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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中國古代文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極具特色、極具代表性的部分，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作用日益顯著。如何介紹這部分中國文化的精髓，本著什么樣的指導思想教學，如何創新教學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中國古代文學史是依據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有關留學生漢語言專業需要而設置的課程。一般在留學生本科四年級講授。“古代文學史”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留學生學習這門課程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如何介紹這部分中國文化的精髓，本著什么樣的指導思想教學，如何創新教學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一、明確中國古代文學史與外國留學生漢語言專業人才培養目標體系
我國現行的外國留學生漢語言專業培養目標要求學生掌握漢語言技能課程、漢語言理論課程、中國人文知識課程、經濟管理課程。漢語言技能課程包括綜合漢語、漢語口語、漢語閱讀、漢語聽力、漢語寫作、漢語翻譯、商務漢語等；漢語言理論課程包括語言學概論、現代漢語、古代漢語、漢字與文化、漢語語法精講、現代修辭學引論等；中國人文知識課程包括中國概況、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文化概論、中國簡史、跨文化交流導論等；經濟管理課程包括進出口貿易實務、市場營銷學、國際貿易等。通過講授這些課程力求優化留學生的知識結構，以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其中，中國古代文學課主要講授中國古代文學知識，要求學生大致了解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概況，熟悉中國古代文學的重要樣式、源流變化，以及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要求學生了解、熟悉一定數量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并對古代作品的藝術表現特點有初步認識。在內容安排上以時代先后為序，將中國古代文學分為詩歌（詞曲）、散文和小說三大類，突出重要作家作品的介紹，力求突出重點，讓學生形象而具體地掌握中國古代文學的基本知識。這門課程能使外國留學生較多地了解中國優秀的文學遺產，提高對中國古代文學的閱讀能力，屬于提高留學生整體漢語水平的課程，為留學生進一步學習其他文化課程奠定基礎。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在進行漢語教授的同時，傳播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讓留學生在學習漢語的同時，潛移默化地接受中國傳統文化觀念，切實提高學生素質，是對外漢語教學的根本目的。
二、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利用現代多媒體技術來表現中國古代文學
對外漢語教學中教授中國古代文學非常具有特殊性——外國留學生對中國古代文學知之甚少，或者根本就是一竅不通，想要把精深而悠久的中國古典文化向他們展現開來，得到共鳴，非常困難。所以，當代對外漢語教學應借助現代教育技術的理念，使用多媒體技術向外國學生教授中國古代文學，是切實的選擇。
多媒體技術能拓展課堂，豐富教學內容，激發學生的學習樂趣和熱情。因此，在進行教學活動的時候，應當盡可能地利用現代多媒體技術來表現中國傳統文化。教師應注意搜集和整理有關素材，向學生傳播。比如周杰倫的《發如雪》、《臺》，林俊杰的《江南》等意境古典、唱詞含蓄優美的佳作、香港藝人黃霑創作的許多古韻詞曲運用得爐火純青的影視歌曲，教師還可以自己動手創作一些中國古代文學課件。
但是，推行教學手段的改革，充分利用多媒體技術表現中國古代文學應注意適度原則。不能將多媒體的“白板”變成擴大的“黑板”，不能將古代文學課變成影視賞析課。多媒體技術手段只是教學的手段之一，不是教學的目的。一定不能俗用濫用、喧賓奪主。在影視作品的使用中，要注意改編的問題，教師要以文本為主體，處理好原著和改編的關系，切忌以改編代替原著，混淆視聽。
三、在古代文學的教學中突出現代思想，體現當代意義
國內對外漢語教學界對古代文學課的定位多是服務于語言的研究，認為對外漢語教學的目標在于培養留學生的言語技能和言語交際技能，古代文學課是為學習語言而設置的課型，將古代文學課邊緣化、弱勢化和冷漠化。其實，留學生對中國古代文學非常感興趣。國外中文系的課程設置中，中國古代文學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漢城大學為例，29個課目中與古文相關的課目就有11個。
古代文學課是為了培養學生們講授、闡釋、鑒賞和分析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能力，進而借助文學這一載體傳播中華優秀民族文化的專業基礎課，它是通過對語言藝術的審美鑒賞進而吸收和理解中國文化，在傳授文化知識之外，通過文學作品的內容輻射出中華優良傳統的精神內核，通過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藝術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獨特價值的課程。對留學生的古代文學教學正是出于這個目的。對教師來說，更重要的任務是如何突出現代思想，體現當代意義，將古代文學課程的講授真正應用于當代留學生的生活。如何用當代意識去激活古代文學，將“死”的文本還原為活生生的生活，是古代文學教學所面臨的問題，也是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首要問題。
四、切實處理好文學史與作品選的比重問題
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內容由文學發展史與作品選兩大部分組成。如何在教學過程中很好地銜接文學史與作品選的內容，如何具體分配它們在課堂教學中的時間比例，怎樣更合理地采用與各自的內容相適應的教學方法是教學的重中之重。不能只講作品，不講文學史，也不能只側重文學史。目前此方面教材很少，筆者建議選擇中國人民大學對外語言文化學院主持編寫的“對外漢語教學· 中國文化系列”教材。該教材收錄了從先秦至明清的文學作品二百多篇，涉及到散文、小說、詩歌、賦等多種體裁。每篇作品后面都有詳盡的注釋，以便于留學生理解。書中還對每個時代的文學發展情況進行了概述。該書適合中級以上漢語水平的外國留學生學習或自讀，也是普通高校大學生學習中國古代文學的重要參考資料。
總之，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是一項非常復雜、具有很大難度的工作，它要求教師不僅具有扎實的專業知識和靈活的現代意識，同時還必須具備高度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必須熟練地掌握現代教育技術，只有這樣，才能將對外古代文學課傳授好。
參考文獻：
[1]涂文暉.論對外漢語高級階段古代文學教學的特殊性[J].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4）.
[2]楊冬梅，訾希坤.對外漢語專業古代文學課的教學研究[J].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5).
論文摘 要:當前古代文學研究的培養重心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養,該專業的研究生人才應該具備嶄新的文學觀念,將方法、主體、客體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以及大膽可貴的開放式創新意識。與此相適應,古代文學研究生的培養工作也應做出相應調整。
從本質上而言,古代文學是一門特殊的歷史科學。它通過研究具有相對獨立審美價值的各種現象和符號,探索以審美心理為主的古代人類心靈運動軌跡,又通過古人的心靈感悟了解各時代社會的全貌。它與探索古代人類認識發展的哲學史一起,構成了一部有層次的人類精神史,進而與主要研究古代人類物質活動的一般歷史科學一起,構成了整個古代社會的立體透明復原圖象。然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古代文學作為一門帶有深厚歷史積淀而又與現實保持一定距離的學科,其發展的空間經受了種種極其嚴峻的挑戰和考驗,唯有不斷更新和改進古代文學學科教學和科研的內容和方法,挑戰和考驗才會轉變成進一步發展的機遇和現實。而要實現這一轉變,關鍵在于后備力量的培養,準確而言,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養塑造。這里所說的“研究生人才”,具體是指學歷在本科層次以上的碩士、博士乃至于博士后。當前學界對古代文學專業的本科層次教育―通識教育探討甚多,而對該專業研究生層次教育-精英教育甚少涉及。《中國大學教育》2006年第12期刊登了南開大學文學院寧稼雨教授的《古代文學研究生教學要培養精英素質》一文,該文從學習重點的差異、科研能力的培養以及學術研究過程的艱難三方面對怎樣培養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精英素質這一重要議題進行了探討。寧教授所論皆為鑿鑿之見,然筆者讀后頗有意猶未盡之感,故作此文以論述之,聊作寧教授文章的一點補充。
當今學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斷涌現,年輕學者已露頭角,學術刊物不斷增多,人文社會科學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就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而言,老一輩學者漸次凋零殆盡,而以新時期培養的博士為主體的學者全面占據了學術舞臺。整體而言,學術的傳承完成了順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學者所擔心的:“我們對古典文學的命運卻有一絲隱憂,擔心在當今學術體制的制約下古典文學的內在精神逐漸消亡,擔心未來古典文學界的話語霸權被毫無古典情結的學科帶頭人所占據,擔心未來的新進博士最終以現代學科建設的名義‘革’掉古典文學的‘命’”[1],這種憂慮絕非空穴來風,當前學界的古代文學研究確有淪為其他現代學科附庸的傾向。筆者認為:要想在當今多元化的語境下保持古代文學內在精神的純一性,要想讓古代文學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學科的侵襲之中,根本環節還在于對從事該門學科研究事業的研究生人才培養,這是一個極具現實性和緊迫性的課題,也是古代文學學科能否發揚光大的命門所在。
一、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內在品格
外在行動發生于內在品格,古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應該具有區別于其他學科的內在品格。
