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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的模型，講了一個簡單而有深意的故事，兩個囚徒都為自己做打算，結果損人不利己。這種現象在生活中也非常常見，比如在商業競爭中，商家為了自己能有更好的銷量，會選擇降低售價，增加顧客，違背最初的價格設定，結果其他商家也競相模仿，最終價格越來越低，商家利潤越來越少。“囚徒”本意是為了增加自己的利益，可到最后不僅總體利益受損，個人利益也受損，可謂諷刺。而打破囚徒困境就需要囚徒之間的協調，或是其他的約束。這樣至少可以保證利益不會太過受損。
而在臟臉博弈中，我看到了公共知識的巨大力量。那個印象深刻的，因為一個公共知識而導致村莊死了100個男人的故事，依然感到很不可思議。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事情人們都心照不宣。他們各自知道某件事情，但不知道別人知不知道他們知道。而一旦這件事情成為公共知識，就可能引起很大的影響。而公共知識也是人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流基礎，比如地球是圓的，我們都知道地球是圓的，那么在這一點上就能達成共識，當許多事情都達成共識，那么人們的交流也就更加順暢。
獵鹿博弈源于思想家盧梭筆下兩個獵人的故事，闡述了合作才能雙贏。然而這樣也產生了分歧，若兩人貢獻相當分配均勻，那么皆大歡喜，若是有人不滿意那么合作就很難進行下去。“合作雙贏”的道理大家心里都懂，但在現實中卻很難合作，需要雙方考慮合作者的利益，學會與博弈對手共贏。有許多強強聯合的例子就是對應了獵鹿博弈模型，比如明星與他代言的產品，產品公司有資金但缺少知名度，明星代言后就可以擴大產品知名度，明星本人也多了曝光度并且能拿到公司給的代言費。雙方各取所需，都通過合作獲得了更多的利益。
【關鍵詞】初步博弈論，基本理論，日常應用
前言
博弈論是二人在平等的對局中為達到取勝的目的而各自利用對方的策略變換自己的對抗策略的思想。博弈論思想古已有之，我國古代的《孫子兵法》就是最早的一部博弈論著作。最初主要研究象棋、賭博中的勝負問題，人們對博弈局勢的把握只停留在經驗上，沒有向理論化發展。1928年，馮·諾依曼證明了博弈論的基本原理，從而宣告了博弈論的正式誕生。1944年，馮·諾依曼和摩根斯坦共著的《博弈論與經濟行為》將二人博弈推廣到n人博弈結構并將博弈論系統的應用于經濟領域，奠定了這一學科的基礎和理論體系。此外，塞爾頓、哈桑尼的研究也對博弈論發展起到推動作用。今天博弈論已發展成一門較完善的學科。
一、博弈論的概念
博弈論是研究在策略性環境中如何進行策略性決策和采取策略性行動的科學。這里，策略性環境是指，每一個人進行的決策和采取的行動都會對其他人產生影響；策略性決策和策略性行動是指，每個要根據其他人的可能反應來決定自己的決策和行動。
二、博弈論的類型
博弈論有兩種基本的類型，即“同時博弈”和“序貫博弈”。前者是參與人同時進行決策或行動的博弈，后者是參與人的決策和行動有先有后的博弈。這里，所謂的“同時”或“先后”主要是看參與人在決策時是否知道其他參與人的決策，而并不一定取決于物理意義上的時間。當然，除了上述兩種基本的類型，還有其他不同的分類方式。
三、博弈的要素
博弈的目的是利益，利益形成博弈的基礎。經濟學中最基本的假設就是經濟人或理性人的目的在于使收益最大化。參與博弈者正是為了自身收益的最大化而相互競爭。也就是說，參與博弈的各方形成相互競爭、相互對抗的關系，以爭得利益的多少來決定勝負，一定的外部條件又決定了競爭和對抗的具體形式，這就形成了博弈。博弈的要素大致上可以包含以下四點：⑴2個或2個以上的參與者；⑵要有參與各方爭奪的資源或收益；⑶參與者有自己能夠選擇的策略；⑷參與者擁有一定量的信息。
四、日常生活中的博弈策略
正如王春元在其編著的《博弈論的詭計》中所言“博弈論的目的在于巧妙的策略，而不是解法”。學習博弈論的目的，不是為了享受博弈分析的過程，而在于贏得更好的結局。博弈的思想既然來自現實生活，它就既可以用數學工具來高度抽象地表述，又可以用日常事例來具體說明并運用。博弈時時存在，它就在你的身邊。
在博弈論中，一個著名例子就是塔克給出的“囚徒困境”模型。該模型用一種特別的方式為我們講述了一個警察與小偷的故事。假設警察懷疑甲乙兩人作案，但他們手中并沒有掌握確鑿證據，于是警方將兩人分別置于不同的兩個房間內進行審訊，并分別告知兩名犯罪嫌疑人：對他們犯罪事實的認定及相應的量刑完全取決于他們自己的供認。
兩名囚徒面臨的選擇及帶來的后果組合可以查看下表。
從上表中可以知道：每個犯罪嫌疑人都有兩種可供選擇的策略：供認或不供認。而且，每個犯罪嫌疑人選擇的最優策略不依賴于同伙的策略選擇。基于人是理性的這一前提，由于犯罪嫌疑人不知道對方的想法，最理性的博弈策略，就是選擇供認。這時的策略，可稱之為占優策略。不管甲乙兩人誰供認，都將得到減輕懲罰的結果。顯然，這一策略一定是所有其他參與人選擇某一特定策略時該參與者的占優策略。但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采用優勢策略得到的最壞結果，并不一定比采用另外一個策略得到的最佳結果要好。
除了上例，博弈論在生活中的應用還有很多，譬如：重復博弈的應用。以我國俗語“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來說，在沒有法律和道德的約束下，對自己最有利的一種策略是一報還一報。重復的博弈理論導致了合作的產生，但是誰也不能保證合作的繼續，因為合作的代價是建立在損害個人利益基礎之上的。如果個人放棄未來收益或背叛當前收益大于未來收益則背叛風險將仍然存在。
五、博弈論的局限性
“任何一個理論體系必定是不完全的，任何理論都包含了既不能證明為真也不能證明為假的命題，對這個世界的最好描述可能只有其本身。”博弈論也是如此，其基本假設之一就是人是理性的。所謂理性的人是指行動者具有推理能力，在具體策略選擇時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現實生活中，人們在做決策時往往是有限理性的。因為人類的精力和時間是有限的，人不可能具備完全理性，不可能掌握所有知識和信息。花費大量的時間、財力、物力去尋求所有信息，企圖做出最優決策，有時反而是最不理性的舉動。
六、博弈論的意義
從理論上講，博弈論是研究理性的行動者相互作用的形式理論，而實際上正深入到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并被各社會科學所應用。
博弈論代表著一種全新的分析方法和全新的思想。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薩繆爾遜如是說“要想在現代社會做個有價值的人，你就必須對博弈論有個大致的了解”，也可以這樣說，要想贏得生意，不可不學博弈論；要想贏得生活，同樣不可不學博弈論。
