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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經濟;交通運輸;寶天高速
中圖分類號：F287.3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一、寶雞—天水經濟區的形成
2009年6月25日，國務院新聞辦正式《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將關中—天水經濟區確定為西部大開發三大重點經濟區之一，致力于將其打造為“全國內陸型經濟開發開放的戰略高地”。經濟要發展，必須要有完善的交通網絡作為支撐。寶雞作為陜西的第二大城市、亞歐大陸橋上的第三個大十字樞紐，毗鄰天水，在這一經濟區的發展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實行寶天一體化，也就成為推動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的必由之路。
二、交通運輸發展的必然性及其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
（一）建設寶天高速公路的必然性
交通運輸在國民經濟大發展中處于一個紐帶位置，它通過實現人與物的空間位移來刺激流通，使自己成為現代社會發展的基礎；又通過對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過程進行有機結合，刺激其它部門擴大再生產，推動社會發展。由于秦嶺和渭河的天然阻隔，寶雞和天水之間的交通很不便利，交通運輸就成了關天經濟區發展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因此，我們在規劃關天經濟區的過程中，要優先考慮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的建設，突破這一瓶頸障礙。在2009年以前，寶雞至天水這一路段是新絲綢之路上唯一沒有開通高速公路的路段，從東向西行駛的汽車每每到此，只能沿國道緩慢行走。2009年9月26日，寶天高速公路經過建設者4年的艱苦奮斗，終于建成通車。這段公路全長91公里，總投資66.96億元，設計時速80公里，采用全封閉、全立交、雙向四車道高速公路標準建設。
（二）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
1.交通運輸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
作為連云港至霍爾果斯國家東西大通道的重要組成部分，寶天高速公路在促進關中—天水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首先，交通運輸有助于推動區域經濟的工業發展。發達的交通運輸系統能夠加快產品的流通速度，降低產品的成本，提高資金利用率。完善的交通網絡可以加快信息、人力和技術的流通，為企業發展提供優勢力競爭，吸引投資，推動地區的工業化發展水平。
其次，便利的交通有助于經濟區內旅游資源的協調發展。寶雞又稱“青銅器之鄉”、“炎帝故里”，擁有旅游資源單體總數1240個，在陜西省內僅次于西安，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都比較豐富。天水素稱“西北小江南”，以“羲皇故里”聞名全國，有麥積山、水簾洞、石門山、仙人崖等旅游景點。寶雞和天水均處西北內陸，豐富的旅游資源一直難以發揮其自身的優勢以推動經濟的增長。寶天高速的建成，改變了寶雞、天水之間除了隴海線外沒有其它交通基礎設施的局面，大大方便了兩地之間的合作交流。寶雞、天水兩地擁有很多的相似型旅游資源，如佛教資源（寶雞法門寺、天水麥積山）、三國歷史遺跡（寶雞五丈原、天水街亭）等，便利的交通有助于兩地對旅游資源進行整合，開辟共同旅游項目，實現雙贏。
2.區域經濟發展對交通運輸的反作用
區域經濟的不斷發展會使社會各方面對交通運輸的需求不斷增加，這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交通運輸業的發展。一方面，隨著交通運輸需求的不斷擴大，建設成本會越來越高，區域經濟發展可以為交通運輸建設提供資金支持和保障；另一方面，區域經濟的不斷發展有助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從而為交通運輸提供技術支持，即通過發展新的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交通技術，建設可持續發展的交通運輸系統。
三、區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運輸經濟問題及其對策
（一）存在問題
1.交通運輸建設缺乏資金支持，投資不足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民眾對交通運輸的需求不斷增大，交通運輸的社會成本越來越高，政府在建設高速公路的過程中還要向銀行貸款，導致很多政府入不敷出，財政壓力大，從而影響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2. 交通運輸帶來環境污染
一方面，在建設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的過程中，我們會人為的破壞沿線原有的生態環境，影響當地居民的居住環境以及物種的棲息環境；另一方面，交通運輸能源消耗高、污染大，隨著運輸需求的不斷增長，環境污染日益嚴重。
（二）解決上述問題的對策
1. 增加地區對交通運輸建設的資金支持力度
我們一方面應該提高政府對交通運輸建設的資金支持，擴大交通網絡，拓展城市內部及其周邊地區的交通建設；另一方面，我們要積極完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籌融資體制，靈活運用政府補貼、財政貼息等手段，引導社會投資，支持交通建設。只有這樣才能促進周邊地區與中心城市的人員、商品、信息的流動，實現交通運輸對區域經濟發展的集聚效應和擴散效應。2007年，寶天高速在建設資金不足的情況下，設立了“寶雞市寶天高速公路建設管理處資金信托計劃”。這個項目是由中國建設銀行“利得贏”2007年第32期理財產品所有資金認購,信托期限為1.5年，信托資金募集規模為人民幣29,999萬元，募集資金全部用于寶雞市寶天高速（陜西段）建設工程項目。
2.秉承環保理念建設交通運輸設施
為了最大限度的減少項目建設以及運輸過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實現交通運輸的可持續續發展，在進行交通規劃時就應該首先考慮環境因素，加強綠化，始終將保護生態環境放在第一位。寶天高速公路在項目進行可行性研究階段，征求了專家意見，選擇了地質情況相對較好、又能最大限度帶動沿線經濟發展的南線走廊帶，避開了自然風景區，保護了沿線景區、居住區的生態環境。在建設過程中，本著尊重自然，保護環境的理念，對當地的地質構造以及水文環境進行調查，科學地選取三葉草、鳶尾、野薔薇等草本植物作為路域綠化的主要類型。
交通運輸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撐條件，它極大地加強了區域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促進了區域經濟健康、快速發展同時，區域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會對交通運輸提出更高的要求，反過來推動交通運輸業的發展，促使交通運輸業不斷增加基礎設施，為更好地服務于國民經濟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參考文獻
[1]李方中,我國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發展[J],知識經濟,2012(6).
關鍵詞：交通運輸；空間結構；增長；區域經濟
前言
本文對交通運輸與外區域經濟問題進行三方面的探討。首先探討了交通運輸對區域經濟活動區位的影響，交通運輸影響著區域經濟活動區位。然后從三個部分分析，通過經濟系統、擴散聚集效應以及二者共同發展給社會帶來的效益的分析；交通運輸的技術與手段的革新制約著經濟區位的發展程度。最后探討了交通運輸與經濟帶的關系，交通運輸的發展推進各地區的聯系，使國家各部分地區相互融合，實現共同發展。交通運輸業不僅給區域經濟帶來了物質價值，同時實現了區域經濟的空間位移，促進各項經濟高速發展。
1 交通運輸對經濟活動區位的一般影響
交通技術與手段決定空間相互作用的深度與廣度，交通運輸方式與技術的改進可以提高一個區域的經濟發展程度。古典與現代區位論都以給定的交通技術和手段討論經濟活動區位及空間布局。韋伯的工業區位論中指出：判斷一個地方是否具有工業區位，要看那里的生產成本是否最低，特別是在實現產品的最終銷售時，能否將運費降到最低。美國經濟學家埃德加?M?胡佛研究經濟活動區位時非常重視運費的影響。胡佛在韋伯工業區位論的基礎上，認為交通運輸條件的變化，往往直接改變工業布局。胡佛通過對運輸方式、運費結構的研究，指出運費是影響經濟活動的重要因子。交通運輸條件的變化直接影響運費，進而進一步影響到經濟活動區位選擇和產業布局變化。例如工業企業在考慮選擇區位布局時，從獲取最大利潤角度，會盡量使運輸成本最低，由此選擇交通便利，通達性好的區域，從而降低交易成本。古典區位論者都將運輸費用（運輸成本）作為一個影響區位的重要因素，納入自己的理論之中。運輸成本的存在會影響工業空間布局，進而會通過影響工業區位和工業布局影響區際貿易。
2 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發展
2.1 區域交通運輸是區域經濟系統的子系統
一般整個經濟系統的運行表現為生產、流通、交換和消費的過程，整個過程又是依靠人流、物流、能流、資金流、信息流等各種“社會流”的運動維持，作為其子系統的區域交通運輸系統結構和功能的改善會改變地區的運輸可達性及經濟可達性，可改善經濟地理區位，促進交通優勢向經濟優勢轉化。交通運輸承擔著區域經濟系統與系統環境以及系統內部的物質、人員、一次能源的流動功能，具有內循環和外循環的功能。經濟區位理論指出，當某個地區具備發展的優勢與發展的必要條件時，該域的各項生產、儲備、物質積累的優勢會超過其他區域。具有市場、競爭、生產等優勢，并且具有吸引力，對于各項產業的各項要素的吸引以及生產力的吸引。區位優勢影響區域經濟的發展。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主要分兩方面影響：一是微觀影響，主要從經濟生活的區位選擇出發，交通運輸根據區位的選擇促進各項經濟的發展；二是宏觀影響，交通運輸影響著該區域的區位條件與其開放的情況。交通運輸系統具有影響經濟發展的溢出效應，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杠桿作用，不僅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基礎設施，而且成為區域經濟增長的內生性作用，擴大市場范圍和規模，促進市場競爭，改善廠商的區位，引發規模經濟、集聚經濟、土地增值。區域交通運輸系統在空間上拓展，促使地區優勢區位得到發展并產生位勢，從而促進經濟活動從低位勢向高位勢流動。
2.2 交通運輸對區域經濟的聚集效應和擴散效應
根據點――軸系統理論，在區域經濟核強大經濟勢作用之下，會在交通運輸線路形成運輸束沿線，形成物質高度聚集、技術高度聚集、產業高度聚集、市場高度聚集、人力高度聚集、資金高度聚集的經濟帶。當聚集效應達到一定程度，集聚從整個對外部依賴性向自我維持性經濟過渡，經濟核的經濟勢將會向經濟腹地或周邊地區或按照中心地等級體系由上而下擴散，也就是說，那些具有優區位點的發展達到相應水平，聚集效應開始溢出，產生交通運輸對區域經濟的擴散效應。交通運輸對區域經濟的聚集效應和擴散效應同時存在于區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二者不斷相互作用和制約，不斷轉化，從而改變了時間和空間的關系，極大加強了產業在經濟活動中的相互關聯，實現了經濟勢向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能”的轉化。
2.3 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協同發展交通運輸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具有雙重功能
2.3.1 從屬功能。交通運輸主要作用是為區域經濟服務，在貨物等材料、資源的運輸方面為區域經濟提供了告訴、便捷的交通服務；增加了資源在空間上的位移，建立區域經濟整個網絡體系，改變了區域結構與布局，從而增加了區域經濟各區域運輸之間的聯系。
2.3.2 交通運輸對地區經濟結構、規模和空間布局具有反饋作用，交通運輸的優勢促進區域經濟具備生產、運輸、交通、市場競爭等優勢。使其在市場競爭中擴大經濟的空間位移與各項事業的發展。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形成協同發展的內在機制，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使交通運輸發展的同時注重質量的提高。為區域經濟各項運輸事業與空間結構的發展做基礎保障。有利于區域經濟更加高速的發展、區域經濟開放范圍擴大，使區域各向工作協調發展；從而增加區域經濟效益加強各項經濟的聯系，推動區域產業的發展。
3 交通運輸與經濟帶
隨著經濟活動空間范圍的擴展、運輸通道的不斷完善，區域經濟系統的空間演化與交通運輸線的聯系不斷密切，逐步形成以交通干線或運輸通道為發展軸的產業和城市高度發達的經濟集聚帶，它是運輸通道與經濟活動在空間上長期相互作用的結果。在其發展過程中，人員、產業、技術等要素在空間上沿交通干線集聚和擴散，并且由于運輸可達性和經濟可達性的提高，改善了經濟地理區位，促使企業間、產業間、各極點間實現要素在以交通運輸干線為主體的線狀基礎設施束上進行空間運動。沃納?巴特松在其提出的生長軸理論中，直接把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發展結合起來，強調了交通干線建設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引導和促進作用。交通運輸會使現存的增長極之間建立聯系，方便人員、要素流動，降低運輸費用，形成新的有利區位和優良投資環境，產業和勞動力會受到新的交通干線的吸引，向交通軸線積聚，促成產業帶的形成和發展。圍繞交通經濟帶的思路，甘肅省可依托自身交通運輸發展的實際情況，推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加強了交通干線軸上各極點間的聯系，促進分工，提高交易效率，促使經濟帶上形成各具特色的優勢產業。
結束語
交通運輸對區域經濟的發展意義重大，實現了其空間結構的改變，對于區域經濟的發展具有聚集和擴散的效應，實現了空間結構的變化；推動了各項運輸事業的位移；同時促進產業帶的發展；為了促進區域經濟完善發展，應該將其關鍵影響因素提高，交通運輸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首先應該完善交通運輸體制，加強管理；增強交通運輸建設質量，促進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擴大空間結構及范圍，擴大產業帶；為區域經濟提供重要的基礎保障。
參考文獻
【關 鍵 詞】區域經濟史/方法論/學科體系/現實意義
