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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污染物排放；環境治理；經濟增長
想要實現污染物排放、環境治理、經濟增長這三者的共存，我們必須要辯證地看待他們之間的關系。經濟的增長勢必要導致污染物的排放，而污染物的排放是引發環境問題和環境治理的重要因素，有效的環境治理又能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本文以污染物排放環境治理與經濟增長的現狀作為文章內容的切入點，并對我國經濟增長和環境治理協調發展的有效路徑進行了詳細地闡述。
1污染物排放環境治理與經濟增長的現狀
我國在實施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雖然經濟總量實現了大幅度增長，但是，由于資源過度消耗致使污染物的排放量劇增，可以說，我國污染物排放與環境治理的現狀不容樂觀。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污染物排放的現狀
現階段，我國污染物的總排放量始終居高不下，環境問題已經十分嚴峻。主要體現在：SO2、COD以及氨氮的排放負荷依舊非常大，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呈現出持續增長的趨勢。同時，農業源污染問題和機動車輛尾氣污染問題也已日益凸顯。污染情況的不斷加劇，使得我國環境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化，以往我國的污染物介質主要是以水和大氣為主，而現在卻向著水、大氣、土壤這三種污染介質共存的方向轉變，而污染物的來源原先主要是以生活、工業污染為主，而現在的污染源是以農業、工業、生活污染物的共同存在。由此可見，我國的環境問題非常嚴峻，治理任務艱巨。
1.2環境治理的現狀
我國的環境治理主要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在起步階段，這一階段我國整體環境還較好，國民的環境保護意識不強，在治理的資金投入方面也不足，經驗也較為缺乏。
（2）在發展階段，我國正處于經濟建設的關鍵時期，和經濟發展、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環境保護也受到了更多地重視。而相關的法律法規也已經逐步健全。
1.3中國經濟增長的現狀
在改革開放的歷程中，我國的第二產業在GDP的構成中非常穩定。和世界其他的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GDP結構還有非常大優化空間，我國的第三產業發展潛力仍舊很大。從我國經濟增長質量來看，我國的GDP能耗呈現出下降趨勢，而能源利用效率呈現出整體性提高的趨勢，經濟增長質量有所提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地區間的經濟增長差異在進一步擴大，區域差異明顯。
2我國經濟增長和環境治理協調發展的有效路徑
2.1升級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1）樹立科學發展觀念，想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順利轉變，必須打破傳統發展觀念的藩籬，運用科學的發展觀念指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2）創新體制，以經濟增長方式提供法律支撐。通過行業標準的制定，推動生產要素市場化的進程，將市場配置資源基礎性作用凸顯出來。
（3）加速推進科技進步，實現自主創新。科技創新，作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助力。而科技創新能夠在最大限度范圍內節約原材料、時間和勞動力，可以說，集約型經濟增長模式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必經之路。
2.2將政府職能充分發揮出來
節能減排作為構建環境節約型社會的重要途徑，政府應充分發揮好自己的職能，開展好相關工作。我國將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高碳排放將一直伴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為了能夠盡快結束高碳排放的經濟發展模式，應將節能減排變成硬性指標。政府的工作人員應把節能減排作為提高正經濟運行的入手點，通過節能減排指標來對政府只重GDP增長不重環境的行為進行制約，對那些資源利用效率非常低，碳排放量較高企業生產結構進行優化，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大力發展第三產業。
2.3提高政績考核綠色化、科學化
轉變傳統的考核方式，打破唯GDP論的思維模式，提高征集考核的綠色化和科學化。自我國實行開放政策之后，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一直是以經濟建設為重點內容，而對官員政績考核也主要是圍繞經濟增長來開展。但是，我們應充分認識到GDP不能將社會、經濟的發展都涵蓋進去。如果政府官員的征集考核仍是以之前的經濟發展為標準，那么改善環境質量的目標無法實現。因此，在低碳環保發展理念的倡導下，應注重政績考核和綠色經濟協調發展，建立有助于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政績考核體系。
3結語
總而言之，通過分析污染物排放環境治理與經濟增長方式之間的關系來促進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的。雖然，現階段在開展相關工作的工程中還存在著一定的不足，但是，只要相關部門積極探索新的工作模式，轉變工作理念，樹立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來實現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我國的長遠、高校發展保駕護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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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侯景新,沈博文.經濟增長與環境治理的EKC模型分析[J].區域經濟評論,2015,(04).
一、環境稅的概念與內涵
環境稅是把經濟活動中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社會成本內化到生產成本和市場價格中去，再通過市場機制來分配環境資源的一種經濟手段，可以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理解方式。廣義的環境稅是指稅收體系中與環境資源利用和保護有關的各種稅收和稅目的總稱，除環境污染稅、自然資源稅外，還包括以環境資金籌集為目的的稅種，以及與環境相關的稅收手段，也稱為生態稅。本文主要分析狹義的環境稅，即國家為了限制環境污染范圍和程度而向導致環境污染的經濟主體征收的稅種。
環境稅的本質是促進環境問題外部性的內部化與資源配置最優化。環境污染的本質問題在于其負外部性特征，環境資源的公共物品屬性使得邊際社會成本高于邊際私人成本。在這種情況下，通過政府強制性實施環境稅收，可以達到如下效果：一是通過征稅提高廠商的邊際成本曲線，消除其與邊際社會成本之間的不對等，使得外部效果內部化，促使企業減少污染排放量，達到了控制污染保護環境的目的。二是環境稅收促使廠商調整產量及污染量，消除超額利潤，達到帕累托最優效果，增加社會福利，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三是邊際成本的提高促使企業在降低排放量的同時優先考慮先進技術的開發，從而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有利于技術進步和環保型產業的發展。四是借助環境稅收政策引導消費者改變消費方式，促進綠色消費行為。生產者和消費者共同作用于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二、發達國家環境稅種類及稅制特點
（一）發達國家的典型環境稅種
大氣污染稅。主要是二氧化硫稅，針對排放到空氣中的二氧化硫污染物征稅。1972年美國率先針對硫的排放量課稅，1991年，瑞典根據石油和煤炭的含硫量開始征稅，此外還有荷蘭、挪威、日本、德國等國進行征收。
水污染稅。德國在這方面的征稅制度最為完善，制定了《廢水稅法》,以廢水的“污染單位”(相當于一個居民一年的污染負荷)為基準,按照統一的稅率普遍征收。同時規定,當排放的廢水達到特定的廢水量低標準時,可以減免稅款,納稅人用于改善廢水設施的投資可以抵免應繳稅款。
固體廢物稅。意大利1984年就開始開征固體廢物處置稅，作為地方政府處置固體廢物的資金來源。美國對固體廢物實行飲料容器押金法，比利時在《環境稅法》中對固體廢物的征稅作出環境稅適用于飲料容器、廢棄的照相機、工業使用的某些包裝品、殺蟲劑、紙以及電池等各類產品的規定。
碳稅。針對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稅種，通過對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產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稅來實現減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碳稅最早在瑞典、芬蘭、挪威等北歐國家開征，并于1992年在歐盟推廣，目前也已經在歐盟以外的多個國家開征。
能源稅。針對選定的特別能源商品征收的稅種，目的是通過降低能源消耗來保護環境。多個國家的環境稅以能源稅為主，例如德國目前的能源稅主要向汽油和柴油征收，稅收額每年高達400億歐元。
噪聲稅。對超過一定分貝的特殊噪聲源所征收的一種稅，其目的主要是為政府籌集資金，用于在飛機場附近安裝隔噪設施，安置搬遷居民等。美國、德國、日本和荷蘭等國都征收此稅。
（二）發達國家環境稅制的主要特點
1、發達國家環境稅涉及面廣,稅負較重
發達國家環境稅課征范圍涉及大氣、水資源、生活環境、城市環境等諸多方面，包括與能源相關稅收、機動車相關稅、污染與資源稅、直接稅收中的環境條款4大類，并包含了40余項稅種和相關條款，涉及與環境污染有關的各個方面。同時，發達國家環境稅采用較高的稅率，有效地對廠商決策和消費者的行為產生了作用，從而達到外部性內部化的目的。
2、各國環境稅差別較大，多國以能源稅為主體
首先，各國環境稅地位不同，經濟發展相對發達、民眾呼聲高的國家，如丹麥、芬蘭、瑞典和荷蘭等國環境稅的地位較高；其次，各國環境稅的組成結構不同，例如丹麥和芬蘭較為重視碳稅和硫稅，法國和德國更為重視水資源稅等；第三，各國環境稅的稅率不同。同時，多國以能源稅作為環境稅的主體，凸顯了節約能源在環境保護工作中日益重要的地位。
3、從源頭、產品直至終端排放環節分類征稅
歐盟國家環境稅收分為三個環節：要素投入環節針對造成污染源的生產原材料征收稅費，如能源稅、燃料稅等；產品環節包括生產環節和銷售環節兩部分，如飲料容器稅和汽車銷售稅等；終端排放環節以企業或個人終端排放的污染物為征收對象，如水污染稅、垃圾稅等。
