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26 17: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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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需求與供給 經濟學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由馬克思馬列部組織等提供，基于供給的具體內容而言，重點有馬克思理論體系、思想政治講座、思想教育活動等組織而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的需求者就是學生，對其的需求主要是為了形成政務額的人生價值觀與世界觀。按照平衡的價值理論，供給與需求可以平均形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平衡的數量與平衡的教育水平，例如說，學生對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的最終目標就是實現最大化的效用，形成越正確的人生價值觀與世界觀，最終的效用也會越高，如此在現代化的社會中，最為理想的狀態就是均衡，但普遍出現的卻是不均衡。因此，要想實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從不均衡轉化成均衡，關于這一點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加強解決的主要問題。但是要想解決這方面的問題還要更加深入的掌握與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實際需求與供給情況。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與“創造性供給”緩解大學生“個體需求”扭曲問題
按照讓.巴蒂斯特.薩伊制定的規律與學派的供應觀點，供給可以創造需求。通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創造性提供創造需求、引導需求，促進其能夠積極的順應大學生思維方面的特點與自身全面發展的需求。在此過程中，重點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產品是否具備創造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個人的需求與社會需求進行綜合
現如今，高校教育政治教育學生的需求方面存在一定的扭曲問題，解決的方式需要憑借著社會的需求，主要原因在于學生需求需要附偕緇嶁棖蟆P灤問葡濾枷胝治教育的重點任務應利用思想教育為大學生指引正確的道路，充分的指引學生了解社會需求，將社會需求轉化成自身發展的目標，促進個體積極主動的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因此，高校思想教育需要將社會需求作為向導、促使學生加強規范自我需求，并根據學生個體的需求展開完善社會需求的不斷發展，促使社會需求與學生個體需求的綜合發展。正如以上所闡述，思想政治社會方面的需求其實是根據我國有關要求創造而成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的供給，為大學生提供順應思想政治教育規范與思想政治教育時代特點的產品，積極的弘揚學生個體的需求，將大學生個體需求消極的狀態給予合理的抵制與開導，為大學生樹立出正確的人生價值觀與世界觀體質。
（二）集中社會的力量，形成對大學生健康成長有利的社會環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重點是以完善課程與教學課堂為基本理念，但是又不能局限在此基礎當中，需要完善在思想政治教育以外，一方面需要積極的發揮大學思想政治教育中各項學科的作用，通過全校教師與全部學科共同努力，采取潛移默化的教育模式來有效的提升大學生綜合方面的素質。另一方面，利用社會力量的整合，同時還要加強課外教育的力度，積極的為大學生創造出良好的學習環境。對大學生進行課外教育屬于一種對課堂教育的補充與延續，高效思想政治教育還可以充分利用多媒體技術加強宣傳，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學生自主的參與意識。利用心理方面的主題座談會，促進學生全面的了解心理健康知識的基礎。還可以利用加強建設校園文化，為學生創造出健康、積極、高尚的文化環境，熏陶學生崇高的涵養品德。還可以充分的利用與學生家長和社區進行合理的溝通，為家庭與社會創造良好的環境。并且通過社會共同的努力，促使大學生全健康的成長與發展。
（三）推廣素質教育的真理，加強建設先進的社會主義文化
在現代化素質教育的過程中，建設新型的國家，實現科學性教育振興國家的策略的同時，必須加強素質教育的流力度。在加強素質教育中，需要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堅持教育屬于教育主體最佳的思想價值觀。需要充分的發揮出思想政治教育在素質教育當中結合起來的作用。將思想政治教育與社會人文科學進行完美的結合，促使社會人文科學知識更具思想指南與靈魂，幫助傳授知識這與接受知識者產生正確的觀點與掌握具有科學性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學生思想素質與識別能力，思想政治教育理應將大學生全面健康發展作為終點目標，更深層次的展開素質教育，促使大學生思想素質、文化素質、健康素質相互協調的發展。根據黨的十七屆全會的相關要求中提出，必須加強社會主義先進的文化，這也能為其提供合理的發展方向，應加大力度宣傳思想政治教育中學生出現的典型事跡，為學生供應更加優秀的文化服務。
關鍵詞：馬克思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生態經濟思想；比較研究對于“生態問題”，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均作出了較為詳盡的闡述，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生態經濟思想。馬克思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方法，結合社會發展現實，將生態問題內生化，研究了生態問題的起源、本質和解決途徑，并得出了科學的結論。西方經濟學作為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將生態問題外生化，從生產和消費角度分析了生態問題產生的原因及解決途徑。在剖析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生態經濟思想的基礎上，比較分析二者的時代背景、理論基礎、研究方法、基本內容和結論的異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這兩種生態經濟思想。
一、馬克思經濟學的生態經濟思想
生態經濟理論是馬克思經濟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方經濟學認為，馬克思經濟學較少關注生態環境問題，而將研究重心更多地放在了對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結構的分析上，忽視了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和復雜性，缺乏可持續發腱的理念。這顯然是一種誤解。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揭示了“人與自然之間”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樞紐，馬克思將其生態思想滲透在對勞動與勞動過程的分析之中。
(一)勞動與勞動過程理論是馬克思經濟學生態經濟思想的基石
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是人類的物質資料生產。馬克思認為，“勞動或實踐是人的本質”，“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所以，在一定社會關系下進行的物質生產實踐活動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這種生產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在馬克思看來，社會勞動是調整人與自然界之間物質變換的途徑，“勞動過程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條件，因此，它不以人類生活的任何形式為轉移，倒不如說，它是人類生活的一切社會形式所共有的……一邊是人及其勞動，另一邊是自然及其物質。”勞動與自然之間的聯系不僅體現了物質與人的關系，同時也體現了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對人說來才是人與人聯系的紐帶，才是他為別人的存在和別人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現實的生活的要素；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礎。”
(二)勞動體現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關系
馬克思以勞動是人類有目的的、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為起點來考察勞動，認為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關系是勞動的本質，它是所有社會形態所具有的普遍關系，而這種普遍關系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關系，它不以社會形態為轉移。馬克思明確指出，“勞動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作為有用勞動，是不以一切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人類生存條件。”他將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關系稱為“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此外，馬克思認為，人通過創造性勞動占有外部世界，通過社會勞動感知并支配自然，所以“勞動的本質就是自然界的人的本質，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質”。在馬克思看來，當人通過社會勞動與自然發生物質變換關系并改變外部世界時，“也就同時改變他自身的自然”。所以，社會勞動使自然界人化或人的存在對象化。勞動使人成為社會化的人，使改變自然界的有目的的實踐活動變成社會化的活動，從而使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成為社會中普遍的生態關系。
(三)勞動過程既是物質交換過程也是社會關系的總和
勞動過程既體現人與自然的物質交換，也體現人與人的社會關系。馬克思指出：“勞動過程首先要撇開各種特定的社會形式來加以考察。”勞動過程是人們從對自身有用性角度出發有目的且有意識地利用自然物質的活動過程，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的實質。在考察商品的基本屬性時，馬克思指出，商品體現了使用價值和價值的辯證統一關系：使用價值是商品的自然屬性，反映了商品生產過程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價值是商品的社會屬性，反映了商品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在闡述勞動二重性理論時，馬克思指出，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辯證統一于商品之中：具體勞動生產商品的使用價值，反映人與自然的關系；抽象勞動生產商品的價值，反映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在考察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時，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體現了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辯證統一關系：勞動過程體現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價值增殖過程體現了剝削性生產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不僅加快了人類攫取自然界物質和能量的速度、深度和廣度，還決定著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發展的全部過程，決定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滅亡。馬克思把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關系納入了社會關系中進行研究，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被資本雇用意味著連接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轉換方式被資本所雇用，因此，對剩余價值的無限追求促使資本家支配更多的生產要素。資本主義經濟的飛速發展是依靠人與自然的物質交換手段在它的兩端產生了不同的后果而換來的：在人與自然的一端，表現為資源耗竭與環境退化等生態環境問題；在人與人的一端，表現為貧富差距擴大、生產生存環境惡化以及社會矛盾激化等問題。而一切問題的根源都來自資本對剩余價值的無限追求。
(四)生產經濟關系是生態關系與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