首先必須具備嶄新的文學觀念,摒棄將古代文學作為歷史附庸、技巧淵擻的狹隘理念,樹立將古代文學視為一部與當代相通、對社會有重大影響的民族心靈史的文學觀,具有宏觀的大文學意識。古代文學學界倡導宏觀研究已有數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績,但似乎存在一種誤解,以為題目大才是宏觀,于是有了許多大而無當的東西。其實,倡導者的本意并非如此。著名學者陳伯海說:“于是我聯系唐詩的發展,晚唐詩壇的分派,乃至由唐詩向宋詩、宋詞轉變的軌跡,來探討李商隱詩歌的歷史地位,寫出《宏觀世界話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進入唐詩總體研究,由唐詩進人中國文學史總體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2]陳先生闡釋了他本人治學的軌跡,即由宏觀步入微觀,再由微觀回歸宏觀。由此可見,沒有宏觀意識的宏觀研究實為微觀研究的大雜燴,卻失了微觀研究的嚴謹扎實,正是一種空疏無用的學風。形成大文學意識觀的客觀依據是:一切文學作品都是作家以審美心理為主的整個心靈世界感受客觀現實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質形態;作家的心靈也就是民族心靈的濃縮和積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靈也就是民族的心靈,體現了民族心靈發展的歷史。因此,就本質而言,文學是人類心靈的科學,古代文學本質上也就是人類心靈史的科學。此外,不能滿足于從豐富的文學作品中尋繹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脈絡,還要探明那些消極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導現實,人為消除某些心理環境,從而避免消極民族心理的不良影響。這里的大文學意識并不意味著取消學科界限和專業分工,而是強調在當前信息爆炸的時代,從事人文科學研究必須具有盡可能寬廣的理論視野和盡可能淵博的知識儲備。就古代文學專業而言具體體現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學史與文學理論;二是打通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三是打通古代文學內部各分支學科的聯系;四是打通研究與創作的關聯。
其次,應該具備將方法、主體、客體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從實踐和理論上把握客觀世界,為解決具體課題而采取的途徑和手段的總和,也是聯系主體和客體的中介。古往今來學者的優秀研究成果,總是與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緊密相關。任何科學的方法都具有實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萬能的。方法有其適用的對象,但它沒有事先設定用它進行的研究所能達到的層次,出神入化地運用某種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體、研究客體都有自身規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規定性外,還要尋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澤厚認為:“人們的性格、氣質、背景、基礎、興趣、潛力才能因人而異。。。例如有人適合于搞精確考證;有人更長于提出理論問題;有的長于分析;有的喜歡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靜的客觀描述;有的則不免主觀情感傾向的注入。”[3]他主張在多樣的方法中,尋求到最適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體的規定性只有靠苦讀積累才能把握,在這一基礎上,我們似可采取“需要解決什么問題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為手段,舍筏登岸,決不可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機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觀的限制,又需主觀的努力和識力。也許正因如此,當前古代文學學界我們看到的運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還不多。
再次,應該具有大膽可貴的開放式創新意識。
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建設能夠擁有今日之輝煌,靠的就是歷代具有創新精神的有識之士所組成的這支中間力量的開創性探索,假使沒有魏晉以來大膽主張文學脫離史、哲而另立門戶的有識之士,我國漫長封建社會的文學研究或許長期只是游離于文、史、哲研究之間的“四不像”,假使沒有進行縱橫貫穿、探索規律的開放式研究的有識之士,古代文學研究也只會停留在詩話、詞話式的小本經營;假使沒有建國以來大膽主張古代文學研究應不拘于單一社會學模式的有識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學研究又豈能呈現出千姿百態、豐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當部分學者認為:古代文學并非與現實聯系緊密的前沿學科,在當今市場經濟大發展的新形勢下,已難以像具有實用價值的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等時髦學科一樣,有著施展創新才能的廣闊天地。這種偏見促使一些古代文學研究者在業務上安于現狀不思進取,更遑論去進行創新和開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學作為一門科學,其創新與開拓的余地將永遠是難有窮期的,正如人的認識能力不斷前進而難有窮期一樣。從問題的多端性,可以產生大量新的假設;從問題的伸縮性,可以改變思維;從問題的新穎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傳統方式的解決方法。因此,創新意識的培養對古代文學研究生人才而言至關重要。
上述三種品格,即為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必備的人文素養。與該素養相適應,研究生人才還應該具備扎實的美學、心理學、語言文字學的基本理論和學說史知識,對倫理學、民俗學、民族學、社會學的基本理論和學說史知識也應有基本了解。總之,應最大程度地掌握關于人的學說,尤其是有關漢民族學說的知識。
二、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培養措施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歷經的各種轉變,以及這一轉變對于學術的推進,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與學術界其它領域一樣,上世紀80年代初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撥亂反正僅僅是一場序幕。本世紀初,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掀起的“新方法”熱及“宏觀研究”熱,其意并不是某種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單純倡導,實質上是借助當時思想界和文藝理論界的新的話語方式,旨在清理長期盤踞于古典文學研究中的舊的政治一元論霸權,揚棄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學研究由單一的政治批評轉變為多元的文化、美學、文學批評,同時又不致于影響古代文學的學科地位.,要想實現這一目的的話,新型研究人才的培養對古代文學研究系統的更新轉變具有戰略性的價值意義。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們認為:老年學者和大部分中年學者的知識結構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經定型,能夠使文學觀和研究方法發生根本性轉變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學研究者,其范圍主要包括在高校從事古代文學教研任務的人員,在社會科學研究部門從事古代文學科研的人員,在校學習深造的研究生,大學生以及部分青年業余文學研究者。他們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過廣泛接觸各門人文學科及其前沿動態,并廣泛接觸新科學方法論知識而轉變成新型人才。而在這些人員中,研究生群體是其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如何才能實現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轉變?首要條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當前學術界發展狀況而對古代文學現狀產生的不滿情緒和改革需求,這是轉變的內在動因。此外,必要條件是研究生培養工作中的有關制度和觀念的相應改革,具體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首先是改革傳統的單純傳授知識的教育模式,建構以傳授知識為基礎,以培養創造力為主導的新型教育模式。這種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將古代文學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識而盲于現實,無益新知的“掉書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識的基礎上,充分開動智力去鑒別,評價所學知識,積極運用所學知識,并由此出發去發掘創造新知識。導師可以要求研究生獨立查閱文獻,要求他們針對相關問題寫綜論或述評,并爭取在有關的學術刊物上正式發表。這是一個比較高的要求,是對研究生的閱讀能力、理解能力、歸納與分析能力、漢語的寫作能力的綜合訓練。在指導研究生的過程中,導師還應從多個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況,從入學直至論文撰寫階段,要不斷發現學生在科研基本功訓練上、知識面上的薄弱環節,并及時指出,使之加以充實改進。也要了解學生的為人,并與其及時交流。同時,導師也要主動讓學生了解自己。只有這樣才能及時捕捉研究生思維活動的閃光點,才能有利于開發研究生的創新力和創造力,塑造其創新人格。
其次,與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適應,要調整古代文學研究生的課程設置,并改變教學方式。除了教育部規定的專業課程和基礎課程外,要適當根據學科的相關性以及研究的興趣和要求,廣泛開設人文科學各學科的選修課,對于一些相關性密切且研究生興趣濃厚而本院校卻不能開設的課程,應允許并積極支持研究生跨校選修。所有選修課程都應該采用多提示、低課時的(包括提示學科重點、主要書籍文獻和解疑)的教學方式,而不必進行規定性考試,研究生在學習中確有所得者,可作自選題論文呈教師批閱。只有做到廣泛開設選修課與講授方法的改變相統一,才能使古代文學研究生既不致因課程繁多、考試頻仍而被動聽講、死記硬背,從而泯滅了想象力和創造力,又能夠多、快、好、省地獲得形成創造力所必須的廣厚知識基礎,這一知識基礎也是形成全新文學觀和宏觀研究氣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變古代文學研究生信息相對閉塞的現狀,充分保障其信息來源。不僅保障其一般信息來源,如各類古籍文獻和前人研究著作以及本學科的各種刊物雜志,而且要重點保障那些傳達相關學科前沿動態以及新技術革命和新科學方法論最新成果的信息來源。不僅要保障其靜態信息來源,積極主動地提供各類書刊和網絡資源,而且也不能忽視動態信息來源的攝取,允許、支持并積極組織古代文學研究生參加各種學術交流活動。指導教師不要以自己習慣的傳統治學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學習和思維,不要將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學觀念及其所運用的新方法視為旁門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誤和偏差來否定其研究,而應該在責任中加入對其勇于創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關方面都能對古代文學研究生采取寬容諒解乃至支持的態度,那就必然會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轉變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釋:
[1]周裕鍇:《原文閱讀與經典模擬》,中國大學教學,2006年,第12期。
[2]陳伯海:《中途小識—談談我對文學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識,1993年,第4期。
[3]李澤厚 :《在多樣的方法中找到最適和自己的方法》,《文史專家談治學》,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22頁。
[4]董乃斌:《古典文學研究的當代性和新方法》,《文史專家談治學》,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44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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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讀 課程教學 研究要點
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閱讀（或名“選讀”，下文統稱為“閱讀”）課程，是在尊重文本固有的內容——作者及作品的情感基礎上，以關注學生閱讀個性的養成為出發點，通過構建廣闊的閱讀空間和組織多樣的閱讀活動，最終培養大學生的古典文學修養和相應的人文素質。通常來說，“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閱讀”和“中國文學史”兩部分內容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文學的課程教學。后者是中文系甚至其他相關院系傳統的必修課，其地位的重要性自不必言。然而，長期以來，后者的獨立性甚至課程存在的必要性卻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特別是對當下的大學生而言，課程的吸引力不大。本文圍繞如何提高大學生的學習興趣，從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閱讀課程當前面臨的困難和挑戰及其產生的原因與相應的對策三方面，對中國古代文學閱讀課程研究要點舉隅如下。
一、面臨的挑戰
1.社會大環境：文學邊緣化
從外部的社會大環境來看，文學日益邊緣化。當今社會，人心浮躁，熙熙攘攘，多為利往。在這重功利與實用心態的影響下，由于文學不能帶來直接的物質利益，故其重要性日益為人所忽視。目前是經濟發展與轉型的關鍵時期，商品經濟的實行不但影響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也悄然改變了大學生的人生價值觀及其學習動機。高額的薪酬、豐厚的福利、穩定的工作成為絕大多數人的追求目標。即使是身處象牙塔中的大學生，也在考慮學以致用的問題。考量所學知識對將來畢業找工作有沒有用處、有多大用處，并以此來權衡和規劃自己花費時間和精力的多少。結果很多文科學生，甚至低年級的大一、大二學生，就已經把精力更多地投入考研、考證、培訓班甚至駕照的學習中去。只是由于學校教學計劃的安排，為了完成學分順利畢業，學生才來到教室，心不在焉地聽課，甚至有的同學通堂在玩手機、打游戲、網絡聊天。這一點背后的尷尬和無奈，在中國古代文學閱讀課程的教學實踐過程中顯得尤為突出。
2.學校小環境：課程被壓縮
在市場化和功利化專業設置的影響下，學校的許多基礎課程，特別是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閱讀這樣相對似乎更為冷僻的課程，在大多數大學里更加變得似乎可有可無。中國古代文學閱讀課程教學的重要性普遍受到嚴重消解，以至不得不讓出部分教學時間，甚至被直接砍掉，以保證那些市場反應靈敏、應用性強的時興課程。如前幾年的高級文秘、現在的播音主持等熱門課程的開設。
3.文學教育自身的斷層和割裂
現在的大學生，雖然從入小學起就開始接觸古代文學作品，但是在其后直至步入大學后的十數年學習過程中，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應對考試，因此在學習時采取的學習方式側重字詞翻譯和作品背誦，而忽視文學的審美愉悅作用。更為嚴重的是，長期的被動灌輸，導致不小比例的學生產生了或多或少的抵觸情緒。當步入高校再次面對古代文學作品時，積久成習的學習方式和慣性思維使得學生往往只是被動聽講，放棄了能動思考，更談不上對作品所蘊含的美學價值、人文精神的學術鉆研意識，因此對于作品的認識和理解非常膚淺、很少誦讀甚至根本不細致翻閱古代文學作品。
二、困境產生的原因
1.教育指導思想的制約：中文系培養的是學者而非作家
1925年，立志當作家的李健吾考取了清華大學中文系，時任中文系教授的朱自清先生對其說：“你是要學創作的，念中文系不相宜，還是轉到外文系去吧。”三十年后，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迎接1955級新生入學大會上，系主任楊晦教授的迎新辭語驚四座：“北大中文系不培養作家，想當作家的不要到這里來。”兩處典故的語出文獻雖不可一一確證。但是，“中文系不培養作家”，這似乎已經成了大家今天的共識。雖然有的大學有這方面的努力，但或已經偃旗息鼓。如前幾年，浙江大學聘請金庸做博導，后來無疾而終。近年來，上海大學有“美男作家”之稱的葛紅兵教授開設的“創意寫作課”，其吸引力和能否改變中文系課程教學多年積習的具體效果也有待觀察。
2.教育實踐中的誤區：顛倒了“治學”和“教學”的關系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混淆甚至顛倒了古代文學的“治學”與“教學”的關系，側重對“治學”的努力，忽略了“教學”的要件，也很少考慮現在中文系學生的實際水平。現在這些大學生上古代文學作品閱讀課程之前所讀到的古代文學作品僅限于中小學語文教材，大多數人不能獨立閱讀古文，不少人甚至即使參看現代注釋也看不懂古代詩文。今天的古代文學教學如果還僅僅停留在以“治學”為中心，海闊天空地講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或只是泛泛地講什么意境優美語言清新，那么學生即使把文學史背得滾瓜爛熟，次次考試都得滿分，也無法感受到中國古代文學的真髓和內涵。
2.教育實施者的刻意缺位：為了實現趨利避害的最大化
如今，教師在課堂上講文學史可以盡情揮灑，給學生以知識淵博、角度新穎、新見迭出、氣場十足的深刻印象；講作品選則受文本限制不得隨意發揮，沒有自己獨到的體驗和深厚的功底只能老生常談，令人生厭，甚至捉襟見肘、發言惟艱。所以講文學史容易出彩叫座，而講作品閱讀課程很難弄巧藏拙。同樣的兩極分化也體現在課堂下，體現在學術研究和教材編撰上。從事文學史研究可以名利雙收，選注或解析作品選則吃力不討好，成了明日黃花。在學言學，除去經濟利益的巨大驅動力不談，單純從做學術、培養學術交往圈來看，一套教材的編選，凸顯了主編者自己在主流學界的泰斗地位，大有登高一呼，從者云集的感覺。被邀編寫者或是主編認可其成就，或是被接納，也有蒙受知遇之恩，自感通過教材的編寫，從而進入掌握學術話語的階層。而從事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閱讀的研究者，由于人文學科凸顯個性化的自身固有特征和需求，你認為好，但很難得到別人的共鳴。更嚴重的是，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你越是說好，別人越是唱反調，最后孤芳自賞，斯人憔悴，或主動或被動地遠離了主流學術圈子。
三、對策及建議
1.結合時代特點，把握學生的實際需求以對癥下藥。
當代大學生最需要的不僅是開啟學術殿堂的鑰匙，還有照亮人生旅途的燭光。在古代文學作品閱讀課堂講授實踐中，只有通過智慧的啟迪，才能有效地穿透“時光燧道”，使古代文學在當代社會中重新點燃生命的火光，也使當代讀者同古代賢哲直接發生心靈的碰撞。筆者認為，僅就這一點而言，以五千年文化為積淀、富含豐厚營養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所提供的精神大餐，無論實際的益處，還是吸引力，肯定超過社會上“心靈雞湯”快餐式的閱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打破學生對古代文學作品的無用之見，樹立其有用之貌。當學生對這門課程有了長遠的期許后，其學習興趣就會被大大激發。要做到這一點，必須結合時代的特點，把握學生的實際需求，并對癥下藥。
大學生多是90后的獨生子女，一方面他們被認為是未來社會發展的生力軍，身上承載的責任不可謂不重，然而與重任相對的則是個體能力和素質的不足，甚至低下。除了專業知識以外，具體表現為眼高手低、不能很好地融入團體、抗壓能力差、不愿吃苦。有的學生，畢業兩年換了數十份工作，嚴重影響了個人職業生涯的發展和自信心的樹立。有的一蹶不振，閉門不出。更有甚者，因為一時受挫，就想不開，尋短見。此類事件，屢見報端和網絡，不勝枚舉。
在面對重大挑戰如何樹立正確的態度和找到切實可行的方法途徑，在古代文學作品的教學中，可以針對這一點有側重地進行教學。蘇軾《定風波》云：“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蘇軾之所以為蘇軾，正是因為他能從苦難中超脫出來，更樂觀從容地面對生活。從中可以學習到得出在面對人生的風風雨雨時，與其怨天尤人，不如坦然面對。
再如，講到大學生感興趣的愛情詩詞時，如晏殊《鵲踏枝》的“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就可以聯系到柳永《蝶戀花》中“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還能夠聯想到辛棄疾詞作《青玉案·元夕》中的“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最后可以引申到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的“三種境界”，并引導學生就這三句話結合自己的經歷談談理解。通過交流，讓學生認識到，任何成功都不會一蹴而就，它需要人定好目標，堅持不懈，絕不輕易放棄，最終希望的曙光會在前方出現。以“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的豪邁語句，讓學生感受到意氣風發的恢弘氣勢，從而形成奮發向上的人生態度。
2.注意專業差異性的客觀存在
在進行古代文學作品閱讀課程的講授時，要注意他們專業差異性的客觀存在，有的放矢，進行有意識的教學調整。在授課內容的選擇上靈活機動，結合他們未來工作的需要，激發其主動探索的精神。
比如在給廣告設計專業的學生講授《詩經》中的愛情詩歌時，教師可以有意識地截取電視中常出現的鉆石廣告，分析其中廣告語諸如“鉆石恒久遠，一顆永流傳”中包含的那種至死不渝的愛情寓意。并進一步指出，廣告之所以能深入人心，是因為它們代表了心靈深處的渴求與呼喚。古人那種“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感情，其實正是現代人所不相信但又渴望得到的。好的廣告語的產生，是建立在深厚的人文底蘊和厚重的文化積淀以及對人類共性的準確把握的基礎之上的，而這離不開對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深度閱讀。
