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14 17:28:31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國際資本流動與金融危機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關鍵詞：國際短期資本；金融市場；沖擊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3）01010702
1引言
自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短期資本流動越來越多，速度越來越快，提升了世界范圍內的資金配置效率，與此同時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市場波動和沖擊。遠到二十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90年代的英鎊危機、意大利里拉危機，以及具有深遠影響的亞洲金融危機，近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無不與國際短期資本流動有關。同樣，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深入發展，存在大量的隱性國際短期資本流動，避開管制沖擊中國的金融市場，給宏觀調控和宏觀經濟帶來較大的影響。新興市場國家與西方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結構和制度基礎具有較大的差異，當前面對資本項目開放，國際短期資本流動更是是關系到中國改革開放的大事，我國的金融市場不夠發達，市場結構不合理，經濟結構失衡嚴重，伴隨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和利率市場化改革不斷深入，國際短期資本流動的沖擊將會更為嚴重，如果不加以預防，其后果將難以想象，因此，研究國際短期資本流動對金融穩定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2國際短期資本流動對中國金融市場的沖擊
（1）利率市場化、浮動匯率制度和全球性的流動性過剩，是引發國際短期資本流動的重要因素。
從上世紀80年代，國際短期資本流動規模巨大，速度加快，給整個世界產生深刻的影響和嚴重沖擊。伴隨著各國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國際化和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以及金融創新、衍生工具大量涌現（金融衍生產品的種類達1200余種），國際短期資本流動規模迅速擴大，速度越來越快。1985年，美國十大機構投資者管理的資產總價值為9690億美元，10年后（即1995年）上升到2.4萬億美元。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資料，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之前，國際金融市場上流動的短期銀行貸款和其他短期證券至少有7.2萬億美元。國際清算銀行2004年就報告：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外匯市場日交易量從1.5萬億美元升至目前創紀錄的1.9萬億美元，這當中90%在從事國際金融投機，而用于支付國際貿易和投資的還不到10%。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再次顯示衍生金融市場的強大功能和短期資本國際流動的跨國效應。
國際短期資本已成為當今世界經濟中一股最為活躍的力量，它有力的影響著國際金融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配置，改變著各國經濟運行的效率，使各類金融交易的供求關系和價格信號的可變性與不確定性明顯加大。規模巨大、流動快捷的國際短期資本對各國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和各類經濟主體的微觀決策均產生了重要影響，給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帶來直接或間接影響。國際短期資本流動的規模、形式和動因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其逐利性的本質和很高的流動性給東道國金融市場、貨幣體系造成沖擊，成為影響國際金融穩定的重要因素而不得不引起各國高度重視。發達國家與新興的市場化國家都深受其害，頻繁的貨幣危機、金融危機帶給整個世界深刻教訓，墨西哥的貨幣危機、英國的英鎊危機、意大利里拉危機、亞洲金融危機乃至最近發生的美國為源頭的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造成難以治愈的經濟后遺癥，是國際短期資本影響金融穩定的最好佐證，這些教訓不斷給世界敲響警鐘，已經引起各國政府和經濟學界的高度重視。
（2）新興市場國家與西方發達國際的市場結構和制度差異化，金融市場和經濟基礎薄弱，導致了國際短期資本流動對發展中國家的沖擊更大。
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是國際短期資本流動沖擊的主要目標，是引發這些國家金融市場動蕩的重要因素。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為迎接全球金融自由化的挑戰，解決國內資金短期的矛盾，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基礎作用，不斷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開放資本項目，逐步融入國際金融市場，減少市場摩擦，增加金融市場的功能效應。巨大的市場潛力和高額的資本報酬率為國際短期資本創造了良好的活動空間，國際短期資本流動改善了這些國家的資金環境，加快了金融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的進度，提高了經濟增長的速度。但投機行為產生了大量的經濟泡沫，加速了發展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流動性過剩、資產價格泡沫以及通貨膨脹，產生了大量 “熱錢”，追逐房地產、基礎資源和金融市場，形成資產價格的快速上漲，在泡沫經濟擠破前又迅速撤離，造成流動性緊縮和通貨緊縮，發生嚴重的貨幣危機和金融危機。
國際短期資本流動問題，一直是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際關注的重點，其危害之大從亞洲金融危機足以看出。國際短期資本流動在歷次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危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金融危機的直接導火索。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破壞性影響至今仍讓人們觸目驚心，盡管理論界對金融系統本身所具有的脆弱性早已達成共識，但是近年來頻繁爆發的金融危機還是讓各國政府防不勝防。新興市場國家的市場環境、經濟環境和制度環境是產生沖擊和投機的根源，金融危機的本質就是資本流動性過剩，新興市場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總是伴隨著國際短期資本高速度、高頻率、大規模逆轉，導致一國金融市場極不穩定。在國內企業尚未成熟、競爭力較弱時，會進一步沖擊產品市場，造成國內企業的倒閉和生產倒退。同時，國際短期資本大規模流入會使本幣升值，產生擴大赤字的隱形激勵，加大爆發危機的概率。在金融市場發育不成熟的情況下，產生資金錯配，容易引發泡沫。因此，對金融穩定的研究和重視也被提高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3）中國存在大量 “熱錢”，對金融穩定具有潛在的影響和沖擊。
中國的資本項目逐漸開放，存在國際短期資本流動的風險，已經影響我國金融穩定。2002年以來，中國的國際資本流動由1997-2001年的凈流出轉為強勁的凈流入。相當規模的國際短期資本流入我國境內，在經濟金融運行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并成為我國“資金體外循環”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全球性的國際短期資本波動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導致了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的交替出現，也產生了金融市場的震蕩。2007年以來的股市震蕩，2006年以來房地產過熱等，從現象來看與國際短期資本的介入是分不開的，國際短期資本的非理性波動導致市場價格虛高和嚴重的泡沫。因此，目前在中國存在國際短期資本沖擊，對我國的金融穩定具有潛在的危害。
3積極應對國際短期資本流動沖擊的意義
面對日益開放的經濟環境，中國難以擺脫通脹與通縮的困境，人民幣處于內貶外升的預期，金融危機過后西方國家寬松的貨幣政策和流動性過剩，導致金融市場始終受到國際短期資本的沖擊和影響，造成經濟波動和金融市場的不穩定。內因和外因共同的作用造成三大沖突的交融，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沖突、轉軌時期新體制與舊體制的沖突、開放經濟內外均衡的沖突，正是這些沖突導致國際短期資本流動的波動，并將這種波動傳導到金融市場，影響到經濟的運行和市場穩定。自從2002年以來，中國走出通脹緊縮，國際短期資本豪賭人民幣升值，房價開始上漲；2005年的股權分置改革，并行匯率制度改革，2011年控制房地產熱等等一系列制度變遷，伴隨而來資產價格飛漲和經濟泡沫的擴散和加重，使中國經濟面臨國際短期資本的沖擊和影響日趨增大。中國經濟經歷高速發展的30年，經濟結構嚴重失調，經濟發展的動力不足，匯率制度改革、資本管制的放松會給國際資本形成流動的通道，造成國際資本興風作浪的可乘之機。因此在當前國際背景下研究國際短期資本流動沖擊至為重要，加強管制，防范風險，有效梳理，合理利用減少沖擊的主線。國際短期資本流動研究滯后，有建設性的理論和實踐研究成果不多，因此，研究短期資本流動和金融穩定問題，提升資本管制有效性，推動金融體系市場化改革，發揮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改革的協同效應，建立起市場風險防范機制，減少行政手段，以避免造成經濟的大起大落是重要的課題。
參考文獻
[1]尹祖輝.國際資本流動的近期特點與發展趨勢[J].金融與經濟，2006，（12）：8889.
[2]王世華，何帆.中國的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現狀、流動途徑和影響因素[J].世界經濟，2007，（7）：1219.
