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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學;科學;性質
中圖分類號:F0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23000402
1經濟學科學性質之“惑”
對經濟學的科學性質的爭論從經濟學的出現至今就沒有停止過。羅森伯格指出,經濟學是一門“處于純公理系統與應用幾何學的交叉點上、類似于數學的一個分支”的科學;米塞斯(L.V.Mises)認為:“經濟學不是來自經驗,它先于經驗,是行動和事實的邏輯”,“經濟學的定理不是來自于事實的觀察,而是從行動的基本范疇中演繹出來的”。按照米塞斯的這段話,其認為經濟學因為無法進行精確可控的實驗,所以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瑞典經濟學家謬爾達爾在獲獎后批判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設立,因其認為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
2波普爾的科學劃界標準
在批判邏輯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基礎上,波普爾在其自傳中簡單明確地提出了自己對科學的劃分標準:可證偽性。從邏輯上來說,每次的實證描述都只是單稱描述,而一個全稱陳述的理論是不可能被一個個的單稱陳述所證實的。經濟學的三大基本假定之一:資源是稀缺的,我們可以從對某種資源的觀察得出結論來證實“資源是稀缺的”這一假定。但是我們是不可能窮盡世界所有種類的資源是否稀缺來證明這個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證實的。但它卻有被證偽的可能性。我們或許可以找到這個假設的反例,從而推倒這個假設。但是人類發展至今,還未能找到什么資源不是稀缺的,因此這個假設暫時未被證偽。但是它有被證偽的可能性。這就是命題的可證偽性?？勺C偽性正說明了科學的科學性。波普爾從這個角度說明,科學的分界應該是可證偽性。此外,對科學性質無任何爭議的物理學,有存在無法實證的假定,例如物理學中的隨機性假定。
3經濟學的客觀性
3.1關于客觀性
科學的客觀性并“不是建立在脫離了科學家個人的價值判斷采取超然態度的基礎之上的”,這是波普爾的前提觀點。由于科學的客觀性在于科學方法的公共性質,所以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各種偏見的社會科學家們正是在充分徹底的討論中產生出客觀性。所以,相信自然科學家的態度比社會科學家的態度更客觀,這是完全錯誤的。人們之所以認為社會科學不具有自然科學的客觀性,是因為他們將以前自然科學的標準強加于社會科學的后果,是對客觀性本身的誤解。我們應該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考察客觀性問題,而不是去注意研究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與社會科學研究對象有何不同的問題。“與此相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客觀性不是建立在科學家們的不帶偏見的心境的基礎上,……建立在科學事業的公眾性和競爭性的事實……客觀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評,建立在批評的方法,批評傳統的基礎上。”從中可以看出,波普爾認為的客觀性與一般意義上的理解不同。他認為科學的客觀性是方法的客觀性,而不是內容的客觀性。
3.2關于經濟學預測不準確
經濟學家預測的不準確性是受人們詬病的一個方面。歷史決定論者主張:在經濟科學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觀性。其根據之一就是預測具有自我實現和自我毀滅的雙重效果,波普爾把這兩種效果總結為俄狄浦斯(Oedipus)效果。具體來說,這種效果也就是指預測既可以成為引起某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成為阻止該事件的原因。如果經濟學家有意圖的進行預測,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愛好和自身的利害關系來進行行動。這種價值判斷就會影響預測本身的內容,給預測內容的客觀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觀性造成各種各樣的損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曾經說過,在他認識的人里,很少有因為根據經濟預測采取行動而賺錢的人,倒是有不少靠賣經濟預測賺到了錢。
但是,波普爾認為俄狄浦斯效果屬于科學的處理操作內部的事情,即預測的準確與否不能成為一種理論是否成為科學的衡量標準。喬治•荷曼斯(GC.Homens)也認為:有效性和精確解釋等科學構成因素雖然說對一門科學而言極為重要,但它們只是社會科學的目標而不是科學研究的結果。喬治•荷曼斯(GC.Homens)舉了達爾文的進化理論為例:雖說它并未精確地敘述進化的過程,也未從其理論中引申出有效的預測,但沒有任何科學家會否認進化論在科學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對現代遺傳學的貢獻。
3.3關于經濟學受經濟學家意識形態影響
人們普遍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學中,研究者比較容易保持“價值中立”,而在經濟學中,研究者既是觀眾,又是演員,很難保持“價值中立”。經濟科學中沒有普遍的永久性的法則,而自然科學中卻有。羅賓遜夫人坦言:經濟學的著作中幾乎找不到不包含自己主觀性偏見的論述。
從波普爾對科學的客觀性的看法可知,經濟學常受到的關于階級屬性的質疑是無意義的。因為經濟學的客觀性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觀性。經濟學發展到今天,不管是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其研究方法在任何制度、任何意識形態的國家里都是可以借鑒的。在經濟學的方法上,是無階級意識之分的。因此,對經濟學的階級屬性的質疑是對經濟學不公正的對待。至于部分經濟學家的帶有階層性質的,“巧”借客觀的經濟學分析方法的為某個階層服務的經濟理論,那就是那些經濟學家個人問題,而不能成為論證經濟學不是科學的論據。
4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統一性
4.1研究對象
在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上,普遍的看法是,社會情況比自然情況更加復雜――這在經濟學科的研究中不勝枚舉,計量經濟學者更是常常為變量的選取與舍棄而大傷腦筋。也因此,認為經濟學沒有自然學科諸如物理學那樣的客觀性。波普爾認為這種偏見可能有兩個來源。一是我們往往把不應比較的事情加以比較,即具體的社會情況和人工隔離實驗的自然情況。二是一個古老的想法,認為社會情況的描述必須涉及有關的每一個人的精神狀態乃至生理狀態。他認為,這種看法是一種曲解,是不加思考隨波逐流的一種看法,“社會科學不但不如物理學那么復雜,而且具體的社會情況一般說也不如具體的自然情況那么復雜……”。波普爾的話可以這樣理解,經濟學中的經濟現象分析,不必考慮進社會全部的因素,我們能夠建立一些簡單的模型來分析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而這種簡化的模型與自然科學的模型并沒有本質的區別。事實上,在自然科學的模型中,我們同樣不可能完全的掌握所有的變量。而那些普遍的自然科學研究對象可以更簡化,乃至可通過實驗來模擬,由此認為自然科學更具客觀性的看法只不過是自然科學的發展更具深厚的傳統罷了。經濟學和自然科學進行模型分析和應用的困難只是程度問題而并不是性質問題。
4.2科學發現方法
除了提出理論的劃界方法這一對經濟學有利的論斷之外,波普爾在理論發現的看法上也有力支持了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的觀點。在波普爾看來,科學發現的方法是試錯法。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應該是堅持試錯法,他們都是人類理性的產物,理性是可批判的,因而在可錯性這一點上沒有本質的差別。經濟學中,從古典經濟學派,到凱恩斯學派,再到新古典綜合派,無不說明經濟學是在問題的不斷提出、解決過程中發展的。二戰后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正是為了解決當時經濟中出現的問題而產生的。經歷了約40年的統治時期,資本主義進入滯漲發展階段,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也漸漸地失去其威力,于是新的學派出現。經濟學在不同時期出現的不同發展流派恰好體現了經濟學理論的發現遵循著波普爾的科學發現公式,這一點和自然科學的發展不存在實質性的差異。
4.3經濟學發展現狀
波普爾指出:“所謂科學學科不過是以人工的方式劃分的問題與嘗試性解決方法的混合物,真正存在的是問題和科學傳統”。由此我們甚至不應該太過注意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劃分,這可能只是一種傳統的偏見。確實這一看法也是符合社會科學發展現實,隨著自然科學家的新論點和文化研究的興起,“從根本上破除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這兩個超級領域之間的組織分界”。許多科學家都承認不僅兩個領域的徹底區分是不可能的,就是對“對社會科學知識所作的鮮明制度性區別也具有相當大的人為性”。
5總結
波普爾的科學哲學觀點,應用在經濟學的科學性質上,從科學的劃界標準,研究對象,到科學發現方法等方面都可以得到論證,可以得出經濟學是科學這一結論。另外,經濟學發展至今,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由于其與自然科學的融合,更有“經濟學帝國主義”之說。資源經濟學、環境經濟學、人口經濟學等新興交叉經濟學的興起,更是說明了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不可分割性,他們在科學性質上并無實質上的區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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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必須承認，經濟學憑借著數學工具和數學模型，產生了大量優秀的成果，數學的確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我們可以看一看最近的優秀經濟學理論都是借助于數學得出的結論。在歷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也有大量的獲獎者都是具有深厚的數學背景的。在當前的經濟學文獻中，更是大量使用了計量模型、數學模型。經濟學因此也有了一個非常經典的分析研究路徑：首先第一步，列出一些基本的假設條件，然后在這些假設的基礎上，綜合運用各種數學工具和數學模型，進行分析和推導，最后得出結論，然后把這些結論用經濟學的學科語言表述出來，還原成為一個經濟學的成果。這條分析框架非常經典，大量的經濟學理論成果被通過這種方法得出。所以說數學對經濟學的推動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是有目共睹的。伴隨著越來越先進的數學工具和數學模型，產生了大量的經濟學成果，解釋著經濟生活、指導著經濟生活、影響著各種經濟政策。
雖然說經濟學在數學工具和數學模型的使用下突飛猛進，產生了大量的經濟學研究成果，但是伴隨著經濟學對數學工具和數學模型的使用，學術界也傳來了一些批評和質疑的聲音。學者們認為經濟學過度依賴數學，雖然數學模型非常嚴謹精密，但是由于在進行推導之前，要預先設定一些假設，而這些假設往往和現實世界不相符合，所以導致了最后的結論是沒有什么現實意義，經濟學的研究也與現實世界脫鉤，最后得出的那些經濟學結論也對現實世界沒有什么很好的解釋力。也就是說，經濟學對數學的使用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缺陷，那就是進行數學推導之前的那些假設是不完全與現實世界吻合的，因此最后的結論就有問題。我們再回顧一下經濟學中的各類假設，這種批評也不無道理。比如，經濟學中假設人是理性的，但是在現實世界中，當人們要處理問題或者是要做出決策時，人們不可能像一臺計算機一樣精密的計算出成本和收益，不可能非常精準的權衡利弊，因為在人性中也有感性的一面，而且這個世界本身就是復雜的，信息又是不對稱的，這就導致了人們做出決策時幾乎不可能擁有完全的信息，不可能對這個世界的方方面面都了解的面面俱到，所以人們在現實世界中很難做到完全理性，只能是有限理性。再比如說經濟學又假設人是自利的，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現實中我們又可以看到很多見義勇為、大公無私的場景和現象，這些都不符合自利人的假設，所以說這一條假設也是不完全正確的。正是由于諸如此類的假設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偏差，導致了在假設基礎上的結論往往偏離現實世界甚遠，甚至完全與現實世界脫鉤，所以經濟學對數學的使用還是有著很大的局限性的。如果開頭的假設不正確，那么不管之后的數學推導有多么嚴密，都會使得最后的結論不完全符合現實，不能很有效地為經濟學研究服務、為經濟決策服務。有學者就指出，經濟學中的那些數學模型，或者由于假設不夠貼切、或者由于模型不夠先進，使得最后模型的質量大打折扣。經濟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和其他學科相比，它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經濟學還需要不斷發展、不斷完善。
綜上可知，經濟學在數學模型和數學工具的幫助下取得了很多優秀的成果，但是由于假設的不完善和模型的局限性，使得數學對經濟學的幫助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經濟學應該繼續發展。
經濟學在日后應該如何發展，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探索：
首先，數學是經濟學研究的一個方法但并不是唯一的方法，應該在數學模型之外探索解決經濟問題的其他方法，因為經濟學畢竟是屬于社會科學的，所以經濟學和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比如歷史、政治、哲學也有一定的共通點和交集，都是研究社會、研究人的，其他學科對于人性也有其獨到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成果，經濟學可以拿過來參考借鑒一下。所以在經濟學的研究中應該借鑒這些合理的成果，在社會科學這個大的框架背景下經濟學要吸收其他社會學科的精華，為己所用，并且在與其他學科的合作中相互進步，共同發展。
關鍵詞：方法論個體主義 詮釋 合理性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ree different explanations of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which show that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has both the definit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changing aspects: the first as the analytic pattern in Economics， the second as the analytic pattern in Social Science and the third a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nalytic pattern and value justification. The some rationalities of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consist in not only its analytic course and expository function but also transcending the existed conformation， and needing the other methodology as its complementarity. It seems contrary for the existence of such two kinds of rationalities， but this is just the real situation of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and it also reveal that the rationality of methodology itself is a complementary structure which contains the intrinsic tension.
Key words: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explanation; rationality
方法論個體主義的著名批評者金凱（Harold Kincaid）說：“方法論個體主義在經濟學和其它社會科學中被廣泛接受，但這一學說本身卻很少被清楚地表述，事實上許多不同的思想都落在個體主義的名目之下”。[1]對方法論個體主義很有研究的霍利斯（M. Hollis）也說：“我不認為個體主義是一個簡單或明晰的題目。我以為，廣義地說，一個個體主義者是把分析的優先性賦予單個（或他們的狀態）的人。這種優先性可以是本體論的，認識論的或形而上的，也可以是倫理的，政治的或社會的。”[2]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對方法論個體主義的詮釋主要有以下三種類型：作為經濟學分析模式的方法論個體主義，作為社會科學分析模式的方法論個體主義，以及作為分析模式與價值辯護相結合的方法論個體主義。透過這三種詮釋，我們可以對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合理性問題乃至一般方法論的合理性給出一種特定的理解。
一、作為經濟學分析模式的方法論個體主義
方法論個體主義，國內由英文詞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翻譯而來。 關于這一術語的來源，馬克布勞格指出：“看起來早在1908年熊彼特就發明了‘方法論個人主義’的表達，他還是第一個把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和‘政治上的個人主義’區分開來的人，前者描述的是經濟分析的模式，這種分析總是從個人的行為開始，而后者表達的是政治的綱領，在這種綱領中對個人自由的保留成為檢驗政府活動的試金石?！盵3]布勞格的這一說明以馬克盧普的論述為根據，后者曾引證說：“熊彼特是進行這種區分的第一個人，或者至少創造了這樣一個必要的詞來表達這種區分，因為他說過，是他提出了‘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名字”。[4]
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中，通過‘政治上的個人主義’、‘社會學上的個人主義’和‘方法論個人主義’”的對比分析闡明了方法論個體主義是一種經濟學的分析模式：
所謂‘政治上的個人主義’，我們是指經濟政策問題上的自由放任態度。這種態度在德國被謔稱為‘斯密主義’或‘曼徹斯特主義’。無論哪個經濟學家，只要他根據有關單個家庭和企業行為的假設來建立其理論結構，就會被懷疑在頌揚他所描述的個人私利相互自由作用的結果。
所謂‘社會學上的個人主義’，是指十七和十八世紀廣泛流行的觀點，認為自我控制的個人構成社會科學的基本單位；認為所有社會現象都可分解成為個人的決定和行動，而對個人的決定和行動不必也不可能用超個人的因素作進一步的分析。這種觀點就其隱含有一種社會過程的理論而言，當然是站不住腳的。但并不能因此而認為，為了特殊的研究目的，也不允許從個人特定的行為著手研究，而非得研究影響這種行為的因素不可。我們可以分析家庭主婦在市場上的行為，而不研究影響這種行為的因素。由于不同社會學科的分工的不同，人們會自然而然地這樣去做，而不一定含有任何關于‘社會’和‘個人’的理論。由此我們便談到了‘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那么，這個概念是怎樣應用于那個時代的一般經濟學的實際過程的呢？
可以證明，在主要使他們感興趣的問題的范圍內，也就是在有關經濟機制的邏輯性的問題的范圍內，那個時期的理論家所采用的方法，可以作為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來加以辯護，而且他們的研究成果，就其本身而言，實質上并沒有受到這種方法所固有的限制的損害。[5]
熊彼特這段話表明了以下三層意思：
第一，方法論個體主義不同于政治上的個體主義；
第二，方法論個體主義不同于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即社會科學意義上的個體主義；
第三，方法論個體主義是經濟學家用于解決經濟問題的一種合理方法。
