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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核算 稅收征管 重要性 策略
財務核算是財務管理過程中的重要內容，在財務核算過程中應該要按照《稅收征管法》對單位發展過程中的各種財務項目進行核算。當前很多中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都沒有按照《稅收征管法》的要求對企業的財務情況進行核算，沒有建立健全總賬、明細賬、日記賬和其他的輔賬目，在財務管理過程中隨意設置賬簿，因此導致賬簿的記錄與實際財務情況之間不相符的現象出現。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財務核算基礎工作存在問題，在企業內部缺乏完善的內部財務制度，因此導致財務管理比較混亂，無法確保各種財務信息的真實性與準確性。
財務核算對稅收征管的重要性
（1）可以提高稅收監管力度
財務核算是企業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監督過程，是對企業的財務信息進行監管的重要途徑，盡管當前稅務對中小企業，尤其是一些個體私營企業的建賬督促力度不斷加大，但是稅務監控難度依然很大。在企業發展過程中加強財務核算過程，可以使得稅收征管力度不斷提高，對一些中小企業的記賬過程進行規范，從而確保稅收征管過程順利推進。另外，由于企業發展過程中的經營管理不斷改革與創新，企業存在的多面廣、經營范圍變化快的情況，因此導致稅務機關無法準確地把握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財務核算可以對這種情況進行有效規避，通過規范化的財務核算，對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的各種項目進行統計，從而能夠為稅務機關開展征稅工作提供充足的依據。
（2）強化稅務機關的作用
在當前的市場經濟環境背景下，企業的發展面臨的機遇和挑戰都不斷增大，由于市場經濟環境越來越復雜，稅務機關的作用反而被弱化，沒有產生足夠的威懾力，對稅收征管工作帶來一定影響。通過企業的財務核算，可以對稅務機關的作用進行強化，從而不斷提高稅務機關的工作水平。例如當前稅務機關存在任務和稽查力度不足的情況，我國的稅務稽查主要目標在重點行業和重點稅源上，對于一些中小企業的稅務稽查普遍采用管理部門的納稅評估，這種管理模式的缺陷比較大，為了提高稅務機關的稅收管理水平，必須要積極加強對成本核算工作的強化，通過及時的成本核算，對企業經營過程中產生的各種財會項目進行規范化記錄和管理，從而確保企業的納稅規范性。
財務核算存在的問題和對策
（1）財務核算存在的問題
第一，財務核算并沒有發揮其監管職能。財務核算是對企業的生產經營過程進行監督的過程，但是當前有的企業的會計人員綜合能力水平不高，一些企業的會計人員都是兼職的，他們沒有參與到企業的實際經營過程中，在會計記賬過程中也經常出現現金與銀行混淆、銷賬與掛賬不及時等問題，財務會計人員在財務核算過程中只是單純地對各種賬目進行核算，沒有對企業經營管理過程進行監督。
第二，財務核算不夠規范。在企業不斷發展過程中產生的賬目類型越來越多，賬目不夠健全、記賬方式不規范等，都是當前財務核算過程中的明顯問題。例如一些企業在賬目設置方面沒有根據稅務機關的要求進行規范化設置，設置的賬簿不完備，有的企業設置賬外賬，有的企業甚至沒有設置賬簿，因此導致企業經營過程中沒有成本、收入憑證，更無法根據企業的賬簿進行稅收核算。另外，有的企業在發展過程中，記賬的方式依舊是傳統的人工記賬，企業的賬目繁多，財務人員核算口徑與方式上存在較大差別，由于記錄方式的不規范，也會導致一些賬目缺失，最終導致財務核算與稅收核算工作比較混亂。
（2）財務核算管理策略
第一，加強對財務核算制度的建立與完善。在財務核算過程中必須要對財務核算工作進行規范，建立完善的核算管理制度，從而確保企業的財務核算工作可以規范、順利的完成。首先在企業內部應該要建立規范的財務管理制度，引導會計工作人員對企業經營管理過程中的各種賬目進行規范記錄，按照統一的規定對各種會計信息進行匯總，形成規范化的會計信息。其次，要加強財務人員與稅務人員的溝通管理，確保各種會計項目的真實有效，財務核算過程中一旦發現有任何疑問，都要及時與稅務人員進行溝通，找到問題的成因，并且積極進行解決。
第二，加強對財務核算工作的監督。在對企業的財務核算過程進行監督的過程中，稅務部門可以結合工商和財政部門加強對企業的財務和稅收核算管理，督促企業可以按照《稅務征管法》和企業財務制度要求，建立健全的財務管理制度，從而對企業的財會工作水平進行提升。其次，要不斷加強稅務中對財務核算的監管力度，通過完善監督部門的職責，使得稅務核算過程可以接受監督，確保稅務核算目標得到落實。
第三，提高企業會計人員的工作水平。在財務核算過程中要不斷提高會計人員的綜合能力水平，加強對會計人員的定期考核，一旦發現會計人員出現會計造假行為，要及時追究其相關責任，采取法律手段對會計人員的行為進行規范，提高財務核算工作的規范性。
綜上所述，財務核算是企業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內容，可以促進企業的財務會計工作更加規范，同時為稅收征管提供真實、有效的財會數據，在企業發展過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針對當前財務核算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必須要積極加強對財務核算工作制度的完善，并且要積極加強對財務核算工作的重視，加強宣傳，使得企業的財會人員能夠意識到財務核算的重要性，不斷提高財務核算水平，提高企業會計信息的質量，確保稅收征管工作順利推進，同時促進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
[1]李玉平.健全的財務核算對稅收征管的促進作用淺議[J].現代經濟信息，2015（15）
[2]陶林.試論健全財務核算對稅收征管的重要性[J].北方經貿，2011（05）
[3]劉永霞.企業財務核算對稅收征管的影響探索[J].城市建設理論研究：電子版，2014（22）
關鍵詞：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博弈論；新凱恩斯主義；體制轉換模型
中圖分類號：F810.2；F82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670（2014）05-0005-10
作為凱恩斯主義總量調控工具箱中最重要的備選工具，宏觀經濟政策理論研究長期假定，財政和貨幣政策工具由唯一的政策當局控制，用以實現彼此矛盾的增長、就業和物價等宏觀經濟目標。實踐中，財政貨幣政策的操作模式通常遵循如下原則：出現以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為基本特征的經濟衰退時，政府應擴大財政支出規模和貨幣供給水平，增加有效需求；出現以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為特征的通貨膨脹時，政府應減少財政支出規模和貨幣供給數量，減少有效需求。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央銀行獨立性程度越來越高，財政與貨幣當局權力劃分趨勢愈加明顯的政策實踐，凸顯聯合考慮財政貨幣政策并進而研究其交互作用的重要性。某種程度上，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渠道及運行機理，有助于深入理解財政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效應，指導財政和貨幣政策設計，并進而形成對宏觀經濟總量調控模式的有力支持。
一、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綜述
