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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藍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
中恒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集團”）前身是南昌縣第二建筑工程公司，2011年2月由集體制企業改制為民營企業。2014年5月，集團成功晉級為房屋建筑工程總承包特級企業。目前年產值160億元。集團三十多年一直深耕建筑產業，從設計到施工、從建校到勞務、從傳統信貸到布局產融結合，特別是從研發到生產環節，近年來不斷投入，2012年我們集合了優勢資源組建了江西中恒巖土工程技術有限公司，同時，做為配套，2013年應景德鎮市人民政府招商要求，我們投入1200萬建立了占地面積30余畝的中恒科技研發基地。2015年12月更名為江西中恒地下空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恒科技”）。
中恒科技是一家科技型的準上市公司，從成立至今已申請獲得100余項發明及實用新型專利，參編了江西省第一部國家建設行業標準《組合錘法地基處理技術規程》、與國家級工法《長螺旋鉆孔壓灌混凝土樁施工工法》。其自主研發的第三代長螺旋設備采用節能環保、先進高效的產業升級自有核心技術，具有質量穩定無沉渣，節能環保無泥漿，綠色施工無噪音的優勢。我市象南鄰里中心項目已現成效。作為集團產業板塊核心培育的中恒科技，計劃打造江西第一個建筑科研的上市公司，力爭2020年實現企業IPO,公司年總收入實現15億元，實現納稅約1億元。在技術研發領域中恒科技與浙江大學聯合成立“浙江大學 —— 中恒地下空間科技合作中心”，在機械智能化領域中恒科技已誠邀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武藤佳恭教授蒞臨公司進行指導。
集團作為土生土長的南昌縣企業，一直不忘初心，努力為南昌縣建筑產業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我們扎根南昌縣，用心做科研、努力求發展，在小藍經濟技術開發區各位領導和各部門的支持下，中恒科技公司近年發展迅速，技術專利和業績逐年增新高，但企業發展中也遇到若干瓶頸，主要是研發與經營分處兩地協同效果差、研發基地場地滿足不了企業的發展需求。我集團決心把中恒科技作為準市的科技型企業打造，加大投入，進一步提升其科技研發、核心先進設備制造的能力，決定把該公司研發基地從景德鎮回遷到小藍經濟技術開發區，把中恒科技建設成生產、經營、研發于一體的科技型企業，不僅可以為千億建筑產業園做配套，也可以依托集團總部，加大協同效應。目前急需解決辦公研發基地。
集團經研究決定整合內部產業資源，把原江西瑞祥金屬工藝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瑞祥公司”）2004年購置的65.14畝土地用于中恒科技生產、經營、研發用地（具體規劃見：附件）。
以上請示妥否，請批示。
Keywords：digitaleconomy；institution；innovation
數字經濟是一場數字技術推動的經濟革命。這場數字化革命正在以數字技術的不斷創新為推動力，以開放的知識為基礎，從制造領域、管理領域、流通領域的數字化擴展到包括政府宏觀調控的一切經濟領域，逐漸形成一個經濟體系。
一、新自由主義思潮是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為解決凱恩斯主義所遺留的滯脹問題，新自由主義思潮逐漸抬頭并呈現占主導地位的趨勢。美國傳播學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應該讓市場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邏輯”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重新被奉為美國國內的正統理論[1]。80年代的里根時代和90年代的克林頓時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理念。最近幾年，新自由主義思潮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為數字經濟重要技術推動力的因特網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創新的產物。一方面，因特網的設計思想避免了壟斷集中，體現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網為數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動的空間。因此，因特網不僅是流通領域數字化的重要技術支持，更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新自由主義思潮在美國的發展提供了因特網生長的土壤，孕育了數字經濟的發展。
其次，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自由市場觀點和理念滲透到了美國的經濟發展政策中，特別是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電信和傳媒業發展的政策中，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適宜的宏觀經濟環境。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通過一系列程序對電子計算機業、電腦業和電信業的界限一再進行重新劃定，將蓬勃發展的網絡業中越來越多的部分劃到放松控制的電腦業一邊，促進電腦業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后，主張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國電信和傳媒業決策中逐漸占據優勢，更使有關決策出現放松管制的特點。1980年，在《有關計算機的第二次調查》中，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決定，作為美國電訊基礎設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電訊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現有管制措施。這一措施使得被賦予特別市場自由權的專業化網絡行業向整個電信市場擴展[2]。1996年，美國通過了《1996年電訊法》，消除電信行業的壟斷，開放所有的電信市場，放松了對不同種類的電信和媒體公司相互進入業務領域的限制，允許不同的媒體市場相互滲透，促使美國全國范圍內的從電信運營到硬件制造、軟件開發、網絡通信、互聯網服務、廣播電視等各個領域展開新的競爭和重組，從而推動高速“寬帶”網絡的建設[3]。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廣泛滲透，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寬松的市場環境。
二、美國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的重要保障
