與應用研究的關系問題。
當前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還有重本體、輕應用的傾向，似乎只有本體研究才是真正的語言學。實際上任何本體研究如果脫離了應用就很難取得真正的成果。啟功先生緊密結合自己的教學實踐，發現了很多實際問題，然后考慮理論上如何解決。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應用，注意古今漢語、文言白話的等值翻譯，注意中文信息處理的“電腦傳譯”，注意辭書編纂的義項歸納與排列等等。這都給我們樹立了極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沒有很好處理本體和應用的關系，目前語言文字學許多應用領域，如語言的規劃和規范問題、漢語的國際傳播和對外漢語教學問題、漢字規范和國際通用標準問題、辭書編纂問題等，都存在由于本體研究的滯后或游離而產生的諸多難題，影響了我國社會語言生活的健康發展，阻礙我國向高科技信息時代前進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漢語研究必須重視本體與應用的結合。
為了解決好上面的幾個問題，我們必須堅持語言學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多樣化。“語言學的方法必須多樣化，用一種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種方法是不妥當的。這是因為，人類認識自然、認識社會都比認識自身容易，認識自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不是某個單一的研究路線能夠解決的。”［13］只有我們的漢語言文字學有了自主創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語言學界進行平等對話，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道路才會越走越寬廣，這就是解構主義給予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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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鄭樵傳統語言文字學研究民國語言學史
薄守生老師所著《鄭樵傳統語言文字學研究》一書即將問世，這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中國古代學者之治學，往往并不嚴格地區分學科，更不刻意把眼光局限在今人所劃分的某一學術領域之內。拿鄭樵來說，作為宋代學者，他興趣廣泛，著述頗豐，所涉獵的領域包括史學、經學、音韻、文字、訓詁、考據乃至文學藝術、天文地理、草木蟲魚等諸多方面。從他僅存的幾種著作來看，鄭樵在學術上的貢獻主要在史學方面，因此后人在研究總結中國學術歷史時，往往更多提到他在史學研究方面的貢獻，而對他在傳統語言文字學方面的成就關注相對不多，論述也比較零散。
然而，在鄭樵現存的著作《爾雅注》以及《通志》中的《七音略》《六書略》中，都有對文字音韻之學的研究成果和貢獻。鄭樵處在“疑古”“變古”之風大盛的宋代，其社會的、學術的背景和他個人的治學風格都有其獨特之處。以上這些，都值得今人仔細分析研究，系統地總結。對于整個宋代的語言文字研究來說，如果缺了對鄭樵成就的系統研究和總結，恐怕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鄭樵傳統語言文字學研究》一書的面世值得高興，這是原因之一。
薄守生老師對古代語言文字學很有興趣，近幾年對民國時期的傳統語言文字學研究下過不少功夫，有些心得在本書中有所體現，對此，讀者自可通過閱讀該書去了解、評判，此不贅述。除此之外，更可貴的是，該書作者思路活躍，能夠在當今學術發展的新的視野與背景下，對漢語言文字學這一古老而又新興的學科的性質進行反思。
中華民族是很早就注意訓釋研究自己語言的民族，是世界上語文學發展得很早、成就很輝煌的民族。雖然以往有古代的文字音韻訓詁之學是“經學的附庸”的說法，但至晚在東漢時代，文字學、“雅學”、方言學、語源學、訓詁學都已經建立并具有相當的規模和系統性，并取得了驕人的成就。后經宋至清，除了原有的領域繼續發展，不斷有新成果出現之外，音韻學、古文字學等也有了長足的進步。應該說至晚到乾嘉以后，傳統語言文字學早已經獨立于經學之外，說它博大精深是絕不為過的。西學東漸之后，西方現代語言學隨著各種新的學術思想傳入我國，使我國的語言文字學研究發生了巨大變化。然而，與現代自然科學面對客觀世界相比，語言這個研究對象畢竟具有更鮮明的民族性和時代性。西方語言學是以西方語言作為研究對象，以此為基礎在西方的學術背景下產生的，而不是以漢語為研究對象，也不是在中國傳統的學術土壤中產生的，所以它與古代乃至現代漢語的實際語言現象結合時，難免遇到種種困難。因此，今天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就有如何洋為中用的問題，如何借鑒利用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研究成果的問題，或者說如何看待西方語言學以至現代科學與傳統語言學的關系的問題。薄守生老師在自己的這本書中談到了這些問題，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鄭樵傳統語言文字學研究》一書的面世值得高興，這是原因之二。
【關鍵詞】小學語文；閱讀教學；語言文字訓練
【中圖分類號】G633.3 【文獻標識碼】A
一、小學語文閱讀教學中語言文字訓練方面存在的問題
