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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民間借貸 金融制度 企業轉型
一、引言
溫州作為民營經濟的發源地，在改革開放時首先進行市場化改革，建立起了市場化的制度，走出了富有特色的路子，“溫州模式”，被全國乃至全世界學習。在溫州的民營經濟發展中，民間借貸對其貢獻良多。2011年以來，溫州又再一次成為了聚焦點，其中小企業掀起的“跑路”潮，再一次把溫州推到了風口浪尖上。2011年到2012年10月期間，一大批溫州中小民企業和擔保公司倒閉，出逃企業家達到了400多位。企業家外逃的原因都是深陷債務危機，企業正常的經營已經無法支付民間高利貸的利息。
同屬浙江省的寧波，雖然延續著2011年下半年的平穩回落走勢，但整體局勢樂觀，呈現“低開穩走”的態勢。2011年寧波市實現了生產總值GDP6010.48億元，這是繼2007年突破3000億元、2009年突破4000億元、2010年突破5000億元之后，寧波經濟總量連續第四次突破又一個千億元大關。（中國報道網）
二、民間借貸危機對溫州民營企業影響原因淺析
1.溫州民間借貸危機是成因
（1）溫州民間借貸的形式
溫州民間借貸的規模很大，據人行溫州市中心支行監測分析，2011年末2012年初，溫州民間借貸規模在1100億元左右，與該市GDP的比值約為32%。，其中用于一般性實體投資的只占35%，即380多億元。（浙商網）其借貸主體的出借方主要是一些個人，少數還包括一些中介和準金融機構，但是為數甚少。因為借入方多為中小型民營企業，本身企業的信用不高規模不大，在銀行這樣的金融機構想要取得借貸需要的時間、精力花費甚多。借貸的利率高、風險大是溫州民間借貸的“特色”，據調查，2011年溫州的民間借貸年利率平均約為24%，社會融資中介的放貸利率在高達40%以上。（搜狐財經）正是由于民間借貸利潤率如此之高，甚至高于企業的利潤率，因此企業融資后將一部分投入到了“錢生錢”階段，想獲取因借貸損失的利潤，久而久之，企業因將資本大量投向非生產領域導致企業內部產業空心化。
（2）民間借貸所來的資金流向
上面我們簡要說了企業將借貸取得的資金很大一部分投入了非生產領域，下面是溫州市監測調查分析的具體分布情況。“當前1100億元溫州民間借貸資金的具體用途分布如下：1、用于一般生產經營的占35%，即380多億元，主要是一般社會主體直接借出和小額貸款公司放貸的資金。2、用于房地產項目投資或集資炒房的占20%，即220億元。包括一些人以融資中介的名義，或者由多家融資中介聯手，在社會上籌集資金，用于外地房地產項目投資；也包括一些個人在親友中集資炒房。3、由一般社會主體（個人為主）借給民間中介的占20%，220億元。4、民間中介借出，被借款人用于還貸墊款、票據保證金墊款、驗資墊款等短期周轉的占20%，即220億元。后兩部分借貸債權或資金（合計40%）沒有直接進入生產、投資等領域，而是停留在民間借貸市場上。5、剩余5%即60億元為其他投資、投機及不明用途等。”（和訊網）
由上述數據分析可得，溫州的民企借貸來的資金僅35%用在生產經營即發展實體經濟上，而其他大部分都流向一些炒房炒股等非實體經濟上。試問這是什么原因導致的呢？溫州人素來被稱為是會賺錢的商人，骨子里流著經商的血，這首先與他們地域文化是分不開的。在溫州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很多致力于實業的企業由于圖更大的經濟利益而出現炒房炒股等投機行為，溫州炒房團因此出名。在首批炒房團獲得高額利潤后，企業更是將大部分的資金投向這些“快錢”的身上。一方面，企業融資難，另一方面，將融資來的資金沒有用于生產經營，而脫離了實業，出現這樣的利潤分配方式本末倒置的現象。
2.金融制度與法律法規的不完善
（1）金融體制改革滯后，民間金融機構落后
由于我國金融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的增長，金融機構面臨許多限制，如對銀行信貸配置的限制，中小民營銀行的準入限制，存貸利率的控制，這些原因導致了市場上的資金不足。當一些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地下錢莊出現時，企業紛紛轉向融資借貸，趁著這股熱潮，這些民間金融機構也忽視了管理水平和人員素質的提高，出現了操作不規范，投機性強的現象。當實體企業破產時，這些關聯的民間金融機構也相應倒閉，引發了民間借貸市場動蕩。
（2）“地下錢莊”盛行
在溫州地下錢莊很多，與民間借貸不同，地下錢莊是一類以盈利為目的，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準，秘密從事非法金融活動和洗錢等活動的機構或組織。為什么會出現地下錢莊呢？第一，地下錢莊的成本低，所謂“地下”，放貸人不能陽光經營，就不需要辦公地點，也省去了一系列像非銀行金融機構一樣需花費的費用；第二，地下錢莊無需繳稅，地下錢莊在政府的監管之外運行，逃避了稅收環節；第三，由于地下錢莊經營成本低又無需繳稅，使得放貸人的利潤趨于最大化，在錢的誘惑下，越來越多的地下錢莊在溫州產生。一些企業主缺乏法律防范意識，便參與到地下融資的活動中去。法律法規制度不完善和地下錢莊在暗處的情況也讓政府部門束手無策。
3.溫州中小企業機制體制存在問題
（1）企業內部財務信息不規范
溫州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特點是“短、小、急、多”，企業貸款多為短期借貸，貸款數額較小，對單筆資金貸款的筆數多。溫州中小企業的財務信息不規范，缺乏一定的抵押物和擔保信用，因此不符合銀行貸款標準的形式。
（2）企業轉型升級存在困難
溫州的大部分民營企業屬于家族式企業，這種企業的所有權主要掌握在一人手中或是以血緣為紐帶的家庭成員中，企業在經營發展過程中，往往以個人意見來對企業進行管理決策，缺乏群體觀念。并且一代接一代管理模式的固定化導致缺乏創新理念，轉型受到阻礙。另外，溫州的民營企業多數以制造業為主，據了解，溫州的支柱產業主要有勞動密集型構成，如眼鏡、打火機、制鞋、燈具的生產。這幾個行業無一例外都處于產業鏈的低端，缺乏核心技術和高附加值。要把這些產業轉換成新型產業，存在一定的困難。在國內外經濟形勢不太樂觀的情況下，溫州市政府在引導中小民營企業轉型的力度不夠，在高利貸崩盤的情況下，大批民營企業倒閉。
三、借貸危機下寧波民間經濟發展平穩的原因分析
1.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相結合
（1）實體經濟發展平穩
與溫州不同，寧波經濟的發展得益于實體經濟的穩步發展。2011年寧波市實現了生產總值GDP6010.5億元，民營企業創造的GDP約占了全市總量的80%。寧波市的民營企業也遇到資金問題，但是，寧波市的金融制度比較規范，地下融資活動少見，不能說不存在，企業通過民間借貸籌集資本大部分用在了生產經營上，尤其在寧波發展民營科技企業上，憑借其技術創新、機制靈活等優勢，不斷發展擴大，為繁榮地方經濟，解決社會就業壓力，增加地方財政收入做出了貢獻。寧波的實體經濟也是以制造業為主，但是傳統支柱行業存在著高消耗、低性能、低附加值、產品生產能力過剩的問題，因此在溫州熱衷于炒房炒股時，寧波正致力于高科技產業的投資。
（2）政府對中小企業加大金融扶持
在溫州跑路事件連連發生后，寧波市政府出臺《加強中小微企業金融支持的若干意見》，提出在此非常時期金融機構要讓利于企業，對資金周轉暫時困難的企業不抽貸、壓貸，不變相提高利率。防止因銀行抽貸、壓貸造成企業非正常資金鏈斷裂。同時，提出規范民間金融秩序，對于企業之間因民間借貸發生糾紛的，要引導通過合法途徑解決。此外，《意見》還提出，要拓寬民間資本合法出路，引導民間資本參與地方金融改革，鼓勵民間資本參與發起設立或參股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等新型金融組織。政府出臺的這項政策，無疑是寧波民營企業危難時刻的一劑良藥，幫助民營企業提升信心，重整旗鼓。
2.企業戰略轉移加快
（1）轉型升級，創新發展
寧波地處東南沿海，南臨溫州，北接上海，是一座港口城市，與外界交流機會多，受上海都市企業和公司發展的影響，也致力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寧波的民營企業最早也是屬于家族企業，但是，寧波經過多年發展，逐步完成了資本、技術和經驗的積累，對市場競爭也有了深刻認識，意識到企業的規模擴張和實力提升必須依靠技術升級和再融資能力。因此，寧波民營企業根據民營經濟的企業制度發展方向，向現代家族企業過渡。在這一過程中，逐步淡化家族制色彩。在轉型升級過程中，政府扮演者重要的角色。通過營造良好的升級環境、推動產業升級、加強對優秀企業的激勵等，為民營企業投資科技、信息、現代服務行業等技術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提供了可能。
（2）配套協作，集群發展