近20年來，國內外區域經濟史研究異軍突起，日益受到史學界的關注。特別是區域經濟個案研究成果頗豐，但對于區域經濟史理論規范的探索，還顯得比較薄弱。本文擬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對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若干理論問題發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學術界。
一、研究內容
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學者都對宋代區域經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大大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們在史識上的獨具慧眼，但也應該看到，在區域經濟史領域仍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在新世紀之初，對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內容進行反思與改進是必要的，盡可能地拓寬區域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
如何劃分區域經濟史的“區域”，進而確定具體的研究范圍，是從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對此，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地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分別立足于自己的學科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過各自的劃分標準。歸納而言，經濟史學界曾提出了三種不同意見：（1）傳統上以行政區劃為主要標準，理由主要是“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發揮。”（2）按自然經濟條件劃分，“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域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依據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施堅雅在《的城市發展》一文中，按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地區，頗有見地，但此說的著眼點是市場系統理論（市場系統與河川流域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市場系統相對成熟的清代中國來說，比較適宜，但對于處在10至13世紀的宋代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多元標準，既可以按行政區劃，也可以按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和人文風俗的不同來確定（注：以上參見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頁。關于冀朝鼎的論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關于施堅雅的論述，參見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頁。）。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注：粟冠昌：《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偉民的《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注：陳偉民：《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注：雷家宏：《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論著，都持這種觀點。另外，80年代末，斯波義信在施堅雅“地文地域”說的基礎上，提出“地文—生態地域”新說，即將生態環境的概念納入中國古代經濟區域劃分工作之中，使之更為全面。當然，區域的劃分也是與不同社會的不同背景相適應的。原始社會以山川自然的形勢進行劃分：夏商周時期，總體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區域進行劃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時期，在中原以郡縣（后為州縣）劃分，并逐漸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劃分的內容越來越充實。
區域經濟史研究應關注多學科交叉與滲透的問題。經濟學、地理學、人類學、人口學、社會學、生態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學術成果，都應予吸收。這種跨學科的新史學的最早嘗試可追溯到法國史學家H·貝爾在1900年創辦的《綜合歷史評論》。但使這一方法贏得學術聲望的是L·費弗爾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年鑒》和由此得名的“年鑒”學派。他們反對西方傳統史學專注于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總體歷史”；反對純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主張運用跨學科方法，開展綜合研究。“年鑒”學派對我們的啟發是應該從多個角度、立體地考察區域經濟。
檢討近幾十年來的國內區域經濟史研究，本文以為一個顯著的弱點是缺少概念的創新。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傾向明顯。從表面上看，“社會科學化”色彩過于強烈，大量的相關社科詞匯的借用，似乎給人以流行的感覺。但新概念的提出極有可能標志著一次方法論轉換的完成，并為下一步的轉換積累了討論的前提，盡管這種轉換和積累的幅度不盡相同（注：參見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歷史學》，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須時刻處于運動和發展之中，它需要史學工作者不斷努力與探索，同時還需要信心和勇氣。如在研究區域經濟史的過程中，可引入經濟學中用以描述區域間的經濟擴散和極化效應問題的“發展極理論”（注：參見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區域專業化問題的“稟賦優勢理論”（注：參見周起業等著：《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以及像“專業化產業區”、“集聚效應”（注：“專業化產業區”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專業化地生產其具有優勢的產品的區域。“集聚效應”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產生的聯合需求，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中介組織的興起。）等一系列在區域經濟學中經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邏輯性地分析區域經濟變化進程。當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時可以帶來深入探討之效，有時卻未必，只是產生新瓶裝舊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現，決非易事，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
應該說，迄今為止的區域經濟史研究基本上以對大量史實的考察作為依據，就不同經濟類型的個案研究結論而言，有相當的科學性。但大多數學者或是僅僅停留在個案結論的階段，或是在試圖將其上升為普遍性時往往出現一個邏輯斷檔，即在由個別到普遍的擴展過程中，缺乏邏輯的必然性。如施堅雅根據中心地理論，在其對長江上游區域經濟結構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業競爭、運輸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約，使得各商業中心互相間處于相對均衡的距離中，因而形成一個近似六角形的市場結構模式。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六角形模式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們展示了理論模式與歷史實際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注：包偉民：1998年，《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第44頁。）。
要切實把握區域特征，勾勒區域經濟發展概貌，需要進行不同區域間廣泛的互比，即通過橫的觀照與縱的比較兩條線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氣候、物產資源、條件等差異，造成地方經濟不平衡發展的事實，對地方經濟的區域性顯著特點有相互比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義信的《宋代商業史研究》（注：斯波義信：1968年，《宋代商業史研究》，（日）風間書房。），通過對西北和東南兩大區域市場的經濟的詳細比較，說明兩宋商業發展的層次性。后者是由于時段不同，區域經濟具體的發展狀況也不同。一般來說，時段愈短，區域經濟變化就愈小：時段愈長，區域經濟變化愈大，所呈現的“歷史學”的特征更為濃厚。如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上限，遠者上溯至秦漢，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則近者及于明代，遠者延至民國，在這樣的時間范圍里，宋代的特點才顯現得比較清楚（注：參見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頁。）。當然比較研究要注意客觀與辯證性的統一，防止揚此抑彼。
目前，對區域特征動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環節又是難點、熱點。它包括經濟的，也包括超經濟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從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辯證的關系。這不僅體現了對人類的生存和未來命運的關懷，而且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空間異同的關心。因為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對經濟社會運動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義信的論文《寧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錢塘江河口航道惡化對于寧波港所起的影響，并指出這是在地理環境上寧波港能夠獲得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之一（注：參見斯波又信：2000年，《寧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第470頁。）。后者包括家族關系、風俗習慣、社會心理等歷史上長期起作用的要素，對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某個要素的分析，缺乏對地理空間內各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總體認識。另外，區域經濟特別是小區域經濟，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會經濟發展現實，最多只能是一種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地方性認識”。近年來，不少學者試圖以充分的地方經濟的描述來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與動因。但是，這種嘗試可否用來體現分化鮮明、類型多樣的社會經濟，引人深思。
二、關于論
任何的都涉及方法論，可惜在區域史的框架中，關于方法論問題的學術積累顯然不夠豐富。
看來，至少就宋代區域經濟史的研究而言，雖然其研究對象是跨學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學的框架里面，主要是歷史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敘事與論理。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白描，試圖復原歷史，創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謂的“理論”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現象陳述之后的歸納與，缺少邏輯的檢驗。如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認為宋代生產力的不平衡表現在精耕細作的地區幾乎達到封建的最高水平，新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些地區脫穎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與陜西兩地經濟頑強的發展為例及人口增長率高的現象，試圖說明該時期北方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南方，因此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仍在北方。這些都只是通過對歷史現象的某一側面的敘述，從而歸納出一定的“理論”，卻缺乏整體的邏輯檢驗。例如對應該如何界定封建時代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見有理論性的討論：又程民生的論說，顯然只是就北方而論北方，未能從南北方整體比較出發來看問題。（2）具體與一般。沒有抽象就沒有科學，任何歷史首先都是具體的，但是作為歷史科學，在力圖描述歷史的具體性的同時，必須要有一般的抽象含義，否則，歷史分析將永遠沉淪于敘述過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區域經濟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現實啟示以及在更大區域范圍上的解釋能力。（3）假設與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傳統一直排斥假設，直至20世紀初，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開始青睞于實用主義。從一定的假設條件出發構建邏輯自洽的理論，再從歷史中尋找實證，比起在沒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對歷史時間的復原性描述而言更顯理論的魅力。在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中，應該通過借鑒實用主義方法論，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實的具體性而無法一般化闡述比較的困境。
