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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動力；外國直接投資；金融發展
一、關于經濟增長源泉和動力的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學者對我國經濟增長源泉和動力因素的研究一直沒有停止，其分析大多利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或其改進模型，將經濟增長歸因為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高兩方面。國內多位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要素投入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和動力，而全要素生產率對生產率增長的貢獻有限。由于研究期間和數據處理方法不同，研究結論亦不盡相同。沈坤榮(1999)運用增長速度方程對1953—1997年我國經濟增長源泉進行分解，結果表明經濟增長主要是由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量帶來的。王德勁(2007)運用誤差校正模型分析方法估計了我國1952～1998年期間擴展的索洛模型，得出物質資本存量是經濟增長主要因素的結論。董直慶等(2007)認為，我國約70％的經濟增長來自于資本和勞動投入，但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技術進步等在經濟發展不同時期或不同階段，對經濟增長有著不同影響，即要素對經濟增長作用存在階段性變化特征。種觀點認為，資本投入增加是我國經濟增長最主要的源泉，由于我國勞動力供給相對過剩且勞動邊際效率較低，有關勞動投入增加的貢獻相對較弱。一些學者認為，考慮結構調整、要素投入與技術內生情況時，要素投入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幅下降。樊勝根等(2002)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研究期間我國17％的經濟增長來源于結構變化，TFP帶來4.2％的年增長率，要素投入增加解釋了41％的增長。遲巍等(2007)研究發現，在1996～2004年間，一個地區高水平的人力資本能吸引固定資產向該地區的投入，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固定資本投資為內生，對經濟增長并不起決定性作用。這說明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已有很大提高，已在按照發達國家的內生性經濟增長的模式發展。孫超等(2004)研究發現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的增長率對我國經濟增長起決定性作用。
二、關于FDI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
(一)通過計量模型直接檢驗外商直接投資(FDI)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魏巍賢(1997)應用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法研究我國經濟增長與FDI的關系，結果表明經濟增長與FDI增長之間具有雙向因果關系，但經濟增長與FDI之間不存在長期穩定關系。賀紅波等(2005)認為，我國FDI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FDI是經濟增長的單向Granger原因，且兩者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這表明FDI在促進我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經濟增長不是FDI的Granger原因，表明我國經濟增長不是吸引FDI的直接原因。魏后凱(2002)利用1985～1999年時間序列和橫斷面數據，將FDI對我國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東部發達地區與西部落后地區之間GDP增長率的差異約有90％是由FDI引起的。王成岐等(2000)運用計量模型考察了影響我國FDI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諸因素，認為經濟技術水平和政策因素均強烈影響FDI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蕭政等(2002)從我國和其他23個發展中國家總量時間序列資料的分析中發現，穩定可靠的組織機構和城市化的發展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代謙等(2006)在利用我國1979～2003年數據檢驗FDI對經濟增長的效應時發現，國內投資和人力資本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FDI的增長效應集中在短期，人力資本則有明顯的長期效應。
(二)從不同視角研究FDI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
首先，從需求效應和供給效應角度研究。房漢廷(1996)通過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對社會總需求的拉動力和對固定資產投資的影響后認為，FDI推動了我國經濟加速增長。沈坤榮(1999)認為，FDI對我國經濟增長的需求效應和供給效應都十分明顯。其次，從“擠出”效應角度研究。楊海燕(2005)通過對我國1998～2003年FDI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分析后認為，由于利用FDI過程中存在外資利用結構引發的對國內投資的擠出以及國內儲蓄的低效利用，削弱了FDI對GDP增長的正向效應。楊新房等(2006)對FDI對我國國內資本的“擠出”效應和“擠入”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FDI雖然對我國國內資本有“凈擠入”的效果，但從資本形成的角度看，FDI促進了我國的經濟增長。第三，從資本效應和外溢效應角度研究。胡翊竑等(2001)認為，FDI有助于改善我國資本形成質量、推動人力資源開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推動技術進步，進而對經濟增長起到積極的作用。張海星(2005)對外商直接投資和國內投資的增長效應、資本積累效應以及技術進步效應進行了比較分析。結果表明，FDI和國內投資對經濟增長都具有顯著的正向推動作用，但國內投資貢獻較大，且二者促進經濟增長的路徑亦不相同。龐英等(2008)在對轉型期中國民族資本與FDI企業生產效率測度的基礎上，具體研究其生產資源配置效率與技術效率。結果表明，民族資本的效率優于FDI。因此，民族資本是推動我國未來經濟持續高效增長的主要動力。第四，從地理空間結構角度研究。鄭月明等(2004)研究表明FDI在地理空間上的非均衡分布及其變動趨勢對我國區域經濟的平衡發展和持續增長產生了深遠影響。陳柳等(2006)通過1987～2003年27個省份的面板數據綜合分析了本土創新能力與FDI技術外溢兩者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認為本土的技術創新能力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面作用；在控制本土的技術創新能力之后，FDI本身產生的技術外溢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并不顯著，但FDI與人力資本的交互作用仍能促進經濟增長；創新能力在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比東部地區更強；本土創新能力的差異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原因。第五，從傳遞途徑和其他效應角度研究。周春應(2007)研究了FDI如何通過進出口貿易、國內資本積累、R&D、產業結構升級、就業、人力資本、市場化程度等途徑影響經濟增長及影響強度的大小，結果表明，FDI通過不同的傳導途徑對經濟增長產生顯著影響。趙娜等(2008)對外國直接投資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六種效應進行研究，結果顯示，FDI可通過資本積累、出口促進、投資拉動、技術溢出、產業結構優化和制度變遷六種具體效應來促進我國經濟增長；FDI對各種不同具體效應的時滯期各不相同。三、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
(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正相關關系
