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23 16:35:11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金融相關法律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關鍵詞：金融危機；金融衍生產品；虛擬經濟；法律問題
中圖分類號：DF9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3933(2009)08-0137-03
從2007年初開始，由美國抵押貸款風險逐漸演變出的一場次貸危機，不僅瞬間席卷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而且不同程度地擴大和影響到包括我國在內的多數國家。普遍的觀點認為，“次貸危機已成為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面對突如其來的金融災難，從各國政府首腦到金融監管部門、從金融機構到學術界，都在匆忙而審慎地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求有效應對、渡過難關。就法律界來講，同樣面臨著反思與應對的迫切任務，應當采取分析與綜合相結合的方法，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準確把握成因，進而做出科學判斷和合理建議。
一、金融危機爆發的內園分析——以美國為案例
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主要是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就受影響程度而言，作為全球最大經濟實體的美國，顯然首當其沖。客觀地講，金融危機在眾多國家的蔓延，都多多少少受本國或區域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程度的影響，但是，在經濟全球化日益成熟的今天，此次危機的成因及根源，存在著很大程度上的共性，甚至是同一性，而其最集中、最全面的代表就是美國。就金融危機在美國的成因來講，主要存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脫鉤，缺乏對金融衍生產品的有效法律監管
美國經濟最大的特點是虛擬經濟，即高度依賴虛擬資本的循環來創造利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最早對虛擬資本(Fictitious Capital)作出系統論述。虛擬資本以金融系統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債券和不動產抵押等，它通過滲入物質資料的生產及相關的分配、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推動實體經濟運轉，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因此虛擬經濟本身并不創造價值，其存在必須依附于實體生產性經濟。脫離了實體經濟，虛擬經濟就會變成無根之草，最終催生泡沫經濟。當前的美國金融危機是經濟過度虛擬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這其中的一個典型表現就是與房地產相關的金融衍生產品也開始不斷泛濫，金融衍生產品的極度膨脹導致美國金融服務業產值占到其GDP的近40％。脫離了實體經濟的支撐，又沒有相應的管制措l施，虛擬經濟就會逐漸演變成投機經濟，這也就從根本上決定了美國房地產泡沫的最終破滅。
(二)按揭法律結構上存在缺陷
美國在住房按揭貸款的設置上雖有擔保的存在，但其法律結構上卻存在重大缺陷，使得這種擔保不具有實際意義，從而也就使得金融風險從源頭上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美國次貸危機中首付款都很低，按揭擔保變得非常脆弱，金融的風險也就變得更容易發生。有數據顯示，2006年美國發放的次貸平均只有6％的首付款比例。2002～2006年間，美國家庭貸款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長，遠遠超過了整體經濟的增速。金融機構的貸款年增速為10％。如今，由于房價暴跌，很多貸款人無力還款。而購房人對于所購房產只有很少甚至沒有自己付款，全部以銀行的貸款購買房產，然后再以該房產做還款的擔保，從這樣的擔保結構中可以看出，擔保人的擔保物雖然具有法律形式上的所有權，但就實質而言并不具有真正的交換價值意義上的“所有權”。實際上，英美財產法中本身就沒有明確的“所有權”概念，有的只是對于財產進行利用的相關概念，這通常被理解為靈活并能適應社會的發展，而按揭這樣一種交易一擔保模式在高房價時代確實為普通人購房提供了一種可能。適應了經濟迅速發展下的社會需求。但是，法律作為對社會經濟進行最本質、最深刻描述的工具，在所有權歸屬這樣重大的問題上是不能含糊其詞的，否則會造成嚴重的后果。所以在大陸法系國家，對于“無權處分”之類問題的研究汗牛充棟，并一直爭論不休，其主要考量就在于沒有所有權而處分財產是法律上一個極為重大的事件，一定要有一個明確的處理機制。像現在遇到次貸危機的時候就能發現，正視所有權本質的問題其實就能發現它的價值。
(三)金融債務信用基礎的法律保障機制存在缺陷
此次美國次貸危機的導火索應該是金融債務信用基礎遭到了摧毀性的破壞，客觀地評價，美國作為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有著極其牢固、自身修復性很強的金融債務信用體系，同時，還有嚴密的法律機制對其進行全方位保護。但是，在此次危機中，我們可以清晰地觀察到，其金融債務信用基礎以及相關的法律制度仍然沒有抵擋住自由金融市場負面作用的巨大沖擊。其整個邏輯過程其實非常簡單，就公司金融債務而言，公司企業從商業銀行大量借款，再將借來的錢從事證券業或房地產業的投資。這時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高漲。但是，當過熱的股市或房地產市場高漲到一定程度，必然發生崩潰，此時公司的資金都壓在股票或房地產上，無法套現償還銀行的貸款。這就會導致銀行的信用基礎出現問題，銀行的資金不具有流動性，就會引發銀行對存款客戶的支付的危機。此外，借款公司，如果不是從事股票業或房地產業這些高風險的投資，而是從事出口貿易或制造業投資時，也可以從銀行大量貸款。但是，因為市場情況的突然變化，由于對市場估計的錯誤等各種原因，產品壓庫滯銷，也可能導致公司到期不能償還貸款。這也會影響銀行對存款客戶的支付能力。銀行對存款客戶的支付信用出現問題時，公眾存款人便對銀行進行大規模的擠兌。擠兌必然導致銀行倒閉。一家銀行倒閉還會引起數家銀行接連發生擠兌，金融危機就爆發了。
二、爆發金融危機的外因分析——國際金融法方面存在的缺陷
金融危機自美國肇始，而后以極快的速度蔓延到其他國家，其原因，除了已經分析過的國內因素外，對于外在因素也不能忽視。就法律角度講，外在因素，其實質就是國際金融法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一方面，國際金融法對各國以及經濟實體的制約性不強。這是各種國際金融關系沖突與協調的結果，具體表現在：第一，在維護國際金融秩序與安全方面功效最為突出的公法性金融條約數量稀少、內容抽象，不能為金融危機治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例如，《國際貨幣基金協定》雖然規定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促進國際貨幣穩定的宗旨和監督國際金融運行的職能，但對于IMF如何促進國際貨幣穩定、如何實施金融監管、是否有處理金融危機的權能等，并未作出具體的規定，致使金融危機治理實踐中產生有關IMF越權、救助時機延誤、救助資金不足、救助措施失當等種種紛爭和問題。第二，與金融危機治理密切相關的金融監管雙邊文件的強制力有限。其主要形式——“諒解備忘錄”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僅僅是各國金融當局之間簽署的一種意向性聲明，因而在實施時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另一種文件形式是相互法律協助條約，其雖有法律拘束力，但并不是關于國際金融監管合作的專門性文件，且它們大多在發達國家之間簽訂，處于金融危機震中地帶的發展中國家反而較少簽訂，因此在金融危機防范與控制方面的作用也大打折扣。第三，非政府組織的國際金融監管規則缺少法定拘束力。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國際證券業監管者組織和國際保險業監管者為代表的非政府組織所的一系列國際金融監管規則不具有法定拘束力，它們主要是國際非政府組織向各國監管當局推薦采用的一些金融監管原則、標準、建議和做法，同時，這些規則更適合于發達國家及其活躍銀行的監管，在金融監管體制和監管水平各不相同的國家事實上很難得到確定的和同步的實施。
另一方面，現行國際金融法律制度的內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漏洞或問題：第一，缺乏維系國際監管合作機制的懲戒制度。第二，缺乏明確而權威的國際金融監管者。第三，缺乏有效的國際金融政策與制度的協調機制。第四，缺乏對資本跨國流動的有效監管。第五，缺乏針對金融危機的一整套彼此聯系的法律應對機制。
三、應對金融危機的法律手段
(一)加強對金融衍生產品的法律監管
此次金融危機使我們必須認識到金融衍生工具的兩面性，在金融衍生產品交易的電子化、自由化、國際化趨勢不斷加深的形式下，風險也在逐步增強。據有關人士統計，在過去10年內，因衍生交易產生的虧損有一半涉及到法律風險。對金融衍生品缺少必要的監管，使得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脫軌，這是西方輿論公認的催生美國次貸危機的重要原因。我國目前對金融衍生交易仍缺乏較為明確的法律規范。有關交易的主體資格和授權、交易的、交易的避險性規定及其認定、交易的凈額結算在破產程序中的有效性等法律風險，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具體的建議主要是：首先，要進一步建立起有效的監管體制。我國應當立足本國國情，建立政府監管、行業自律和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級監管模式。這種三級監管結構可以實現對交易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監管。其次，應當制定并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對市場準人條件、信息披露、交易主體作出明確規定，并及時準確地向社會公眾公布與衍生交易有關信息。在監管立法中，可以參考國際組織指導性文件，將其納入國內法律體系中，使風險監管與國際社會接軌。最后，進一步加強與國際金融機構的深度合作。