熊彼特對方法論個體主義和政治上的個體主義的區分，受到一些經濟學家的贊許。他們認為這兩者常常被混淆起來，而實際上“前者是從諸如自由對于人類進步和公共福利的貢獻比其它任何東西都多的前提出發，得出一系列實用的斷言；后者不做這類事情，不斷言什么，也沒有什么特別的前提。它僅僅意味著在一定的經濟過程的描述中，一個人最好從個體的行為開始”。(Das Wesen， P.90， 1908)馬克盧普認為，由于熊彼特對這一概念的區分，“經濟學理論可以運用堅固的個體主義的或‘原子主義的’的方法，而不需要使自己承擔自由放任這樣的政治綱領的負擔”。[6]
熊彼特把方法論個體主義與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區分開來，是他為保持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合理性而設置的第二道防線。他認為，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內含社會與個人的一般關系，但它又主張只從個體出發去研究社會問題，因而是站不住的。與它不同，方法論個體主義不涉及社會與個體的一般關系，它在特殊的研究目的之下限于特定的學科，屬于特定范圍內的抽象，因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熊彼特所說的這種分析模式是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形成時所用的方法。當時，邊際主義者用這種方法構造了比較完整的微觀經濟理論。熊彼特對此作了高度評價，認為是一場革命。關于這場革命的方法論特征，門格爾作了如下的概括：經濟分析最重要的前提是追求個體利益的動機，必須從這樣的一般前提出發進行演繹推理，從而說明價格是如何形成的。熊彼特同意這樣的概括，認為“1900年前后雖然尚未出現統一的經濟科學，但已存在一種理論上的分析工具，其基本特征在各處是相同的”。基于這一點，可以認為“杰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所傳授的，實質上是相同的學說”。[7]
熊彼特通過分析新古典經濟學的內容進一步說明該方法的特點，其基本要點是：
1、對個體的描述是分析的出發點：“經濟學家所研究的是過正常商業生活的人”，他的行動會使滿足或利潤最大化；[8]人們“不同的需求給貨物（Goods）這個概念下了定義，并可以按一確定的（主觀）重要性的次序予以排列”；[9] “隨著我們所獲得的每種貨物的數量不斷增加，我們對每增加一‘單位’的欲望的強度則不斷下降，直到達到零點”。
2、從上述描述推出下述定理：“為了從任何一能滿足不同欲望的貨物（包括勞動或金錢）中獲得最大的滿足，一個人（或家庭）必須這樣分配該貨物，即使其在每一用途上的邊際效用相等”。進而推出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交換價值只不過是一通用變換系數的特殊形式，經濟現象的全部邏輯即從這個系數導出”。成本、生產、分配理論是“將邊際效用原理的應用范圍延伸到生產與‘分配’的整個領域?！币话憔饫碚撌峭郀柪ㄟ^邊際效用達到的新水平，邊際效用原理只是它的特殊形式。[10]
如果上述表述還有難解之處，那么當代微觀經濟學的分析就更加簡潔：以偏好公理和效用概念表達個體的偏好性質和程度，使它具有邏輯一般的地位；然后在確定的約束條件下推出他的最佳需求，并把這些個體需求的總和視為市場的需求；最后，需求和供給的相互作用，達到了供給量與需求量的均衡點，形成市場價格。
上述分析的共同特征是：從個體的單子性質出發，邏輯地推出微觀經濟學的整個理論。
熊彼特和主流經濟學家們認為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合理性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它已被證明是最有用的經濟分析模式；其次，它運用了自然科學的抽象分析和演繹方法。盡管它“不否認對個體的行為存在著強烈的社會影響，不否認社會組織成員之間的緊密聯系，也不否認社會實體對于社會學分析可能有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可以使用抽象分析獲得了合理的立足點，所以可以不考慮上述因素。也因為此，它認定方法論集體主義“沒有可以感知的優點”，“在經濟分析中是多余的”。[11]
熊彼特的抽象分析還有其特殊性。按照他的方法，抽象的結果不僅是立足于個體的分析線路，而且也是特定的經濟學視野。這是熊彼特視方法論個體主義為經濟學分析模式的原因所在。他認為立足于一定的學科領域的研究，比較接近于自然科學的那種分科研究，也比較能夠方便地運用自然科學中的還原論邏輯，其結果也比較容易得到辯護。這也是他回避將分析模式推廣到社會科學的一般領域，也回避作價值辯護的一個原因。
雖然熊彼特認為這種方法論個體主義有他所說的這些長處，但體現為長處的地方往往也是短處之所在。作為一種方法論，把它限制于經濟學領域無疑顯得狹窄，而且人為地給予限定，理由并不充分。同時，排斥價值性的內容，把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科學表述限于知識邏輯的范圍，這一“觀點受到了邏輯實證主義先驅者馬赫、彭加勒和杜恒的影響”。[12]為了獲取純粹的科學性而回避價值性的內容，對于社會科學來說是不是一種科學的態度？社會科學與價值有沒有確定的聯系？如果有聯系，那又如何對它進行刻畫？這些問題擺在方法論個體主義面前，也為方法論個體主義以后的變化埋下了伏筆。
二、作為社會科學分析模式的方法論個體主義
實際上，方法論個體主義很快就跨越了它與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的分界線，成為社會科學領域的一種分析模式。斯考特高登指出這種情況：“‘方法論個人主義’一詞最早由約瑟夫熊彼特提出，他用此詞意指正統經濟學中占統治地位的方法論規則。自從那以來它已經更為一般地被視為這樣的學說：社會現象必須根據個體行為而解釋?！盵13]
方法論個體主義的這種擴展來自兩方面的努力。
一方面是經濟學本身的膨脹。沙文（Shaun Hargreaves Heap）等人認為，經濟學家有一種學科性的“帝國主義式的野心”，他們總是希望自己的分析模式擴展到其它研究領域。同時，由于經濟學分析模式立足于對人的特性的一般概括，因而本身就存在著擴展的基礎。新古典經濟學到20世紀30年代由萊昂內爾羅賓斯作總結時，其基本任務已經變成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這一規定并沒有把經濟學研究限制于通常所理解的經濟現象。恰恰相反，按照這一定義，經濟學應當被運用于所有的人類行為。芝加哥經濟學家蓋里貝克對此描述說（1976， p.8）：
“的確，我已經達到了這樣的位置，在這里經濟學方法是應用于所有人類行為的廣泛性方法，這些行為涉及貨幣價格或影子價格，重復性的或不經常的決定，感情的或機械的終端，富人或窮人，男人或女人，成人或孩子，聰明人或笨拙的人，病人或臨床醫生，企業家或政治家，教師或學生。
“所以，‘經濟學方法’不僅是一種精確的、通常也是稀缺資源配置的技術性研究，而且也是潛在的一種更為廣泛的人類生活的范疇。如果后者顯示了狂熱的野心勃勃，那么它反映出時間、能量和感情是具有選擇性用途的稀缺資源。我們按照重要性程度的不同對它們進行投資以獲得最好的回報。如果我們所有的選擇都具有一種廣泛的投資效益結構，那么所有人類行為都可能讓它的秘密服從于‘經濟的’分析?！盵14]
另一方面的努力來自經濟學之外，是熊彼特所描述的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的影響。這種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傳統，按斯考特的看法能夠追溯到托馬斯霍布斯?；舨妓沟幕居^點是，社會現象能夠化解為個人的行為，它必須根據支配個人行為的動機來分析。[15]到了穆勒這里，他將其表述為“社會科學中的化學的，或者實驗的方法”：“社會現象的法則只不過是，也能夠不過是社會狀態中聯結到一起的人類的行為和熱情的法則。然而，在社會狀態中的人們仍然是人；他們的行為和熱情是服從于個人天性法則的?！鐣械娜祟愃哂械男再|只不過是他們原來所具有的那些性質，它們能夠被分解為個人的天性法則”。[16]
盡管熊彼特對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提出了批評，但它作為一種傳統仍然影響不衰。在社會學領域，韋伯說：“就社會學所要達到的目的而言，它不會承認存在一種其‘行為’如同集合個性那樣的東西。當我們在社會學的語境中，指稱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團體’、一個‘家庭’、一支‘軍隊’或其它類似的集合體時，我們所指的僅僅是單個人實際或可能的社會行為的某種擴展”?！凹象w必須唯一地被視為單個人特定行為的組合和組合方式?！盵17]韋伯以此觀點說明社會現象，強調社會科學家應當首先厘定歷史的成分，在這些成分之間劃出因果線條，使具體的結果歸之于具體的原因。后來他又堅持“社會科學家的第一位的任務是建立一個一般可應用的理論系統，為此提出理想類型的使用類似于演繹經濟學中的模型”。[18]這兩個提法的邏輯模型雖然有所不同，但都是落腳于個體的解釋。
沙文等人對理性選擇概念的描述反映了相同的事實。他們指出，理性選擇概念最早應用于霍布斯的《利維坦》中。在這本書里，霍布斯把國家機構看作理性個體為了保護他們的生命免于“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危險而協議建立的。這種立足于個體選擇的“社會契約”傳統一直延續到現代的約翰羅爾斯。沙文特別強調，這一傳統不是源于而是平行于經濟學在發展。耶利米邊沁對理性選擇理論的貢獻超過了亞當斯密。[19]
上述兩股力量推動方法論個體主義從經濟學的分析模式轉變為社會科學的分析模式。這種推動本身當然存在某種差別。來自經濟學方向的，是經濟學分析模式向經濟學以外領域的擴張，其演繹性的模式并無變化；源于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傳統的擴張，既有應用領域的擴張，同時也有分析模式的擴展，它可能是演繹性的分析，也可能僅僅是因果性的分析。但是，它們的共同結果是，方法論個體主義很難再獨守熊彼特所限定的經濟學閨房。從1930年到1955年間，先是理性個體選擇的形式公理理論，接著是博弈論，然后是公共選擇理論，方法論個體主義作為分析理論實際走出了經濟學的疆域。與此相一致，人們也更多地在社會科學的范圍定義方法論個體主義。比如，波普說：“社會科學的任務乃是在以描述的或唯名論的詞句來審慎地建構和分析社會學的模型；那就是說，是以個人的以及個人的態度、期望和關系等等的詞句來進行的——這個公設可以稱之為‘方法論的個體主義’?！盵20]哈耶克也有類似的定義：“我們在理解社會現象時沒有任何其它方法，只有通過對那些作用于其他人并且由其預期行為所引導的個人活動的理解來理解社會現象?！盵21]
方法論個體主義的這種擴展表明，方法論個體主義是能夠在社會科學領域被使用的。同時，這種擴展也產生了新的特征。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分析模式從純粹演繹性的分析擴展到演繹和因果分析并舉，方法論個體主義的武器庫有所擴充，而擴充的同時，邏輯性質也有一定的變化。不過，它也面臨著實際的問題：這種擴展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何種條件下是合理的？
方法論個體主義的推廣，與下面的一元論預設相聯系：社會科學領域存在著普適的、唯一的科學方法論。根據這一預設，方法論個體主義就是普適的、唯一的科學方法論，它應該也能夠面對和說明社會領域的所有現象。這一結論引發了兩個問題：第一，由于它涉及了社會和個體的一般關系，因而受到方法論整體主義的挑戰。方法論整體主義從相反的方向研究問題，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普適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第二，社會生活始終包含著價值，如果方法論個體主義能夠面對社會領域的所有現象，那它必須把價值納入自己的視野而不是排除在外。這就必須確定作為分析模式的方法論個體主義與價值是怎樣的聯系，以及在這樣的聯系中方法論個體主義將會有什么樣的新特征。
三、作為分析模式與價值辯護相結合的方法論個體主義
波普和哈耶克作為方法論個體主義者，其顯著特點是確認方法論個體主義與價值辯護的聯系，把對自由的辯護納入論題的范圍。布勞格對此所作的批評反映了這種情形，他說：“波普在這方面的區分并不象熊彼特那么清楚，因而他為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的辯護，或者干脆說他對方法論的整體主義的批評，有時候就不合邏輯地和為政治的個人主義的辯護纏在一起”。[22]
實際上，波普和哈耶克的邏輯與布勞格的邏輯不屬于同一類邏輯。他們的方法論個體主義既是社會科學的分析模式，又具有價值辯護的性質和功能，是分析模式與價值辯護相結合的一種方法論。他們有兩個主要的論證：一個立足于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特殊性，立足于方法論個體主義與方法論整體主義的對立；另一個立足于方法論個體主義的一般特性，立足于科學與價值的一般關系。
第一個論證通過以下邏輯展開：方法論整體主義是專制主義的認識基礎和理論來源，對方法論整體主義的批評和對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維護，也就是對自由的維護；同時，方法論整體主義是一種類比性的生物學理論或有機體理論，在這種理論中個體自由為有機性所消解，因此反對這種有機的方法論整體主義，維護方法論個體主義，也就是維護個體自由的存在。
波普認為，方法論整體主義堅持認識事物和歷史能夠也必須從整體出發，這個整體是“一個事物的全部性質或方面的總和，尤其它那各個部分之間的全部關系的總和”。[23]正因為此，方法論整體主義獲得了認識總體的絕對真理權，因而能夠“從總體上重新設計社會”和“重建社會”。[24]由此，社會和人沒有一個選擇和道德決定的問題，自由在此沒有應有的地位。同時，這種觀點“強調社會集體和有機體之間的相似性”，認為“社會學像一切‘生物’科學，即一切研究有生命的物體的科學一樣”，[25]把社會集體解釋為生物的有機體，個體之間的關系解釋為有機性的關系，從而使個體失去了他們的獨立性、自主性和選擇性。方法論個體主義與之相反，它不奢望對整體的絕對認識和完全控制，知道不可能有認識和社會運作的全能。同時，它不認為個體之間是有機體的關系，而堅持個體是一種獨立體和價值源，一種具有活的精神的“原子”，從而保證了自由的本體性存在。
第二個論證認為，經濟學乃至一般社會科學學科的出現，不是純粹理性的產物。方法論個體主義作為它們的方法論，也是如此。哈耶克說：“經濟分析從來就不是對于社會現象的原因的單純智力好奇心的產物，而是一種強烈要求重建一個引起了人們深刻不滿的世界的結果。”[26]波普也引用康德的話說明純粹理性與價值選擇的關系：“屈服于好奇心的每一種念頭，讓我們的探索熱情除了自己能力的局限而外并不受任何事物的束縛，這一點就表現了一種與學術研究相稱的心靈的渴望。但是在所呈現出來的無數問題之中，要選擇出那些其解答對于人類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卻只有智慧才能有此優點了?！盵27]這里，智慧包含著價值判斷。
波普認為，科學的社會獲得和表達不是獨斷性的，而應當是自由精神的體現。自由的超越性也是科學的規定性，科學的存在與發展以此為條件。他反對“社會科學的任務必然是做出社會的即歷史的預測”[28]的觀點，認為這一觀點沒有給人的自由留下地盤，是“對科學方法的嚴重誤解”。[29]科學所依據的是有限理性而不是無限理性，只有前者才能使自由的空間有可能保持，也只有自由和有限理性的適當結合，科學的發展才有可能。哈耶克從本體基礎的角度進行說明：“我們所努力為之的乃是對理性的捍衛，以防理性被那些并不知道理性得以發揮作用且得以持續發展的條件的人濫用。這就要求我們真正地做到明智地運用理性，而且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維護那個不受控制的、理性不及的領域；這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領域，因為正是這個領域，才是理性據以有效發揮作用的唯一環境。”[30]
上面的論證都是力圖表明，方法論個體主義既是對個體自由屬性的科學分析和抽象，又是對個體自由的確認和辯護。這種方法論個體主義雖然不是典型意義上的價值學說，但它打破了分析模式與價值學說兩立的局面，確認它們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關聯，從而表明方法論個體主義作為社會科學方法論在特定的意義上不是價值無涉的。這一擴展改變了實證主義對方法論個體主義的限定，反映了社會科學研究在當代的某種傾向。同時，這些論證也是對方法論個體主義更加全面的辯護。它強調，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合理性不僅是認識上的（分析線路），也是價值上的（維護自由），而且還是認識與價值聯系之中的（科學與自由的內在關聯）。
然而，新的辯護并不意味著方法論個體主義確立了它的絕對合理性。實際上，波普的論證本身不具有完備性。他所批評的方法論整體主義只是一種絕對的、有機的整體主義。這種極端的方法論整體主義與自由的關系可能是對立的。但是，非極端的方法論整體主義卻不一定與自由處于對立的狀態。對這些方法論整體主義，不能排除它們也可以與自由具有一定的相容性或支持性關聯。換言之，在方法論領域方法論個體主義仍然面對方法論整體主義的挑戰，它并沒有得到充分的根據證明自己是社會科學領域唯一合理的方法論。所以，問題可能轉變為兩個方面：或者方法論個體主義還沒有找到合適的論證，或者這一論斷的前提就是可疑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不一定存在唯一合理的方法論。馬爾科姆盧瑟福近期的研究試圖表明，社會科學的方法論既不完全屬于方法論個體主義，也不完全屬于方法論整體主義，而是兩者某些內容的結合或兩者的互補。[31]方法論個體主義本身也存在著與此相呼應的調整，阿伽西的弱方法論個體主義已經承認和接納了方法論整體主義的某些合理因素。
實際上，從科學與價值的二元聯結中把握方法論個體主義，不管論證者是否意識到，這一看法已多少沖擊了社會科學是絕對一元參照系的觀點。社會科學方法的一元論本身是簡單性科學的結果，它的出現可能有助于認識社會科學的某些特征。但它把與價值的聯系、把科學方法的多樣性抽象掉了，因而使社會科學失去了一些基本的特征。方法論個體主義的上述擴展，客觀上是對簡單性的揚棄，包含著對自身的某種超越。方法論個體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可能都需要從認識和價值兩個方面重新審視自己的前提，確定自己的地位以及與對方的關系。
總的來看，方法論個體主義的上述三種詮釋，從經濟學的分析模式到社會科學的分析模式，再到分析模式與價值辯護的結合，它的基本特征仍然是落腳于個體的分析優先性或優越性。這一特征是方法論個體主義某種合理性的注腳，它體現為獨特的分析線路和解釋功能，體現為與自由價值的特定關聯。但是，方法論個體主義上述的演變也表明，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合理性又體現為對已有形態和特定局限的超越，體現為它與其它方法論的互動互補關系。這兩種合理性在一定意義上是相悖的，但它卻是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真實境遇。它說明，方法論的合理性范疇不是一個絕對的同一物，它本身可能就是包含一定內在張力的互補性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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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科學；定性；定量；融合
中圖分類號：B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08-0025-05
一、社會科學中的定性研究
所謂定性就是要對研究對象進行“質”的方面的理論思辨研究，一事物與另一事物之所以有所區別，就在于他們內在的本質不同，“質”所表征的是一種內在的規定性。定性研究方法強調研究者要深入社會現象之中，通過身臨其境的親身體驗，建基于對原始研究資料的收集，對研究對象進行“情景化”、“主體間性”的意義解釋。社會科學之中的定性研究，主要具有如下幾個特色。
（一）自然主義式的探究
從自然主義的研究傳統來看，定性研究應當在一種自然情景之下進行，社會科學所面對的，是人類的社會生活世界，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世界之中的個人及其行動都是包含動機、包含意義的，對社會中的個人及其行為所進行的研究，離不開其所在的社會文化情境。要想對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有一個準確的理解，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就需要與之進行接觸、交往，對各種社會事件、社會事實進行觀察和描述，與研究對象進行交談，了解其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背景，在研究對象所處的“自然背景”之下，對其“本來面目”進行研究，從而才能對社會生活世界中的對象的思想、行為、動機、意義形成準確的理解?！白匀惶骄康膫鹘y還要求研究者注重社會現象的整體性和相關性，對所發生的事情進行整體的、關聯的考察。在對一個事件進行考察時，不僅要了解該事件本身，而且要了解該事件發生和變化時的社會文化背景以及該事件與其他事件之間的關系?！盵1]在定性研究之中，對任何事件的理解都不能脫離開其所處的環境，定性研究之中的理解要涉及構成社會整體之中的各個部分之間的互動關系。
（二）對“意義”的理解
