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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貿易;生態環境;污染;效應
收稿日期：2011-10-31
作者簡介：李茜茜（1985―），女，寧夏中寧人，蘭州交通大學數理與軟件工程學院碩士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F83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944(2011)11-0118-03
1生態環境現狀
1.1水污染嚴重
2010年全國廢水排放總量528.3億t,同比1994年增加47.85%。其中工業廢水排放量237.6億t,同比1995年下降2.44%。城鎮生活污水排放量276.3億t,比1995年增加166%。廢水中化學需氧量排放量1 399.5萬t,比1995年增加100.25%。廢水中氨氮排放量152.3萬t,同比1995年增加20.05%(圖1)。全國7大水系(長江、黃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及遼河)有近一半河段污染嚴重,其中海河、遼河污染最為嚴重。
圖11995~2010年全國廢水排放量
1.2大氣污染形勢嚴峻
我國大氣環境污染主要以煤煙型污染為主,主要污染物為懸浮顆粒物和二氧化硫,少數特大型城市屬煙煤和汽車尾氣并重型。2010年全國監測的522個城市中,315個達到或超過國家環境空氣二級標準(居住區標準),占60.3%;空氣質量為三級的城市有152個,達29.1%;劣于三級的城市有55個,占10.6%。2010年,全國廢氣排放量為210 525億標m3,比1994年增加215%。2010年,全國廢氣中二氧化硫排放量2 585.2萬t,比1994年增加13.1%。煙塵排放量1 198.4萬t,比1994年下降10.69%。工業粉塵排放量911.2萬t,比1994年增加16.67%（圖2、圖3）。
圖21994~2010年全國廢氣排放量
圖31999~2010年全國SO2和煙塵排放
1.3土壤污染不容樂觀
據統計,2010年我國受到工業“三廢”污染、鄉鎮企業污染和農藥污染的耕地面積為2 186.7萬hm2,占全國耕地面積的16%,每年損失糧食240億kg 。工業廢棄物往往造成地區性土壤污染。2010年,全國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12.9億t,比1994增加128.6%;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1 598.7萬t,比1994年減少69%。這些廢棄物不但侵占大量農田,而且因其多含有有毒有害物質,嚴重污染了土壤［2］。
2.1貿易對生態環境的規模效應
(1)貿易活動源于分工,同時也強化了分工,促使經濟規模的膨脹。貿易的產生和發展都是依賴于各國經濟活動中的分工。而在短期內,貿易的產生和發展反過來又強化了生產分工的專業化。隨著經濟發展導致經濟規模的擴大,直接加劇了經濟活動和自然環境之間的聯系,加大了一國貿易和生產對其生態環境索取的依賴性。
(2)貿易活動不但使得生產活動得到擴張,同時也使國民福利得到改進和強化。不論是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還是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均認為貿易提高了整體經濟的產出和國民福利。貿易和經濟規模的擴張也使消費規模膨脹,而許多消費品在消費時和生產資料的消費一樣也會產生污染。貿易活動的擴張從消費渠道加劇了對環境的污染。
(3)貿易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即運輸活動,會隨著貿易規模的膨脹而擴張。運輸業是對環境產生嚴重污染的產業,而貿易規模的擴張在運輸技術和產品結構不變的條件下,會無條件的增加對環境的污染。因此,貿易本身的活動也加劇了對環境污染的規模效應。
我國對外貿易的規模在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飛速發展,出口貿易額的排名由1980年的第26位一躍為2010年的第1位,出口貿易占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也提升到了2010年10.5%,成為真正的貿易大國。2011年仍然保持了了較高勢頭。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很高,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后期,對外貿易作為拉動國民經濟三駕馬車的作用在內需不足,民間投資不旺的情況下凸顯。貿易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我國的國民經濟總量也由1978年的3 624.1億元人民幣增加到2010年的20.94萬元億人民幣,經濟規模擴大的同時也擴大了貿易對生態環境的規模效應。
2.2貿易對生態環境的結構效應
貿易對于生態環境具有結構效應,主要表現在FDI和跨國公司世界范圍內的活動也可能使得貿易活動對生態環境的結構效應凸現。FDI和跨國公司的進入,往往使得東道國的要素稟賦發生相應的變化。通常跨國公司的進入會帶來相應的資本,增加東道國的資本存量。尤其是在現階段跨國公司的生產活動越來越多的偏離要素成本因素的條件下,其引發的東道國產業結構與分工的變化會更加顯著,其對環境污染的結構效應也會更加明顯。如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貿易的不斷發展,我國經濟結構偏向于工業和第三產業,農業比重逐漸縮減,產業結構逐漸向高級化發展,農業的縮減,工業的擴張固然會對我國環境產生影響,工業的發展將促使環境污染的增大。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以后,我國GDP增加了近兩萬億元人民幣,其基本為工業產值。這種產業結構的轉變將能促使我國整體污染水平提升,于是貿易的結構效應嚴重。
2.3貿易對生態環境的技術效應
貿易對于生態環境具有技術效應,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投資和跨國公司的進入也會通過技術外溢效應提高東道國的技術水平,東道國的廠商通過“干中學”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與生產技術有關的貿易則直接提高了進口國的技術水平,增強了生產要素的利用效率。這些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也成為貿易對環境技術效應的重要組成。尤其是直接與環境保護有關貿易活動則直接對環境的影響強度產生重要影響。
(2)與環境有關的貿易政策和與貿易有關的環境政策直接或間接的提出了對于生產活動中環保技術水平要求。這直接刺激了生產活動中對于環境保護的技術投入,強化貿易對生態的技術效應。貿易對于生態環境的技術響應是一種良性效應。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的不斷擴大,但是我國一直以來只是一種以制造業為主的生產國家,所擁有的技術含量并不高,在商品鏈中是屬于污染最重、價值最低的低端。因此,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反而使我國生態環境污染加重。
3改善生態環境的貿易策略
3.1各地因地制宜,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實現差異化發展
各地經濟結構的重型化和趨同化,是造成我國環境嚴重污染的重要原因。要改變全國散布的工業污染點的情況,各地必須因地制宜,明確城市經濟定位和發展方向,實現差異化發展,同時地方也應依據地方經濟的發展水平,有實力的地方應盡快實現經濟結構的轉變和升級。
3.2利用貿易發展加快工業化進程,縮短工業化進程對環境的污染
工業化進程不可避免的會對生態環境產生影響,我們不主張為了環境而放棄經濟增長,我們需要做的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盡量減少對生態環境的壓力。利用貿易的發展,加速實現工業化進程,從源頭上減少環境污染產生的壓力。利用貿易的生產技術等直接效應和收入增長等間接效應加快經濟結構的調整和技術創新,進而縮短工業化對環境污染的總量和時間跨度。
3.3建立環境污染資源交易制度,明確環境資源的污染權限
環境污染的根源在于公共資源所導致的所有者缺位問題。鑒于在所有權上不可能作出調整,因此我們建議通過建立污染權力交易市場來明確污染權限,規避所有者缺位問題。這需要政府和協會組織建立一整套有關環境污染排放指標的考核和分配體系。這是一項艱巨而又復雜的任務,但也是最迫切和最根本的。
3.4積極利用符合國際規則的貿易政策來構建我國環境保護系統
