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27 16: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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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義：與地軸垂直，并環繞地球一周的圓圈
（2）特點：①指示東西方向（與地軸垂直） ②每條緯線都是一個圓（除南極北極兩點外） ③不同緯度緯線的長度不相等（赤道是最長的緯線，越靠近兩極越小）
緯線是與地軸垂直的線，沿著東西方向環繞地球一周，所有的緯度都是平行的，并與經線垂直。其中，赤道是最長的緯線，緯度為0度，整個地球沿著赤道向北和向南各分為90份，每份為1度。因此，南緯90度是南極，北緯90度是北極。我國首都北京位于北緯39度的緯線上。
2、經線
（1）定義：連接南北兩極并且與緯線垂直相交的半圓
（2）特點：①指示南北方向（與赤道垂直） ②每條經線都是半個圓 ③經線的長度全部相等
2015年，中國經濟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一方面，要加快推進行政審批、投資、價格、特許經營等重點領域的改革;另一方面，要加快推進改革方式的改革，將自上而下改革與自下而上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奔著問題去尋找改革路徑。
2014年，中國經濟在深化改革和結構調整方面取得顯著成就。2015年，中國經濟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不過也面臨著國際經濟繼續深度調整、國內經濟可能繼續下行、經濟結構調整陣痛、企業生產經營困難較多、部分經濟風險顯現等困難和挑戰。在此形勢下，做好2015年的經濟開局工作，極為重要。
首先，以全面深化改革開局有利于落實已有工作部署。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總體要求強調“狠抓改革攻堅，突出創新驅動”，“要圍繞解決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推進改革，推出既具有年度特點、又有利于長遠制度安排的改革舉措”。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提出了數百項改革任務，2014年很多改革仍處于頂層設計過程中，2015年正是抓緊推出的時候。
其次，以全面深化改革開局有助增強市場信心。2015年中國經濟仍處于經濟增速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隨著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特別是國內外經濟運行壓力，我國經濟仍不能排除繼續下行的可能性。若經濟繼續下行，部分經濟風險可能逐步顯露、結構調整陣痛加劇、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增多、政府財政收支壓力加大，所有這些可能動搖市場信心。如果將開局重點放在GDP增速上，甚至不惜使用較大的刺激手段，可能會給今后帶來更多的后遺癥，進一步強化市場悲觀意識。如果我們將開局重點放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則會使市場感覺到盡管眼前經濟增速下行，但隨著改革持續加力推動，未來經濟前景樂觀，市場信心反而增強。
再其次，以全面深化改革開局有利于綜合協調完成2015年五大經濟任務。保持經濟穩定增長，一方面要靠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另一方面要靠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而推進“四化同步”本身就離不開深化改革，否則就不能解釋它們為何過去經常不同步。發現培育新增長點有賴于市場要活、創新要實、政策要寬，這三者都有賴于通過深化改革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形成創新動力、激發市場活力。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關鍵，是通過深化改革建立有利于農業發展的長效機制，提高農業的市場競爭力和農民的就業競爭力。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的核心，是促進不同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分工協作，提高資源的空間配置效率，而深化分工協作離不開改革創新。保障和改善基本社會保障、就業和教育等民生工作的關鍵也是完善制度，特別是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勞動就業制度改革和教育體制改革等。可見，抓住改革創新，就抓住了2015年經濟工作的“牛鼻子”，以此開局可以達到綱舉目張的效果。
一、法學界通行的觀點及其形成
什么是經濟司法,它的含義和適用范圍是怎樣的?這是目前法學界有待深入探討的一個問題。確定這一基本概念的內涵及其外延,對法學理論研究和司法實踐都具有重要意義。
近兒年間出版的法學著作,對經濟司法概念內容的表述很不一致。有的作狹義的理解,認為是指人民法院適用經濟法規審理經濟案件的活動;有的作廣義的理解,認為經濟司法機構還應包括人民檢察院的經濟檢察活動。無論是狹義還是廣義的理解,對這一概念的適用范圍大多主張不僅有經濟糾紛案件和涉外經濟糾紛案件,還有經濟犯罪案件。如陶和謙主編《經濟法學》(1983年5月版高等學校法學試用教材)對經濟司法的概念表述為:“經濟司法是我國司法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對經濟糾紛案、經濟犯罪案件和涉外經濟案件進行檢察和審理活動。”中國政法大學經濟法教研室編寫的《經濟法講義》(1984年11月版函授教材)認為是指:“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經濟犯罪和涉外經濟案件的司法機構及其職能活動。”高程德著《經濟法學》(中國展望出版社1985年5月版)認為經濟司法就是指審理經濟案件的機構、制度和活動。經濟案件包括經濟糾紛案件、涉外經濟犯罪案件。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二版的《法學詞典》(增訂版)和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編法學詞典》(吉林大學、湖北財經學院、山東大學法學系合編1985年1月第一版)對“經濟司法”一詞的解釋雖然前者認為經濟司法機關僅指“人民法院經濟審判庭”,后者認為“包括經濟檢察機構和經濟審判機構”,但是認為經濟案件中包括經濟犯罪案件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根據有關資料可以認為,提出“經濟司法”這一概念之初,曾經把經濟檢察機構和經濟犯罪案件的審理納入經濟司法的范疇。五屆人大三次會議《關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的決議》中強調要加強經濟司法工作,在要求建立和健全經濟法庭的同時,也提出建立和健全經濟檢察機構的要求。一九八O年八月八日《最高人民法院經濟審判庭關于人民法院經濟審判庭收案范圍的初步意見》規定,經濟審判庭受理的案件不僅有經濟糾紛和涉外經濟案件,把經濟犯罪案件也列入受理的范圍。這兩個文件不僅是當時指導司法實踐的法律依據,也是法學界將經濟檢察機構列為經濟司法機關,將經濟犯罪案件的審理作為經濟司法活動的主要根據。經濟司法工作創建初期,理論上諸多問題自有待于通過司法實踐加以探索。一九八二年以后,在總結全國各地人民法院經濟審判工作經驗的基礎上,最高人民法院重新規定,經濟犯罪案件一律由刑事審判庭受理,經濟審判庭不再受理。一九八四年三月第一次全國經濟審判工作會議也將人民法院經濟審判收案范圍限定為各類經濟糾紛案件,主要是考慮到:“這樣有利于刑事、民事、經濟各審判庭的業務分工,便于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同時經濟糾紛案件門類眾多,內容復雜,涉及經濟、貿易、海事、科技等各個方面,專業化要求越來越高,審判任務日益繁重,從長遠看,經濟審判庭不宜承擔經濟犯罪案件的審判”(任建新同志在第一次全國經濟審判工作會議上的報告)。這樣,便出現了經濟審判庭與經濟檢察機構收案范圍不一致的問題。另外,還應當指出一點,根據有關規定,經濟犯罪案件并不全部由經濟檢察機構直接立案偵查,有相當數量的經濟犯罪案件(如走私、投機倒把案,偽造倒賣票證案,偽造、販運國家貨幣案,偽造有價證券案,盜竊案,詐騙案等經濟犯罪案件)是由公安機關負責偵查的。但是以往的著述,多將經濟檢察機構與經濟審判機構二者并列為經濟司法機構,而將另一承擔經濟犯罪案件偵查任務的公安機關排除在外,這是不嚴密的,沒有完整地反映客觀實際。
二、經濟檢察從屬于刑事司法,而經濟司法是從民事司法分化獨立出來的一個司法子系統
從經濟檢察機構的建立及其活動來考察,即可明了它是在刑事檢察的基礎上發展分離出來的,它依然從屬于刑事司法,是刑事司法的組成部分。經濟司法是從民事司法分離出來,成為民事司法的一個子系統。闡明這兩個概念各自的從屬,對于科學地確定經濟司法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我國目前并未建立經濟法院,而只是在人民法院設立經濟審判庭的情況下,經濟司法只能是指司法機關對經濟糾紛案件的審理。經濟司法包括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的司法機構、制度和活動。具體來說,就是各級人民法院的經濟審判庭依照民事訴訟法程序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的全部活動。經濟審封庭的收案范圍在司法實踐中已經作了重大調整,而我們的理論研究工作,卻未能對經濟司法概念的表述作必要的修正,使之與客觀的變化相適應。有的著作在講經濟司法機構時,把經濟檢察機構依然包括在內,而講到經濟審判庭的收案范圍和審理經濟案件的程序,卻又不得不把經濟犯罪案件排除在外和援用民事訴訟法的訴訟程序(見中國人民大學經濟法教研室編著((中國經濟法教程》1985年7月第一版)。有的學者雖然發現在概念中包含經濟檢察就會造成不可解的矛盾,難以自圓其說;也指出了經濟檢察與經濟審判管轄的案件范圍不一致,但并沒有從如何確定經濟司法概念上去探究,卻提出要從“經濟檢察與經濟審判如何進行配合”去探討。這自然無助于擺脫理論上的困境(見江蘇工學院《經濟法總論》)。