(二)進一步加強國際間金融法律領域的協作，切實提高有關法律制度的效力
首先，要對現行國際金融法律制度進行整合、查漏補缺。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集團、巴塞爾委員會等重要國際金融機構為中心，充分利用其各自資源并促進資源的優勢互補，通過加強其相互間金融信息及技術的交流與合作，促進金融監管標準的法制化和統一化，建立包括跨國資本流動監督機制在內的有相當約束力的國際金融安全機制。其次，圍繞當代金融危機的主要特征進行有關制度設計。例如：針對當前金融危機的復合性，加強國際金融法制的協調性建設，包括國際貨幣法制、國際銀行監管法制、國際證券監管法制等國際金融法制的內部協調及其與國際貿易法、國際投資法、國際刑法等的外部協調，使世界貿易組織、貨幣基金組織、歐盟等各類國際經濟組織的政策制度實施或其國際行動產生正向疊加效應，而非反向抵消效應。針對當前金融危機的突發性，各國監管當局和國際組織可以考慮相互借鑒與交流經驗，建立反應靈敏的危機預警機制和應急機制，改革和完善IMF貸款條件，建設危機救援的綠色通道。針對當前金融危機的系統性，應開發和利用國際金融法制的救濟功能，賦予IMF金融危機救助職能，強化其制裁能力，依據權利義務一致原則建立發達國家在金融監管和危機救助中的責任制度，嚴格并完善危機處理的國際紀律和程序，研究和發展存款保險制度、國家債務重組制度等危機處理制度，有效地控制金融危機的蔓延和升級。
(三)進一步完善金融危機情況下的公共資金援助法律制度
如果說我們應當將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防止金融危機的爆發、蔓延的話，與此同時，對于危機爆發后的補救措施的探討也顯得極有必要。目前，包括美國在內的不少國家正在積極采取措施，力圖控制和盡快擺脫危機困擾。而其中較為直接的補救方式就是公共資金援助制度。不幸的是，臨時抱佛腳時，大家才發現，自己的制度設計存在如此之多的問題致使具體實施時困難重重。綜合考量后，我們認為，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對公共資金法律援助制度進行改進：首先，從指導思想上，主管當局應當明確，所謂的公共資金援助不是萬能的，其授予條件必須建立在客觀標準之上，政治因素絕不能作為救助破產金融機構的借口和理由；金融機構應盡可能采取自我挽救措施，綜合運用多種救助手段，充分調動股東、高級管理人員及其他金融機構等相關主體的積極性；主管當局要敢于讓金融機構破產，讓失敗者自負責任，讓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作用，而不能完全倚重央行的貸款救助。
至于具體的制度設計方面，主要是：第一，立法中必須明確國家提供公共資金援助的條件，具體包括：該金融機構的償債能力受到威脅，如果不提供資金援助就難以支付到期債務；救助資金主要用于減輕系統性風險的影響等。第二，公共資金救助形式可多樣化，除了央行緊急貸款外，還應建立與地方財政、其他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多頭救助機制，尤其應積極提倡并引導私人主體參與救助重整，如由金融機構股東、其他私人投資者注入新的資本等形式。第三，積極完善相關配套措施，如建立存款保險制度、設立金融穩定專項基金，使公共資金救助成本分擔社會化等。
(四)加強金融監管國際合作法律制度的構建
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在促進金融監管國際合作法律制度的構建時，應該著重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要重點明確確立金融監管的主權原則。金融監管權的行使是一國主權的反映，在我國金融監管法律制度的調整過程中，應針對金融活動國際化的趨勢，明確金融監管的主權原則，以維護我國的國家利益、公共秩序及公共利益。
第二，確保金融機構的穩健和審慎經營，化解風險隱患，杜絕不良經營行為。要把對金融風險的防范和化解作為監管工作重點，以維護本國和世界金融體系的穩定。
第三，貫徹WTO下的互惠原則及國民待遇原則，增強法律的透明度，增強法律在適用上的權威性，同時也要善于運用WTO規則中的保障措施、國際貿易收支平衡等條款及原則，維護我國的經濟利益。
第四，加強對外國金融機構的謹慎監管。在金融機構市場準入方面，既要切實履行人世的承諾，也要以金融機構的母國對該金融機構有無足夠的監控手段、能否獲取其經營信息、能否對該金融機構實施檢查、審計等作為市場準入的條件。以雙邊、多邊條約等方式建立金融機構母國、東道國協調監管機制，在制度設立上既要包括對外國金融機構在我國金融活動中的監管，也要涵蓋我國金融機構在外國從事金融活動的監管。
商業保理概述
商業保理，指的是設立專門的商業保理公司，為企業提供貿易融資、銷售分戶賬管理、客戶資信調查與評估、應收賬款管理與催收、信用風險擔保等服務的一種商業行為。根據國際保理商聯合會（FCI）的定義，保理業務是指保理商以受讓供應商因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而產生的應收賬款為前提，為供應商提供的綜合性金融服務。（陳霜華、蔡厚毅，《商業保理實務與案例》，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1頁。）
商業保理的本質
即便是在暗保理的情形下，保理商與供應商之間仍有關于債權讓與的約定。（朱宏文，《國際保理法律與實務》，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4頁。）關于商業保理的本質，業內很多人士認為是應收賬款的轉讓。我認為則不然，筆者此處采取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原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田浩為先生的觀點，應收賬款轉讓只是商業保理的前提，不是商業保理的本質，商業保理的本質在于它的綜合l生。它是一項提供綜合性金融服務的商業活動。如果一項商業活動僅僅是應收賬款的轉讓，那不可能被認定為商業保理。必須是在應收賬款轉讓的前提下提供綜合性金融服務才能構成商業保理。而應收賬款轉讓可以說是商業保理的前提與核心，但是它本身并不能構成商業保理的本質。
商業保理業務模式
根據商業保理的資金鏈上下游結構可以將商業保理分為兩個階段分別討論各個階段的業務模式。資金鏈下游階段是應收賬款賣家向保進行融資，資金鏈上游階段t是商業保理企業的資金來源融資。
“X+商業保理”模式。“X+商業保理”模式指的是位于資金鏈下游的應收賬款賣家向保理商進行融資的商業模式。“X+商業保理”模式又分為商業保理一般模式、反向保理模式以及應收賬款池模式。
商業保理一般模式：商業保理一般模式，指的是日常經營中存在大量應收賬款的商業企業將全部或者部分應收賬款打包轉讓給商業保理公司進而融資的一種保理業務模式。商業保理模式是最典型也是最常見的模式。該種模式的交易結構存在兩個核心的法律關系。一是基礎合同法律關系。商業活動中買賣雙方以信用結算方式進行某種實質性商業交易，形成合格的應收賬款。二是保理合同法律關系。應收賬款原權利人將應收賬款轉讓給保理商，進而獲得融資，并由保理商提供約定的金融服務。
實務中按照應收賬款的轉讓是否須通知債務人將此種模式分為明保理和暗保理。按保理公司是否可向賣方追償為標準可分為有追索權的保理和無追索權的保理。
反向保理模式：反向保理，是指在保理業務開展過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不是應收賬款原權利人（基礎商業合同中賣方）與保理商，而是基礎商業合同中買方與保理商。此種保理模式下，主要是基礎商業合同中買方與保理商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保理業務的開展是否順利，核心在于買方的信用程度。
這種保理模式的出現是源于商業活動中存在買方規模很大而供應商數量多、規模小且分布分散的情況。保理商關注的核心在于買家的信用程度，進而形成應收賬款資金的回收預期。采用反向保理模式，眾多小供應商可以借助大買家的高信用程度來對應收賬款進行融資，進而既降低了小供應商的融資成本，也促進了商業交易活動中的資金的流動性。它可以確保大買家與眾多小供應商之間保持一種信用交易等低成本交易和高流動性的交易鏈條。
應收賬款資金池模式：應收賬款資金池模式，顧名思義，就是應收賬款原權利人將眾多的應收賬款進行打包分類，再轉讓給保理商的一種保理模式。主要應用于買方數目較多且較為分散的情況。該種模式免去的單筆保理業務的多重保理費用，且買方較為分散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分散風險。
“商業保理+X”模式。“商業保理+X”模式指的是位于資金鏈上游的商業保理企業的資金來源融資模式。“商業保理+X”模式又分為“商業保理+再保理”、“商業保理+理財產品”、“商業保理+資產證券化”三種模式。
“商業保理+再保理”模式：再保理，指保理商從應收賬款原權利人即賣方受讓應收賬款后，再以該應收賬款為標的向其他保理商或者具有保理業務資格的商業銀行轉讓進行再次保理的一種商業模式。在這種模式下，保理商實質是充當一個信用中介的角色，其資金來源于再保理業務。
“商業保理+理財產品”模式：保理商和資產管理機構進行合作，將受讓的應收賬款進行打包分級，并通過一系列增信措施進行信用升級，并以此為基礎資產設計資產管理計劃等理財產品。后期再通過資產管理機構或者互聯網金融平臺進行銷售推廣進而融資。此處應當注意應收賬款期限與理財產品期限的匹配性。
“商業保理+資產證券化”模式：保理商受讓應收賬款后，與證券公司、基金子公司等具備資產證券化業務資格的金融機構合作。將應收賬款的信用風險進行拆分、組合，輔以增信措施，使其符合資產證券化基礎資產要求，進而發行資產支持證券進行融資。此處，作為基礎資產的應收賬款，除了應當滿足“合格應收賬款”的條件以外，還應注意應收賬款賬期與資產支持證券的期限相匹配，確保現金流的順暢。
“合格應收賬款”研究
所謂合格應收賬款，是指什么樣的應收賬款可以作為商業保理業務開展之基礎的應收賬款。合格應收賬款應當具備以下幾個要件。
一是可轉讓性。作為商業保理業務基礎的應收賬款，必須具備可轉讓性。按照中國現行法律規定，債權人與債務人雙方約定不得轉讓的應收賬款債權或者是法律明文規定不得轉讓的應收賬款債權不得轉讓。也就是說，前述兩種應收賬款不具有可轉讓性，無法完成商業保理的前提即應收賬款的轉讓，不屬合格應收賬款。
