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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需求側來講，中國經濟過去的高增長主要是由高投資帶動的，而高投資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主要是三個步伐，基礎設施占比大概20%到25%，房地產投資占比25%到30%，制造業投資占比30%以上，這三項合計占中國投資的85%左右，剩下的15%，就是農業或者其他服務業，而在制造業投資中又直接依賴于基礎設施房地產和出口，所以可以簡單的說中國高投資主要是有三大需求，出口、基礎設施、房地產，所以這個高投資要觸底，這三大需求我俗稱的是“三只靴子要落地”。
供給側來講，關鍵是去產能要到位，當需求側三大需求往下走的時候，供給側主要是重化工業包括像煤炭、石油、石化、鋼鐵、鐵礦石、建材等等重化工業也是在挑戰，但是調整的速度相對比較慢，于是出現嚴重產能過剩。
市場經濟要關注價格信號，2015年12月份的時候我已經注意到了，像鋼鐵行業，國企最好的是寶鋼，民企最好的是沙鋼，他們作為上市公司的主營業務都出現了虧損，一個行業里面最好的企業主營業務都出現了虧損，這個價格還能再低嗎，所以我們的判斷就是像煤炭、鋼鐵、石油這些大宗商品的價格最低點就在這一個周期中間，應該說它已經過去了，過一段時間估計像煤炭鋼鐵的價格會有所回落，但是會有調整，不會比前一段低點更低了。
這個也就說明供給側的調整，是接近底部了。當然接近底部和真正觸底還不是一回事。真正要實現觸底，大概還需要一兩年的時間，今后一兩年是中國經濟觸底的大概率的事件，但是觸底的過程不會一帆風順，是會有波折的，可能有幾個來回，需要多次驗證。
所謂觸底的含義，確切的說就是不再下滑，穩住了，然后逐步走出一個中速增長的平臺。但是也有人有疑問，認為中國經濟還得往下滑，但是我們說觸底這個點是叫中速增長的均衡點，這個均衡點找到了以后，根據日本、韓國的經驗是能夠穩定住的。日本、韓國的經驗大體上增長速度就5%―6%之間。
當然我們現在“十三五”期間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要實現，到2020年實現兩個翻一番，是要求今后幾年GDP增長速度是不低于6.5%的。最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召開了，現在就是說講GDP已經是不能再掛帥了，速度我以為就是我講的中速增長，現在我們用的詞還在中高速增長，我以為過去6年的時間在轉型期還可以算中高速增長，真正是觸底以后進入到一個新的增長平臺就是中速，沒有中高速。而且中國比如說能搞個5%―6%的增長速度是很不錯的，難度也相當大，我們這個平臺能夠穩得住的話，參照國際經驗可以穩5年、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這樣我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或者更長遠的目標都是可以實現的。
當然有人說L型的增長不是一個好的狀態，是相當負面的，這個看法是不對的，L型就是一個正常的狀態，它才是經濟發展新常態，經典意義上的新常態。
國際形勢不確定性也大大增加，比如英國脫歐等包括全球化過程中，一些很復雜的因素。
還有一個就是政策導向，我們現在經濟接近底部，也不排除某個時候會出現下滑，我們的預測就是大概房地產投資的增長速度在今后一段時間會逐步的下來，速度下來以后會影響后邊一大堆的產業，增長速度也會下來。所以到2017年年終左右的時候，這個增長速度可能會有一個不大不小的沖擊。但是估計力度也不會太大，2017年更重要的是觸底期。
最近有兩個意外的沖擊我們需要關注。
一個是一線城市房價暴漲，我以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現在城市化發展出現分化。城市化是中國發展的一個大的趨勢，但是得注意它的特點，這兩年已經出現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分化，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還有內地一些大的都市圈加速增長，各種要素特別是人，年輕人是朝這些地方跑的、集中跑，因為這些地方，簡單來說是能掙到錢，稍微用經濟學的語言來講就業創業的機會多。再從城市發展規律來講是城市的聚集效應突出，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要發展城市化的原因，但是有一部分的城市正在相對的衰落，比如說現在中西部的地區和東北地區，當地省會城市應該是當地一線城市，政府的壓力也很大。
一方面大都市人口還進一步的聚集，在一個過于擁堵的城市是要向外疏散的，將來大都市圈應該是核心城市加上一大批小城鎮，是一個大集中小分散。
再看現在土地財政的模式，賣地成為相當多的政府收入的來源，有的達到一半甚至三分之二，這是不可持續的，但是有了這個賣地的收入，地方政府就有動機如何把地價炒高，解決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將來還是要搞房地產稅的，房地產稅將來是各級地方政府越來越重要的來源。
這些問題就是城市的房價問題，最終實際上是很簡單的問題，是供求關系的問題，但是背后一定要解決包括財稅制度問題、土地制度問題、對城市化發展規律的認識問題、貨幣政策問題等。
中國經濟總體上來說，今后一兩年是會觸底的，如果進入中速增長的平臺，能夠走穩還是很不錯的。但是這一兩年估計還會有一些因素的沖擊，如果觸底成功以后，中國經濟應該說還是有比較好的前景，觸底以后進入中速平臺，穩下來也差不到哪去，所以從基本面來講的話，人民幣基本上不存在大幅貶值的基礎，這是其一。現在是美國主動升值，所有的貨幣跟美元相比，都是在貶值，但是我們經濟基本面不支持人民幣大幅度的貶值，人民幣從中長期來講還是有一定升值潛力。對中國經濟不要太悲觀，所以這兩年關鍵是要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穩中求進的總要求。這樣的話，就是國際國內一些大的風險挑戰我們都是可以應對的，還會走出一個比較穩定的、未來中速增長的新的格局。
關鍵詞：高新技術開發區；聚類分析；因子分析
中圖分類號：F12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9)02-0019-06
1.引言
從1991年國務院批準第一批國家高新技術開發區（以下簡稱高新區）建立到現在近十八年間，國家高新區經歷了從無到有的初始建設與快速發展兩個時期。1991~2000年的十年間屬于國家高新區的初始建設時期，在此期間高新區的發展主要依靠國家與地方政府的綜合配套政策及地方財力的支持，各國家高新區基本上采取了“土地開發與招商引資”的方式。在高新區發展的初期，依靠土地與園區內政策的優惠等措施，高新區形成了我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重要基地，成為聚集創新資源、發展先進生產力的有效載體，為推進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積蓄了力量，為我國建立比較完整的高新技術產業體系打下了基礎。初始建設時期，在梯度推移理論的指導下，東部地區的高新區搶先一步得到發展，1992年國家在全國興建高新區時，中、西部地區才有了同樣的發展機會。高新區發展初期，國家級高新區呈梯度發展，東部地區優于中、西部地區，大城市優于中小城市，經濟特區得到優先發展［1］。
從2000年開始，國家高新區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土地與政策的優惠對投資者與技術擁有者已缺乏了吸引力，更多的高新區越來越重視園區內軟硬環境的建設，特別是服務環境與創新環境的建設，以吸引世界500強等知名企業入區。這一階段高新區發展的核心是對孵化器的建設，以促進科技成果轉化與中小科技企業的培育；技術改造與技術引進已成為企業科技創新活動的輔助形式，強調自主創新能力在高新區發展中的作用，園區內的企業更注重自主創新能力的培養；注重對尖端人才的引進。構建起以企業為主體的高新技術產業技術創新體系，為新時期國家和區域創新體系建設提供了有力支撐。2000年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以后，國家級高新區的經濟發展是否仍舊沿襲了初始建設時期的規律，是否有新的發展態勢，以及下一階段的發展趨勢如何？這些問題的回答需要將國家級高新區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以后的發展歷程作一個整體性的、跨度較大的研究。本文針對我國53個國家級高新區，采用聚類分析對我國高新區的增長模式進行分類，在分析各類高新區個體特征的基礎上得到高新區發展的動態演化情況。通過分解指標并用因子分析法，對53個國家級高新區的發展能力進行了詳細的定量分析。通過以上分析，揭示我國高新區的發展規律、階段性特征及其發展能力與潛力。
2.研究方法及模型
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能力進行研究可選擇的方法很多，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分析。定向分析直觀，而定量分析可靠、科學。本文將定性與定量相結合進行分析。首先利用各高新區增長的實證結果，用聚類方法對其進行客觀分類，然后進一步討論各類高新區的發展規律和階段性特征。
2.1研究方法
聚類方法選用Ward’s法，即最小方差法，分類后，使每類方差最小，對應的測算距離的方法選用歐比米德距離，即:
EUCLID(x,y)=∑xi=1(xi-yi)2
由于參與聚類的變量存在數量級上的差異，所以采用Zscores來消除不同變量的數量級差異，標準化后的變量值平均值為0，標準差為1。
在聚類分析的基礎上，采用因子分析法對各項詳細指標因素的動態演變進行了分析。在因子分析之前，通過計算相關系數矩陣及進行KMO的檢驗，測試了各項指標是否適合于做因子分析。通過KMO檢驗后，在因子旋轉方法中選擇了斜交旋轉法，并且用回歸法計算出因子得分系數。
2.2指標體系的構建
本文分析的樣本是53個國家級高新技術開發區。根據國家火炬計劃（2000~2004年）以及科技部網站（2005~2007年）公布的數據，建立了53個國家級高新區經濟發展能力區劃及評估的指標數據庫①。該數據庫由8個表構成，每個表是一個53*12的矩陣，橫行表示53個高新區，縱列表示每個指標變量。縱列除高新區的名稱外包括11個指標，順序依次為企業數、工業總產值、營業總收入、出口創匯、凈利潤、上繳稅額、企業平均出口額、企業平均利稅額、勞動生產率、市場占有率和出口產值率。
3.聚類分析
3.1聚類分析過程
首先進行系統聚類分析，采用層次聚類法進行聚類，聚類的指標選取企業數、工業總產值、營業總收入、出口創匯、凈利潤和上繳稅額等6個指標。以上6個指標基本反映了高新區的經濟增長情況。由于類間距離的測定是聚類中的關鍵要解決的問題，所以先采用Ward’s法進行層次集群分析，將相似的高新區歸為一群，并且觀察各個群合并時凝聚系數的變化率，如果凝聚系數增量變化率劇增，顯示組內誤差突增，應停止凝聚程序。由圖1、圖2可以看出，隨著類的不斷凝聚，類數目的不斷減少，類間距離在逐漸增大。在聚成10類之前，類間距離增大的幅度較小，形成極為“陡峭的山峰”，但到5類之后，類間距離迅速增大，形成極為“平坦的碎石路”。根據類間距離小形成類的相似性大，類間距離大形成類的相似性小的原則［2］，可以找到“山腳”下的“拐點”碎石，即以4類作為確定分類數目的參考②。每類高新區分布如（表3）所示。
3.2聚類分析的結果
根據表1，可以得到2000~2007年中53個國家高新區如下的動態演化情況及特征：
