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20 18: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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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旅游；動力模型
目前，有關城市旅游發展動力問題一直是學者的研究焦點所在，對此的討論基本上集中在定性分析和個案研究上。如何將城市旅游發展的動力因素量化，用定性結合定量的方法來分析，從而推動城市旅游的發展，便成了業界討論的熱點。
運用旅游學、經濟學、城市學、地理學、數理統計學以及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和方法，通過數學建模的手段，廣泛地、分層次地定量分析城市旅游發展的動力因子和入境旅游收入的相關性，研究城市旅游發展的動力及瓶頸所在，是一種全新的研究城市旅游業的方法，因此，通過對大中城市的分類，以客觀的計算結果討論不同層次的城市不同層面的旅游業發展的真正動力所在，有選擇地對動力因子進行數學建模，深入研究在有限的投資額下快速地發展城市入境旅游業的對策具有創新意義。
一、城市旅游發展動力模型
我們設定入境旅游收入指數為Y，城市化水平為A，文化氛圍為B，服務水平為C，自然旅游資源為D，人文旅游資源為E，對外開放為F，基礎設施為G，旅游環境為H，城市國際知名度為I，區位為J，政府管理和創新能力為K。
Y=0.0059A＋0.0645B＋0.0786C＋0.066D＋0.0188E＋0.1134F＋0.000000G＋0.194H＋0.11I＋0.2275J＋0.02K
第一，從模型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到，城市發展水平和基礎設施對整體的入境旅游收入貢獻基本為零。雖然相關系數的計算結果告訴我們城市發展水平和基礎設施與入境旅游收入是很相關的，是發展旅游業必不可少的條件。但由于動力模型的建立是綜合考慮了其他因素，因此，這兩項因子對于這幾個城市旅游業發展就顯得不是那么重要。所選擇的都是經濟較發達的旅游城市，無論是城市發展水平還是基礎設施建設都處于一定的發展水平之上的，指數差距不大，綜合其他因素對入境旅游業的影響考慮，這些城市如果要加大入境旅游業發展的步伐，在這兩項因子上投資基本上不會產生旅游收益。
第二，區位在這整個動力模型中是最重要的，占的比重非常大，這就不難解釋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大多城市在全國200個城市的入境旅游收入的排行榜上是名列前茅的。這些城市處于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兩大城市圈中，而且都是一些沿海城市，交通便利，對外聯系廣泛，自然區位非常好。但從區位因子看光靠一個或幾個城市是難以扭轉城市區位的劣勢的，更大程度上依賴于相鄰城市間的協調合作，共同發展，還有國家的政策的支持。
第三，旅游環境的重要性在動力模型中僅次于區位。目前各大城市旅游環境建設的水平是不均勻的，因此，旅游環境建設好的城市的入境旅游收入明顯高于旅游環境質量低的城市。說明投資發展入境旅游業，投資維持較好的城市環境質量或是改善城市環境質量會取得較好的收益。
第四，對外開放在城市旅游發展的動力模型中也是比較重要的。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廣東省的東莞。東莞以前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城市，但現在它的入境旅游收入可以媲美沈陽、成都這些旅游資源豐富的省會城市，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東莞的對外開放程度是這些城市中最高的。東莞是廣東省著名的僑鄉，主要是香港同胞。香港有一句話“每10個香港人中就有1個是東莞籍的”。東莞也有一句話“每1個東莞家庭，都有至少1位親戚在香港”。改革開放初期，當時香港接了許多國外的玩具、電子等加工定單，當然選擇人工便宜、交通方便、政策有利、靠近香港、又有熟人的地方，所以東莞就成了他們的首選。
第五，城市的國際知名度在城市旅游發展的動力模型中也是比較重要的。我們可以看到城市的國際知名度和入境旅游收入是呈正相關分布的。北京是中國的首都，其國際知名度是排第一的，當然入境旅游收入也是最高的。上海和廣州知名度次之，他們的入境旅游收入也次之。
第六，服務水平、自然旅游資源在動力模型中也體現出其重要性，一方面由于建模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另一方面是由于各個城市的這些動力因子發展水平不均勻所至。
二、大型城市群旅游發展動力模型
Y=0.000000A＋0.1226B＋0.20647C＋0.000000D＋0.0843E＋0.1106F＋0.000000G＋0.1048H＋ 0.170551I＋0.1092J＋0.000000K
第一，城市發展水平、自然旅游資源、基礎設施以及政府管理及創新能力所占的權重都是零。自然旅游資源和政府管理及創新能力的權重為零，這和大型城市群發展的共性有關。縱觀這幾大城市，自然旅游資源、政府管理和創新能力的指數較之中小型城市都非常高，但他們之間的差距卻很少，這說明大型城市群這兩個方面發展較好，各城市的步伐較一致，因此自然旅游資源以及政府管理及創新能力在整個動力模型中權重就被忽略了。
第二，服務水平占的權重最大。大型城市間入境旅游業的競爭在于各方面的綜合競爭。服務水平所占的權重大則說明各大城市服務水平參差不齊的，服務水平是旅游業發展的重要條件。因此，服務水平不高的大城市，大力引進、培養高素質的服務業人才是提升其入境旅游業的關鍵。
第三，城市國際知名度對于加快發展大型城市的入境旅游業至關重要，重要性僅次于服務水平。一個不知名的城市很難吸引到入境旅游者慕名前來，相反，一個高知名度、高美譽度的城市是旅游者的首選旅游目的地。
第四，文化氛圍對于發展入境旅游業也是必不可少的。游客景仰中國文化，在欣賞自然景觀、瀏覽古跡的過程中，走進歷史，感受異域文化，產生思想共鳴，這樣才能使旅游者效果達到最佳境地，體會到旅游的深刻價值。此外，城市文化氛圍，居民、旅游從業者的文化素質對旅游業影響活動很大。
第五，對外開放、區位因子占的權重也是比較大的。兩者又是有聯系的。由于中國改革開放的特殊政策，沿海城市、內陸對外開放力度不一。處于沿海經濟開發區的城市一般來說經濟區位、自然區位都非常好，對外開放也比較早，造成該城市的國際知名度也比較大。因此吸引的國際游客就比較多。
三、中小型城市旅游發展動力模型
Y=0.0411A＋0.000000B＋0.00000C＋0.0126D＋0.19188E＋0.1287F＋0.000000G＋0.2571H＋0.09944I＋0.14787J＋0.000000K
第一，從這個動力模型上我們可以看到文化氛圍、服務水平、基礎設施、政府的管理和創新能力所占權重為零。這個結果和大型城市旅游發展動力模型是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文化氛圍、服務水平在大型城市中的權重很大，在中小型城市中卻為零，這個結果和相關系數的部分計算結果不謀而合。因此中小型城市吸引入境旅游者最關鍵的不在于服務水平的高低、基礎設施的好壞、文化氛圍的濃淡。至于政府的管理和創新能力，每個城市發展水平比較一致，故而體現不出其重要性。
第二，旅游環境在中小型城市旅游發展中處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們可看到入境旅游收入排名前幾位的中小型城市旅游環境都非常好，如中國最休閑的城市蘇州，最浪漫的城市珠海，都以其優美的自然和人文環境給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三，自然旅游資源對中小型的城市來說僅次于旅游環境，這也在情理之中。優美的自然旅游資源才是吸引的關鍵。眾所周知，中小型城市由于其規模和在歷史上的特殊地位，沒有一些大城市所擁有的豐富的人文旅游資源。由于中國特殊的入境客源結構即觀光游覽的比重遠大于休閑度假。因此，中型城市在區位優勢不是非常明顯的情況下能夠吸引國際游客，關鍵在于他們優美的自然旅游資源。
第四，區位在中小型城市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中小型城市中入境旅游收入名列前五名的是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城市：珠海、泉州、蘇州、中山、佛山。他們和其他一些旅游城市相比，區位優勢非常明顯。他們地處沿海一帶，自然區位非常好，又屬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經濟圈中的城市，距離經濟圈中的核心城市上海、廣州、深圳非常近。很容易吸引來這三大都市的入境旅游者。
第五，對外開放對于中小型的城市發展入境旅游業也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因素。中小型城市中入境旅游收入名列前五名的是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城市，他們同時都是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沿海城市。無論是開放時間還是開放程度都遠遠高于其他一些城市。對外開放可以吸引很多來華的投資者、商務旅游者甚至一些觀光的游客。因此，這些城市的入境旅游收入明顯高于其他城市。
四、城市旅游發展動力模型的綜合結果分析
第一，該動力模型是用相關系數擬合的方法來建模的。但從模型的分析上，可看到每個因子在入境旅游收入中所占的權重和單個動力因子與入境旅游的相關系數的計算結果是既有聯系又有差別，有的因子和入境旅游收入的相關性很強，所占權重也很大，如政府的管理和創新能力對入境旅游收入的貢獻。有的因子和入境旅游收入的相關性也較強，但所占的權重幾乎為零或不大，如對外經濟聯系這一動力因子。其原因是綜合考慮了各個因素，比相關系數這一單變量的分析更為準確。
第二，我們可以看到動力模型前的各因子的系數，這說明各因子在入境旅游收入中所占的權重，這樣我們可明顯看出在現階段一個城市要發展入境旅游，增加入境旅游收入所做出的投資，投資額側重于哪一方面會有較好的收入回報。這對于發展入境旅游業是指導作用的。還需說明的是，各因子前的系數看上去都不大，甚至可以認為很小，但是這些系數后面的因子的數據是巨大的。因子前面的系數只要不是為零，該因子和入境旅游收入關系密切。通過三個城市的隨機抽樣，事實證明，城市旅游發展動力模型的創建還是比較成功的。
參考文獻：