馬克思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指出：“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影響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響。他們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相互之間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才會有生產。”在這段論述中，馬克思不僅揭示了生產過程中應當包含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而且還指明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體現了人與自然的生態關系，人類自身的生產活動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二者是辯證統一的。顯然，馬克思將人類社會系統和自然生產系統納入了自然——人——社會所構成的大系統中，因此，生態關系與經濟關系也是內存統一的，它們構成了生產經濟關系。
二、西方經濟學的生態經濟思想
(一)古典經濟學的生態經濟思想
經濟學研究從其起源開始，就將經濟活動與自然資源之間的關系納入了研究范疇之內。如果
從重農學派算起，兩方經濟學迄今已有250多年的歷史，大體經歷了古典、新古典和當代西方經濟學三個階段。從英國古典經濟學奠基人威廉·配第開始，經濟學家們就已經認識到自然條件會約束勞動創造財富的能力。配第將勞動和土地看作是價值的兩個同等重要的源泉，并提出了“土地為財富之母，而勞動及其能動要素為財富之父”的論斷。盡管后來的西方經濟學將研究重點從價值論轉向社會經濟方面，勞動和資本逐漸成為研究的焦點問題，但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問題仍然沒有脫離西方經濟學的研究視野。從馬爾薩斯開始，西方經濟學逐漸意識到資源承載力和環境容量將會約束經濟增長。在《人口原理》和《政治經濟學原理》中，馬爾薩斯認為，由于人口和收入是以冪指數形式增長的，對自然資源的需求也將呈冪指數增長，但自然資源的供給是有限的或是以線性形式增長的，以冪指數形式增長的對自然資源的需求會超過固定的或線性增長的自然資源的供給。因此，資源的稀缺不會因為技術進步和社會發展而有所改觀，而將是一種絕對稀缺。李嘉圖將其生態思想建立在薩伊定律、土地收益遞減規律以及馬爾薩斯人口法則的基礎之上。他也看到了人口增長給生活資料帶來的壓力，并認為自然資源的空間分布是不均勻的，自然資源之所以稀缺是生產率較高的自然資源的相對稀缺。對此，他提出了自然資源的“相對稀缺論”。在解決自然資源相對稀缺的問題上，李嘉圖主張技術進步的作用，認為優質資源的相對稀缺不會成為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鴻溝。穆勒將稀缺概念引入廣義的環境分析中，提出并建立了“靜態經濟”的概念。在他看來，自然資源、環境、人口和社會財富應保持在一個相對靜止的穩態，為了防止出現食物短缺和自然環境的退化，該穩態要遠離自然資源和環境的供給極限。在穆勒看來，勞動、資本和自然資源構成了生產的三個要素。他認為，依據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人口的自然增長率是無限的，所以勞動不會成為生產增長的限制因素，而資本的增加取決于儲蓄率的大小，其總額限制了生產的發展。此外，土地作為一個重要的生產要素，由于存在邊際收益遞減效應，所以土地也會制約生產的發展。
(二)新古典經濟學的生態經濟思想
在新古典時期，人口增長、資源稀缺等問題遭到了壓制，但他們并沒有從西方經濟學研究中消失。霍特林提出了非再生資源的最優開采率，確信價格在替代資源開發、經濟持續增長中的作用，認為可以僅由資源的效用來衡量社會福利最優，而無須政府的干預。龐巴維克認為，土地和資本應該與耐用消費品處于同一集合，土地地租和礦藏地稅應該等同。索利首次根據邊際效用原則探討了采掘業的價值問題，他推進了穆勒的礦業生產中存在現在與未來矛盾觀念的分析，認為次級礦藏不能無限地持續下去，而次級土地是可以的，所以李嘉圖的農業地租理論不適用于礦業；自然資源最終的耗竭證明，即使最壞的礦藏，一旦涉及價格，礦產地稅就是正當的，而最壞的農業用地則不可以繳租。馬歇爾首次引入了外部性概念，認為商人們沒有支付市場的外部成本，而是分享了那些利益。布坎南和斯塔布爾賓認為，外部效應打破了經濟學中資源最適宜配置的條件，然而徹底消除外部性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當的，因此，馬歇爾的原理可以作為辨明社會最可接受的副作用標準。新古典經濟學始終認為，市場價格是由供給和需求的均衡所決定的，一所以生態環境問題也可以通過價格和產權來調節。
(三)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生態經濟思想
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經濟學開始了凱恩斯主義革命。此時，國家干預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并存，而西方經濟學的生態經濟思想也沿著這兩條道路不斷發展。庇古是干預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他認為，自由市場經濟不可能總是有效地運行，因此，在推進經濟福利目標上需要政府干預。“人們自然而然地傾向于將其過多的資源用于現在的服務，而將過少的資源用于未來的服務，鑒于這樣的‘自然’趨勢，除非政府在分配方面進行利益補償，否則，政府進行任何人工于預以支持這種趨勢，必將減少經濟福利。”關于資源破壞問題，庇古認為，“市場力量常常無助于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資本的創造或者保存”，“從性質上看，政府既是未來人，也是當代人的受托人，如果必要的話，需要依據法律監督和行動，以保衛本國可耗竭資源免受過早或者不顧一切的開發”。關于可耗竭資源的理性使用、環境質量的保護、限制過度消費、推進節制等，庇古提出了國家補貼、稅收和立法等解決方案。凱恩斯雖然沒有圍繞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展開廣泛論述，但他對人口增長、自然資源富足抱有樂觀態度，他認為，“從現在起，我們不需要期盼如此大的人口增長。進入黃金時代的節奏，將部分地依賴我們控制人口的能力，這個我們能夠做得到。”盡管國家干預主義學派的目標是促進資源有效配置，但在政府干預中卻出現了“政府失靈”，因此，市場又成為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另一條道路，并逐漸形成了基于所有權的經濟自由主義流派的生態經濟思想。科斯從所有權角度指出，在交易費用為零的前提下，只要自然資源的產權已明確界定并受到法律的有效保護，那么交易的任何一方擁有產權都能帶來同樣的最優配置結果，這可以通過雙方之間的談判自然實現，產權賦予不同的人只會帶來收入分配結果的不同。然而實踐證明，科斯的理論依舊具有很大局限性。此后，戴爾斯和蒙哥馬利又提出了頒布市場污染許可證等措施來控制污染的思想。
(四)西方經濟學生態經濟思想的新發展
由于當代西方經濟學將其研究重點放在了究竟依靠政府還是市場來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方面，而對支持人類經濟系統的生態環境缺乏系統研究，因此受到了自然科學家的抨擊。在20世紀60～70年代，以埃里奇的《人炸》和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為代表的一批學者考察了人口對土地、水資源、空氣、自然資源采掘和生產部門的壓力。盡管當時的主流經濟學家以技術進步對日益嚴重的環境與資源問題的緩解作出了解釋，但是這種論戰引發了更多的關于經濟與生態環境之間關系問題的思考。以肯尼思·博爾丁的《飛船地球》和赫爾曼·戴利的《穩定的經濟》等為開端，西方經濟學家對傳統的無節制增長的觀點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生態經濟學隨之迅速發展起來。
三、兩種生態經濟思想的比較
兩種生態經濟思想的相通之處主要體現在：第一，兩者都以事物的普遍聯系為出發點，將人類經濟社會活動納入制度、文化和自然界的大系統之中。第二，兩者都要求人與自然必須保持和喈統一。兩者都認為人類與自然具有統一性，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破壞自然就是破壞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第三，兩者在生態問題上都表現出了以人為本的人文關懷精神。兩者都要求人們在利用和改造資源環境的同時，必須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發展的能力構成危害。
盡管兩種生態經濟思想之間存在一些相通之處，但是兩者的差異性卻是根本的。具體表現
在：第一，兩者的研究方法存在差異。馬克思經濟學生態經濟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是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研究方法是描述、演繹、歸納與推理等方法。兩方經濟學對生態問題的闡釋更多地出現在當代西方經濟學之后，研究的時代背景已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高級階段，研究假設是理性人假設，研究方法以實證分析為主，同時也存在規范分析。第二，二者的研究進程和邏輯不同。馬克思經濟學以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為基點，運用歷史唯物論考察經濟現象，以勞動既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又是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為出發點，不僅分析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方式與生態環境之間的內在矛盾關系，而且還將其運用到商品生產與交換過程的考察中，通過強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追求剩余價值對自然和人的屬性的破壞性后果，指出了人與人的關系和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同一生產過程的辯證統一，從而將生態問題產生的根源歸結為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將生態問題納入了經濟學的研究框架之中。西方經濟學以人口增長同資源有限性之間的矛盾為研究起點，借助薩伊定理、有效需求理論、外部性等理論，對生態問題進行自然科學角度甚至是量化的詮釋，他們將生態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歸結為生產和消貲問題。可見，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馬克思經濟學認為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內生的，而西方經濟學認為生態危機的根源是外生的。第三，兩者對生態問題解決方法存在差異。馬克思經濟學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在考察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得出資本主義社會必然由絳濟危機轉向生態危機的結論。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匯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占優勢，這樣一來，它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又破壞著人類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組成部分不能同到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馬克思認為，徹底解決生態問題的唯一途徑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消亡，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消亡只能依靠其自身矛盾運動的積累。而西方經濟學內部對于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出現了較大分歧。國家干預主義主張依靠政府即“看得見的手”干預市場，在國家補貼、稅收和立法的協助下解決生態問題；基于產權理論的經濟自由主義流派主張依靠市場即“看小見的手”，在產權明晰的前提下，通過市場來解決生態問題。南此可見，西方經濟學的生態經濟思想是一種對現實生態環境問題的危機呼吁，而馬克思經濟學是站在辯證唯物和歷史唯物高度對生態問題的宏觀考量。
關鍵字：中國經濟思想；西方經濟學；西方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0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9-9166（2008）36（c）-0121-02
一、中西經濟思想的比較
古希臘思想家色諾芬、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在約公元前三世紀雖然發現了商業和手工業的存在和作用，并且初步論證了社會分工，但他們卻鄙視手工業和商業。中國也是一個中農輕商的國度，經商被人們視為“賤業”。中國古代有“士農工商”四大行業，“商”被排在了最后，甚至有時一提起商人，人們便會想到“無商不奸”、“為富不仁”等貶義詞。
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和西方古代經濟思想中均有“重農輕商”的觀點。