參考文獻：
[1]王春永（2007.1）.博弈論的詭計.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M]
[關鍵詞] 均衡點 得益矩陣 Nash均衡
博弈論是運籌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是研究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一個完整的博弈一般由以下幾個要素組成：博弈的參加者、各博弈方各自選擇的全部策略或行為的集合、博弈方的得益、結果、均衡等。
非合作博弈是現代博弈理論中的核心內容和重要基礎，而Nash均衡則是非合作博弈的核心部分。用博弈論解決現實納什均衡是現代博弈論中的核心內容和重要基礎。要用博弈論解決現實經濟生活中的決策問題，對現實經濟生活中的發展變化趨勢進行預測，其關鍵在于如何根據行為中的支付矩陣得出納什平衡點,通過分析決策者的心理活動來得到相關模型,從而依據模型來針對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制定相關的政策以預防不良現象的發生。
一、非合作博弈
一般地,將不允許存在有約束力協議的博弈稱為“非合作博弈”。在該博弈中，每個博弈方的策略都是針對其他博弈方策略或策略組合的最佳對策。事實上，具有這種性質的策略組合，正是非合作博弈理論中最重要的一個解概念“納什均衡”。
在博弈論里，有各種各樣的均衡概念，上述定義是所有均衡概念的共同特征。而在一個博弈中，可能有多個均衡存在。純戰略納什均衡在非合作博弈分析中具有十分關鍵的作用和地位，因此將著重介紹純戰略納什均衡的定義。
1.純戰略納什均衡
一般常用G表示一個博弈；如G有n個博弈方，每個博弈方的全部可選策略的集合稱為“策略空間”，分別用表示；表示博弈方i的第j個策略，其中j可取有限個值（有限策略博弈），也可取無限個值（無限策略博弈）；博弈方i的得益則用表示，是各博弈方策略的多元函數。n個博弈方的博弈G常寫成。
有了博弈、博弈方的策略空間和得益的表示法，可以給出純戰略納什均衡的定義如下：
定義1: 在博弈中，如果由各個博弈方的每一個策略組成的某個策略組合中，任一博弈方i的策略，都是對其余博弈方策略組合的最佳對策，即
對任意都成立，則稱為G的一個“純戰略納什均衡”。純戰略納什均衡的求解，通常可以采用得益矩陣表示出在不同策略下各博弈方的效益，下面通過囚徒困境問題可進一步加深對純戰略納什均衡概念的理解。
該博弈問題是1950年圖克提出的，它雖然非常簡單，但卻很好地反映了非合作博弈的根本特征，并且該博弈模型是解釋眾多經濟現象，研究經濟效率問題的非常有效的基本模型和范式。其故事如下：
警方抓到兩個盜竊犯，惜證據尚不足，遂寄希望于嫌犯自己招供。警方把兩個犯人隔離起來，分別審問，交代政策如下：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如果你招了，另一個人沒招，那么就將你釋放，另一人判10年；同樣如果你不招，另一個人招了，那么你得被判10年，另一個人被釋放。如果兩個人都招，警方證據就足了，兩人都判8年。至於兩個人都不招的情況，不用警方交代，兩個人都得判，但因證據不力，判得都要輕許多，比如1年。警方最后說，那邊還有個警察，對你的同伙交代一模一樣的政策呢。
對于囚徒A和囚徒B來說，其雙方想法如下：
(1)如果對方招了，我招是8年，不招是10年，還是招劃算。
(2)如果對方不招，我招是無罪釋放，不招是1年，還是招劃算。
(3)如果對方不招，我招是無罪釋放，不招是1年，還是招劃算。
下面可將雙方整個博弈過程的結果用一矩陣形式表示出來。這種矩陣稱為博弈的“得益矩陣（支付矩陣）”。
表1A與B的得益矩陣
由于法庭對罪犯分別審訊，因而該問題還可以歸結為非合作博奕模型。
其中,局中人集合,1代表囚徒A,2代表囚徒B。兩個人具有相同的策略集合:,其中C代表坦白,D代表抗拒的策略。對于策略組合兩個局中人的支付函數如下:
由支付函數可以看出，囚徒A的策略是坦白，囚徒B的最佳策略也是坦白，故納什均衡點為（坦白，坦白）。
在囚徒困境中，每個參與人都能猜出對方的策略，故稱這種納什均衡為純戰略納什均衡。
囚徒困境反映了一個很深的問題，這就是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矛盾。即使兩個囚徒在被警察抓住之前建立一個攻守同盟（死不坦白），這個攻守同盟也沒有用，因為它不構成納什均衡，沒有個人要積極性遵守協定。
囚徒困境問題在經濟學上也有著廣泛的應用，例如：兩個寡頭企業選擇產量的博弈。如果兩企業聯合起來形成卡特爾，選擇壟斷利潤最大化的產量，每個企業都可以得到更多的利潤。但卡特爾協定并不是一個納什均衡，因為給定對方遵守協議的情況下，每個企業都想增加生產，結果是，每個都只能得到納什均衡產量的利潤，它嚴格小于卡特爾產量下的利潤。
二、純戰略納什均衡在經濟生活中的具體運用
1.偷水問題
針對盜水現象，供水部門常采用罰款的手段處理那些被發現的盜水用戶，但隨著居民的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盜水手段越來越高明，因此被發現的概率越來越小，那么采用通常的罰款手段對防止用戶盜水的作用越來越微弱，看來利用新的經濟原理、采取新的制裁措施顯得尤為必要了。
假定用戶每家都有一個水表，而且每家實際用水沒有通過此水表。假定水表測量準確無誤。
(1)設N家總水表測出的實際用水量為A。
(2)第i家水表所示用水量為，B為N家盜水總和。
不妨設每度水的單價為1元，則供水局對第i家征收水費為即可防止用戶盜水，理由如下：
為說明方便，不防簡化為兩家用戶甲和乙，甲和乙都有兩種策略選擇：偷水和不偷水，在甲和乙之間就形成了一場博弈。
設甲和乙的實際用水量分別為和，偷水量分別為和，相應的得出甲和乙的得益矩陣：
表2 甲和乙的得益矩陣
可見:(1)對甲來說，在不做損人而不利己的事的前提下，他會選擇不偷水，因為甲若選擇偷水，則他期望乙不要偷水，此時他的最大利益為0，既然利益為0，他選擇不偷水也可以達到，又何必勞神又費事。甲若選擇不偷水，乙必定也會選擇不偷水，因為此時乙無論偷水還是不偷水，利益都為0,在不做損人而不利己的事的前提下乙必定會選擇不偷水。
(2)對乙來說，由于同樣的道理，他也會選擇不偷水這一策略。這樣，（不偷水，不偷水）就成了一個純戰納什均衡點。甲和乙誰改變策略都得不到好處，當然就會維持均衡點，那么這個均衡就是相當穩定的，這樣供水部門也達到了防止用戶偷水的目的。
另外，即使有人做損人而不利己的事，供水局也有辦法對付，那就是對第i家征收水費為,其中．即可達到目的。同樣，以兩家用戶為例，此時用戶i所收水費,同樣地可得出甲和乙的得益矩陣。
表3 甲和乙的得益矩陣
顯然，對甲和乙來說為了使自己得益最大，都會不約而同的選擇不偷水．對于多個用戶同樣可以進行分析，最后所有的用戶都會選擇不偷水的策略。因此供水部門只需任意選擇一個大于1的a,宣布對用戶i征收的水費即是防止用戶偷水的有效措施。