摘要:城市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與規模,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影響或支配著其他制約因素。轉移能力的增強能夠拓展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空間,提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動力,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供給,一定程度克服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制度阻力,增加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穩定性。因而,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是決定城市化進程快慢的主導要素。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轉移;轉移能力;城市化;欠發達地區
一、問題的提出
城鄉協調發展與區域協調發展是關系中國現代化前途的兩大問題,而有效推進城市化進程是解決這兩大問題的重要途徑。關于如何推進城市化,探尋其中所存在的限制農村勞動力轉移、阻礙城市化進程的主要因素,有助于揭示我國欠發達地區城市化的機制,并為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推進城市化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學依據。
基于以上考慮,本文以農村勞動力轉移為出發點,對欠發達地區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與城市化的關系予以全面剖析,并以河南省為研究區域進行實證分析,試圖證明轉移能力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決定性作用及程度,進而揭示欠發達地區城市化的內在約束機制。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與城市化關系
城市化與農村勞動力轉移有著密切的關系。農村勞動力轉移涉及到產業和空間的雙重轉移。在產業方面,農村勞動力表現為向非農產業轉移;在空間方面,農村勞動力主要表現為向城市(鎮)轉移,這是由于非農產業的區位絕大部分在城市(鎮)的緣故。顯而已見,農村勞動力轉移所引起的農村人口向城市、城鎮的集聚就直接推進了城市化。因此,城市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與規模。
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與規模取決于多個因素。在國外,關于農村勞動力轉移比較經典的模式包括劉易斯(W,A.Lewis)的二元經濟模式、拉尼斯一費景漢模式(FeiRanis)、喬根森(Dalew.Jorgenson)模式,以及托達羅(M.P.Todro)人口流動模式。這些模式解釋了發展中國家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動力、特點及機制。他們提出的觀點對人們認識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過程無疑具有一定的啟發和借鑒意義。但同時也應該看到,這些人口流動理論都是建立在城鄉具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與城市對勞動力具有無限吸納力的基礎之上,這顯然與我國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近年來,我國廣大學者也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動力機制進行了廣泛探討。陳吉元、胡必亮構建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推拉模式;李勛來、李國平進一步建立了包含有制度因素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模式;景普秋、陳甬軍等把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動力概括為:來自農村的排斥力、來自工業化與城市化的推動力以及來自轉移過程的摩擦力。
顯然,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一個多因素綜合影響的過程。一般而言,農村剩余勞動力越多、勞動力的轉移動力和轉移能力越強、二、三產業的就業空間越大以及轉移的制度越小,就越有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因此,影響農村勞動力和人口轉移的因素應當包括:(1)供給數量。用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表示。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的高低與變化快慢,反映農村勞動力由第一產業“釋放”的數量大小和速度,是農村剩余勞動力供給的源泉;(2)轉移動力。用從事非農勞動的預期收入表示。期望獲得更高的收益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原動力,預期收入越高,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動機越強;(3)轉移能力。用農村人力資本存量和農民人均純收入表示。二者能近似反映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能力,前者是文化和知識能力,后者是物質能力;(4)轉移空間。用第二產業的就業比重和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表示。這兩個指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空間的大小。這是因為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空間既取決于二、三產業的經濟規模,又與經濟結構密切相關;(5)制度因素。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制度對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一直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本文借鑒相關的研究成果,設定市場化分配資源比重、市場化指數、非國有化率和勞動力自由流動度作為測定制度因素的指標。在上述5方面的因素中,用農村人力資本存量和農民人均純收入2個指標來度量的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能力”居于核心地位,也就是說,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能力應當是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速度和規模,從而影響城市化進程快慢的主導因素。這是因為,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的提高具有如下幾方面的作用。
第一,拓展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空間(就業空間)。這主要是人力資本存量增加所起的作用。人力資本是指存在于人體中的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技能和體力(健康狀況)等質量因素之和,是開發和培訓人力資源的結果。它具體表現為勞動者所受的文化教育水平、技能培訓和有經濟含義的經歷特征等,農村人力資本狀況是農民數量和質量狀況的綜合反映。農村人力資本存量越高,其在城鎮中的就業空間往往也就越大。眾所周知,農村勞動力能否順利實現轉移,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能否在城鎮找到工作機會。長期以來,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鎮主要在那些對技術水平要求不高,進入“門檻”較低的行業或部門工作,如建筑業、服裝和玩具制造、電器組裝、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以及部分社會服務業等。因而,不難理解,從靜態的角度看,素質高的農村勞動力在城鎮能獲得更多的工作機會,而從動態的角度看,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和升級,低“門檻”的就業空間將會越來越狹小,而技術含量高的技能型崗位的比重卻會顯著增加。這樣,如果農村勞動力的素質保持不變或提高緩慢,那么其向城鎮轉移的速度和規模必然會受到制約;反之,如果農村人力資本存量能快速提升,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就能進入更多的行業工作,獲得更大的就業空間,從而極大地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
第二,提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動力。促使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基本決定力量是比較轉移成本和利益的理性經濟考慮。因為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必須支付各種必要的流動成本、機會成本、心理成本和風險成本;只有轉移后所獲得的各種收益能彌補轉移成本,且實際收入水平超過農業生產純收入,才會使作為“經濟人”、以脫貧致富為目標的農村勞動力具有做出轉移決策的愿望和動力。從這個方面講,伴隨農村人力資本的提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動力必然會增強。因為,文化素質高,具有較高技能的農村勞動力在城市能夠找到更合適的崗位,對自己有較高的遷移預期收入,其遷移的動機和意愿就會更強烈。此外,農村勞動力是否遷移也與其獲取信息和做出決策的能力有關。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農村勞動力能更為有效地對勞動力市場信息進行收集、加工和判斷,他們有更為廣泛的現代信息獲取渠道,其獲取的信息質量高、數量多,決策的正確程度較高,正面強化了其向城鎮轉移的動機和意愿。