為了保證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美國政府不僅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研發，而且還通過政策支持保障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首先，美國政府增強網絡的安全性，提高消費者對網絡的信任度。美國政府通過《關于信息系統保護的國家計劃》構建聯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動公眾與民營之間的自愿合作，以保護信息基礎設施。美國商務部企業服務局與產業界、消費者代表和政府部門共同合作，開發一種新的電子商務密碼系統，專用于網上消費者的保護。另外，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采用網上沖浪的方法，對網上的違規行為進行調查。對于網上的欺詐行為，司法機構按刑事犯罪進行審理。其次，美國政府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1999年10月，美國通過了《域名權保護法案》，規定域名與商標保護統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冊或使用與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進行網上商業活動。在域名的管理上，將過去的政府負責注冊登記改為由因特網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網絡解決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負責域名的注冊登記，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冊管理費。最后，積極發展電子商務。1996年底，克林頓親自倡導成立美國政府電子商務工作組負責制定有關發展電子商務的政策措施，并協調督促相關部門實施。1997年頒布《全球電子商務框架》為電子商務的發展創造有利環境，并具體提出五項原則：(1)私營部門必須發揮主導作用；(2)政府應避免對電子商務的不當限制；(3)政府必須參與，并致力于支持和創造一種可預測的、受影響最小的、持續簡單的法律環境；(4)政府必須認清因特網的特性；(5)應該在全球范圍內促進因特網上的電子商務。200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全球和全國商務電子簽名法案》，使在線合同或在線交易的電子簽名與手寫簽名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進一步方便企業和消費者的電子商務。
三、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是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數字經濟之所以在美國興起和繁榮，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網演化處在官、產、學、公眾各類主體組成的創新網絡之中。正是這一網絡機制促成因特網的迅速普及發展，帶動整個美國經濟向數字經濟的轉變。
美國數字經濟是數字化技術在經濟領域創新以及滲透的結果。創新包括了技術、制度和產品服務方面的創新。單單市場需求的存在或者技術機會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術革新，單獨看來，這兩者都是技術發生革新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只有他們同時成立的時候，技術革新才成為可能[4]。也就是說，脫離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單純技術創新不會促進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以美國蘋果電腦為例，就可以清楚地認識這一點。蘋果在PC發展過程中，一直扮演著先行者的角色。過去十年，蘋果獲得了1300項專利，相當于微軟的一半，幾乎相當于戴爾的1．5倍。但是，創新能力并沒有使蘋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鏈的頂層。1981年，該公司營業利潤率高達20%，而目前僅有0．4%，遠低于行業平均的2%。目前，該公司在全球PC市場的份額僅有2%，無法與戴爾和IBM相匹敵。蘋果公司充分說明業務模式創新比技術創新更為重要。戴爾、亞馬遜、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價格銷售商品和服務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費者[5]。因此，美國數字經濟時代的創新是由技術創新需求和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相互推動。
事實上，傳統的“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僅僅提供美國數字經濟技術創新的需求。美國科研體系的特點是政府、企業和大學單獨或聯合資助進行研發活動，促成了美國產生大量創新成果，并得以產業化與商業化發展。因特網正是在這種政府、企業和大學創新體系中由國家投入基礎技術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同時企業積極支持和參與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在這種建設新的創新環境的過程中，機構和國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來互不聯系的三類機構，即公共(官)、私人(產)、學術(學)三方面逐步適應共同工作，相互交織作用，進一步在創新進程的各個階段建立了相互聯系，形成了“三線螺旋體”。
但是，“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忽略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還不能夠完全成為數字經濟的創新源泉。結合蘋果電腦失敗的教訓可以看出產品、服務等業務方面的創新同技術創新同樣重要，而且這些歸根結底取決于對公眾偏好的滿足。公眾的偏好需求驅動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的創新方向，引導政府政策與制度的制定。在進一步滿足公眾偏好的基礎上，公眾積極廣泛地參與在線購物、虛擬社區、數字學習、數字娛樂等都構成推動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堅實動力。而且，當前美國的部分研究機構在統計數字經濟發展狀況時，都對公眾的上網比率、上網時間等進行了詳細的統計。蘭德公司在加強美國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議中同樣認識到設法讓民眾了解創新活動的重要性以及民眾通過什么方式來支持創新。這些都說明公眾是推動美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眾與“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相互作用，形成“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術創新、產品服務的業務創新，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四、風險資本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的“革新力量”
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新技術企業與創業資本或風險資本的互動式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所謂風險資本是由職業金融家(即風險投資家)連同管理一道投資到年輕的、快速增長的、并且有潛力發展成經濟重要貢獻者的公司中的資本，風險資本是初創公司重要的資金來源[6]。美國風險資本市場制度是一種增進和分享創新收益為目標的有效率的融資制度安排。風險資本投資的運行特點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資面向新興產業(主要是信息產業)中的初創企業；二是風險資本還通過資本經營服務直接參與企業創業；三是風險資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機制。正是這三個特點使得風險資本能夠通過獨特的創新試錯機制和風險分散機制，把資本、技術和知識聯系起來，賦予美國經濟支持技術型初創公司發展的優越環境。20世紀90年代，風險資本投資在美國發展迅猛(見表1)，相繼培育出DEC(數字設備公司)、Intel(英特爾公司)、Microsoft(微軟公司)、Compaq(康柏電腦公司)、Apple(蘋果電腦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業。這些高科技公司為美國數字經濟的發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應。