殷醒民等(2001)研究表明，我國股票市場規模的擴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加快了企業的技術進步，推動了我國經濟更快的增長，因而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有很強的正相關性。劉柯杰(2003)的研究結果表明，股票市場分散風險功能的提高能顯著促進長期經濟增長。范學俊(2006)運用最大似然協整分析法及1992年第一季度至2004年第三季度數據檢驗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關系。結果表明，股票市場與銀行部門在長期都對經濟增長有正的影響。康繼軍等(2005)使用基于誤差修正模型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法研究我國金融發展與GDP增長的長短期因果關系。結果表明，在短期，GDP增長和股市發展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在長期，金融中介發展和股市發展都是GDP增長的單向動因。
(二)我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顯著或存在負相關關系
林義相(1999)指出，我國股票市場功能由于定位在為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融資，使得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相當有限。唐齊鳴等(2000)實證研究的結論是我國股市還不能充分發揮貨幣政策傳導功能，因此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顯著。趙振全等(2004)研究指出，股票市場由于融資利用效率低下和資源的逆配置，對經濟增長幾乎沒有作用。韓廷春(2001)采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聯機制的計量模型，運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有關數據進行實證分析表明，技術進步與制度創新是經濟增長最為關鍵的因素，而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極其有限。陳偉國等(2008)利用VAR因果關系檢驗和方差分解探索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不存在明顯的因果關系，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單向因果關系，屬于需求追隨型。
四、經濟增長問題研究的不足及改進思路
(一)經濟增長問題研究的不足
盡管國內學者對經濟增長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但由于理論的復雜性，許多經濟增長理論方面的問題至今沒有達成共識，有待進一步研究。首先，經濟增長源泉和動力研究的不足。國內的研究多運用靜態分析，強調靜態要素貢獻，而很少涉及不同發展階段下要素貢獻變化問題，即只集中于靜態而非動態的分析。同時，多數文獻的實證檢驗只關注某類樣本，或不將樣本進行分類對比，無法有效分離和認識不同要素貢獻的差異。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高貢獻率只有在經濟進入低速成熟階段才會出現，簡單地根據TFP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大小不能判斷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其次，FDI與經濟增長研究的不足。目前國內關于FDI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研究不全面系統，多局限于FDI對經濟增長的某個或少數幾個效應進行分析，計量方法和指標的選取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而對能反映FDI真實作用機制的時滯效應研究很少涉及。再次，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問題研究的不足。一是研究方法上，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簡單的回歸分析時，多違背回歸方法的基本原則，包括數據是非平穩的，變量之間具有相關，尤其是金融發展的各個指標之間具有高度相關，從而產生共線性問題等，因此研究結果可能是建立在偽回歸的基礎之上；而運用多元VAR方法研究時，一些至關重要的滯后期的選擇比較簡單，因此研究結論缺乏穩健性。二是關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作用的實證研究方面，現有模型沒有很好地控制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其他因素，從而放大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三是幾乎所有文獻都在檢驗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關系或因果關系，其實證檢驗一般都選取GDP或GDP增長率的絕對值或對數值作為因變量。而事實上，經濟增長并不一定意味著經濟效率的提高。因此，研究結果也就無法說明金融對增長的貢獻是源于金融的資本積累效應還是資本配置效應。四是沒有深入分析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理，沒有全面探索金融發展的內在關聯機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結果對金融體制改革缺乏政策操作性。
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是—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能夠保持適度高速(年均8％左右)，增長速度不要大起大落，并且各主要決定因素能夠支撐經濟增長在中長時期內(10年以上)保持這種平穩高速增長態勢的可能性。
二、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約束條件
從經濟學角度講，對經濟增長的約束條件包括資源與環境方面的因素及社會方面的因素，前者主要是自然方面的因素與地理環境方面的因素，而后者主要指人口、文化傳統與制度等方面的因素。這些約束條件主要表現：(1)資源；(2)環境；(3)人力資本；(4)經濟增長方式；(5)自主創新能力；(6)現存的世界經濟規則及世界列強對中國崛起的態度等等。
三、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發展對策
1、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在制約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諸多因素中，落后的經濟增長方式是最為突出的。
發展方式問題，說到底是與生產什么、怎樣生產、為誰生產等基本問題聯系在一起的。黨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2、強調發展循環經濟
資源與環境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兩大制約條件。而發展循環經濟是破解這些制約的良策。循環經濟要求把經濟活動組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流程；其特征是低開采，高利用，低排放。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提出循環經濟應該包括四個要點。第一，資源的高效利用。也就是說，要節約資源，綜合利用；要延長產品的壽命；盡可能不要使用一次性產品。第二，減少廢物的排放。生產、消費過程中會有廢水、廢氣、廢渣的產生，首先要通過技術革新、生產進步盡量減少廢物的排放。第三，把廢物最大限度的轉化為資源。對不得不排放的廢水、廢氣、廢渣等要進行必要的處理，對其中可以利用的東西要盡量提煉、回收加以利用。第四，對實在不能再用、再回收的廢水、廢氣、廢渣等，應該做無害化的處理，以減少對環境的破壞。要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就要在這四個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發展循環經濟，需要制度建設加以保證。發展循環經濟，還要大力發展新經濟。例如，包括太陽能、風能、潮汐能等的新能源開發，包括物資回收、租賃業務、修補行業等在內的現代服務業的發展。
3、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自主創新是可持續發展中又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提高國民的自主創新能力也是提升我國人力資本內在價值的重要體現。黨的十七大報告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作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項重大任務，提出“要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貫徹到現代化建設各個方面”，這是關于我國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具體方針和要求，表明中央對自主創新問題的高度重視。
4、加強和諧社會建設
中國經濟要可持續發展，還需要一個和諧的社會環境，也就是說要做好適應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配套建設。