3.2.1四類高新區的比較分析。第一類和第二類高新區主要是那些發展較成熟、發展速度較快、環境改善效應已不再明顯的高新區。這些高新區基本位于我國經濟發達地區，其自身的發展已經度過初期積累的階段，靠粗放增長的潛力已不大，因而需要轉變增長力式，例如依靠改進投入增長的環境，推動技術創新帶動增長，從而提高增長的質量。第三類高新區屬于我國高新區的中等水平。這些高新區應該主要是那些發展一般、發展速度稍高、還主要依靠外部投入增加而增長的高新區。第三類高新區增長主要依賴于當期的投入增長。與第一類和第二類高新區相比，該類具有更明顯的粗放型增長特征。第四類高新區數量最多，說明我國高新區的發展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3.2.2龍頭位置優勢明顯且穩定。2000~2007年共8年中有6年第一、二類高新區集中在北京，南京，無錫，蘇州，上海，深圳等6個城市。其余兩年的入選對象也集中在這6個城市，只是數目發生了變化。以上分析說明，上述6個城市的高新區與第三類高新區有著較大差距。第三類高新區短期內還不能夠加入或取代以上6個高新區的“龍頭”位置。
3.2.3長三角地區的高新區發展穩定。
從地域分布來看，第一、二類高新區共6個城市中，長三角地區的高新區占據4個（南京，無錫，蘇州，上海）。這說明了隨著上海浦東的開發開放，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確立，長三角整體呼應上海市取得了較好的發展，外資的有效引入，給這一地區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蘇州和無錫兩市成為跨國公司本土化生產的生產制造基地，發展特別迅速。由于高新區的帶動，美國新聞周刊將蘇州市列為全球“信息時代重要角色”的新興技術城市行列，在全球城市發展體系中占據了一席之地［3］。
3.2.4第三、四類高新區動態變化背后隱藏著規律。從上面動態演化（表3）可以看出，第三類高新區無論從數目還是對象上看各年的情況處于動態變化中，與第四類高新區進行著交換。但是，動態變化的背后也有穩定的個體。長春、成都、大連、天津、武漢、西安、廣州、杭州等8個城市的高新區在2000~2007年共8年中有7年以上始終在第三類中，可見這8個城市的高新區發展比較穩定，實力相對較強。另外，惠州、青島、廈門、中山、珠海等沿海城市的高新區長期處于第三類中，但是在2007年卻滑向了第四類。這是因為2006年春季開始的美國“次貸危機”于2007年開始沖擊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市場，我國沿海地區經濟的對外依存度較高，因此危機爆發嚴重影響了該地區的出口企業，進而影響了該地區高新區的績效指標。
4.因子分析法對高新區發展能力進行評估
在對2000~2007年的全國高新區進行聚類分析后，為了從經濟效益、發展潛力、創新能力、企業效率等方面更詳細、全面地分析高新區的發展能力，有代表性的選擇2004年及2007年的數據進行因子分析。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能力除了與聚類分析中采用的主要指標密切相關外，還與高新區的經濟效益、效率及發展程度都有關聯，所以在因子分析中選取了更完備的指標體系，包括前述數據庫中全部11個指標。
4.1因子評估過程
4.1.1首先對高新區評估體系原始數據求出相關矩陣，并對相關系數矩陣計算特征值、貢獻比例值和累計貢獻比例值，如下（表2）所示。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準則，前面三個因子解釋了原有11個變量總方差的96%，另外根據（圖3）中，橫坐標為因子數目，縱坐標為特征根，根據碎石圖可以看出，第一個因子的特征根值很高，對解釋原有變量的貢獻最大；第三個以后的因子特征根值都很小，對解釋原有變量的貢獻很小，可以忽略，所以提取三個因子是合適的。
4.1.2由于原始數據之間的有些變量的相關系數較大，因此，進行了斜交旋轉，得到了因子載荷矩陣、因子圖形矩陣和結構矩陣，如（表3）所示：
從上面的因子載荷矩陣表中可以看出，第一主因子在工業總產值、營業總收入、勞動生產率等變量上具有較大的載荷和解釋能力，主要反應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能力在產業規模與經濟實力方面的主要指標。第二主因子企業平均利稅額及勞動生產率上具有較大的載荷和解釋能力，反映了企業的經濟效益。第三主因子則在高新技術產業產品的出口總額及出口產值率上有較大的載荷和解釋能力。
4.1.3計算因子得分
根據（圖4）可寫出以下因子得分函數：
F1=0.175企業數+0.151工業總產值+0.178營業總收入+0.048出口創匯+0.181凈利潤+0.190上繳稅額-0.041企業平均出口額+0.024企業平均利稅額-0.032勞動生產率+0.178市場占有率-0.039出口產值率
F2=-0.176企業數+0.043工業總產值-0.025營業總收入-0.054出口創匯+0.052凈利潤+0.109上繳稅額+0.177企業平均出口額+0.491企業平均利稅額-0.392勞動生產率-0.025市場占有率-0.120出口產值率
F3=0.047企業數-0.075工業總產值-0.031營業總收入-0.336出口創匯+0.037凈利潤+0.138上繳稅額-0.276企業平均出口額+0.149企業平均利稅額-0.043勞動生產率-0.031市場占有率-0.476出口產值率
利用上述計算方法對各個高新區的發展能力進行綜合評價。這里采用因子加權總分的方法。三個因子的權重分別為0.35，0.33，0.32，于是計算公式為：F=0.35F1+0.33F2+0.32F4.2高新區發展能力評估結果分析
因此，根據因子得分及綜合得分得到了高新區發展能力評估的結果，如表4、表5所示：
4.2.1關于三類因子得分的解釋。根據2004年的數據統計結果，并且結合三類因子的解釋，對這些高新區進行了分析，由于第一主因子表示在工業總產值、營業總收入、勞動生產率等變量上具有較大的載荷和解釋能力，主要反應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能力在產業規模與經濟實力的主要指標，那么由表5可知，北京、上海、南京、長春、深圳在這些指標上均有較高的貢獻，其中北京是上海的1.75倍，是南京的4.95倍。第二主因子企業平均利稅額及勞動生產率上具有較大的載荷和解釋能力，反映了企業經濟效益，上海、深圳、南京、青島、佛山、廈門、惠州等在該指標上具有較高的貢獻。第三個因子則在高新技術產業產品的出口總額及出口產值率上有較大的載荷和解釋能力。在這些指標上較高的高新區有蘇州、無錫、上海、深圳、青島、廈門、惠州、中山、威海、珠海、天津等。其中，上海、深圳、蘇州、無錫、威海、珠海、廈門、青島、天津、中山是國家科技部、外貿部共同認定的我國第一批16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基地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
圖52007年中國53個高新區發展能力因子評估綜合得分排序
圖62004年中國53個高新區發展能力因子評估綜合得分排序4.2.22004年到2007年數據的綜合比較
從圖5、圖6可以看出按照發展能力因子評估綜合得分從高到低的排序53個國家級高新區出現了“聚類現象”。即盡管53個國家級高新區因子評估綜合得分相差懸殊，但是53個國家級高新區大致可以分為幾類，同類中高新區差距不大。例如，2007年中國53個高新區發展能力因子評估綜合得分排序中，昆明、鄭州、太原、大慶、廈門和佛山等6個城市的高新區得分都在0分附近，得分差距微小。
從圖5、圖6可以看出，排序靠前的高新區2007年下降的趨勢比2004年下降的趨勢緩和，說明排序靠前的高新區通過幾年的發展差距不斷縮小。2004年，排序靠后的高新區差距不大，但是到了2007年差距突然增大。從圖5可以看出，2007年排序靠后的高新區為大連、廣州、杭州、中山、惠州、珠海和蘇州等。這些高新區幾乎全部處于東部沿海地區，且2004年排名比較靠前。之所以2007排名靠后是由于“因子3”的得分相對其他高新區太低。“因子3”的得分反映的是高新區的出口增值能力，由于受到“次貸危機”的沖擊，原本排序靠前的外向型高新區名次跌落。
5.關于高新區未來發展的對策建議
從以上聚類分析和因子分析的結論可以看出，國家高新區2000年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后，早期經濟實力較強的高新區仍舊保持了較好的經濟增長態勢，但是與其他高新區的差距越來越小；從地域分布來看，北京和長三角地區高新區經濟實力優勢明顯，珠三角地區高新區由于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經濟實力下滑，其他地區形成了幾個核心的、經濟實力較強的高新區為主的結構特征。如西部地區高新區主要是以西安、成都和綿陽這三個高新區為主；東北地區高新區以沈陽、大連、吉林和哈爾濱四個高新區為主。
通過總結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以來國家高新區的發展規律，可以更有效地指導高新區的下一步的發展戰略。首先，在因子分析中看到同類高新區差距不大，趨同性明顯。因此，高新區需積極發展特色產業、支柱產業，形成合理的生態鏈條結構和布局。我國高新區在產業建設上，出現了高度重復的現象，高新區內的產業布局不合理，各高新區在產業布局上基本趨同，總體體現出以電子信息為主，新材料、生物醫藥為輔的布局。幾乎所有的高新區都把電子裝備與信息產業、生物技術項目等列為重點發展和支持的產業。高新技術園區要結合自身特點形成鮮明的產業特色，擴大集聚效應和擴散效應，才能不斷提升自身的競爭實力。
其次，通過對2007年國家高新區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東部沿海地區外向型高新區受到國際金融危機沖擊較大。其根本原因在于區內企業絕大多數是外部植入的，而很少是內部自行繁育而成的。只有具有內部繁育能力的高新技術企業群才能有效地形成企業間專業化分工與協作，使每個企業都處于生長和創新的“最佳生態位”。這樣的高新技術企業群才有較高的穩定性，才能更好地抵御外部沖擊。因此，面對國際金融危機高新區要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實現園區企業類型的多元化，加強企業間的分工與合作，充分利用國內市場。
最后，通過聚類分析將經濟發展規律相似的高新區分成了四類。因此高新區在制定未來發展戰略時，就可以先判斷自身的位置，以及借鑒其他類型高新區的發展經驗，以制定合理的發展戰略。長期處于第一集團即第一、二類國家高新區應實現由主要依靠政策驅動逐步轉入功能驅動。政策過去、現在、將來仍然是推動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技術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但是，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建設不能完全依靠優惠政策，而必須要靠自己探索形成的靈活有效的融資機制、市場體制、管理體制、創新機制，以及高起點、高標準的城市功能配套系統以獲得長遠的發展。長期處于第二集團即第三類高新區基礎設施等硬環境已比較完善，重點應注重軟硬投資環境的綜合創建，由注重招商引資、基本建設向注重創新質量和優化配置科技資源轉移，由擴大建設項目向優化創業、創新環境轉移。長期處于第四類的高新區，制度環境和非制度環境均較差，經濟環境只需取得較小的改善就能產生更大的增長效果。例如從2007年各地區高新區的發展情況看，營業總收入增長率增長幅度最大的是綿陽高新區，達到66.8%；工業總產值增長率增幅最大的也是綿陽高新區，為70.7%［4］。可見，此類高新區雖然現階段經濟實力較為落后，但是有很強的后發優勢。通過借鑒其他規模較大的高新區的發展經驗，積極改善制度環境和非制度環境，此類高新區將會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
注釋：
①寧波高新區2007年1月經國務院批準升級為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國家級高新區變為54個。但是為了數據保持前后一致，2007年的研究數據并沒有包含寧波高新區。
②2000~2007年中，其余年份的聚類分析碎石圖也表現出相同類型的特征，文中就不再顯示。
參考文獻：
［1］屈駁韻，張樹斌，李春林.我國高新區發展水平綜合評價［J］.經濟論壇，2003，(20)：84.
［2］薛薇.統計分析與SPSS的應用（第二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340.