在具體的研究方式上，近年來由于受新經濟史學的，為擺脫舊史學模式的束縛，區域經濟史研究開始主張用科學主義來規范史學的分析。如區域人口消長、生產增減、稅賦變化等許多問題，可采用數理統計，拋棄舉例式研究，以提高歷史結論的科學性、說服力。然而作為一種研究手段，這種計量史學的方法并不能包羅一切，盡管在形式上由于數理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擺脫歷史分析中的過分主觀的判斷，但事實上由于受資料的限制，統計通常很難達到高度精確的水平，只能對歷史運動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區域經濟的考察不約而同的走入了過分依賴統計數字的誤區，忽略了對歷史本身演進邏輯的思考，以至認識上有失偏頗。新經濟史家要想盡可能掌握歷史復雜的真實情況，就不能過份依賴他們的幾何學。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場革命，實際上它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法學、學和史學等一系列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制度經濟學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引導人們將制度因素作為考察經濟行為和績效的重要變量。如新經濟史學家R·托瑪斯和D·諾斯在研究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產業革命的四百多年興盛史時發現，不同的國家（地區）面對相同的經濟問題時，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導致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最為典型的是當面對戰爭所需的財政問題時，英國、荷蘭采取了不同于法國、西班牙的制度而導致了后來長達幾個世紀的興盛。制度經濟學的從制度層面尋找經濟發展根源的研究方法無疑對研究區域經濟史有巨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較好的結合了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具體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這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經濟學強調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尋找“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同時也是歷史學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釋“真實世界”的時候，必須運用一定的理論框架來加以分析和解釋，并從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檢驗的理論來（注：參見周其仁：《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科斯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及其在的實踐》，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號。）。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就是要在歷史的“真實世界”中尋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將事實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檢驗的理論來。
三、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區域經濟史的學科性質，涉及到區域經濟史與區域經濟學、歷史學的關系問題。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交叉學科，理應具有區域經濟學與歷史學的雙重特征，即把區域經濟學側重研究經濟的“共時態”與歷史學側重研究經濟的“歷時態”相結合。但這種結合，不應是機械地拼湊，必須根據學科的根本屬性有所側重，從而顯示出自己的特征。區域經濟史的學科特性，決定了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歷史學，著眼于從歷史看區域經濟。
區域經濟史與單純的地方經濟史研究不同。地方經濟史一般關注的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而區域經濟史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地方經濟特色，而是經濟發展的普遍性。因為即使在前近代時期，一個區域內的經濟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織在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將兩者混為一談，“畫地為牢”，就地方談地方經濟，視野集中于一處，圍繞該區域的內部發展進行研究，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區域經濟史研究類似于科學，只是尋找一個實驗室（區域），據此去研究那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具體到宋代區域經濟的研究，近年來已有一些較成功的典范，如張熙惟的《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作者在對唐宋間山東經濟發展概述及水平評估基礎上，指出學界提出的“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經濟全面超過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觀點，仍值得進一步研究（注：參見張熙惟：《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頁。）。這種通過區域“小經濟”窺視社會“大經濟”的研究方法，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的特點所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施堅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類經濟活動的地理單元小到何種程度，它總是處于不均衡狀態，在空間上永遠存在中心地和外圍區的差異。他的“區域——中心”研究理論，宣稱通過對具體區域的分析研究，可以推翻中國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的觀點，在史學界一度引起巨大反響。當然，一個區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區域反復運用，進而推廣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認真推敲。
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許多方面還不成熟，未形成多數史學家認可的一致的學科體系和學術規范。首先，學科體系的指導思想尚有待進一步明確。國內史學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內，不少人習慣于把馬克思從西歐經濟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結論，奉為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這種歪曲歷史和把馬克思理論庸俗化的主觀主義傾向，曾使區域經濟史陷于十分尷尬的境地，使得現實與理論之間的差距無法彌補。以宋代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就有許多學者按照馬克思描述的西歐社會演變歷程，堅持“資本主義萌芽”的傳統理論框架，并殫精竭慮地闡述我國古代經濟“典型”如何在宋生“變態”。經過了大半個世紀的研究，仍未能使問題得到解決。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工場手和雇傭勞動生產關系幾乎出現于中國每一王朝的商業繁榮時期。
其次，學科滲透的困境。不同學科理論的引進往往會帶來一場變革，但是由于理論來源復雜多樣，也可能出現一系列問題。如部分理論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與傳統理論不能相互銜接等。因為在相關學科尚沒有很好溝通的情況下，對問題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闡釋語言，都往往難以提供很好的可對話的渠道。經濟學家熱衷于運用大量的統計資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區域經濟問題，歷史學家則沉迷于對史料考證的精雕細啄。目前，離跨學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遠。
再次，學科發展的盲目性，這些年來，對生產關系的變革研究得多，對生產力發展規律研究得少；鄉村經濟研究得多，城鎮經濟研究得少；自然經濟研究得多，交換經濟研究得少；生產領域研究得多，流通領域研究得少；發達地區、漢族經濟研究得多，經濟落后地區、少數民族經濟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經濟研究得少等等，學科發展的這種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對區域經濟作出科學的理論歸納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區域經濟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應承擔一般歷史學所具有的為后人提供資政經驗的功能。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不應僅僅停留在對一般經濟問題的描述，而應著重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以及總結歷史上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教訓。對于今天的區域經濟史研究者而言，有意義的論題不是歷史上經濟區域社會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應該以歷史的眼光去認識經濟區域實際社會角色豐富而復雜的內涵。如朱瑞熙、徐建華的《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區經濟開發的基礎上，對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個地理區的開發水平作了具體分析與比較，并客觀地指出：“與全國發達經濟區相比，這一時期湖南的開發程度還不可過高估計，但畢竟為十三世紀以后的進一步開發奠定了基礎。”（注：朱瑞熙、徐建華：1995年，《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徐規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杭州大學出版社，第181-197頁。）類似的著眼點，的確具有相當的學術意義。四、現實意義
作為學趨向的一種重大變化，區域史的興起決不是學者在史學探尋之路上的心血來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學絕路上的刻意追求。區域經濟史源于的需求，源于史學本身發展的需求。區域經濟史的，雖然純粹是一個歷史課題，但在當前卻富有現實意義。
近年來，學術研究的多樣化已成為史學發展的必然，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興起，正是順應了這種趨勢。根據“后主義”的看法，當現代人用自己所處的和意識形態狀況去“寫歷史”時可能會面臨一種困境，即理性解釋模式不具有普遍意義。這使得我們研究歷史十分注意典型學，避免追求普遍模式。這也是為什么區域經濟史研究逐漸受到多數歷史工作者重視的原因。一個自稱普遍性的模式，如無法在一個簡單的個案中得以證實，便不是一個普遍適用的模式。區域經濟雖不能稱為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縮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說明意義，且是現實關懷的投影。
關鍵詞：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問題；對策