第三,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供給。我國欠發達地區,近年來第一產業生產率增長滯緩的重要原因,一是勞動力素質偏低,二是聯產承包責任制所形成的以農戶為單位的購買力較低。而農村勞動力文化知識水平的提高和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提升,即轉移能力的提高,可以從兩方面提升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從而擴大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供給。一方面,農村人力資本的積累,使得更多的勞動力懂得科學種田,并有利用現代工具進行農業生產的強烈意愿;另一方面,農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也使得更多的農戶有能力購買農業機械設備投入生產以降低體力消耗。這樣,隨著農業生產率的提升,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會從第一產業中“釋放”出來。
第四,克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制度阻力。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管理制度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阻力一直存在。盡管近年來,各地都在大力推行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城鄉之間的籬笆已有所降低,但其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阻力仍然不可小視。不過,從改革的具體內容上看,對轉移能力強的農村勞動力而言,其向城鎮轉移的阻力確實是大幅度降低了。如,多數地區都逐步降低了外來從業人員進城落戶的限制條件,許多欠發達地區的城鎮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穩定職業或生活來源為基本落戶條件。顯然,素質高的農村勞動力在城鎮更容易找到合適的工作,從而獲得穩定職業與收入;而農民人均純收入則反映了農民轉移至城鎮就業的“支付能力”。農民人均純收入越高,他們就越有條件和能力在城鎮購買或租借房屋,從而獲得合法固定住所,進而在城鎮落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居民。所以說,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的提高,能一定程度克服轉移過程中的制度阻力。
第五,增加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穩定性。農村勞動力及其供養人口只有穩定地轉移到城鎮并安家落戶,才能真正提升城市化水平。我國許多欠發達地區盡管在形式上進入城鎮務工的農村勞動力數量規模很大,但真正轉化為城鎮居民的卻比較少,因此城市化進程也就比較慢。這種狀況仍然是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能力有關。一方面,許多農村勞動力文化水平低,在城鎮找到工作的難度較大,即使找到工作,也都為臨時性、季節性工作,很不穩定,容易“回流”。另一方面,我國勞務市場目前尚處于發育的初級階段,農民工的合法權益經常受到侵害,與文化素質高的勞動者相比,素質低的勞動者的權益更易受到雇主的侵害,素質低的勞動者也更易重返農村。
綜上所述,農村勞動力轉移受制于5方面因素的影響,即供給數量(源泉)、轉移動力、轉移能力、轉移空間與制度阻力。這其中,“轉移能力”又處于核心地位,因為它影響或支配著其他4方面的因素,即轉移能力的增強能夠拓展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空間(就業空間)、提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動力、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供給、一定程度克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制度阻力、增加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穩定性。因而,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成為決定城市化進
程快慢的主導要素。
三、結論與建議
在欠發達地區,農村勞動力轉移所引起的農村人口向城市、城鎮的集聚直接推進了城市化。因此,城市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與規模。農村勞動力轉移受制于5方面因素的影響,即供給數量(源泉)、轉移動力、轉移能力、轉移空間與制度阻力。這其中,“轉移能力”又處于核心地位,因為它影響或支配著其他4方面的因素,即轉移能力的增強能夠拓展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空間(就業空間)、提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動力、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供給、一定程度克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制度阻力、增加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穩定性。因而,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成為決定城市化進程快慢的主導要素。通過構建數學模型,對河南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要素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顯示,體現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的2個指標,即農村人力資本存量與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彈性系數最大,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貢獻也最大。這就說明,影響河南農村勞動力轉移并決定城市化進程的最主要因素是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能力”,從而支持了上述結論。這為加快河南乃至我國落后地區的城市化進程提供了政策啟示。
第一,增加農村人力資本存量。在體現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的2個指標中,農村人力資本存量反映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素質能力”。隨著現代化產業的加快發展,知識、技術更新速度不斷加快,這對勞動者素質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因此,農村勞動力要想順利實現轉移,必須達到現代化產業發展所必需的素質要求,否則就會出現低素質的農村勞動力供給與城鎮高素質的勞動力需求之間的矛盾,形成城市就業的“素質門檻”與城鄉人力資本鴻溝,對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產生不利影響,進而阻礙城市化進程。換言之,增強農村勞動力素質,提高農村人力資本水平,是加快欠發達地區城市化進程的基本保證。
為此,應繼續改革農村教育投資體制,將農村義務教育投資由“以縣為主”轉變為“以省為主”,由省級財政統籌解決。同時,應加大對農村義務教育、農民技能培訓的財政投入,加大對中西部落后地區農村教育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確保農村教育經費的按時投入和農村教師工資的按時足額發放。此外,要制定農村勞動力就業培訓的總體規劃和勞動力培訓與轉移的協調機構,按市場化、社會化的要求,組建職業培訓基地,完善農村勞動力職業培訓體系,結合各地實際展開特色培訓,結合市場需求展開對口培訓,從而切實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增強轉移能力。
第二,提高農民收入。提高農民收入是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儲備“支付能力”。如果僅從農村勞動力“轉移動機”角度看,似乎城鄉收入差距越大,對農村勞動力的吸引力也越大,越有利于農村勞動力轉移。事實上真正促使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不是“動機”,而是勞動力的“能力”,僅有轉移動機不足以形成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客觀事實。如果城鄉收入差距過大,相對低收入的農村勞動力就難以支付高昂的轉移成本,反而不利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因此,必須采取措施提高農民收入,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儲備“支付能力”。具體來說,應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的財政投入,加快農村科技發展和成果轉化,以資金投入、技術創新助推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的快速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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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甘肅省城市化發展基本概況
甘肅省位于我國西北部，全省面積42.58萬平方公里，人口2577.55萬，現轄14市州。近幾年來甘肅省城市化發展迅速快速發展首先得益于其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甘肅省位于西北五省的區域中心。新亞歐大陸橋橫貫全境，是西北交通、通信樞紐；其次，農牧業資源獨特。甘肅人均耕地為2.66畝，居全國第6位。草原面積2.49億畝，占土地總面積的31.7%，是全國五大牧區之一；第三，礦產和能源資源富集。已探明儲量的礦種為98種，其中，鎳、鈷、硒、鉑等10種礦產的儲量居全國第1位；第四，旅游資源豐富，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等各項事業蓬勃發展、對外開放局面正在形成，甘肅省城市化率迅速增大，城市化的發展直接促進了甘肅省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經濟結構的轉變。