任何一家企業都不可能是一個全能企業，如果一個企業離群索居，這意味著他在市場上的交易率相當低，因此，寧波民營企業的集群發展有效地克服了這一點，“塊狀化”和“產業鏈”正成為寧波民營經濟的發展亮點。寧波有六大產業集聚區，如北侖產業集聚區、鎮海產業集聚區、象山港產業集聚區、余慈產業集聚區、中心城區科技產業集聚區和鄞奉產業集聚區，140多個依托專業市場而形成的“塊狀化”經濟發展形態，如象山針織、北侖文具和寧海磨具等。“產業鏈”式產業集群，是依托當地強勢產業、整合上下游產業資源而形成的更高層次的經濟發展形態。如余姚塑料產業，以余姚塑料城為依托，一方面帶動上游塑料磨具乃至塑機制造業的發展，另一方面搞活下游整個塑料市場。
3.新甬商文化在寧波經濟中的作用
寧波幫是近代著名的商幫，在經濟、科技與社會領域影響甚大。寧波商人在創業過程中形成的“艱苦創業、開拓進取、誠信經營、團結互助、愛國愛鄉”的甬商文化，是寧波人民的寶貴財富，寧波民營企業主在這樣的土地上，全心致力于實業，腳踏實地發展民營經濟。借助“寧波幫”這個強力后盾，寧波民營企業在海外市場也積極發展。據統計，目前我市已累計批準設立境外企業和機構超過1200家，項目總投資額約20億美元，分布在全球92個國家和地區。據市外經貿局的統計，目前我市企業已在海外設立生產基地接近200家。此外，我市企業還在海外設立了設計研發中心、礦產資源開采機構和房地產開發公司。（中國寧波網）
四、結束語
通過對上述溫州和寧波在借貸危機下不同表現的原因分析后，對民營企業的健康發展有了深刻的認識。
1.認識到民間借貸越來越成為企業解決資金問題的有效途徑，但是我們必須將其規范化、陽光化，避免非法集資和地下非法融資現象的出現。
2.將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并重。實體經濟是基礎，虛擬經濟是輔助。企業要重視實體經濟的發展，把資金和精力都建設在企業實業，同時，通過虛擬經濟的恰當界入，為實體經濟助力，使全社會的經濟資源得到最快、最優的配置。
3.民營企業的轉型升級迫在眉睫。包括商業模式、資本運作模式、國際貿易模式、品牌戰略轉型等一系列企業轉型模式。政府在此過程中應加強扶持力度，使民營企業應走向國際化經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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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崇剛，付冬梅.“地下錢莊”與小額貸款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民間借貸方式比較[J].內蒙古工業大學學報，2011，20（1）
進入2001年，在阿根廷經濟衰退日趨嚴重和外匯儲備顯著減少的情況下，國際金融界擔心無法履行償還債務的顧慮日益增強（注：例如，2001年3月國際評定信用等級的機構穆迪投資商服務與標準普爾先后降低了阿根廷政府債務的信用等級。其后，到了2001年底為止，上述的前一個機構又四次，后一個機構又六次降低阿根廷政府債務的信用等級。）。當時阿根廷為了對付外匯嚴重短缺的局面而采取了多種措施（注：2001年6月，阿根廷政府宣布，已與政府公債持有人進行了協商，以2006年到期的新公債（300億美元）掉換即將到期的公債。2001年11月阿根廷政府單方面宣布將一部分公債的償還期延長三年。2001年12月10日公布，提取銀行存款每人每周限在250美元以下。）。
但是，2001年12月上旬，鑒于阿根廷沒有實現削減財政赤字的承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注：阿根廷政府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承諾，2001年度的財政赤字不得超過65億美元，而實際的財政赤字額卻超出承諾額13億美元。）決定暫時凍結對阿根廷的12.6億美元的貸款。為此，剛剛就任總統職務的洛多里卡斯·薩總統（注：由于實施財政金融緊縮政策和限制提取銀行存款等原因，2001年12月阿根廷發生了大規模的民眾暴力，政局也陷入動蕩之中。1999年就任的德拉魯阿總統在任期末滿的2001年12月20日于政局動蕩中引咎辭職。其后在短短的10天之內便走馬燈似地換了三任總統。）宣布延期償還1321億美元的政府債務。之后，2002年1月3日停止支付2800萬美元的公債，至此阿根廷的信用違約行為已是十分明顯的了。這些動向使國際金融界受到很大的震撼。由于資本大量外流，外匯儲備額在2002年內不斷減少，2002年6月以后已減少到100億美元以下（見表1）。為此阿根廷政府于2002年1月6日制定、頒布了“國家危機與匯兌制度改革法案”，廢除了自1991年3月以來一直實施著的“自由兌換法案”。1月11日采取了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并行的雙重匯率制度，2月3日阿根廷政府公布的經濟對策中，宣布實施浮動匯率制度。2月4日封閉了外匯市場，但2月11日重新開放。比索對美元的匯率在2月11日為1美元＝1.8比索，其后便持續下跌，5月跌到突破3比索，10月1日為3.75比索，而且仍處于下跌的趨勢中（在固定匯率制度期間，即從1992年1月到轉變采取浮動匯率制度以前這段期間，比索對美元的匯率一直固定于1美元＝1比索的水平上）。
當前阿根廷的經濟形勢與1997年下半年金融危機后的東亞地區各國的經濟形勢頗為相似。由于短缺外匯，原材料、生產設備的進口銳減，生產活動日趨低迷（2002年6月的工業生產產值比2001年同期減少了15.l%）。加上限制提取銀行存款限額也直接壓抑了個人消費。2002年上半年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與前一年同期比）為-15%。2002年5月的失業率創戰后的最惡化的記錄21.5%，國內治安狀況急速惡化，2002年10月縮小財政赤字的目標未能實現，為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肯給予貸款融資，阿根廷國內形勢的前景處于不明朗的狀態。
附圖
表1 阿根廷的主要經濟指標
附圖
注：①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工業生產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為按年率換算的增長率；其他經濟指標為年平均值。
②1997年以前的數字按各年年底的數值進行期中平均，1998年、1999年、2000年為年底數值。2001年上半年為6月底數值、下半年為12月底數值。
③1990年以前的數字根據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地區統計年鑒》有關各年版的資料整理。1991年以后的數字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金融統計》有關各期的資料整理。
④“1981-88年”期間的利率為期間平均值。利率使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國際金融統計》的市場利率。
⑤1990年以前的數字根據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地區統計年鑒》有關各年版的資料整理。1991年以后的數字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國際金融統計》有關各期的資料整理。官方的外匯儲備額、國內生產總值、消費者物價均使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數據。
二、阿根廷金融危機發生的體制上原因
阿根廷的金融危機是由于資本外流和外匯短缺引發的。那么為什么會發生資本外流的外匯短缺呢？下文擬探討一下導致發生阿根廷金融危機的體制上原因。
如圖一所示，阿根廷的資本收支從戰后直到80年代一直是處于基本上平衡的狀態上（注：但是，如圖1所示，資本收支在80年代末期出現了巨額逆差額（1989年81億美元、1990年59億美元）。這是阿爾方罕政府政策的失誤所導致的，國內相繼發生了總罷工、經濟也出現了大動蕩（例如：1989年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出現了-7%負增長、消費者物價上漲率達3200%，創歷史最高記錄），成為了促使大量資本外流的主要原因。）。但進入90年代，阿根廷的資本收支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順差，由于阿根廷是資源豐富的國家，貿易收支在80年代以前一直持續持有順差；為此，國際經常收支在1961-70年期間年平均持有0.1億美元的順差額。1971-80年期間出現逆差，但年平均的赤字額僅為2.7億美元，基本上也保持了平衡狀態。如表2所示，80年代上半期受到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機的影響，國際經常收支逆差額趨于增大，但下半期再度趨于縮小，接近于平衡狀態。但是進入90年代以后，國際經常收支逆差額便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擴大。1991-97年期間年平均有27億美元的逆差額，1998年有146億美元逆差額，創歷史最高記錄。
表2 阿根廷的國際收支結構 （單位：億美元）
附圖
