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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城鄉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有逐步擴大的趨勢。城鄉之間的差距不僅表現在文化、科技、教育、衛生、體育、基礎設施上，更重要的表現在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消費水平等方面的差異。
首先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以1978年為基準年，2006年我國農民純收入的增長指數為24.47，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指數為30.59。自1992年后，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都低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近幾年增長速度的差距越來越大。而全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呈擴大趨勢。1998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160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僅為2090元，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3070元，2006年收入差距擴大到7238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僅為3255元，不到與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一半。如果國家對城鄉差距不引起高度重視，我國城鄉差距會繼續擴大。
其次是城鄉居民生活質量的差距不斷擴大。目前城鄉消費水平差距的絕對值逐年上升很快，相對值總體上也在上漲。1 986年全國城鄉居民消費支出絕對差為355.58元，相對差為2.12，農村居民平均消費水平是城鎮居民的47.2％。到2006年，全國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絕對差為5388元，相對差升為3.11，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只為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32.17％。因而造成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差距越來越大，使得城鄉居民生活質量存在較大的差別。
第三是城鄉社會事業發展差距逐漸拉大。由于農村教育基礎薄弱，教育硬件、教育投入、教師水平、文化素質等方面與城市相比依然存在較大的差距。在農村人口中低學歷人口的比例遠遠高于城市。目前小學文化在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的比例分別是51.5％、16.3％，初中文化占兩者的比例分別為41.5％、32.4％。而高中、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學歷所占比例上，城市分別是農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倍、323倍。城鄉社會事業發展差距逐漸拉大，不僅表現在上述教育文化的差距，還表現在城鄉社會保障及醫療衛生事業及公共基礎設施等諸多方面。
城鄉二元結構的表現
近年來，許多學者已對城鄉二元結構形成作了很多研究，有的認為國家應該注意公共產品的供給、社會保障制度、稅費體制、金融制度、勞動力就業制度、土地征用等制度方面的因素。有的主張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在城鄉經濟協調發展中的導向作用。一些學者從提高農業自身生產效率、優化產業結構、加快建設現代農業即內部因素闡述了城鄉二元結構形成的原因。
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等制度。我國戶籍制度在本質上已經遠遠超出了人口管理的范疇，成為一種以戶口管理為核心的多制度構成的體系，其中包括就業體制、教育體制、住房機制、醫療及社會保障體制、價格補貼機制等等，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社會資源的分配，也影響著不同階層之間的自由流動，加劇了城鄉之間的差距。
國家財政過多向城市傾斜，投入農村的比例過低。1990年以來，我國一直存在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下降的問題。不僅中央財政如此，地方財政也是如此。2004年中央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1O.8％，地方財政支農支出占地方財政總支出的5.8％。在財政支農建設性資金中，直接用于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比重少，約占11％，用于大中型帶有社會福利性質的水利建設和社會生態環境保護性質的林業建設投入的比重大，約占70％以上。不平衡的投資政策使農村經濟發展緩慢，城鄉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越拉越大。
不合理的財政體制和稅收制度。2006年以前，農民稅費比較嚴重，農業稅曾經是中國農民長久以來的歷史負擔之一。2005年中國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是農村地區居民收入水平的3.2倍?？紤]到一些額外補貼，如醫療保健等只針對城鎮居民等，真實差距可能還要大。2006年全國取消農業稅減輕農民稅費負擔1200多億元。
城鄉產業結構失衡。一個國家經濟增長過程也就是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的過程，產業結構變動的一般趨勢是第一產業在總產值中的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三產業的比重逐步上升。但農村產業結構比例中，第一產業長期占據重要的地位，農產品收入需求彈性較小的特點，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恩格爾系數會降低，決定了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農業增長必然要慢于二、三產業的發展，農村的產業結構無法進一步優化升級，農村居民的收入很難大幅度的提高，所以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
【論文關鍵詞】城鄉收入差距；產業結構；負效應
目前，對于我國的經濟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已基本達成共識。李實等（2004，2007）利用泰爾指數將全國的個人收入差距分解為城鎮內部、農村內部和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三部分，計算出三種差距對全國的差距貢獻率，結果顯示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對全國總體收入差距貢獻率從36%提高到43%，這說明了城鄉之間收入差距過大是全國收入差距過大的主要原因。對于城鄉收入差距對經濟影響的已有分析主要集中在消費結構上，認為城市居民消費趨于飽和，而農村消費結構升級較慢，農村消費占總消費比相對較低，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我國經濟增長動力主要靠出口和投資，因農村消費不足帶來的內需不足將影響到經濟的持續平穩增長。而關于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對我國的產業結構之間關系做出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的并不多。城鄉間的收入差距拉大將對產業結構產生怎樣的影響呢？本文將視角集中于產業結構的市場需求與供給變動兩方面，以分析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對產業結構變動的效應。
1城鄉收入差距通過市場需求對產業結構變動產生影響
產業結構是指整個國民經濟中全部經濟資源在各產業的配置結構。本文中的產業結構不僅包括對第一、二、三產業的分類，還涉及到三大產業內部各行業和行業內部各層級及其之間的關系。正常的產業結構變動一般表現為產業結構升級。產業結構升級有兩方面的含義：
①指一國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各個產業部門所表現變動趨勢：第一產業的份額顯著下降，第二產業的比重顯著上升，第三產業也略有上升，即三大產業比重次序的調整，其衡量指標一般是第二產業或第三產業的比重占GDP的比重；
②指發生在三大產業部門內部的產業由低級到高級、勞動生產率由低趨高、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以及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的發展變化過程。影響產業結構變動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市場的需求條件和供給條件的變動、國際市場供給條件以及經濟政策引起的變動，收入分配結構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收入分配結構決定消費結構。當收入水平較低時，可支配收入較低，于是有限的收入將優先用于滿足最基本的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后用于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比例將逐漸下降，更多的收入將投向于更高層次的消費。消費結構將由購買食品衣服為主轉向購買電視機、音響、洗衣機等耐用消費品以及娛樂社交。在一個存在相對合理收入差距的社會里，會形成多層次的消費需求，低、中、高級消費品均有相應合理的需求結構。但若是收入差距過大，如Murphy（1989）在分析收入分配與工農業發展的關系時所指出，富人有足夠的收入購買進口奢侈品和手工品，窮人則局限于解決溫飽問題，財富過于集中在少數富人手中，而中產階級比重較小，會導致國內工業產品的需求不足。城市與農村的消費斷層將會導致相應的商品供給部門發展不均衡。
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投資結構必然與需求結構相一致，而市場需求結構又取決于人們的收入分配結構。城鄉收入差距過大，城市居民擁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也擁有更為有利的生產條件。城市居民更大的消費能力必然引導投資和其他經濟資源流入那些以滿足城市居民消費需求為主的生產部門和相關服務部門。充裕的資源使得這些行業快速發展，而為農村消費者提品和提供服務的行業因投資不足，需求不足而不斷萎縮。
具體說來，收入差距通過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投資在各個產業間的分布和比例不同，各產業的發展速度也就會不同，導致產業結構的變動；投資結構作為資產增量可使產業結構存量的變動，引起產業間規模比例的變化；不同的投資方向形成不同的生產資料需求，從而引起生產資料產業構成的變動。城市居民消費所占比重大，致使更多的投資服務于城市，家電行業，通訊電子類行業等等均傾向于城市居民，且這些行業發展建設都比較快，而合適于農村的消費品和服務則極少。收入消費結構直接影響影響消費資料產業部門的發展，也間接影響為消費資料產業提供生產資料的生產部門的發展，從而影響產業結構的變動。城鄉收入差距過大間接導致產業結構的相對不合理發展，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就難以為繼。
2城鄉收入差距通過市場供給對產業結構變動產生影響
在市場經濟中，收入分配形式多元化，不同的生產要素要求同投入所創造的產出相對應的收入。已存在的收入差距會影響生產要素流動方向，從而影響各產業的要素供給數量與質量。要素供給的數量與質量不同又會對各個行業發展產生不同的影響。
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過程其實也是一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的一個過程。這種要素流動減少了原來農業領域的閑置勞動力，提高人均耕地面積以及勞動生產率，同時也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推動城市經濟的發展，調整了三大產業間勞動力占有比例關系。城市相對于農村的高工資是吸引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主要原因，而城鄉收入差距的拉大則給相對理性的人們提供了一個更為強烈的流動信號。于是擁有一技之長、高學歷和較高文化素養的高質量勞動力聚集在城市，促使城市高精尖產業得以發展。城市的迅速發展吸引了大量的年輕力壯的普通勞動力，勞動力資源供給充裕，則對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于是資金流向該產業，該產業能夠迅速發展。但須注意的是因普通勞動力供給充足導致勞動力市場一直為買方市場，企業能夠以較低的成本獲得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勞動力資源的充裕供給使企業缺乏提高效率改進的動力，沒有足夠的動力改進機械裝備生產以替代勞動力生產。