與依據財政和貨幣政策當局擴張或緊縮各自政策工具界定“積極”、“消極”財政貨幣政策的傳統研究范式不同，初期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從財政貨幣政策當局相互影響制約的政策行為角度，重新界定財政貨幣政策類型[1]，并集中于以特定類型財政貨幣政策組合為基礎的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兩方面。簡單地說，當財政和貨幣兩個政策當局中的一個可以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標而不被另一個政策當局政策行為約束時，其行為是積極的，而被約束政策當局行為則是消極的。在財政貨幣政策規則語境中，貨幣政策是積極（消極）的，當貨幣政策工具（通常為名義利率）對真實通貨膨脹偏離其目標水平的反應參數（或稱泰勒相關系數）大于（小于）1，也即名義利率對通貨膨脹的反應多于（小于）一對一時；財政政策是消極（積極）的，當財政政策工具（通常為總付稅率）對實際真實政府債務偏離其目標水平的反應參數大于（小于）穩態真實利率時。易言之，稅收對債務的反應超過真實利率時，財政政策是消極的，稅收不充分地對債務反應用以確保真實利率支付時，財政政策是積極的。
（一）突出積極貨幣政策和消極財政政策組合的泰勒規則
泰勒規則研究是20世紀90年代迅猛發展的宏觀經濟政策研究重要分支之一，并獲得作為宏觀經濟學標準推斷的常識性結論。概括而言，名義利率多于一對一地隨通貨膨脹上漲的泰勒規則有助于經濟穩定[2]，在大量常見模型中產生良好經濟績效；通貨膨脹率高且易變可能是由于中央銀行沒有遵守泰勒規則，從而價格水平不確定并受約束于自我實現預期[3]。值得注意的是，泰勒規則文獻通常出于便利基于積極貨幣和消極財政政策假定財政赤字（和/或稅收）針對真實政府債務變化強力反應，或更苛刻，政府預算在所有時間都是平衡的，Woodford（1994）和Sims（1994）稱其為“李嘉圖主義”財政政策體制。組合，假定簡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規則并研究貨幣和財政規則交互作用[4]，其對應的是歐洲貨幣聯盟諸國傾向于彼此脫節的財政貨幣政策實踐。根據Leeper[1]論述，貨幣和財政政策制定的聯合設計問題可被簡化為兩個遞歸解決的獨立問題：首先，與財政方面隔離開來，貨幣政策參數單獨決定局部均衡確定性條件，理由是貨幣當局僅應關心通貨膨脹穩定性，貨幣當局越獨立就越可信，并就更能成功降低并穩定通貨膨脹。其次，在確定貨幣均衡動態學的基礎上，財政政策是‘消極的’，使政府債務動態學以穩定方式演變。
政府不違背預算償付能力約束的李嘉圖等價假設下，泰勒規則理論和實證文獻都集中于與財政政策相隔絕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發揮作用的唯一渠道是總付稅（lump-sum tax）變化，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影響是傳統的貨幣主義和李嘉圖主義。由此，貨幣政策規則獲得廣泛深入研究，財政政策規則研究相對滯后：與貨幣政策泰勒規則相比，財政政策規則無法獲得令人滿意的實證結論，甚至不存在廣泛認同的簡單財政政策規則識別。原因在于：只有少數國家能獲得財政政策指標的可靠季度數據；宏觀經濟數據難以識別未預期的財政政策；自動穩定器的存在使相機抉擇財政政策反應的識別非常復雜[5]。明顯不對稱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規則分析，使得泰勒規則文獻框架中的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只能是初步的。
（二）突出消極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組合的價格水平財政理論研究
與泰勒規則文獻相反，價格水平財政理論[1，6]遵循一般均衡價格水平由以確保政府清償力為目標的財政和貨幣當局的政策行為組合決定的理論邏輯，探究積極財政政策規則下實現債務動態學確定性均衡所引發的一般均衡價格水平變化及決定。將確保政府跨期償付能力作為實現價格穩定性的前提意味著，不斷上漲的通貨膨脹壓力要求提高利率并承擔更高政府債務償還水平。因此，源于政府跨期預算約束與私人部門最優化條件結合，價格水平財政理論的關鍵就是處處成立動態均衡條件通常又被稱為政府跨期預算約束。Buiter（2002）認為，就所有正向價格序列而言，政府應選擇滿足約束的政策變量序列，Leeper & Yun（2005）則將合并的貨幣和財政當局視為選擇與均衡條件一致的政策變量序列。：全部名義政府債務（高能貨幣加未指數化債務）的真實價值等于扣除利息的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貼現現值。均衡動態條件影響均衡價格水平過程時，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廣泛存在于包括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動態模型，無論政府以本幣標值出售債務，如絕大多數OECD國家，還是發行真實債務，如指數化通貨膨脹或以外幣標值的國家。
引入收入稅和彈性勞動供給，Leeper等[7]在總付稅稟賦經濟和比例收入稅生產經濟模型中強調稅收的供給方面的效應，通過Slutsky-Hicks分解將稅收變化全部效應計算為替代效應、財富效應和資產再評價效應，前兩者是常見的，而第三種效應發生在稅收變化通過改變均衡價格水平并因而改變私人行為人持有發行在外名義政府債務真實價值時，給出價格水平財政理論的微觀經濟視角。通過發行名義政府債務為稅收削減融資如何影響通貨膨脹和價格水平，則取決于與均衡一致的當前和未來貨幣和財政政策如何對稅收削減反應的假設。扭曲性勞動收入稅情況下，稅率和政府預算間的跨期聯系產生對確定財化的經濟影響至關重要的兩條拉弗曲線：一是拉弗強調的常見高稅率抑制效應；一是財政理論獨有的，長期稅收增長總是提高主要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貼現現值時價格水平下降。稅收增加能降低或提高價格水平并且再評價效應可正可負，取決于經濟處于拉弗曲線的位置。若稅率足夠高，較高稅收可能降低主要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貼現現值并提高價格水平。因此，稅收長期增加提高還是降低價格水平取決于是否提高或降低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現值。
二、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的邏輯矛盾
初期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集中于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兩者共同的邏輯矛盾在于，遵循簡化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方便假設，基于特定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組合，具有有限的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渠道，未考慮財政和貨幣政策體制轉換。
（一）特定財政貨幣政策組合帶來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
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對應積極貨幣/消極財政以及消極貨幣/積極財政兩個政策組合，有力捕捉財政貨幣政策運行的兩種常見形態，但各國財政貨幣政策實踐都可能存在其他政策組合對應的時期。因此，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僅是財政貨幣政策實踐的片面和局部刻畫，而局限于特定政策組合的原因則是為滿足理性預期均衡存在性和唯一性的要求。若財政和貨幣政策都消極，則可能存在自我實現太陽黑子均衡，因而均衡不確定；若財政和貨幣政策都積極，則財政貨幣當局都不確保滿足政府預算約束，或因為違背債務橫截條件而不存在均衡，或因為債務產出比率無限上漲而不存在靜態均衡[1，8]。
（二）以簡化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方便假設為基礎