《職業技術教育》：當前世界職業教育發展的主要趨勢是什么？
Denise Amyot：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經濟全球化的變化意味著，擴大人們接受技術和專業教育（technical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的機會，增強技術和專業教育的適切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相關研究表明，所有國家的大部分人口都需要獲得一系列廣泛的中等后教育與培訓，而應用學習機構在這一過程中發揮著關鍵的作用。教育不可能在所有國家都采用同一種模式，也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萬全之策。但為適應全球經濟的迅速變化，技術和專業教育機構需要與雇主及其所在社區更緊密地合作，以確保提供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教育。怎樣形成這樣一種高效、有活力的合作伙伴關系，是所有國家面臨的關鍵問題。傳統來說，人們普遍希望通過進入大學實現個體的就業和生活成功，因此，怎樣吸引更多的人到應用型學習機構學習是我們要解決的最重要問題。為此，我們需要提高專業和技術教育的地位，使其成為一個促進個體實現成功的公平和有吸引力路徑。我們需要提高畢業生的就業能力、就業率，幫助其創業成功，這些是改變學生及其家長對技術和專業教育看法的重要信息。我們還必須確保職業教育體系中有一流的領導者和改革的先驅者。僅僅有充足的管理者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動態的領導者。我們也要求教師不僅僅是授課者，還能利用各種工具啟迪青年人，給予他們動手操作的經歷，從而為其獲得有報酬的職業生涯作準備。
《職業技術教育》：各國職業院校在辦學和技能人才培養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和挑戰是什么？各國和學校又是怎樣應對這些挑戰的？
Denise Amyot：我上面已經提到了現在面臨的關鍵挑戰。就可能的解決方法而言，我可以介紹一下加拿大的學校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就培訓的適切性而言，加拿大的學校都設有項目咨詢委員會，每年都對相關的課程項目進行調整。我們還設有國家行業理事會，持續推進與雇主的合作關系，從而使課程適應當前行業發展的要求和標準。現在加拿大負責中等后教育的國家部門也根據一些關鍵的績效指標對部分學校給予經費資助――這包括畢業生的就業率以及雇主和學生的滿意水平。這種實施形式和問責機制持續激發了專業和技術教育機構在國家資格框架的基礎上努力增強所提供課程和服務的勞動力市場適應性。
就職業教育的社會形象來看，職業教育畢業生職業生涯的成功及學校開展的創新性教育項目就已經證明了職業教育的價值。在這方面，我們的職業教育機構已經適應了新的不斷變化的全球市場，我們已經改變了這一領域的用語――現在探討的是專業和技術教育（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而不僅僅是職業培訓（vocational training）。事實上，加拿大近來出現的一種現象更加證明了需求驅動應用學習體系的優勢，如一些獲得學士學位的大學畢業生再回到技術學院學習證書或文憑課程。在過去的五年中，僅在多倫多地區，大學畢業生進入職業學院學習的學生人數就增加了40%。現在的雇主對其青年員工培訓的投資日益減少，因為他們都積極尋求雇傭已經證明具有勞動力市場需求相關資格，而不僅是具備理論知識的員工。職業學院提供的與行業相關的實踐導向的生涯培訓和工作場所實踐是一個有益的結合。
就職業院校教職員工的培訓和領導能力來說，為適應全球化發展趨勢，增強職業教育機構的影響力，我們在過去幾年中已經積極致力于加強職業教育工作者的專業化發展、領導力構建及其合作網絡建設。我們已經與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CAEIE）合作，開展職業教育領導力培訓（Vocational Education Leadership Training，VELT）項目。通過該項目，中國職業教育機構的校長和副校長可以到加拿大和其他五個國家學習技術學院的領導模式。
《職業技術教育》：通過與中國職業院校辦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交流及到中國職業院校的參觀考察，您對中國職業教育發展有哪些感受？
Denise Amyot：近年來，中國努力通過政府決策和增加投資加強專業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的發展，以增強其適切性，擴大其受眾。在與其他國家教育部門交流時，我們經常把中國作為這一領域的一個范例。中國應該為其對職業教育的投資感到自豪――努力提升其職業教育機構的領導能力及其師資的能力，并把這些方面作為評判未來成功的標準。我們對其中的一些積極改革感到激動和振奮。例如，利用亞洲發展銀行的貸款，加拿大溫哥華社區學院（Vancouver Community College，VCC）對來自中國湖南省職業院校的教師開展了三個月的定制教師培訓項目。這一項目關注的重點是培訓教師的課堂教學方式、課程開發、領導力、評估技術、戰略規劃和治理能力等。
我們積極鼓勵來加拿大參與這次培訓的教師能夠在課堂教學方式上進行改革，以支持其實現對學生的積極教學目標。
參與者對培訓的反饋是非常積極的，大部分參與培訓的教師都認為，這次培訓經歷豐富了其教學途徑和方式方法，他們期望能夠進一步開展合作。
《職業技術教育》：與您所在的國家和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您認為中國職業教育發展有哪些差距和需要改進的地方？
Denise Amyot：首先，我認為在中國文化中有一種較強的傾向是，希望每個人都能進入大學學習，并認為其他類型的教育都是次等的。要改變這種心態，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我前面已經說了加拿大的例子――要改變這一點需要發展并宣傳高質量的職業教育，并使職業教育學生有繼續進入大學學習的路徑，以滿足想進入大學學習的這部分學生的需求。同時，還要宣傳具有應用性學習經歷的學生在就業及獲得工作機會方面的優勢和價值。雇主也需要認識到職業教育的價值――一個高質量的勞動力依賴于他們與教育機構的合作，以提升相關的教育項目，并確保教師具有相關的行業工作經驗。教育機構需要向企業一樣運營――需要創造條件，實現自身經費的可持續性。如果看到了職業教育的價值，行業企業就會向職業教育提供相關的設備、教師培訓、應用研究合作、技術轉讓及學生實習機會等多種支持。
為使應用性高等教育機構做到這一點，需要為職業教育發展一個高效的治理體系，從而為學校或教育機構提供決策的權力，以應對經濟發展的變化。他們需要敏銳地抓住社會中的各種機會，使社區和行業參與到學校的治理中來。在這方面，需要實現一種范式的轉型――這一體系必須是以學生為中心的，而不是以機構為中心，以確保整個體系都關注學生的成功，從根本上支撐他們從教育到就業的順利過渡。
《職業技術教育》：目前，建設完善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是中國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主要目標，在這方面，加強不同層次職業教育及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之間的銜接溝通，實現學生的無縫過渡是中國職業教育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在這方面，您所在的國家有什么經驗，國家政策應提供哪些支持，職業院校在具體辦學中應作出哪些改革？
Denise Amyot：通過加拿大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出，提供不同教育體系間溝通的路徑是實現成功的關鍵。有許多國家教育體系中的一個錯誤是，強迫青年人過早地對教育路徑進行選擇，但并沒有為他們提供改變教育路徑的機會。需要為青年人發展從中等學校到不同類型中等后教育機構過渡的清晰且容易轉換的教育路徑。加拿大學院體系90%以上的就業率吸引了很多大學畢業生到我們的體系學習。我們還看到很多學生特意到技術和專業教育體系進行學士學位學習，因為他們知道，這一體系提供的學位是應用性的，并包含工作經驗，很多老師和指導者也來自行業。一個令人滿意的教育體系不是完全一樣的，這一體系應有不同類型的學生、不同類型的學習方式，培養不同類型的人才。
圖1是加拿大教育體系的示意圖。
《職業技術教育》：近來，中國相關政策提出將一些大學轉向以培養應用型技能人才為主的職業教育機構，許多院校在這方面面臨困惑，您對中國這些院校有什么建議？
Denise Amyot：我的第一個建議是，他們首先需要考察本國最成功、做得最好的技術學院，同時實地參觀其他國家有效應對這些挑戰的學校。比如加拿大，在實現教育體系的多樣化和為學生提供多元學習路徑方面就做得比較好。
此外，還可以參觀巴西聯邦學院，該學院計劃派遣1000名教師到加拿大學習三個月，以提升他們學院的教學水平。首批50名教師已經在加拿大接受完培訓，并返回巴西，他們在教學方式改革及與行業企業合作方面獲得了很多有益的經驗和教訓。
同樣，我們也已經與中國的一些職業教育機構建立了合作關系，他們計劃于2015年春天到加拿大參觀考察，我們非常歡迎并期待他們到加拿大來！
《職業技術教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斷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培養適應國際勞動力市場需求的人才是世界職業教育發展的主流趨勢，在這方面，WFCP提供了一個重要平臺，WFCP未來在促進國際職業院校合作方面將采取哪些策略，重點目標是什么？
Denise Amyot：世界職教院校聯盟（WFCP）是一個學院和學院協會間的國際網絡。WFCP希望能夠在全球經濟背景下勞動力教育的發展中發揮一種引導性的作用。WFCP希望促進世界范圍內的成員分享前瞻性的教育策略和最好的教育實踐，以提升世界各國勞動力的就業能力。WFCP希望能夠通過全球統一的聲音影響相關政策的發展，我們積極致力于在國際水平上促進成員創新性教育項目的發展。這些跨國性的多元文化交流與合作對于全球創新是非常重要的。