而對于農村的發展則是另一番情形，雖然農村勞動力涌向城市緩解了農村緊張的人多地少的矛盾，但是流動的都是年輕力壯的勞動力，于是出現農村發展所必須的勞動力也可能出現短缺，農村發展所需要的技術管理等人才也嚴重缺乏，這嚴重影響到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產品生產和服務業發展嚴重滯后，農村居民收入也無法持續提升，城市收入差距擴大，人力資源與普通勞動力資源往城市流動的速度隨之加快。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拉大，從勞動力的層面上看，是勞動力在三大產業中的比例趨于協調，但三大產業內部的生產率、產業附加值率和實際發展速度卻是不平衡的。
資金供給狀況也將影響到產業結構?？晒┺r村投資的資金一般取決于農村的儲蓄，而儲蓄受限于收入水平。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無法得到較大幅度的持續增長使得儲蓄偏低，又由于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差價使得農村自我積累能力低下。加上郵政儲蓄的只存不貸模式、國有銀行多存少貸惜貸致使原本不多的資金流向城市，農村發展所需資金相對稀缺，且獲取成本相對較高，于是農村經濟發展遇到資金障礙。與農村相比，城市資金供給充裕，資金的使用成本下降，有利于資金流向技術、資金密集型產業，推動產業的演化與發展。資金供給的差異使得城鄉各行業各產業發展不均衡。
3 城鄉收入差距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影響
前面已經討論過在市場經濟中城鄉收入差距將促使資源流向為城市居民提品或服務的部門。部分產業在充裕的人力、資金等資源供給和較大的需求刺激下，能夠得到較快的升級，采用新技術，實現產品的多樣化。但僅僅在一個城市經濟圈里，對某一產品的消費將會趨于飽和，而另一方面，由于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其消費結構難以轉移和升級，于是為城市居民提供的消費品與服務無法在農村大范圍擴散。
根據產品的生命周期理論，在產品的成長期，城市居民是其主要的消費對象，一般的產品研發設計也是主要是針對城市消費居民。從成長期過渡到成熟期的過程中，企業擴大生產，可獲得規模報酬遞增的效應，前期投入費用下降，產品價格下降，消費群體逐漸由城市居民轉移到農村居民。在有效需求的推動下，企業可以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批量生產，降低生產成本，從而進一步擴大農村市場，實現規模經濟的良性發展。同時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也逐步上升。在收入差距比較合理的社會里，消費需求的結構也比較合理，產業的升級表現得較為平穩順暢。產品的擴散過程需要大量的有效需求拉動，而在像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比較大，城市居民升級換代下來的消費品，農村居民仍無力購買，需求鏈發生斷裂，產業的轉換升級就不順暢。
產品順利進入農村市場，亦使得企業能及時回籠資金，從而有足夠的動力和資金開始下一輪的技術創新，產品的升級換代速度加快，相對于服務業也是如此。產品消費市場平穩轉移可促進新技術的普及和升級，但若為城市居民提供消費品和服務難以難于在農村較大范圍內得到消費，這些新技術的普及和升級便會受阻。
多年來工業經濟的高速發展積累了大量的生產能力，一方面，大量消費品及生產資料是農村居民所需要的卻無能力購買，另一方面，城市市場卻已相對飽和，使得工業生產能力與市場消化能力相比，形成嚴重相對過剩。工業經濟產能的相對過剩使整體經濟面臨通貨緊縮的壓力，這不利于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成長。
4結語
有以上的分析可知，城鄉收入差距過大對我國產業結構變動產生重要的影響，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都不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影響資源的合理優化配置。因此，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是非常有必要的。雖然目前為刺激內需而采取鼓勵家電下鄉等措施，這些只是治標不治本，根本還在于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
參考文獻
關鍵詞：城鄉收入 差距 中國經濟
一、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現狀
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是影響中國貧富差距的主要方面，是決定整體收入差距第一位的因素，根據以往學者的研究，其貢獻度在 60%左右。中國貧富差距的實質是城鄉差距，由于城鄉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不斷變化和收入渠道的不斷拓寬，城鄉居民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富者越富，貧者越貧，收入分配的集中度越來越高，社會財富逐漸向少數人集中。據有關資料統計，從1990年至2007年，城鄉居民平均收入的絕對數差額是逐年擴大，從823.9元增長到9645.4元。而城鄉居民平均收入比例，從1990年至1994年逐漸擴大；1994年至2000年又有雖??；2000年至今差距快速擴大。總體來看，城鄉居民平均收入差距是擴大的，從90年的2.2倍擴大到07年的3.32倍，而今年來差距擴大的速度有所增長，且今后短期趨勢也是逐步擴大的。
二、城鄉收入差距對農村經濟的影響
（一）長期影響
城鄉收入差距對農村的勞動力投入和固定資產投資都有顯著的滯后影響。具體分析如下：
（1）城鄉收入差距與城鎮勞動力投入增長率具有滯后的二次函數關系。根據相關回歸方程得知[2]，隨著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農村勞動力投入增長率的反應會滯后一期，且在長期中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而且城鄉人均收入比例為3時是城鎮勞動力增長率由下降到上升的一個轉折點。
（2）城鄉收入差距與城鎮固定資產投入增長率有滯后一期的線性關系。根據相關回歸方程得知，隨著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增加。
（二）短期影響
根據相關回歸方程得知[2]，城鄉收入差距和農村的勞動力投入增長率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都有沒有顯著的影響，主要是受系統本身的調節作用的影響。
三、回歸結果的經濟意義分析
城鄉收入差距對城鎮勞動力投入增量的影響是，先負面后正面。在城鄉收入比例為3時是一個轉折點。也就是超過3的時候，城鄉收入差距越大，城鎮勞動力投入的越多，有利于城市經濟的增長。而這種影響在短期和長期中都是明顯的。這種影響在經濟學意義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有城鄉收入差距達到一定程度后，農村的勞動力才會向城市轉移，從而城鎮的就業人數增長率才會增加。
城鄉收入差距對城鎮勞動力投入增量的影響是正面的，城鄉收入差距的增大會增加城鎮的固定資產投資，從而資本的投入量也就增加，有利于城鎮經濟的發展。但這種影響是在長期中反映出來的，短期內并不顯著。
城鄉收入差距對農村勞動力投入增量的影響是，先負面后正面。而且對農村的影響要滯后一期。而且這種影響的轉折點也是城鄉收入比例為3的點。說明，超過比例為3時，城鄉收入差距對農村勞動力的投入增量也是有正面的作用，只不過是滯后的影響，可以看出，農村勞動力投入增量是由城鎮經濟發展來帶動的。而可決系數為0.48，表明城鄉收入差距對農村勞動力投入增量只是有一定影響，這種影響在短期內不顯著，長期內才有作用。
城鄉收入差距對農村固定資產投入增量的影響是正面的，但影響仍然是滯后一期的，而且是在長期內顯著，短期內部顯著。
四、結束語
（一）結論
綜合勞動力投入和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的影響，結合城鄉收入差距對城鄉經濟的不同影響，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城鄉收入比例超過3的時候，對城鎮的經濟發展長期影響又著促進的作用。而這種促進作用，是由于城鄉收入比例擴大到一定程度時，會是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同時資本的投入也向城鎮轉移。
城鄉收入比例超過3的時候，對農村的經濟發展長期影響也有相應又著促進的作用。但是促進作用會滯后于其對城鎮的影響，促進效果也小于對城鎮的影響，而且由城鄉收入差距因素引起投資增長的效果優于引起勞動力投入的增長，進一步說，該因素主要通過影響投資來影響農村經濟。由于是滯后的影響，農村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是由城鎮帶動的。
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會在絕對數上促進城鎮和農村的各自發展，但是在相對數上也會反過來又拉大城鄉經濟的差距，使城鄉的貧富差距擴大。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有著自我維持的效應。
（二）分析的局限性
本文沒有考慮技術因素對經濟的影響，單單從勞動力投入和資本投入的因素考慮。
分析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時，僅僅是從經濟量的角度考慮，而沒有顧及社會的發展均衡和公平的因素，以及城鄉發展不平衡后會帶來的綜合復雜的社會影響。
（三）政策意義
1、對“先富帶動后富”的檢驗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改變了基本經濟發展策略，由計劃經濟時期的簡單的平均主義、平衡發展的思路，轉變為采用工農業剪刀差，優先發展工業，用農業支持工業，工業帶動農業的發展思路。同時在城鄉發展模式上，也是采用，農村支持城鎮，城鎮帶動農村[3]。總之是“允許適當的貧富差距，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從本文的分析結果上看，隨著城鎮的優先發展（表現為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城鎮和農村都有了很大的發展，而城鎮對農村的帶動作用非常顯著，尤其是對農村投資的影響。而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快速發展與這種“先富帶動后富，城鎮帶動農村的發展”的政策是密切相關的。
2、城鄉經濟差距的擴大
在城鄉經濟均快速發展的同時，我們也同時注意到，這種城鄉經濟發展差距有著自我維護的機制，會自動的擴大差距。如果沒有其他因素的干預，只是靠經濟體自身的發展，城鄉收入差距會越來越大。考慮到相關的社會問題時，政府有必要出臺相關政策來主動縮小城鄉經濟差距。
參考文獻：
[1]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M].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
關鍵詞：城鄉收入差距；農業經濟發展；不利影響
中圖分類號：F32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7）18-0017-02
居民收入差距在經濟學研究中是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必然現象。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內需不足問題一直是經濟建設中的重要問題，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外需急劇下降，國內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也難以為繼，以消費主導經濟發展、加大內需一直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策略。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問題的存在，是造成內需不足的重要因素之一，鄉鎮居民收入和消費的矛盾，是農業經濟發展的影響因素。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對農業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在鄉鎮經濟建設中，經濟水平決定社會生活水平，過度的收入差距帶來了社會矛盾。消費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居民收入水平影響著消費水平的層次，社會矛盾的產生是社會分配的不平衡和不公平，收入差距懸殊的城鄉居民經濟現狀對社會穩定發展局面的影響是具有一定破壞性的，因此對農業經濟的發展也會有不利的影響出現。
一、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現狀分析