關鍵詞：國際資本流動國際金融危機應對策略
國際資本流動是指資本在國際范圍內的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的流動，可以用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資本帳戶反映，資本流動分資本流入和資本流出兩種情況。國際資本流動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見的有國際直接投資、國際融資和國際負債三種。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資本的國際流動日益活躍，成為許多重大經濟事件背后的關鍵影響因素，這同國際資本市場的發展和完善有著密切關系。這些情況其實也不外乎一種非常簡單的需求與供給的平衡關系。從需求角度來看，一是發達國家的老齡人口增加推動了養老金規模的逐步擴大，國際資本市場成為其投資和獲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場所；二是中產階層人口增加，他們的經濟實力強，對投資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為獲取更高投資收益而承擔更高的風險，于是，其收入積蓄從傳統的銀行儲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場，從而推動了共同基金的迅速發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場的管制從80年代中期以來逐漸放松，客觀上推動了國際資本市場，非凡是衍生金融產品市場的快速發展。
國際資本市場的現狀
資本市場的組成不外乎兩個方面：市場的參與者和市場上的產品。20年前，商業銀行構成了整個金融市場的主體部分，而今天，盡管銀行類機構仍然是清算體系的使用者和主要治理者，但是從資產規模來看已經遠遠低于投資類機構，如養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國際資本市場的參與者和產品兩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經大大豐富，從組成模式來看當前的國際資本市場呈現出一種部分之間相互聯系緊密的格局，也就是說網絡化。在這種日益凸現的網絡化趨勢中，一個重要的現象引起人們的高度警惕，這就是一些傳統的風險監測和治理手段受到嚴重的挑戰，非凡是所謂的對銀行8%最低資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現在看來并不“充分”，因為銀行僅僅有8%的“墊底資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資本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后果就是：實際生產部門所面臨的一些困境對銀行領域的“波及效應”被網絡大大放大了。另外一個因素：電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斷更新帶來了更復雜的資本流動形式和更大的市場波動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資本市場的資本流動速度。更多的資金以短期獲利為目的，導致市場波動性不斷增加。70年代因為石油危機導致全球發生債務危機時，假如人們對當時全球各個分割的市場之間的連鎖反應還有驚詫的話，那么，在21世紀，假如由于全球資本市場體系中的某一個市場發生問題而導致整個體系陷入危機，估計大家不會再驚詫了。因為全球經濟和金融一體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沒有哪一個市場會在全球危機的狀態下而再獨善其身。
導致國際資本市場資本流動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還在于進入90年代以來開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國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應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資本流動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場上的金融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
對于中國而言，雖然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場規模很小，但已經能夠非常明顯地感覺到外部市場變化的波及效應。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介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加深，資本流動壁壘和保護墻將逐步減少直到最終消失，這些波動的影響將變得更為直接和明顯。所以國際資本流動可能引發的問題從現在起就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國際金融危機及其成因
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資本市場對推動全球經濟發展，促進資本和技術在各個地區之間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隨之而來的波動和因此而導致的國際金融危機的風險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網絡化和信息化的國際資本流動以全球金融市場的急劇動蕩為主要特征，金融資產價格波幅之大，傳播范圍之廣，為前所未見，這種劇烈的波動及其附帶的擴散效應就是國際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
國際金融危機一般有3種表現形式。貨幣危機指一國貨幣在外匯市場面臨大規模的拋壓，從而導致該種貨幣的急劇貶值，或者迫使貨幣當局花費大量的外匯儲備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維護現行匯率；外債危機是指一國不能履約償還到期對外債務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門的債務和政府債務；銀行危機是指由于對銀行體系喪失信心導致個人和公司大量從銀行提取存款的擠兌現象。
國際金融危機離中國并不遠。從歷史上看，上個世紀末是金融危機多發時期：從最早的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再到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機。其中以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最具備國際金融危機的特點，當然破壞力也最具全球性質。
作為現代經濟的血液傳導輸送系統，國際資本市場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關注。亞洲金融危機及其觸發的全球范圍的市場動蕩不安給世界經濟造成巨大的破壞，直到今天其影響仍在繼續，這足以說明國際資本流動而引發的金融危機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對它的成因以及對策的研究是關系到國家乃至世界經濟穩定和發展的重大問題。
國際金融危機的成因假如簡單的列舉，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經濟過熱導致生產過剩；貿易收支巨額逆差；外資的過度流入；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和不當的匯率水平；過早的金融開放。但是在實際中這些因素往往是綜合起來起作用的。以亞洲金融危機為例子來具體分析就不難看出，是內部和外部的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結果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總爆發。具體的原因可以歸結如下：
經濟發展過熱，結構不合理，資源效益不佳。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從70年代開始相繼起飛，增長很快。但長年的高速增長也積累了嚴重的結構問題，這些國家都注重于推動經濟的新一輪的增長，忽略了對結構問題的解決。
“地產泡沫”破裂后造成銀行壞帳呆帳嚴重。東南亞各國在過去十幾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間房地產價格暴漲，吸引銀行向房地產大量投資，銀行呆帳的增加大大影響了東南亞金融體系的穩定，在危機之前一些金融機構已經瀕臨破產。
從外部看，其它資本市場，如日本股市的復蘇和美元的持續走強，都使得一部分原來流入東南亞的外資撤離，構成了對這些亞洲國家貨幣的強大壓力。在這種形勢下，巨額國際資本的高流動性和高投機性終于攪起了這場空前的金融動蕩。
國際金融危機具有廣泛和巨大的影響。以亞洲金融危機為例子，它對各國都產生了程度不同的負面影響。由于在進行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中國政府的調控和治理得當，那次亞洲金融危機并沒有對中國造成直接影響。但是不管如何，我國仍然感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種種間接影響。
我國防范未來金融危機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減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國際經濟仍然在為成功擺脫衰退回歸繁榮而努力。另一方面國際資本市場的波動性和不可猜測性仍然存在，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國家金融、經濟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對于成功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直接波及的中國而言，分析其產生原因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啟示。同時如何抓住機遇調整結構制訂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機也是我國金融業今后發展的重要課題。
筆者認為，我國防范和化解未來金融危機的策略可以歸結如下：
防范金融風險的最佳途徑是優化本國經濟結構，強化本國經濟。各次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發展中國家只有優化國內經濟結構，才能真正改善長期國際收支的狀況，確實保護自身不受國際資本流動無常變化的影響。
有計劃有步驟的開放資本市場。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項目對外開放要慎之又慎。發展中國家追求經濟快速發展，為了吸引外資流入，往往在條件不具備或者預備不充分的情況下，貿然實行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殊不知當答應國外資金自由流入本國時，同樣也必須答應自由流出。當國際游資流入時，假如運用不當將使本國經濟陷入困難，假如一有風吹草動，大量資金外流時本國將面臨對外支付的困難。因此我國今后資本項目實行自由兌換應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條件比較充分時再實行資本項目自由兌換。
中國的開放必須是在保證國家經濟安全的條件下的開放。國家經濟安全是在世界經濟越來越融合的情況下很多國家必須考慮的問題。國家經濟安全是指大國、小國共同地融在一個大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它們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來越一體化的世界經濟風浪沖擊的能力也是不一樣的，這種保衛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國的經濟安全度。經濟安全的保衛需要本國一整套的系統，既要開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進出口資金的治理方面使本國的企業、政府和銀行人員的經營能力與發達國家拉平，有在治理、經營、投資各方面和發達國家同等素質的人才、系統、制度。
開放金融市場要做好預備和試點，應該采取謹慎的步驟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熟悉到我國與發達國家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我國的情況不能與發達國家進行簡單對比。發達國家在實現資本自由流動方面也經歷了若干歷程。發達國家的資本自由流動是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市場完善程度和金融監管水平相適應的。同時，也是金融創新和技術進步的產物。我國由于市場基礎和市場規范還很不完善，金融監管水平也需要在開放中的動態博弈中逐步提高，對于資本自由流動這把雙刃劍，在帶來利益的同時也包藏著巨大風險，因此在目前我國不能像發達國家那樣，讓資本自由流動。但是資本全球化、資本自由流動是大勢所趨，因此在目前我們就應該積極進行預備，有步驟地有計劃地實現金融市場和金融制度的調整，為中國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資本市場打下堅實的基礎。