進入新世紀，美國數字經濟遭遇挫折，風險資本投資的絕對數額出現急劇下降的趨勢，但這并沒有削弱其對美國經濟的貢獻。統計表明，2000—2003年期間曾經接受過風險資本投資的企業在就業創造和銷售收益增長方面對美國經濟的貢獻仍然超過其他同行企業。在信息產業部門這一現象更為明顯(見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間，計算軟件整體行業出現裁員8%，銷售額僅增長5%，而風險資本投資企業卻仍然創造了17%的就業機會，銷售額高達31%。因此，風險資本投資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動當前美國經濟的復蘇。
總之，無論是在美國經濟繁榮或復蘇階段，風險資本都對美國經濟做出重要貢獻，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參考文獻：
[1][美]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慶光．21世紀美國廣播電視事業新構圖——“1996年電信法”的意義與問題[J]．國際新聞界，1996(6)．
[4]Rosenberg，Nathan．InsidetheBlackBox[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231-232．
股價中絕大部分是對中長期的盈利預期，當股價波動大的時候，實際上是對它的中長期看法波動較大。一些股票被稱為周期性股票，并不僅僅是因為短期業績存在波動，而是因為景氣的變化還能影響對中長期前景的想象。
市場波動的下降，一方面的確反映現在經濟的波動遠遠低于過去，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越來越多股票的周期性在消失。其背后是對大量產業中長期看法的固化，這些固化的看法，可能需要較長時間基本面的改善，并且這些改善的邏輯需要不同于以往的“老路”才行。
上面偏中期的看法與短期的市場判斷有不小的關系。
站在當前這個位置，上行空間需要靠什么打開？有些人認為是貨幣政策，事實上不是這樣。在四月中旬，市場對貨幣政策看法的改變就已經完成并迅速“超調”，之前一段時間全面降準降息預期甚囂塵上，貨幣政策的表現實際上是低于預期的。
我們認同不少同行的看法，即當前是觀察政策效果的時候。與香港市場不同，A股投資者本來就更關注中觀數字，而現在高頻數據比以往得到更多的重視：發電量、商品房銷售、鋼鐵產量，大宗產品價格等。但是，市場其實想要的不止于此。由于政府財力、杠桿以及企業杠桿上已經有明顯的壓力，政策托底，尤其是類財政的政策托底，其持續性市場是很沒信心的。如果是經濟的穩定能更多來自“內生”的動力，信心會更足一些。
但當前的數字顯示經濟的改善很大程度還是來自類財政措施的支持。從PMI和金融數字上看，有充足理由認為經濟情況好于一季度的一段時間。但從央行的銀行家和企業家調查看，銀行的信貸審核條件沒有放松、企業信貸需求趨弱、銷售回款持續變慢。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下降更快，基礎設施建設獨撐投資大局，伴隨企業中長期貸款占比增加、城投債發行加速和財政資金投放加速。
總的來看，在當前的經濟背景和市場認知下，在未來一到三個月，總體的操作建議是減少倉位的頻繁變動，利用相對穩定的市場情緒做好相對收益就有絕對收益，螞蟻腿也是肉，聚沙也可成塔。
巨大的中美數字鴻溝
眾所周知，中美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數字鴻溝。美國《僑報》發表文章，對“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和“當今惟一超級大國”美國的“數字化”程度作了對比。文章說，截至2000年年中，中國的電腦擁有量為1590萬臺，平均每萬人88臺。美國的電腦擁有量為1．6億臺，平均每萬人擁有近5000臺，是中國每萬人擁有量的57倍。1995年底，美國網民數量為600多萬人。2000年7月，美國上網人數已經達到1．37億人，占全美總人口的一半。1995年底中國網民數量為8萬人，2000年7月中國CNNIC的數據稱，中國網民數量為1690萬，略高于全國人口的八十分之一。
一些學者嘗試建立信息化指數模型來對信息化進行社會測度。據相關計算，1985年中國的信息化指數為37．88，預計2000年達到145．3，而美國1977年的指數已經是1006．9。
數字鴻溝帶來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著名IT評論家胡泳認為，數字化經濟本身造成一些輸家也造就一些贏家，這種輸贏的差距表現在一個國家之外，就是國與國之間的技術進步與發展方面的鴻溝。如果新技術造就贏家和輸家，發展中國家可能會在新的秩序中輸掉所有的東西。還有論者認為，數字化生存我們已到被淘汰邊緣。數字鴻溝的問題非常嚴重，嚴重到90％多比1％多的差距，甚至可以說存在一個“溝籍”的問題，不是球籍，是溝籍。事實表明，中美之間由于對信息、網絡技術應用程度的不同以及創新能力的差別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識分隔”和“貧富分化”現象日趨嚴重。如果我們對此重視不夠，將會使中美之間已經存在的科技、工業、農業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中國在21世紀中葉成為中等發達國家的宏偉戰略目標有可能成為水中之月、鏡中之花。
在網絡經濟中，中國的起步并不算晚。早在7年前，當美國政府大力倡導“信息高速公路”計劃的時候，我們就已迅速跟進。那么，在不到10年的時期內，中美之間為何會產生如此驚人的數字鴻溝？對此，學術界和IT業界眾說紛壇。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第一、由國家、社會之間整體實力的差距所形成。
天極網總裁李志高認為，數字鴻溝和數字方面的差距，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或者是信息技術的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它牽扯到包括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信息資源不足和資金、文化，還有就業、生活質量等與整體社會水平相關的問題。
第二、企業層次的信息化水平太低。
方正公司副總經理宋建東認為，利用網絡技術不是取決于企業的意愿，而是取決于企業的內功，尤其是企業的組織架構、崗位分析和業務流程。在這些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不太可能跨越數字鴻溝。
第三、資本市場對于消除或者擴張鴻溝起著重要作用。
中國互聯網實驗室方興東認為，目前中國的資本市場對中國互聯網發展的支持還遠遠不夠。互聯網最需要的是風險投資的支持。美國風險資金投入互聯網的有400多億美元，中國投入互聯網的所有資本加起來估計還不到40億人民幣。中國目前沒有真正的風險投資公司。美國1999年互聯網上市公司的價值是1．3萬億美元。加上風險投資的400億美元，這就是美國推動互聯網發展的根本。中國如果沒有這兩塊投入的話，根本就沒法進行。
第四、缺少從事電子商務的基本條件。
著名經濟學家樊綱認為，在發展網絡經濟上，我們面臨比發達國家更多的制約，從“軟件”上看，我們的信用卡體系還不發達，持卡人還很少，相關的金融服務保障和法律保障還非常欠缺；從“硬件”上看，我們的批發、零售業本身的現代化程度還不高，郵購、“目錄購物”還非常不發達，因此能在網上交易的種類、規模就會非常有限，如何保證送貨就更是問題。
第五、制度上的障礙。
北京大家教授周其仁認為，目前我國關于網絡經濟缺乏清楚、明確和簡明的規制框架，這是發展網絡經濟的主要障礙。一些行政部門在沒有法律根據的情況下，任意擴大規制權限，導致混亂、多部門無明確規則的管制，這將使中國失去發展網絡經濟最可貴的時機，在亞洲和全球競爭中落伍。