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心，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經歷了先縮小后擴大、再縮小再擴大的過程，這種起起落落的變化過程，和國家經濟建設發展、政策改革等都有密切聯系。1978—1984年之間城鄉收入逐步縮小，其間經歷農村改革，為農村經濟的發展開辟了新的局面。1985—1995年城鄉收入逐漸擴大，經濟體制改革由農村轉移到城市。1996—1998年是短暫縮小期，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嚴重影響到我國經濟發展，城鎮居民收入受到較大影響，明顯下降在1998年達到谷底。1999年以來，21世紀的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擴大，2004年，國家出臺惠農政策，減免農業稅、糧種補貼等一系列政策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城鎮居民社會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社會保障、勞保福利、失業保險等對城鎮居民生活水平的保障性措施的推行也在拉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1]。
從2016年國家發改委和國家統計局的消息來看，2016年全國居民收入水平23821元，基尼系數比2015年略高，總體下降趨勢保持不變，居民收入差距保持預期逐步縮小的趨勢。全國居民收入穩定增長的形勢下，城鄉收入差距逐步得到可控性縮小，是近年來國家經濟建設中對城鄉收入差距問題的有效政策調控作用。同時在政策支持下，不斷關注并重視收入差距問題的社會影響，在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重視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水平和不平衡性發展問題。
進入21世紀，國家對城鄉收入差距問題政策性調控，惠農政策對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步縮小差距值，但實現差距縮小面臨的困難，在國民經濟發展中龐大的農業人口和城市經濟發展的全球化趨勢問題上，城鄉收入差距形成且實現差距過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國家政策影響因素。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的重心轉移，城市發展速度顯示出的區域優勢地位和農村經濟發展形成鮮明對比。經濟特區建設、沿海開放城市經濟帶到延伸至內陸城市經濟建設的一系列開放政策為城市經濟的高速發展打開了新的道路。反觀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情況，滯后的改革和發展條件對及時抓住發展機遇是極為不利的因素。
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逐漸拉大到得到調控后有所縮小，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以后經濟的穩步高速發展，因此在政策上的調控和緩解遠遠不及經濟建設的速度，平衡城鄉收入差距的問題，需要解決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低的問題。近些年一直關注的三農問題，對農村經濟結構的調整和改革，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實施，都是對農業經濟發展的改善和重視。但從根源來看，減免農業稅、糧種補貼等關系到農村居民切身利益的政策對農民收入的提升不能改變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根本性問題，農產品價格過低，農民進行農業活動的投入和收入的比例，對改善農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收入還有更大的距離。除此之外，農村教育在推行義務教育改革后雖然保證了城鄉受教育的公平和區域平衡性，但對農村教育投入來說，教育投入給家庭帶來的負擔仍是一筆大的負擔。國家政策在城市傾向上從改革開放發展初期已經形成的差距，對現階段差距不斷拉大的局面形成有著重要的基礎性的歷史作用。
第二，體制的因素影響。我國改革開放之前的傳統體制將城鄉分割成不同發展特征，農民和城市居民之間享受的社會福利和補貼形成了顯著對比，同時在市場競爭中也存在差異性。改革開放對城鄉體制改革的推進和深入逐漸縮小了體制上的差距，但在戶籍制度、財稅制度、教育體制等多方面長期發展中積累下來形成的影響仍在影響著城鄉經濟的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不斷拉大有非常不利的影響[2]。
第三，人力資本投資的影響。城鄉人力資源的利用和投入在經濟發展中不斷顯現出問題，城市勞動力資源的素質水平決定了在社會地位和收入上的優勢，農村勞動力在農業經濟發展越來越不占優勢的情況下，逐漸形成新的勞動力輸出局面，農村勞動力開始涌進城市，為城市經濟建設提供廉價的勞動資源，這和城市居民勞動力形成鮮明對比。人力資源收入上的差距是城鄉收入差距的一個反映，伴隨著其他相關問題的影響，在城鄉收入差距問題上，人力資本投資的因素在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的趨勢下對這一現狀的加劇是極為不利的。
除了以上幾點因素之外，影響城鄉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還有很多，在社會、國家、居民個人方面都深受其中因素的影響，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問題是歷史問題，在長期發展中積累下來的問題經歷不同發展階段，對當下經濟發展各領域的影響需要進一步分析、解決。
二、城鄉收入差距對農業經濟發展的影響
第一，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緩慢提升，在農業經濟發展中產生的不利影響，對農村各領域建設是極為不利的。城鄉收入差距的問題側面反映的是在農村經濟發展中居民收入和經濟來源的問題。消費以收入為基礎和標準，城鄉消費水平的差距受到收入水平的影響，差距擴大，農村居民在消費上的支出會受到影響。幾年來，在城鄉消費水平上，雖然沒有地域的限制，越來越多涌入城市的農村人口也會在消費上不斷改變，但從整體消費情況來看，城鄉收入差距拉大，消費對農業經濟的作用也會降低，作為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收入水平沒有得到不斷提升的情況下，對消費水平的支持也會下降，內需不足的情況在農業經濟發展中也會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第二，對特色區域經濟建設的影響。城鄉收入差距拉大，對城市經濟建設發展的關注和傾向更多，農業經濟建設中的項目建設沒有相應的資金支持，在特色產業經濟發展上也會處于計劃階段，得不到真正的實施。農村的經濟開發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在發展速度和經濟水平上缺乏政策和實質性的技術支持，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上也會存在落后的問題。農業經濟發展處于城市發展之外，在地理優勢和交通設施建設上沒有優勢，對農業經濟的多元開發也會受到技術和環境的影響。因此，城鄉收入差距在特色區域經濟建設上產生的不利影響對農業經濟領域的發展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3]。
第三，對農業結構調整的影響。農業經濟發展中產業結構單一，是傳統農業經濟發展一直存在的問題，農村經濟建設中缺乏的技術和人才資源，對農業結構調整的影響有著重要意義。城鄉收入差距問題是人才流向趨于發達城市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人才流失和技術落后的情況下，農業結構調整很難得到實現，這是在目前農業經濟建設中需要及時得到關注和解決的問題。
三、改善收入差距影響下農業經濟發展的對策
第一，加大政策扶持，推進農業產業化發展。國家在政策支持上加大對農業經濟發展的支持，在城鄉差距問題的解決方法上，注意對農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在收入問題上逐步縮小差距。農業經濟發展對居民收入的貢獻是整體的成果，近年來農業經濟的產業化改革一直是農村經濟建設中的重要問題，在國家政策扶持的條件下，對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得到真正意義上的高效率實施是有力的保證。
第二，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農業經濟向非農產業轉移是優化農業產業結構的重要內容，農業發展的單一結構在當下時展中需要適應新的經濟發展趨勢。在非農產業的建設上，將農村剩余勞動力分配到產業建設之中，既可以適應社會發展中對勞動力的需求，也可在農業經濟建設中形成獨特的產業優勢[4]。
除此之外，加大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健全，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等都對改善城鄉收入差距問題影響下的農業經濟建設有重要的幫助。
四、結語
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問題對農業經濟發展的影響是不利的，在縮小收入差距上，加大農村經濟建設的政策支持和投入，加快農業經濟體制改革和相關體制機制的改革是改善城鄉收入差距中農村居民收入的有效途徑。農業經濟發展在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時代變化中面臨的挑戰需要不斷地探索來解決在城鄉收入差距上的不利問題和因素。
作者：張會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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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鄉收入比；人均GDP；協整方程；格蘭杰因果檢驗；政策性排斥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B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回顧
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是經濟學領域中的一個經典問題。國內外學者對二者間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的理論探討與實證研究，所得結論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關于收入分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有兩種大相徑庭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收入差距擴大有利于提高儲蓄率，促進資本積累，進而推動經濟增長。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收入收入差距擴大不利于經濟增長。Alesina和Rodrik運用中間選民定理，論證了收入差距擴大超過一定限度后將不利于經濟增長。Alesina和Perotti（1996）以及Benabou（1996）認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可能誘發社會政治秩序的不穩定，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
就國內而言，已有不少學者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李實和趙人偉（1999）認為，非國有部門收入分配不均等、非農就業機會不均等、政府政策等因素是中國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主要原因，“倒U型”假說在中國未能得到統計上的支持。丁任重、陳志舟和顧文軍（2003）從體制、發展、政策和開放四個影響轉型期收入差距的因素展開分析，得出了我國并未出現“倒U假說”演變趨勢的基本結論。陸銘和陳釗認為（2004），收入差距的擴大在長期將對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倪曉寧和包明華（2006）通過建立包含城鎮化、工業化和城鄉收入差距等指標在內的計量經濟模型，發現我國的地區差距擴大對經濟增長幾乎沒有影響。陳安平（2009）運用1980-2004年的省級面板數據，通過建立新古典增長模型，研究發現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經濟增長。劉霖和秦宛順（2005）采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方法，發現我國的收入分配差距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兩者互相促進，并認為收入分配差距的適度擴大對經濟增長具有正的效應。