4、差別稅率設計詳細，重視稅收差別和稅收優惠的調節作用
發達國家推行稅收中性政策，通過對納稅人進行補償、補貼等形式或者以減少其它類型稅收的方式，使納稅人獲得與其所支付的環境稅等值的款項，兼顧稅收對各行業和經濟鏈條的影響，注重最大限度地減少稅收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如德國在增加能源稅率的同時，規定了一系列減免措施，包括所有的地方公共交通工具只支付增加能源稅率的50%等。通過差別稅率和稅收優惠而保持稅收中性的政策，可以減少高稅率環境稅對企業競爭力的影響，同時激勵企業向環保型產業轉型。
三、對我國環境稅制建設的思考與建議
當前我國已處于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時期，借鑒國際經驗，加快環境稅制建設刻不容緩。
（一）立足于我國的基本國情，逐步建立獨立的環境稅種和完整的環境稅制體系
在我國現行稅費體制中，既無獨立的環境稅，也無專門針對能源消耗和環境保護的能源稅，資源稅主要是調節資源級差收入，對環境資源保護并無實質性影響。因此，開征環境稅應先易后難，分步推進。具體包括調整稅制，推行合理的費改稅，進而推行獨立的環境稅種，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征收大氣污染稅、水污染稅、固體廢物稅和噪聲稅等。此外，通過確立專款專用制度提高稅收效率，逐步建立較為完整的環境稅征收體系。
（二）根據理論分析和實際情況，確定合理的環境稅率及征收范圍
在考慮我國尚處于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和承受能力的同時，要避免稅率過低導致政策失效的問題。我國目前主要實行的排污收費制度，在很多情況下由于收費設定過低而不能平衡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差異，無法起到激勵企業降低污染排放量的目的。如果稅負過輕，將會導致企業寧可支付稅收維持高產量及高排放量也不會削減污染。在征收范圍方面，也要參考國際上環境稅征收涉及面廣的特點，從多個方面合理開展以達到更好的效果。
（三）重視稅收差別和稅收優惠的調節作用
較高的環境稅收體系不可避免地會對企業的競爭力產生影響，此時通過稅收中性政策進行稅收優惠，例如減免所得稅、增值稅等方式可以降低對于經濟的影響。而通過稅收差別和優惠，例如對于達到排放標準的企業給予稅收減免，可以提高環境稅的激勵作用，促使企業乃至整個行業轉向環保型。
（四）把征收環境稅與我國當前大力推行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和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結合起來
學習歐盟經驗，在循環經濟鏈條的源頭、生產過程和終端排放環節設置具有針對性的環境稅種，降低政策實施的成本，提高環境稅制效率。結合兩型社會建設，在國家級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率先進行環境稅征收試點，取得經驗后在全國推廣。同時，高度重視宣傳教育，提高公眾的環境意識與參與意識，加強公眾監督，爭取全社會對環境稅收的理解與支持。
（五）重視開征環境稅所需的配套政策，建立完善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
【關鍵詞】碳排放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經濟增長；二氧化碳排放；文獻綜述
研究經濟學理論問題，往往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看的更遠。因此本文對以往研究者的相關成果做了非常充分的研習。在研究中日低碳經濟發展的異同、可借鑒經驗以及政策含義時我們參考了大量的國內外文獻。由于低碳經濟的概念是在21世紀以后才被正式提出的，所以本文收集的年代較近的文獻偏多，相應的理論方法，分析工具以及統計數據也相對較新。
對于中國是否要實行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國內的學者持有統一的支持意見。宋德勇等（ 2009）特別指出，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理應在現在經濟發展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抓住機遇，調整經濟發展模式，順應世界潮流，發展低碳經濟，如若不然，不僅會為發展付出慘重的代價，還會喪失趕超發達國家、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歷史性機遇。胡淙洋（ 2008）的文章別說明了數個中國在兼顧經濟效益與環境問題發展時可以借鑒經驗的國家，其中不乏英國、瑞典等歐洲國家，但由于經濟發展模式以及現狀的差異，最值得借鑒的還是日本的經驗。這也與我們需要和主要希望研究的國家的選擇不謀而合。
在研究方法的選擇上，絕大部分研究環境與經濟發展問題之間關系的實證分析文章都使用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這種曲線具有“倒U”型的特征，在達到某個特定峰值之后會改變增長方向。“環境庫茲涅茲曲線”度量的是人均GDP與環境惡化程度例如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間的關系，而二氧化碳是經濟發展對環境影響大小的直接度量，所以從圖形研究的有效性來看，這樣的曲線有非常重要的研究價值。
對于曲線的具體研究，國內外的學者都有自己的基于數據的研究成果。從數據結論以及之后的分析角度看，可以將對曲線的研究分為兩大陣營。其一為堅定支持模型的正確性，并支持模型得到的結論。代表人物有國內的學者許廣月，宋德勇（2010），他們直接將模型在實際中進行應用，并沒有對模型的正確性做假設檢驗，得到結論，若將中國按中東西部進行分塊研究，三個地區的經濟增長模式都處于人均GDP與環境破壞程度同步上升的階段，但他們并沒有對這個階段何時結束進行分析，即沒有反映出經濟增長模式的拐點在哪里。國際上對使用類似方法進行研究的還有Richard Schmalensee（1998）等，但年代都相對較為久遠。對這種觀點持支持態度的中國學者還有魏下海，余玲錚（2008）等人。比較而言，另一陣營的，對模型持批判接受態度的學者占到大多數。首先是國內學者林伯強、蔣竺均（2009）他們借用Shafik 和Bandyopadhyay（1992）使用的人均收入作為解釋變量的二次方程形式，并采用對數形式。樣本區間是1960～2007年對模型進行研究，得到中國存在“環境庫茲涅茲曲線”，并且可能在2020年左右出現拐點，此時對應的人均GDP為37170元。在得到這個看似與接受模型陣營相似的結論之后，他們指出人均收入作為解釋變量的模型只能用于描述過去的情況，而不能用于預測未來的排放拐點。原因在于除了人均收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還受能源消費強度和能源結構碳強度的影響，工業能源強度和煤炭消費比例是兩者變動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前面所預測的拐點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或者說是不準確的。在對“環境庫茲涅茲曲線”存疑的陣營中還有一種通過實證分析，認為曲線度量不準確的聲音。這樣的觀點以Eunho Choi，Almas Heshmati，Yongsung Cho（2010）的文獻為代表。文章運用1971—2006年間的時間序列數據分別對中國、日本、韓國三國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發現韓國不存在EKC，但有一個拐點，但是一個正常“U”型的反轉點。對中國的數據發現，中國的數據其實是一個“N”型的增長模式，因此對于中國而言，發展經濟達到第一個拐點時，環境質量會有所改善，但當人均收入達到另一個拐點后，環境質量又會逐漸惡化。這是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對于日本的情況的研究，同樣也是一個“N”型的情況，所以他們認為其實所謂倒“U”型的環境庫茲涅茲曲線是不存在的。這篇文章也是少數幾篇專門研究東亞國家，特別是中日兩國之間環境與經濟發展問題的文章。
在研究方法的選擇上，雖然“環境庫茲涅茲曲線”占據絕對的主流地位，但不乏像宋春燕，張英（2011）這樣的學者使用其他統計學的方法進行建模研究。他們使用協整分析與因果檢驗的思想對中國的在1978-2008年間經濟增長與人均碳排放間數據進行統計建模，得到我國的人均碳排放同經濟增長存在正向線性相關關系，而且這種線性關系是長期平穩的，意味著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國經濟的增長都將以犧牲環境為代價。這樣的新方法得到的結論相對使用EKC方法得到的結論更不容樂觀。
在方法的研究之余，我們還有針對性的找尋了使用模型方法對中日環境與經濟發展差異有研究的文獻。雖然數量有限，但借鑒價值都較高。之前提到的Eunho Choi等人（2010）的文獻就是方法論上的創新思路。另外日本學者Toru Iwami（2004）也是用EKC的方法對中日兩國的環境與經濟問題進行了分析。在他的分析中加入了排放強度，能源強度，GDP以及一個干擾項，這樣的建模方法使模型與實際的聯系更為緊密，應用型更強。此文中得到的結論是一個較為普通的結論即中日都存在或必將在產生倒“U”型的曲線特性。但他接下來的分析非常有洞見性。Iwami指出在中國的經濟結構中，第二產業占得比重過高，這樣的現狀讓中國出現人均GDP增長而環境代價減小的情況非常困難。與此同時，他還提出了兩個比較有意義的建議，對于中國他認為需要對能源產業進行重構，特別是煤炭產業的生產與處理需要進行調整。另外軟性的，更為有力的環境教育是現階段降低經濟發展的環境代價的最好選擇。
對于之前的研究，如果默認EKC存在，我們希望進行改進或者進一步研究的是，通過數據挖掘，發現日本具體在什么時期出現了環境與經濟發展模式的拐點。通過對拐點年份附近數據，新聞或者經濟政策的挖掘，得到是什么短期或者長期政策帶來的這樣的拐點。當然GDP的增長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在GDP增長的背后，產業調整的方式，文化教育以及人民意識的改觀都是我們希望挖掘的深層次信息。進一步的，我們會將這些內容與中國目前的現狀相結合，找到發展中可能存在的問題以及可以借鑒的經驗。并在使用EKC進行對中國的合理預測的基礎上，提出可能的長遠的規劃或者建議。支撐林伯強、蔣竺均（2009）對于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拐點的預測。也希望能夠通過我們自己的研究挖掘出更多有利于中國低碳經濟發展的政策建議及實施策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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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unho Choi， Almas Heshmati， Yongsung Cho.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2 Emissions， Economic Growth and Openness[Z].IZA：2010（11）.