注：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分類。“資本收支”大致分為“投資收支”與“其他資本收支”。“投資收支”進一步分為“直接資本投資”、“證券投資”、“其他投資”。“其他資本收支”包括了資本轉移收支和專利權等非生產性、非金融資產的交易額（請參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93年）《國際收支平衡表》第五版和日本銀行國際收支統計研究會，（2000年）《國際收支》）。
資料來源：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金融統計》，2002年4月號的資料編制。
進入90年代阿根廷的國際經常收支逆差額擴大的經濟背景為：國內經濟景氣迅速擴大，經濟景氣的擴大導致進口需求的增強。此外，1989年7月上臺執政的梅內姆總統在執政后匆匆地實施了貿易自由化政策。首先大幅度降低關稅和簡化進出口貿易手續。1989年年中的平均關稅率為39%，到了1993年底便降低到10%（注：參看戶田一郎（1994年），《阿根廷梅內姆政權的經濟穩定政策和存在的問題》，見日本輸出入銀行，《海外投資研究所所報》，1994年12月號，第15頁。）。同時也廢除了進口數量限制和進口許可證等非關稅進口限制，到了1993年底，原則上也廢除了進口前批準制度。這些政策、措施促進了阿根廷的商品進口貿易，例如1991-2000年期間商品出口貿易合計額為1981-90年期間的2.4倍，進口貿易合計額則增加了4.3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金融統計》的資料，按美元計價額計算）。此外，由于產業活動趨于活躍，有關運輸、保險、旅游、專利等服務貿易進口額也趨于擴大。這些均促進了國際經常收支逆差額的急劇增大。擴大的國際經常收支逆差額不得不依靠資本流入（即資本收支順差額）來加以填補。但是，90年代的資本收支的順差額遠遠大于國際經常收支的逆差額，從表2的綜合國際收支差額增長變化趨勢看，1991-97年期間年平均約有23億美元，接近相當于1%的國內生產總值的順差額，1998年進一步增大到41億美元。90年代以后，外國資本每年持續有相當于1%國內生產總值的數額流入阿根廷。
吸引過剩的外國資本流入的基本原因有以下兩點：第一、梅內姆政權在資本收支方面采取了大膽的開放政策。自我標榜為經濟自由主義政權的梅內姆政府在上臺的兩個月之后（1989年9月）便制訂了“緊急經濟法案”，該法案規定給外資以國民待遇，無論是國民或外僑在投資方面不存在差別待遇。1989年12月又進一步宣布資本交易完全自由化，為了促進80年代大量從阿根廷外逃的資本回流（注：有關80年代期間從阿根廷外逃的資本數額雖然沒有每天公布的統計可查，但阿根廷政府的金融部門代表丹尼爾·馬克斯(Daniel Marx)卻曾在美國第102次參議院金融委員會上作過證詞，說，“據推算，1991年阿根廷國民在國外擁有三百多億美元的資產”。（請參看美國參議院金融委員會，《資本外逃對拉丁美洲債務的影響：在財政赤字、債務管理與國際債務分委員會上的證詞》，第17頁）），1992年4月又采取了準許從海外回流的阿根廷居民資產被認定為該申請人的合法資產（但需繳納一定的稅金）（注：栗原晶子，《中南美的資金流動的變化及其背景》，刊于《東京銀行月報》，1992年10月號第50頁。）。第二，進入90年代，阿根廷已成為海外投資商所熱衷的投資市場，梅內姆政府于1991年3月頒布“自由兌換法案”，并根據這一法案于4月實施了“貨幣管理局”制度，如表3所示，該制度的主要內容為：“貨幣供應量”以外匯儲備資產額作為保證，在此項保證下，阿根廷的貨幣（比索）與美元掛鉤，匯率固定于1:1。在梅內姆政權以前，財政赤字都是通過發行通貨予以填補的，現在的新制度規定，發行通貨需有外匯儲備作保證，沒有外匯儲備作保證便不能發行通貨。此項制度對扭轉阿根廷經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1991-90年期間的年平均438%的消費者物價上漲率到了1991-97年期間便被抑制到年平均22%；匯率也恢復了穩定。外國公司也由于阿根廷經濟的趨向穩定而積極地對阿根廷進行直接資本投資，從而促進了阿根廷的工業生產，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在1991-97年期間達到年平均6%，和80年代的年平均-1.2%持續衰退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從而進入一個高經濟增長率。阿根廷的資本市場對外開放對國外的投資商來說已使阿根廷成為了一個很有吸引力的投資市場，國外資本迅速加速流入阿根廷。
表3 阿根廷的“貨幣管理局”制度的主要內容
附圖
值得注意的是流入資本的性質，如表2所示，在90年代流入阿根廷的外國資本中，直接資本投資雖然也不在少數，但占最大比重的卻是證券投資，就1991-97年期間的情況看，資本收支年平均順差額104億美元中，只有36億美元是直接資本投資，證券投資卻有98億美元。1998年的情況也是如此：在資本收支的190億美元的順差額中，證券投資便占了88億美元。可見資本收支順差額絕大部分是證券投資順差額。在證券投資中，債券發行引進的資金又占重要的比重。巨額的財政赤字（根據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的資料，1991-98年期間年平均的財政赤字額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0.9%），在這樣的背景下，阿根廷政府部門的公債發行在90年代不斷增大。此外，通訊、金融、能源等產業部門的民間大企業也發行公司債以籌集資金（注：阿根廷在國際債券市場的債券發行額從1993年起到1999年為止的期間內年平均達107.2億美元，其中由政府部門發行的占77.6億美元（年平均），由民間部門發行的占29.7億美元（年平均）。（請參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Argentina:Selected Issue and Statistical Annex》，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報告書，第00/160號，2002年12月，第32頁））。在當時極為活躍的國際金融市場發行債券，促進外資大量流入阿根廷的國內債券市場。此外，外資通過股市在1991-97年期間也有年平均12億美元的資金流入。還有阿根廷石油礦藏管理局（石油產業）、Teleforica（通訊產業）、TELECOM（通訊產業）等大型企業（雖然為數不多）也從海外股市引進股的投資（注：阿根廷在1991-94年期間的海外預托證券發行額達41.4億美元。（請參看國際金融中心，《中南美國家金融市場的現狀與展望》，1997年，第57頁））。
值得注意的是，在證券投資方面，以投資商購買10年后償還的債券為例，他們只要一看到此類證券投資風險在加大時便會立即脫手，為此從發行證券的債務國家來看，來自海外的證券投資具有極不穩定的性格。
如表2所示，進入90年代以后，外國資本的過剩流入在1999年以后便轉趨縮小，2000年轉為凈資本流出，那么抑制阿根廷外資流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基本原因是，外國投資商對阿根廷經濟前景的不安全感日益提高。如表1所示，90年代順暢發展的阿根廷經濟在1999年以后便驟轉進入衰退局面。在巴西的經濟危機期間，從1999年初到1999年2月底巴西貨幣，里亞爾對美元的匯率劇降了70%。使貨幣繼續保持與美元掛鉤的阿根廷出口產業面臨了重大的沖擊，掀開了阿根廷經濟衰退的開端（阿根廷對巴西的出口貿易額從1998年的79.5億美元減少到1999年的56.9億美元）（注：1995年1月起，阿根廷、巴西、巴拉圭、烏拉圭一起組成了被稱為“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的關稅同盟。巴西市場在阿根廷出口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到了1998年便提高到占30.l%，成為阿根廷的首位出口對象國，其所占比重大大高于第二位美國（占8.4%）所占的比重。）。此外，1999年阿根廷政府實施的提高公司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財產稅、附加價值稅等增稅措施和2000年大幅度削減公務人員的薪水（削減12-13%）和改革養老金制度、醫療制度的措施，加速了經濟衰退的步伐（注：1998年2月阿根廷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8億特別提款權的融資貸款，并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承諾將1999年度的財政赤字額（不包括國營企業民營化收入）抑制在51億比索以下。為此阿根廷政府在進入1999年度以后就得努力促使財政收支的平衡。1998年12月阿根廷政府通過了“稅制改革決議”、1999年8月通過了“財政收支平衡化法案”（目標是在2003年以前實現財政收支平衡），德拉魯阿總統（1999年10月上任）也于1999年12月提出了“緊縮財政政策”。但1999年度的財政赤字額達70.9億比索，超過承諾額20億比索。（請參看阿根廷政府經濟部，《1999年經濟報告書》，第121頁））。從2000余年中起，阿根廷的外匯儲備額轉趨減少；外匯儲備額的減少抑制了貨幣供應量，貨幣管理局制度的通貨緊縮效果也給經濟景氣帶來了不良的影響。