由于在研究視角、研究方法、指標選取和樣本選擇等方面的不同，上述研究成果所得結論也不盡相同；同時，更多的是把國家作為一個區域，從國家層面來研究城鄉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從某個地區或者某個省份的視角來研究兩者之間的關系的成果還較罕見；其主要是采用定性分析和簡單線性回歸方法來考察城鄉收入差距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還缺乏對兩者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及因果關系的實證研究。因此，本文試圖運用協整分析技術和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對重慶城鄉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以期能具有以下政策含義：第一，如果經濟增長是城鄉收入差距的原因，表明經濟增長引起了社會分配的不公，急需政府干預和政策調控，要求政府在注重城鎮經濟增長的同時，應該更為注重農村經濟的發展，進而推動城鄉協調發展；如果城鄉收入差距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則應該在保持適度的城鄉收入差距促進城鄉經濟共同發展的基礎上，重點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第二，作為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特征的典型代表，該研究結論不僅適用于重慶，對于與重慶具有類似情況的地區亦具有理論和實踐意義。第三，重慶是一個大城市、大農村、大庫區并存，集移民地區、民族地區和生態環境脆弱地區等特征于一體的特殊直轄市，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將不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二、重慶城鄉居民收入現狀
改革開放尤其是直轄以來，重慶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經濟實力顯著增強，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明顯提高。與此同時，重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卻呈現出逐步擴大的趨勢。
（一）城鄉居民收入增長不均衡，但實際收入增長速度趨向收斂
重慶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9年的354.54元增加到2009年的17 191.1元，增長了47.49倍。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由1979年的150.18元增加到2009年的4 478.35元，僅增長了28.82倍。由此可見，重慶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遠遠高于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而且農村居民收入基數較小，表明城鄉居民收入增長不均衡。然而，從扣除價格因素的實際增長速度來看，1979-2009年的30年間，重慶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13.81%，同期的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1.95%，兩者的實際增速逐步收斂，顯示出較為明顯的同步化傾向，表明近年來重慶城鄉居民收入出現了明顯的積極變化。
（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擴大
從城鄉居民收入的絕對差額來看，從1985-2009年的這段時期內，重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現出逐漸擴大的趨勢（如圖1所示）。1985年，重慶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812.4 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325.24元，城鄉收入差距為487.16元。2009年，重慶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7 191.1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4 478.35元，城鄉收入差距為12 712.75元。當前重慶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只相當于1995-1996年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落后13-14年。特別是2005以來，重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每年擴大1 100元左右，收入差距呈擴大之勢。
（三）城鄉居民收入比總體上呈上升之勢
重慶城鄉居民收入的絕對差額呈擴大之勢的同時，城鄉居民收入比在總體上亦呈上升之勢（如圖2所示）。重慶城鄉收入比由1985年的2.50：1上升至1993年的最高點3.72：1，而在1994年國家實施了一系列提高農產品價格等保護農民利益的政策后，重慶城鄉收入比逐漸降至1998年的3.02：1，但之后又逐步上升，2006年升至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點4.03：1，此后由于國家相關支農惠農政策的逐步實施和落實，重慶城鄉居民收入比有所下降，但仍然高達3.84：1。同時，由圖2可知，重慶城鄉居民收入比始終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三、重慶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選取的樣本是重慶1985-2009年的時間序列數據，來源于歷年的《重慶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在研究重慶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用重慶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之比表示城鄉收入差距（RUIG），以重慶國內生產總值代表總產出水平，并以重慶市人均GDP來衡量重慶經濟增長（PGDP）。為消除價格變動因素的影響，用消費者價格指數（1978=100）對重慶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數據進行平減，用重慶市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指數對人均GDP進行平減。同時，為了消除異方差，對RUIG和PGDP分別取自然對數以消除變化趨勢，記為LnRUIG和LnPGDP。
（二）相關性分析
為了進行計量經濟學的相關系數分析，將重慶市1985-2009年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經濟增長相關數據代入下述“相關系數”的計算公式：
通過計算可知，1985-2009年重慶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經濟增長的相關系數為0.85，顯示出二者之間具有較強的正相關關系。但我們并不能由此判定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確定的因果關系，也不表明經濟增長必然會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更不意味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有利于經濟增長。這是因為非平穩時間序列容易出現偽相關現象，即使沒有任何關系的序列也有可能具有很強的相關性，使得不存在任何關系的變量也顯示出顯著的回歸結果。因此，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回歸，首先有必要對其進行單位根檢驗，以考察各序列是否平穩，進而依據單位根檢驗的結果進行協整檢驗，最后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具體考察變量間的相互關系。
（三）單位根檢驗
單方根檢驗，又稱對時間序列數據平穩性的檢驗，主要是檢驗樣本序列的平穩性。如果在序列無差分情況下的t統計值小于臨界值，則序列無單位根，是平穩序列；否則為非平穩序列。本文采用ADF檢驗法，對LnRUIG和LnPGDP進行單位根檢驗，具體結果見表1。
從表1的檢驗結果可知LnRUIG和LnPGDP的ADF檢驗值，都大于5%的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兩者均不能拒絕有單位根的假設，表明變量LnRUIG和LnPGDP均為非平穩時間序列。但它們的一階差分序列的ADF檢驗值均小于5%的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均為平穩序列。同時，LnRUIG和LnPGDP都是一階單整序列I（1）。由于其單整階數相同，兩者之間有可能存在協整關系，可以對兩個變量的之間的長期關系進行協整檢驗。
（四）協整檢驗
協整檢驗的方法，主要有Engle-Granger兩步法和Johansen極大似然法。由于Engle-Granger兩步法只需用OLS對變量進行估計，然后檢驗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是否平穩，如殘差序列平穩，則變量間存在協整關系，如非平穩則不存在協整關系。因此，本文將運用E-G兩步法對變量進行協整檢驗。對LnRUIG和LnPGDP進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歸，可得到以下協整回歸方程：
對該協整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結果見表2。由表2可知，殘差U的ADF統計量小于顯著性水平5%的臨界值，拒絕原假設，說明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平穩。據此可知，LnRUIG和LnPGDP之間存在協整關系，重慶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五）誤差修正模型
協整檢驗反映了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但在短期內可能會出現偏離均衡趨勢的現象。而誤差修正模型卻能夠反映變量之間由短期波動向長期均衡調整的動態過程。因此，為了把重慶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經濟增長的長期關系和短期關系聯系起來，本文建立包括誤差修正項在內的誤差修正模型（ECM），以進一步研究模型的短期動態和長期協整特征。運用Eviews6.0可以建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經濟增長的誤差修正模型。模型估計結果如下：
從誤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重慶市人均GDP的短期波動將引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同方向變化，影響系數為0.485695，但其t統計值不顯著，表明短期內重慶經濟增長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不顯著；但從長期來看，由于誤差修正項的系數為-0.4353，符合反向修正機制，且誤差修正項回歸系數的t統計量在5%的置信水平下顯著，表明在出現偏離長期均衡趨勢的情況時，誤差修正項會對偏差進行43.53%幅度的調節，以使重慶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走向均衡。
（六）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盡管協整根檢驗結果表明重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個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但這種關系是否構成因果關系，是否顯示出明確的因果關系方向，尚需進一步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判斷兩個變量是否存在因果關系，Granger提出的因果關系檢驗是一種常用的方法。其基本方法是：一般地，如果變量x是變量y的（格蘭杰）原因，則x的變化應先于y的變化。因此，在做y對其他變量（包括自身的過去值）的回歸時，如果把x的過去或滯后值包括進來能顯著地改進對y的預測，則可認為x是y的（格蘭杰）原因。類似地可以定義y是x的（格蘭杰）原因。由于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的各變量應為平穩序列，因此，下面對ΔLnRUIG和ΔLnPGDP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檢驗結果見表3。