作者簡介：
陳志紅，女，江西豐城人，華中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學生，主修專業為經濟學。
一、WTO中的氣候變化問題
氣候變化是環境問題相互聯系和作用的集中表現。氣候變化的挑戰涉及敏感的政治決策、艱巨的技術變革和深遠的全球影響。雖然應對氣候變化政策和措施與國際貿易規則以不同的方式運作，但是相互間存在著交集和融合，從而對多邊貿易體制產生影響。
(一)WTO與氣候變化的聯系
WTO為全球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提供了一個規則框架，為貿易進一步開放提供了一個多邊談判論壇。1995年簽署的《建立WTO協定》明確提及了可持續發展目標和保護環境的重要性，已將貿易自由化與環境保護及可持續發展聯系在一起，以確保市場開放與環境社會目標的協調發展。
盡管貿易及貿易開放對溫室氣體排放的總體影響尚不能確定，但一個簡單而重要的觀點是，貿易發展與開放有助于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比如，貿易開放可以促進世界范圍內資源(包括自然資源)的有效配置，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進而提高人們對環境質量的更高需求)，改善環境貨物和服務貿易的市場準入。從目前看，WTO對應對氣候變化的直接貢獻就是通過多哈回合開放環境貨物、服務和技術市場。
迄今，氣候變化問題還不是WTO多邊談判領域的內容，WTO規則中也沒有專門的、具體的關于氣候變化的規定。但毋庸質疑的是，WTO與氣候變化是有關聯的。國家層面上的為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采取的政策措施有可能改變一國的競爭條件，進而對全球貿易發展和多邊貿易規則產生影響。WTO規則和機構對于應對氣候變化也是非常重要的。WTO原則和規則提供了一個保證可預測、透明和公正地實施氣候變化措施的框架，它可以對實施的氣候變化措施進行審查，以保證符合援引WTO環境保護例外條款的條件。
WTO規則與全球氣候變化制度并非獨立運作。《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都明確規定，為了應對氣候變化而采取的措施不應構成對國際貿易任意的、不合理的歧視或變相的限制，在實施有關措施時應盡量減小對其他成員方貿易、社會、環保和經濟的負面影響。盡管WTO框架下沒有貿易與環境的專門協議，但WTO規則也留下了足夠的政策空間，有不少重要條款涉及到環境保護。WTO規則允許各成員以非保護主義的方式優先考慮環境問題，允許成員在特定條件下為了保護可能用竭的自然資源、為了保護人類、動植物的生命或健康而采用貿易限制措施。
(二)WTO與氣候變化相關的活動
WTO框架下與氣候變化問題相關的活動有三個層面：一是WTO宗旨明確“按照可持續發展目標，考慮對世界資源的最優利用，尋求保護和維護環境”，這在貿易自由化與環境保護及可持續發展之間建立了清晰聯系；二是WTO多哈回合中有多個方面都與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相關，比如：農業談判和漁業補貼、貿易與環境議題等，其談判結果將對應對氣候變化起到積極作用；三是在WTO日常工作中，也為從國際貿易的角度應對氣候變化提供了一個平臺。
1 環境貨物與服務貿易自由化談判
在多哈回合中，貿易與環境議題談判的一個重要議程是開放環境貨物和服務市場。WTO成員呼吁，酌情削減或取消環境貨物和服務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提高全球市場準入，在更有效率、更多元化、更低成本促進貿易自由化的同時，有助于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已經建議了一系列的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技術，其中很多技術正在WTO的環境貨物和服務項下進行談判。
2 WTO與多邊環境協定關系談判
貿易與環境議題談判的另一個議程是解決WTO規則與多邊環境協定(MEAs)的關系問題。WTO成員正在尋找方法，以確保WTO規則與多邊環境協定中旨在保護環境的具體貿易義務(STO)能夠和諧共存。WTO成員希望加強它們之間的合作，促進自由貿易與保護環境、應對氣候變化的相互協調與支持。考慮到目前國際社會對于追求多邊主義和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共識，這些旨在促進貿易與環境協調發展的多邊談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3 WTO農業和非農產品談判
農業和非農產品市場準入談判會對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帶來一些積極影響，盡管有些是間接的。首先，發達國家農產品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取消以及農業支持的減少會使全球資源配置和生產更加有效。其次，貿易談判將提高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機會和貿易收入，收入的增加能增強貧困國家抵御氣候變化的能力，比如增加灌溉方面的投資等。
氣候變化的挑戰促進了生物燃料產業的發展，因為許多國家認為生物燃料可以幫助他們達到《京都議定書》的溫室氣體減排的承諾。由于生物燃料的生產主要集中在消費國，目前生物燃料的貿易規模還不大。生物柴油的生產和消費目前主要集中在歐盟，歐盟內部的生物柴油貿易開始興起。而在過去幾年生物乙醇的貿易呈現增長勢頭，巴西是新興的主要出口國。自2000年以來，有20個WTO成員在《技術性貿易壁壘協議》范圍內通報了37個有關生物燃料的措施。
4 WTO常規工作中的氣候變化問題
WTO技術性貿易壁壘委員會(TBT委員會)和貿易與環境委員會(CTE委員會)的工作都與氣候變化問題密切相關。
TBT委員會提供了一個重要論壇，在此可以探討政府為減緩氣候變化所采取的技術性規定。那些與氣候變化有關的技術規定和標簽要求正屬于《技術性貿易壁壘協議》規范的范疇。近年來，一些旨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控制溫室氣體減排的產品標準和標簽要求都向WTO進行通報。TBT委員會對氣候變化措施予以評判，以確保它們不對國際貿易構成不必要的障礙。
CTE委員會的工作方案涵蓋了貿易與環境交叉領域的主要問題。與氣候變化間接相關的問題被放入CTE討論，例如取消能源和林業部門的貿易限制產生的環保效應、能源效應標簽對市場準入的影響等。CTE委員會作為一個孵化器推動貿易與環境議程的進展，也是成員想進一步推動貿易與氣候變化之間聯系的途徑。
二、WTO與氣候政策有關的法律條款
WTO框架下沒有將貿易與環境問題單獨立法。但在現實中，一些旨在保護環境的措施在本質上具有限制貿易的特點，會對其他成員的權利產生影響，也可能違反WTO的非歧視原則和禁止數量限制原則。為規范這樣的行為，在WTO《1994年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簡稱GATT1994)第20
條“一般例外”中對保護環境做了相關規定。根據WTO規則，成員方在滿足特定條件下可采取與貿易有關的措施來保護環境。WTO爭端解決機構解決與環境相關的貿易爭端時也多是依據這些與環境有關的貿易規則。
WTO框架中也沒有專門的、具體的規則與氣候變化問題直接相關，但氣候變化與WTO規則具有潛在的關聯。除監管措施外，國家、區域或多邊為應對氣候變化采取的措施有：政府采取的以價格為基礎的措施(如稅收和關稅)、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其他一些措施(包括補貼)。這些措施實際上都與貿易相關，要受到WTO規則和程序的約束。在設計氣候變化方案和進行氣候變化領域的國際合作時，都應當將這些措施對貿易的潛在影響以及各成員在WTO規則下的權利與義務考慮進去。從廣義上說，與環境問題有關的(如GATT第20條，加工和生產方法問題、相似產品定義)WTO規則和判例，都與氣候變化措施的審查有關。WTO的一般做法是，承認只要嚴格滿足一些條件、為達到某些政策目標、一定程度上的貿易限制是必須的。
一些WTO規則和協議同旨在減緩氣候變化的措施相關，這里做一簡要歸納。
(一)非歧視原則，包括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原則(GATT第1條和第3條)
GATT第1條第l款規定，一國給予任何其他國家任何產品的利益、優惠、特權或豁免應立即無條件給予所有其他締約方的同類產品。GATT第3條第2款規定，不得對進口產品直接或間接征收超過對本國同類產品直接或間接征收的任何種類的國內稅或其他國內費用。GATT第3條第4款規定，在有關影響產品的國內銷售、標價出售、購買、運輸、分銷或使用的所有法律、法規和要求方面，進口產品所享受的待遇不得低于同類本國產品所享受的待遇。與非歧視原則相關的兩個重要概念，即“相似產品”和“力工或生產方法(PPMs)”與氣候措施相關聯。
(二)一般例外條款(GATT第20條)