二、城市化發展趨勢下西部高校發展的驅動力研究，基于J高校的個案分析
驅動力之一：城市化進程要求高等教育普及化。
在當今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已成為重要的經濟要素和生產要素，以科技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為主要特征的生產方式，逐漸取代了原始的粗放型生產方式，經濟的增長和發展，主要依靠技術創新和高科技產業化。而創新人才的知識積累，能力的培養，綜合素質的提高，主要形成于學校教育階段，尤其是高層次的教育階段。1999年在全國普通高校擴大招生的形勢下，甘肅省高校積極擴大辦學規模，使得在校大學生數迅速膨脹，大學生入學率穩步提高，大大緩解了甘肅省人才匱乏的壓力，有力地促進了本地區的經濟增長。
以J高校為例，這所高校是經教育部批準成立的一所普通全日制本科學校，由蘭州市原有的一所知名的專科類院校改建而成的，雖然升為本科院校時間不長，但是其前身具有悠久的歷史。該校始建于1958年，建立之時就是一所普通的專科類院校，1962年曾被并入同省一所本科院校，1978年又獨立恢復招生，一直到2006年被教育部批準成立更名，升格為本科院校。建校初期，學校專業不足10余個，學生也不足千人，教師只有不足百人，但是現在已經發展成為占地面積700余畝，校舍建筑面積39.69萬平方米，固定資產總值4.5億元，教學儀器設備值9100萬元，圖書館藏紙質圖書76.2萬冊，電子圖書13.5萬冊，中外文學術期刊2365種，電子期刊8500余種。學校現有教職工1097人，學校現設17個二級學院，有甘肅省城市發展研究院等16個研究院（所）。有各類本專科專業73個，全日制在校學生14332人。
由此可見，高等教育通過增進人類知識、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演進而促進了城市化的進程，城市化的發展又為高等教育提供了物質支撐和新的需求，新的技術和文化需求又對高等教育產生拉力，拉動高等教育不斷推陳出新，創新技術更新知識以適應城市化需求，更先進的技術和技能又以更高的人力資本提升勞動生產率，進一步推進城市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的升級演進，升級后的城市化又以更雄厚的經濟實力和更強勁的需求推動高等教育經由精英教育向大眾化甚至是普及化發展。
驅動力之二：城市化發展趨勢下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需求。
新世紀的高等教育，面臨著愈來愈接近市場變化的改革。一方面國家根據科教興國和教育要適度超前發展的決策精神，加大教育投資，擴大高校辦學規模，挖掘辦學潛力，改革和完善招生制度，不斷擴大招生，使大學成為更開放的大學；另一方面，國家根據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將高等學校推向市場，實行高等教育有償服務。為了適應這一城市化進程的發展，J高校就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深化改革：
（一）繼續深化學校院系設置與管理機制的改革
學校在升本后不久先后合并了同省兩所頗具名氣的大中專院校，學校在升本后對學校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對學校一些部門進行了整合，行政部門由原來的科一級單位升為處一級單位，根據分管的內容不同，分別設有各科室主管不同的主要業務；教學院系分別有文學院、外國語學院、城市經濟與旅游文化學院、教育學院、幼兒師范學院、社會管理學院、傳媒學院、數學學院、化學與環境科學學院、信息工程學院、培黎工程技術學院、培黎石油工程學院、培黎職業技術學院、音樂學院、體育學院、美術學院、繼續教育學院等17個二級學院；每個學院又分別下設各自的教研中心、管理中心；科研單位目前有甘肅省城市發展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中國古代小說戲劇研究所、甘肅方言研究所、信息技術教育與應用研究所、城市經濟與城市管理研究所、教師教育研究所、綠色化學實驗室與教育研究所、電子信息科學與技術研究所、機械檢測與故障診斷研究所等10個研究所；教學教輔單位有教授委員會、教學督導委員會、檔案館、圖書館、信息網絡中心、《甘肅高師學報》編輯部、附中（實驗中專）、校醫院、實訓中心、21職業技能鑒定所、心理咨詢中心等11個部門。
（二）不斷轉變傳統教育理念，改革學科專業設置
目前學校有各類本、專科專業73個，其中本科專業29個，專業設置涵蓋文學、理學、教育學、經濟學、管理學、歷史學、工學和社會科學等8個學科門類。2006年起，學校面向全國14個省（市、區）招生。2006年，學校首次開設漢語言文學、英語、音樂學、經濟學、旅游管理與服務教育等六個本科專業；2007年新開設新聞學、社會工作、歷史學、體育教育、物理學、化學、藝術設計、思想政治教育、計算機科學教育等9個本科專業；2008年又新開設教育技術學、小學教育、電子信息科學與技術、環境科學、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等5個本科專業；2009年再次開設對外漢語、播音與主持藝術、焊接技術與工程、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交通運輸等5個本科專業；2010年，學前教育、地理科學、城市規劃、化學工程與工藝4個專業開始招生，實現了29個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專業的全面招生。
（三）以人為本，建設一支數量充足、結構合理、素質較高的師資隊伍
1.完善職稱和學歷結構。根據學校2009-2010學年教育事業統計報表顯示：學校目前有教職工人數1097人，其中專任教師692人，占教職工總數的62%；專任教師中教授51人（研究員）、副教授（副研究員、高級實驗師等）238人，講師（實驗師、工程師、助理研究員等）295人；具有博士學位教師（含在讀）65人、具有碩士學位教師（含在讀）361人；副高職稱以上教師占專人教師的41.8%，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教師占專任教師的60.12%。
2.改善學緣結構。經過筆者統計了解，學校教師來自211院校的有103人，來自985院校的87人，其他普通高校665人，本校歷年留校人員242人，其中大多數教師都是來自于同省其他的一些兄弟院校，省外其他高校和211、985院校教師所占比例嚴重偏少。
智慧城市建設須打通信息孤島
為了緊跟國家發展城鎮化、信息化和各地政府推動城市轉型發展智慧城市的需要，由深圳市智慧城市研究會牽頭，聯合全國智慧產業鏈的優秀企業共同發起籌備中國智慧城市建設投資聯盟，共同拓展全國智慧城市建設和投資市場。其中包括深圳企業達實智能、亞信聯創、華南智慧城、華豐集團等國內知名企業。
智慧園區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建設支撐智慧城市可持續發展、引領智慧產業發展。姚建銓院士和李林教授一致認為智慧城市涵蓋了一個城市全部的社會機構、資源管理、社區人文和經濟組織全方位、全系統的升級改造，以打通信息孤島實現智慧化的發展目標。因此，智慧城市建設不僅涉及到頂層規劃、產業標準等工作，還需要從產品、系統單元和園區、社區的智慧做起。在保證低碳、節能的情況下走可持續建設路線，穩步建設智慧城市。
打造低碳環保的智慧園區
可以說，智慧園區是智慧城市創新發展的動力，智慧園區將是一個低碳環保綠色示范園區，匯集云計算、物聯網、能耗管理、BIM+FM新技術應用的智慧園區。如常熟高新技術開發區、中山翠亨園區、華南智慧城園區、深圳市南山區大沙河創新走廊、深圳軟件園管理中心等在論壇上分享了智慧園區建設經驗。
目前從事智慧城市建設的著名企業，如達實智能、亞信聯創、華南智慧城、華豐集團等，業務涉及智慧城市建設中的信息化、建筑智能化、建筑節能、安防服務和基礎建設等多個領域。當中已有部分企業在全國智慧城市建設市場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以達實智能為例，作為深圳本土的建筑節能服務上市企業，其智慧城市建設及建筑節能投資計劃金額以數億元計，已成功幫助深圳、上海、北京等地區的建筑完成智能化及節能建設。未來智慧城市建設將從頂層設計開始就要與達實智能這些有著成熟服務以及核心技術的企業進行緊密合作，走強強聯合的發展道路。
智慧園區的發展現狀
“智慧園區”是園區全面數字化基礎之上建立的智能化園區管理和運營，標志著園區整體信息化從中級階段向高級階段邁進。智慧園區的核心是以一種更高效集約的辦法，通過軟件、服務、物聯網技術未提高辦公和管理效率，提升園區產業服務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以提高服務的明確性、高效性、靈活性，做到隨需服務，建立自主創新服務體系的新型園區，實現園區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產業價值鏈提升的目標。
目前國內的蘇州工業園區、上海漕河涇開發區等園區紛紛從自身特色出發，制定出臺相關戰略舉措，有針對性地推進智慧園區建設，并且已取得一定成果。蘇州工業園已經建成了包括電子政務私有云、數據中心、非凡城市SIP等軟硬件平臺架構，具備了云服務方式的條件。依據其工業園區信息化“十二五”規劃要求，未來園區將以建設“智融服務、慧聚創新”的智慧新園區為目標，2015年基本實現電子政務、社會資源、公眾服務、企業應用的“共享、整合、服務、創新”落地；上海市漕河涇開發區城市光網建設完成覆蓋，漕河涇開發區數字園區網絡建設的初步完成，成為我國首個全面覆蓋城市光網、3G和WiFi三種網絡的高科技園區。
智慧園區的前景
伴隨著國內智慧城市建設步伐的加快，越來越多的工業園區投身于智慧園區建設，智慧園區投資規模正保持著穩步增長的態勢，據分析認為“十二五”期間用于建設“智慧城市”的投資總規模將高達5000億元，各地“智慧城市”建設將帶來2萬億元的產業機會。
關鍵詞：動力機制 發展模式 城市化 影響因素
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城鄉間二元結構化、地區發展不平衡等問題矛盾也越來越突出。為了進一步完善我國城市發展的不足，貫徹和諧理念，在我國城市的發展中，還需要不斷的探討城市發展的動力機制與模式，從而尋找到一條科學高效的城市發展之路，來推動我國城市與經濟的協調發展。
一、城市化發展的相關理論
（一）城市化發展的含義