再如給旅游管理專業的學生上課時，講授一些古代山水游記的同時，就可以展示一些電視上的游覽錄像，或者結合自己的實際經歷，來分析景點介紹詞編撰的優劣。由于編撰者的能力有限，景點介紹內容錯別字滿篇、常識性的錯誤屢見不鮮，這極大影響了景區的吸引力，可謂是“面目可憎”“大煞風景”。如果是教育基地，則非常嚴重地削弱了其教育意義。而相反，古人的山水游記名篇則言簡意賅，韻味無窮，詠之能歌，可品可賞，故能夠流傳千古，成為旅游勝地廣而告之的招牌語言。這些古代文學作品的重要性對旅游管理專業學生是無可替代的。
3.對誦讀本位的回歸與改革
現在的大學校園，大多時候只能聽到朗朗的閱讀外文書籍的聲音，而以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為主的傳統經典誦讀不經意間已經成了“絕響”。即使是校園廣播里，除了卿卿我我的情歌，就是英語聽力廣播。可以說，古代文學的誦讀氛圍就整體而言，已經所剩無幾，而中國古代文學閱讀課程要順利展開，誦讀是不可缺少的一環。
誦讀是積累的捷徑，是把知識儲存起來的一種最有效的方法。劉勰《文心雕龍·神思》篇說：“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讀得多，積累得自然豐厚。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學習過程中，許多知識是需要記誦的。學生如果在閱讀中能記誦大量的古詩文精品，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做到辭暢意達、文從字順、精思于胸、下筆成章，從而激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形成良性循環，讓古代文學作品閱讀課程的教學走向健康的發展道路。
4.教師要動口也要動手，樹立終身學習觀念
一些博士生，數年間，可以寫出多達幾十萬字的厚厚專人或專書研究的博士學位論文，然而實際上，他可能從來沒有讀完任何一種研究對象的作品注本，更不要說是全本、善本。不能全面掌握研究對象的文學作品，卻寫出了號稱煌煌大作的博士學位論文，這讓人覺得幾分滑稽和無奈，但卻反映了古代文學研究者的一個現實。多年來，各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學，主要是通過“中國文學史”課程完成的，教師只在課堂上天花亂墜地向學生講授一長串線索、一大堆概念、一大批作家，古代文學中的許多經典名篇卻很少通讀過，也很難讀懂。更不要說古代詩、文、詞習作了。有些教師表面看來口若懸河，夸夸其談。事實上，古代文學的精髓是什么，在哪里，他們自己很難知道，更談不上準確掌握并以之育人。教古代文學的教師自己沒有受到過詩詞寫作方面的訓練，成天被論文級別、課題經費折磨得心浮氣躁，致使他們沒有寫這些東西的心境，也就很難具備寫作古文舊詩的能力。大學中文系很多教古代文學的教師一輩子沒有寫過文言文和舊體詩，甚至一輩子沒有寫過一幅對聯，這對中國古代文學閱讀教學是非常不利的。高校提供給教師一個發展的平臺和空間，時間和精力的安排相對來說比較自由。教師在動口講授的同時，還要動手寫作。只有這樣，才能講得深，講得透，講得好！
關鍵詞: 古代文學教學 現代教學技術 實際應用
古代文學教學一直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的課程重點。但是在實際教學中,往往存在這樣的矛盾:學生希望老師更多地采用幻燈、音像等新鮮有趣的材料,而老師則更希望學生可以讀原著、看經典。由于古代文學原著在文字上有一定障礙,使得部分同學興味索然,因而在某種程度上,這個矛盾制約了古代文學教學質量,影響了教學效果。
在長達上千年的發展歷程中,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積累總結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經驗、方法,體現了鮮明的中國特色。對這些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我們要很好地繼承。只有繼承,才能有創新。舍棄或丟掉這些優秀傳統,就等于失去了這門課程的中國特色。但是不能否認的是多年來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理念和教學手段相對落后于其他課程,教學重考據訓詁,常常陷入繁瑣經學。因此教師只靠一兩本教材、一本講義,口耳相傳型的教學模式已經大大落后于現代教育的要求。要保證教學質量,提高教學效果,必須對傳統的教學方式方法進行改革。
隨著計算機、網絡技術的普及,現代教學技術越來越廣泛地應用到高等學校教學中,并凸顯其優勢所在。它不僅豐富了教學手段,而且改變了傳統的教學觀念。當然對現代技術手段的吸收,并不意味著全面的取代,更是要二者相輔相成,所以如何選擇行之有效的現代技術手段是十分重要的。我們完全可以將現代技術手段與原有的教學手段結合起來,使古代文學教學獲得新的進展。以下我結合自己的教學實踐,談談在古代文學教學實踐中現代教學技術的實際應用。
一、幻燈
幻燈是教學重要的輔助手段,它使教師擺脫了傳統粉筆的制約,教學信息的傳達更準確、更清晰。在我對119名文學院學生作的調查中,97.2%的學生感覺幻燈對于學習是很有幫助的。在傳統的教學中,教師以口授為主或者用粉筆簡單地標示重點,由于時間有限,學生課上忙于記錄教師的一言一句,往往筆記記不完整,而且由于古代文學中存在大量生僻字而錯誤百出。加之部分老師有地方口音,所以要想聽清更不容易,更不用說理解。而幻燈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它可以將大量的內容,比如詩歌或者引文呈現在屏幕上,讓學生準確了解教師授課的內容。
但是在使用幻燈時,教師要注意學生會存在往往忙于記幻燈中的內容,而忽視了教師對相應內容分析的老問題。在教學開始時,教師應清晰地向學生講解幻燈教學的特點,說明幻燈是只是用來輔助學習的,真正的重點仍是對幻燈內容的分析與理解。另外,在教學中應該分清主次內容,對于重要內容或者需要學生記錄的內容標識清楚,如用紅色字體或者用紅色方框加以醒目,并且給予學生充分的時間來記錄。
另外,在目前的幻燈教學中,一些教師存在著片面追求畫面效果或者動畫特效的傾向。我認為幻燈畫面的精美,當然會引起學生的關注,但也會使得學生的注意力集中在畫面上,而忽視真正重要的教學內容。所以教學幻燈的畫面應該注意不要過度突出,并且切忌背景的不斷變化。“杜絕濫用現代聲光技術來圖解古代文學的低俗制作,反對媚俗、反對膚淺,追求深度、追求美感、追求高效是我們制作多媒體課件的基本理念”。[1]
二、網絡
網絡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越來越普及,但是將網絡運用于古代文學教學中并不常見,而且對于網絡的作用,部分教師還存在著懷疑的態度。教師正確引導學生使用網絡,將會對學生課下自學起到很好的輔助作用。
關鍵詞：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淺論
國家教育部早在2001年9月頒布了《關于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提高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4號文件，要求全國各高等院校積極推廣使用外語進行專業課教學，以培養高素質復合型人才，實現我國高等教育的可持續發展。其后又出臺了其他積極推動高校雙語教學的政策，使得我國高校的雙語教學持續升溫，西部地區的一些高校也逐步開展了雙語教學的課程。國內高校理工科類的雙語教學實踐及理論建設已初見規模。參照國外（如加拿大等國）雙語教學的具體實踐以及理論，廣大的教育科研工作者對我國高校雙語教學的目標定位、課程設置、師資培訓、學生外語水平、教材選用、具體教學方法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研究，成果較為豐碩。與此同時，漢語言文學類雙語教學卻是地位不明。“雙語教學是指教師在課堂上用兩種語言進行的非語言類的學科教學活動”的界定，將語言類教學活動排除在外，雖然有個別高校（如瀘州職業技術學院）開設過古代漢語的雙語課，但作為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主干課程是否可以使用雙語授課界定顯得模糊。雙語教學研究對中國文學類雙語教學更是鮮有涉及。在很少的開設雙語教學的漢語言文學系部，雙語課針對的課程一般為“外國文學”、“比較文學”、“西方文論”等，其他如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等使用雙語授課的非常少。當然，非常少與沒有是完全不同的情況，至少表明有這樣的計劃及實踐存在著。
關于中國古代文學是否可以以雙語授課不在本文的討論之列。本文擬以高校中國古代文學為切入點，談談高校古代文學雙語教學的相關問題。從目前很少的中國文學雙語教學實踐情況來看，主要存在教學目標定位狹窄、教學課程設置不合理、沒有適合的教材、適任授課教師缺乏以及教學方法落后等多方面的問題。對于雙語教學的認識，首先要明確的一點是：在雙語教學中，要始終堅持知識傳授為主，語言能力培養為輔，學科知識的獲取是主要目的。通過雙語這樣的一種教學模式，獲取學科知識時所使用的媒介不局限于母語，而包括母語以外的第二種語言。這樣，從各個方面給學習者創造更多學習和使用第二語言的條件，使他們在掌握學科知識的同時，能盡可能多地使用需要他們掌握的第二語言。而對于中文專業學習雙語課程（多如對外漢語教學專業）的同學來說，通過對中國古代文學雙語課的學習，可以較系統地了解中國古代文學的文學史和作家、作品，了解相關的文學現象與文學思潮，并且掌握一定的文獻典籍。與此同時，可以充分利用雙語教學的所提供的學習環境，補充外語課的知識與語言能力結合的不足，更好地將自己塑造成為新型的復合型人才，滿足對外漢語教學或者國際文化交流等的實際需要。關于中國古代文學雙語教學的課程設置問題，僅就課時問題略談幾句：一般情況下，如果古代文學的某一階段的一門課程需要耗時54課時的話，理想的雙語教學學時應該在此基礎之上增加20%左右，即65課時左右（視各個學校教學時數要求及學生英語水平而定）。雖然實際授課時數不大可能計劃的非常精確，但適當增加課時確實是必要的。之所以要在基本課時之外增加授課時數，一方面因為與課程內容有關的某些英語詞匯的學習解釋需要占用額外的時間，另一方面因為雙語教學中為了同步提高學生的口語及聽力水平，需要組織師生互動這樣的環節。所以說，只有適當增加授課時數，才能保證完成正常的授課內容，達到讓學生掌握專業知識的同時提高英語水平的目的。此外，還需要注意每堂課中使用英文（或其他外語）講授的時數比例問題。
目前雙語授課有全英文講授或者部分英文講授，因為文學類學科的特殊性，中國古代文學不大可能用全英文講授，或者說全英文講授的效果反而不一定好。按照目前的教學實踐效果來看，英文講授的比例不宜超過50%。實際上，如果把握得當，用30%-50%的英文授課有比超過50%更好的授課效果，這當然是指對學科內容的掌握以及對英文的學習兩方面情況綜合而言。筆者曾經在所授課的班級做過調查，超過60%的學生認為雙語教學中英文講授比例最好不要超過中文，即英文講授的比例不要超過50%。當然，英語講授的比例絕對不是固定的，一般都存在一個由少到多，最后大致固定的模式。雙語教學的備課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備課的方式和內容，首先取決于上課方式。不管采用哪種方式授課，備課過程中，都需要搜集大量的英文資料。目前中國古代文學幾乎可以說沒有一本合適的英文教科書作為參考，市面上或者說網上書店能找的英文中國古代文學類書籍寥寥無幾，可供參考的有馮沅君的AshorthistoryofclassicalChineseliterature（外文出版社出版）和姚丹的ChineseLiter-ature（九州出版社出版），可惜都太簡短，參考作用有限。另外一個原因是價格昂貴，九州出版社出版的ChineseLiterature，一本157頁的書，碼洋達到90元，能不能買到還不一定。所以說，為得到更全面細致的幫助，就只能參考某方面特定內容而非文學通史的書籍，比如賈福相譯著《詩經•國風》英文白話新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的《道德經》（TAOTECH-ING）、《論語》（THEANALECTS），馮友蘭的《莊子》（CHUNAG-TZU）以及許淵沖譯《漢魏六朝詩（漢英對照）》等等。互聯網上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是VictorH.Mair主編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TheColumbia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這當然只是參考作用，比之內容與觀點，個人認為大量的可供借鑒的專業詞匯更加重要。一般而言，國外教材內容豐富，形式新穎，注重學術前沿的發展及最新的科研成果。但是文史類的教材卻更重視已成公論的觀點和邏輯清晰的事實陳述。在沒有更好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教材之前，還是應該以中文的文學史課本為主。現在所采用的文學史課本系統性強、敘述嚴謹、知識體系清晰，整個編寫思路及難度也符合我國學生的認知發展規律，同時也已經為廣大的教師及學生所接受。更重要的是，相應的或者說配套的作品選教材以及其他的專業課教材，比如古代漢語、文學理論等等，都與古代文學課本有著非常緊密的內在聯系及思想理論方面的統一性。