在一些特定情況下，WTO成員可以實施貿易限制。GATT第20條“一般例外”列舉了十種特定情況，其中有兩種情況與環境保護有密切聯系，即第20條的(b)項和(g)項。它們也被稱為環境保護例外條款。GATT第20條規定，任何WTO成員都可以采取“為保護人類、動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須的措施”(b項)，采取“與國內限制生產與消費的措施相配合，為保護可用竭的自然資源有關措施”(g)。為防止對一般例外條款濫用，在序言中對“例外”的適用提出兩個條件加以限制，一是根據第20條采取的措施不應“對情況相同的國家構成武斷的或不正當的歧視”，二是有關措施不能構成“對國際貿易的變相限制”。
(三)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ASCM)
WTO《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采用了“專向性”補貼的概念，即補貼只針對成員政府專門給予其管轄范圍的某一些企業或某一些產業的優惠或好處，此類“專向性”補貼要受到WTO規則的約束。如果確認存在補貼，則將被征收反補貼稅。在氣候政策與貿易規則的聯系上，關于補貼的爭議一直存在。一些人希望對碳密集產品進口實行反補貼稅來抵制“碳搭便車”(carbon free riding)行為。政府對于溫室氣體排放不采取措施能否被視作一種公共補貼或環境傾銷行為?在出口國沒有對碳排放實施控制的情況下，進口國能否對其征收反補貼或反傾銷稅?在應對氣候變化中，一些國家對本國的高排放、貿易量大的行業提供免費的碳排放權配額，這種做法是否構成補貼?這些都還沒有明確的答案。
(四)技術性貿易壁壘協議(TBT)
各國都制定了名目繁多的技術規章、標準以及合格評定程序，這些都十分重要，但若隨意設置就可能成為貿易障礙。WTO《技術性貿易壁壘協議》(《TBT協議》)做了有關規定，以尋求確保技術規章、標準以及檢驗和認證程序不對貿易產生不必要的障礙。《TBT協議》范圍包括強制措施和自愿措施。強制措施也稱“技術法規”，其定義為規定強制執行的產品特性或其相關工藝和生產方法。而與資源使用效率和碳排放相關的技術要求典型地依賴于生產方法而不是產品特性。但WTO上訴機構對“相關工藝和生產方法”沒有明確的解釋。目前，一些發達國家正大力倡議《TBT協議》要包括生態標簽計劃，但發展中國家認為，諸如生態標簽的措施并不適用于《TBT協議》。
(五)普遍取消數量限制(GATT第11條)
GATT第11條規定，除非滿足第11條第2款的三個例外情況，成員方禁止實施配額、進出口許可證或其他的數量限制措施。而這三個例外情況都不能適用到產品的碳足跡限制上。今后，一國有可能對沒有實行嚴格溫室氣體減排國家的進口產品實現進口禁止或限制，將他們歸人到“骯臟”產品。
(六)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
TRIPs的相關規則與氣候友好型技術和專有技術的發展和傳播密切有關。在國際氣候談判中，知識產權由于同技術轉讓密切相關而成為一個重要問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有利于促進技術開發，但同時也有可能限制技術轉讓。廣大發展中國家提議，強制許可制度是改善綠色科技市場準人的重要途徑，但遭到了發達國家的強烈反對。
(七)與貿易有關的投資協議(TRIMs)
TRIMs只適用于影響貨物貿易的有關投資措施。由于某些投資措施有可能限制或扭曲貿易，TRIMs規定不得實施違反GATT第3條(國民待遇)或第11條(數量限制)的投資措施。TRIMs在其附件中列出一份與GATT這些條款不一致的投資措施的解釋清單。今后，許多國家都有可能打著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旗號來實行一些與WTO規則不相符的投資措施來保護國內產業。
三、多哈回合中的貿易與環境議題
環境貨物和服務貿易自由化有助于推動綠色產品和技術的快速傳播，促進國際貿易發展。WTO成員希望通過推進首個多邊貿易與環境談判，加強貿易政策和環境政策的相互支持，實現環境、貿易和發展的“三贏”。
(一)貿易與環境談判的目標
WTO《多哈部長宣言》第31段明確規定了貿易與環境議題的談判內容。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現行WTO規則與多邊環境協定(MEAs)中所列具體貿易義務(STO)之間的關系，談判只限于在所涉多邊環境協定締約方中現行WTO規則的適用性的范圍，談判不得損害任何非所涉多邊環境協定締約方的WTO成員的權利；二是多邊環境協定秘書處與相關WTO委員會之間定期信息交流的程序，以及給予觀察員地位的標準；三是酌情削減或
取消環境產品和服務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貿易與環境議題談判將在WTO貿易與環境委員會特別會議(CTESS)主持下進行。
(二)貿易與環境談判的現狀
在多哈回合中，最重要的議題是農業和非農產品市場準人談判，環境議題并不是一個最重要的議題。由于受到農業、非農市場準人談判進展的牽制，貿易與環境議題的談判進展緩慢。迄今該議題談判仍處于澄清有關概念、確定貨物清單范圍和討論談判方式階段，各項議題均未進入實質性問題談判。經過談判，各方感到對第1項和第2項內容的討論引發了較多的政治性因素，相比之下第3項內容更為務實。
WTO坎昆會議后，環境貨物和服務自由化成為貿易與環境談判的重點，但目前也仍處于要求各成員確認環境貨物范圍以及明確談判方法階段。由于環境服務的談判內容和方式與環境貨物不同，談判主席建議先進行環境貨物的討論。CTESS同意在討論環境貨物基本概念的同時鼓勵各成員提交自身的國別清單，以盡可能多地列出環境產品，同時要求各成員對確認環境產品可能的關稅待遇、特殊和差別對待(S&D)、非關稅壁壘和其他發展相關問題提交提案。
(三)環境貨物和服務談判的情況
多哈回合為開拓環境貨物和服務的市場準入提供了條件，WTO成員正努力消除環境貨物和服務的貿易壁壘。將OECD、APEC和世界銀行的環境貨物清單結合在一起，共包括211個產品(HS6位編碼)，Hufbauer和kim(2010)根據這一數據預測，消除環境貨物關稅將使世界環境貨物進口額增加約560億美元，相當于目前世界環境貨物進口總額的12％左右。
1 環境貨物貿易談判
環境貨物涵蓋許多能有效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技術。消除這些產品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將會降低它們的價格，使它們更容易獲得和使用。促進環境貨物貿易將加劇該領域的競爭，從而刺激在環境保護和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技術創新。世界銀行的最新研究發現，消除清潔能源技術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能夠使18個高排放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量增長14％。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已確定了一系列與應對氣候變化相關的技術。其中很多技術正在WTO的環境產品和服務項下進行談判，包括風能和水電渦輪機、太陽能熱水器、生物氣體生產設備、沼氣收集垃圾填埋坑等。歐盟和美國在2007年12月的一份提案中建議，在WTO談判中給予有助于應對氣候變化的環境友好型貨物和服務以優先權，這些氣候友好型產品占先前WTO定義的環境貨物種類的1／3左右。
2 環境服務貿易談判
在環境服務談判中，WTO成員試圖尋求《服務貿易總協定》對旨在與減緩氣候變化政策可能直接相關的活動做出具體承諾。在烏拉圭回合制定的服務部門清單中，被列入環境服務部門中的服務側重于基礎設施服務，例如污水處理服務、垃圾處置服務和衛生服務等。被列人“其他”服務項下的其他環境服務在當時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這些服務如廢氣清潔服務、景觀保護服務等，實際上也直接與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有關。
近年來，由于環境管制標準不斷提高，這些“其他”環境服務的重要性逐漸提高。這些環境服務活動是在商業的基礎上提供的，為中小企業提供了良好的市場前景。目前，這些環境服務正就WTO中進行談判，并且希望能為新的《服務貿易總協定》提供更好的前景。不過，由于環境服務的實行主要依靠環境產品來進行，目前在環境產品談判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情況下，環境服務的談判基本沒有進展。
3 環境貨物談判的焦點
一是貨物清單問題。截止到目前，共有11個國家和地區(加拿大、歐盟、日本、韓國、新西蘭、挪威、瑞士、中國臺北、美國、沙特阿拉伯和菲律賓)提交了環境貨物清單。環境議題談判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對環境貨物的涵蓋范圍沒有一個國際公認的定義。為彌補這一空白，OECD、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和世界銀行等組織或機構都在研究并擬定各自的清單。其中OECD和APEC的清單受到各方重視，也是WTO框架下討論并生成環境產品清單最主要的借鑒。