由表3可以看出，當滯后期為2和3時，兩者之間存在單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即在短期內重慶經濟增長是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但重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并不是其經濟增長的原因。當滯后期為4和5時，兩者之間也僅是存在單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即從長期來看，重慶經濟增長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變動的格蘭杰原因，而居民收入差距變動并不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
關于經濟增長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許多人認為一定范圍內的收入差距可以促進經濟增長，但是當收入差距超過一定范圍時則會阻礙經濟增長，這些研究對于如何正確處理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關系，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根據本文的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可以看出重慶經濟增長導致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但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并沒有促進經濟增長。這表明重慶經濟增長的受益主體主要是城市居民，其城鄉二元經濟差距有逐步擴大的趨勢，這種態勢的持續發展將不利于重慶經濟的協調發展。
四、結論與建議
通過對重慶1985-2009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進行實證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改革開放尤其是直轄以來，重慶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明顯提高，但重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卻呈現出逐年擴大的趨勢。
第二，協整檢驗表明，重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協整方程表明重慶市人均GDP每增長1%，將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0.1444%。
第三，格蘭杰因果檢驗表明，重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之間僅存在單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即不管是短期抑或是長期，重慶市經濟增長均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格蘭杰原因，但居民收入差距變動并不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
綜上，由于重慶經濟增長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并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這說明重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并沒有促進經濟增長，只是引起了社會分配不公平。如果任由收入差距的擴大，不但會破壞城鄉協調發展的機制，而且不利于重慶和諧穩定發展。因此，需要政府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縮小重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重慶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創造一個和諧的環境。
第一，消除政策性排斥，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重慶作為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應該在消除農村居民長期遭受教育、就業、社會保障等政策性排斥方面有所作為。主要包括消除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建立城鄉一體化的戶籍管理制度；建立保障農村居民平等接受教育的制度及法律體系，讓農村居民享受到與城市居民相同的教育待遇；以完善農村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逐步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構建一個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充分發揮農村社會保障的分配功能，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加大農村基礎設施投入力度，給予農民在公共物品享用上的國民待遇。
第二，逐步改變“城市偏向”的金融支持政策，扭轉農村金融邊緣化的不利局面，加大農村金融創新，加強對“三農”的金融支持力度，縮小重慶城鄉收入差距。
第三，探尋一條符合重慶實際的、科學合理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道路，充分發揮城市化與工業化對提高農民就業率及促進農民增收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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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分權;農業經濟增長;城鄉收入差距
中圖分類號： F224 文獻標識碼： A DOI編號： 10.14025/ki.jlny.2015.22.099
城鄉收入差距一直以來都是我國政府關注的重點問題。隨著我國經濟的增長，城鄉收入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拉大，而出現這種現象的背景，還包括我國的財政分權。在這背后，到底有著怎樣的關系，值得我們進行深入研究。
1 財政分權、農業經濟增長與城鄉收入差距的關系
所謂財政分權，主要是指財政權力從中央向地方的轉移，財政分權后，地方政府可以自行對本地的財政資源進行合理配置。即地方政府可以自行決定將財政收入分配到經濟發展中、文化建設中、衛生事業中，或者投入到城市建設、投入到農業發展，所有這些都要求地方政府根據本地實際情況進行財政分配。根據相關數據顯示，財政分權后，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變快，農業經濟增長的速度也加快了。這與當地政府對農業發展的財政投入有著一定的關系。但是，根據我們對不同地區經濟的調查顯示，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并沒有縮小。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城鄉收入反而逐漸拉大，在這樣的背景后面，到底有著怎樣的關系呢？
財政分權能夠促進國家經濟的增長，這是毋庸置疑的。而促進農業經濟的增長，需要地方政府加大對農業發展的財政投入。與此同時，要保證對農業經濟的投入力度。投入力度越大，當地的農業經濟速度增長得越快，城鄉收入的差距才會越小。雖然進行了農業經濟投入，也促進了農業經濟的增長，但是，卻更大程度上加大了城鎮經濟的發展力度，這樣只會拉大城鄉收入差距。
2 政策建議
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隨著國家經濟的增長而不斷拉大，與財政分權有著一定的聯系。只有做好財政分權、地方政府做好財政分配、盡可能地增加對農業經濟發展的投入力度、加大地方政府的農業財政支出，才能夠逐漸縮小城鄉的收入差距。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國政府倡導先富帶動后富，農村補給城市，追求城市經濟的發展，而忽視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在施行財政分權后，地方政府也沒有意識到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導致城鄉收入逐漸拉大。雖然近年來地方政府加大了對農村經濟發展的投入力度，但是卻沒能縮小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梢姡胤秸畬τ谵r村經濟的財政支出力度是明顯不足的。要解決這一現狀，地方政府必須加快農村建設，增加農村經濟的投入力度，增加財政支農支出。盡可能擴大農業支出在政府財政總支出中的比重，這樣才能夠一步步地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從而縮小農村與城市之間的收入差距。
雖然目前我國農業經濟在不斷增長，但是，農業經濟的增長速度低于城市經濟的增長速度，這是導致城鄉經濟在農業經濟增長的背景下依然不斷拉大距離的最主要原因。而導致這一問題出現的關鍵因素，就在于地方政府雖然實現了財政分權，卻對于農村經濟的發展不夠重視。雖然已經加大了農村經濟的投入力度，但是與對城市經濟的投入力度相比，還是比較低。既然已經實現了財政分權，地方政府就要發揮出財政分權的優勢，盡可能收集地方信息，將財政進行合理配置。尤其是要密切關注地方之間的城鄉收入差距。在具體操作過程中，要盡可能實行政策傾斜，照顧農村經濟的發展。在財政投入方面，要保證足夠的農村經濟發展財政經費，真正實現農業經濟的發展，而不是表面的相較于以前的增加農業收入。只有農村經濟的發展速度大于或等于城市經濟的發展速度，才能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業經濟的發展。地方政府要加大農業經濟的投入力度，包括對地區加大扶持力度，對貧困人口進行財政補貼，對農民進行務農補貼，并且要大力投入農村教育經費的力度，加快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力度，盡可能在生活條件上縮小城鄉差距，讓每一位農民都能夠切切實實感受到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除了改善生活條件，地方政府要結合當地實際，為當地農民謀福利、謀出路。比如發展適合當地環境的生態養殖業、發展水果種植業、發展藥材種植業、香菇種植業等等。只有找準了當地農民的出路，才能真正實現當地農業經濟的健康發展。
3 結語
城鄉收入差距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都是我國經濟發展中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這是歷史發展遺留下來的問題，并且它將還會持續很長時間。雖然財政分權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我國經濟增長，使我國的農業經濟快速增長，但并沒有緩解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加大地方政府對農業經濟發展的投入力度，為農民找到發展的出路，這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鄉收入差距的問題，以促進我國整體經濟的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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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杭州為例，通過分析差距不斷擴大的真實狀況，探討縮小差距的政策措施，期望為解決我國經濟發達地區城鄉收入差距問題提供借鑒。
一、沿海發達省市經濟高增長背后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現狀
（一）高平均數下杭州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真實情況
改革開放以來，杭州經濟快速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笆濉逼陂gGDP平均增長13.7％，增速連續15年保持兩位數；2005年人均GDP達5431美元，與2000年的2699美元相比翻了一倍；2006年為6505美元，在全國副省級以上行政區中排名第四，是浙江人均GDP的3.22倍。根據1999年世界銀行對不同收入國家劃分標準，參照世界銀行公布的2005年世界人均GDP排名，2006年杭州的發展水平已接近人均GDP 6740美元、排名第44位的捷克，達到發達國家中等以上水平。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杭州城鄉居民收入明顯增多。2006年與2000年相比，城居民可支配收入由9668元增加到19027元，增長了將近一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4894元增加到8515元，增長了0.74倍；城鄉居民收入分別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62倍和2.37倍。在收入增加的同時，居民儲蓄存款也在迅速增加。2005年末，人均儲蓄33184元，是全省人均儲蓄19506元的1.70倍，是全國人均儲蓄10850元的3.06倍。但在高人均GDP、人均收入和人均儲蓄背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卻越來越大。