由于城市化研究的角度不同，在加上城市本身發展具有復雜性，所以對于城市化發展含義的界定有著多種不同的解讀，沒有形成統一的規范。一般來說，城市化也被稱為城鎮化，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是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科學技術進步及其產業結構調整的基礎上，使得居住在城市、城鎮地區的人口占人口總量不斷增加的過程；二是社會發展由主要以農業為主的傳統農村型社會逐步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等產業發展的現代城市型社會發展的過程；三是人們的思想觀念與生活方式發生改變，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不斷發展的過程。城市化發展的本質歸根到底來說，是城市地域空間結構、經濟結構轉換與重組，及城市發展要素與城市經濟關系不斷被創造與擴散的過程。
（二）城市化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1、區域發展間不平衡
在經濟發展的新常態下，我國城市發展的現狀與其他的經濟現象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地區間的城市化發展不平衡，特別是東西部地區的城市發展與城鄉之間的發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異。根據中國的城市發展報告來看，從改革開放到2008年，我國東部地區新增的城市有215個，西部新增城市只有85個，而東西部之間的城市個數比例為1：0.4，人口比例為1：0.27，東部的城市化率是54.6%，西部是35.7%，單單城市化率來說，東部地區是西部地區的1.5倍。這些數據深刻的表明了我國城市發展的地區差異十分的明顯，區域間的發展存在不平衡的現象。
2、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不同步
工業化與城市化之間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可以說，工業化是城市發展的經濟內涵，而城市化則是工業化發展的空間表現，二者相互聯系、相互促進。在新常態下，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面臨轉型時期，為了提高社會生產力，大力的推進工業化，促進專業的轉型，各個行業的資本勞動比率迅速上升，這反映了我國的工業化逐漸的由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與高新技術產業型轉變，對勞動力的需求大大的下降。而就目前來說，我國勞動力還是十分的充足，這就造成部分勞動力面臨失業的形勢，加大了我國的就業壓力。對城市發展來說，勞動力的素質與質量不適應工業化發展的要求，會阻礙城市化的進一步推進。
二、城市發展的動力機制
城市化可以說是一種較為復雜的經濟現象，它是由多種因素共同造成，在不同的時期，城市發展的動力機制也有所不同。下面分別從經濟、科技、基礎設施與投資等因素入手來介紹城市發展的動力機制。
（一）經濟因素
經濟的發展有利于推動城市的發展與建設，提高城市化發展水平，這是毋庸置疑的。從農業角度說，雖然在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的發展的一個重點就是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農業在整體產業中的比重越來越小。但是，農業產業的發展仍然有利于推動城市的發展。首先，農業的發展能夠為城市提供豐富的食品與工業原料的物質，滿足城市多元化的市場需求。其次，農業的發展，來動農村經濟的發展，為城市的發展提供廣闊的市場，推動了城市生產力的發展。再次，能夠為城市的發展提供充足的勞動力，滿足勞動力市場的需求，進而推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從工業角度來說，工業化程度的提高是推動城市發展的重要因素。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力推動工業的發展，拓展工業化的發展速度，大力的推動了城市的發展。
（二）科技因素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而科技的發展能夠有效的提高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加速經濟的增長，進而有利于推動城市的發展。據資料統計，在發達國家的城市發展中，科技因素對經濟的貢獻已經超過資本與勞動力因素所帶來的貢獻，從上個世紀初的5%―20%到末期上升為60%―80%，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在新常態下，我國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出臺各項政策，鼓勵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另外，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步伐的深入，從沿海到內陸，建立不同的經濟特區，積極引進各項高新技術與外資，有利于經濟的發展，從而推動了城市發展。
（三）基礎設施建設
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是影響一個城市投資水平的重要因素，它反映了經濟發展對城市的需求程度，也是城市吸引人才、技術、資金等生產要素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還反映了市民生活質量的高低，也是評價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城市基礎設施的市場化運營，不僅能夠提供就業機會，增強城市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還能夠有效的改善城市的環境，維護城市的穩定發展。在新常態下，在我國城市的發展支出中，對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投入逐年增加，基礎設施的建設有了顯著的提高，完善了城市發展的投資環境與居住環境，不僅有利于推動經濟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還有利于進一步提高城市化的發展水平。
（四）投資
在經濟的發展中，投資、消費、出口可以說是推動市場經濟發展的三輛馬車。在新常態下，投資仍然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推動了產業集聚與升級。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投資這個重要因素，對城市發展來說，通過投資所形成的物質產品數量與質量帶來的改變，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決定經濟發展的水平，并影響了城市的發展。在我國的經濟發展中，投資一直是一個重要因素，從90年代末的4517億到2003年的55119億，增長的幅度之分的大。伴隨投資總量的加大，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也在不斷的提高，從二者的相關性分析，可以發現投資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是城市發展的重要動力。
三、城市發展的模式
（一）典型的城市發展模式―以東部地區城市發展為例
我國東部地區的城市發展離不開自然條件與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我國東部地區的自然條件優越，靠近沿海，地勢平坦，氣候條件優越，從社會經濟條件來說，經濟發達，水陸交通便利，城市輻射作用強，人才集聚等等，成為城市發展的有利因素。東部地區城市的發展模式主要構建城市群的方式為主，其中包括了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極大的推動的城市的進一步發展。以長江三角洲為例，以上海為中心，涵蓋了16個大大小小的城市。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時候，長江三角洲主要走的是以農村帶動城鎮發展、城鎮帶動城市發展、城市帶動大城市發展，最后發揮大城市的輻射作用的模式，取得的較好的成效。進入21世紀以來，長三角城市群的發展又出現了城鎮城市化、城市現代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新特點，這樣大力的推動了城市的產業發展，提供許多的就業機會，有效的拉動經濟增長，進一步提升城市化的發展水平。
（二）我國城市發展的特殊性―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模式
城鄉一體化一次是由城市融合含義演變而來的，在根據我國城市發展的特點下，我國學者就提出了城鄉一體化的概念。通常來說，城鄉一體化的含義是指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條件下，在經濟、社會與環境等方面促進城市與鄉村之間相互結合。從江浙城市發展的模式來說，江浙城市僅僅的抓住了改革開放這一好時機，在考慮實際情況后，敢于突破傳統的“城市―工業，農村―農業”的發展模式，而是大力推動農村的經濟發展，使農村的發展和改革步伐快于城市，從而創造了城鄉工業一體化發展，促進城市、農村以及周邊地區共同發展的模式。
在新常態下，急需要改革我國經濟的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而這些因素的改變，將大大的影響了我國城市發展的步伐與城市模式的選擇。總的來說，要進一步推動我國城市化發展水平，需要善于利用城市發展的動力機制，和分析每座城市發展適合的模式，這樣才有利于推動城市進程的進一步深入，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與轉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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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4日―25日，由經濟日報社指導、《經濟》雜志社主辦的全球智慧城市（北京）高峰論壇暨百城百企經濟技術合作會議在北京召開。該論壇以“城市的新未來，尋找和釋放新的發展動力”為主題，采用“政府參與、政策扶持、市場運作”的模式，旨在加強城市與城市、城市與企業、項目與金融的結合，創新智慧城市發展模式，營造良好的“互聯網+城市”氛圍，破解智慧城市建設項目落地和融資難困境，同時也向讀者呈現一份《經濟》雜志精心醞釀了3年的智慧城市答卷。
回顧
2008年IBM率先提出“智慧的地球”這一理念，進而引發了智慧城市建設的熱潮。