——GDP完成41.65億元，同比增長14%。
——人均GDP實現14062元，同比增長9%。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36億元，同比增長52.7%。
——工業生產性投資完成21億元，同比增長25%。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實現13.71億元，同比增長38.5%(目標任務38%)，比目標任務高0.5個百分點。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完成11.82億元，同比增長17.5%，比15%的目標任務高2個百分點。
——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完成1.45億元，同比增長28%，比16%的目標任務高12個百分點。
——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4496元，增加560元，同比增長14%。
——符合政策生育率93.2%，高出92%的目標任務1.2個百分點。
三次產業結構由**年的20.9:50.7:28.4調整為**年度的20.6:52.5:26.9。
綜上所述，全年國民經濟和社會事業運行情況良好，具體表現如下：
（一）農村經濟總量持續增長，新農村建設初見成效。
**年全縣克服春旱和冰雹等嚴重自然災害的影響以及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持續攀升等不利因素，全年農林牧漁總產值達到**億元，實現增加值8.59億元，增加值增速5.5%。新增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5戶，培育農產品品牌6個，完成39個“一村一品”和3個專業鄉鎮發展規劃，已初步建成專業村24個、專業鄉鎮1個。優質生豬、果蔬、家禽等六大優勢農產品強勢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進展順利，全縣啟動了7個示范村和13個試點村的建設，投入資金3780萬元，重點打造正華、團結、蓮花三個亮點試范村。10個村被列入全省“新農村建設千村示范”項目行列，為強力推進新農村建設夯實了基礎。農村基礎設施進一步加強，新建通鄉公路22公里，通村公路89.5公里，治理水土10平方公里，新解決**人飲水困難，新建、維修提灌站36座，新建沼氣池4060口。救災減災工作成效顯著，在嚴重的旱災情況下，水利工程保障了全縣18.3萬畝水稻適時保栽，為全縣農業和農村經濟實現災年不減產不減收創造了有利條件。
（二）工業經濟提速增效，后勁增強。
全縣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完成總產值50億元，同比增長62%，實現增加值13.71億元，同比增長38.5%；完成工業生產性固定資產投資21億元，同比增長25%；用電量同比增長24%；萬元產值綜合能耗下降4.5%；新增規模企業13戶，總數達到73戶。
運行特點：一是效益提升。企業利潤、稅金普遍增長，虧損企業虧損額普遍下降，規模企業利潤實現1.5億元，增長125%，規模企業入庫稅金達到1.45億元，同比增長33%，稅收上千萬元企業有4戶(**、電力公司、**南風、**)。二是重點突出，培育和發展重點企業成效明顯。產值過億元企業14戶，累計完成產值29.5億元，占全縣規模企業總量的59%，成為拉動全縣工業經濟快速發展的主力，其中**完成產值4.86億元，增長378%，其產值占全縣規模企業產值的9.7%。三是投資持續增長。面對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特別是資金、土地等要素制約加大的情況下，全縣工業生產性固定資產投資占到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58.3%，其中技改投入完成8.6億元，保持了較快的增長速度。全縣55個工業技改項目中投資千萬以上項目29個，強勁的勢頭為明年工業經濟的良好發展奠定了基礎。四是安全生產和節能降耗成效明顯。全年無重特大安全生產事故，重點用能企業萬元增加值能耗下降5%。（三）三產快速發展，城鄉市場活躍。
三產增加值完成11.21億元，增速達12.3%，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現11.82億元，增速達17.5%。城鄉消費市場活躍，71家“萬村千鄉市場工程”農家店驗收合格，帶動了農村市場。外貿出口快速發展，出口額達932萬美元，同比增長307%。三產九大行業發展良好，旅游、教育、汽車、商住、文化等消費熱點不斷形成和擴散。城市功能不斷完善，房地產業快速發展，建設竣工面積達37.1萬平方米。彭湖灣、濱江路A段、**•金碧天下等一批房地產項目建設順利，**市四大精品旅游景區之一的彭祖山開發正積極推進，旅游總收入完成4.1億元。
（四）項目投資強力推進，對上爭取資金成效顯著。
**、**建材、**生物、**豆奶、**•金碧天下等一批大項目的相繼開工建設，為投資快速增長注入強大動力。全縣在建項目158個，縣級46個重點項目投入18.03億元。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第三產業、農業產業化等項目進展順利。重點加強對**循環經濟園區、**化學建材園區、**食品工業園、迪美特生物科技農藥產業園區等項目的服務，促進企業做大做強。9個市級重點項目有序推進，6個市級億元項目有5個全面開工建設，凱迪生物質能發電廠項目也即將開工建設。**年各部門共爭取項目資金1.6億元，同比增長65%，居全市前列，爭取省開發銀行貸款2000萬元，這些項目資金的到位，有力地促進了我縣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
（五）招商引資力度加大，效果明顯。
在招商引資工作中，不斷拓寬招商渠道，創新招商方式，突出招商重點，落實招商責任，提高招商實效，強力實施“內外聯動，全民招商；突出產業，全面開花；注重質量，整體推進”的招商引資工作思路，招商引資工作再創輝煌。全縣履約在建招商引資項目115個，到位資金22.87億元，完成市下達目標任務19.2億元的119%，其中億元以上在建項目25個，到位資金9.9億元。工業項目87個，實際到位資金16.9億元，完成市下達工業項目任務13.44億元的126%。新簽約工業項目41個，協議引資116.8億元，投資**萬元到1億元的項目5個；億元及以上項目13個；20億元項目3個。
（六）財政金融運行平穩，居民收入大幅增加。
全縣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完成1.45億元，同比增長28%，一般預算支出完成4.4億元，同比增長34%，確保了全縣各項重點支出。全縣金融機構各項存款36.99億元，同比增長16.6%，各項貸款余額14.98億元，同比增長8.6%。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達9434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4496元。
（七）社會事業蓬勃發展，各項工作全面推進。
文化、教育、衛生等事業長足發展。完成了城區教育醫療機構布局調整優化的規劃和前期工作，群眾性文化、體育活動不斷普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進展順利，血吸蟲病、狂犬病等防治工作有序推進。就業、社會保障和民政等工作不斷加強。全縣實現城鎮新增就業2830人，完成目標任務101%；全縣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參保人數1.29萬人，征地拆遷居民參加基本養老保險工作全面鋪開，已有6464人參加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參合率高達95.8%；建立農村低保制度，全縣享受城鄉低保1.3萬人，累計發放城鄉低保金776萬元；新開通有線電視村10個，在全市率先實現廣播電視“村村通”。
在全縣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過程中，仍然面臨一些突出的困難和問題，主要表現為：一是制約工業持續快速增長的因素較多。資金、土地、能源等要素趨緊，電力、成品油、天然氣供應出現階段性短缺。二是質量高、規模大、效益好的項目較少，開工率和履約率不理想。三是物價持續上漲，以食品類為主的物價水平持續攀升，影響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四是節能減排形勢嚴峻，環境容量制約因素日益突出。五是發展遺留問題仍未完全消除。
二、**年經濟社會發展計劃安排
（一）發展思路。
以黨的十七大精神為指引，貫徹執行縣委十二屆九次全會“點、線、面”發展方略，“靠南向北”，融入**，建設**“衛星城”。堅持以快促好，快中求好不動搖；堅持工業主導，三產互動不動搖；堅持統籌城鄉，協調發展不動搖；堅持規劃引領，科學發展不動搖。著力建設“開放**，富裕**，宜居**，和諧**”，力爭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明顯提高。
（二）發展目標。
地區生產總值（GDP）增長13%以上，人均GDP增長10%以上；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實現70億元，增長40%；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33%以上；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42億元，增長16.6%以上，其中工業性固定資產投入22億元；萬元GDP綜合能耗下降4.5%，主要污染物化學需氧量（COD）減少800噸，氨氮排放減少30噸，二氧化硫減少1600噸；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5%；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增長15%以上；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7.5%以上；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7%以上；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4.4%以內；人口自然增長率控制在2‰以內。這樣安排的主要考慮是：