關鍵詞：經濟增長要素；資源環境；Commoner模型；LMDI分解法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07.008
1 前言
近年來飛速發展的經濟給資源環境帶來了不容小覷的壓力，江蘇省作為我國的經濟大省，經濟發展的同時帶來的環境污染也日益加重，如何處理好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關系迫在眉睫，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也必然成為了重中之重。本文通過數據收集、整理與分析，得出了江蘇省近年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現狀，借此探索經濟、生態和社會三者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路徑。
2 江蘇省資源環境分析
經過二十多年的快速發展，以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為標志，江蘇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江蘇省人口保持極為緩慢增長的同時，其能源消耗量卻大大的提高了，當然這也為經濟帶來了一定的好處，由圖1可知，江蘇省的不變價GDP連年大幅增長，從2005年的18272.12億元發展到2014年的49964.15億元，每年的GDP增長率均超過10%。
由此可見，江蘇省經濟發展迅速、產業結構不斷優化，但在資源環境方面，還是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如工業碳排放量嚴重、工業“三廢”排放嚴重等問題。盡管近年來對江蘇各地的環境整治力度不斷加強，使得部分資源環境有所好轉，但先天環境條件不足，加上長期以來的污染和破壞，江蘇省的資源環境安全形勢仍不容樂觀。
由圖2可以看出，江蘇省工業能源消耗碳排放量最大，且仍有增長的趨勢，從2005年到2011年工業碳排放量持續增長，從原來的3911.67萬噸增長到4847.30萬噸。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已較為穩定且呈緩慢減少的趨勢，由2005年的131.2萬噸減少為2014年的87.02萬噸。工業廢水排放量也大幅減少，從2005年的29.6億噸到2014年的20.49億噸。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相較于前兩種工業“三廢”，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卻連年增長，從2005年的5757萬噸到2013年的11443.77萬噸，2014年有所改善。
3 Commoner模型介紹及數據來源
3.1 Commoner分解模型
Commoner（1972）認為環境質量主要受三個因素的影響：（1）人口增長因素，它主要由人口總規模進行反映；（2）經濟增長因素，主要由人均產值進行反映；（3）技術進步因素，主要由單位產值的污染排放量進行反映。
即：污染物的排放數量一人口×（產量/人口）×（污染物排放量/產量），具體表示為：
（1）上式中，I表示污染排放量，P表示總人口，G表示GDP。方程右邊第一項表示經濟規模效應，第二項表示人口增長效應，第三項表示技術進步效應。
基于（1）式進行因素分解分析，會有三種結果：如果某要素對環境的效應為正值，則表明該要素增加了環境壓力；如果某要素對環境的效應為負值，則表明該要素減少了環境壓力，有利于協調發展；如果某要素對環境的效應為零，則表明該要素不產生環境壓力。
在Commoner模型的基礎上，采用對數權重平均分解法（LMDI）對上述三種要素進行分析。LMDI分解法是完全的分解方法，不會產生殘差，而且乘法和加法兩種分解形式易于轉換，選擇任何一種都是無差異的，本文采用加法形式。具體如下：
I=E×P×C （2）
其中，E表示經濟規模效應，P表示人口增長效應，C表示技術進步效應。
（3）
（4）
式（3）中，為污染排放從年的變化，為年的污染排放量，為O年的污染排放量。為經濟規模對污染排放的影響；為人口增長對污染排放的影響；為技術進步對污染排放的影響。式（4）中的表示各因素變化對污染排放變化的效應值。
根據Ang的LMDI分解方法，可將式（3）右邊的各項表示為：（5）（6）（7）
3.2 數據來源
本文選擇江蘇省2005～2014年時間段的各項數據進行統計研究。其中，GDP、人口、能源消耗量、工業三廢等數據均來自相應年份的《江蘇統計年鑒》，工業碳排放的數據來源于《中國能源統計年鑒》的能源平衡表中的終端消費量的數據，根據表1的各種能源消費的碳排放轉化系數計算而得。GDP根據《江蘇統計年鑒》中的不變價轉換指數轉換為2005年不變價GDP。
4 資源環境的影響因素分析
經濟增長離不開經濟規模、人口數量、技術進步的共同作用。在研究人類各項生產生活行為對生態環境所帶來的影響程度中，經濟規模、人口數量、技術進步是影響資源環境的重要因素，因此將著重從上述三個因素來分析江蘇省經濟增長對資源環境的影響研究。
根據前文所獲得的數據計算出各影響因素對污染排放的貢獻量，具體結果見表2。
4.1 經濟規模對資源環境的影響分析
經濟發展對環境資源的巨大壓力和環境問題對經濟發展的嚴重制約是我國現代化建設道路上的主要困難和突出矛盾。正確處理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必須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由表2可知，2006～2014年江蘇省經濟規模增長效應都是正值，并且逐年上升，可見經濟規模的擴大加劇了資源消耗量并造成環境污染的加重，并且起到了主導作用。
4.2 人口規模對資源環境的影響分析
人口的增長必然要求經濟活動水平的提高和規模的擴大，才能維持日益增長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需求。在現有的資源條件下，也存在著一個可持續發展的人口界限。圖1表明，江蘇省人口總量控制得相當不錯，但是人口的增長貢獻了均值為8589.79萬噸環境污染。可見，人口規模的增大加重了江蘇省的資源、生態環境的壓力，但它并非主導作用。
4.3 技術進步對環境質量影響分析
從表2中可以看到，技術進步效應在2006到2014九年中是負值，表明在這九個時期技術進步效應減緩了江蘇省的資源環境壓力，該時期的技術進步從整體上來說屬于“環境友好型技術進步”，特別是在2013、2014年，技術進步效應分別達到-318539.20萬噸及-34784.71萬噸，說明這兩個時期技術進步效應對改善該地區的資源環境壓力起到了主導型作用。
5 結論
[關鍵詞]城市群；經濟集聚；大氣污染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7295
1研究背景與意義
城市群是目前全球城市發展的趨勢，在我國的9大城市群中，長三角城市群的優勢十分明顯，但其最大的軟肋仍是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由于城市群中有著人口和產業的高度集中的現象，不可避免地就會出現種種環境問題，城市群中的這些污染往往因為集聚累加、遷移擴散等效應而對環境造成更大的不良影響。[1]但與此同時，城市群的治污成本相對較低，存在著規模經濟優勢。現有的一部分研究認為經濟集聚為環境帶來了負外部性，產業集聚是造成污染的主要原因。另一部分研究認為經濟集聚為環境帶來了正外部性，產業集聚有利于減少治污成本，降低環境污染。不過，這些研究大多處于理論闡述和現狀描述的層面，缺少地區數據與實證分析的支持。
本文將對長三角地區的經濟集聚對城市環境空氣質量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并試圖給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2文獻綜述
國內外的學者對經濟集聚與環境污染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學者們對于經濟集聚與環境污染的關系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經濟集聚會加重環境污染。Virkanen（1998）[2]、Frank（2001）[3]、Verhoef 等（2002）[4]以芬蘭南部和歐盟等地區為例，證實了工業集聚是導致各類污染的主要原因。蘇靜（2013）[5]、劉滿鳳（2014）[6]等從我國省級角度進行研究，發現經濟集聚度與污染程度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經濟集聚度越高環境污染越嚴重。第二種觀點認為經濟集聚可以降低生產活動帶來的環境污染。如 Feldman（1999）[7]、Hosoe（2006）[8]、李勇剛（2014）[9]等認為產業集聚可以帶來技術創新和溢出效應，企業可以采用更多的綠色生產技術，使產業發展對環境的污染程度降到最低。第三種觀點認為兩者之間并沒有明確的正向或者負向的關系。如閆逢柱（2011）[10]認為從短期來看，產業集聚發展會降低環境污染，但從長期來看，這兩者之間并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李偉娜（2010）[11]、劉小鐵（2017）[12]基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認為中國制造業產業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是不同的，即制造業集聚與大氣污染之間存在著“N”形的相關關系。