社會整體是由充滿個體性、主觀意識的個體組成的，所以要想把握社會現實、進行社會科學研究，就必須注重對社會個體的行動及其主觀意識、個人經驗和意義等進行理解、領會。在韋伯的理解社會學之中，他就十分強調“理解”在社會學的研究之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認為“社會學指的就是一門試圖說明性地理解社會行為，并由此而對這一行為的過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釋的科學。”[2]
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之中，對那些富于個性色彩的主觀意識、個人經驗和意義進行研究的時候，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會發現，難于找到一個像自然科學研究中的那種普遍適用的統一研究模式對復雜多變，充滿個性化、特殊性的社會生活世界進行研究，所以他們會更傾向于采用親身體驗的研究方法進行觀察、描述，從而達到對研究對象的準確理解，通過這種理解來準確把握人類社會生活之中的意義。在對研究對象的“意義”進行理解的時候，必須要刨除研究者自身的先見、偏見，以免使理解產生偏差。這種拋棄先見、偏見的主張，在胡塞爾的現象學思想當中也是有所體現的。
胡塞爾的現象學，強調“本質直觀”，主張人類要面向事實本身，挖掘現象背后的本質所在，現象學所要研究的現象，已經不再是那種感官知覺意義之上的現象，不是那種實證主義中所指的經驗層面之上的現象?！艾F象學所反對的是‘自然態度（natural attitude）’式的假說，即在習慣上相信實在的本質先于研究之前的假說。基于這種原則，現象學在方法論上提出了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即‘中止判斷’。其含義是，研究者在研究現象時，不要以任何假設或信仰為前提，而要‘中止’一切有關‘生活世界’的‘自然態度’?！盵3]45所有的先見、偏見等都要被刨除出去，再對研究對象進行描述，對其進行準確定性，從而發現人類生活世界之中的本質所在。定性研究方法，強調對質的規定性方面的考察，強調對事物整體性質方面的斷定、把握，要想達到對研究對象真實本質含義的領會，單靠個人的感覺經驗是不行的。受現象學的理論影響，我們會發現，人類要面向生活世界，對社會生活進行研究，就必須要注重考查現實生活世界中那些意義層面的東西，對這種意義的定性研究，要靠動態的描述和理解，比如想象的方法、移情的方法等。
（三）不斷發展演化
社會科學中的定性研究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管是研究對象還是研究者本身，都處在發展、變化、演變之中，“在這個動態的過程之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雙方都可能會變，收集和分析資料的方法會變，建構研究結果和理論的方式也會變。”[4]社會科學的研究所面對的是形態各異、且呈現復雜性、突現性特征的社會實體，對這種復雜實體的定性研究，是一個動態的、發展變化的研究過程，“這種觀點決定了定性研究不是靜態地而是動態地來對待和分析社會實在，把它看作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種僵死的象征。定性研究方法強調社會實在是一個變化過程的本質意義就在于：突出了社會實在的本質而不是現象，注重了社會實在的整體性而不是個體性，表明了社會實在的連續性和層次性而不是間斷性和孤立性，從而強化了定性研究方法的理性的約定而不是經驗的描述?！盵5]
正因為定性研究是一種動態演化的發展變動過程，也賦予了定性研究一定的開放性和靈活性。在定性研究之中，無法邏輯地預設研究步驟，也無法預設研究結果，沒有預設的約束和限制，也就使研究者能夠在定性研究的過程之中，不受既定研究框架的約束，進行不斷地發現和創新。
（四）歸納法的使用
定性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一種歸納的方法，在定性研究之中，研究者要親身體驗、深入實際，盡可能全面地了解研究對象各方面的情況，理解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和習俗，也就是說站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之中，通過收集研究資料、分析資料，在對資料的歸納、分析中，提出理論假設，進而還要在實踐的過程之中，對理論進行檢驗。也可以說，在定性研究中，運用歸納法收集資料、提出理論假設、通過實踐檢驗理論這些都是相互交叉，在同一個過程的不同方面得以協調的。
二、社會科學中的定量研究
與定性研究方法不同，定量研究方法則是一種運用數學、統計等量化分析方法、手段對研究對象進行研究的方法，主張使用這種研究方法的學者認為，從社會現象、事件的數量方面入手進行研究，以揭示社會現象背后的那種量化關系，由此得出科學性、客觀性的研究結果。
（一）定量研究的實證主義思想來源
定量研究的方法主要來源于自然科學，它具有鮮明的科學性、嚴密性、概括性等客觀性的特點，定量研究方法注重以數據資料、統計分析為基礎，主張對社會現象、社會事件進行量化研究，得出具有數量關系特征的研究成果、結論。雖然在定量研究方法的發展、演變歷史中，始終伴隨著和另一種定性研究分析方法的比較，但至今，在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中，這種帶有實證主義特點的定量分析研究方法，仍然在被普遍使用著。在遵循實證主義研究傳統的定量分析研究方法中，認為唯有進行像自然科學中所普遍使用的那種數量化的分析、統計計算，所得出的社會科學結論才夠“硬朗”，才夠“科學”，才具有強說服力，而那些非定量化的分析都應當被排斥在外。定量研究分析方法的特點表現在，對數據統計、量化分析的依賴性，研究結果的精確性，研究過程的可重復性等。
定量研究方法的創始時期，應當從17世紀的下半世紀開始，從那時起，便有一些社會科學研究者開始強調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應當要注意定量分析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并指出，對社會科學的研究不能僅僅使用定性研究方法，還應當補充以實證定量研究。
英國學者威廉·配第（Willian Petty，1623—1687年），是政治算術學派的創始人，這一學派是于17世紀在英國開始興起的。配第在1690年出版了一本叫做《政治算術》的書，光從這本書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很濃重的定量研究色彩，將社會科學學科——“政治”，與“算術”結合在一起，可以看出其對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視。威廉·配第在書中對社會現象的研究，大量地使用數字、重量和尺度等能夠量化的詞匯來進行表達并加以比較，運用統計分組、推算、圖表法等定量方法和平均數、相對數等統計指標來分析英國的社會經濟狀況。他在此書的序言中寫道，“用數字、重量和尺度來表示的展望和論旨，都是真實的，即使不真實，也不會有明顯的錯誤。”[6]由配第所開創的政治算術學派，其顯著特點之一就在于，要對社會經濟現象、事件背后的規律以一種數量化的方式來給予顯現，為社會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依據。在研究方法上，政治算術學派強調采用數字、重量、尺度等表現與比較的方法，對社會經濟現象進行研究、推算，配第本人甚至被稱為是將經濟學數學化的鼻祖。
在注重定量研究的潮流趨勢之下，隨著統計學學科本身的快速發展，在社會科學的定量研究之中，便開始大量使用統計學的定量研究方法，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社會學的社會調查統計研究之中，“最典型的案例是英國約翰·辛克萊（John Sinclair，1754-1835年）的統計社會調查。1791年至1799年，辛克萊發動宗教界人士為調查人員，對881個教區進行了統計性社會調查，他編制了116個項目的調查表，內容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此期間他編寫出版了21卷本的《蘇格蘭統計報告》（1791-1799年）。辛克萊的統計性社會調查在歐洲許多國家影響很大，尤其對歐洲許多國家的人口普查影響更深。英國自1801年起，便開始經常性的人口普查，并規定每10年進行一次。辛克萊的工作是早期社會現象定量研究的一個范例。”[7]統計學的定量研究方法除了應用在對人口的數量調查研究之中，還被大量應用到其他研究之中。例如使用概率統計的方法，對社會生活之中的各種現象：自殺、犯罪等等進行研究，經過統計學上的測量、分析，在對大量類似的社會現象進行實證量化處理過程之后，得出包含某種規律性的社會科學結論。
實證社會學家迪爾凱姆的《自殺論》，便是社會學研究領域之中運用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要經典。此書是迪爾凱姆于1897年出版的著作，他以社會生活之中的大量自殺現象為研究對象，對各種自殺現象、事件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從而為社會學理論研究之中的定量研究方法傳統樹立了典范。
“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定量研究是以特殊的形式化語言為主導方式，以自然科學的推理和證明模式為基礎，以實證性求解難題為趨向的研究方法。這意味著定量研究方法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提供了一種以自然科學的邏輯和程序為范式的認識論標準，并且這一標準對任何具體的研究過程來講，都被認為是先驗地有效的和預設地真的。換句話說，先驗的預設條件與經驗的數學描述的統一構成了定量研究方法的實質?！盵8]社會科學之中的定量研究方法具備一些鮮明的自然科學、實證主義特征，諸如客觀性、精確性、數量化等。在以數學、統計學為研究方法基礎的定量研究之中，總是首先強調研究者要搜集大量能夠被量化的數據資料，要把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所研究的社會現象、社會事件全都變成可供量化處理的數據，力圖通過對這些數據資料的分析，揭示各種社會現象、事件背后那種靠數量關系維系的特征，經過定量研究之后得出的研究結果、結論通常也都會以一種具有自然科學色彩的計算公式、圖表等形式來進行表現。從這一點上來講，定量研究的量化分析方法，會使社會科學的研究更靠近自然科學，帶有實證主義的特點。定量研究的明顯優勢就在于它可以對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做出數量級別上的精確描述，能夠采用量化分析模式，以一種自然科學的量化指標，通過直觀的數據來顯現各種社會現象、社會事件中的特征和差異。以數學語言、邏輯語言或是今天的計算機語言為基礎進行的定量研究，會使研究結果更加具備嚴密性和精確性。在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時代背景之下，借助于計算機的輔助計算，可以加速研究工作者對資料數據的統計分析，迅速得出精確度較高的計算結果，也大大便利了社會科學中的定量研究程序。
無論人們采用哪種自然科學方法在社會科學之中進行定量研究，從定量研究之中得出的結論都是為了便于人們揭示各種社會現象、社會事件背后的因果關系，找到社會生活世界之中的規律，人們可以利用通過定量研究獲得的這些對社會的規律性知識，確定性結論來對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進行預測。定量研究方法的精確性、客觀性等實證特點，在人類對未來社會發展進行預測之時，就會顯現出鮮明的優勢。經過量化分析得出的那些數據、信息、資料，也便于人們在短時間之內對事物獲得直觀簡便了解，而不必在各種紛亂復雜的社會現象、社會事件之中浪費時間，直接就可以在經過定量研究得出的數量分析結論之上進行預測。但是，社會科學中所進行的預測并不都是數量方面的定量預測，在社會預測之中也要包含定性研究的內容，而精確的定量分析預測可以為定性研究、定性預測提供更加精準的參考數據、資料，從而使社會科學中的預測更加具備精確性、科學性、客觀性，而不是僅憑主觀經驗、直覺判斷對社會的未來發展妄下結論。
（二）定量研究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的運用
1.數學方法在經濟學中的運用
畢達哥拉斯學派斷言“萬物皆數”，伽利略也曾說過“自然之書是用數學語言寫成的”，數學研究方法具備一種實證主義的鮮明特征，它具備邏輯上的嚴密性，經過數學方法推論出來的結論又具備可靠性，能夠被廣泛使用到其他學科當中，數學中的公式、定理都是經過嚴格的邏輯論證、證明的，這可能也是數學能夠得到比其他學科更多的尊重、重視的原因所在，經典科學理論大廈的建立離不開數學工具的可靠分析、證明，自然科學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樹立起來的那種嚴謹、縝密、精確的形象，都是有賴于數學工具的輔助的。
數學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學中本身也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實證研究方法，它能夠從量的角度來研究、反映客觀世界及其各種研究對象背后的規律，雖然不能武斷地說，所有自然科學中的所有研究都能夠用數學的方法來進行分析、解決，但是歷史事實已經清楚明白地告訴我們，從伽利略時代開始，數學被引入了自然科學的研究之中，確實取得了很顯著的研究成效。在自然科學中，科學家們通過對自然事件、自然現象的數學化研究、處理、建模等，對之進行理性的分析、研究、推理，從而獲得關于因果性規律的知識，得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確定性結論，甚至能夠進行精準的控制和預言。這種數學化的定量研究方法在社會科學學科的研究中也獲得了普遍的應用，社會科學也想借助這種定量化的自然科學研究方法，使自身變成像自然科學一樣的“硬”科學。于是人們除了使用數學工具來從事對自然的研究和認識工作以外，也將數學方法引用到對社會經濟的研究當中。
有人把經濟學稱作為是社會科學中的“王冠”，原因可能就在于，在經濟學中大量應用了可定量化研究的數學模型，以這種定量研究的實證方式來對社會中的經濟生活現象、經濟行為做出合理性的解釋、說明，并從中引發出社會經濟運行規律，指導人們的經濟行為，這也是自然科學中的定量研究方法在社會科學領域中的成功運用。比如說，在馬克思的著作——《資本論》中，他就特別青睞于使用這種具有實證主義特色的數學分析方法，大量地使用數學工具以論證他的經濟學原理。在經濟學領域當中，如果離開了以數學方法為基礎的定量分析研究，那么今日之經濟學的現狀將是不可想象的。
經濟學本身作為社會科學之中的一個分支學科，它離不開數量分析、量化管理，在很多方面都需要大量地引用數學方法來進行計算、評估，有的時候還要使用線性代數、微積分等高等數學的知識。數學與經濟學的交融滲透，也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領域中新的研究課題的涌現，而變得越來越明顯。甚至在經濟學當中，也涌現出了很多與數學緊密相關的分支學科、邊緣學科，例如經濟計量學，經濟預測技術等，而且數學建模的定量研究方式，在經濟學領域當中也在被大量地使用。
2.統計學的方法在人口學中的運用
人口學是一門專門對人口規模、地域分布、人口構成、人口變遷等，以及影響人口變遷的各種要素進行研究的學科。人口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它的研究領域不僅僅局限在一門社會科學學科之中，而往往是與社會學、經濟學、生物學甚至是人類學等研究領域都有著緊密的聯系，通過人口學的研究，能夠將人類社會生活之中各種與“人口”有關的事件，如出生、死亡、結婚、離婚等，都變成一種在科學研究之中能夠被觀察和度量的事件。這就使人口學較其他社會科學學科，能夠呈現出一種更為“精準”量化研究的學科特征。
在人口學之中有兩個重要的分支學科，一是形式人口學，二是人口研究。形式人口學較為關注對人口的生育、死亡、年齡結構、人口空間分布等方面進行研究，而人口研究則更多地會從社會、經濟、生物等多學科的角度來對人口構成和人口的變遷進行考察[9]214?？梢哉f，人口學是社會科學領域之中的一門重要實證學科，因為它關注的研究對象是社會之中的人口，通過人口學的研究，能夠為社會科學之中某些方面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基本人口信息事實。此外，在人口學的研究之中，通過利用統計學的定量研究方法，還能夠統計出關于人口的生育率、死亡率等數據，從而為社會未來的人口發展規模、社會保障需求等提供一種預測依據。“人口學家所使用的統計方法不僅類型多而且變化快，包括路徑分析（pathanalysis）、結構方程、對數線性模型、計量模型以及事件史模型。人口學中的大量研究通常都是有抽樣數據（相對于總體數據）的多元框架下的統計分析，有時，一些學者應用統計模型檢驗來自個體行為模型的假設。”[9]215可以說，統計學在人口學的研究之中，是一種典型而又重要的定量研究分析方法。正是因為借助了統計學的定量研究優勢，人口學家才能夠利用由統計學提供的各種抽樣數據、模型來對社會生活中人口的變化、變遷進行研究，借助于統計學方法在人口學研究之中的運用，也使人口學能夠成為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學科。
現在，我們所生存于其中的世界，正處在一個人口發生巨大變革的發展時期，全球都面臨著一個公共問題——人口老齡化，并且這個全球性的人口問題，對于政治、經濟等的穩定發展都要產生巨大的影響。通過人口學的研究，我們會發現，在這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背后，主要有兩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一是生育率的下降，二是人類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人口學的研究結果還預測了人類在未來社會發展之中所要遭遇的一個重要轉變：全球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如果持續惡化，人口年齡結構的類金字塔結構就會發生倒轉，原先占據“金字塔”結構底端的是大量的年輕人口，而位于頂端的則是人口數量較少的老年人口，而隨著老齡化問題的日益嚴重發展趨勢，老年人口將會越來越多，充斥金字塔結構的底層，而年輕人的人口數量在金字塔中所占據的比重則會越來越少。這種從人口學的研究之中得出的預測，現在已經在全球范圍之內，引發了各國政府的重視，使他們在制定國家政策、制度的時候，要對由人口學研究領域所提出的預測給予必要的重視。
三、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融合
社會科學中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并不能用來對任何社會現象、社會事件進行量化分析，也不是社會生活世界中的所有事件、現象背后的本質性規律和關聯都能夠使用量化分析的數量關系、統計數字、圖表表征出來。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很多微觀層面，個體性事件、狀態之中，還有很多具備特殊性，獨特性的、不能被量化的研究現象、社會事件，不適宜使用這種定量研究方法進行研究，或僅靠定量研究方法難以取得滿意、準確而可靠的研究結果。以社會學中的抽樣調查研究方法為例，所謂抽樣就要選取合適的樣本，選取哪些研究對象作為樣本，選取多少，為什么選取這些樣本，不選取哪些樣本進行調查分析，都需要進行均衡的考量。既然是抽樣調查就不可能采用完全歸納法對全體研究對象進行逐一取樣分析，在不能完全歸納的情況之下，進行的抽樣調查定量分析研究結果，最后可能會與研究對象的整體性真實狀態之間存在差異，抽樣調查的數據結果也只能作為參考，而不能作為決定性依據，要想實現社會科學研究的客觀性、確定性，除了定量研究之外，還要對研究對象中的個體性、差異性、特殊性等進行關注。有時候，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方法的配合輔助，才能夠在定量研究分析中，得出準確的結論，對于復雜多樣的社會現象、社會事件，僅使用一種定量研究方法，是不夠的，“人類的知識活動形態是多種多樣的，而自然科學只不過是其中的一種形態。如果無論什么都想以數量解析方法來解決，那可是相當無聊了。”[10]
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定量研究分析方法雖然有效，但是并不一定能夠完全實現研究結果的科學性、客觀性，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可以結合使用，互為輔助。有人認為，在社會科學中所進行的定量研究，“它的具體研究對象是符合統計規律的數量較大的隨機樣本；它的資料收集方法是具有統計科學意義的封閉式問卷、統計表、控制性實驗和結構式觀察方法；它的具體研究程序是符合邏輯的實證科學程序；它的具體研究方法是各種實用的數理科學方法；它的運算結果、推論估計都有相當大的精確度和可信度。無論在描述性研究、解釋性研究和預測性研究中，它都有助于保證研究過程和研究結論的科學性?！盵11]而社會科學中的研究對象有著不同于自然科學研究對象的獨特之處，想要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把所有社會現象、事件都做量化分析，強求使用唯一的定量分析的方法是不可行的。定量分析的優勢在于，借助于數學工具、統計工具等，找出隱藏在社會現象、事件之間的數量關系特征，找尋社會事件之間的那種規律性，但是這種數量分析得出的結論不能替代或等同于對社會現象、事件的內在本質的揭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規律、本質也不盡然都能在數量關系上有所體現。量化分析的手段在社會科學研究的整體性、宏觀層面上，在對能夠體現較強普遍規律的研究中，確實能夠起到很強的說明作用，但是對于社會微觀層次面上的研究，對于那些注重個體獨特性等的研究可能就不太適用了?？梢姸糠治龅膶嵶C研究方法也是存在著局限性的。