與經濟迅速惡化的同時，外債余額急劇增大，海外投資商對阿根廷經濟前景的不安全感增大。90年代海外資金的大量流入導致阿根廷的外債金額急激增大。如表4所示，阿根廷在金融危機前（2000年底）的外債余額總額為146億美元，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58%（80年代初債務危機發生時僅13%）（見表4）。
在這樣的背景下，過去一直在阿根廷積極進行投資的國外投資商開始對阿根廷的投資前景進行重新評價，對在阿根廷的投資轉而持謹慎的態度了。2000年阿根廷的資本收支順差額為82億美元，約比1999年減少一半，已無法填補國際經常收支逆差額了；2001年上半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公布數字，尚未公布有下半年的數字），阿根廷的資本收支差額已轉為負數，阿根廷顯然已轉入外匯短缺的困境。
表4 發展中國家的外債余額（年底數字） （單位：億美元）
附圖
括號內的數字為對當年名義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
注：(1)亞洲五國指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韓國。
(2)短期債務指償還期在一年以內的債務。
資料來源：根據世界銀行，《世界發展金融》（2002年版）的資料整理、編制。
如上所述，阿根廷的金融危機發生的過程如下：(1)“國際經常收支逆差額擴大”與“資本市場的迅速對外開放”同時并進—(2)外國資本的大量流入（過剩資本流入）—(3)“外債劇增”與“經濟不穩定”—(4)海外投資商信任感崩潰—(5)“資本外流”與“外匯枯竭”—(6)金融危機加深。從(1)到(6)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出阿根廷金融危機發生的體制上原因。
圖二 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韓國的資本收支差額合計額增減變化趨勢
附圖
注：1981年以后的數字引自國際基金組織的《國際收支平衡表》第五版；1981年以前的數字則根據引用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第四版《國際收支平衡表》數據的《國際金融統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刊發的數字整理、繪制。
三、為什么未能吸取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
1.亞洲貨幣危機發生的體制上原因
阿根廷金融危機爆發的時間是2001年12月，而四年半前的1997年7月東亞地區也發生了一場影響極其廣泛的90年展中國家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亞洲貨幣危機也出現在過剩海外資金的流入和資金外流的運動中。以亞洲金融危機為代表的20世紀90年代的一系列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也曾被稱之為“資本收支危機”。（注：日本學者吉富騰、大野健一將“資本收支危機”定義為，“由超過”正常趨勢的國際經常收支逆差、以短期借款為主的巨額民間資本的流入及其急激的大規模外流所引起的，從而導致一系列嚴重的宏觀經濟調整的危機”（請參看吉富騰、大野健一，《資本收支危機與信用縮小》，1999年亞洲開發銀行，第9頁）。根據這一定義，自1994年起到這次的阿根廷金融危機為止期間所不斷發生的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的確可以稱之為“資本收支危機”。）
當時，盡管不斷有各方面的輿論提出，作為亞洲貨幣危機的教訓，應當注意外國民間資金過剩流入的風險，但是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卻仍然接二連三地發生了；其后又發生了2001年底的阿根廷金融危機。那么，為什么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不能發生作用呢？在探討這一問題之前，首先需要先探討亞洲貨幣危機發生的體制上原因。
眾所周知，1997年7月泰國貨幣管理當局擋不住投機性拋售泰幣的壓力，宣布采取浮動匯率制度，以此為契機，投機性拋售泰幣的浪潮便襲擊了整個亞洲地區。從匯率市場波動來看亞洲貨幣危機的混亂，從1997年6月底到一年后的1998年6月底的一年期間內，亞洲地區各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均出現了大幅度的下跌：泰銖從1美元比25.79泰銖下跌到1美元比42.31泰銖，下跌了64.1%；馬來西亞林吉特從2.52林吉特下跌到3.99林吉特，下跌了58.3%；印尼盾從2465印尼盾下跌13535印尼盾，下跌了449.1%；韓國從889.5韓圓下跌到1395.3韓圓，下跌了56.9%；菲律賓比索從26.38比索下跌到40.40比索，下跌了53.l%。而且上述這五個國家的匯率市場因為亞洲金融危機而經歷了最嚴重的混亂，直到2002年10月為止，它們的匯率還未能回升到危機以前的水平。為此，下文便以這五個亞洲國家為例作為分析、探討問題的對象。
圖二繪出這五個亞洲國家的資本收支差額的增減變化趨勢和阿根廷的情況相似，這五個亞洲國家的資本收支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順差額急劇增大，其后，以1997年為分界點，已經流入的國外資本便一齊轉為外流，資本收支差額便從巨額順差額轉為逆差額（注：1997年上半年亞洲五國的投資收支有順差額286.1億美元（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為5.2%），但下半年便轉為逆差額482億美元（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8.8%）。），它們的國際收支差額增減變化趨勢有如表5所示。
表5 亞洲五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韓國）的國際收支增長變化趨勢
附圖
注：(1)1999年、2000年的數字中，馬來西亞公布有“其他投資”的數字，但沒有公布其子項目的數字。為此，“其他投資”大項目的數字包括有馬來西亞的數字，而子項目“（管理部門）”、“（政府機關）”、“（銀行部門）”、“（其他部門）”的數字中則沒有包括馬來西亞的數字，為此1999年、2000年的“其他投資”的數字和它的子項目數字合計額是不一致的。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金融統計》，2002年4月號。
由于能源價格高漲，20世紀80年代上半期亞洲五國的進口貿易額增大，從1981年到1985年亞洲五個國家的國際經濟收支年平均有116億美元的逆差額；但是這段期間用以填補國際經常收支逆差的資本收支卻年平均有129億美元的流入，國際經常收支逆差額基本上能以同額的資本收支順差額給予填補，綜合國際收支基本上處于平衡狀態（注：由于經濟衰退加上阿基諾參議員被暗殺事件（1983年8月）所導致的政局不穩定，菲律賓出現了大量拋售比索的金融波動；1983年10月菲律賓政府被迫停止支付中長期的對外債務。）。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能源價格趨于穩定，國際經常收支也轉為順差，而且來自海外的直接資本投資大幅度增大（注：80年代下半期，在日元升值、美元貶值的背景下，日本對亞洲地區各國的直接資本投資增大。亞洲五個國家的資本收支順差額中，直接資本投資所占的比重達68%（請參看第五表）。），資本收支也保持了順差額，這段期間亞洲各國的外匯儲備額均有增大（1986年底到1990年底，亞洲五個國家的外匯儲備合計額從185億美元增大到462億美元），國際收支較為平衡。
但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際收支結構便發生了變化，1991-95年期間亞洲五國的國際經常收支轉為逆差，年平均達233億美元之巨。（注：由于直接資本投資擴大和國內社會基礎設施大規模建設，進入90年代之后，東亞各國的國內需求進一步擴大。以經濟規模作為基數進行加權平均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實際增長率看，1981-90年期間五個亞洲國家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為6.6%，1991-96年期間上升到7.3%（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進行計算的）。生產資財、消費品等商品的進口需求顯著增大，國際經常收支逆差額隨之急速增大。）另一方面有來自國外的大量資金流入，資本收支年平均有388億美元（接近于國內生產總值的5%）的順差額。金融危機發生前夕的1996年，亞洲五國的國際經常收支逆差額為538億美元，另一方面資本收支有744億美元的順差額。從1991年到1995年期間，亞洲五個國家的國際綜合收支的年平均順差額為國內生產總值的1.7%，1996年為1.5%。20世紀90年代，大量的海外資金流入填補了國際經常收支的逆差額之后仍有余裕。