亞里士多德認為，生財之道有兩種：一種是屬于家務管理的一部分，一種是“貨殖”，即無限制地追求貨幣增殖。前者是把大自然提供的生活資料安排好，積累對家庭具有使用價值的財富，取得這些財富是為滿足消費，這種財富是有限并合乎自然的。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貨幣，因而這種財富是無限的，也是違反自然的。而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寫道：“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它的意思是根據市上貨物的多與少，就知道是貴還是賤。貴的上漲到極度反而要賤了，賤的下跌到極度反而要貴了。貴了就要把它像大糞臟土一樣出掉，賤了就要把它像珍珠寶玉一樣取進。錢財一定要讓它活動、運轉、流通如同流水一樣。
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亞里士多德還是司馬遷都非常重視貨幣流通的作用。
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一書中從分工出發看到了分工、交換、貨幣和商人之間的關系。強調了社會分工的重要性。中國古代的范蠡早在公元前400多年就提出了“農末兼營”的經商思想。范蠡在齊國經商時，聘請了木工、絲工以及一些各具專長的男女女仆，并把他們分成各個不同工種的小組進行勞作。可見范蠡很早就意識到社會分工對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作用，并在自己的經營實踐中對工人進行分工勞動。
二、中國經濟在實踐中總結的觀點與西方經濟學理論的聯系
（一）關于“經濟人”假設與自由經濟主張。包括司馬遷在內的許多古代學者與巨商肯定人的經濟欲望本能，并主張自由經濟政策。他們認為，現實社會是普通人的群集。要討論現實社會的經濟，就要勇于承認普通人所共有的欲望，應把人的物質欲望當作已知條件來討論經濟。司馬遷對此有精辟的論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淪，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這就是說，人的經濟欲望是自然的東西，它作為原動力，產生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從而經濟活動也就活躍起來了。經濟政策順應人的經濟欲求，使經濟活動自由擴張，是最上者；運用權力予以壓抑和限制，繼而與民爭利，則是最下者。西方經濟學即研究人類經濟欲望與稀缺性的關系的學問。離開對人的經濟欲望和“經濟人”特征的肯定，經濟學難以確立。西方經濟學開山鼻祖亞當•斯密在其代表作《國富論》中論述了市場經濟中一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這只手就是“價格”。他認為價格可以調節資源的合理流動與配置，同時主張政府采取放任的自由經濟政策。這也是基于經濟人假設的判斷而得出的結論。
（二）關于供求原理。生于戰國時代的商祖白圭晚年總結了他的經商理論。例如“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谷，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這句話的意思是：當貨物過剩，人們低價拋售時，他就收購；當貨物不足，人們高價索求時，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時，他買進糧食，出售絲、漆；蠶繭結成時，他買進絹帛棉絮，出售糧食。后世的呂不韋的《呂氏春秋》中說：“民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余。”有句俗話可以用來加以注釋：物以稀為貴。白圭與呂不韋都深諳經濟學中的供求原理。
西方經濟學對此闡述是先通過分析需求定理，再分析供給定理的基礎上提出了市場的均衡價格。而均衡價格的變動是因為供給或需求曲線的移動引起的，也就是供求不平衡引起的。又因古代經商的環境基本上可以認為是自由經濟環境，在沒有壟斷存在的條件下，貨物的價格是由市場所決定的。
（三）關于信用的論述。現代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中國古代商人認為：以誠信作為人生的準則，這是對商人的根本要求，也是儒家先哲子貢所提倡的美德。誠信是立身之本，也是經商之本，是商業活動順利進行和企業穩步發展的必要前提和條件。在《論語?顏淵》篇中，子貢與孔子有這樣一段對話，叫做“子貢問政”，也就是子貢向孔子請教治理國家的辦法。子貢問政時，孔子說：“一個好政府應該有充足的糧食，充足的軍備和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子貢問道：“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項，三項中先去掉哪一項？”孔子說：“去掉軍備。”子貢又問：“如果迫不得已還是要去掉一項，兩項中先去掉哪一項？”孔子說：“去掉糧食。自古人都難逃一死，但如果沒有人民的信任，那就什么都談不上了。”在這段對話中，孔子強調了一個“信”字。“信”是本，沒有“信”，一個政府立不起來。再具體地說，沒有“信”，一個人也立不起來，那么一個企業無信自然也會沒有商家和他合作。把誠信二字分開來解釋，誠就是真誠、誠實、虔誠之意，信就是信用、信譽、守信之意。誠偏向于內在，偏向生命主體，而信則偏向于外在，偏向行為表現。誠為體，信為用，以誠為本，方能有信用和信譽，方能言行一致，一諾千金。
在西方社會發展的歷程中，經歷了多種貨幣形態：實物貨幣、金屬貨幣、紙幣、信用紙幣。信用紙幣具有三個特點：一是由國家發行；二是國家強制使用；三是紙幣僅是貨幣符號，本身沒有價值。信用紙幣之所以能在經濟社會中充當一般等價物，完全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礎之上的。微觀經濟學的市場經濟理論對市場類型的論述有些基本假定。例如完全競爭市場存在的條件有：市場上有大量的賣者和買者；參與經濟活動的廠商出售的產品具有同質性；廠商可以無成本地進入或退出一個行業；參與市場活動的經濟主體具有完全信息。這些基本假定也都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礎上。沒有信用作為支撐，則這些基本假定都是空中樓閣，包括市場理論在內的許多微觀經濟學理論也就失去了假定基礎。
所以，中國古代經濟實踐以信用經濟為基礎；微觀經濟學的許多理論亦以信用為基礎。
三、中國古代經濟思想闡述方法與西方經濟學理論闡述方式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古代許多經濟思想很先進、很發達，完全可以與西方經濟理論相媲美。中國古代的經濟實踐也較西方社會更早、更豐富。但這些寶貴而豐富的經濟思想沒有形成象西方經濟學那樣系統的經濟理論。究其原因有以下幾點：
其一、中國傳統思想的禁錮。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自漢“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封建統治者就對文化領域進行思想清洗，限制其他自由思想的發展。用道德、仁愛精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綱五常”等儒家思想來教化民眾、治理社會。在這樣的土壤中很難誕生“經濟人”假設這樣的經濟思想。中國傳統思想的禁錮還表現在近代社會對自然科學研究的缺乏，這使得中國古代對經濟學概念的表述很模糊。比如本末、奢儉、興利、除弊、富民、長技、商戰、輕重、子母等，都沒有明確的公認的定義。這說明經濟理論范疇和經濟概念的非確定性。非確定性就極大阻礙了經濟學理論的傳播、理解與創新。
其二、近代中國沒有經歷資本主義社會的實踐。經歷了漫長的封建社會后，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并沒有經歷資本主義這個社會形態。而西方經濟學理論經歷著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數百年實踐的洗禮。許多重要的假設、推斷、理論都在實踐中加以運用、檢驗、修正，故其系統性漸強。而中國自明代以來經濟社會一直在走下坡路，經濟觀點的實踐基礎和環境較弱。
其三、疏于理性思維。司馬遷以后，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許多優良傳統，例如，重視用數字、重量、尺度統計方法研究經濟問題，重視理論探討和充分說理的學風等，都沒有被繼承下來。中國歷代經濟思想家從來沒有想到通過深入研究、仔細觀察建立真正“以不變應萬變”的理論體系。兩漢以后，經濟思想的實用更加明顯，他們在理論上很少突破先秦經濟思想基本框架。著名學者甘乃光說：“我國經濟思想除了先秦以外，漢以后的思想家實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漢后的經濟思想不過是延先秦的余緒罷了……漢后什么王莽、李覯、王安石，以至最近譚嗣同等實在無特別研究價值。”這個說法雖然過激、絕對、片面，但從理論成就上說，決不是毫無道理的。經濟思想的實用性，大大妨礙了它本身的一般性指導意義。
作者單位：南京鐵道職業技術學院蘇州校區工商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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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馬克思；新制度經濟學；人的本質；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
與西方經濟學一樣，關于人的本質和人的行動方式的理解也是馬克思經濟學的邏輯基礎， “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但現在國內所進行的馬克思經濟學或經濟學研究卻往往忽略了這一重要的理論前提，而許多對馬克思持批評態度的西方經濟學家注意到了馬克思經濟學的人學基礎，卻簡單地將馬克思經濟學視野中的“人”理解為只具有抽象的階級屬性的人。例如，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諾思就認為，馬克思關于長期社會制度變遷的理論“只有通過階級斗爭才能得以實現”，由此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未能解釋問題的全部”。。這不能不說是對馬克思思想的一種曲解。因此，對馬克思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與人的行為”的思想進行界定與區分，是我們準確把握兩大經濟學說體系理論區別的關鍵所在。
一、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的具體思想內涵
馬克思對人的本質和人的自由的理解，與科學實踐概念的提出密切相關。1845年春天誕生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標志著馬克思哲學邏輯內部矛盾的一種科學解決。在新歷史觀中，馬克思指出，一切生產實踐都是個人“在一定的社會形式中并借這種社會形式而進行的對自然的占有”。如果說自然界的人化生成意味實現人的自由的自然界限被不斷突破的話，人們借以進行物質改造的社會形式則是制約著人的自由的社會界限，狹隘的社會交往方式是市民社會個人盲目異在的根本原因。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對“社會關系”的外延作了具體說明，“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并指出包括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在內的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這些社會關系是個人“互相交換其活動和參與共同生產的條件”。。個人作為人的本質的實現程度，個人獲得自由的相對空間，取決于他對社會關系具體的、歷史的占有程度。因此。 “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如何行動，個人的利益滿足和自由實現程度，取決于他在具體的社會交往關系中的地位，取決于他對社會財富的占有方式和占有程度。“社會關系的總和”是“物的和個體的活動借以實現的必然形式”。
具體而言，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總和”的論斷，包括以下三個方面內涵。
第一，實踐是人的本質的首要特征。生產勞動實踐活動又是以分工、協作等社會化形式進行的，現實的個人究竟以何種方式參與社會，取決于個人對物質資料的占有方式，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各種交往關系。現實中的每一具體的、有差異的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財富占有狀況、交往對象、政治資源、倫理情感等等，從個人占有的這些“社會關系的總和”可以看出他或她是怎樣的一個人，體現出其具體的本質規定性。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認為具體的個人是“許多規定的綜合”、是“多樣性的統一”。
第二，在構成具體個人的多元規定性中，個人的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居于核心地位，決定著他的其他方面屬性。“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就是怎樣。因此，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么生產一致。因而，個人是什么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
第三，具體的人的本質和人的行為方式具有社會歷史性特點。每一個人“生產力、資金和社會交往形式的總和”0都是在具體的、歷史的實踐方式中獲得的，個人在社會關系占有上的差異性又直接表現為每一個人的局限性，它既是個人活動的實現條件，也是個人活動的客觀界限，它規定了個人活動的具體方式和個人獲得自由的相對空間。“生活的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聯系的交往形式是在這些束縛和界限的范圍內運動著的。”個人所占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成為規定個人活動的約束條件，決定了他或她行動的特點和方式。