在雙語教學實踐過程中，許多其他學科的雙語教學會優先考慮PPT，因為使用多媒體授課，可以節省在黑板上書寫較長的英文專業詞匯所耗費的時間。另外，也可以避免書寫中的錯誤或者習慣了中文板書而看不清楚英文單詞的問題。但在中國古代文學雙語授課中，個人認為使用多媒體與否各有優劣。使用多媒體的好處無庸贅述：清晰、準確，一目了然，節省時間。但同樣也有不足之處：在PPT上使用大量的英文，包括章、節標題及主要授課內容，那么學生的注意力比之平時更多地集中在PPT上面的英文單詞上，對老師所講解的內容的注意力大為下降。如果PPT上面英文生詞較多時，學生們往往花費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去理解PPT上面的英文內容，而不是跟隨老師的思路及其所講授的內容。在調查中，少數學生還提到這樣的問題：夏天日光強烈時，多媒體的屏幕看不清楚。長時間盯著屏幕看，還會導致眼睛疲勞不適。所以，如果使用多媒體的話，PPT上的內容不宜過多，字體不宜過小，不管是中文還是英文，要使用較深的顏色，一般不宜使用明黃、淺綠或者藍色等不常用的字體顏色。同時要盡可能地使用淺色的、比較亮的模板背景。PPT上面的內容，學生都能聽明白教師講授的英文意思，比如某一章、某一節，可以使用中文；詩、詞等作品一般都只用中文，如上古歌謠《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卿云歌》：“卿云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等。當有些專有名詞或重點詞匯則盡量在中文之后標出醒目的英文單詞。以上大致是使用多媒體的情況。當然，如果不使用多媒體，也是完全可行的。黑板板書中章、節語句以英文為主，而關鍵詞及重點詞匯以中文寫出，同時輔以清晰的英文。
其他的板書組織與中文授課沒有太大的差別。而重要的是，在這樣的氛圍中，對黑板上或者課本中的學習內容，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用英文講授的。學生在看黑板的同時，不用轉移目光，同時就可以注視教師，理解教師的英文講解。在這種情況下，學生的注意力不會很容易被分散。實際上，無論使用多媒體與否。在中國古代文學的雙語授課過程中，更重要的是雙語的授。簡而言之，在引導學生掌握主要的詞匯的英文翻譯的基礎之上，用英文營造出氛圍。在此過程中，包括組織教學在內的大量的課堂語言要使用英語。每節上課，教師用英文簡要回顧復習上節課所講內容，重點詞匯要強調。這樣習慣之后，當老師說到“lastclass（lasttime）wehavelearned……”時，學生已經非常熟悉這些每節課都出現的程式化的英文，而聽力或者說注意力會自然會集中在learned后面的內容上。一段時間之后，學生們應該習慣于這樣的授課方式：黑板或者PPT上，中文是第一章第一節，但老師都只會說英文chapterone（firstchapter），sec-tionone（firstsection），theBookofsongs，而不必費心費力地再去用中文重復：第一章，第一節，《詩經》等。在新內容的學習過程中，一定要摒棄逐句翻譯的授課方式。英語在授課中的作用是理解課程內容的另外一座橋梁，而不是課程內容的英文翻版。教師在課堂上應該盡可能多地使用與教學內容關聯較少的英文，比如：well,so,asweknow,asyouknow,pleasewritedown（指著板書或者PPT中某些內容），Bequiet,order（如果有噪雜聲的話）；在講解作品或者需要學生們翻書（比如袁行霈高教版）看某個注釋時，說openyourtextbook,turntopageXX或者pageXXplease.要學生們回答問題:whowouldliketoan-swerthisquestioninEnglish?或者whovolunteers?上課過程中，當老師完成一段內容講解，問“youun-derstand?”“Youclear?”學生習慣性地回答yeah（當然指的是學生真的明白的情況下）。始終要讓學生感受這樣的英文氛圍，培養習慣于英文氛圍的意識。這樣的英文氛圍的營造實際上并不需要太長的時間，一旦學生了解經常使用的套語，熟悉了授課教師的英語發音，應該會很快熟悉并適應這樣的教學方式。因為除了教師英文口語語音或許存有的個體差異及中國古代文學的專業詞匯的障礙之外，古代文學雙語授課與一趟英文課沒有特別大的差別。有些同學在中學英語課上就已經領教了，只不過對英文基礎好的同學而言困難更小而已。因為涉及到學生的英語能力培養，還有個學生參與互動的問題。如果是一般的用母語講授的古代文學課，提問對學生沒有更多的意味。但在雙語課上，提問并不要求學生提供自己對于中國古代文學某一領域的獨特見解和看法，而只是需要聽懂老師就某個問題的英語發問后，盡量用英語完整地回答。這個問答的過程中，問題的深度一般不大，更重要的是學生的英文語言組織能力和口語表達能力。就算知道答案，而且也有能力用英語講出，對于許多學生來說，用英文回答還是需要勇氣的。所以，完整地或者至少能夠正確而又讓老師和其他同學聽懂地回答問題對同學來說是很有成就感的。另外，對古代文學具體內容的英文講解，需要盡可能多地參照英文資料，這樣可以更全面更準確。
以《詩經》為例，theBookofSongs沒有任何問題，諸本皆同。但是國風就不一樣了，有的本子是folksongs，（民歌，民謠），有的本子是air,“Air”means“wind”or“educating”,Theairsmovepeopleandmakethembetter.意思就是“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毛詩大序）。還有的本子是拼音feng;再如，“雅”的翻譯除了拼音之外，有的本子翻作festalsongs,小雅為minorfestalsongs,大雅為majorfestalsongs,有的本子則把“雅”翻作oads;“頌”有hymnsandeulogies與拼音song，這都需要教師仔細地各個甄別，確定使用哪種翻譯。如果有些專有名詞有多種譯法，有時也可以一一列出，選擇最佳的英文翻譯。如楚辭的翻譯有Chuci,PoetryofChu或者PoetryoftheSouth，而《尚書》有DocumentsoftheElder，Shujing，BookofDocuments，TextsoftheOld等好幾種。同樣需要教師選擇最恰當的翻譯。古代文學作品中的有些經典名句，最好也應該把英文寫出來，方便學生學習體味。如：《論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Donotdotootherswhatyouwouldnotlikeyourself”[1]。鐘嶸對古詩十九首的評價“可謂幾乎一字千金！”（《詩品》）“asinglewordisworthathousandpiecesofgold”等等。此外，對于中西文化差異引起的翻譯問題，有時也可以適當加以探討。比如：《秦風•蒹葭》中“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我們想當然地認為“伊人”應該是女性，但在一些英文版本中，“伊人”卻以男性的面貌出現，WilliamJennings的版本：“Onewhomtheyspeakofas‘thatman’，Somewheretheriverranged.”理雅各翻譯作：“Him,themanIhaveinmind,BythiswaterIshouldfind.”[2]另一國外版本翻譯作：“Mybelovedsodeartome/Issomewherebeyondthewa-ters.”后面緊接著點明了是他：“UpriverIsearchforhim,Thewayisarduousandlong.”但是國內的翻譯，比如賈福湘的毫無疑問地是：“atthewater’sedge,aladywhomIlove.”[3]這個現象可以作為一個較特殊的例子，以提問的方式去引導學生思考，這當然也是一個很好的互動話題，可以從《詩經》的接受史角度去探討，也可以向中西文化的差異，中西情愛心理的不同延伸。
一般我們理解此處翻譯的不同鑒于這樣的理解：此處國外版本的翻譯一般還是比較重視傳統的解釋，比如說毛詩和鄭箋。而國內的《詩經》研究、接受以及英譯經過很長時間的發展過程，已經從漢儒的解經發展到今天的依據文本內容而闡釋《詩經》（當然不能忽略歷史背景）。《毛詩序》云：“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從政治說教著眼，漢鄭玄箋注云：“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更加確定“伊人”為“知周禮的賢人”。到宋代解釋就比較靈活寬泛了，朱熹認為“言秋雨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沒有明說伊人指的是誰。到清代姚際恒的《詩經通論》和方玉潤的《詩經原始》繼承毛詩鄭箋注，都說這是一首招賢詩，“伊人”即“賢才”：“賢人隱居水濱，而人慕而思見之。”或謂：“征求逸隱不以其道，隱者避而不見。”今天雖有學者仍力主此說，認為“伊人”就是“賢人”，但一般認為“伊人”實際上就是“戀人”，如高亨、程俊英等學者對“蒹葭”的看法均持“戀歌”之說。在這種情境下，依據一般的男女情愛心理及表現，“伊人”自然就是女性形象了。有些翻譯則盡量忠實還原人物身份，如《鄭風•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理雅各翻譯作：“Youstudent,withthecollarblue,Longpinesmyheartwithanxiouspain.”再翻回中文大致為：“你這藍（青）領子的學生，讓我焦渴的心長久地憔悴痛苦。”遠沒有詩的含蓄悠長的情致和興味，但是student這個詞從中可以引導學生理解“子衿”，一下子記住主人公所思所戀者的學生身份。
參考文獻：
[1]ArthurWaley.TheAnalects[M].Beijin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1998：145.
[2]賈福湘譯著.詩經•國風英文白話新譯[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282.
關鍵詞： 高校文學課堂 教材使用問題 教育改革
現代課程論認為，教師不應只是課程的執行者，而應成為課程的開發者、決策者。因而，對實現課程目標的重要資源――教材作創造性的理解和使用已是時代的要求。高校專業必修課的教師，應確立以人為本的理念，通過創造性地理解和使用教材，促使學生在知識、能力、情感、價值觀等方面得到新的發展。我以高校中文系必修課程《中國古代文學史》為例，結合自身的教學實踐，談談對創造性使用教材的幾點淺見。
一