1.重內容分析，輕語言訓練。在當前的閱讀教學實踐中，不少教師更多把精力花在課文內容“理解”上，而“語言文字訓練”遭到邊緣化。當前語文教學中花在語言學習上的時間太少，語文課上偏重閱讀訓練，偏重思想內容分析，往往是課文讀懂了，思想內容理解了，但是課文卻沒有讀熟，課文中的語言在腦子里印象不深，在學習語言上沒有什么大的長進。
2.重機械積累，輕實踐運用。現在的語文教學提倡大量的積累、運用，在實際教學中我們發現，學生確實會背許多優秀詩文、名人名言、名篇名段等，但只是機械地背。積累的東西不用，不會用，就不能算作有效積累。這樣的積累，成了機械的抄寫，機械的累加，把積累變成孤立、機械的記憶活動，自然就難以體現其在作文中的功效了。
3.重朗讀形式，輕細讀精思。在日常教學中，我們常常會看到有的教師在教學中，毫無指導地、反復地讓學生讀課文，讀了一段又一段，讀了一遍又一遍，學生一味地讀書，到底有何收獲不太重視，長此以往，學生讀而生厭。
二、小學語文閱讀教學進行語言文字訓練的有效策略
（一）語言文字訓練要加強積累
1.在背誦中積累。背誦，是學習和積累語言的好辦法。發展學生的記憶力，提高理解文字的能力，促進寫作，規范學生的書面語言，積累語言，培養學習習慣，培養學習興趣，都有賴于背誦。語文教師應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多方引導學生多讀，多讀至熟讀，熟讀至背誦。新課標第一次明確規定課內外閱讀量和背誦篇數，注重語言的積累：小學階段背誦優秀詩文不少于150篇（含課文），以此把積累語言落到實處。
2.在理解中積累。整個小學階段，學生在課堂教學中學習的文質兼美的課文有兩三百篇。課堂上，學生可以通過熟讀、誦讀來理解，感悟文中的主要內容，揣摩文章的語言文字特點和表達方法，從而來豐富學生的語言庫存。例如，在教學《富饒的西沙群島》這篇課文時，文中第四自然段寫了魚很多，課堂上，請學生先反復的朗讀課文，然后說一說你都讀懂了什么？學生回答讀懂了這一段魚很多，那么再仔細讀一讀課文，說說是從哪兒看出魚多？可以動手畫一畫，學生再次讀書，有的學生回答是從“成群結隊”看出來的，有的回答是從“有的、有的、有的”這個排比句看出來的，還有的學生說從“多種多樣”、“多得數不清”看出來魚多的。學生通過對文段的理解感悟，體會到原來寫魚多可以用這么多豐富的詞語，可以從這么多的不同角度來寫，不但加深了對課文的理解，還從中領會到了漢語語匯的多姿多彩，在理解中積累了語言。
（二）語言文字訓練要注重理解
1.抓住重點詞語理解，進行語言文字訓練。品讀的功用主要是加深對詞句和文意的理解和感悟。如《豐碑》一課，將軍看到一位戰士凍僵后十分生氣，他向身邊的人吼道：“把軍需處長給我叫來！為什么不給他發棉衣？”如把這段中“吼”字換成“喊”或者“說”，再與原句比較，細細品味和品讀，就會發現原句表達了將軍當時無比悲痛憤怒的感情，改動后感情的程度就減弱了。
2.抓住含義深刻的句子理解，進行語言文字訓練。課文是進行閱讀教學的主要材料，也是提高學生語言能力的主要載體，在教學中，教師要充分利用教材，注意挖掘教材中有利于提高學生語言理解運用能力的因素。如《秋天的懷念》這篇課文有一句樸素得不能再樸素的話——“好好兒活”。它涵蓋了那么多復雜的感情——母親就是以自己殘缺而愁苦的余生，教給兒子如何面對有缺陷的生命。文中三次出現的“悄悄地”，那“擋”、“樸”、“抓”、“忍”，告訴兒子的“好好兒活”，充分體現了母親的苦口婆心和良苦用心。
3.抓住文章的語言表達形式指導和滲透，進行語言文字訓練。文質皆美是當下教材選文的一大特點，特別是一些經典美文，我們在欣賞、理解感悟的同時，要善于發現文本的語言表達形式和學生語言發展特點，在教學中滲透和指導發現文本獨特的語言表達形式，以提高學生的語言運用能力。
（三）語言文字訓練要強化運用
1.抓住典型的句、段借鑒和仿寫，進行語言文字訓練。片斷的描寫，是作文的一個重點，可以從仿寫起步。教材中有許多優秀片斷用了特殊句式，學生完全可以仿寫。如《黃山奇松》一文最后一個自然段：“黃山松千姿百態。它們或屹立，或斜出，或彎曲；或仰，或臥……它們裝點著黃山，使得黃山更加神奇，更加秀美。”文中既用了比喻、擬人和排比的修辭手法，不妨讓學生仿寫一段，描寫校園花壇里的。
2.構段仿寫，進行語言文字訓練。模仿表達的訓練不僅僅是把句子寫具體，還可以進行構段方法的仿寫。如《秦兵馬俑》一文中，對兵馬俑的“規模宏大”、“類型眾多，形象鮮明”兩方面介紹、刻畫得淋漓盡致，而這兩段是用這樣一句話聯系起來的：“兵馬俑不僅規模宏大，而且類型眾多，形象鮮明。”使課文過渡自然，前后渾然一體。我就指導學生介紹某一事物的兩個特點，學著用“……不僅……而且……”的句式，將這兩個特點貫穿起來。學生很快就掌握了此方法，這種練習比教師喋喋不休地介紹起“承上啟下”作用的過渡段的好處管用得多了。
關鍵詞：漢語言文字；交互方式；交互技術實踐；漢字交互原則
1 漢字交互原則
漢字交互原則從文化傳播、人機交互、設計心理三方面可以歸結為三條原則，分別是漢字文化解碼、對話自然含蓄和生活態度外顯。
1.1 漢字文化解碼
解碼，指譯出代碼符號的消息。是話語信息傳遞過程中，受話人分析理解話語意義內容的一種方式。[1]漢字文化解碼，在筆者理解就是用交互設計的方法把漢語言文字還原成它所代表的內容或者將漢語讀音、漢字符號、讀寫的行為轉換成它所代表的信息、數據等的過程。解碼的過程是完成文化格式的更新，為本時代傳播效率更高、效果更好的文化格式。因此，解碼的重點是交互格式的選擇：移動端、可穿戴設備、交互裝置藝術等。選擇的標準在于漢字文化與交互技術的匹配程度和具體的實踐條件限制。
1.2 對話自然含蓄
對話，在人機交互（英文HCI）領域一般區分為人與機器對話、人與系統的對話、機器與系統的對話三種。現代交互技術的研究趨向于更為自然的對話與交互設計，將對話的語言從程序、字符、圖形、聲音等拓展到肢體語言、腦電意識語言等更廣闊的語言范圍。因此，語言表達的技藝成為一個新的研究重點和難點。漢語言文字表達技藝的核心總結為“含蓄”，即指委婉而非直言，謙虛靈活應對。這種表達更容易被別人接受，也更能表現出對別人的尊重，達到有效交流，溝通思想的目的。
1.3 生活態度外顯