1．城鄉之間收入差距逐漸拉大。從整體上看，杭州城鄉居民收入比由2000年的1.98:1擴大到2006年的2.23∶1，收入差額由2000年的4774元擴大到2006年的10512元。如果用城市中20％的高收入戶的人均收入與農村中20％的低收入戶人均收入相比較，貧富差距就更加明顯。2004年，城鎮20%最高和最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12.07倍，絕對差額達26054元。從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年末余額看，城鄉收入差距也十分明顯。2005年農民人均儲蓄存款10902元，僅相當于城鎮居民人均儲蓄存款60362元的18%；從2001年到2005年，農民儲蓄存款年末余額占城鄉居民存款總余額的比例依次為21.46%、19.76%、17.74%、18.18%和18.05%，5年中除2004年略有上升外，總體呈下降趨勢。
2.城鎮居民內部貧富差距不斷擴大。2005年，杭州市城鎮居民中20%最低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833元，20%最高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3059元，高收入戶是低收入戶的4.84倍，與2004年的4.32倍相比，擴大了12%。如從5縣市人均收入最高的富陽看，2006年上半年，20%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倍數由去年同期的5.02倍擴大到7.01倍，差距拉大的程度和速度就更加驚人。
3．農民間貧富懸殊越來越大。一是農民純收入基尼系數逐年提高。2004年，杭州農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36，不僅比2003年有所提高，而且接近國際公認的0.4警戒線。二是20%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也越來越大。據杭州市統計局抽樣調查顯示，2004年收入最高的20%家庭人均純收入13391元，收入最低的20%家庭人均純收入只有2158元，貧富“兩極”收入之比已由2000年的4.50:1擴大到2004年的6.21:1。三是市內區域間農民收入差距更大。從杭州所屬的7縣市區看，2005年蕭山農民人均純收入為9498元，淳安僅4358元，蕭山是淳安的2.18倍。從杭州所屬5縣市看，2005年富陽市農民人均純收入7585元，是淳安縣人均純收入的1.74倍；而就富陽市來看，不同家庭之間收入差距也在進一步加大。富陽市統計局對160戶農民家庭2006年上半年現金收入比較分析得出，只有29.4%的家庭收入高于全市平均水平，比去年下降了8.1%。
（二）沿海其它省市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趨勢的狀況分析
杭州城鄉收入不斷擴大的趨勢在我國發達省市和副省級城市同樣存在，而且除大連外，均比杭州嚴重。首先，從發達省市看，1978～2005年，江、浙、滬、京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分別由1.86:1、2.01:1、1.44:1和1.63:1提高到2.34:1、2.45:1、2.24:1和2.49:1，從1990～2005年，粵、閩、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分別由2.21:1、2.29:1和2.16:1擴大到3.15:1、2.29:1和2.73:1。其次，從沿海副省級城市看，2000～2005年，廣州、寧波、南京、青島和大連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分別由2.29:1、1.37:1、2.02:1、2.20:1和1.83:1擴大到2.58:1、2.23:1、2.41:1、2.23:1和2.03:1。
二、縮小高數字背景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
（一）正視差距擴大趨勢，全力構建和諧社會
世界銀行有關報告提供的數據顯示,大多數國家城鄉收入比在1.5 :1 左右,超過2∶1是極為罕見的。包括杭州在內的經濟發達省市遠高于國際上其它國家的一般水平,且呈不斷增大的趨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已對經濟社會帶來一定的消極影響，在經濟上抑制了有效需求和經濟增長。根據對轉型時期中國基尼系數與消費傾向相關性的實證分析可以看出，基尼系數較高時，社會平均消費傾向較低，二者呈負相關關系。消費傾向下降說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將導致經濟增長放慢。特別是一旦將財富這些變量考慮進來,資產不平等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負相關關系就更為明顯，在社會、政治和心理等方面誘發了大量矛盾。如由于高收入者與低收入者消費水平的巨大反差，導致某些低收入者的仇富心理和仇富行為；當高收入階層的市場效率行為與政府調控高收入的公平政策行為不一致時，某些高收入者對政府產生抵觸情緒；大批農民進城務工經商，對城市居民就業造成壓力，導致城鎮職工對農民工的不滿情緒，而農民工不能真正享有與城鎮職工同等待遇，又誘發農民工對城市人的對立心理；尤其是總體貧富差距在個體生活感受中所產生的“放大效應”，降低了生活處于社會中下水平卻又不是社會最底層的“相對貧困”群體對生活的滿意度，容易產生群體性的非理。對上述問題應予以高度關注，否則必將影響我國和諧社會的構建。
（二）樹立以人為本理念，統籌城鄉經濟發展
首先，應調整發展理念。調整發展戰略的關鍵應是發展理念的調整問題。過去，我們主要是以物為本，在實踐中表現為把GDP和財政收入的增長當作衡量發展的尺度，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發展速度的提升上，忽視了老百姓的根本利益，長期實施優先發展工業戰略和城鄉差別戰略。今后，應重視全體社會成員的全面發展，尤其應把促進農村全面發展，維護農民根本利益，大力建設現代農業作為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點。其次，應調整城鄉利益分配格局。建立工業反哺農業的支持機制，促進農村教育、衛生、交通、社會保障等社會公共事業的發展。其三，應優化農村經濟結構。一方面，應按照比較優勢、市場導向和可持續發展原則，依靠科技進步，全面提高農產品質量，加快農產品市場體系建設，拓寬農產品流通渠道，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問題；另一方面，繼續走擴大工業和第三產業的路子，調整農村產業結構。通過發展戰略調整，加快推進農業產業化、農村工業化和農民市民化進程，從根本上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三）實行“底線公平基礎上的效率優先”分配原則，調整財政支出結構
建國以來，我國在制定收入分配政策時，對公平和效率的取舍大致為，改革開放以前基本是公平優先，改革開放后主要是效率優先。我們認為，目前實行“底線公平基礎上的效率優先”比較適合我國的實際。實施這一原則，一方面仍然把經濟發展放在突出位置；另一方面又強調了社會和政府在公共物品的分配上必須確保每個成員生存和發展必不可少的基本權利。政府通過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增加教育投入，并重點向農村和欠發達地區的基礎教育傾斜，從而逐步實現每個社會成員受教育權利和就業權利的平等，為實現城鄉居民分配起點公平性創造條件。
（四）加大再分配措施調節力度，實現結果公平
1．健全個稅調節體系，加大對高收入調節力度。稅收對個人收入的調控主要表現在對以個人所得稅為主體、遺產贈予稅、個人財產稅、存款利息稅、特別消費稅等為補充的個人收入稅收調節體系的運用上。在稅制完善方面，一是簡化稅率等級，提高個人所得稅調控力度?，F代西方國家依據信息非對稱條件下的最優稅制理論，普遍簡化稅率等級。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可以考慮將個人所得稅稅率等級減化為四級左右，提高邊際稅率，進而提高個人所得稅對個人收入分配差距的調控力度。二是適當擴大消費稅征收范圍和稅基，將高爾夫球用具、高級皮革皮毛制品、游艇、摩托艇等部分高檔消費品納入征稅范圍。三是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征收制度，提高稅收的合理性和公平性。四是為減低中低收入者稅負，有必要對利息稅的課征規定一個起征點。五是在提高征收基數的同時，可借鑒英國個人所得稅在扣除項目方面的做法，如增加撫養扣除、對殘疾人的扣除以及捐款扣除等。在稅收征管方面，重點建立個人收入檔案管理制度、代扣代繳明細賬制度、納稅人與扣繳義務人向稅務機關雙向申報制度、稅務部門與社會各部門配合的協稅制度，加快建設統一的個人所得稅管理信息系統，加強對個人收入全員全額管理，從源頭上對個人所得稅加以控制。2．逐步建立和完善轉移支付制度，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政府應對征收的個人所得稅、利息稅和消費稅等，通過財政轉移支付補貼給低收入階層，尤其是最低收入階層。這樣，在減少貧困的同時，客觀上也使高低收入兩類人群都往中間收入層靠攏，達到擴大中間收入階層比重的總體目標。3．加快慈善事業發展，發揮第三次分配調節作用。在盡快制定《慈善事業促進法》的同時，抓好慈善事業的基地建設和制度化、規范化建設。
（五）關注弱勢群體，健全社會保障制度
[關鍵詞] 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城鄉收入差距;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 F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08)11-0093-03
[基金項目] 2006年度江西省社會科學“十一五”規劃項目“中部地區崛起戰略的理論與對策研究――區域競爭力與區域關聯 性的系統分析”(批準號:06JL02)､2006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基于城鄉協調發展的江 西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問題研究”(批準號:JJ06208)
[作者簡介] 張 文,南昌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管理學博士,研究方向為區域經濟､產業經濟與人力資源管理;
尹繼東,南昌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南昌大學中國中部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區域經濟､工業經濟與戰略管理｡( 江西 南昌330031)
一､江西經濟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的相關性分析
1.分析指標的選擇和回歸模型的設定｡根據有關經濟理論,相關分析模型選擇“城鄉居民收入比(即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為因變量,即被解釋變量,其變化可以基本反映出江西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差距和協調水平;選擇“人均生產總值(按當年價格計算)”為自變量,即解釋變量,它剔除了人口規模對GDP的影響,從而其變化能較好地反映出江西經濟發展的實際水平｡相關統計數據采用1978~2007年江西省30年的時間序列數據｡[1]
根據江西人均生產總值與城鄉居民收入比的數據分布情況,可以發現二者之間存在較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因此,可以建立江西經濟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一元線性回歸模型:Y=B1+B2X+u｡其中,Y代表城鄉居民收入比,X代表人均生產總值,B1､B2為待估計的參數(即常數和X對Y的邊際貢獻率),u為隨機干擾項(期望值為0)｡運用最小二乘法(OLS),通過SPSS統計軟件對模型進行估計,得到如下線性回歸方程:Y=1.824+9.13E-05X(輸出結果見表1~表2)｡[2]
2. 回歸模型的檢驗及結果分析｡從模型的總體擬合度(R2)檢驗和顯著性(F)檢驗來看,該模型的決定系數R2 = 0.649,復相關系數R = 0.805,即模型的回歸擬合程度和線性相關程度均為中上,表明人均生產總值的變動可以解釋城鄉居民收入比變動的64.9%;同時模型的F統計值的顯著性概率(Sig. = 0.000)小于置信度(顯著性)水平0.01,即通過總體顯著性檢驗,證實模型總體回歸效果顯著｡