首先必須將就業問題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就業是社會穩定的基礎，社會穩定才能保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同時，政府應該努力保持物價的基本穩定；一個社會要實現可持續發展，應該保持物價的基本穩定，因為物價的基本穩定關系到千家萬戶，特別是對于低收入者，因為他們是經不起物價上漲沖擊的。另外，政府還要在教育上有突破性的舉措；教育不僅是縮短貧富差距最有效的手段，更是確保經濟可持續增長所需要的高素質人力資本的主要推動力；未來的產業大軍的受教育水平某種程度上直接關系到中國經濟能否真正可持續地發展；另一方面，亟需加大對職業教育與培訓的投入，這方面，西方發達國家如德國的經驗值得借鑒。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另一個配套支持條件是實現社會保障的真正全覆蓋，為廣大百姓提供底線經濟安全感；政府應該加大在健康醫療和失業保障等方面的投入。
5、提升中國經濟的世界影響力
現存世界經濟規則及世界列強對中國崛起的態度也是制約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因素之一。如何提升中國經濟的世界影響力，從而達到反制約的目的是我們應該考慮的對策之一。
目前席卷全球、特別是嚴重影響西方經濟列強的金融危機既對中國經濟發展造成影響，同時也為中國提升在世界經濟中的影響力提供了機會。中國應該利用昔日優越感濃厚的美歐有求于中國的難逢良機，在為世界經濟的穩定注入信心與力量的同時，爭取在構建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過程中發揮建設性的領導作用，謀求與中國經濟實力相稱的話語權。中國在有效整合新興經濟體的力量與訴求的基礎上，應該理直氣壯地提出并實現自己的改革主張，同時積極參與并爭取主導包括金融秩序在內的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塑。中國還應在充分了解西方底線的基礎上，提出他們可接受的關于國際經濟秩序尤其是金融體系改革的前瞻性議題，進而拿出細化議題的實施方案。推動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經濟秩序，以改變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與金融格局中的邊緣化地位，以真正提升中國經濟的世界影響力。
一、旅游業的興起及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旅游業的興起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的對外擴張產生的，逐漸發展成影響國家外匯平衡的重要經濟點。旅游對個人而言是一種娛樂活動，對國家而言是一個龐大的產業。在旅游業誕生之際就同時產生了對旅游業的研究，其中包括社會學、統計學等等不同的學術層面，但無疑都和經濟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20世紀七十年代以后，旅游業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獲得了迅猛的發展，由此關于旅游經濟的研究也被推向了一個高峰。我國的旅游業研究則興盛于改革開放以后，由于開放向經濟的影響，很多人在富裕起來的同時開始把國內游和出境游作為娛樂生活的一部分。眾所周知，旅游涉及到的經濟因素不僅僅是這一活動本身，還牽連到物質消費和精神消費，比如住房消費和購物消費等等，因此旅游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對旅游業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必須從旅游活動的兩種主要類型入手進行分開探究，也即國內游和國外游，這兩種方式對我國近年來的經濟增長有著不可磨滅的重要作用，而且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正日益提升。
二、國內游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
近年來我國的旅游業方興未艾，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來自以下一個層面。
（一） 促進國內消費，活躍國內經濟
眾所周知，旅途中的一項重要項目就是消費，特別是團隊旅游，其給旅游地區帶來的經濟增長是有目共睹的。在旅游過程中，具體包括交通費用、住宿消費、購物消費、飲食消費等等分支，而這些消費金額既會增加當地政府的財政收入，也會直接給旅游區就業人們帶去經濟收益。這是一個雙向的收益過程，旅游者通過消費獲得精神享受，而旅游區通過提供服務獲得物質收益，而且其最大的貢獻是以促進國內消費、活躍國內經濟的方式為國家經濟增長提供了助力。
（二）開辟就業新門路，提供眾多就業崗位
在我國，旅游業的發展創造了無數的就業崗位。以江西廬山為例，在未開發以前，廬山腳下只是一些普通的住戶，而開發以后附近的民居點幾乎全部改造成了旅游休憩區，居民通過建造旅社和飯館的形式為游客提供服務，從而獲得一定的經濟收益，而且還吸引了不少外地人到廬山風景區投資和就業，這就在無形中解決了當地一部分的就業問題，提供了更多的就業崗位，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我國的就業壓力。其他的景區也是一樣，但凡一個景區得到開發，必然會出現很多的崗位空缺，吸引有志之士到此謀業。
（三）開發旅游景點，促進地區發展
隨著旅游業的勃興，旅游景點的開發程度也不斷擴大，不管是自然景觀還是人文景觀，在經過一定的考量和評定之后，一旦被確立為景區，就有可能為當地帶去可觀的旅游收入。由于我國民眾的旅游熱情居高不下，所以也催生了一大批景點、景區的發現和開發。以每年節假日我國的旅游人流來看，旅游業正處于非常好的發展態勢，而景區的開發正好為喜歡旅游的人們提供了更好的去處，從而帶動當地的地區經濟發展。
三、國外游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所謂國外游，主要是指以我國地區范圍為旅游目的地的入境游。國外游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可以以下方面來探析。
（一）平衡外匯收支
國外游客選擇我國作為旅游目的地的時候，首先面臨的就是貨幣兌換問題。由于不同國家之間實行不同的貨幣制度，所以入境旅游的發展必然為我國贏得足夠的外匯收入，具體的收入來源有貨幣兌換、刷卡消費等等，總之旅游消費不僅僅是物品與價值之間的交易過程，也是人民幣與外幣之間的交易過程，這一過程不但可以時我國獲得更多的外匯收入，更大的作用是可以平衡外匯收支。眾所周知，在入境游發展的同時，我國的出境游也獲得了快速發展，這必然會形成一定的差距，而入境游則恰恰可以時外匯收入達到一種相對平衡的狀態。
（二）促進本地旅游企業與國外旅游企業良性競爭
不論是出境游還是入境游，由于涉及到國界的問題，所以時下最興的通過一定的旅游中介機構來辦理相關旅游業務。這就在輸出國和輸入國之間形成了一定的競爭，良性的競爭態勢有助于我國企業不斷調整自己的經營戰略，提高服務水平，從而實現更好的經營效益，這對于企業發展而言是百利而無一害的。在激烈的競爭壞境下，企業為了贏得更多的客戶支持，往往會提升自己的不足之處，通過競爭獲得更多的盈利來源。
（三）有利于實現規模經濟
旅游業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的牽涉范圍非常廣，一個行業的發展往往帶動周邊經濟圈的形成和發展。國外游對我國的貢獻還有一點就是有利于實現規模經濟，規模經濟指的是以旅游服務為中心的其他產業鏈條的延伸，這些不同的產業連接在一起會形成具有更大影響力的規模產業圈，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更大的影響。
四、結語
關鍵詞：對外貿易；國內貿易；廣東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0594(2008)09-0034-04
收稿日期：2008-04-22
作為我國改革的前沿陣地，廣東省在改革開放30年來，經濟實力、市場環境得到了大幅提升和改善。目前廣東省的GDP總額已經占到全國的1/8，多年排名全國第一。在我國出口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下，廣東省在對外貿易方面更是走在了全國的前列，進出口貿易額對外貿易順差額均排名全國第一，2007年廣東省進出口貿易額占全國的30％，外貿順差占全國的4成。同時，廣東省的市場化程度與其他省份相比也比較高，藏富于民的發展模式使其內需相對旺盛。對外貿易和國內貿易都對廣東經濟產生了促進作用。隨著我國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的不斷推進，我國的外貿順差不斷擴大，由此帶來的貿易摩擦不斷蔓延，從而引起外貿的不確定性增大，這就為高度依賴出口地區的經濟發展帶來了一定的風險，政府一直引導啟動內需降低對高度依賴外貿可能帶來的風險。因而有必要重新審視對外貿易、國內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這一點對于國內經濟排頭兵的廣東而言意義更為重大。
一、文獻回顧與評析