Abstract: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a country's economic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overall strategy, regional economy that all countries and the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important supporting power;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firmly with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dominat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for in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career, all economic developmen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area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foreign help to strengthen the investment promotion, promote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to improve regional popularity, set up the good image region, promot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 all-round way. This article from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this strategy selection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th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y status,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analysi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macroscopic research on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ic purpose is to explore the suitable for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h for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Keywords: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strategy; Problem; countermeasures
中圖分類號：D912.2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區域經濟是整個國民經濟系統中的子系統，區域經濟的發展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區域經濟的非均衡發展是世界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共同問題，如果差距過大，將會引起一系列的社會、政治、經濟問題。所以本文將通過對我國區域經濟的現狀的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希望能夠提出合理的發展對策加快我國區域經理的合理化發展。
一、區域經濟的概念
區域經濟是特定地區范圍內，各種經濟要素、社會因子相互作用的綜合，是該區域內國民經濟整體的總稱。區域經濟理論是在區位論與發展經濟學有關理論的基礎上逐漸演化發展而來，是對區域經濟研究的理論升華。它形成于20世紀50年代，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迅速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學分支學科。
二、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現狀分析
1．東部區域經濟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部地區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是我國經濟發展最快的區域。東部地區的發展水平又主要通過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經濟圈三大地帶經濟社會的迅猛發展來體現。珠江三角洲地區是中國經濟發展最活躍區域。也將是中國經濟最發達地區。
2．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現狀。
中部地區經濟發展形勢令人堪憂，在東部地區率先開放并走上起飛之路后，國家又有目的地向西部地區傾斜，中央提出并逐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這導致中部的發展水平相對下降，出現了“中部塌陷”的危險。另外中部地區的經濟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的轉變也明顯滯后于東部。
3．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現狀。
西部經濟發展主要是產業規模小，城鄉居民收入低；產業結構層次較低；勞動生產率低，競爭力較弱；對外開放的水平較低，吸引外資的規模有限等。
三、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1．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
中西部和東部經濟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將形成相互隔絕的需求供給關系，影響地區間合理分工的實現。國內外地區發展的實踐證明如果兩個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相似則其需求結構和消費偏好也會相似，市場之間的隔離度就小，區域分工和貿易的機會增大。反之則需求、供給關系就會弱化。
2．區域經濟結構不合理。
經濟結構是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發展速度的重要標志,合理的結構能有力地促進經濟和社會較快地發展。反之,則會對發展構成阻力和約束。在我國區域經濟中較長期存在的一個深層次問題就是產業結構不合理。
3．區域間尚未形成統一的市場。
市場是資源配置和流動的場所，市場經濟的突出特征就是以市場作為合理配置資源的有效手段。而目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區域間市場分割現象嚴重，統一的市場體系尚未形成。
4．各區域沒有做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在傳統的經濟增長過程中,以大量消耗資源、能源的高污染型產業為主。在技術水平低的情況下，各區域資源利用率低下，污染排放量大，加劇了我國資源與發展、環境與發展的矛盾。從根源上講，在于各區域缺少可持續發展的發展觀，基本上走的是只顧眼前利益的發展道路。“先破壞、后保護；先污染、后治理；先耗竭、后節約；先砍伐，后種植”是我國長期走的老路。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區域經濟利益協調問題以及可持續發展的發展觀還沒有樹立起來，這是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對我國新時期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和諧社會的偉大戰略是一個挑戰。
一、研究內容
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目前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分析。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學者都對宋代區域經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大大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們在史識上的獨具慧眼，但也應該看到，在區域經濟史領域仍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在新世紀之初，對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內容進行反思與改進是必要的，盡可能地拓寬區域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
如何劃分區域經濟史的“區域”，進而確定具體的研究范圍，是從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對此，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分別立足于自己的學科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過各自的劃分標準。歸納而言，經濟史學界曾提出了三種不同意見：（1）傳統上以行政區劃為主要標準，理由主要是“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發揮。”（2）按自然經濟條件劃分，“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域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依據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施堅雅在《的城市發展》一文中，按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地區，頗有見地，但此說的著眼點是市場系統理論（市場系統與河川流域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市場系統相對成熟的清代中國來說，比較適宜，但對于處在10至13世紀的宋代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多元標準，既可以按行政區劃，也可以按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網絡和人文風俗的不同來確定（注：以上參見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頁。關于冀朝鼎的論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關于施豎雅的論述，參見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頁。）。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注：粟冠昌：《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偉民的《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注：陳偉民：《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注：雷家宏：《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論著，都持這種觀點。另外，80年代末，斯波義信在施堅雅“地文地域”說的基礎上，提出“地文—生態地域”新說，即將生態環境的概念納入中國古代經濟區域劃分工作之中，使之更為全面。當然，區域的劃分也是與不同社會的不同背景相適應的。原始社會以山川自然的形勢進行劃分：夏商周時期，總體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區域進行劃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時期，在中原以郡縣（后為州縣）劃分，并逐漸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劃分的內容越來越充實。
區域經濟史研究應關注多學科交叉與滲透的問題。經濟學、地理學、人類學、人口學、社會學、生態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學術成果，都應予吸收。這種跨學科的新史學的最早嘗試可追溯到法國史學家H·貝爾在1900年創辦的《綜合歷史評論》。但使這一方法贏得學術聲望的是L·費弗爾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年鑒》和由此得名的“年鑒”學派。他們反對西方傳統史學專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總體歷史”；反對純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主張運用跨學科方法，開展綜合研究。“年鑒”學派對我們的啟發是應該從多個角度、立體地考察區域經濟。
檢討近幾十年來的國內區域經濟史研究，本文以為一個顯著的弱點是缺少概念的創新。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傾向明顯。從表面上看，“社會科學化”色彩過于強烈，大量的相關社科詞匯的借用，似乎給人以流行時尚的感覺。但新概念的提出極有可能標志著一次方法論轉換的完成，并為下一步的轉換積累了討論的前提，盡管這種轉換和積累的幅度不盡相同（注：參見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歷史學》，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須時刻處于運動和發展之中，它需要史學工作者不斷努力與探索，同時還需要信心和勇氣。如在研究區域經濟史的過程中，可引入經濟學中用以描述區域間的經濟擴散和極化效應問題的“發展極理論”（注：參見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區域專業化問題的“稟賦優勢理論”（注：參見周起業等著：《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以及像“專業化產業區”、“集聚效應”（注：“專業化產業區”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專業化地生產其具有優勢的產品的區域。“集聚效應”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產生的聯合需求，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中介組織的興起。）等一系列在區域經濟學中經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邏輯性地分析區域經濟變化進程。當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時可以帶來深入探討之效，有時卻未必，只是產生新瓶裝舊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現，決非易事，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