為了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融入全球化市場是歷史的必然。如何在這個過程中既享受國際資本市場和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種種好處，又同時防范和化解由此產生的金融危機風險就成為中國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關注的重大問題，它給中國金融機構、中心銀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許多政策上的挑戰。對此，只有未雨綢繆早作預備才是應對挑戰的正確策略。通過制定正確的政策措施，筆者相信中國一定能夠健康、順利地實現經濟的更大發展。
參考資料：
姜波克，《國際金融新編》第三版，August，2001
關 鍵 詞:資本流動;金融安全;安全指數;覆蓋效應;突變現象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3544（2006）04-0022-04
一､引言
伴隨著金融全球化的進一步加深,國際資本流動逐漸取代國際貿易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堅力量｡國際資本的自由流動為開放經濟條件下各國經濟的發展創造了便捷的融資環境,加快了資本在國際間的有效配置｡然而,任何事物都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20世紀末幾次大的金融危機均從不同程度反映出國際資本流動的不確定性及破壞性,為此,國際資本流動的金融安全問題日漸成為理論界研究的焦點｡從研究文獻上看,馬克思（1867）是這一研究問題的最初涉獵者｡馬克思通過對黃金流動與金融危機的關系研究揭示出“資本流出對金融危機的爆發起到了一個加速器的作用”,為今后國際資本流動的金融安全研究奠定了基礎｡關于國際資本流動金融安全的廣泛研究興起于20世紀末:Krugman（1979） ､Flood and Garber（1986）提出了國際收支危機模型,指出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將導致危機和資本逆轉的必然性;M.Obstfeld(1994,1995)在國際收支危機模型的基礎上,提出了貨幣危機預期模型,認為投資者基于對貨幣貶值的預期進而實施的投機行為是貨幣危機發生的原因之一,從而也是國際資本流動逆轉的原因之一;Diamond and Dybvig(1983)表明金融市場上的羊群效應會加劇資本逆轉的程度從而加深危機的破壞性;Radelet and Sachs (1998)從實證角度證實了Diamond and Dybvig的研究結論;Krugman(1998)､Dooley(2000)分別從理論和實證角度研究了新興國家資本流動的逆轉原因,并認定新興國家嚴重的道德風險是國際資本流動突發逆轉及金融危機爆發的罪魁禍首｡在國內,不少學者也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丁楠(2002)､鄧小巧(2002)､王元龍(2003)等學者分別從國際資本流動與金融風險､金融危機的關系以及我國資本流動的構成角度進行了相關研究｡上述研究為當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提供了必要的理論依據,推進了國際資本流動金融安全的研究進程｡與此同時,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不足,尚需進一步完善:一方面,現有文獻大多從金融危機或金融風險的角度進行分析,關于國際資本流動金融安全的直接研究較少;另一方面,關于我國國際資本流動金融安全的研究往往是從資本流動的構成角度進行逐一分析,且多為定性分析,缺乏整體的量化分析｡為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國際資本流動的金融安全度測算體系,通過測算把握資本流動的安全狀況,為國際資本流動的金融監管提供必要的現實依據｡本文依據經濟安全研究中常用的概率分析法,運用目前國內外通用的資本流動預警指標對近十年來我國資本流動的金融安全程度進行整體測算,并在此基礎上探討我國資本流動的潛在安全問題｡
二､中國資本流動的金融安全度測算
(一)國際資本流動的金融安全度界定與數值劃分
結合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我們將國際資本流動運行的金融安全態勢定義為以下四種:安全､基本安全､風險和危機｡安全狀態是指國際資本流動中存在較低的金融風險;基本安全狀態是指國際資本流動中存在金融風險,但在合理控制范圍之內;風險狀態是指國際資本流動中的金融風險日益累積､未得到化解;危機狀態是指國際資本流動中的金融風險惡化以致金融危機的爆發｡后兩種狀態是廣義上的國際資本流動金融不安全,其中風險狀態是潛在金融不安全,危機狀態為實際金融不安全｡此外,為了后文定量分析的需要｡我們賦予上述四種狀態以A､B､C､D四種安全等級,并劃分不同數值范圍(數值越高表示安全度越好),具體如表1所示｡
(二)測算指標的選取與量化分析
墨西哥金融危機以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專家莫里斯?戈爾茨曾提出七項經濟預警指標,其中與國際資本流動相關的有:短期債務與外匯儲備､經常項目差額占GDP之比和資本流入結構｡與此同時,斯坦福大學的劉遵義教授對金融危機預測也進行了很好的研究｡此外,姜洪､焦津強(1999),姜旭朝､孟艷(2000),聞岳春､嚴谷軍(2000),馮文偉(2002),王元龍(2003)等學者也進行了相關研究｡借鑒上述學者的研究成果,并結合我國資本流動的開放情況,選擇如下指標作為衡量現階段我國資本流動金融安全度的主要依據｡
償債率II｡傳統意義上的償債率是指當前外債還本付息額與當年出口收匯的比率,它是衡量外債規模和一國償債能力大小的重要指標｡但是,這種償債率僅考慮了經常項目對一國償債能力的影響,與當前國際資本流動日益頻繁的現實相差甚遠,準確性并不很強｡因此,我們在此選擇的是修正償債率,其計算公式為:償債率II=當年還本付息額/當年外匯儲備｡由于外匯儲備來源于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在短期內可以提供償債保證,用它作分母能夠反映一國國際收支狀況對還本付息的承受能力,其考察范圍比單獨考察出口一項更為全面｡一般認為,償債率不超過30%-50%是安全的,以此為基本安全區間,上､下增減10%作為警戒線｡
負債率｡它是指一國當年外債余額占當年GDP之比,表明一國經濟發展對外債的依賴程度,是衡量一國負債能力和風險的主要指標｡國際上公認的最高限度為40%,將此值作為“基本安全”狀態的上限,上､下增減10%得出警戒線｡
外匯儲備/外債余額｡外匯儲備的主要作用之一是作為舉債的保證和清償的手段｡該指標是反映一國償還能力的重要指標｡其國際警戒線區間為:30%-50%,以此為基本安全區間,上､下增減10%作為警戒線｡
外匯儲備/短期外債｡這一指標是衡量一國快速償債能力的重要指標｡一國外匯儲備越多,越可增強債權人對債務國償還債款的信心｡該指標的國際警戒線為不小于100%,以此為基本安全區間的上限,上､下增減100%作為警戒線｡此外,一般認為當外匯儲備超過短期外債余額的5倍時,將會因大量的資源閑置而承受巨大的經濟損失,因此當外匯儲備/短期外債>500%時,我們將認為金融運行狀態又回落為“風險”狀態｡
短期外債/外債總額｡是用于衡量一國資本流入結構是否合理的指標,該指標的快速上升往往被認為是債務危機的征兆｡國際上公認的警戒值為25%,將此值作為“基本安全”狀態的上限,上､下增減10%得出警戒線｡
經常項目差額/GDP｡該指標主要反映一國對外經濟部門的競爭能力,如果逆差占GDP的比重持續過大,說明其創匯部門在競爭中處于劣勢,外貿收支嚴重失衡｡持續巨額的經常項目逆差構成影響一國經濟對外均衡的主要因素｡對于匯率相對固定的國家而言,為了達到新的均衡,其匯率可能會在某一因素的觸發下突然間大幅貶值,引發金融危機｡國際上一般認為不超過5%是安全的,在此將其作為“基本安全”狀態的上限,上､下增減1%作為警戒線｡
外匯儲備/M2｡該指標是基于供求平衡原則下衡量外匯儲備是否適度的一個指標｡由于目前國際上關于廣義貨幣統計的口徑不同,所以該指標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根據我國多年的經驗,選擇12%作為“基本安全” 狀態的上限,上､下增減3%作為警戒線｡
(FDI+經常項目差額)/GDP｡資本流動的構成及一國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程度成為一國對外經濟部門穩定與否的重要因素｡用外商直接投資來彌補經常項目的逆差還是用易于外逃的證券投資來彌補將會產生不同的后果｡外國直接投資的比例越高,接受投資國就越不會因為資本突然的外逃而遭受損失｡國際上公認的合理區間為-2.5%-5%,以此為基本安全區間,上､下增減1%作為警戒線｡
(三)數據處理
在進行具體的測算之前,我們還應把測算指標在各個年度的實際值轉化為分數值,即進行指標值到分數值的映射處理｡具體方法如下:
(1)當指標值越大越安全時,采用如下公式計算:
Si=分數下限+(指標值-警戒下限)×(分數上限-分數下限)/(警戒上限-警戒下限)
(2)當指標值越小越安全時,采用如下公式計算:
Si=分數上限-(指標值-警戒下限)×(分數上限-分數下限)/(警戒上限-警戒下限)
（3）當指標某點最安全,離開該區間越遠越不安全時,又分以下三種情況:
①指標處于“安全”狀態時:
Si=100-2指標值-(警戒上限+警戒下限)/2×(分數上限-分數下限)/(警戒上限-警戒下限)
②指標越大越安全時:
Si=分數下限+(指標值-警戒下限)×(分數上限-分數下限)/(警戒上限-警戒下限)
③指標越小越安全時：
Si=分數上限-(指標值-警戒下限)×(分數上限-分數下限)/(警戒上限-警戒下限)
(四)具體測算
我們以《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為測算數據的主要來源,并選取1995-2004年作為基本測算年度｡首先,根據數據來源中的原始數據整理計算出我國資本流動金融安全度測算指標的實際值(見表3);其次,采用前述數據處理方法對此實際值進行分數映射,并運用公式(1)進行測算,求得資本流動的綜合安全指數T;最后,根據求得的綜合安全指數T對照表1進行安全狀況評價,結果如表4所示｡
T=∑ Si/i (1)
其中,Si表示第i個指標的分數,i表示指標個數;T∈[0,100],i=1,2…8｡
由表4可以看出,在參加測算的10個基本年度里,我國資本流動有4年(1996､1997､1998､2001)顯示為“安全”,6年(1995､1999､2000､2002､2003､2004)顯示為“基本安全”｡因此,可以得出結論:我國資本流動的金融安全度是較好的｡然而,如果從綜合安全指數T的走勢及個別指標角度看,上述結論是不太全面的｡我國資本流動的金融安全還存在如下潛在問題:
1.綜合安全指數走勢不平穩,具體表現為“兩起兩落”｡我國資本流動綜合安全指數的走勢存在著一定波動性,具有明顯的兩起兩落現象:1997年我國綜合安全指數T達到最高值82.59分,隨后一路下跌至2000年的75.29分｡2001年恢復到81.04分,但此后又呈現出下降趨勢｡近兩年來該指標一直位于76分以下｡國際資本流動的金融安全是一種動態發展的安全｡因此應注意維持安全態勢的平穩運行｡
2.綜合安全指數測算結果中存在覆蓋效應,具體表現為:指標3對指標4形成了較強的覆蓋效應｡從表4反映的測算結果看,指標3(外匯儲備/外債余額)的分數值均為100分,而指標4(外匯儲備/短期外債)的分數值在整個測算指標系里是較低的｡因此,在綜合安全指數T的測算過程中,指標3難免會對指標4產生覆蓋效應,即高分值的指標3緩和了低分值的指標4對綜合指數T的稀釋作用｡指標3和指標4均是反映一國償債能力的指標,除了側重點不同外,在指標取值方面還存在重大的差別｡指標3在取值方面并未規定儲備過多的警戒值,為此我們將該指標分數值>100分的均以100分計算｡實際上外匯儲備過多也是不適宜的,這會因資金的低效使用而造成經濟損失｡與指標3不同的是,指標4規定了這一警戒值:認為外匯儲備/短期外債>5為“風險” 狀態｡如上所述,指標3因缺乏儲備過多的警戒值而構成了對指標4的覆蓋效應｡在此我們將指標3剔除,得到如表5所示的結果｡從中可以發現:剔除指標3后的綜合安全指數較之先前平均降低了3分左右,資本流動金融安全度為“基本安全”｡
3.個別指標的轉化存在突變現象｡觀察表4可以發現,指標4和指標5在個別年度里呈現出突變現象｡這里的“突變”是指金融安全狀態的轉化不是漸進的而是跳越式的｡如從“安全”狀態直接跳躍至“危機”狀態,中間沒有經過連續的過渡狀態｡2001年指標4的分數值為90.80分,屬于“安全”狀態;而2002年該指標降為49.22分,直接落入“風險” 狀態｡類似現象指標5在2000-2001年中也有發生｡金融安全狀態的突變會使監管當局措手不及,容易造成監管失效｡這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短期外債風險較大｡
三､結論與啟示
綜上所述,對我國近年來的國際資本流動金融安全度可以進行如下評價:一方面,國際資本流動的金融安全度比較好,狀態界定為“基本安全”;另一方面,資本流動運行中也存在潛在的金融安全問題:綜合安全指數走勢不平穩且存在一定的覆蓋效應,個別指標的轉化存在突變現象,短期外債風險較大｡發展中國家在資本自由化的過程中往往側重于資本的引入,我國亦是如此｡盡管資本的大量流入會為本國經濟的發展提供更多的可用資金,但是如果資本流動監管缺位或不當,很容易使得資本引入國發生償債困難甚至金融危機,20世紀末的墨西哥､泰國金融危機就是前車之鑒｡因此,我國在資本流動基本安全的狀態下,應密切關注資本流動中金融風險的類型與程度,及時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予以化解,尤其是嚴格控制資本流入的期限結構,合理使用短期外債,確保資本流動中金融安全的可維持性｡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George G. Kaufman. Banking and currency crises and systemic risk： Lessons from recent events，.