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都建立在簡化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方便假設基礎上。其中，最重要同時也影響最大的是與李嘉圖等價有關的理性消費者、無限期界和總付稅假設，故僅存在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比如，泰勒規則對應的政策組合主要考慮經濟的總量需求擾動，而未考慮稅收和債務政策的經濟供給方面擾動。為正規考慮政府債務、扭曲稅和資本積累等宏觀經濟變量的供給方面的宏觀經濟影響，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最新進展，為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改進研究方法和擴展影響因素，提供便利條件和基礎，并應體現在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理論和實證研究中。
（三）固定財政貨幣政策體制研究范式
初期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的另一突出特點是假定固定財政貨幣政策體制，這暗含著行為人總是預期當前財政貨幣政策體制持久不變，即使發生變化也完全是意外。長期以來，固定財政貨幣政策體制研究范式屢受挑戰。繼盧卡斯批判最早論證應根據體制轉換考慮政策變化后，Cooley等[9]也認為把政策行為和決策視為政策當局一勞永逸選擇的結果存在邏輯不一致性：若政策當局預期到體制正在發生變化，則體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體制變動的歷史，則私人行為人將為這些體制分配概率分布，并反映在行為人預期及其決策規則中。Hamilton[10]開創的馬爾科夫體制轉換模型方法解決了建模經濟體制結構性變化的技術難題，在過去的20多年里被廣泛應用并產生深遠影響。基于財政貨幣政策體制不斷發生變化的大量實證證據[3，11]，必須存在明確為體制變化建模的理論。可以預期，在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分析中嘗試引入體制轉換方法，將加深對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理解，并足以產生對現有研究構成挑戰的新結論。
三、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的博弈論方法及其實證研究
（一）財政貨幣當局博弈論方法的代表性觀點
【關鍵詞】高職院校；財稅金融；課程改革
財稅金融課程是高職院校經管類課程。目標是讓學生了解財政、稅收與金融方面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識，通過本課程的學習使學生掌握有關財稅與金融的實際操作常識和基本理論。通過本課程的學習，使學生能夠掌握財政與金融的基本知識和方法，了解財稅與金融的基本理論，了解宏觀經濟的運作。使學生們了解財政的產生和發展過程，掌握財政的概念、特征，理解公共產品的含義、特征以及市場失靈與公共財政的關系，掌握財政的職能。了解稅收的性質和特征；稅制構成要素以及稅收的分類；各稅種計征；了解我國稅收制度的演變。
1.課程實踐教學設計思路
該課程是依據經濟管理類專業人才所面向的職業崗位工作任務與職業能力而設置。本課程重點針對經濟管理類職業工作所要求的基本技能培養；充分考慮學生初次接觸財稅金融知識的實際情況，體現基于具體工作過程的課程設計理念，將本課程創設為五個實踐學習情境，即：實踐學習情境一：認識財政和宏觀財政體系；實踐學習情境二：進行財政收入和稅收計算；實踐學習情境三：財政支出與政府預算的學習和討論；實踐學習情境四：認識金融與金融市場；實踐學習情境五：進行宏觀金融管理。本課程圍繞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目標和培養規格的要求，以培養學生的職業素質為主線，按照經濟管理類職業工作的過程，依據會具體工作任務與職業能力分析設置。打破了傳統的理論教學模式，緊緊圍繞完成工作任務的需要選擇課程內容；打破了以“了解”、“掌握”為特征設定的學科型課程目標，從“工作任務與職業能力”出發，設定職業能力培養目標；打破了傳統的知識傳授模式，以學習情景為主線，創設工作情景，結合職業技能證書考核，培養學生的實踐動手能力。
2.課程實踐教學目標
通過對不同學習情景設定的不同工作任務的完成，使學生正確認知經濟管理職業，具備經濟管理的基本知識；使學生能夠掌握財政與金融的基本知識和方法，了解財稅與金融的基本理論，了解宏觀經濟的運作。同時使學生具備較強的工作方法能力和社會能力。
2.1 職業能力目標
專業能力目標：明確財稅金融的基本概念；明確財政的概念，掌握財政的職能；掌握稅收的概念及特點、稅收分類等，重點掌握稅收制度及其構成要素。
技能目標：能掌握購買性支出的分類 政府投資、消費支出的特點及作用；能掌握轉移性支出的分類 、特點及其作用；能掌握財政支出的效益及其分析方法；知道財政收入的構成；能夠對財政收入的規模進行分析；知道影響國債規模的因素；熟悉國債的制度與管理；知道稅收的產生及發展、稅收分類；知道稅收作用、稅收原則；知道稅收制度及其構成要素；熟悉稅收負擔及稅負轉嫁 稅負轉嫁的方式、研究稅收負擔的意義。
2.2 社會能力目標
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和敬業精神；具有團隊意識及妥善處理人際關系能力；具有溝通與交流能力；具有組織能力和協作能力；具有自學能力、理解能力與表達能力；具有計算機操作能力，掌握經濟管理知識并熟練運用計算機辦公軟件；具備基本核算能力；具備對財務報表認識的能力；具備一定的信息搜集、分析能力，具有較強社會適應能力。
3.實踐教學內容
實踐教學內容是對學習情境的劃分，根據五個學習情境分別分為具體的不同工作任務。通過行動導向教學法實施教學。首先下達任務，分析任務，接受任務，閱讀工作任務學習指導書等。然后提出問題、咨訊、教師講授課程內容，在教師指導下設計工作流程。根據咨詢獲得的知識分組討論討論工作任務的具體內容、作出分組與行動計劃。教師集體指導解決問題。檢查學習情境執行情況，組內自評。成果匯報、組間互評。最后上交案例分析報告，評定成績。
3.1 認識財政和宏觀財政體系
認識財政和宏觀財政體系學習情境設計，具體工作任務是認識財政和宏觀財政體系。該任務涉及的知識點有：公共財政的含義；公共財政的特征；我國財政的轉型；公共產品及其特征；財政的職能；政府失靈。
3.2 進行財政收入和稅收計算
進行財政收入和稅收計算學習情境設計，具體工作任務是財政收入的計算與稅收的計算。要求學生知道財政收入的構成，價值構成，所有制構成，部門構成。財政收入的規模分析，影響國債規模的因素，國債的制度與管理，所得課稅的概念及特點，所得課稅的作用。企業所得的課稅對象、計稅依據，企業所得稅稅額的計算。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企業資產的稅務處理，個人所得稅，農業稅等。
3.3 財政支出與政府預算的學習和討論
財政支出與政府預算的學習和討論實踐教學情境設計，分為財政支出與國家預算和預算管理體制的學習與討論兩個具體任務。財政支出主要有購買性支出的分類，政府投資，消費支出的特點及作用。轉移性支出的分類 、特點及其作用，財政支出的效益及其分析方法。國家預算和預算管理體制主要有國家預算的概念，國家預算的編制、執行及決算，我國的國家預算管理體制。
3.4 認識金融與金融市場
認識金融與金融市場教學情境設計，具體任務分為認識金融與金融體系，銀行業務、管理與監督。認識貨幣與貨幣流通，信用，銀行，利息與利息率。認識金融體系的一般構成及相互關系，商業銀行的性質及職能，中央銀行的性質、業務及職能，貨幣政策的含義及內容 貨幣政策的局限性。認識銀行業務、管理與監管，商業銀行業務，商業銀行的發展與管理，中央銀行及金融監管。
3.5 進行宏觀金融管理
進行宏觀金融管理教學情境設計，主要分為貨幣供給與貨幣需求與認識通和膨脹與通貨緊縮。認識影響貨幣供給額變動的因素，M0、M1、M2的含義及相互關系，劍橋方程式，貨幣均衡的標志，貨幣失衡的原因及治理對策，貨幣需求理論，貨幣供求與社會總供求的關系。認識通和膨脹與通貨緊縮，通貨膨脹的經濟效應及治理對策，通貨緊縮的社會經濟效應。
4.實踐教學建議
在教學過程中，立足于加強學生實際操作能力的培養，采用工作任務教學，以工作任務引領提高學生學習興趣，激發學生的成就動機。本課程教學的關鍵在于課堂教學組織。教師應選擇典型的工作任務為載體，采用教師演示與學生分組討論、訓練互動，學生提問與教師解答、指導有機結合，讓學生在“教”與“學”的過程中完成工作任務，實現“教、學、做”一體化。本課程的教學以學生實際操作為主，教師講授為輔。培養學生在實踐中學習的能力，充分發揮教師的指導作用。本課程的教學應充分利用多媒體、網上資源等教學資源，幫助學生提升自主學習的能力。教學過程中教師應積極引導學生提升職業素養，提高職業道德水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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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營改增”；稅制改革；國家財政；影響；分析