近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探討其產生原因和影響的文章非常多。在很多文章尤其是媒體報道中，“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這兩個概念經常混淆使用，甚至互為替代，這種用法對嗎?這兩個概念究竟有何區別和聯系?
2007年開始的美國次貸危機演變成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對當前世界各國經濟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無論從波及的范圍，還是從對世界經濟的影響看，這場金融危機都不亞于1929～1933年那場經濟危機。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探討其產生的原因和影響的文章非常多。而很多文章尤其是媒體報道中，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這兩個概念經常混淆使用，甚至互為替代，這是不對的。搞清楚這兩個概念的區別和聯系，對于深入理解當前金融信機的性質和影響是必要的。
什么是經濟危機
當代多數中國人頭腦中的經濟危機概念基本上來自于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政治經濟學中，經濟危機指的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周期爆發的生產過剩的危機，是經濟周期中的決定性階段。自1825年英國第一次爆發普遍的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從未擺脫過經濟危機的沖擊，其表現為生產減少、工人大量失業、購買力和需求下降、通貨膨脹等問題。
但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危機其內涵要比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危機寬泛得多。從形成經濟危機的根源來說，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危機主要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激發的結果。爆發于1929～1933年間的美國經濟危機，其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社會財富嚴重分配不公，使得社會貧窮階層和人口不斷擴大，從而制約了社會消費能力，導致了社會生產的過剩。而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危機其根源是多方面的，并非單一的。有政治，經濟、金融和貿易體制等多方面的原因。二戰后，國家干預主義盛行，世界貿易一體化趨勢加強，資本市場發達，金融領域創新活動頻繁，各國經濟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增強，虛擬經濟超實體經濟加快發展。這些因素雖促進了各國經濟的發展，但也為經濟危機的爆發埋下隱患。
舉例來說，1970年由石油危機引發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是由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兩大利益集團的矛盾引發的；1996年亞洲金融危機則是由東南亞國家放松管制和過快的資本自由化、銀行體系不完善、金融監管缺失，匯率制度僵化等原因造成的；2007年越南經濟危機則主要是資本項目開放過早且金融體系不健全、監管不到位造成的；2007年美國金融領域中次貸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次級抵押貸款產品設計上存在固有的缺陷、國際和國內的流動性過剩等因素，深層上還有社會政治原因：政府長期以來為滿足民眾的愿望而偏好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房貸政策。
什么是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又稱金融風暴，是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金融危機具體表現在金融萎縮，股價下跌，資金供給不足，流動性低，并引發企業大量倒閉，失業率提高，社會普遍經濟蕭條，甚至社會動蕩或國家政治動蕩。
現代社會金融危機之所以頻繁發生并迅速蔓延，這與發達的現代金融市場密切相關。由于實體經濟迅速發展，貨幣制度硬約束的不復存在(即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現代科學技術特別是電子計算機及網絡技術的發展，導致虛擬經濟超常規發展。金融市場異常活躍，泡沫現象嚴重，這使貨幣流通速度加快，資本市場過度膨脹，流動性過剩加劇。同時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不斷加強，各經濟體之間的聯系緊密，某一國或地區金融領域出現問題，立即會波及到世界各地，世界經濟形成了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格局。這些因素就好像一把雙刃劍，既推動了世界經濟的飛速發展，也導致了金融危機的頻繁出現。
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的聯系和區別
摘要：關于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原因的研究很多。但是大多數研究沒有注意到FDI的大量流入對于東亞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的影響。雖然FDI沒有直接引起金融危機的爆發，但是它確實對危機國家經濟脆弱性的形成發揮了作用。FDI給東道國帶來的金融風險往往是潛在的，如果不能有效監管，這種潛在金融風險就有轉化成現實金融風險的可能。所以，一味提高FDI的引資比重并不能使發展中國家擺脫金融危機的侵擾，發展中國家有必要加強對FDI的監管。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FDI)；東亞；金融危機
一、引言
關于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原因的研究已經很多。學者們從各個角度研究了東亞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有的學者從金融領域尋找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認為東亞國家采取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過早對外開放資本市場而又缺乏有效的監控措施，為國際投機力量的炒作提供了土壤，從而觸發了金融危機；有的學者從發展模式和體制方面研究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認為東亞國家政府主導的管理體制和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戰略，通過集權型的資源配置培植主導產業和部分經濟利益集團，雖在特定的條件下推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這種發展模式在經濟上妨礙了資源的合理配置，在政治上滋生了權錢交易和政府腐敗，隨著國內外環境的變化，不僅經濟增長難以為續，而且成為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爆發的原因；有的學者從經濟結構上分析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認為東亞國家基礎工業落后，資本貨物及中間產品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進口，基礎設施嚴重不足，難以支撐經濟的持續增長，而大量的投資則進入股票和房地產市場，導致“泡沫經濟”的形成，最終引發金融危機；另外還有金融監管不力、金融和非金融部門以及政府和私人部門之間的復雜關系等原因(陳健安，2000)。