生活態度，是人們一種穩定的心理傾向和基本意愿，通過生活實踐而形成的。漢字交互中通過將用戶內在穩定的心理和意愿等情感表現為交互行為方式、交互視聽語言和交互技術實踐等，提高了漢語言文字傳播的廣度和深度。外顯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好的傳播和溝通，其優勢在于滿足用戶超越語言表達范疇的精神品位追求。生活態度的外顯的重點應著眼于交互方式的研究，難點在于對于生活態度的解析和行為重構設計。生活態度外顯的需求，來自于不同用戶群體多方面水平的差異，例如，經濟條件的限制、情感化需求、社交認同的需要等。
2 交互方式的繼承與創新
2.1 交互方式的選擇
交互方式的選擇，是完成從問題研究范疇到設計研究范疇的轉型。因此它是漢字交互設計的關鍵步驟。交互方式有兩種基本類型：第一，以活動為基礎的交互，如指令、交談、導航與操控、探索與瀏覽；第二，以對象為基礎的交互，通常基于對物理世界物體的模擬，如一本書、一個工作臺等場景。在完成交互設計時，經常是兩種類型的交互方式的綜合運用。通常，交互方式依據用戶需求、設計預算、支持用戶行為的適當的交互技術和其他限制等因素進行選擇，進而成不同風格的交互格式。
2.2 交互方式的繼承與創新的內容
交互方式的繼承是對于用戶行為習慣的尊重和滿足本民族或當地文化繼承需求，這也正是漢字交互設計存在的意義。例如，中國人對于打開卷軸或扇子的動作并不陌生，這來源于人們有相關的生活經歷或具備基本的漢文化知識。那么在漢字交互設計中采用“平移展開”或“扇形滑動”相關動作行為設計，這對于中國用戶來說，會得到良好的用戶體驗：文化認同感、減少行為學習的負擔。
交互方式創新的對象是客戶旅程，[2]它涵蓋了某個產品或服務的各個階段中的體驗感受：客戶的情感、目的、交互、障礙等。創新的難點在于避免設計與客戶體驗格格不入的孤立的接觸點（touch point）或產品的特征。客戶在使用一個較復雜的產品或服務時，往往需要在一定時間內分多個步驟或多個渠道對不同的接觸點進行操作。因此，高水平的交互方式的創新是階段體驗層次分明、不同接觸點自然過渡、產品功能從整體到階段，執行力好的設計。
2.3 漢字交互方式的繼承與創新融合之術
日常生活的處處可見可聞的漢語言文字，不僅是社會化交流的必須，也影響著我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它不但體現為口頭語言，還可以包括肢體語言和表情語言等。例如，中國人見面時作揖，雙手抱拳高拱、身子略彎以示敬禮；西方人見面時握手、擁抱或親吻臉頰表示友好。 交互行為會受到文化習俗的影響呈現多樣化的交互方式。當下開放的中國社會中西文化交匯、傳統文化行為與流行文化行為交織的狀態下，交互方式既要也要創新，這融合之術在于“信息的編碼與解碼”。
習俗會變遷、中外有差異，但我們要傳遞的信息是明確的。無論見面時作揖、握手、擁抱或親吻臉頰……不同動作都是表達“您好！”之意。交互設計隨著科技更迭和文化差異，在信息傳遞中的編碼和解碼方式不斷變化。“編碼和解碼”理論，最早出現在80年代的美國電視傳媒領域研究中。在漢字交互設計中的理解，編碼，是按照一定設計思維方式的將承載信息的漢語言文字轉換成計算機程序語言，方便傳播和交互方式的創新。解碼，則是目標用戶通過一定的交互行為從計算機程序語言獲取信息的過程。例如，2016年南京藝術學院工業設計學院交互設計專業萬文杰和葛一漢同學的畢業設計作品《交互有聲臉譜》，幾十個京劇臉譜面具背后暗藏玄機。用戶輕輕叩擊京劇臉譜，不同角色的京劇臉譜就會發出對應角色的京劇唱腔唱詞。京劇角色的信息如性格、語言特征和情感等以“唱”的語言形式和京劇臉譜視覺形式被重組編碼，用戶以“叩擊”的交互方式解碼并獲取信息，得到全新視、聽、觸等多元體驗。這樣，使得京劇的藝術魅力不再局限于舞臺或廣電等傳統傳播平臺，交互設計讓它有了新的展示平臺和觀眾的交互方式也日漸多元化。
3 漢字交互技術實踐與趨勢研究
3.1 漢字交互技術實踐
漢語言文字交互設計項目的實踐開始于2014年，在廣博的漢語言文字中，交互設計團隊不斷從新角度選擇題材、嘗試不同交互技術應用、借鑒相關交叉學科的設計思維方法、理論和設計形態，完成多種類交互技術實踐，不同交互格式的設計作品。筆者將按交互格式分類、選擇典型案例介紹漢字交互技術實踐案例如下：
第一，增強模式網頁體驗。網頁，受到交互智能產品多元化沖擊，需要轉型為能更好適應不斷更新的智能交互設備的新形式――增強模式網頁體驗。2014年南京藝術學院工業設計學院交互設計專業林荒同學的畢業設計作品《書法藝術體驗》選擇HTML5交互技術應用，歷代著名書法家的書法作品欣賞網頁交互體驗更具美感和。HTML5語言的應用，也讓跨平臺展示更具便捷，文本、圖片和視頻，可以自適應不同平臺的尺度變化，極大地保持了設計的一致性和高效率。
第二，移動端交互（平板電腦和移動設備）。從智能手機誕生以來，移動端的交互設計一直是交互設計的重要領域，技術革新快、商業應用效果好，因此是交互專業技術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南京藝術學院工業設計學院交互專業2014年畢業設計作品《方言地圖》以平板電腦作為交互體驗和展示載體，用戶通過手指觸摸屏幕及語言指令互動方式感受了以官話為代表的漢語方言的特色。平板電腦和移動設備，例如智能手機、智能手表手環等可穿戴設備，帶來了無處不在的交互體驗。在這類的設計實踐中，需要注意的重點在于誰是用戶、用戶用設備做什么、怎樣拿著設備等。
第三，交互游戲。南京藝術學院工業設計學院交互專業陸娟娟、莊慧敏二位同學作品《漢字生肖》（見圖1）是一款基于圖像識別技術，為兒童早期語言學習服務的交互設計。游戲方式是利用立方體通過圖像識別技術把漢字通過動物動態的方式展示。剪紙畫風交互視覺設計展現了中國味道的十二生肖動態形象與漢字造型及讀音。
圖1 交互游戲《漢字生肖》作者：陸娟娟、莊慧敏，指導教師：楊志麟、楊潔、王可
圖2 交互作品《顏文緒字》作者：王宇，指導教師：楊潔
第四，多屏互動。南京藝術學院工業設計學院交互專業王宇同學作品《顏文緒字》（見圖2）是基于智能電視和平板電腦或智能手機的多屏互動，運用表情識別技術認識偏僻文字的實際應用。平板電腦通過攝像頭識別表情、并表情解碼，再通過無線網絡將內容傳輸到智能電視完成展示互動。多屏互動基于DLNA協議，通過WIFI網絡，在不同多媒體終端進行傳播內容傳輸、展示、控制等一系列操作。通過跨平臺（智能家電、智能手機、可穿戴設備、車載多媒體等）和內容的整合，可以創新的交互方式和體驗，打破了單一交互終端交互體驗上的局限性。它代表了一個新的交互方向“智能生態系統”的交互設計，是值得我們繼續深入研究的交互技術方向。
