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11 17: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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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金融監管的現狀分析
（一）金融監管的法律體系不健全
完善的金融監管體系，不但要求有配套的金融監管法律規范，還要求具備與金融監管相適應的經濟法規，如公司法、破產法、合同法、消費者保護法、私有財產法，不但要有法律保證，還要有綜合的完善的會計準則。目前，我國公司法、消費者保護法都已頒布，但破產法、私有財產法還遠不完善；現行的會計準則與國際慣例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比也有差距。大量的應收利息計入損益就是典型的案例之一。
（二）銀行監管法律缺乏可操作性
雖然《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保險法》、《擔保法》和《金融機構管理規定》均已頒布，但至今針對銀行的金融監管的組織體系、監管的內容、監管的具體手段、以及處理辦法等仍無明確的法規可供遵循。
（三）缺少標準化、系統化的指標體系和準則
目前，我國有關金融監管的指標體系極不健全，如基層銀行的資產負債比例如何考核，歷史形成的不良資產如何處理等等都無明確的指標和法律可供參照。其次，我國金融監管體系尚未建立效率型的監管體制。金融監管的首要任務當然是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但監管本身不能夠絕對保證銀行倒閉的零風險。實際上，在市場經濟中，倒閉是資源（如資本和管理人員）配置機制的必要組成部分。發達國家的金融監管體系在最大限度加強防范風險的同時，也在利用市場的準入和退出機制，優化資源配置，提高金融效率，每年幾百上千家的銀行建立和倒閉，不是由于監管松懈導致，而是效率型監管思維的具體表現。但目前我國的金融監管仍只強調防范風險，市場的準入和退出機制也顯得十分僵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壟斷可能帶來的風險，卻也極大地降低了金融效率。
（四）無法進行開放式的并表監管
《有效銀行監管核心原則》在第23條和24條、25條原則中，特別強調了母國和東道國對其監管對象實施并表監管的重要意義。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我國海外分支機構大量增加，與此同時，外資金融在國內的獨資、合資機構中得到迅速增長。金融全球化也表現為金融風險的國際化，母國和東道國對監管對象的全方位監管是國際銀行業金融監管的重要內容之一。但目前，由于依據的法規不同、會計準則不同，我國人民幣業務和外幣業務、國內業務和海外業務，難以在并表的基礎上對海外中資機構進行監管。
二、建立綜合型金融監管模式
（一）完善我國宏觀審慎金融監管框架
中央銀行和監管機構明確自己的監管職能，完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對維護金融的穩定和高效運行有著重要意義。以中央銀行的職能作為出發點，應賦予中央銀行對金融系統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部門的監管權，通過制度的改革進一步確立央行在審慎監管中的地位。與此同時，加快建立前期預警系統，加強事前監管能力，進一步明確金融穩定指標，對不良的金融行為和資金做好提前預防措施，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對系統采取必要的實況測試，防止類似雷曼公司的破產重演。
（二）理順金融監管體系，不留監管真空
將目前分業監管模式作為出發點，制定相應的制度規范跨市場、跨行業的金融業務，同時在制度上明確對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提高金融市場的透明度，消除在監管過程中出現的因權責不明所形成的盲區和真空。
（三）完善中央銀行以及其他監管機構的信息協調機制
金融機構往往有著復雜而廣泛分布的組織機構，因此監管機構以及中央銀行之間及時的信息交流與加強監管合作，對形成高效有序的監管十分重要，中央銀行及時公布重大宏觀層面的金融信息，同時監管機構及時向中央銀行匯報重大的微觀監管信息，以此減少監管部門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提高監管的效率，這樣有利于監管部門及時了解監管對象的詳細情況，及時采取必要措施，同時也有利于中央銀行制定較為完善的貨幣政策。
（四）建立與完善金融監管的法律體系
以法律作為搶救和制裁的工具可以作為維護金融體系安全的最后防線。金融監管機構對金融企業、金融機構管理的基本依據是現存的金融監管法律，金融監管法律的進一步完善能夠對金融機構進行精確高效的監管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在當前金融監管制度改革的浪潮下，通過營造良好的金融監管法律環境基礎，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法律體系，對金融監管的法制化建設尤為重要。堅實完善的金融監管法律保障，對實現提高金融體系的高效穩定的運行，構建并最終達到綜合監管模式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五）增強國際間金融監管機構的交流合作
隨著金融國際化的不斷推進，我國已在世界金融市場成為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扮演著重要的參與者和推動者。但是無論在監管環境還是法律體系和制度體系上均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和不足，這就要求我國必須加強國際層面上的金融監管交流與合作。通過交流與合作，使我們進一步與國際接軌的同時提升自身的金融監管水平，以此不斷適應金融全球化所帶來的日新月異的形勢需要。因此，我國應當在具體領域參與雙邊、區域、國際的金融監管交流與合作，在合作交流中吸收新的理念并與我國國情相結合，實現有分有統、分統合一的綜合監管模式，如此才能真正維護我國金融系統的正常高效運行與穩定。
一是知識信息爆炸。二是萬物實現互聯，特別是在移動互聯網、物聯網、車聯網等概念和技術支持下，所有的人和物都可以通過互聯網聯系起來。三是社交時空壓縮，在互聯網世界的時空是高度壓縮的。四是工作效能加速，由于時空壓縮導致人們都活在當下，什么事都恨不得當下就處理好，特別是全球互動的推進，東半球和西半球接力，基于互聯網上的工作效能大大加速。五是破除信息壁壘，互聯網上幾乎沒有壁壘。在互聯網世界，人們可以輕松地進行跨界交流和身份轉換。
在當前對互聯網金融熱議中，由于各自利益、立場、出發點、知識結構和經驗背景不一樣，導致眾說紛紜，但有一點可以取得共識，那便是金融消費者權利不容忽視。
互聯網金融的健康持續發展，固然離不開互聯網技術，但也需要創新金融產品和商業模式，但我更看重的是金融消費者。從根本上來說，互聯網金融創新必須以金融消費者為中心，既要創造性地滿足用戶需求，又不能損害金融消費者權益；既要提供更加快捷高效的服務，又要切實保障安全和防范風險。
金融消費者權力話語轉向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后，“金融消費者”的話語第一次在全球流行起來。美歐各國檢討危機爆發的原因，人們發現由于缺乏必要的金融消費者保護，導致一些創新金融產品損害金融消費者利益，最終引發了金融危機，許多國家最終加強了金融消費者保護的立法，建立專門的金融消費者保護機構。
2010年7月2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正式簽署《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并使其生效成為法律，加強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要求設立新的消費者金融保護署，并賦予其監督、檢查和執行等一系列權力，專門對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的金融機構等服務實體進行監管，以對金融消費者提供更為全面的監管保護。這個法案對中國和全球都有重要影響。
近年來我國“一行三會”也分別成立了金融消費者保護機構，并正在進行立法調研，也出臺了一些探索性的部門規章。金融危機后主要是政府和專家發現了金融消費者，這一次互聯網金融在我國的爆發是金融消費者發現了自己，2013年我國的金融消費者權利意識迅速覺醒，并且試圖應用互聯網的思維和技術來實現自己的權利。