一、關于“營改增”的含義
（一）什么是“營改增”
這里所說的“營改增”，一般指對服務或者是產品所收取的稅，同時促使產品和服務全部被放入到增值稅的征收范圍里，無需再對“服務”收取一定的營業稅，而且減少一部分增值稅。這樣做是為了降低重復納稅的機率，使得納稅更加科學合理，減少企業的負擔。因此，“營改增”屬于一種減稅的政策。根據目前的狀況來進行分析，其具有這樣幾個明顯的優勢：第一，降低重復納稅的機率。第二，提高經濟水平。第三，使得就業率得到增加。第四，促進制造業和服務業更快的升級、完善。具體的規劃是這樣的：將“營改增”工作推行分為這幾個步驟，第一步是在少部分城市的服務業、交通業進行試點，進行試點的第一個城市是上海。第二步是選擇一些行業，例如交通業、服務業等進行一定的試點。第三步，全面推進“營改增”，使得“營改增”能夠被全國所使用，同時減少營業稅的機率。根據國家和相關部門的規劃，大概會在2011—2017年這個時間內完成這幾個步驟的工作。具體操作的時候，再另外加兩種稅率，并且按照實際狀況來計算稅負，交通運輸業、航空業的增值稅稅率水平大概在10%~16%之間。此外，物流行業、服務行業、信息技術行業、文化娛樂行業的增值稅稅率水平大概在7%~11%左右。為了減少納稅人的負擔，在進行試點的過程中，設置的兩種低稅率是10%和5%，并且將其用在交通運輸業和一些服務行業內。如今進行增值稅的西方國家、地區內，稅率結構除了有多檔的，也有單一的。我國進行試點的時候，將之前的兩檔變成了四檔，這樣的安排非常合理。以后的改革會根據實際情況來進行，適當減少稅率檔次。企業從“營改增”當中獲得利益，主要體現在這幾個方面：(1)納稅時，可將服務業當成一般納稅人，而且有資格對引進的固有資產進行抵扣。（2）針對工業企業，以及生產和銷售的企業，可以抵扣接受服務的部分進項。（3）有跨國業務的企業過去的營業稅成本也許會達到4%以上，但如果實施了“營改增”，那么增值稅成本可能會降低。
二、“營改增”稅制改革對國家財政所產生的影響
沒有實施“營改增”以前，營業稅收入應該歸屬地方財政收入，增值稅則歸屬于地方和國家共享的稅收，大概80%屬于國家財政收入。但是實施了“營改增”以后，使得過去屬于地方財政收入的營業稅不再有，所以減少了地方財政收入占國家財政收入的總比，國家財政收入逐漸增加。也因此，“營改增”有利有弊，除了能給企業降低稅務負擔，也減少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其對地方財政收入的影響尤其明顯。第一，由于大部分“營改增”都采用了這樣的辦法：將營業稅收入變成增值稅后仍歸屬地方財政，深度研究后發現，當地的財政收入仍然非常低。但一些行業或者服務業卻因為“營改增”的原因，因此使得生產更加細致，分工更加明確，經營更加專業化，產生了大量的增值稅抵扣項目，減少了增值稅的征收。雖然納稅人的負擔減輕，但是當地財政收入卻更少了。第二，使得每一個不同地區的差距增加。因為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樣，所以也對“營改增”的開展產生了不同的影響。舉個例子，經濟水平非常高的城市，服務業的發展更是非常快，這使得當地的財政收入有所下降。但是在一些比較落后的地區，因為政府部門推出了很多的補貼措施，所以卻使得“營改增”能更好地開展和實施。但是在經濟發展速度很慢的城市，由于服務業的發展速度非常慢，所以不利于“營改增”工作的進行。第三，給當地的財政補貼帶來非常大的壓力。由于“營改增”的開展，使得部分行業稅率增加，當地政府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構建了專門的資金補貼，使其緩解因為稅務過重而帶來的壓力。這樣一來，就推進了“營改增”的開展和實施。然而因為補貼資金是從政府財政部門拿出來，因此也給當地的財政也帶來了一定的壓力。所以，這就是“營改增”給地方財政帶來的影響。不僅如此，“營改增”本來屬于地方稅中的營業稅，后來變成了共享稅的增值稅。在這個過程中，難免會關系到國家和地方的財政收入。舉個例子，屬于所有人的資產和資源，全部歸屬于地方和國家的財權，這樣就充分考慮了產權、費稅、稅權等方面的因素，同時改變了國家和地區的財權劃分。
三、“營改增”稅制改革對國家稅收的影響
（一）對上海稅收的影響
“營改增”對于城市的稅收影響主要體現在這幾個方面：（1）營業稅收有所降低。根據分析后發現，在這次的稅務改革中，上海市納入增值稅擴圍改革的戶數超過了11萬家，對營業稅的影響超過了3000億元，達到了當地稅收收入的27%。也因此，稅務改革降低了上海市的總體營業稅收入。（2）顯著提高了部分行業的稅負。比如，在進行了“營改增”以后，上海市交通運輸行業、租賃行業的增值稅稅務得到了提高。對于交通運輸業的部分財產，企業不能實施進項稅抵扣，然而如果是有形動產租賃稅率，則從之前的4%增加到了16%，因此也加重了很多企業的負擔。（3）減少了財政收入。“營改增”里的稅負只有提高，沒有降低。但是分析整體的情況，稅負有所降低。也因此，“營改增”降低了上海的財政收入。另外，上海市相關部門所推出的其他補貼政策，也是降低自身財務收入的一個主要原因。
（二）對天津稅收的影響
天津是另外一個試點城市，其在“營改增”的應稅范圍是“6＋1”，“6”指的是技術行業、科技行業、娛樂行業、租賃行業、物流行業等，“1”指的是交通運輸業。截至2016年年底，天津市和“營改增”相關的納稅人大約有45000戶，總數中還包括了大概17000戶的一般納稅人，占所有納稅人的38%左右，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小規模納稅人。根據申報的狀況來進行分析，大概有95%的企業稅務降低，或者沒有增加，減少了稅費3億左右，剩下的5%的納稅人稅負增加，稅費增加了0.75億左右。此外，“營改增”的不斷擴散，既促進了科技的發展，也提高了服務業的服務質量。所以從根本上來說，“營改增”帶來的優勢大于劣勢。
（三）對其他地區稅收的影響
“營改增”對于其他地區稅收的影響，也是非常明顯的。舉個例子，在北京推行“營改增”的企業已經超過了25萬戶，稅負總體來說降低了36%左右。所以，在實施了“營改增”以后，服務試點企業的稅負有所減少；同時，極大地推動了服務業和其他行業的發展。但是，地方稅務的重要來源是營業稅，因此，稅務改革的推行減少了地方稅收。
四、如何進一步加強“營改增”
如今，“營改增”稅制改革制度已經在我國全面的推行，其產生了一些問題，為了使得“營改增”能夠得到合理完善，筆者認為應該采取以下措施：
（一）樹立科學合理的“營改增”的觀念
實施“營改增”稅制改革制度后，很多稅務部門、企業等仍然不了解“營改增”的相關制度和政策。因此需要相關企業和工作人員學習稅法，研究稅法，對“營改增”的核算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不僅如此，也要求國家相關部門對“營改增”進行詳細的研究，分析因為該制度而導致企業稅收增加的狀況，在操作的時候聽取企業的建議和意見。征納過程中，對一些疑難問題進行詳細的解答，同時制定一系列的財政補貼政策，降低企業的稅務負擔，促進企業的發展。
（二）協調地方財政和中央財政的關系
為了發揮出“營改增”的良好作用，就需要協調地方財政和中央財政的關系，使得兩者之間相協調，促進體制的完善。財政體制是由事權、財權以及財力三者所組成的，然而因為推行了“營改增”制度，使其構成因素產生了一定的變化。所以在“營改增”的過程中，對地方財政和中央財政的關系進行協調，使得“營改增”稅制改革能夠順利地進行。
（三）對地方財稅體系進行一定的完善
在分稅制財政體系下，國家和地方稅種進行了分類，從而形成了地方稅，在構建地方財稅體系的過程中，需要將重點放在整體稅制和分稅制財政體制等方面。因此，必須要使得個人所得稅、增值稅還有企業所得稅都變為共享稅，這些稅種都是地方財政體系的重要構成，有利于建立合理的地方財政稅收體系。
（四）實施聯合辦稅
如今很多地區的財務部門都開展了國地稅聯合辦稅，在國稅的辦稅服務場所建立地稅征收窗口。所以，在國稅窗口開具發票征收增值稅的時候，根據征收率征收地方稅。開展了稅務改革工作后，國稅辦稅服務場所有權開具全部的發票，使得地稅機構借助國稅征管平臺來實施聯合辦稅。在國稅辦稅服務場所建立地稅征收窗口，在納稅后開具發票繳納國稅的時候，也繳納地方稅。需要注意的是，這樣的制度需要以國家法律和政策為基礎，僅僅依靠地方稅務部門是不容易實現的。
（五）對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進行改革和完善