3分析框架與基本假設
31Grossman 和 Krueger對環境效應的理論分析
基于Grossman和Krueger（1991）[13]對NAFTA環境效應的研究，當產業集聚達到一定的程度時，會通過以下三種效應對環境產生影響：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集聚的規模效應是指集聚會使生產規模擴大，不可避免地會給周圍的環境帶來大量的污染，但同時又會通過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以間接的方式來改善環境。經濟集聚的規模效應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主要表現為大量的企業集聚在一起加劇了對資源的消耗以及對環境的污染。
經濟集聚的結構效應是指產業的集聚會引起一個地區產業結構的變化。隨著一個區域經濟的不斷發展，區域中的企業數量也會不斷增加，高附加值的企業相對于低附加值的企業更具有競爭力，最后低附加值的企業只能被淘汰或被轉移出去，最終促進了產業結構優化，有助于環境質量的提高。產業集聚帶來的結構上的改變有時也會對當地環境帶來負面的影響。例如有些地區為了能夠快速發展經濟，便盲目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卻忽略了對環境污染的管控。
經濟集聚的技術效應指的是集聚會帶來環保技術的改善，一方面會減少相同產出的資源消耗；另一方面會減少相同產出下的污染排放。另外，集聚經濟主體可以共享中間投入要素、勞動力儲備，有利于勞動力的匹配，從而提高生產效率。產業在空間上的集聚會吸引人才的集聚，高素質人才的集中會帶來技術上的創新和管理水平的提升。經濟集聚有助于要素在空間上的流動，要素配置會更加經濟有效，提高了資源的利用效率。
32新經濟地理理論關于產業集聚的分析
克魯格曼（Krugman，1991）[14]提出，向心力和離心力是導致產業集聚與分散的原因。當向心力成為主導力量時，產業集聚程度就會加強，若擁擠帶來生產成本的增加大于向心力帶來生產成本的減少，則產業會趨于分散。在競爭效應的影響下，一些產業由于生產技術較為先進所以在競爭中勝出得以繼續留在集聚區，另一些生產技術相對落后的產業就會被淘汰或轉移出去。而這些轉移出去的產業為了實現長久的發展，便也會加快對減污技術的研發投入。因此從長遠來看，生產帶來的污染排放還是呈下降趨勢的。
筆者從經濟集聚不同發展階段帶來的不同污染問題出發，借助環境庫茲涅茨倒“U”形曲線這一經濟分析框架進行研究。本文提出產業集聚與環境污染的假設，在初期集聚階段，隨著集聚加強污染逐步加重；在中后期集聚階段，隨著集聚加強，環境問題得到緩解。
4實證分析
41模型的設立
為了驗證城市群經濟集聚與大氣污染的關系，設定了如下基本模型：
Yit=α0+α1Xit+α2 X2it+εit（1）
Yit=α0+α1Xit+α2X2it+α3PROit+α4REGit+α5RGDPit+εit（2）
變量解釋：下標i和t分別代表地區和年份，因變量Y表示環境污染程度，自變量X表示經濟集聚程度，REG表示環境規制，RGDP表示人均國民生產總值，PRO表示技術水平，ε為隨機干擾項。為了檢驗經濟集聚在整個生命周期中與大氣污染的關系是否呈現倒“U”形，在模型中引入了經濟集聚的二次方項。
42量選取和數據來源
一是大氣污染程度。在研究環境污染排放的實證文獻中，較多的采用SO2排放來衡量大氣污染[11]，這是因為SO2作為大氣污染物的主要成分在工業生產中排放較多，所以本文選用SO2排放量作為衡量大氣污染程度的指標。二是經濟集聚程度。 經濟集聚程度表現為經濟活動在單位空間內的集中程度[15]，用單位面積非農產出來表示（即二、三產業國民生產總值之和與城市面積的比值）。經濟發展水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RGDP）、環境規制（REG）、技術水平（PRO）作為控制變量，其中環境規制用二氧化硫產生量與排放量的差值來測度，技術水平用勞動生產率來測度（即人均非農產出）。
本文選取了2004年到2013年長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十六個核心城市的面板數據（上海、南京、蘇州、無錫、杭州、寧波、常州、鎮江、南通、紹興、揚州、泰州、嘉興、湖州、舟山和臺州）進行分析檢驗，文中所選指標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由于上海市2012年和2013年的部分數據存在缺失，所以該部分數據參考了《上海統計年鑒》。產出指標均根據上年GDP指數進行調整。計量分析采用EVIEWS72軟件。
43模型分析與估計
431面板數據單位根檢驗
通常情況下，用不平穩的數據進行回歸往往會出現“偽回歸”現象，因此在回歸之前須對數據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本文分別采用 LLC 檢驗法和 Fisher-ADF 檢驗法進行面板數據的同質單位根和異質單位根檢驗。
檢驗結果顯示：各變量中只有經濟集聚程度（X、X2）為非平穩序列，其他變量均拒絕非平穩的原假設，為平穩序列。對非平穩序列進行一階差分后，各檢驗值均拒絕了原假設，表明這些變量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具有平穩性。
432面板數據協整檢驗
雖然非平穩變量經過一階差分后為平穩序列，但是還需對因變量與自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協整檢驗。本文分別采用 Pedroni 檢驗和 Kao 檢驗進行面板數據的協整檢驗，其中 Pedroni 檢驗選取 Panel-PP 統計量和 Group-ADF統計量（見表2）。
結果顯示，各統計量均顯著拒絕了“無協整關系”的原假設，即各模型中的因變量與自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因此，可對原值方程進行回歸分析。
433回歸方程實證結果及分析
綜合表3和表4，經濟集聚對大氣污染的影響由負變為正，說明在目前狀況下，經濟集聚的加強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污染排放的強度；經濟集聚的平方項對環境污染的影響是顯著為負的，即經濟集聚與環境污染之間存在著倒“U”形關系，說明在經濟集聚的初期階段會產生更多的污染，但是到了經濟集聚的中后期，經濟集聚帶來的規模效應使得大氣污染的整體成本降低，空氣環境質量得到了有效的改善。鑒于第二個模型中經濟集聚的系數為正，說明我國長三角城市群目前的經濟水平仍沒有達到“U”形曲線的下降部分，經濟集聚還是處于初期階段的。技術水平對環境污染的估計系數在1% 的統計水平下顯著為負，說明技術水平的提高降低了污染排放。技術水平的提高即投入要素組合的優化替代了環境要素的使用，減弱了生產對環境的污染。環境規制的估計系數為負且顯著，說明經濟主體對于環境的保護意識還不夠強，還需要依賴于政府的環境監督與管制。經濟發展水平的估計系數在1%的統計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經濟發展對于環境的約束是在不斷加劇的。
5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運用2004―2013年10年間長三角城市群16個核心城市的數據構建了面板數據模型，研究結果表明長三角城市群經濟集聚與大氣污染程度的關系呈倒“U”形，就目前來看，經濟集聚在一定程度上會減少大氣污染物的排放，即對于城市環境污染會有抑制作用。這些在一定意義上說明，長三角城市群在注重經濟發展、國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時也必須加大對城市環境質量的重視。
51建立區域協調組織，加強區域聯動協作
城市群內部的各個城市擁有的資源和地理生態環境都比較相似，城市相互之間的影響力也是比較大的，因此，要想實現城市群資源環境的整體最優，就需要城市群內部每一個城市的共同努力、協同聯動。首先，在城市群區域內部要建立統一的環境規則，避免由于法規口徑不統一帶來的執法困難。其次，各地應發展當地獨有的資源環境優勢，最大限度地發揮分工合作效應形成合理有序的空間功能組織，以城市群整體效益最大化為目標。
52以市場機制為主導，同時加大政府調控力度
應當適當放開市場準入機制，一方面，利用市場的自然競爭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企業；另一方面，市場機制可以將環境要素納入供需關系并為其定價。城市群作為復雜的集聚體，其資源環境會面臨著復雜的外部性問題，此外，私人部門也難以提供治污費用。所以要想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借助政府調控手段，明確產權，盡可能保證各方利益不受到損害。