過去各種文獻多是用“保護金融消費者”、“保障金融消費者權利”這類字眼，主要是政府和監管者自上而下地希望對金融消費者進行保障和保護，金融消費者處于被動地位。基于互聯網金融背景下金融消費者權利意識的覺醒，金融消費者已經在探索從被保護到自我實現的過程，因此出現了金融消費者權利的話語轉向。
金融消費者權利的訴求從政府視角轉向民間視角，從被保護狀態轉到自我實現的過程，這是當前中國互聯網金融發展中呈現的一種全新情況。我期待將來在政府與民間良性的雙向互動中找到互聯網金融消費者權利實現和保護的機制。
傳統金融體系的邏輯往往是以金融服務機構為出發點，以金融機構的收益作為落腳點。現在很多人在研究分析互聯網金融的特點。我認為根本的是以金融消費者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重建了一個互聯網金融生態體系的運行邏輯。當前，以金融消費者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可以構建一個互聯網金融生態的閉環邏輯。在這里真正實現過去只是說說的客戶是上帝，用戶至上。
互聯網時代的權利轉移
首先是知情權的崛起。因為有了互聯網，培育了人們的知情權、信息消費權意識。對于公共事務，我們要求實現信息公開、透明，這便是知情權覺醒的表現。
第二是交易權的轉移。中國已進入過剩經濟時代，普通消費者有很大的選擇權。在實體空間，選擇權受制于物理空間的交易成本。在互聯網上，點擊搜索就可以比較，點擊選定，交易就完成了。交易選擇權已經完全轉移到消費者手中。
第三是話語權的轉移。互聯網2.0時代的到來，特別是隨著社交媒體興起之后，“我”可以自由地表達了，并與其他讀者實現即時通訊。話語權的轉移借助互聯網的力量，實現完全的、根本的、放權式的轉移。
第四是表決權的轉移。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現在很多調查工作通過手機就可以進行表決。
金融消費者的權利實現
只有金融消費者的人身財產安全權、知情權等各項權益得到更加充分行使、尊重和保障，運用互聯網思維和技術進行互聯網金融創新才會更加生機勃勃，金融服務機構才能贏得客戶，贏得未來。
互聯網金融的自生秩序正在生成，并不完全依賴國家立法規范、政府監管和法院強制。在互聯網背景下，金融消費者權利有了商業模式和社會化的公益模式來實現。
通過互聯網可以最大限度地方便消費者進行聯絡，了解有關信息，在自身努力下可以進行一系列權利的保障和實現。
消費者權利面臨新問題
互聯網是一把雙刃劍，金融消費者權利的實現，除了我們傳統意義上的權利，在互聯網背景下產生了新的權利問題。
一是金融消費者的隱私權保護，這在斯諾登事件后已被加速提上議事日程。
二是信息安全權，互聯網上一旦數字密碼泄露，還危及金融消費者的財產權，這就產生了信息安全權問題。
三是數據產權問題，互聯網金融交易產生的數據究竟歸誰所有？實際上也成為一個需要討論和明確的問題。
互聯網金融時代的監管任務
講到金融消費者權利，往往相對應的是互聯網金融經營者的義務；同時，有權利就有相應的義務，金融消費者在金融經營者合法權利面前要尊重。所以，在設計金融產品和交易結構時要考慮如何保障互聯網金融消費者的權利，如何維護經營者和消費者權利義務的平衡。
互聯網金融的企業要始終抓住金融消費者這個中心，既要發現和挖掘金融消費者的潛在需求，開發出更多產品來滿足這些需求，也要在金融服務和營銷過程中保障和實現金融消費者權利，注意加強安全保障和進行風險防范。同時，互聯網金融消費者也要注意尊重和維護互聯網金融經營者的合法權益，保持權利與義務的對等性。
由于互聯網金融發展火爆，對一些傳統金融機構產生了強烈的震撼力，某些互聯網金融機構或偽互聯網金融機構也出現了一些風險事件和潛在的風險隱患，很多人在呼吁加強互聯網金融的立法規范和監管介入。將來互聯網金融立法規范的根本任務在于保護金融消費者權利，應該以這個為中心，適度向弱勢的金融消費者傾斜，來構建互聯網金融監管體系和法律體系。
在互聯網金融加劇混業經營情況下，將來監管應當統合監管，而不僅僅是對互聯網金融經營者進行監管。立法必須突破權力主導和機構監管的傳統思維，防止行政權力在中間的濫用，而是要以權利保障作為互聯網金融立法與監管的基本宗旨。
關鍵詞：金融監管；必要性；文獻綜述
當代西方經濟學家對于金融監管的必要性理論，主要源自政府的規制經濟學。目前關于金融監管必要性的理論主要扎根于金融監管的需求理論，其中，占主流的主要有兩大體系：公共利益的監管需求與金融脆弱的監管需求。該理論體系認為，政府實施金融監管是為了社會公眾利益而對一切市場運轉失靈所導致的低效率的一種反應，從而意圖糾正金融市場壟斷性、外部性、傳染性、脆弱性的制度安排。
一、公共利益的金融監管必要性理論
公共利益的監管必要性理論以市場失靈和福利經濟學為基礎，指出金融市場同樣存在失靈，從而導致金融資源的配置不能實現“帕累托最優”（Stiglizt，1981、1993；Varian，1996）。[1]也即，管制是政府對公共需要的反應，目的是彌補“看不見的手”發生失靈，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
（一）負外部性效應
金融機構的破產倒閉因多米諾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通過貨幣信用緊縮破壞經濟增長的基礎。科斯定理從交易成本的角度說明，外部性也無法通過市場機制的自由交換得以消除。因此，需要一種市場以外的力量介入來限制金融體系的負外部性影響。拉爾夫·喬治·霍特里（Ralph George Hawtrey）認為，引起經濟波動的其他原因是次要的，可以通過貨幣途徑加以控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指出，經濟周期的主要原因是資本邊際效率的循環變動。隨后，加爾布雷斯（John K.Galbraith）進一步指出，自由放任政策已不合時宜，管制和調節是當前這個時代的迫切需要[2]。
（二）公共產品監管理論
一個穩定、公平和有效的金融體系帶來的利益對整個社會經濟而言具有明顯的公共產品特性，即非排他性。該理論強調金融體系的客體——金融產品自身的屬性會導致金融市場失靈，引發金融風險并導致金融危機。金融體系的這一性質，決定了其運行必須有一個無私利的主體對所有機構個體實施限制和監督，以維持金融產品供應的穩定性。
（三）信息不對稱監管理論
由于金融機構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的存在，產生了阿克爾洛夫（Akerlof）提出的“檸檬問題”，即金融市場中的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造成金融市場失靈。施蒂格勒（Stigler）從信息分配角度揭示了市場失靈，指出在信息不對稱的環境下，金融機構往往處于相對劣勢、面臨金融效率降低和金融風險并存的局面，而政府的外部監管能夠逐步完善信息的完備程度，降低金融風險、提高金融效率和減少經濟損失，認為金融監管是醫治信息不對稱導致金融體系失效的良藥[3]。
（四）自然壟斷監管理論
該理論從規模經濟入手，分析得出：金融機構規模經濟的特點使金融機構的自由競爭很容易發展成為高度的集中壟斷，而金融業的高度集中壟斷不僅在效率和消費者福利方面會帶來損失，而且也將產生其他經濟和政治上的不利影響。因此，主張通過政府監管消除壟斷，保障金融體系的穩定運行[4]。
二、金融脆弱的監管必要性理論
在對金融監管的必要性的認識方面，人們除了繼續以市場的不完全性為出發點研究金融監管的必要性之外，也開始日益注重金融業自身的風險性對金融監管的影響和要求。
Minsky（1982）、Cypher（1996）、Kregel（1997）、Friedman、Schwartz（1986）、Diamond和Rajian（2001）從銀行及金融機構的流動性方面所做的研究表明，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由于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較大的脆弱性：（一）短借長貸和部分準備金制度導致了金融機構內在的非流動性；（二）在資產負債表中，主要是金融資產而不是實物資產、主要是金融負債而不是資產凈值，這在金融機構之間存在著相互依賴的網絡；（三）存款合同的等值和流動性形成了在蕭條時期提取存款的激勵。Kaufman（1996）從銀行體系的傳染性和系統風險的角度分析認為，個別銀行比其他企業更容易受到外界影響而失敗；銀行業也比其他產業更加脆弱、更容易被傳染。隨后，出現了著名的銀行擠兌模型（Diamond and Dybvigr，1983），其根本思想是銀行作為一種金融中介機構，其基本功能是將不具流動性的資產轉化為流動性的資產。但是，正是這種功能本身使銀行容易遭受擠兌。
參考文獻：
[1] Stigler G.J.1971.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J].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cience.Vol.2：321.