應該說，迄今為止的區域經濟史研究基本上以對大量史實的考察作為依據，就不同經濟類型的個案研究結論而言，有相當的科學性。但大多數學者或是僅僅停留在個案結論的階段，或是在試圖將其上升為普遍性規律時往往出現一個邏輯斷檔，即在由個別到普遍的擴展過程中，缺乏邏輯的必然性。如施堅雅根據中心地理論，在其對長江上游區域經濟結構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業競爭、運輸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約，使得各商業中心互相間處于相對均衡的距離中，因而形成一個近似六角形的市場結構模式。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六角形模式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們展示了理論模式與歷史實際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注：包偉民：1998年，《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第44頁。）。
要切實把握區域特征，勾勒區域經濟發展概貌，需要進行不同區域間廣泛的互比，即通過橫的觀照與縱的比較兩條線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氣候、物產資源、交通條件等差異，造成地方經濟不平衡發展的事實，對地方經濟的區域性顯著特點有相互比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義信的《末代商業史研究》（注：斯波義信：1968年，《宋代商業史研究》，（日）風間書房。），通過對西北和東南兩大區域市場的經濟的詳細比較，說明兩宋商業發展的層次性。后者是由于時段不同，區域經濟具體的發展狀況也不同。一般來說，時段愈短，區域經濟變化就愈小：時段愈長，區域經濟變化愈大，所呈現的“歷史學”的特征更為濃厚。如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上限，遠者上溯至秦漢，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則近者及于明代，遠者延至民國，在這樣的時間范圍里，宋代的特點才顯現得比較清楚（注：參見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頁。）。當然比較研究要注意客觀與辯證性的統一，防止揚此抑彼。
目前，對區域特征動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環節又是難點、熱點。它包括經濟的，也包括超經濟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從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辯證的關系。這不僅體現了對人類的生存和未來命運的關懷，而且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空間異同的關心。因為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對經濟社會運動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義信的論文《寧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錢塘江河口航道惡化對于寧波港所起的影響，并指出這是在地理環境上寧波港能夠獲得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之一（注：參見斯波又信：2000年，《寧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第470頁。）。后者包括家族關系、風俗習慣、社會心理等歷史上長期起作用的要素，對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某個要素的分析，缺乏對地理空間內各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總體認識。另外，區域經濟特別是小區域經濟，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會經濟發展現實，最多只能是一種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地方性認識”。近年來，不少學者試圖以充分的地方經濟的描述來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與動因。但是，這種嘗試可否用來體現分化鮮明、類型多樣的社會經濟，引人深思。
二、關于方法論
任何科學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論問題，可惜在區域經濟史的分析框架中，關于方法論問題的學術積累顯然不夠豐富。
目前看來，至少就宋代區域經濟史的研究而言，雖然其研究對象是跨學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歷史學的框架里面，主要是歷史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敘事與論理。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白描，試圖復原歷史，理論創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謂的“理論”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現象陳述之后的歸納與總結，缺少邏輯的檢驗。如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認為宋代生產力的不平衡發展表現在精耕細作的地區幾乎達到封建時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些地區脫穎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與陜西兩地經濟頑強的發展為例及人口增長率高的現象，試圖說明該時期北方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南方，因此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仍在北方。這些都只是通過對歷史現象的某一側面的敘述，從而歸納出一定的“理論”，卻缺乏整體的邏輯檢驗。例如對應該如何界定封建時代社會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見有理論性的討論：又程民生的論說，顯然只是就北方而論北方，未能從南北方整體比較出發來看問題。（2）具體與一般。沒有抽象就沒有科學，任何歷史首先都是具體的，但是作為歷史科學，在力圖描述歷史的具體性的同時，必須要有一般的抽象含義，否則，歷史分析將永遠沉淪于敘述過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區域經濟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現實啟示以及在更大區域范圍上的解釋能力。（3）假設與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傳統一直排斥假設，直至20世紀初，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開始青睞于實用主義。從一定的假設條件出發構建邏輯自洽的理論，再從歷史中尋找實證，比起在沒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對歷史時間的復原性描述而言更顯理論的魅力。在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中，應該通過借鑒實用主義方法論，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實的具體性而無法一般化闡述比較的困境。
在具體的研究方式上，近年來由于受新經濟史學的影響，為擺脫舊史學模式的束縛，區域經濟史研究開始主張用科學主義來規范史學的分析。如區域人口消長、生產增減、稅賦變化等許多問題，可采用數理統計，拋棄舉例式研究，以提高歷史結論的科學性、說服力。然而作為一種研究手段，這種計量史學的方法并不能包羅一切，盡管在形式上由于數理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擺脫歷史分析中的過分主觀的判斷，但事實上由于受資料的限制，統計通常很難達到高度精確的水平，只能對歷史運動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區域經濟的考察不約而同的走入了過分依賴統計數字的誤區，忽略了對歷史本身演進邏輯的思考，以至認識上有失偏頗。新經濟史家要想盡可能掌握歷史復雜的真實情況，就不能過份依賴他們的幾何學。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場革命，實際上它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法學、政治學和史學等一系列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制度經濟學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引導人們將制度因素作為考察經濟行為和績效的重要變量。如新經濟史學家R·托瑪斯和D·諾斯在研究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產業革命的四百多年興盛史時發現，不同的國家（地區）面對相同的經濟問題時，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導致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最為典型的是當面對戰爭所需的財政問題時，英國、荷蘭采取了不同于法國、西班牙的制度而導致了后來長達幾個世紀的興盛。制度經濟學的從制度層面尋找經濟發展根源的研究方法無疑對研究區域經濟史有巨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較好的結合了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具體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這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經濟學強調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尋找“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同時也是歷史學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釋“真實世界”的時候，必須運用一定的理論框架來加以分析和解釋，并從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檢驗的理論來（注：參見周其仁：《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科斯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及其在中國的實踐》，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號。）。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就是要在歷史的“真實世界”中尋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將事實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檢驗的理論來。
【關鍵詞】城鎮化；區域經濟；問題；發展
現如今的我國，在經濟發展方面投入了相當大的精力，不僅優化了整體的經濟發展狀況，更是加快了城鎮化的進程。而在城鎮化的推動下，城市與鄉鎮的經濟差距逐漸縮小，鄉村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獲得了普遍的提高。同時，城鎮化還使得我國的經濟開始走向平穩，不再是城市經濟遠遠高于其他地方，改變了以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狀況。并且，我國的城鎮化是一個現實而穩定的發展過程，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已然變得較為成熟，對國內整體經濟的發展起著最為核心的推動作用。但是，我國的城鎮化整體進程，在時代的不斷發展當中，也出現了一部分問題和不足之處，尤其是城鎮化后的區域經濟發展狀況，成為了干擾國內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一部分區域的整體城鎮化進程相對較快，而其他部分的則相對較為緩慢，但是它們的經濟制度往往是相同的。于是，不同區域內的工資狀況也出現了偏差，高經濟地域內的消費水平往往較高，相應的工資水平也十分高。但低經濟區域內，不僅工資較低，而且與高經濟區域有著明顯的經濟差異。并且，不同地方的經濟地域，往往會相互模仿彼此的經濟體系，比如有的地域內房地產經濟十分流行，而且較為火熱，整體的經濟姿態較高。而其他區域也會相應的進行模仿，著重發展房地產經濟，但是很快便發現房地產經濟根本不適合當地的實際狀況，難以獲得有效的發展。因而當地的經濟發展速度便迅速下降，區域經濟也不再那么明顯。
一、城鎮化后的區域經濟現象分析
（一）城鎮的人口不斷上升
在國家大力推動城鎮化的發展之后，我國城鎮的人口迅速上漲，停留在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急速銳減，一些時候，鄉村幾乎成為了無人問津的區域，整體的發展走勢十分艱難，而經濟的發展速度也較為緩慢。雖然鄉村也面臨著城鎮化的機遇，但是其經濟基礎十分的差，無法在短時間內迅速提高自身的經濟水平。同時，很多鄉村盲目的進行城鎮化發展，開始學習城鎮化內的一切經濟模式，但是城鎮的經濟模式開展，需要有較高的經濟基礎支撐，失去了經濟基礎，所開展的經濟模式已然沒有絲毫的意義。并且，鄉村的經濟發展需要打造出自己的特色，如果盲目一味的跟從城鎮的經濟體系，不僅換不來經濟的有效提升，還會使得整體經濟質量迅速下降。城鎮化之后，城鎮的人口迅速上升，他們無疑是城鎮區域經濟的帶動者。有了人口的擴張，城市的消費水平獲得了整體的提高，所形成的勞動力系統也更加的龐大。但是其中也產生了一定的問題，比如經過城鎮化的不斷擴大，很多地域內的基礎公眾設施已然難以滿足人口增長的實際需求，而且如醫療一類的公眾設施，首先都必須有一定的經濟作為基礎，伴隨著人口的增長需要進行迅速的擴張，但是公眾設施是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無法在短期內實現迅速的優化，因而給國家的公眾服務形成了很大的壓力。
（二）城鄉一體化進程的推進