第
一、從需要看，GDP增長13%以上，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也與我縣“十一五”規劃相銜接，有利于進一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保持一個較快的發展速度，也有利于協調各方面矛盾，促進社會和諧。從可能看，根據07年全縣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08年實現這一發展速度是完全可能的。
第
二、安排全社會投資42億元，其中工業生產性投入22億元，符合**現階段加快發展的實際和要求。只要我們繼續強化招商引資，推動項目落地，實現這一目標是完全可能的。
上述安排體現科學合理，適當留有余地的原則，有利于引導各方面按照科學發展觀要求，落實“點、線、面”發展戰略，真正把工作重心放在夯基礎、調結構、重投入、求發展上來。
(三)發展舉措。
1、堅持以工業為主導，突出抓好青龍新型工業城建設。“建設工業強縣，實現跨越發展”，是多年來我縣孜孜以求、鍥而不舍的發展目標。我們要以更加求真務實的態度，堅持科學發展觀，不斷創新發展工業的理念，創新工作方法和舉措，緊緊圍繞目標，強力、扎實推進各項工作，形成全黨抓經濟，重點抓工業的濃烈氛圍。一是要突出抓好青龍新型工業城建設，人力、財力、政策適度向新型工業城集中和傾斜，大力推進工業新城建設，科學完善工業新城發展規劃，合理確定功能定位、主導產業，全面提升園區功能，增強園區吸附力，積極尋求園區拓展空間，以“融入**，合作新津”為重心，與新津共同打造以承接大化工等高科技項目為主的“新彭工業園”，逐步形成以“新彭工業園”為前沿對接點，以新型工業城為核心區的新的工業格局；二是要轉變工業發展方式，大力發展循環經濟，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不斷推進產業結構調整，重點突出化工、輕紡、機電、材料四大支柱產業，打造三大產業集群，逐步形成以廢舊金屬再生利用循環經濟園為龍頭的循環經濟產業集群，以精細化工、機電、現代紡織為主的新技術產業集群，以食品為主的農副產品深加工集群；三是要創新招商方式，既著重招商引資，更著重招商選資，增強招商引資實效。圍繞**產業轉移，結合**產業發展趨勢，千方百計引進世界500強和國內100強、行業前10強企業，把招商引資工作推向一個新水平。
2、推進旅游發展，突出抓好黃龍生態宜居城建設。抓住**市市政中心南移和發展**平原城市群的良好機遇，抓住市委、市政府整體開發三蘇祠、黑龍灘、彭祖山黃金三角旅游帶的契機，結合我縣旅游發展現狀，科學制定旅游產業發展規劃，在“對接**”上做文章，在增添措施上動腦筋，在落實行動上求突破。依托**•金碧天下項目，充分利用牧馬山、黃龍溪良好的生態優勢和交通、區位優勢，建設黃龍生態宜居城，帶動黃龍片區旅游三產快速發展。加快彭祖山綜合開發，抓好彭祖山長壽養生主題度假區等旅游項目招商工作，把彭祖山打造成為**旅游文化的重要版塊。大力發展高檔農家樂，生態觀光農業和現代服務業，加快青龍柏楊湖生態開發步伐，全方位、高品質推進我縣旅游產業發展。
3、推進城市發展，突出抓好縣城中心商貿區建設。縣中心城區包括南、北新區以及兩江匯合處，根據城市性質定位為“**市圈內的衛星城市，以長壽文化為特色的濱江園林城市”，可聯片開發，一體打造縣城中心商業區，在開發中突出“濱江”、“園林”、“山水”和“長壽文化”特色。在推進城市建設的過程中，一是抓好規劃修編，科學定位。二是完善基礎設施，完善以聯接**為主的交通路網規劃，抓好岷江二橋建設，打通融入**的快速通道。啟動縣醫院、中醫院、一中和看守所、消防站等的建設，抓好污水處理廠的投運工作。三是抓好城市重點區域建設，縣中心城區及靈石片區，重點抓好舊城改造和房地產開發，優化人居環境，北部新區重點打造科教中心、信息咨詢、后勤培訓基地，支持**大學錦江學院二期建設。
4、積極開展統籌城鄉試點工作，加快統籌步伐，加速農村發展。借鑒**市統籌城鄉工作先進經驗，努力探索符合我縣統籌城鄉試點工作的新路子，吃透、用夠、用活國家統籌城鄉試點縣的政策，要緊緊圍繞土地整理、土地流轉方式、農業產業化、“一村一品”、新農村建設等做文章、做好文章。一是要做好統籌城鄉發展規劃，完成縣城總體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縣域城鎮體系規劃、村鎮體系規劃、產業布局規劃、城鎮居民安置小區和農村新型社區、聚居點規劃編制等工作；二是抓好城鄉產業發展工作，堅持以工業化帶動農業產業化，培育壯大龍頭企業，扶持發展農業專合組織，探索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開展土地向工業、農業、三產流轉試點工作；三是統籌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力爭形成“四縱連一橫、一環繞**”的公路交通主骨架網絡，全年完成通鄉公路16公里，通村公路40公里，逐步形成便捷的城鄉交通網絡。
5、大力推進節能減排工作，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建立健全節能減排的體制和機制，按照全國開展污染源普查工作要求及市政府《關于切實抓好節能減排工作的實施意見》精神，嚴格執行對高耗能行業的差別電價政策，淘汰落后生產能力，加強節能減排的源頭控制，把能耗和環境評價作為新開工項目審核的前置條件，強化工業、城市、農村污染源整治，優先發展高技術、高效益、低能耗、低污染環保型產業，促進可持續發展，努力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
6、繁榮社會事業，推進各項事業全面進步。在全力抓經濟工作的同時，我們要把社會事業的發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努力推動**經濟和社會事業全面進步。一是鞏固提高教育“兩基”實施水平，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積極發展現代遠程教育、成人教育、繼續教育，努力建設學習型社會；二是廣泛開展科普活動，倡導科學精神、科學方法、科學態度；三是繁榮和管理并舉，促進文化事業健康發展，以迎奧運為契機，大力開展群眾文化體育活動；四是建立健全農村衛生服務體系和公共衛生體系，創建**省中醫先進縣；五是加強計生工作，確保符合生育率達91%，認真落實計生獎勵政策。
7、著力解決民生民本問題。全面推進“民生工程”，著力解決好群眾普遍關心的醫療、就業、教育、社會保障等問題，認真處理好涉及群眾利益的事件，妥善處置被征地農民拆遷安置、社會保障和后續就業扶持工作、企事業單位改制遺留等問題，維護社會的穩定和諧。
各位代表，**年各項目標任務是根據市上下達，結合**實際，體現加快融入**，加速“三城”建設，加強城鄉統籌的原則制定的，要實現這一目標任務，需要付出更加艱辛的努力，但我們深信，在縣委、縣政府堅強的領導下，在縣人大、政協的監督和大力支持下，全縣人民眾志成誠，振奮精神，迎難而上，不斷破解發展難題，各項目標任務完全也一定能夠實現！
附件：1、**縣**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表（草案）
2、**縣**年國民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主要指標（建議）
**縣**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主要指標
關鍵詞：中國地方政府；行為模型；服從與抗衡；機會主義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B
地方政府在中國經濟轉型的制度變遷及中國旅游業發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旅游產業發展績效。目前，學界對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戰略基本形成了共識，但對政府干預市場運作的范圍、程度和方式仍存在爭議。特別是對地方政府旅游經濟行為的方式復雜性、地區差別性、階段變異性，及其產生原因與影響缺乏足夠的認識。本文試圖從兩個角度分析地方政府旅游經濟行為的一般特征，即與上級政府之間的縱向行為，與本地區內外的政府、企業、個人之間的互動行為。在此基礎上，本文運用解釋社會學中的建構主義范式方法，構建一個統一的地方政府旅游經濟行為的概念模型，并對我國地方政府行為模式及其演變做出總體判斷。
一、行為激勵與目標函數
本文采用一種廣義的地方政府概念界定，將地方政府視作中央政府的對稱①。基于個人主義和功利主義假設[1]，本文中的地方政府被視作在既定約束條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這意味著地方政府的行為選擇勢必有理性的計算與權衡，并受到某些內在偏好與外在約束的制約。本文將地方政府的利益訴求判定為兩個主要方面：一是本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繁榮與進步；二是官員追求政績的滿足和需要，這構成了地方政府介入旅游經濟的基本行為目標。由于旅游經濟僅僅是地方政府事務的一部分，其行為目標函數也就有更具體的內容。
首先，出于繁榮地區經濟的利益目標，地方政府會選擇那些GDP貢獻潛力大的產業，力圖借此達到財政收入增長與政績實現的目標，這一利益目標對旅游業的包容程度，主要取決于旅游業對本地經濟增長的重要性程度。其次，地方政府的旅游經濟行為受到晉升激勵的政績目標約束，地方官員不僅關心其任期內本地旅游業經濟效益的實現程度，更關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實現，比如上級與中央的嘉獎、職位升遷、相應的物質利益回報。
本文具體地現將地方政府的行為目標作如下分類設定：目標S代表本地區社會公共利益，目標I代表旅游業發展的收益，目標P代表地方官員的個人利益。將圖1中的圖（a）和圖（b）加以組合，就得到了圖（c）所描述的整體目標函數。其中的“SIP”部分具有最高的利益相容性，在這個目標領域內行事的地方政府，體現了社會、個人與旅游業三個層面的共同利益。三者重疊的面積越大，即SIP部分越大，越能體現出政府行為的有效性；反之，則表明至少有一層面的目標利益將受損②。