［3］李燦.蘇州的探索――楊衛澤市長訪談［J］.決策與信息,2004，(12)：18.
［4］科學技術部發展計劃司.2007年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經濟發展情況［EB/OL］(2008年7月15日).most.省略/kjtj/tjbg/200811/t20081104_64782.htm.
［作者簡介］魏政（1983―），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政府政策與公共管理系博士生，研究方向是宏觀經濟、民營經濟、產業經濟。
[關鍵詞]G20峰會；中國經濟增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綠色金融；國際貿易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5012
1背景
2016年9月，在中國杭州舉行的G20峰會取得了“為世界經濟規劃路徑”“創新增長方式”“完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重振國際貿易和投資”“推動包容和聯動式發展”等五大共識性成果，是在后危機時代引領世界經濟走出低谷、實現各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綱領。中國推動G20峰會成果的落地與成效，不僅將為重振世界經濟做出貢獻，也有利于推動國內改革和發展，破解經濟社會發展的制約瓶頸。G20峰會上，中國提出要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以創新驅動和結構性改革為主要驅動力，使全球經濟發展煥發新活力，具有重要意義。在此基礎上，本文分析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面臨的結構性矛盾、創新驅動不足、綠色金融支持不夠、國際貿易形勢以及貧困和環境等問題，提出了五個“進一步”、五個“新”的路徑選擇，以期通過實現G20峰會成果落地來解決上述問題。
2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主要制約因素
“十三五”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著結構性矛盾制約中長期增長，創新不足制約新發展動能形成，金融保障缺乏制約生態文明建設，國際貿易復雜多變制約開放型經濟發展，貧困和環境等問題制約包容性增長等一系列問題。具體如下。
21結構性矛盾凸顯，制約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
近年來，中國經濟過度依賴傳統發展模式和路徑，缺乏中長期增長新動力。金融危機后，中國采取了強有力措施，其擴張性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經濟復蘇，實現了經濟增長，但以投資為主的擴張性政策并沒有形成中長期經濟增長新動力，卻進一步增加了經濟增長的結構性矛盾。隨著刺激政策的作用效果逐步消失，經濟增長的負面效應逐步凸顯，導致經濟增長呈現下行趨勢。當前中國經濟已進入新常態，面臨著結構性矛盾特別是供給側結構性問題日益突出的狀況。2015年，全球經濟增長速度為31%，2016年增速約為34%，預計2017年經濟增長速度為36%，世界經濟發展的整體大環境不容樂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撐力不足（詳見表1）。
而根據IMF的預測，如果中國的三次產業結構不能實現優化，預計2017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將低于6%[1]（詳見下圖）。由此可以看出，在“十三五”期間，中國如果不能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取得更大成效，將會嚴重影響經濟復蘇的可能性，導致中長期經濟增長缺乏足夠動力。2015年以來，中國經濟供需錯配的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單純依賴需求側改革難以走出經濟發展困境，2015年11月10日，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這是總結宏觀調控經驗、引領經濟新常態、契合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也是破解經濟增長結構性矛盾，培育經濟中長期增長新動力的關鍵所在。
22創新貢獻率不高，制約中國新發展動能形成
自從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經濟衰退以來，世界經濟一直復蘇乏力，其主要原因在于上一輪科技革命和發展模式的潛能趨于消退，現有經濟治理機制和架構的缺陷逐步顯現，因此迫切需要“創新”這劑良藥。中國經濟存在著科技、制度等領域創新不足問題，缺乏中長期增長新潛能，創新能力弱、基礎差、熱情低，政策支持不到位，對傳統經濟增長模式依賴性強。“十二五”時期以來，中國提出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發展戰略，創新工作初有成效但仍嚴重不足，創新驅動的發展動力仍然較弱，沒能形成新發展動能。目前，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開展科技創新活動占比仍然較低，研究開發經費支出占工業企業銷售收入的比重也不高，工業企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較少，創新動力明顯不足。[2]此外，現階段，中國經濟正處在由要素投資驅動向創新導向驅動轉型發展時期，距離創新導向型發展環境相差較遠，同時環境轉型的長期性更進一步加劇了創新動力不足、創新貢獻率不高問題，嚴重制約著中國新發展動能的形成（見表2）。
戰略與發展動能特征時段創新戰略與發展動能特征“十二五”
時期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發展戰略缺乏中長期增長新潛能創新基礎差、熱情低、政策支持不到位對傳統經濟增長模式依賴性強要素投資驅動向創新導向驅動轉型發展戰略“十三五”
時期環境轉型的長期性加劇創新動力不足工業企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較少規上工業企業科技創新含量較低
23綠色金融發展不足，制約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推進
在生態文明建設領域，中國缺乏足夠的金融支持保障，并存在一定的金融風險。綠色金融的業務結構調整、模式轉變等將直接影響到生態文明建設的保障。目前中國綠色金融體系建設剛處于起步階段，預計到2020年中國綠色金融需求達15萬億～30萬億元，需求潛力較大，但現有的政策支撐嚴重不足。現階段，從全球看，綠色金融政策、體制建設、產品創新等已經取得一定成績，但在中國，綠色金融市場還很不發達、信貸規模極其有限，綠色債券、綠色基金、碳交易、碳金融業亟待扶持發展。近年來，完善國際金融構架一直是G20 的重要議題，2011年法國擔任G20主席國期間，激勵和推動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2012年，墨西哥擔任G20主席國期間，成立了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為推動完善國際金融架構提供了基礎，2014―2015年，國際金融改革幾乎處于停滯狀態，使得國際經濟金融治理面臨著更大的體制機制上的障礙。2015年12月1日，中國接任G20主席國后重啟了國際金融架構工作，并在12月15日召開了首次會議，就基金組織份額和治理改革、資本流動、債重組、全球金融安全網，以及增強SDR的作用等議題進行了討論。2016年，中國人民銀行《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的印發，標志著中國綠色金融政策體系建設走向成熟，為中國綠色金融發展指明了方向。可見，經濟金融治理架構的改革和重組是G20工作的重點，也是應對未來挑戰的重要舉措。因此，加快綠色金融體系建設，應進一步提升綠色金融的戰略認知，否則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將嚴重缺乏金融保障。
24國際貿易增長乏力，制約中國開放型經濟發展
近年來，世界經濟繼續復蘇，保持緩慢增長態勢；與此同時，中國國際貿易受金融危機長波制約、國際匯率波動加劇、地緣政治風險影響，國際貿易增速仍然處于低位徘徊，進入了再平衡調整階段。2011―2015年國際貿易量增速連續低于3%；2016年4月14日，WTO指出，2016年全球貿易量增長約為4%（表3）。現階段，全球經濟增長疲軟、國際貿易體系不合理、國家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全球匯率大幅波動等因素，使得中國國際貿易發展前景更為復雜。盡管國際組織和國際團體在全球貿易治理中發揮了有效作用，使得國際貿易有了短暫性的恢復性增長，但中國國際貿易仍然面臨著經濟增長滯緩、債務危機、收支赤字等困境。產業轉移放緩、投資貿易不振、匯率震蕩等因素導致中國國際貿易增速大幅放緩，貿易環境十分嚴峻。近幾年，貿易摩擦又有新特點：一是貿易保護的打擊對象從密集型產業擴展到了新能源網高科技產物，保護范圍從商品貿易領域擴展到服務和金融領域。二是隨著經濟發展困難程度上升，貿易摩擦由主要發生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反傾銷和反補貼，擴展到發達國家之間、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也在上升，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愈演愈烈。三是傳統保護手段大量運用的同時，貿易保護主義的著力方向及手段也出現了一些新變化，同時也出現了新的保護基點和動機。國際貿易體系不合理導致的貿易條件束縛會對中國參與國際貿易利益分配產生負面影響。鑒于此，若要實現中國國際貿易的良性發展，應進一步推進國際貿易與投資體系改革，形成開放型經濟增長新機制，激發國際貿易相關機制改革帶來的增長新動能。
25貧困和環境問題仍然存在，制約中國經濟包容性增長
當前，中國面臨著推進精準扶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大歷史任務，亟須解決經濟增長中存在的環境污染、氣候變暖等問題。危機后，部分發展中國家經濟一度陷入停滯甚至負增長的狀態，而這期間需要償付的款項甚至超過了財政收入，如果不能及早地解決外債問題，就很難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在這一點上發達國家應當幫助債務國恢復財政生存能力，恢復增長和發展。此外，現階段發展中國家中國扶貧發展目標的實現正面臨著氣候變化的嚴峻挑戰，氣候變化將加劇貧困，并導致脫貧人口再次返貧，如果不能夠進一步創新精準扶貧精細化管理，精準扶貧成效將難以體現，中國過去的扶貧成果將遭到嚴重破壞的可能。此外，中國仍將面對較嚴峻的氣候變化問題，預計到2020年，在發達國家的壓力下，中國實現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必須下降40%～45%，生態保護必然要提高到新的戰略高度，在經濟增長與有效應對氣候變化之間的矛盾將會逐漸凸顯，必須以制定好適應氣候變化戰略來形成中國經濟包容性增長路徑。
3以推動G20峰會成果落地破解制約瓶頸的路徑選擇如何借助G20峰會成果的落地，解決以上制約瓶頸問題，成為實現中國經濟在“新常態”階段可持續發展的迫切需要。關于如何落實好G20峰會的成果和關于所達到的成效，可以概括為五個“進一步”，以及五個“新”的路徑選擇。