首先，教材是實施教學必不可少的資源。教師對教材的解讀，關系到教學目標的實現。教師對教材的解讀過程，就是教師運用抽象思維對教材解剖、分析、加工的過程。因而教師的思維方式是否科學，對教材解讀至關重要。以《中國古代文學史》為例，就授課講述方式而言，不外乎按時段和按體裁兩種。文學史本身非常駁雜，時間跨度巨大，為了講述的方便，一般高校都將《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按照朝代劃分為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四個時段，各時段的教學一般亦由不同的專業教師擔任。以知人論世的思路，循著歷史的時序講述文學史，固然遵從了文學史發展的自然時間主線，但同時也帶來不同時段的各體文學之間的聯系被切斷的弊端。而另一種講授方式，是將文學史劃分為詩、詞、文、小說、戲曲等文體，揭示文體的體式結構和發生、發展、興盛、衰變的詳細過程及其規律。這種講述方式依照追源溯流的思路，從文學傳統的角度分析文學作品，縱向勾勒文學史的軌跡。而從現實的角度看，高校使用的文學史教材大致都是按照“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觀念演繹，若教師在實際的課堂教學中，以自己設計的、按照文體流變的方式講述，那么，教材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可見，分時段和分文體兩種講述方式，各有優劣，單獨采取任何一種講述方式，似乎都難以產生最佳效果。因此折中的方式是，先分時段，再分文體，即各時段的專業教師按照文體講授。例如，明清文學史的講授，可以先講明清詩、明清詞、明清文，再講明清小說、明清戲曲。通過文體變化與作家創作相結合,以文體發展演變為經,以時代思潮和作家創作為緯，呈現中國各體文學發展變化的歷史全貌。
其次，就文學史教材本身而言，雖然不同作家的主次關系已有區別，并給予不同的篇幅來闡述，但從整體上看，以朝代為綱的結構模式仍然是力求面面俱到，這當然可以說是文學史書寫的要求。在教學實踐中，教師不得不對教學進度做適當、靈活的調整，從而對作家、作品有選擇地講解。這需要科學地論證與確定。就目前而言，教師對教學內容的選擇一般依據發給學生的教材而定。在講析文學史時，分精講與泛講兩種方式，精講是“點”，泛講是“面”，點面結合，精粗結合。對于文學史常識或文體綜述部分講解一般采用泛講。而對最能顯示本文體特色、最能反映當時文學思潮特點、最能使學生在思想認識與審美認識方面得到最大收獲的作品及最能說明文學發展的某種現象和規律，大多采取精講的方式。例如，講授唐代詩歌時，杜甫詩歌因其思想和藝術上的成就，成為講授的精講部分。教師注重對其具體作品的解剖由語言至形象、意境，再由形象、意境及其組合進一步深入到文本的情感內蘊和文學意趣。而對于同一時代的“初唐四杰”、“大歷十才子”等作家作品，則幾句話匆匆帶過。實際上，由于客觀的文學史與以文獻方式流傳下來的文學史，其差距可能是非常大的，因此即使是文學史書寫者的理解也是有限的。比如，東晉一代，從散文上看似乎是很枯萎的一個時代，保留下來的詩文似乎很少。但如果看《隋書?經籍志》，我們會發現當時文人創作的作品其實很多，問題在于許多作品沒有流傳下來。而后世的鐘嶸、沈約等人，他們認為玄言詩不值得流傳，所以像《昭明文選》這樣的文獻都不予編選。可見，在研究中古文學史時，特別受制于傳世資料，受制于后代編輯者的眼光、他們的選擇和審美取向。唐代以前主要靠抄寫，無法大量保存。宋代以后印刷業發達，很多文人可以印刷自己的文集，不用完全依靠選本來保存自己的作品。一個人如果有資源，可以將自己的作品印刷很多，總有機會流傳到后代。但是，這不能說明北朝文學創作本來就很少、質量很差，而且都是諸如詔書、檄文等質木無文的公文，從而得出北朝人不怎么創作文學作品的結論來。
二
由此可見，教材并非教學內容取舍的標準，它更取決于教師個性的發揮。面面俱到抑或突出重點，應該是教師在制訂教學策略時所考慮的問題。教學策略因人而異。有的教師講稿寫得很詳細，有的教師只寫一個提綱，照樣講得很好。全面、有頭有尾地講授理所應當，但一門課，即使有頭無尾，只要對學生有很大幫助，也不應受到指責。教材存在的好處，在于使學生了解某些重要的基本事實，而不應成為說教的依據。過于依賴“大而全”的文學史教材，照本宣科，學生獲取的往往只是零碎的文學史細節和片段。以講授中唐詩歌與白居易為例，文學史要照顧的話題太多，不得不隨著這些話題的變換而經常變換文學史的自然時間主線。往往在講到白居易的詩歌創作情況時，詩人出場一次，講到新樂府運動時，詩人又出場一次，順序紊亂，不利于呈現詩人的創作歷程。
此外，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在今天這樣一個講究實用功利的時代，文學史教學處于一個相當尷尬的境地。目前高校的文學課堂仍然不能擺脫應試教育的束縛，致使教師的發揮空間十分有限。就中國古代文學專業課而言，目前高校的教學效果評價標準仍然采用傳統的考試方式，考試的題型、題量大都依照院系所規定的模式設置。而盡管尚未踏入社會，大學生們也普遍感受到年輕人面對現實壓力的焦慮感。為了避免離開象牙塔的庇護就遭遇生存與生活的窘境，大學生的學習態度也趨向現實與功利。文學史教材在很多學生眼中只不過是復習考試的載體，學生僅僅希望通過有本可依的學習方式來贏得較高的考試成績。如果不是由于復習考試，并不會有學生會關心教材的存在與否。應試教育的后遺癥揮之不去，使得原本意在拓展學生知識視野的教師，囿于教材的藩籬，索性一味灌輸，開展“填鴨式”教學，而對某一研究領域學有專長，致力于將自己某方面科研成果轉化為教學內容的教師，不得不改為面面俱到的方式授課。
三
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由教材使用問題折射出的高校文學課教學亟待改革的隱憂。高校文學課堂教學改革是一個長期而系統的工程，需要學者、學校、教師、學生等各方面的共同不懈努力。
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文學史編寫者立場和思路的轉變。就立場而言，我們必須明確，文學史的編寫理應立足于文學本位來探討“歷史上的文學”。對于編寫文學史的學者而言，反思以往文學史的成就與不足，突破口就在于把“歷史上的文學”的“文學性”揭示出來。這樣，“歷史”退回作為背景的相對次要的地位，而突出文學之為文學的藝術特征，即著重對歷史上的文學進行藝術式的研究而非歷史式的研究。在這方面，有很多學者的成功嘗試為文學史的編寫工作提供了新思路。2001年，趙義山、李修生主編的《中國分體文學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這部由全國9省市13院校20位學者共同撰寫的《中國分體文學史》堪稱一部滲透“回歸文學本位”理念的文學史。它由《詩歌卷》、《散文卷》、《小說卷》、《戲曲卷》四卷組成。在每卷之中,又按文體分為三編，如《詩歌卷》分為詩、詞、曲三編；《散文卷》分為散體文、賦、駢體文三編；《小說卷》分文言小說、話本小說、章回小說三編；《戲曲卷》分雜劇、南戲與傳奇、亂彈三編。該書打破了以往文學史在敘述作家、作品時從思想性、藝術性兩方面著眼的傳統模式，而是對某種文體的基本特征、美學意義，以及文體的起源、形成、演變、發展的全過程作了非常詳盡的論述。《中國分體文學史》既彌補了高校現行通史類文學史的不足，又為文學課教學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
其次，目前在功利化辦學理念和應試教育的固定模式影響下，高校教育目標日趨狹隘，教育評價標準日趨準日趨單一，教師的工作成績、學生學業水平，都不可避免地成為教師職稱、晉升時的重要砝碼，教師不得不依照院系指定的教材授課，遵循傳統教學目標設置課程目標、課程考試方式和題型。不但如此，在課堂上，教師還要滿足甚至迎合學生的聽講需要，難免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出現“教師厭教”的現象。權威的指揮棒扼殺了教師的創造力，難有個性空間。應試教育不但制約了學生的個性發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教師隊伍的素質水平的提升。就高校而言，為教師成長提供最佳空間，為社會的良性發展不斷提供最大的創新動力，應該是其重要職能。因此，高校應重新審視自身的辦學理念，為教師“減負”，給予教師更多的自主空間和個性自由，鼓勵教師在教學實踐中充分發揮潛能，獎勵其在教學和科研方面取得的成績。更多個性化人才的出現，必將有助于良好教學氛圍的形成，為高校和教師帶來雙贏的局面。
再次，在文學課教學中，教師的講述應主要著眼于文學作為一種藝術美文的本質特征和文學自身的特點和規律，而不是主要著眼于跟文學相關的其他社會文化現象，即使對某些文學現象進行分析和研究也要運用社會學和歷史學的方法，但應當注意最終必須落腳到文學。文學是以語言為媒介的藝術樣式，以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語言為例，既可從討文學作品中語言的特征、語言的組織的角度，探討語言與意境構成、形象塑造和情感表達的關系，又可以從語言變遷的角度，探討語言于文學發展的影響等等。總之,只有真正關注作家的創作時的心靈歷程、文學作品的美學特征，關注作品的思想內容與社會影響，強調作家、作品的歷史地位及其對后世的影響力度，才能體現文學作為一種藝術美文的本質特征。
最后，將文學史知識送達學生并不是文學史教學的最終目標。開設中國文學史課程的重要意義就在通過對中國古代文學傳統的梳理，加強學生的審美能力和文學感受力，培養學生的古代文學作品的閱讀、鑒賞和分析能力，提升提高文學素養培養。而以往以應試為目的的教學，通過在課堂里對教材的學習，學生越來越依賴于文學史，最終難免變成視野狹小、思維萎縮、專啃死知識的“復印機”，似乎高適只寫“慷慨悲涼”的邊塞詩，白居易也只有《長恨歌》那樣的諷喻詩，而唯有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才能代表中國古代文學的成就。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曾尖銳地指出：“大多數學生及讀者大眾都受到簡體字的局限，或者越來越多地依賴于白話注解和翻譯，這給學術界一種權力來塑造中國的過去，也控制了大眾與這個過去的接觸。在教室里，還有對于那些沒有上過中文系，但是對古典文學感興趣的讀者，這個過去是被‘五四’一代的欣賞口味這一中介所極大地調劑的。”若大學生不能做到拋卻浮躁的心態，有意識地加強對原典、舊注作家全集的閱讀，全方位了解文學的面貌，將難以扎實打下中文專業必須具備的知識體系，文本解讀能力和審美能力的提高也將成為空談。
參考文獻：
［1］戴燕.中國文學史：一個歷史主義的神話.文學評論，1998，5.
《中國古典文學的時代特色》是必修三的第三課，展示了春秋、戰國、漢、唐、宋、元、明清時期的主要文學體裁或成就。指導意見的教學要求：①基本要求：知道《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文學成就；了解中國古代不同時期的文學特色。體會古代中國文學的多姿多彩，感受古代中國不同歷史時期文學的美感。②說明：……關注屈原、李白、杜甫、蘇軾、關漢卿、曹雪芹等創造了中國古代輝煌文學成就的代表作家。中國古典文學是中國文明古國的重要內容，通過對本課適當的問題設置可以改變傳統的教學主題，讓學生在對話中認識古代中國光輝燦爛的文學價值，感悟民族文化的優秀。
一、核心材料設置問題引領全課，激發學生學習的主動性
一個良好的設問，往往是學生進人學習狀態的良好開端，將會使學生產生急于求得解決疑難的欲望，從而保持較強的注意力和興趣。同時為最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將學生的生活與本課結合的設問呈現出來，助推其主動學習的欲望。在上《中國古典文學的時代特色》一課時讓學生聽一首較熟悉的歌曲，你聽到的是什么歌？作的詞來自哪里？這首詞是什么朝代的?宋代文學成就最突出的是詞，其他的朝代呢？引出王國維《人間詞話》中的一段話：“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后世莫能繼焉者。” 接著圍繞這段材料進行有效性的問題設置：結合本課內容，請回答“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有哪些文學，它們有哪些代表人物的哪些代表作品？“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指什么，它們的地位影響如何？ 通過教師預先設計好的表格，讓學生帶著這些設問自主梳理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脈絡，同時又引導學生掌握將材料與課本知識相結合的論由史出的辯證方法。