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然而，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特定歷史階段，由于技術分工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分割，每一個人都被局限于狹隘的社會關系結構之中，因此，人的行為受到他或她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結構的制約，帶有特定社會關系結構的特點；并且，分立還造成個人的生產、消費等經濟行為失去了直接的社會性，因而還需要在社會交換關系中確證這種社會性，人的這一行為目的對于我們理解馬克思經濟學具有較為重要的意義。
二、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的解釋
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與人的行為特點的理論解釋是對西方經濟學理性主義傳統中相關思想的延承與發展。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提出了系統的“經濟人”假定。亞當·斯密認為，“經濟人”具有兩個基本屬性：一個是自利性，即時刻關心自己的個人利益，努力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滿足；二是完全理性，即能夠在既定的約束條件下最充分地掌握關于自我和社會的完整信息，并能夠準確找到實現自我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最有效途徑。在此基礎上，亞當·斯密進而提出著名的“看不見的手”，說明在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下，恰恰是追逐私利個人完全理性的充分張揚，使得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走向一致。“看不見的手”的經濟學意蘊在于：自由市場中社會福利最為缺失的環節同時也是最能使個人獲得最大私利的環節，因此，個人的逐利努力會自發實現資源在全社會范圍內的有序合理配置，在實現私人利益的同時也使社會福利獲得增進。可見，“看不見的手”作用機制的有效性是以“經濟人”假定為前提的，“經濟人”假定設定了古典甚至是新古典經濟學規范分析的前提，從而開啟了經濟學研究的大門。“經濟人”假定在方法論上的變化使新古典經濟學獲得了一個可進行量化分析的前提。通過“經濟人”假定，經濟學家們借助于邊際分析和數理經濟學工具，將新古典經濟學搭建成一座邏輯嚴謹、結構優美的理論大廈，從而論證了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機制，全面闡釋了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相統一的機理和評判準則。
新制度經濟學吸納了西蒙、納爾遜、西爾伯格等人關于人性的重新理解，對作為經濟學分析前提的人的行為特征做出再解釋。新制度經濟學創始人科斯指出： “當代制度經濟學應該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實際的人在由現
實制度所賦予的制約條件中活動。”嘶制度經濟學另一個代表人物諾思也認為：“制度經濟學的目標是研究制度演進背景下人們如何在現實世界中做出決定和這些決定又如何改變世界。”從“實際的人”出發，新制度經濟學家們對人的行為特征做出新的解釋。首先，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個人只能獲得不完全的信息。在現代市場交易中，由于參與者眾多，所涉及的各種要素復雜且多變，人們面臨的是一個不確定的世界，每個人所獲得的信息總是有限的。其次，人只能具備有限理性。現實的個人對環境的判斷和評估能力有限，不可能無所不知。再次，人具有非財富價值取向。在某種情況下，人們的行為并不必然表現為對財富的追求。諾思認為，利他主義、意識形態和自愿接受約束等一些非財富動機也應當出現在個人的預期效用函數中。盡管如此，在有限理性的個人之間經常發生的還是損人利己的機會主義行為。
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行為特征進行重新界定后的一個重要結論是：由于逐利的個人只具備有限理性，并存在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因此，人們追逐私利的行為常常伴隨著“外部影響”，即存在數額巨大的交易費用，致使個人的成本、收益與社會成本、收益之間無法保持一致性。因此，新制度經濟學所關注的問題并不在于證明個人與社會利益的統一性及其具體形式，而在于探討如何通過適當的制度設置或選擇，使交易費用最小，從而實現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偏離程度的最小化。
三、馬克思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思想的比較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發現，將“個人”的本質和行為方式作為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這是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共同特點。但很明顯，在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視野里，關于人的本質和人的行為特點的理解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這種差異直接導致兩大經濟學說體系在社會歷史觀和研究方法論上的具體區別。大體歸結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人的行動受主觀意識領域中的“理性”支配，而馬克思則認為，限制著人們的行動、規定人們行為的具體方式與特點的是每個人現實擁有的、不以其意志為轉移的“社會關系總和”。
包括新制度經濟學在內的整個西方經濟學傳統都帶有濃重的唯心主義社會歷史觀背景。從亞當·斯密的“經濟人”開始， “趨利避害”就被假定為人之本性，是人們一切經濟行為的目的所在。因此，在西蒙等人看來，所謂“理性”是一種基于利益目的的行動方案選擇，是人們對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或規避更大利益損失的分析與判斷能力，“理性是指一種行為方式，它適合實現制定目標。目標可假定是效用函數期望值在某一區域上極大化的形式”。0理性支配著人們的行動，是人們具體行動方式的依據所在，人們根據自身的這種主觀認知結構，遵循“認識一動機一反應一行動”的邏輯進行決策和活動。
而馬克思對人的本質的解釋是以唯物辯證的社會歷史觀作為理論基礎的。馬克思認為，人當然要滿足自己的需要，這是一個重要的、無可爭議的事實，“在任何情況下。個人總是‘從自己出發的”’。馬克思甚至將之稱為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同樣，馬克思也并不否認理性的作用，相反，在馬克思哲學的意識觀中理性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馬克思在說明理性對人們行動的意義的同時，更強調理性作用的現實約束條件。人們之所以有必要進行理性的“選擇”，是因為存在某種形式的約束，正是既定的約束條件使人們不可能窮盡一切可能，因而只能從中選擇達到利益目標或偏好的最優途徑。因此，馬克思認為，真正決定人們的行動及其特點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為選擇據以進行的各種約束條件，這些條件包括行為人的財富占有、交往關系以及觀念意識結構等等。所有這些約束條件構成行為人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構成他或她可以進行理性選擇的廣度范圍，也決定著由選擇而采取相應行動的具體特點。
第二，新制度經濟學中人的行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馬克思經濟學中人的行為特點因各自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不同，具有現實性和差異性。
西方經濟學中對人的理解具有抽象性和一般化特征，在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每一參與經濟生活的個人都變成了同一面目、竭盡全力張揚理性以追逐私利的“經濟人”，豐富現實生活中活生生個人之間存在著的人格個性和行為特點差異不見了。新制度經濟學盡管通過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滿意準則”等范疇對傳統的“經濟人”假定進行了修正，逼近了現實，但新制度經濟學并沒有進一步深入分析更為實際的人與人之間在不完全信息占有結構上的差異以及個人理性約束條件上的區別，因此仍然是從相對的“普遍性”、“共性”上理解參與經濟生活的個人。因此，這種靜止的人性既不會在同一社會結構中的人與人之間存在不同，也不會因不同時代背景而有所區別。
與西方經濟學一樣，馬克思經濟學也是將個人作為自身的理論前提。但我們注意到，馬克思是在批判費爾巴哈將人的本質理解為抽象的“愛”、“友誼”時，提出他的人的本質觀的，并且馬克思特意在說明人的本質的“一切社會關系總和”之前加上兩個定語——“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也就是說，現實中每個人有每個人自己的本質規定性，有他或她自己所占有的具體的社會關系，每一個人都是“多種規定性的綜合”，是“多樣性的統一”。馬克思正是通過現實中每個人具體的社會規定性特點來說明其特定的行為方式的： “這里所說的個人不是他們自己或別人想象中的那種個人．而是現實中的個人，也就是說，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能動地表現自己的。”
馬克思經濟學中用具體的社會屬性說明人的本質，人的本質帶有時代性和歷史性特點，這一動態發展觀為馬克思的長期社會形態變遷理論提供了強有力的人性論支持。因此，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諾思也不得不嘆服：“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
第三，西方經濟學對人性的單調定義必然導致對抗型的人際交往論，而馬克思對人本質的理解卻是多元的、豐寓的，是協作型人際交往論的基礎。
在包括新制度經濟學在內的整個西方經濟學發展歷程中，關于人性的理解并沒有從根本上走出“霍布斯叢林”，西方經濟學傳統將根本的人性定位于“利己”，理性的作用也是服務于人的一己私利。盡管新制度經濟學某些經濟學家認為應當將正義、利他等因素納入個人的效用函數，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定義，在他們實際的經濟模型分析中——比如在研究外部影響、機會主義行為時——被考慮到的也僅僅是利己主義。這種對人性的狹隘單調界定所必然導致的理論邏輯結果，就是將現實中人與人之
間的關系僅僅理解為是處于對立狀態下的交易關系。
馬克思也承認人存在利己之心，但他認為，人利己需要的滿足是通過社會性的方式實現的，社會才是個人的存在方式。個人“由于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以及他們求得滿足的方式，把他們聯系起來(兩性關系、交換、分工)，所以他們必然要發生相互關系”。一方面，馬克思經濟學視野中的人是現實的、豐富的和多方面的。馬克思將人的各種需要及滿足需要的方式全都納入人的“社會關系總和”。另一方面，每個人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是多元的，但同時也是相對有限的。因此，人與人之間是互相需要的，人們之間建立起來的是一種協作互補型的交往關系，這種協作互補型的交往關系滲透于他或她的社會關系的各個方面。
因此，馬克思經濟學中理論研究的重點是人們通過分工協作形式進行的物質資料生產活動；而新制度經濟學的關注重點在于交易活動，研究如何通過制度的創設和調整來減少人與人之間因利益沖突而產生的巨大的交易費用。
四、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思想的科學內涵
通過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界定的比較，我們認為，馬克思經濟學中關于“人”的理解，具有從現實出發而不是從抽象的理性出發的唯物論特點；不同的個人對“社會關系總和”的差異化占有構成了人們社會聯系的基礎，人們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具有動態的、發展的辯證性質；同時，這種差異化的“社會關系總和”的占有導致人與人之間的彼此需求、相互依存，這是社會和諧的基礎所在。科學發展觀繼承和發展了唯物、辯證的科學思想，并賦予時代特點和國情內容，是新時期構建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根本指導思想。“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發展的目的和根本動力。對馬克思“人的本質”的上述三個方面本質特征的分析，有利于我們深入理解科學發展觀中“以人為本”思想的科學內涵，從而正確認識科學發展觀唯物、辯證的理論特點和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重要意義。