[7]Dooley， M.P. A model of crises in emerging markets. Economic Journal, 2000.
[8]丁楠. 國際資本流動與金融風險[J].商業研究,2001，（11）.
[9]鄧小巧. 關于國際資本流動監管與金融安全問題的思考[J].廣東商學院學報,2002,(增刊).
[10]王元龍. 中國外債問題分析[J].中國外匯管理,1999,（2）.
[11]雷家. 國家經濟安全理論與方法[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截至2007年2季度末，全球外匯儲備總額為5．7萬億美元，我國外匯儲備就達1．3萬億美元，約占23%。國際資本如此大規模進入，進一步加大了人民幣潛在升值的壓力，導致外匯儲備劇增，外匯占款大幅度提高，使得我國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投放增加，通貨膨脹壓力隨之而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受到挑戰，影響了我國的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在此背景下，對國際資本流動的風險進行研究，加強對國際資本的有效監管，提高金融監管效率，成為一項十分迫切的現實研究課題。
一、資本流入的主要風險分析
（一）投機資本及其風險
投機資本是短期資本中“逐利性”最強，投機“最活躍”的那部分資本。由于投機資本的流動性極強，再加上國際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往往給投機者以較高融資性的財務杠桿比率，因此國際投機資本往往要派生出非常大的規模，其占短期資本流入的比例也較高。
從各國實際情況來看，投機資本的正面效應不大，但負面效應非常突出，主要體現在：(1)有可能誤導國際生產要素的流動和配置，不同程度地造成人為的匯價扭曲；(2)通過其自身在全球廣泛而大規模的流動，增加國際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和風險性；(3)增加金融市場的脆弱性，引發一國或地區的局部金融危機，并且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和“多米諾骨牌效應”，可能蔓延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給國際經濟、金融和政治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從上世紀爆發的多次嚴重的金融危機看，大多和投機資本的流入有很大關系，表1例示了這種關系。[1]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外資流入速度加快，其中外商直接投資量的增長態勢更加明顯。圖1顯示了近幾年我國資本流入和外國直接投資額的快速增加趨勢。
（二）對外債務及其風險
在外資流入中，對外債務占一定比例。一般來說，一國利用外債可以解決國內資金短缺，促進經濟發展。但是，如果外債規模過大，并且突破了一定的規模，受金融市場上的匯率、利率等金融風險的影響，就有可能產生債務風險，發生債務危機。從二十世紀發生的幾次金融危機看出，外債風險不僅產生于金融風險，又反作用于金融市場上的各個要素，誘發各種金融風險，引致和加劇全面的金融危機。隨著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發展，金融創新工具不斷出現，外債的規模和風險也不斷加大。尤其是各種短期債務、或有負債的增加，其對利率、匯率的反應更加敏感，流動性風險增大。
對債務風險的衡量，一般包括以下指標：(1)負債率，即一國的外債余額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該指標應小于20%；(2)一國的短期債務占總債務余額的比例（短期債務比率），該指標不應大于20%；(3)外匯儲備占總債務的比例，該指標應大于20%；(4)債務率，即年末債務余額占當年商品出口和勞務收入的比例，該指標應低于100%；(5)償債率，即全年還本付息額占當年商品和勞務出口收入的比例，此指標應小于20%。在上述指標中，債務率和償債率是兩項最重要和最常用的指標，一國的債務率突破100%和償債率突破20%，就有可能發生償債困難。
從表2可以看出，從2001年以后我國短期外債占總債務余額的比例明顯高于警戒線（20%），短期外債成快速上升的勢頭，到2006年已超過外債余額的一半以上，達到57%；盡管償債率、負債率和債務率三個重要的衡量指標均在警戒線下，但絕不能放松對外債的管理和監控，加大力量控制短期外債的增長，保持合理的債務規模，防止由此產生的金融風險，以保持經濟金融的穩定持續發展。
二、資本流出的主要風險分析
資本流出也稱資本輸出，是指資本從國內流向國外，一般情況下，資本輸出有利于本國利用別國的資源優勢，獲得或增加本國的經濟效益，有利于開展對外貿易，不斷提高本國國際地位，尤其是對資本充裕的經濟發達國家來說更是如此。
但是，考察各國實際情況，資本流出有其明顯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對經濟欠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流出所帶來的風險更大，主要是：(1)資本流出尤其是短期資本的流出會對國內貨幣供應量產生直接影響和繼發性影響，從而可能加大本國和國際金融市場的振幅，有可能加大貨幣政策執行的難度；(2)資本輸出可能影響本國的貨幣傳導機制，減少實際流通中的貨幣供應量，使本國經濟萎縮或收縮，從而影響到本國經濟的正常發展。從理論研究上，戴蒙德和戴維格（Diamond，Dybvig，1983）提出了金融恐慌模型，揭示了金融恐慌與羊群效應是貨幣危機產生和加深的重要原因，這種原因加強了國際資本流動逆轉的突發性和災難性，這一點已經被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所驗證。亞洲金融危機后，克魯格曼（Krugman，1998）提出了道德風險模型，把危機爆發的原因歸因于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他得出的結論認為：東南亞國家的貨幣危機只是國內金融危機的表現方式，其原因起源于這些國家金融資產的泡沫化，使其金融資產價格經歷了一個急劇盤升和跌落的過程，一旦泡沫崩潰，所導致的巨額不良資產使金融機構自身和政府難以承受時，國際資本就會迅速逆轉，大規模流出，從而使金融資產價格進一步下跌，最終導致固定匯率制度和聯系匯率制度的徹底崩潰，進一步引發全面的金融危機。
從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的資本流出十分活躍。從國家進口額考察，其呈現出快速增長的態勢，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啟動了國內的需求增長，也適當減少了不斷增加的外匯儲備，減輕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當然，進口的增長一定要以我國的實際支付能力為限，如果突破了實際的支付能力，就會產生債務負擔和風險。從目前情況看，我國外匯儲備的持續增長，其增長額高于進口增長額，這為進口的增加提供了有保障的支付能力，還不至于發生支付風險（如圖2）。
三、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角――私人資本流動
從國際資本流動的另外一個角度上來認識，私人資本流動成為當今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角。據估計，私人資本流動已占全球資本流動的四分之三，居主導地位。從理論上講，私人資本就是非官方資本，是指公司或個人在國內限制而需要輸出的國際資本，因此，它具有一般資本的本性――追逐利潤，獲取“剩余價值”。私人資本流動在有利于全球資金配置，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具有明顯的趨利性：又由于它在國際上流動頻繁，所帶來的風險就會更大。“趨利避害、各行其是、市場行為”是私人資本流動的特點，所以，在一定的條件下，私人資本流動也可能產生金融動蕩，引發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私人資本流動的特點導致它流入時的“一窩蜂”現象，而流出時又出現突然逆轉的“一盤散沙”現象，這種流動的大出大進往往由于金融監管措施的不到位而變得非常混亂，小則引發出范圍較小的金融動蕩，中到演變成范圍較大的金融危機，大到爆發出范圍更為廣泛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機。
以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為例，國際資本流動的狀況跟這些國家的整體經濟形勢密切相關。[2]從圖3可以看出，1990至1996年私人資本流入總的來說是上升的，這主要是由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經濟增長形勢和資本自由化步伐不斷加快所決定的。由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1999年巴西金融危機的嚴重影響，從1997年開始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私人資本流動快速逆轉，流入數額大幅下降，這也更加深了的危機狀況，至2002年隨著經濟的復蘇方有好轉。
四、加強國際資本流動監管的對策和建議
（一）建立一個穩定安全的金融體系
1．建立金融機構的自我約束機制。強化金融機構資本充足率，增加金融資產質量信息的透明化，對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的國外借款的資格，以及對境外投資者的資格進行嚴格審核，防止不合格投資者的行為造成的市場波動。
2．加強對銀行系統的審慎性監管。這是因為：絕大多數跨境資本流動是通過銀行這一中介機構辦理的，銀行辦理跨境外匯存款、提供資金匯出和匯入服務、借入外債、向境外提供貸款等各項業務。墨西哥、泰國、印度尼西亞的大量經驗表明，資本流動大規模逆轉對于銀行來說可能是一場災難，極有可能產生金融恐慌，導致金融危機。因此，加強對銀行，尤其是在華外資銀行的監管，注重銀行債務結構、幣種的搭配，時時監測匯率變化，密切注意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有效防范風險。
3．增加信息披露，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和規范性。把金融機構的各項指標及時進行披露，并注重信息的透明度；引進國際標準規則，使披露的信息更加規范，增加可識別性和可對比性，使人們對信息的了解更加方便和快捷，以便及時減少金融風險的發生。
（二）建立以利率、匯率為核心的金融風險指標評估體系