二是權屬清晰。這里是說作為商業保理業務基礎的應收賬款，必須權屬清晰。如果應收賬款具有較大爭議甚至處于訴訟或者仲裁之中，保理業務中尤其是無追索權的商業保理中，應收賬款轉讓完成之后，應收賬款的報酬和風險瞬時移轉于保理商承擔，則保理商對于應收賬款的資金回收預期會大打折扣，這對于保理商極為不利，且保理合同的效力也有可能受之影響。
三是基礎商業關系真實。作為商業保理I務基礎的應收賬款，其本身的形成必須是基于真實、可靠的商業活動。因為只有是基于真實、可靠商業活動的應收賬款其資金才具有可回收性。若是基于商業欺詐形成的虛假應收賬款進而商業保理，則無疑是騙取保理商信任進而進行融資，這不但違反商業保理監管規定更是涉嫌觸犯刑法中詐騙罪之行為。
基礎合同對保理合同的影響
基礎合同約定禁止轉讓。應收賬款具有可轉讓性是作為“合格應收賬款”的必要條件，但是如果基礎合同雙方當事人在主合同之外另行書面約定或者口頭約定該應收賬款禁止轉讓，那么就有可能對保理合同的效力產生影響。
如果在保理合同簽訂、應收賬款轉讓過程中，應收賬款原權利人對此項禁止轉讓約定三緘其口，保理商在不知道相關事實的情況下，由于該禁止轉讓約定是基礎合同雙方的內部約定，該內部約定不應約束作為善意第三人的保理商。故而，此種情況下保理商仍可取得應收賬款的所有權，而應收賬款原權利人則需要向對方承擔違約責任。
如果在保理合同簽訂、應收賬款轉讓過程中，保理商已經知道了禁止轉讓之約定，然而依然與應收賬款原權利人簽訂保理合同、完成應收賬款轉讓的，保理商與應收賬款原權利人之行為構成惡意串通，保理合同應屬無效。
關鍵詞：CEPA；金融融合；金融監管法律；法律協調
中圖分類號：F8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428（2007）02-0040-05
一、引言
本文認為CEPA金融領域合作沿用GATS模式，在伊始及合作的初始期，有其審慎性的一面，但隨著CEPA金融合作融合的加深及其對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需求，GATS模式有其局限性。歐盟金融融合進程中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經驗可以成為CEPA金融融合進程的借鑒；歐盟經驗的借鑒，必須考慮“一國兩制”下內地與香港區域金融融合的獨特性。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對此問題進行初步探討。
二、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制度環境與現實需求
依托《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內地與香港金融融合在沿用GATS模式的CEPA框架下繼續推進，促成了內地與香港金融融合的潮流，同時構筑了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制度環境與現實需求。
首先，《基本法》遵循《中英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構筑了處理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經濟關系的基本框架，即“一國兩制”，并在第五章就香港經濟、金融制度予以明確規定。規定涉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適當的經濟和法律環境，以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自行制定貨幣金融政策，保障金融企業和金融市場的經營自由，并依法進行管理和監督”以及對外匯基金的支配和管理用途的規定，港元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定貨幣地位、現行發鈔機制保持不變，港幣自由兌換、資金自由流動、不實行外匯管制等等。規定構筑了內地與香港金融關系的“法律基礎與政策框架”，奠定了金融監管法律協調需求的制度基礎。
其次，CEPA沿用GATS模式構筑了內地與香港金融服務領域“相互”開放的雙邊框架。盡管學者對CEPA的性質意見并不統一，但CEPA沿用GATS模式處理內地與香港金融服務領域開放合作的特征是明顯的。特別是在主體文件中，如同GATS一樣，CEPA亦先就金融服務領域基本原則進行了規定，概述了內地與香港金融合作的義務，而將雙方金融服務領域的具體開放承諾以附件的形式予以明確①。2004年10月27日CEPAⅡ在香港簽訂，并同樣以附件3的形式對金融服務承諾予以修訂。2005年10月18日CEPAⅢ的簽訂亦采用相同方式。如同世界貿易組織推進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離不開對市場準入金融監管法律、成員方國內審慎監管法律等的協調，沿用GATS模式的CEPA進程亦提供了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潛在需求。
其三，兩地金融主管當局在《基本法》、CEPA框架下對金融融合、金融監管法律關系進一步進行了闡述，成為兩地金融融合的具體指導，為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提供了實踐可能。1996年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元在“英倫銀行研討會”上，在闡釋“一國兩制”原則的基礎上將內地與香港金融關系概括為：“一個國家內，不同經濟、社會制度下的兩種貨幣、兩個貨幣制度以及兩個全融當局之間的關系。”①并進一步提出處理兩地金融關系的“七項原則”。②1999年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在“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九周年‘認識一國，體現兩制’研討會”進一步就“一國兩制”及香港的金融自進行了闡釋。2003年8月香港金融管理局與內地銀監會簽署諒解備忘錄，就加強雙方監管合作、信息交流進行初步規定。
三、CEPA金融融合制度進程中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局限性
1．GATS是WTO框架下旨在促進多邊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多邊協議，其對于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作用僅在于與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有關的領域，如市場準入監管法律方面，對于準入之后的持續性監管法律制度較少涉及。CEPA在金融服務領域同樣更多的關注于服務貿易自由化，目標的局限性使得持續性監管的合作仍然停留在簽署備忘錄的層次上，未能與CEPA實施區域金融進一步融合的目標相適應。
2．國民待遇原則、最惠國待遇原則是GATS處理多邊金融服務自由化的基本原則。基于推進多邊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中多邊政治經濟利益沖突的現實考慮，兩項原則及其例外規定是適當的。但國民待遇原則強調“內外一致”，最惠國待遇強調的“外外一致”，并未能協調消除合作國家間的金融監管法律差異。對于區域金融融合的合作而言，差異的金融監管法律仍然會阻礙合作目標的實現。如歐盟金融融合實踐中，1977年第一銀行指令頒布前，采用的即是國民待遇的作法，該作法并未能有效的實現銀行業“設立提供服務的自由”。因為“即使每個成員國能非歧視地適用法律，成員國之間的法律差異性并沒有消除，從而共同體內市場的分離性仍然存在，即有多少成員國就有多少市場，而這與建立歐共體內共同金融市場的目標是相違背的”。③
3．處理多邊關系的GATS模式是多邊討價還價的結果，其固然可成為處理雙邊金融服務貿易的參照。但多邊關系中的討價還價，由于利益的多樣性與難與調和性，往往使得各自約束承諾的作出并未從“經濟”的角度去考慮，而僅僅是出于“商人本性的討價還價”。④因此多邊自由化的措施，是否反映真實的區域金融融合及監管法律協調的需求值得商榷，尤其是對于香港與內地而言，一國兩制的框架、地域的毗鄰及其天然的親緣關系等等。
顯然，CEPA下內地與香港金融的融合沿用GATS金融服務貿易多邊自由化的模式并非盡善盡美，隨著內地與香港金融的融合的深化，金融監管法律的協調日益成為深化合作的迫切需求時，CEPA進一步促進金融融合的目標、手段上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作為區域金融融合典范的歐盟，其借助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推進金融融合的成功經驗值得借鑒。
四、歐盟區域金融融合進程中的金融監管法律協調
歐盟在區域金融融合進程中，通過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在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單一內部市場的建設上取得了突出成效。以銀行監管法律協調為例，歐盟通過頒布一系列指令，對資本充足、并表監管、大額暴露等金融監管法律進行了協調。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與歐盟金融融合建設進程相得益彰。一方面，內部單一市場的建設不斷拓寬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需求，另一方面協調的金融監管法律又促進了單一市場的建設。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植根于歐盟金融融合進程中，設計了良好的協調保障機制。
(一)歐盟基礎條約是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基石