第五，展呈交互。博物館、展覽館、博覽會及各類展覽活動中能越來越多看到新潮的交互技術應用。漢字博物館、漢字語言知識競賽等活動也會伴隨著交互技術的應用。因此，我們團隊也嘗試著運用軟硬件結合和VVVV語言的編寫，完成了南京藝術學院工業設計學院交互專業2016年畢業設計作品《時節味道》。本設計以機械拉線開關和撥動開關兩種方式控制屏幕上多媒體播放，從操作方式復古性角度完成對展覽呈現方式的創新。
第六，無邊界交互（活動和體驗）。隨著技術發展，交互不再局限在屏幕里和指尖的滑動。人們身體發出的多種信息都可以被智能交互設備識別產出互動。例如，南京藝術學院工業設計學院交互專業鄭萍萍和馮婷同學的交互作品《甲骨文》運用體感交互技術，通過單人或雙人的肢體語言實現甲骨文欣賞體驗互動。再如，南京藝術學院工業設計學院交互專業王宇同學作品《顏文緒字》通過用戶表情變化完成與智能設備互動，表情識別技術，不但解放了雙手，也讓用戶體驗了新的交互方式帶來的樂趣。最后，2016年南京藝術學院工業設計學院交互設計專業萬文杰和葛一漢同學的畢業設計作品《交互有聲臉譜》用聲控技術完成的京劇唱腔體驗交互設計。身體語言、表情語言、語音控制等多方面的交互技術嘗試也為漢語言文字的交互設計應用拓寬了設計的邊界。
漢字交互設計不斷實踐應用多種交互技術，追求體現多種風貌的漢字交互設計作品。漢字交互作品或者學院風，或者有商業應用前景，都是對漢字交互設計形態的不斷嘗試。通過不同技術的應用，不得不說，交互技術對漢字交互設計形態、交互方式和體驗的影響是巨大的。同時交互技術的新浪潮也不斷涌現，推進漢字交互設計的研究深入，對交互技術趨勢的研究勢在必行。
3.2 交互技術趨勢研究
2016年被稱為VR元年。VR是Virtual Reality的縮寫，即虛擬現實，指借助計算機及最新傳感器技術創造的一種仿真的、沉浸式的人機交互手段。但支持這項技術的硬件如VR眼鏡尚存在一些體驗欠佳的問題。但對交互設計師而言，值得關注的并不是技術浪潮本身，VR概念早在80年代初就被提出，今年這一技術卻被炒地火熱的背后，是技術應用能力的提高。好的交互設計師會考慮交互技術如何應用可以提高生活質量和提高工作效率。所以在關注技術趨勢中，不可忽視行業應用的研究。行業不同、用戶不同、交互內容與交互技術研究的結合，需要借鑒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如系統設計、服務設計等相關思維方法。
4 結語
從點頭之交到點贊之交、遠程互動替代面對面交流……交互技術革新改變著我們的交互方式。交互技術的應用也受到行業、文化和用戶差異等限制。因此漢語言文字的交互方式與技術實踐研究是一個互為補充的研究，從人的行為與計算機技術兩個角度尋求交集，為創造更好的漢字交互設計探索最佳解決方案。首先，明確三點漢字交互原則：漢字文化解碼、對話自然含蓄、生活態度外顯。其次，掌握漢字交互方式的繼承與創新融合之術：信息的編碼和解碼。再次，通過多項漢字交互技術實踐與趨勢研究總結教訓摸索規律。最后，筆者將漢字交互設計任務總結為：創新交流方式、豐富語言形態，創新地傳承弘揚漢語言文字的優秀文化。希望以此為目標，繼續完成漢語言文字交互設計項目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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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學生；漢語言文字能力；現狀；對策
一、語言文字能力現狀原因分析
1.漢語言文字能力培養方式存在偏頗
《高中語文新課程標準》指出：“高中語文課程應進一步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使學生具有較強的語文應用能力和一定的語文審美能力、探究能力，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為終身學習和有個性的發展奠定基礎。”應當說，課程標準對漢語言文字能力的教學目標、課程設置與評價辦法等方面的設計都是比較科學合理的，但中學教學并未嚴格執行這一標準，因此也就沒法實現理想的教學目標。原因在于：
第一，應試教育導致基礎教育中對語言文字能力的培養陷入盲區。在應試教育的壓力下，特別是在高考指揮棒的牽引下，許多學校把語文教學重點都放在高考的重點和熱點上，重知識輕應用，重理解輕表達，重文學輕實用，造成很多高中畢業生只會寫格式化的記敘文、說明文和議論文，不會寫簡單的小論文和應用文。有的高中畢業生連寫張請假條也會錯誤百出，存在格式不對、語句不通、表述不清等問題。“寫請假條”是小學語文的教學目標，為什么高中畢業生不會寫呢？問題就在于考試不考寫請假條。中考不考，高考也不會考，于是學校不重視，老師也不重視，教學過程中一帶而過，學生就不會自覺地去練習，久而久之也就不會寫了。調查數據顯示，有37.6%的學生對自己應用文（如通知、請假條、計劃與總結、調研報告等）寫作能力“不太滿意”或“不滿意”。
第二，基礎教育在培養學生漢語言文字能力方面缺乏相應的條件。一是基礎教育的師資問題。部分中小學語文教師的語言文字能力還存在一定的局限，無法完成“課程標準”中提出的教學目標。我們在調查中了解到，有些地區，特別是農村，許多語文教師普通話不夠標準，甚至有的老師還在用方言授課。二是教學條件不完善。語言文字能力的培養需要一定量的綜合性語文應用和實踐機會，需要教師投入一定的精力，組織一定量的活動，學校提供一定的設施，學生分出一定的時間。調查發現，有41.35%的學生反映中學沒有自己組織的文學社團，31.95%的學生反映學校沒有創辦學生自己的文學刊物，28.26%的學生認為學校對語言文字應用能力的培養“不太重視”，甚至“很不重視”。