歸根結底，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是由于經濟中潛在的脆弱性引發了金融危機爆發的可能性，當外部環境急劇惡化時就轉化為現實的危機。東亞經濟中潛在的脆弱性主要指國際收支中的經常賬戶赤字。如表1所示，1996年泰國經常項目逆差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高達9，18％，遠遠高于國際公認的5％的警戒線。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經常項目逆差也比較大，分別為GDP的5.99％和5.86％。1997年爆發金融危機的東亞國家，都是FDI的主要接受國。那么，FDI的大量流入是否是這些國家經濟脆弱性產生，從而爆發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呢?筆者認為FDI對東亞國家經濟脆弱性的產生發揮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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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法律原因 金融立法 金融法律體系
美國次級抵押貸款(以下均簡稱“次級貸”)危機始于2006年下半年，直到2007年2月才引起世界的關注。2007年8月則升級為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演變為全球金融危機。這次金融危機首先導致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大量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倒閉或向政府申請破產保護，隨后對實體經濟產生了嚴重的侵蝕，最為著名的是冰島國家宣告破產。這次金融危機的產生在深層次上來自自身法律的危機。原因有如下幾條:(1)監管立法的不斷放松甚至缺位: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只依靠市場自律已經被證實遠遠不夠，金融業若要實現安全穩健發展必須以審慎金融法律規制和有效監管為條件;與此同時，在缺少有效監管措施條件下，美國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業務卻發展迅速。并由此形成一個連接房地產、債券、基金等環節的高風險鏈條，在金融衍生品的作用下，最終導致次級貸泡沫破滅，引發了這場危機。(2)英美法系弊端的暴露:英美法系自身的弊端也是這次金融危機發生的重要原因。而導致住房抵押移風險破滅的直接根源在于其所有權、財產權的混淆與“零首付”貸款模式。除了以上原因還有公司法律制度的扭曲與信用法律體系的不完善等等。
此次金融危機使得美國與其它發達國家消費緊縮，致使中國出口業務衰退，進出口違約率提高，回款率惡化，嚴重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盡管如此，此次金融危機對于中國金融業尤其是銀行業創造了一次良好的發展機遇，對于中國金融法律制度的建設也具有極大的啟示。
一、金融立法應當立足于國情與實際
盡管沒有西方國家那樣發達，但中國歷史上各個階段的立法都有其自身特點與時代特色，并且不失其功效。從這次由美國次級貸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不難看出美國金融法律制度的缺陷與不足，所以中國金融立法不應再盲從西方發這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法律制度。只有從自身國情出發，根據自身國情需要，制訂適合自己需要的法律制度，才能解決自身問題。當然，西方發達國家的法律制度也不是要全部棄之不理，借鑒還是要借鑒，但我們必須調整心態，避免一味地照抄照搬，而是有需要地結合自身情況與實際需要進行有選擇地借鑒，這樣才能制訂出符合中國自身實際情況的法律制度，才能促進自身經濟與社會有序發展。
二、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對防范與化解金融危機具有重要作用
應當說，金融危機的發生有著諸多原因，例如經濟體制、政治因素等。通過對近些年來一些國家和地區爆發的金融危機研究發現，法律制度的缺陷與不足已經成為金融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說，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能夠成為市場主體資格健全和行為規范化的保障，是金融穩定的基礎設施和金融危機防范的制度化保障，也是金融交易信用的保護器，所以，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可以有效地防范與化解金融危機。金融業是經營風險、獲取利潤最大化的的行業，有效的金融法律制度完全可以將金融風險控制在國家監管當局所能容忍與承受的范圍之內。從這個角度來說，完善與創新金融法律制度是一個國家或地區防范與化解金融危機的必經之路。
三、中國應當建立完善而全面的金融法律體系
中國目前金融法律制度單一，內容不夠豐富，遠遠不能滿足中國金融業發展需要。中國金融法律制度以《人民銀行法》、《銀行業監督管理法》、《保險法》、《證券法》為核心內容，涵蓋證券與保險法律規范，具體到業務操作層面，仍以行政規章為主要內容。整個金融法律制度缺少操作性規定，與現代金融發展形勢及中國金融改革開放要求不相符合。
首先，沒有一套完整、統一的金融安全法律體系。當前中國金融法律中尚無較為詳細的關于防范與化解金融危機，維護國家金融安全與穩定等方面的規定，也就無從談起完整、統一的金融安全法律體系。
其次，由于中國金融法律制度的不完善，金融監管缺位與錯位現象嚴重。機構監管到功能監管理念轉換不夠，不僅職能交叉、監管過度，又有監管不到位，跨行業、跨市場監管存在盲點等問題，很多金融風險無法真正得到有效控制。
再次，防范、化解金融危機的相關法律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起來。因救助標準不夠明確、工具與措施缺乏，導致最后貸款人制度形同虛設。另外，存款保險制度和銀行發生危機后的并購、接管等制度缺失，也無防范與化解國外輸入型金融危機的相關法律制度安排。這些問題的存在，使得中國金融業無法適應全球金融競爭及風險逐步加劇的形勢需要，也將阻礙中國金融業進入國際市場穩健發展。最后，盡管國務院法制辦于2009年10月12日公布了《征信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公開征求意見，但距離正式通過實施時間尚遠。只有該條例正式實施以后，才能逐步解決目前國內存在的信用風險沒有法律約束、金融詐騙等違法犯罪行為因違法成本較低而無法有效遏制等問題。
另外，由于缺少完善的市場退出法律制度，既不利于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也不利于為債權人的合法權益提供充分的保障，從而影響整個金融業的發展質量。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只有切實加強金融監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保護存款人、投資者以及金融市場其他參與者的合法權益，促進金融業健康發展，才能切實維護一國金融安全、經濟安全，才能提高一國金融競爭力與整體經濟競爭力。只有強化金融法律在金融發展中的指引、保障、規范、促進作用，才能切實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實現社會主義金融法治，使其獲得強大的生命力，必須與時俱進，根據中國經濟金融業發展的實際情況作出相應的完善與創新。
中國應當建立起一個包括規范銀行、證券、保險等整個金融業的法律制度，包括金融機構的準入與退出，金融危機應對措施，重大突發事件應對制度，只有在信用法律體系、外匯管理法律制度、存款保險制度與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等方面獲得創新發展之際，中國金融業才能健康、穩健發展，才能在國際這個大舞臺上立于不敗之地。
參考文獻
相信大多數人都會贊同，這是一個充滿金融危機的年代。1992年的歐洲貨幣危機、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機和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尚未淡出人們的記憶，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一場金融海嘯再次席卷了全球。在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金融危機之后，人們迫切地想知道，金融危機從何而來，又將帶來什么?