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一直是經濟學中十分活躍的研究領域，也是一個基礎性問題。理論上講，對外貿易可以通過發揮不同國家在資源稟賦上的比較優勢，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對外貿易來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增加就業，從而促進經濟增長。但由于各國的具體條件不同，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不盡相同，有的甚至剛好相反。特別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在理論上存在著“貿易促進論”與“貿易促退論”之爭：Sachs ect(1995)認為，發展中國家通過國際貿易可以吸收外國的先進技術和人力資本，從而減少失誤，形成一種特殊的趕超效應，從而可以使本國的經濟迅速地得到發展。Prebish等人則認為。由于發展中國家在對外貿易中所處不平等地位，貿易產生的收益大部分為發達國家獲取，對外貿易已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進步的阻力。國內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分析更多地體現在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上，還沒有專門的、成熟的理論對國內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探討。
實證方面，如Balassa(1978)利用11個工業國家1960-1973年間的數據，得出出口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的結論。Jung Peton&Marshall(1985)發現只有4個國家的出口引致經濟增長，而37個發展中國家并不符合傳統的假設。Kamnaratne(1994)、Sachs和Waner(1995)等人的研究也得出了對外貿易促進經濟增長的結論。但在后期，經濟學者們采用時間序列數據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如Helleiner(1996)、Bleaney(1997)等人的研究，得出了對外貿易并沒有促進經濟增長的結論。此外，Chow(1987)、Dutt和Ghosh(1996)等人的實證檢驗得出了中性的結果。國內學者對此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對國內經濟增長與貿易的時間序列數據的檢驗上。林毅夫、李永軍(2001)利用回歸分析來估計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結果表明，20世紀90年代以來外貿出口增長10％，基本上能夠推動GDP增長1％。鄧平宇(2006)、楊秀琴等(2005)從進口總額、出口總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角度實證分析了廣東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得出進出口都對廣東的經濟增長產生了促進作用。徐映梅、田靜(2005)就國內貿易與經濟增長做了研究，得出了國內貿易是經濟增長發展原因的結論，但該研究對所運用的數據并未進行任何處理。云松(2007)研究了國內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得出國內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比較密切的關系。
理論上，對外貿易和國內貿易都可以促進區域經濟增長，但由于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不同區域在對外貿易與國內貿易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兩種貿易形式可能對區域經濟的作用大小會有所不同。廣東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對外貿易已經得到了充足的發展，廣東的經濟實力、市場化程度，以及藏富于民的經濟發展模式可能會使國內貿易對廣東經濟增長的作用比較明顯，因而有必要將對外貿易與國內貿易對經濟增長促進作用進行比較。
二、實證分析
(一)檢驗方法
本文將比較對外貿易、國內貿易與廣東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依次通過對各變量進行相關性檢驗、因果關系檢驗以及回歸分析來考察對外貿易、國內貿易與廣東經濟增長的關系。
(二)變量、數據選擇
本文廣東的經濟增長用廣東的GDP增長率來表示，對外貿易用進出口總額來表示，分別用進出口增長率、進口增長率和出口增長率來表示，國內貿易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來表示，其變動使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表示。GDP增長率、進出口增長、進口增長率、出口增長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都采用水平數據自然對數的一階差分來衡量，即分別用lnGDP、lnJCK(進出口增長率)、lnJK(進口增長率)、lnCK(出口增長率)、lnCNMY(國內貿易)表示。
在進出口數據上，由于存在海關統計口徑和外經貿委外貿業務統計口徑，兩個統計口徑之間存在較大差異，對外貿易中能夠獲得較為一致的數據為1987-2006年之間的數據。數據來源于1996～2007年各期廣東統計年鑒。
(三)實證分析。
1、相關性分析。
首先看GDP增長率與各變量之間的關系。使用EVIEWS軟件計量見表1：
僅僅從相關系數看，廣東GDP增長率與國內貿易的相關系數高達0.9，遠遠高于其與對外貿易進出口總額、進口、出口之間的相關系數；GDP增長率與進出口、進口、出口之間的相關系數比較接近，都不是很高；進口與出口之間相關系數也較高，達到0.66；國內貿易與進出口、進口之間的相關系數高于其與出口之間的相關系數0.36。
2、各變量的平穩性檢驗。
相關性并不代表因果關系，這就需要因果關系檢驗，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的前提是各變量是序列平穩的，需要對各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使用常用的ADF單位根檢驗，滯后階數根據AIC和SC準則來確定，經過反復檢驗本文發現各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結果見表2：
由于各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因而無法檢驗其
格蘭杰因果關系，只能進行協整檢驗。
3、協整檢驗。
進行協整檢驗首先對各變量進行簡單的回歸，再檢驗其殘差的平穩性，如果殘差是平穩的，則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如果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則需要建立誤差修正模型(ECM)對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分析。
對各變量進行簡單回歸后的結果見表3：
僅僅從簡單的回歸結果看，國內貿易對廣東GDP的解釋力遠遠高于無論是以進出口總額、進口還是出口衡量的對外貿易變動，其R2高達0.819。
下面進一步對表3回歸方程中的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以期發現GDP與各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滯后階數根據AIC和SC準則來確定。經過反復檢驗，結果見表4：
結果表明，各回歸方程的殘差都通過平穩性檢驗。這就表明，廣東的GDP增長率與進出口總額、進口、出口、國內貿易之間都存在著協整關系。進一步對表3中的回歸方程建立ECM模型，結果見表5：
從ECM模型的計量結果看，誤差修正項系數均為負，符合反向修正機制。這表明無論短期進出口總額、進口、出口，還是國內貿易的短期變動對GDP存在正向影響，并且短期調整系數都是顯著的，這表明在僅僅考慮對外貿易的情況下，廣東每年的實際發生的GDP與長期均衡值偏差中的約40％可以被修正：僅僅考慮國內貿易的情況下，廣東每年實際發生的GDP與長期均衡值偏差中的80％可以被修正。
三、簡要結論和建議
(一)結論
通過實證分析，本文得出：相對對外貿易而言，廣東的GDP與國內貿易的相關性要高得多。國內貿易的變動可以解釋廣東GDP變動的約82％，而對外貿易的變動僅能解釋廣東GDP變動的40％左右：廣東GDP與國內貿易、對外貿易(無論是進出口、進口還是出口)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進口、出口對廣東GDP相關系數、促進作用區別不大。這似乎表明廣東的經濟增長更多地是依靠國內貿易。但由于國內貿易與對外貿易之間的互動關系，特別是對外貿易中通過引進先進技術、管理經驗提升自身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后對區域內消費水平、產業結構等影響最終作用于國內貿易和經濟增長。可能還需要進一步深入討論對外貿易之間對國內貿易、消費、投資的影響。相對于國內其他省份，廣東市場化程度較高、藏富于民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使國內貿易成為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從數據上看，這已成為不爭的事實。
(二)建議
鑒于上述分析，本文對廣東經濟發展和外貿政策提出以下建議：
繼續擴大內需，深度開發國內市場。開發國內市場可以降低因國際市場波動帶來的風險。廣東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在經濟實力、技術水平、市場化程度上已經在國內處于領先地位，同時又是珠三角地區的領頭羊，不僅要擴大省內的市場需求，還可以依靠自身在技術、管理、市場化程度等方面的優勢，深度開發國內市場，充分發揮內需這一經濟增長第一引擎的作用。