如果遵循哲學原理中質與量之間的對立統一原理來說，任何一個客觀事物，它都是質與量的有機統一整體，對一個事物的研究，既要注重考查量的方面的規定性，又要注重考查它在質的方面的規定性，只有經過定量與定性兩方面的研究，才有可能對一個事物進行全面的了解和揭示，所以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的結合在哲學原理之上也是有根據可尋的。不管是定性研究，還是定量研究方法，它們的宗旨都是同一的，只不過是從不同的研究側面切入，最后都要實現對研究對象“質”、“性”方面的揭示。
“從已出版的研究成果來看，定量研究和有些種類的定性研究的互補性已是不可爭辯的事實。定性研究可以幫助研究者無偏見地發現問題，包括問題的內容、性質及其發展的形態，而定量研究則能幫助研究者去明了、確認問題的客觀性內容以及檢驗業已出現的理論之信度。如此觀之，兩種研究的對立就研究實踐而言是不存在的?！盵3]47在社會科學的研究過程之中，定性研究分析方法與定量研究分析方法，二者孰優孰劣，并不是我們真正的著眼點，只要是能夠實現社會科學研究之目的的方法，都可以被拿來使用，在社會科學研究實踐之中，不論是定性研究，還是定量研究，他們在研究對象上是統一的，都要以社會實在為研究對象，研究目的都是要從對社會現象、社會事件的分析過程中，找到現象、事件背后起最終決定性作用的因果機制。定量研究方法與定性研究方法的結合是一種系統研究方法的體現，在前文中，已經論述過，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社會，是一個復雜系統、開放系統，那么在對社會系統進行研究的時候，也應當使用一種系統的方法，而不是片面使用一種單一的研究方法。定性與定量的融合統一，能夠突破社會科學中的單一研究結構，使各自的方法優勢得到充分發揮，使社會科學對社會現象、社會事件的研究呈現出更加真實、更加準確的結論。
在社會科學之中，不管是定性研究方法還是定量研究方法，在這些方法的背后都有一種實證主義的立場，其目的都是為了達到對社會現象、社會事件背后存在的那種本質性的東西的揭示，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都承認這種本質性的東西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對于本質的揭示，我們究竟是采用“定量”計算，還是“定性”規定，這只是方法選擇上的問題，其目的都是一致的，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之間的融合統一，這才是社會科學研究探索之中的“諾亞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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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學科屬性；科學性；人文性；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8（03）-0110-08
一、引言
一般地，從科學的內涵以及科學研究的目的來看，經濟學本身可以被視為一門科學，因為經濟學本身也是有助于認識、預測經濟現象乃至指導經濟活動的理論體系，但問題是，經濟學的科學性與自然科學所崇尚的科學性是否一致呢？是否就是體現在它的數理程度上或者體現在客觀性的“硬”度上呢？當前主流經濟學極力崇尚數理模型和計量分析，但經濟學果真變得更加客觀和科學了嗎？按照達斯頓的看法，客觀性的理解本身有三個角度：本體論的客觀性是關于世界的，機械論的客觀性是關于壓制普通的人類判斷傾向和審美傾向的，透視法的客觀性則是關于消滅個人（或偶爾是團體的，正如擬人論的民族風格類型一樣）的特質的；而且，透視法的客觀性，既在概念上也在歷史上區別于追求現實最終結構的客觀性和本體論方面，也區別于禁止在對科學的結果所做報道和描述中作出判斷和解釋的客觀性的機械論方面。顯然，達斯頓的看法了一直將“科學”等同于客觀性的普遍認識，客觀性的含義本身就是多重的，從而揭示了數量經濟學中潛含的修辭。事實上，透視法的客觀性本身就主要是在18世紀后葉的道德哲學中而不是自然哲學中發展起來的，因而它將對客觀性的關注重新納入到社會環境和研究者所凸現的民族精神之中。當然，主流經濟學中修辭以及透視法的客觀性在某種意義上是與西方社會的自然主義思維相對應的，西方的自然主義將一切自然的和社會的都視為有其內在客觀規律的，它都是上帝創世時就定下的，例如，米洛斯基就認為，“客觀性這個觀念與西方歷史上對擬人論和人類中心論的禁止有著密切的關系。它們始自于猶太教與基督教共有的對將人類的屬性歸因于上帝的批評，并且作為一種對活力論、目的論和自然神學的一種逃避繼續進入現在時期”［1］。
然而，正是對于自然哲學的狂熱造成主流經濟學對“客觀性”的追求，并且，還逐漸把這種客觀性導向了機械論的客觀性，從而扭曲了對客觀性的理解。事實上，自從經濟學從古典的“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轉向了“經濟學”的話語體系之后，由于受牛頓革命和物理學發展的影響，基于新古典范式的主流經濟學開始把自然科學視為經濟學的發展之路，試圖構建像“physics”（物理學）等自然科學那樣一種關于人類經濟社會運行內在法則的帶有“ics”詞綴形式的“economics”的“科學”［2］。為此，大多數經濟學家一方面試圖通過將經濟思想的數理模型化以及實證分析的客觀化來發展成一門硬科學，另一方面則盡量避開倫理判斷而公開聲言要“價值中立”。例如，芝加哥學派的弗里德曼就公開表明，要把經濟學構建成一門實證科學，其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套理論或假說，來對尚未觀察到的事物作出有效且有意義的推測；同樣，奧地利學派的米塞斯公開聲言，“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對價值判斷是中性的”［3］。正是在極端強調客觀和中立的情況下，20世紀3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就極力模仿自然科學而加速走上了數量化的道路，并在特定的引導假定下試圖運用一些一般性的工具和“不言自明”的原理來演繹分析絕大部分的經濟學問題；而自20世紀90年代西方主流經濟學被引進到中國以來，國內那些自稱從事“主流”經濟學研究的學者就把經濟學的科學性和客觀性奉若神旨，極力排斥經濟學的思辨性和倫理學內容而強調實證分析，并大肆宣稱他們所構建的數理模型和實證分析就是Science，是客觀的。問題是，這種“客觀性”真的存在嗎？米洛斯基指出，“現在是放棄‘科學’以解決客觀性問題這一思想的時候了，這主要是因為不存在單獨的這樣的問題要解決”［1］。特別是，在社會科學領域，任何社會現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存在與其他現象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系。正因如此，我們必須重新審視主流經濟學所宣稱的客觀性，其中首先就經濟學的學科特性及其他相關特征作一剖析。
二、經濟學的雙重屬性及其研究思維
由于科學僅僅體現為主體基于特定視角對客體的認知，因而科學必然具有主觀性；而且，由于不同科學所面臨的對象和目的是不同的，因而不同科學所體現的主觀性又存在某種差異。特別是，生活世界和自然世界這兩大研究客體存在明顯不同的特點，有關它們的研究目的也不盡相同。正因如此，學術界又進一步把科學分為兩大類：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其中，社會科學關注由人與人之間互動產生的社會現象，這種社會現象是內在于人之認知的，其背后的規律也主要體現人類的理想及由此產生的互動行為，人們之所以研究它是希望理順或改進社會現實關系以更好地實現人類的期望和理想，因而它往往被視為帶有人文性的學科。相反，自然科學所研究的則是自然現象及其背后的規律，這種自然現象是相對外在于人類活動的，自然規律也具有獨立性，人們之所以研究它主要是為了更好地利用自然或適應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規律，因而它往往被視為更具客觀性的學科。同時，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涵蓋了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社會這兩個關系層面，涉及到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兩大領域。因此，經濟學本身也具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雙重特性，這也是經濟學這門學科的性質定位以及經濟理論所具有的科學性和客觀性程度之所以常常會引起爭論的原因。一方面，盡管經濟學涵蓋廣泛，但不同學者所關注的主要領域和觀察視角往往是不同的，因而不同學者對經濟學性質的認知就會產生差異：例如，有的學者關注物質資源配置等私人領域的問題，因而他傾向于把經濟學視為自然科學；而另一些學者則關注社會制度等公共領域的問題，因而他也必然更傾向于把它看作社會科學。另一方面，不同歷史時期所面臨的主要現實問題往往是不同的，因而不同時期的經濟學所呈現出來的特性也就會存在很大差異：例如，古典時期所面臨的主要是社會制度等公共領域的建設，因而古典經濟學呈現出濃厚的社會科學特性；而新古典時期面臨的是如何有效利用既定資本的問題，因而新古典經濟學表現出強烈的自然科學特性。
當然，盡管對經濟學的科學性和客觀性特質的認知往往隨不同主體以及不同時代而有所差異，但是，不管在對經濟學性質的認知上存在何等的不同，經濟學都不能直接歸入自然科學的范疇。這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說明：（1）無論是人與自然之間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涉及到“人”，因而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歸根到底是人的行為及其產生的社會現象，這與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存在著根本性的區別，而與其他社會科學具有相通性；也正因如此，米塞斯就認為科學認識有兩個不同領域：自然科學和人類行動的（社會）科學，經濟學顯然應該歸屬后者。（2）主流經濟學極力鼓吹把自然科學所走的道路視為經濟學的未來之路，這也從反面說明了經濟學本質上不是自然科學，否則就用不著模仿了；更不要說，在西方自然科學也是其他社會科學仿效的對象，實際上，長期以來學術界就一直存在著能否將社會科學在某種意義上看成介于科學與文學之間的第三種學科的爭論。（3）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又經常把經濟學稱為介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學科，這里也是強調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獨特性，以及基于經濟學科學化發展的需要；之所以有此強調，根本原因在于，盡管經濟學的研究內容涉及到人與物以及人與人這兩個關系層面，但基于新古典范式的主流經濟學主要關注人與物的內容方面。事實上，正因為經濟學屬于研究人類行動的學科，研究的是由人類行為所產生的經濟現象，而經濟現象本身又是與認知主體分不開的：不僅主體的行為構成了經濟現象的一部分，而且主體的認知也會構成了經濟現象的一部分，因此，對經濟學的定位還是要從社會科學來考慮。進一步地，由于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往往都潛藏著改造社會和指導實踐的目的，因而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也存在兩個明顯的階段：一是有關理想目標和假設前提的預設，這體現了不同認知主體對社會事物的本質認知以及社會理念和觀察視角的總結，因而帶有濃郁的主觀性；二是在既定預設前提下的分析結論和政策建議，這體現了認知主體的邏輯推理、檢驗論證和材料收集，因而具有很強的規范性。
顯然，正是由于不同個體在認知視角和研究思維上存在差異，對經濟現象背后之規律的探索途徑也就會存在差異；特別是，不同個體著重研究的問題也存在差異：有的人關注目的和預設的合理性，有的人則熱衷于邏輯推理的嚴密性。結果，在不同認知主體眼里，經濟學這門學科也就呈現出了相差極大的兩個基本特性，因此，即使撇開自然科學的考慮，那么對經濟學的理解也會存在這樣兩個研究視角：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①。一般來說，“人文科學”強調的是人文性，就經濟學而言，它側重于對理想目標和假設前提的合理性進行廣泛而深入的思辨和探討，顯然，它把人作為思維的主體，存在終極的價值判斷，因而帶有某種感觀性和情感的色彩，注重的是思辯和溯源。例如，韋伯就指出，“任何一門關于人類文化生活的科學，其最根本的任務之一就是使人們對這些部分現實地、部分自以為是地追求著的‘觀念’達到精神上的理解”，這就要求“通過揭示并在邏輯上相互關聯地闡明構成或者能夠構成具體目的之基礎的‘觀念’，能夠使他根據聯系和意義認識到他所希求并在此之間作出選擇的各種目的”。相反，“社會科學”更為凸顯的是科學性，就經濟學而言，它關注的是在既定預設前提下如何嚴密而合理地得出更為廣泛的結論，顯然，它把人僅僅視為一個經驗客體，是自然的一部分，終極價值判斷是給定的，因而具有強烈的先驗理性和經驗實證的色彩，基本路徑就是向自然（科學）靠近。例如，韋伯也指出，在目的設定以后的價值判斷和批判也具有科學的性質，因為“這種批判只能具有辯爭的特性，即它只能是對在歷史給定的價值判斷和觀念中出現的材料作出的一種形式邏輯上的判斷，是根據所希求者的內在無矛盾性的公設對理想所作出的一種檢驗。由于它為自己設定了這一目的，它能夠幫助希求者對作為其希求之內容的基礎的那些終極公理、對他不自覺地由以出發或者必須由以出發的終極價值標準作出自我思索。當然，使人意識到這些彰顯在具體的價值判斷之中的終極價值標準，是它不用涉足思辯的領域就能夠提供的最后的東西。至于判斷主體是否應當遵循這些終極標準，是他個人的事情，涉及到他的希求和良知，而與經驗知識無關”［4］。
進一步地，對經濟學兩個階段的研究以及對經濟學特性的理解不同，不同學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存在很大的差異。一般地，根據人文（科學）的特征，思想和理論主要來源于研究主體的整合、判斷，往往萌發于書房、圖書館等讀書的地方，因而注重對前人文獻的梳理；同時，他們認為，對經濟學理論的理解是因人而異的，每個人根據自身的理解而行為，經濟學學習和研究的目的是提高個人的認知，因而強調經濟學的主觀性和規范性，尋找對既有事實和材料的重新理解。相反，根據（社會）科學的特征，思想和理論主要來源于數據的處理和客觀的實驗，往往萌發于實驗室、實踐調查等能夠收集和處理數據的地方，因而它更注重數據的收集和處理方式；同時，它把經濟學理論視為具有普遍意義，可以指導一切人的行為，從而經濟學的學習獲得一種一般性的技能，因而強調經濟學的客觀性和實證性，試圖通過新的事實和材料來發現理論。正因如此，相應于這兩個基本的分析視角，我們可以歸納出經濟學領域從事理論研究的兩種方法：厚積薄發和成規定制。其中，就基于人文的視角而言，由于它注重知識的繼承和積累，并試圖通過旁征博引而從更全面視角來分析問題和解釋現象，因而強調厚積薄發的研究態度；而且，由于這種思路試圖憑借主體的知性來剖析社會現象的本來面目以及現狀產生的內在機理，而對本質的認知本身就體現了觀察主體的主觀目的性，因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把經濟學視為規范性的學科。而基于科學的視角而言，它試圖從某些定理或模型出發，通過對所收集的數據進行處理和分析來發現規律，這往往被稱為成規定制式研究的方法；而且，這種分析方法往往要遵循一定的研究套路和規范，并相對集中于某些特定對象的研究，因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把經濟學視為實證性質的科學甚至蛻變為應用數學的分支。
其實，對經濟學的這兩個認知視角或認知階段及其認知差異也可以從經濟學說史中窺見一斑。古典主義時期，由于社會制度和市場機制還很不健全，人類的最大化行為主要與社會制度有關，因此，以斯密、穆勒和馬克思等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主要探究公共領域的問題，關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系，從而把經濟學當作一門具有強烈人文性的社會科學。同時，古典經濟學著力探究事物表象背后所隱藏的本質以及事物之間的相互作用機理，并以此為參照系來考察現狀以及剖析現象對本質的背離及其原因；顯然，由于本質本身體現了觀察主體自己的認知和觀察視角，本質也提供了已經被異化的事物回歸的基點，因而古典經濟學特別是仍然流傳至今的經濟學基本上是把經濟學視為一門規范性的科學。相反，隨著西方社會制度和市場機制的相對完善，人們就逐漸接受既定制度下的分配格局，并在此制度下尋求個人資源的最大化配置，因此，后來興起的新古典經濟學就逐漸把研究視角轉向了個人領域，關注個體如何理性地處理物的問題，從而把經濟學當作一門具有強烈客觀性的社會科學。也正是由于著眼于個體行為的分析，新古典經濟學開始把現存制度當成合理的存在，依靠直接的供求關系或者雙方的力量博弈來分析現狀的成因，并主要分析現存事物之間的功能聯系；并且，新古典經濟學側重于價格、貨幣等數字之間的邏輯分析，從而日益偏重于第二種路徑的研究，強烈主張經濟學的科學化之路。顯然，因為古典經濟學具有強烈的人文性特點，這種研究需要非常廣博的知識，需要知識的沉淀和積累，因而古典經濟學家基本都是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大家；相反，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具有強烈的科學性特點，這種研究需要的是嚴格的邏輯訓練和扎實的數理功底，因而新古典經濟學家基本都是出身于自然科學領域。
當然，需要指出，即使這里把經濟學歸為社會科學，也主要是強調理論發展過程中的科學化努力以及人們在社會認知過程中的演進性特征；但卻并不否認，在作為社會科學的科學特性與自然科學之間所存在的明顯差異，因為任何社會科學都有一個預設的目的，這個目的具有很強的主觀性。米塞斯就寫道，“當我們從外部接近自然科學的主題，我們觀察的結果是確立功能性的依附關系。關于這些關系的命題構成我們用以解釋自然現象的一般原理。一旦我們構建了這些原理的體系，我們作了我們能做的所有的事。另一方面，在人類行動的科學中，我們從內心理解現象。由于我們是人類，所以，我們能理解人類行動的含義，即行動者賦予他行動的含義。是我們能形成用以解釋性的現象的一般原理的正是對含義的這種理解”［5］。同時，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對經濟學中“人文性”和“科學性”的認知也體現在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兩個相應階段：“人文性”主要體現在第一階段，它需要以廣泛的知識為基礎對前定的目的首先進行判斷，并選取自身的研究目的和分析理念；“科學性”則主要體現在第二階段，它需要采取一定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對達到前定目的的手段進行分析。而且，這兩個階段所表現出來的特征和要求與自然科學都是不同的，因而我們在從事經濟學的理論研究時就必須加以注意：一是要明白每一個理論所設定的目的，并對這種設定目的進行判斷，這就需要非常廣泛的知識，顯然，這與自然科學很不相同；二是在目的既定前提下借助一定的工具和邏輯進行推理分析，即使如此，我們也要時刻提防把人的行為邏輯等同于物和數的邏輯，這也是與自然科學極不相同的。
可見，盡管從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這兩個目的上看，經濟學也是一門科學，成熟的經濟學可以為理解和改造社會提供一個相對系統的認知體系，但是，由于經濟學所研究對象的獨特性，其理論研究的程序和特點都不同于自然科學，因而就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來限定經濟學的發展。一方面，經濟學需要對理想目的以及假設前提進行確認，而這體現了主體的認知和理想。所以，筆者強調，經濟學的理論研究首先是要形成對社會的認知，這也即是思辨性的思想，其關鍵在于對理論目的和理論前提的研究。另一方面，目的和預設確定之后，經濟學的理論研究還需要進行嚴密的邏輯進行分析以獲得更為廣泛的結論和認知，顯然，此時就需要借助各種分析和表達工具，但其表達中也往往使用了各種具有人文性的修辭。例如，麥克洛斯基就指出了潛藏在經濟分析過程中的三個命題：（1）“經濟學中的數學理論似乎具有暗喻的性質，而且是用文字表達出來的”。（2）“經濟學推理中的每一個步驟都是包含暗喻的”，（3）“甚至連正統的修辭的推理都是暗喻的”。而實際上，在麥克洛斯基看來，“經濟學不是通過求助于現代主義的科學方法論或是任何其他科學哲學發展出來的優先方法論來實現其合法化的。相反同其他無序的學科一樣，經濟學被合法化的過程就是檢驗其參與開放的進行中的對話或語言的程度，而每一個參與者都被置于哈貝馬斯所說的對話氛圍中。因此，在這樣的氛圍中，經濟學家們的任務就是說服觀眾，這其中包括同行的經濟學家和其他人接受自己的觀點”［6］。
三、經濟學的學科特性及其研究特色
上面的分析表明，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兩個階段都充滿了主體的認知，而要能夠形成自己的思想并在理論上有所創見，那么就需要豐富的知識素養：一方面，要對人類思想的發展過程作系統的梳理以能夠真正領悟人類所積累的思想，另一方面要對其他學科的知識作充分契合以對客體有更為全面而系統的認知。事實上，經濟學說史就已表明，像斯密、穆勒、馬克思以及馬歇爾等大師們所提出的那些看似淺顯的知識，都是建立在龐大的知識基礎上的，例如，正是在承襲前人知識的基礎上，斯密做了系統化的簡單表述，從而寫出了視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國富論》。相反，如果沒有對理論的正確認識，沒有廣博的知識，即使能夠建立比較優美而復雜的數理模型，它們也是流傳不遠的，實際上，這樣的研究也必然是盲人摸象，即使知其然也必不知所以然，即使發表了眾多的文章也仍然沒有自信，就像當前的那些學者一樣。正因如此，對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來說，厚積薄發式的研究途徑是基本的，只有通過積累深厚的科學知識和個人知識，才可能形成真正的認知，從而使得理論更具說服力；同時，才能形成合理的假定條件，從而在此基礎上建立合理的數理模型或者進行有的放矢的實證分析，否則，后續的一切行為都將沒有任何意義，至多成為一種我向思考的邏輯游戲或者材料堆積的數字游戲。