上述觀點各自從不同角度和不同層面對中美數字鴻溝的產生根源進行了剖析，充分揭示了中美數字鴻溝形勢的嚴峻性。但是，它們沒有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哪一種因素具有統率全局的作用，哪一種因素是消除中美數字鴻溝的最佳突破口？
根據第一種觀點，數字鴻溝的產生，是由于中美兩國在國家之間和社會之間的整體實力存在著巨大差距，而整體實力之間的差距是難以在較短時間內得以縮短的。這是否意味著，中美數字鴻溝將會經歷很長時間才能消除？果真如此的話，現有的數字鴻溝將會進一步擴大兩國的整體差距，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其余幾種觀點，無論是企業的信息化問題、資本市場問題、電子商務的基本條件問題，還是制度性障礙問題，最終都要歸結到這樣一個問題：怎樣才能在最短時間內解決這些問題？是等待呢，還是積極行動起來？是等待條件成熟呢，還是積極創造條件？這些，都與人們的思想觀念有關。網絡經濟是一場革命，是一種新的生產方式。任何一場革命的起點，都是新的思想觀念對傳統思想觀念的沖擊。沒有牛頓的科學思想的流行，就不會有產業革命；沒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大討論，就不會有改革開放。當新的思想觀念逐步取得領導地位時，人民群眾中蘊含著的巨大潛力就會爆發出來，一切障礙和限制就會在人們的積極努力下迅速地被沖跨。
筆者認為，美國在網絡經濟上的國際領先地位，首先來自觀念上的領先。政府、國會和美國民眾，都對新經濟持歡迎態度，都對其革命性意義予以充分肯定。中國與美國目前的最大差距，其實還是觀念上的差距。如果中國從政府到民眾都對網絡經濟在觀念上有了革命性的突破，由政府牽頭，從制度創新開始，對發展網絡經濟的各種限制條件予以堅決、徹底的消除，中國的網絡經濟就能更快、更健康地發展，中國成為世界強國的目標就能在更短時間內實現。
中國面臨觀念革命
持有什么樣的思想觀念，才能與網絡經濟的革命性要求相適應？中美兩國在思想觀念上主要存在哪些差異？這些，就是我們需要進行深入探討的問題。我認為，數字觀念、時間觀念、創新觀念、風險觀念、動態觀念、人才觀念等六個方面的觀念革命，應是消除中美數字鴻溝的邏輯起點。
■數字觀念：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網絡經濟的革命性意義。對于未來任何一個傳統領域，互聯網都將成為核心競爭力的核心要素。如果我們在網絡經濟上仍然處于被動地位，我們失去的將不僅僅是一個產業，而且是中國未來的命運。
網絡經濟的根本特征是互聯性。互聯性大大提高了市場的交易效率，使社會分工水平產生了飛躍，給市場和經濟活動帶來革命性的變化，我們可將之稱作網絡效應。網絡效應將隨著網絡的擴張而日益顯示出更大的威力。互聯性和網絡效應對網絡經濟的運行產生了深遠影響，使之形成了有別于傳統經濟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它們包括快捷性、全球性、對稱性、虛擬性、模糊性、知識性、復雜性、壟斷性和公平性等。我們必須迅速改變自己的思想觀念與思維方式，以適應網絡經濟的發展需要。
■時間觀念：由于網絡經濟的快捷性特征，使得時間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產品生命周期迅速縮短，一種產品可以在幾個月甚至幾天內變成主流化的產品，又可能在幾個月內消失得無影無蹤。因此，網絡經濟中強調要快速反應、搶占先機。從企業角度來說，不是大企業吃掉小企業，而是反應敏捷的企業吃掉反應遲鈍的企業。從國家角度來說，不是大國吃掉小國、強國吃掉弱國，而是反應敏捷的國家吃掉反應遲鈍的國家。
例如，美國政府率先建設“信息高速公路”，使80年代處于競爭劣勢的美國，在90年代一躍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明星。北歐和日本在移動通信上先于美國一步，在未來的移動商務經濟中將占據領導地位。又如，從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實力上說，印度均不如中國。但由于印度政府搶先一步對網絡經濟采取積極扶持政策，使得印度無論在高速計算機和軟件開發等關鍵領域上都領先于中國。印度已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軟件大國，國內軟件業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長。印度IT出口已占全國出口總額的35％，占國內生產總值的7.5％。《遠東經濟評論》甚至暗示，如果中印之間在IT產業上的差距繼續擴大下去，未來亞太地區將不是以中國為中心，而很可能會是以印度為中心。
■創新觀念：在市場變化迅速的情況下，企業要不斷創新、不斷推出新產品，并不斷主動淘汰自己的產品。創新與靈活性成為企業的生命線。有了創新和靈活性，一個小企業可以迅速成長為大企業。失去了創新和靈活性，一個大企業可能會迅速走向衰敗。
在美國，創新觀念早已深入人心。人人以能夠獨樹一幟、充分表現自己而自豪，新思想、新理論、新技術層出不窮。美國在知識產權法規的制訂方面和執行方面的嚴格程度是有目共睹的。政府、企業和大學也積極為激發人們的創新能力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歷屆政府都在科研開發方面給予企業和技術研究部門較多的資助，在制訂經濟政策方面也更多地向那些教育部門和科研機構傾斜。美國巴爾蒂莫大學經濟學家ZoltanAcs一針見血地指出：“什么是我們的比較優勢？是我們的創新能力”。
中國與美國形成鮮明對照。中國在創新方面的阻力較大，特別是長期推行的計劃經濟體制，帶來了穩定的收入、較大的安全感和僵化的管理方式。在這種環境下，人們的創新觀念大為削弱，人們的創新能力不可能被充分激發出來。至今為止，中國的經濟成就主要來自對國外先進技術的引進與模仿，網絡經濟的發展也不例外。有人將中國的互聯網稱作“互抄網”，成千上萬個網站提供的內容大同小異。中國電腦市場國有品牌的占有率在提高，但技術含量并未提高，大多數電腦公司從事的是散件裝配。如果長此下去，中國的網絡經濟如何能繁榮？
■風險觀念：在網絡經濟中，正反饋起著重要作用。由于互聯性、由于信息傳遞的快捷性，人們之間產生了頻繁、迅速、劇烈的交互作用，從而形成不斷強化的正反饋機制。最初發生的一件偶然事件，會由于正反饋作用而不斷擴大其影響，使細微的差別最終演變成巨大的鴻溝，甚至會導致系統的崩潰。這就是網絡經濟大起大落的主要根源之一，這就使網絡經濟既存在巨大的收益，又存在巨大的風險。
中國網絡經濟興盛時，熱浪鋪天蓋地；網絡經濟低落時，處處寒氣逼人。人們剛剛為巨大的收益而陶醉，隨即就被巨大的風險所擊倒。美國的情況卻完全不同，無論網絡經濟是冷是熱，美國投資者的反應都比較冷靜，沒有出現極度狂熱或極度恐懼的狀態。正是中國在風險觀念上的巨大落差，導致資本市場對互聯網發展的支持程度遠遠落后于美國。
■人才觀念：如果說以蒸汽機為代表的產業革命，使資本第一次成為生產中的關鍵性要素的話，計算機和互聯網則第一次使信息和知識成為生產中的關鍵性要素。
這一點，不僅反映在產品的價值構成上，也反映在企業的資產結構上一無形資產價值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從某種意義上說，無形資產甚至比有形資產更重要。由快捷性帶來的產品生命周期的縮短，使得有形資產迅速貶值，甚至會變得毫無用處。相反，無形資產在越來越多的商務中成為主體，它由品牌、良好的客戶關系、雇員的才能、業務流程與系統的內在經驗等組成，對企業附加價值的生產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因此，無論是對企業還是對國家來說，人才和教育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要使網絡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我們必須全力以赴，為人力資本創造性的發揮建立起必要的組織制度和其他社會文化條件。
A股的上漲在于當日發改委的公告稱，又有一些新的項目獲得批復。這是繼批復總投資規模逾7000億元的25個城軌規劃和項目后，中國國家發改委再次公布批復的13個公路建設項目、10個市政類項目和7個港口及航道項目。將可能涉及的金額簡單相加的話，這兩天內集中公布批復項目的總投資規模將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2009年政府出臺4萬億元投資規劃的時候，有23個項目獲得批復。