城鎮化的開展，無疑推進了我國城鄉一體化進程，同時縮短了城市經濟與鄉村經濟的距離。但是，城鎮化的開展，卻是片面性的，不同區域內的城鎮化水平有著明顯的差異，而對于這些城鎮化內容，如果不能加以合理的優化，將會影響到整體的經濟發展效率。比如，以北京、上海一類的城市為例，他們的城市化水平已然具有相當高的水準，而周邊的小鄉村也在城市化范圍的不斷擴大中，被完全的覆蓋，成為城市的一部分，整體的經濟也迅速涌入飛快的發展狀態中。但是，依舊有一部分山區的鄉村，由于距離城市相對較遠，它們的發展速度十分緩慢，即使在城鎮化進程的引導下，整體的發展速度也并沒有較大的提升。而且，這些鄉村的經濟發展，不同于其他區域內的鄉村，它們無法找到較多的消費人群，而且其中的青壯年往往都選擇了進入城市打工，剩下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殘，他們的勞動力十分的低，根本無法迎合當前時代經濟發展的主體需求。而且，城鄉一體化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需要以經濟特色作為基礎，如果鄉村的城鎮化進程，始終跟隨著城市的步伐去走，并不會有太大的突破，整體的經濟效益也只能保持較低的水平。
（三）區域經濟片面化過于嚴重
在城鎮化的迅速發展當中，衍生出了相當多的區域經濟，區域經濟是我國著重發展的經濟內容之一，但也是國內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表現。我國的區域經濟，指的是一部分經濟基礎較為優秀的區域，在城鎮化的沖擊下，得到了相當迅猛的發展，融入了城鎮化當中。而很多經濟基礎較為薄弱的區域，即使有了城鎮化的引導整體的城鎮化水平也并不是那么優秀，該片區域無論在經濟水平上，還是在經濟質量上，都與經濟實力較厚的區域，有著明顯的差距。同時，國內城鎮化的進程，不同區域內的發展速度也是不同的，很多城鎮的發展速度十分緩慢，經常難以適合當前時代的具體需求。而且，城鎮化拉近了城市和鄉鎮的距離，但是所表現出來的經濟卻是一種區域化的狀態，僅僅是一部分區域內的經濟水平差距被縮小，而與其他地域的城鎮化經濟水平卻有著本質上的區域。這也是導致當前城鎮化進程十分不穩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城鎮化后的區域經濟優化策略探討
（一）加快^域經濟改革步伐
伴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我國的區域經濟得到了全面的發展，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的經濟水平有了整體性的提高，并且相當多的經濟主體已然走出了國門，開始走向世界。但是當前區域經濟也面臨許多的壓力和挑戰，尤其是國外企業，直接對國內經濟形成了直接的挑戰，如果無法對這部分挑戰加以合理的應對，將會整體性的影響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質量。為了改善這樣的狀況，我國可以在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加快區域經濟的改革步伐，迎合當前社會的實際發展需求，形成最為科學實際的經濟發展體系。在區域經濟的改革上，我國可以重點選擇一些內容進行優化，尤其是區域經濟內的經濟特色，大力建設基礎的公眾服務設施，使得人們的基礎生活水平得到有力的保障。對于不同的區域經濟而言，如果沒有區域經濟的特色可言，十分容易被社會所拋棄，整體的城鎮化經濟發展水平也會迅速的降低。為了形成區域經濟的特色，政府應當著重分析當地的實際經濟狀況，選擇最為合理科學的經濟內容，比如基礎的餐飲和旅游經濟，并進行多方面的改革和創新，進而使得區域經濟的整體效益獲得全面的上升。在區域經濟的改革過程中，政府應當起著引導的作用，而不是完全的進行管理。同時，區域經濟的發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政府不應該過于著急，而應當嘗試給予區域企業一些發展的契機，使得整體的經濟水平得到全面優化。
（二）加強區域之間的聯系
我國的城鎮化進程，雖然縮小了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經濟差距，但是僅僅針對部分區域而言，有相當多的區域，整體的經濟走勢并不是那么完善，經常與其他城鎮化區域有著明顯的差距。而且城鎮化的整體水平，在不同的區域所表現出來的狀況也是不同得，一部分區域內的城鎮化水平較為優越，而另一部分的城鎮化水平則十分的低下。之所以產生這樣的差距，與這些區域之間沒有較好的聯系有著最為直接的關系。對于城鎮化而言，它的主要目的是促進國內經濟的平穩運行，使得我國的經濟狀態處于較為優越的狀況。同時，它也是縮短城鄉經濟差距的主要措施，能夠直接影響到城鎮化經濟的最終質量。但是當前的狀況卻表明，城鎮化的經濟體系十分的不健全，經常難以迎合當前時代的具體需求，并且不同區域間的城鎮化水平有著明顯的差異。為了較好的改變這樣的狀況，政府應當嘗試加強這些區域之間的聯系，使得它們能夠對彼此的發展歷程形成一定的認知，并從中相互學習彼此的經驗和成長技巧。同時，城鎮化雖然是一個整體性的大工程，但是對于不同地域的效益是十分不同的，如果采用的引導策略和方法過于統一，將會整體性的影響城鎮化進程的進一步發展，同時也不利于區域經濟的自我發展。為此，政府應當根據不同的區域，選擇最為完善的經濟優化方法，進而實際科學的提升當地的經濟水平，使得國內的經濟呈現較為良好的發展狀態。
（三）給予鄉村較多的政策引導
當前國內的許多鄉村，雖然十分想要迎合城鎮化的發展趨勢，獲得全面的發展機遇，但是并沒有良好的經濟基礎，而且很難建立獨特的經濟特色，發展起來十分的不容易。于是，很快便與其他城鎮化后的鄉村有了明顯的差距，整體的經濟發展也出現了較多的問題。為了改變這樣的狀況，我國政府應當給予鄉村較多的政策引導，并對其中的經濟體系進行優化和完善，使其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能夠滿足當前時展的具體需求。同時，對于鄉村勞動力過于缺少的狀況，政府可以采取一定的福利政策，鼓勵大學生下鄉，從而通過新知識分子的力量，實現對鄉村經濟的進一步優化。此外，對于鄉村內的發展，政府不可以鼓勵企業一味的模仿周邊的城鎮，畢竟城鎮有著一定的經濟特色作為基礎，而鄉村的經濟，如果完全的按照城市M行發展，將會影響最終的城市建設質量。
結束語
總而言之，城鎮化后的區域經濟發展，雖然獲得了一定的優化和發展，但是整體的進程并不是那么完善，依然出現了較多的經濟問題。而我國必然需要對這些問題和挑戰，采取最為合適的經濟政策和實踐策略，最為實際的提升區域經濟效益，進而促進城鎮化經濟的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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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經濟發展;指標體系;評價
中圖分類號:F1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9)05-0037-04
引言
區域經濟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準確、全面地反映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客觀衡量經濟發展進程的統計數據是當地政府制定區域經濟發展規劃的重要依據。科學的區域經濟發展指標體系,可以為人們準確地了解和認識區域經濟發展提供可以量化的判別、評價標準,為客觀地衡量區域經濟發展進程、為各級領導和政府部門制定科學規劃與決策提供重要參考。因此,選擇或建立一套系統的、科學的衡量區域域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有著顯著的必要性。近幾年來,國內外學者對經濟指標體系的研究頗有成果。本文主要分析區域經濟發展指標體系及其在區域經濟研究中的作用,回顧區域經濟發展指標體系的相關研究,對衡量區域經濟發展的指標體系進行分析、評價和總結,探討各種指標分析體系和方法的優劣點,以期對構建更為科學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提供一定啟迪,為能夠全面、準確地考察區域經濟狀況和發展變化規律,以及科學評價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提供衡量標準和依據,為促進區域經濟持續發展提供理論與技術支持,為那些對區域經濟研究感興趣的學者提供有意義的參考,也為后來的研究者根據區域發展實際選取合適的分析、評價指標體系和方法提供有益參考。
本文下面部分的結構安排主要由區域經濟發展指標體系的作用、對已有區域經濟發展指標體系研究的回顧、綜合分析和總結評述四部分組成。
1.區域經濟發展指標體系的作用
指標是反映實際存在的社會經濟現象總體特征的概念,是一定社會經濟范疇的具體表現,一般由指標名稱和數值兩部分構成。指標體系是描述和評價某種事物的可量度參數的集合,具有描述、評價和預警導向功能。區域經濟發展指標體系是直接反映區域經濟發展狀況的可量度參數的集合,是綜合反映區域經濟發展狀況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一系列相互聯系的指標構成的有機整體。它既是對區域經濟發展狀況進行綜合評價的標準和依據,又是制定區域經濟發展決策的前提和基礎,其主要作用可概括為以下幾點。
1.1 區域經濟發展指標體系是評價區域經濟發展質量狀況的主要依據
指標體系是測定區域經濟發展變化的標尺,是綜合評價區域經濟發展階段、發展程度、發展質量的重要依據。由于區域經濟發展的綜合性、復雜性,由多維度、多層次、多方面的指標組成的指標體系,能夠從不同側面、不同領域客觀、具體地反映和評判區經濟發展狀況,進而指導區域發展實踐活動。
1.2 區域經濟發展指標體系是正確制定區域經濟發展決策的重要前提和參數
區域經濟發展指標體系可以使決策者關注與區域經濟發展相關的關鍵問題和優先發展領域,掌握這些問題的狀態和進展情況;可以引導政策制定者和決策者在制定各項政策和決策時,能夠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或按可持續發展的原則辦事,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使各項政策相互協調,保證不偏離科學發展的軌道;還可以使政策決策或制定者根據指標體系反映的區域經濟發展情況、相關政策實施效果和區域經濟發展進程反饋的信息及時地評估政策的正確性和有效性,進而改進或調整發展區域經濟的政策。
1.3 區域經濟發展指標體系具有導向作用
指標體系既是測定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標桿,也是引領區域經濟發展的杠桿。標桿的主要功能是導向,其導向作用主要表現為:
1.3.1 引導作用。科學、全面、可行、量化的指標體系展示了一個可操作、可衡量、看得見的具體指數乃至形態,在實踐中有著很強的引領和指導作用。如,山西省在2007年就采用新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指標體系,用于指導、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再如國家統計局制定的我國全面小康的指標體系主要包括了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生活質量、民主法制、科教文衛、資源環境等六大類指標;江蘇省制定的全面小康的指標體系包括經濟發展、人民生活、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四大類18項25個主要指標。這些指標不僅描繪了全面小康的形象,也引領不同區域的人們比照具體指標建設區域全面小康。同樣,區域經濟發展指標體系也為確立人們區域經濟發展的理念和具體要求起到引導和激勵作用。
1.3.2 激勵作用。區域經濟綜合發展指標體系是包括經濟、社會、生活、環境等各類發展指標的系統化。為了全面達標,促使各級政府努力轉變職能,從單純抓經濟轉變為統籌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激勵各級政府通過指標體系把區域經濟發展目標具體化、項目化,一項一項對照落實,按照既定時序,扎扎實實推進區域經濟全面發展。
1.3.3 促進作用。區域經濟發展指標體系可以簡化和改進社會各界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了解,促進社會各界對區域經濟發展的相關計劃和行動的共同理解,并采取比較一致的積極態度和行動。
1.3.4 預警導向作用。區域經濟發展指標體系能夠如實反映出區域經濟綜合發展情況和相關政策的實施效果,使人們隨時掌握區域經濟的發展進程,提醒人們該努力做什么,不該做什么;同時它又是決策者和管理者的調控工具或預警手段之一。通過指標體系序列,決策者和管理者可以預測和掌握區域經濟發展態勢和未來走向,有針對性地進行政策調控或系統結構的調整。
1.4 區域經濟發展指標體系也為區域發展理論研究開辟了廣闊空間
區域經濟發展研究是一項融理論指導與實踐操作于一體的工作,它要求建立的指標既要有完備的理論指導,又要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對區域經濟發展的研究不可能僅停留在某一理論層次,要用理論指導實踐,在實踐中發展理論,在定性分析的基礎上,建立一套客觀的指標體系,來定量地刻畫、反映復雜多變的區域經濟發展系統,指導實際工作,預測未來發展走向,只有這樣,才能為區域發展理論的研究開辟更廣闊的空間,推動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
總之,科學的區域經濟發展指標體系以比較明了的方式,比較全面地向人們提供被評價區域經濟發展的變化過程,能更加全面、準確地考察區域經濟狀況和發展變化規律,不僅為綜合評價區域經濟發展狀況提供衡量標準,也為提高區域經濟發展績效,實現區域經濟持續發展提供理論與技術支持,對人們樹立區域發展新理念、轉變政府職能具有導向作用、激勵作用、促進作用、預警作用,現實中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2.對區域經濟發展指標體系的已有研究
區域經濟發展是一個綜合、系統性范疇。從橫向上看,它是指一個地區一定時期內經濟社會各方面的綜合發展狀況;從縱向上看,它表現為該地區經濟發展的潛力和可持續發展的可能性。所以度量或評價區域經濟發展狀況需要考慮的因素很多――經濟、社會、科技、文化、生活、環境與社會和諧、居民幸福指數等多方面因素都要考慮進來。現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區域經濟差異及協調發展的研究以及對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兩個方面。
2.1 對區域經濟差異和協調發展的指標體系研究
隨著我國區域經濟差距的拉大,對區域經濟差距研究的重要性也愈來愈突出,研究數量較多,下面就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
成果進行簡要歸納,見表1。
從以上的歸納和分析可以看出,對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研究數量雖然很多;但其主要的研究思路和思想卻不盡相同;研究主體多樣,從對某個區縣的研究(汪波、方麗,2004)到對整個國家的研究(胡細銀,1991、韓兆洲,2000等);所選指標涉及經濟、貿易、科教文衛、環境、基礎設施、人口、就業、科技、自然資源、居民生活質量等多個方面;而指標權重的確定也方法多樣,比如主成分分析、Delphi方法等。
2.2 對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指標體系研究
對于可持續發展的指標主要有以下幾種,即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指標體系、聯合國環境問題科學委員會的指標體系、世界銀行的指標體系、美、英的指標體系以及我國國家統計局與中國21世紀議程管理中心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等。具體見表2。