53大力宣傳生態型城市群建設，保持城市與自然的協調共生
城市生態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只有保持協調共生的關系，才能促進城市經濟發展的動態平衡，實現生態城市的建設。為此，我們要加強生態產業和生態園區建設，鼓勵綠色消費、生態消費，鼓勵引導資源的多級循環利用和再利用，培養公眾的生態文明意識。媒體也應積極宣傳大氣治污的各種法律法規，為長三角城市群大氣質量改善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54加大科技投入力度，促進產業轉型升級
落后的技術會成為制約城市群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瓶頸，因此，必須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其一，建立完善“產學研”合作體系，為新的科研成果提供一個完善的交易平臺，激發科研工作者的研發積極性。其二，摒棄傳統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使經濟增長由依賴物質資本逐步過渡轉移到依靠技術進步的新型發展方式上來。其三，加快第三產業發展，引導產業空間合理布局。
55優化城市群空間結構，實現城市群可持續發展
城市群空間結構的重組和優化有助于城市群經濟與生態環境相協調、實現可持續發展。城市群內城市規模大小、城市密度、產業分布等都會影響到城市群的空間結構，這些不同的組合會影響城市群經濟發展的方向、資源利用的方式。優化城市群空間結構，可以實現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走出一條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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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Grossman，Krueger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Z].NBER Working Paper， 1991
綠色藍天。
“綠”就是綠化的意思。電影《2012》就很明白的告訴了我們要好好保護我們的家園。[山崩、海嘯、地震、火山爆發、冰凍等等全部匯集到一個片中，讓人永生難忘的是城市毀滅的大場景。除了冰凍之外，其他的災難倒真是出現了。你所謂的冰凍應該是火山灰彌漫世界，曾經的古城龐貝就是滅亡于火山灰的，乍一看到真像飄雪。]
瑪雅人預言：2012年12月21日，太陽下山后，只有非洲和中國西部少數人將看到第二天的黎明。
古往今來，地球母親用甘甜的乳汁哺育了無數代子孫。原來的她被她的兒女們裝飾得楚楚動人。可是，現在她的兒女竟然為了自身的利益，弄得她千瘡百孔。人類只有一個地球母親；而地球正面臨著嚴峻的環境危機。“拯救地球母親”已成為世界各國人民最強烈的呼聲。
其實，在地球上沒有絕對的廢棄物。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循環利用。但是人類的介入，使這個循環出現了偏差，出現了不能循環的東西。比如早些年的發泡飯盒。如果這樣的話，那么，就是一個惡性循環。這樣地球的資源就會被消耗完。那么，地球就危險了。保護的措施應該是盡量的接近地球的自我循環。預防應該是多做些“遠視”，不要老是盯在經濟目標上。應該從人文和自然的角度出發。
目前在全球范圍內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環境污染問題，具有全球影響的方面有大氣環境污染、海洋污染、城市環境問題等。隨著經濟和貿易的全球化，環境污染也日益呈現國際化趨勢，近年來出現的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問題就是這方面的突出表現。
環境污染會給生態系統造成直接的破壞和影響，如沙漠化、森林破壞、也會給生態系統和人類社會造成間接的危害，有時這種間接的環境效應的危害比當時造成的直接危害更大，也更難消除。例如，溫室效應、酸雨、和臭氧層破壞就是由大氣污染衍生出的環境效應。這 種由環境污染衍生的環境效應具有滯后性，往往在污染發生的當時不易被察覺或預料到，然而一旦發生就表示環境污染已經發展到相當嚴重的地步。當然，環境污染的最直接、最容易被人所感受的后果是使人類環境的質量下降，影響人類的生活質量、身體健康和生產活動。例如城市的空氣污染造成空氣污濁，人們的發病率上升等等；水污染使水環境質量惡化，飲用水源的質量普遍下降，威脅人的身體健康等。嚴重的污染事件不僅帶來健康問題，也造成社會問題。隨著污染的加劇和人們環境意識的提高，由于污染引起的人群糾紛和沖突逐年增加。
當前，不但要加強和擴大那些具有原始性狀，即受人類影響較少的生態系統，通過人為的保護和再建、使其維持原始的自然面貌，保持生態系統內部各要素的平衡，而且要重視人類在認識化學物質毒性問題上所取得的寶貴經驗。對于各種比學物質，從生產到廢棄的整個過程，都要考慮一個防止污染環境的安全措施，更應當尋求無污染的生產方法，制取無毒性的化學產品，顯然，這是給化學工作者提出的一個更高、更難的任務。
我國憲法第二十六條已經明確指出：“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國家組織和鼓勵植樹造林，保護林木。”這樣，在黨和國家的重視和領導下，我們要大力宣傳和普及“環保”知識、為創造一個無污染和公害、生態保持平衡和優美的環境而共同努力。
人類為了生存所進行的資源及能源的開發和利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所有開發和利用都應當從整個自然界，尤其是地球環境的生態系統，即所謂生物圈的平衡狀況加以全面地和科學地考慮，然后再在保護自然環境、維持生態多樣性的基礎上，達到人和自然之間的協調。
其實，在地球上沒有絕對的廢棄物。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循環利用。但是人類的介入，使這個循環出現了偏差，出現了不能循環的東西。比如早些年的發泡飯盒。如果這樣的話，那么，就是一個惡性循環。這樣地球的資源就會被消耗完。那么，地球就危險了。保護的措施應該是盡量的接近地球的自我循環。預防應該是多做些“遠視”，不要老是盯在經濟目標上。應該從人文和自然的角度出發
目前在全球范圍內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環境污染問題，具有全球影響的方面有大氣環境污染、海洋污染、城市環境問題等。隨著經濟和貿易的全球化，環境污染也日益呈現國際化趨勢，近年來出現的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問題就是這方面的突出表現。
環境污染會給生態系統造成直接的破壞和影響，如沙漠化、森林破壞、也會給生態系統和人類社會造成間接的危害，有時這種間接的環境效應的危害比當時造成的直接危害更大，也更難消除。例如，溫室效應、酸雨、和臭氧層破壞就是由大氣污染衍生出的環境效應。這 種由環境污染衍生的環境效應具有滯后性，往往在污染發生的當時不易被察覺或預料到，然而一旦發生就表示環境污染已經發展到相當嚴重的地步。當然，環境污染的最直接、最容易被人所感受的后果是使人類環境的質量下降，影響人類的生活質量、身體健康和生產活動。例如城市的空氣污染造成空氣污濁，人們的發病率上升等等；水污染使水環境質量惡化，飲用水源的質量普遍下降，威脅人的身體健康等。嚴重的污染事件不僅帶來健康問題，也造成社會問題。隨著污染的加劇和人們環境意識的提高，由于污染引起的人群糾紛和沖突逐年增加。
讓我們都來關愛自然，熱愛地球吧，手挽手、肩并肩、心連心地鑄起一道綠色環保的大堤，捍衛資源、捍衛環境、捍衛地球、捍衛我們美好的家園吧！
生態文明建設下，探討高原湖泊流域的生態-經濟協調發展具有現實意義。實踐表明，生態環境政策對工業與服務業等點源污染的管控效果顯著，但對農業面源污染的針對性、實效性和可操作性存在瓶頸。因此，本文運用DID模型，對洱海流域內政策區和非政策區農業生產方式與水環境指標進行雙重差分分析，揭示生態農業政策效應。分析結果顯示：政策實施下農業生產方式對水環境污染指數的影響效應為-12.59，生態農業政策對農業生產方式調整與優化效應顯著，其中農業從業人口、肉蛋奶總產量變量對水質污染指數負相關；化肥施用量、農藥施用量與水質污染指數正相關。分析結論：生態農業政策實施后，農業生產方式的優化對流域內面源污染程度得到緩解，農業產值穩步提升，但與“北三江”5鄉鎮比較，環湖8鄉鎮農戶綠色生產觀念、無公害農業種植技術、養殖業循環發展與林下經濟等四方面生態化趨勢更顯著，政策響應更積極。政策建議：“養殖+沼氣循環農業”是降低入湖水質富氧化，提升養殖集約化發展的首要措施；“測土配方+平衡施肥”可在兼顧單位產量的同時，約束過度施肥，減少農業面源污染，實現有機無害農產品種植的重要路徑；退耕還林還湖，發展林下經濟，能夠優化農業生產結構，培育特色林業經濟；擴大非農產業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也是緩解農業面源污染，促進農民增收的必要措施。