二是談判方式問題。自貿易與環境議題談判開始以來，對以何種方式削減環境貨物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WTO成員提出了四種建議方法，即清單方式(Listapproach)、項目方式(Project ap-proach)、綜合方式(Integrated ap-proach)和出價要價方式(Requestand offer methodology)。至于采用哪種談判方式，目前還沒有明確。從目前情況看，也許這幾種談判方式混合正在一起可以成為一種折中的解決辦法。比如說“清單+項目”的方式，對于公認的純粹環境產品(如風力發電設備)可以用清單方式對如何降低關稅進行談判，但是對于具有多重功能的環境產品，可以通過項目方式更好地解決。在談判的最后階段，也不排除用要價出價方式作為一個補充。
中國在環境貨物問題上提出了“共同清單”和“發展清單”的概念主張，為在環境貨物的談判中充分體現對發展中成員的特殊和差別待遇提出了明確主張。目前，中國尚未提交具體的符合自身利益的環保產品清單。中國的談判立場有以下幾個要點：第一，中國認為環境產品的主要目的必須用于解決環境問題。第二，同意為真正的環境產品制定一個清單，但是反對“搭便車”。第三，環境產品談判的結果應該有利于發展中國家自己生產環境產品的能力。因為要提高發展中成員提高保護環境的能力，才能真正促進世界環保事業的發展。
(四)貿易與環境談判的未來走向
數日前，面對遲遲無法消散的霧霾，北京市環保局前副局長、前新聞發言人杜少中曾在微博中感嘆：環保基本靠風？這個問題看似戲謔，實則嚴肅。人們真的只能把清潔空氣寄望于老天爺嗎？
只有“風”才立竿見影
縱觀工業革命后的環境活動發展史，“經濟發展—污染—治理”的路徑似乎從未有過改變。著名的霧都倫敦，曾經因為1952年的煙霧事件而導致多達12000人喪生，其罪魁禍首是燃煤取暖排放的二氧化硫和粉塵。洛杉磯的“光化學煙霧事件”也是世界經典的環境公害事件之一，即使是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治理，洛杉磯依然背負著美國人民心目中“污染最嚴重城市”的惡名。
環境經濟學研究中有一條經典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即隨著GDP的增長，環境問題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趨勢。不論是倫敦還是洛杉磯，其環境變化均符合這樣一個趨勢。這一方面是由于工業化初期人們對于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不夠，另一方面經濟發展初期很難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將環保作為一項必需的事業。“邊污染邊治理”的美夢極易被經濟利益的誘惑打碎。
相對于倫敦和洛杉磯的慘痛過往，我國的環境問題更為復雜。最近十余年來，學者們在中國大城市進行了大量PM2. 5來源的研究。以北京為例，雖然不同的研究中各種污染源所占比例不同，但毫無疑問的一點是：燃煤、汽車尾氣、二次氣溶膠（光化學反應）、其他地區的污染傳輸，都是北京大氣PM2. 5的來源。同樣，在廣州，汽車尾氣和燃燒排放兩個污染源對于PM2. 5的貢獻也是難分高下。
正因為來源復雜，PM2. 5的治理空前困難。因為經費、技術力量等局限，我國環境管理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治理污染最重、影響最大的污染源，即抓主要矛盾，治理好一項再進行下一項。但要治理PM2. 5，只抓單獨排放源是“按下葫蘆起了瓢”，付出很大力氣也未必見效果。所以說，快速的經濟發展是環境污染的催化劑，快速經濟發展帶來的復合污染加重了大氣PM2. 5的排放并增強了治理的技術難度。在我們享受高速發展帶來的生活質量提升的同時，也必須接受環境污染這個副產物。
“環保基本靠風”并非一句調侃，在目前無法有效控制污染排放的前提下，要想在短期內立竿見影地吹走陰霾，只能靠大風。
北京80年代空氣嗆人
風只能起到短期效果，長期而言，還是要靠對污染排放的治理。曾飽受空氣污染侵害的西方發達國家對此有豐富經驗。
洛杉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光化學污染事件是美國環境管理的轉折點，不僅催生了著名的《清潔空氣法》，也始終起到了環境管理的示范作用。
在洛杉磯，環境管理措施的核心包括：設立空氣質量管理區，加大區域環境管理部門的自，使環境政策有效落地；設立排放許可證制度，嚴控排放源；為交通污染源（從內燃機、汽油到排放）設立嚴格標準；開放環境交易市場，引入市場化手段；投入強有力的科研及管理力量，開發通用的環評軟件及有效的污染控制技術。經過近40年治理，盡管洛杉磯的人口增長了3倍，機動車增長了4倍多，但該地區健康警告的天數卻從1977年的184天下降到了2004年的4天。
值得欣慰的是，我國除環境法律法規漸成體系外，還在逐漸消化吸收美國的環境管理經驗。北京與洛杉磯有很多可比性，兩者不僅在人口規模和發展趨勢上相似，而且都毗鄰高大山系，污染物不易擴散。
首先，京津冀地區的空氣污染治理聯合防控機制，有些類似于洛杉磯所在的加州地區的空氣質量管理區模式。細心的人已經注意到，霧霾天氣中，北京南部PM2. 5的采樣點濃度更高，這與北京周邊更大強度的排放不無關系。打破行政區劃的限制進行區域聯防，有利于污染源治理的深化。
其次，北京環境交易所自2008年開始運行，盡管目前主要是進行碳交易，相信隨著環境保護工作的深入，排污權交易也會提上日程。
此外，就污染源控制而言，北京（甚至說全國）的策略與洛杉磯也不謀而合，都經歷了“控制煙筒冒黑煙—禁止居民露天焚燒垃圾—淘汰低標汽油（如使用京V標準）—制定更嚴格的尾氣排放標準—督促能源企業使用更為清潔的能源”等過程。這些手段已取得效果。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的學者研究發現，從1985年到1999年，北京的空氣質量出現了符合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發展趨勢，空氣質量的拐點出現在21世紀的前10年。盡管大家都在詬病北京不時出現的霧霾天氣，但比起上世紀80年代的嗆人空氣，北京空氣質量還是處于提升狀態的。這與北京市在環保方面逐年增大的投入不無關系。
總之，盡管現狀并不算理想，以洛杉磯為鏡，我們能看到希望。
但洛杉磯依然存在不少問題。空氣質量控制是艱難之旅，環境目標很難按時達成，即使已經進行了40年治理，洛杉磯目前的空氣質量依然沒有完全達到聯邦政府《清潔空氣法》的標準要求。同時，環境管理手段具有邊際效益遞減的規律，再加上人口數量和密度逐年增加，已經處于頂峰的環境管理手段愈發難以發揮作用。而且，隨著傳統污染物排放逐年下降，曾被忽視的微量污染物的毒性凸顯，美國在原來監測7種污染物的基礎上，又篩選出了189種空氣有毒物質，對于這些物質的監測和控制，需要投入較大的人力和物力。
我國同樣面臨上述問題。巨大的人口基數和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導致大量人口涌入發達地區，給這些地區的減排帶來更大壓力；而欠發達地區又由于技術、資金、當地重視程度等原因，成為減排工作遺忘的角落。二者疊加，環保形勢嚴峻。
另外，污染物篩選仍然滯后，這將是未來環保部門工作的難點。
更需人人參與之風
對于環保，沒有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差別，每個人都有保護自己不受污染侵害的權利，也都有保護環境不被侵害的義務。
同樣以美國為例。在美國，公眾參與促進了《清潔空氣法》的誕生，也督促了聯邦和地方政府不斷提出環境污染的解決方案，促進了環境政策的執行，同時民眾直接參與減排活動，為減少汽車尾氣排放等作出貢獻。
我國的PM2. 5事件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正是由于公眾的廣泛參與、新聞媒體和網絡一波又一波的炒作，才使得在美國經歷了二三十年研究才進入環境標準的PM2. 5，在我國只經歷了環保部門不到十年的調研，就被納入環境質量標準。積極參與環境問題的討論，本身就是保護自己利益的一種方式。
當然，也不能只喊抓賊卻不幫忙。就PM2. 5而言，除了用口罩等物品保護自己外（保護好自己，減輕城市醫療系統的負擔，也是一種環保），我們還有很多小事可以做：及時檢查自己的汽車尾氣排放，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少吸煙和吃烤串，減少使用電力和天然氣過程中的浪費。
雖然這樣的節約很微小，但中國是人口大國，每個人注意一點點，乘以人口基數，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關鍵詞：工業“三廢”；經濟增長；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珠海市金灣區
中圖分類號：F29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1-0251-04