除了以上目標函數的約束地方政府行為，還存在其他客觀的外部約束條件，主要有四個：第一，決策程序與規則的約束，表現為被動的行政服從和主動的討價還價，前者來自中央政府與上級政府的行政指令或決策、“建議”、“批評”，后者表現為源自權力軟約束下的向上“游說”、“索取”、“抗衡”。第二，制度約束，是指某個時間范圍內的制度供給及其邊際調整，既包括國家基本政治、經濟制度的客觀約束，也包括意識形態層面的具有一定“頑固性”的制度偏好，后者往往導致主體行為方式具有一定的慣性，進而帶來制度調整效應的滯后性。第三，“用腳投票”，地域流動性給地方政府一些警示：必須盡可能保證投資者的正當權益，否則他們可能向有更高收益率的地區遷移，不僅個人能夠離去，而且其他要素（如資本）也將會被轉移[2]。第四，知識與信息的不完全。對中國旅游經濟研究有意義的關鍵，是那些行為激勵下具有共性的（或者主導性的）地方政府行為特征，以及其階段性差異。這種行為共性與階段變異性，成為構建地方政府行為模型的主要依據，并使人們能更清晰地解析現實中的具體行為，解釋地方政府對旅游業的一般效應。
二、縱向服從與抗衡：替代、要價與議價
所謂地方政府的縱向行為，是指其在科層的行政層級網絡中，與中央政府（或上級政府）之間的博弈活動。作為一種行為假設，絕對的服從與完全的抗衡處于地方政府行為的兩個極端，但這兩類情形在現實中不存在，分析重點是其間可能的行為。
從“服從”的角度看，縱向的行政權力鏈條大致上規范了各級政府的權責關系，地方政府只能在其權項與權限范圍內行事，超過權力的事項要服從于更高權力的中央或上級政府。更具體地，自上而下的成文制度（包括法規）、工作指示，甚至所謂的“長官意志”，都要求得到服從或執行。如中國憲法規定的大多數產權歸屬國家的自然與人文旅游資源，地方便無權將其私有化；上級政府已經規劃定性的風景區周邊的基本農田，地方不能未經法定程序便私自進行旅游開發；個人主義的“迎合性服從”，努力迎合有任免權的上級領導在本地大搞旅游廣場之類的“面子工程”，等等。
與“服從”相對地，地方政府也經常表現出某種程度的經濟“抗衡”行為。基于轄區的本位主義激勵，對某項自上而下的指令（或某項制度、政策），地方政府在權衡自身利弊后，做出是否服從以及多大程度上服從的決定。對作決策的地方官員來說，如果“服從”對本地旅游業發展不利，又或者損害了其私利，決策者就很可能采取某種消極、或積極的“抗衡”行動。因為權力軟約束與非嚴格程序化的決策機制[3]，使得監督地方政府是否服從、服從程度的交易費用很高，地方官員被發現而受到懲罰的風險相對較小，這給地方政府留下了“抗衡”的空間。
在所有可能偏離“服從”軌道的“抗衡”行為中可以基本劃分為兩大類，即消極的“替代性服從”與積極的“討價還價”。前者是有限度的服從，實踐中表現為多種形式③，但不論何種形式，重點是“避重就輕”或“避實就虛”地間接“抗衡”以盡量“避害”，因而替代性服從在本質上是消極的。所謂積極的“抗衡”和“討價還價”也并非純粹的“對抗”，而是指主動積極地與中央（或上級）政府在收益權（稅收分享比例）、制度創新權（優惠政策）、資源控制與使用權等多個方面進行“要價”和“議價”，試圖撤銷、調整對己不利的政策、指令，或者索取于己有利的（新的）特殊政策或制度支持，當然也包括來自上級的物質資源支持。這種主觀能動性主要受到“趨利”動機影響，能夠及時把握中央政府制度供給的意圖與允許的范圍，往往是“獲利最多的地方政府”[4]。重要的是這些獲利的地方政府具有很大的示范效應，其他地方政府紛紛學步，向中央進行制度索取的要價意愿越來越高。
進一步地要更深入地了解不同形式的“抗衡”行為的決定機制，就要知道地方政府如何判定“利害”，或者說是何種“利害”決定了地方政府在“替代性服從”與“討價還價”間進行選擇。按照本文提出的行為目標函數，地方政府的縱向行為主要取決于旅游業對地區經濟潛在貢獻的大小。從這個目標出發，決定并實現旅游業潛在收益的客觀因素，將通過影響地方政府的預期而限定其行為選擇④。本文梳理和歸納了中國地方政府縱向旅游經濟行為的主要類別，見表1。
三、橫向機會主義 ⑤： 競賽、競爭與合作
橫向行為同樣受到旅游業收益目標的約束，主要體現了本地區經濟發展的要求，并內含了地方政府官員追求政績的個人利益。快速膨脹的旅游市場需求，以及旅游發展條件的高度不確定性，都促成了地方政府積極尋求機遇以加快實現地方旅游業的潛在收益，其行為具有明顯的機會主義動機。對機會利用的不同程度，反映了地方政府行為的戰略性程度，體現于兩類極端行為之間，即高度機會主義動機下的戰略行為和帶有消極主義特征的短期行為。
機會主義行為的外在表征是競爭與合作，二者的差異既體現在不同地方政府間的行為表現上，反映出地區旅游經濟的橫向差異，也體現在同一地方政府在不同時期的行為模式轉變，反映了不同時期自身機會約束的縱向變化。從地區利益的角度看，合作是為了更好地競爭，為了更好地發揮本地的比較競爭優勢，本質上都是“政治錦標賽”[5]利益驅使下的地區競爭。
在旅游業發展的初期，旅游市場需求急劇增加；與此相較而言，各地普遍面臨的是供給總量不足與結構失衡（如住宿設施嚴重匱乏）的雙重矛盾約束。因而地方政府最初的主要行為激勵，就必然是強烈的投資擴張沖動，以資本競爭為主要特征之一的地區間競爭在全國范圍內廣泛存在。在各地有限的資金約束下，除了縱向的資本索取以及國家計劃的直接投資外，地方政府不遺余力地推動地方上的個人、社會、集體以及地方財政資金投向旅游建設領域。然而這只是杯水車薪，地方政府將更多的注意力轉向境外、區域外資金，并通過稅收優惠、土地出讓等多種投資激勵積極開展招商引資。由于項目建設的資本需求被地方政府放在第一位，不可避免地帶來大量盲目開發、重復建設問題，在促進旅游供給增加的同時，也加劇了地方間的低水平同質競爭。隨著市場競爭的效率導向作用進一步強化，地方政府和投資方更趨理性，盡管爭奪資本的意愿并未消減（事實上對優質規模資本的競爭更趨激烈），但行為方式已經有所轉變，通過制定旅游發展戰略、地方旅游規劃，向投資者傳遞本地旅游資源的差異化優勢以及良好的投資前景信號，越來越多地成為招商引資的重要手段。
在旅游企業經營層面，地方政府同樣深刻地影響著轄區內外企業之間的競爭關系，這種影響主要是通過受其控制的國有企業行為傳導至市場的。一方面，對本地企業、尤其是對國有企業提供地方保護，盡可能將轄區范圍外的競爭者堵在“門外”，比如旅行社的組團業務；另一方面，對國有企業提供多種可能的補貼，包括貸款免息、融資擔保、地租和利益等部分收益權的放棄，從而導致相當一批低效率國企長期存留市場，進而帶來在供大于求狀況下的資產存量調整的長期困難。諸如此類的地方政府行為，或者是出于對再就業與社會保障的擔憂，或者是不甘放棄既得的權益，如對企業的控制權欲、能帶來實質性收入的可支配收益權。這種出于特定利益的不公平競爭，不僅壓制了國有企業的效率改善激勵，還在事實上妨礙和限制了市場自由競爭。
地區間對資源爭奪的零和競爭博弈持續進行，其結果是不斷使地方政府獲得了新的知識與信息，他們逐步意識到目的地營銷與區域合作的重要性。在本地范圍內，地方政府開始聯合本地旅游企業整合促銷，以謀求目的地旅游的品牌競爭優勢。由于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與旅游業相互依存特征的結構性矛盾的銳化，市場對旅游要素空間結構的進一步整合提出了迫切需要，地區間的合作也越來越被地方政府重視，其形式既可能是關于某一產品或目的地的聯合促銷，也可能是跨區域的旅游發展戰略制定、交通基礎設施的共同推進與建設、戰略伙伴關系締結、價格聯盟以及全方位的銷售網絡合作，等等。本文歸納和整理了地方政府橫向行為的主要類型與具體行為活動，如表2所示。
四、模型構建
本文利用兩個維度構建地方政府旅游經濟行為一般假定模型：（1）基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服從與自下而上的討價還價兩種縱向行為的水平；（2）與轄區內外利益主體的橫向行為，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在一個統一的行為模型中對各種可能的地方政府旅游經濟行為組合（模式）加以界定與分析。圖2描述了5種可能的雙變量組合情形，分別代表若干不同類型或風格的行為模式。
圖2 地方政府旅游經濟行為模型
1“自我節制型”地方政府。位于圖2的左下方，與向上的縱向參與者的主動博弈行為很少，有限的活動也往往是被動的行政服從；而對潛在的外部機會，也表現出較大的消極性，與轄區內外的旅游行為主體，都較少有橫向的互動。從縱向看，地方政府表現出這種行為傾向，也許是因為地方的主要官員偏好一種不受干擾的、相對獨立的政治活動空間，從而力圖盡可能地減少與上級政府之間不必要的往來。然而這種推論并不十分可靠，或者說還需要另一個約束條件同時成立，即由當地旅游資源和發展條件決定的旅游業收益要足夠低。當旅游業在地方經濟中并非處于重要地位時（雖然旅游收益可能較佳），地方政府更沒有積極主導旅游發展的動力。這種類型的地方政府往往僅維持最低限度的與旅游業有關的行政服從，甚至可能出現不同程度的替代性服從，以降低其在旅游業領域的行政支出。
2“保守索取型”地方政府，本質上仍是一個縱向模式，位于圖2的左上端。在其行為模式中，把握和利用機會的橫向戰略仍然極少，但向上級政府和中央索取資源或政策的意愿和行為大大增加。該模式有兩個假定的前提條件，即具備較好的旅游資源稟賦條件，并且相關的旅游發展要素條件極度匱乏。前者很可能極大地激勵了地方政府發展旅游的意愿，尤其是在那些工業基礎薄弱的落后地區，而后者則表明當地所能利用的市場資源空間極其狹窄。因此，在旅游業起步階段以投資建設為主要目標的時期，為了獲取旅游發展的原始資本，地方政府不得不訴諸自己所習慣的“計劃內”行為方式，并長期受到“等、靠、要” 思維的支配。
3“自治自足型”地方政府。位于圖2的右下端，是在橫向行為層面與“節制型”地方政府相對的另一個極端。在此行為模式中，地方政府對本地旅游業發展表現出很強的自主性，除了最低限度的行政服從，希望來自上級的行政干擾盡可能的少。這部分是因為一旦縱向索取行為越多，由此所產生的“游說”、“規勸”成本，以及自上而下的命令、監督、指導所引致的行政服從、替代與抗衡的摩擦成本等構成的總交易費用也越高。
地方政府在此模型中之所以稱為“自治自足型”，是因為旅游發展所依賴的當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即便不依靠上級支持，市場也能自發地供應旅游發展所需資本，并取得令地方政府較為“滿足”的旅游業績效。然而，市場化程度越高也意味著更多具有自身運行目標的旅游私人部門參與，由此而生的網絡化環境對地方政府的行為有著根本性的約束。在高度互動的過程中，參與者的偏好改變不可預測，而參與各方均可能擁有完成某個特定任務的不同類型的技術與資源，這種日益復雜的共生關系依賴一種所謂的“共同決策”和“集體執行”[6]。因此，客觀上要求地方政府的旅游管理職能必須轉變，基于合作的橫向協調活動便成為其主要的旅游經濟行為方式。地方政府逐步退出市場競爭性領域，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市場失靈”、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等事務上；同時，只要能維持令人滿意的旅游經濟發展速度，地方政府就會將謀取最大的旅游乘數效應當作首要目標，以更好地服務于當地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這是其戰略或政策制定的重心所在。