31進一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形成中長期經濟增長新動力G20杭州峰會提出“決心為世界經濟指明方向，規劃路徑”，制定《二十國集團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旨在通過結構性改革形成世界經濟中長期增長新動力。在中國為全球經濟開出的“藥方”中，把結構性改革作為全球經濟重要動力，第一次形成了推進全球結構性改革的共同認知和共同行動，是中國作為G20輪值主席國的重要貢獻。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經濟發展改革的主線，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加強激勵、鼓勵創新，增強微觀主體內生動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潛在增長率。不斷升級和滿足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體制機制，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打破壟斷，健全要素市場，使價格機制真正引導資源配置。深化國企國資改革、加強產權保護制度建設、穩妥推進財稅和金融體制改革、推動養老保險制度改革。鑒于G20各國結構性改革任務各有側重，中國應做出示范性的先行和表率作用，落實好G20峰會關于結構性改革的成果，一是應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產業結構深度調整、振興宏觀實體經濟，培育壯大新興產業，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加快構建創新能力強、品質服務優、協作緊密、環境友好的現代產業新體系。[3]二是應著力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實現充分就業、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保持總需求力度，又要落實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下大力氣改善供給質量，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
32進一步推進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形成中長期經濟增長新潛能G20杭州峰會提出“決心創新增長方式，為世界經濟注入新動力”，制定《二十國集團創新增長藍圖》，旨在全面提升世界經濟中長期增長潛力。創新驅動戰略是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永不枯竭的動力源泉。近年來，中國意識到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和產業分工體系存在的矛盾，不斷加大技術創新力度，通過科技創新和產業革命來增強中長期經濟增長新動力，在新能源、新材料、通信網絡、航空運輸、醫藥衛生等領域產業經濟增長動力凸顯。2015年12月7日，總理指出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放活市場，避免橫向轉移，防止“中梗阻”，激發市場新活力和社會創造力。“變中求新”不僅是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發展路徑，也為“醫治”世界經濟提供了良方，是中國理念、中國方案在全球的推廣和運用。要落實好G20峰會關于創新增長的成果，一是應堅持戰略和前沿導向，集中支持事關發展全局的基礎研究和共性關鍵技術研究，更加重視原始創新和顛覆性技術創新。聚焦目標、突出重點，加快實施已有國家重大科技專項，部署啟動一批新的重大科技項目；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醫藥、智能制造等領域核心技術，加強深海、深地、深空、深藍等領域的戰略高技術部署。二是應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鼓勵企業開展基礎性前沿性創新研究，深入實施創新企業百強工程，形成一批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型領軍企業，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三是應實施國家技術創新工程，構建產業技術創新聯盟，發展市場導向的新型研發機構，推動跨領域跨行業協同創新。瞄準國際科技前沿，以國家目標和戰略需求為導向，布局一批高水平國家實驗室。四是應引導創新要素聚集流動，構建跨區域創新網絡。充分發揮高校和科研院所密集的中心城市、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作用，形成一批帶動力強的創新型省份、城市和區域創新中心。五是建設創業創新公共服務平臺，鼓勵發展面向大眾、服務中小微企業的低成本、便利化、開放式服務平臺。依托互聯網拓寬市場資源、社會需求與創業創新對接通道。
33進一步推進綠色金融體系建設，形成經濟可持續發展新保障G20杭州峰會提出“決心完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提高世界經濟抗風險能力”，首次將綠色金融寫入公報，旨在將綠色金融成為實現G20國家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有力杠桿。目前中國關于綠色金融體系的建設還停留在碎片化狀態，亟須建立推動綠色金融體系發展的總體思路和政策框架。發展綠色金融，推動綠色產業發展和經濟向綠色轉型。研究金融機構綠色化措施，提升資本市場向綠色產業配置資源的效率，支持友好型綠色經濟發展。充分借鑒綠色金融發展經驗，完善配套綠色法律法規。整合各類公共資金，以設立綠色基地或建立政策性低碳銀行的方式，支持綠色項目建設。推進合作研究綠色金融面臨的機制和市場障礙，制定有利于綠色金融開展的激勵和考核機制，探討發行綠色債券，發放綠色貸款，開展綠色融資租賃、擔保服務，建立綠色評價機制等激勵私人資本開展綠色投資方案。針對金融機構提供的綠色業務提供專項鼓勵和扶持政策，試行財政補貼、信用擔保、稅收優惠、貸款貼息等降低綠色金融服務成本的方案。積極開展綠色金融信息平臺和數據庫建設，暢通政府環保部門、金融機構與綠色項目間的信息聯系，提高綠色服務的執行效率和透明度。此外，在實施措施方面應著力以下四點建設：一是應進一步強化發展綠色金融的頂層設計，提供清晰的戰略性政策信號與框架，推動綠色金融的自愿原則，擴大能力建設的學習網絡，支持區域綠色債券市場發展，開展國際合作以推動跨境綠色債券投資，鼓勵并推動在環境與金融風險領域的知識共享，改善對綠色金融活動及其影響的評估方法。二是應深入落實《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由相關部門綠色債券有關指引，允許和鼓勵銀行和企業發行綠色債券，為綠色貸款和綠色投資提供較長期限、較低成本的資金來源。三是應鼓勵各級政府以多種形式發起或參與發起PPP模式的綠色產業基金，在操作細則中可通過放寬準入、減免稅收、補貼和土地政策等措施來支持綠色產業基金。四是加大財政對綠色貸款的貼息力度，建議逐步放開貼息標準限制，合理劃定貼息期限，簡化審批流程，試點財政部門委托政策性銀行、綠色銀行或商業銀行的生態金融事業部管理綠色貸款貼息。
34進一步推進國際貿易與投資體系改革，形成開放型經濟增長新機制G20杭州峰會提出“決心重振國際貿易和投資這兩大引擎的作用，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制定《二十國集團全球貿易增長戰略》和《二十國集團全球投資指導原則》，旨在促進包容協調的全球價值鏈發展，繼續支持多邊貿易體制，形成國際投資新秩序。要落實好《二十國集團全球貿易增長戰略》，一是應加強與美歐、金磚國家等主要成員以及德國等后續主席國的溝通協調，爭取有關成果和G20討論方向有序銜接，將G20打造成我國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提高制度性話語權的重要平臺。二是應加強同WTO等國際組織的協調配合，推動成果納入WTO新議程并促進部分成果的落實。三是應適應國際市場需求變化，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優化貿易結構，發揮出口對增長的促進作用。四是應加快培育以技術、標準、品牌、質量、服務為核心的對外經濟新優勢，推動高端裝備出口，提高出口產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加大對中小微企業出口支持力度。要落實好《二十國集團全球投資指導原則》，一是應加強與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及世界貿易組織的合作，獲取更多國家的支持；依托現有多邊合作機制，在G20或其他區域、次區域范圍內推動小多邊投資協定的簽署。二是應圍繞有效需求擴大有效投資，提高投資效率，發揮投資對穩增長、調結構的關鍵作用，營造寬松公平的投資經營環境，鼓勵民間資本和企業投資，激發民間資本活力和潛能。三是應充分發揮政府投資的杠桿撬動作用，加大對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投資力度，啟動實施一批全局性、戰略性、基礎性重大投資工程，增加有利于供給結構升級、彌補小康短板、城鄉區域協調、增強發展后勁的投資。
35進一步推進扶貧、有效應對氣候變化，形成經濟包容性增長新路徑G20杭州峰會提出“決心推動包容和聯動式發展，讓二十國集團合作成果惠及全球”，核準了《二十國集團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行動計劃》，努力推動《巴黎協定》盡早生效，旨在確保經濟增長的成果普惠共享，切實為消除貧困、有效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付出努力。在消除貧困的進程中，應高度重視農業和農村發展問題。解決貧困問題應該以農業和農村的發展作為開端，通過土地制度改革，推廣農業生產技術、創造就業崗位、小額信貸以及農村公共產品建設等，提高農業生產率增加農民收入，緩解農村貧困問題。此外，政府應將消滅貧困作為重點任務，重視反貧困工作，在解決溫飽基礎上，積極推進貧困人口就業培訓，提供就業崗位，保障就業，從根本上杜絕因失業問題帶來的貧困問題。落實好《二十國集團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行動計劃》，一是應強化政策保障。加大中央和省級財政扶貧投入，發揮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互補作用，整合各類扶貧資源，拓寬資金來源渠道。完善資源開發收益分享機制，使貧困地區更多分享開發收益，實施貧困地區人才支持計劃和本土人才培養計劃。二是應健全廣泛參與機制。健全東西扶貧協作和黨政機關、部隊、人民F體、國有企業定點扶貧機制。鼓勵支持民營企業、社會組織、個人參與扶貧開發，引導社會扶貧重心下移，實現社會幫扶資源和精準扶貧有效對接。三是應創新參與模式。建立農村生活社區減防災機制，鼓勵設立產業投資基金和公益信托基金，實施扶貧志愿者行動計劃和社會工作專業人才服務貧困地區計劃。著力打造扶貧公益品牌。要落實好《巴黎協定》，一是應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有效控制電力、鋼鐵、建材、化工等重點行業碳排放，推進工業、能源、建筑、交通等重點領域低碳發展；支持優化開發區域率先實現碳排放達到峰值，健全統計核算、評價考核和責任追究制度，完善碳排放標準體系，加大低碳技術和產品推廣應用力度。二是應廣泛開展國際合作。積極承擔與我國基本國情、發展階段和實際能力相符的國際義務，落實強化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的國家自主貢獻；積極參與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談判，推動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充分發揮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作用，支持其他發展中國家加強應對氣候變化能力。