珠海市是中國最早建立的四個經濟特區之一，2008年，國務院頒布實施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明確珠海市為珠江口西岸的核心城市。目前，珠海市正在創建全國生態文明示范市，經濟發展同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問題顯得格外重要。珠海市下轄香洲、斗門、金灣三個行政區，其中位于珠海西部的金灣區是珠海市最年輕的行政區。2001年4月4日經國務院正式批準設立的金灣區，地處珠江出海口磨刀門與崖門之間的南海之濱，區內有豐富的土地、海洋、港口、旅游等資源，珠海機場、珠海港、廣珠鐵路、江珠高速、沿海高速、機場高速均在區內匯集，海陸空立體交通優勢明顯。天然便利的區位優勢，給金灣區帶來了經濟騰飛的機遇。經過十年的飛速發展，金灣區的GDP從31.57億元增長至145.21億元，人均GDP從32 149元增長至97 001元，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從1.14億元增長至12.01億元。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金灣區的工業“三廢”排放量也不斷增加，不可避免對環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壞。如何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保障環境質量穩定，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是金灣區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研究金灣區工業“三廢”排放量與人均GDP之間的發展變化趨勢，并分析其內在原因顯得特別具有現實意義。
一、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提出與發展
1991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Grossman和Krueger[1]對66個國家和地區的14種空氣污染物（1979—1990年）和水污染物質（1977—1988年）的變動情況進行了研究。他們發現，大多數污染物的變動趨勢與人均國民收入的變動趨勢間呈“倒U”形關系，并于1995年提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假說[2]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簡稱EKC）。一般意義上的EKC是指[3]，在經濟發展的初期，環境污染或環境破壞會隨經濟的增長而加重，當經濟發展到某一水平時環境污染程度達到最大，而后經濟繼續發展，環境污染程度卻隨之下降，環境質量逐漸變好，即污染物排放量與人均GDP之間的變化趨勢呈現出“倒U”形的曲線關系。
“倒U”形曲線在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工業化時期普遍適用，但從中國近年的研究來看，“倒U”形并非唯一表現形式。中國學者李慧娟[4]通過研究發現，不同城市EKC的形狀與轉折點不同，以及同種污染物在不同資源型城市的曲線不完全相同。陸根堯[5]、邵鋒祥 [6]、方杏村[7]等則分別采用相應的環境質量數據驗證了浙江、陜西、黃石市等中國省、市級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結果也各有差異。
二、金灣區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實證分析
（一）指標的選取及數據來源
為了研究金灣區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我們選取工業“三廢”排放量及人均GDP作為研究指標。從珠海市環境保護局出版的2003—2012年《珠海市環境統計資料匯編》收集了2002—2011年金灣區的工業“三廢”排放量數據，從珠海市統計局出版的2003—2012年《珠海統計年鑒》收集了金灣區人均GDP的數據（見下頁表1）。
（二）模型的構建
有關文獻對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實證分析主要采用二次回歸曲線和三次回歸曲線假設這兩種方式。考慮到數據的大小和誤差的精度問題，我們借助SPSS軟件進行多種曲線回歸模擬發現，三次回歸曲線能較好地反映工業“三廢”排放量與人均GDP之間的關系。因此選用三次回歸曲線模型進行模擬：
Y=b0+b1X+b2X2+b3X3
公式中，Y為工業“三廢”排放量；X為人均GDP；b1 ，b2 ，b3為模型參數；b0為常數。
回歸得到的結果（如表2所示）：
（三）回歸結果分析
1.工業廢水排放量
工業廢水排放量與人均GDP的三次型擬合效果較好，其中R2=0.876，F=14.129，F檢驗sig=0.004，各個參數的顯著性符合95%的置信要求。三次回歸曲線為：
Y=-1 629.045+0.868X-1.102E-6X2+4.521E-12X3
擬合圖像如圖1，擬合圖像顯示曲線呈現出先上升再下降而后繼續上升的特征，總體依然呈上升趨勢。即隨著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工業廢水排放量出現了反復的波動，但總體勢頭良好，隨經濟的增長，總體廢水排放量減少。人均GDP與工業廢水排放量在圖形上接近于“倒U”形，只是轉折點右邊的下降趨勢還不太明顯。實際上環境質量的改善并非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自動發生，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環境經濟政策的調整。該曲線在2009年這一時間點處出現轉折點，主要原因是，金灣區大力實施碧水工程，整治轄區水環境。積極鼓勵引導企業開展ISO14000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大力促進清潔生產，已有50%的重點工業企業實施清潔生產和實現均衡達標排放。但2010年金灣區工業廢水排放量又出現了增長，這一結果與近幾年來金灣區大力發展廢水排放量較大的生物醫藥產業有關。建區以來，金灣區先后引進了聯邦制藥、麗珠制藥、湯臣倍健、億邦制藥、潤都制藥和生化制藥等一批知名的醫藥企業，2010年以來這些醫藥企業紛紛增資擴產，導致金灣區工業廢水排放量在2010年出現了反彈現象，但2011年再次出現下降，說明，盡管短期內有波動，但從長期來看，金灣區工業廢水排放量仍將以下降為主，符合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倒U”形特點。
2.工業廢氣排放量
工業廢氣排放量與人均GDP的對數三次型擬合效果比較好，其中R2=0.327，F=0.971，t檢驗sig=0.456，除了F項的參數效果不理想，其他各參數的顯著性滿足要求。三次回歸曲線為：
Y=-120.455+0.007X-7.48E-8X2+2.399E-13X3
擬合圖像如圖2，顯示工業廢氣排放量與人均GDP之間存在明顯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倒U”形的特征，而且該曲線在2008年這一時間點處出現轉折點，說明金灣區工業廢氣排放量在2009年已超過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轉折點，到達了曲線的右側，工業廢氣排放量下降趨勢明顯。這一結果同金灣區2008年以來積極實施藍天工程，改善大氣環境質量，推行清潔生產，大力改造老舊鍋爐，加強工業廢氣治理，減少空氣污染密切相關。
3.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
工業廢水排放量與人均GDP的三次型擬合效果很好，其中R2=0.880，F=14.685，F檢驗sig=0.004，各個參數的顯著性符合95%的置信要求。三次回歸曲線為：
Y=-6.958+0.0003X-9.375E-10X2-8.347E-15X3
擬合圖像如圖3，擬合圖像顯示金灣區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與人均GDP之間存在著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倒U”形特征，而且該曲線在2009年這一時間點處出現轉折點，說明金灣區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在2009年已超過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轉折點，到達了曲線的右側，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下降趨勢明顯。這一結果與金灣區加強工業固體廢物治理是分不開的，2008年以來金灣區環保局加強項目審批管理，實施環境安全工程，綜合治理固體廢物及危險廢棄物，有效抑制了轄區工業固體廢物的增長。
三、結論與建議
金灣區工業“三廢”排放量與人均GDP之間存在明顯的三次曲線特征，2002—2011年曲線初步顯現出標準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倒U”形特點。計算表明，金灣區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轉折點出現在2009年，人均GDP為60 624元時。