這可從兩方面加以解釋。一方面，影響社會經濟現象的因素本身就是復雜多樣的，甚至經濟現象本身也是人類主觀認識的反射，同一事實投射在不同人的意識中往往形成不同的認知；正因如此，社會科學的“科學”并非是確定不變的，相反必須將理論與主體的認知視角和認知目的結合起來。另一方面，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問題畢竟是由于需求、偏好、行為等由“人”引起的問題，這些東西都是經驗性而非先驗性的，從而也只有在基于人類實踐的經驗分析的科學中才可以真正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正因如此，經濟學理論也必須具有經驗性的內容，經濟學的科學化必須建立在社會經驗的基礎上，正如實用主義創始人詹姆斯所說的，“唯有直接與生活發生關系的科學，才是真正的科學”［7］。事實上，正因為人們對社會現象的認知往往是基于主觀的理解，不同的認知會導向不同的行為，所以，哈耶克指出：“遵循規則或信奉共同價值，可以確保某種具有某些抽象特性的行動模式或行動秩序得到型構，但是，遵循規則或信奉共同價值卻并不足以決定這種行動模式的具體形式”［8］。也正因如此，我們說，經濟學的研究視角、分析手段是多種多樣的，而不僅僅是數理模型這一種方法，甚至這也不能是主要的研究路徑；事實上，哈耶克就把經濟理論研究與法學、政治哲學、社會哲學、倫理學、道德科學等聯系起來，而強烈反對經濟理論數學化。
顯然，正是因為經濟學本身具有強烈的人文性，從而才會形成迥異的經濟學流派，這些流派往往基于截然不同的引導假定，以致迄今為止經濟學各流派之間都無法形成一個“能夠結束所有爭論的最終標準或裁決者”；同時，由于引導假定本身是難以被證偽的，因而盡管經濟學的理論不斷變化以及每種思想也都在經歷重復的興衰輪回，但卻很少會完全消逝。事實上，不僅“弗里德曼的信念――經濟學中的一般性爭論和宏觀經濟學中的特定爭論都將通過實證檢驗而解決――尚未得到證實。同樣，熊彼特觀點――經濟學中的意識形態部分大都會被系統性拋棄――也沒有成為現實”。因此，經濟學中，“在對經驗證據、倫理因素、硬核命題、意識形態戒律的程度和形式等許多類似問題的解釋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差別。當然，并非只在經濟學中有分歧，在其他社會科學門類中分歧至少同樣廣泛、深刻和顯著。甚至連物理學也有著這種沖突，而且實際上，物理學比其通?？磥淼囊洝枚唷保?］。也正是由于經濟現象本身的不確定性和主觀性以及經濟學的人文性，經濟學的科學性也不同于自然科學。麥克洛斯基強調，“如果經濟學希望模仿其他科學，即便模仿的是數學或物理學這樣偉大的科學，它也應當更加開放，以容納更多的談話方式”［10］。
然而，不幸的是，盡管從廣義上講，作為一個具有知識體系的探究學問的經濟學本身是一門科學，并且，這種科學本身是具有強烈人文性，但是，由于“科學”一詞首先出現在自然科學領域，并由此形成了自然主義思維，并拓展到社會科學領域。結果，時下流行的主流經濟學完全忽視了經濟學內在的這種學科特性：它不但舍棄了經驗性的內容，而且也因執著于數字的游戲而把理論與生活分裂開來，甚至連經濟學研究本身的基本目標也搞顛倒了。正因如此，厚積薄發式的學習和研究路線往往只是為非主流經濟學者所遵循，而主流經濟學則逐步走上了嚴密的專業分工道路，把經濟學僅僅視為對手段的實證或者手段與目的之間的功能聯系，從而日益偏重于成規定式的研究路徑。正是基于這種研究線路，主流經濟學試圖運用一些一般工具和原理來演繹分析絕大部分的經濟學問題，結果，正如布勞格指出的，“瓦爾拉斯崇拜的英雄是牛頓和拉普拉斯，而不是焦耳和赫姆霍茨。從早期到現代不斷激發一般均衡理論的提倡者的靈感不是‘科學至上主義’，而是完全數學化的目標”［11］。究其原因在于，西方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自然主義思維，并在追求客觀主義的抽象化科學思維的指導下，這種自然主義思維進一步擴展到人類精神方面的領域。因此，西方主流的觀點往往認為，即使在生活世界“嚴格的科學性要求研究者必須小心排除一切作出價值判斷的立場，排除一切作為研究對象的人及其文化構造是理性還是非理性的探問。科學的、客觀的真理只是確證：物理和精神世界到底是怎樣的”［12］。
事實上，就當前西方社會而言，“對科學之上主義的不加思考的引入，（已經）成為了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大多數美國社會科學的特征”，并且，由于“在學術上對大陸哲學的摒棄，連同二戰以后統計學技術與自然科學實踐之間的混淆，（已經）造成了這樣一種印象，即由于自然和社會的內在統一性，‘科學’本身成為了一種適用于任何社會研究（無論是經濟學、文學批評或是人力資源管理）的普通程序”；特別是，“二戰以后，美國社會科學的霸權將任何有關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區別的痕跡統統勾銷了”［1］。正因如此，當主流經濟學的困境逐漸暴露，而一些有識之士開始重新探究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的性質的時候，絕大多數的人們已經不知道“爭論的問題是什么”，“社會”是指什么？究其原因在于，理性和科學在西方社會的發展已經導致了如此嚴重的演化謬誤：它把人類世界也視為一種靜止的狀態，而科學研究僅僅探詢如何將這種靜態世界擺弄得更有序途徑，因此，不僅是經濟學，甚至社會學等其他社會科學，也都在努力發揮理性的能量來設計和改造社會制度。
顯然，正是出于對科學的誤解以及理性的強調，整個社會科學界充斥了求新求變的氛圍，這在經濟學界尤其明顯。胡塞爾就曾指出，“如果科學只承認以這一方式客觀地可確證的東西為真的，如果歷史只教給我們精神的一切形態，人所依賴的一切生活條件、理想和規范，……它過去是如此，并將永遠如此的話，那么世界以及在其中的人的存在在真理上還能有什么意義呢？我們對此能平心靜氣嗎？我們能在一個其歷史無非為虛幻的繁榮和苦澀的失望的不盡鎖鏈的世界中生活嗎”［12］？也正因如此，西方主流經濟學極力模仿自然科學而加速走上了數量化的道路，國內那些唯西化是瞻的“主流”經濟學者也極力強調經濟學的數理化，認為只有這種經濟學才是科學和客觀的；但殊不知，現代主流經濟學大肆鼓吹它的科學性而不敢承認自身的內在缺陷，并為了維護其主流的話語權而刻意地用數學符號來掩蓋其內含的價值觀和主觀性，因而這些主流經濟學者的所作所為實際上恰恰使得經濟學退化為一門“偽科學”。 事實上，當今甚囂塵上的主流經濟學已經越來越符合"偽科學"的兩個基本特征：一是研究者明白它達不到其宣稱的那種科學要求卻極力宣傳它的“科學”性，二是研究者有意地回避其學說中缺陷或者用各種方式來掩蓋。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盡管筆者強調經濟學的主觀性、規范性以及推崇厚積薄發的思辨路徑，強調經濟學的研究需要注重經典文獻的梳理和推敲，但這并不是要像阿萊所批判的那種僅僅停留在“紙上談兵”層次上的詭辯游戲：“不斷使用誤操作性的概念、含糊不清和未經定義的語詞，那些詞的意思在分析中不斷變換，在不同作者那里也各不相同；分析中缺乏嚴格性；大量使用多少帶有比喻的表達方式，沒有精確的含義，誰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因此無人能提出異議；使用的表達方式伴有感彩”［13］。相反，它要求具有非常嚴密的邏輯一致性，同時要求與經驗事實相一致。事實上，筆者一直強調，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并不是不要數學，相反，要研究經濟學也必須充分夯實數學和邏輯的基礎，這是經濟學研究越來越需要專業化訓練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數學在表達、交流和傳播上的精確性，因此，數學作為工具在經濟學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這是主流經濟學所強調的。另一方面，數學語言的運用也是經濟學中一場重大的“修辭學革命”，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成為聯結全世界經濟學者的一種共同話語標準，究其原因在于，近期的文獻大多是主流經濟學提供的，他們掌握了經濟學的話語權，其中思想的遞進也大多以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表現出來。
不過，盡管將經濟學知識上升到理論層面而運用數學是必要和有用的，但是，我們還是必須明晰地認識到，這并不意味著，“把一種理論建立在公理化的論述上就足以說明它在科學上是有效的”。特別是，要防止經濟學從傳統的文字描述走向數理化過程中的另一種極端傾向，因為正如杜蘭特指出的，每一真理都有可能發展成為謬誤；而每一美德都會因過分而成為邪惡，沒有什么比過分易于走到反面了。因此，我們對數學在經濟學理論研究中的作用必須有個明確的認識，即使通過使用數學來精練理論，也必須注意到條件的成熟性問題，否則必然會“欲速則不達”［14］。這正如科斯寫道的，“我對建立模型的問題知之甚少，并且我提出的觀點可能也不是真正重要的，但我認為，當你的知識特別貧乏時，你不可能很準確、很迅速地估計所發生的情況?！菍⒛阒溃ɑ蛘吣阏J為知道）的早期階段的變量簡單地納入你的模型中，事實上，這可能產生更多的誤導，將會阻止更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的出現”［15］。顯然，就當前主流經濟學的數理化傾向而言，數學已經被嚴重濫用了，哈耶克寫道：“20世紀肯定是一個十足的迷信時代，其原因就在于人們高估了科學業已取得的成就；所謂人們高估了科學業已取得的成就，并不是說人們高估了科學在相對簡單現象的領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是意指人們高估了科學在復雜現象的領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因為事實業已表明，把那些在相對簡單現象的領域中被證明為大有助益的技術也同樣適用于復雜現象領域的做法，是極具誤導性的”［8］。
可見，盡管我們常常把經濟學視為一門科學，但這與自然科學中對“科學”一詞的理解存在很大差異；正如布勞格指出的，“經濟學又是一門獨特的科學，不用說由于它研究的是人的活動、從而要用人的行為的原因和動機來解釋‘事情的原由’，這和物理學不同，而且也由于它致力于提供關于人的活動的嚴格的、演繹的理論而和社會學、政治學這樣的科學不同，因為在其他的人類活動學里而是缺少嚴格的、演繹的理論的。簡而言之，經濟學家的解釋是科學解釋大類里的一個特別的種，因此這種解釋也就呈現出某些疑難的特征”［16］。在這里，筆者認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也與自然科學存在很大差異，不應該過分強調他的客觀性而抹煞其思辨性，例如，麥克洛斯基就特別強調無論是數學還是物理學都不是經濟學可借鑒模式，為此，他還對大行其道的現代主義科學哲學持深深的懷疑態度，因為這些哲學往往以物理學的方法論作為模式。那么，如果促使經濟學朝更為科學化的方向發展呢？豪斯曼建議，“第一，經濟學家應該參與越來越多的不同形式的經驗性工作：他們應該努力從‘典型的經濟數據’中學到更多的東西。第二，對于理論框架的選擇而言，這個學科應該更加開放，不應堅持認為它是一個‘獨立的科學’的現狀”［17］。
四、簡短結語
無論是在科學的內涵、研究的目的還是研究的方法上，經濟學與自然科學都存在很大差異：經濟學注重思辨性，其理論也帶有強烈的主觀性和規范性，研究方法更注重厚積薄發，注重知識的積累和契合，因此，盡管我們強調經濟學要朝科學化的方向發展，但其科學性的麥加并非就是以物理學為代表的自然科學。事實上，正如韋森指出的，按照最新版《新牛津英語大詞典》對“science”所作的定義，社會科學并不是真正的“科學”，而只是在一種在對“科學”一詞的“轉借”和“隱喻”（metaphor）意義上來說的；不過，那些想把經濟學變成一門實證科學的經濟學家們，卻試圖通過對人類社會中經濟現象的“觀察”、“實驗”以及與之相關聯的“（自然）科學（式）地”“推理”和“證明”，來把經濟學做得一種像物理學、化學那樣一種實證的“分科的知識體系”［2］。然而，當前的主流經濟學卻試圖以物理學等自然科學的理論特征來要求經濟學，從而嚴重誤解了經濟學的“科學”內涵，也窒息了經濟學的理論發展；以至布坎南說，“正因為我深信社會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我發覺自己更贊同解釋學家的批評，而不贊同我的大多數經濟學家同事的意見，少數幾位屬于現代奧地利人學派的經濟學家除外”。而且，布坎南還重新解釋了科學家和藝術家的行為方式：科學家的行為是發現，他找出存在的事物，將想象力運用在探索過程中，他不宣稱也不應宣稱創造了某種新的東西；相反，藝術家盡管要用一定的材料，但他創造某種原來并不存在的東西，并且一旦藝術創造完成，每個人都對創作出的作品可以有不同的私人解釋方式。［17］在布坎南看來，社會科學的研究介于兩者之間，社會科學家的活動更加類似于藝術家而不是科學家，但他的動機與科學家而不是與藝術家相一致，他希望社會互動的改進最終將由人們在診斷結論和有效改革上取得一致的看法；同樣，布萊克則強調，從認識論的角度看，人文科學特別是文學批評所使用的中心修辭手段比如暗喻要優于自然科學，因而經濟學的科學化發展不能抹煞其人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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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經濟學的影響要素發生改變。經濟學既是一門社會科學,需要使用抽象方法,在研究過程中,由于經濟現象非常復雜,研究時總要忽略掉一些“次要因素”,這也是科學研究的一般方法。但是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經濟學要結合當前市場經濟發展的基本特色進行分析。首先,要看其是否具備市場經濟的基本特色,例如中國晚近30多年經濟表現就可以分析其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的發展特色。其次,要分析市場經濟學內容還要結合其他經濟學理論,包括影響經濟要素的制度因素外,人口結構、與發展階段相聯系的比較優勢、教育和人力資本積累、儲蓄和投資和空間位置等因素都會影響經濟增長表現。例如在研究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年增長表現,不能放棄包括產權制度變革的體制變量。
第二,經濟學的教學形式也相應發生改變。隨著市場經濟的滲透,我國高校的經濟學內容逐漸與社會接軌,進入信息化時期,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數學和技術訓練尤其重要,需要在基本理論邏輯的基礎上,更加重視運用基礎理論方法的直覺,在一個比較穩定的經濟對象基礎上,精細化研究內容。但是目前我國的現狀是,很多經濟現象都沒有一個基本準確的描述和概況,而利用一個簡單的數學工具則體現更多的局限性。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高校的經濟學教學方式,更加需要建立基本的邏輯框架和直覺,基本邏輯、基本假設,對基本變量和關系的處理和定量描述,再加數學方法分析等方式都現代市場經濟學中的關鍵方式。
二、我國高校經濟學未來的發展分析
隨著現代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信息技術逐漸在經濟學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計量經濟學通過采用多變量回歸以及其他相關統計分析技術,為我國高校的經濟學提供了一些具有競爭性的理論解釋工具,并且能夠較好的檢驗和論證其市場特性。
隨著市場化的趨勢不斷加強,經濟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聯系也不斷加強,很多經濟學分析推論,獲得廣泛市場經驗的支持。在“食物消費的收入彈性較低因而“恩格爾系數”隨經濟增長而下降,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力就業結構變動會如“配第-克拉克定理”預測得那樣表現為農業勞動力占比持續下降趨勢,需求定理描述的物品相對價格與需求量反向變化等等?！苯洕鷮W逐漸與其他學科相互聯系,加強了與社會科學的緊密性。
另外,隨著市場化趨勢的不斷加強,經濟學的預測開始逐漸建立在特定的分析機構和程序基礎之上,但是其預測的科學規范性也逐漸加強,但是由于市場發展過程還存在一定的不可控性,因此市場經濟學的發展也開始呈現一定的不可控性,但是總體趨勢還是呈現市場化。
摘 要：目前社會科學均出現了“語言轉向”的提法，本文剖析這一現象，分析其背后深刻的原因。社會科學的“人文轉向”即社會科學借助語言這個人文工具對自己學科進行人文改造。本文詳細梳理了“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來龍去脈。對“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困境進行了學科分析和精神層面上的探討，提出了如何扭轉人文學科的困境，如何學習西方的人文精神以及如何進行人文洗禮等解決方案。最后提出，自然、社會和人文三種文化應該做到有界限地融合、超越和圓善。
關鍵詞： 語言轉向；人文回歸；科學的；三種文化；超越
中圖分類號： K23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055X（2012）05-0001-10
“語言轉向”這一提法近年在哲學領域頻頻出現，轉引陳嘉映的話，“古代哲學注重的是本體論，從近代開始，哲學注重的是認識論，到了20世紀，哲學注重的是語言?！币话阊芯空J為西方哲學研究經歷過三個階段：本體論階段、認識論階段、語言哲學階段。實際上，哲學家對語言的關注由來已久，無論是古代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孔子、老子等，還是近代的洛克、貝萊克、休謨、康德、萊布尼茨等人都十分關注語言。到了二十世紀初，哲學上正式提出了“linguistic turn（語言轉向）”①。 除了哲學外，其他學科如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政治學、歷史學、心理學等217均提出了“語言轉向”。盡管這些“語言轉向”的提出和哲學上“語言轉向”存在著差異，但由此引發的思考是：這么多學科都提出了“語言轉向”，是偶然巧合呢？還是另有原因呢？
一、各學科“語言轉向”考評
這么多社會科學都提出了“語言轉向”，但它們的內涵和外延不盡相同。在探索其背后根源時，還需對各學科“語言轉向”的內容有一個大概的了解。由于相關研究甚多，只能有所選擇分別加以概述。 即便在哲學領域內，不同研究者的“語言轉向”也大相徑庭。陳嘉映將其總結為：“1）新邏輯的發現；2）對古典特別是德國古典哲學的厭倦；3）反對哲學中的心理主義；4）語言科學的建立和進步。”他進一步認為，“概念思辨本來就主要是在語言分析層面進行的，當概念思辨確成為哲學的主要工作，語言轉向也自然而然產生了”。 有一種說法，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弗洛伊德、叔本華、尼采等西方思想家對理性主義和形而上學的無情批判下，理性至上、實體永恒等原本根深蒂固的觀點一時被解構得支離破碎。眾多思想家不約而同地找到了原本只被視為日常交流工具的客體性范疇——語言，于是出現了語言轉向。但威廉姆森18認為概念轉向比語言轉向構成更為廣泛的運動，對語言與思想的相對優先性持中立態度。不管怎樣，“語言轉向”的確發生過而且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經濟學的“語言轉向”也受人關注。現代社會經濟學影響很大。以新古典主義為主的當代經濟學研究者喜歡使用復雜的數學分析工具和計量模型，似乎還很少有經濟學學人注重經濟學分析中的語言問題。到了20世紀末，博弈論經濟學大師魯賓斯坦（Rubinstein）終于意識到了語言與經濟的重要關系，提出了語言的經濟學分析和博弈論經濟學的語言問題。他在《經濟學與語言》19中試圖將經濟學的主流理論“博弈論”置于一個廣闊理性推理和語言交流的知識版圖上，并暗示經濟學研究有“語言轉向”的趨勢。國內韋森系統研究過經濟思想史上關于語言的問題?！坝捎谡Z言構成了人之成為人的主要維度，不了解語言，不研究語言在人類社會形成和市場機制運作中的作用，……研究語言在人類社會種種生活形式的生發、型構與變遷中的作用，以及反思、描述并試圖從各種理論視角復現人類經濟社會中種種自然秩序的經濟學所使用的語言本身，就成了經濟思想界認識和洞悉人類生活世界研究進程的一種自然推進的結果”20。 “法律語言學”是語言學一分支，它從法律角度研究語言，或者研究法律上的語言，這和從語言角度研究法律不太一樣。“法是語言！ 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給法下定義，都離不開語言： 1）立法者——法是意志和命令（這兩個東西都需要語言體現） ；2）司法者——法是判決（判決是語言）；3）守法者——法是行為規范（規范是語言） ；4）功能觀——法是工具（工具是語言） ；5）——法是統治階級的意志（意志要借助語言體現）”3?？梢姺▽W與語言學聯系是多么的緊密。法學研究中的詮釋和修辭研究歷史悠久，很早就關注語言問題。作為現代法理學奠基人之一，哈特通過對法律規則、法律規范或者法律制度的邏輯分析和語言分析，形成法律的一般概念、原理和體系，哈特①將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移植到自己的法理學中，從而帶來了20世紀法理學的“語言學轉向”。他的專著《法律概念》建立分析法學21。法學的“語言轉向”目的是借助語言研究成果在法理、立法、司法解釋和審判等環節上進行更加合理的研究和實踐。 教育當然需要語言。教師上課需要言語，還需要用言語與學生交流。教育一刻都離不開語言，因此教育非研究語言不可。某種意義上說，教育學的使命之一在于讓教師學會說話，而教育的使命之一在于讓學生學會說話。因此研究如何讓教師說恰當的話是教育學的重要任務之一。僅從語言學話語分析有專門研究classroom discourse或teacher discourse，它們大多描述課堂話語的特征，提出改進有效的課堂話語。海德格爾提出過“走向語言之途”，因而也存在“通向語言之途的教育”，“教育所要最終達到的語言……，這是一種工具論語言和本體論語言之間相互聯系、相互滲透、相互貫通并保持一定張力的語言。唯有如此， 教育才能實現在語言中得到更深刻、更清晰的認識， 教育才能實現人在語言中真正的生命成長?！? 心理語言學是語言學一重要分支，語言、心理、認知關系密切，“語言轉向”已經成為心理學界公認的事實。心理學不應再去構造能調控人們心理與行為的種種理論模式與模型，而是在人們的交往行為和話語活動中啟迪心智、激揚潛能，通過對各種文化的和實踐的闡釋發掘出被深埋多年的人生價值和生活意義。因此，“心理學的語言轉向促使心理學的理論追求開始從本質論轉向存在論，在思維方式上從還原論轉向整體論，在心理科學觀上從自然主義科學觀轉向社會文化科學觀，在文化模式上從單一文化模式轉向多元文化模式6”?！靶睦韺W在語言轉向視角下，改變了心理學研究本身的性質，即心理學已被放入一個公共話語的背景下加以考察”22。 美國歷史學家海登·懷特說，歷史只是“以敘事散文話語為形式的語言結構”。歷史研究有很多模式，受18世紀啟蒙思想理性主義的影響，人們認為歷史是客觀的，只要找到足夠的材料就能揭開史實。可后來發現，歷史文獻的可靠性受話語的影響很大，因此開始引入語言學視野去考察歷史。如何理解文獻文本中的語言，將直接關系到對史實、歷史態度等一系列問題的認識。而從語言學角度出發，會給歷史研究帶來很多令人欣喜的結果。