第一，我國現階段社會關系中不同群體的差異化存在，社會生活中不同階層在社會財富、生產要素占有關系上的差別，是科學發展觀形成的重要基礎。 馬克思認為，個人所占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構成其社會聯系，是一個人進行行為選擇和個體發展的可能性空間范圍。人與人之間所占有的社會關系不同，所表現出來的具體行為選擇和行動方式就不同，發展的可能性空間也不相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與此同時，我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侵犯社會弱勢群體的事件時有發生，群眾在就業、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現實中這種社會關系、社會資源占有方面的差異化存在，促使我們深入思考發展的目的是什么、發展是為了誰的發展等問題。因此，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的思想，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以人為本”作為科學發展觀發展動力的基本內涵。
第二，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科學發展觀所追求的根本目的。
馬克思強調，個人所占有的具體的、現實的社會關系總和不是靜態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每個人改變現狀的行動努力將推動人類社會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發展，與此同時，社會進步也將為個人提供更高層次的發展平臺，創造更寬廣的制度空間。在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創造了優越的制度條件，只要我們完善法律法規。轉變發展方式，兼顧“五個統籌”，尊重發展規律，就能實現個人與社會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實現社會進步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一科學發展觀的根本目的。
第三，通過深化改革和進一步發展來解決發展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科學發展觀所強調的發展條件。
【關鍵詞】哈羅德?伊尼斯 傳播政治經濟學 傳播思想
一、國內關于哈羅德?伊尼斯研究現狀
從研究現狀來看,我國對哈羅德?伊尼斯的研究很少。除了2003年何道寬譯的《帝國與傳播》和《傳播的偏向》外,再沒有單獨研究伊尼斯傳播思想的著作。哈羅德?伊尼斯被提及也是常常作為麥克盧漢的引子,是麥克盧漢的陪襯。這與他豐富的理論成果是不相符的。
在研究派系上,哈羅德?伊尼斯被認為是“媒介決定論”的先驅。后來在尼爾?波茲曼創立的媒介環境學派上,伊尼斯被認為是“媒介環境學”的始祖。關于哈羅德?伊尼斯的“媒介決定論”本文暫且不論。筆者認為,哈羅德?伊尼斯的傳播觀里還包含了很多政治經濟學的觀點。
二、伊尼斯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論證及分析
傳播的政治經濟學派在整個傳播學研究領域中,代表了一種宏觀的視野,它關注的是傳播與社會的關系,即關注傳播作為一種經濟力量對社會的影響以及社會政治、經濟權力機構對傳播活動的作用,強調以一種“歷史的”、“制度的”方法來研究傳播現象。①從伊尼斯的兩部傳播學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明顯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觀點。
(一)國際政治經濟的寫作背景
哈羅德?伊尼斯本人是政治經濟學家,初期是專攻經濟史的,他在研究加拿大的皮貨、紙張、采礦業、木材業、漁業、谷物、石油等產業的過程中,發現了紙張等傳播方式在國際貿易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進而轉向研究傳播學。從他的研究歷程來看,伊尼斯的兩本傳播學著作跟經濟學是有很大聯系的。
另一方面,《帝國與傳播》的主題就是關于美國和英國對加拿大的雙重宰割。伊尼斯在書中試圖分析二者之間的差別。他寫這部著作適逢加拿大面臨強大的技術傳播系統的威脅,“加拿大文化生活的核心”可能遭受打擊,進而引發危機,而且這種趨勢正在變得越來越清晰。他寫作這兩本傳播學著作是要給加拿大人敲響警鐘:加拿大不能滿足于初級產品的生產,經濟不能受制于人。加拿大人必須弘揚自己獨特的國民性,文化上也不能受制于人,不能成為英美等國的邊緣,不能受文化帝國主義的擠壓。②
從上面的分析來看,無論是以前的學術背景還是研究傳播學的目的,伊尼斯的這兩本著作都帶有政治經濟學的傾向。
(二)“帝國論”與“偏向論”中的政治經濟傾向
伊尼斯筆下的“帝國”,有兩層意思,一個是作為政體的大型國家,二是泛指大型的政治組織。③伊尼斯又把他所謂的帝國分為兩大類:政治帝國和宗教帝國。政治性帝國倚重空間的控制,大肆擴張,攻城略地。宗教性帝國倚重時間的傳承,比較能夠經受改朝換代的折騰和帝王更替的滄桑。④從他的帝國所指來看,他的寫作思想跟政治和權力有很大的相關性,這一政治傾向性一目了然。
伊尼斯認為,媒介可以分為兩大類,其基本區別是:有利于空間上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時間上延續的媒介。⑤“伊尼斯在他的著作中寫道,不同的技術各有其傳播‘取向’,這些取向決定了社會組織的形式。由這些技術決定的‘知識壟斷’控制了各種社會團體間政治權力的分配。”⑥這里面的社會組織也即權力組織、政治組織。
伊尼斯著作中的核心概念和理論就是傳播與帝國(組織)的關系,也就是說,傳播的政治傾向,已經帶有政治經濟學的萌芽。
(三)著作中的傳播政治經濟學思想
在《帝國與傳播》和《傳播的偏向》中,伊尼斯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詳細敘述了傳播的發展史,也分析了傳播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和技術等的相互關系。由于時間、空間、學科跨度都比較大,所以他沒有對傳播政治經濟學做理論提煉,但其著作中有很多明確的敘述都可以表明其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政治學和經濟學相依相伴,很難區分,但為了更詳細有力地說明傳播的政治經濟學,筆者從下面四個方面加以論證和分析。
1、傳播對政治的影響
在《帝國與傳播》的緒論中,伊尼斯提到:“在政治的組織和實施中,傳播占有關鍵的一席。”⑦這個觀點表達了傳播對政治有很大的影響。傳播對政治的影響,對內主要表現在權力的分配上,體現為帝王(君主)對宗教組織的權力爭奪、官僚機構與社會大眾的權力制約和這三者權力的相互抗衡;對外表現為國家與國家間的關系,主要體現為帝國的興衰。由于處于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各個時期的權力主要矛盾會不同,媒介對其造成的影響也會不同。
“從倚重石頭轉向倚重莎草紙的變化,以及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也在發生著的變化,給埃及文明造成了巨大的壓力。”⑧在巴比倫,政治權力和宗教權力達成了長期的妥協,于是就出現了相對穩定的局面。⑨……希臘人的口頭傳統強大,字母表靈活。他們在政治帝國和宗教帝國這兩個觀念之中打進了一個楔子。⑩文字的廣泛傳播加深了城邦之間的鴻溝,加快了希臘文明的瓦解。⑾ 在中國,因為漢字復雜,輿論受到嚴重的束縛,造成長期的動蕩,引起改朝換代,導致蒙古人征服中原。”⑿在文明古國,媒介的偏向會導致帝國或繁榮或興亡。
隨著紙張的出現,印刷業的逐漸興起,媒介成為社會各政治組織爭奪的場地和工具,在組織的簇擁下,媒介發揮了更廣泛的影響。“革命之后,報紙多半緊密掛靠政黨,關心如何影響公共輿論。……新聞記者成為積極參政的人物。大量的政治小報使新聞界處于縱的狀態,國內外集團通過直接補貼來操縱新聞界。對納粹黨的當選,廣播喇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可以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報紙和廣播這兩種媒介沖突的結果。”⒀從以上的敘述可以得出:印刷媒介和廣播媒介對國家的政治體制、民主和法制甚至是世界的格局和沖突都有很大的影響。監督政府、制造輿論,充當政,影響國際關系,媒介自身也成為了一種權力象征。
2、傳播對經濟的影響
傳播對經濟方面的影響,伊尼斯在著作中也有提到。在印刷媒介出現以前,媒介對經濟的影響是很微弱的。媒介對經濟的強大影響主要體現在印刷媒介出現后的廣告上。
在古代,關于媒介對經濟的影響,伊尼斯只是零星的提到, “紙的生產傳到歐洲是商業革命的標志。紙的使用推動了信用的成長,其表現是保險單和匯票的使用。”⒁“與新聞紙相關的經濟十分敏感,其壟斷地位與廣告相關。這樣的經濟強調新媒介,尤其是廣播這個新媒介,后來對大規模的經濟蕭條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⒂在伊尼斯看來,媒介既會促進經濟的發展,也會造成經濟蕭條。
3、政治對傳播的制約
媒介作為一種工具,總是掌握在某些人或某些組織手里,被加以利用或被拋棄否認。從媒介的發展史來看,政府組織對不同的媒介會采取不同的態度和措施,造成某種媒介的發展或快或慢,甚而消失。媒介會受到不同組織意識形態的主導,進而其傳播內容和手段也會帶有一定的傾向性。
埃及君主為了維護其組織嚴密、高度集權的行政機構,他們才建立了金字塔等石頭媒介。“君主集權有利于宮殿建筑的發展,君主們喜歡用石頭雕刻,把石頭作為銘刻的媒介,尤其喜歡把法律刻在石頭上。其意圖是建立龐大的帝國并使之協調一致。”⒃
印刷工業產業化以后,印刷業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它們成了調節政府和人民的橋梁。一方面,他們作為政府的工具,引導輿論,宣傳其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作為人民的代言人,它們又將公眾對政府的意見、建議通過媒介傳達給政府。同時,媒體也是各大政治集團爭奪權力的工具。政治團體會從自身利益出發,對各個媒體加以扶持利用或給予打壓,其手段主要是制定政策和法律,如審查制度和稅收制度。這些在伊尼斯的著作中都有敘述,“專制君主對批評的壓制,迫使報紙和書籍挪到荷蘭去印刷,然后再偷運回法國。1712年,強制執行的印花稅,限制了新聞業的擴張。沃爾浦爾首相上臺后,印花稅又促進了政府對新聞業的壟斷。政府對報紙的影響又推到廣播上。”⒄
4、經濟對傳播的制約
媒介作為一種物質載體,也要實現其生產、加工和交換的價值,它是經濟交換的一部分,受到經濟系統的制約。媒介的高速發展是工業革命和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同時技術的發展也促進了媒介傳播手段和效果的提高。廣告的出現,更使得各種傳播組織強強聯合,發展成為傳媒集團。
“報紙成為‘經濟布局的機器上的一個零件’。”⒅為了更生動地說明媒介的經濟傾向,伊尼斯還引用了芬諾1799年寫的一段話:“美國報紙是最下賤、最虛偽、最奴性、最腐敗的報紙――其編輯是最愚昧、最貪婪、最粗鄙的機器人,這個機器人用銹跡斑斑的鐵絲做成,這種鐵絲是骯臟的商業貪婪。”⒆
媒介是應商品貿易的需要而出現和發展的。為了適應經濟規律和擺脫政府的控制,廣告應運而生。隨著廣告的出現,媒介的商品屬性隨之而來,利潤成了其追逐的最大目標。
結 語
哈羅德?伊尼斯是在他去世的前兩年完成這兩部著作的。由于受當時的歷史和技術條件限制,他的媒介理論沒有預測到現在傳媒對“消費主義”的推動,沒有預測到“文化霸權”和“文化帝國主義”。但盡管如此,他的著作已經具有了傳播的政治經濟學引子,并且為我們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
“美國具有機械化的傳播體制和有組織的力量。它正在形成一種新的帝國主義,并將其強加于普通法。這種新型的帝國主義體制,從法律上說是要保護的,然而事實上,它卻被用來擴張帝國主義。”⒇面對美國文化在全世界的傳播和影響,面對網絡時代的廣泛傳播性和瞬時性,現在來研究伊尼斯的傳播偏向論和帝國論,無疑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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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③④⑤哈羅德?伊尼斯 著,何道寬 譯:《傳播的偏向》譯者序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⑥阿芒?馬特拉、米歇爾?馬特拉 著,孫五三 譯:《傳播學簡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自80年代中期開始,博弈論的廣泛應用促使經濟學經歷了一次巨大變革,而且,目前這場變革還在加速進行。正如著名經濟學家泰勒爾所說：“如同理性預期使宏觀經濟學發生了革命一樣，博弈論廣泛而深遠地改變了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博弈論是數學的一個分支，1951年納什和1953年的夏普里的文章都是發表在數學雜志上。但博弈論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在經濟學上的應用卻最為廣泛成功。經濟學是研究資源如何有效配置以達到或實現既定目標的一門學科。但從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來看，這種觀點將被另一觀點所取代：經濟學是研究人的行為，即研究理性人的行為。因此，現在當再翻開歐美名牌大學的微觀經濟學教材時，你會發現有近一半的內容已與八十年代末大不相同。博弈論在短短10余年對經濟學產生的如此深刻的影響是史無前例的。近年來,博弈論的思想和建模方法已滲透到了幾乎所有的經濟分析領域。而影響最大的便是微觀經濟學。甚至可以說成為微觀經濟學的基礎。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被授予納什、豪爾紹尼和澤爾滕三人,以表彰他們在博弈論的發展及應用中所作出的開創性貢獻。
博弈論研究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及決策均衡問題。1944年馮?諾伊曼與摩根斯坦恩合作出版的《博弈論與經濟行為》第一次系統地將博弈論引入經濟學中。到20世紀50年代,合作博弈發展到鼎盛期,非合作博弈也開始產生。1950年納什在《N人博弈的均衡點》、1951年在《非合作博弈》明確提出了“納什均衡”。奠定了現代非合作博弈論的基石。1965年澤爾滕首次將動態分析引入博弈論,提出了“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和相應的“逆向歸納法”。1967年豪爾紹尼把信息不完全性引入博弈分析,定義了“貝葉斯-納什均衡”,構建了不完全信息博弈的基本理論。隨后,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得到迅速發展,1991年弗得伯格和泰勒爾定義了“精煉貝葉斯―納什均衡”。