再從模型的參數顯著性T檢驗來看,該模型的常數項(Constant)和解釋變量的t統計值的顯著性概率(Sig.)均為0.000,小于顯著性水平0.01,即常數項和自變量的系數與0有顯著性差異,通過參數顯著性檢驗,表明人均生產總值對城鄉居民收入比有顯著性作用,可以作為解釋變量出現在方程中｡回歸系數(B2= 9.13E-05)為正值,反映了被解釋變量Y與解釋變量X呈同向變動的正相關關系,這也基本符合江西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初中期,隨著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城鎮經濟發展快于農村,從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擴大);而且計量結果表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均生產總值每增加1000元,就有可能平均拉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0.0913倍,顯示了江西經濟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影響｡
二､江西城鄉收入差距與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關系分析
1. 分析指標的選擇和回歸模型的設定｡選擇“城鄉居民收入比”為因變量,它的變化可以基本反映出江西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差距和協調水平;選擇“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為自變量,其變化能反映出江西農村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就業的水平｡相關統計數據也采用1978~2007年江西省30年的時間序列數據｡[1]
同樣,根據江西城鄉居民收入比與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的數據分布情況,可以發現二者之間存在一定的負相關關系｡因此,可以建立農村勞動力轉移水平對城鄉收入差距的一元線性回歸模型:Y=B1+B2X+u ｡其中,Y代表城鄉居民收入比,X代表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B1､B2為待估計的參數,u為隨機干擾項(期望值為0)｡運用最小二乘法(OLS),通過SPSS統計軟件對模型進行估計,得到如下線性回歸方程:Y = 3.369-0.021X(輸出結果見表3~表4)｡[2]
2. 模型的檢驗及結果分析｡從模型的總體擬合度(R2)檢驗和顯著性(F)檢驗來看,該模型的決定系數R2 = 0.575,復相關系數R = 0.758,即模型的回歸擬合程度和線性相關程度均為中等,表明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的變動可以解釋城鄉居民收入比變動的57.5%;同時模型的F統計值的顯著性概率(Sig. = 0.000)小于置信度(顯著性)水平0.01,即通過總體顯著性檢驗,證實模型總體回歸效果顯著｡
再從模型的參數顯著性T檢驗來看,該模型的常數項(Constant)和解釋變量的t統計值的顯著性概率(Sig.)均為0.000,小于顯著性水平0.01,即常數項和自變量的系數與0有顯著性差異,通過參數顯著性檢驗,表明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對城鄉居民收入比有顯著性作用,可以作為解釋變量出現在方程中｡回歸系數(B2= -0.021)為負值,反映了被解釋變量Y與解釋變量X呈反向變動的負相關關系,這也基本符合江西經濟發展的實踐(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農村勞動力不斷從農業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逐步降低,同時促進了城鎮經濟的迅速發展,從而拉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而且計量結果表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每降低10個百分點(即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水平提高10個百分點),就有可能平均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比0.21倍,顯示了江西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對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
三､江西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對經濟發展作用計量分析
1. 分析指標的選擇和回歸模型的設定｡選擇“人均生產總值”為因變量,其變化基本上可以反映出江西經濟發展水平的實際程度;選擇“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為自變量,它的變化能反映出江西農村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就業的水平｡相關統計數據同樣采用1978~2007年江西省30年的時間序列數據｡[1]
根據江西人均生產總值與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的數據分布情況,可以發現二者之間存在明顯的線性負相關關系｡因此,可以建立農村勞動力轉移水平對經濟發展的一元線性回歸模型:Y=B1+B2X+u ｡其中,Y代表人均生產總值,X代表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B1､B2為待估計的參數,u為隨機干擾項(期望值為0)｡運用最小二乘法(OLS),通過SPSS統計軟件對模型進行估計,得到如下線性回歸方程:Y = 16026.344-219.413X(輸出結果見表5~表6)｡[2]
2. 模型的檢驗及結果分析｡從模型的總體擬合度(R2)檢驗和顯著性(F)檢驗來看,該模型的決定系數(R2 = 0.775)和復相關系數(R = 0.880)比較接近1,即模型的回歸擬合程度和線性相關程度均較高,表明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的變動可以解釋人均生產總值變動的77.5%,總體回歸效果較好;同時模型的F統計值的顯著性概率(Sig. = 0.000)小于置信度(顯著性)水平0.01,即通過總體顯著性檢驗,也證實了模型總體回歸效果顯著｡
再從模型的參數顯著性T檢驗來看,該模型的常數項(Constant)和解釋變量的t統計值的顯著性概率(Sig.)均為0.000,小于顯著性水平0.01,即常數項和自變量的系數與0有顯著性差異,通過參數顯著性檢驗,表明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對人均生產總值有顯著性作用,應當作為解釋變量出現在方程中｡回歸系數(B2= -219.413)為負值,反映了被解釋變量Y與解釋變量X呈反向變動的負相關關系,這也符合經濟學理論和產業發展規律(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村勞動力不斷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就業,促使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下降,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加快,從而促進國民經濟發展水平提高);而且計量結果表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每降低1個百分點(即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水平提高1個百分點),就有可能平均增加人均生產總值219.413元,顯示了江西農村勞動力轉移對經濟發展的重大貢獻｡
四､結論與建議
1. 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必須以人為本,實施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在江西經濟和財政現已達到一定規?；A上,必須改變增長優先的思路,實施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為此江西應該大力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有效統籌城鄉就業,完善支持自主創業､自謀職業政策,加強政府引導和就業觀念教育,促進以創業帶動就業,完善市場就業機制,通過增加政府支出和城鄉居民實際收入,提升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才能實現以人為本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2. 積極發展城鄉非農產業,加速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是江西實現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戰略途徑｡江西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必須能夠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突破行政區劃界限,充分利用豐富的人力資源來發展有江西特色的現代產業體系和農村非農產業,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實行就業導向的產業政策,尤其是要注意培養支持和改造具有競爭力優勢､能擴大就業的勞動力密集型工業,積極發展就業彈性大､環境破壞小､資源消耗少的現代服務業,提高服務業比重和水平｡江西要進一步推進行業公平準入,改善融資條件,破除體制障礙,積極推動勞動力密集型的個體私營經濟和中小企業快速發展,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
江西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則必須以人為本,按照統籌城鄉､布局合理､節約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帶小的原則,以增強綜合承載能力為重點,以提供就業機會為導向,以培育新經濟增長極為支撐,以大城市為依托､小城鎮為支點,形成輻射作用大､集聚效應強的城市群以及若干帶動力強､聯系緊密的經濟圈和經濟帶,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從而實現人口資源等生產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縮小區域城鄉發展差距｡
江西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也必須能夠以促進農民增收､提高農業效率為目標,建立政府扶持､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進一步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支持農業產業化經營和龍頭企業發展,優化農業結構,延伸農業產業鏈,內部吸納剩余勞動力,同時大力發展以轉移農村勞動力為目標的鄉鎮企業,壯大縣域經濟,繁榮農村市場,多渠道轉移農民就業,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促進城鄉經濟一體化發展新格局的形成｡
3. 徹底破除城鄉分割的體制,大力開發農村人力資源,加快建立統一規范的城鄉一體化人力資源市場,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環境｡江西為了有效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和積極的就業政策,加速工業化與城鎮化進程,必須深入清除阻礙城鄉統籌就業的二元結構體制和扭曲市場的歧視性限制政策,進一步加大行政體制改革力度,建立公共利益導向的服務型政府,注重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深化戶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完善流動人口管理,逐步使城鄉居民具有同等自由遷徙權;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全國統籌的社會保障體系,降低農民工進城務工和外來人員跨地區就業的門檻,建立健全城鄉統一的就業服務體系和農民工維權保障機制,依法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從而建立就業渠道和就業空間得到充分拓展的城鄉一體化人力資源市場,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3]
同時,江西農村勞動力數量大但素質相對低下的嚴峻現實,使得各級政府必須加強統籌教育資源,加大農村教育培訓投資力度,健全面向全體勞動者的職業教育培訓制度,加強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培訓,大力開發農村人力資源,提高農民科學文化素質,從而推進農村勞動力有效轉移,擴大就業規模,改善就業結構,促進江西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1]江西省統計局. 江西統計年鑒(2007)[J].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7.