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由歐盟基礎條約予以保證。首先，《歐共體條約》①對四大自由的規定，尤其是對設立與提供服務自由的規定，為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在保障四大自由及后來單一內部市場目標的約束下，對有可能阻礙目標實現的金融監管法律差異進行協調，是協調的根本目的所在。其次，《歐共體條約》第二編第三章對法律近似化專章予以規定，特別是第94條依據共同市場的要求明確“理事會應根據委員會的提案以全體一致同意通過指令，以使各成員國的對共同市場的建立或運轉發生直接影響的法律、法規和行政條例的各項規定趨于接近”，從而為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提供了良好的依據。《歐共體條約》第3條亦明確規定，為了達到本條約所確立的目標，按照規定的條件和時間表，共同體的活動應包括“在共同市場運行所需限度內，使成員法律近似化”。將法律近似化作為歐洲共同體的重要活動之一。歐盟基礎條約的規定以目標指引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并對其進行具體規定，為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成功提供堅實的基礎。
(二)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原則是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良好機制保證
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成功在于其對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原則的精巧設計。歐盟金融(銀行)監管法律協調最初采用“全面協調”的原則，追求的是“通過對各成員國銀行業法規的‘完全的統一’來實現共同體銀行業一體化”。這一協調原則集中體現在歐盟銀行業法律協調的早期成果1977年《第一銀行指令》。由于銀行業的特殊地位及其各國銀行業法律的差異，追求“完全的統一”式的全面協調，并未能很好地推進歐盟金融融合的建設。1985年《關于建立內部市場白皮書》在描繪歐洲單一市場藍圖，列舉建立單一市場所必需的指令時，摒棄了“完全統一”的一體化主張，確認了在關鍵領域，如金融監管等方面，運用“相互承認”、“最低限度協調”二項原則來促進歐洲金融市場的一體化。1989年的《第二銀行指令》在銀行業法律協調中確認以上兩項原則，并成為了歐盟銀行業監管法律協調的基本原則。相互承認原則以尊重成員國法律為前提，每個東道國把其他成員國的法律、法規和行政措施視同于本國的規定，從而避免了東道國通過適用本國法的不同規定而限制成員國、信貸機構的準入，擴大了銀行業的開放。單一銀行執照和母國監管原則是相互承認原則的具體體現。最低限度協調原則對銀行業的“重要規則(essentiall rules)”進行協調。
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以最低限度協調原則、相互承認原則為基礎，以單一執照、母國控制原則為具體體現，輔之以歐盟立法的兩項基本原則――附從原則(subsidarity)與適當原則(proportionality)，構筑了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原則的完整體系。自《第二銀行指令》以來，歐盟依托精巧的協調原則，客觀上降低了對成員國國內法的協調需求，從而加速了金融業的一體化進程。
(三)歐盟的區域立法工具體系是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工具保證
歐盟的法律淵源可以分為基本淵源和派生淵源。基本淵源由歐盟的基礎條約及后續條約組成，如《羅馬條約》等。派生淵源由條例、指令、決定、建議和意見構成。條例具有普遍的約束力，可以在所有成員國中直接使用，無需經各成員國立法機關通過立法轉換程序或批準方式使其成為其國內法。指令對特定成員國有約束力，要通過成員國國內立法程序轉換成為本國國內法。建議和意見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在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上，尤其是歐共體立法程序上起著重要的作用。決定對其指明的對象有約束力，既可以對成員國作出，也可以對公民或個人作出。歐盟基礎條約提供協調的總體框架與目標指引，作為基本法律淵源，為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如前述)，歐盟的派生淵源，則以其完善的、多樣化的工具體系在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中起主導作用。與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原則結合，指令最終成了實現最低限度協調原則的首選。根據《歐共同體條約》第249條第3款規定：指令對與其所指稱的成員國，就其所欲達到的目標具有約束力，但采用何種形式與方法達到指令目標則由成員國自行選擇。因此，指令的方式是一種體現“軟法”“軟法（soft law）是用來指稱沒有法律效力，但有實際影響的規則，是與“硬法（hard law）”相對的一個概念。本處用來表示歐盟在銀行業監管法律協調中協調效力架構及注重靈活性的考慮。方式的協調，較好的平衡了金融融合與成員國間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及利益所在。以銀行業為例，歐盟建立制定了大量的指令，涉及設立和經營業務、資本充足與清償比率、并表監管等多方面，通過該指令確立了銀行監管法律協調。
(四)萊姆法路西框架(Lamfalussy Framework)是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良好組織保障
萊姆法路西框架是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新系統，是以亞歷山大?萊姆法路西為首的歐盟證券市場監管哲人委員會(Committee of Wise Men on the Regulation of European Securities Markets)所倡導的歐盟證券市場監管協調立法框架推廣至銀行、保險業監管立法協調的成果，是對原有協調機構的整合、改造與突破。萊姆法路西框架包括四個層次的協調機構，第一層次包括歐洲經濟與財政部長理事會(ECOFIN)、歐洲議會(EP)、歐洲委員會(EC)，主要是進行框架原則性立法，仍由EC提出立法建議。第二層次包括，歐洲銀行業委員會、歐洲保險和職業養老金委員會、歐洲證券委員會、歐洲金融集團委員會，委員會由成員國財政部高級代表組成，主要是“確定、建議和決定有關對第一層次指令和條例的實施細則”。第三層次包括歐洲銀行業監管者委員會、歐洲保險和職業養老金監管者委員會、歐洲證券監管者委員會，各委員會由成員國各監管當局、歐盟相關機構等高級代表組成，主要是加強成員國監管當局的合作，保證統一實施第一、二層次立法。第四層次即執行層次，為各成員國包括成員國監管者具體實施歐盟指令、條例，歐洲委員會也擔當監督、促進實施的責任。
萊姆法路西框架四個層次的架構，奠定了歐盟金融業法律協調的萊姆法路西程式(Lamfalussy：Process)，即四層決策法(A Four-level Approach)。由第一層進行框架性立法，協調立法原則，第二層次關注技術性問題，制定第一層次協調立法的實施細則，第三層主要是“在準備實施歐盟指令的技術性措施，及準備促進歐盟監管合作和監管趨同的措施中為歐盟委員會提供專家意見”。第四層次由歐洲委員會協同成員國、成員國監管當局等實施歐盟立法。四層次立法中，主要是以歐洲理事會或理事會與歐洲議會共同頒布指令的方式進行協調立法。
(五)歐洲法院是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司法保障
歐洲法院在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中起重要作用，在歐盟基礎條約對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作初步規定后，歐洲法院不僅在實施中起到了統一解釋、促進實施的作用，而且通過法院的判例，進一步拓展、完善了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原則。如歐洲法院在Van Gend en Ioosep案中，第一次闡述了歐盟法直接效力的含義，而相互承認原則即源自于歐洲法院1979年對Cassis de Diion一案所作的判決。①歐洲法院對歐盟法的闡釋與發展是由其自成體系的司法程序予以保障的，如《歐共體條約》第230條規定的合法性之訴，第232條規定的不作為之訴以及第234條規定的預先裁決程序等等。由歐洲法院根據《共同體條約》的基本精神，通過判例的形式確立了解決歐盟法與歐盟成員國法兩種法律制度沖突的基本的框架原則，以及部分調和了歐盟成員國法之間的沖突，從而掃除了共同體法直接適用于成員的障礙，為法律協調奠定了基礎。
在推進歐盟金融融合進程中，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既是作為金融融合的工具，同時也是一體化的客體之一，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特征了是明顯的。歐盟以基礎條約規定的建立歐盟共同體內部市場的目標為指引，以基礎條約對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規定為約束，借助良好設計的協調原則，以超國家性的歐盟次級立法為主要協調工具，輔之以協調機構、程序的優化及其司法保障體系的構建構筑了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在推進歐盟金融市場一體化中的成功作用。歐盟的成功經驗值得CEPA進程中內地與香港金融進一步融合(一體化)的借鑒。
五、內地與香港金融融合的金融監管法律協調
(一)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借鑒歐盟經驗的難點
其一，歐盟成功經驗的保證在于歐盟基礎條約對金融監管法律協調規定的效力上。歐盟基礎條約是國家之間的國際條約，其對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規定為成員國創設了國際條約上的義務。這是歐盟成功協調的源泉所在。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應該選擇怎樣的“基礎條約”，顯然是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借鑒歐盟經驗的難點之一。
其二，《基本法》為處理內地與香港金融關系規定了“一國兩制”的基本政策框架，金融監管法律制度的協調是否是對此基本制度的侵蝕。即如何處理金融監管法律協調與“一國兩制”的基本關系，是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借鑒歐盟經驗的難點之二。