關鍵詞：內生增長理論；啟示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內生增長理論的發展及其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啟示
收錄日期：2014年4月9日
一、內生增長理論的演變過程
20世紀四十年代末期，哈羅德和多馬分別根據凱恩斯的思想提出了經濟增長模型，對發展中國家產生了很大影響，標志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產生。這一模型假定，一個經濟只生產一種產品，而資本-產出比保持不變，同時，儲蓄率、人口增長率保持不變，并且不存在技術進步和資本折舊。基本形式為G=s/v。式中，v為資本-產出比；s為儲蓄率。模型表示，經濟增長率與儲蓄率成正比，與資本-產出成反比。哈羅德-多馬模型得出的結論是，當實際經濟增長等于資本家愿意的經濟增長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長率時，經濟才能處于穩定增長狀態，但同時認為，這一增長路徑是一“刀鋒”。新古典增長理論假設各要素邊際報酬遞減、規模報酬不變，認為經濟是穩定增長的，而且這種穩態增長率是外生的，獨立于儲蓄率。索洛模型通過引入市場機制和改變資本-產出比率為常數的假定，發展了哈羅德-多馬模型，但索洛仍然沒將技術進步作為重要因素納入模型，這是一個重大缺陷，因為技術進步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是現實中一個明顯的事實。1960年，索洛和米德對該模型進行補充，在原有模型中引入了技術進步和時間因素。修正后的模型被稱為“索洛-米德模型”，其基本公式為：
G=aK/K+（1-a）L/L+T/T
上式中T/T代表技術進步。索洛模型和之后的索洛-米德模型不僅體現了凱恩斯主義，而且體現了新古典學派的經濟思想，常被稱為新古典增長模型，該模型所闡述的增長理論被稱為新古典增長理論。新古典增長理論的技術進步率外生的假定不符合現實，儲蓄率外生化且與穩態增長率無關結論受到質疑，這些與人們對經濟增長問題的實證研究經驗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在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基礎上，產生內生增長理論，彌補上述的三個缺陷。
20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經濟學認為，長期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解釋的。在勞動投入過程中包含著因正規教育、培訓等而形成的人力資本，在物質資本積累過程中包含著因研究與開發、發明、創新等活動而形成的技術進步，從而把技術進步等要素內生化，得到因技術進步的存在要素收益會遞增而長期增長率是正的結論。以羅默、盧卡斯等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在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內生增長理論，彌補了新增長理論的缺陷。
二、內生增長理論的主要內容
內生增長理論是產生于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個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認為經濟能夠不依賴外力推動實現持續增長，內生的技術進步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在解釋經濟的持續增長時導入了外生的技術進步，但是外生的技術進步率并沒有能夠從理論上說明持續經濟增長的問題。內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的長期增長率是正的，這種正的經濟增長率能夠解釋為什么收益是遞增的。內生增長理論的觀點是把知識和人力資本引入到經濟增長模型中，認為是由于知識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引起收益遞增，強調了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動力。羅默在阿羅的“干中學”基礎上，提出了知識溢出模型，這種模型以知識生產和知識溢出為基礎的。羅默假定代表性廠商的產出是該廠商的知識水平、其他有形投入（物質資本和原始勞動等）和總知識存量K的函數，而對于個別廠商的投入該生產函數表現出規模收益不變。但如果考慮K，這一生產函數對于代表性廠商和整個經濟會產生不同的含義。對于代表性廠商，它將總知識水平K看作給定的變量，所以生產函數才表現為規模收益不變，但對于整個經濟，假定整個經濟是由N個同質的廠商組成的，生產函數表現為規模收益遞增。在此，把總知識水平K作為外部性的來源。除此之外，羅默還假定了k的增長率取決于k水平和投資數額。因此，羅默模型和“干中學”模型都是通過知識積累產生收益的性質和知識存量產生的外部性得到了內生的經濟增長。盧卡斯認為，技術變化是由于教育部門引起的，如果社會能向教育部門配置一定的資源，就能形成新知識或人力資本，形成的新知識能夠提高生產率，并且能夠被其他部門免費獲得，從而提高了產出。所以，根本不需要外在的增長發動機，僅僅依靠人力資本的積累就能夠帶來人均收入的持續增長。
新古典增長理論是把技術看成是外生的，而內生增長理論把知識或技術看作是一種生產要素，是與傳統的生產要素勞動和資本是一樣的，而且還是內生的，是由廠商的知識積累推動產生的。一國的經濟要實現長期增長，主要是靠內生化的知識積累和人力資本水平來決定的。此外，知識和人力資本還具有外部效應，可以把投資與資本收益率作為知識存量和資本存量的增函數。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一個國家當前的知識存量越大，那么其投資與資本收益率越高，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也就越高。
三、內生增長理論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啟示
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由于知識經濟的興起，各國的經濟增長模式發生了很大變化，一國經濟能否實現持續穩定的增長主要取決于知識的發展。內生增長理論把知識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看作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強調了知識在經濟發展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因此，我們應逐步完善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的政策措施。
（一）增加人力資本投資的政策措施。現在中國一般勞動力并不缺乏，特別是在農村還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但缺乏較高素質的勞動力，只有通過發展教育來加快人力資本的形成，促進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我國教育投入不斷增長，但總體投入水平仍然不足。因此，應進一步完善我國教育財政支持政策，加快人力資本的開發與積累。首先，政府應直接增加人力資本投資，使財政在教育發展中發揮主導作用；其次，政府應該提供稅收刺激或財政補貼鼓勵企業增加人力資本投資；最后，要優化教育資金的分配結構，促進各級各類教育的協調發展。
（二）增加研究與開發投資的政策措施。在新知識和新技術的創新過程中，由于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具有正的外部性，私人成本會大于社會成本或者私人收益小于社會收益，從而使創新活動難以繼續維持下去。因此，政府應該制定促進技術創新、彌補私人收益的激勵措施。這種措施可以通過產權保護、政府補助、政府和企業簽訂協議來實現。對于產權保護，內生增長理論認為，由于知識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特征，其他廠商只需花很少成本就能從別人的知識中獲得利益。比如，當某人完成了一個新的發現，并由此產生更大的經濟生產力時，其他的人（或公司）會從中獲利。雖然發明者能通過價格收費，但他得到的僅僅是社會從這項發明中得到的全部利益中的一部分，其他廠商會模仿學習他。在個人研究者承擔完成發明時，社會得到正的外部利益。如果從發明中得利的每個人都必須向發明者付費，那么將產生遠比現在更為強烈的發明動機。因此，當新技術出現時，應通過專利和政府法律保護開發者的產權，增加其收益，提高創新的積極性。對于政府補助，內生增長理論認為企業在知識積累和技術進步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載體。企業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具有外溢效應，能夠促進技術的擴散和發展。因此，政府應制定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比如免除其應繳的全部或部分稅款，或者按照其繳納稅款的一定比例給予返還等。這些稅收優惠能夠降低企業技術創新的私人成本，從而能夠抵消由于知識和技術外溢帶來的收益減少，能夠激勵企業加大人力資本的投資。企業在技術的創新和研發過程中，新產品由于具有“投入大、周期長、風險大”的特點，因此研發創新就成為一種持續過程，產品回報期較長，容易面臨資金短缺困境。所以，政府應通過直接向企業提供稅收優惠或者通過財政補貼，減緩企業開發新技術過程中面臨的資金短缺的困境，提高企業增加研究與開發投資的積極性。通過政府與私人企業簽訂協約，積極引導和推動技術創新活動。對一些基礎設施等社會收益率較高的產業或項目，由于其回收期長，前期回收率低，流動性差，又缺乏一定的盈利模式，很難吸引企業去投資，對這些項目應由政府直接投資研究與開發。同時，知識、技術的內生積累與外生擴散是相互促進的，因此政府不僅要對基礎研究予以資助，還要對企業的應用研究和技術改造提供財稅方面的優惠，從而推動新技術的廣泛擴散。