二、重視設問的課外拓展，提升史學研究方法的能力
歷史學研究的方法有基本方法：史料的搜集、考訂和編次；分析方法：①結構分析和階級分析；②其他方法：社會學方法、心理學方法、計量分析方法、基因分析方法、考古學方法、地理學方法、人類學方法、民族學方法、民俗學方法以及自然科學方法；論證方法：論從史出，史論結合。又引“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后世莫能繼焉者”，設置問題：你能結合教材中的原句論證這句話嗎？王國維的這段話說明我國古典文學有何特點？引導學生透過感性的認識理解我國古典文學特點之一就是時代特色性。接著展示三則相關的典型材料，結合材料請你歸納出文學特點的原因是什么即為什么會“一代有一代之文學”？通過解決以上這些材料設置的問題的過程中，學生明白了文學作品因能反映作者生活時代特征而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同學生的視野被大大拓展，也理解了結構分析方法，提升了史論結合論證的能力。
三、強化問題意識，提高學生的探究能力
再引“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后世莫能繼焉者”，思考：宋元明清不同時期有類似的歷史背景卻出現不同文學特色的原因是什么（即出現不同文學體裁的原因）？通過這部分的問題設置，使學生在主動參與課堂探討的過程中懂得當一種文學體裁發展到高峰難以被逾越時,繼承的后人往往會突破原有的體裁而另創新的體裁去發展文學。這樣也推動了學生在感悟知識的廣博性和思辨性的同時理解文學格式是與時代相關的理性認識。接著展示一組歷代描述愛情的作品片斷，激活學生的思維，引導學生進行比較，歸納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有一個共性就是無論是哪代的文學都離不開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種文學風格。通過以上問題的強化，學生在感受不同時期文學美感的同時對歷史問題的敏感度也大大增強，得出我國古典文學特點還有重要的一點就是延續、繼承創新性。然后讓學生再一次閱讀這一組歷代描述愛情的作品片斷，設置問題：你發現這一組作品有什么變化？通過這一設問引導思考認識中國古典文學發展的主要趨勢是從高雅、貴族化到通俗、平民化的過程。同時強調發展的是主要趨勢、主要潮流，并不意味著高雅文學的存在就沒有通俗的文學存在，反之同理，兩者是并存的關系。最后教師提問中國古典文學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主要發展趨勢？教師再次展示“二、”中的三則相關的典型材料，調動學生進行深入地探討、反思，最終使學生全面理解了仍是時代中的商品經濟，社會市民階層的擴大、統治者的政治因素（尤其是后者）起作用的結果，即文學主流與人有關的理性認識。既然文學格式（體裁）與時代相關，文學主流與人有關，學生也就徹底地領悟了“后世莫能繼焉者”的真正內涵。
四、質疑學習成果，促進認識深化
(一)在中國古代文論中,“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術語。最早使用“氣”這個概念的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曾子:“出辭氣,斯遠鄙債矣。”o當然,曾子所言之“氣”是指日常說話的言辭聲氣。當以合于文合于理為貴。清劉熙載的《藝概》評點說:“此以氣論辭始。”繼曾子之后,孟子又提出:“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的知言養氣說,對后代的以“氣”論文具有較大的影響,但他并未鮮明地把氣運用于文學。他之所謂“浩然之氣”,是指一種“至大至剛”、“塞于天地之間”、至高無上的精神境界,是一種“配義與道”的最理想的道德規范。真正把以前論人和自然的“氣”正式引入文論領域并開以“氣”論文之先河的乃魏文帝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曹丕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著名論斷,不僅第一次用“氣”這個詞來品評同時代的作家,而且對“氣”的特點作了一些理論上的探討:“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這里所說之“氣”的含義雖眾說紛壇,但大至都認為是指作家的氣質才性。這種“氣”形諸作品,便成為其風格。曹丕的“文氣說”,可以說是我國最早的風格論。他最先看到了作家的個性氣質同作品風格之間存在著相一致的關系,認為文章的風格決定于作家的氣質才性,由于作家們“引氣不齊”,所以不同的作家作品也就呈現出各自不同的風格。因此,曹丕論作家作品時,便首先著眼于作品的獨特風格。他對建安七子詩文的評論,就是這些看法的具體體現。“王集長于辭賦,徐干時有齊氣”,“應場和而不壯,劉禎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這些作品的風格之所以各異,皆由于這些詩人所秉之“氣”不同。所以曹丕在《與昊質書》中評徐干“辭義典雅”時,便特別注意徐干的“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的個性;評孔融的“體氣高妙”,更兼及他的風格與個性。曹丕認為,作品之所以會“引氣不齊”,是因為“氣之清濁有體”,是因為“巧拙有素”是導源于個性的,所以作品的氣便“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是“不可力強而致”的。這樣一來,不同作家的作品就必然會有不同的“氣”;而彼此相比較,也就會體現出各自的長短和差異。這是很自然的。可見,曹丕在評論作家作品時抓住了決定作家整個精神面貌的總根源—“氣”和作品的聯系。這顯然是對前人所作種種探索的一個理論總結,也啟示后人從作品整個精神世界的總體上去認識、把握和概括作品的基本特色。
曹丕雖然提出了這個關乎到作家氣質才性和作品風格關系的理論問題,但他并沒有看到形成這種氣質才性的客觀條件,沒有看到“巧拙有素”決不僅僅取決于作家的個性,更重要的還取決于作家的社會實踐。這顯然是一大缺陷。不過,曹丕把“文氣說”運用于作家作品批評以及建安七子寥寥幾十語的文人評傳,顯然前無古人,其草創之功是不容忽視的。盡管“文氣說”的提出有天才論之嫌,盡管對建安七子的評論不那么妥貼,但在當時所有的文論家都只是圍繞著政治盛衰對文學的影響討論問題,幾乎還沒有人注意過各個作家之間在風格、個性等方面差異的特定歷史時期,曹丕這一創舉是不同凡響的。這一理論對后代的影響很大,劉勰的《體性》《風骨》等篇與之有著明顯的淵源關系。
劉勰的“以氣論文”深受曹丕“文氣說”的影響。盡管劉勰以氣論文之內容要比曹丕豐富得多,復雜得多,但主要還是建立在“文氣說”的基礎之上。可以說曹丕“以氣論文說”的胚胎到了劉勰才真正發展成為系統的理論,因此,劉勰筆下之“氣”與曹丕所說之“氣”,有著一脈相承之處。
在《文心雕龍》中,“以氣論文”的精神貫串全書。劉耀所言之“氣”,既指作家的精神元氣和包括氣質才性在內的創作個性,也指作品中由作家的創作個性所體現的藝術特點和風格。劉勰很重視探討“氣”的特性,注意分析“氣”在創作過程中的作用以及“氣”對作品成敗得失的影響。無論是在敘述和總結創作理論問題時,還是在分析文體特征、評論具體作家的藝術成就以及作品的藝術風格時,劉勰都一再強調“氣”的重要性,對“氣”從理論上多方面地提出了自己的新見解,從而深化和發展了曹丕“文以氣為主”的論述,使“以氣論文”開始成為中國古代文論史上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
劉勰“以氣論文”的主要內容之一,是把“氣”提高到文學創作的必要條件之高度來認識,從理論上論證了“氣”在創作過程中的重要地位,從而揭示出“氣”在創作中帶規律性的意義。他在《風骨》篇中詳細分析作品風骨形成的原因時指出:“結言端直,則風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劉怒認為,風骨作為文學作品所特具的藝術美,與作家之“氣”有著密切的關系。作品所以要以“氣”為主,是因為有氣就有風骨,“氣是風骨之本。”?因此,要使文學作品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使讀者享受到剛健有力的風格美,就必須在具體創作中做到“結言端直”和“意氣駿爽”,即要求文學語言端莊準確,要有骨力,要求作品表現出高昂爽朗的意志氣概。“結言”若不“端直”,“意氣”若不“駿爽”,就會損害作品的成就,使之因缺乏風骨這種剛勁、質實的美學特點而成為平庸之作。因此,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唯藻耀而高翔,因文筆之鳴鳳”,成為文章中的鳳凰,作家必須“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在創作過程中一定要有鮮明的創作個性,做到文辭剛健,內容充實,這樣的作品才能閃發出新穎的藝術光采,獲得創作上的成功。反之,若“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風骨》),作家的創作個性就會象枯禾一樣萎蔽,作家的氣質就會象干癟老頭一樣枯寂和死氣沉沉,其結果必然導致創作的失敗。
劉勰“以氣論文”的主要內容之二就是指導批評者們正確分析品評具體作家作品及文藝現象。和曹丕一樣,劉勰認為作家之“氣”決定著作品之“氣”,“辭理庸攜,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體性》),強調作家的“氣”與這個“氣”體現于作品中所呈現出來的藝術風格是“表里必符”的。因此,劉勰在許多論述作家作品成就的篇章中,都充分注意到“氣”的作用,強調不同的個性鑄成不同的風格,作家的風格與作家的先天氣質很有關系。《才略》評阮籍的創作才能是“體氣以命詩”,具有鮮明的氣質和創作個性,因而其詩的特點是“響逸而調遠”(《體性》),達到了“阮旨遙深”的高格;而孔融的創作特征是“氣盛于筆”,所以他的文章“辯給足采”(《沫碑》)、“氣揚采飛”(《章表》),藝術格調鮮明突出;賈誼的作品言辭簡潔而風格清新,是因為他個性豪邁,“賈誼才穎,議愜而賦清”(《才略》),司馬相如的文章說理夸張而辭藻過多,是因為他個性狂放,“長卿之徒”,“麗而繁句”(《物色》),揚雄的文章內容含蓄而意味深長,是因為揚雄性格沉靜,“‘揚雄悠遠,理贍而辭堅”(《才略》)。正因為作家的創作個性決定著文章的風格,因而不同的作家作品便呈現出不同的風格。“若總其歸涂,則窮數八體:一日典雅,二日遠奧,三日精約,四日顯附,五日繁緝,六曰壯麗,七日新奇,八曰輕靡。”這是具體區分文章風格的最早而比較系統的論述。
論文關鍵詞：虛實；創作；隱秀；“永明”詩風
一、關于范疇研究的文學土壤
中國古代文藝美學、文學理論中許多重要范疇，與古代哲學有著直接的親緣關系，是在哲學的影響下實現轉化并被廣泛應用的。古代文論中“虛實”范疇的提出、形成以及歷經千年的發展與演變，莫不與道家和佛教哲學息息相關。但古典文論中范疇的形成，其涵義的豐富與革新，又并非全部來自思想與哲學史，麗與文學創作密切相關，受著文學實踐活動這片豐厚土壤的滋潤和培育。對此，當前學界常常割裂了虛實與創作活動的密切關系，或者說對其發展、演變歷程中與不同時代創作實踐的互動關系，還研究得不夠。
一些學者論“虛實”時通常先從先秦哲學、美學中尋找其源頭，但恰恰忽略了古典文學創作的深厚土壤，詹福瑞認為近年來古代文論的研究“多比較重視文學理論范疇的哲學淵源，然而卻忽視了影響文學理論范疇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即文學創作的現實基礎。其實這種忽視是很不應該的，毋寧說是對理論與實踐、文論范疇與文學創作的一種割裂。黨圣元先生談到:“以文學創作為核心的文學現象，是文學理論認識的對象。比起哲學范疇，文學創作對文學理論的影響似乎更為直接、更為具體。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中的許多問題，多從歷史與現實的文學現象中歸納總結出來，建立在創作實踐的基礎之上。”應該說，哲學思想和文學創作同時置身于時代政治、社會思潮和士人生活共同構成的個文化場，它影響著某一個文論范疇的內涵與發展，只顧及一方必然會產生偏執。