History， theory， text： 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23是一部歷史學語言視角的典范，再進一步，它會影響到歷史哲學；《歷史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西方后現代歷史哲學研究》24探討了語言視野下的歷史哲學。而在政治、國際關系等領域通常喜歡用批評話語理論（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對隱含在政治話語中的權力、意識形態等進行研究。后來就有人提出了政治學中的“語言轉向”和國際關系學中的“語言轉向”25。 此外，還有大量的研究關注文學、文化研究、建筑學、社會學、宗教學、地理學、管理學、外交學等領域的“語言轉向”26，27，28，29，30，31，32，此處不再贅述。 綜上，社會科學在闡述“語言轉向”時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先將哲學上的“語言轉向”描述一番，然后再轉到自己的研究上去。難道是哲學的“語言轉學”促發了這些學科的轉向？此外，還需對“turn（轉向）”進行界定。turn表明原本沒有重視的東西，現在引起重視了，但并非研究的中心改變了。比如說經濟學研究的中心依然是經濟，但以前可能忽視了語言的作用，現在開始關注語言對經濟的作用，而不能說經濟學重心轉移到語言了。
哲學研究對其他學科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當哲學提出“語言轉向”時，它就有可能影響其它學科。這些社會科學喜歡引介哲學上的“語言轉向”，目的可能有二：一是讓讀者知道“語言轉向”是怎么回事；二則有可能是想在哲學上找到依據，為自己研究的合理性提供支撐。要追究為何這么多學科都提出“語言轉向”。除了哲學上的依據外，也許還會找到這樣的理由：語言是貫穿這么多學科所必須要談的東西，當本體論上升到認識論，而認識論就得涉及到語言，從語言著手，就會加深對該學科的研究，使該門學科研究更具哲學高度。這些原因都底氣十足，但卻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至于第一條，哲學的影響不可否認，但即使哲學出現轉向，社會科學也不一定非得跟著轉，畢竟每個學科都有自己發展的內在規律，只有當該學科發展的內在動力需要外部的力量時，才會吸收借鑒其它學科。這并不否認任何學科都受到時代背景和它所處時代任務的制約，以及當時社會主流學科的影響，跟風現象是存在的。但如果該學科內在動力不需要借助“語言轉向”來幫助的話，無論如何也不會有這么多學科同時提出“語言轉向”。因此，哲學上“語言轉向”的影響是有的，但不是根本動力。根本動力來自于各門學科內在發展的動力需求。至于第二點也是合理的，語言的確非常重要，作為人類共性的東西，語言可以為各門學科發展提供很好的視野，但這些學科“語言轉向”的目的不是為了研究語言，而是借助語言來更好推動自己學科發展。
（一） 人文學科的科學化——社會科學的產生繼續討論之前，需要了解學科的三大分類：自然科學、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與后兩者容易區分，而后兩者之間卻不易區分。一般認為人文學科是以觀察、分析及批判來探討人類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門學科（哲學、文學、藝術、歷史、語言等）和知識的總稱 。而社會科學是用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人類社會的種種現象的各學科總體或其中任一學科①。如社會學研究人類社會，政治學研究政治、政策和有關的活動，經濟學研究資源分配。光從名稱上，就可以看到很大的差別，“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學科”與“科學”反映出兩者的性質、研究目的和旨趣存在非常大的很大差異。社會科學是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人類社會中的某些層面和現象，所謂科學的方法又是指什么呢？這需要追溯歷史了。
嚴格來說，19世紀之前，社會科學研究還包含在人文研究之中，那時還沒有產生社會科學。實際上無論在古代中國還是古希臘，沒有今天所說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之分，如亞里士多德研究的領域包括自然、社會和人文領域。今天屬于社會科學的經濟學、法學、管理、教育等研究工作多是由哲人、文學家同時完成的。如司馬遷《史記》中的《貨殖列傳》就是對經濟規律的總結?？鬃蛹仁撬枷爰?、哲學家又是教育家，張衡既是文學家又是科學家。西方文藝復興和十八世紀以理性主義為標志的啟蒙運動，將現代自然科學分離出來。
Science源自拉丁文scientia，初指知識，后指學科，到了十九世紀，專指自然科學，也就是用實驗方法來研究自然世界的學問。從十七世紀開始的歐洲社會，伴隨著自然科學的分離和發展，一切社會認識在啟蒙思想的鼓動下進行不斷的理性化，而啟蒙思想的本質是將一切理性化，這對當時的社會來說無疑是一種巨大的進步。理性促動了自然科學的發展，西方一大批科學家如伽利略、開普勒、笛卡爾、牛頓等人橫空出世。到了十八世紀，人們看到自然科學帶來的巨大推動力，改變了整個世界，在理性主義和自然科學的啟示下，人們開始相信科學革命不僅僅能在自然科學上改變人類，而且還能改善政治、道德、社會、經濟、文學批評等等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十八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其基本特征可以說是“將牛頓時代的新科學方法運用解決其他智力和哲學問題的趨勢①”。人們希望在人文社會研究上，也能像自然科學研究一樣能做到完全和精確預測未來，找到其中的規律，控制社會各種現象，從而能像自然科學家那樣駕馭和控制自然規律而獲得更大的自由，今天社會科學的研究宗旨和目的與自然科學如出一轍。 社會科學從人文學科中最早分化的是社會學，法國的奧古斯特·孔德首次提出“社會學”這一術語②，試圖模仿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等自然學科而創立的一門研究社會的科學。在方法論上，孔德認為可以直接將自然科學的方法移植進來，為此，他大力倡導“實證哲學”。他的名著《實證主義教程》充分證明了他的理念，按照他“三階段論” 中實證的程度把科學發展的順序大致歸納為六門：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和社會學。“社會學”的提出引發了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分離。此后，經濟學、法學、政治學、教育學等一系列社會科學分離出來。
（二）社會科學的危機這些社會科學甚至人文學科將經典自然科學的科學觀和方法論上升為自己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認為經典的科學觀和方法論才是唯一正確的，除此之外的科學觀和方法論都是非科學的。經典自然學科雖然承認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但本質上卻認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構成的，因此他們的任務就是要找到這些元素并分析它們。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著能像化學家那樣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來解釋自己學科的現象，因為科學哲學教導他們只有用經典自然科學方法獲取的知識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人和人類社會雖然起源于自然，但人類活動和人類的精神早已超越它的物質，簡單套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只會得出簡單的結論，而忽視人的價值和尊嚴，只會導致研究成果嚴重扭曲事實。 不可否認，人們建立社會科學的目的是良好的，為了改造世界，更好為人類服務。也看到了社會科學使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取得很多成果。但是，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和社會，這是和自然科學研究對象最大的差別。人和社會太為復雜，面對著如此復雜的人和人類世界，采用單一的數學模式、建模公式等簡單化程式化的方法去研究而排除人的復雜性、人的價值和情感的研究往往是靠不住的。
即便在自然科學領域，也沒有單一的結論。拿物理學來說，19世紀末，物理學征服了全世界，經典力學、經典電動力學和經典熱力學形成了物理世界的三大支柱。物理學家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基本原理都已經被發現，物理學已經盡善盡美了。但很快為量子時代所取代，經典物理像泡沫般破滅凋零。量子物理學甚至打破了曾經堅定信奉的嚴格因果律，從哥本哈根派的概率解釋、不確定原理和互補原理摧毀了經典物理世界的嚴格因果性和世界的絕對客觀性。之后出現的平行宇宙理論、退相干理論、隱變量和超弦理論都無法再建立起一個終極理論。自然科學研究已經從只追求整齊劃一的規律發展到了更注重觀測。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和結論也不是鐵板一塊，整齊劃一的，也充滿了爭議與未知。人類科學發展史表明，對真理的探索永無止境，大自然可能始終不會將其終極秘密展示給人類。將自然科學等同于科學，而又將科學等同于真理，是當代人對科學認識的最大誤區。而在自然科學方法主導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如果不采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就會視為不科學③。
什么是科學？這個問題非常復雜。庫恩早就是說過，所謂自然科學的方法也只是“范式”的變更，不存在所謂的“科學”就真理的說法35。個人理解，科學其實就是理性合理的方法，如果這種方法對研究的有效性幫助甚微，我們可以認為這種方法已經不適合該學科了。因此自然科學的實驗、實證方法只是方法，不能作為我們所認為的“真理”。在“心理學新進展叢書”中葉浩生教授所作的序言從心理學這門學科出發，對自然科學方法才能獲取知識作了非常精辟的批判。
正是在經典自然科學方法主導下，社會科學研究出現了危機，帶來了一系列惡果：生態危機，為了經濟發展，人的欲望肆意滋生，導致污染嚴重，生態嚴重失衡；社會倫理危機，經濟學的模型只能估算出GDP的發展，而無法對社會道德倫理進行調節；教育領域的數字、統計無法解決教育中的真正問題，與教育的真正目的背道而馳；人性危機，人的機械化，人被自然本能化，整體人性的分裂與片面化；工具理性吞沒了道德和價值。科學主義無法解決規范問題，價值立場問題。人類除了理性之外還需要道德、情感的生活，需要平等與正義，但在理性主義和科學至上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是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社會科學研究的危機除了這些，還有方法論上的質疑。很多學者對社會科學方法論自然科學化提出了挑戰，對自然科學方法主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合法性進行了重新思考36。比如法學領域需要重視具體問題之中價值判斷的正當化。長期以來，法學皈依于科學主義，不研究道德問題，帶來非常嚴重的后果，無法解決問題。33
（三）途徑之一：人文的回歸如此，社會科學的研究沒有像當初預想的那樣能讓人們完全駕馭社會，相反帶來相當嚴重的惡果，因此很多學者反思了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最為著名的是德國學者馬克思·韋伯，他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對社會科學的方法進行了徹底的反思。韋伯首先區別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使用了“文化科學”來界定，特別強調人類的精神生活。韋伯認為：“社會科學的對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規定包含著兩種基本要素，這就是價值和意義”。在反對自然科學沙文主義和維護社會科學的方法特殊性的同時，他也堅持認為文化科學是一門客觀的經驗科學。他認為價值是文化科學概念形成的先決條件，價值關聯決定了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分野。國內有不少學者，對社會科學的方法進行了反思。 社會科學反思的結果是：不能再唯自然科學和理性主義為首了，要重視人，重視人的價值、道德，要回到“人”身上。從這種意義上說，社會科學是要向“人文學科”回歸。而“人文學科”是以觀察、分析及批判來探討人類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門學科。社會科學原本與人文學科是一家，現在他們發現離開人類的情感、價值去走向純粹的理性主義是行不通，于是回歸人文?！叭宋霓D向”并非是用人文學科的方法或知識來指導社會科學，而是社會科學必須關注人類的情感、精神與價值，用人文學科的精神和理念來指引社會科學的發展。 “人文”這一概念涵義比較復雜，不同歷史時期，含義不同，與之相關的有“人文精神”，“人文主義”等概念?！叭宋摹钡脑搭^和演變異常復雜。本文強調從治學理念的角度，而非面面俱到。歐洲從古希臘開始有著自己的人文傳統，到了文藝復興時期，提出了人文主義。人文主義也是一個相當復雜的體系，它既同“人文”概念相關，但更多有自己的特點?！叭宋闹髁x”是一個歷史范疇，隨著歷史變化有了不同的內容，但其核心價值與“人文”有類似的地方，那就是對人的關注。文藝復興后特別是啟蒙運動導致理性主義占據主動地位，人似乎變得不那么重要，人文主義核心價值側重于人道主義，屬于道德的觀念?？梢哉f啟蒙運動后歐洲傳統的人文理念似乎斷層了，科學主義、理性主義、實證主義占據主導地位。 中國，“人文”最早出現在《周易·賁》：“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般認為這里的人文指禮樂教化，強調人與人關系、人與社會關系的人文觀，這種人文觀不僅要求處理個人與社會他人的關系，也十分重視對個人修養的培養?？鬃犹岢靶藜骸保犹岢觥靶奚怼保远Y樂養人，使人精神境界得以提升，人格得以完善。它們與人文學科有著類似的價值觀和取向，都關注人的價值、道德、情感等。 “人文學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獲取關于對象的知識，而是要探尋人的生存意義、人的價值及其實現問題，并由此表達某種價值觀念和價值理想，從而為人的行為確立和提供某種價值導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對象‘應如何’的問題”38。社會科學在揭示社會規律，獲得普遍知識時，如果不關注人的價值，就必然會走進死胡同，陷入上面提到的惡果中去。當社會研究者意識到他們所面臨的處境和危機，就會采用各種辦法來彌補自己的不足?！叭宋霓D向”是一個抽象的概念，還需要具體用某些細節去落實。韋伯只是在大的方向上提出了想法，但并未提出具體細節。而“語言轉向”正是“人文轉向”的一種細節性措施方式?！罢Z言轉向”本質上是一種“人文轉向”，一種社會科學回歸人文的呼聲。因為語言具有某種共性和特殊性，因此這些學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語言作為人文回歸的前奏。
（四）語言的人文性為什么說“語言轉向”是一種“人文轉向”呢？首先，語言貫穿于社會科學各領域，是他們共有的；第二，“語言”的關注具有人文性。這可能有爭議，語言在不少人看來，只不過是一個工具而已，何來的人文性？語言確實具有工具性，可以使用語言工具來交流、學習、生活等；但語言也可以用來傳載人類的文明、知識和精神，每個人的言語都不同，每個民族的語言也是不同。因此語言可分為“形而上”和“形而下”，形而下是一種工具，使用工具來幫助人類日常生活；形而上則一種民族精神，一種價值觀念。語言和語言學不是一回事，語言學研究中現在也存在兩種分野：人文和科學的。但語言本身卻具有很強的人文性。語言是屬于人本身的，而不是外在的，甚至可以將語言視為人區別于動物的標志。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指出，語言是心靈的自然稟賦，唯有語言才使得人具有人性；語言與思維不可分離，民族精神與民族語言密切相關。洪堡特也持這樣的觀點，大家熟知的“民族的精神是民族的語言，民族的語言是民族的精神。”伽德默爾說“人是具有語言的存在”，海德格爾指出“語言是人類的家園”。 人文性是人類對自己道德和價值的追求和完善。語言的人文性十分突出，屬于人本身，反映人類的思想、情感、靈魂和世界觀?！罢Z言不是傳統語言學所認為的思維和交際工具，它本身就是活生生的思想，是生活自身的存在，就具有意義和精神，它負載著個人的精神生活和世界觀，負載著多姿多彩的人類文化。人有了語言，便有了他的精神世界。語言是人的世界，是人類的家園，包孕著無限豐富的人文精神，這就是語言人文性的內涵所在”39。因此社會科學研究者看到哲學“語言轉向”后默契或無意識地，試圖借助“語言”這個人文性十足的物象來幫助自己學科向“人文”靠攏，回歸人文。社會科學本就是從人文學科中分離出去，“人文”的回歸合情合理。
三、人文學科的困境與出路
社會科學努力借助人文學科的價值導向試圖從完全“科學化”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僧敶宋膶W科也存在極大的困境，不僅出現了類似社會科學的“完全科學化”，甚至在功利主義至上的喧囂中，人文學科普遍被認為沒有“什么用”。在高度實用主義主宰一切時，人們首先會審視是否會帶來利及利的多寡。因此出現“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 文科表面在發展，卻備受限制和歪曲，實際上已經視為政治或工商的附庸”40。這種情況在中國愈演愈烈，西方發達國家的人文學科也曾面臨過這樣的危機，不過進過深刻反思，已經深刻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并采取種種措施去拯救人文學科①。
（一）人文學科的困境與危機社會科學在完全走向“科學”道路之后，按照自然科學的方法、模式和目的來研究社會現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本無可厚非，只不過在自然科學方法的主導之下，其研究目的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試圖采用自然科學的實證、實驗方法最終找到了支配人類社會的幾個規律。這本也無可厚非，但如果將社會研究的結果定位為幾個支配規律，這樣的研究旨趣和志向不能不說是一種“形而下”。人類社會復雜的多樣性不可能只用幾個規律就能解釋清楚，這并非一味否定“科學”方法和目的的合理成分，但是如果將研究終極目標定位在如同幾個化學元素支配一切的思路上，經典自然學科雖然承認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但本質上卻認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構成的，因此他們的任務就是要找到這些元素并分析它們。 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著能像化學家那樣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來解釋自己學科的現象，按照他們的思路，人類社會的多元性和復雜性可能也不牛津大學著名的歷史學家托馬斯曾說：“凡是非STEM（即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的英文首字母縮寫）科目的學科地位，都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备Ｋ固兀ü鸫髮W校長）認為，在這其中，首當其沖的就是人文學科了。福斯特指出，作為已具有數百年傳統的高等教育的守護者，大學必須努力去保證提倡那些有價值的東西，而不是限制支持那些無價之寶?！爱吘?，歷史學、人類學、文學等學科之于大學以及人類具有不可磨滅的重要價值”。哈佛大學校長福斯特：大學在變革的世界中的角色?！犊茖W時報》 （2011-01-04 B3 國際） （哈佛大學校長福斯特：大學在變革的世界中的角色 http：///lljx_read.jsp？id=62 2011年1月11日讀取。）美國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每兩年向總統、國會和全美人民遞交《美國的人文學科》（Humanities in America）的報告，詳細匯報人文學科的各項事宜。注意，中國只有社會科學才有這樣的報告，往往關注的是經濟發展、住房、改革等問題，而基本上沒有關于人文學科的報告?？梢姡宋膶W科在兩國重視程度差異之大。