拜發改委網站的公告所賜，A股一掃連跌4個月的壞運氣，在9月7日當天滬市的成交量放大到1111億元—還記得嗎，在這天之前，滬市的成交量每天不到350億元—兩市約有70只非ST類股票漲停，一度上證指數的漲幅接近9%。
盡管如此，也不代表就可以高枕無憂。如果相隔3年再度推出規模巨大的刺激行動的話，很有可能會適得其反。先來看看兩組不太樂觀的數字。
據CapitalVue的數據顯示，2012年第二季度，中國2500家A股上市公司的應付款項占當季收入的46.5%，2008年年末這一數據為31.2%；應收款項占收入的31.2%，2008年年末為17.6%。
而《華爾街日報》報道，庫存的數據也很可怕—第二季度A股上市公司的庫存占當季收入的76.6%，較第一季度的81.9%小幅回落，但仍處于歷史高位。2007年年末這一數字僅為48%。
應收賬款的占比更大說明資金鏈存在問題，賬期被拉長了。這可能是同上游的公司銷售情況同樣糟糕有關。而庫存的數字則更旗幟鮮明地說明了一件事，那便是產能過剩了，很多商品根本賣不掉。
在這種情況下推出投資拉動計劃的話，在短時期內會助漲股市，但更長一點時間，則會加重問題。
長久以來，中國的投資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或者是國有企業來主導，它們可能保留的計劃經濟的那套思維模式則會導致投資回報率一再下降—如果對已經過剩的生產力再次進行投資的話，則很難說可以得到多少實?惠。
如果需要投資大量的基礎工程，就必然會導致信貸擴張—投資需要足夠多的錢支持，官方會借此放松信貸。信貸放松后利率會降低，這會誤導投資者認為市場不喜歡現在。在這種邏輯下，投資者會偏向投資于生產周期更長的商品—比如基礎建設相關的原材料。原材料價格會全線走高，這樣會導致生產消費品的企業在庫存過剩的情況下還要再次面對價格高企的原材料。這便會陷入一個沒有出口的莫比烏斯帶中。
這不是經濟學理論的紙上談兵，此前的4萬億元投資以及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都導致了原材料價格的暴漲。如果不想再次迎接危機的話，就最好在此打住，并長點記性。
關于市場的幾件事
歐洲
9月7日全球股市大漲的原因還包括歐洲公布的債券購買計劃。在此計劃出來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國債收益率就開始齊齊降低—收益率降低說明債券價格升高，買的人更多了。南歐國家也開始經濟改革，該削減的削減開支。投資者的神經也已經麻木了。不過，歐元集團在9月10日這周的會議是值得關注的。`
美國
9月12日是一個時間節點，如果要推量化寬松第三輪，則會在此時的議息會議上得到大的支撐。在中國股市大幅上漲，也就是發改委會加大投資的消息出來后，美元遭到了拋售。那些高收益國家的貨幣，比如澳大利亞元，在走高。澳大利亞和中國的關系看起來還是那么緊密。當然美國沒有理由推出量化寬松，但很難說2009年全球央行聯手放開貨幣閘門的一幕不會重演—它們似乎都精于此道。
但如果要數據說話的話，美聯儲真的沒有特別好的理由推出量化寬松第三輪—美國勞工部近期宣布美8月非農就業人數環比增9.6萬，壞于預期；失業率為8.1%，好于市場預期。此前，經濟學家平均預期非農就業人數將增加12.5萬、失業率為8.3%。非農就業人數只是稍微低于預期，并沒有非常嚴重的下滑—市場現在非常奇怪，此前害怕數據糟糕，現在巴不得數據越糟越好。
what――什么是固定資產投資
固定資產投資是建造和購置固定資產的經濟活動。它的實施對象為建筑物及土地、機器、設備等實物。固定資產投資統計以固定資產再生產過程的經濟現象為統計對象，包括從建設準備到建成投產的全過程。按照北京市統計局規定的方法制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執行四種定期報表制度，具體情況如下圖所示：
why――固定資產投資統計的意義何在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固定資產投資是社會維持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主要手段，其適度的規模和合理的結構對于實現經濟發展戰略具有重要意義。固定資產投資也是擴大內需、拉動經濟的重要手段，是國民經濟核算的重要基礎，也是各級政府制定政策和進行宏觀管理的依據，其重要意義不言而喻。
who――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報表由誰來填
固定資產投資報表嚴格執行“法人經營地”原則，即各法人單位按照實際生產經營地向當地政府統計機構報送統計數據；產業活動單位由其歸屬法人單位進行統計；若一個法人單位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經營地的，按法人總部所在地上報統計數據。簡單地說，如果您是法人單位且發生了計劃總投資在500萬元以上的建造和購置固定資產的活動，您單位就需要填報固定資產投資報表了。
when――什么時間來填報
當您已經對固定資產投資有所了解并且知道您的單位需要填報這張報表時，那就需要進一步知道何時開始填報這張報表。在這里，筆者將固定資產投資報表分為兩個大類：一類是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報表，另一類是除房地產開發以外的城鎮及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報表。兩類報表的具體填報時間如下圖所示：
how――注意把握兩個填報原則
固定資產投資月報目前種類較多，表間關系復雜多樣，下面筆者將以固定資產投資及資金來源表（206表）為例，在數據指標解釋的基礎上總結一些日常工作經驗，希望對大家更好地填報固定資產投資類報表有所幫助。
明確指標含義，數據來源是關鍵
固定資產投資報表指標較多，一張206表，從頭到尾涵蓋了企業投資額、新增固定資產、房屋施（竣）工面積、項目個數和投資資金來源等多項指標。同時，固定資產投資統計不像工業、商業等有連續的會計報表等資料，所以明確取數來源就成為指標填報正確的關鍵所在。
1.投資額部分。206表中的“自年初累計完成投資”是投資指標的核心，它是指從本年1月1日起至報告期末止累計完成的投資（不能出現負數）。所謂完成投資是以貨幣表示的工作量指標，其分類構成共有四個方面，具體情況如圖所示：
在填報這四項指標時，有幾點需要注意的地方：（1）“建筑工程”是指各種房屋、建筑物的建造工程，又稱建筑工作量。其數據應來源于施工單位或者工程監理單位，以監理公司根據工程形象進度確認的投資額為準，沒有監理部門的工程，數據應直接取自施工方工程部門。在日常報表中，經常出現統計人員按照財務賬面的支付數填報的情況，這是與實際工程量不相符的，所以是錯誤的。（2）“安裝工程”與“設備工器具購置”是一對配套指標，數據應以建設單位和安裝設備單位的報量單為準。此處需要注意的是，安裝工程中不含設備價值，只用在需要安裝的設備開始安裝時，才能填報這項指標。（3）“其他費用”是指除建安工程和設備工器具購置以外的費用（按照會計制度應計入項目建設成本核算的費用），不指經營中財務上的“其他費用”，填報時數據取自于財務賬上的實際發生額。
由此可見，“自年初累計完成投資”數據應分別從監理施工方以及財務賬目上取數。同時應注意的是沒用到的工程實體的建筑材料、工程預付款和沒有進行安裝的需要安裝的設備等，都不能計算投資完成額。
2.房屋面積部分。固定資產投資報表中涉及的面積指標主要有施工面積、竣工面積、規劃用地面積、土地購置面積及成交價款幾個方面。“房屋施工面積”數據取自施工許可證，房屋施工面積以房屋單位工程為核算對象，一棟房屋開始施工即按整棟房屋的全部房屋建筑面積計算施工面積；“房屋竣工面積”數據取自項目的甲方、乙方、監理、設計四方竣工驗收記錄單或竣工驗收備案表；“規劃用地面積”數據來源于規劃委員會頒發的《規劃用地許可證》；“本年實際征用和購置土地面積”指報告期內通過征用等各種方式（無償和有償）獲得使用權的土地面積，只填第一次從土地局購置的土地面積，要填相應的土地成交價款和土地購置費。
3.資金來源部分。在填報資金指標時，要注意三點：（1）資金填報只計來源不計去向，即：資金來源均按項目投資的實際發生數累計，而不考慮會計核算的轉出；（2）本表填報的資金是為建設項目而使用的資金，不是企業財務賬上的全部資金；（3）資金來源是累計數，所有指標不能為負數。
關注數據變動，數字之間合邏輯
在填報固定資產投資報表時，由于各個企業自身情況不一，建筑工程復雜，在明確了各項指標來源后，仍需要結合自身實際情況，關注數據間的變動，填報的數字應符合日常邏輯。筆者結合企業日常報表中經常出現的邏輯問題總結一些審核要點，希望引起您的足夠重視。