第三，中學階段語文教學在培養學生漢語言文字能力方面比較薄弱。“中學語文能力教學狀況調查問卷”結果顯示，有52.25%的大學生對中學語文教學內容“不太滿意”或“不滿意”，有61.28%的高中畢業生對中學語文教學方式“不太滿意”或“不滿意”，有28.26%的高中畢業生認為中學階段對語言文字應用能力培養方面“不太重視”甚至“很不重視”，只有9%的中學語文老師經常在課堂上抽查學生朗讀課文，大多數學生每天用于學習語文的時間只有1～2小時，不太喜歡或不喜歡上語文課的學生比例竟高達38.91%。
2.學生在培養、提高自身漢語言文字能力方面缺少實際行動
“中學語文能力教學狀況調查問卷”顯示，學生在中學階段并不十分注重漢語言文字的訓練。有60.15%的高中畢業生表示在中學期間沒有參加過朗誦比賽，62.59%的高中畢業生沒有參加過演講比賽，72.18%的高中畢業生沒有參加過辯論賽，72.74%的高中畢業生沒有參加過讀書報告會。有60.1%的人表示在讀書報告會上積極發言“做不到”或“比較困難”；有39.66%的人表示在大庭廣眾之下發表自己的觀點“不太做得到”甚至“比較困難”。能經常閱讀名著的學生只有18.23%，經常寫隨筆（日記）的學生只有20.11%，經常與老師交流的學生只占20.56%，有57.89%的學生從來不投稿。
在中學階段，由于缺乏指導，學生對漢語言文字訓練的方式方法也了解得不夠，訓練不夠系統。調查中，有19.74%的高中畢業生表示自己在中學時期雖然重視口語交際能力培養，但卻不知道該如何訓練，有11.28%的高中畢業生則公開表示自己不太重視口語表達訓練。
3.我國的漢語言文字能力測評體系不夠完善
到目前為止，我國尚未有一份由權威部門的專門用于對學生進行漢語言文字能力評價的方案，因此無法確定培養、訓練的真正目標，也就無法正確評價學生的漢語言文字能力水平。標準不明，則目標不清，訓練就會迷失方向。
二、意見與建議
1.加強宣傳和引導，讓教師和學生真正重視漢語言文字能力的培養
語文水映在一個人的能力上，表現為語言文字能力，能準確完整地表達清楚一件事情，反映在一個人的素質上，表現為文化素質的高低。這些當然包含直接反映在實際工作能力上，直接影響職業生涯的發展。
2.中小學應從素質教育的終極目的出發，探索學生漢語言文字能力培養的方法與途徑
關鍵詞：醫學類院校；語言文字工作；探討與研究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32-0273-03
語言文字是一個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個國家的象征，更是評價一個社會發達程度的重要指標。同樣，語言文字工作在高等教育教學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我國高等教育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國高等院校中醫學類院校共計186余所，占高校總數近10%，有著很大比重。在教育部和衛生部聯合頒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指出：醫學研究與服務的對象是人，在醫學教育的過程中必須加強文、理、醫滲透和多學科交叉融合，把醫德和醫術的培養結合起來，加強醫學生綜合素質培養。語言文字對于醫學生有著重要的作用，如何與病人溝通交流，如何書寫醫囑等，都離不開語言文字的幫助。對于綜合類、文史類院校，有著文科基礎，有利于開展語言文字工作。而醫學類院校專業性強，學科相對單一，缺乏文科基礎，開展語言文字工作有一定的困難。醫學類院校如何開展好語言文字培訓與測試工作很值得探討與研究。
一、醫學類院校語言文字工作現狀
目前國內醫學院校對于大學生的語言文字方面的課程少之又少，加之醫學專業課程繁重，留給語言文字方面的時間就不多了。以河北省為例，省內醫學類本專科院校共計11所，這些院校中具有獨立設置的語言文字管理部門的幾乎為零，均是掛靠在教務處管理，而擁有專職的語言文字管理人員更是鳳毛麟角。由此可見，上至領導、下至工作人員，對于語言文字工作的認識還是不足，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認為語言文字工作就是普通話測試，而且這種考試可有可無，進而導致醫學類院校的語言文字工作開展不盡順利。（內容較少，應做一個調查表，補充點內容，可與我校現狀綜合在一起寫）
二、我校語言文字培訓測試工作狀況
我校河北醫科大學，是河北省省屬骨干大學之一，擁有悠久的歷史，普通類在校學生1.2萬余人，專業學科覆蓋包括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口腔醫學、藥學、預防醫學、護理學、中醫學等七大醫學門類。和其他類醫學院校一樣，我校專業課業繁重，人文社科類課程開設較少，總的來說人文素養氛圍不是很高，對語言文字工作做得最多，也相對好些的是普通話測試工作。普通話測試我校開展較早，自2003年后就進行了在校生普通話測試工作，在2006年我校對普通話測試工作就達到了全員測試工作。我校于2009年開始進行計算機輔助普通話測試工作，也是全省較早的開展機輔測試的院校之一。
通過幾年的語言文字工作的開展，也對醫學類院校如何更好地做好語言文字工作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和認識，下面就與各位同仁一起做個交流。
對于提高認識，這不僅是醫學類院校需要注意的，而是所有高等院校都應提高認識。由于醫學類院校有它的特殊性，因此更應該多做此方面的工作。語言文字知識在醫學生的職業生涯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方。醫生的服務對象是人，是患者，這就需要溝通交流，只有良好的溝通交流，才能獲得準確的病情，從而做出相應的診斷。只有良好的語言及文字知識才能更好地做出正確的治療方案，從而為患者解除病痛。由此可見，提高醫學類院校對語言文字工作認識，尤為重要。
四、大力開展人文素養教育，塑造醫學類院校語言文字氛圍