將博弈思想引入微觀經濟學得到了一些相對獨立、體系完整的經濟學分支學科。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信息經濟學。它被譽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微觀經濟理論中最活躍的領域。信息經濟學的核心是機制設計,即在給定的信息結構下,什么樣的制度安排是最優的。在傳統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中,對這種問題進行分析是非常困難的,某些方面甚至是不可能的。正是博弈思想方法的應用,為這種經濟現實的分析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由此,信息經濟學得以迅速發展并形成為一門適用性強、內容豐富、體系完整和邏輯嚴謹的獨立的經濟學分支學科。可以說,信息經濟學正是博弈論的延伸和具體運用。
將博弈分析方法引入微觀經濟學徹底改變了微觀經濟學的面貌。在瓦爾拉斯世界,廠商視一組市場價格決定自己的產量,消費者根據同一組市場價格做出消費選擇;由于單個廠商或消費者的行為對市場價格的影響小到可以忽略,這些行為個體不必顧及別的廠商的成本函數或消費者的偏好結構即可做出自己的最優選擇。在這一模型中,一組有目共睹的市場價格披露了行為個體需要的所有外部信息;這組價格自動地將經濟調節到帕累托最優狀態,節約信息成本是完全競爭市場的一大優點。但是,在有別于(完全)價格體系的經濟環境中,缺乏一組均衡價格作為信息載體,情況會怎樣呢?正如前面所說,這依賴于具體問題中的博弈規則。在現實經濟問題中,體現博弈規則的可能是某種市場交易法則,或是某種工資制度,也可能是規定了各契約人義務和分配利益的一份文字契約,等等。經濟學家發現,某些情形下,雖然委托人不能直接了解人的私人信息,但是,他可以通過觀察對方一些公開的行為,推斷出這些私人信息――這即是示意性模型。在這類模型描述的特定環境中,雖然沒有象瓦爾拉斯均衡價格那樣直接的信息載體,經濟個體卻可以發掘某種間接的信息傳送渠道。在缺乏直接或間接的信息傳遞渠道的情形下,還可以通過改變博弈規則,構造信息成本最低的契約――顯然,這涉及尋求最優(或次優)的制度安排。
近年來一直處于理論前沿的經濟機制設計研究,正是沿著這個思路進行的。一般說來,實際中的機制設計問題會同時涉及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但同時考慮這兩個問題是非常復雜的,經濟學家選擇分別處理它們。對逆向選擇問題的研究顯示,許多情況下即使設計最優的機制也只能達到次優的結果;但是,設計最優的機制一定可以通過一個使人吐露其真實信息的機制實現(顯示原理)。另一方面,道德風險模型的一個主要結論是,在一個包含不確定性結果的契約中,對委托人最好的分配制度,一般需要委托人與人共同分擔風險。機制設計研究框架已用來研究許多重要的實際問題,如制度選擇與資源配置效率、公司組織設計和激勵工資制度,等等。可以說,慎密的微觀分析已滲透到了我們所處的這個復雜的經濟系統中的每一部分――從市場的有效性到公共產品的供給,從現代企業制度的各種有關問題到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等等。信息經濟學已經真正成為當今經濟分析的主流。
將博弈概念引入微觀經濟學使個體理性公理在經濟學中的地位達到了極致。博弈論研究的對象是理性的個體。在完全信息博弈中,理性的參與人的戰略空間和最終的支付結構被假定是公共知識。也就是說,每個參與人不僅要首先清理出自己和其他參與人所有可選的戰略來,他還得知曉各種情況下自己最終的收益;并且,其他參與人知道他掌握了這些信息……博弈論要求,每個參與人的信念是共同知識;并且,在博弈進行過程中,參與人會根據對過去事件的觀察,不斷地以貝葉斯法則來修正自己的信念。若說假設參與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按貝葉斯法則的思想行事還有相當的現實基礎的話,參與人是否還能勝任貝葉斯公式的計算未免就太可疑了。
關鍵詞：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方法論；學術刨見
一、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
在進行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過程中，胡老經過不斷的探索，尋找出了一套頗具個人學術特色而行之有效的科學研究方法。大體說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堅持以為指導
胡老一直堅信對于社會科學研究的指導意義，并將這一理念貫穿于中國經濟思想史的整個研究過程之中。例如，胡老在50年代開始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時，最初只考慮到是搞一門專史，對歷史分期問題采取了一種被歷史學界較多接受的觀點一一秦漢封建制說。但隨著胡老對經濟思想分析的深入，卻碰到了一系列按照政治經濟學無法解釋的問題。于是他依據的基本原理，對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重新進行了審視，果斷地放棄了前說而采用了西周封建論，肯定西周是較典型的封建領主制經濟，結果困難即迎刃而解。①
胡老在長期的研究中敏銳地發現，單純運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這一“社會基本矛盾學說”作為歷史研究的指導思想，會碰到許多不易正確解釋的問題。他從同志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得到啟發，認為將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并列為社會基本矛盾，對中國封建經濟的歷史分析是一個很有力的指導理論。由此，胡老提出，在歷史研究尤其是中國封建經濟的研究中“還須充分運用同志的社會基本矛盾理淪作為分析的武器”，認為“掌握了這一理論武器，會幫助我們解決單純以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作為歷史研究的指導思想時所不能很好解決的問題。”②由此他開創了運用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這一社會基本矛盾學說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先河，為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更為有效的的科學方法。正是在基本原理，尤其是在社會基本矛盾學說的指導下，胡老準確清晰地把握住了中國經濟思想史發展的基本線索，并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對此，胡老曾深有體會地指出：“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過程中，作者深深地體會到，如果不正確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正確地運用思想，許多的歷史事件就不能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③
胡老還以此為理論基礎構建起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堅實大廈。他發現，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經濟思想史也相應地呈現出不同階段的時代特征，“一個國家的經濟思想史，是與這個國家的社會發展進程有密切關聯的，所以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在這里，就應該特別予以考慮”。④基于這種認識，胡老將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基本原理作為肇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大廈的理論基石，在分析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變動的基礎上探討經濟思想的變遷，并將其作為貫穿歷史上各種紛繁經濟觀點的一根紅線，從而首次完整地建造起了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系統框架。所以，胡老始終強調，“一部完整的中國經濟思想史，必須以政治經濟學的范疇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⑤“他的中國經濟思想史體系，是在馬列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建立起來的。”⑥
胡老一再指出：“有不少關于歷史經濟問題的分歧意見或觀點，都是由于沒有很好地或全面地掌握理論才產生的，根本不是什么分歧”，因此在研究中“更重要的仍在于更熟稔地運用經濟諸范疇”，結合中國歷史的實際情況，“作出實事求是的具體分析。”⑦
2．主張以近代習用經濟范疇為基礎構建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體系
許多學者認為，編寫中國經濟思想史時應該有和它相適應的獨特體系，而不能按財富、生產、流通、分配、財政、金融等經濟范疇為體系的方式敘述，否則就是以西方經濟學說史的框框來套中國經濟思想史。由于這一觀點涉及到應否借用西方經濟學說史的某些“框框”的問題．所以是一種方法淪的問題．對此，胡老發表了自己獨特的看法。⑧
胡老指出：“任何一種思想史必然有一些它自己的特殊的理論范疇，只有在闡述其特殊理論范疇的發展過程條件下，才能顯示它本身的特色”。⑨他認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體系則必須以各種經濟范疇如生產、分配、財富等為基礎。因為“這樣做有幾個好處：(1)易于理解某一思想家或時代的經濟思想的面貌及其所反映的階級關系和經濟條件；(2)可能把不同時代的或同一時代的各個思想家的經濟觀進行比較分析；(3)易于探索許多重要經濟概念的歷史發展過程及其賴以產生的階級關系或經濟條件的變化”；(4)中國歷史上不存在專業的經濟思想家，傳統經濟思想大都混雜在哲學、政治等論述之中，將各個經濟觀點按照經濟范疇分別加以表述，易于和哲學、政治等觀點嚴恪地區分開來；(5)經濟思想史區別于其他思想史之處即在于它以論述代表一定階級或集團的經濟概念、理論及其發展過程為任務，而只有以一定歷史時期或人物所接觸到的經濟范疇為表述內容，才能實現這一任務，更充分地體現出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特點。⑩
同時，這種表述體系并非是資產階級學說史的“框框”，其實經典著作就是采用財富、利息、生產等范疇來考察、論述經濟學說史的。故以各種經濟范疇如生產、分配、財富等敘述一定歷史人物、學派或階級的經濟思想，非但是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學體系應該且必須采用的，即便“將來從事于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思想史的編寫也必須使用這些范疇。”⑾胡老進一步指出，由于舊有的古代經濟思想與近代經濟思想在邏輯思維和名詞術語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完全以舊有經濟思想的范疇作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體系的基礎，而“必須以近代經濟范疇為基礎并：兼顧舊有特點的體系來編寫中國經濟思想史。”⑿這樣才能更好地運用觀點對舊有的經濟思想遺產進行整理，才能使人們易于理解。因此，中國經濟思想史學體系以近代習用的經濟范疇為基礎，“不僅無可非議并是勢所必然。”⒀
3．倡導比較分析的研究方法
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中，胡老一向重視并極力主張運用比較分析的萬法。他指出：“所謂對比分析，以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來說，就是把各種經濟觀點在可能范圍內進行古今對比、中外對比并加以分析批判．”⒁針對一些學者反對進行古今或中西對比的觀點，胡老堅定地認為：“進行對比分析，不僅可以這樣做，有時甚至必須這樣做。”⒂
一方面，各類經濟范疇有進行對比的可能和必要。首先，任何社會形態所共有的經濟范疇如勞動、消費等，其本身就具備相對比的可能性，且只有通過對比才能體現出各社會形態經濟范疇所反映的經濟思想和客觀經濟條件的特點。其次，一定社會形態所特有的經濟范疇，只有通過對比才可能發現其在同一社會形態下的中西方不同國家之間以及在同一國家的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上的具體差別，且只有把同一社會形態下中西方特有經濟范疇進行一番全面對照之后，才能發現中國經濟思想的某些特有范疇。最后，幾種社會形態所共有的經濟范疇，如貨幣、商品等，“是古代社會和近代社會所共通的”，故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既可以把中國古代經濟思想與它的半殖民地時代的經濟思想相對比，也可以與西方從奴隸制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思想相對比。”⒃且只有通過對比才易于發現一定經濟范疇的演變過程，并找出它在各個生產方式或不同國家之間的共同點和差別點。另一方面，對比分析是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首先，胡老指出，19世紀后半期西方經濟學說即開始輸入中國，并成為人們談論經濟問題的慣用模式，而之后傳人的的經濟范疇在名詞術語上仍是沿用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經濟范疇．由此他認為，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任何一個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學者，無論他是以為指導或是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都必須選擇使用人們所熟習的經濟范疇才能為人們所理解，而“這樣做，已經是在進行一種對比分析”。⒄其次，一部完整的中國經濟思想史，既然必須以政治經濟學的范疇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舊有的經濟思想和解放前曾一度流行過的由西方傳人的資產階級經濟思想，這就要求必須進行對比分析。只有通過對比研究，才能知道19世紀中葉前后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存廢變遷情況，理清其發展演化的歷史線索。最后，只有把我國舊有的經濟思想與西方古代和近代的經濟思想進行對比分析，才能使我們知道我們祖先曾經為經濟學說作出過哪些貢獻，及其在世界經濟思想史中占據怎樣的地位，才能真正發現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光輝成就。所以，胡老堅持認為，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中進行對比分析，是可能且“十分必要的”。