（1）房屋施工面積一般應大于規劃用地面積，尤其是辦公樓、大廈等高層建筑物；（2）安裝工程一般應小于設備工器具購置；（3）建筑工程量每月一般不應超過一億元；（4）有銀行貸款一般應注意填寫貸款利息；（5）有建筑工程發生時，應注意核查是否漏填房屋施工面積和規劃用地面積。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指標在填報過程中也容易被忽略，只要在填報時著重關注數據變化，這些邏輯錯誤是可以避免的。最后，在填報完畢后，請保留所有原始資料，更新統計臺賬，以備檢查。
關鍵詞：數字經濟；財務會計；管理會計；人工智能
隨著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技術的創新、應用和推廣，數字經濟已深入到各個領域、各個層面，會計信息出現幾何式地爆發增長，數字經濟逐漸凸顯出顛覆和重塑財務管理領域的威力，使得單純的財務會計或管理會計難以滿足現代企業高速發展的需要，現代企業的發展需要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的協同發展。
一、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的內涵及關系
財務會計是對企業經濟業務進行確認、記錄、計量和報告，向信息需要者提供財務信息的經濟管理活動。管理會計是深度參與企業戰略規劃、管理決策、內部控制與績效管理活動，并為這些活動提供有價值的信息，以促進企業順利實現戰略目標的經濟管理活動。1.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的共通點一是同屬于會計體系，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共同構成了有機的會計系統，兩者相互依存、制約和補充。二是目標相同，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作為會計的兩個分支，兩者共同為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服務。2.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的差異一是遵循準則不同。財務會計必須嚴格按照會計制度、會計準則、稅務法律法規等強制要求定期出具財務報表、進行稅金申報等。管理會計沒有固定的方法、標準、周期，根據管理者的需求和實際情況設定指標，一切以提高企業效率為準繩。二是服務對象、報告目的不同。財務會計主要通過對外報送各類報表、報告、披露財務信息等，服務單位外部具有經濟利益關系的相關者，主要起到“反映”的作用，通常被稱為“外部會計”。管理會計主要分析、研究經營活動中的具體問題、具體事項，提出、優化解決方案，為內部各層級管理者提供決策依據，主要起到“控制”的作用，通常被稱為“內部會計”。三是工作核心不同。財務會計的工作核心為業務反映，合法合規地反映企業在過去經營管理過程中人力、財力、物力等要素在供應、生產、銷售各個階段、各個環節上的采購、使用、消耗、分布等情況，保證企業定期財務報告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現金流量的真實性、準確性、完整性，財務會計反映的業務主要發生在過去，是過去實際已經發生的經營管理活動。管理會計的工作核心為過程管理，對經營管理活動在事前進行預測、在事中進行跟進和控制、在事后進行回顧和分析，做到總結過去，汲取過去的經驗、教訓，從而更好地控制現在和指導未來；管理會計報表不受時間的約束和限制，可以編制未來的報表，也可以編制業務進行中的報表，還可以編制各期對比分析報表，時間維度、報表內容可以完全根據管理過程的需要而編制。四是工作內容、報告格式不同。財務會計的工作內容是企業全部的會計要素，是完整反映、監督企業的全部生產經營過程，所編制的報告信息需要按照統一格式。管理會計的工作內容可以是企業整體，也可以是企業內部的一部分，所提供的內部報告沒有統一格式，甚至報告的種類也沒有統一規定。
二、數字經濟時代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協同發展的必要性
1.相關概念（1）數字經濟。數字經濟是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和人工智能是數字經濟的重要構成要素，數字經濟的發展主要依賴這些技術的共同發展。（2）大數據。大數據是指一種數據集合。大數據技術的核心在于對海量數據進行專業化的挖掘、穿透、分析等加工處理，最終實現數據增值的成果。（3）云計算。云計算是一種互聯網下的信息技術，本質是數據、信息、資源的集中和共享。（4）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就是使計算機去做過去只有人才能做的智能工作。人工智能的實質是算法和數據，是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結合發展的更高階段。2.數字經濟時代對會計發展的要求一方面，財務轉型源于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內在需求。隨著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為爭取更大的市場份額，在成本壓力上升、利潤壓縮的環境下，大多數企業只能通過選擇提高決策水平、提升內部管理能力實現企業價值的最大化，這要求財務人員必須參與到企業決策和管理的全過程，收集分析財務信息、提供財務判斷，以支持企業決策和管理的科學性、準確性、及時性。另一方面，數字經濟技術為轉型提供了可行性。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的飛速發展，人工智能具備了完成基礎財務會計工作的能力，并且完成的準確性、時效性大幅度提高，釋放出了大量的財務基礎操作人員、復核人員，使得財務人員把時間和精力投入更高附加值的工作中成為可能。如，參與企業戰略制定、預算管理、成本管控等工作，并為這些工作提供有價值的信息。同時，數字經濟技術可以準確、快速地提供、加工、處理大量的數據信息。可見，數字經濟時代，當企業同時存在轉型需求，又具備轉型條件時，轉型成為必然。但是，財務會計向管理會計轉型并不意味著管理會計取代財務會計。之所以目前企業都在提倡財務轉型，是因為過去我國企業沒有開展管理會計工作，在目前數字經濟時代，需要有一部分財務人員轉而從事管理會計工作。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財務會計不再重要，因為財務會計是管理會計的基石。同時，管理會計的發展又能倒逼財務會計提供更多、更規范、更有價值的企業經濟活動信息，促進財務會計更好發展。因此，只有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協同發展，才能更好地為企業管理與決策服務，更好地促進企業發展。
三、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協同發展存在的問題
1.Y公司簡介及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發展現狀Y公司是A股上市的快消品行業公司，行業的市場增長率25%。Y公司產品的市場占有率65%、市場增長率40%。Y公司作為A股上市公司，在完善財務會計體系的基礎上建立了管理會計體系，但目前財務會計體系與管理會計體系獨立運行。管理會計體系建立背景：在Y公司年度經營匯報會上，對于廣告費的投放金額，市場部匯報的是800萬元，財務部匯報的是1000萬元。對此，市場部的觀點是企業本年度簽訂了800萬元的合同。財務部的觀點是雖然當年公司簽了800萬元的廣告合同，約定自當年6月份開始在電視上播放8個月，當年共播放7個月，按照權責發生制原則入賬，廣告費當年的入賬金額應當為700萬元。但是，按照同樣的權責發生制原則，上一年度簽訂的廣告合同在本年度播放，應當計入本年度的費用是300萬元，合計1000萬元，并且在財務報表中只能按照1000萬元報出。為解決該類問題，財務部門牽頭梳理各管理層級、各部門的需求，協同信息管理部門利用數字經濟技術建立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協同發展體系：維護管理會計基礎信息，建立管理會計取數邏輯，自動生成管理報表，提供給內部管理者；維護財務會計基礎信息，建立財務口徑取數邏輯，自動生成財務報表，提供給外部利益相關者。2.