因為我國的稅制改革還在不斷地進行，所以需要協調好地方和中央之間的利益分配，建立科學合理的分稅制財政管理制度，促進“營改增”的進行和實施。最后，也要增加征稅的范圍，使得更多的行業和地區都實施稅制改革。并且需要按照實際情況來擴大增值稅的范圍，提高經濟的水平，也可以借這個機會對增值稅的共享比例進行調整，從而降低地方財務負擔。
五、總結與體會
在我國的稅制改革體系里，營業稅改增值稅屬于一項重要的舉措，其對我國的財政稅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必須在操作時進行探索和研究，根據實際情況來對“營改增”進行優化，這樣才能發揮出良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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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公共部門的存在是以“市場失靈”為前提條件的。通常認為，市場在這些方面是無力的:不完全競爭的存在;外部經濟;不公平的分配;宏觀經濟效率低下，等等。因此，公共部門必須介入，其目的在于: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矯正不公平的分配格局;通過稅收、支出等來影響物價、就業以促進經濟的增長。這正是市場經濟賦予政府財政的職能。
政府財政的職能決定了政府的活動范圍:(1)通過稅收和支出，提供私人無法提供的“公共產品”，使資源在私人鄒門和公共部門之間合理配置，糾正由于“外部經濟”和“私人生產成本遞減”而造成的資源配置不當，(2)通過稅收和支出，使收入分配更公平合理;(3)利用政府預算來維持物價穩定、充分就業，以促進經濟的穩定和發展。
市場經濟制度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一個重要成果，這個成果不僅屬于資本主義，也屬于社會主義。作為市場經濟，它既可以和生產資料私有制搭配，也可以和生產資料公有制搭配。我國實行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所以，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有市場經濟的共性，也有其特性，因而夕政府財政的活動范圍也就不同。
如果說“市場失靈”是公共部力介入市場的前提的話，那么，在我國，由于市場機制正在發育過程中，其市場“失靈”的領域和程度相比之下就會更大一些，因而公共部門的范圍也就比資本主義國家大一些。更何況在我國:(1)全民所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國家被賦予了更多的管理經濟的職能;(2)我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生產力水平低，經濟增長的任務遠比其它任務更為重要。所以，除了西方國家政府財政活動的一般范圍以外，我國政府財政投資將在社會總投資中保持有一定的數量。我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資金的短缺，由于企業、個人行為在市場機制尚不成熟的情況下缺乏規范性，因而，通過政府儲蓄進行投資就顯得非常重要。
在政府選擇的投資領域中，首先是基礎設施的投資。促進經濟的發展不僅需要一定數量的資金和勞動力，而且也·需要發達的交通、電力、通訊和商業服務等。很多國家的經驗表明，沒有較好的基礎設施環境，經濟增長就會受到一定的限制。世界銀行和國際金融公司項目的經濟收益率證實，財政投資在GDP中所占份額上升到某一點時，農業和工業項目中的生產率就會明顯提高。據統計，財政投資在GDP中的份額上升到10%時，經濟收益率會提高6%以上。國家財政投資有助于降低企業生產成本，統一市場和傳搖信息，最終使企業的生產能力得到提高。其次，我國政府直接經營和控制的行業，不僅包括了西方國家直接經營的郵電、通訊、公路、鐵道，而且還包括原材料、電力、化工和一些新興產業，這對改善我國的產業結構具有重要意義。
二、功能財政黨政行政
在財政思想史上，“功能財政”是相對于強調預算收支平衡的“健全財政”而言的。“健全財政”是建立在“市場經濟自動調節論”基礎上的一種財政思想和財政制度，而“功能財政”則是在否定這一理論的前提下，強調財政調節并服務于經濟的一種思想和制度。從極端的意義上來說，“功能財政，，就是徹底取消“財政平衡”這一概念，但實際上，它不過是強調了財政和，經濟的關系，即所謂的財政經濟學。
“功能財政”的思想通常表達為“經濟決定財政，財政反作用于經濟”，這是對財政和經濟關系的本質一認識。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微觀經濟主體根據價格所提供的信號自由選擇進入的行業和部門，政府的作用不是去限制他們的選擇，而是幫助或協助他們作出最佳選擇，同時嚴格遵守市場規則。可見，政府只是在必要的時候，才對經濟進行千預和凋節。當然，調節經濟必然會造成政府開支的增大，由此可能出現財政赤字。這時，政府就面臨著一種選擇，要么放棄財政收支平衡，要么放棄對經濟的必要調節。前者著眼于財政收支本身的平衡，而后者則著眼于宏觀經濟的平衡。
維持財政收支平衡，一方面保持了政府節儉的美德，另一方面防止了財政赤字對經濟帶來的不良影響，但代價卻可能是宏觀經濟的失衡。按調節經濟的需要增加政府開支，可以實現宏觀經濟的平衡，但由此而產生的財政赤字可能又會反過來破壞宏觀經濟的平衡。由此可見，如何認識財政赤字是作出這種選擇的關鍵。實際上，財政赤字對經濟的影響需要考查三個條件:(1)私人部門的儲蓄和投資之間是否存在盈余?有多少盈余?來自國外的儲蓄有多少?(2)商品市場上的供求狀況。(3)是否還有閑置的資源?在這些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即財政赤字是審慎的情況卞，木能為了財政的平衡而放棄宏觀經濟的平衡。所謂財政經濟學的思想，不過是這么一種思想，即財政只不過是政府的一種手段，而最終的目的是在于保持整個宏觀經濟的平衡。財政政策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存在的。
三、對財政調節手段的再認識建筑類
財政政策的實施要借助財政調節的諸手段，如稅收、支出、補貼、申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關系的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等。市場經濟條件下，價格是調節經濟的主要手段，其它各手段都是向接通過價格來調節的，只有處理好和價格手段的關系，才不致降低市場機制的效率。在此夕我們僅就稅收、支出和補貼三種財政手段作以下分析。
(一)稅收
市場經濟以價格為核心，人們在對生產、消費、儲蓄、投資等作出選擇時，都是以價格信號為依據的。如果政府的征收改變了商品的價格，那么，就會改變經濟主體的選擇。如果市場機制是有效率的，政府征稅應以保持中性為原則。在歷史上，人頭稅是一種不影響價格機制的稅，但在現代國家的稅收中，主要是所得稅和商品稅，因此，，純粹不影響經濟的中性稅是不存在的。那么，政府征稅時怎樣才能盡可能地不影響市場價格，保持市場機制的高效率呢?答案是，政府稅收應盡可能地減少額外負擔，并堅持稅負公平的原則。對生產者來說，完全競爭和沒有外部影響的市場是生產高效率的必需條件。不完全競爭的消除當然不是稅收所能辦到的，然而，減少納稅帶來的不利影響和征稅成本，保持稅收的橫向公平和縱向公平，卻可以盡可能地減少企業生產的外部影響(不公平的競爭環境)。此外，稅收還可以通過替代效應對消費者的消費行為產生影響。政府對某種商品課稅，改變了商品的相對價格，自然就影響了消費者的選擇。消費改變后，通過價格傳遞既會使經濟效率提高，也會使經濟效率低下。
我國現行的稅收制度中，流轉稅是以直接參與企業利潤分配的方法來調節企業生產的，它不同西方國家直接作用于價格的商品課稅。首先，我國流轉稅調節經濟的作用不是通過價格信一號傳遞的。其次，我國的產品稅、增值稅和營業稅互不交叉，各種商品的稅收負擔難以橫向比較，這樣會影響到商品相對價格的合理性。再次，所得稅按經濟性質不同分設不同種類的辦法，不能保證企業有一個公平的外部環境。最后，稅收制度缺乏規范性和穩定性，不利于企業長期投資決策的作出。
(二)支出
稅收決定了資源在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之間的配置比例，支出決定著政府支配的資源在公共部門內部的配置比例。在這里，我們主要討論一下財政投資的原則，以及“準公共產品”的定價間題。
1.財政投資的原則