參考文獻：
[1]李建平二十國集團（G20）經濟熱點分析報告（2016―2017）[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6
[2]冉政語以創新驅動激發社會經濟發展新活力[EB/OL].（2016-01-14）http：//wwwdangjiancn/ll/llzw201601/t20160114_3086966shtml
[3]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從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步入“2”時代開始，有關我國經濟進入“滯脹”的聲音時有出現。
今年1月份數據顯示，CPI和PP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同比漲幅比去年12月份都有明顯擴大，市場上有關我國經濟已經陷入“滯脹”的言論不絕于耳。不過，2月份CPI環比下降0.2%，同比上漲0.8%，顯著低于市場平均預期；PPI環比上漲0.6%，同比上漲7.8%。
筆者認為，在總需求并未大幅回暖、貨幣政策保持穩健中性的背景下，不能簡單地認為我國經濟出現了“滯脹”。
從經濟學理論來看，判斷是否“脹”需同時滿足3個標準：一是經濟停滯或出現負增長；二是出現明顯通貨膨脹，通脹水平達到兩位數以上或高于經濟增長率；三是失業率高企。
從這3個標準來衡量，我國經濟當前出現的增長有所放緩和物價小幅上漲并不是典型的“滯脹”。從發展趨勢看，今年我國經濟陷入“滯脹”的可能性也不大。
首先看經濟增長趨勢。今年如果不出現中美貿易戰、歐元區解體等“黑天鵝”事件，預計我國出口狀況將小幅改善，固定資產投資將在基建投資帶動下保持基本平穩，消費也將保持總體平穩。在經濟放緩的過程中，我國經濟結構逐步改善，表明經濟增長質量正在提升。未來，隨著改革力度加大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持續推進，我國經濟將積聚再次增長的動能。
其次看物價走勢。全年來看，年中CPI同比仍有走高可能，但下半年隨著翹尾及新漲價因素的回調又會重新回落，全年通脹壓力并不明顯。
最后看就業。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連續多年保持在4%左右的水平不變；最近三四年來，我國每年城鎮新增就業人數更是基本穩定在1 300萬以上。“民工荒”及“用工成本逐年上漲”等現象也反映出我國未來面臨的主要矛盾不是就業不足的問題，而是勞動力夠不夠用的問題。
所以，目前我國經濟并沒有出現“滯脹”，2017年也沒有陷入“滯脹”的可能。不過，這并不代表我們可以高枕無憂。在經濟下行壓力持續的背景下，如果應對不當就有可能出現經濟硬著陸的風險。通脹及資產價格上漲、人民幣匯率貶值等問題交織在一起，也使我國宏觀政策面臨多重困境，經濟陷入“滯脹”的風險仍然存在。
如何化解？
首先，應實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合理控制貨幣供應量和信貸規模，以控制資產價格泡沫和通脹風險。
其次，大幅降低個人與企業稅負。近年來，我國政府在減稅降費方面做了較多工作，但企業和個人稅負仍高，減稅降費力度應更大一些。短期來看，減稅降費將直接減少財政收入，但從中長期看，能夠激發企業經營活力，提升經營效益，擴大征稅基礎，有助于財政收入可持續增長。
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增長：現狀與挑戰
2011至2013年，中國經濟增速均值為8.23%，工業用電量、鐵路貨運量持續走弱；煤炭、鋼鐵等傳統高能耗產業和光伏、風電等新興產業相繼出現產能過剩；世界經濟萎靡帶來進出口總額不斷下降，宏觀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也意味著中國經濟進入了經濟增速的換擋調速期、經濟結構的調整陣痛期和對前期刺激政策的吸收消化期，“三期疊加”推動著傳統經濟動能的轉型調整，也迫切需要培育新的增長動力。
面對這樣的現實情況，著力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成為“十三五”期間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任務。所謂全要素生產率，是指剔除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增長率之后，由技術進步和規模效益等因素所帶來的產出增長率。通常，我們將全要素生產率作為衡量國家或區域經濟增長質量、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改善的重要經濟指標。根據此前很多研究的測算，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在2000年到2012年期間呈現下降的趨勢，其中，人力資本結構改善緩慢、就業增長顯著降低、投資率過高且投資結構失衡以及產能過剩帶來資源配置率降低等因素，是造成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如果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受益于勞動力和資本的大規模投入，那么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將必須依靠結構優化和效率改善。因此，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途徑，也是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抓手。
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一個實證探索
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其內在邏輯體現在通過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從而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為了更加清晰地分析新常態前后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變動情況，探尋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動力，人民智庫課題組選取2000―2012年中國省級（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面板數據進行了定量分析。首先利用DEA-Malmquist指數分解法（數據包絡分析-馬奎斯特指數），從技術效率改善和技術進步兩個角度測度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情況；隨后，課題組在構建經濟增長模型，經過F檢驗、Hausman檢驗（豪斯曼檢驗）等對模型具體形式與回歸方法進行確定基礎上，通過回歸分析進一步實證探索了人力資本、交通基礎設施、城鎮化水平、政府規模、政府干預程度、投資結構以及產業結構等因素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程度，并分別測度了2000―2007年以及2008―2012年兩個階段上述因素對全要素生產率變動的影響情況。考慮到數據統計口徑、變量數值測算等存在一定差異性，課題組更著重于分析各變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以及影響程度的變動情況，在此基礎上找出“新動能”，并探討如何更好發揮“新動能”對新常態下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
以回歸模型為遵循，課題組選取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產出變量，將資本存量（K）、勞動力投入（L）作為投入變量，以2000年作為基期調整相應指標數據，對2000―2012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TFP）的變動情況進行DEA-Malmquist指數測算與分解，其中，資本存量的測算采用了永續盤存法。同時，選取適齡勞動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測量人力資本投入（HUM）；以公路、鐵路、水路建設密度測量交通基礎設施水平（TR）；以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衡量城鎮化水平（UR）；以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體現政府規模（GOV）；以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經濟占比體現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SOE）；以固定資產投資中建筑安裝投資占比情況考察投資結構（CON）；以國內生產總值中第三產業產值的比重衡量產業結構（TER），相關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相關經濟指標均調整為按可比價格計算。樣本數據統計性描述見表1，主要回歸結果見表2、表3。
新常態下中國的經濟增長動力
以創新為驅動，是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核心是實現經濟增長由要素驅動、投入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要從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改善兩個路徑同時發力，通過對2000―2012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進行DEA-Malmquist指數分解，可以看出，在考察期間之初，技術進步推動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而技術效率損失也阻礙了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發揮更大的作用；隨著經濟增速放緩，技術效率的提升并沒有帶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提高。同時，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在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的影響程度也有所差異。測算結果顯示，東部地區對于技術進步的吸收要優于其他地區，而技術效率改善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影響更為顯著，同時技術效率偏低和技術進步不足也是東北地區全要素生產率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