以上幾種分析方法各有優缺點,比如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指標數過多,而我國國家統計局的方法選取的指標彼此之間的重疊性很強等。
2.3 小結
通過上面對文獻的分析和總結,我們可以得到如下一些發現:
其一,不同的研究者所采用的具體指標是不一樣的。
其二,不同研究者所采用的具體的指標體系構建方法也是不一樣的。
其三,雖然存在上述不同,但是他們建立指標體系的一般步驟還是類似的:首先根據研究和以前的研究成果選取主要關注的指標類;再是選取具體指標之后確定指標的分析方法,比如主成分分析方法、聚類分析方法、回歸分析方法、層次分析法等;最后是選擇合適權重來綜合所選的細類指標,得到最后的評價指標。
3.對區域經濟發展指標體系的分析和評論
3.1 區域經濟發展指標體系存在的問題
盡管目前對區域經濟發展指標體系的研究數量不少,但是就其本身而言還是存在一些問題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指標數量大,內容龐雜,比如表1中有些研究曾采用300個初始指標。
其二,雖然指標體系龐大,但是指標選取的隨意性和某些重要因素的可衡量性比較弱,從而導致指標體系對所研究的問題覆蓋不全。
其三,缺乏科學有效的定量篩選方法。在具體研究中,研究者的主觀意識往往起到很大的影響力,即便是那些采用了較多的較規范的統計方法的文章也存在這些問題。
其四,指標信息重疊問題嚴重。現實中某地區的經濟社會環境等發展往往是高度相關的,再細分到每一個子系統內部,其相關性就更加高了。雖然這可以通過采用某些統計方法(比如主成分分析法)來改善,但是終歸是不完善的。
其五,指標權重的確定隨意性強。在選定具體的指標集合之后,需要確定不同指標的權重,現實中由于指標數量比較大,不同指標之間的信息重疊嚴重,從而導致研究者對不同指標給定權重存在很大的隨意性,導致結果在某種程度上存在非科學性。
其六,評價方法越來越復雜,經濟直覺越來越弱,某種程度上限制了方法的應用和推廣。
其七,評價體系不能很好的考慮單個經濟體的特殊性,比如某個因素可能對某地區特別重要,而對其他地區則并不重要等。筆者認為在做具體研究的時候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要根據實際情況采用合適的指標體系和構建方法。不同的區域以及在區域發展的不同階段,在構建區域可持續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時,重點和階段目標不可能完全一致。根據構建指標體系的動態發展原則,需要因地制宜、因時而異地進行指標體系的構建工作。在構建時要盡量遵循上面說論述的原則,客觀的科學的進行分析和評價。
其八,某些研究忽略了對投入的衡量。區域經濟發展不僅取決于其產出如何,也取決于其投入的多少,比如我國的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方式消耗巨大的能源、污染環境,如果在最后評價區域經濟的發展狀況的時候只考慮GDP、人均收入等產出指標,勢必會造成偏差。
其九,某些研究忽略了社會、經濟、環境、資源等幾個子系統之間的相關關系。資源和環境承載力、經濟發展與環境破壞、社會發展與生態損失、宏觀政策保證、法律和法規等制度建設等協調度指標都會影響整個社會經濟系統的可持續性和長期發展,在評價區域經濟發展時需要加以考慮(余丹林,1998)。
3.2 區域經濟發展指標體系選取存在分歧的原因
對區域經濟發展指標體系的選取和建立之所以出現這么多的問題和分歧,歸根結底是由于幾個方面:第一是客觀條件所限制。由于實際處理問題時需要考慮數據的可得性,而不同范圍的區域在數據統計上是存在差異的,這就導致對不同大小的區域進行分析時要根據數據可得性和研究的規范性和準確性之間做一個折中。第二是問題本身的復雜性。經濟體系是系統性的、多方面的,是復雜的。它不僅涉及經濟、社會、環境,還涉及科教文衛等各個方面,而很多指標是無法準確衡量的,所以研究者需要根據自己的判斷來選擇合適的可測量指標來近似表征所要研究的事物。第三點是各種不同的研究所遵循的建立區域經濟發展指標體系的原則存在差異。
3.3 小結
總之,之所以對區域經濟發展的指標體系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就是因為該指標體系需要考慮的因素眾多,從而導致其無法完全的兼顧所有的方面。筆者認為,一是區域經濟發展的指標體系的構建需要盡量兼顧和綜合考慮一些基本的原則。具體應遵循系統全面性、簡明科學性、實用可操作性、可測可比性、發展創新性、合理和諧性、可持續性等原則。二是所要選擇的區域經濟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應能比較全面和系統地反映了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情況。既突出中心和重點,又兼顧一般;既關注經濟增長,又關注社會進步;既關注經濟總量和速度,又關注經濟發展質量及資源、環境的保護;既關注行業、部門和企業,又關注城鄉居民個體,是一個綜合性強、涵蓋面廣、力求將經濟增長、社會發展、環境保護、資源節約、人民福祉等結合起來、兼顧經濟、社會、生態和人全面發展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也是評價區域經濟的可行性指標體系。三是要將區域經濟看作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來綜合研究其整體結構、動態過程、有機協調等(喬家俊,許萍,王宜曉,2002)。只有這樣才能真實、科學反映出一個地區的實際情況。
4.結論
對區域經濟發展指標的評價體系的研究很多,但是至今為止并沒有一個得到大家認可的評價體系出現。現有的主要分析方法受學者本身自己的觀點和看法,以及所研究的問題的影響都很嚴重,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不同研究和不同學者之間的研究的可比性,也限制了對研究成果的推廣。本文主要回顧了已有的對區域經濟發展指標體系的研究文獻,并對其進行了簡單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問題和建議。簡而言之,筆者覺得要想建立科學的區域經濟發展指標體系必須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則,指標選取不能太過隨意,對區域經濟發展的指標體系的建立和分析應該科學而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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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關中天水經濟區統籌科技資源科技計劃
建設統籌科技資源改革示范基地,是國家在實施《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中賦予我省的一項重要任務和重大機遇。統籌科技資源,是國務院在批復的所有經濟區發展規劃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從關中─天水經濟區的實際看,尤其是關中地區,其科技資源優勢突出,但由于體制等原因,科技實際貢獻能力并不理想,寄希望于通過對科技資源的統籌整合和優化配置,提升自主創新能力,使這里最終成為具有較強核心競爭能力的戰略高地,進一步提升科技對經濟社會的支撐引領作用,示范輻射作用,實現率先發展,促進區域可持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統籌科技資源改革是關天經濟區建設的活力和發展的動力源泉
1.1統籌科技資源的內涵
“科技資源”的內涵,從內容上看,是科技人才、科技活動資金、科學研究實驗(試驗)裝備、科技信息等要素的集合,或者也包括科技組織資源;而從體系結構看,包括科學與技術所形成的堅實核心、專業技能系統、技術市場、制度界面等。“統籌科技資源”是促進公共科技領域中科技資源的共享與合作,實現科技資源高效配置,促進國家或區域創新系統中知識和信息的高效生產和流動,強調的是促進科技資源的共享與合作,促進知識和信息的高效生產與流動,最終目標是實現科技資源的優化配置。統籌科技資源與科技資源配置的差別在于統籌科技資源主要依賴于政府干預,而科技資源配置還要包括市場化的配置方式。目前,我省科技資源配置存在許多問題,說明科技資源配置效率還比較低,需要通過優化配置予以改善,我認為比較適合我省當前發展的情況的配置方式,是加強政府在公共科技資源投入及其整合中的主導作用,并利用政府職能推動科技資源市場化配置,即通過科技資源整合實現優化配置。
1.2統籌科技資源是進一步提升科技對經濟社會的支撐引領作用,實現率先發展,促進區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首先,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決定經濟發展的核心競爭力,是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志,科技資源配置,是實現生產力創新提升的根本前提。進入21世紀,新科技革命迅猛發展,正孕育著新的重大突破,將深刻地改變經濟和社會的面貌。科學技術應用轉化的速度不斷加快,造就新的追趕和跨越機會。因此,要站在時代前列,迎接新科技革命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強化科技創新戰略,科技投資作為戰略性投資,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超前部署和發展前沿技術及戰略產業,實施重大科技計劃,著力增強創新能力和競爭力。其次,從“一高地、四基地”建設及相互聯系看,其中最具影響力和最有帶動作用的也首選統籌科技資源改革示范基地。只有在這個基地建設上取得突破,才能保證其他基地(高地)建設的成功實現。最后,從關中─天水經濟區的實際看,其科技資源優勢突出,但由于體制等原因,科技實際貢獻能力并不理想。通過對科技資源的統籌整合和優化配置,提升自主創新能力,使這里最終成為具有較強核心競爭能力的戰略高地。
2關中-天水區域科技資源存在的問題
(1)從科技資源來看,西安是西北地區科教資源最為雄厚的地區,高度集中,擁有76所大學,80多萬在校大學生,3000多個科研院所,94個國家重點實驗室,西安擁有一批達到國際水平的開放型實驗室和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一些尖端技術在國內處于領先地位。多種學科的基礎理論、應用研究和專利轉化成效顯著,科技進步對西安經濟增長的貢獻率2009年已達53%,西安綜合科技實力居全國第三。形成了在國內舉足輕重、在亞洲頗具影響的教育科技綜合實力。而關天區域的其它地區科技資源配置則相對較弱,創新能力弱。
(2)由于中央與地方條塊分割、軍工與民企分屬管理,以及產、學、研之間關系不協調等體制性原因,致使陜西省整體上的科技優勢,一直未能得以充分展現。因而,“統籌科技資源改革”,應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切實解決好“中轉省”、“民”、“研轉產”的問題。
(3)根據目前的現狀,統籌科技資源改革示范基地建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二元”問題。第一個“二元”是資源上的二元,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問題。一些資源是中央政府控制,一些由地方政府控制;一些是以中央企業為代表的科技資源,而另一些則是以地方企業為代表的科技資源。高校也具有兩重性,即地方政府高校和中央部屬高校。第二個“二元”是如何形成科學和技術的統籌。第三個“二元”是資本投入和勞動投入的二元。
總的來說,就是在科技和資本所有屬性下,以中央企業和中央高校、地方企業和民辦高校所表現出來的二元化,資本投入和勞動投入的二元,科學和技術的二元化。如何將二元轉化為一元的過程,解決統籌科技資源的問題。
(4)科技資源統籌乏力。科技資源配置具有濃厚的部門特色,難以發揮科技系統整體優化功能,分散大于集成,致使相關部門對科技資源不能統籌管理,從而導致科技資源沒有得到有效配置。
3建立長期科技規劃和年度科技計劃制度,統籌科技資源
3.1科技計劃在統籌科技資源中的作用
政府在科技資源整合中的干預手段通常有兩種:一是通過科技政策、法規,二是通過科技計劃。科技計劃是為實現科技發展目標而設計的和策劃的、在相應的條件下組織實施的行動方案,在科技資源整合中的表現如下:
(1)科技計劃具有科學性和前瞻性。科技計劃是在科學技術的探討論證的基礎上,結合當前或未來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經專家確定的科技發展行動方案,具有科學性和前瞻性,使它容易成為科技發展的共同愿景,因而對科技資源的統一利用具有指導性和號召力。
(2)科技計劃需兼顧科技發展與社會發展的需求。為使有限的科技資源充分發揮效力,并使科技進步為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服務,在確定發展任務時,需要綜合考慮科學發展的需求和希望通過科技進步解決的社會、經濟問題,以便集中資源解決最迫切、最重要的問題,需求壓力本身客觀上促使科技計劃必須重視科技資源的整合和優化配置。
(3)科技計劃采取增量帶動存量,滾動發展的方式。科技計劃制定之前首先是對原有科技資源進行調研,在對存量充分衡量之后,確定追加投入的數量;科技計劃在立項過程中,也要審核申請者已有的的科技資源和科研實力。通過增量投入引發存量部分的再配置,既利于充分發揮存量的效力,也利于整合和優化配置科技資源。
(4)科技計劃擁有一套全面系統的規劃利用科技資源的工具。科技計劃由目標定位、期限、范圍、支撐手段、組織管理模式、績效評估等諸要素組成,能以比較完備、成熟的方式規劃利用科技資源,其中包括:第一以課題為中心、以課題組為基本活動單位,允許跨專業、行業、單位、區域擇優聘用研究人員,這是它能夠實現跨專業、行業、單位、區域地整合科技資源;第二能通過資金聯合、計劃間的協作、申請條件限制等方法,促進各種科技合作,并通過合作整合資源;第三能靈活確定和調整科技投入在研究階段、科研主體和產業技術上的比重,從而使科技資源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中試、試驗發展等研究階段,在科研機構、高等院校、企業等科研主體,在不同產業領域之間得到優化配置。(5)科技計劃能促使科技資源與社會、經濟資源整合。科技計劃通過推動產學研結合,推動科技為政府、為社會服務,促進科學家與社會的交流互動等方式,促使科技資源與社會、經濟、文化等其它資源結合,并使科技資源充分發揮效力。
3.2科技規劃和科技計劃管理申報制度
科技規劃、科技計劃項目是我國科研管理中的一個主要手段,針對我省科技資源的實際,應在基礎研究、應用開發、和成果轉化與產業化的科技活動的各階段上推出一系列的專項科技計劃,形成完善的科技計劃體系,促進經濟、科技和社會協調發展,發揮科技計劃體系不可替代的作用。
建設科研項目管理制度,包括項目立項管理、實施管理以及結題驗收管理知識產權管理等,形成科技管理體系的保障政策與法規、信息服務系統。進而通過項目帶動促進科技資源優化整合,并使其成為一項不斷推進、長久堅持,與國民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相配套的建設任務。
4解決統籌科技資源體系中存在問題的對策及幾點建議
4.1以建立科技報告體系為起點,推動科技計劃項目的科學化管理
由于科技報告在科技計劃項目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建議以建立科技報告體系為突破口來啟動科技計劃管理,建立科技報告體系的具體建議有:研究提出我省科技報告管理體系工作制度及保障政策與法規,構建科技報告管理工作流程,確定協調管理以及參與部門,單位的職責,以工作制度的形式體現。