那么多元與復雜，最終也就那幾個規律。人類社會的一切行為皆是人形成的，試圖解釋人行為的根本規律如同要揭示人類生存的根本意義，無法將人類生存的意義用幾個規律加以總結，因此試圖一勞永逸采用自然科學為旨趣的社會科學研究永遠永遠只是一個夢想①。
而從自然科學發展的進程來看，特別是量子力學的發展，經典時代由幾個支配規律的思維方式似乎已經過時，當代科學家更關注的是能夠對大自然說出些什么，強調觀測。自然科學的新思路和新發展可能并沒有引起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注意，那些死抱“科學主義”的研究者，其思維模式依然是自然科學經典時代的套路，對新的科學思維全無了解，而且還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指責別人“不科學”。 在引入自然科學方法之后，社會科學研究確實有了新的視角，也取得了新成果，畢竟能用幾個規律來解釋人類社會的研究是非常誘人的。因此，人文學科也將自然科學方法引入，實證和實驗方法也確實給人文學科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此后，人文學科形成了“人文派”和“科學派”兩大派系，甚至兩大派系達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且“科學派”占了上風。人文學科正被來自四面八方的科學派給吞噬，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因為科學哲學教導這些“科學派”只有用經典自然科學方法獲取的知識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他們動輒說：你們的研究是不科學的。但實際上“科學”并非只是自然科學的方法和模式。此外，“科學派”占上風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科學派”因標榜自己是科學的，并試圖展示美麗的幻境——他們的研究成果將能改變世界，極大促進人類社會進步。因此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大量經費的支持?！霸诿襟w的幫助下，公眾已經被說服，相信只有自然科學家才能提供解決各種嚴重社會問題的答案”序言5。在人文學科研究中，不排除有些方面，一些具體問題適合采用“科學”的方法，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些研究成果能同自然科學一樣可信，并非采用量化、大量表格、圖表、各種曲線圖和統計公式才是科學的，所有嚴謹、有內在邏輯和客觀的研究都是科學的。 “科學”喜歡形式化，建立模型，然后竭力證明，但無論模型如何復雜，它只是對“假設”的一種證明手段，解釋手段當然可以多樣化。但實證研究在人文學科中陷入了非常尷尬的境地，既不能也不能證實現有理論。由此可見，“科學”派如要在人文學科中取得真正實質性的研究成果，仍需在方法和思想大幅度改變?！翱茖W”的威脅可能只是暫時的，“人文”派學者卻不能沾沾自喜，掉以輕心。我們認為，方法的包容和創新是研究的動力，學習不同的方法是研究創新不竭的動力，因此適當吸收當代自然和社會科學的新方法是每個人文學科的必修課。其次，人文學科要抓住研究的“道”，抓住了“道”，也就抓住了真正的規律。此外，“人文”學科應該有信心加大宣傳讓更多的人看到“人文”途徑是有著巨大的優勢，爭取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也要吸收更多有才華的人加入這一行列。當然人文學科的困境不僅僅是來自“科學”派的威脅，其自身也存在很多問題，不僅僅有方法的問題，問題多，需要認真分析細致思考，對癥下藥。 人文學科的困境不僅來自自然和社會科學的“排擠”，更大的危機是“功利化”。功利化讓一個民族精神上無所適從，精神喪失乃是當代中國一個最為顯著的問題。功利化讓人看不到人文學科持久的影響力，而只看到眼前的小利，動輒發問：你這有什么用？人文學科的危機間接導致精神危機。完全“科學化”與“功利化”幾乎將人文學科送進了墓穴。有著如此崇高旨趣的人文學科在功利主義的逼迫之下被迫表態明天他們就要給社會帶來什么具體好處，不得不說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哀②。
無論在網絡還是在學術討論中，關于當代中國人精神問題頗為熱門，《南風窗》2010年第19期推出專題“直面精神危機”，邀請海內外專家闊談當代中國人精神危機的表現、根源以及對策。
經典時代的物理、化學都認為只要用幾個簡單的規律就能解釋整個世界，世界是如此符合因果律。而當代量子物理學已經打破了這種經典式解釋世界的方式。比如量子力學中的哥本哈根派就認為不存在一個客觀的、絕對的世界。物理學的意義不在于能揭示出自然界是什么，而在于我們人類能夠對自然界說明什么。沒有一個脫離觀察而存在的“絕對世界”。量子力學比史上任何一種理論引發的科技變革都要多，而且改變了人們對傳統科學的看法，影響了人類對世界的看法，改變了人類的世界觀。雖然量子力學內部充滿了爭議和分歧，但其基礎依然是建立在哥本哈根派的幾個解釋上，經典時代幾個簡單規律定世界的思維模式一去不復返了。
功利化不僅給人文科學帶來了嚴重的危機，也給自然科學帶來極大的危害，自然科學內部的基礎學科如數學、理論物理、理論化學等，因不能像工程類學科馬上帶來利益效應，也面臨著學生減少，師資流失，經費縮減等壓力。不過在自然科學內部，科學家們對這個問題已經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了。
精神危機的根源相當復雜，限于篇幅無法展開，但有一點必須指出，走出精神危機，人文學科擔負著重要使命。西方歷史上的文藝復興，讓人文重新洗禮每個人，每個人得到啟蒙。
而當代人文學科的衰落與精神危機是一種互為因果關系。反觀世界，真正的強國不僅僅在于經濟和軍事的強大，更重要的他們有一種理念，有一種精神，有一個文化，展現在世界各族人民面前，世界各種人民對他們的理念、精神和文化都感到“敬仰”。大國的崛起，沒有這樣的價值輻射就永遠不會崛起。而這樣的信念不是靠高科技，不是靠黃金白銀，也不是靠強大軍事，是來自對人文價值的尊重，以及對人類生存和存在理念的不懈探索。
（二）中國人文學科之路：中西融通與人文洗禮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西方的理性主義占據了主導地位，自然科學的邏輯思維主導這一切，導致社會科學從人文學科中分離?！岸獙αⅰ⑦壿嬎季S等西方的‘理性’對二百多年來科學技術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后科學技術還會需要它，而這與客觀世界的本質在許多方面是矛盾的，與人的精神世界是矛盾的，人類應該如何解決這一難以擺脫的‘悖論’？”。好在西方學術界對此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①。那么我們中國的人文學科又面臨著如何的困境呢？ 中國人文學科面臨的第一危機是，西方的傳統和學術話語霸權一直左右著中國的學術，我們的學術傳統在西方面前低人一等，學術研究跟著西方轉，成為“西方的奴仆和‘名牌產品’并不高明的仿造者”44。第二危機，中國人文傳統的斷層。啟蒙運動后西方的傳統是理性和邏輯，傳統人文減少，不過西方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中國有著豐富的人文傳統，打破西方的霸權，一條好的途徑就是向中國文化汲取營養。許嘉璐先生提議哲學需要一場革命，需要發揚中國哲學自己的傳統，其它學科也應當如此。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研究已經出現了一場變革，力圖改變自文藝復興以來的理性傳統，要求注入人文氣息。可是當看到西方在變革時，我輩中人似乎依然無動于衷，多數人依然“戴著鐐銬”在跳舞，無視中國自己的人文傳統。 中國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全面西化后，但最根本的精神層面卻未能真正西化。中國人治學，特別在當下，缺乏獨立思考的精神，人云亦云為主，即便西方的理性有諸多不是，但我們并未掌握他們的精神要髓，只是將它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拿來套用，對學術傳統和學術精髓并不了解，也不想掌握，急功近利讓我們只想拿來成果換成更多的物質利益。因此某位學術大家說過，近幾十年，無論人文社科還是自然科學，中國人沒有一個重大的理論貢獻。這讓所有中國學人無比汗顏。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有著良好的傳統，是自古希臘以降，西方的獨立思考和思辨精神。其后接受過文藝復興的洗禮，沒有這場洗禮，便沒有西方的經濟、政治、民主和科學。本文認為，中國若要強大也須有一場洗禮。洗禮，是一種精神洗禮，是一種人文洗禮。國人的人文素養普遍不高這是事實，西方自然科學家寫出的科普作品能成為暢銷書，很少見到中國科學家寫出這樣的暢銷書，這是缺乏人文素養的最直接表現。中國需要向西方學習，但這種學習，不是簡單各門學科全面拷貝西方的研究成果，更主要的是學習他們獨立和思辨的人文精神。
那么究竟我們要怎樣振興中國的人文學術呢？ 本文認為，一方面，要從中國自己的人文傳統中汲取營養；另一面，需要“圓融”，不僅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圓融”，更需要中西方學術傳統的溝通與圓融。雖然目前不少學者朝這方面努力，但成效依然甚微，原因很多。比如清末民初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模式來改造中國，不成功。
今天的學術界實際上是“西學為體，中學點綴”，則導致中國學術徹底迷失。較為理想的模式是，將“中西”融合，不是拿西方的理論來改造中國，而是將兩者融合后創造出能與世界對話的“新物質”來。比如，中國傳統人文研究中具有“普世”價值的思想資源完全可以采用現代學術方法進行闡釋并在世界推廣。再如中國人文資源與西方異曲同工之處也可采用現代方法，溝通中西，以嚴密的邏輯和合理的學術形象展現給世人。在倫理修養、藝術美學等方面中國人文的資源甚至比西方更有“普世”價值，完全可以深入挖掘獨當一面；在法律政治、經濟制度等方面，可以采取學習西方，中西融會的方式來研究。方法上需要多元化，邏輯上縝密化，參照國際體系。在方法訓練和思維方式上，中國應該更多學習西方，而在思想源泉和創新點上則需要有中國自己的“普世”價值觀?？傊?，中國學術走向世界，需要卸下“鐐銬”，穿上自己縫制的衣服，大膽地與外人交流。 中國學術如果只重視學術層面，而忽視“道”的層面，那將永遠超越不了西方?！爸袊鴮W術的傳統中將科學與技術混為一談，統稱為科技，導致今日只見器物不見精神，而忽視了科學的本質首先是一種精神，是出自對宇宙萬物的驚奇而求真的渴望，而不容虛飾的，對事物本來面目的揭示”。這樣的科學精神是來自人本，是一種對人類價值的尊重，我們缺乏的就是這樣的精神。而這種精神不是出幾本書，發幾篇論文就可以解決的。學習西方可能今后很長時間中國面臨的最主要任務，學習西方是要學習他們的人文精神，需要融會貫通。但做到中西融通很難，只有汲取中西對人本研究的精華，才有可能提出對人類有重大意義的理論突破。因此，本文認為中國學術之道振興有兩個方面不得不重視，一是汲取中西方，主要是西方對人文學科的探索精神，在中國進行一場廣泛的人文洗禮；第二，只有重視人文學科，中國的人文洗禮才能有所成效。在有限的篇幅里，無法做到面面俱到，而只能著眼重點。任重而道遠，需要每個人從點點滴滴做起。 綜上，人文的興起涉及到學術界和普通公民。學術界需要重視挖掘中國既有的人文資源，努力學習新方法，重視與西方的交流，更重要需要從“道”的層面學習西方的人文探索精神。然而光靠學術界的研究是遠遠不夠的，普通公民需要有一場人文洗禮，人文洗禮可以由學術界發起，但必須由公民自身完成。所有的公民接受過人文洗禮后，人文素養才能得到提升，人文學科的地位的提升指日可待，中國人文學科才能真正意義上振興起來。
關鍵詞：歷史方法；經濟學；科學性
一、判斷經濟學是不是科學的標準
判斷一門學科是否是科學，首先應確定一個“科學”的衡量標準。這種標準的依據不在于該學科研究的對象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而應遵循以下三點原則：一是是否以揭示研究對象的內在規律性為目的。二是在研究的過程中，是否運用了一種合理有效的方法。熊彼特強調“一門科學是任何一種知識，它發展了尋找事實和解釋或者推理(分析)的專門技巧”。三是是否有一種科學的理念和精神。顯然，這種判斷標準避免了由于選擇尺度的狹隘而將諸多科學性的東西排斥在科學大門之外的尷尬。就經濟學而言，政治經濟學認為，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研究社會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并且采用唯物辯證法、科學的抽象法、邏輯和歷史相統一的方法等。在西方經濟學看來，經濟學是研究如何對稀缺性的資源進行配置的學問，采用的方法有：經濟模型、規范分析和實證分析的方法、靜態及比較靜態和動態的方法、邊際分析的方法、均衡分析的方法及數學分析的方法等。
科學的判斷一門學科是否科學，依據的重要判斷標準是該學科的方法論必須科學。一般來講，經濟學的研究和認識過程是：先從實際出發，從經濟史實和現實經濟問題出發，在掌握大量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的基礎上抽象出概念和命題，然后再用范疇和概念去說明、解釋和預測經濟事實。這表明，從具體到抽象再到具體，從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從實踐到理論再到實踐的認識論方法貫穿了經濟學確立的各方面。就此方法論而言，經濟學與自然科學同樣符合科學標準。
二、為什么要強調歷史方法在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性
19世紀末，奧地利學派創始人門格爾和德國歷史學派代表施莫勒進行了一場持久的經濟學方法論之爭。由于歷史學派方法論的缺陷，以后的主流經濟學在演繹主義方法論的影響下走上一條公理化道路。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在經濟學——這樣一門本質上屬于社會科學的學科的探討上丟棄歷史分析的方法。
(一)主流經濟學過度演繹推理的做法不科學。在一些人看來，歷史的東西往往存在“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尷尬局面，而基于公理推斷的東西則存在邏輯上的一致性和統一性。客觀地講，經濟學采用演繹推理的方法，并輔之以數學化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自然科學的一種靠攏。但如果以為像自然科學一樣在少數公理的基礎上構建起邏輯大廈，就意味著經濟學自動走向科學殿堂的想法未免太天真。這里有一個關鍵問題，即公理本身是否就存在統一性或不存在認識和理解上的不同呢?按照尼采的看法，所謂的公理實質上是一種沒有辦法通過進一步推理證明的無條件的命令，公理本身也是一種信仰，即相信公理是“真”的。對信仰而言，在抽象的意義上，很難判斷孰優孰劣、誰是誰非。既然公理本質上是一種信仰，而信仰顯然會隨時間、地點和任務不同而不同。因此，建立在公理即信仰基礎上的經濟學理論大廈就會表現出不同的外觀和內在結構。在懷爾斯看來，“‘公理’成了‘神圣命題’的代名詞。公理的存在可以使我們不顧事實建立起龐大的演繹結構，這已經成了經濟學根深蒂固的傳統”。事實上，脫離具體歷史條件而抽象出來的經濟學公理，如理性經濟人等在現實環境中也遇到質疑。這種抽象演繹的結果不僅無助于經濟學科學性形象的樹立，相反還損害經濟學的科學性。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看，對經濟學基本理念的信仰在不同歷史時期存在巨大差異。亞當·斯密教條地認為，在完全自由放任的政策下，經濟生活會自動趨于最優狀態，不會存在經濟過剩和失業。而1929一1933年的經濟危機徹底打碎了人們對市場機制的信仰，轉而尋求政府干預。而凱恩斯以后的宏觀經濟學學派林立，或者說對同一經濟現象有不同的理論學說，究其原因恐怕是其信仰“失之毫厘”所致。
(二)宏觀經濟學的諸多成果得益于歷史分析的方法。宏觀經濟學的目標有四個：通貨膨脹、就業或失業、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顯而易見，這四個方面的研究對象，如長期的經濟波動，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歷史數據和歷史事實。即使在微觀經濟學的問題中，同樣也無法回避時間序列的探討。由此可見，目前主流經濟學中抽象演繹法所作的努力，即通過形式上的數理化來完成對經濟學的科學化改造并不能擺脫歷史數據的支撐。
(三)任何學科成就的取得都是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經濟學也不例外。在熊彼特看來，“不管哪個學術領域，任何時期存在的問題和使用的方法都包含過去在完全不同的條件下工作的成就，而且仍然帶有當時留下的創痕?！薄叭魏我幎〞r間的任何科學狀況都隱含它過去的歷史背景，如果不把這個隱含的歷史明擺出來，就不能圓滿地表述這種科學的狀況。”從目前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看，首先都是進行文獻綜述，然后在此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觀點。可以說，經濟學中任何一個問題的提出與解決，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都不是哪一家一派可以獨立完成的，而是一個不斷的、連續的過程，也就是說是個歷史過程。這一點在政治經濟學的建立過程中體現的尤為充分。
(四)經濟學中的許多概念、范疇和定理必須運用歷史分析的方法，才能加以正確的理解。恩格斯認為，“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在《資本論》中，諸如商品、價值、貨幣、資本、勞動力商品等概念，馬克思都反復強調是個歷史范疇，從而對庸俗政治經濟學家進行批駁。同時，這些概念的許多規定性也只有放在歷史的背景中才能加以理解。如，貨幣形式的發展、貨幣的本質及貨幣的功能等問題。
(五)在一定意義上看，歷史的方法是經濟學其他研究方法的基礎。一是發展的觀點認為事物總是處于運動的狀態中，這與歷史主義強調的原則是吻合的，即“一切事物都不是永恒、絕對的存在，而是歷史的暫時產物，它在歷史中產生、發展，也必將在歷史中消亡。事物就是它的歷史過程本身?！倍强茖W的抽象法認為，必須對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進行充分的考察才有可能把握住其中的規律。要做到這一點，除要求在一個時間截面上盡可能掌握事物不同的特征，更需要對事物的特征進行時間序列上的追蹤考察。只有經過事物特征的反復顯現，才有可能抓住背后隱藏的規律性。
雖然歷史的方法在自然科學和經濟學中都非常重要，但必須承認，由于學科的限制，歷史方法發揮的作用在不同學科中存在較大差異。這導致相對于自然科學而言，經濟學的科學性似乎有所削弱。自然科學的成果經過歷史的積累，很容易被后人認可和運用，因為自然過程是反復發生的。但經濟學的歷史發展卻不具備完全可復制性。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充滿了各種新的、不同的意見與觀點。結果是，經濟學無法以嚴格的累積的形態取得進展，經濟學說史上就出現了形形的理論反復。一種理論和觀念總是以真理或謬誤的姿態在不同的時期交替出現，這在近代以來的宏觀經濟學中表現的尤為突出。在當代尤其是中國，之所以很多人認為唯自然科學才是科學，是因為自然科學對生產力的推動作用是直接和明顯的，相比較而言，社會科學的作用則是間接的、長期的。時間的跨度有時甚至要經過一兩代人，所以經濟學的成果不易為人所觀察和掌握，一個典型的例證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往往要在理論成果產生多年后才被授予。但經濟學的科學性并不會因此而受到損害，相反說明經濟學的特殊性更需要用歷史的觀點去考察。
三、經濟學的發展歷史是一部借鑒自然科學方法與理念的歷史
從對歷史的回顧中發現，無論是有意借鑒還是異曲同工，自然科學的理念及有效的分析工具，在經濟學的發展史中都得到體現，這使經濟學日益成為最接近于自然科學的“硬社會科學”。