這正是《東亞金融危機的根源與啟示》一書將要告訴我們的。作者依靠其在世界銀行總部豐富的工作經歷和對大量文獻的分析，向讀者再現了東亞金融危機發生時的驚心場景，揭示了隱藏在危機表象下的根源本質，得出了令人深思的重要結論。
關于東亞金融危機的專著有很多，然而大多數仍然沿用新古典主義與國家主義這兩種主流學派的觀點。本書的創新之處在于作者在對兩大主流學派進行批判的基礎上，提出了四種可供替代的危機根源模式：投機攻擊模式、全球化模式，政治危機模式和經濟不平衡模式。這為我們理解新興市場金融危機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系統分析框架。
投機攻擊模式是四種模式中唯一的外部因素。作者剖析了固定匯率制度本身內在的脆弱性，提出了純粹的投機攻擊足以給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的經濟體帶來危機，而不受其宏觀經濟基本面等因素的影響的重要結論。
全球化模式認為，全球化引起的金融系統的脆弱性造成了許多東亞經濟體的危機隱患。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監管的缺位導致金融部門特別是銀行系統高負債和高不良資產。這是造成金融隱患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治危機模式則強調了政治因素。作者論證了政局的不穩定和政策的不確定在很大程度上會加劇金融危機的程度，甚至能引發金融危機、經濟危機、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相互交織的總危機。
Abstract： The article compares the subprime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emerging markets in their performanc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in order to find their common reasons and put forward some effective crisis-proof measures for our financial development.
關鍵詞： 次貸危機；新興市場；金融危機
Key words： subprime crisis；emerging markets；financial crisis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03-0156-02
0 引言
2007年3月，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將全球經濟拖入衰退浪潮[1]。本文試圖對次貸危機與新興市場金融危機進行對比，以找出其共性所在，為我國金融體系的發展和危機防范提出一定的建議。
1 危機表現及其后果的比較分析
1.1 次貸危機 2007年3月13日，新世紀金融宣布破產。當日，道瓊斯30股價指數暴跌242.66點，全球股市隨之下挫。7月，標普降低次級抵押貸款債券的評級，相應投資機構爆出巨額虧損。第四季度，花旗與美林的虧損額均達98億美元，而瑞銀虧損高達114億美元。2008年3月14日，華爾街五大投行之一的貝爾斯登由于流動性嚴重惡化，股價重挫45.88%，美聯儲決定提供應急資金，這是經濟大蕭條以來，美聯儲第一次向非商業銀行提供應急資金。同時，全球股市劇烈震蕩下行。雖然緊急降息和央行聯手注資給股市帶來了短期反彈，但股市整體已進入下降通道。2007年全年道瓊斯600指數比上年下跌0.17%，是繼2002年大跌32%后首度收陰。美元指數也進一步走低，由此造成了黃金、原油等各類商品期貨價格攀升，特別是能源、貴金屬和農產品的商品期貨上漲最為顯著，引發了全球通脹浪潮。
實體經濟方面，07年12月美國失業率增至5.0%，為O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制造業活動指數下降至47.7，為03年4月以來的最低點。同時，歐元區也調低了2008年的經濟增長預期，從2007年的2.2%降為1.8%，這也是歐元區成立以來的最低經濟增速。
1.2 新興市場金融危機
1.2.1 東南亞金融危機 20世紀90年代，東南亞各國都加快了市場化進程，經濟發展迅猛，吸引了大量外資流入。1996年，美元的升值和美國利率的上調造成了東南亞的金融危機，這次金融危機首先從泰國開始，受美國方面的影響泰國貿易迅速萎縮，泰國國內的金融市場出現問題，并導致了全國的政治動蕩，大量的外資企業宣布退出泰國市場，最終造成泰國股市的崩盤。而就在這時候，國際對沖基金開始對泰銖進行攻擊，泰國政府無計可施，泰銖貶值嚴重，宣布金融危機爆發。這次金融危機很快就影響到了東南亞其他國家，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等國都受到了巨大的影響，股市下跌，大量的金融機構倒閉，東南亞經濟衰退。這次金融危機的波及范圍很廣，我國的臺灣和香港地區以及東亞其他國家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金融危機帶來的巨大壓力 [2]。
1.2.2 俄羅斯金融危機 俄羅斯從1992年經濟全面轉型之后，經濟狀況一直不理想，深受經濟衰退的影響。就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后，俄羅斯連續爆發了兩次金融危機，分別在1997年10月和1998年5月。金融危機首先影響到的是俄羅斯的貨幣市場和證券市場，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了俄羅斯國債的集體大規模外逃，大約占到了俄羅斯國債總額的1/3，匯率和股市相繼受挫，整個俄羅斯的金融體系和經濟狀況幾乎呈癱瘓的狀態。1998年，8月份，政府對盧布不再控制，決定讓其自由浮動，并決定了單方面對內債和一部分外債進行延期償付，導致金融危機全面爆發。
1.2.3 阿根廷金融危機 1998年下半年，受國際金融形勢動蕩的影響，阿根廷經濟形勢惡化，開始了長達四年的衰退。2001年第四季度，受長期衰退困擾及金融和財政形勢惡化的沖擊，經濟大幅下滑，陷入危機。危機引發了市場恐慌，導致大量資本外逃和銀行擠兌。政府被迫實行了限制居民提款和限制資金外流等管制措施，引爆了蓄勢已久的社會不滿情緒，出現嚴重的政治混亂，國家陷入了以經濟持續惡化、社會動蕩不安和政治混亂為特征的全面危機。金融系統癱瘓，銀行業陷入破產邊緣；生產大幅萎縮，經濟繼13個季度持續衰退后于2002年一季度跌到谷底；失業率上升到25%以上；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危機還引發了嚴重的政治危機及民眾對政治家的信任危機。
1.2.4 越南金融危機 2008年6月5日，胡志明股指從2007年的1170點巨挫至390.08點。CPI連續7個月高于兩位數，5月份更是創下13年新高，攀升到25.2%。其中，食品價格漲幅居首，達到42.4%。截至5月30日，越南盾兌美元貶值27%，而且幾乎每天都會貶值5～7個百分點，這加大了越南當局穩定匯率的難度。樓市方面，河內房價下跌了20%，而胡志明市的跌幅達到50%。即便如此，其住宅價格依然維持在每平20兆越南盾（人民幣8500元左右），商務樓則每平40兆越南盾（人民幣17000元以上）。
2 危機成因的比較分析
2.1 次貸危機 次貸危機深層次的根源，主要有如下方面[3]：
①從宏觀上講，國際和國內的流動性過剩為這次金融危機埋下了隱患。在過去的5年中，各國的低利率政策造成世界性的流動性過剩，較低的資金成本壓低了美國國內住宅的抵押貸款利率，降低了貸款成本，經濟繁榮使居民收入大幅上升，二者相互作用形成了對住宅的強勁需求，抬高了房價。
②次級抵押貸款產品設計上存在固有的缺陷。次級抵押貸款產品主要是基于房價的上漲和低利率上的，在房市很火的時候，銀行就能夠靠此得到非常高的利潤還不用害怕風險；但是，如果房市比較低迷，利率上升，這樣會無形中增大客戶的負擔，一旦這種負擔超過了其實際能夠承受的壓力，就會造成違約事件大幅度增加，最終導致金融危機的出現。
③管理機制的缺陷加大了危機爆發的可能性。政府把對次級貸債券的評估和監督責任完全拋給私人債券評級機構，結果這些機構采用的評級標準并不十分真實可靠。當次級抵押貸款被打包成債券銷售給投資者時，債券投資者無法確切了解次級貸款申請人的真實支付能力，危機風險加大。
2.2 新興市場金融危機