優化投資結構，是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的重要途徑。投資驅動帶來了經濟規模的快速增長，而投資結構的優化將成為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關鍵。一直以來，“三駕馬車”帶動著中國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尤其是2008年之后，4萬億投資為危機后中國經濟軟著陸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但是測算結果表明，投資率過高和投資結構不合理恰恰是造成中國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增速緩慢甚至下降的重要原因。尤其是2008―2012年期間，建筑安裝投資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顯著為負。其實，這一結果并不難理解，在現行的財稅體制和政府績效考核體制下，地方政府在擴大投資規模帶動GDP增長的激勵機制下，盲目招商引資，盲目上項目，缺乏深入的市場預測和評估監管，進而造成當前投資率偏高而投資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在當前仍舊大量存在。投資結構的不合理必然帶來投資效率的降低，而投資效率的降低又勢必影響經濟增長質量。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深入推進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抓手。根據測算，第三產業尤其是生產業發展不足，是制約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重要因素。新常態下，中國經濟面臨穩增長、調結構的重要任務，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重中之重。一方面，傳統行業產能過剩進一步惡化，部分行業尤其是新興產業的產能過剩呈現典型的結構性過剩，這需要依靠技術創新來調整結構繼而實現增長；另一方面，當前經濟增長中出現很多新的業態模式和新的市場需求，比如根據《人民論壇》關于“當前中國發展動力及其構成”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互聯網+”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得到了公眾的廣泛認可。
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是新常態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近年來，我國城鎮化水平有了顯著提高。2014年，我國排名前48位的大城市創造了56%的國內生產總值，也貢獻了74%的新增就業崗位。雖然我們在實證研究中選擇了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來代表城鎮化水平，但測算結果仍然驗證了城鎮化建設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從內在機制來看，城鎮化推動經濟增長，不僅體現在城市規模擴大帶來的規模經濟和集聚經濟效益，還體現在產業分工深化以及在不同部門、不同區域之間，勞動力和人力資本通過再配置而提高了經濟增長績效。此外，能夠推定，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的推進，還將吸引更為大量的投資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發展城市公共事業以及現代服務業，從而通過優化投資結構更好帶動經濟發展，催生經濟增長新動能。
以全要素生產率引領新常態的對策建議
事實上，從經濟增長速度和周期上來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逐步呈現出新的歷史特點。而通過對2008―2012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測算及分解，我們可以對當前經濟新常態有更加清晰的認識。根據實證研究結果，在未來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重點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并進一步發揮全要素生產率在提升經濟增長質量方面的積極作用。
鼓勵自主創新，構建產學研用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落實創新驅動戰略，發揮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積極性，促進企業、科研機構及產業園區之間在科技成果轉化方面實現高效率、高層次的協同合作，構建更為完善的科技成果轉化體系，從而提高創新驅動向現實生產力的高效轉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落實創新驅動并不是空泛的口號，也不是蜻蜓點水的小打小鬧，而是要在發揮市場機制的前提下，通過技術創新為市場提供更高端、更環保、更具價值的創新成果，為經濟增長培育核心動力。
完善市場機制，促進投資主體和投資渠道多元化。經濟增長由投資驅動、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化，并非要否定投資的重要性，投資并不是“洪水猛獸”。事實上，從當前的改革需要來看，創新能力的提高、新興產業的發展以及新型城鎮化的推進，都需要投資支持，需要更加合理的投資結構。新常態下，進一步調整投資結構，要建立健全市場機制，疏通產能過剩行業的退出渠道；完善投資監管相關政策法規，降低新興行業準入門檻，提高投資靈活性；通過多元化發展實現投資主體、投資結構、投資方式等的優化。
化解產能過剩，推動新興產業健康發展。智能制造、節能環保、信息技術等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將會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新亮點。在其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要重視核心技術的應用，創新能力和實力的提高，從而提升產業的競爭力。同時，要高度重視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在城市經濟逐漸轉型的過程中，現代服務業尤其是高端生產型服務業的健康穩定發展至關重要，也是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重要一環。此外，在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要關注經濟發展中新業態、新模式的變動，提高相關政策的靈活性和有效性。
改善人力資本結構，釋放更多的人才紅利。人力資本結構不合理，不能滿足當前經濟多元化發展需求，是限制人力資本發揮更大作用的制約因素，這為此前的很多實證研究所證實。當前城市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新行業和新領域，都可能成為經濟增長的新亮點，提供滿足經濟發展需要的人才要成為教育改革的目標之一。因此，通過改善人力資本結構，提高人力資本供給與市場需求之間的匹配度，將成為提升人力資本對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的重要途徑。從當前來看，完善職業教育體系，培養更多的專業技術性人才，是優化人力資本結構切實可行的重要途徑。
推動戶籍制度改革，更好發揮城鄉經濟對經濟增長的驅動。人口流動是“用腳投票”的過程，城鎮化建設既不能走傳統土地城鎮化道路，也不能簡單地走人口城鎮化的道路，而是應該走尊重人們意愿、響應人們訴求的城鎮化道路。對于城鎮化的理解，也不能簡單局限于城鎮地區，而是應該從城鄉一體化發展的視域來加以審視。進一步推動戶籍制度改革，提高相關政策在基層辦事機構的可執行性和可操作性，才能為人口在城鄉間的雙向自由流動提供現實條件，從而實現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并充分發揮城鎮經濟尤其是小城鎮經濟（包括美麗鄉村經濟）在新常態下驅動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
（執筆：人民智庫研究員 于曉萍（見習）；統稿：人民智庫高級研究員 欒大鵬）
“雙十一”本是個再平常不過的日子，但現在卻演變成了“狂歡購物節”。2016年“雙十一”主流電商成交額再創佳績，天貓成交額1207億元，比2015年增長32%，無線交易額占比81.87%，覆蓋235個國家和地區。此外，京東、蘇寧易購等電商平臺“雙十一”當日的銷售同比也大幅增長，小米、華為、暴風科技等公司的全網銷售量也繼續高歌猛進，這種新經濟形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令世界驚嘆。逾千萬家網店，上千家物流公司，數千萬人就業，這種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其實就是新經濟，它的成長速度超出我們的預料，其活力與能量也超出我們的想象。這些都表明中國的消費型經濟正在起飛，中國新經濟已經開啟新的消費時代，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新經濟”雖是2016年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但已逐漸呈現蓬勃發展之勢。它涉及一、二、三產業，不僅僅是指三產中的“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電子商務等新興產業和業態，也包括工業制造當中的智能制造、大規模的定制化生產等，還涉及一產當中像有利于推進適度規模經營的家庭農場、股份合作制，農村一、二、三產融合發展等。可以說，新經濟已經成為當前帶動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引領世界經濟發展，重構全球化新格局。而在中國國內，“經濟快車”經歷了多年高速運轉之后，近年來開始適度放緩，低端高耗能產業，已經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各個行業都面臨轉型升級需求，低水平的發展模式已難以為繼。如何找到下一個掘金點，又如何轉型，這無疑是新經濟需要摸索探討的問題。譬如在文創產業方面，臺灣轉變得更早，做得更精細些。很多去過臺灣的朋友，都會感受到臺灣文創產業的精彩與多元。在臺北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筆者親眼見到一個喝水的鐵壺衍生出來的系列產品和文化，嘆為觀止。還有臺灣的農業觀光產業，更加體現出文創與傳統產業的完美融合，普通的水果、蔬菜一下子變得有了故事，有了身份和身價。他們已經將生意做成了文化，通過品位來創造產品的價值，而不再跟低層次的價格比拼。一個文化產品，就能打造成一條產業鏈，文化與產業有效結合，能帶來巨大的價值。從近幾年臺灣發展的個案里不難發現，整體經濟面臨巨大的轉型壓力時，就需要文化創意產業跟經濟緊密結合。這其實就是新經濟的魅力，也是我們下一步該努力的方向。就河南而言，不沿邊不靠海，創新創造能力在全國處于中等偏上水平，在這個快速迭代的時代，更需緊緊抓住創新、新工業革命、數字經濟等新要素新業態帶來的新機遇，從發展理念、體制機制、商業模式等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進行創新，以帶動推動產業、產品向產業鏈中高端躍升，打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引領性發展的新經濟產業。