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協同發展存在的問題及困境（1）將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獨自運行，而不是協同發展。某種意義上，財務會計是管理會計的基礎，管理會計是財務會計的提升，Y公司建立的管理會計體系獨立于財務會計體系運行，財務會計以權責發生制為基礎，管理會計以收付實現制為基礎，因此目前不能解決它們之間數據不一致的本質問題，阻礙了管理會計的應用與發展。（2）將無財務會計經驗的人員配備到管理會計崗位。目前，Y公司將個別無任何財務會計經驗的人員配備到管理會計崗位，管理會計只能出具管理角度的數據，對于與該管理角度數據相關的財務會計數據，沒有理論基礎和實務經驗，導致管理會計與財務會計完全是兩組數據，極端情況下出現滿足管理需求的數據未在財務會計角度進行及時披露。如上述管理廣告費的管理會計人員，其專業是品牌設計，無任何財務經驗，在年度預測時，提報的廣告費用是800萬元，但財務會計最后決算出的廣告費用是1000萬元。這也就意味著，年度決算利潤比預測利潤少了200萬元，該差異直接導致Y公司應當披露預測數據但沒有披露，造成Y公司信息披露不合規。（3）出現重管理會計、輕財務會計的傾向。Y公司為推進管理會計的順利實施，配備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至管理會計，甚至抽調了一部分理論基礎扎實、執行能力強的財務會計人員至管理會計項目組，以致出現財務會計人員緊張的情況。實際上，Y公司作為A股上市公司，對財務會計信息承擔定期披露的義務，披露信息的準確性、及時性至關重要，不能在發展的過程中顧此失彼。（4）存在基礎數據重復維護現象。自從Y公司建立管理會計以來，經常聽到財務人員抱怨“天天在維護基礎數據”，財務會計系統維護一次，管理會計系統維護一次，兩套基礎數據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如在維護廣告費用的基礎信息時，項目名稱、合同金額、供應商名稱等接近90%的信息是相同的，財務會計系統僅需要增加維護受益期間。在這種情況下，相同數據維護兩次，造成人力資源的極大浪費。（5）存在取數邏輯重復設置問題。信息管理部在設置取數邏輯時發現，管理會計的某一段取數邏輯，在設置財務會計系統的取數邏輯時已經設置過，存在取數邏輯重復設置。取數邏輯的重復設置，一是造成不必要的取數環節增加，降低取數效率；二是造成存儲空間的浪費。
四、數字經濟時代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協同發展對策
1.建立科學的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協同發展模式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最好的關系是協同發展。財務會計要做到的是保證數據核算嚴格按照會計準則、政策法規；管理會計要做到的是既要能聽得懂業務在說什么、理解到業務需要什么，又需要深入領悟財務會計的核算原理，只有同時做到，才能有效地提出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協同發展的方案。如在系統中設置由權責發生制轉換為收付實現制的換算算法，確保兩者數據本質上的一致性等。以廣告費用為例，假設廣告費用的年度預算是800萬元，按照權責發生制以前年度簽訂合同受益期在今年的金額是300萬元。財務人員應當非常清楚今年簽訂的合同受益期在今年的金額不應超過500萬元，同時要輔導市場部理解：預算800萬元，不是可以簽訂合同的金額是800萬元；當合同的受益期部分在以后年度時，可以簽訂合同的金額可能高于或等于800萬元；當合同的受益期全部在當年時，可以簽訂合同的金額不高于500萬元。在此基礎上，利用數字經濟技術生成包括已簽合同金額、費用已入賬金額、尚可簽訂合同金額、費用尚可入賬金額等信息的報表，及時動態地反饋至市場部、管理者，以作為市場部簽訂廣告合同、管理者審批廣告合同的信息基礎。通過該過程，將廣告費用的管理會計數據同財務會計數據進行有效銜接，實現有效控制廣告費用的預算超支抑或廣告費用投入的不足。2.避免重復工作、提高運行效率維護一套全面、真實、完整的基礎數據，形成數據庫系統，同時建立財務會計、管理會計的取數邏輯、分析邏輯、穿透邏輯、報表模型等，根據各自的需求自數據庫系統讀取基礎數據，實現一套基礎數據同時生成財務會計報告和管理會計報告的需求，最大程度避免基礎數據的重復維護，提高數據提取效率。可行的情況下，將財務會計數據設計為管理會計數據的來源，避免取數邏輯的重復設置，以最少的數據維護，滿足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數據的提取。3.充分運用數字經濟技術借助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數字經濟技術對原始數據信息進行有效整合和管理，深入地、全方位地挖掘數據價值，人工智能完成基礎的、指令性的財務會計工作，釋放更多人力、時間完成財務會計的高難度工作、管理會計工作，以及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的協同發展工作。
五、結語
綜上所述，數字經濟技術已經深入到各領域，更是顛覆和重塑著財務管理領域，在此背景下，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的協同發展勢在必行，同時數字經濟技術又為兩者的協同發展提供了技術可行性。充分利用數字經濟技術實現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的協同發展，財務人員必須順勢挑戰、創新思維，由管理兼具賦能，由會計核算兼具支持管理和業務決策，必須夯實財務會計基礎，提高管理會計水平，實現財務管理的價值，實現企業增值的目的，最終實現股東財富最大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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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景源
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國家統計局原總經濟師
目前，整個經濟下行，主要有兩大原因，第一個原因外部需求急劇下降，這和1997、2008年的情況比較相似。今年4月份我們的出口增長為4.9%，而去年4月這一數字是25.9%，一年期間，中國出口增長率從25.9%下降到了4.9%，出口萎縮是中國經濟下行的重要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我們自身長時間積累的矛盾和問題。現在來看我們的投資、消費和出口這三駕馬車，應該說都是乏力。尤其是投資，5月份20.1%這樣的增長率是2002年以來的低點。
投資主要可以分為三大塊，一塊是基礎設施投資，一塊是工業投資，還有一塊是房地產。2008年、2009年的時候，我們主要是基礎設施投資，也就是鐵公機，20%、30%、50%的增長率，到了今年4月份，這個數字成了-2.1%，基礎設施投資到了負值，我印象里這些年幾乎沒有出現這種情況。
另外，我們的工業投資這塊也遠不如人意。問題在哪里？我覺得是這些年，我們的經濟、社會出了一個毛病，大家都忽視實體經濟，都不愿意干實體經濟。溫州，本來是搞實體經濟起家的，后來開始炒作，炒綠豆、大蒜，再來炒房子，溫州炒房團，最后炒錢，就是高利貸。我們沒有創新的動力，這是一個大問題。
我們現在怎么看中國經濟下行很重要。我的主張是，要把下行的壓力轉化成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的動力。如果按照這個邏輯往下推，我真覺得現在下行壓力還不夠，我還真擔心出現U形回升。如果真出現U形回升，我認為就壞了。為什么？因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到現在，清清楚楚告訴我們，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核心問題是結構問題，是增長方式的問題。但為什么結構調整、增長方式轉變沒有實質性進步，大家都不滿意？原因就在于，本來危機的時候，能夠淘汰落后產能，結構優化，推動創新，但我們卻不是這樣，危機一來，政府馬上出臺政策，全都保護起來，大家全臥倒，風聲一過又全都起來了，舊的結構和舊的生產方式又擺在了我們面前。