金融危機的出現常常以一系列的經濟、金融指標惡化為先兆，因此，可以根據一系列金融指標對金融風險進行預警。不同國家利率和匯率的差異，決定了國際資本的逐利流向，引發了國際資本的投資或投機。從東南亞金融危機來看，作為危機始發地的泰國就是在國際投機資本大規模撤離之后，導致泰銖暴跌，繼而一系列指標惡化，但政府并沒有對此做出積極反應而導致了危機的爆發。所以，金融風險預警機制的建立，首先要建立有關風險指標體系，尤其注意匯率、利率的變化趨勢，及時預測可能出現的金融風險；其次，科學地確定預警指標的臨界值(點)也是十分必要的。比照預警指標的臨界值，對各種預警指標進行判斷，分析金融風險甚至金融危機爆發的可能性，并據此發出金融危機爆發的預警信號。[3]
（三）制定處置金融危機應急方案
1．中央銀行應通過外匯市場對匯率進行干預。干預的方式主要有兩方面：一是中央銀行拋售外匯資產購入本幣，以穩定匯率；二是中央銀行拋售遠期外匯合同購入遠期本幣合約，但此項措施效果取決于國家外匯儲備的多少，所以，在采取該措施時要注意國家外匯儲備是否充足。
2．提高利率靈活性，包括銀行存款準備金率。提高利率可以吸引資本流入，阻止資本外流從而阻止或減緩本國貨幣匯率的下降。但要注意提高利率可能出現的負效應，即緊縮的貨幣政策會加快國內經濟的衰退。
3．針對國際投機者惡意沖擊的非市場化手段。國際投機者的惡意沖擊往往是發展中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為擊退國際投機者的惡意沖擊，各國金融監管機構可采取一些特殊的非市場化手段。如規定不準發放離岸貸款，恢復資本管制等措施。
（四）加強國際間金融監管的合作與交流
1．加強對證券業的合作監管。雖然新的巴塞爾協議對銀行證券活動的資本充足率做出了一些規定，但對非銀行證券機構尚無相應的基礎性協議，造成了對銀行和非銀行機構監管方面的不平衡。這就要求在銀行業和證券業管理之間進行密切的合作，避免使金融交易從監管較嚴的部門轉向缺乏監管的部門，從而增加金融體系的整體風險性。
2．加強對對沖基金的風險監管合作。對沖基金帶來的風險巨大，而我國還存在對其風險認識不足、監管經驗不足等問題。因此，在開展和放開對沖基金之前要加強與發達國家的合作與交流，學習其先進的監管經驗和獲得有關的信息。
3．完善國際金融統計，加強會計與信息披露的國際合作和標準化。
（五）謹慎穩步推進資本項目的完全開放
隨著金融開放的發展，中國開放資本市場，放松資本賬戶管制，實現資本項目的可兌換成為必然。但資本項目的開放也是一把“雙刃劍”，有利也有弊，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資本帳戶的開放通常伴隨著危機，所以，謹慎穩步推進資本項目的完全開放尤為必要。在對資本賬戶的開放中，總的原則應該是有限度、有選擇，注意資本項目下流動的總量、結構和渠道的把握，尤其是加強短期資本流動的監管。
主要參考文獻：
［1］ 世界銀行．全球經濟展望［M］．北京：中國財政出版社，1999．
［2］田寶良．國際資本流動：分析、比較與監管［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4．
［3］ 史錦華．金融開放對金融監管有效性影響研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7．
Risks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and Effective SupervisionShi Jinhua1
Xieyun2
[關鍵詞] 匯率波動； 金融穩定； PVAR模型； 傳導渠道
一、 引言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有93個國家先后爆發了117起系統性金融危機，45個國家出現了51起局部性銀行危機[1]。Bordo等強調：“現在隨機挑出一個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的概率比在1973年增加了一倍。”[2]51金融危機頻發，金融不穩定成為常態，危機對實體經濟的破壞巨大，促使理論界和實務界日益關注金融穩定問題。
考察1992年歐洲匯率體系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和1998年俄羅斯盧布危機能夠發現：金融危機與匯率波動緊密聯系。匯率頻繁波動不僅成為各國宏觀經濟不穩定的重要原因，也成為國內政策調整的根源[3]724。大量事實表明，匯率大幅度波動一旦波及金融體系，就會導致破壞力巨大的金融危機[4]45，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匯率波動對金融風險反應具有時效性和敏感性[5]1268。
本文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匯率波動通過何種渠道影響金融穩定？我們首先分析理論機理，突出貿易收支、資本流動和資產價格渠道，運用世界37個國家的數據，采用面板數據向量自回歸（PVAR）方法進行經驗檢驗。既有研究注重從單一渠道進行理論研究，而本文側重在統一框架中運用PVAR模型進行經驗分析。本文的創新之處在于，運用的計量方法是PVAR模型，它將各變量直接視為內生變量，能夠克服變量之間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首次在統一框架中運用PVAR研究匯率波動影響金融穩定機制問題，得出了更加豐富的結論。
2012年11月金雪軍鐘意： 匯率波動影響金融穩定的傳導機制研究2012年11月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二、 文獻回顧及理論假說
一個穩定的金融體系可以有效地分配資源和承受各種外在沖擊，阻止各種沖擊對實體經濟和金融機構產生不良影響[6]，而金融不穩定容易導致金融危機[7]8889。合理的匯率波動水平及靈活、彈性的匯率制度對于一國的金融穩定尤其重要。匯率波動一旦超過一定的頻率和幅度將會轉變成災難，且往往導致幣值不穩定，進而引起金融體系的不穩定[8]22，因此，貨幣穩定是金融穩定的前提和基礎[9]。
一般來說，國外資本流入東道國主要依賴三種途徑：一是通過貿易渠道使東道國經常賬戶盈余，國外資金通過貿易收支方式進入；二是通過直接投資流入東道國實體經濟中；三是通過銀行信貸流入東道國資本市場。由于國外資金流入本國并不是使用本國貨幣，而是使用國際上自由兌換的貨幣，大多為美元，這就涉及匯率問題。匯率波動也會通過這三條渠道傳導到東道國金融體系中，沖擊東道國的金融穩定。
根據傳統國際經濟學理論，在滿足馬歇爾—勒納條件下，匯率貶值將改善貿易收支，而匯率升值則不利于貿易收支。但匯率貶值并不會立即改善貿易收支狀況，因為有J曲線存在。實證研究大多較好地證明了這一點，即實際匯率波動會影響貿易收支[1013]，而貿易收支變化與金融穩定也存在關聯。一般規模和持久性的經常賬戶失衡在過去不斷累積，可能會威脅到金融穩定[14]469。一種普遍現象是在金融危機之前，該國通常會出現持續的經常項目逆差[15]。出口疲軟以及由此產生的經常賬戶赤字往往在危機之前出現[16]473，且經常賬戶赤字往往在金融危機之前盛行[17]16，因此，許多銀行危機產生往往出現在大規模的經常賬戶赤字的國家[18]。但持續的經常賬戶逆差并不必然導致貨幣危機產生，它往往需要一定的“催化劑”。如果一國匯率波動范圍過于狹窄，在遭遇長期貿易逆差條件下，該國匯率將被迫維持在較高水平，導致匯率高估，而匯率高估容易成為國際游資攻擊對象[19]8，一旦該國外匯儲備不足，就會演變成貨幣危機，危機進一步深化，波及到該國金融體系，導致金融不穩定，金融危機就可能產生。Obstfeld和Rogoff通過對美國和其他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指標如經常項目余額、外匯儲備等進行考察，認為全球貿易失衡和金融危機是緊密相連的[20]。Whelan通過區分美國總對外資產和凈對外資產來檢查美國經常賬戶，認為經常賬戶赤字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起到重要作用[21]。Kaminsky和Reinhart通過研究發現：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國際收支危機和銀行危機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16]。銀行危機在先，往往可預示國際收支危機；而貨幣危機又反過來加深銀行危機。國內學者劉莉亞和任若恩等也得出類似結論[22]。顯然，匯率波動可以通過貿易收支對東道國金融穩定產生影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設1：假設1：匯率波動可以通過貿易渠道對東道國金融穩定產生影響。其次，匯率波動會通過資本流動渠道影響東道國金融穩定。通常情況下，資本流入往往和匯率上升相關聯[23]318，一方面，匯率升值預期促使資本大量流入，而另一方面，資本流入又導致匯率上升[24]。大規模的資本流動往往和實際匯率升值以及經常賬戶惡化相聯系[25]334。而大規模的資本流動與金融危機爆發之間存在著直接聯系。國際資本大量流入會加劇東道國的金融不穩定，這是因為巨大且不斷變化的資本流動增加了對金融市場不穩定的擔憂[26]。國際資本持續、大規模流入東道國，在加劇東道國金融深化、擴大東道國金融體系規模以及提高東道國金融市場效率的同時，也會導致東道國金融體系波動劇增以及金融市場動蕩頻繁發生等問題，資本流動與金融穩定的相互關聯得以明顯增強。此外，由于國際資本的大量涌入、東道國金融中介的“過度借貸癥”[27]和投機性投資的信用量增大，東道國金融市場泡沫不斷擴張，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加劇。尤其是在東道國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呈現不合理的狀態時，大規模的國際資本流入使該國銀行的流動性出現大幅波動，銀行貸款膨脹和收縮交替出現，引起信貸風險不斷膨脹[28]8283。一旦遭受游資攻擊或者資本流入逆轉的影響，該國金融領域潛在的問題就會紛紛浮現，整個市場信心受到極大打擊，外資大量抽逃，金融不穩定狀況不斷攀升，乃至爆發金融危機。因此，大量學者都認為國際資本的流動對東道國的金融穩定是有害的，短期國際資本的流動危害更大。例如，Reinhart分析了1960—2007年間181個國家的資本流動情況，發現在新興市場國家，資本流動往往伴隨較高概率的金融和經濟危機[29]。Joyce和Nabar通過模型分析了資本流動突然停止、銀行危機和投資占GDP比重的關系，最后得出結論：新興市場國家更容易從外部遭受危機，并更容易遭受資本流動突然停止和銀行危機，且它們遭受的資本流動突然停止一般都是以銀行危機的形式爆發的[30]。Cardarelli等利用1987—2007年間52個國家出現的109起大規模私人資本凈流入事件，通過研究發現：超過三分之一的完成事件遭遇資本流入突然停止或者貨幣危機，說明資本流入突然停止并不是罕見的現象，尤其是在2006年87起完成事件中，34起遭遇資本流入突然停止，13起遭遇貨幣危機[25]335。Radelet和Sachs認為引起亞洲金融危機的核心在于20世紀90年代吸引到該地區的大量資本流動，國際資本流動逆轉引發金融危機[31]。我國學者金洪飛和李子奈也持有類似的觀點[32]。顯然，匯率波動可以通過資本流動渠道對東道國金融穩定產生影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設2：假設2：匯率波動可以通過資本流動渠道影響東道國金融穩定。最后，匯率波動會通過資產價格渠道影響東道國金融穩定。實際上關于匯率波動與資產價格之間關系的理論研究早已有之，利率平價理論首創從兩國資本市場中的資產價格關系來研究匯率波動[33]。繼利率平價理論之后，Dornbusch和Fischer提出了“流量導向模型”，從另一方面構建了匯率和資產價格的關系[34]。流量導向模型認為：匯率波動與股票價格之間存在正向因果關系，即本幣貶值將會導致股價上升。同時，匯率變動也可能通過進口商品價格的變化引發本國通貨膨脹，從而引起股價波動。許多實證結果也較好地支持匯率波動與資產價格之間存在關聯[3537]。