關鍵詞 DID模型；洱海流域；農業生產方式；生態農業政策
中圖分類號 X3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4）10-0157-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10.022
水資源污染與清潔水源在全球范圍內都在不斷加劇。農業面源污染是目前公認水體污染的主要污染源之一。隨著對工業生產與居民生活點源污染控制的逐步加強，在水體污染中農業面源所占的比重不斷增加。據美國環保局2003年數據顯示，農業面源污染，導致約四成河流和湖泊水體水質不合格，成為河流和湖泊污染第一大污染源[1]。歐洲的調查顯示，農業生產排放超標的磷，導致地表水中富磷化，占到24%-71%地表水污染總負荷[2，3]。農田面源污染，尤其畜禽場面源防治成為發達國家分類控制的重點[4]。Leshan Jin研究了農業產業生產時的區域水資源對農業的承載極限，并探討了控制農業污染的方法[5]。近年來，國內學者也從分析方法、影響機制、結構優化路徑及具體對策等方面研究了水生態約束下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問題。趙慶禎等對農村產業結構布局優化的數學模型及其穩定性進行了分析[6]。張維理等對我國農業面源污染形勢進行了整體估計，并提出控制對策[7]。王鵬等生態脆弱地區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路徑進行了研究[8]。劉航構建了我國經濟增長與不同環境密集型產業之間的脫鉤狀態的分析模型[9]。龔琦以洱海流域為實證，探討了面源污染控制目標下農業產業結構優化機制[10]。
污染產生的經濟學根源是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污染產生的市場失靈是由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生產活動的負外部效應、生態環境的產權不確定和生態環境利用的信息不對稱引起的。污染的政府失靈是由政府認識不足、決策局限、政策目標單一，存在忽視環境保護和污染控制的現象，以及環境管理的低效率引起的。通過強化政府管控，明晰環境產權，約束生產主體行為，成為環境污染治理的政策取向。實踐證明，水環境保護政策對生活污染源和工業點源污染的效果顯著，但由于農業生產范圍廣、生產主體小而散、排污量難以量化、交易成本難以市場化等，其政策針對性和治理效果差強人意 [7]。綜上，與約束工業點源污染相比，治理農業面源污染的難點在于政策的細分性、系統性與長期性。因此，評價政策實施效用與農業生產方式響應，進而調整政策，具有一定的理論與實踐意義。通過比較政策實施前后，政策實施區域的關鍵指標變化，可以估計政策實施的整體效果與有效措施，為調整和完善政策體系提供借鑒。本文運用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的研究設計，利用研究區2000-2012年的大樣本數據，比較政策區與非政策區間指標的變化，識別農業生產活動對政策的響應。
1 研究區概況
洱海是我國第七大淡水湖，云貴高原第二大高原湖泊，入湖河流有彌苴河、永安江、羅時江等大小河溪共 117條，整個流域面積跨大理市和洱源縣2個縣市，是中國西南邊疆開發較早的地區之一。流域內土地肥沃、水源充沛、人口密度大、農耕文明起源早，成為滇西地區重要的糧經作物主產區和畜禽養殖基地。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流域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逐步形成了工業、旅游業和規模農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尤其是養殖業和林下經濟成為流域農業產業的主體。
1.1 流域污染源結構
近年來，隨著流域水環境保護力度的加強，工業和城鎮點源污染得到了比較有效的控制。但是，對于占流域河流、湖泊污染負荷總量70%的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成為洱海生態文明建設的關鍵環節[10]。如圖1所示，通過對2011a洱海流域農村與農業面源、城鎮生活污水、工業企業廢水、旅游業、水土流失等污染源的治理狀況和排放TN、TP、氨氮等三個水質指標采樣比較，得出流域主要污染源是：農田面源污染、畜禽糞便、農村生活污水、城鎮生活污水。
1.2 流域污染源分區
從農業面源污染的空間特征入手，洱海流域可以劃分為大理市環湖片區和洱源縣“北三江”片區。環湖片區包括下關鎮、大理鎮、喜洲鎮、海東鎮、挖色鎮、灣橋鎮、銀橋鎮、太邑鄉、上關鎮、雙廊鎮；“北三江”片區包括茈碧湖鎮、鄧川鎮、鳳羽鎮、牛街鎮、三營鎮。洱海流域內共有溪流117條，其中彌苴河、羅時江、永安江“北三河”流域面積占整個流域的72%，人口密度高，以養殖業和種植業為主，2000a-2011a水質處于IV、V、劣V類水平，污染物COD、TN、TP入湖量占全流域入湖量的76%、58%、77%。同比來看，環湖片區主要污染物COD、TN、TP入湖量占全流域入湖量下降顯著。為比較政策重點區與非重點區的效應差別，本文選擇大理市環湖片區作為政策重點區，洱源縣北三江片區作為非政策重點區。
洱海環湖片區農業從業人口對水環境污染指數的影響系數為-2.85，表明政策實施后農業人口增加并未影響水環境承載力，即單位人口對水環境的污染水平降低，這可能歸因于農戶生產生活理念、農民就業結構的轉變。一是，根植“洱海清，大理興”的生態文明理念，將農村生活污染、種植業化肥農藥污染、漁業畜牧業養殖污染與洱海水質惡化的知識普及到農戶，借助新農村建設，引導和轉變傳統的生產生活理念，樹立起清潔生活、綠色生產的生態文明新理念。例如，大理市啟動“洱海保護月”活動，并確定每年的1月份作為活動月；禁止生產、銷售和使用含磷洗滌用品，建設生態示范鎮、示范村。二是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帶動農民就業、農民增收。除了傳統的安置農業剩余勞動力就業，促進農民進城，洱海環湖片區構建起旅游業發展與農民增收的良性互動機制。例如，隨著旅游業態的升級，大理旅游業由古城觀光游向環湖體驗游過渡，環湖片區部分鄉鎮的旅游服務業不斷提升，農戶離土不離鄉實現就業。
3.2 無害化種植政策效應
化肥施用量、農藥使用量對水環境污染指數的影響系數分別為4.02、10.22，表明即使實施政策，化肥、農藥施用量對水環境污染影響仍然顯著，即化肥、農藥施用量導致水環境污染水平提高，這也印證了濫用化學肥料、農藥，導致洱海水體富氧化，是洱海水環境惡化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為遏制化肥、農藥等農業面源污染日趨嚴重的態勢，大理市停止使用國家規定的高毒、高殘留農藥，建立農藥科學使用技術規范，推進有機肥替代與測土施肥等措施，構建從源頭控制化肥農藥污染的長效機制；另一方面，綠色農業補貼政策，可以有效引導農戶調整種植結構，大力提倡人工鋤草、提倡使用有機肥，發展綠色農業、無公害農業、觀光農業。
3.3 科學養殖政策效應
肉奶總產量對水環境污染指數的影響系數為-2.08，表明政策實施后以養殖業產量與水環境指數成反比，即單位養殖業產量對水環境的污染水平降低。而數據顯示，洱海流域9萬多頭存欄奶牛產生的糞便是洱海水環境最大的威脅。養殖業污染水平的降低可以歸因于畜禽糞便沼氣化、飼料再加工等循環利用方式的創新。一是引入先進技術工藝，發展特色養殖循環經濟。2003年以來，環湖片區的重點鄉鎮實施以畜禽糞便為主要原料，通過有氧發酵、無害化加工等工藝流程生產生態有機肥的項目，有效緩解了養殖業發展對洱海治理的壓力，同時還增加了畜禽養殖戶的收入。二是推廣公司化經營，提高養殖業產業集中度。傳統農戶養殖存在小、散、差、亂的現象，難以集中管理、集中處理、提質增效。大理通過財政轉移支付、扶持公司規模化經營、推廣無公害養殖新技術、促進剩余勞動力轉移等政策，加強建設農村沼氣池、畜禽糞便收集處理設施建設，實現養殖業循環化、生態化、規模化發展。
4 結論與展望
4.1 主要結論
（1）研究區生態農業發展具有典型性。洱海流域被認為是中國西南邊疆開發最早的地區之一，是滇西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近年來，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尤其是養殖業和種植業帶來的面源污染，成為威脅洱海生態的主要因素。2003年水質處于IV類水平，農業面源污染排放COD、TN、TP占全流域入湖量的76%、58%、77%，其中農業生產帶來的化肥和畜禽糞便流失污染已成為流域主要污染源。基于洱海流域面源污染特征的綜合分析，實施生態農業政策，轉變農戶生產生活觀念，優化農業種植結構，發展循環養殖業，全面推進農業面源污染綜合防控意義重大。