4．力主“古人思想現代化”
如何準確而恰當地解釋、分析和評價古人的經濟思想，是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探討中一個頗受重視的熱點。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者曾發起了一場關于該問題的討論，即“古人思想現代化”之爭．胡老旗幟鮮明地主張“古人思想現代化”。
胡老指出，所謂“古人思想現代化”，至少應該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不遵守列寧所說的“嚴格的歷史性”，把某些古人在他的歷史地位上不可能做和不可能想的當代的東西，無中生有、牽強附會地強加到古人身上；第二種情況是遵守嚴格的歷史性，運用現代科學觀點、概念、術語和語言論述古人在他的歷史地位上應有的思想和行動。⒅胡老堅決反對前者而肯定后者，他指出：“第一種情況的現代化顯然是錯誤的，幾近于無中生有的造謠，這已不完全屬于把古人思想現代化范圍”，而“第二種的現代化是正確而必不可少的步驟，也是所有反對把古人思想現代化的同志們所認為應該堅持的正確研究態度”。⒆
胡老一再強調，要堅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去分析、評論古人的思想和用現代的科學概念與術語去解釋古人的思想，進行“古人思想現代化”是十分必要的，他指出：“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和現代科學成就去整理祖國文化遺產，盡管我們遵守嚴格的歷史性，把古人及其思想放在他應有的歷史地位上，仍然有不少必須把古人思想現代化的過程．”⒇
胡老認為，真正正確而恰當地將“古人思想現代化”至少要經過三個必須的過程：一是“轉譯”把古人習用的語言，“現代化”為我們今天通用的語言，即將古漢語譯成現代漢語；二是“對口徑”，即為古代的概念術語找到現代習用的相應替代概念術語；三是“加工”，即把古人尚無確定術語概括的思想用現代習用的概念術語表達出來，從而更易于理解、分析和批判．此外，這些概念、術語和語言，由于歷史的差別，古代與現代必然在內容上有簡單與復雜之別，認識上有深淺之別，以及反應客觀事物的正確程度之不同，這些也都需要在分析批判中進一步加以指出。胡老指出：“從某種意義來說，對口徑、加工和轉譯等才是真正而正確的把古人思想現代化。”[21]
對于“古人思想現代化”，胡老是一貫堅持的。20世紀80年代已年屆80多歲的胡老仍著文指出：“將古人思想及其有關文獻予以現代化成為任何古代中國學術史者所必須闖過的第一關”。而“無論今譯、對口徑或加工均是治我國任何古代學術思想史者(包括中國經濟思想史學者)所必須經歷的過程和艱巨的任務，其目標正是使古人思想現代化，并無可非議之處”。[22]
二、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學術創見
胡寄窗先生作為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大師、專家，他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領域的卓越學術成就，集中體現在他對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系統總結和獨到評析上。
1．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研究
從整體上對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進行系統的貫通性總結和研究，是由胡老開創的。胡老的三卷本《中國經濟思想史》是以為指導寫出的第一部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通史專著，在該書中胡老對中國古代經濟思想提出了許多獨到見解，主要有以下幾大方面：
(1)《管子》經濟思想的精辟剖析。胡老首次對《管子》經濟思想作出了系統整理和分析。頗值一提的是對《管子》輕重理論的研究。他不但力排眾議，認定該理論成于戰國中后期，而且對該理論的內容從研究對象、輕重規律及其運用等方面作了明白曉暢的分析，同時獨樹一幟地指出，輕重理論實質是封建王權與商業精神的混合物。又如以往中國學者大多認為《管子》的消費觀念是其思想中最矛盾、最不易處理的一部分，因為《管子》既主張崇儉卻又鼓勵侈靡．胡老則認為，這二者并不矛盾，崇儉是一般情況下都適用的原則，而侈靡是在特殊情況下為了達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手段．胡老對于《管子》的其他經濟思想如貨幣數量說、自利觀念、財政上擴大經濟收入和價格；既念等等，亦都有獨到精辟的論述。
(2)古代經濟循環論的首次發現和系統闡述．中國古代經濟循環論后人始終未真正理解其根本內涵，更沒人作出明確系統的論述。胡老全面考察后指出，史書所載“木饑”系“木康”之誤，后世輾轉傳抄，迄今未被發覺，這樣就不但糾正了一個史料的謬誤，而且首次對這一中國古代經濟循：不論作出了系統合理的闡述，認為該學說說明當時人們已察覺到社會經濟生活過程中存在著某種客觀規律，是世界上最早說明社會經濟變動規律的經濟循環論．
(3)古代人物經濟思想的重新審視。胡老對古人經濟思想提出了許多新穎獨到的見解。例如，對于王莽的經濟思想，學術界幾乎全盤否定，認為其代表了漢代大地主階級最腐朽集團的既得利益．胡老則對王莽的經濟思想給予了較為肯定的評價，指出王莽對當時社會經濟的一些問題已有較為深刻的認識，如認識到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商品化是土地兼并的前提條件；非生產性的家庭奴婢人數的增加會導致農村勞動力的缺乏；具有壟斷性的生產事業由政府嚴加管制的必要性；尤其是他對標準價格的設計和對生產成本的重視以及對利息來源于利潤的認識，更是十分深刻和獨到的。所以盡管王莽經濟改革措施存在不少錯誤之處且以失敗告終，但失敗了的經濟政策并不一定都是錯誤的政策，他仍不愧是對經濟問題有一定觀察力的知識分子，能對以前的思想家在這方面的成就加以綜合利用，并在某些方面有較深刻的或獨到的認識．
(4)古代土地思想、貨幣理論、財政思想、“重本輕末”思想、分配思想等的系統研究。
1)土地思想．胡老深刻地指出：在封建社會前期解決土地兼并問題是土地思想的主流，由此思想家們設計了各種以小土地平均分配為指導原則的各種土地方案，從而形成了井田思想、限田思想、王田思想、占田思想、均田思想等等；而從唐中期開始，土地思想則從解決土地問題本身更多地轉向賦役問題，特別是從宋代起，思想家多將土地兼并看成是積重難返不易改變的客觀事實，并對以前的土地思想如井田思想進行了分析批判，主張定經界和清丈土地成為土地思想的主要內容，一些新的土地思想如“耕者有其田”思想的雛形開始萌生。
2)貨幣理論。胡老指出，“子母相權”論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貨幣理論，而《管子》的貨幣思想則標志古代貨幣理論的最高峰，這二者支配了整個封建時期，成為封建地主經濟時期經常被引證的貨幣理論依據；封建地主經濟前期雖出現了一些新的貨幣觀點，但經常是點滴的發現或論述，少有人對這些觀點作綜合的系統研究，且絕大多數均系重復前人的觀點；宋以后，由于紙幣的出現和流行，給貨幣理論增添了一個嶄新的內容，紙幣問題成為爭論最多的議題，而從明末開始白銀則不時成為貨幣議論的中心問題。
3)財政思想。中國古代財政思想是甚為豐富的。胡老對其發展演變的脈絡進行了系統梳理，并指出在先秦時期許多基本的財政觀點包括量人為出、開源節流、培養稅源、平均負擔、輕徭薄賦等均已產生，西漢思想家則將其具體化為財政措施，在許多方面都具有首創意義，對此后的封建王朝財政起了極大的指導作用，但就其理論來說并未有所突破；隋唐開始發生了重大財政改革，出現了一些新的財政觀點，如量出為人、以貧富為差征稅等等；宋代起則更多地是對傳統財政思想教條的批判、深化和改進。
4)“重本輕末”思想。胡老指出，中國古代“重本輕末”思想的變化主要表現在“輕末”思想的演變上，具體說來：春秋及以前普遍重商，至戰國開始出現輕末思想，漢代則成為一個傳統的：經濟教條，但漢末即有人對其提出了異議，封建地主經濟后期這一趨勢更加顯明，明清之際黃宗羲的工商皆本論對傳統的輕末抑末作了根本否定，魏源則以新的時代精神宣揚富國，給輕末觀點敲響了喪鐘。這種對輕末觀點的懷疑或公開批判，體現了順應商品經濟發展客觀條件的進步要求，特別是明中葉以后的反輕末思想更是預示未來新興剝削階級的要求。
5)分配思想。胡老認為，中國古代分配思想在封建社會的不同階段呈現出不同特點：戰國中期以前的思想家大都主張緩和貧富對立現象，兩漢戰國末年的分配思想則變為肯定貧富不均現象的合理性，兩漢起卻又掀起了激烈抨擊貧富對立的思潮，而從宋代開始，則較多地宣揚富民思想，反對打擊富民的思想日益流傳，維護富民利益成為主流思想，愈接近封建地主經濟的末期愈是如此。胡老指出，剝削階級思想家所謂“均貧富”只是用溫和的方法以適當縮短懸殊的貧富差距，勞動人民的“均貧富”要求則是以革命的暴力剝奪方式達到財富的絕對平均。
此外，胡老對于古代價值與價格概念、消費觀點、干涉與放任等也都進行了較為系統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許多獨到論斷，不一一列舉。正因如此，學界稱譽胡老：“他在未探索的航程領域中開辟出一條路徑，和他對許多空白的填補以及對大量未見分曉的問題的澄清，則胡氏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上樹立了一塊里程碑。”[23]
2。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研究
胡老在其另一部代表性著作《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大綱》中，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對中國近代經濟思想亦作出了許多深刻獨到的分析和評價。例如，對于近代官督商辦，當時學界大多傾向于指責其對的遏制作用。胡老指出，不能認為官督商辦形式本身也是錯誤的。當時民營工商業的幼弱、國際資本主義的強大競爭壓力，以及外在融資條件的欠缺，決定了官府參與工商業的必要性，如不存在官督商辦企業，則民營工商業將拖延到若干年后才能緩慢出現，所以官督商辦企業開風氣之先的創始意義是不能否定的。由此，胡老認為，近代思想家倡行官督商辦之說，亦自有客觀基礎，不應受到責難。又如，舉借洋債主張在當時學術界一直受到較多的批評．胡老認為，舉外債以興辦近代工業是任何一個經濟落后國家發展國民經濟的正常途徑，不應當將其同一些由于經辦官僚的無知而接受的苛刻借債條件攪混在一起。當時馬建忠因倡議舉外債以修鐵路而備受非議，胡老則認為馬建忠所說的外債是指在資本市場上發行鐵路股票以籌集資本，是資本主義世界創辦工商業的習慣方式，其倡議舉洋債以興辦各種工商事業之論的本身，從理論上講是不能非議的。
在對近代歷史人物經濟思想評價上，胡老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例如稱魏源“在經濟思想領域，他可算是典型的中國式經濟思想的最后一位足值稱述的思想家，同時也是向西方文明學習的這一巨大歷史潮流的發軔者，所以，魏源的經濟思想標志著我國傳統經濟思想之歷史變革的轉折點”。[24]魏源以后，許多學者大量接觸了西方經濟學，并以此來分析中國經濟問題，因此胡老提出對這些學者的經濟思想應以近代經濟學的尺度去衡量，如康有為在以前的經濟思想學界多給予較高評價，胡老在肯定其進步作用的同時又指出“只是把一些向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習的先行者的意見加以綜合，雖在個別問題上有所發展，仍談不上增加了中國經濟思想的什么新內容”；[25]嚴復是真正傳播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惟一學者，但“不能算是一位近代意義的資產階級經：齊學家，因為他只有對許多經濟學說或問題的片面見解，缺乏對任何一個經濟理論范疇的較完整的表述”。[26]等等，不一而足。
注釋：
①胡寄窗：《對古代史分期問題的一點意見》，《學術月刊》1979年第6期。
②⑦胡寄窗：《關于研究中國封建地主經濟的若干問題》，《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4年第4期。
③④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頁、第l頁．
⑤⑩⒁⒂⒄⒅⒆⒇[21]胡寄窗：《關于目前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幾個問題》，《學術月刊》1964年第1期。
⑥談敏：《回憶我的恩師一一胡寄窗先生》，《財經研究》1994年第4期．
⑧⑨⑾⑿⒀⒃[22]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歧見》，《學術學刊》1986年第3期．
⑦張立容：《評述胡寄窗著<中國經濟思想史>》，《美國政治經濟學季刊》1987年第3期。
[24][25][26]胡寄窗：《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大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頁、第209頁、第235頁.