所以，穩增長，我主張兩個原則，一個原則是要和調結構轉方式緊密結合，不符合這一原則的這些招法不要干。第二就是穩增長要和改善民生相結合。現在有人說中國離了房地產就不行了，說房地產不放開，穩增長就做不到，我說這不對。凡是老百姓最不滿意的領域都是這次穩增長最重要的投入空間。教育、醫療、養老，這么多空間，都是我們穩增長非常重要的空間。
不過，我不贊成貨幣政策要積極一點。我認為貨幣政策不能再積極了，2001年廣義貨幣15萬億，今年5月份90萬億，10年時間我們經濟總量增長1.5倍，但我們的廣義貨幣增長了6倍，所以我說貨幣政策不能再積極了，再積極，我們很多深層次的矛盾就會迅速爆發。
穩增長，不能單靠政策，這樣做沒有可持續性，應當更多地依靠完善市場經濟機制，我覺得這才是穩增長的核心。
“新經濟”并非單純相對“傳統經濟”產生，而是技術、產業結構和經濟活動組織形態三方面同時發生的綜合性變化。它是一個經濟體的兩個方面，既有新經濟的爆發性增長，也有舊經濟向新經濟的躍遷；既有以新經濟促進舊經濟升級，也有舊經濟促進新經濟擴散。總之，凡符合未來趨勢并能夠支撐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經濟新形態，都可視之為“新經濟”。
過去幾年中，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噴薄而出，以此“四新”為驅動力的新經濟已經從技術變革層面拓展到企業運行、產業融合、社會生活、人類交往的各個維度，如今，它正在展現出推動產業融合、經濟轉型升級和社會變遷進步的巨大能量，也激發人們對未來的無限想象。
共享里的新經濟邏輯
近日，摩拜單車公布最新數據，五一小長假期間全國共享單車騎行熱度環比提升17.2%。在濟南，3萬人次外地游客騎著橙色的單車暢游老城，曲水亭街、省府東街、鞭指巷等老街在共享單車的帶動下人流量明顯增多。過去一百天，共享單車風頭頗勁，有人騎著橙色摩拜上班打卡，有人騎著黃色的ofo校園賞花，還有人騎著市政綠色單車在城中閑逛。
掃碼，騎走，這一使用共享單車的簡單步驟和動作，卻蘊含著共享和數字經濟的紅利。摩拜單車聯合創始人兼CEO王曉峰說，“摩拜就是利用互聯網、數字技術去整合價值鏈條中不同的參與方，讓每一方都受益，然后創造出比傳統產業更大更快的收益。”這也是共享經濟的特征之一。
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的《2016年度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顯示，2016年中國“共享經濟”市場規模達39450億元，增長率為76.4%。而著名咨詢公司麥肯錫的調研報告稱，目前中國共享經濟已涵蓋共享出行、共享空間、共享技能、共享金融等多個領域，網約車、共享單車、汽車分時租賃、公寓短租等多個細分領域發展較快。
事實上，單車的故事只是近年中國快速發展的共享經濟、數字經濟的冰山一角。在以互聯網和信息化為代表的新經濟浪潮之下，無論是一國經濟發展的邏輯還是產業更迭的密碼，抑或是微觀個體衣食住行的習慣都在悄然改變。
從宏觀經濟層面看，數字經濟、共享經濟等正在培育新的消費模式，令消費對經濟的支撐作用愈發明顯。今年一季度，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就達到了77.2%。O2O（線上到線下）、電子支付、互聯網+等語匯已不再是單純的技術或者商業概念，而是真真切切的日常生活；資本、創新和市場的結合催生了新經濟新業態的蓬勃發展，給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注入強大動能。
中國的新經濟不僅在本國掀起“新浪潮”，而且正在對世界經濟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因為中國新經濟釋放的紅利意味著“共享”與“共贏”。摩拜和ofo在中國異軍突起，被美國創業者復制模式引進硅谷；各國知名企業可以通過電商平臺進入中國市場。在印度，在手機下載Paytm就可充值、有線電視付費、實時轉賬、掃碼消費和電影購票，其高市場占有率得益于螞蟻金服的投資與技術支持。
“四新”驅動生活暢想
輸入目的地，即便沒有向導，也能安全抵達；哪怕不會外語，語音識別和在線翻譯也能讓你暢游世界各地；手機遙控即可發出指令，控制家里的各個電器……過去一年，中國的人工智能從概念走向應用，在語音識別、圖像識別、機器翻譯等方面形成產品并融入各行各業，得到大范圍的推廣應用。有機構預測，未來10年幾乎每個應用和服務都將包含一定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將在生產、制造乃至設計、思維等多個環節發揮作用，產生巨變。
改變你我生活，當然不只是人工智能這一項技術。
前不久出爐的2016年中國經濟運行成績單上，一些數字格外引人注目：2016年高技術產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10.8%，全國網上零售額比上年增長26.2%，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于第二產業11.8個百分點……
抽象的數字在生活中得到充分印證。移動通信技術讓人們與世界連接的方式更多，速度更快；虛擬現實技術解決了網購不能“觸摸”和“品嘗”的尷尬；北斗定位技術讓出行、物流、測繪甚至救援更加高效；人工智能“走近”你我身邊，個性定制遍布各行各業，互聯網“+”起衣食住行……
過去的一年，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噴薄而出。“四新”具有不同的內涵側重點：新技術是指技術方面的不斷革新，比如空間物理技術和互聯網信息技術等；新產業則指通過運用新技術，以新市場需求為依托，衍生出的新產業，如人工智能、新能源等產業；新業態是指在新技術和新產業的帶動下，從現有領域中衍生或疊加出的新環節、新活動；新模式則指以市場需求為中心，打破原先分布的產業鏈及價值鏈，重新實現要素的高效組合。
總體來說，以“四新”為驅動力的新經濟已從技術變革層面拓展到企業運行、產業融合、社會生活、人類交往的各個維度，正在展現它推動產業融合、經濟轉型升級和社會變遷進步的巨大能量。其不斷改變現有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并與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也激發人們對未來的無限想象。
“新經濟”生態的智慧大考
日前，2017新財富500富人榜。分析榜單，能夠發現其中蘊含的中國經濟密碼：房地產風光不再，制造業韌性十足，新經濟富豪則強勢崛起。十年前，中國前十大富豪中有7人來自地產界，如今前十大富豪中至少有6位來自于新經濟。無論是馬云的阿里巴巴，還是王衛的順豐、馬化騰的騰訊、丁磊的網易、雷軍的小米、李┖甑陌俁齲都是時展和變革的典型符號。不僅如此，就連王健林父子的萬達也不只是一個（商業）地產公司，而是超級體量的文旅集團，這實際上應該算作新經濟的一部分了。
“新經濟是新動能的源泉，新經濟閃亮登場，新動能才會澎湃前行，新舊動能才能順利交接。”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員范必表示。
近兩年來，“互聯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中國制造2025”等不斷落實推進，高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等悄然崛起，成為對沖下行壓力、護盤兜底的重要力量，更帶動我們邁進一個追求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和可持續發展的“新經濟”時代。而經濟增長過程中新舊動能的力量對比正在發生變化。智能制造、大數據、高端裝備與材料、精準醫療、數字創意等出現在“十三五”規劃綱要中的新經濟概念正在崛起，傳統產業則不斷引入創新要素，提升競爭力。
值得注意的是，“新經濟”具有鮮明的風險特征。一是技術更新換代速度快，領先者可能很快變為落伍者，存在所謂“先行者的詛咒”；二是技術發展趨勢難以準確判斷；三是政策風險，企業不容易把握政策底線，容易面臨“監管死”的困境；四是盈利難以預期，能否盈利且可持續，大多取決于用戶足夠的黏性與忠誠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