[2] Galbraith.How the Economists got it Wrong[EB/OL].http：∥prospect org/archives/V 117/galbraith .j html.
[3] Stigler G J.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J].Po litical Economy， 1961（69）：21325.
依循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于金融改革的指導精神，在人口、土地等要素紅利日漸消退的背景下，新一輪金融改革需堅持以下幾點，才能有效助力中國經濟的發展。
重新審視四大關系
新一輪金融改革需要重新審視政府與市場、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金融改革與全面深化改革及金融創新與監管等四個方面關系。
一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政府與市場作為兩種基本的資源配置機制，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不斷推動著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整個經濟學發展史可以看作是一部政府干預主義與市場自由主義不斷競爭和融合的歷史。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進一步提升了市場在中國未來經濟發展中發揮的重要作用。金融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領域，必須減少政府對金融的過多干預，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穩步推進資金要素價格（利率、匯率）的市場化，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兌換，形成市場化的央行目標利率和完善的基準收益率曲線。
二是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關系。
經濟增長并非社會發展的唯一目的，持續改善民生、促進共同富裕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使命。建立和完善多種類型的金融機構，不斷推進政策性金融機構改革發展，以便更好地服務和改善民生，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是中國金融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例如，國家開發銀行以“增強國力，改善民生”為使命，在促進基礎設施建設、棚戶區改造、助學貸款等諸多社會瓶頸領域發揮了獨特的重要作用，積極支持該機構的改革對完善金融體系建設、發展普惠金融意義重大。
三是金融改革與全面深化改革的關系。
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是企業發展的動力和血液，貨幣、信用、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利率、匯率等現代金融核心要素在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功能，其改革具有系統重要性。在推進金融改革時，必須注意與財稅體制改革、產權制度改革等協調同步，這對于降低金融改革單兵突進、改革缺乏協調帶來的系統性風險具有重要意義。
四是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關系。
近年來，中國影子銀行體系規模迅速擴大、互聯網金融蓬勃發展，對中國金融監管造成了一定的沖擊。在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著增長速度換擋和結構調整陣痛的形勢下，有效防范金融風險確有必要，但同時監管部門也要充分認識到金融創新的積極意義，加強研究完善監管規則，避免“一刀切”造成金融市場化進程的反復。
以服務實體經濟為出發點
新一輪金融改革必須堅持以服務好實體經濟發展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促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為著力點。
當金融脫離實體經濟，必然演變成為一種虛幻經濟和假象繁榮，2008年發源于華爾街的全球金融危機便是一次慘痛而深刻的教訓，新一輪金融改革必須始終堅持將服務實體經濟作為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在“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面臨著資金配置扭曲、產能過剩嚴重和出口競爭力下降等復雜形勢，十提出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承載著解決中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擴大內需等諸多重任，是今后相當長時期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的匯聚點和重要推動力。
然而新型城鎮化建設涉及戶籍、土地、社會保障、收入分配等多項重大制度改革，是一項投入巨大的復雜系統工程，資金需求規模大、期限長、主體多元、結構復雜，涉及貸款、債券、信托、股權融資、金融租賃等多種融資形式和多層次的資金需求，必須要有金融業的大力支持，在此形勢下新一輪金融改革要以新型城鎮化為著力點。可以說只有創新高效地支持了新型城鎮化建設，才是有效地服務了實體經濟的發展。
作為中國中長期投融資主力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在支持中國城鎮化發展上一直發揮著骨干作用（截至2013年底累計發放城鎮化貸款約7萬億元，占其人民幣貸款累計發放的62%）。面對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新要求，國家開發銀行將繼續推進改革創新，通過構建多元化的中長期投融資體制機制，為新型城鎮化發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撐。針對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的解決城鎮化的“三個1億人”目標，國家開發銀行目前已考慮通過“三個專項”（即“發放專項貸款、發行專項債券、設立專項基金”），拓寬城鎮化建設融資渠道；設立“三個統一”（即“統一評級，統一授信，統借統還”），有效控制地方政府性負債和金融風險。
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
新一輪金融改革需要以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為重要保障。
一是要加快完善產權制度。現代產權制度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對于激發經濟活力具有重要作用。
二是積極推進信用體系的構建。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基石”，金融是對信用的風險定價。完善全社會的信用體系建設，對促進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構建合理的金融市場結構意義重大。
三是要加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完善金融機構退出機制。存款保險制度是金融機構退出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有效避免部分金融機構的退出導致整個金融市場的動蕩以及流動性的大起大落。