而資產價格的波動往往也影響金融穩定，資產價格的高漲和破滅可能會導致系統的金融風險[38]。股票等資產價格波動之所以和金融危機存在密切聯系，其根本原因是商業銀行的信貸擴張行為助長了股票等資產價格的節節攀升，從而提高了銀行的信貸風險，進而導致銀行危機乃至金融危機[39]。信貸增長過快往往預示著銀行危機[40]196，大規模的信貸擴張往往導致金融不穩定[41]。從長期的因果關系來看，資產價格波動驅動了銀行信貸的擴張[42]。這是因為隨著金融自由化不斷深入，在本幣高估的前提下，國外資本大量流入東道國，資本流入在彌補東道國經常項目差額的同時，東道國外匯儲備不斷增加，東道國中央銀行外匯資產上升，在國內金融市場投放大量本幣資產，導致國內金融資產的進一步擴張[28]8283，而商業銀行信貸的擴張會導致市場利率不斷走低，利率的逐步走低又會導致國內金融資產價格不斷上漲，進而使銀行貸款大量流向這些不斷上漲的風險資產，從而推動該國金融資產價格進一步上漲。如此，銀行信貸的擴張促進該國資產價格不斷上漲，而不斷上漲的資產價格又反過來促進銀行信貸的擴張，資產泡沫逐漸形成。一旦實體部門或金融部門遭受游資沖擊或者意外事件沖擊，資產泡沫開始破裂，資產價格迅速下跌，股市、樓市開始崩盤。而資產價格下跌后，大面積的企業違約使銀行不良資產比率迅速上升，銀行資本金遭到損失，為了符合資本金要求，銀行只能緊縮貸款并且拋售抵押資產，這些行為又加劇了資產價格的下跌，并進一步擴大了銀行的資本金損失[43]1214。一些銀行開始倒閉，金融體系不穩定凸顯，最終演變成金融危機。Mendoza和Terrones考察了1960—2006年間48個發達國家及新興國家出現的49次信貸泡沫，發現自1960年以后，這些國家都經歷了經濟擴張，實際匯率貶值，資本流入/經常賬戶赤字以及資產價格泡沫。他們注意到很多信貸泡沫（但不是全部）之后就發生銀行危機，并且還證實了信貸泡沫可以很好地預測金融危機[44]。Schularick和Taylor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45]。故從歷次金融危機過程可以看出，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嚴重的銀行問題都與資產價格的巨大波動有密切聯系[16]498。因此，匯率波動可以通過影響資產價格，進而影響東道國金融穩定。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設3：假設3：匯率波動可以通過資產價格渠道影響東道國金融穩定。三、 數據和變量描述
（一） 樣本選取
基于數據的可獲取性以及樣本國家的代表性，本文總計選取了37個國家作為統計樣本，其中選取的發展中國家樣本大多經歷過金融危機，時間跨度為1999年第一季度到2010年第四季度。之所以選取季度數據，是因為之后金融穩定狀況指數的計算需要大量詳盡的數據，而使用季度數據擴大了數據樣本空間，并且估計出的指數更能真實反映金融穩定在短時間內的變動情況。本文采用的相關數據主要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IFS和BOT數據庫、BvD系列CountryData統計數據庫、BvD系列Bankscope統計數據庫、國際清算銀行、國泰安CSMar數據庫以及世界銀行數據，還有一部分數據來自樣本國家統計局或中央銀行。
（二） 變量說明
關鍵詞： 后金融危機；跨境資本；管理
2008年9月以來，始自美國其影響蔓延至全球的系統性金融危機，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各主要經濟體都構成明顯影響，直至2010年初，次貸危機造成的金融動蕩已經逐步衰減，歐美國家廣泛采取的經濟刺激計劃和貨幣政策的定量寬松操作，使得金融體系的流動性明顯好轉，盡管有毒資產的處理和去杠桿化過程還沒有全部完成，但全球市場的流動性基本恢復，全球資本流動已經逐步恢復（鐘偉，2009）。從中國跨境資本的流動情況看，后危機時代中國跨境資本的流動呈現出與危機發生前和發生時均不相同的特征，需要對這些新特征及其影響作出分析，并找尋適當的對策。
一、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跨境資本流動的總量及結構特征
2010年以來，中國跨境資本的流動在總量和結構兩個方面與危機發生前和危機剛剛發生時相對比，都呈現出新的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1、我國國際收支交易規模較危機爆發前相對下降。從經常項目順差與GDP之比看，2010年上半年，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1242億美元，經常項目順差占同期GDP的4.9%，同比下降1.3個百分點。2008年和2009年全年經常項目順差占GDP比重分別為9.6%和6.1%。從國際收支交易總規模與GDP之比看，2008 年我國國際收支交易總規模為4.5 萬億美元，與同期GDP 之比為105％，較2007年下降23 %。2009年我國國際收支交易總規模為4.0萬億美元，與同期GDP之比為82％，較上年下降23個百分點。
2、經常項目和資本金融項目“雙順差”格局延續。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初步數據，2010年上半年，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1242億美元，同比下降7.7%；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539億美元（含凈誤差與遺漏）。2009年上半年資本和金融項目實現順差610億美元，凈誤差與遺漏項下為逆差95億美元。從全年情況看，經常項目順差額2008年較2007年增長14.6%，2009年同比則下降30.3%。資本項目順差額，2008年較2007年下降74.1%，2009年同比則增長662.1%。
3、經常項目收支失衡狀況有所改善。根據商務部網站公布的數據，2010年上半年，全國進出口總值為13548.8億美元，同比增長43.1%，其中：出口7050.9億美元，增長35.2%；進口6497.9億美元，增長52.7%。按照國際收支口徑統計的貨物貿易順差則為897億美元，同比下降8%，經常項目失衡的狀況有所改善。
4、資本凈流入在逐步增加。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上半年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累計514.3億美元，同比增長19.6％。6月份我國實際使用外資125.1億美元，同比增長39.6％。自2009年8月起，我國吸收外資已經連續11個月保持增長，開始步入全面恢復階段。國際收支平衡表中外國來華直接投資數據顯示了同樣的結果。從國際收支平衡表看，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分析，資本凈流入的增加主要來源于以下四個方面：一是直接投資順差明顯增加。2010年第一季度，直接投資順差155億美元，同比上升70%，其中外國在華直接投資237億美元，我國在外直接投資為逆差82億美元。二是商業銀行境內外外匯資產擺布發生變動。2010年第一季度商業銀行從境外凈調回外匯153億美元，主要用于發放國內外匯貸款，而上年同期是凈調出外匯10億美元。三是2010年第一季度登記外債凈增長130多億美元，上年同期則是凈減少79億美元。四是貿易信貸從上年同期的凈流出轉為凈流入。另外，2010年第一季度，凈誤差與遺漏項占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比重低于國際通認的5％的警戒線。
從以上對于2010年上半年跨境資本流動整體特征的分析來看，同危機發生前和危機發生時相比，中國跨境資本流動的總規模有所下降，經常項目失衡的狀況隨著進出口結構的變化有所改善，資本項下資金的凈流入有持續增加，整體的“雙順差”格局未發生根本性變化。
二、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跨境資本流動的經濟影響
金融危機對全球金融市場的影響正逐漸消褪，對實體經濟帶來的損害還遠未恢復。雖然“雙順差”格局未發生根本變化，但跨境資本流動的規模和結構已經發生了變化，全球和中國的實體經濟已經變化。在后危機時代，跨境資本的凈流入一方面有利于我國經濟的恢復和就業增加；另一方面，后危機時代，在人民幣升值預期重新強化的背景下，以套利為目的的短期資本的快速流入和流出，特別是掩藏在真實交易項下的短期資本的流動，對于中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具有負面影響。歸納起來，資本流動失衡的影響有以下四個方面。
1、流入資本的產業分布結構與后危機時代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結構調整的目標不相協調。2010年1-3月，我國制造業實際使用外資111億美元，同比下降10.3%；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106億美元，同比增長25.4%。從比重來看，制造業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占同期全國總量的比重由2009年的56.9%下降至47.3%，而服務業由38.7%提高至45.2%。從上述數據看，我國在后危機時代迫切需要進行技術創新和升級改造的制造業實際獲得的外資金額比重較2009年有明顯下降，而項目盈利快、資金流向可以在短時間內發生逆轉的服務業投資卻有明顯的上升。由此，會導致中國產業升級進程遭受負面影響，長期看有可能削弱中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給經常項下外匯收支造成壓力。
2、加大了中國應對金融危機過程中通貨膨脹上行的壓力，削弱了產業政策的宏觀調控效果。在中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過程中，通貨膨脹上行壓力始終是一大困擾，在外部實體經濟尚未明確復蘇，在中國經濟缺乏新的技術進步產業集群時，流入資本，流入的外資結匯后以外匯占款形式投放基礎貨幣，加劇了國內流動性過剩局面。短期投機資本則往往投向非貿易部門，導致資產泡沫的擴張，體現為非貿易品價格的上升（如股票、房地產等）和外匯儲備的增加，造成部分行業政府宏觀調控效果不盡如人意，扭曲了資源配置。