在西方，經濟學的出現以古希臘思想家色諾芬的《經濟論》為標志。為能把握住觀察對象的規律，古希臘畢達哥拉斯學派發明了數，認為萬物即數；萬事萬物的差別實質上是數排列組合的差別。在中世紀的歐洲，經濟學一度成為封建神學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并無科學性可言。隨著文藝復興和自然科學的興起，經濟學也迎來了科學的黎明。在馬克思看來，“真正的現代經濟科學，只是當理論研究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的時候才開始”②，即古典政治經濟學才稱得上是真正科學的經濟學。從理論觀點和貢獻來看，古典經濟學認為，商品經濟是天生的平等派，不管是達官顯貴，還是平民百姓；無論富商巨賈，抑或小商小販，在進行商品交換時，都必須遵循等價交換的原則，沒有任何超經濟的強制力存在。顯然，這一商品經濟的基本理念是受天文學革命的影響。在傳統的封建等級制中，人有天生的高低貴賤之分，皇族乃上天的代表，即天子。但天文學革命卻發現：整個自然界并非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等級結構體，各天體之間是作用與被作用的關系。這一信號傳遞到人類社會，其含義就是：人與人之間不是生而不平等，而是生而平等的。進一步把該思想反映在經濟生活中，就是等價交換的原則。當然，此時可能有來自傳統的追問，即如果沒有舊有封建等級制度的管理秩序，那么靠什么來維持社會生活尤其是經濟生活的運轉呢?在亞當·斯密看來，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會推動資本主義這架精巧的機器一直運轉下去，永不停歇。這正如牛頓的力學所揭示的原理：萬事萬物為何運動有序?因為一切都是“力”的作用。將亞當·斯密以后的經濟學與牛頓的物理學作比較，很多的地方都會發現對事物處理方法的相似性。
就當時化學取得的成果而言，主要集中在：表面上千差萬別的物本質并無區別，都是原子所組成，差別惟一在于原子數量的不同。古典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及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勞動價值論都認為，不同的使用價值和商品表面上看起來各不一樣，但卻都是勞動的產物。在馬克思看來，質上不同的使用價值在量上能夠比較，是因為它們都凝結有抽象勞動，即價值。
從生物學的角度看，生命體被當成一個系統來加以對待。而系統研究方法在經濟學中早已被自覺不自覺地運用。從魁奈的經濟表到馬克思的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以及當代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產業結構、地區結構等問題，都把經濟生活當成一個整體在進行研究。
現代主流經濟學對數學的運用更是無處不在。馬克思曾說過，只有當一門學科使用了數學時才成為真正的科學。數學使以往古典經濟學帶有哲學思辨式的思想通過數學方式的表達而顯得更為精確，使經濟政策的實施也更具可操作性?？梢赃@樣講，正是對數學這頂自然科學皇冠的摘取，才使經濟學取得了社會科學皇后的地位。
論文摘要:近年來，體育社會學研究日趨活躍，其研究對象與其他社會學科研究對象的交叉與重疊之處越來越多，這些學科各自獨特的研究視角是使它們獨立開來的標志。從體育社會學的方法論、原理體系等方面著手，運用文獻資料調研及比較、歸納等邏輯分析方法，對該學科的研究視角進行了闡釋，認為此學科是運用社會學的思維方式和基本原理來解釋體育領域中的社會現象，體育社會學所形成的一套比較系統的概念、命題、假設及理論框架對其學科研究視角具有規范作用。
隨著體育社會實踐活動內容的不斷豐富，體育社會學的應用研究越來越廣泛，該學科成為體育社會科學領域中常用的學科名稱，它的性質和作用得到了較充分的討論和界定。但是，何為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視角，卻很少有人問津。從學科方法論上探討體育社會學與其相近學科之間的關系，遠沒有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似乎只要對體育領域的社會現象進行研究就可以冠之為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其實，研究視角不同于一般的分析角度?！把芯恳暯鞘强茖W共同體普遍認同的思維框架，是一種研究的范式，也是對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內容等的更高層次的概括和抽象，具有較長時期的穩定性;分析角度則是研究者個體對研究對象具體屬性的選擇性研究，或者是對研究過程的不同方面的選擇性研究等，可以隨意轉換”。體育社會學是體育社會科學體系中的一門基礎學科，體育社會科學體系中的諸多基礎學科視角為我們認識體育現象的本質與規律，及促進現代體育的發展與繁榮都可以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對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的認識深刻地影響著體育社會學的學術規范。本文主要通過對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的探析，借以明了體育社會學的學術空間，同時也試圖揭示體育社會學在體育科學體系中的價值。
1、社會科學一些學科研究體育現象的視角
社會科學是科學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科學研究肩負著兩個使命:一是，提供理解具體問題的新知識并提供解決意見;二是，為社會成員提供考察社會現象的主要形式。這兩個使命的有機結合將有效地推動社會科學向著專業化與獨立化的方向發展。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不僅受其研究使命的制約，而且還受到社會分工方式與水平、大學設定學科的需要等的影響。近代以來，社會科學的發展呈現出學科獨立和專業化分工的格局，從本質上說，是社會科學發展的必然過程。但是，社會科學在自身建制化的過程中，由于過度強調職業標準的獨特性、專業語言和理論體系的統一性以及研究調查的客觀性和定量化，在一定程度上的確造成了與公眾的隔膜。美國學者羅伯特·n·貝拉認為:“關心整體并不意味著把來自各個專業學科的事實加在一起。這類事實只有依據一種能包括各專業學科、又能形成一種整體概念的參考系統來加以闡述才會變得具有重要意義。這種概念不一定能簡單地從尋常所謂的跨學科研究中形成。因為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它所涉及的知識不只是來自鄰近學科的有用見識，而是完全超越學科界限的”。由于社會問題具有很強的綜合性與復雜性的特征，所以，任何一種社會問題的解決僅僅依靠單個學科的知識是遠遠不夠的，它必須建立在多學科、多視角的整合與分析的基礎之上。
體育社會問題的復雜性與綜合性同樣要求體育領域的社會科學研究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削減它的學科邊界存在的張力，并在多學科或跨學科的領域對其做出一種積極的回應，因此，運用多種社會學科的基本理論、基本方法分析體育現象，并揭示體育社會現象的發生發展規律，是我們認識體育社會屬性的必需手段。體育社會科學是研究體育與人、體育與社會相互關系基本規律的學科群，主要相關學科有哲學、史學、文化學、倫理學、教育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等。用社會科學對體育這一社會現象進行研究，旨在從理論上做出闡釋，為體育社會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方向做出評判，為在實踐中進行體育決策、建立和完善我國體育方針、政策、法規和制度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學者們運用眾多社會學科在體育領域的大量研究形成了諸多社會科學的分支應用學科，如體育社會學、體育經濟學、體育管理學、體育法學、體育史學等。這些學科由于理論原理與分析框架的不同.在分析體育社會現象時，給我們提供了不同的學術視角。如體育社會學與體育史學就是研究內容相近，研究視角卻存在本質差異的學科。體育社會學是運用社會學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來解釋體育領域中的社會現象，分析其原因，給出解決問題的思路，如體育群體的特征與互動形式、體育組織的結構與功能等。體育史學是根據體育發展的時序性，研究體育文化的產生和發展、進化與退化、分化與組合等現象，通過對體育發展與演進的過程研究，對體育的歷史進行系統的認識。體育史學以時間的概念為基礎，是對體育現象發展過程的歷時性縱向研究。體育社會學雖然也進行歷時性研究，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目的是在紛繁復雜的體育現象中尋找具有本質的、相對穩定的、重復性的聯系或關系，從而對體育現象進行解釋與預測。
2、體育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
方法論是關于方法的基本性質、結構、類型以及合理性標準等內容的理論系統。體育社會學方法論是關于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的理論，是其學科研究視角形成的理論基礎，對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起著規范與指導作用。體育社會學方法論涉及相互聯系的3個層次，即哲學方法論、一般社會學方法論和體育社會學方法論。
在知識領域，理論既是關于研究對象的描述和解釋，又是關于研究對象的研究工具。也就是說，理論不僅是關于認識客體和客觀屬性及其運動規律的反映和表述，而且還是在已有的、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知識基礎上向新的知識領域滲透的工具。從這個意義上說，理論就是方法。哲學作為理論的最高形式，無論是對于自然現象的研究，還是對社會現象的研究都具有指導作用。哲學理論既是表述社會現象的最高理論，也是認識社會現象的最一般方法。哲學的精髓是唯物辯證法，唯物辯證法是關于社會發展和社會認識的理論，它準確地反映了“在現實的歷史過程中繼承和否定的統一”和主客觀因素“在社會認識中的相互關系”。因此，唯物辯證法在體育社會學研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具體地說，唯物辯證法是幫助社會學研究者確定研究方向，制定研究提綱，編制研究程序和選擇研究方法的最高原則系統。哲學方法論是體育社會學方法論的基礎，對體育社會學方法論具有指導作用。體育社會學與哲學的關系，是具體的社會科學與哲學科學的關系，是特殊與一般的關系。體育社會學的最基本的任務是研究體育活動中的各種社會現象，揭示存在于體育活動中的社會現象的本質、相互聯系及其發展規律。在對體育社會現象的研究過程中，無論在理論前提預設上和在基本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導向上，都受到一定哲學世界觀的影響。
對于體育社會學研究者來說，僅僅具備正確的思維方式是不夠的，他還需要具有一般取向的社會學理論作為自己研究的出發點，一般社會學理論是體育社會學理論的方法論基礎。一般社會學理論給出了社會學基本概念和概念間的關系，提供了社會學理論的結構框架及結構變量的相關分析。體育社會學理論的架構是在進一步分析一般社會學理論給出的基本概念及其聯系基礎上得到的，體育社會學理論要給出研究者的是“具體變量”。體育社會學方法論包括作為研究的基本原理的理論假設和價值觀念，還包括研究者用來解釋資料、引出結論的標準或準則。體育社會學方法論指導著體育社會學研究者怎樣提出假說，怎樣選擇必要的證據來說明自己的理論觀點。具體地說，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方法論必須涉及以下幾個方面:1)體育社會學研究中的理論與經驗的關系問題。在這方面，既要研究社會學理論向體育現實經驗的滲透，用社會學理論解釋體育現實經驗，又要說明體育現實經驗對社會學理論的支持。2)體育社會學理論的發現或形成問題。研究和論述體育社會學理論探索活動范圍內的合理性標準和準則，分析和確定評價與接受理論的準則。3)體育社會學理論的結構和功能問題。對體育社會學理論做出靜態和動態的結構分析，揭示體育社會學理論的解釋、預見等功能。4)體育社會學的發展問題。研究體育社會學理論的演變與更替過程的合理性標準和準則。
綜上所述，體育社會學研究者經過哲學方法論的指導、一般社會學理論的提示和體育社會學理論的概念分析，最終得到了關于體育社會現象的具體變量和理論框架。只有經過這樣一個理論思維過程，才有可能全面、完整、準確地把握體育社會現象中各要素的本質特征和要素間的本質聯系，才有可能提出各種具體的理論假設，從而保證體育社會學經驗研究的質量。
3、體育社會學研究體育現象的視角
體育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運用多維視角進行研究是必要的，但并未說明任何可能性，在說明一種研究視角時，人們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把對象體系和理論體系相混淆。“研究視角并不是依據對象體系來劃分的，而是根據理論體系來劃分的，對象體系只是說明了某種研究視角的必要性，理論體系才能說明某種研究視角的可能性”。體育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只是為我們提供了對象世界，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視角是否形成，主要得看體育社會學是否形成了一套比較系統的概念、命題、假設及理論原理以及一個比較完整的相關分析框架。從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演進而言，早期的體育社會學研究多為社會學家的零散研究，如美國社會學者朱步林于1898年在《美國社會學雜志》上發表的“芝加哥的市立運動場”及1918年美國社會學者羅斯發表的“作為社會問題的成人娛樂”等。直到20世紀60年代以前，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只限于體育與閑暇及體育與文化的關系的研究。20世紀60年代后，不論是競技體育還是大眾體育在國際社會都得到迅猛發展，體育這一社會現象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體育社會學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展到社會學研究的核心領地，如體育與政治、經濟等的關系、體育群體、體育組織、體育社會問題、體育社會化等諸多領域。原波蘭科學院體育科學委員會主席畢格紐·克拉夫契科與巴巴拉·克拉夫契科在“波蘭體育社會學”一文中對西方體育社會學的總結指出，20世紀60年代后，體育社會學才真正獨立起來，并在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上都獲得了全面進展，西方體育社會學在60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轉型與農村體育、城市體育、精英體育的社會學問題等領域;70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體育職業化問題、政府管理體育的職能、體育組織的社會學問題及體育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等領域。伴隨著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的不斷涌現，體育社會學的學科地位漸漸得以確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與體育運動面臨的越來越多巫待解決的社會問題密不可分。因此，體育社會學領域的研究通常更重視應用性研究，探討解決實際問題的辦法。
x 綜上所述，體育社會學是從社會學研究中分化出來的，是社會學理論在體育領域的大量應用研究后，形成的一門社會學分支學科。在理論上則是運用社會學的思維方式和基本原理來解釋體育領域中的社會現象，分析其原因，給出解決問題的思路。在研究體育群體時，社會學為我們提供了研究體育情境中社會互動的基本概念與理論方法;在解釋體育游戲與運動競技對參與者的社會影響時，社會學為我們提供了角色規范理論，使我們對體育社會化的研究成為可能;在研究體育組織時，社會學的結構功能論為我們提供了功能分析框架。例如，職業體育組織的經濟行動、政治行動和社會行動是分別執行職業體育組織的生存與發展、達到特定目標、行動整合與模式維持的功能，相對于職業體育組織的結構功能框架來說，職業體育組織行動的合理性，主要看它是否能維持職業體育組織的系統均衡，我們經?？梢钥吹?，一些職業體育組織舉辦販災義演活動、到社區與球迷搞聯歡活動，如果從經濟學的投人產出角度看，可能是不經濟的因而是不合理的活動，而從功能分析的角度看，卻有它的功能合理性。此外，在研究方法上，體育社會學也是直接援用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如社會調查中的問卷調查法、訪談法等，并對某些具體的體育社會問題，采取定量的分析。
4、當代杜會科學研究對象趨同與融合趨勢擴大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視角
目前，“在社會科學中流行的分類方式是按照學科來分，并且認為特定學科的獨立性是與特定的研究對象相聯系的，研究對象決定特定學科的屬性和研究方式”。但是，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人們發現，往往許多學科共同研究某一研究對象，或者說，研究某個對象是單一的學科無法勝任的，這樣，傳統的社會科學分類和組織方式發生了危機。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經常需要考慮和解決的，不只是學科內的問題，還有學科之間的關系，而且，這種學科之間的關系也不只發生在社會科學內部，還要處理與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的關系，或者說，把在自然科學長期發展中所醞釀的科學精神以及人文主義傳統或人文科學在歷史中所孕育的人文精神，引人自己的研究中，借以拓展自己的思路，形成新的研究方法。這不僅是社會科學研究的組織和管理問題，也是一個創造學的問題，局限于單一的學科和角度，往往會妨礙社會科學的創新和發展。
從學科分化史來看，研究對象、方法、范疇、領域、內容、路線、主題等，在不同時期都曾單獨或組合成為學科分界的標志。經驗告訴我們，這些標志性的東西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發生變化。近半個世紀以來，社會科學各學科不斷交叉、滲透，以往以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為分科模式的科學，如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其研究對象逐漸趨同，研究領域逐漸重疊，研究方法互相借鑒。社會科學出現了不可忽視的融合趨向，學科分化與交叉已成為一種重要趨勢。先生曾對社會科學之間的關系做過精辟總結，“多科并存、緊密交叉、互相促進、共同發展”。
當代社會科學研究對象趨同與融合的趨勢表明，任何研究對象都不可能成為某些學科的世襲領地，體育社會學作為一種極具應用性的新興學科，在當代社會科學研究對象趨同與融合的背景下，研究視角變得更加廣闊，研究領域也不斷拓展。自1898年起美國學者朱布林和阿米里肯就開始從社會學視角研究體育現象。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大多集中在大眾體育領域，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與體育教育學、體育經濟學、體育管理學、體育心理學等學科的研究對象相互重合之處越來越多，體育社會學的視角涉及到體育教育、職業體育、運動訓練等諸多領域。如體育消費既是當前體育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也是體育社會學關注的熱點，從體育社會學視角分析體育消費，并不僅僅是因為體育消費具有一些獨特的非經濟特征，更重要的，是因為體育社會學研究體育消費有自己的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社會學中的互動理論、交換理論、沖突理論等，它們較之體育經濟學所運用的供給需求分析、消費積累分析、投人產出分析等理論是一些不同的理論模式。盡管它們分析的對象可能是同一社會現實，但體育經濟學側重的是供給與需求關系對體育消費的影響，體育社會學側重的則是家庭及社會群體等對人們體育消費的影響。以體育與暴力為例，心理學從本能論的角度認為，暴力攻擊性是與生俱來的、獨立的、本能的心理傾向;體育社會學則將體育運動看作消除社會暴力的安全閥，認為打擊對方的運動就是一種被壓抑的攻擊驅力的釋放或宣泄的替代過程。在這些領域形成的諸多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成果，不但促進了體育社會科學的繁榮，也顯示了體育社會學的學科價值，體育社會學所獨具的綜合性研究視角，為人們更加深刻地理解體育社會現象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5、結論
1.體育社會問題的復雜性與綜合性要求體育領域的社會科學研究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削減它的學科邊界存在的張力，并在多學科或跨學科的領域對其做出一種積極的回應，體育社會學、體育經濟學等諸多社會學科由于理論原理與分析框架的不同，在分析體育社會現象時，給我們提供了不同的學術視角。
2.體育社會學方法論是關于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的理論，是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形成的理論基礎，對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起著規范與指導作用。體育社會學研究者經過哲學方法論的指導、一般社會學理論的提示和體育社會學理論的概念分析，最終得到了關于體育社會現象的具體變量和理論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