以上兩點難點，其實質亦是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深化的基礎所在。《基本法》及其CEPA所構筑的基本框架，從國內法、“國際法”的層面規定了兩主體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基本法律地位。《基本法》依托《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了香港的特別行政區的主體地位及政治、經濟、金融、司法等基本制度；盡管CEPA國際法層面的意義仍有異議，但內地與香港同為W'TO成員，其遵循WTO原則規定是符合邏輯的。內地與香港關系的獨特性，從某種程度提供了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雙重保證。源于內地與香港關系的獨特性，內地與香港金融融合(一體化)需求強烈，建立內地與香港金融服務的共同市場，是一個國家內優勢互補的自然發展。
(二)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路徑選擇及其完善
內地與香港政治經濟關系的獨特性為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亦是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路徑選擇的約束。因此，以《基本法》構筑的基本法律政策框架為依據，考慮如何以CEPA闡釋內地與香港金融合作的獨特性，以金融監管法律協調促進共同市場建設，應是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路徑選擇及“基礎條約”之所在。顯然，從CEPA的原則規定可以看出CEPA考慮到了這種獨特性。但如本文前述，沿用GATS模式的CEPA框架，在內地與香港金融進一步融合進程中存在局限性。考慮內地與香特性，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路徑借鑒歐盟的成功經驗，應著重考慮的是以下五個方面的改進加強：
其一，考慮CEPA目標的擴展，將金融融合或建設金融服務的內部共同市場列為其目標之一。誠如前述，目前CEPA的目標僅限于金融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并未能考慮到同為一國家、地域、文化等毗鄰及天然親緣下，內地與香港優勢互補的自然發展，應該有更為廣闊的前景。廣泛的適當的目標不僅是指導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依據，而且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最大功效亦在于以協調的金融監管法律促進內地與香港金融融合建設。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擴展CEPA的目標，以便利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實效的取得，尤其是CEPA的建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對①金融融合的一種示范作用。
其二，以最低限度協調原則、相互承認原則為基礎，結合GATS模式中的國民待遇原則、最惠國待遇原則，構筑適合內地與香港的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原則，逐步推進金融監管法律協調。“一國兩制”是實施最低限度協調與相互承認原則的天然基石，是一個之下構筑金融服務的內部共同市場的需要。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的最低協調可以巴塞爾銀行業監管委會員的監管規則為考慮的基礎之一，適當考慮內地與香港的特殊性。在諸如并表監管、資本充足等金融監管法律中首先實現最低限度的協調與相互承認。在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差異較大的領域，可暫以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原則處理。香港金融監管法律較為完善，內地自加入WTO后在金融監管法律制度的制定也更加具有國際化的視野，特別是在銀行業監管管理委員會成立后，對巴塞爾銀行業監管委會員監管規則的借鑒日益加速。內地金融監管法律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中，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將會促進內地金融監管法律的完善。
其三，考慮改善爭端解決機制，建立比較正式的，能就兩地實施金融監管法律協調事項進行裁決，享有一定司法裁決權的爭端機構，確保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實施。當前至少可以考慮參照WTO爭端解決機制，完善CEPA“聯合指導委員會”的地位、職能、組成程序、所作決定的效力等等。爭端解決機構應僅就涉及兩地金融融合、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實施的有關爭議事項作出裁決，在人員組成上確保公平。參照WTO建立爭端解決機制的意義在于，強調金融監管法律協調處理“兩制”的適當性，而非僅僅是“一國”下的行政命令解決。
一、中國在金融服務開放中具體承諾的特點 中國加入WTO后，在《加入議定書》附件9《服務貿易具體承諾表》中，對金融服務的開放做出了具體承諾，與其他國家在《金融服務協議》中所做出的具體承諾相比，這些承諾有其自身的特點。如中國對金融服務開放的限制主要在于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方面；中國對金融服務部門進行經營和批準標準權為審慎性的，沒有數量配額或經濟需求測試的要求以及上述限制措施主要集中在以商業存在的形式提供的金融服務方面等。
二、WTO及國際調節對我國金融監管造成的影響 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對市場準入與國民待遇的約束。根據GATS第1條和第16條規定的市場準入原則，中國給予任何其他成員的金融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其在具體承諾表中同意列明的條款的內容，除非在其承諾表中做出明確限制，否則不得采取與GATS不符的措施。比如不得限制其他成員向本國提供金融服務的總量或進入本國的金融服務提供者的數量等。根據GATS第17條，列入具體承諾表中的其他成員的金融服務部門如果符合表中所列的任何條件和資格，中國就應給予其服務和服務提供者不低于其給予本國同類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的待遇。這在市場準入與國民待遇方面構成了對中國金融監管的約束，中國有義務按照其承諾給予其他成員同等待遇。
第二，對審慎監管措施的約束。根據《金融服務附件一》第2條，一成員為審慎起見，可經采取包括保護投資者、存款者、保單持有者或金融服務提供者對其負有信托義務的人的措施，也可以采取保證金融體系完整和穩定的措施。但是，如果這些措施與GATS不符，則不得用于逃避其在GATS下的承諾或義務，即監管措施應當是出于審慎目的而采取的。
第三，確立了金融服務的保障機制。盡管WTO鼓勵各成員國擴大金融服務開放，但同時它也確立了維持金融市場穩定的保障機制。中國在開放金融服務貿易的過程中，可以對其已承擔有關市場準入或國民待遇義務的服務貿易采取或維持限制措施，只要符合GATS規定的有關條件，即使與其承擔的義務不符，也視為不違反WTO的規則。
三、中國金融監管法律如何應對國際調節機制 應對國際調節機制應著重抓好三個方面。
第一，中國金融服務開放必須循序漸進，與金融監管相協調。按照服務貿易逐步自由化的原則，中國應當根據自身金融業的發展水平和監管能力，逐步推進金融服務的開放。一些發展中國家在本國金融監管能力較弱時就迅速開放金融服務，最終導致國內的金融動蕩。目前中國金融監管能力較弱，相關立法仍不完善，一些監管手段的實效也不明顯，因此還不宜過早開放國內的金融服務。雖然中國已在《加入議定書》中對金融服務的開放做出了具體承諾，但其實施還要通過國內立法來實現。在確保本國國內金融法律、法規和政策符合WTO要求的同時，應從長遠和全局的角度來考慮所要進行的“立、改、廢”。
第二，靈活采取審慎原則，保證金融體系的完整和穩定。WTO關于金融服務法律規范的一個原則就是審慎原則，即一成員為審慎起見，可以采取包括保護投資者、存款者、保單持有者或金融服務提供者對其負有信托義務的人的措施，也可以采取保證金融體系完善和穩定的措施。因此，我國在外資金融機構的市場準入和對各種金融機構的監管中應靈活運用審慎原則，采取資本充足性監管、流動性監管和存款保護監管等一系列監管措施。通過對申請人資本金、從業人員資格、是否得到母國的有效監管以及通過現場和非現場的檢查、稽核，建立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和內部控制制度，對外資金融機構的市場準入及其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業務經營等進行監管。
關鍵詞:金融風險;法律制度;防范;完善
一、金融風險概況以及我國面臨的金融風險
金融風險是指由于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等機構信用不佳甚至破產倒閉從而造成的機構的重大損失，以及由此引發的金融體系的紊亂和國民經濟的動蕩。金融風險主要包括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流動風險、法律風險、操作風險等等。信用風險一直是金融行業面臨最主要的風險。金融機構的主要業務活動就是貸款和投資，貸款和投資都需要金融機構對借款人或者投資對象進行信用考察并對其信用做出判斷。但是由于各種主管或者客觀的因素，金融機構在借款和投資之前得到的點查信息可能存在誤差。又或者是借款或者投資對象突況導致其信用大大降低。這些就會給金融機構帶來巨大的風險，也就是借款或投資對象無法償還金融機構的資金。如果金融機構不能提前預料并做好此情況發生的準備，此風險會給集榮機構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雖然近幾年來金融機構的資產儲蓄、應對措施有所增多以及閩融信用度的普遍提高，但此類情況還是時有發生。操作風險。操作風險也是我國金融風險中的一大重要風險。操作風險多發是我國金融行業中的一大特征。操作風險主要是由于金融機構內部和外部的一系列原因造成的。