醫學類高等院校本身一般沒有人文類專業，這就會造成沒有人文教育的氛圍。可是在我國悠久歷史中，經典的文字并不缺少，現在“中華經典誦讀”活動就是使很多我國經典文字重新煥發光明。通過對傳統經典的誦讀，傳承經典文化，塑造語言文字氛圍。醫學類院校應開展多渠道的活動，如詩歌朗誦，經典誦讀等豐富多彩的語言文字活動，來提高人文素養教育，進而提高語言文字氛圍。
在舉行這些活動的同時，可以融入我們醫學院校自己的特色。在醫學中并不是沒有經典文字，醫學專業中同樣不缺少優秀文字巨著。早在我國唐朝，孫思邈就寫下了《大醫精誠》一文，此乃我國醫學中極為重要的文獻，也是習醫者必讀之經典，被譽為是“東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它明確地說明了作為一名優秀的醫生，不光要有精湛的醫療技術，還要擁有良好的醫德。這篇文章廣為流傳，影響深遠。直到現在，我國的不少中醫院校仍用它作為醫學誓言，并用它作為準則來嚴格要求自己，每個醫生都秉承“大醫精誠之心”，全心全意地為患者服務。這類的經典還有很多，如《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本草綱目》、《傷寒論》等，將這些經典文字，和傳統的詩歌朗誦、經典誦讀活動相結合，就能得到適合醫學類院校的，有自己特色的語言文字活動，從而塑造良好的語言文字氛圍。
五、開展普通話類的課程，讓語言文字知識進入醫學院校教學安排環節
在語言文字工作中，普通話的地位很重要，現在的醫學類院校中必修課沒有這方面的教學任務，這是有欠缺的。語文的教育應該一直伴隨著學生的學習生活，建議在有條件的醫學類院校開展《大學語文》、《普通話》、《硬筆書寫》等有關語言文字類課程。普通話是用來溝通的，規范字是用來記載的，這些看似簡單的基本技能在當代大學生中水平卻差的很多。
醫學專業的學生更需要良好的普通話，和標準的文字書寫基本功。現在有種說法就是大夫開的處方，一般人是看不懂的。為什么會這樣呢？有他一定的特殊性，大夫在診治病情時的確繁忙，時間緊任務重，從而寫字就有些潦草了。可是這不應成為書寫不好漢字的理由。我們都知道，說話、寫字是從小練起的，有了良好的基本功以后才能書寫一手漂亮的文字。而這些說話、寫字的教育應一直跟隨著教育始終，從小學到中學直至大學也不應該停止，只有這樣堅持不懈的教育，才會使語言文字深入每個學生心中。醫學生更是如此，所以在醫學類院校的教學安排環節中，要努力開展《大學語文》、《普通話》、《硬筆書寫》等語言文字類課程。
六、科學的進行普通話測試考前培訓，結合醫學內容融入醫學文化
對于普通話測試前的培訓，有的學校認為這是可有可無的，或是認為說話習慣不是一朝一夕能改過來的，所以對考前培訓不夠重視。其實在我們看來，考前培訓還是很有必要的，它進了說可以提高普通話測試的通過率，遠了說它也是對語言文字進行的一次大規模的教育，通過培訓可以提高學生對語言文字的認識，使學生通過普通話考試來提高對語言文字的重視，來提高醫學生的人文素養習慣的培養。當然這培訓還是要結合著自己的醫學專業知識，比如培訓是根據一些醫學生常用的詞語，來糾正學生的發音等。也可以引用些醫學經典作朗讀科目，用以培養醫學生的人文素養。
以我校為例，2010年我校參加普通話測試人員共計1924人，當時未進行系統的考前培訓。當年考試結束后對成績經行分析，其中達到一級乙等級別的學生數僅為54人，占2.81%；達到二級甲等的學生1173人，占總考生60.97%；達到二級乙等的學生593人，占總考生30.82%；達到三級甲等及以下水平的學生104人，占總考生5.4%。經過我校科學系統的考前培訓后這個結果大有改善，在2013年普通話測試結束后我們又對當年的學生成績做了個分析：其中一級乙等的學生占總學生的百分比達到5.41%，二級甲等的學生占68.86%，二級乙等的學生占22.65%，三級甲等及以下水平的學生占3.08%。由此可見科學培訓后，學生成績提高的效果還是比較明顯的。
七、對普通話測試進行科學管理，提高學生對普通話測試的重視
普通話測試是提高語言文字水平的重要推手，對于這個考試很多院校認為是沒有必要的，因為大家普通話天天說，考試沒有必要了吧，而且有借考試的方式來收取考試費的嫌疑。對于普通話，只是個交流工具，只要不影響溝通，發音準確與否無關緊要。殊不知正是有這種思想，才導致現在語言文字工作不受重視的。其實語言文字的重要地位前面已經說過了，往大了說他是一個國家統治階級的手段，這就是為什么秦始皇統一中國后要“書同文，車同軌”。往小了說這也是一個人的門面，一口流利標準的普通話，在我們進入社會時就會為自己爭取到更有優勢的競爭地位。所以說普通話很重要，認識到普通話的地位后，這個普通話測試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對于普通話測試，高校還是要用心的科學的去安排，去組織。它不像其他考試在固定同一時間進行，但這畢竟是國家級的考試，其地位應該引起所有組織者和參與者的重視。就像高考一樣，人們都很重視，所以從考試組織，到考試安排，以及學生的考試都很嚴肅、認真。普通話考試也應該如此，每次考前應該組織考試委員會，對整個考試全程經行指導。制定適合本學校的考試流程，明確各考試工作人員職責。只有考試工作人員對考試重視了，這個考試才有嚴肅性，只有這樣，廣大學生才會認真對待普通話考試，也就不會散漫應付了。
以上就是我校近幾年開展語言文字工作的些感受，通過這些辦法，語言文字工作在醫學類院校中開展就會事半功倍。緊緊抓住醫學院校特色，尋找適合醫學類學生的教育方法，從而使語言文字工作能更好的在醫學類院校開展。讓廣大醫學院校學生愛上普通話、愛上規范字，了解到語言文字的重要性，進一步將語言文字工作真正地融入整個醫學類院校教學的全過程，最終結果必將會得到醫學類學生專業知識和語言文字水平的雙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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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蘇教版；小學語文課本；語言文字；使用；不規范