保險消費者保護的必要性和意義
在保險市場現有條件下，保險消費者對保險商品的消費行為不僅會引起當期的現金流動，還直接影響了未來的收入或支出，并帶來一定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是一種對不確定的風險的補償，以此實現維護個人生活穩定，進而保證社會安定的目的，所以保險是社會的穩定劑。如果保險交易行為不當，相應風險可能會通過保險行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而傳遞到整個經濟和社會中，因此更具風險性。問題的根源在于，在保險交易過程中，消費者處于弱勢地位。因此，對保險消費者進行保護無疑成為現階段最優的選擇。首先，保險機構壟斷消費者的私人信息，可以鎖定消費者，獲得信息租金。保險機構跟消費者談判、為之量體裁衣設計產品時，占據信息和專業知識優勢。很多保險消費者事后才發現自己的購買的保險產品根本不能解決自身的風險，甚至保險的投資結果與預期落差很大。但如果某個消費者想離開，轉移到其他保險機構，可能被其他保險機構視為具有逆選擇特征的“次品”。因此，保險消費者轉換成本很高。在這種情況下，保險機構擁有對消費者的談判優勢，可以獲取信息租金。保險產品承保風險的個性化、風險信用的累積化進一步加重了這個問題。其次，保險體系具有負外部性。保險體系的負外部效應是指保險機構的破產倒閉及其連鎖反應將通過風險傳遞破壞社會經濟安全的基礎。這種負外部性無法通過市場機制的自由交換得以消除。因此需要一種市場外部力量的介入來限制保險體系的負外部性影響。負外部性普遍存在于經濟領域中，就保險領域而言，其特殊性在于外在成本的不可預期性和損失破壞的嚴重性上，保險具有補償損失，分散風險的基本職能，廣義上也具有融通資金和防災防損的作用，所以他關系到個人、企業和社會的穩定，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安全保障。消費者在面對風險的系統動蕩時往往無力，保險消費者的權利受到侵害在所難免，風險與日俱增，影響日漸深遠。最后，保險機構具有逐利本性。作為保險消費者消費對象的保險商品和金融服務，大多體現為未來無形風險的承諾，其使用價值本質上體現為流動的信息形態，保險消費過程更多地表現為消費者對信息的甄別和傳遞，因此具有無形性的特征。隨著保險企業競爭加劇和保險市場的發展，新的保險商品不斷增加，保險機構可能開發和推銷根本不適合保險消費者風險轉移的產品甚至是風險過高的投資型保險產品，特別是創新型壽險產品為代表的新保險產品的出現進一步強化了保險消費客體的專業性和復雜性，從而導致保險消費中存在著大量欺詐和非理。大量的專業術語，晦澀難懂的表述使得消費者很難對保險商品或服務作出充分有效的判斷，消費者可能購買自己不理解和不需要或者不適合的產品。傳統理論認為在充分競爭環境下，消費者是理性的，自己可以判斷風險，保險機構在市場充分競爭的壓力下不可能欺詐消費者。但是在現實中，由于專業知識的限制，消費者對保險產品的成本、風險和收益的了解根本沒有辦法和保險機構相比，處于知識劣勢，也不可能支付這方面的成本。后果是保險機構掌握保險產品內涵信息和定價的主導權，有意識地利用消費者信息劣勢開展業務，可稱之為“欺詐傾向”，不構成法律定義上的“欺詐”。這在保險產品銷售中尤為典型。再加上保險推銷手段的專業化，勸誘銷售方式成為保險交易的主要途徑，使得保險消費領域相對于普通消費領域，信息不對稱情況更為嚴重，保險消費者的弱勢地位更加明顯。所以，保險機構有部分利潤不是公平市場競爭得到的，是消費者不應該付的成本，是一種消費者剩余。保險監管有必要保護保險消費者的權益免受不公平的、欺詐的交易損害。這就使得對保險消費者傾斜保護的必要性和及時性更加突出。
解決保險消費者保護問題的監管途徑
在目前市場條件下，建立多層次的保險消費者保護體系必然是當務之急，但無論是保險機構自身投訴受理機制還是司法途徑甚至媒體輿論監督介入保險消費者保護，在現實生活中都遇到各種問題，根據我國保險市場現狀綜合來看保險監管機構應該在解決保險消費者保護問題中處于主導地位，因此從監管角度看，本文建議從以下幾方面著手:(一)平衡保險機構發展與投保人利益保護的監管目標20世紀60年代以來，保護投保人利益成為保險監管的目標之一。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以來，對保險消費者保護問題進一步深入到體制設計和改造之中。英國經濟學家MichaelTaylor提出了著名的“雙峰”理論(Twin–peaks)認為金融監管存在兩個并行的目標，一是審慎監管目標，旨在維護金融機構的穩健經營和金融體系的穩定，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或金融市場崩潰;二是保護消費者權利的目標，通過對金融機構經營行為的監管，防范和減少消費者受到欺詐和其他不公平待遇。他進而提出，應根據監管目標的不同設立兩個監管機構，分別作為審慎監管者和金融消費者權利的保護者，行使專業化監管職能。這對于消費者保護在金融領域中的地位提供了更廣泛的理論基礎。我國保險法規定明確規定保險監督管理機構以維護保險市場秩序，保護投保人、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權益為目標。但是由于我國的保險業長期一直被冠以幼稚產業，具有脆弱性與危機意識的主導性。再加上市場化與中國入世國際化的雙重壓力下，國內保險業長期積聚的風險日益暴露，轉型經濟國家甚至歐美發達國家頻繁爆發的金融危機更引發社會主流價值觀對保險體系脆弱性的深刻擔憂。在這樣的背景下，監管當局的監管政策取向也就帶有濃厚的二元沖突特點:一方面是監管力度空前加強，以維護保險市場秩序為目標，大力約束保險機構的創新行為，形成一定意義上的保險宏觀審慎監管，另一方面則是監管者成為保險機構整體利益的代言人，參與到保險機構與政府、企業等其他利益主體的博弈之中，為保險機構爭取最大利益。因此，就當前而言保險業整體而言是需要加以保護并促進發展的產業，“經營者”也占有絕對的主導地位。這決定了監管當局不可能過多地將監管資源分配在保護消費者方面，給原本負重前行的保險業增加更多義務。但是我國近年來消費者與保險機構的糾紛逐漸增多，且影響惡劣。從銀行、證券、保險三方面來看，保險行業的問題由來已久，嚴重侵犯了消費者權益，導致消費者資產受損。所以隨著消費者意識逐漸上升，保險監管資源配置必定向保險消費者方向傾斜。(二)建立相對獨立的保險消費者保護機構在當前我國保險監管機構已經意識到保險消費者保護的重要性的背景下，2011年7月，保險消費者權益保護局獲準設立。新設的保險消費者權益保護局的職能，包括擬訂保險消費者權益保護的規章制度及相關政策;研究保護保險消費者權益工作機制，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協調保護保險消費者權益重大問題;接受保險消費者投訴和咨詢，調查處理損害保險消費者權益事項;開展保險消費者教育及服務信息體系建設工作，消費者風險提示;指導開展行業誠信建設工作;督促保險機構加強對涉及保險消費者權益有關信息的披露等工作。雖然在保監會內部專設保險消費者保護局，但是仍然面對另外一個難題，我國主要采取分業監管的模式，其監管標準以監管對象為出發點，而非以金融產品的特殊性質和特殊風險為出發點，區域性、條塊性特征突出。面對金融業的綜合化經營趨勢，新型投資型保險產品與其他金融產品界限日益模糊，以機構作為監管區分的做法已經無法滿足市場的要求。因此，面對制度與市場的脫節，我們不免對保險監管的效率和效力提出質疑。針對混業的現實，2004年6月28日，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公布了《金融監管分工合作備忘錄》，對監管重合與真空的機構職能進行了細致的調配與合作，是監管一體化的一大進步。然而，混業的不斷深入發展，對金融監管的職權劃分再次提出挑戰，并非一個簡單的政府文件所能解決，在權利真空與重疊下的金融消費者權利保障仍然是個大問題。分業監管的本意在于集中有限的資源深化專項整治，提高資源利用率，這一目標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成就有目共睹。