4 “轄區競賽型”與“轄區競合型”地方政府。處于以上三種模式之間的是更常見的情形，通過尋找機會以及積極地與上級縱向參與者討價還價，并和橫向參與者廣泛協作，地方政府盡可能地利用其復雜治理環境下的多種機會，地方政府也可以是在不定期地與橫向參與者協作的同時，偶爾與縱向參與者討價還價。筆者稱其為“競賽型”和“競合型”。其行為既有在行政等級鏈條中的縱向博弈，也在橫向上與其他地方政府、企業、組織展開適量競爭與協作。相對于以上三種極端模式很難對兩者的邊界進行更精確的描述和界定，因為這兩類地方政府的行為似乎“無所不包”。無論是“競賽型”還是“競合型”，暗含的一個共同假定是旅游業在本地經濟發展中具有較重要的意義，兩者的區別主要體現在行為所反映的政府角色與職能的差異上。
無論在縱向還是橫向上，“競賽型”地方政府行為的原始沖動，主要來自對資金和項目的極度渴求。地方首先會自然地希望獲取上級政府和中央的資金援助，各地在縱向上展開激烈爭奪，使自上而下的計劃內資金變得日益稀缺，大部分旅游建設資金還必須得從轄區內外、甚至境外多渠道地籌集。地方政府在旅游發展初期的角色與職能，便主要表現為投資主導。這種具有重復建設特征的投資表現在旅游業上，從全國范圍的角度看，一方面極大地擴張了旅游供給，另一方面在事實上形成了地區間低水平同質競爭的基本格局。
相對于旅游需求異化的深度和速度，各地旅游供給的調整明顯缺乏彈性，帶來各種各樣的問題，從而引致地方政府行為的轉變。第一，各地必須加快產品的差異化與設施升級，才可能在競爭中獲取更大的利潤空間，這對資金規模和經營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逐步理性的社會資本供給往往要求更良好的投資環境（如基礎設施條件、政策優惠等）。為此，各地政府縱向索取的性質，就必然以尋求資金或項目為主，逐漸轉到追求權限為主，如特殊政策、政策自等。第二，地方政府也越來越多地參與本地旅游企業的經營協調，試圖緩解旅游業要素之間的結構性矛盾。第三，需求導向觀念的深化，促使政府在供給管理的同時也逐步重視旅游需求管理，目的地整體營銷作為一項重要任務被列入地方政府工作計劃，并在其旅游預算中逐年增加。第四，一些處在區域一體化程度較高的地方，不得不在高度網絡化的社會經濟環境中與多種利益主體展開協作，包括與縱向行政鏈條之外的其他地方政府、區域性旅游（集團）、配套與支持企業、智力機構、目標客源城市或群體。
五、結論與展望
從全國范圍來看，在改革開放后的30年中，中國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型主要表現為“節制型”、“競賽型”和“競合型”三種。從地方政府的層級來看，在同一時期，越是下級層的縣級地方政府（或是同等級別的），主要表現出明顯的“競賽”行為傾向，而“合作”性則主要體現于地級、省市級地方政府行為中，并隨政府級別提高而有所增強。動態地看，特定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隨著縱橫環境的變化而更新，并大致遵循著從“節制型”向“競賽型”和“競合型”逐步演進的規律。
在時間節點上，也可對全國范圍內占主導性的地方政府行為模式，作出一個基本判斷，分三個階段：即1985年以前的“節制型”主導；此后近15年的“競賽型”主導；21世紀初期開始的以“競賽型”為主、“競合型”為輔的共存格局，這種軌跡在圖2中表現為自左下區間向右上演變的趨勢。
從具體的行為方式來看，尋求資金與項目始終在地方政府行為中占據支配性地位，盡管具體的行為方式和手段上有所變化，并且在各地也有一定差異，各地開始逐步重視地方性的旅游宏觀戰略制定，這里當然有結構合理化與差異化競爭的內在要求，并體現了地方政府對投資流向進行引導調控的一定程度的理性提升，但多數地方旅游戰略、規劃仍可以視為類似“招商引資說明書”這樣一種政策工具在使用。從這個意義上講，地方政府行為的投資擴張本質仍然是高度一致的。
一、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已成共識
目前的一個共識是未來十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將低于過去十年。我們也支持這一共識。潛在增長速度是勞動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函數：1978年-2009年間，中國成功地實現了9.8%的年均增長。許多學術文獻試圖估算出資本、勞動力和全要素生產率對中國GDP增長的貢獻。據這些研究報告稱，資本積累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3.2個-5.1個百分點），而勞動力的貢獻最小（0.7個-2.8個百分點）。相關研究文獻的一個廣泛的共識是：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一直十分強勁，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3.5個-3.8個百分點之間。
（一）未來十年這三個要素的增長速度可能會減緩
1.人口統計顯示，勞動力供應增長正在放緩據聯合國預測，未來十年勞動人口的平均增長速度為0.23%，與過去20年的1.28%相比相去甚遠。由于勞動人口與就業之間存在相對穩定的關系，這意味著勞動力供應增長也將相應減緩。
2.儲蓄率和資本形成雙雙走低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儲蓄者（35歲-59歲）占總人口的比例將會下降，而純消費者（65歲以上）的比例則會上升。這將導致家庭平均儲蓄率的下降。我們預期政府將加大力度，要求盈利能力強的大型國有企業向國家支付紅利，而這又將導致企業儲蓄的減少。政府儲蓄并不會因為收取國企的紅利而增加，但國內儲蓄卻會因此而減少。儲蓄率的下降將導致投資率以及資本形成的走低。
3.全要素生產率的改善來自兩個主要因素
(1)勞動力從低生產率活動（如農村地區的農業活動）向高生產率活動（如城市地區的制造業活動）的轉移。鑒于過去30年間中國在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方面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展，我們認為后者的全要素生產率的進一步增長空間已經十分有限。
(2)技術創新和結構性調整。雖然未來十年中國經濟仍有可能繼續得益于技術創新，但結構性改革為全要素生產率創造的潛在收益已經不大可能像前30年那么強勁了。這是因為經過30年的結構改革，經濟中最明顯的扭曲方面（即觸手可及的果實）大多已經消除。隨著經濟增長達到更高的水平，要想推進更深層次的改革，解決根深蒂固的結構剛性（尤其是在既得利益已經形成勢力的情況下），將會越來越困難。
(二)減速的幅度究竟有多大還存在許多不確定性
目前還有多個因素在發揮著對沖作用。
1．潛在的農地改革和戶籍制度的放松：這些改革措施可以使更多的勞動力脫離農業生產，加速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有效增加勞動力供應。當然，這取決于潛在的政策變革。
2．投資占GDP的比重的下降可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是因為現有的增長模式和資源配置還有強大的慣性，而迄今為止，再平衡措施的力度依然比較溫和。中國的國民儲蓄依然高于國民投資（其佐證就是居高不下的經常賬戶盈余）。在此情況下，我們認為至少在未來五年內，儲蓄或低成本資本的可得性不大可能成為資本形成的有效制約因素。
3．更艱難的改革可能會出臺：雖然“觸手可及的果實”已經基本摘光，但是如果更為艱難的改革措施得以實施，則可能會推動效率和生產率的大幅提升。這些改革措施包括通過發展債券市場及/或放松利率管制改善金融中介，放寬國家壟斷行業（如醫療、教育、電信、媒體、運輸等）對私人投資者的市場進入限制等。世界銀行在最近的一份研究報告中對未來十年中國的增長做了非常有用的預測。據世行預測，2011年-2015年中國的GDP增長將平均達到8.4%，2016年-2020年將為7.0%。這一預測與此前的一些研究基本一致或略低，這些研究預測未來十年中國GDP增長將在7.5％-9.6%之間。
二、從歷史角度看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
世界經濟史也表明，一個經濟體在達到一定的增長速度之后通常會開始減速。這一模式在安格斯•麥迪森的（AngusMaddison《）世界經濟千年史（》TheWorldEconomy:AMillennialPerspective)一書中得到了詳盡的數據支持。具體而言，我們發現當一個經濟體的人均GDP達到7000美元時，隨后十年的GDP增長通常會大幅減速。1據麥迪森的數據，過去100年間約40個經濟體的人均GDP達到了7000美元。這40個經濟體中，31個在達到上述收入水平之后增長速度開始減緩（表1）。在拐點出現之后的十年間，平均增長速度低于此前十年2.8個百分點。根據麥迪森的數據，我們預計中國的人均GDP在2008年左右達到了7000美元。如果歷史規律和萬有引力對中國起作用，則中國經濟增長的減速在所難免。
（一）增長減速如何發生：日本和韓國的經驗如果增長減速已無爭議，那么下一個問題就是它會如何發生？就這一點而言，我們認為日本和韓國提供了特別有用的參考。中國的經濟成就并非獨一無二，而是“亞洲經濟奇跡”的一部分。在我們看來，中國經濟發展其實是延續了其他較為發達的東亞經濟體的模式。據麥迪森教授的數據，日本和韓國的人均GDP分別在上世紀60年代末和80年代達到了7000美元。我們認為，目前中國經濟正面臨類似于40年前（1969年左右）日本經濟以及20年前（1988年左右）韓國經濟的拐點。此外，我們還發現，在這一拐點之后，日本和韓國的整體GDP增長均有所減緩，而通貨膨脹則出現了加速（表2、表3）具體而言，在經濟增長方面，1960年-1969年日本的GDP增長和1979年-1988年韓國的GDP增長在十年間平均達到了10.4%和10.0%，隨后在1970年-1979年和1989年-1998年間分別下降至5.2%和6.3%。在通脹方面，在1960年-1969年這十年間日本CPI的平均增長幅度為5.4%；而在1982年-1988年這8年間韓國CPI的平均增長為4.0%。而它們的平均CPI增長在1969年-1974年和1989年-1993年的十年間則分別達到12.4%和6.2%（表3）。應當指出，這一比較因為兩個“偶然事件”而有所失真：
1．19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機：這使日本的經濟增長大幅下降，通貨膨脹急劇上升。