為什么金灣區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在2009年出現了轉折點？這個轉折不是偶然出現的。在建區初期，金灣區對環境污染問題不太重視，隨著經濟快速增長，污染物排放水平也不斷快速增長，生態環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壞。金灣區逐漸認識到，絕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來發展經濟。因此，金灣區在2008年開始將環保理念逐步融入招商引資、園區規劃、環境監管中，嚴把新建項目環保審批關，從源頭上控制工業污染。同時，金灣區還采取多種形式加強環境宣傳教育，下大力氣解決環境問題，群眾對環保工作滿意率達到97%以上。2009年，金灣區制定出臺了“四個百分百”行動方案，即新增工業項目百分百進入園區、污水垃圾百分百達標處理、山體百分百恢復綠化、節能減排百分百實現目標。隨著“四個百分百”工作按計劃順利推進，金灣區在經濟快速發展和工業仍占重要地位的情況下，基本控制了環境污染惡化的趨勢，并使之逐漸趨于好轉。金灣區“十一五”節能減排等約束性指標如期完成。2011年，金灣區榮獲“珠海市十一五污染減排工作先進集體”。
在這一過程中，金灣區推出的“四個百分百”以及其他相關的環境保護政策起了關鍵性作用，影響了金灣區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走向，使之出現了轉折點。這說明一個地區要根據所處的發展時期、特點及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理論基礎，制定合理有效的環境保護政策來治理環境污染。
從總體上看，近幾年來金灣區所推行的環境保護政策是成功的。今后金灣區應再接再勵，進一步完善環境保護政策，加強環境執法監督，加大環境保護力度，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全面推行清潔生產，實現節能減排。同時，金灣區應建立健全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綜合決策機制，把 “既考GDP，又考COD”的雙重考核機制納入各級領導考核體系，有效推進金灣區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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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石油化工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中外比較
一、中國石油化工類上市公司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概述
（一）石油化工類上市公司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現狀
中國企業在信息披露方面起步于上世紀九十年代，發展至今從無到有，已有長足進步但仍存在很大不足。這些法律規章的仍舊存在覆蓋面僅僅限于上市公司的問題，各項實施細則有待明確，在具體的實務操作實施方面仍舊需要完善，其中最為主要的是急需對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具體的法律、法規。
中國環境會計信息披露開端于20世紀90年代末期。2008年，環境保護部《關于進一步嚴格上市環保核查管理制度加強上市公司環保核查后稽查工作的通知》、《關于加強上市公司環境保護監督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等兩部指導意見，推動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工作的進一步深入。
（二）石油化工類上市公司披露內容
中國石油化工企業內容披露大致分為三類：記述性披露、貨幣性披露、非貨幣性披露。
其中，記述性披露主要對公司環境方針政策的宏觀展現。記述性披露對公眾來說接受度最高，但存在通過轉換文字表達方式或文字性夸大或縮小環境會計生產要素的作用，缺乏客觀性。
貨幣性披露是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最核心內容，通過資本貨幣化的表達方式，將社會企業的生產行為所產生的收入、支出、負債、所有者權益進行了相應的直觀表達與論述。貨幣性披露具有可審計、客觀、數據可追溯等優點。因此，環境會計的貨幣性披露可作為行業統一、強制性披露內容，不僅客觀、直觀、還具有標準易統一等優點，從而準確的體現一個企業的環境價值。
非貨幣性披露是環境會計信息披露補充環節的主要內容與體現形式。通過一些不能貨幣化的環境指標披露，全面展現企業的在運營的各個環節、各個時期運行的具象化指標，利于環境部門監管、社會輿論進行監督。
（三）石油化工類上市公司披露形式
目前，未有專門針對石油化工行業的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內容與形式進行規定的全國性或地方性法律、規章規定。石油化工企業處于社會輿論壓力，主要以自愿性披露形式進行。上市企業大多以董事會報告、年度報告附表形式披露。
從表格可看出，企業進行信息披露采用的形式主要由董事會報告、財務報表附注、重要事項披露等方式。董事會報告披露內容最為詳盡，包括企業在上一會計年度中的環保措施、節能減排措施、環境改善情況、主要廢棄物有排放情況以及企業環保風險、環保對策、環保技術研發等情況，形式綜合、包含記述性、貨幣性、非貨幣性等多種信息，主要傾向于記述性信息描述。
而財務報表附注作披露形式與內容較為單一，主要分布在管理費用、政府補助、營業附注等信息中。主要傾向于資本貨幣化描述，少量文字記述信息進行補充。
在重要事項披露方面，包括重大仲裁事項、耗費自然資源總量、環保負債、環保撥款、補貼等方面。2008-2012年以來，披露數量水平逐漸下降。一方面是由于近年以來安全生產的開展使重大安全事故數減少，同時社會責任報告、可持續發展報告的逐步定期推出使企業逐漸放棄重要事項公布這一平臺，盡量減少公司股價的波動。從而保證企業平穩運行，以規范化、制度化的方式取代臨時性、隨機性。
二、國外石油化工類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概述
（一）國外石油化工類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現狀
全球環境保護運動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達到，上世紀70年代的《環境污染的會計問題》開啟了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環境會計先河。
在歐洲、美國、日本的石油化工企業一方面按照一般企業法律準則與規定進行環境信息公開之外，還單獨設立監管機構對石油開采行業以及化工生產行業進行監管。從而確保石油化工企業的生產清潔、安全。
1.美國石油化工行業信息披露
美國石油行業監管起步較早，由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美國國家環保局等機構從會計準則、會計實務、環境成本核算、成本分配、環境信息應用技術指南等層面跨行業的法規的建立，為美國石油化工企業信息披露提供了具體而又詳實披露方法，規范相關企業信息披露的實踐。美國將監管分為"上游監管"、"下游監管"兩個環節，其中上游環節主要對資源利用效率、清潔生產、安全生產等環節進行監管。
2.歐洲石油化工行業信息披露
歐洲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對石油行業亦是逐漸加強監管。挪威最早對企業信息披露做出規定，要求披露公司對自然環境影響、減少環境影響采取的措施以及環境審計。英國最早由英國石油行業會計委員會"建議實務公告"對石油天然氣會計進行規范，2001年"石油天然氣勘探開發生產與廢棄活動會計"對石油化工行業的廢棄活動會計規范與披露進行了規定。丹麥對環境信息披露的規定最為全面。
3.日本石油化工行業信息披露
1997年制定環境影響評價法；2000年制定特定化學物質排放量存進管理改善法和環境環境報告指南；2004年制定環境活動評估計劃
日本政府在推動石油化工企業進行ISO14001標準認證的同時，逐漸制定本國相關法律，并且每年逐漸更新環境報告指南指標和內容。
（二）國外石油化工類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內容
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家的相關法律法規均對本國企業的生產信息進行貨幣化披露、非貨幣化披露、記述性信息披露結合的方式。
美國石油巨頭埃克森美孚、美國康菲公司的報告中對連續幾年的環境政策進行詳細披露，同時在報告中以財務表格方式對環境成本、環境負債進行披露。
歐洲主要石油公司殼牌公司、BP石油公司在披露中補充非貨幣化信息如問世氣體排放量（百萬噸）指標、防空燃燒（百萬噸）指標、漏油事件（千噸）指標，使企業生產與自然環境變化聯系更加直觀。
日本index石油在《環境活動評價》中披露企業安全生產規章制度、溫室氣體排放指標、以及獨立董事具體監管范圍職責，以及對環境風險的應對處理情況。