（三）堅持長期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程度的進一步加深，不僅能通過自主研發實現技術創新，并且能夠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利用技術的后發優勢獲得和接觸新技術。盧卡斯認為，各國的經濟增長是由于產業革命科技擴散引起的。通過引進技術，并在本國積極傳播，能大幅度地節約成本尤其是減少時間成本。自主創新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合理利用引進的大量技術資源，會大大提高我國的生產力水平，縮短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當然，我們在引進技術時，要進行科學的選擇，避免重復引進，經過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有效擴散，提升產品的競爭力。為了能更有效地引進技術，政府應制定相關的貿易和稅收政策，為對外技術交流和合作提供廣闊的平臺。然而，從引進技術到在經濟中擴散、使用，并不是一個簡單重復的過程，必須要有制度作保證。因此，政府要構建一個吸收、使用、消化新技術的制度環境。比如，對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加大資助，提供諸如技術信息、技術培訓等公共服務，促進新技術的廣泛傳播和使用；在人才隊伍結構方面，既需要高層次的創新人才，更需要大批有文化、有知識并能夠將先進科技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職業技術人才和高素質的勞動者。因此，除了要發展普通高等教育外，大力發展職業教育，也成為提高勞動者知識水平和技術素養的重要途徑。這對于引進和學習國外先進技術、開發本國技術都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四）制定和運用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內生增長理論認為宏觀經濟政策應該側重于推動技術進步，政策不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經濟周期的治理上，而忽視促進發展新技術的各種政策。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我國經濟增長的格局將會發生變化，會由物質資本主導逐步轉變為由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主導。與此相適應，國家應積極調整包括財政政策、產業政策在內的經濟增長政策，構建促進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投資的激勵機制。但研究表明，我國目前經濟增長技術進步的貢獻率非常低，經濟增長主要還是由資本和勞動投入決定的。因此，在制定經濟政策時，既要能夠刺激資本積累的形成，又能增加人力資本投資和促進技術進步，就是把促進二者共同發展經濟政策結合起來。宏觀經濟政策應同時關注短期和長期經濟增長，凱恩斯的經濟理論主要關注的是短期的經濟增長，而內生增長理論更加關注的是長期經濟增長以及相關的因素，內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不是由外生因素決定的，而是由內生的技術進步決定的，同時強調政府的宏觀政策在促進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中發揮的積極作用。
主要參考文獻：
[1]丁建微.內生增長理論與我國經濟增長.經濟研究導刊，20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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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它國家相比，中國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僅為35%，這表明消費并未受到抑制。中國投資占GDP的比重（逾45%）也高得離譜。這使得許多人提出了一種實現“再平衡”的標準解決方案：中國必須增加消費，抑制投資。
問題在于，這種觀點是靜止的，而增長則是不平衡變化的。重要的是變化的方向。不錯，過去15年間，中國私人消費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5%。但許多東亞經濟體、甚至20世紀工業化期間的美國都是如此。盡管存在著種種警告，但在儲蓄率下降或勞動力占國民收入的比例上升之前，消費占比都不會開始增長。
不過，在一個可靠的社會保障體系確立之前，中國的儲蓄率是不會下降的。增加勞動力的收入占比，也不是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矛盾之處在于，隨著更多的勞動力從農業轉向工業――這是件好事――勞動力占比將會下降。與預期相反，由于私人部門相對于公共部門的角色越來越重，工業內部的勞動力收入占比也在不斷下降――但這也是應該歡迎的。
在更多有關增長失衡的討論背后，隱藏著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經濟遲早會發生改變。隨著農村勞動力供應的減少，以及國企和私企的相對比重趨于穩定，消費占GDP的比重將開始增長。同時，那種中國投資過多的看法也存在誤導性。實際上，過去十年中國的大部分投資都是用于住宅建設，試圖彌補時代在這方面留下的不足。
新型城鎮化是擴大內需的強大引擎
從我國經濟的內生動力構成情況看，城鎮化將成為推動我國經濟新一輪發展的必然趨勢和強勁動力。加快城鎮化建設，對于擴大內需、優化城鄉經濟結構、促進社會經濟協調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近幾年我國城鎮化進程加快，已步入快速發展期。城鎮人口從1978年的1.7億增加到2012年的7.1億，30多年來增加了5億人，其中有相當數量是進城的農民工。城鎮人口比重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2年的52.6%；農村人口比重由82.1%下降到47.4%。2012年，城鎮人口達71182萬人，比上年增加2103萬人，城鎮人口比重達52.6%，與上年相比上升1.3個百分點；鄉村人口64222萬人，減少1434萬人。城鎮人口比鄉村人口多6960萬人。
從世界城鎮化發展的歷史看，城鎮化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城鎮化率處于30%-70%之間是城鎮化中期階段，發展速度相對較快。2002年至2012年，我國城鎮化率以平均每年1.4個百分點的速度發展，城鎮人口平均每年增加2000萬人左右。
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城鎮化并不是孤立的，常常和工業化聯系在一起。從某種意義上講，工業化是創造供給，城鎮化則主要是創造需求，是擴大內需、拉動增長的持久動力。城鎮化帶動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帶來消費需求的大幅增加，同時還產生龐大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以及住房建設等投資需求。因此，如果安排得當，城鎮化將成為未來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從國際經驗看，城鎮化率只有達到70%左右，一個地區的城鎮化進程才會穩定下來。目前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剛剛超過50%，如果城鎮化率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需要近20年的時間才能達到發達國家70%的水平。因此，即便在世界經濟衰退長期化的大背景下，我國的城鎮化仍能長期有效地支撐我國經濟保持良好發展勢頭。
民生性基礎設施投資需求持久
近年來，國家將改善民生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加大對民生工程的投入、改善居民生活質量、增強消費能力、擴大內需、促進經濟發展，這是在新形勢下我國實施的一項利國利民的重大戰略政策，意義重大。
其一，加快民生工程建設，能更快、更直接地促進廣大消費者、尤其是低收入群體的消費。
近年來，各級政府加大了民生工程的建設力度，居民從中受益很大，但在一些民生領域仍存在“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好學校難”等問題，給居民家庭帶來了較大的壓力和經濟負擔。因此，需要繼續加大政府投資力度，改善民生，減輕居民的后顧之憂。
按照需求收入彈性原理，人均同樣增加100元的收入，低收入群體用于直接消費的比例要大大高于中、高收入階層。集中財力，充分借助市場化手段加快辦成幾件經濟社會發展急需、人民群眾熱切期盼的大事實事，既是高質量擴大內需的最佳選擇，又是穩當前、利長遠的重大舉措。