3、降低了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靈活性。在后危機時代，貨幣政策的適度靈活性對保持經濟的穩定具有特別重要意義。在資本大量流入的情況下，為保持匯率的相對穩定，中央銀行必須進行對沖操作，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靈活性受很大影響。第一，境外資本持續流入和外匯占款的增加將削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影響貨幣政策調控效果。第二，短期資本大量流入將對基礎貨幣的投放產生不利影響。短期資本結匯所需人民幣資金主要來源于中央銀行投放的基礎貨幣，當短期資本大量結匯時，必然會增加基礎貨幣的投放，從而導致外匯占款增加。削弱貨幣政策有效性，使得金融調控能力減弱。第三，根據國際經濟學沖銷政策下的國際收支調節理論，貨幣量變化是儲備變化、央行持有國債及發行票據量變化之和。在資本持續凈流入的狀態下，外匯儲備和基礎貨幣投放的增加，將使貨幣政策保持幣值穩定的目標受到直接影響。實行對沖操作，又因央行票據發行的成本約束而難以長久。提高利率，則可能引發短期套利資本的更多流入。而外部失衡終將使內部經濟均衡受到沖擊，使得貨幣當局面臨更復雜的局面，增加各種政策的實施成本。
4、外部短期資本的流入將會在銀行體系中累積金融風險。短期資本從具體形態來看，包括現金、活期存款、短期債務、各類證券市場工具以及衍生金融產品等。短期資本，特別是披著經常項目和長期資本“面紗”流入的短期資本，直接或間接地進入和退出銀行體系，將使銀行資金規模在短時間內急劇膨脹或收縮，從而極大地影響貨幣供應量的穩定，破壞資金平衡，加劇中國國際收支的結構性失衡，危害金融穩定。
總體來看，外部資本的持續流入與中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短期政策目標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與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目標不完全一致，有可能對中國金融安全和經濟發展構成負面影響，對此必須要采取適當措施加以應對。
三、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跨境資本流動的對策分析
要想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跨境資本流動的規模與結構問題，必須從內部失衡的調整入手，解決好國內需求相對不足、經濟結構不盡合理等問題，進而協調好內部失衡與外部失衡的關系，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跨境資本流動的不合理問題。從后金融危機時代這樣一個獨特的背景看，特別是從金融的角度，需要作出的調整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1、短期內堅持資本流動的雙向調控，防止資本流動大幅失衡
從短期看，應加強對資本流入的引導，嚴格核定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短期外債指標，控制外資銀行和外商投資企業外債規模，尤其是控制短期借款的規模與比例十分重要。取消對外商投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變主體優惠為行業優惠。同時，建立暢通有序的資金流出渠道，鼓勵和支持具有比較優勢、有資金實力及較強經營管理能力的各類所有制企業對外投資，逐步取消對外直接投資的限制，同時運用產業政策引導對外投資。當前的重點是進一步提高企業外匯收入支配自，便利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下的用匯。還可采取積極的利益捆綁戰略，以應對突變因素而導致的國家信用風險。
2、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機制，有效化解人民幣升值壓力
目前來看，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不斷強化，使得資本流入傾向更加明顯，繼而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更大。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關鍵不在于匯率水平的簡單調整，機制的完善才是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基礎或核心。完善匯率機制的內容應當包括完善匯率的決定基礎、矯正匯率形成的機制扭曲、健全和完善外匯市場，增加匯率的靈活性及改進匯率調節機制等。完善匯率機制的實質是提高匯率形成的市場化程度。因此，必須繼續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同時應健全跨境資本流動監測預警和危機管理機制，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3、堅持長期內有步驟、有選擇地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
允許更多符合條件的境外金融機構和商業機構在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并放松其兌換外匯匯出限制。繼續完善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制度，除對投資事關國家經濟安全的特殊行業的股票及持股比例等進行必要限制外，逐步放松對投資額度、投資期限、資金匯出入、投資比例等限制。適當放寬企業和個人購匯進行外匯理財的限制，進一步規范非居民投資房地產的外匯管理等。
參考文獻：
[1]鐘偉.必須密切關注全球資本流動的新趨勢.經濟研究參考，2009(54):16-17.
[2]王元龍、張琦.試析人民幣匯率改革三原則.中國外匯管理，2005(8):10-12.
關鍵字：短期資本流動；動因分析；研究動態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和金融一體化的步伐不斷加快，國際資本流動格局逐漸呈現出自由化發展趨勢。尤其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后，中國作為唯一一個沒有受到嚴重影響的東亞國家，和其他爆發危機的國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資本管制，這就使得人們開始質疑資本賬戶自由化的傳統主張，從而也使得國際資本流動問題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
一．國際短期資本的界定
長期以來，學術界都是以期限的長短來劃分長期資本和短期資本的，即借貸或投資在一年以上的為長期資本，在一年以內的則為短期資本。如果按這一標準來劃分的話，顯然證券或者股票投資應該劃分為長期資本流動，但是又因為股票和證券可以在二級市場上進行交易，投機性資本流入后能夠很快的流出，也就是說，期限長的投資工具往往也有很高的流動性。所以，隨著金融市場和金融工具的不斷完善和發展，長期資本和短期資本之間的界限已經越來越模糊，傳統的對于兩者的界定在經濟學上已經不再合適。
鑒于此，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1937)對于國際短期資本流動給出了比較權威的定義，即投資者意圖旨在短時間內改變或扭轉其在國際間流動的方向,他還將國際短期資本流動劃分為平衡型、投機型、引致型(收入型)和自主型。
宋文兵(2000)認為，在現實的國際金融市場上，投資者對資本流動方向的改變和扭轉往往源于各自的動機。基于此，其將國際短期資本流動分為細分為三類: 一是“國際投機”, 二是“國際套利”, 三是“防御性資本流動”。李(2004)認為應該根據資本流動性的強弱來劃分長短期資本，按照這個標準長期貸款和直接投資屬于長期資本, 銀行間的拆借、短期的存款、短期的貸款、外匯的投資、債務工具的投資、權益工具的投資、衍生金融工具的投資等, 都屬于短期資本。
曲鳳杰(2006)將國際短期資本流動定義為借貸期限在一年以內的資本流動和隨時可能改變方向的資本流動。這一定義對國際短期資本流動有一個很明確的界定，比較科學和規范，而且數據易于取得。
二．國際短期資本流動的動因分析
短期國際資本流動追逐的是短期利潤,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金融創新的發展, 在國際間流動的短期資本很大程度上已經異化為專業性投機資本, 也就是我們說的“國際熱錢”，其具有高度流動性、隱蔽性和攻擊性, 往往會對一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發展構成威脅。以新興工業化國家為例,大規模短期國際資本流入可能形成金融泡沫, 大規模短期國際資本流出又可能導致金融危機。
Markowitz(1952)和Tobin(1952)系統地研究了投資者在預期收益與風險之間進行權衡、并理性地進行存量資產組合配置的行為，認為之所以形成資本跨境流動，在于投資者以降低投資風險增加投資收益為行動的出發點。
張誼浩(2007)構建了基于利率、匯率和價格的三重套利模型, 并通過實證分析發現: 中國的短期國際資本流入總量與國內外利率比具有顯著的正向關系,證券投資貸方余額與價格比之間也顯著正相關,短期投資貸方余額加凈誤差與遺漏項目貸方余額之和與匯率比之間顯著負相關, 而與價格比之間則顯著正相關。這也就驗證了“套利”，“套匯”和“套價”這三重套利動機在我國是成立的。
三．國際短期資本流動問題的研究動態
國內外關于短期資本流動的研究主要是從兩個方面著手。
一方面是從影響短期資本的流動的主要因素以及流動規模著手研究，Ro―drik和Velasco(1999)認為國內企業自越大的國家，短期資本流動比例越高，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國家，短期資本流動的比例也越高。王世華(2007)重點對中國短期資本流動的規模、影響資本流入和流出的因素分析認為在長期內利差和人民幣預期升值率都是影響中國短期資本流動的主要因素，但是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影響更加重要。蘇多永認為短期資本流入的根本動機是獲取人民幣升值收益，而缺乏彈性的人民幣匯率使其“套匯”目的很難在短期內實現，這就促使其流向房地產，股市和銀行系統，從而衍生出“套利”“套價”“套稅”動機。
另一方面是從短期資本流動對流入國經濟體系的影響進行研究，aminsky& Reinhart認為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等非宏觀經濟層面因素是引起金融危機爆發的更一般性原因；Ahluwalia(2000)也認為，從過去2O多年的經驗看，資本流入的突然消失或者反轉常常帶來嚴重的金融危機甚至經濟危機。
何慧剛(2006)則認為短期資本流動嚴重影響著國際金融資源配置，改變各國經濟運行的效率，使金融交易的供求關系和價格信號的可變性與不確定性明顯增強。劉淑娥(2009)分析了國際資本流動性與通貨膨脹率的關系，認為國際資本流動性與通貨膨脹顯著負相關。
參考文獻：
【1】曲鳳杰.中國短期資本流動狀況及統計實證分析.經濟研究參考.2006年第40期.