金融機構內部控制和機構治理體制和機制的失敗，金融機構內部對其內部的越權、失誤等違反治理體制問題的不及時處理，這就會導致金融機構操作風險的多發;金融機構外部信息技術系統由于各類重大災難事件而導致的信息失效也會給金融機構在成極大的損失，加大操作風險。從今年來我國金融機構發生的操作風險來看，我國金融機構操作風險較高，且由于金融機構內部而導致的操作風險占主體。跨行業、跨市場的風險。目前，金融創新是金融行業增加收益。提高競爭力的重要途徑。但由于金融機構內部經營模式合外部生態環境同時變化的情況下，跨市場、跨行業的金融創新也給金融機構帶來了風險。一方面，目前市場上已經出現很多種金融控股公司組織模式，不僅有以事業型為主的金融輔助公司，而且也有以金融機構為主體的公司模式。另一方面，銀行、證券、保險機構等機構在改進經營模式的過程中產生的各類跨市場的金融工具或產品。這些都會成為金融機構跨市場、跨行業的風險因素。
二、我國金融風險的原因
我國金融風險的原因，究其根本是法律法規以及體制制度的不完善。
(一)金融行業有關征信管理法規制度的缺失
征信就是收集、評估和出售市場經營主體的信用信息。征信體系建立的目的主要是解決金融市場交易中信息不對等。隨著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金融行業也快速發展，經濟活動也日益頻繁。金融機構對于借款人或投資人的信用考察也越來越有必要，金融機構也越來越依賴專門的征信體系來完成對借款人或投資人的信用考察。但就目前來說，我國的征信體系處于起步階段，管理法規制度缺失，這就會造成金融機構對借款人或投資人進行信用考察時的信息不完善或者有偏差，給金融機構帶來信用風險。
(二)金融詐騙等處罰的法律法規制度的不完善
法律對于金融詐騙和違反相關金融管理秩序的行為所追究的法律責任的缺失和不完善，不足以對犯罪人員構成威脅和震撼，不利于防范金融機構的操作風險，給金融機構帶來負面影響。
(三)企業破產法律制度的滯后
現行的企業法律制度就破產來說，在管轄和受理、監督制度等方面都不利于債權人的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受損就會導致金融機構的債權惡化，不良記錄積累對于金融機構有很大的負面影響。
三、對于防范金融風險和完善法律法規制度的建議
(一)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制度。完善金融機構內部的相關法律制度和管理體系，改進征信系統的相關法律規定，減少金融機構的各種風險。這要求相關部門的政府人員和執法人員以及金融機構的管理層加大對此法律法規的探討并最終完善;加大金融欺詐和違法相關法律的形式責任，加大相關法律的震懾力。這就要求相關法律人員對相關法律規定探討并作出改動;對企業破產法律作出先關調整。
(二)相關部門加強社會主義現代化文化的建設，加大宣傳信用力度并加強培養全社會的自律意識。提高全民的信用素質和道德素質。
［參考文獻］
［1］袁媛，吳孫克．金融風險控制與法律對策研究［J］．中國經貿，2012(22)．
［2］吳坤龍．金融風險的防范與法律制度的完善探析［J］．金融商務，2015(2)．
關鍵詞：民間借貸；法律問題；研究
一、民間借貸市場狀況分析
從民間借貸市場的基本情況來看，作為一種簡單有效的融資方式，民間借貸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也因此使得當前的民間借貸市場呈現出了繁榮的景象。民間借貸市場的發展依靠的是地區經濟的進步以及其自身所具有的一些優越性。
（一）借貸數量大、范圍廣
近年來民間借貸市場運營的情況是，民間借貸數量大、范圍廣，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同時，由于其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因此相關的數據統計存在一定的難度。有數據曾顯示，就某地區調查的100家企業和個人來看，70%―80%的企業或個人都承認自己曾經發生過民間借貸的行為，同時就他們的借貸數據來看，借貸金額從幾百元到幾百萬元不等，總借貸金額達到4400萬余元。
（二）借貸利率高
民間借貸利率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一方面是根據地區經濟發展的狀況需要決定，特別是地區資金供求的狀況，當地區經濟發展平穩或者處于經濟疲憊期時，民間借貸利率就會相應較高。另一方面，民間借貸市場的運營，也同樣要受到國家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影響。總體趨勢也會隨著國家對信貸政策的調整而變化，當信貸政策處于收緊期時，民間借貸的利率也就會隨之提高，反之，情況則相反。就目前民間借貸市場的狀況而言，借貸雙方約定的利息要高于人民銀行基準利率的兩倍，存在高利貸的現象。
（三）借貸手續簡化
相對于正規的金融機構而言，民間借貸確實存在著自身的優勢。民間借貸相比較銀行借貸來說手續簡單，大大縮短了資金周轉的時間，民間借貸的這一特點，剛好適應了民間資本運營的需要。然而借貸程序簡化之后，相應地也會出現各種問題，借貸協議和擔保協議的缺失勢必會引發糾紛。
二、民間借貸存在的問題
（一）法律制度不完善
1.法律標準缺失
民間借貸法律門檻過低，針對民間借貸的法律還不健全，即使存在相關法律，在規范力度上過于寬松，立法技術也存在欠缺，相關法律體系不完善，存在漏洞等等。民間借貸沒有明確的立法標準，對于民間借貸的判斷標準上存在模糊性，民間借貸行為者之間的利益標準不明確，相關法律的可操作性差。
2.相關制度缺失
由于民間借貸的法律設定還不健全，其后果導致的就是相關的制度也難以確立。比如主體退出機制、個人破產制度等等，制度的缺失已經難以滿足當前民間借貸市場的發展需求。
（二）法律監管不到位
1.存在無序發展的問題
民間借貸的資金部分流向國家限制的領域，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削弱了國家宏觀調控的力度，導致資金分配不均，嚴重影響國家的整體發展布局，造成社會利益方向的偏離。另外，民間借貸的無序發展，容易加劇金融機構的惡性競爭，原因在于民間借貸過度吸收了社會資金，銀行資金減少，勢必會引發存款競爭，嚴重干擾了正常的金融秩序。
2.存在監督制約機制缺失的問題
由于民間借貸在法律制度方面還不健全，導致其規范力度不夠，這就是使得借貸雙方無法做到一個有效的監督與制約，特別是就資金的所有者而言，無法掌握自己的資金流向，容易發生借款人無法償還的行為，借貸人將無能為力。
（三）法律秩序不規范
1.沖擊正規金融機構
民間借貸的高利率產生的誘導，引發了一些借貸風險危機，一些投機者選擇鋌而走險，挪用正規機構的資金償還民間借貸，以次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經過投機者的轉投，正規金融機構難以確定資金的流向，導致信貸資產質量的降低，最終影響了整個金融市場的運行。
2.誘使大量非法資金流入
由于民間借貸法律制度存在缺失，就為非法資金的流入提供了機會，也為不法分子開展洗錢、非法融資等提供了環境。民間借貸不同于正規的金融機構，從運營機制到管理機制都不完善，因此就增加了查處不法行為的難度。因此，民間借貸的合法化就成為了規范融資秩序的重中之重。
三、針對民間借貸存在的相關法律問題提出幾點建議
（一）完善相關法律制度
當前，我國尚沒有在民間借貸領域完善合理的法律，使得一些非法的民間借貸有機可乘，針對這種情況，我國應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來規范民間借貸，并能夠保障民間借貸的合法運營。以放貸人的資歷、業務領域、資金來源、可控利率范圍作為規范民間借貸的主要內容，并以提高法律的權威性以及財務制度的完善性為手段，合理認籌民間借貸的微觀方面，區分非法金融和民間借貸，明確何為合理的，何為明令禁止的，由此改變民間借貸如今的法律環境，保證民間借貸的正規運營。
（二）加強對民間借貸活動的監管
首先，健全監管制度。民間借貸的另一個特點是多樣性，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可能會延伸至證券、保險等其他金融領域，如果沒有強有力的監管制度和各監管部門的協調合作，民間借貸領域勢必是產生動蕩，甚至會牽連到其他金融領域。各監管部門的通力合作才能保障民間借貸領域的有序化運營。
其次，對民間借貸進行備案登記。對民間借貸進行備案登記的目的就是建立起一個“登記簿”，讓有“戶口”、合法的民間借貸組織享有更穩定的保障。不僅保護合法的民間借貸團體，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違法行為。
最后，創新對民間借貸的監管方式。由于民間借貸與其他金融活動有較大的差異，所以在監管方式上應有所不同。
（三）建立多層次的融資體系
解決民間融資的問題不僅要依靠民間借貸，也應開發商業銀行的小額信貸業務，靈活地應對中小型企業在信貸方面不同的需要。只有將這些方面協調配合，積極引導我國的信貸市場，規范信貸制度，保持信貸環境“干凈”，方能建立多層次的融資體系，保障信貸市場的安全和規范。
參考文獻：
[關鍵詞] 金融衍生工具;風險;法律問題
[中圖分類號] F420 [文獻標識碼] B
一、金融衍生工具的概念和性質
（一）金融衍生工具的概念
國際上是這樣定義金融衍生工具的，當事人之間的雙務合同或者交換支付協議，它的價值正如其名稱所體現的，衍生于基礎資產或者相關的基礎比率或指數。國際互換與衍生工具協會對金融衍生工具的定義較之前的定義更狹窄些，它們認為金融衍生工具的核心在于對風險的管理，衍生合約本質是一種雙邊合約，目的就是對風險的一種管控。
我國對金融衍生工具的研究較國際上其它國家較晚。我國長期處于計劃經濟時代，直到1978年我國的改革開放，才從計劃經濟時代走向了市場經濟時代。我國對金融衍生工具的定義與國際上略有不同，并且國內對金融衍生工具的定義也持有不同的觀點。有的學者認為，金融衍生工具是區別于傳統的金融工具，所以稱之為衍生工具。有的學者認為，金融衍生工具是以另一金融工具的存在為前提，以這些金融工具為買賣對象，價格也由這些金融工具決定的金融工具。它由債券、股票、外匯等基礎工具衍生而來，包括遠期、期貨、期權、互換四種基本工具和由它們通過變化、組合、合成三種方式再衍生而來的變種。
（二）金融衍生工具的法律性質
金融衍生工具在法律上來說本質是一種債權債務關系。其名稱上的“工具”二字不影響其本質的債權債務關系。簽訂合約的雙方當事人根據我國的相關法律法規擁有平等的地位和權利。據我國的法律，金融衍生工具有幾大法律屬性。諾成性，就如字面意思一樣，是雙方真實的意思表達一致的意思，并不是以標的物的交付與否來判斷。虛擬性，金融衍生工具不像一般意義上的某種具體的實物，它只是一種權利和義務，是一種不具體存在的工具。目的的不同性，金融衍生工具的目的就是為了減少合同雙方的風險性。
二、我國金融衍生工具法律監管存在的問題