由于我國財政支出中投資占有相當大比重(1991年為726.33億元，占支出總額3793.87億元的19.14%)，所以必須要加強對投資支出的管理。政府部門投資與非政府部門投資有著不同的作用和目的，因而投資的方向和安排投資的原則也就不同。但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投資也需要注意投資的經濟效益(尤其要防止以社會效益為借口而犧牲經濟效益)，私人投資考慮的因素，如邊際投資效率和利率的比較，，投資對產出的影響等，在政府投資中也必須適當考慮。在對生產性投資作出安排時，應采用“成本一一效益”分析法，詳細論證，選出最佳方案。
2.“準公共產品”的定價
政府提供的“準公共產品”如教育、公共交通以及其他公用事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其價格應該盡可能考慮其成本的大小。這樣，一方面可以減少政府補貼和不必要的開支，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消費者的盲目消費，適當的收費和免費提供相結合，將會使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
業內都知道，強拆根源在土地財政。但問題不止于此，激烈的強拆行動能夠持續數年而至今不停，絕對還有更深層的原因。簡單說，就是盤根錯節的中央與地方的財政資源配置關系。
要想撲滅強拆之火，除了制定好“新拆遷條例”外，更重要的，還得從體制入手，改革財政資源的配置關系。
所謂財稅改革，我想至少以下幾條不能少：第一，不管稅制怎么改，不能造成納稅人整體稅負加重，如果讓人民感到自己承擔的稅負在加重，像物業稅之類的直接稅便很難獲得納稅人的理解和配合。地方政府、稅務部門就很難操作，官民關系就會雪上加霜，后果難以預料。
第二，政府應努力承擔起自己應盡的職責，向社會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這件事比只追求GDP有意義得多。眼下最緊迫的就是保障房建設，做不好這件事地方政府就是失職，就是把納稅人的錢用錯了地方。
第三，決定稅收問題不能再繞開法治程序。人民的意愿須通過各種渠道，如聽證、質詢、問責等程序反映出來，任何人不得遮蔽。政府要給予積極回應，官民互動，良性契合，中國的土地財政和房地產市場諸問題的解決才有希望可言。
第四，無論物業稅還是房產稅，正義不可缺失。如果缺失了，我們寧可不要那個稅。稅收的公平正義是稅制改革的前提規范。無論哪一級政府的財政收入，都只能來自于法定的稅收和納稅人認可的非稅征收，并且所有收入的使用都必須列入公共預算收支表中，公開、透明地公示于眾。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推進“半截子分稅制”繼續改革，中央政府不要把大部分錢攬在自己懷里，而是更多地分給直接向社會提供服務的地方，用法律劃定央、地權力邊界。這樣做了以后，中國就不要、也不能再發生中央干預地方事務的事情。如果還干預，就應該上法庭告它！
從稅理上說，稅收的基石是分配正義，它至少包括征稅權力的合法性來源、納稅人權利、公民財產權先于征稅權而存在等。稅收正義是稅收在憲法層面的基本原則，在位次上要高于對稅收的強制性、固定性和無償性的強調。
財政治理權和財政權不是一回事，現在通常拿前者當作后者，忽視了人民對財政資源的所有權和統治權。而這種忽視，本身就意味著缺乏對財政治理權的制約。花錢的權利得不到外力的有效制約，于是人民也就難以充分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事實上，人民對財政資源的所有權和統治權，加上政府對財政稅收的治理權兩者結合，才構成完整的財政權。
先慢說2011是希望之年、發展之年，它首先應該是強拆民居的終結之年。今后，不管是誰，不管有多么充分的理由，不要再強拆百姓的房子了，不要再逼著別人上吊自焚了，不要再黑白顛倒拿著不是當理說了，不要再把自己擺在與民眾利益相對立的不義位置上了。
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財政收入與GDP的相對增長速度應該有一個標準，使得經濟發展超額負擔最小、效率最高，這也是各國財政收入的目標。但實際上，由于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政府職能定位、經濟體制與財政體制以及統計標準的各不相同，該標準難以統一，只能在考慮多方因素的情況下對財政收入增長的影響加以綜合考量。
本文研究目的是探討影響中國財政收入增長的主要因素，分析中央財政收入對稅收收入的依賴程度，通過計量經濟學模型的建立對未來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趨勢加以預測。
二、模型假設
1.變量選擇
稅收收入：稅收收入是指國家根據其政治權力向納稅人強制征收的收入，是財政收入最重要的形式。稅收收入包括工商稅、農業稅和關稅， 還包括從1985 年開始征收的國有企業所得稅和集體企業所得稅。
能源消費總量是指一定時期內由國家或地區用于生產、生活所消費的各種能源數量之和，它從總量上反映了國家或地區能源消耗水平、構成與增長速度。
預算外資金收入，是財政部門按有關規定從財政專戶調撥給行政單位的預算外資金，以及部分經財政部門核準不予上繳預算外資金的財政專戶，直接由行政單位按計劃使用的預算外資金。
2.建立模型
3.模型檢驗
通過Eviews軟件對模型進行最小二乘法全回歸分析，有結果如圖：
（1）多重共線性的檢驗
方程在修正后的R-squared值較高，體現了變量對因變量有很好的擬合程度，但應當注意到C，lnX1與X2三者的t值均偏低（在此選擇置信度為0.05），檢驗未通過，因此懷疑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的問題。
檢測自變量lnY，lnX1，X2，lnX3之間的相關系數，判斷多重共線性的可能如圖：
觀察易得：各個解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比較高，進一步懷疑其存在多重共線性的可能，應當進一步加以修正。
（2）異相關White檢驗
根據估計結果，得到White檢驗的結果如下：
nR2=17.7399，由White檢驗知，在置信度為0.05下，計算得臨界值為18.3070> nR2=17.7399，表明模型沒有異方差干擾。
（3）序列相關檢驗
根據原模型的回歸結果可得，在修正之后R2= 0.9765，F = 416.1494，df =31，DW =0.1915，表明回歸方程可決系數較高，回歸系數均顯著。在樣本量為31、三個解釋變量、5%的顯著水平的情況下，查閱DW 統計表可得，dL=1.229，dU=1.650，模型中DW
三、模型修正
1.多重共線性修正
在對相關系數進行觀察，并利用逐步回歸法對原模型加以修正，以lnx3為因變量對其他解釋變量進行逐步回歸分析，有分析結果如下圖：
由分析可知，在加入變量lnx1時，可決系數得到改善，但t檢驗仍不顯著，且參數為負值也不合理，從相關系數可以看出，lnx1與其他變量有高度的相關性。而加入變量x2時，t檢驗較顯著，且可決系數也有很大程度改善。證明多重共線性主要是有lnx1引發，將之剔除。
2.對修正后的模型再次進行序列相關檢驗
由修正后模型的回歸結果得，在修正之后R2= 0.9765，F = 623.8471，df =31，DW =0.2599，回歸方程可決系數較高，回歸系數都很顯著。在樣本量為31、二個解釋變量、5%顯著水平的情況下，查閱DW統計表后得，dL=1.297，dU=1.570，模型中DW
經上述論證，財政收入（Y）主要與稅收（x3）成正相關關系。而且，從經濟意義上分析，雖然財政收入與預算外收入的關系并不突出，但仍還是存有一定相關性，這在計量經濟分析得到了證明，因此予以保留該變量。
四、結論與建議
綜合上述的分析，我國財政收入主要受稅收收入和到預算外資金收入的影響，能源消費總量對于財政收入的影響可以被其他變量解釋，可以直觀地發現，稅收收入與財政收入呈正向變動關系。自1985年來，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得到大幅增加，這在促進了稅收收入的增長同時還激發了財政收入的增長，并且兩者的增長率也有著相同趨勢。據此提以下建議：
首先，財政政策合理化，進一步支持經濟。財政和經濟互為表里，經濟是財政的根基，沒有健康經濟的水平，財政就難以作為。所以在研究財政發展時，應當首要考慮的是如何運用好財政政策，促進經濟發展，這是解決財政問題的根本途徑。