關鍵詞：二元經濟 流通溢出 城鄉收入差距 渠道
引言
隨著國民經濟的不斷改革，流通業在我國社會經濟中的基礎性地位和先導性作用都不斷凸顯，與其他產業的聯系日益密切，擴大輻射作用進一步加強，在我國發展經濟和惠及民生的過程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作為關聯面較廣的產業，流通業的影響范圍必然較寬，流通溢出效應也必然較強。另一方面，我國還處于城鄉經濟分化較嚴重的二元經濟環境，城鄉收入差距顯著的現狀仍未得到根本改觀。那么，作為先導性產業的流通業，其溢出效應是否能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帶來緩解作用呢？更進一步，流通溢出效應對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渠道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帶著這些問題，本文將展開較為系統的研究。
流通溢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機理分析
根據國內外對流通業溢出效應的闡釋，流通業溢出效應主要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和調整勞動力供求兩種渠道對一系列經濟指標產生作用，包括對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
一方面，流通業的溢出效益可通過調整產業結構來縮短城鄉差距，但流通業溢出效應的物流、商流和信息流三大部分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機理和影響程度不同。其中物流的溢出效應對城鄉差距的影響表現為：物流溢出效應越強，城鄉商品流通的成本越低，企業區位選擇將偏向于租金較低的城鄉結合部，進而調整城鄉結合部的產業結構，增加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從而縮短城鄉差距。商流的溢出效應對城鄉差距的影響表現為：一個城市城區商貿流通業的溢出效應越強，說明城市對農村的吸引力越大，企業在城市集聚效應越強。為了降低物流運輸成本，企業區位選擇必將偏向于城市，導致農村淪為，進而進一步拉大城鄉差距。信息流的溢出效應對城鄉差距的影響表現為：信息溢出效應越強，表明信息技術與產業融合越緊密，有利于促進集約化產業發展，提升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緩解區域企業產品同質化的壓力，縮短城鄉差距。
另一方面，流通業的溢出效益可通過調整勞動力供求來縮短城鄉差距，而流通業溢出效應的物流、商流和信息流三大部分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機理也不同。其中物流的溢出效應對城鄉差距的影響表現為：物流溢出效應越強，促進城市物流向農村地區擴散，增加農村地區勞動力需求量，增加農村地區農民的工資收入水平，縮短城鄉差距。商流的溢出效應對城鄉差距的影響表現為：一個地區商流效應越強，說明該地區的流通業越發達，城市集聚效應越強烈，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將向城市流動，有利于促進勞動力供給平衡，進而減少城鄉差距。信息流的溢出效應對城鄉差距的影響表現為：信息溢出效應越強，表明信息傳遞速度越快，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勞動力供求失衡的現象，為城鄉居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縮短城鄉差距。
流通溢出對城鄉收入差距作用渠道的模型設定
（一）模型構建
根據前面的分析，流通業的溢出效應對城鄉收入差距主要通過產業結構和勞動要素需求兩個渠道產生作用，為此引入產業結構和勞動需求兩個變量，分別構建反映流通溢出效應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兩種作用渠道的計量模型如下：
Yit=α0+α1wfit+α2sfit+α3xfit+α4isit+α5lsit+α6wfit×isit+ α7sfit×isit+α8sfit×isit+μi+ηt+εit （1）
Yit=β0+β1wfit+β2sfit+β3xfit+β4isit+β5lsit+β6wfit×lsit+ β7sfit×lsit+β8xfit×lsit+μ'i+η't+ε'it （2）
其中，Yit表示城鄉收入差距的變量，wfit表示物流的溢出效應，sfit表示商流的溢出效應，xfit表示信息流的溢出效應，isit表示調整產業結構；lsit表示調整勞動力需求，物流、商流、信息流溢出效應與產業結構交叉項wf×is、sf×is、xf×is表示流通溢出的產業結構渠道，物流、商流、信息流溢出效應與勞動力需求交叉項wf×ls、sf×ls、xf×ls表示流通溢出的勞動需求渠道，αi、βi（i=1，2，…，8）為待估計系數，ε為隨機擾動項。
（二）變量選取
1.城鄉收入差距。選用城鎮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比值來衡量城鄉收入差距。
2.流通溢出效應。對物流的溢出效應、商流的溢出效應和信息流的溢出效應分別進行定義。其中，物流的溢出效應主要反映了區域物流業的優勢及外部性，計算指標為：一個地區的物流溢出效應=（該地區的貨運周轉量/地區生產總值）/（全國的貨運周轉量/國內生產總值）。商流的溢出效應主要體現在區域商貿流通的比較優勢服務對周邊地區消費的吸引力，計算指標為：一個地區的商流溢出效應=該地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該地區居民消費支出總額。信息流的溢出效應主要體現在區域內的信息化程度對周邊區域的外部性，計算指標為：一個地區的信息流溢出效應=該地區郵電業務總量/該地區居民消費支出總額。
產業結構。根據目前我國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的發展實際，產業結構的調整以非農產業產值的比重調整為主要體現，即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產值比重。為此，本文選取區域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總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衡量產業結構。
勞動要素需求。由于統計年鑒和其他數據庫中并未公布勞動要素需求的指標值，因此本文采用各地區年末從業人員數來表示。
控制變量。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較多，筆者根據以往研究經驗，引入經濟發展水平、教育發展水平和對外開放水平三個變量，作為控制變量組。其中，經濟發展水平采用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表示，教育發展水平采用各地區教育經費占該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表示，對外開放水平用外貿依存度來衡量，即各地區進出口總額占該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
流通溢出對城鄉收入差距作用渠道的實證分析
選用2000-2012年我國各省、市和自治區（自治區除外）的面板數據為樣本，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各地區統計年鑒?？紤]到勞動需求、經濟發展水平這兩個變量與其他變量之間數值大小差距較明顯，因此對這兩個變量取對數。
對式（1）和式（2）分別進行回歸，結果見表1。
根據Huasman檢驗結果可知，模型一和模型二都拒絕了隨機效應模型。另外，通過回歸得到的F值計算并比較，最終舍棄混合效應模型，選擇固定效應模型。
觀察流通業三種溢出效應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產業結構渠道：
首先，物流溢出效應與產業結構的交叉項系數為0.287，且在1%水平顯著，說明物流溢出效應通過產業結構渠道加重了城鄉收入的貧富懸殊化。這與前面的理論分析似乎相反，基于我國的實際，本文給出以下解釋：我國產業結構布局并不完善，城鄉產業差異較大，而作為主導產業的制造業和服務業主要分布在城鎮，農村地區缺乏這些產業支撐，而且城鎮交通體系明顯優于農村，因此物流溢出效應通過產業結構渠道更多地為城鎮居民帶來利益。
其次，商流溢出效應與產業結構的交叉項系數為-0.239，且在1%水平顯著，說明商流溢出效應通過產業結構渠道有效緩解了城鄉收入差距。隨著我國商貿服務業的不斷發展，產業結構不斷得到優化，商業就業面不斷拓寬，又由于商貿服務業的行業關聯面較廣，于是商流的溢出效應可與城市非農產業發展相結合，促使城市的整體就業面不斷拓寬，對勞動力需求不斷提高，進而為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帶來機遇。
再次，信息流溢出效應與產業結構的交叉項系數為0.043，且在10%水平顯著，說明信息流溢出效應通過產業結構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惡化了城鄉收入差距。雖然我國流通業信息化進程不斷加速，但信息化與農業的結合力度仍然偏低，導致農村經濟受信息流輻射作用甚微，而更有利于城鎮經濟發展，因此也加大了城鄉收入差距。
觀察流通業三種溢出效應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勞動要素需求渠道：
首先，物流溢出效應與勞動要素需求的交叉項系數為-0.243，且在1%水平顯著，說明物流溢出效應通過勞動供求渠道有效緩解了城鄉收入差距。雖然城鄉交通建設存在差距，但城鄉之間快速路連接線的不斷完善，促進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擴散，也促進了城市集聚資源向農村擴散，進而有助于緩解城鄉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
其次，商流溢出效應與勞動要素需求的交叉項系數為0.055，且在1%水平顯著，說明商流溢出效應通過勞動供求渠道加大了城鄉收入差距，但力度有限。商貿服務業的發展雖然使城市的就業吸引力不斷提高，就業面不斷拓寬，但是受我國城鄉發展兩極分化的現狀約束，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的通暢性受到限制，也就是說，城市居民收益可能更多。
再次，信息流溢出效應與勞動要素需求的交叉項系數并不顯著，說明信息流通過勞動供求渠道并沒有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明顯作用，這可能與我國城鄉勞動供求的不對稱有關。
結論
本文從產業結構和勞動要素需求兩個角度，探討了我國流通溢出效應對城鄉收入差距作用的兩個渠道。根據研究，結論如下：物流溢出效應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有顯著的緩解作用，而商流溢出效應則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城鄉收入差距；流通業三種溢出效應通過產業結構渠道對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存在差異，物流、信息流的溢出效應通過該渠道提高了城鄉收入差距，而商流的溢出效應則借助該渠道緩解了城鄉收入差距；三種溢出效應通過勞動要素需求渠道對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也存在差異，商流的溢出效應通過該渠道提高了城鄉收入差距，而物流的溢出效應借助該渠道有助于緩解城鄉收入差距，信息流則并沒有通過該渠道對城鄉收入差距帶來明顯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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