然而，混業經營，分業監管顯然是個悖論。一方面“空白監管”體制下制度與法律的缺失直接影響著金融市場治理的缺位，另一方面“多頭監管”體制下，其職能交叉中的重合領域，市場也是束手無策。(三)合理界定保險消費者保護監管的邊界保險監管猶如一把“雙刃劍”，一方面通過保險監管機構有效保護消費者利益可以促進保險市場穩定健康發展。另一方面如果監管不當或者監管過度，將會加大監管成本，降低市場效率，并阻礙保險業的發展。因此對保險消費者保護的適度監管成為一個理論熱點問題，本文從定性角度認為消費者保險的監管適度判斷標準:第一，宏觀上要有利于整體保險市場的穩定，與宏觀審慎監管一起有效維護保險體系的安全。第二，中觀上要有利于保險機構的健康發展，提高保險機構對金融消費者的服務意識。第三，微觀上，要改善保險消費者的福利。改善保險消費者福利，應當成為保險消費者保護的基本出發點和立足點。所謂改善保險消費者福利實質上就是提高保險消費者的保險產品和服務的滿意程度，使得他們獲得更多消費者剩余。使消費者獲得更多剩余，從表面上看似乎與提高保險機構的盈利是相悖的，但實際上二者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因為如果保險消費者的福利得到改善，消費者更加信賴和支持保險機構，那么長期而言保險機構的贏利狀況和競爭力都會得到提高。
作者：關偉 王琳
論文關鍵詞 金融監管 金融安全 功能性監管
一、序言
“金融監管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中央銀行或其他金融監管機構根據國家的法律法規的授權對金融業實施監督管理。” “金融監管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上金融監管的對象和內容十分寬泛和復雜,涉及金融交易的內容、途徑、市場、行為以及各種相關服務,而狹義上的金融監管,側重指金融監管當局依據國家法律法規對包括金融機構及其所從事的各項業務活動在內整個金融業所實施的監督管理。” 本文所討論的金融監管限在狹義意義上來討論。
二、我國金融監管現狀與問題
我國目前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單一體制。即中國人民銀行,證監會、銀監會以及保監會分別主要負責貨幣政策、證劵期貨業監管、銀行業監管和保險業監管。這種分業監管的體制在以往的確取得了一定成效,有利于專業化水平的提高和化解風險,但存在如下一些問題:
(一)分業監管不適應現代金融混業經營監管的模式
“作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自由化的結果,混業經營成為主要經濟體金融業和國際金融業發展的主導模式和趨勢。” 因此在如今金融業市場分業監管的模式不能解決金融各個行業交錯復雜產生的各種狀況。且混業模式下的經營,金融機構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一個機構可能經營多種業務,涉及多個行業,這就可能造成重復監管,監管沖突的問題比如銀行業從事保險業務,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都開展基金管理業務等等,這就容易出現監管盲區或重復監管的情況。 從目前我過的監管體系來看,一行三會各成體系,各有標準和目標,各部門之間容易沖突,監管對象要承受各個監管部門的壓力,交易成本增加,不利于交易有效率的進行,長期如此,對整個金融市場的運行非常不利。
(二)機構監管逐漸暴露出問題
機構監管是監管當局對金融業內不同機構實施監管的制度安排。這與我國的問責制有很大的關系,每個機構分配了具體的任務,明確職責,我國的行政機關大多都是這樣的模式,而對于如今的金融市場卻不太適合。單一機構的監管模式適應于金融業發展的初期階段,金融品種少,業務量小,這樣的監管有利于明確職責,提高效率。但在金融發展水平較高的階段,金融品種豐富,每個品種所涉及的行業不止一個,金融風險較高,機構監管將不能滿足這樣的需求,特別是我國正處于金融行業轉型發展的階段,市場比較寬松,金融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機構監管已不能適應我國目前金融行業的發展現狀。
(三)監管機構之間缺乏有效的協調
我國當前各個監管機構之間協調監管事務主要是通過“聯系會議制度”,僅僅是為了便于溝通信息,而沒有建立實質的聯合監管,這也是很多學者都談到的一個問題,筆者認為,這與我國分業監管的體制有關,各個部門之間的職責劃分明確,如銀監會監管的事務涉及到保監會,會對保監會造成不利的影響,但并不在銀監會職責范圍內,即使問責也問不到銀監會。似“九龍治水”,不利于整個金融市場的發展。
三、我國金融監管完善建議
(一)我國金融監管應堅持的理念
1.金融監管建設應服務于金融活動
我國經歷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時代,以前經濟問題是由政府一手主導,計劃操作,如今市場經濟下,在金融監管這一塊應尊重市場本位的前提,再去談監管,監管的目的是為了創造一個合理、公平的競爭環境,維持穩定的經濟秩序,相對應的金融監管的法律應堅持這樣的理念,為了更良好的競爭環境,為了更好的服務于金融活動,而不應以傳統家長制的作風來一手操辦。金融監管應以市場為基礎,運用市場機制規范金融活動。
2.金融監管應兼顧公平
英國經濟學家Michael Tavlor提出了著名的“雙峰”理論(Twin-peaks):“認為金融監管存在兩個并行的日標:一是審慎監管目標;二是保護消費者權利的目標。 這里的消費者即投資者,其實保護投資者的利益也一直以來是金融活動堅持的原則,而在我國金融活動中這一理念并沒有得到最佳踐行,不利于營造一個相對公平合理的環境,保護弱勢群體利益。且金融監管機構代表著一種公權力,相對于其他的私權力,金融監管機構更有力量和權利,更有條件去做到兼顧公平,在金融監管活動中應領頭引入兼顧公平的理念,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
3.以金融安全促金融效率
金融安全是金融監管的初衷和最重要目標。但金融安全與金融效率長久以來呈矛盾狀態。例如金融危機的治理會陷入一種循環,即“金融危機—強化金融安全,加強監管—克服危機,經濟發展—強化金融效率,放松管制一經濟繁榮,盛極而衰一金融危機—新一輪強化金融安全,加強監管—克服危機一新一輪強化金融效率,放松管制……” 如邢會強教授提出的三足理論:在金融安全與金融效率中加入消費者保護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來相互牽制,相互制衡,這樣才能找到一種平衡點。筆者認為,金融效率與金融安全是相輔相成的,當然這種金融安全目的是為了金融活動更有序的進行,維持良好的金融秩序。從而借金融安全來提高金融效率,良性競爭會更有效率。
(二)金融監管完善具體建議
1.金融監管以市場為導向
金融監管應為金融市場服務,我國的金融監管融入了過多的行政化的色彩,我國的金融市場正處于轉型發展的階段,用單純的行政手段來駕馭必然是不可行的,金融監管應該以市場導向作為出發點,為金融市場更好的發展提供環境和條件,并且要維持好金融安全。如美國的次貸危機,是金融監管的缺位,因此完全以市場自身來調節亦是不可行的,這就需要政府以市場為基礎,把有形的手于無形的手相結合,使金融市場有序持續的發展,尊重金融行業本身市場規律,不能把金融監管當成單純的行政事務來完全,要融入市場,服務市場,盡量不要采取強行命令性的要求,由于金融行業的特性,應給予相對寬松的環境來發展金融,把握好底線來維持金融安全,這不僅僅只牽涉到金融行業,還會波及到國民經濟以及社會的穩定,如有些學者提出過的適度監管原則,即金融監管主體必須以保證金融市場調節的基本自然生態為前提,尊重金融市場的規律,運用有效的監管措施增進金融效率,以此促進金融業的發展。
2.分業監管模式向功能性監管模式轉變