虛實范疇是古代文論中一個異常復雜而又極具民族特色的元范疇。其含義在千年演變中不斷擴大、增生，具有極大的派生可能性，并作為一種藝術表現手法被廣泛地運用于各種藝術門類。胡立新等人曾對其多重不同義項進行過系統而詳實的盤點，著重評析了其中八種常用義項，但這只是種橫向層面上的歷時性總結。文論作為對文學活動的一種總結，作為對文學思想的一種提煉和升華，也是一個不斷深入的進程。“虛實”范疇由于打上不同時代哲學思潮、時代精神、審美心理或文學創作的印記，在不同時期有一個不斷充實、完善和改造的過程，在不同階段的含義指向是有所側重的。在魏晉六朝時期，隨著玄學之爭與文學創作活動的繁榮，虛實范疇實現了由哲學、美學向文學、藝術范疇的重大轉變，偏重于創作中的情景關系、主體素養與構思心態等。這里，筆者著重談談在魏晉六朝時期虛實范疇的產生發展及與當時文學創作的互動關系。
二、“虛實”在魏晉六朝發展原因探秘
道家哲學對“有”與“無”的認識直接構成“虛實”范疇的最初淵源。《周易》陰陽觀具有涵蓋萬事萬物的最高抽象符號的意義，它開啟了虛實的辯證思維，也賦予了其詩性特征。在虛實范疇真正廣泛運用于文藝領域之前，還存在一個由哲學、美學到文藝、文學的轉向問題，這是虛實發展史上至關重要的一步。這種轉變就發生在魏晉六朝時期，是直接由魏晉玄學論爭引起的，并且在實現這種轉變之中和之后，人物品評、言意之辯又為之注入了新的內涵，使虛實內涵在此階段大放異彩，呈現出全新的格局。
(一)玄學思想促進虛實由哲學、美學向文學和藝術領域轉變。漢魏時期，因社會動蕩不安，政權更迭頻繁，斗爭黑暗激烈，兩漢經學也隨著漢帝國的崩潰而衰落了。士人們在激烈的社會變革面前生死無常、得失驟變，思考了許多新的問題，在哲學本體論、社會倫理觀、人與自然的關系等方面，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而魏晉玄學正是這一時期形成的一種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其核心是老莊學說，主張順其自然、清靜無為的老莊思想，尖銳地否定儒家綱常倫理，鄙視塵世間的沽名逐利、爾虞我詐，并以“心齋”、“坐忘”之法作“無待”之游。
玄學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人，他們論證了本末、有無、言意等問題，把哲學上升到純粹思辨的高度。尤其是其中有無、言意等范疇的討論，極大地充實了虛實范疇的含義，導致了虛實范疇由哲學美學向文藝、文學范疇的重大轉變。玄學思想的發展前后經歷了幾個不同階段。其中以何晏、王弼為代表的貴“無”思想則將宇宙生成這一問題放在哲學、美學的層面來探討，這對虛實范疇由哲學向美學、文學轉變產生了重要影響。莊子論哲學總在努力地拋棄“有”而專注于“無”，正是在這點上，他比老莊走得更遠。這使中國后世文藝創作及批評相對地更加重視對虛境的營造和品味。
(二)人物品評引發的“形神”、“氣韻”范疇對“虛實”的啟迪。人物品評的淵源和發展，非本文所論，這里集中探討它在魏晉六朝時期對虛實發展的影響。雖然先秦時期人們將人物品評運用于相書，以對人物的禍富、壽天等進行評論、預測或議說，具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其中已包含將人物的內在精神(虛)同外在形體相(實)相聯系的合理內核。東漢時期，由于選舉、提拔、任用人才的需要，人物品評正式成為一種有意識的社會風尚，并因曹操倡導和影響，實現了由重“德”向尚“才”的重大轉變。劉劭作《人物志》，分析了人的筋、骨、氣、色、儀、容、言(可見、可聽之“實”)與內在智慧、德行、情感、個性(憑借意識、心靈和思維等感悟的“虛”)的關系。自何晏始，人物品評便迅速從鑒別、任用人才的政治需要轉向對理想社會、人生意義與價值、人物個性與才能的哲學探討和審美品評，并且在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的一大批玄學家的推動和踐行下，人物品評開始帶有與追求理想人格和生活態度相聯系的審美性質。
這種品評人物的“神鑒”法，器重人的內在神和理(虛)，而不太在意外在的形和名(實)。要求憑借形，但又不局限于形，而須于凡形中見出奇神來。《世說新語》品評、識鑒人物尤其注重風神，當時在對“人”的審美鑒賞和評價中對“虛”(人物神韻之美)是異常地器重，這不僅影響到當時文學創作和品評，還波及繪畫等藝術領域。這是一種非常富有價值和意義的轉向。可以說，自此以后，中國古代藝術家乃至一般士人都在魏晉六朝開拓的“虛”之美中進行不斷探索，熔鑄著他們的創造精神和生命追求，寄托著他們的人生理想和藝術境界。
而魏晉六朝“氣韻生動”的命題要求繪畫生動地表現出人的內在精神、氣質、格調、風度，賦予藝術對象一種生命運動力，必須有某種“虛”之美，“虛”之況昧，而不在于外在環境、事件、形狀、姿態的如何鋪張和描述，太“實”則作品缺少個性、張力和靈動。這對當時虛實含義的更新有一定的影響。不過，“虛實”當時在兩個層面上涵蓋了“氣韻”、“神韻”以及“形神”范疇，或者說其涵義有主體才情素養和欣賞詩味虛美兩個層面。
(三)言意之爭引發對“虛實”內涵的拓展。在王弼“貴無”的哲學思想中，語言論意義的言意之辯又與本體論意義的有無之辯相輔相成。言意之辯引發藝術家對意的不懈追求，又為這一階段虛實范疇中創作主情思潮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玄學在認識論上足以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為基本方法的。王弼關于“言一象一意”三者關系的論述源于莊子的“得意忘言”論，但又融合了易傳的“立象以盡意”之說。“王弼的明象把玄學的貴無引到文學理論中，直接帶來了文學理論的得意忘言以及重神輕形”。這為魏晉文論家總結創作中如何處理好外物攝取(象)與情感傳達(意)，即當時“實”與“虛”的關系，如何生發出一種“味”來，從哲學的層面提供了理論先導。
可見，虛實思想在魏晉六朝時期的形成和豐富，是得益于玄學思想、人物品評、言意之辯形成的磁場的共同作用。玄學之爭根本一實現了這一范疇由哲學、美學向文學和藝術領域的重大轉變。并且，玄學思想中言意之辯促使人“忘言”后去捕捉“意”，及人物品評思潮誘導下的重神輕形等，都極大地開肩了“虛”的范圍，部分元素被虛實思想吸收后成為其重要組成部分，這對當時乃至后世的文學創作、美學思想等都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三、“虛實”在魏晉六朝的發展及表現
經玄學思想的蔓延和傳播，虛實在魏晉六朝有了全新的變化，實現上，上述轉變后，其內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實和提升，這與這一階段文學的全面覺醒，以及在哲學與美學思想影響下日趨走向繁榮的文藝創作密不可分。虛實的發展得益于當時各種復雜而激烈的社會思潮和文藝態勢對陸機、劉勰、鐘嶸等文學批評家的激發和啟迪，他們先后對“實”景與“虛”情等等關系進行了敏銳的探討和及時的總結，對文藝言志、抒情特征作了深入的挖掘。虛實范疇在魏晉六朝時期的具體含義，著重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指向作家的精神、人格修養和創作心理狀態，重點論及創作主體層面。“實”即充實，是指人生閱歷的廣博和學養的富足；“虛”指虛懷若谷的胸襟(心空、不拘、空闊等)，又指能忘懷塵俗的虛靜心理(守雌、心齋、離俗、離欲等)。
虛實論的此種涵義在先秦至漢階段就有了萌芽和端倪，只是魏晉六朝時期才被理論家正式鮮明歸納總結出來。劉勰在談文藝創作的“神思”說時即是辯證地看待這種虛實關系的。“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神思》)。作家在創作伊始，必先有一定的心理基礎，既要虛靜養心，“虛而待物”，清除心里的成見雜念，使精神純凈，才能達到最全的認識，義要積學明理，對人生閱歷悉心體察，以獲得充實的學問積養。這兩方面結合才能“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劉勰是從儒、道兩家的思想中辯證地吸收了儒家重“實”的精神和道家尚“虛”的傳統，結合起來看待文藝家的精神修養，尤其是需要具備一定的視野、閱歷、經驗與學養等。
二是指向景物、物象與情思意理。這是從文藝作品內容的主客關系上著眼的，“實”指外界的人事景物，作用于人的感官，是有形的、具象的；“虛”指情思意理，體現于人的意識心靈，抽象或朦朧的，是無形的。這里，虛實論與情景論有著交叉的涵義。或者說，虛實關系即指情景關系，化景物為情思即是虛實交融的表現。
陸機在《文賦》中稱“詩緣情而綺靡”，只講情，不言志。大膽地突破了諷刺教化文學的“言志”文學觀，以情感作為文學的根本，從根本上肯定和激賞文學中的“虛”，為虛境爭取了一定的空間和領地。其“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又看到了作家悲喜會因外界四時實景的變化而不同。劉勰在《物色》篇中進一步發揮了陸機“感物緣情”說，更為細致地描繪了四時景物的變化怎么激發了詩人的情感，從“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的觀點看，他始終兼顧了“虛”與“實”的二面。鐘嶸論“物感”說時將“物”由自然實景的視域擴大到了種種社會現象，對“實”的認識又更進了一步。
要之，魏晉六朝時期批評家從創作表現的情和景、意理與物象兩方面的關系處理中討論虛實問題。
四、“虛實”與魏晉六朝文學創作之關系
魏晉六朝時期的文論虛實連同，如情景、形神、言意等，相關范疇都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這種繁榮是建立在文學創作活躍基礎之上的。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是典型的亂世文學，主題關乎生死、游仙和隱逸等方面，是士人作家內心苦痛和掙扎的自然流露，他們對人生的短暫、生命的脆弱、政治的殘酷、命運的坎坷溯福的無常，以及個人的無能為力有了全新而深刻的感悟，也奠定魏晉六朝文學悲劇性的感情基調，正是這種感悟、思緒、情感和體驗的傳達構筑了虛實內涵中“虛”之維。伴隨著對傳統禮法、名教的懷疑和否定之風，崇尚自然在文人身上程度不同地表現為蔑拋世俗、放誕不羈、順任情性，表現為對個體人格尊嚴、個性自由、理想家園的執著追求。這是一個魯迅所說的“文學的自覺的時代”。文人賦予文學以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首次將文學放到了與立功、立德同等的地位，肯定了文學獨立存在的不朽價值。而且文人開始擺脫儒家的文學功利觀來從事創作，由日常生活到作品內容，形象刻畫等，都表現出對個體人格、尊嚴、情感、個性、自由等的強烈追求，各自的創作呈現出不同的個性特征和美學風貌來。這些都標志著一個藝術風格和流派多樣化時代的到來。這一階段，文學擺脫了儒教“止乎禮義”的束縛與麻醉，以及“溫柔敦厚”之風的單一和刻板，日益體現出賞心悅目、抒情言志的審美特點來，獲得了自身存在的獨立價值。
作家人格的覺醒、個性的張揚和文學創作的繁榮是引發眾多批評家進行總結和探討的前提，極大地誘發了他們(其自身也是詩人，這種雙重身份是中國古代文學創作繁榮和文論繁盛的先天優勢)對此進行深入的研究，以進一步引導當時文壇良性發展，同時也為后世提供師法的楷模。魏晉六朝文學創作的整體格局，是這一階段文學批評得到長足發展取得極大成就的重要土壤，是誕生單篇作家作品評論(如曹丕《典論·論文》)或系統理淪著作(如劉勰《文心雕龍》)的前提條件。并且，這種關乎作家主體的人格精神、氣質個性和對時世對人生抒發的復雜情感是虛實含義多元化產生的基礎。
正是社會背景、時代精神和審美風尚等對文學的繁榮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為虛實思想準備了溫床。那么具體到這一階段的文本和創作呢?縱觀魏晉六朝近四百年的文學創作，一部《世說新語》便是他們言行、思想和心靈的折射。他們在反叛和懷疑中，在失望和憎恨中，在蔑視和怠慢中，散發出一種昂揚的激情和鮮明的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