對老百姓來說，上學有好學校，就業能找到工作，生病有好醫院，結婚生子有房住，老了有社保養老等等，都是大家共同的期盼。隨著更多像棚戶區改造、節能環保、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民生工程的實施，內需空間將進一步拓展，居民將得到更多的實惠。
其二，民生工程建設可達到經濟和社會效應“雙豐收”。
多年來，我國經濟主要依靠生產性投資拉動。由于政府主導的投資產生的“后遺癥”較多，容易造成產能過剩和資源浪費，所以應鼓勵民間投資投向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戰略性新興產業、保障房建設、棚戶區改造以及教育、養老、醫療等領域，以解決看病難、停車難、養老難等民生問題。
由于民生問題是關系到千家萬戶的家庭幸福以及對未來發展的希望，政府將民生作為經濟增長點，既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又有利于推動結構調整；既有利于拉動當前經濟增長，又有利于增強經濟發展后勁；既有效擴大投資，又積極拉動消費。居民收入得到提高，民生狀況得到改善，可以達到經濟和社會效應“雙豐收”。
經濟增長點向內地擴散形成新動力
從區域結構看，近年來內陸地區經濟增長要快于沿海地區，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快于城鎮居民，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逐漸顯現。內陸地區的工業、投資等多數指標的增速均快于東部沿海地區，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狀況進一步得到改善，充分顯示出我國內陸地區的潛能正在逐步釋放。
從統計數據看，近年來沿海地區的制造業資本正在向中西部內陸地區轉移，而內陸地區的經濟以每年超過10%的速度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資本跨地區的流動。
承接來自東部沿海地區的生產性投資和企業的轉移，已經成為內陸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內陸地區的生產率正因為資本積累的加快而不斷提高，與沿海地區的差距也在縮小。未來5-10年，內陸地區對GDP增長的貢獻將會提高，對經濟增長的支撐力會越來越強。
一是中國地域廣闊，內陸地區的后發優勢比較明顯。
按照國家統計局綜合發展指數計算，內陸地區比沿海地區至少要落后5-10年。內陸地區如果達到沿海地區的發展和生活水平，需要增加的投資和釋放出的消費能量將是十分可觀的。
近年來，得益于國家投資重點和政策向內陸地區傾斜，內陸地區投資增幅出現快于沿海地區的局面，預計這一態勢將會延續。今后幾年國家支持投資的重點仍將是基礎設施以及民生方面，并將繼續向內陸地區傾斜，發展空間更大。
加之近年來內陸地區投資環境逐步改善、承接產業轉移能力增強，為內陸地區投資繼續保持較高增幅創造了條件。目前內陸地區施工和新開工項目較多，計劃投資額較大，按時完工在建項目仍需要大量投資，未來投資增長慣性較大。
二是內陸地區的資源優勢將得到充分發揮。
內陸地區發展潛力巨大，戰略資源非常豐富。內陸地區煤炭探明儲量占全國的67%，天然氣可開采儲量占全國的66%，水能可開發裝機容量占全國的82%，以及風能、太陽能、特色產業優勢、旅游優勢、沿邊開發開放優勢。內陸地區的人口占全國四分之一，但消費份額占全國消費市場的份額不足18%，開發潛力巨大。
新一輪的大開發將會使內陸地區在稅收方面享受更加優惠的政策，尤其是下一步的資源性產品價格的改革，會使內陸地區的經濟發展不再依靠國家的巨大投資和東部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發揮資源優勢將是內陸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方向。
三是從發展機遇期看，今后10年將是內陸地區的黃金發展期。
內陸地區地域廣大，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同時也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市場。從區域發展看，加快內陸地區發展在區域總體戰略中將具有優先地位，是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
經過30多年的改革與發展，我國東部沿海地區越來越受到市場、資源、環境等各方面的制約，相當一部分資金、技術和人才資源需要尋找新的發展空間，特別是在當前國際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必須加快內陸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促進各種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動，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廣闊的空間和巨大的推動力量。
消費升級為經濟提供續航動力
國際經驗表明，消費對GDP拉動的主導地位往往在人均國民收入達到3000～5000美元得到確立并逐步加強。2012年，我國人均GDP已超過6000美元，總體上進入消費加速轉型階段。
隨著居民消費能力的提高，消費升級不斷加快，主要表現是居民消費由原有的簡單數量增長演變為數量增長與質量提高并行，消費結構向更高層次轉化，即由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費品的升級；由私人產品到公共產品的需求升級。
目前，中國正處在消費結構升級的關鍵階段。居民的消費結構正在由吃、穿等生存型消費向以住、行、教育、旅游等發展型和享受型消費過渡，信息消費也有巨大的空間。
從耐用消費品的擁有量來看，汽車的消費仍然有很大的空間。如2012年底我國城鎮居民每百戶汽車擁有量是21.5輛，而美國、日本和歐洲等發達國家每百戶早已超過150輛，大大高于我國居民汽車的擁有水平。目前居民買新車、買好車的意愿強烈，車型的更新換代速度也在加快，今年上半年SUV銷售量增長了50%左右，表明居民對汽車的更新和需求檔次均在不斷提速。
另據統計，2013年8月底，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已超過40萬億元，人均儲蓄存款達3萬多元。儲蓄代表未來消費潛力，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居民消費潛力遠未得到充分發揮，需求結構還有較大的改善空間，消費升級有望進一步加快。因此，創造良好消費環境，引導居民消費，促進儲蓄向消費進一步轉化，對釋放消費潛力有重要意義。
通過多種因素分析，未來幾年消費熱點將集中在安全消費、綠色低碳循環消費、服務消費、品牌消費、信息消費、信用消費等六大方面，主要是以推動信息消費為重要突破口的消費政策將催生新的消費增長點。多種因素表明，國家重點培育的信息消費，將會激發出消費新動力。
信息消費是直接或間接以信息產品或服務為消費對象的消費活動。涵蓋的領域十分廣泛，包括生產消費、生活消費、管理消費等領域，覆蓋信息服務，如語音通信、互聯網數據及接入服務、信息內容和應用服務、軟件等多種服務形態，覆蓋手機、平板電腦、智能電視等多種信息產品，還包括基于信息平臺的電子商務、云服務等間接拉動消費的新型信息服務模式。
目前，信息消費已成為近年來最活躍的消費熱點，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根據工業和信息化部的數據，信息消費每增加100億元，將帶動國民經濟增長338億元。2012年我國信息消費市場規模已達1.7萬億元，帶動相關行業新增產出近9300億元。電子商務交易規模高達8萬億元，其中網絡零售額達到1.3萬億元，拉動新增消費5070億元。2013年上半年，全國信息消費規模呈現20%以上的高速增長。
《國務院關于促進信息消費擴大內需的若干意見》中，規劃出信息消費增長的主要目標為：到2015年，信息消費規模超過3.2萬億元，年均增長20%以上，帶動相關行業新增產出超過1.2萬億元，其中基于互聯網的新型信息消費規模達到2.4萬億元，年均增長30%以上。基于電子商務、云計算等信息平臺的消費快速增長，電子商務交易額超過18萬億元，網絡零售交易額突破3萬億元。
從宏觀來看，蓬勃發展的信息消費正日益成為我國新時期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戰略重點，對內需的強力拉動作用將日益顯現。信息消費具有結構層次高、綠色無污染、帶動作用強等特點，是各國重點培育的新興消費熱點，隨著我國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和居民對信息服務的旺盛需求，信息消費有望成為今后我國擴大內需的著力點和新引擎。
第三產業將為經濟升級版發力
第三產業的發展水平是衡量經濟社會發達程度的重要標志，其快速發展有利于擴大就業、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有利于引導居民消費結構由傳統的以吃、穿等為主的生存型消費，向以住、行、教育、旅游等發展型消費過渡，也有利于降低單位GDP能耗水平，推動節能減排目標的實現。
據國家工商總局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市場主體平穩健康發展，企業實有戶數持續增長。第三產業企業戶數達到1013.2萬戶，占全國企業總數的71.9%，比去年同期提高1.1個百分點，增幅雖然不大，但絕對數量跨過了1000萬戶的臺階，表明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正成為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重要力量之一。