接下來，談談對偷水用戶進行一次性罰款和對偷水量由N家共同分攤做法的無效性．
供水局若發現偷水戶i則往往采取一次性罰款M，對用戶i來說：
(1)不偷水，得益為0；
(2)偷水，若被發現，得益為；
(3)偷水，若被發現，得益為．但是用戶偷水被發現的概率往往是很小的。
假設被發現的概率為P，則用戶i偷水損益的期望值為：
因此只有,即時才能使用戶不偷水。
假設偷水被發現的概率為1%,用戶偷水=100,則罰款M>1000元才可能使用戶不偷水。因此一般性的罰款并沒有達到應有的目的。
由上可知，利用純戰略納什均衡理論對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實際現象確實可以進行一定的定量分析，以此做出更好的決策安排。但是本文探討的只是博弈論的一個很小的方面，對于均衡問題中的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等問題本文沒有討論。對于納什均衡還可以進一步進行推廣。如日常生活中，小到下棋打牌，大到企業之間的競爭與合作，國家之間的傾銷與反傾銷、制裁和報復等，都可以歸結為博弈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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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博弈論；非合作博弈；納什均衡；應用
文章編號：ISSN1006―656X（2013）12-0043-01
一、博弈論的概述
博弈論（game theory），又稱對策論，是研究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也就是一些個人或組織，面對特定的環境條件，在一定的規則約束下，同時或先后，一次或多次，從各自的行為或策略中進行選擇并加以實施，各自取得相應結果的過程。
一個完整的博弈一般包含幾個要素：參與者，行動，策略，結果，均衡等。參與者、行動和結果統稱為博弈規則，博弈分析的目的是使用博弈規則來決定均衡。但是，博弈的行動不等同于博弈的策略，博弈的結果不等同于博弈的均衡。根據參與人的數量，可分為二人博弈和多人博弈；根據參與人是否合作，可分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根據博弈結果的不同，可分為零和博弈、常和博弈和變和博弈。
博弈論對我們的經濟生活有重要意義，人們之間決策行為相互影響的例子有很多：從國家角度出發，在國際貿易中合理運用博弈論可使本國和其他國家都受益，取得雙贏效果；從個人角度出發，在生活中合理運用博弈論可使自己選擇最優策略，減少不必要的成本開支。
二、非合作博弈――納什均衡
非合作博弈是指不允許存在有約束力協議的博弈。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屬于非合作博弈，該博弈中，每個博弈方的策略都是針對其他博弈方策略或策略組合的最佳對策，具有這種性質的策略組合，正是非合作博弈理論中最重要的一個概念“納什均衡”。
用表示一個博弈，如果有個博弈方，每個博弈方的全部可選策略的集合稱為“策略空間”，用表示；表示博弈方的第個策略，其中可取有限個值（有限策略博弈），也可取無限個值（無限策略博弈）；博弈方的得益用表示，是各博弈方策略的多元函數。個博弈方的博弈常寫成。在博弈中，如果由各個博弈方的每一個策略組成的某個策略組合中，任一博弈方的策略，都是對其余博弈方策略組合的最佳對策，即
，對任意都成立，則稱為的一個“納什均衡”。
納什均衡的求解，常采用得益矩陣法。在囚徒困境中，每個參與者都能猜出對方策略，稱該納什均衡為純策略納什均衡。囚徒困境問題反映了非合作博弈的根本特征，體現了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矛盾。兩寡頭企業選擇產量的博弈就是囚徒困境問題在經濟學上的應用。若兩企業聯合形成卡特爾，選擇壟斷利潤最大化的產量，每個企業都能得到更多利潤。但卡特爾協定不是納什均衡，給定對方遵守協議，每個企業都有增加產量的沖動，最后每個企業只能得到納什均衡產量的利潤，它嚴格小于卡特爾產量下的利潤。
在某類博弈中，每個理性人都不能猜出對方的策略，參與人是以一定的概率選擇某種策略的，這樣的策略稱為混合策略，相應的均衡稱為混合策略納什均衡。純策略是混合策略的特例。相關的例子有日常生活中的打撲克、劃拳等。
三、治理河流污水排放的制度設計
環境保護，人人有責，限制企業的污水排放符合社會各界的呼聲。檢查和制止排污是政府的職責，對于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企業，其一直采取各種措施盡可能降低生產成本。政府和企業間的關系可用經濟學中的監督博弈來解釋。
該博弈的參與者是政府和企業，政府的策略選擇是檢查或不檢查，企業的策略選擇是排污或不排污。假設是企業治理污水（不排污）增加的生產成本，若排污，為自己多得的收益。是政府檢查所需成本。是政府對企業排污的罰款金額。是企業排污對社會利益的損害。假設且，即政府對排污企業采取重罰措施。對應不同策略組合的得益矩陣可見下表。
政府和企業的得益矩陣
在以上假設條件下，政府和企業都猜不出對方會采取何種策略，因而不存在純策略納什均衡，只能求解混合策略納什均衡。如果假定條件不成立，通過劣策略剔除可得到占優策略，即（檢查，不排污）或（不檢查，排污）為占優均衡。
在得益矩陣中，用表示政府檢查的概率，表示企業排污的概率。給定，政府檢查和不檢查的期望收益分別為：
由，得。即如果企業排污概率小于，政府的最優選擇是不檢查；如果大于，政府的最優選擇是檢查；如果等于，政府隨機地選擇檢查或不檢查。
政府的最終目標是降低企業排污概率并保護環境。據的結果，有兩種措施：一是增大分母，即采取重罰措施，使企業平日不敢排污；二是減小分子，即降低檢查成本。現階段可行做法是設立舉報電話，避免政府盲目檢查，提高辦事效率。
再者，給定，企業選擇排污和不排污的期望收益分別為：
由得，即如果政府的檢查概率小于，企業的最優選擇是排污。現實中，政府對排污的懲罰越重，企業因排污獲得的收益越低，企業的排污概率就越小。反之，企業的排污概率就越大。
企業因排污獲得收益的大小，政府難以準確把握。前面談到的企業都是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企業，適于民營企業。現實中大多排污者是國有企業，這就涉及企業經營的控制權收益問題。企業因排污獲得的生產成本降低部分可以很容易轉化為企業經營者的控制權收益，這些收益包括獎金、福利或者因企業效益上升而帶來的升遷機會。反過來，如果企業因為排污而受罰，經營者并沒有控制權損失，因為罰款由企業出，經營者只是沒有控制權收益而已。
四、小結