整理關于科技報告制度的現有政策,研究擬建設的科技報告管理體系是否與當前的知識產權,保密等政策,法規存在沖突,提出協調機制,補充出臺保障科學技術報告管理體系的管理政策或法規。
4.2建立科技計劃項目的全過程管理平臺
(1)建立“一站式”的網絡化科技計劃項目管理系統,依靠該系統,科研人員可以通過統一的門戶登錄并提交各類申報材料;在項目執行中,科研人員可以根據項目的要求提交各類過程管理文件,項目驗收結束后,提交的成果性文件將直接形成為科技報告資料庫中的相關檔案。各類計劃項目管理人員在組織項目的申報、評審、過程管理、驗收、推廣等環節中,均可以利用這個平臺來進行網絡化的流程管理,效率可望及大的提高。同時通過該平臺,社會公眾能有機會參與到科技計劃項目管理的有關環節。
(2)建立基于科技計劃項目管理信息的決策支持系統。該系統應能及時、快捷地提供通過平臺而得到各類統計數據,組織專家對這些數據和資料進行分析和深度挖掘,通過定期總結,完成科研項目經費使用、省對科技的投入和產出、科技項目領域和行業分布情況等信息研究報告,直接為相關政策法規和管理制度的出臺提供決策支持,便于統籌科技資源。
4.3健全區域創新服務體系
(1)建立區域創新服務平臺,結合科技基礎條件平臺建設,構建一個適應區域經濟發展的創新服務平臺,平臺通過信息技術和現代化網絡技術充分整合區域內企業、高校和政府以及國內外的資源,實現資源共享和專供服務。
(2)健全創新服務機構。科技創新服務機構是區域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科技創新服務機構須圍繞區域優勢產業、特色產業和區域科技先導型產業,提供技術檢測、技術轉移、技術培訓、創業孵化、科技咨詢、競爭情報等服務。加強信息共享和建立良好的協作機制,加速知識擴散,以提高成果轉化率。
4.4通過科技計劃整合跨專業、行業、地區的資源
(1)在同一科技計劃內實現跨專業、行業、地區科技資源整合,需要設置多元化的投入目標體系,通過目標分解使科技計劃滲透到各個行業,專業和地區,再通過統一的資助原則、資助領域、資助區域等實現各目標之間的協作。這種按行業劃分的方法,就可以實現跨專業、跨機構、甚至跨地區集中人才資源、試驗裝備的整合效果。
(2)利用科技計劃體系進行資源整合
利用科技計劃整合科技資源、就是把一個復雜的科技資源整合目標分解成多個子目標,然后針對各個子目標分別制訂科技計劃,并使各子計劃之間在功能上相互協調與促進,在內容、規則上相互銜接或配合,制訂科技計劃體系包括以下兩種情況:建立跨行業整合科技資源的科技計劃體系,建立跨地區整合科技資源的科技計劃體系。
通過科技計劃、項目使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開發等類型研究既相互分離,又相互協調和促進。
4.5構建共享科技資源的政策法律支撐體系
(1)為使科技資源共享立法更容易進行,在立法規劃編制過程中,要把握兩個基本思路:一是在立法規劃核心法的定位上應遵循“先易后難”立法路徑,一步一步推進立法,成熟一項,制定一項,二是在立法規劃核心內容的界定上應遵循“增量建制”的立法思路,在現有利益增長格局以外,創設一個新的利益增長點,以求在立法建制的過程中不斷加大科技資源共享總量,擴大可供在各個利益集團間進行分配的份額,把改革成本和風險控制在盡可能小的程度上,獲得最大限度的各方受益支持和法制上的持續性。
(2)政策框架
為保障科技資源共享法規建設的順利進行,需要多方構建科技資源共享法規建設的支持體系、在政策方面,需要確立自然科技資源共享過程中政府參與和扶持的指導思想,制訂有關科技資源共享強制性,傾斜性及綜合性政策,為科技資源共享法規則建設提供政策依據。
4.6合理配置科技資源,著力發展關中-天水經濟區區域比較優勢產業
產業結構趨同既造成地區間的過渡競爭,同時也造成資源(包括科技資源)配置的不協調及浪費,政府在制定區域的產業發展政策時,應該從比較優勢出發,主要是從該地區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或行業中產生,發揮比較優勢只是被動地適應資源稟賦特點,而創造競爭優勢則是主動地催生新的比較優勢或獲得動態比較優勢,競爭優勢是比較優勢和規模優勢及技術優勢的綜合,通過創新不斷創造新的競爭優勢,這樣才能保持優勢產業的持續發展。為此應加強戰略分析和長期規劃,重新評估發展的條件和發展目標,合理配置科技資源,制定科技計劃和規劃,特別是應當深入分析和研究到底有哪些優勢和劣勢,然后在些基礎上通過制定長期規劃,確定在支持和發展的重點領域。
5關中-天水區域統籌科技資源體系
關中-天水區域的科技資源共享與技術轉移活動是在一定的范圍內進行,活動本身即構成一個系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高新技術基地和企業是最主要的活動主體,產學研合作則是最主要的活動方式,為了促進該空間系統的科技合作與技術轉移的高效運行,有效的對策必然是一個系統。該對策系統在本質上是一個巨型綜合平臺,一個網絡化的系統,構成該系統的要素包括人才、資金、技術、政府、政策、體制、機制、法制、信息等,這些要素在系統內有機結合,密切聯系,高效有序,優化配置,自由流動,支持產學研合作,進而實現系統的目標,促進科技合作與技術轉移的高效運行,達到統籌科技資源的目的。
從長遠看,關中-天水經濟區科技資源共享體系的建設對該區域的創新發展需要持久的強力的支撐,整個區域達到區域科技經濟一體化,所有領域都在奔向一體化,區域科技資源共享的大合作大轉移必將成為制度,成為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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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對外開放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 view of the economy develops, the reg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henRuXing research, from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struc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economy since the main and so on several aspects, through the problem are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to some extent, promote in less developed areas county economy to the virtuous cycl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underdeveloped reg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y structure to the world
中圖分類號：D912.2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大力發展縣域城經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城鄉、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戰略部署，也是逐步解決城鄉二元結構長期東部沿海地區發展較快，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縣域經濟水平低，這就要求中西部欠發發達的地區找到縣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發揮比較優勢和后發優勢，把縣域經濟搞上去。
一、經濟欠發達地區縣域經濟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1、經濟發展水平低，整體競爭力弱。縣域經濟一般指在縣域行政區間范圍內或其經濟空間的一種區域經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縣域經濟有了較快發展，但是中西部地區縣域經濟迂腐是從經濟總量還是財政收入和整體競爭力上，都與東部發達地區存在較大差距。
2、經濟結構不合理，產業結構調整依然滯后。一直以來，經濟欠發達地區縣域經濟中的突出問題是經濟結構不合理，產業結構調整滯后，產業及產品結構升級緩慢。一般說來，中西部地區第一產業所占比重都比較高，而在第一產業中，傳統種植業仍然占據較大比重，優質高效農業、農業、生態農業近幾年雖然有所發展，但占經濟問題的畢生很小；第二產業優勢不突出，工業基礎薄弱，工業化水平低，規模經濟及現代高科技企業少之又少，缺乏技術含量高或市場占有率高的拳頭產呂，第三產業近年來比重有所提高，但是受第一、二產業現狀的制約，仍以傳統服務業為主，缺乏現代商流、物流、信息流等現代服務業。
3、經濟自主乏力，縣級轉正運轉困難。欠發達地區縣域經濟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經濟自主增長乏力，主要表現：一是縣域投資面臨困境。中西部地區自然資源相對東部豐富，但由于生產要素水平低，基礎設施落后吸引外資能力差，社會投資總額低。二是縣域工業發展水平低缺乏新的經濟增長點。縣域工業大多數是一些傳統工業，粗加工產品多，精加工產品少，大眾產品多，名牌產品少，市場活力明顯不足。欠發達地區縣域經濟落后的直接表現就是地方財政困難，縣組財政基本上是吃飯財政，財政收支缺口過大，導致地區人居環境差、待遇低，不僅難以吸引資金和人才，反而使本地人才大量外流。
二、推進欠發達地區縣域經濟發展的主要對策
1、以現存資源為依托，開展錯位競爭，打造特色產業。無數實踐證明，一個地區競爭優勢的的獲得關鍵在于自身優勢的認識和把握。因此，落后地區發展縣域經濟的戰略決策中，應始終注意自身的比較優勢。我們要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確立主導產業，實行重點開發，在資源優勢中培育地方特色，在傳統產品中篩選品牌，打造獨具特色的戰略產業和名牌產品。通過提倡一縣一業、一鄉一品，堅持一業為主，多元互補，進一步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要根據地區的特點，充分利用生態環境好、氣候獨特的優勢，發展特色農家業，積極開發綠色食品，創自己的品牌。打造特色產業一定要破除照搬模仿、盲目跟風、粗放加工的觀念誤區，樹立“不求其多，但求其特”，“不求其全，但求其精”的特色經濟新理念，提高特色經濟的競爭力，使特色經濟產業化、規模化、品牌化、上規模、上檔次、出效，從而帶動整體縣域經濟實現大發展。
2、以轉移農村勞動為為突破口，解決“三農”問題。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必然會引發農村勞動力由傳統農業部門向非農部門轉移，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的無以倫比已成為解決“三家”問題的關鍵所在，也是發展縣域經濟的關鍵所在。實踐證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成軾轉移不僅可以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穩定農村社會秩序，同時還可以培育一個新的較高層次消費群體，發對發展縣域經濟具有積極的意義。目前很多縣政府已經把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列入到議事日程，其主要做法是采取“標本兼治”的方針。“”治標“，冰是現組織好勞務輸出，通過加強勞務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的整體素質和職業技能。文化素質較低是阻礙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原因，勞動力文化程度越高，轉移到非家行業就業的比例也越高。同時通過鼓勵農民外出務工，使農民增長見識，開拓視野，學到技術，積累資金，為人口城鎮化建設準備物質條件和思想條件。”治本，就是進一步加大城鎮化建設力度，促進農村人口向城鎮有序轉移。要做好縣域和中心城鎮的民黯然規劃和建設，鼓勵民間資本以獨資合資、合作等方式參與城鎮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建設。加強縣級工業崁區建設，提高縣域產業聚集度。加快發展第三產業，增強城鎮綜合服務業，積極引導農民進鎮人區，發展餐飲、商貿、旅游、交通運輸等服務業，完善城鎮功能，發揮小城鎮地域性經濟、文化、商貿中心作用。“三農”問題的關鍵是農民問題，只有湖海農民，把農民問題解決了，縣域經濟才會健康快速發展。
3、優化農業內部結構，建成優質農副產品基地。在農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上，要發市場為導向，以效益為中心，推動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實現由單一的種植型農業向種植、養殖、加工并進的復合型農業的飛躍。在種植業結構上，調整市場前景好經濟效益好、有發展前途的經濟作物、飲料作物種植比例，大力發展高經濟作物。在養殖業結構上，穩定畜禽生產，大力發展優質牛羊業，養殖業的內部結構調整要適應市場需求，不能盲目發展，在上一人項目前應做好市場調查。在油、瓜、果等區域特色農業。在農副產品渾圓工方面有所突破，走產加銷、貿工農一體化的發展道路，實現農業的立體發展。近年來朝陽縣非常重視農業產業化基地在發展壯大，必將為農業的展起到推動作用。
4、加大對外開放，利用好版次。目前東部地區經濟已經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階段，土地、人力要素成本大幅上升，東部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業為了降低成本，開始大量西進尋找商機。欠發達地區要在東部產業轉移中搶占“地利”先機，盡可能引進更多的東部民間投資。落后地區由于缺乏資金，要想走出困境，就必須對外開放。在招商引資
引進項目上，要杜絕追求短期經濟效益、急功近利破壞環境、浪費資源犧牲子孫后代利益為代價求得眼前發展和一進繁榮，堅決防止重復建設、低水平擴張、粗放經營等短期行為，樹立科學發展觀，實現經濟的全面、協調、可持續增長。
5、縣域經濟發展的投資環境亟待優化。相對于發達地區，欠發達地區縣域經濟還存在發展環境尚待優化的問題。一方面，體現在經濟“軟環境”上，縣域軟環境建設要向“執法就是罰款，管理就是收費“、”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等機關頑癥痼疾開刀，從改善行政環境、法制環境、信用環境和服務環境著手，以建立服務型政府為目標，使經濟發展的軟環境顯著改善。要切實搞好縣鄉機構改革，真正轉變政府職能；要依法行政；依法治縣；盡可能地湖海行政審批與收費；要打擊各種違法亂紀、違法經營、黑惡勢力等。這樣，縣域經濟”軟環境“改善才會有可觀的前景。另一方面，經濟的”硬環境“也亟待改善。要加大硬件設施的投資力度，加大對道路、能源、、水足、電足，為項目建設創造必要的硬設施。這樣才能留住資本、留住企業、留住人才，從而促進欠發達地區縣域經濟走向良性循環、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