1994年，我國全面推行了以“分稅制”為核心的財政體制改革，進一步增加中央財政收入，加大宏觀財政政策調控力度；與此同時，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分配矛盾漸漸浮出水面，地方財政為籌措預算外資金，積極“創收”，非稅收入再次成為政府除稅收之外的重要的財政收入，非稅收入使用和管理已成為財政監督管理不可逾越的溝坎，亟待研究加以解決。
一、當前我國非稅收入的現實問題
（一）非稅收入膨脹式增長，超越gdp和稅收增長速度，地方財政收入稅費結構變化明顯。長期以來，我國財政領域一個突出矛盾是，一方面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仍然偏低；另一方面一些規費等形式的預算外資金還本文由收集整理在大量地收取，也就是說，政府不僅在收取以稅收為重要形式的規范性財政收入，而且預算外“收費”。
從另一角度看，近年來，在全國經濟增長放緩和房地產調控政策背景下，全國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明顯高于gdp的增長速度。究其根源，一個重要因素是地方財政非稅收入地位轉變，由原來的“拾遺補缺”轉變為“半壁江山”，真正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二財政。近幾年，由于一些地方“土地財政”突飛猛進，這些地方政府財政中非稅收入占比已高達50-60%。
（二）非稅資金管理難度增大，財政監管職能被肢解，部分非稅收入游離于監管之外。非稅收入的執行主體是行政事業單位或者是相關的主管部門，由于票據使用缺乏統一標準，一些涉及非稅收入部門一直是使用上級主管部門的印制票據收取非稅收入，財政部門盡管在程序上進行了審核，但仍沒有能力對它的后續工作和使用情況實施監督；一些地區和部門由于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收入執行機制，無法做到令行禁止，導致一些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現象時有發生；此外，非稅收入大部分款項即使被納入到預算管理的范疇內，對于非稅收入審核、使用和管理也僅僅只是走馬觀花，流于形式，致使財政部門缺乏有效的監督控制，最終導致對非稅收入的管理缺乏剛性的約束監督力。
（三）二次分配缺乏科學規范的統一標準，分配體制不合理將使政府財力資源的配置能力和效率降低，削弱了國家宏觀調控能力。
由于收費形成的經濟來源基本上歸地方政府、部門、和單位支配，缺乏統一規范的分配標準，導致二次分配的不合理。一些盲目投資，重復建設，鋪張浪費甚至社會腐敗現象滋長泛濫，社會資源不僅得不到有效控制和調整，造成地方資源的無序浪費，非稅資金長期游離于國庫之外，將嚴重削弱國家宏觀調控能力，與中央財政和稅制改革思路背道而馳，干擾了正常的經濟運行秩序，對政府實施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帶來了消極作用，直接影響我國財政收入的根基。
（四）政出多門，收費主體多元化，來源渠道復雜，執收環節多，收入來源不穩定。與國家稅收強制性、固定性和無償性等相比，非稅收入呈現于稅收收入的不同之處，首先非稅收入由于征收項目的選擇性，明顯具有零散性的特點；二是非稅收入由各職能部門分別征收，征收標準和征收環節各不相同，帶有明顯的行業性特點；三是征管方式存在不同的執行主體，其復雜性、多元性的特點較為突出；四是征收的方式渠道復雜，有主管部門（單位）代收自繳，有的是由銀行代收，還有由財政機關征收；五是來源渠道不穩定，具有不確定性。特別是某些臨時性和罰款項目, 突擊性和集中性特點明顯，導致這些非稅收入時高時低。
（五）法制不健全，監督缺乏約束力，未形成規范、完整和系統的法律法規。從法制化進程上看，非稅收入增長過快，管理艱難與執行混亂，一個深層次原因就是經濟轉型過程中法律、法規和改革制度沒有最終形成。非稅收入征管的一系列內容，包括立項、定標、征收、監管、票據管理和資金使用環節仍尋找不到能夠覆蓋全國范圍的統一、規范、系統和具可操作的法律法規，使非稅收入征管做到無章可循；同時，非稅收入征管和使用隨意性較大，缺乏健全的法制監督，使得非稅收入管理難以規范，對違規行為難以有效約束。
二、非稅收入現實問題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全國財政收入結構比重中，稅收收入增幅回落，但是非稅收入占比增長，必然導致費大于稅的現象出現，稅收與非稅收收入此種此消彼長現象，極有可能導致企業負擔變相增加，影響結構性減稅政策總體效果；同時，非稅收入征繳具有不穩定和不確定性，持續在高位運行極有可能引發財政風險。
實踐證明，地方財政非稅收入諸多問題，勢必導致一系列消極因素，進而影響經濟和社會發展：（一）侵犯稅基。稅收與非稅收入比例失衡呆滯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在收入分配體系中所占的地位下降。非稅收入大部分成為地方財政（或部門）的利益，必然會分散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二）降低了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導致各種社會腐敗現象，增加了機構改革的難度。由于非稅收入基本上歸地方政府、部門和單位支配，不僅助長了重復投資、重復建設和盲目基建，而且權利過于集中，為腐敗現象提供了溫床，損壞了政府形象，敗壞了社會風氣。（三）制約了經濟主體的發展速度，加重了企業負擔，影響了正常的生產經濟秩序。稅費高低直接影響經濟增長速度，過多過濫的收費使企業不堪重負，加重了企業做大做強的成本。（四）削弱了納稅人的納稅意識。從廣義上講，稅與費都是政府通過行使行政強制權無償征收。收費的隨意性和廣泛性，破壞稅法的嚴肅性，降低了納稅人對稅法的遵從度。（五）大部分收入在支出上游離于財政監督，無疑是肢解了財政管理職能，造成新的社會分配不公。
三、加強地方財政非稅收入征管的對策選擇
改革非稅收入，應當從完善分稅制財政體制，深化非稅收入改革，規范非稅征管要素，推進征管體系建設，依托信息化手段支撐以及加快法制化管理進程等方向入手，遵循標本兼治的綜合對策。
（一）完善和推進徹底的分稅制財政體制，從理順分配關系入手，從源頭起正本清源，還原稅收和規費之本來面目；按照權利與義務相當的原則，確立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中央和地方的稅收和非稅收入體系，賦予地方政府適當的稅政管理權，逐步建立和完善地方稅體系，消除地方財政過度依賴非稅收入理念；同時，改革和深化投融資體制，適度開放政府融資和舉債，推行資產證券化等，為政府培養后備財源支撐，阻斷政府利用新增收費項目籌資的思路。
（二）尋求非稅收入改革突破口，積極推動“費改稅”，這將涉及到部門、單位利益的重新調整。首先，對一些征繳相對穩定兼具稅收性質的政府性基金和收費項目，推進“費改稅”改革試點，包括試點開征“社會保障稅”、“燃油稅”、“資源稅”和“遺產稅”等新稅種，拓寬地方政府財源渠道；其次，對于那些“費改稅”條件不成熟的，允許繼續保留收費項目，但必須納入預算資金統一管理。
（三）劃分經濟利益主體管理權限、明確收費范圍，理順分配渠道和分配關系。非稅收入實質仍然屬于財政性資金，非稅收入與稅收相比，有其自身特征，如征繳依據、服務范圍和對象，收入使用方向、形成過程、分配方式都與稅收有所不同等。因此，應當科學統一確定范圍，內容，標準、費率，尤其是要細化征收標準，減少彈性空間，公開征收信息，禁止擅自提高收取標準、任意擴大收取范圍，使征收各環節運行在陽光下，駛入規范化的公共財政運行軌道。
（四） 建立統一、規范和完善的非稅收入征收管理體系。
健全完善的非稅收入征收管理體系，包括一系列綜合管理內容，例如，實行“收支兩條線”，建全完整有效的征收管理辦法，統一審批管理權限，加強集中管理；建立目錄管理制度，推行收費目錄管理和收費公告制度，樹立民主預算理念，接受社會各界監督；統一票據管理制度，強化源頭管理，充分發揮收費票據的源頭控管作用；設置財政專戶，嚴防“小金庫”和“賬外賬”等現象滋生；推廣和實施非稅收入第三方監管，實行銀行代收制度，實現收繳單位與現金徹底脫離；統一預算編審制度，量入為出，合理安排使用費款，保證經濟建設和各項事業發展的資金需要等等。
關鍵詞：區域經濟；財稅金融政策；影響
前言