（2）生態農業政策效應顯著。DID估計結果顯示，政策實施下環湖片區農業生產方式對水環境污染指數的影響效應為-12.59，即農業生產指標的提升并未帶來洱海流域水污染的惡化，通過農業生產結構調整與優化，達到“保產量、保質量、保環境”的政策目標。農業從業人口、化肥施用量、農藥使用量、肉奶總產量等四個指標的DID估計結果顯著。①生態農業政策對農戶環保意識、就業結構、生產方式產生積極影響，實現人均農業生產污染水平降低；②生態農業政策對農業種植結構、綠色無公害農業生產方式產生了調整和優化作用，導致農業化肥施用量、農藥使用量總量和單位使用強度的下降，降低了入湖水質富養化水平；③生態農業政策促進農業支柱產業養殖業無害化建設，通過養殖產業鏈循環利用、養殖技術標準化、經營方式集約化等方式，實現養殖業增產，入湖水質富養化水平下降。
（3）洱海生態農業模式具有推廣價值。2003年，政府提出“洱海清、大理興”的目標，出臺《洱海流域保護治理規劃（2003-2020）》，針對農業面源污染實施種植結構調整，養殖業標準化、無害化建設，發展林下經濟，科學施肥用藥等生態農業政策。在政策效應作用下，洱海流域已成為全國城市近郊湖泊可持續發展的典范。“循法自然、科學規劃、全面控源、行政問責、全民參與”的洱海模式得到國家環境保護部周生賢部長的肯定。針對湖泊流域生態承載力和致污因素，調整農業種植結構、優化農業生產方式、引導養殖業循環發展、扶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促進林下經濟產業發展等綠色農業發展模式對于高原湖泊、乃至更廣泛流域的農業面源污染防控具有政策借鑒價值。
4.2 展望
在研究區域方面：研究通過政策實施后政策區與非政策區的比較分析，只針對政策區進行了詳細分析，而忽略了對非政策區農業生產方式的分析。通過歸類說明具體生態農業政策對調整與優化洱海環湖片區農業生產方式，及其在非政策區綠色農業建設具有借鑒意義，但沒有對非政策區具體農業生產方式和生態農業政策進行區分和詳細說明。
在研究方法和數據方面：后續研究可嘗試借助面板數據，對兩類區域進行比較分析各研究區政策實施狀況，得到非政策區各農業生產方式對生態農業政策的效應指數，推進全流域農業面源污染治理和生態農業建設，探尋深層次原因。在變量選取上可結合行為地理學的方法，采用問卷調查數據，對農戶生產技術、農業生產觀念、就業意愿與土地流轉訴求等方面的解釋變量；此外納入流域大氣環境指標、植被覆蓋指標和土壤指標等變量，以揭示洱海流域的生態環境變化全貌。
此外，從政策實施層考慮，盡管這些政策區實施了生態農業政策，但可能存在實施力度不同、實施方式、結果異象的問題。從政策實施群的角度，揭示政策實施群行為與政策效應的相關性，也是今后研究中需要關注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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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olicy Effects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 Erhai Basin by DID Model
CAO Honghua1，2 WANG Rongcheng1 LI Lin2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Jilin 130024，China；
2. School of tourism and Geography Science，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Yunnan 650092，China）
[關鍵詞]生物標志物；海洋環境；生物監測
中圖分類號：TF04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6）08-0315-01
近年來，全球海洋污染狀況日益嚴重。工農業廢水和生活污水排入海洋，導致近海、港灣富營養化程度日趨嚴重，赤潮頻繁發生。重金屬、有機氯等污染物隨著食物鏈積累，受污染的海洋食品給人們的健康帶來潛在危害。生物監測是指利用生物對環境中污染物質的反應，來判斷環境污染狀況的一種手段，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對水環境質量充分反映，占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生物標志物是指由于生物體與環境因子相互作用而引起的任何可以測定的變化，包括生化、生理、免疫和遺傳等多方面。將生物標志物應用于環境監測中，通過生物標志物的使用和測定，將能獲得有關化學暴露、生物響應和污染效應之間的定性和定量相互關系的信息，從而對海洋環境進行預警與評價，并最終獲得對環境保護、資源開發和可持續發展等具有指導意義的科學依據。
1 海洋環境中生物標志物種類
1.1基因類標志物
嚴重、長期的污染可以導致生物體核酸的損傷，部分核酸的損傷可以遺傳給后代，導致物種畸形，甚至物種滅絕，常見的核酸損傷包括DNA鏈的斷裂、加合、核仁的損傷等。Ching等通過室內暴露實驗，證實苯并芘（3 ppb）對貽貝的DNA產生損害，使得部分核酸呈現不可逆斷裂[1]。Wise等發現納米銀造成青魚的染色體非整倍性增加，并對后代造成遺傳損害[2]。他們推測，DNA的變異表征在某種尺度上可反應海域受持久性有機污染的嚴重程度。德國學者也發現，三文魚DNA加合現象可用于萊茵河污染源的預警[3]，且認為分子水平（DNA或RNA）的指示物具有清晰、明確、特異性更強的特點，避免了后續翻譯與修飾過程中的干擾。
1.2蛋白類標志物
生物標志物中，蛋白類分子報道最多，其中尤以各種酶類為甚，包括脫毒酶、抗氧化酶、激素代謝酶等。抗氧化防御體系是動物體內重要的活性氧（ROS）清除系統，主要包括抗氧化酶以及小分子抗氧化劑。抗氧化防御系統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其活性或含量可隨污染的脅迫而發生改變，因而其活性和含量的變化可間接反映環境脅迫的存在，是環境污染脅迫的重要指標之一。近年來關于海洋動物抗氧化防御系統的研究也是生態毒理學研究的熱點，包括乙氧基異吩惡唑-脫乙基酶（EROD）、谷胱甘肽硫-轉移酶（GST）、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等。法國海洋監測系統已將鰈魚體內EROD作為檢測EDCs的生物標志物，GST、谷胱甘肽過氧化物酶（GPx）是抗氧化系統中的重要酶類，起到生物轉化和解毒的作用。細胞色素氧化酶（CYP450）是機體中催化外來物進行代謝的主要酶系，主要作用是通過氧化反應，清除異質類物質并將其排出體外。
1.3細胞類生物標志物
1997年，Thomulka和Lange利用海洋弧菌作為模型評價，借助其在不同水體環境下自身的發光特性，來評價硝基苯和三硝基苯的復合污染。當生物體內的污染物累積到一定程度，細胞會產生相應的代謝和毒性反應，細胞內的變化可以作為環境監測中暴露和效應的生物標志物。溶酶體膜的不穩定可被用作環境脅迫的標志物，溶酶體體積的變化是一般環境脅迫綜合作用的一個良好指標。以貽貝為例，血淋巴介導的吞噬作用是清除體內異物的主要方式，在金屬微粒和納米微粒的環境中，最為活躍的生理運動由血淋巴來行使。進一步推測在非溶性污染顆粒中，血細胞的吞噬能力是一個良好的表征，它可以幫助人們鑒別環境中的污染物是處于溶解狀態還是非溶解狀態。
1.4海洋植物類標志物
隨著生態毒理學研究的不斷深入，近年來在一些非動物物種中發現了新的一些生物標志物，它們能夠較好地反映某一海區重金屬污染的情況。重金屬通過各種途徑進入水體后，一旦被藻類吸收，將引起藻類生長代謝與生理功能紊亂，抑制光合作用，減少細胞色素，導致細胞畸變、組織壞死，改變天然環境中藻類的種類組成。Hutchins等的研究發現通過測定萊茵衣藻中銅的含量，能夠反向推導水體中銅的含量；由于植物相對固定的棲息環境，適合于用作長期的原位監測。海洋微藻研究中，Torres等[5]總結了前人利用藻類作為生物標志物的工作和藻細胞身上特殊的酶學標志物。通過分析水生藻類的種類和數量組成，研究其生理、生化反應及積累毒物的特點，可以準確地判斷水體的污染性質和污染程度。他們認為相比于魚類、貝類、蟹類，海藻具有更強的污染物累積和放大效應，更能反映源頭的污染狀況。
2 環境監測中生物標志物的應用
生物標志物的變化可以反映生物系統在環境污染物的作用下，發生在分子、細胞及個體水平上，各種生化和生理功能的變化，對分子、生化和生理水平上不同生物標志物進行測定，不僅有助于確定生物體所暴露的環境的污染狀態及其潛在危害，還可為環境退化提供早期預警，對評價水體污染和水體生態系統早期預警顯得非常重要[6]。
不同的生物標志物對化學污染物具有不同的特異性。例如氨基乙酰丙酸脫水酶（ALAD）的活性能被重金屬鉛特異性的抑制，即鉛暴露與ALAD的活性抑制之間具有直接的因果相關關系，因此，ALAD的活性抑制就被認為是指示環境中鉛污染的特異性生物標志物。
3 洋污染監測生物標志物現存的挑戰
盡管生物標志物在海洋環境污染監測中的應用獲得了廣泛的研究，然而，生物標志物作為海洋環境監測工具的應用仍處于起步階段，有關的理想生物標志物仍在篩選之中。由于生態系統的復雜性，獲得理想的生物標志物是不容易的。在實際的監測實施過程中仍有一些需要值得重視的問題[9]。眾所周知，生命是一個復雜系統，一種生理活動的響應可能不是單一原因引起的。因此，生物標志物的專一性問題就存在質疑。生物監測未能很好地克服對設備的高要求和對成本的高依賴，現行生物標志物的數據集中在有限的模式生物，要豐富和擴充標志物的數據，會給后續的建庫增加了成本。因此，現行的成本壓力依舊是限制生物標志物應用的一個關鍵因素。