中圖分類號：G62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2-7661（2015）20-353-01
蘇教版小學語文課本是2001年開始在全國發行的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在全國的使用量、影響力上都有占有重要的比重。同時由于江蘇教育質量的含金量很大，所以江蘇教材說是全國教材改革的風向標一點都不為過。本人從事小學教學多年，對本省的教材一直很關注。從一開始的試水，到現在的基本形成自己獨特的教材體例安排。近年來，我省中小學生在漢字聽寫大賽上的優秀表現，正是蘇教版小學教材在規范使用語言文字上的最好佐證。
一、蘇教版小學語文課本規范使用語言文字的重要性
1、規范的語言文字是小學語文教科書的基本要求
從小培養小學生的正確理解掌握和使用語言文字的能力是小學教育階段基本任務之一，規范使用語言文字是小學語文教科書的基本要求。小學語文課本是課堂教學的重要內容，里邊有大量的字、詞、句的教學，進行教學的前提就是要保證這些課本中的語言規范是否規范使用。如果是教材中都出現有明顯的語言文字不規范的問題，那么就是教給學生錯誤性的知識，這個比學生自己犯的錯誤還要嚴重，因為學生自己犯的錯誤還可以進行改正，這個語文課本中出現語言文字不規范使用的情況，教給了學生，學生可能還不知道是有錯誤的，這個對學生以后的發展就不利了。所以要重視小學教科書中語言文字使用的規范性，要運用一些符合小學生成長發展特點的語言文字等。
2、規范的語言文字有利于提高學生語言文字運用能力，促進學生今后的發展
培養學生的語言文字運用能力是現代語文教育的重要要求。語言文字的學習不僅僅是這一種內容的學習，還與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口語表達能力、寫作能力等方面息息相關，因為語言文字的運用能力是這些能力的基礎，只有從小就認真打好了基礎，才會有利于今后的發展。培養學生語言文字運用能力的主要途徑就是通過小學語文課本中提供的語言文字材料的學習、訓練，在認知的基礎上不斷進行實際的操作訓練。所以小學語文課本語言文字規范性的使用非常重要。
二、蘇教版小學語文課本中不規范使用語言文字的主要表現
1、不注重一些比較容易混淆的詞語使用的教學
雖然在小學階段交給學生的知識都是以淺顯的、基礎性的為主，但在教學中也應對一些知識進行適當的補充、拓展，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也有利于學生今后的學習，特別是對于小學中高段年級的教學來說。所以在小學語文課本上語言文字的教學中就要對一些比較容易混淆的詞語進行適當的補充，幫助學生深刻理解其中的不同之處。例如在小學六年級的關聯詞語教學中，當講到蘇教版的課文時，里邊往往會出現一些例如像“無論……都……”與“不論……都……”的關聯詞組，教師在講課的過程中往往就一筆帶過，或者直接說這兩種關聯詞語是可以直接換用的，既沒有探究課文中使用得是否恰當，也沒有進一步探究這兩者之間的細微區別，給學生帶來一種認知上的誤區，認為只要是這兩種關聯詞語都是可以對換的，這就不利于學生今后的學習與發展。
2、在蘇教版小學語文課本課后一些語言文字方面的練習題中有明顯不規范使用語言文字的現象
小學語文課本的課后練習題是小學語文教學的重要部分，也是培養學生語言文字能力的重要內容，課本后面的練習題的語言文字使用得規范非常重要，但往往在蘇教版小學語文課本課后練習題中出現一些不規范使用語言文字的現象。例如，蘇教版五年級下冊小學語文《課本補充習題》的參考答案中出現有“渾濁咆哮”、“千年”等的搭配，這明顯是不夠規范的。
3、在低年級階段的蘇教版小學語文課本中出現一些注音問題
語言文字使用的規范性包括了字詞的注音的規范性，注音甚至是規范使用語言文字的基礎，如果在字詞的注音都出現問題了，那么就會影響語言文字的規范使用。例如蘇教版小學語文課本中對“葡萄”一詞標注為原調，但在第六版《現代漢語詞典》中明確注為輕聲，小學課本中與《現代漢語詞典》里的規定出現沖突，這就說明小學語文課本中存在一些注音的問題，注音使用不夠規范，也就是語言文字使用不夠規范。
三、改進蘇教版小學語文課本中不規范語言文字問題的主要途徑
1、首先教師要明確了解語言文字規范使用的相關規定
語文語言文字的規范使用有相關的規定，對于小學語文教學來說，教師首先就要了解相關的規定，掌握語言文字規范使用的相關知識，只有這樣，在備課或者在課堂教學中遇到課本有不規范使用語言文字的情況也能及時知道、指出，尋找正確的教學方式；同時，當有學生問相關的問題或者發現學生有使用不規范的情況時也能及時指出并幫助改正過來。
2、在課本教學中注意不要受到生活或者網絡上一些不規范語言文字使用的影響
教師在小學階段語言文字的教學是潛移默化式的，要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教師自身的語言文字使用的規范性非常重要。在課堂課文的教學當中，要注意不要受到生活或者網絡上一些不規范語言文字使用的影響，例如在課文中說出現“再見”，或者在課堂結束時與學生說“拜拜”時，不能直接跟學生說“88”，或者把“88”寫在或打在課件上，這是不利于學生語言文字的規范使用的。
參考文獻：
[1] 曹國軍. 蘇教版小學語文課本不規范語言文字問題的商榷[J]. 教學與管理. 2015（02）
翻開人類社會發展史，無論是中世紀的歐洲文明還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發展，如法國、英國、日本等國家都曾經與民族語言文字的改革和普及聯系在一起。在我國歷史上，經濟文化發展鼎盛時期，遠自秦漢后至唐宋，乃至少數民族統一中國的清朝康熙、乾隆時期，也都和漢語言文字的統一、革新與普及相聯系。其根本原因是，語言文字是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基本工具，語言文字的普及是經濟文化交流的必要條件。當我們即將跨入21世紀---這個被世人看好中國的時代，不僅國人，就是外國人也必然需要漢字，與漢字文化交流。