本文以納什均衡為理論基礎，分析了純策略納什均衡和混合策略納什均衡在經濟生活中的應用。但本文探討的只是博弈論中一個很小的方面，對均衡問題中的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等沒有涉及到，但它們的應用也很廣泛。在日常經濟生活中，小到購物時的討價還價，大到企業間的競爭與合作、國家間的傾銷與反傾銷等，都可歸結為博弈問題。
參考文獻：
《20：50》是薩奇畫廊（Saatchi Gallery）一個特定場域的裝置展覽，自2010年就被位于約克公爵廣場的薩奇畫廊總部列為永久性展覽在其空間持續展出。展覽的名字也是作品的名字，由理查德·威爾遜（Richard Wilson）在1987年創作完成。
威爾遜是英國重要的當代藝術家之一，以極其壯觀的與展覽所處空間相互聯系的裝置作品而在國際上享有盛名。他于1953年出生于倫敦，1976年畢業于雷丁大學，曾代表英國先后參加悉尼、橫濱、圣保羅、威尼斯的雙年展以及橫濱三年展，獲得過兩次特納獎提名。2005年，由泰特出版，西蒙·莫里西（Simon Morrissey）撰寫的泰特現代美術館藝術家叢書中，威爾遜名列其中。他的作品也曾在美國、日本、巴西、墨西哥、俄羅斯、澳大利亞以及整個歐洲多次展出。
這件作品最初的展覽地點是倫敦的馬特畫廊（Matt’s Gallery），很快便被全球重要的藝術品經銷商查爾斯· 薩齊（Charles Saatchi）購買，隨后在全世界多個地方參加展覽。安德魯·格雷厄姆·迪克森（Andrew Graham Dixon）在BBC《英國藝術史》欄目中稱《20：50》為“當今時代的杰作之一”。
站在入口平臺處觀看整個展廳，一剎那仿佛置身于一個廣闊的不可名狀的虛擬空間。稍停片刻，特殊的味道會讓你察覺到作品的材質，右側墻面信息標簽中可以讀取到“回收的機油”字樣。左側樓梯連接的是一個延伸至空間中央逐漸變窄的走道，早已標明謝絕觀眾進入。我想這是違背藝術家想要觀眾參與進他的作品，并近距離體驗平面視覺特效的初衷的。把扶著欄桿俯瞰光澤濃厚的黑油不動聲色的扮演著鏡面的角色，完全反光的表面，倒映著被切割后的上半部分空間結構，油、燈光、空間，不那么現實地結合著。
［關鍵詞］博弈論 納什均衡 囚徒困境 智豬博弈 沃爾瑪
談到博弈策略問題，可以說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包含有許多精妙的博弈策略。許多成語及成語典故，就是對博弈策略的令人叫絕的運用和歸納。如圍魏救趙、背水一戰、暗渡陳倉、釜底抽薪、狡兔三窟、先發制人、借雞生蛋等等。當然，博弈策略的成功運用須依賴一定的環境、條件，在一定的博弈框架中進行。
“博弈論”中的經典案例
1.囚徒困境
兩個人由于被懷疑犯罪而被捕。官卻苦于沒有證據，為了急于讓這兩個人坦白，就把兩個犯人分開，并對每個犯人說：“如果你坦白，而你的同伙沒有，我可以保證給你減刑至6個月，同時根據你的坦白你的同伙被判10年徒刑。但是，如果你們兩個同時坦白，你們每人將被判3年徒刑。”此時，這兩個犯人知道，如果他們都不坦白，因為沒有證據而只能以輕罪審判他們，為此，他們會坐2年牢。
對于兩個囚徒總體而言，他們設想的最好的策略可能是都不交代。但任何一個囚徒在選擇不交代的策略時，都要冒很大的風險，一旦自己不交代而另一囚徒交代了，自己就將可能處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對于囚徒A而言，不管囚徒B采取何種策略，他的最佳策略都是交代。對于囚徒B而言也是如此。最后兩人都會選擇交代。因此，囚徒困境反映了個體理與集體理之間的矛盾、沖突。
2.智豬博弈
假設豬圈里有一大一小兩只豬，豬圈的一頭有一個豬食槽，另一頭有一個控制豬食供應的按鈕，撳一下按鈕會有10個單位的豬食進槽。若小豬去撳，大豬先吃，大豬可吃到9個單位，小豬撳好后奔過來，則只能吃到1個單位；若大豬去撳，小豬先吃，小豬可吃到6個單位，大豬吃到4個單位；若同時去撳，奔過來再同時吃，大豬可吃到7個單位，小豬吃到3個單位。在這種情況下，不論大豬采取何種策略，小豬的最佳策略是等待，即在食槽邊等待大豬去撳按鈕，然后坐享其成。而由于小豬總是會選擇等待，大豬無奈之下只好去撳按鈕。這種策略組合就是名聞遐邇的“納什均衡”。它指的是，在給定一方采取某種策略的條件下，另一方所采取的最佳策略。經濟學的最基本的假設就是經濟人或理性人的目的就是為了效用最大化，參與博弈的博弈者正是為了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互相爭斗。參與博弈的各方形成相互競爭相互對抗的關系，以爭得效用的多少決定勝負，一定的外部條件又決定了競爭和對抗的具體形式，這就形成了博弈。
沃爾瑪連鎖店是美國一個極為成功的低價零售商，它的成功在零售商業中顯得非常不尋常。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由于現有企業的急劇擴張以及新企業的進入使廉價零售業的競爭極為激烈，很多大的連鎖店接連破產，但是，在此期間沃爾瑪則不斷地擴張，并且他的利潤也不斷地提高。為什么沃爾瑪成功而其他企業失敗呢？關鍵在于它的擴張策略。當時大城鎮中的廉價商店相互競爭，利潤越來越低，但是在較小的城鎮中卻沒有這類競爭，沃爾瑪進入了這樣的小鎮，小鎮只能維持一個零售商，從而這個店成為壟斷商，而不用顧忌其他大連鎖店的競爭。沃爾瑪處于一種預防性博弈的狀況中，其報酬矩陣如下：
這個博弈有兩個納什均衡：左下角和右上角。哪個均衡成為現實則取決于誰先進入。這里沃爾瑪的謀略是預防性德爾決策――在任何商家之前它在其它小鎮里已建造了商店。
生活中的“博弈論”
假設你（Y）與競爭者（C）計劃今年暑假在某個海灘上買飲料。建設這海灘長達300米，并且假設海灘上的人均勻分布。你與競爭者賣的是相同的飲料，并且價格也相同，所以顧客愿意到最近的攤位買飲料，你會在什么位置賣飲料？你認為你的對手會在什么地方設攤位？
分析：假定你的對手選位在A點上，這時，你不應該選位在中央，你應該把你的攤位移動到很接近A的左方。這樣你可以獨自占領A的市場，而與C競爭其余的市場，這當然不會是均衡點，因為你的對手會把他的攤位移到你的左邊。不難發現你與你的競爭對手會在相同的位置設置攤位。
博弈論是一個強有力的分析工具，現在它不僅在經濟學領域得到廣泛應用，在軍事、政治、商業征戰、社會科學領域以及生物學等自然科學領域都有非常重大的影響，工程學中如控制論工程也不少應用。現在它與信息經濟學緊密聯系，如信號游戲、拍賣形式、激勵機制、委托理論等博弈無處不在，博弈就在我們身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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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 di Milano,Italy
Gábor Lugosi, Universitat Pompeu Fabra, Barcelona
Prediction, Learning and
Games
2006, 394pp.