參考文獻：
[1]胡寄窗．關于目前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幾個問題[J]．學術月刊，1964，(1)．
確立要培養學生能力的教學理念。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要圍繞以培養學生創造性思維和創新能力為中心這個宗旨，此種理念現已為大眾所接受。但在實際的操作中，無論是在中、小學還是在大學，又因升學率高低的評價的客觀存在，最終還是陷入了人人厭倦而又人人不得不去應對的應試教育中。先前人們還不認為大學有升學的壓力，但現在大學分明在評價各個高校研究生的考取率，并作為這所大學教學水平高低的衡量標準之一。這就給我們的高校培養創造性思維和創新能力的人才帶來一定的壓力。基于學生要參加各種考試（包括考研），我們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中確曾把眼光只放在考試的需要上，為考概念而講概念，為考原理而講原理。這樣做的結果，學生可以理解教師的煞費苦心，卻提不起學習興趣，更少去關注教材以外的經濟現象。更讓我們做教師感到迷惑的是反復講解的許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學生們仍是死活理解不了，考試自然是只有死記硬背了。經過與學生的廣泛交流及自己的思考后，從而認識到政治經濟學教學中固然少不了要以教材中列舉的經典為教學內容，要從經典中援引思想資源，但也不應忽略現實問題。不斷發展的現實生活，會產生各種各樣的新問題，帶著這些問題去重新審視經典，自然會使學生有新的感受、新的理解，獲取新的思想資源。有些現實問題，只要善于發現，加以提煉，就會引發出學生學習、研究的話題，甚至會激發大學生們早一些走向學術領域。這樣既有利于學生理解原有理論體系，又豐富了學生們的思想，提高了學習興趣。反之，把教學內容僅局限于純而又純、玄而又玄的經典中，于學生、教師、社會，均無益處。因而教學中改革傳統的經典闡釋的教學觀念，著重于培養學生的理解問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應成為當前政治經濟教學的基本理念。
選擇能啟發學生思維的教學模式。長期以來，我們的大學教學也常常是遵循一套固定的模式：先復習舊課，列出、、幾個概念或問題，然后是導入新課，板書要講的章、節等內容，并在相當程度上很注意“板書”這一教學環節。多年的教學經驗使我感到板書固然很重要，但也時常覺得普遍為大家所接受的條理清晰、重點難點突出的板書對大學生的思維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啟發思考作用的同時，往往更多的起到的是相反的抑制思考的作用。特別是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中，許多概念、原理還沒等教師在黑板上寫完，學生馬上就會產生這樣的意識：高中時學過了，誰不知道。其后的教學活動我們可以想象會是什么情景。因而，我認為在教學中教師要著重從現實經濟生活中挖掘好的素材，引到課堂教學中來，通過介紹、分析、講解，啟發、調動、吸引學生思考，并在學生積極思考的過程中，把他們原來有所接觸但實際并未掌握好的經典概念予以生動的解釋。在這個前提下再板書必要的綱目，我覺得比為板書而板書更能引起學生的注意。
傳統的教學以傳播經典文化知識為主，教師是教學活動的絕對主體，學生往往是教學活動的受動者。教材安排什么，教師就講什么；教師講什么，學生就聽什么；教師怎么講，學生就怎么聽。在這樣的教育模式下，學生除了有高分未必有高能力之外。往往還會讓學生覺得所學的東西玄而且空，一旦面對現實生活中出現的問題又總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殊不知，文化是多元交織的復合體，教材中所列經典只是豐富的文化知識中相對凝固了的部分，是對以往生活的總結與升華。而現實生活又是經典得以不斷更新、充實、發展的動力和源泉，并且現實問題又極有可能成為經典問題。我們的教學的確不應只在經典上“討飯吃”，而是應該拓展視野，把現實也納入對象范疇。
(一)中西醫思維方式的不同對經濟學研究的借鑒與啟示
西方哲學以元素論和原子論為基礎,追求的是通過主客體之間的互動,實現對客體的不斷認識,并最終對客體實現改造,以滿足主體的要求。在此思想指導下,西醫的思維方式是當人體出現疾病時,醫生以其為客體,在不斷的實踐中對其逐漸了解,并最終找出治療的方法。所以,西醫認為健康與疾病是軀體有特定形態學表現的正常與異常狀態,軀體形態組織的完整一致性是其追求的健康標準。中國哲學以元氣論為核心,認為作為客體存在的“天”、“地”是作為主體的“人”產生的根源。《黃帝內經?素問?寶命全形論》曰:“夫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由于人為天地所生,天地中有人類存在所需要的各種元素,所以,人類只有順應自然規律才能夠生存。在此思想指導下,中醫追求的不是如何改造外部的客體,而是主體的行為如何順應自然規律,并最終達到天、地、人之間的和諧統一。因此,中醫認為健康與疾病是“完整的人”(與天、地合而為一)的正常與異常狀態。由于中醫有這一特點,所以不像西醫那樣追求的是治療“已病之病”,因為只有當疾病出現時,西醫才能找到需要改造的客體,而對于中醫來說,只要主體的行為不符合自然的“道”,必然會導致疾病的產生。所以唐代醫家孫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提出“上醫醫未病之病,中醫醫欲病之病,下醫醫已病之病”的觀點。西方經濟學與西醫的相似之處在于,二者都追求在認知客體的基礎上對其進行改造。保羅?薩繆爾森認為:“經濟學研究的是一個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資源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將它們在不同的人中間進行分配。”[6]
在此定義中,客體是資源、商品及勞務,主體則是作為有自主思維的人。中西醫思維方式的不同對于經濟學研究的借鑒與啟示是:不要過分追求改變自然,以希求自然能夠滿足人類的需要,而要努力適應自然的規律,這樣人類的生存環境才能更加和諧。在醫學中,中醫的追求目標是按照自然規律行事,只有在違背自然規律的時候,人體才會出現西醫所努力診治的疾病;同樣,如果人們不按照自然規律行事,出現自然界不能滿足人類需求的情況,這時試圖認識并改造自然資源的“經濟學”便會出現。“事物是一分為二的”這一經典在各個地方都有所體現。在對經濟學的批判上,雖然表面上看經濟學對于資源的配置起到了優化作用,使得作為主體的人類實現了利益最大化,但是這種最大化只是以人類某一時段、某一群體而言的最大化。對于整個人類來說,某一部分利益的獲得必然帶來另一部分利益的損失。如果某一時段、某一群體利益的獲得超過整個永續人類可以接受的最大利益,便可能會產生難以想象的后果。在西方經濟學中,研究者認為,某一地區GDP越高,經濟發展水平就會越高,同時人們就會感到越幸福。因此,GDP成為人類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2012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形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于是在以GDP作為官員升遷重要評判標準的時代,中國地方政府出臺了升級版的“四萬億”,旅游文化產業、海洋經濟產業等以前鮮有問津的領域成為投資熱點,地方政府的發展規劃預示著我國的自然環境及海洋環境將開始或已經遭受大規模的破壞。這種對環境進行大規模改造以追求使國人“幸福”的方式不具有可持續性。實際上,完全可以像其他一些國家那樣,以幸福指數作為官員施政的評判指標。相對于GDP,這一指標更加關注人類生存的自然狀態與社會狀態,更加符合自然規律,也有助于建立一個永續幸福的人類社會。
(二)中西醫方法論的不同對經濟學研究的借鑒與啟示
西方還原論認為,①整體是由部分構成的,因此高級形式的物質是可以由低級形式的物質構成的;②生命這種高級的運動形式是可以由機械、物理、化學等低級的運動形式組織起來的。如笛卡爾認為宇宙是一個巨大的機械系統,生物也被描述為自動的機器,可以用一般的物理規律作出解釋。在此思想指導下,西醫不斷把人體分解成更為微小的組成部分。
隨著科技的發展,研究從器官、組織、細胞等層面進一步縮小到分子、病原體甚至基因等層面,同時在物理、化學等學科的發展之下,治療的手段也越來越微觀。這種各方面互相割裂進行治療的方法產生的現象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得到的結果是治愈已有疾病的同時,可能由于副作用又感染上了其他疾病。中醫的整體論認為,①人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人體的組織結構及各種器官都可以納入到以五臟為中心的藏象系統中,通過經絡,聯系成一個統一的整體;②不但人體本身是一個整體,人與自然環境也構成一個統一的整體,自然界的時間、環境變化對人的身體也會產生影響[7]1。《黃帝內經?靈樞?邪客》曾云:“人與天地相應者也。”由于中醫具有系統論中整體性、聯系性、有序性和動態性的特征,在此思想指導下,醫生必須對疾病進行全面的分析與思考,并結合內部與外部環境綜合診斷予以治療,所以治療疾病更加徹底。中西醫方法論的不同對于經濟學研究的借鑒與啟示是:在解決經濟問題時應開闊視野,看到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性,不能把眼光僅僅局限于需要解決的個別問題甚至是個別問題的細枝末節上。目前來看,經濟學研究的整體性是以某種角度來討論資源分配問題或具體解決某一方面的問題來體現的,但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整體性應該是從各種因素以及動態的觀點來解決問題。影響經濟的因素,既有社會的、政治的,也有文化的甚至是自然條件方面的。在遇到某一經濟問題時,應該也可以采用經濟學之外的方法來解決。亞洲金融危機時,韓國的外匯儲備降到低點,而且短期內尚有大批外債需要償還。危難時刻,韓國廣大民眾紛紛走上街頭,主動捐獻黃金和美元給國家,換取政府公債,成功幫助政府穩定了韓元幣值,共同渡過了經濟危機。
這種情形之所以發生在韓國,一方面體現了廣大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廣大民眾能以整個國家的大局為重。這就是從社會方面解決經濟問題的一個案例。我們不但要看到現時各方面因素之間的關系,而且還要考慮到隨著時間的推移及其各方面條件的變化對經濟所產生的影響。當美國發生次貸危機并迅速在全球蔓延的時候,我國為了保持經濟穩定,出臺了四萬億投資計劃。在此投資計劃的刺激下,我國沒有出現如其他國家那樣的經濟衰退,經濟增長仍保持了高速發展。隨著外部經濟的復蘇,我國的通貨膨脹壓力增大。為了緩解通脹壓力,我國又開始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而四萬億投資項目大部分建設周期較長,在這種情況下,很多項目成了半截子工程,既浪費了人力、物力和財力,又破壞了環境。這是沒有以動態眼光考慮問題所產生的結果。從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到,在解決經濟問題時需要考慮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原本沒有“經濟學”這門獨立的學科,在古希臘時期,政治學、倫理學、政治經濟學三者是一體的。在古代中國,“經濟”有“經世濟民”之意,它既包括國家應如何對經濟活動進行管理,又包括國家如何處理政治、軍事、法律等各方面的問題,后來由于學科的分化才出現了專門的經濟學科。雖然經濟學科的專業性增強了,但始終與其他學科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三)中西醫研究對象的不同對經濟學研究的借鑒與啟示
任何一門科學,都是以研究對象來界定其研究領域與研究范圍的。從表面來看,中西醫的研究對象都是同一個人類,但兩者之間的內涵卻有著天壤之別。西醫關注的是人體組織形態的結構變化,因此研究對象主要是無生命的“人”以及已經失去生命的器官。隨著生理學的發展,動物又成為了人的替代品。從臨床上來看,雖然研究對象仍然是活著的“人”,但是此“人”是在一定的實驗條件下存在的“人”,而非存在于社會自然環境中的“人”。在西方哲學思想指導下,人類成為了和其他事物一樣的機器,———這種觀點實際上割裂了人類與之所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關系,繼而通過物理、化學以及數理的分析推理得出治療方案。由于在與自然割裂情況下診治的標準是一個個量化的指標,所以有人認為西醫培養模式下的大夫也成為可以批量生產的機器。
與西醫不同的是,中醫研究的對象是有生命的“人”。此人生活在具體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中,而非實驗室里設定的種種假設條件。由于生命活動的復雜性以及生存環境的多變性,中醫不可能像西醫那樣細致地研究影響機理變化的每一個因素,他只能通過人類外在的形體及情感表現來進行求證。大夫通過四診合參全面獲得疾病的信息,然后結合周圍的環境確定治療方案。因為中醫的很多東西是無法量化甚至觀察到的,如神、氣等,所以對生命的感悟、經驗成為中醫體系的有機部分。在這種情況下,中醫大夫的培養成為一個漫長的過程,甚至很多人終其一生也無法得到中醫的真諦。中西醫研究對象的不同對于經濟學研究的借鑒與啟示是:不要過分追求研究獨立的經濟行為,而要把研究對象置于自然存在的社會中。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是:根據一定的假設條件,列出“優美”的數學公式,然后通過繁瑣的計算,得到人們應該遵守的結論。這種范式的重點是需要找到對問題研究影響最大的指標。由于人類認識的局限性,這些假設條件絕大部分都是在生活中已經存在的現象,所以當新的問題出現時,人們又會列出新的假設條件,重新得出結論。例如,隨著金融危機的一次次爆發,解釋這一現象的模型已經推出了第四代。由于西方學者在研究社會資源如何最優配置時,只根據某一地方甚至憑空提出了一些假設,而這些假設并不能夠適用于任何地方,所以得出的結論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準”。例如,“休克療法”在玻利維亞得到了看起來耀眼的成績,但在俄羅斯卻無論從表面還是本質上都遭致失敗。
中醫通過“望、聞、問、切”全面了解和掌握疾病情況,為進一步治療提供依據。在經濟學研究中也可應用相應的方法,從直觀上,“望”就是到實地去考察當地的人文環境、自然環境以及人們的精神狀態等情況;“聞”是通過聽、說或者閱讀,了解當地各方面的情況;“問”是通過詢問當地人或熟悉當地情況的人,了解和掌握當地各方面的情況;“切”是查看當地各方面的指標。通過這四種方法,就能夠對當地情況有比較詳細的了解,從而做到更好地、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