【2】宋文兵1 國際短期資本的流動機制[M]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0年11月.
【3】李.短期資本流動的成因、效應與風險[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年第11期.
【4】Branson W.H,1968,Financial capital flows in The United States Balance of Payment Amsterdam:North-Holland
【5】張誼浩. 中國的短期國際資本流入及其動機. 國際金融研究.2007年第9期.
【6】陳學彬. 中國國際資本流入的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國際金融研究.2007年第12期.
【7】劉立達.中國資本流入的因素分析. 金融研究. 2007年第03A期.
【8】王世華. 中國的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現狀、流動途徑和影響因素.世界經濟.2007年第7期.
【9】何慧剛. 國際短期資本流動的經濟效應分析.金融與投資.2006年9月.
關鍵詞：國際資本流動；金融穩定；不確定性；影響
2008美國次貸危機演變成為國際性金融危機，各國的金融體系受到嚴重的考驗。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經濟金融發展面臨更加復雜嚴峻的形勢，跨境資金異動可能會帶來潛在的風險，資本流向較大的不確定性給我國的金融穩定性構成了威脅。
一、國際資本流動影響金融穩定性的傳導機制
（一）國際借貸對金融穩定性的影響
當外國資本以國際信貸的形式流入某個國家，即以某國銀行向別國借款的形式流入某個國家時，該國銀行的外幣負債增加，同時，表現為該國銀行的外幣資產也相應增加。如果該國中央銀行從該國銀行購買外幣，那么，該國銀行本幣的存款準備金將增加并出現超額存款準備金，該國銀行將會增加本幣貸款。即：央行購買外幣存款準備金本幣貸款，經濟擴張。這樣，如果發生了大規模的國際資本凈流入，利率將出現一個下降的過程。當國內資金較為充裕時，銀行為了擴大貸款往往會把資金貸給利潤率較低的企業或信用級別較差的借款者。銀行信貸分配不當，一旦國際資本流動發生逆轉，這些國家的銀行往往因流動性不足而陷入困境，從而不得不求助于中央銀行提供資金，危及金融體系的穩定。
（二）國際證券投資對金融穩定性的影響
當國際資本流動表現為證券投資時，會加大流入國證券市場的價格波動，吹大經濟泡沫，沖擊金融市場的穩定。如果該國證券市場發育程度較低，金融監管相對薄弱，泡沫得不到化解，國內資本也會由生產部門向泡沫部門轉移，加大泡沫膨脹。然而一旦環境變化，投資者預期資產價格縮水，便會迅速撤回資本，導致泡沫破滅，給國內金融市場帶來災難性沖擊。
（三）國際直接投資對金融穩定性影響
當國際資本流動表現為直接投資時，也會直接或間接地對一國的金融穩定性產生不利影響。首先，FDI會引發國際資本的短期投資行為，引發東道國金融市場的泡沫。一方面，對FDI的合理利用會改善流入國國際收支，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流入，包括大量短期投機資本，短期資本的大規模流入會降低銀行的負債約束，產生道德風險，促使資金投向股市和房地產市場，造成泡沫；另一方面，長期資本繞過東道國監管程序從事短期投資，對東道國金融穩定性構成威脅。其次，FDI大幅度流向某些產業會導致生產過剩，表現出企業開工不足與效益低下，進而導致出口增長率下降，減少外匯儲備，一旦爆發危機，外匯無力支撐，必將造成經濟體崩潰。
二、深化改革，保持我國金融穩定性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經濟體制處于轉軌的國家、一個正不斷走向開放的新興市場國家，在國內金融脆弱性日益嚴峻之際，面對金融自由化的世界大潮，面對無序流動的國際資本，保持金融穩定性顯得十分重要。
（一）建立一個穩定安全的金融體系
1．建立金融機構的自我約束機制
強化金融機構資本充足率，增加金融資產信息的透明化，對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的國外借款的資格以及對境外投資者的資格進行嚴格審核，防止不合格投資者的行為造成的市場波動。
2．強化銀行系統的審慎性監管
絕大多數跨境資本流動是通過銀行這一中介機構辦理的。加強對銀行，尤其是在華外資銀行的監管，注重債務結構、幣種的搭配，時時監測匯率變化，密切注意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有效防范風險。
3．加強信息披露，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和規范性
所有金融機構的各項指標都應當及時進行披露，并注重信息的透明度，引進國際標準規則，使披露的信息更加規范，使人們更方便快捷的了解信息，以便及時減少金融風險的發生。
（二）制定處理金融危機的應急方案
國際投機者的惡意沖擊往往是發展中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為擊退示投機者的惡意沖擊，各國金融監管機構可采取一些特殊的非市場化手段。如規定不準放離岸貸款，恢復資本管制等措施。
（三）加強國際間金融監管的合作與交流
利用現代化的通訊和交易手段，國際資本迅速地從一國流向另一國，極大地增加了國際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加速了全球經濟與金融的一體化發展。同時也可能將一國的金融危機傳播到其它國家，發生在美國的次級債危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就要求各國的金融機構監管在國際間進行密切合作的同時，避免金融市場上的不穩定因素從一國迅速傳導到另一國，避免引發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參考文獻：
[1]陳秀花.國際資本流入對中國金融穩定性的影響和對策分析[J].金融理論與實踐,2007.
[2]史錦華.金融開放對金融監管有效性影響研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7.
[3]涂思宇.國際資本流動與我國銀行體系穩定[D].天津:南開大學,2007.
[4]董芳.從金融穩定性思考我國資本流動的相關政策[J].科技創業月刊,2008,(5).
一、國際直接投資驟減，金融資產流動成主流
從2009年開始，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加拿大、日本和歐洲的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金額合計由2007年的11320億美元下降到2008年的6497億美元，下降了42.6%，而證券組合及其他投資的合計數則由2007年時的60689億美元下降到541億美元，下降了99.1%，說明在全球金融資產價格下降的影響下，外國投資者對于市場失去信心，不愿對外投資；同時，可以看到，自從2005年以來的金融資產的資本入遠遠高于直接投資的數量，金融性資本流動已是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角，成為國際資本流動中最大的不穩定的因素。
同樣的情況也表現在資本流入上，外國直接投資金額合計數從2007年的14606億美元下降到了2008年的11990億美元，證券組合投資和其他投資的合計數從50502億美元下降到-13438億美元，下降了近127%。
二、資本倒流，發達國家依舊是主體
1996年,發達國家吸收國際直接投資占世界比重65%,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占比85%。2002年,全球資本市場85%以上的資本流動和全球直接投資約80%的資金集中在發達國家。而此次危機中，美國、加拿大、日本、歐洲等發達國家的資本流動總額的凈值仍在上升，從2004年4018億美元到2006年8294億美元，08年，這一凈值又上升到8084億美元。
這是因為許多發展中國家現將公司上市轉移到了國際金融中心以尋求更多國際資本,出現了資本從發展中國家凈流向發達國家的“倒流”。不僅如此,發達國家為防止高新技術外流,獲得高額利潤而實行企業全球戰略調整,隨著生產設備自動化程度提高,亞洲國家勞動力優勢減弱,海外投資項目回流。可以預見,隨著歐美加息和資本市場回報提高,大量國際資本流向發達國家的勢頭將會越來越強。這就是為什么在危機下，發達國家的資本流動總量的凈值不降反升。
三、機構投資者短期受到巨大影響
緣于美元的走弱，2009年第二季度，美元計價資產迅速增長；加上各國經濟逐漸好轉，PMI等經濟先行指標顯示“最壞的時刻已經過去。”在下表中，全球共同基金資產凈銷售量在2008年第一季度達到最高值382萬億美元，而僅僅在三個月后就銳減到2萬億美元，減少了99.49%。而在08年第二季度，共同基金的凈銷售量下降213萬億美元，有211萬億美元被贖回。全球共同基金的資產也從08年第一季度開始下降，一路下降到18.92萬億美元，與上年同期相比下降27.64%，直到2009年第二季度才有所回升。
四、商品市場現投機機會
金融危機的出現使得資本紛紛從金融市場轉向了商品市場以規避風險，將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的價格炒高。
由圖中可以看到，從2007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以來，資金紛紛從衍生品市場，證券市場進入商品市場進行替資，規避風險。美國原油價格一路上漲，價格最高時超過每加侖3美元，在2008年10底，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因為美元貶值，大宗商品價格理論上應當上升，但是，因為金融市場在2008年10月見底之后，資金重又開始從商品市場進入證券市場，導致了原油價格有一個明顯的劇烈下跌。
五、短期跨國并購下降，跨國公司海外投資放慢
2007年，全球并購發生轉折，全球跨國并購達到最高1.64萬億美元，占全球FDI總量90％。全球辛迪加銀團貸款發行額在2008年下降明顯，減少近40%，主要原因就是危機對于市場信心的打擊和信貸市場的萎縮。這在發展中國家中尤其為明顯，在2008年第四季度的辛迪加貸款發行額下降了67.16%。
UNCTAD調查顯示，打算增加投資額超過30％的跨國公司比例從2007年的32％下降為21％，打算減少投資的企業比例則由10％上升為16％。50％的公司認為，全球經濟下滑對其正在進行的投資計劃構成重大威脅。39％的公司認為，金融危機對其未來3年的投資計劃產生嚴重負面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