2012年11月22日，住建部辦公廳了《關于開展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工作的通知》，并附文印發《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暫行管理辦法》、《國家智慧城市（區、鎮）試點指標體系》，正式開啟了國家智慧城市試點申報審批工作。同年12月，《經濟》特刊《綠色中國》以“智慧城市如何‘致惠’”為題進行了封面報道，為讀者提前揭開智慧城市的神秘面紗。
2013年1月29日，首批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名單公布，隨后，《經濟》記者就相關問題對住建部建筑節能與科技司副司長郭理橋進行了專訪，并獨家報道了其4月10日的智慧城市創建任務書編制培訓會。
2013年5月，《經濟》雜志特別策劃了“智慧城市深度觀察”系列報道，并以“什么是智慧城市”、“為什么要建設智慧城市”、“怎樣建設智慧城市”為題，進行了《智慧城市如何打造》的封面報道。
2013年6月4日―5日，由湖南省委組織部、省委黨校、省住建廳及湖南行政學院聯合主辦的“全省提升推進新型城鎮化能力專題培訓班”在長沙舉行，《經濟》雜志作為特邀媒體進行獨家報道。
2013年7月，《經濟》雜志對湖南省株洲云龍示范區進行一線調研，就其智慧城市建設和“兩型”社會發展情況，對株洲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長蔡典維進行了專訪。
2013年10月，《經濟》雜志受邀參加在海南萬寧舉行的“全球智慧城市高峰論壇籌備會”，并就萬寧智慧城市建設情況對萬寧市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李東嶼進行了采訪。
2014年初，在前期報道的基礎上，《經濟》雜志社開始籌備《智慧城市》專刊的制作，經過3個月的努力，2014年4月，《智慧城市》專刊第1期順利出版，得到業界的高度認可。
2014年6月16日，智慧城市聯合實驗室創新日在四川崇州啟動，作為聯合實驗室媒體成員，《經濟》雜志全程參與報道，與崇州市時任書記趙浩宇、時任副市長劉榮華進行座談，并對崇州市市長助理葉志俊進行了采訪。
同月，2014第二屆智慧城市高端沙龍在北京舉辦，《經濟》雜志作為唯一報道媒體在會議上發言，介紹了媒體對智慧城市的關注重點和建設建議。
2014年9月3日，作為第三屆信息化創新克拉瑪依國際學術論壇暨首屆智慧社區高峰論壇會刊合作媒體，《經濟》雜志受邀參會并對會議進行了全面報道。
2014年9月底，《經濟》雜志聯合《經濟日報》內參編輯部對吉林遼源市進行了為期5天的調研采訪，深入了解其在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取得的成績和遇到的困難，并對遼源市原市委副書記、市長金育輝進行了專訪。
2014年10月，中國（上海）國際智慧城市建設與發展博覽會舉行，作為博覽會官方媒體，《經濟》雜志全程參與報道，并對與會城市代表進行了采訪，聆聽他們對智慧城市的獨特見解。
2015年1月，《經濟》雜志協助經濟日報社內參編輯部共同完成《智慧城市建設要更多體現安全應急管理》一稿，并刊登于2015年《經濟內參》，后以《用“智慧”保障城市安全運行》為題公開發表于《經濟日報》。
2015年1月31日，由《經濟》雜志主辦、中經互聯（北京）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承辦的智慧城市智庫沙龍2015宏觀走勢分析交流會在經濟日報社召開，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信息中心原副主任楊京英、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凱、鄂爾多斯數智辦副主任武玉平、IBM（中國）智慧城市首席顧問文金言、國家信息中心研究員唐斯斯等參加會議并發表觀點。
2015年2月初，智慧城市2014年度試點現場答辯會于北京召開，作為唯一受邀媒體，《經濟》雜志對會議進行了跟蹤報道，并通過采訪數位申報試點城市的代表以及評審專家，為讀者全景展現了答辯會現場。
2015年4月開始，《經濟》記者對安徽阜陽太和縣、山東威海市、山西大同市等智慧城市試點進行了密集調研采訪，結合前期對吉林遼源市，安徽合肥高新區、霍山縣，陜西楊凌示范區，湖南株洲云龍示范區等50多個地方的調研結果，完成稿件《進展緩慢，智慧城市哪里受阻？》，并得到新浪網、中國經濟網、中國網、騰訊網、搜狐、網易等多家媒體轉載。
關鍵詞：城市化；地區差異；勞動力流動
中圖分類號：F249.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02-0048-03
中國科學院的《2012年中國新型城市化報告》顯示，2011年我國內地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達51.3%。我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也顯示著我國城市化將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從1979～2011年，我國城市化率實現從18%～51%的快速增長，僅用30多年的時間便基本實現了城市化，其速度之快在世界城市化的歷史上是僅有的。然而，我國城市化的發展存在極大的地區差異，主要表現在東部地區的城市化水平遠高于中西部地區的城市化水平。2007年，東、中、西部地區城市化水平分別為53.7%、42.1%、36%，到2011年末，東部地區城市化水平約為60%，而西部省份如貴州的城市化率不足40%。城市化的非均衡發展必然進一步加大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因此，如何協調區域間城市化進程，防止區域間城市化差距進一步拉大，具有一定的迫切性。
一、勞動力流動與城市化進程的地區差異
城市化的過程主要表現為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的過程，即人口的城市化，而勞動力從鄉村向城市的流動則構成了城市化的主要來源。勞動力流動主要從三個方面促進城市化的發展：第一，對GDP的貢獻。流入城鎮的勞動力與城市的資本結合，有利于發展生產力，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第二，勞動力流動是工業化發展的重要力量，流入城市的農村人口已經構成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三，勞動力流動促進了城市勞動力市場的發育。農村勞動力流動沖擊了城市的計劃福利體制，補充了城市勞動力的“不足”，降低了城市勞動成本，提高了城市勞動生產率，增加了城市職工的流動性。如果按照戶籍人口計算中國城市化率，2005年中國城市化水平僅為27.7%，遠低于按照常住人口登記所測算的城市化水平（43%）。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勞動力流動又是中國城市化的獨特方式。目前，雖然已被算作城市人口的2億多農民工大部分還沒有實現市民化，但這是中國城市化的一個特點，不能因為農民工還沒有進入城市社保體系就將他們剔除在城市化進程外。這也是中國發展模式的一個標志，否則很難解釋中國30多年的快速發展。目前51.3%的城市化水平可稱為毛城市化率，這樣既肯定了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城市人口增長的共性，也反映了還有一部分人沒有納入城市社保體系的特性。
勞動力流動在我國呈現出不均衡的現象，主要表現在中西部等欠發達地區向東部發達地區輸出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在外出農民工來源構成中，中西部地區外出農民工比重接近70%；按輸入地分，東部地區吸納外出農民工占比為65.4%，中部地區占比為17.6%，西部地區占比為16.7%。可見，人力資本的流向主要是從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地區。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9年在東部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為9076萬人，在中部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為2477萬人，在西部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為2940萬人。從以上統計數據可看出，大量的勞動力涌向了東部地區，這一方面促使東部地區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同時也拉大了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城市化差距。
二、勞動力流動規律與中國城市化發展新階段的判斷
經濟學理論認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口流動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很少的人口從農村流動到城市；第二階段，大量的人口從農村流動到城市；第三階段，人口流動的數量有所減少；第四階段，人口流動的數量大大減少直到第五階段人口流動消失，即城市化達到最大程度。在整個過程中，人口流動呈現倒U型的曲線。根據世界城市化發展的規律，一個國家的城市化在每個階段的速度往往呈現“兩頭低、中間高”的特點。在城市化進程中，20%以前為起步階段，發展緩慢；20%～50%為加速階段，速度遞增；50%～60%為基本實現階段，速度逐步放緩；60%～80%為高度發達階段，每年的增長微乎其微。這樣，城市化進程表現出一個“s”型（諾塞姆曲線）階段演進規律。
勞動力流動的規模和速度與城市化發展的階段是一一對應的。在城市化起步階段，從農村到城市的勞動力流動較少；進入城市化的加速階段后，大量的農村人口流動到城市；到了城市化高度發達的階段，人口流動也逐漸消失。
目前，我國城市化水平已經達51.3%，根據世界城市化發展規律，過去那種快速突進式的城市化進程不會一直延續，即城市化水平達到50%后會有所放緩。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我國農村過剩的勞動力正在逐漸減少。通過把勞動力的需求和供給預測結合起來觀察，從2004年開始，新增勞動年齡人口數持續低于非農產業勞動力需求量。同時，從2004年開始，沿海地區開始出現“民工荒”現象，意味著內地勞動力開始選擇性地在沿海和內地間務工。2010年以來，農村外出務工人數雖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已經趨緩。中西部地區由于收入增速明顯快于東部地區，農村居民跨地區轉移意愿弱化，“用工荒”特征更加明顯。盡管目前對我國是否達到所謂的“劉易斯拐點”有爭論，但由我國的國情決定，可以用“劉易斯拐點”這個概念，即以時期數代替時點數，以說明和概括農村勞動力供應所出現的上述緊張現象的本質。種種跡象表明，我國已進入“劉易斯拐點”時期，這意味著過去那種大規模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浪潮，將演變為在一個龐大存量基礎上的細水長流式的增加。因此，我國城市化已經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在此階段，城市化進程的速度將有所放緩，但城市化的質量會有所提高。