4 展望
目前，在世界范圍內，基于生物標志物的生態監測已在不同尺度的水體得到了應用并取得了不少進展。用適當的指標來表征這些反應，可以對污染的狀況和程度進行監測和評價。生物標志物對海洋環境系統的監測能夠在一定程度反映出污染的綜合生物學效應，與化學和儀器監測結合起來，能較好地說明環境污染對生物產生的綜合效應，將是未來環境監測中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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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鎮化；環境污染；邊際；主成分；STIRPAT模型
中圖分類號：F299.2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31-0096-03
引言
工業文明興起之時，人類便開始了從農村向城市化的發展。然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也會導致環境污染加重、資源使用超負荷、建設用地占用耕地等一系列負面影響。近幾年霧霾天氣影響的范圍與深度都在逐漸加大，甚至幾度成為年度關鍵詞，水資源污染、大氣污染、噪聲污染、生活垃圾污染愈演愈烈，所以城鎮化發展到底保持多快的速度才是合適的？城鎮化的發展會帶來經濟的增長，也會帶來各項污染指標的增長，無論從經濟學角度還是合理規模增長角度來看，一個地方的城鎮化總歸有邊際效應，一旦突破某項指標的臨界值，原住民的教育、醫療、資源、就業等都會攤薄，對于攤大餅式的發展，資源環境承受度很難在短期內支撐起來，甚至會超出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后續的治理問題又將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因此，本文的探索對制定協調城鎮化與環境之間關系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一、變量與測度模型
城鎮化是一個農村化逐漸轉變為城市化、工業化，人口聚集化、規模化的過程。最直觀的結果就是城鎮人口增多，所以一般用城鎮化率來反映一個地區的城鎮化水平高低，即一個地區常住于城鎮的人口占該地區總人口的比例。
自然環境具有自凈能力，但是過多的人類活動參與，使得環境中有害物質增加到超過自然的自凈能力就會出現環境污染。環境污染包括大氣污染、土壤污染和水體污染，由于人類城市化過程中最主要的活動是日常生活以及工業生產，所以選取了人均城鎮生活污水排放量（萬噸/萬人），人均生活污水COD排放量（噸/萬人），人均生活垃圾清運量（萬噸/萬人）等指標來評價城鎮化對環境的污染效應。
（一）數據來源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標和選取的變量，考慮數據的準確性以及獲取的可行性，從《安徽省統計年鑒》（2000―2015）中選取了城鎮化率和各指標相關數據，以及常住城鎮人口、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投入和安徽省的GDP數據。
（二）污染測度模型
1.邊際污染測度模型。城鎮化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常住于城市的人口比重越來越大、城市非農業產業的發展進步迅猛，包括服務業與工業，而基于我國的現狀，最主要的就是工業的迅速發展，所以將上述的幾項指標除以安徽省常住人口，每年各項指標較上年的增量除以當年的城鎮化率的增量，具體用以下的公式表示：
ΔQc=■
其中，Qi表示第i年安徽省城鎮環境污染物的人均排放量，Ci表示第i年安徽省城鎮化率，ΔQc為城鎮化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帶來的人均城鎮污染物增加量，此式將安徽省城鎮化率對環境污染的進行了量化表示，可以更直觀地看到城鎮化對于環境的影響。
2.綜合污染測度模型。綜合污染測度主要選用因子分析法
（1）利用SPSS20.0先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為消除各指標變量單位間的量綱影響）。
（2）利用最大方差法提取公共因子。如果各個變量在公共因子上的載荷相差不大，多為中等水平，則需要進行因子旋轉，一般采用最大方差法，也叫正交旋轉法。
（3）_定權重。
3.STRIPAT城鎮化回歸模型。STIRPAT全名為可拓展的隨機性的環境影響評估模型，最初由Dietz和Rose所提出，可利用其來來探討各因素（人口、財產、技術）對環境壓力的影響，具體模型如下：
It=aPtT1AtT2TtT3et
其中，It為環境污染指標，Pt表示為人口指標，At為富裕度指標，Tt代表技術水平，指標Ti，（i=1，2，3）稱為對應各因素的環境彈性系數，表示各因素每增長1%，環境污染增長Ti%，a為常數項，e為誤差項。為了探討城鎮化率對環境的影響，將城鎮化率（記為Zt）添加到公式中，并將上述非線性模型兩邊取對數轉化為線性模型，變換后的模型如下：
lnIt=lna+T1lnPt1+T2lnAt+T3lnTt+T4lnZt+tlne
其中，得到的污染綜合得分表征為環境污染指標，以及城鎮人口表示為人口指標，人均GDP表示為富裕度指標，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和內部支出情況表示為技術水平指標，利用Eviews帶入估算出各環境彈性系數，可以直觀看出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帶來的環境污染得分的百分比變化。
二、安徽省邊際環境污染效應實證分析
（一）污染測度
1.邊際污染測度
首先，所獲取的指標數據（城鎮生活污水排放量，生活污水COD排放量、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廢氣排放總量，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煙塵排放量，工業粉塵排放量，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生活垃圾清運量）除以各年安徽省的常住人口總數，獲得各指標數據的人均數，然后根據以上部分所述的邊際污染指數計算方法，得到的結論如下：2000―2014年，安徽省的城鎮化率每年每提高1個百分點，各項環境污染指標都受到相應的影響。其中，除了人均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增加量出現了明顯的減少，人均生活污水中COD排放量增加量總體有少量的減少趨勢，剩下的各指標增加量總體上都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這說明這幾年一直強調的節能減排政策，以及對生活污水的技術處理有了顯著的效果。而人均城鎮生活污水量排放量的增加量逐年增加的趨勢最明顯，人均工業廢氣排放量與人均工業粉塵排放量的增加量。其次，這與近幾年來安徽省的空氣質量下降、大氣污染嚴重息息相關。人均固體廢棄物增加量不減的趨勢也是導致環境污染的一大因素――有害物質通過地表、水資源對人們的生活以及環境造成惡劣的負面影響。
2.綜合污染指數測度
（1）利用SPSS 20.0，將人均數據進行標準化，首先進行數據檢驗，看看本次的樣本數據是否適合進行因子分析。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KMO檢驗用于檢驗變量間的偏相關系數是否過小。KMO值越接近于1，表示變量的共同因素越多，變量間的凈相關系數越低，越適合做因子分析。由分析結果可知，KMO的值為0.769，說明該樣本總體的變量較適宜進行因子分析。
（2）根據上部分的說明，將9個指標的數據進行降維處理，得到的變量方差解釋結果（如表2所示）。
按照系統默認的提取方法，提取特征根大于1的主成分，由表2可得，提取了3個主成分，主成分1提取了總方差66.824%，主成分2提取了總方差的14.2%，主成分2提取了總方差13.102%，累計解釋了總體方差的94.126%，即所有指標的94.126%可以由這3個主成分表示。
（3）采用正交旋轉法進行因子旋轉，對原始載荷矩陣進行調整簡化。
（4）根據成分得分系數矩陣以及公式計算綜合得分，將得分進行排名（見下頁表3）。
根據在綜合得分的排名可看出，2011年之前的得分都為負數，之后便開始一直出現正數。且總體而言，2000―2014年安徽省的環境污染得分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這與上一部分的邊際污染結果一致。所以可以得出安徽省近幾年來的環境污染情況越來越嚴重。
3.城鎮化與環境污染的效應關系