HardcoverUSD65.00
ISBN 978-0-521-84108-5
Nicolò Cesa-Bianchi(意大利) 等著
日常生活中，有關預測的例子如預報給定地點明天的溫度，或者是猜測在下一個月內哪些資產將會獲得最佳效益，盡管它們內容不同，這些任務在一個抽象的層次上是類似的。在給定的有關過去的元素的某些知識以及其他可利用信息的條件下，預測一個未知序列的下一個元素，對這個過程的研究，就是預測研究。
本書的主題是單一序列預測。人們在各種不同的領域中對它進行研究如統計決策理論、信息理論、博弈理論、機器學習及數學金融領域。這個主題最早的形成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與預測的標準統計學方法不同，單個序列預測對于數據產生機制并不強加任何概率統計的假設。此外人們還可以構建預測算法，該算法對于所有可能的序列都能很好地工作。在這個意義上講，單序列預測的性能與在一個給定參考類中的最佳預測策略是一樣好的。本書列舉的單序列預測模型使用的是專家咨詢預測模型。重復博弈，自適應數據壓縮，股票市場順序投資序列模式分析和其它幾個問題都可以看作是專家框架的示例。從一個普通的非隨機觀點進行分析，經常會揭示元素之間新的、令人感興趣的關系。作者對各種預測方法用精確的數學方式描述，以便表征這些預測方法在理論上存在哪些限制和可能性。
本書共有12章。第1章緒論；第2章預測與專家咨詢；第3章特殊損失的緊限界；第4章隨機化判斷；第5章用于大專家類的有效預測；第6章具有有限反饋的預測；第7章預測和進行博弈；第8章絕對損失；第9章對數損失；第10章順序投資；第11章線性模式識別；第12章線性分類。本書的附錄中收集了書中使用的技術工具。附錄A1概率論中的不等式；附錄A2基本的信息理論；附錄A3分類基礎。
作者撰寫本書是為了促使有關單一序列預測的概念在上述這些領域中更加順暢地流傳。本書可以用作機器學習、博弈論、統計學和信息理論專業的研究人員及學生的參考書和教科書。
胡光華，高級軟件工程師
(原中國科學院物理學研究所)
【關鍵詞】博弈論；發展脈絡；理論體系
博弈論是研究在利益相互影響的局勢中，參與人如何選擇自己的策略才能使自身的收益最大化的均衡問題，是研究聰明而又理智的決策者在沖突或合作中的策略選擇理論。無論是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革，還是人們的日常生活，我們都會經常碰到利益相互影響的博弈問題，也會經常使用博弈去選擇策略，不管是自覺的還是無意識的。博弈論的思想極為深刻，內容十分豐富，引起了眾多經濟學家的極大興趣，贏得了經濟理論界的廣泛關注。
一、博弈論發展脈絡
博弈思想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早就存在，但這只是停留在經驗上，沒有形成理論。在我國，有文獻記載的最早博弈思想，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著名的田忌賽馬的事例。在國外，1500年前巴比倫猶太教法典中的婚姻合同問題，也包含著明顯的博弈思想。博弈論應用到經濟分析中，是在19世紀中期，博弈論體系的產生、發展、繁榮，則是近幾十年的事。
現代博弈論思想在經濟上的應用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萌芽階段
最早的包含博弈思想的經濟學文獻，是1838年法國經濟學家古諾（Cournot）提出的寡頭市場產量競爭模型。而1883年法國經濟學家伯特蘭德（Bertrand）提出的寡頭市場價格競爭模型，把古諾模型里寡頭廠商的產量競爭變成了價格競爭。1913年策梅羅（Zermelo）提出的關于象棋博弈的定理是博弈論的第一個定理，提出的逆向歸納法是博弈論的第一種有一般意義的分析方法。這一階段，還有很多學者涉及了博弈論的研究，但都是零散的研究，沒有形成體系。
2、產生階段
一般認為，博弈論作為一種系統的理論產生的標志，是1944年馮?諾伊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Morgenstern）合著的《博弈論和經濟行為》一書的出版。該書在總結以往博弈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給出了博弈論研究的一般框架、概念術語和表述方法，提出了較系統的博弈理論。在此階段，還涌現出許多著名的博弈理論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概念和理論。例如，1950年納什（Nash）提出了均衡點的概念，1950年塔克（Tucker）介紹了“囚徒困境”博弈，1953年夏普里（Shapley）提出了合作博弈里著名的“夏普里值”，這些概念和理論共同構成了現代博弈論體系的核心。
3、發展階段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博弈論進入一個發展和完善的階段。1965年澤爾騰（Selten）提出了子博弈完美納什均衡的概念，1967-1968年海薩尼（Harsanyi）建立了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論，1974年奧曼（Aumann）提出了相關均衡的概念，1975年澤爾騰又提出了顫抖的手均衡的概念，1982年克里普斯（Kreps）和威爾遜（Wilson）提出了序貫均衡的概念，1991年弗登博格（Fudenberg）和梯若爾（Tirole）提出了完美貝葉斯均衡的概念，這些都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博弈的理論。
4、繁榮階段
20世紀90年代以來，博弈論開始受到經濟學家真正廣泛的重視，并被看作重要的經濟理論和經濟學的核心分析方法，開始貫穿幾乎整個微觀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在宏觀、金融、環境、勞動、福利、國際經濟學等學科中也開始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大有以博弈論為基礎重構經濟學大廈的趨勢。尤其是1994年納什、海薩尼、澤爾騰這三位博弈論學者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使博弈論作為重要經濟學分支學科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權威性的肯定，也表明了博弈論已在主流經濟學中占據重要地位。
二、博弈論理論體系
博弈論涵蓋的內容很多，從總體上可以分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兩大類。如果博弈中存在有約束力的協議，就是合作博弈；相反，如果博弈中不存在有約束力的協議，就是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主要研究的是在有約束力的協議作用下，參與人采取符合集體理性的行動達到博弈均衡后，各參與人的收益分配問題。而經濟問題中遇到的多是在個體理性基礎上的決策，這使得基于個體理性的非合作博弈在經濟研究中廣泛應用。對非合作博弈的分類，主要涉及博弈的過程和博弈的信息結構兩個方面：