作者以滬深股市的數據為依托，調查發現2009-2014年度使用衍生金融工具企業的比例分別為7.523%、11.117%、12.558%、13.412%、14.873%和12.423%，雖然增長速度在2008年后有所放緩，但總體上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在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在這樣較高比例使用金融衍生工具的背景下，我國金融衍生工具存在著諸多的問題。
（一）法律設置不完善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長期處于計劃經濟時代。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得到了巨大的發展。但很多法律建設仍然十分之后，尤其是經濟類法律。我國金融衍生工具的相關法律更是寥寥可數，其中對金融衍生工具監管的法律屈指可數，并且相關監管部門的指導意見和法律法規也存在著矛盾和不協調。我國的股市也不夠成熟，相關股市的法律監管也不夠健全和完善。甚至可以說，我國的金融衍生工具基本處于無法可依的狀態，亟需相關法律部門的統一協調和制定具有指導作用的法律。
（二）分業與混業交叉
我國的金融監管體系是在借鑒了歐美等資本市場成熟國家的歷史經驗后，為防控風險采取了分業經營和分業監管模式。1929年開始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使得美國金融業全面崩潰，銀行參與證券投資等高風險行業是金融市場暴跌的主要原因，所以美國在1933年通過了《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案》，由混業經營轉變為分業經營。我國的金融監管正是借鑒了歷史上這個慘痛的教訓，所以才堅定的執行分業經營模式。我國商業銀行法明文規定，“商業銀行在中國境內不得從事信托投資和股票業務，不得投資于非自用不動產。”然而，在20世紀90年代，歐美等發達國家感到分業經營的弊端比較大，嚴重制約了金融市場的發展，紛紛又放松管制重新開始混業經營。我國金融市場還處于初創階段，不確定因素較大，在分業經營名義格局下也存在著混業經營現象。
（三）投機現象的存在
金融衍生工具的參與者一般以金融機構為主，這些金融機構往往資金雄厚，在和廣大股民和中小投資者的博弈中，往往占據著絕對的優勢地位，中小投資者往往敗下陣來。金融機構不僅資金雄厚，還有巨大的信息優勢，這種信息優勢和資金優勢使得機構可以做出更精準的判斷和行為。金融機構依靠著這些優勢進行投機，往往可以取得較大的利潤和機會。政府相關監管部門也意識到了這一點，盡最大努力去控制金融機構的投資行為，但由于政府的政策往往有時候可以進行一定程度的預測。金融機構恰恰就是利用了這一點，它們往往會進行預測，因為一旦預測成功，這些金融機構所取得的利潤往往是幾倍、幾十倍的增長。
三、我國金融衍生工具法律監管的完善策略
（一）建立統一的監管模式
由于金融衍生工具涉及到多個金融監管部門，所以對金融衍生產品的監督和管理需要涉及、協調多個部門。對金融衍生產品的監管首先要以保證國家的金融安全為前提，只有在保證國家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再去協調各類金融監管部門。統一的監管模式既可以縮減管理資源，也可以使我國的金融衍生產品更健康、成熟的發展。統一的監管模式也更方便使我國的金融衍生工具與世界接軌，有效實現我國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有序健康發展，保證我國的金融安全。
（二）加強金融衍生產品相關法律的建設
我國金融衍生工具的相關法律寥寥可數，其中對金融衍生工具監管的法律屈指可數，并且相關監管部門的指導意見和法律法規也存在著矛盾和不協調。我國的股市也不夠成熟，相關股市的法律監管也不夠健全和完善。甚至可以說，我國的金融衍生工具基本處于無法可依的狀態，亟需相關法律部門的統一協調和制定具有指導作用的法律。我國金融衍生產品的相關法律建設極為薄弱，對我國金融衍生產品的發展有著較大的影響。這就需要我國的立法部門把這個問題重視起來，盡早并且準確的對我國目前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現狀進行大數據分析和判斷，做出適合我國的金融衍生工具發展的具體管理辦法和監督體制。建立有效的監管實施規則，保證金融衍生產品市場監管框架的穩定性、持續性和一致性，明確規定從事金融衍生產品交易的金融機構的最低資本額與風險承擔限額，形成有效的控制與約束機制，創造和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健全的交易制度體系。
（三）增加與國際上的協作與溝通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不斷的深入，我國的經濟發展越來越多的受著其它國家的經濟的影響。我國在過去的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是計劃體制經濟，我國的經濟是自給自足的經濟，不受到外界的經濟體的影響。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的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的金融衍生產品也受著其它國家的金融市場的影響。尤其是現在的互聯網的發展，更是促進了當今社會下全球的現金的流動，國家間的金融流動性大增。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要想發展我國的金融衍生產品必須增加與國際上其它國家的金融協作。
（四）明確我國金融衍生工具的管理原則
我國的經濟是市場經濟，我國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管理自然也要遵守市場管理的原則。政府主管部門只是起到引導和組織管理的作用，但真正發揮協調管理的作用仍然要靠市場。我們常見的幾大市場管理原則對金融衍生產品的管理同樣適用。公開、公平和公正原則是金融衍生產品管理中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之一。公開就是信息公開，管理原則和方法公開，所有的受眾有同樣的收到信息的機會。公平，就是金融衍生工具涉及的雙方有著公平的權利和義務，不因為某人的特殊性來影響這種公平性。公正，就是保證金融衍生工具的管理是公正的，它是在保證了公開和公平的前提下才能實現的。
隨著我國金融業的迅速發展，尤其是隨著我國網上銀行的不斷發展，金融衍生產品使用者數量者劇增，我國金融衍生產品的風險性也在迅速的增加著。我國也發生了許多的金融衍生產品的風險事件。這就促使了我國必須增強對金融衍生產品的關注度和監管力度。雖然2004年后，我國也推出了幾個金融衍生產品相關的法律指導意見，但仍然只是幾個比較單一的監管的法律。我國的金融衍生產品的監管仍然需要高度的重視，找到適合我國金融衍生產品的監管方法，以促進我國金融衍生產品的健康、合理、有序的發展。讓金融衍生產品更好的為我國的人民服務，為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參 考 文 獻]
[1]熊玉蓮.金融衍生工具的法律風險及其監管的國際比較[J].政治與法律，2006（3）
[2]張恒.金融衍生工具的契約性質與金融風險管控[J].開發研究，2014（2）
[3]潘濤.金融衍生工具的市場風險及其管理――兼論中國發展金融衍生市場面臨的風險及對策[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4（5）
論文關鍵詞：中小企業；融資；動產擔保；權利擔保
中小企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具有重要作用，已經成為我國國民經濟增長和協調運行的基礎性力量，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一直以來，融資難都是制約中小企業快速發展又難于破解的主要問題之一。造成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原因有許多，其中信貸融資難的主要因素則是金融機構過于依賴土地和建筑物等不動產作為擔保物，而中小企業的主要資產卻多以動產和權利為主。基于緩解融資難現狀，支持、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現實需求，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行政部門、企業積極創新融資擔保模式，并付諸于實踐。融資擔保模式創新過程中存在諸多的法律問題，值得我們關注并不斷探求完善相關法律制度的對策。
一、中小企業融資擔保模式創新的實踐
中小企業享有的權利種類繁多，擁有的動產資源豐富，這些動產與權利都可成為擔保物，因此，減少金融機構對不動產擔保的依賴，創新中小企業融資擔保模式，具有廣闊空間和大好的前景。近幾年，在中國人民銀行的推動下和政府的支持下，金融機構對動產和權利擔保融資業務創新的力度不斷增加，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一）權利擔保融資的創新
1、用益物權擔保融資的創新
用益物權是指對他人的物在一定范圍內，加以使用和收益的定限物權。《物權法》第184條規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不得抵押，但法律另有規定可以抵押的除外。除此之外，《物權法》對用益物權作擔保物并無限制，這為用益物權擔保融資提供了法律保障。實踐中，基于林地承包經營權、采礦權、海域使用權等權利作擔保融資的模式，都屬于用益物權擔保融資創新的范疇。這些用益物權用于擔保融資，幫助了許多中小企業利用潛在價值得到所需信貸資金，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放貸銀行的資金使用率。
2、財產權利質押融資的創新
根據《物權法》第223條的規定，股權、知識產權中的財產權、應收賬款等財產權利可以出質。實踐中，對于債權人而言，股權、知識產權、應收賬款等權利質押的風險較難控制，因此，金融機構并不愿意接受這些財產權利質押。近幾年，金融機構關于財產權利質押貸款的探索與創新主要是完善質押融資中的權利價值評估、權利出質登記、權利交易等相關操作環節，以此降低融資風險，消除金融機構的顧慮，推動權利質押融資的發展。此外，金融機構也在不斷探索拓展應收賬款質押的類別，由此出現了訂單質押、旅游門票收費權質押等融資模式，這些融資模式把企業無形財產轉化為了動態資產，緩解了企業融資難的狀況。
3、其他權利擔保融資的創新