特別是我國這樣人口眾多、文化還相對較落后的大國，自身的民族文化素質的提高將直接決定我們在未來的世紀競爭大潮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民族文化素質問題說到底是識字水平問題，我國在本世紀末要基本實現普及義務教育的奮斗目標說到底首先是要解決識字問題。不解決這個最基本的文化工具問題，便談不到建立吸收現代文明的渠道;，也就不可能實現兩個文明建設的總目標，中華民族就沒有希望！
中國教育改革近半個世紀，取得了舉世矚目、史無前例的輝煌，但是，兩個基本的難題一直困擾著我們，一個是校門內的“學業負擔過重”問題；一個是校門外的新文盲“屢掃不止”問題。當然，問題不止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也十分復雜，但是，從文化教育根源的自身分析，說到底還是識字問題解決得不好。何以見得？因為我們自己沒有下功夫從根本上想辦法去解決漢字難認，漢語難學的難題。這一點可以從小學四年級識字2000個，五年級達到2500個這一語文教學目標得到佐證。換句話說，只有到四五年級才脫盲。這就帶來兩個直接的不良后果，其一是，錯過了培養閱讀興趣、掌握閱讀方法、養成閱讀習慣的最佳期，以致于大多數孩子進了初中仍然沒有獨立的閱讀能力---這就是學業負擔重的根本原因。小學三四年級和初中一二年級學生分化的產生的文化原因就是看不懂相應的教科書內容（前者如數學應用題，后者如平面幾何和物理課本等）。其二是，孩子上學多年識字不多，遲遲沒有解決渴求知識、認識大千世界的需求問題。在廣大農村，特別是經濟不發達地區的家長，辛辛苦苦供孩子讀書二三年還不能發揮索取生產信息和現代生活信息的助手作用，挫傷了供孩子上學的積極性。這樣，就不可避免地為輟學、為新文盲的產生提供了條件。要解決這個問題，最基本的仍然是識字問題。識字問題不解決勢必會影響全民族文化素質的提高，拖現代化的后腿。簡言之，識漢字少慢差費的狀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給后代一個像樣子的交待應該承認，盡管作為世界上最古老文字之一的漢字文化創造了博大精深的東方文化，盡管多少代人也曾經做過種種嘗試，但是，漢字難認，漢語難學的問題始終沒有較好地解決方法與途徑問題。直到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教育科學研究的發展與普及，使我們可以驕傲地說，我們這一代人結束了漢字難認，漢語難學的歷史。能夠在一二年內使學生輕松地突破2000個常用字的大關，具有初步閱讀能力，終于有了給后代一個像樣子的交待。
這個交待來之不易，有些探索已近40年之久，兩三代人的心血傾注其中。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為了這項事關民族振興大業的小課題，多方、反復研究與實驗，并于1993年開始在全國范圍內作全面調查，促成了1994年小學漢字識字教育國際研討會的召開，國家教委副主任柳斌題詞：國民識字率是一個國家教育、文化、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會后我們總結了當時全國現存的全部20種識字方法的改革經驗，并在掌握全面資料的基礎上，展開了比較研究，探索了漢字識字教育基本的規律性認識，歸納如下：
1．小學漢字識字應作為小學低年級教學重點，大多數新教學方法的識字量能達到1700－2000個。
2．識漢字要從漢字固有的特點出發，按照漢字識字規律，綜合漢字音、形、義三個信息源的內在統一性，設計相對集中識字的方法。
3．識字本身不是目的，識字最直接的作用是學會閱讀。早期閱讀興趣的培養，閱讀習慣的形成是小學教育的關鍵。因此，必須把識字同閱讀、寫作聯系起來作系統的課程、教材改革，才能發揮好的識字教學方法的優勢。
4．小學識字不是孤立的識字問題，所有新教學方法都重視以教育學、心理學、漢字學、語音學的基礎理論作指導，從漢字象形、會意等特點出發，把識字過程設計成為識字教育過程。
長期以來，學界存在重語言、輕文字的傾向，這主要是受了西方語言理論的影響。西方語言理論建立在西方語言事實的基礎之上，拼音文字的拼寫與語音基本一致或基本相當，因而西方不專門進行文字的教學。
形。口說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體系，是“兩個王國”。而不是索緒爾認為的語言符號只是心理現象，于是得出口說語言和文字雖是兩種不同的符號體系，但卻是“一個王國”，文字附屬于口說語言。在這個王國里，文字連“服裝”的資格都沒有，只是口說語言的“照片”和“假裝”。由此得出的結論：“語言第一性，文字第二性”是完全錯誤的。
結構主義的方法論將口說語言和文字視為一個王國，分不清口說語言和文字的界限，因而將口說語言和文字的基本結構單位亦視為同一個，或稱之為“詞”，或稱之為“字”。
1938年，郭紹虞先生已經提出“字本位”的觀念：口說語言以“詞”為基本結構單位，文字以“字”為基本結構單位。徐通鏘后來提出的漢語口說語言和漢字都是以“字”為基本結構單位的，沒有“詞”這個單位；印歐語言和拼音文字只有“詞”為基本結構單位，沒有“字”這個單位——這是徐通鏘“字本位”的觀念。相比之下，郭紹虞的“字本位”觀念是比較接近科學的。我們認為“字”是一切文字(包括“非字音文字”和“字音文字”，包括漢字和拼音文字)的基本結構單位，不是口說語言的基本結構單位。
辯證唯物主義細胞分析方法論，將口說語言和文字視為兩個王國，因而口說語言的基本結構單位與文字的基本結構單位是不同的。口說語言的基本結構單位，我們稱之為“語基”——口說語言的細胞。文字的基本結構單位我們稱之為“文基”——文字的細胞。“語基”與“音節”“音素”除了在語音形式上不同而外，更主要的區別在于：“語基”是口說語言的基本結構單位——細胞，是語音、語義、語法的統一體。而“音節”“音素”都只是語音的單位，不是語言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