1、博弈的過程
從博弈的過程來分，博弈論可以分為靜態博弈和動態博弈兩類。如果所有參與人同時選擇策略，或者決策雖有先有后，但后行動者并不知道先行動者的選擇，這樣的博弈稱為靜態博弈；如果參與人的行動有先后順序，而且行動在后者可以觀察到行動在先者的選擇，并據此做出相應的選擇，這樣的博弈稱為動態博弈。
2、博弈的信息結構
博弈的信息結構又分為關于收益的信息和關于博弈過程的信息兩方面。在關于收益的信息方面，如果各參與人完全了解所有參與人各種情況下的收益，稱為完全信息；而至少部分參與人不完全了解其他參與人的收益，稱為不完全信息。在關于博弈過程的信息方面，如果輪到行動的參與人全部能夠看到在他行動之前行動的所有參與人的行動，就是完美信息；而至少部分輪到行動的參與人不能全部看到在他行動之前行動的某些參與人的行動，就是不完美信息。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完美信息和不完美信息實際上是只針對動態博弈的，而靜態博弈中所有參與人可看作同時選擇策略，所以不存在完美信息和不完美信息的問題。
這樣，根據上述博弈的過程和博弈的信息結構兩個方面，我們可以將非合作博弈分為完全信息靜態博弈、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完全且完美信息動態博弈、完全不完美信息動態博弈、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等類型。掌握了博弈的分類情況，針對每一個具體的博弈問題，我們就可以將其歸于某一特定類型，根據這一類型的分析思路來解決這個博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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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農村特別是南方農村，家族勢力重新“抬頭”，并且修家譜、立家廟等活動頗為盛行，這在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界引起了一股家族研究熱。以楊善華、劉小京、郭于華等為代表的一批社會學學者對家族問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在家族研究上形成了獨特的社會學視角，即將社會學對家族的研究定位在“日常生活中的家族”和“事件中的家族”上，讓人們“從最常見的農村社會現象中去發掘和顯現原本是潛在的家族意識和家族活動，進而從日常生活中認識到家族存在的意義及其在變動的農村社會生活和社會結構中所起的作用”[1]。這就使家族研究跳出了歷史文獻、組織結構和風俗禮儀的拘囿，與農村工業化、現代化過程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這可以說是社會學對家族研究的巨大貢獻。但我們需要指出的是，學者們在實際運用“家族”這個概念時，大都自覺不自覺地將姻緣關系歸入了家族之中，認為“家族既包括血緣的父族，也包括以姻緣為主的母族和妻族”[2]。這種“泛家族”化的研究優點是簡化了概念，將研究的重心集中于家族的演變、現狀以及它在現代化中所發揮的作用上，避免了多面用力。但它過于強調血緣與姻緣的同質性、統一性，而忽視了兩者之間的矛盾與沖突，研究到一定程度，我們卻突然發現，兩者的關系遠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協調，姻緣關系正在不斷融入原先由血緣所統治的中國農村“差序格局”，“進入了過去只包容血緣關系的同心圓中”[3]，并且正在與血緣關系為爭奪這個同心圓的中心位置展開一場博弈。至于博弈的結果，尚不得而知，有的學者如楊善華認為，姻親關系在家族關系中作用的增大已經威脅到男系家族關系的不容置疑的核心地位[4]；而王銘銘通過對福建塘東村30個住戶的社會互助調查卻發現血緣關系在農村社會互助中仍占據著明顯的優勢（見下表）。不論哪一方占有優勢，現在不容置疑的一點是，姻緣關系地位正在不斷上升，血緣認同正在不斷被弱化，典型的例證是農村生產合作中，姻親合作的比例在不斷增加。為了在這個問題上有一個更清楚地認識，本文擬從一個個案的角度對現階段農村姻緣、血緣的博弈過程和現狀進行初步探析，并進一步從農村家庭關系、繼替關系、婚姻圈的變遷等角度對促使姻緣關系提升的諸多因素進行歸納，在此基礎上提出作者的思考和總結。
數據來源：王銘銘《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利：閩臺三村五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 第142頁
二 個案研究
個案研究思路與來源：作者在研究過程中，繼續堅持了社會學的家族研究傳統，采用孫立平教授提出的“事件——過程”研究法，將研究對象界定在農村社會單個的社會成員身上，分析其在處理農村社會事件的過程中對血緣、姻緣的倚重和認同程度，從中探尋血緣、姻緣博弈的過程和現狀。
2003年寒假期間，作者深入山東省萊蕪市的一家鄉鎮企業進行了為期一周的深入訪問，從中獲得了許多第一手的資料，現介紹其中一個非常典型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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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A(過世)
李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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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C
李D
李E
李F
李H
李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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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G
個案背景：
（1）上圖為簡化的家族譜系圖，本個案涉及的家族成員主要有李B、李C、李D、李E、李F和李G，在此需要說明的是日常生活中李G和李F的關系要明顯好于李G與李C的關系，盡管他們血緣上相對較遠。
（2）九羊公司為山東省優秀鄉鎮企業，員工2000多人，95年鄉鎮企業改制，企業開始實行承包制，將下屬車間承包給個人，由個人負責招工，并按規定每年上繳企業一定利潤。