權利擔保融資模式創新的實踐還有很多，如簡陽農村信用合作聯社推出的沙石開采權質押貸款，嘉興銀行推出的排污權抵押貸款，義烏地區推行的商位使用權質押貸款等等。這些權利擔保融資模式拓寬了企業的融資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企業融資難問題。
（二）動產擔保融資模式的創新
動產資源種類較多，融資空間廣闊，金融機構不斷加大對動產擔保融資模式的創新力度，推出了油品、黃金、黃酒、大蒜等動產質押貸款模式，再如山東恒泰農村合作銀行推出的鋼結構抵押貸款模式，這些新的擔保創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企業的資金需求、促進了銀行貸款的良性循環。
（三）保證擔保融資模式的創新
保證擔保融資創新主要是聯保貸款模式，即三個或三個以上企業按自愿原則組成聯保體，銀行對聯保體成員進行授信，成員之間相互承擔連帶責任的一種融資模式。根據行業、地域的不同，各銀行采用的中小企業聯保貸款模式亦不同，有聯保基金模式（協會聯保模式）、網絡聯保、行業聯保、聯貸聯保等多種模式。聯保貸款模式有利于成員間內部監督，相互督促及時還款，同時，還具有更強的靈活性、可變性、易操作性，聯保貸款為中小企業獲得了更多的信貸資金。
二、中小企業融資擔保模式創新中的法律困境
（一）相關法律規范不健全
中小企業融資擔保模式的創新與發展，需要相關法律制度的保護和扶持。而權利和動產擔保法律規范的不健全，導致中小企業融資擔保模式創新發過程中存在諸多問題。
1、權利擔保的合法性缺失
（1）排污權抵押貸款缺乏法律依據
自2008年嘉興市推出排污權抵押貸款以來，排污權抵押貸款模式迅速在全國蔓延。關于排污權的法律性質，學界有多種觀點：有學者主張排污權屬用益物權；有學者主張排污權具有準物權屬性；有學者認為,排污權是種新型的環境役權；有學者認為,排污權屬于人役權。也有學者認為,排污權進入物權體系困難重重，而將排污權歸入合同債權既在理論上可取，又有助于排污權靈活運作。然而，依物權法定主義，排污權并未作為物權得到法律上的承認，其物權屬性不能確定。同時，排污權的環境役權、人役權、合同債權性質也局限于理論探討，沒有得到立法機關的確認。因此，排污權抵押貸款的實踐探索還缺乏法律依據，對于排污權的屬性、排污權抵押的可行性以及排污權交易的條件等問題都有待相關法律法規的確認與完善。
（2）河道沙石開采權、商位使用權擔保貸款缺乏法律保障
2010年簡陽市探索出沙石開采權質押融資模式，為保障這一模式順利實施，人民銀行簡陽市中心支行會同簡陽市水利局了《簡陽市河道沙石開采權質押貸款管理辦法（試行）》。然而，對于沙石開采權的性質，有學者主張河道沙石屬礦產資源，沙石開采權則屬于采礦權，若此種主張成立，則沙石開采權屬用益物權，沙石開采權擔保的方式應為抵押。《水法》、《礦產資源法》及相關法律法規對沙石開采權性質并沒有規定，因此，沙石開采權擔保是抵押還是質押，滿足哪些條件此項擔保可以成立，仍有待相關法律法規予以明確規范。
目前，全國許多金融機構推出了商位（鋪）使用權擔保貸款。對于商位使用權擔保是抵押還是質押，商鋪使用權能否轉租等問題，現有法律法規的規定并不明確，有待進一步規范。
2、動產質押監管法律法規不完善
隨著動產擔保融資的發展，動產質押監管這一融資擔保模式迅速興起。在實踐中，動產質押監管的一般操作模式為：債務人向銀行申請貸款并以動產進行質押擔保，銀行委托第三人（一般為物流企業，在動產質押監管中作為監管人）代為監管質物，履行監管責任，包括但不限于對質物的數量、質量的監管，對債務人或出質人出入庫權利予以限制和約束，必要時對債務人履行債務的能力予以監管，發現有害于質權人利益的情形時及時通知質權人，防止損失的發生或擴大。由于法律對“監管”的概念并無明確規定，我國動產質押監管法律法規也不完善，動產質押監管實施過程中債權人與監管人主要通過質押監管合同明確各自的權責。因此，訂立合同時未考慮到的風險出現時，債權人與監管人的權責分配就缺乏法律保障，所以，要積極完善動產質押監管的相應法律法規，為動產質押監管業務的發展提供法律保障。
3、融資性擔保機構行業規范的缺失
融資性擔保機構對保證擔保融資模式的創新與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由于缺少對擔保機構的法律規范和行業管理，實踐中，擔保機構擔保效力不足，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因此，要積極完善融資擔保機構相關法律法規，明確融資擔保業監管主體、為擔保機構確定對等的權利與責任，消除現存的政策，健全擔保機構的信用評價體系。
（二）法律環境的缺失
1、中小企業融資擔保缺乏法律的有力支持
目前，《物權法》、《擔保法》等法律對擔保登記制度、擔保物流轉制度的規定不健全，這導致設定擔保難，實現擔保債權難。因此，要積極制定和完善各類擔保物的流轉制度和擔保登記制度，以推動動產和權利擔保的發展，為中小企業融資擔保模式創新提供法律支撐。
2、征信立法的不足
【摘 要】 中小企業在推動我國經濟發展、促進就業等方面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融資難問題卻也一直制約其發展，供應鏈金融這種新型融資方式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個難題。本文從供應鏈金融視角對中小企業融資問題進行探討，首先介紹了三種供應鏈金融融資模式，并闡述其優勢，其次分析了利用供應鏈金融模式融資存在的問題，最后給出優化建議。
【關鍵詞】 中小企業融資 融資模式 供應鏈金融
一、引言
隨著全球經濟發展，中小企業在市場中的地位不斷提升，但是由于其信息透明度低、缺少貸款抵押物，而資本市場的準入門檻又比較高，導致融資十分困難，制約了中小企業的發展。供應鏈金融這種新型融資模式的出現，有效緩解了中小企業融資困境，并逐步成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的重要手段。
二、基于供應鏈金融視角的中小企業融資模式概述
供應鏈金融指的是對一個產業供應鏈中的單個企業或上下游多個企業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務，以促進供應鏈核心企業及上下游配套企業產一供一銷鏈條的穩固和流轉暢順，并通過金融資本與實業經濟協作，構筑銀行、企業和商品供應鏈互利共存、持續發展、良性互動的產業生態。
目前，我國供應鏈金融融資模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應收賬款模式
中小企業在供應鏈中經常處于弱勢地位，應收賬款經常要在賣出存貨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才能收回，導致現金流短缺。應收賬款模式則允許處在供應鏈上游的中小企業將應收賬款質押給銀行，從而獲得銀行貸款，但是核心企業要對此進行擔保。
(2)預付賬款模式
當處于供應鏈下游的中小企業需要預付貨款，才能向上游的核心企業購進維持生產經營所必須的原材料或半成品時，往往缺乏足夠的資金。預付賬款模式則允許處在供應鏈下游的中小企業將預購的貨物質押給銀行獲取資金支持。
(3)存貨模式
存貨模式是指中小企業把銀行認可的存貨抵押給銀行，從而獲得貸款。中小企業通常都是批量購進原材料，并且只有部分原材料會用于生產，還有一小部分原材料則儲存起來以備不時之需。這些原材料很可能會占用企業大量的流動資金，利用這種融資方式把它們抵押給銀行，則可以緩解中小企業的資金壓力。
通過以上方式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有如下幾點優勢：首先，銀行可以通過核心企業、監管企業來獲取中小企業的相關信息，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從而降低中小企業貸款風險及成本;其次，這種以真實貿易為基礎的融資方式，緩解了中小企業缺少抵押物的問題，能有效滿足中小企業融資需求;另外，這種融資方式還能使供應鏈上下游企業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密，企業的經營和資金周轉也更加順暢，構建較為牢靠的長期戰略協同關系。因此，這種新型融資方式被許多企業所采用。
三、基于供應鏈金融視角的中小企業融資模式存在問題
(1)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
目前，我國供應鏈金融業務涉及的法律法規主要有《物權法》、《擔保法》、《動產質押登記辦法》、《應收賬款質押登記辦法》等，雖然這些法律法規可以幫助商業銀行更加順利的開展供應鏈金融業務，并為其提供一定的法律保障，但是由于供應鏈金融業務種類多樣，在涉及信用捆綁、質押物監管、動產質押、違約情況下質押物的處置等方面的問題時，相關法律法規尚不完善，導致金融機構的供應鏈金融業務存在一定風險。
(2)信用評價體系不完善
相比于傳統銀行信貸，供應鏈金融融資模式要求銀行評估整個供應鏈的信用情況。但是現階段，我國的信用中介機構、社會信用征集系統的建設剛剛起步，金融機構現有評級體系不完善，中小企業的相關信息并不能得到有效歸集和正確評估。
(3)供應鏈上企業之間關系松散
目前，國內大部分企業的供應鏈管理意識相對薄弱，供應鏈上企業之間的關系普遍呈現松散的特征。中小企業對于供應鏈上的核心企業缺乏開展合作的意識，核心企業也沒有動力將中小企業納入其供應鏈管理系統。這使得有效的供應鏈金融融資機制難以建立，也無形中增加了金融機構開展供應鏈金融業務的風險和成本。
四、優化基于供應鏈金融視角的中小企業融資模式建議
(1)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為促進我國供應鏈金融的良性發展，相關的法律法規應盡快完善。比如《物權法》雖明確了存貨和應收賬款可以作為擔保物，但缺乏具體細則和相應的司法解釋，僅以此法作為開展供應鏈金融業務的法律依據不能有效保護信貸主體的權利。因此，相關部門應該制定具體細則，明確《物權法》中關于動產質押的相關條例以及信貸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保障開展供應鏈金融業務的金融機構的利益，從而促進供應鏈金融的健康發展。
(2)構建中小企業信用評級體系
基于供應鏈金融業務的特點，金融機構應該建立一個適合中小企業的信用評級體系。比如將對授信主體的風險評價體系由靜態評估變為動態評估，并將傳統的單一受信主體評級制度變為主體+債項的新型評級制度，同時側重對債項的評級，從而弱化對中小企業信用風險的審查。
(3)建立穩固的供應鏈上下游協作機制
如今的市場競爭早已演變成供應鏈之間的競爭，企業在制定其發展戰略時不應只局限于自身，而應立足于整個產業鏈條的發展狀況，順應其發展趨勢，找準企業在供應鏈上的定位，并加強與供應鏈上核心企業的協作。通過上下游企業之間的緊密合作，不僅能提高供應鏈的運轉效率，也能提升企業自身的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