“功能性監管是指從對特定金融機構的監管轉向特定金融業務的監管,是監管部門職能性、功能性監管方式的改變。” 這種監管方式以美國為代表,比較適合于混業經營的金融模式,是金融水平發展到較高的水平,比較常適用的一種方式,它的好處在于“能夠有效解決混業經營、金集團化條件下金融創新產品的監管歸屬問題,能針對金融業務的互相交叉現象層出不窮的趨勢,實施跨業務、跨產品、跨機構、跨市場的監管。” 我國金融行業正呈現混業經營的趨勢,分業監管的方式逐漸不能適應混業經營中出現的各種新問題,這對于金融創新、金融交易的的效率問題是個比較大的障礙。由此,可逐步推進分業監管向功能監管模式轉變。
3.建立監管機構之間良好的協調機制
由于機構監管的方式,各個機構各自為營,未形成系統的協調溝通機制,這對于現在界限越來越模糊的金融行業現狀,辦一項金融業務常會關聯到幾個機構,需每個機構的批準,步驟復雜,過程較長,不適應金融行業的快速發展的步伐,這就需要建立系統的協調機制。首先,要實現信息的共享,一行三會需要建立一個共同的監管信息平臺,這樣可以提高監管的效率,降低成本。其次,可建立聯合的監管機構,類似于現在一些行政部門聯合辦理業務的平臺,只需要在一個窗口或者一個地點就可以找到各個相關的辦事部門,這種方式目前在國內一些地方試點并在推行,尤其是對于金融行業,筆者認為這更是有必要的,金融行業信息變化迅速,一個重要的信息可能決定是否盈利虧損,因此其非常追求效率,因為這直接關系到利益,像這樣的聯合監管機構,可以在金融行業中試行。“例如意大利政府在中央銀行、股票和資本市場監管委員會、國家壟斷局等相互獨立的金融監管機構之間建立“常設協調委員會”以最大度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克服監管分散的缺陷。”
在金融危機背景下對資產證券化的反思，結合我國資產證券化的發展現狀及美國銀行業在本次金融危機中的經驗教訓，對我國商業銀行如何穩步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以確保銀行業健康持續發展的問題進行了思考：以健全的資產證券化市場體系為基礎，建立和完善信用評級制度，擴大基礎資產的選擇范圍及品種創新，加強資產證券化的風險防范是我國商業銀行穩步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亟待解決的問題。
信貸資產證券化商業銀行政策
一、我國銀行資產證券化一定要選擇優質資產
美國次貸危機是一個伴隨著金融創新風險不斷產生并強化、擴散的過程。次級抵押貸款本身就存在缺陷，再通過證券化以及資本逐利本性驅使下的規模擴張，風險被不斷地積聚和蔓延，最終引發次級債危機的爆發。
拿其它資產的證券化產品和次級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做個對比，我們可以發現資產證券化選擇優質資產的重要性。其它資產例如普通消費貸款、汽車消費貸款、優質住房抵押貸款的證券化產品并沒有導致像次級債危機這樣嚴重的情況，除了產品規模不同和投資者投資模式的差異外，關鍵的決定因素是基礎資產的質量。次級抵押貸款從它出生的那天起就是個缺陷兒。次貸的發放主要針對中低收入家庭，其中主要是少數族裔。而他們缺乏信用記錄，也缺乏收入證明文件。同時次貸的90%左右是可調整利率貸款（ARM），這類抵押貸款開始還貸款負擔較輕、很誘人，但積累債務負擔較重，特別是當利率走高、房價下跌時，更加加重還貸負擔。借款人的低收入、信用缺失和次級房貸的特定還款結構決定了次貸的高違約風險。市場環境一旦逆轉，很容易引發群體性的違約現象，引致市場信用危機。因此，我國銀行在選擇證券化產品時應更加嚴格把握基礎資產的標準，注意防范基礎資產本身所存在的風U。
二、我國商業銀行應逐漸建立合理的事前預警機制
合理的經濟衰退預警機制中應該包含三個指標，即及時性、直接性或真實性以及前瞻性，這些指標可以通過商業支出指標如制造業、失業率、銷售額等，消費者信心指數，金融市場指標如股市走勢、收益率利差等、先導指數等，經濟衰退預測綜合指標如目的經濟衰退概率指數、民意調查、主流經濟研究機構觀點、泰勒原則等得到體現。我國實行市場經濟以后還沒有經歷過真正的全面經濟衰退，但是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得要經歷不同的經濟周期，因此，我國應該以美國為鑒。對我國而言，建立經濟衰退預警機制的難度因為缺少實際經濟周期波動的經驗和歷史數據而顯得十分高。因此，我國可以首先建立起局部的衰退預警機制，然后建立全面的衰退預警機制。比如，可以根據中國經濟發展的情況，選取一些地區，建立房屋市場衰退預警機制，探索和建立一套合理的經濟指標。
商業銀行在利用這套預警機制時，應該不斷對數據進行修正和充實，使這個預警機制不斷完善。對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監管屬于典型的事后監管，因此有必要加入“窗口指導”等事前預警機制，為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合規操作創造事前調節機制。監管當局應充分發揮其信息優勢，通過加強對資產證券化的前瞻性監測和調控，有效實施“窗口指導”，控制證券化系統風險。
三、加強金融體系的監管，建立統一、全面、協調的金融監管體系
1.建立監管協調機制
針對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業務多頭監管造成的監管真空和監管重疊以及商業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帶來的混業經營趨勢，因此應從以下幾方面加強監管協調：第一，加快資產證券化專項立法進程，在更高層次上加強監管的協調性；第二，短期內，在分業經營基本框架下建立各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機制；第三，長期看，應研究設立更高層次的金融監管統籌機構，完善監管協調機制，協調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等機構監管行為。加強對金融創新特別是資產證券化業務監管的協調，明確各部門職責，制定相關運作程序，以程序規則規范各監管部門監管權限的行使，規避監管規則的沖突。
2.鼓勵金融創新，加強對金融創新的監管
第一，提高金融創新產品的透明度，加強金融創新產品的市場監測與風險預警。金融創新產品屬于表外業務，監管力度嚴重不足，信息披露制度也相當不完善。因金融創新產品自身的復雜性，投資者往往無法準確把握該類產品的風險，并進行理性投資。因此，金融監管部門應當將保護投資者的利益作為根本出發點，充分揭示金融衍生品的結構與風險，提高創新產品的透明度，加強金融創新產品的市場監測與風險預警，進一步降低金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
第二，不斷調整金融監管手段，完善市場規則。面臨金融市場激烈的市場競爭，市場參與者在推出金融創新產品時，往往會不斷挖掘現行監管體系中的缺陷與漏洞，這就要求金融監管部門根據金融創新的發展不斷地對市場規則進行修改和補充，以促進金融監管制度和監管體系的優化。
3.進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加強信息披露制度建設的方法有：第一，加強會計報表和附注方面的信息內容披露，尤其要加強會計報表及其附注中的重大會計信息的內容披露；規范會計制度，制定統一的會計標準，加強信息披露的可讀性以及可理解性。第二，可以通過行業協會促進參與主體的自愿信息披露，行業協會組織處于政府和企業之間，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用它可以協調企業的行為。行業協會協調企業行為的途徑：首先，通過章程可以促使行業的內部成員自愿進行信息披露，與法律強制執行信息披露產生互補作用，彌補其缺口；其次，協調內部組織機制的運行可以通過自律來完善，通過規范內部組織成員的行為來實現團體內的成員秩序和團體內部成員秩序及法律秩序的協調。第三，為了保證信息披露的準確性可以引入外部注冊會計師審核的制度，對信貸資產支持證券中參與主體的信息進行審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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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年末都是要做總結的時候，想想即將過去的2003年，活躍在資本市場的專業人士又會有什么感悟呢？申銀萬國研究所一位著名的宏觀分析師在接近年末的一份報告中，用詩一樣的語言做了如下描述：