總之，新經濟是一個值得高度關注和專門研究的領域。現在我國新經濟的初步形態已經形成，多個省份在“十三五”規劃中，都將新經濟列為經濟增長新動力。廣州最大的創新在于，將主導產業的規劃發展與城市戰略塑造緊密結合，通過聚焦“三中心一體系”（國際航運中心、物流中心、貿易中心和現代金融服務體系）建設，增強對全球高端資源的集聚能力。新疆瞄準了新能源、新材料、石油石化和輸變電裝備等10個戰略重點，推動優勢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北京則在環境保護、循環經濟、新能源、高效節能等領域形成一批新增長點。河南在新經濟發展上著墨更重，將全力打好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創新驅動發展、基礎能力建設、新型城鎮化“四張牌”， 努力打造中西部地區科技創新高地。
“新故相推，日生不滯。”2017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在經濟從舊常態向新常態的轉換過程中，我們不能再用老辦法來解決新問題，必須探索經濟管理新的路徑，尋求新的增長動力，更加注重質量和效率，堅持戰略聚焦，厚積薄發，要讓政策向新動能、新產業、新業態等傾斜，大力發展新經濟。特別是要樹立問題導向思維和互聯網思維，要具備敏銳的嗅覺和快速糾錯能力，不能坐著等、站著看。要妥善應對各種風險挑戰，銳意改革、大膽創新，在引領新常態中有所作為，使我國新經濟增長巨大潛力轉變為現實，讓“中國號”巨輪行穩致遠。
互聯網新業態是指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在經濟社會各領域的深入應用而形成的新產業形態。從全球看，其已成為后國際金融危機時代推動經濟復蘇、引領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技術創新直接催生的新業態。比較典型的如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研究報告顯示，大數據技術與服務市場至2019年的復合年均增長率將達到23.1%。預計2019年的年度大數據支出將實現486億美元。
制造業和服務業深度融合催生的新業態。“服務型制造”已成為引領制造業產業升級和企業保持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力量。“生產業”成為全球產業競爭的戰略制高點。近年來發達國家普遍存在“兩個70%”現象，即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的70%，生產業占整個服務業比重的70%。
基于互聯網的產業鏈整合催生的新業態。企業可以利用互聯網，對資金流、物流、信息流三種重要資源進行新的配置，帶動供應商、制造商、分銷商直到最終用戶的整合重組，從而形成新業態。
基于互聯網商業模式創新催生的新業態。英國消費者指數研究部報告預計，2016年網上快消品銷售額將增至530億美元，增幅明顯。網上交易對經濟的貢獻率逐步增長，同時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在線教育領域，據統計，2014年全球在線教育風險投資事件291起，披露交易額18.6億美元。
2015年我國GDP增長6.9%，增長速度有所放緩，但速度背后的結構調整升級和發展質量的變化更值得關注。互聯網新業態的快速發展使得我國經濟增長出現了趨勢性的深刻變化，向中高端邁進的勢頭明顯。
促進經濟結構優化。一是加速現代服務業發展，使得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明顯提高。2015年，我國移動互聯網接入流量消費達41.87億G，同比增長103%，比上年提高40.1個百分點。移動互聯網廣泛應用催生了移動支付、移動視頻、移動電子商務等新業態的快速發展。二是進一步釋放居民消費潛力，使得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持續增強。2015年全國網上零售額38773億元，比上年增長33.3%。
提供經濟增長新動力(310328，基金吧)。一是新業態領域的投資與市場規模持續擴大。有調查顯示，2014年我國公共云市場規模大概70億元左右，增速達到了47.5%，遠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還有報告顯示，2015年我國物聯網整體市場規模亦大幅增加，年復合增長率可觀。物聯網在基礎設施、環保監測、公共安全、工業控制等領域應用將撬動巨大市場。二是移動應用融合滲透，不斷刺激居民消費需求。
進一步擴大就業。互聯網新業態將成為未來我國解決就業難題的重要產業。一是直接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二是為青年人創業就業提供前所未有的機會。在全社會重視和支持青年創新創業的背景下，年輕人倚重電商平臺實現就業的情況呈明顯上升趨勢。
【關鍵詞】再工業化，傳導機制，產業升級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政府出臺的重大經濟政策，總體上包括以債務擴大為支撐的財政政策，以出口倍增為目標的貿易政策，以限制金融體系盲目創新的監管政策，以量化寬松為核心的貨幣政策以及以再工業化為核心的產業政策。這幾大政策各有側重，相互補充和支撐，共同促使美國經濟增長。然而，與再工業化政策相比，其他政策更側重于應對金融危機，著眼于短期效果，且引發的爭議也比較多。再工業化鎖定了美國經濟發展中的深層結構問題，因此不僅僅是一種經濟刺激增長的政策，也是推動美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維系美國經濟長期平衡的根本之道，因此該政策是美國經濟增長戰略的核心。
那么，對以制造業為核心動力的河南工業而言，美國重振制造業將帶來何種影響？ 該如何應對？緊密跟蹤美國“再工業化”發展動向，深入剖析其帶來的重大影響并采取積極應對措施，對處在產業轉型關鍵階段的河南經濟無疑極為重要。
1美國再工業化影響河南工業的傳導機制分析
美國出臺了一系列再工業化戰略，本文在梳理美國再工業化政策的基礎上，結合該政策的實施，提出影響河南工業的傳導機制，即產業重構和市場競爭，以應對次貸危機，獲得貿易優勢和提升制造業。如圖1所示。
綜上，美國再工業化實際上是對制造業產業鏈的重構，重點打造高附加值環節，著重發展高端制造業，其影響河南工業的傳導機制包括：
（1）通過產業重構的傳導機制：加速新技術產業化；產業逆轉移；產業轉移趨向低端化、代工制造業轉向東南亞。
（2）通過市場競爭的傳導機制：出口倍增計劃（擴大出口，限制進口）；貿易保護政策（反傾銷，反補貼，337調查，特別保障措施）。
2對策
新一代工業革命已經開始并且正在全球擴展開來，傳統性工業已經到了歷史性的十字路口：要么轉型升級走向新型工業的發展道路，要么繼續沿著傳統工業老路走向傳統工業的終點。“傳統工業走向終點”之說并不是危言聳聽，我們已經能夠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傳統工業的終點就在眼前。縱觀大洋彼岸，轉型升級的鋼鐵城匹斯堡轉向新型工業之路走向科技城，而沒有轉型升級的汽車城底特律沿著傳統工業老路走向破產。
2.1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產業結構升級
在“固本”的基礎上“育新”。要加快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逐步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以生物、電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產業為重點，選擇潛在市場大、帶動能力強、吸納就業多、經濟效益好的領域，強化技術支撐，突出市場培育，加大產業鏈前端產品研發和后端推廣應用支持力度，爭取在節能環保、新型電池、創新藥物、非金屬功能材料等產業化上實現突破。
2.2推動產業集群發展，加快產業形態升級
根據省政府辦公廳印發的《“百千萬”億級優勢產業集群培育工程行動計劃》，河南將圍繞建設先進制造業大省，以提質轉型、智慧綠色、集聚創新為主線整合資源、優化布局，培育區域特色主導產業。到2017年，計劃在省轄市培育千億級主導產業集群20個左右，在縣域形成百億級特色產業集群100個左右，帶動裝備制造、食品產業規模以上主營業務收入均突破1.2萬億元，電子信息主營業務收入達到5000億元，汽車及零部件、現代家居、服裝服飾產業主營業務收入分別達到4000億元左右，基本形成產業布局合理、區域特色突出、結構明顯優化的產業發展新格局。
2.3推進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加快產業技術升級
河南工業的產業升級有兩大任務：培育發展新型產業，改造升級傳統產業。大力提高河南工業企業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將會推動河南的傳統產業向新型產業升級。采用信息化、智能化技術和裝置可以把傳統成套裝備改造升級成智能化成套裝備，嵌入智能模塊可以把傳統產品改造升級成智能化產品。
運用新一代寬帶技術、大數據、云計算現代信息技術，可以以企業生產決策、民眾生活實用信息服務為突破口，加速信息服務業由閱讀娛樂為主向應用決策為主轉變，提高人民科技生活、機構科學生產和決策的水平。
2.4推動制造業向生產業延伸，加快產業業態升級
信息化、智能化技術可以幫助工業企業打破產業邊界，大力發展跨越二、三產業邊界的服務型制造企業，加快產業業態升級，構建面向未來的現代產業體系。例如，信息化、智能化技術及產品可以幫助單純的裝備制造企業，從制造領域延伸到服務領域，由裝備制造商向裝備技術服務商轉型。
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催生的電子商務、物流金融、互聯網金融等一批新業態，正在帶動農業、提升工業、革新第三產業，覆蓋經濟與社會發展全局，成為新一輪創新發展的“發動機”。催生出很多新的業態、新的商業模式和新的經濟成分，蘊藏著推動河南經濟向中高端邁進的強大動能。這就要求我們在轉型升級的過程中，推動傳統產業向中高端邁進，培育新業態，打造經濟增長新引擎。
關鍵詞：新常態；新動力；中國經濟
一、新常態發展階段至少可以延伸到2030年
當前，中國經濟走向新常態已經成為共識。正如所指出的，“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在新常態發展階段，中國經濟將面臨深刻調整，體現在增長速度的適度下調、增長方式的重大轉變、增長動力的顯著轉換。
認識新常態有必要從改革開放以來的長期視角理解。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濟增長率大致經歷了三個經濟增長周期，對應三個主要發展階段，包括：80年代在計劃經濟體制框架下的改革；90年代開始的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2000年以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的經濟發展階段。這三個經濟增長周期對應了三次階段性經濟增長率下調，即：1984-1990年期間下降了11.3個百分點（增長率從15.2%下降到3.9%）；1992-1999年期間下降了6.7個百分點（增長率從14.3%下降到7.6%）；2007-2014年期間下降了6.8個百分點（增長率從14.2%下降到7.4%）。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前的階段性經濟增長速度下調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三次。上述數據也表明，只要經歷過超高速增長（例如，階段性增速高點達14%以上），必然要經歷階段性的經濟增長下調。這是因為超高速增長必然帶來經濟發展的結構性矛盾，而隨后的增長速度下調就是通過減速換擋解決結構性矛盾，其本質是經濟結構調整。因此，對當前的階段性增長速度下調沒有必要悲觀，而是要充分認識到階段性增長下調的必然性、客觀性和積極性。