個案內容：李G，28歲，高中文化，曾參過軍，退伍后回鄉待業。李G由于在外歷練多年見過世面，95年鄉鎮企業改制期間，便組織家族成員集資承包了九羊企業公司的一個鑄造車間，參加集資的有李G和其父李D，以及三個叔叔書C、李E、李F，集資者同時也是車間工人，后來因人手不夠，李G又將好友韓二招進車間，車間的經營權記在李G名下。在利潤分紅上，李G及其父親李D占50%，剩余四人占50%，在頭半年里，企業發展比較順利，企業效益非常好，為了擴大企業規模，李G和其他成員商量著增加企業人手，而這時恰巧李G的小舅子賈三高中畢業正急于尋找工作，會駕駛拖拉機的二姨夫王四正農閑在家，李G便想將他們招進企業，但不巧的是本家李H和李L主動找上門來，讓給安排活干，迫于情面以及考慮到企業的合伙性質，李G只好先將兩個本家安排了，但這件事使李G產生了將企業變成自己的打算。又過了半年，企業內部矛盾逐漸顯現，先是作為長輩的李C和李E經常上班遲到或以各種借口曠工，而作為晚輩，李G雖看不慣，礙于情面，也不好說什么。后來，隨著李G企業主地位的逐步穩固，便開始以作假賬的方式偷偷將利潤劃歸自己名下，開始時，其他成員并沒察覺，但時間一長，他人突然發現，貨物銷量在不斷增加，而他們分得的利潤卻沒有增加，于是便開始懷疑和私下議論李G.。特別是李C和李E唆使李B運用族長的權利，在家族儀式特別是逢年過節的聚會中影射李G，勸戒他做事不能太黑，要照顧家族利益，這樣李G和李C、李E的矛盾不斷深化。后來，李G多次暗示李C和李E要他們主動離開企業，但由于企業利益頗豐，李C和李E仍堅持留在企業中。97年鄉鎮企業效益普遍不好，李G以九羊公司裁員為名將李C、李E解雇，其實當時李G的車間并未受到影響。過了一個月，李G便將小舅子賈三和二姨夫王四召進企業。現在企業運行良好，但李G和李C、李E除見面寒暄外，已基本不相來往。當問及其他村民對李G的行為的評價時，村民們好像并未有多大的反應。
（一）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市場經濟的介入已經改變了傳統中國農村的社會關系和農民的價值觀念。一方面，利益原則已經成為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交往的一個重要砝碼[5]。案例中，李G之所以選擇了賈三、王四，因為他們或是有知識、年富有為，或是擁有專項技術，能給自己帶來切實的利益，而對血緣宗族成員的解聘，也出于同樣的利益考慮。在這里明顯的透露出一個信息，經濟上的互利可以使親屬關系更加緊密，同樣經濟利益上的矛盾也可以使親屬關系更加疏遠[6]。“人情”作為傳統“差序格局”中判別親疏遠近的基本標準，正受到“利益”標準的巨大挑戰，在“人情”和“利益”的博弈沖突中，“利益”已經占據了明顯的上風，“人情”+“利益”的雙重人際關系調節標準已經建立。另一方面，自我中心主義的關系格局正在形成，家族中心主義正在被自我中心主義所取代，農村基層社會關系網絡正在由家族關系網絡向家庭關系網絡過渡。家族中心主義以家族為本位，個人不過是家族網絡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節點，它強調家族的整體性，鼓勵個人對家族的責任，甚至是犧牲小我來成就大我；而自我中心主義以自我為本位，個人處于家庭網絡的中心位置，家族不過是這個網絡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家族之外還有姻親、朋友、熟人甚至陌生人等組成部分。在個案中，企業建立、演化、發展的整個過程，都顯示出了自我中心主義對家族中心主義的強大優勢。
正是利益認同的加劇和自我中心主義的強化兩者互動共同導致了血緣認同的下降、姻親關系地位的提升，而利益認同的加劇、自我中心主義的強化體現出的是人們由價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衍化。
（二）從案例中我們還應看出，姻緣關系對血緣關系網絡的侵入，必須首先滿足兩個先決條件。一是“社區記憶的弱化”，所謂“社區記憶”是指“村莊過去的傳統對當前農村社會的影響程度和影響途徑”[7]。如果“社區記憶”較強，傳統的倫理道德對村民仍具有普遍的規范和引導作用，李G的舉動肯定被認為是“胳膊肘子往外拐”的行徑，唾沫星子淹死人，李G久而久之就會失去和自己密切相關的人及村民們的好評，這是一般人所無法忍受的，在這種情況下，李G往往不得不向強大的社會輿論低頭[8]．但事實是49年后國家通過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體制對農村社會實行直接控制，消除了家族組織的權威體系，宗法解體，使傳統倫理道德失去了依托和支柱，“社區記憶”完全消失;79年后隨著國家權力退出基層，“社區記憶”有所恢復，但90年代市場經濟體制的引入，傳統宗法又受到了幾乎毀滅性的打擊，“社區記憶”再次走向弱化。[9]。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李G才敢于做出清退宗族成員，轉而雇用姻親成員的舉動，個案中村民的反映證明了這一點。第二個條件是農村社會特殊的信任機制。現階段，我國城鄉信任機制具有巨大的差異，城市信任現在基本上是一種“契約信任”，人們通過一系列的契約簽訂，從而對對方產生了穩定的預期，繼而產生了信任；而農村的信任是一種建立在互動基礎上的“互動信任”，互動越頻繁，對對方越可能產生穩定的預期，信任度也就越大。這就使在由血親、姻親、朋友、熟人、陌生人組成的人際關系圈中，從內向外，隨著互動頻率的依次降低，信任度也依次降低。因此，在個案中當血緣關系被排除在考慮范圍之后，姻親關系便成為了首選對象。轉貼于 三 具體原因分析
上文我們主要是從一個個案的角度對血緣、姻緣的博弈過程進行了初步的分析，并指出了利益導向和自我中心主義的強化在這場博弈中所發揮的作用。但一個個案遠遠不能說明問題，下面我們著重從家庭內部關系、家庭繼替關系、婚姻圈的變遷等方面對姻緣地位的不斷提升進行歸因，具體探討一下利益導向機制發揮作用的途徑。
經過分析，我們認為導致現階段農村血緣關系下降，姻緣關系提升的原因主要有下列幾方面：
(一)家庭內部關系的變遷。
家庭內部關系的變遷主要表現在家庭關系重心的轉移和家庭關系的平等化兩個方面。
認為“婚姻的契約中同時締結了兩種相連的社會關系——夫婦和親子”[10]，也就是說家庭關系主要是由夫妻關系和親子關系組成的，其中夫妻關系是一種橫向的社會關系，是姻緣的縮影，而親子關系是一種縱向的社會關系，是血緣的縮影。共存就意味著矛盾，兩者總有一個要占據主導地位，另一個則要居于從屬地位。傳統的中國農村社會注重的是親子而非夫妻關系，婚姻的締結不過是傳宗接代，“上以繼宗廟，下以繼后世”的一種手段，在極端的情況下，婦女的地位甚至與生育子女的數目成正比。在這種情況下，姻緣關系不被重視也就成為了一種必然。但改革開放以來，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家庭的生育功能不斷的弱化，而家庭的生產、娛樂、消費等功能得到了突出，婚姻的質量正在不斷得到重視，在這種情況下，家庭關系的重心正在不斷有親子關系向夫妻關系轉化。調查顯示，在農村社會網絡親屬關系中，按關系的構成比重依次是配偶（42.9%）、兄弟姐妹（16.5％）、父母（11.8％）和子女（8.8％）[11]，夫妻關系正在不斷得到凸顯。
在夫妻關系上，男子集權正在向男女平權過渡。主要體現在：（1）家務分工的平等性。現今“甩手丈夫”越來越少，夫妻之間逐步趨向合理化分工（2）家庭決策的協商性。在重大禮儀活動的操辦、大宗消費品的購買、家庭投資、子女職業選擇等方面婦女的參與程度越來越高。（3）家庭經濟的民主化。夫妻雙方消費基本持平，妻子經濟相對獨立。（4）閑暇生活的獨立性。女性逐步從操持家務的羈絆中解脫出來，夫妻雙方特別是年輕夫婦之間平等的享受閑暇時間。[12]家庭中女性地位正在不斷的提升。