三、勞動力回流的成因
從曾經的“東南飛”，到現在的農村勞動力回流，導致部分時期的農民工“返鄉潮”，還可以從以下幾個原因進行探討。一是農民工的生活成本提高。東部地區的消費水平要高于中西部地區，物價的逐年上漲使外來務工人員的生活成本逐漸提高，這將促使他們遷移至中西部欠發達、生活成本低的地區。二是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使得我國制造業受到較大沖擊，作為吸納外來務工人員的主力軍，國際金融危機對制造業的影響直接導致大量農民工失去工作，從而不得不選擇返回中西部地區。據統計，我國1.3億農民工中有2000萬人因國際金融危機失業返鄉。三是國家對農業的扶持。近年來，國家對“三農”問題的重視使農民農業收入逐步提高，大量農民返鄉務農。
四、我國區域間城市化進程的差異將會縮小
首先，東部沿海地區開發空間約束越來越大，城市發展可利用的空間在減少，土地要素資源價格大幅上升，基礎設施及城市配套建設空間近乎飽和。而中西部地區由于城市化仍然處于加速階段，對基礎設施建設、市政工程建設都會吸引農村人口流向城市。其次，伴隨勞動力成本上升及西部市場的擴大，將有大量產業從東部沿海地區遷移到中西部地區，這將進一步帶動中西部地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再次，作為導致城市化地區差異的主要原因，勞動力回流使東部地區城市化進程減慢的同時，必然進一步促進中西部地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最后，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國家將從政策、制度和投入等方面向中西部傾斜，這將吸引更多的人力資本到中西部地區，進而會加速中西部地區城市化進程。
城市化進程地區差異的縮小，不僅有利于縮小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也有利于我國區域間非均衡增長向均衡增長過渡。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從勞動力流動與城市化之間的理論關系出發，討論了目前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地區差異的現狀，并根據勞動力流動規律及我國的現實情況，分析認為我國目前城市化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進一步討論了目前勞動力回流的原因后，分析了未來中國城市化進程地區差異將有所縮小。
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中關于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的要求指出，充分發揮不同地區比較優勢，促進生產要素合理流動，深化區域合作，推進區域良性互動發展，逐步縮小區域發展差距。而勞動力作為最主要的生產要素之一，引導其合理流動不僅有助于縮小區域發展差距，也有利于縮小區域間城市化進程的差距。因此，應抓住當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契機，逐步向中西部轉移東部地區的邊緣產業，實現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進而調整勞動力流動方向。與此同時，沿海地區出現勞動力成本提高的趨勢，我國呈現工業經濟重新配置的新格局。
長期以來，我國沿海地區以加工制造業著稱，但隨著勞動力成本優勢的逐漸消失，這些勞動密集型企業很難尋找到新的利潤空間，并且這種以勞動密集型為基礎的產業劣勢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暴露無遺，因此企業轉型以及產業升級成為企業和產業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而我國廣大的中西部地區，為這種調整提供了廣大的市場，從而形成我國國內產業升級的雁陣模式。一旦中西部地區接納并吸收了東部沿海地區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就會形成新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吸引流動人口流人中西部地區，從而有利于縮小區域的經濟發展差異以及城市化進程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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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化對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力
在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變的過程中，要提高城市的綜合競爭力，信息化是必然的選擇，它必將成為城市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最大推動力。
(一)信息化推動了城市政府的管理機制的改進，進一步提高了政府的運行效率和城市的服務功能
現代城市面臨著越來越多的社會事務、紛繁復雜的各類問題以及瞬息萬變的海量信息，傳統的城市管理模式很難適應現代城市的發展需要。信息化是一項綜合系統工程，不僅是技術層面上的問題，更是管理制度的一次深刻變革。電子政務的施行，有助于改進和優化政府的工作流程，實現資源整合，逐步實現政務信息和數據資源的全面共享，提高辦公效率和政府工作透明度，促使城市政府職能從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同時，以電子政務為基礎，充分開發利用城市的地理、資源、環境、人口、經濟、社會等信息資源而建立的城市各種公共信息服務系統，也為城市社會各領域提供更加快捷、方便、公平、公正的服務，大大提高了城市的服務功能和運行效率。
(二)信息化推動了城市經濟的跨越式發展
發達國家經驗表明，雖然以信息化推動工業化將增加30％的投資，但可以提高產品檔次和質量、改善生產環境、降低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從而增加85％的經濟效益。因此，充分利用信息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應成為我國城市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突破口。同時，在經濟基礎較好的城市要優先發展信息產業，提高城市原有產業的技術層次并帶動城市其它領域的信息化，而良性的城市信息化建設將會進一步促進信息產品制造業的迅猛發展，同時也會促進一批新興的信息服務產業的發展，如軟件產業、數據產業、咨詢服務產業等，最終實現“城市信息化帶動信息產業，信息產業支持城市信息化”的良性循環，從而促進城市整體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變遷，大幅度帶動城市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縮短工業化進程，實現城市經濟的跨越式發展。
(三)信息化提升了城市間的競爭以及參與全球性競爭的能力
信息化將極大地促進城市對信息的產生、交流、釋放和傳遞的有序化、高效化，帶動了城市經濟制度的規范和完善，提高城市經濟和社會活動的綜合競爭能力，對消除城市間發展的不平衡具有至關重要意義。同時，城市信息化通過利用信息化手段處理、分析和管理整個城市，保持城市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通暢與協調，使城市的支撐體系發生質的變化，促使城市的生產、流通、分配與消費及它們的組成要素(資本、勞動、原料、管理、信息、技術、市場等)在物理空間和網絡空間中能夠頻繁有序地流動，這樣一方面，城市經濟活動得以從城市內部延伸至跨城市、跨地區乃至跨國界的廣闊空間，直接或間接地融入到全球市場體系中，使城市能迅捷地與全球進行經濟、信息、資本、技術等全方位的互動。另一方面，城市良好的信息網絡支撐環境也吸引外資甚至是跨國公司的注入，使城市成為全球經濟的網絡節點和產業鏈條，直接參與全球性競爭。
(四)信息化推動了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傳統的維系城市發展的資源是不可再生的物質和能量資源，當物質和能量資源的利用強度超過一個客觀限度，就會導致資源匱乏、生態失衡、環境污染、道路阻塞等城市問題，嚴重制約了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而信息化是解決城市工業經濟危機的重要途徑，以信息、知識為基礎的技術密集型、清潔型、低耗能型的產業將逐步取代傳統的勞動密集型、高污染、高耗能的產業，從生產、服務、流通等各個環節省略許多無謂的消耗和浪費，大大節約了不可再生的實物資源，減輕了對自然界和環境的壓力。城市經濟社會的發展不再需要以犧牲美好的生態環境為代價，使城市可持續發展從理念成為現實。
(五)信息化推動了城市社會全面進步
一方面信息化引發城市居民的教育、文化、休閑、娛樂、旅游等社會生活交往方式的巨大變革，進一步改善居民的工作環境和生活質量，豐富和提高城市居民的文化內涵和精神素養；另一方面信息化又完善了城市各項服務功能，緩解地區間、社會各階層間發展不公平矛盾，解決教育、醫療、就業、環保、防災等方面存在的傳統問題，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城市發展質量、人民生活質量和人民生活水平，實現社會整體的繁榮進步，大大提高人類的文明程度。同時，信息城市是全球城市的發展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城市信息化也是城市國際化的重要表現。
二、以信息化推動城市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應注重的問題
(一)建立一個權威性的信息化主管機構來規劃和協調全市信息化建設
城市信息化建設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牽涉方方面面，在城市信息化的初始就應該由這樣一個權威的機構來進行規劃、組織和協調，制定信息化的標準和規范、政策和法規，實施監督、測評和檢查，可以解決由多頭管理導致的信息化建設力量分散、組織管理和協調效率低下、重復建設現象嚴重、業務應用系統條塊分割、自成體系、不能通過信息資源共享發揮綜合優勢等制約城市信息化整體效益發揮的一系列問題。