經濟結構調整是新常態發展階段的突出特征和本質要求。首先，從產出結構來看，第三產業將取代第二產業，中國經濟逐步進入到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增長形態，預計2030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望達到60%以上（2014年為48.2%）。其次，從需求結構來看，最終消費需求（包括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占GDP的比重將持續提高，預計2030年達到65%左右的水平（2007-2014年期間基本維持在50%左右），逐步實現經濟再平衡（1978-2002年之間，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值超過60%）。因此，從長期的結構調整來看，新常態發展階段至少可以延伸到2030年，這也客觀地決定了“新常態”中“常”的內涵。
二、經濟增長六大新動力的培育
“新常態”中“新”的內涵在于挖掘和培育增長的新動力，進而引領新常態，實現調結構和穩增長。這對于“十三五”時期乃至到2030年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培育新動力首先需要客觀識別影響經濟增長的長期性因素。根據經典經濟增長理論索羅模型預測，儲蓄率和勞動力供給已經不是未來經濟增長的促進性因素。例如，總體儲蓄率在近年來已經達到50%左右，不會再有上升空間；勞動力供給的增長率也將伴隨著老齡化帶來的人口結構轉變出現負增長，其中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的比重已經從2010年開始下降。此外，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每1%的經濟增長率所隱含的資源和環境壓力也越來越大，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約束性因素。因此，按照經濟增長核算的構成來看，在新常態發展階段，保持中高增長速度必然要求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增長新動力的培育。總體而言，可以歸結為六大動力：創新驅動發展動力、綠色發展動力、新型城鎮化動力、區域經濟動力、參與經濟全球化動力和包容性發展動力。
首先，創新驅動是新常態發展階段的第一動力，這也是適應我國人口老齡化以及資源環境約束的必然選擇。在構建和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教育事業的全面發展是基礎，人才事業的蓬勃發展是支撐，科技創新能力的不斷提高是關鍵。從國家政策引導來看，國家先后出臺了科技、教育和人才發展的三個中長期規劃，為實現創新驅動發展設定了制度支持體系。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現關鍵在于尊重創新的基本規律，深入落實三大中長期規劃，提升教育競爭力，培育一大批創新人才，使教育紅利轉化為人才紅利，進而在世界科技發展的前沿領域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影響的創新成果。在新常態發展階段，創新驅動發展作為新動力應當著力實現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大力提升科技能力，由跟蹤、模仿的“追趕式”發展向立足于自主創新的“跨越式”發展轉變，在若干領域走向世界創新前沿，在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研究上取得更多的重大突破，在某些領域實現由“跟跑者”變為“并跑者”，甚至是“領跑者”；其二，依托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強科技進步對產業升級和新產業發展的支撐，推動“中國制造”快速向“中國創造”轉變；其三，構建和完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體制機制，釋放全社會的創新潛能，促進科技、金融和市場的有效融合，推動產業創新、產品創新、業態創新。
其次，綠色發展是突破未來經濟增長所面臨的資源和環境約束的必然選擇。我國已經承諾在2030年前實現絕對減排，這也決定了到2030年左右，單位GDP的減排速度至少要與經濟增長率相一致。這在客觀上也要求不斷提升綠色發展能力，盡早收獲“綠色紅利”，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綠色發展既要堅守“底線思維”，即把節能減排和保護環境作為“發展紅線”，列入五年規劃的約束性指標；也要有“創新思維”，完善自然資源產權制度、生態補償機制、循環經濟發展體系，創新綠色發展動能。此外，作為發展的新動力，綠色發展將催生規模巨大的綠色產業，進而帶動大規模的綠色投資，促進經濟結構升級和提質增效。
第三，我國仍舊處在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2014年中國城鎮化率達54.77%），這個過程預計可以延續到2030年，從而進入到城鎮化發展的成熟階段（70%左右）。未來新型城鎮化建設將繼續成為產業投資、基礎設施投資、城市公用事業投資、第三產業發展的驅動力，有利于促進居民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新常態發展階段，把新型城鎮化建設培育成為新動力的關鍵是落實《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推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產業和城鎮融合發展，促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協調推進，進而實現高效、包容、可持續的城鎮化發展道路。
第四，區域發展是新常態發展階段的空間動力，將進一步重塑中國經濟地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先后經歷了東部優先開放（1979-1999年）、區域協調發展（2000年以后）兩個主要階段，區域發展戰略的設定總體符合發展階段的客觀要求。近年來，主體功能區戰略成為優化國土空間開發的總體戰略，提出了以“兩橫三縱”為主體的城市化戰略格局、以“七區二十三帶”為主體的農業戰略格局、以“兩屏三帶”為主體的生態安全戰略格局，這將繼續推動經濟發展、人口布局和生態保護的協調發展。主體功能區戰略的實施還處于開始階段，必將成為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新動力。在新常態發展階段，中央又進一步提出三大戰略，即“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和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從而進一步重塑國內不同區域板塊（指的是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四大板塊）之間以及我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地理，帶動國內各區域間以及我國與周邊國家間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投資需求，進而推動產業發展、貿易增長和人員交流，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第五，更廣泛地參與經濟全球化是新常態發展階段的開放動力。目前，我國正在積極打造對外開放的升級版、新格局，這包括積極推動雙邊和多邊自貿區協定談判、設定若干個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等，同時積極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設立、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等。與以往以對外貿易和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為主的對外經濟開放格局不同的是，在新常態發展階段，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更加凸顯主動性（例如，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建立）、戰略性（例如，中巴經濟走廊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將使新疆直通印度洋），更加體現深化機制建設（例如，推動雙邊和多邊自貿區協定談判和設立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可以預見，隨著中國參與全球經濟的全面升級，中國更有能力利用全球資源、全球市場發展國內經濟，推動中國經濟實現轉型升級。
第六，包容性發展動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本質要求，也是新常態發展階段通過擴大居民消費需求促進需求結構轉變的動力。包容性發展的實質就是發展的成果為全體人民共享。包容性發展有三個重點：其一，切實落實新型城鎮化發展規劃，落實“人的城市化”保障機制，促進城鎮化健康、有序發展；其二，進一步促進教育、醫療、養老、就業等民生事業的發展，構筑堅實的社會安全網，促進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促進社會公平、提升人民福祉；其三，補足發展短板，特別是要完善精準扶貧，力爭在2020年完成涉及7000多萬人口的減貧事業，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堅強基石。
三、釋放六大新動力的必要支撐
上述六大發展動力互相促進、相互協調，構成新常態發展階段的綜合發展模式，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和增長速度維持在中高速水平目標的實現。然而要實現這種綜合發展模式，還需要依靠三大必要支撐。
一是科學規劃。當前，各級地方政府正在編制“十三五”規劃，“十三五”規劃的編制應當充分發揮上述六大新動力，進而引領新常態。此外，由于新常態的長期性，應當考慮在“十三五”規劃編制完成之后，基于各項已經實施的面向2020年的中長期規劃（教育、人才、科技、新型城鎮化等），著手編制面向2030年的中長期遠景目標設計。
二是完善的資本市場。經濟結構優化和升級最終還是要靠投資結構的轉變實現，其關鍵在于投資效率的顯著提升。盡管未來的總體儲蓄率會出現一定幅度的下降（近年來大約為50%），但是，預計到2030年仍舊可以保持高達30%以上的總體儲蓄率。因此，完善的資本市場是讓“高儲蓄率”轉化為有效投資的必要條件。在新常態發展階段，資本市場發展的基本目標是建設結構合理、功能完善、規范運作、透明開放、監管有力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完善金融體系的風險防范機制。目前，我國資本市場發展仍舊是新常態發展階段的薄弱環節，需要花大力氣加以解決。
三是穩健的公共財政。釋放上述六大動力的一個必要支撐就是充分發揮公共財政的引導。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引導，充分發揮公共投資的引導性作用，利用多種形式的公私合作伙伴關系（PPP），把投資引向創新發展、綠色發展領域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現代化領域，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和新型城鎮化建設。在新常態發展階段，財政收入增長基本上會與經濟增長同步，但是財政支出有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長，這需要不斷完善財稅體制，保持公共財政支出的穩健性和效率，有效控制政府的債務風險。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