2．19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這造成了韓國增長的急劇減速。若沒有這些沖擊，經濟增長的減速和通貨膨脹的加速不會那么劇烈：拐點之后，日本經濟增長的平均下降將為4.1個百分點（而非實際發生的5.2個百分點），而韓國則為2.4個百分點（而非3.7個百分點）；日本CPI的平均增長幅度將為6.3%（而非實際發生的12.6%）。
（二）從地區角度看，中國有其特殊之處
中國的經濟成就并非獨一無二，而是“亞洲經濟奇跡”的一部分。我們認為，從經濟發展水平的角度來看，中國目前所處的階段類似于40年前的日本和20年前的韓國，因此，1960年代末日本的發展經驗以及1980年代韓國的經驗正可以幫助分析未來十年中國的發展趨勢，并日本和韓國的發展經驗為我們提供了分析未來十年中國經濟趨勢的有力基準，幾個要點如下:經濟增長的大幅減速在所難免，持續通脹幅度將更高；消費增長將快速于整體經濟增長；服務業增長將快速于整體經濟增長；假以時日，勞動力的話語權以及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將會增加；貿易平衡趨勢不明。
此外，如果中國拐點之后經濟增長出現的日韓一樣的增長趨勢，則未來十年中國的GDP增長將在6.0%-8.0%之間，或從過去十年10%的平均增幅下降2個（如韓國）至4個（如日本）個百分點。事實上，我們不排除中國完全沿襲日本和韓國老路的可能性。但是，我們相信中國作為一個有著巨大地區差異的大陸經濟體，其經濟發展與其他東亞國家相比更符合漸進的特征，原因在于：“亞洲經濟奇跡”可以通過“雁行模式”來解釋（表4）。根據這一理論，亞洲國家將通過地區內漸次轉移的方式趕上更發達的經濟體，即商品生產將從發達國家向落后國家依次轉移。
這一模式的領頭雁是日本，第二梯隊包括新興經濟體（韓國、臺灣、新加坡和香港）。緊隨這兩個梯隊是主要東盟國家：菲律賓、印尼、秦國和馬來西亞。最后，本地區最不發達的主要國家：中國、越南、印度等組成這一隊形的后衛。我們認為，考慮到中國巨大的經濟和人口規模及地區差異，中國的趕超將類似其他東亞經濟體的“雁行模式”，其頭雁是幾個經濟特區，第二梯隊包括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緊隨其后的是其他東部省份，然后是中西部省份（表4）。
根據這一模式，我們相信日本、韓國等東亞經濟體的轉型經驗可以成為中國經濟潛在的不利情況的有用參考。換言之，如果中國經濟像日韓一樣出現減速，其減速幅度不會像這兩個國家這么大，亦即中國從高增長轉變為中速增長將會比日韓持續更長的時間。這一觀點與東亞的增長經驗是一致的。在拐點出現之后，日本、“亞洲四小龍”（韓國、臺灣、新加坡、香港）以及“亞洲四小虎”（馬來西亞、秦國、印尼、菲律賓）的平均增長速度快于日本（表5）。換言之，整體“雁陣”的減速幅度遠低于頭雁(日本)的減速幅度。
三、2020年前的中國經濟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得出了2020年前經濟情況的一個基本設想和兩個替代設想（表6）的參數。
(一)基本設想
我們認為未來十年中國經濟仍有可能維持平均8%的年增長率，比此前十年的平均增幅下降略超2個百分點。我們預期中國經濟增長的降幅將會小于日本和韓國。另外，未來十年平均CPI增長將達到3.5%，遠高于此前十年1.9%的均值。通貨膨脹率的上升主要反映了勞動力市場的日益正常化。按照這一增長速度，2020年中國的名義GDP將在目前的水平上再翻三番，達到103萬億元。假設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每年上升3%，以美元計價的中國名義GDP將在目前的水平上翻四番，達到20萬億美元。我們預計經濟結構將發生重大轉變，但是其幅度將會小于日本和韓國的轉型。消費占GDP比重將會上升，投資占GDP的比重將會下降：具體而言，我們預期到下個十年末，消費占GDP比重將上升5個百分點，而投資占GDP比重將下降5個百分點。平均而言，這將需要消費增長快于GDP整體增長約0.5個百分點，而投資增長則慢于GDP整體增長0.5個百分點。我們預期貿易順差將大致穩定在GDP的3%左右。勞動力收入占GDP的比重將會上升，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將會下降：我們預期未來十年的另外一個重大變化是勞動力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將會有所上升。勞動力收入比重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將因為政府收入比重的溫和下降而被抵消。這是因為目前政府收入的比重已經較高（尤其與日本和韓國相比），且存在減稅空間。工業比重有所下降，服務業的比重有所上升。我們預期，2020年工業占GDP比重將下降5個百分點，同時服務業的比重將相應上升。不過，工業的比重仍將維持在35%的較高水平。
（二）替代設想
1.替代設想一：目前的趨勢得以延續（可能性20%）
在替代設想一框架下，中國經濟將大致延續“正常情況”，與前20年相比沒有大的變化，表現為強勁增長、溫和通脹，無重大經濟結構變化。如果這一設想成為事實，則將證明中國經濟的確獨一無二，并質疑日本和韓國的發展模式。我們認為這一情形出現的概率為20%。這一設想發生的條件是：
(1)全球經濟出現強勁復蘇并恢復危機前的水平，并在其后保持這一擴張步伐；或
(2)中國經濟憑借強大的競爭力成功滲透至其他新興市場，中國的出口增長與危機前同樣強勁，且其市場份額的進一步擴大不會引發貿易保護主義措施。
2.替代設想二：日本式的調整（可能性10%）
在替代設想二框架下，中國經濟將出現與日本一樣劇烈的增長減速及結構性調整。這一設想的實現有兩個催化劑：一是非常激進（甚至嚴厲）的政策干預，以人為糾正經濟結構；二是外部沖擊，如外需的完全癱瘓以及因供應沖擊導致國際商品價格的持續飆升等。鑒于日本的經驗，我們不能完全排除這一可能性。但我們認為這一情形出現的概率僅為10%。
(三)風險
一帶一路經濟發展概念股產業結構升級全球價值鏈
一、研究背景
繼滬港通之后，A股市場近期又掀起了一波新的主題炒作―“一帶一路”。在這種炒作氛圍下，基建、涉外工程、港口等概念股持續受到資金關注，此前遭到冷遇的中國交建、中國鐵建、中材國際等這些傳統基建股自 2014年 10月份起相繼出現20%以上的漲幅，多只與“一帶一路”概念相關的股票出現連續漲停。下表詳細闡述了“一帶一路”的投資主線。如表1所示：
二、“一帶一路”是中國實施開放型經濟的必然選擇
（一）國際資本運動與中國經濟全球化的深度參與
從資本運動的一般來看，資本國際化和產業間的國際轉移是資本運動的基本規律。一方面，通過資本的國際流動，克服國內資本平均利潤的下降趨勢，獲得高額回報；另一方面，通過資本投資帶動產業在國際間轉移，使工業化生產落戶全球，形成經濟的全球化。從資本運動的個別來看，一國資本的國際運動首先是通過資本輸入進行資本積累，由資本稀缺國變為資本富裕國，爾后再進行資本輸出。資本的國際流動既為輸出國提供了消化過剩產能的途徑，又為輸入國提供了資本積累的外生動力。在這一過程中，資本并不僅僅是貨幣的流動，更是資源要素的整合，內含了技術、管理與制度，通過產業轉移在全球范圍內配置生產要素。中國改革開放35年的發展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目前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出口國，第三大對外投資國。相對過剩的產能提出了資本輸出和國際間產業轉移的要求。
（二）經濟增長瓶頸與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突圍
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無論是量的增長，還是質的提升，無不體現于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以及與此相聯的知識積累、技術進步和要素的高級化。產品內的國際分工和跨國公司主導的生產布局使得經濟全球化日益深化，各國經濟依賴不斷加深，沒有哪一經濟體能夠脫離以全球價值鏈為載體的國際資本運動和產業轉移，以及由此衍生的生產、貿易、投資與服務所形成的復雜的經濟關系而獨善其身。全球價值鏈改變了經濟競爭力的內涵，使各經濟體的競爭更加側重于企業的跨境生產，側重于工序和任務層面的核心能力競爭。如果說傳統模式的產業升級主要表現為一國在不同時期、在不同產業和部門之間的升級更替，那么全球價值鏈下的產業升級則主要表現為產業部門內部的工藝、產品、功能或價值鏈的升級與擴展，一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參與程度及其主導狀況成為其經濟質量的重要體現。所以，在經濟全球化大勢下，各國經濟發展的首要步驟是參與全球市場，利用全球資本、人力、知識與技術，融入全球價值鏈，為價值鏈創造價值并獲得自己的份額。
（三）國際經濟關系的深度調整及其主動回應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國際貿易與投資規則出現了新的變化：一是服務貿易和投資協定成為新一輪貿易談判和規則制定的核心內容；二是更高標準的新自由貿易協定將引領全球貿易新規則；三是WTO多邊貿易體制將日益邊緣化。國際貿易規則的深度調整是國際分工演化的結果。生產分割和生產積聚并存，價值鏈細分與供應鏈塑造形成產品內分工與貿易；制造業“全球化”和“碎片化”成為全球分工和生產體系的重要特征和演進趨勢。首先，通過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構建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新格局和國際合作新框架，實施更為主動的開放性政策，拓展中歐合作空間，深化與中亞、東南亞、南亞等周邊國家的合作，深化中阿之間的經貿往來，以此來應對美國所帶來的挑戰。其次，“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有助于我國對國際經濟關系規則的適從、參與及主導。“負面清單”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產物，隨著區域主義的興起，未來國際經濟關系的融合中區域經濟將發揮重要作用。我國在對外經濟的參與中，恰恰缺少這一合作平臺，“一帶一路”戰略從本質上看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一種努力，探索以運輸通道為紐帶，以互聯互通為基礎，以多元合作機制為特征，以打造命運共同體為目標的新興區域合作機制。