注意到環境污染綜合得分有些為負值，由于取對數時變量不能為負值，所以首先參照張樂勤、張勇在《城鎮化演進邊際污染效應及其庫茲涅茨曲線探析：基于安徽省的實證》中的處理方法，將綜合污染得分按照下式進行百分比的轉變：
可以計算得出，安徽省的環境污染從2004年的最低46.37到2011年的60.66，七年時間增加將近15分，平均每年增加2分多，但是2011年后的污染的增勢有所緩解，基本維持在60.6，處于較穩定的狀態。對數線性回歸結果（如下頁表4所示）。
P值都大于0.05，接受殘差為白噪聲序列的原假設，所以可以認為回歸模型是平穩的，較好地模擬了幾個變量之間的關系。
另得到R2為0.9343，說明在線性回歸模型中，環境增長率總離差中，由這4個離差解釋的部分占93.43%，模型擬合的較好。DW值為2.0659，說明不存在自相關性。
得到關系式為：lnIt=-10.69277+1.16225lnAt-1.0121741lnTt+
1.351754lnPt+3.165704lnZt
所以由上式可以知道，2000―2014年安徽省的人均富裕度、技術進步、城鎮人口以及城鎮化率4個因素對環境污染都會有影響。根據模擬得知，當安徽省的人均GDP、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城鎮人口和城鎮化率每增加1%，環境綜合污染得分分別增加1.16225%、-1.012174%、1.357154%和3.165704%。所以，城鎮化率的提高對于環境的影響力度大于其他幾個影響因素，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是造成安徽省近幾年的環境污染不可忽略的原因。
（二）結論
本文通過對安徽省2000―2014年相關數據的分析，得到以下幾點結論：第一，經過對安徽省城鎮化的邊際污染指數分析得出，2000―2014年，城鎮化率每年每提高1個百分點，各項環境污染指標都受到相應的影響的結論。第二，經過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了3個公共因子，這3個公共因子對環境污染的貢獻率分別為0.608541、0.118874、0.097573。所以，第一公共因子對環境的污染力度明顯高于其他公共因子。對于減少環境的污染，要著重從第一公共因子中的那幾個指標入手。第三，建立STIRPAT模型，結合本文的探討目標，強調當安徽省的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c，環境綜合污染得分將提高3.165704的百分點，是城鎮化率增長的3倍之多，且城鎮化率的提高對于環境的影響力度要大于其他幾個影響因素，所以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是造成安徽省近幾年環境污染的最主要的原因。
三、建議
根據本文的結論，對于從哪些方面、怎樣適當發展城鎮化以減少對環境的惡化提出以下幾點建議：第一，城鎮化過程中伴隨著各項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所以不能一味追求城鎮化率數字上的進步，繼續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要在考慮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的基礎上，尋求一個人與自然、人與生態協同共存的平衡點，做到在最大速度發展城鎮化的同時使環境能夠自我調節、自我消化。第二，城鎮化過程中二氧化硫以及污水中的COD排放量得到了一定的控制，所以我們要繼續保持以及更進一步的貫徹落實節能減排、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的政策，繼續加強對廢水、廢氣的處理以及排放，從源頭上做到城鎮化的同時保護生態環境。第三，城鎮化過程中帶來的工業化程度加大是引起環境污染的一大重要因素，所以在城鎮化進程中要深化產業結構改革，盡量發展廢氣、廢水、固體廢棄物產生少的行業，逐漸減少工業企業的比重，加大服務業的比重，這樣就可以發展與環境健康發展的城鎮化產業結構。第四，建立生態工業園區，在發展工業的同時利用生態進行循環發展，綠色發展，協調發展。且各生態工業園區要結合實踐，聯系自身的特點進行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協調統一、合理運轉、機制透明的工業園區生態化改造監管機制。充分發揮工業園區生態改造監管機制在工業生態園區實際建設中的指導監督作用，否則一切都是空談于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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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技價值中立論和科技樂觀論的影響
人們只會關注科技的積極作用,把科技視為工具,對由此產生的環境污染缺乏重視。科技人員對科技已經帶來的環境污染視而不見或故意淡化,公眾對科技作用認識不全面,缺乏對科技產生環境污染的關注,失去對科技應有的預見意識。因此,由于缺乏對科技發展的預見,人們在處理科技所產生的環境污染時,普遍采取一種“先發生,后治理”的態度,而其結果往往是既解決不了環境污染問題又使其污染進一步蔓延和擴散,治理難度大大增加。
2.人們對科技認識有限,應用不當
由于科技本身的復雜性和多層性,使得人們對科技的全面認識要經歷漫長的提高過程,對科技知識的掌握和應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科技在當前看似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但由于人類認識能力有限,也就難以提前認知到科技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另外,科技強調知與行的統一,只有在全面認識和把握科技的基礎上,人們才能夠合理使用科技。由于人們認識能力的有限性,使得科技應用不當問題的發生成為了必然。
3.科技工作者錯誤的倫理道德責任定位
科技工作者可以追求財富與名利,但必須出于正當的追求。如果科技工作者只是一味的追逐功利,就會導致他們道德倫理責任意識的淡薄。如首先提出克隆人計劃的理查德﹒錫德,在一次采訪中說:“我會在美國建立一家診所,從事克隆人研究,通過研究為人們服務,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成為一個能賺錢的診所。”顯然,錫德從事克隆人計劃的目的就是為了贏利,沒有考慮由此給社會、人類和環境帶來的不良后果。
二、解決科技帶來環境污染問題的對策
1.突出科技的人文和生態價值
1.1增加科技的人文情懷
科技帶來環境帶污染的一個重要根源在于人們過分關注科技的經濟價值,忽視科技的人文價值和人文情懷。因此,在緩解科技帶來環境污染的基礎上,必須加強科技的人文情懷。科技的一切發展都應有利于人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升,有利于社會的和諧與進步。科技的發展要為人類服務,這是創造之目的,存在之價值。科技只有體現了人文情懷,才能成為真正的科技,才能在應用的過程中樹立人的理念,更好的為社會服務。
1.2樹立科技的生態理念
要想減少科技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就得從與它最密切的自然界著手,摒棄舊的自然觀,樹立新的生態理念。科技的生態理念是在不破壞自然生態資源的前提下,合理、科學的利用科技為人類創造財富,使科技更好的融入自然,更好的發揮其作用。使自然和科技的發展真正地協調起來,為科技發展創造平穩協調的環境,最大限度的減少科技對自然的破壞。
2.提高人們對科技的認識
充分認識科技作用的雙重性是指科技的發展和使用既會對自然環境、人類和社會帶來有利的一面,也會產生危害效應。這突出地體現了科技發展和應用所具有的風險性,也就預示著伴隨科技的發展,負效應會也會逐漸暴露出來。認識到這一點有助于人們對科技形成全面的認識,對科技可能帶來的環境問題形成風險意識,盡量減少科技對環境的污染與破壞。
3.合理應用科技
科技帶來的問題是由科技本身、科技主體或科技對象的原因而產生的,但不管屬于哪一種情況都說明了科技有待完善。對已經發生的環境污染,政府應投入資金和人力進行研究,用科技的方法解決問題。如鋰電池是手機和筆記本電腦的常用電源,它重量輕且可以再充電,但材料貴且具有毒性。如果以硼為基礎作為添加劑,并利用這種化合物便可以得到一種更加便宜、毒性更小的鋰鹽電池,有效的解決了由此帶來的污染問題。
4.提高科技工作者倫理修養
通過社會道德教育加強科技人員的科學技術觀的培養,也就是要培養其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使真善美與科技的研發、應用融為一體。使他們既能站在現代科技的前沿,又能樹立起對人類負責的道德價值觀念,自覺地有意識地使用技術成果。無論科技應用對社會文明是有利的還是有害的,科技工作者有責任去思考、預測、評估其帶來的社會后果,他們應當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