1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郵政一直致力于經濟增長方式由以粗放型為主向集約型為主的轉變,以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然而90年代以來,隨著通信服務市場化的逐步推進和國家宏觀經濟的波動,中國郵政出現了嚴重的虧損問題。在市場競爭、內部變革等方面其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并不見有多少功效。本文試探從衡量經濟可持續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全要素生產率角度著手,定量地研究近年來中國郵政經濟增長集約度,并針對問題給出初步的應對方案。
2增長核算的模型框架
2.1全要素生產率的內涵經濟增長的源泉從投入和產出的角度來研究,可分為生產要素投入增長(指有形要素投入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兩大部分。全要素生產率雖包含的內容眾多,很難加以準確定義與說明,但它的綜合品質給劃分粗放型經濟增長與集約型經濟增長提供了可靠依據。較高的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說明經濟增長的取得主要依靠了技術進步、資源配置的改善,制度、管理、組織等方面的改進,從而是典型的集約型經濟增長。全要素生產率作為經濟組織增長方式轉變的指標,同時也是作為分析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的工具,因而對它的研究是很有意義的。在現有的全要素生產率計量研究中,同一問題的結論大多是不一致的。這是因為各項研究采用的模型,選取的數據,數據處理的方法有異。這一問題的另一方面是: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要素分解的模型很多,但在具體應用時,一要考慮分析問題的要素,二要考慮是否有可靠的數據支持,而不能片面追求精確的數學推導和完整的經濟解釋。關于全要素生產率的定義從它的提出者索洛到現在這一領域有突出成就的丹尼森、喬根森,再到國內的李京文、曾力生等,各有其獨特的看法。但可以確定的是,全要素生產率理論發展至今,已存在廣義與狹義之分。在經濟學理論中,稱之為“外生性”與“內在化”。“外生性”全要素生產率包括可現的生產率增長與不可現(“內生化”)的生產率增長。應該說,在追求問題的精確上,“內生化”是有優勢的。但經濟運作本是一個有著極強內在關聯性的大系統,內在的生產率增長依附于強大的要素投入,脫離了要素投入純粹地分解出的生產率是沒有意義的。因此,一定程度上的“外生性”更科學一些。本文將以索洛余值法為模型基礎,在此之上做適當改進。譬如,在索洛余值中將人力資本獨立出來,摒棄其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等。
2.2數據處理在確定了基本的分析方法后,就涉及到基礎數據的采集問題。進行經濟增長因素分析,最主要的變量是產出、資本投入和勞動投入。在研究中國郵政經濟增長因素時,由于其經濟核算體系還處于不斷完善過程之中,不僅與西方的SNA體系有一定差距,與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因此,為了分析結果的可靠性與國際可比性,有必要對有關變量的指標選擇進行分析和調整。(1)產出增長指標。本文采用產業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產出增長的基本指標,基礎數據取自《郵電統計資料匯編1991—1997》,并按1990年不變價格進行換算。(2)資本投入增長指標。資本存量的估算是一項艱巨繁瑣的工作,目前國際上通行的估算方法是永續盤存法。國內已有部分學者開始嘗試,在估算資本存儲量的數據方面作出了一些基礎性工作,但至今尚未取得獲得一致公認的權威性的結論。關于資本存量所應包括的范疇在理論上也存在著分歧,李京文的研究中資本存量由固定資產凈值和流動資金兩部分組成,而Chen等認為,資本存量不應包括定額流動資金。國外還有一些學者突出的強調不同年代的投資積累體現了技術的進步過程,因此要考慮資本存量的制造年代等等。本文將使用永續盤存法對中國郵政資本投入進行估量。《郵電統計資料匯編》中與資本存量相近的是基建投入、技術改造措施投入、郵電共用投入,三者之和基本上涵蓋了當年新增資本存量。由于永續盤存法與郵電財務會計在統計上有一定的區別,因而《郵電統計資料匯編》上的數據需經過處理才能在我們的測算中使用。測算1991年—1997年郵政全要素生產率時需要的1990年的資本存量數據,并非由《郵電統計資料匯編》給出,而是根據1989年數據估計而來。往年余額取1989年郵電固定資產凈值(我們的測算指標之一為固定資本折舊,則選用固定資產凈值;倘若為固定資本重置成本,則須選用固定資本原值),并按郵電分營固定資本分離時郵政所占12%的份額劃分。由于郵電經營中,流動資產所占份額較少且僅在當年有效,而在試算期間,有一半以上的年份包含流動資金與否對產出的貢獻率的差別不大。故本文估算中暫不考慮定額流動資金。我們使用以下公式來計算資本存量:（式略）資本分離時郵政所占12%的份額劃分)。δ是固定資產折舊率。根據《中國統計年鑒》中對固定資本投入按用途分為房屋及建筑物、設備、其它3類,綜合《中國郵電百科全書•綜合卷》中關于郵政運營中各要素的折舊年限后,我們定房屋及建筑物投入的折舊年限為30年,設備投入為8年,其他投入為7年。由固定資本投入Kt1、Kt2、Kt3在這3部分所占的份額分別加權計算出各自的折舊年限,然后再按各種投入在本年總投入Kt中所在份額加權求出的固定資本綜合折舊年限。(3)勞動投入增長指標。在經濟增長因素分析中,如果嚴格按照理論的要求,應當是一定時期內要素提供的“服務流量”,它不僅僅取決于要素投入量,而且還與要素的利用效率、要素的質量等因素有關。就勞動投入指標而言,是指生產過程中實際投入的勞動量,用標準勞動強度的勞動時間來衡量。在市場經濟國家,勞動的質量、時間、強度一般是與收入水平相聯系的,在市場機制的調節下,勞動報酬能夠比較合理地反映勞動投入量的變化。而在中國,由于正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時期,收入分配體制不盡合理和市場調節機制不夠完善,而且我們目前尚缺乏必要的統計資料。因此,本文采用歷年年平均職工數(因農民工使用的不確定性,此處暫不考慮農民工使用量)作為勞動力投入量指標。同時,將人力資本從其中獨立出來測算與分析。人力資本的計算由于1995年以前的數據缺少各不同職稱級別的科技人員具體數目,故只能按照當年郵電系統總的科技人員數變動計算人力資本增長率。
3增長核算的結論
首先根據《郵電統計資料匯編1991年—1997》與《中國統計年鑒1990年—1998年》所提供的原始數據,按照本文第2節所闡述的數據處理方法核算,得表1。在經濟運營中,不同的產出偏彈性將引起產出增長方向上的差異。為更加真實地反映經濟增長趨勢,我們將擯棄“規模效益不變”與“技術進步為Hicks中性”的假設。根據我們的推導(詳見附錄B),計算各類偏彈性（表略）。（式略）1991年到1997年中國郵政業務總量年增長率均高出當年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許多,其中1993年高達22.08%。但之后很快喪失強勁的增長勢頭,迅速緩沖,僅僅4年后其增長率已下降了三分之二。同期,資本投入卻一路攀升,1995年終于超出業務總量的增長近一個百分點,1996年又將這個距離拉大。1997年中國經濟低迷,內需銳減,中國郵政絕大部分業務的業務總量與資本投入都大幅度下降,但后者仍高出前者0.76個百分點。而在絕對值上兩者差距也以驚人的速度縮減。1991年以來,產出與資本投入絕對值之比為1.9225∶1,2.0867∶1,2.0885∶1,1.9246∶1,1.5363∶1,1.3278∶1,1.0475∶1。到1997年1單位的資本投入僅取得1.0475單位的產出。表明1991年—1997年間中國郵政產出的增長對資金的嚴重依賴。1992年—1993年對中國郵政而言是個轉折點。1992年的成本產出彈性為1.366,絕對收益遞增。資本投入產出彈性與勞動力、人力資本投入產出彈性也分別達到最高點:0.96,0.405。自1993年起,整個行業收益遞減,1997年成本產出彈性已降至0.32。投入的無效率性相當嚴重。行業的實際邊界已遠遠小于形式邊界,現存規模的絕大部分(近70%)并不產生效用。由于通信業實施的“零增長”的用工制度,在業務增長的同時勞動力沒有相應增長,反而持續下降,93年和95年后為負增長,97年更是以3%的速度減少。然而,人員負增長的同時科技人員的增長率卻沒能提高,反而呈下降趨勢,從1991年的0.0776降至1997年的0.027。與之相應的是1991年—1997年郵電行業的R&D(研發經費)投入占總投資的份額為0.8%,0.7%,0.4%,0.5%,0.7%,0.32%,0.37%,而1980年為1.2%。在經濟增長速度減緩,支持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指標———全要素生產率迅速降低的同時,為企業運作增強內動力的R&D投入占總投資的份額卻不斷減少,這嚴重制約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導致中國郵政產出的低層次。各種增長率變化曲線見圖1。由圖1可見,1991年—1997年間中國郵政產出增長率具有先揚后抑的變動軌跡,93年時達到頂峰,以后漸緩。在91年—94年間與之同步的是資本投入增長,而后資本投入力度依然強勁,95、96年間又攀新高,對產出增長的衰減有直接而有效的延緩作用。但96年后,資本投入的高速增長勢頭不再,產出增長率迅速直線下降。勞動力投入與人力資本投入在核算期內總體無大的變動,緩慢下滑。因其產出彈性較小,對產出增長變動影響不明顯。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幅度較大且與產出增長在時間序列上相異,95年后尤為明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