“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詩人的浪漫主義情懷曾經激勵多少人直面人生。但對投資者來說，更需要的是理智和清醒。對管理層來說，更需要的是智慧和藝術。如果用這句話去做問卷調查，恐怕大部分人都會說：是的，冬天已經到了，但春天還很遙遠。”
早在年初，眾多財經媒體就紛紛看好金融行業和資本市場的改革，稱2003年為“金融年”，看好的重大理由是金融監管制度出現重大調整，銀監會從央行分離，證監會和保監會新官上任，新一輪金融改革大戲開幕。與此同時，各方關注的國有資產管理也由新成立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全權行使職能。人員到位，掛牌開張，市場人士開始翹首以盼資本市場春天的到來。
讓我們先看看金融體制的框架：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三駕馬車”，加上以貨幣政策制訂和調控為主的央行，構建出中國未來金融監管體制的雛形。從過去的“宏觀經濟管理部門”轉軌為現在的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這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改革框架已基本完成，有待考驗的，是監管者的能力和水平。
不夸張地講，我們面臨的金融形勢絲毫不容樂觀：今年前三季度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同比增長22%，這種快速增長立刻引起了中央銀行的高度重視，提出要適度放慢貸款速度，防止經濟可能出現的過熱。海外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是另一個值得警惕的現象，一旦升值，中國出口將受到沉重打擊，就業壓力將會更趨嚴重。統計數據表明，已經有數百億計的美元熱錢流進國內等待人民幣升值進行套利。
而最新的數據顯示，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的財務狀況依然較差，到今年上半年不良貸款余額高達2萬億元，不良貸款率達22%。這四家國有商業銀行是中國金融業的主體，占據了65%的居民存款和56%的金融機構貸款。大力推進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但是中國的銀行改革乃至資本市場改革又談何容易呢？
列舉一些今年以來的政策及其影響：
央行規范房地產貸款的121號文件出爐，房地產界對此反應激烈，過去幾年來重要的經濟增長亮點漸失光芒。某些部委和城市曾公開表示房地產沒有泡沫。
突然調高存款準備金率，收縮信貸政策效果明顯，但導致的直接后果是一些中小金融機構產生流動性困難，國債市場出現前所未遇的暴跌，短期資金利率飆升，新國債面臨發行困難。如此震蕩想必也是管理層沒有料到。
困擾市場三年之久的國有股減持問題也有了表態。國資委主任李榮融近日在國務院新聞辦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國有股減持和國有股流通是兩個概念，不是一個概念。但無論是減持還是流通,基本出發點都應該對所有投資者一視同仁，給予保護。同時表示暫時沒有找到各方接受的減持方案。是日，積弱已久的股市跌破四年來的低點，創下1307的新低。某大型券商破產的傳言再次逸出。
2002年上半年的國債行情和“6.24”的股市行情，是當年金融投資領域僅有的兩次熱點。面對2003年，整個國內金融領域的投資品種的收益率都處在下降通道之中，幾乎不見了任何熱點，甚至歷年風險較小的品種都出現了暴跌情況（例如國債）。而缺乏協調與穩定預期的金融政策也同時困擾著投資者和經營者。
與國內金融業慘淡經營形成鮮明對照的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國內經濟繼續高速增長，鋼鐵、化工、汽車、煤炭等傳統行業利潤大幅增長，幾乎所有的行業都搭上了中國高速增長這趟列車；另一個是香港H股翻番的大行情，吸引了世界各地投資者的關注；紐約與歐洲資本市場也一改前兩年的頹勢，與整個西方世界的經濟復蘇遙相呼應。
經過一年的磨合和嘗試，我們已經認識到絕不能對金融改革的難度掉以輕心。經濟過熱的苗頭隱隱呈現，通貨膨脹的壓力也在顯現，是否加息又成問題擺在了央行決策者的案頭，但是加息又會促使境外的熱錢加劇進入國內準備套利，僅這一例就充分反映中國金融改革的兩難境地。
關鍵詞：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理基礎
中圖分類號：D922.2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01-0193-02
金融領域的消費者有被動消費或沖動消費傾向，易被表面的高收益承諾所誘惑而做出錯誤判斷，金融機構與消費者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無法通過私法自治原則達到公平與公正的目標。為此，需要公法救濟方式對金融消費者進行保護。最關鍵的一點，由于金融服務機構在信息擁有和傳播方面占據絕對優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通常所提供的金融信息對消費者具有一定誘導性，不夠客觀全面，且比較抽象難以理解，必然導致金融消費者在訂立合同中的相當劣勢地位。而由此產生的后果是金融消費者無法準確地對金融服務機構進行甄別，從而選擇更為合適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就整個消費領域而言，金融消費者的弱勢地位尤為突出，利益也更易受侵害。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意識到保護金融消費者最根本的途徑是制度和法律規范的制約，以政府為主導鍛造一張嚴密的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網。而在法理層面，關于金融消費者的權益保護卻是個跨學科的命題，需多方論證。
一、社會義務本位理論
資本主義發展至19世紀，頻頻發生的經濟危機暴露出許多制度缺陷。實證哲學由于其關注當下、關注現實和對資本主義歷史發展的不斷思考的特點，逐漸得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青睞，成為主流哲學流派，并在此基礎上產生了社會法學派理論。社會法學派立足于對傳統資本主義的反思和修正。創始人孔德認為，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等原則都是形而上學的教條，本質是無政府主義，忽視社會秩序，以此批判資本主義社會初期提出的一些權利理念。并進一步指出人類社會是一個大的群體，個體之間的關系是相互的，而非單一付出或者索取。只有依靠相互幫助和相互依賴，才能使得人類社會永續發展，并且維持人們之間穩定的社會關系。在這個理論指導下，社會成員在社會中生存和發展都必然承擔著一定的社會義務。于是，社會的權利義務觀念開始呈現出“個人權利本位”向“社會義務本位”的轉換趨向。社會法學派認為權利與義務應該是并存的，任何的社會公民，在享有個人權利的同時都必須履行與之相應的義務。之后的社會法學派理論學者更重視社利益，擴大社會協調的功能，資本主義傳統的“個人本位”開始讓位于“社會本位”。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國家在制定法律時最根本的出發點和立足點是基于社會利益的實現。法律對于內容和實質平等的重視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對于法律義務的承擔也非一概而論，而是以個人的承受能力作為標準[1]。