(二)以政府的信息化為城市信息化的龍頭
在中國，由于80％的信息資源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是最大的信息擁有者也是電子信息技術的最大使用者，因此電子政務在整個城市信息化過程中不僅是切入點，而且處于龍頭地位，高效的電子政務一方面能引領企業、教育、社區等社會其它部門信息化進程，同時，它所包含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共享資源庫建設及社會服務系統建設等對整個城市信息化建設有著以一帶面的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說，“電子政務是啟動數字城市之車的一把最便捷的鑰匙”。
(三)以企業信息化為城市信息化的重點
一方面，企業是城市經濟的命脈，企業信息化建設有利于實現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有利于建立現代企業管理制度，使城市走上新型工業化道路，提高城市經濟效益，并減少其它資源的消耗，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企業信息化建設，會帶動對IT產品的市場需求，為城市信息產業的發展創造和開拓更大的市場和發展空間，有利于信息產業的發展。此外，企業信息化也是電子商務的基礎，企業信息化的發展和完善，會進一步帶動電子商務的應用和發展。因此，重點發展企業信息化，將會加快城市其它領域信息化的發展步伐。
(四)以需求和應用拉動城市的信息化建設
城市信息化建設在考慮到全局性、前瞻性的同時，必須要以當前經濟和社會發展對信息化的內在需求以及特定用戶的實際需求為出發點，遵循“以需促用，以用促建”的基本原則。任何脫離實際需求的網絡建設、為數字化而數字化的信息資源開發，實際經營管理中不能收到預期效益的信息系統建設，無論水平多高、規模多大、牌子多響，都經不起歷史和實踐的檢驗，成為發展中的敗筆。同時要避免貪大求全，搞花架子和形象工程。
(五)提高全民信息意識，培養城市信息化建設人才
關鍵詞：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動力系統
中圖分類號 F32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7731（2017）02-03-0007-02
皖江城市帶，包含安徽“八百里皖江”地帶的合肥、蕪湖、馬鞍山、安慶、滁州、池州、銅陵、宣城8個地級市全境以及六安市的金安區和舒城縣。2010年1月12日，國務院正式批復《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規劃》，安徽沿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建設納入國家發展戰略。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增速明顯放緩，實體經濟增長乏力，我國經濟運行處在中長期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和短周期弱復蘇的交織階段，結構性矛盾突出，運行風險增加，經濟進入新常態。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發展也矛盾重重，經濟快速增長的不確定因素還依然存在。進入新常態之后，皖江城市帶該如何尋找新動力，構建縣域經濟發展新動力的機制，促進經濟結構的持續發展，是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課題。
1 皖江城市帶縣域發展動力機制構建
1.1 內在驅動力
1.1.1 資源驅動 （1）礦產資源。感謝皖江城市帶礦產資源十分豐富，擁有有色金屬等礦產資源，銅陵是中國銅都，豐富的礦產資源，能蛭皖江城市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奠定良好的支撐；（2）生態資源。皖江城市帶生態資源良好，安慶、池州等地是國家級森林城市，境內擁有九華山、天柱山、花亭湖等一大批名山秀水，良好的生態資源，可以為皖江城市帶現代農業的發展和旅游業的發展奠定支撐；（3）旅游資源。皖江城市帶旅游資源十分豐富，擁有一大批風景秀麗的自然資源，包括天柱山、九華山等風光旖旎的5A名勝風景區。與此同時，皖江城市帶還有一大批文化遺產，如黃梅戲等。優美的自然環境和豐富的遺產資源，能夠使皖江城市帶發展旅游產業，壯大縣域經濟發展。
1.1.2 要素驅動 皖江城市帶內在發展具有一定的要素驅動潛力，合蕪蚌自主改革試驗區的蕪湖、合肥創新實力不斷增強，尤其是合肥成為國家綜合科技中心，技術創新能力強。境內擁有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安徽大學、合肥工業大學一大批國內知名高等學府，人才聚集。另外土地資源也十分豐富，奠定了要素基礎。
1.1.3 改革驅動 經濟進入新常態皖江城市帶各地級市政府不斷下放行政審批權力，為各地區政府擁有更多的審批權力，能夠為企業提供良好的服務，與此同時，推動工商登記制度改革，簡化登記程序，并且優化外貿發展環境，促進民營企業發展。在金融創新體制改革方面，創新林業金融產品的風險防控，支持企業上市融資，有效地解決了企業的資金難題。
1.2 投資動力 皖江城市帶不斷加大投資，經濟發展取得了明顯效益。機器人、智能語音、新能源汽車等產業集聚基地的發展投資，京東方10.5代線、康寧玻璃、晶合30.5cm（12英寸）晶圓等投資聚集等，使得皖江城市帶經濟迅速發展。2015年，皖江示范區生產總值達14 639.3億元，增長9.6%；引進億元以上省外投資項目到位資金5 891.5億元，增長14.3%；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95.3億美元，增長12.3%，大大超過2010年皖江城市帶獲批時確立的目標。
1.3 市場動力 消費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動力之一，在實體經濟發展不振的情況之下，消費萎靡實體經濟發展困難，所以必須要充分的挖掘市場潛力，通過市場動力和市場開拓，為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皖江城市帶人口2 000余萬，經濟總量接近1.5萬億，市場潛力巨大。從目前來說，皖江城市帶市場動力的挖掘一方面要大力發展商貿流通業，改造傳統的流通業態，對目前的物流設施和物流中心進行整體改造，建設區域性中心的物流城市，將皖江城市帶的主要產品通過物流中心，儲存發放。與此同時，加強對重點項目的推薦，尤其是皖江城市帶旅游產品和技術產品的推薦，可以通過主持召開相關的會議推介皖江城市帶的主要產品，與此同時，打造皖江城市帶旅游集散服務中心，強化對旅游產品的營銷，打通旅游產品的市場。另外，皖江城市帶還可以通過網絡途徑加強對皖江城市帶產品的營銷，可以通過培育各類電商主體、網絡渠道，打通皖江城市帶企業主要產品的營銷渠道。
1.4 人才動力 人才是縣域經濟發展的第一要素，只有擁有高素質的人才，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的發展才有良好的智力支撐，才能為皖江城市帶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建言獻策，促進企業技術改造推進制度創新，為皖江城市帶的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智力支撐。到2015年，皖江示范區的人力資源總量由2010年的2 127萬人增長到2 500萬人，人才資源總量增長到335萬人，主要勞動年齡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將超過11a，人才素質大幅提升。
1.5 創新動力 近年來皖江城市帶已經形成了裝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黑色冶金及有色金屬業、汽車及運輸設備制造業、電子信息制造業、生物醫藥等一批有規模和特色的產業。合蕪蚌自主創新試驗區、合肥綜合國家科技中心、中國科技大學等一大批創新實驗在皖江城市帶具備良好創新潛力。
2 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新動力機制的運作模式
在立足內在驅動力的基礎之上，通過投資刺激，市場牽引，創新驅動，人才牽動，資源拉動五個動力系統，全面推進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的發展（圖1）。
在投資刺激上，立足于目前皖江城市帶重點工程項目，加大對重點工程項目的投資，同時在市政工程，交通投資等方面下功夫為皖江城市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奠定良好的環境，與此同時，通過發展投資刺激相關產業，帶動經濟的發展。
在市場牽引上，充分地發揮市場對于經濟刺激的作用，通過加大對皖江城市帶旅游產品和市場產品的宣傳和推薦，促進產品的營銷。與此同時，通過網絡渠道，鼓勵企業發展電子商務，通過網絡渠道，拓寬企業產品的營銷。另外，皖江城市帶還需要建立物流中心，通過區域性物流中心，將皖江城市帶企業的產品運送到全國各地，促進產品營銷，開拓產品市場。
在創新驅動上，鼓勵企業全方位的進行技術改造，加強企業的創新力量。鼓勵企業建立研發中心和院士工作站，深入推進產學研合作，為企業的創新添磚加瓦。另外對于新興的創新創業項目，皖江城市帶政府應該要給予全力支持，通過企業創新孵化，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
在人才牽動上，要引進高層次人才，同時優化人才發展環境，通過財政資金支持，鼓勵技術創新，與此同時，強化人才服務和人才的吸引，并在職稱和生活條件等方面給予支持。
在資源拉動上，就是充分的發揮目前皖江城市帶的土地資源和生態資源，在立足于現有產業結構的基礎之上，合理征地拆遷，為工業的發展，騰出更多的工業用地。并且立足于現在的生態資源加快發展現代旅游業，為皖江城市帶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提供良好的支撐。
3 結語
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的發展，是皖江城市帶發展的重中之重，也是安徽省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中之重。在經濟步入新常態之下，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發展迫切需要尋找新的動力，以促進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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