區域經濟是“十二五”國家經濟結構轉型整體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受區域經濟政策、區域基礎條件和經濟流通體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我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存在較大差異，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明顯滯后，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整體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財稅金融政策是宏觀調控之一，也是政府調節經濟的重要手段，可在經濟波動大和經濟不景氣時期發揮調節作用，對于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實踐證明，從區域經濟實際出發，充分借鑒國內外區域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制定并落實適用于區域經濟發展的財稅金融政策可有效縮小地區發展差距，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提升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維護社會穩定。
1 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影響因素
1.1 歷史因素影響深遠
隋唐之前廣大的西北內陸地區曾經是相對經濟發達地區，特別是黃河中下游地區，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也是基礎經濟的封建時代區。但從隋唐時期，長江地區已經發展起來，經濟發展水平趕超內陸地區。從宋代起，中國的經濟重心完全轉移到東南地區。明清時代在商品經濟發展中，加上海運貿易的擴大，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長江第一游泳和東南沿海地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國家實行稅收，集體比私人更重要，私人強調外國投資收入負擔政策，國有經濟，名義稅負負擔和實際負擔率明顯高于其他經濟副本。不發達地區，國有經濟比重不利于企業振興，不利于經濟的快速發展。從現代以來，由于海外貿易和對外關系的方便，在東南沿海地區最早的萌芽，因此這些地區的人們有很大的潛力商品意識，市場意識和開放概念，有工商業傳統，成為中國的產業出生地。中國的廣大土地上保留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的經濟模式和生產方法。
1.2 地理因素的制約
我國從東向西實施稅收優惠政策，中西部地區梯度引進的外國資本數量有限，這進一步限制了在這些領域使用普遍適用的稅收激勵措施政策。使外資規模難以進一步擴大，從而形成惡性循環，限制不發達區域經濟增長。鄉鎮企業和個人民營經濟發展的規模及福利水平的差異導致了稅收優惠政策的差異。國有經濟比例的差異導致稅收負擔的差異。再從所有制結構分析，發達地區國有經濟比重高，國有經濟在發達地區的比重低，趨勢下降。不發達地區，國有經濟比重不利于企業振興，不利于經濟的快速發展。
1.3 缺乏區域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中西部自然經濟的傳統觀念根深蒂固，商品經濟開始晚，發展緩慢；加上計劃經濟的深層基礎，計劃經濟的概念也相應強。在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轉變其經濟運行機制，思想觀念更新，變得困難。另外中西部地區位于內陸，外匯不便，貿易、運輸投資成本高，投資效果慢，回報率低。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甚至給予它海上同樣的政策，或選擇中西部地區作為改革開放試點地區，是不可能實現與東部沿海地區相同的效益效果。改革開放以來，非國有經濟發展迅猛，集體企業，鄉鎮企業，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已逐漸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力量。中西部地區由于思想和客觀條件在限制中，仍然保持了國有經濟的經濟結構。由于國有經濟承擔必要改革成本，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作出了重大貢獻和犧牲。
2 財稅金融政策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2.1 實體經濟利率差異對區域經濟的影響
一般來說，實體經濟利潤率較高時，其利息率也較高，反之則越低。目前，東部等經濟發達地區的實際利率已基本實現市場化，具有較強的經濟活力，貸款增長也較快，而中、西部地區仍執行統一的官方利率。在這種情況下，實體經濟利潤率較高時，其對資金的需求也越旺盛，同時也可保證信貸資金的盈利性和安全性，也更容易獲得銀行貸款，而中、西部地區的貸款增長速度較慢，所獲得的資金也較少，進而出現越富的地區資金越多，而越窮的地區資金越少。因此，為中、西部經濟發展較慢區域提供強有力的政策及資金支持，以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迫在眉睫。具體而言，可進一步加大中、西部地區的信貸傾斜力度，發揮政策性銀行的作用，加大開發力度，通過合理籌資和運用資金落實好區域經濟政策，促進區域經濟發展；適當增加中長期信貸，在保證重點項目信貸的同時為中、西部地區的重大建設項目提供直接信貸支持；鼓勵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外資金融機構在中、西部地區設立分支機構；建立并完善地區金融組織體系和區域性金融機構等。
2.2 合理的稅收設計更利于區域經濟發展
我國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的是統一的稅收政策及相關法規。這樣一來，盡管東、中、西部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但其企業之間的稅負無明顯差異。即便各地區的稅負相同，中、西部地區企業的競爭和自我發展能力也勢必會弱于東部地區。如果中、西部地區的稅負更重時，則后果勢必更嚴重。因此，適當調整稅收政策可以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近年來，實踐表明，稅收激勵可以促進企業和地方經濟的發展，發揮積極的政策效果。為了促進中西部地區資源開發，提高區域加工企業的效率，有必要擴大消費稅和資源稅的征收范圍，適當提高稅率。這樣既利于地方政府提高收入，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又可提高本地區資源利用率。
2.3 國家金融政策支持可推動區域經濟快速發展
我國應及時制定分類區域政策，努力提高區域政策的有效性。根據地區領域經濟部門的特點和需求，針對性加強主要功能區的發展具體指導，通過組織區域間經濟區條例的制定規劃或政策文件，進一步完善國家區域總體發展戰略要求，指導當地明確的發展方向。再一方面，實施分類管理，努力加強區域發展協調。專注于不同類型的地區域分類管理，為了發展更好的條件，特別是在一些城市群，大都市區形成廣泛，多級，多形態區創造新局面，堅持落實中國扶貧合作。
結束語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為了促進經濟發展，建立了經濟特區，打開沿海城市，實施西部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為了落實減少企業所得稅，進口自有設備免征進口增值稅，關稅，財政折扣，設立專項資金，財政轉移支付等特別財政稅收優惠政策，利用金融和經濟相互作用促進這些區域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推動的重要作用。財政和金融政策是經濟發展的主要監管者對區域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發展實際政資金，適應中西部地區財政政策促進各地區經濟的協調發展有一個不能忽視的角色。國家應該充分重視金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的政治融資發展中西部地區應該處于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爭取國家政策支持以促進該地區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