關注弱勢群體需求和保護弱勢群體利益，這是社會法產生和發展的宗旨。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對于弱勢群體人權的實現正是社會法理論在現實中的重要體現。在人權體系中，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權利，也是弱勢群體利益的根本所在。因此，在社會法系統當中既有保障勞動者權益的勞動法，也有為公民基本生活水平兜底的社會保障法。消費者在經濟生活中的弱勢地位契合了社會法學派傾斜保護弱勢群體的核心理念，而金融消費者在金融交易中的弱勢地位更加顯而易見。
二、消費者理論
古典經濟自由主義認為，公民有自由追求經濟利益、從事經濟活動的權利[2]。以此為理論基礎，亞當?斯密在其代表性著作《國富論》提出：“生產的唯一目標是消費，只有在消費者利益得到滿足的情況下才得以考慮生產者的利益。”闡釋了“消費者”論。“消費者”論類似或者接近于今天社會上的“消費者就是上帝”的觀點，即消費者的需求是市場的唯一指揮棒，生產者生產何種產品，產品數量如何皆取決于消費者的好惡。市場經濟中，激發市場潛能最大化的手段唯有生產者之間的自由競爭。企業只有根據消費者意愿進行生產，才能獲得最大利潤。在此基礎上，經濟學家提出了“消費者”思想，“消費者”思想反映了市場經濟中消費決定市場、消費者控制經濟的功能。然而，在利益導向的市場經濟中，消費者與生產者是完全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存在利益沖突在所難免。“消費者”思想毫無疑問對近代法律體系的形成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但仍然缺乏具體的法律規范或法律條文真正地實現消費者在消費領域的。
對于金融消費者的保護，仍然是賦予市場較大的自我調節的權利，以期通過市場自身的活動維護金融消費者的利益。因此，在金融交易和金融服務中，政府并不主動干預各類金融消費糾紛，而是寄希望于市場自律，盡管金融消費者權益受侵害事件頻繁發生。此一階段的各國政府秉承“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好政府”，只是被動地扮演“看門者”抑或“守夜人”角色。隨著金融業的蓬勃發展，資本主義各國都先后進行了金融改革，在繼續強調市場自律的同時，引入了較為寬松的金融監管以加強金融消費者保護，金融交易更為活躍，金融消費者這一群體的數量也在不斷地增大。但是，由于金融交易的復雜性和金融產品以及金融服務的專業和抽象，金融領域消費者的弱勢地位凸顯出來。與此同時，追求利潤最大化卻是金融機構持之以恒的追求，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不法行為時有發生。20世紀20年代末一場遍及資本主義世界的破壞力極強的經濟危機給資本主義各國政府敲響了警鐘，“市場神話”成為歷史。隨之而來的“市場失靈”一詞不再只是停留在理論層面為專家學者所討論，也成為各國政府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
為此，金融消費者保護監管首先確定消費者基本權利向金融領域的延伸，通過監管改進現有的金融秩序，克服金融行業的信息不對稱局面，改變消費者和金融機構的失衡狀態，形成有利于消費者的金融各項制度以保證消費者的利益。
三、政府適當干預理論
20世紀全球范圍內的數次經濟危機，以及2008年的次貸危機都充分證明，金融消費者在金融市場中根本無力與金融機構抗衡，二者力量對比懸殊。金融機構具有天然的趨利避害的性質，基于利益最大化的滿足不惜侵害消費者權益，兩者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尖銳化。因此，一味地主張經濟自由主義是不現實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認為，政府干預的主要作用是彌補市場失靈。
而且，市場失靈證明了金融監管對于消費者權益保護非常之必要，金融行業的負外部性從正面論證了金融監管對金融消費者保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金融市場的“蝴蝶效應”會嚴重消解金融消費者對金融市場的信心，引發金融市場的動蕩，進而導致一國金融災難。同時，信息不對稱體現在金融行業尤為明顯。一方面，消費者無法準確評估金融機構的風險；另一方面，由于普通消費者缺乏金融商品的了解，一般不會自覺地為此耗費大量的時間和金錢。而又源于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人們往往傾向于購買那些回報率較高的產品。金融機構常常利用消費者較高預期，去設計一些高回報產品提供給消費者，實際上高風險與高回報相伴相生。而金融機構為了拓展經營，在產品宣傳時，會一味地強調高回報，對于風險選擇性忽略或者只字不提。金融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最終導致了道德風險，使整個金融市場處在一個不穩定的狀態之中。斯蒂格利茨的理論又給予我們啟示，信息不對稱不可避免，監管對于金融消費者保護來說仍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在開展金融監管以對金融消費者進行保護時，必須要考慮到保護的成本，即把握監管的度。適度是監管干預應該遵守的重要原則，還要確保監管干預與市場自身調節的協調。
因此，只有以社會公共利益為立法標準和價值導向的經濟法，才能在面對金融消費者保護問題時兩者兼顧。
四、“雙峰”（Twin Peaks）理論
20世紀90年代末，資本主義各國金融監管體制的設和改造中都體現了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英國經濟學家Michael Taylor提出了在法學和經濟學領域廣為人知的“雙峰”（Twin Peaks）理論。該理論指出，金融監管是保障一國金融穩定發展和保護金融消費者的重要制度設計。也就是說，金融監管的目標除了一直以來各國所堅持的審慎監管外，還理所應當增加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的監管。這兩個目標不是附屬關系，而應該是并列存在。審慎監管的預防作用主要體現在通過嚴格系統的監管維護金融機構的穩健經營和金融體系的穩定，進而實現一國或一地區金融市場的可持續發展；保護消費者權利的監管是借助審慎監管，實現金融消費者在金融市場的公平對待[3]。這一理念了原有的金融消費者保護只是金融市場穩定這一金融監管目標的附隨目標，二者首次被看作是同等重要的。這種模式在次貸危機發生之前并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發達國家中只有澳大利亞和荷蘭采用，西班牙、法國和加拿大也有類似的模式。而在英、美兩個國際金融中心基于多方面的原因并未獲得認可。然而，次貸危機的發生，給了英、美兩國一個非常深刻的教訓。兩國政府普遍反思認為英、美兩國所面臨的沖擊與其金融監管模式的不足有很大的關系。而澳大利亞受到的沖擊較少，其應對次貸危機的成功表明“其監管體制更為健康”[4]，也進一步驗證了“雙峰監管”的有效性。近些年來的各國金融體制改革，也充分地顯示出了這一改革發展趨勢。
綜上，社會義務本位理論、消費者理論、政府適當干預理論、“雙峰”理論為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提供了充實的法理基礎，而當下我們需要的就是在現實中將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轉化為具體的法律規范和制度保障，為金融消費者提供可靠有效的保護。
參考文獻：
[1] 張乃根.西方哲學史[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2] 李佃來.公共領域與生活世界――哈貝馬斯市民社會理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