2.2.1 前三次新興市場危機的共同原因 東南亞金融危機、俄羅斯金融危機和阿根廷金融危機共同的原因如下[2]：①資本賬戶余額：三次危機爆發的共同標志都是國際游資的突然逆轉。大量的國際資本流動，極易滋生泡沫經濟，削弱了宏觀經濟基礎。中國和印度能在東南亞危機中幸免于難的重要原因就是資本管制減少了投機性攻擊的可能。②外債/GDP：巨額的外債負擔是導致三次金融危機的最明顯原因。所有危機國在危機前都有一個快速或持續、且數額巨大的外債形成過程。從債務形成開始到后續階段，這些資本流入總是包含著高比例的短期債權。這些債務的波動性極強，一旦有風吹草動，債權人就會中止已到期債務或者對未到期債務不再展期，造成債務國的流動性不足，引發危機。③金融自由化程度：金融自由化使得每個國家之間的經濟交流越來越多，但也為金融危機的傳播提供了條件，從而使得金融危機影響的范圍和程度都被擴大。另外，作為金融自由化的產物，資本賬戶的自由化同樣也使得國際經濟在面對金融危機的時候更加脆弱。④金融監管缺位：與外國非制造短期資本進入對應，東盟國家對本國金融也采取放手發展的方式，允許金融機構數目急劇擴張，取消企業的貸款限額，銀行體系監管不嚴，大量貸款被投入到房地產項目，加之部分國家政治上的腐敗，給危機的發生埋下了隱患。另一方面，各國的金融監管又十分脆弱。據統計，在1987年～1997年的10年中，銀行貸款逐年增加，而貸款損失準備卻在逐年減少。
2.2.2 越南金融危機的成因 2000年以來，越南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也積累了大量的風險。表面上看，此次危機的主要是輸入型通貨膨脹造成的，其根源則是內憂外患的雙重結果。2008年上半年，紐約市場原油期貨價格就上漲了38.54%。作為石油輸入國的越南無法自主制定能源價格，國際油價的飆升使國內財政承受巨大壓力。盡管是世界第二的大米輸出國，世界糧價的高速上漲加速了其出口增長，但也帶動國內糧價上漲，成為國內CPI居高不下的元兇。同時，越南在2006年加入WTO后，就開始放開資本項目的外資直接投資。外資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上限放寬到49%。直接投資擴大了越南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流入房地產、股市的組合投資則通過推高資產價格反過來又推高了商品服務價格。從內部而言，越南國內的投資過高，2002-2006年投資占GDP比例依次為33.2%、35.4%、35.5%、35.6%和35.7%；高投資導致其進口增長過快，從2002年以來經常項目一直是逆差，且逆差額從2002年的5.98億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67.22億美元，占GDP比重從1.7%上升到9.6%，而1997年泰國爆發危機時，其經常項目逆差占GDP比例才6.5%。
另一方面，越南同泰國、俄羅斯和阿根廷相比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越南盾在資本賬戶下不能自由兌換；其次，越南外匯儲備超出了3個月的警戒線；再次，越南的外債/GDP的比率約為30%，遠低于100%的警戒線；最后，越南的貿易伙伴除菲律賓外均有貿易盈余。這使越南金融危機的傳染性相對較弱[4]。
3 啟示
美國這次金融危機帶有向全球轉嫁的性質，給各國經濟帶來巨大沖擊和挑戰。金融危機的爆發讓我們深刻認識到，即使像歐美這樣發達的金融市場，同樣可能發生嚴重的市場失靈。雖然我國尚未發生金融危機，但經濟體系內部存在著誘發金融危機的因素卻是不爭的事實。在金融開放已成為趨勢的當前，從其他國家發生的金融危機中汲取經驗，防范金融危機并且增強自身抵御能力就更為重要。在未來中國金融自由化、金融證券化和金融全球化的過程中，有效監管和謹慎開放是此次金融危機給我們的最大啟示[4]：
①慎恰當地推進金融自由化進程，把握好金融開放的速度；
②在鼓勵金融創新和衍生工具發展的同時，要嚴格加強監管；
③適當調整貨幣和財政政策，既要在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衰退的大潮中尋求經濟增長，又要嚴密控制高速增長引發的通脹壓力；
④謹慎而積極地處置對外金融投資。
參考文獻：
[1]胡星.從次貸危機到全球金融危機：警示與反思.社科縱橫. 2009，1.
[2]楊德權，劉■.新興市場金融危機傳染誘因的實證研究.價值工程，2006，（11）.
一、關于全球金融危機的生成機理
副校長衛教授指出，中國盡管不處于本次金融危機的中心，但受到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并就金融危機的生成機理進行了深刻剖析。潘淑娟教授回顧了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過程，并從后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的“特里芬現象”出發對現行美元本位制和美元環流進行剖析和解構。她還從美國金融資產中出現的諸多“異象”出發，提出了國際金融秩序亟待改革的構想。徐旭初教授詳細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機的產生機理，認為美國的金融創新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金融危機出現的可能性，原因在于證券化產品、期貨、期權等金融衍生品結構的高復雜性導致投資者無法判斷所投資金融產品的風險，增強了其杠桿效應。張會恒教授強調了金融監管的重要性，認為應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建立一個適應金融市場發展水平和風險狀況的有效金融監管體系。唐敏教授認為美國低利率的貨幣政策、房地產次貸危機、美元本位等只是引發本次全球金融危機的表層原因，其深層根源在于以自由化、私有制、放松管制等為特征的思想組織制度基礎，嚴重透支未來的發達資本主義經濟和有恃無恐的金融霸權主義，而次貸危機只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機的導火線。沙文兵博士就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同本次金融危機進行了比較分析。徐德云博士則認為目前金融危機的影響不在于其是否會形成經濟危機，更在于人們由此可能產生的心理“恐慌”。
二、關于全球金融危機與FDI、貿易發展
衛教授還從產業結構、特定產業部門、企業并購與重組和全球企業裁員等角度，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社會各界以及高校畢業生就業的影響，并從宏觀和微觀方面提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政策建議。邢孝兵博士就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不同要素密集型商品出口以及我國對美國出口貿易的變化情況進行了實證分析。徐松教授就金融危機對中國出口貿易、中國出口美國貿易以及中國各出口部門的貿易損失進行了核算，并提出減少損失、促進出口，要從調整產業結構、加強外匯管理和幫助中小型出口企業轉型等方面入手。劉敏博士就全球經濟危機對國際石油價格波動的影響做了深入探討，認為國際石油價格將在理性回歸中探索新的平衡點，而國際油價回落會在一定程度上減緩我國經濟增長的壓力。韓剛博士認為全球金融危機會使外國減少利用當地資產進行投資或擴張的FDI，減少其新設投資與跨國并購；我國應適當調整FDI政策，從多元化渠道入手防止FDI流量的下降。馮德連教授提出金融危機背景下的外貿企業應積極采取“走出去”戰略，推動企業的外向國際化，培育國際型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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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鴻兵稱1萬億美元難堵兩房窟窿，中國3000億債券堪憂[N].時代周報，2010-07-08.
[6]過度創新與金融風暴[N].人民日報，2008-11-05.
A Reflection on the U.S. Financial Crisis
Han Qi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