在親子關系上，家長集權制正向民主制過渡。父母在家庭中不再具有絕對的權威，子女在婚姻、教育、職業、交友等活動上具有了相當大的自主權，父母的影響力在不斷減弱。特別是在婚姻對象的選擇上，大部分年輕人為“本人決定，征求父母意見”或“完全由本人決定”，父母包辦婚姻已非常少見。在包辦婚姻下，聯姻家庭一般屬于父母的社會關系圈，而婚姻自由的情況下，聯姻家庭一般屬于子女的社會關系圈，由于婚前雙方便早已熟悉，結婚后向姻親關系偏重的比例也就大大增加。
總之家庭關系的變遷，使夫妻關系越來越得到重視，婦女地位的不斷提高，子女在家庭中的自由度也在不斷得到增強，這些都有利于姻親關系地位的不斷提升。
(二)社會繼替關系的變遷
建國后隨著分家現象的普遍化，家庭繼替關系發生了巨大的社會變遷。傳統的農村社會在家庭繼替上實行的是長子繼承制，財產的分配、義務（如贍養義務）的履行是約定成俗的，因循著“習慣法”，有著固定的繼替標準。這種標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紛爭的作用，即使分配不公，義務的履行不等，因為祖輩們也是這樣的，人們在心理上還是勉強可以接受的。但建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后，平等的原則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成為了日常生活規則的重要標準，而平等作為一個價值判斷，而非事實判斷，其標準是難以衡量的，往往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在這種情況下，在家庭財產的分配和贍養義務的履行上所產生的利益紛爭也就成為了一種必然，這對血緣關系的“殺傷力”是難以估計的。現在農村社會，因利益之爭而導致“兄弟隙于墻”“父子對簿公堂”的現象已屢見不鮮，血緣認同正在不斷被弱化。而姻親關系之間，既不存在財產繼承上的糾紛，也不存在義務履行上的矛盾，在血緣關系因利益之爭被弱化的情況下，姻緣關系的情感維系作用、互助作用便得到了突顯。
（三）婚姻圈的縮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社會的通婚圈范圍并不像許多人所想象的那樣在不斷擴大，而是在不斷的縮小，并且村內通婚和鄰村通婚已越來越為人們所青睞。霍宏偉通過對中國北方一個村落的通婚范圍的研究發現建國后農村社會婚姻圈的變化趨勢是一條起始上下波動，后半部分不斷下滑的曲線。（見下表）
數據來源：霍宏偉《我國北方一個農莊的婚姻圈研究——對山東省濟陽縣江店鄉賈寨村的個案研究》
特別是1980到1990年這十年，婚姻范圍的平均值已有7里降到了5.87里[13]。婚姻圈的縮小，直接帶來的就是姻親之間的互動成本降低，互動頻率加大，姻親地位不斷提升；而與之相反的是，在同村內血緣宗族正在由聚族而居向分散居住轉化，宗族圈的范圍在不斷的擴大，宗族成員的互動頻率在減少，宗族認同正在不斷被弱化。
（四）擇偶標準的變化與離婚自由。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青年的擇偶標準發生了巨大的社會變遷，但由于“先天不足后天補”的心理使然，“人們不僅更關注學歷、職業、健康、事業有成績等隱性的能轉化為物質潛能的因素，同時依然注重住房、收入、財產、積蓄等現行的經濟實力，人們對物質生活在夫妻關系中的重要性有了更切身的體驗。”[14]由此可見，擇偶標準中利益考慮仍為首選，情感需求仍居于次要地位。這種利益導向使人們在擇偶時，自覺不自覺的把對方的家庭與自己的家庭、家族相對比，并把對方家庭在經濟、權利、聲望等某些方面的特殊優勢作為擇偶的重要標準，姻親的這種在某些方面的“優勢性”也為將來向姻親的倚重埋下了引線。
姻緣關系具有獲致性的特點，這就使姻緣關系既可以通過法律的締結而確立，也可以通過法律而解除，并且現在人們在離婚上越來越自由，“合則來，不合則散”已被大多數人所接受，離婚特別是女子離婚不再承受來自雙方家庭、單位和社會輿論的巨大壓力，不再被視為一種“離經叛道”。在這種情況下，離婚率不斷的上升，人們的婚姻危機意識越來越強烈，婚姻中感情的維系和調試也越來越受重視。而血緣關系由于具有先賦性，是永恒的不可更改的，正是這種永恒性使人們往往忽視了對它的調試。歷時一久，血緣認同必然下降，姻緣認同必然上升。
四 結論與預見
（一）從以上的個案與原因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在血緣與姻緣的博弈過程中，導致血緣地位下降、姻緣地位提升的根本性原因就在市場經濟所帶來的人們價值理性的不斷弱化，工具理性的不斷加強。價值理性由于過分注重過程而忽視結果，是一種特殊主義的理性，只適用于血緣地緣這種初級組織。而工具理性它包括了對目標、利益以及達到利益的手段的全盤考慮，具有普遍性，可以適用于正式的組織以至整個國家、全世界[15]。價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過渡，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從這個角度說，血緣認同向姻緣認同的轉化是值得肯定的。
（二）隨著人們價值理性的不斷弱化，工具理性的不斷加強，我們可以預測，當血緣姻緣關系不足以滿足個人發展對稀缺資源和合作的需求時，人們就會沖破血緣姻緣的樊籬，轉而在親屬關系之外建構新的社會關聯，啟用新的社會支持。以家族企業為例，先是以血緣成員為核心，然后是姻緣成員的加入，現在朋友、鄉親、熟人正在家族企業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最終隨著親屬成員的不斷減少，“外人”、生人的不斷增多，家族企業必將完成向現代企業的轉軌。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傳統的信任結構的影響，人們在建構這些關聯時，并非以契約、協議為中介，而是通過認同宗、認干親、拜把子等形式把原來的業緣關系轉化為類似血緣的關系即擬似血緣關系，從而使之融入“差序格局”范圍內[20]。這就出現了一種正式關系非正式化的趨向。同時由于“差序格局”的范圍不斷擴大，就像“攤大餅”一樣，餅越攤越大，也越攤越薄，人與人之間互動頻率減少，感情的密度不斷降低，這又導致了一種非正式關系正式化的趨向。兩種趨向互動使“正式關系帶上了更多的人情味，同時也使非正式關系具有更多的理性”[16]。
（三）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言，雖然現代社會削弱了舊傳統的某些層面，然而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舊傳統的某些層面有時會被再度提出和強調，以解決文化斷層的危機和建立新的集體認同。[17]由于血緣的先賦性以及農村聚族而居的狀況，血緣始終處于一種“現在進行時”的狀態之中 ，血緣關系在一定程度上仍起著重要的情感維系作用。只不過這種維系作用正在從“事件性”領域不斷退出，主要集中在農民的婚喪嫁娶等“儀式性”的活動和日常生活領域。血脈不斷，親情就不斷，“血畢竟濃于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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