（三）國外石油化工類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形式
美國信息披露制度起步較早，同時社會信息披露意識強，因此美國石油化工企業被要求強制性披露企業環境會計信息。
歐洲國家對石油化工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形式眾多，難以統一。但歐盟國家企業被鼓勵參與EMHS計劃（Enviromental Management and Aduit Scheme），以較為統一的環境報告進行披露。同時各國還可根據本國規定，要求相關石油化工企業在財產報表附表中進行披露。
日本政府積極引導相關石化企業，通過環境獨立報告書與投資者、消費者、地區居民等進行主動信息交流，從而在企業社會責任層面，最大化企業的價值，倡導"環境親民型"的企業經營與發展的轉型。
三、中外環境會計披露比較
（一）制度方面
在制度方面，中國對石油化工類企業的具體、微觀層面仍舊不完善，隨著中國國民經濟水平的不斷提升，國務院、證券交易委員會等部門對石油化工類企業相關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做出了進一步規定，但和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想比較，仍舊存在不小差距。同時，缺乏統一的、強有力的制度執行部門，也使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制度不能完全發揮其促進企業履行環境責任義務，改進生產工藝與技術的作用。沒有達到的自然、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精神內涵。
（二）內容方面
在內容方面，由于中國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健全，導致企業在披露方面沒有具體披露數據、內容可以依據，因此企業往往選取指標數據較好的項目進行披露，對于真正存在污染等問題的環節反而避重就輕，使信息披露內容水平、質量不高，不能如實的反應企業環境運營狀況。歐美等國家在信息披露指標方面做出了具體而又詳細的規定，從"三廢"廢棄物、能源、生產原料等各個環節進行披露，全面反映企業經營全貌。
（三）形式方面
由于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制度在我國建立時間較短、進入實務環節時間不長，從而導致企業信息披露意識不強。一些上市石油化工類企業僅僅以財務報表附表中的一個小標題進行披露，從而看出對于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不重視。同時只披露強制性披露內容，對非強制性披露信息從不主動披露，對于突發重大環境狀況往往也諱莫如深，僅以簡單公司官網簡單公告的形式披露。歐美主要國家對于信息披露的強制性、非強制性做出了明確規定，對于重大事項的披露也做出了相應規定，同時采取經濟鼓勵、稅收政策優惠的方式鼓勵企業進行主動信息披露。
四、中國石油化工企業信息披露存在的問題
（一）制度方面
我國環境會計相較于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開端晚，宏觀層面政策構建基本完成，但微觀層面的制度非常不完善。同時信息披露要求大多局限在上市企業，對廣大未上市中小企業未有制度層面的規定。同時制度制定后缺乏強有力的監管部門和機構，證券交易委員會無法對不符合"企業財務報表或重大事項披露"要求的長期污染行為進行處罰，環保部門的行政處罰力度不夠，只能短期內對企業起到警示作用，企業對環境的破壞不能反映到其經濟業績上來，從而導致片面追求經濟利益，對清潔生產、安全生產等環境保護行為產生抵觸，缺乏主動改進動力。
（二）內容方面
中國石化企業在披露篇幅較少，內容單一不全面，多以記述性的披露為主，無法真實反應石油化工企業在開采、生產、煉化、銷售各個環節的環境會計信息，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制度尋求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的意義與初衷無法體現。在披露中，需要實物、圖表和文字等多種方式進行輔助補充，從多個角度客觀反映企業運營對氣候環境的影響以及企業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對低碳經濟所做的貢獻。
（三）形式方面
中國信息披露水平參差不齊，規模較大企業會單獨編制環境會計信息報告書，而中小規模企業大多選擇在公司網站主頁公布，獲取難度高、公示作用差，無法起到輿論監督作用。一些大型企業編制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進行披露，側重點在于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情況，也無法對環境會計信息要素做出突
五、關于環境信息披露報告建議
為解決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標準不統一、內容不全面等問題，通過編制的環境會計披露報告附表，從企業微觀角度，切實解決在實務操作中遇到的問題。在編制過程加入記述性披露、貨幣披露、數量披露等三個層面的披露，以真實反映環境要素在企業生產過程中價值，披露環境信息內容如下：
（一）企業環境基本狀況
1、企業簡介
2、企業環境政策
3、企業環境目標
4、企業環境方針
5、企業環境現狀：排放污染物種類、數量、濃度和去向；環保設施建設與運行情況；重大環境事項的披露；環境污染事故應急預案；減少污染措施；環保效果；企業污染物主要處理措施；采用環境標準及其變化對數據的影響；環境會計所采用的方法及其變化帶來的影響；環境監測制度與監測技術；實施環境會計審計的情況；環境訴訟；環境質量認證；清潔生產執行情況；新投資環保項目設施支出等。
（二）企業環境要素信息
1環境資產：環境貨幣資金；短期環境資產；應收環境治理款；應收環境治理補貼款；應收環境破壞賠償款；自然資產原值；自然資產凈值；短期環保投資；環境資源；環境固定資產原值；環境固定資產凈值；環境準備金；環境應收補貼款；環境在建工程；環境工程物資；長期環境資產；環境無形資產；長期待攤環境費用；其他環境資產；環境固定資產減值準備；環境固定資產凈額；環境治理工程物資；環境治理在建工程；環境固定資產清理；環境無形資產；環境長期待攤費用；其他長期環境資產等。
2環境負債：應交環保稅；應付環境設備款；環境污染預計負債；環境治理借款；應付環境治理款；應付環境補償費；應付環境資源稅；應付罰款；應付排污處理費；應付自然資源恢復費；應付自然資源降級處理費；其他應交款；環境營業費用；環境管理費用；環境財務費用等。
3環境權益：自然資源資本；自然資源資本增值；環境基金；環境留存收益；環境利潤等。
4環境收入：政府環保撥款與補貼；稅收減免；環境補償收入；環保無形資產轉讓收入；利用"三廢"生產產品收入；環保成績突出獲得獎金收入；其他企業賠償的污染損失收入；轉讓排污許可證收入；轉讓碳排放權收入；接受環保捐款收入；清潔生產結余；政府環保獎金；其他環保收入等。
5環境成本：環保設施支出；對原有環保設備改造的支出；新投資項目的環保設施支出；環境污染治理費用；環保機構和人員經費；環境技術開發支出；排污費；綠化費；環境補償費用；環境訴訟費用；資源稅；環保工藝支出；環保產品或專利支出；環境研發費用；對職工特殊工種的環境補貼費用；環保罰款支出；環保責令停業損失；臨時性或突發性環保支出；
與環境有關的社會活動贊助支出；環保貸款利息支出；其他費用等。
⒍環境收益：環境投資收益；環境補貼收入；環境營業外收入；環境營業外支出；提取法定環境公積；提取法定環境公益金；提取職工獎勵及福利基金；提取環境儲備基金；提取企業環境發展基金；環境利潤歸還投資等。
（三）環境資金流信息
環境資金流信息：收到的與環境有關的經營活動的現金；支付的環境影響的經營活動有關的信息；支付的環境稅費；收回環境投資所收到的現金；處理固定資產、無形資產收回的現金凈額；構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所支付的現金；環保借款所收到的現金；政府撥放環保費用所收到現金；發生籌資費用所支付的現金等。
（四）環境評價指標
環境評價指標：環境投資收益率；罰款、賠償額的比重；獎勵額所占比重；環境資本性支出指標；廢棄物回收利用率；單位工業產值工業用水量；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工業廢氣去除率；工業水重復用水率；能源回收利用率；資源、能源效率指標；成本損失率；環境保護支出占營業成本的比例；環境保護收入占營業收入比例；環保保護凈收益占營業利潤的比例；每股環境收益；環保投資率；環保收入增長率；環保支出增長率；環保凈收益增長率；環保社會貢獻率；主要污染物每單位工業產值排放率；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工業固體廢棄物處置率；工業廢水綜合利用率；工業廢水處置率；資源產出率；萬元生產總值能耗；萬元工業增加值能耗；企業環保設施運轉率；煙塵控制區覆蓋率及清潔能源使用率；遺留危險廢物處置利用率；工業危險物處置率；生態效益的指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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