三、“一帶一路”要求國內全面深化改革
（一）以開放促改革的開放型發展戰略
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必須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以開放促改革”。從這一層面看，“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是我國以開放促改革政策的具體體現。（見表2）
首先，深度融入全球經濟是中國對外依存度提高的必然結果。目前，中國經濟越來越依賴世界經濟的市場、能源、資源、技術與管理經驗，試圖實施封閉經濟來獲取持續的增長已不可能，必須積極主動地應對各種復雜的經濟關系。其次，全球經濟的增長越來越體現出技術進步和知識積累的作用。產業結構升級、全球價值鏈的構造和主導，必須促使企業通過全球化的生產才能獲得能力提升。第三，隨著對國際經濟的全面參與及深度融合，對國際經濟規則的適應、融入、參與、主導將是一個自然的過程，這一進程必與國內市場規則的發展相聯系，新一輪對外開放仍將會形成對國內全面深化改革的“倒逼機制”。第四，只有全球化的發展思維和理念，才能解決發展中的瓶頸，推動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
（二）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更好地與國際經濟接軌
首先，我國產業升級遭到封阻。美國等發達國家遵循“優勢產業轉移”模式主導全球產業價值鏈，將世界各國分為兩種類型：一種具有持續技術創新能力的發達國家，一種是沒有技術創新能力的跟隨國家，被“俘獲”于價值鏈的低端。要避免在國際經濟參與中陷入“低端鎖定”，除了遵循比較優勢原則外，還必須構造“制度優勢”，通過技術進步來攀升和主導全球價值鏈。其次，市場機制還未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加入世貿組織之后，我國在最初的5年過渡期內很好地執行了入世承諾，但是，在5年過渡期之后，市場化的規則建設有所放緩，行政化的干預措施有所抬頭。例如，中小企業的發展，國內服務業和壟斷行業對民間企業的開放問題，仍未能很好發揮市場的作用。第三，微觀主體企業還不能完全適應全球化的生產與運營。與大型跨國公司相比較，我國企業的主要問題是：缺乏全球化的戰略思維和視野，立足全球配置資本、人才、技術、市場等各類資源的能力不足；國際化經營總體上處于初級階段，組織框架、營銷模式、管理模式不適應，缺乏國際化人才；研發設計能力弱，研發投入偏低，缺少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等，亟需構建中國的跨國公司。由此可見，國內市場化改革進展緩慢必然會影響到開放經濟發展的實施效果，可以說，上海自由貿易區的實施，就是這種開放性政“倒逼”的結果，即國際貿易投資“負面清單”管理機制與我國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高度契合。
（三）區域經濟平衡發展與國家、全球價值鏈
“一帶一路”戰略體現了我國新時期全方位對外開放戰略布局，即在對外開放的方向上東西并重，海陸聯動。就“一帶一路”戰略與中國國內各地開放態勢聯系而言，將重點涉及東北、西北、西南等沿邊地區。所以，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不僅可以激活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潛力，進一步釋放開發開放和創新創造活力；而且可以優化國內開放型經濟的區域布局，實現各地區協調發展，為提升開放型經濟的整體水平創造重要的戰略機遇。首先，沿邊地區不應走傳統工業化老路，也不應實施沿海區域“兩頭在外”的代工模式，而應走產品價值鏈的模式，積極承接沿海和內地產業的轉移，不僅沿邊地區獲得發展機會，也與內地、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有機聯系在一起，使區域經濟發展獲得動態平衡。其次，通過國內的區域平衡發展和產業轉移構建國家價值鏈，之后，再通過“一帶一路”構建中國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在“一帶一路”戰略下，沿海區域更加加快開放步伐，在更大的范圍內參與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在它們深入地對外合作中，可以更多地向內地轉移技術和管理經驗，并為內地和沿邊地區騰出國內市場。這樣，國內外兩個市場的拓展為中國產業價值鏈的構建提供了產業空間。
（四）“中等收入陷阱”規避與增長質量提高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體其進一步的經濟增長被原有增長機制鎖定，導致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中等收入水平上限的一種發展狀態。首先，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遇到經濟結構轉型的障礙；其次，汲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轉型遇到障礙，尤其是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邊界不清，難以有效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轉型。如果從增長率的角度觀察，則中國不會有“中等收入陷阱”的擔憂，但若以發展方式認識，則中國的“中等收入陷阱”也需及時提防。中國自身所面臨的增長動力衰減、經濟結構扭曲、公共服務缺位、收入差距拉大、社會流動弱化、環境污染嚴重、資源約束趨緊等深層次的挑戰，實際上凸顯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所以，如何規避“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發展方式轉變與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這就要求在未來的經濟增長中高度關注增長的質量，將經濟增長從要素依賴過渡到技術和制度依賴上。“一帶一路”戰略實施所形成的內外壓力有助于這一轉變的形成。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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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鯰魚效應的概念
鯰魚效應（Catfish Effect）最早是為挪威漁民所發現。挪威漁民每次返港后往沙丁魚槽中放一條鮮活的鰓魚，鰓魚進入魚槽后因環境陌生而四處亂游，挑起摩擦。沙丁魚發現身邊多了一個“異己分子”，自然也會緊張，使之巧妙地調動起來，加速游動，這樣就可以保持沙丁魚活蹦亂跳地運到漁港，從而達到保鮮的目的。管理學中把這一現象稱之為“鯰魚效應”。并作為一種激勵機制和競爭機制應用于人力資源管理中。“鯰魚效應”的實質就是打破常規，加入一個有吸引力的因素使之“滿盤皆活”。
2 中國競技體育管理體制現存的問題和改革的必然性
2.1中國競技體育體制現存的問題
政府過于重視金牌，導致資源配置過于傾向競技體育，社會資源無法物盡其用。2008北京奧運會我們實現了金牌總數第一的突破，2012年倫敦奧運會我國的競技體育又取得了境外參賽奧運會的最好成績，在現有的競技體育管理體制下，無論從獲得金牌的大項分布還是小項的占有比例來看，我國要想拓展獲獎面已經十分困難。是要繼續在現有管理體制下舉步不前，力求在2016年巴西奧運會創造另一個“境外參賽奧運會的最好成績”，還是痛下決心加快改革，從長遠利益角度出發，放手市場，力求我國競技體育的可持續發展？ 答案肯定是后者。
機構設置繁瑣，權責劃分不明，導致不能在其位，謀其職。體制改革，就其實質而言，是對整體社會管理的調整，是重大利益的重新分配，其目的是建立一套科學的管理制度，改革一切不合理的制度與結構競技體育的管理體制改革，也正是需要重新調整政府、企業、俱樂部等各方面利益關系，改變各方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它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也正是因為利益的驅使，導致政府不愿“簡政放權”，或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俱樂部的利益分配，從而越來越跟不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進程，制約了競技體育職業化、市場化的發展。
運行機制的單一、死板制約了競技體育的可持續發展。一直以來，我國競技體育的管理都面對一個“管”與“放”的問題，兩者看似矛盾，但如果能正確運用機制這個“應變器”，就能很好地把握“管”與“放”之間的度，既不會越管越死，也不會越放越亂，兩者就能很好的協調起來。
2.2中國競技體育管理體制改革的必然性
政治發展的需求技體育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推動力。在我國，體育與政治有著相互促進，相互發展的關系。在國內政治中，體育管理體制是中國政治體制中的一個部分，體育發展戰略和政治綱領要保持一致；在國際政治方面，體育披著民族主義的旗峽，貼著社會主義的標簽，在風云變幻的國際政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舉國體制就是在那一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取的精英體育的方法，是以忽視大多數人的利益，犧牲大多數人體育利益來達到政治目的的。因此，體育的發展目標的改變會導致體育體制的相應調整，體制變遷同樣會體育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完善，逐步加大對體育的重視，鼓勵全民健身，改革中國經濟體育管理模式是大勢所趨。
體育自身的發展規律是中國競技體育管理體制改革的內在原因。參加體育本身就是一種需要。體育自身是不斷發展和完善的，當達到一定規模和程度，國家勢必會對其進行管理和干預，會導致管理體制形態的變更。在后奧運時期，中國體育的發展不再是僅僅停留在競技體育方面，而是群眾體育、競技體育、學校體育共同發展，并且越來越向群眾體育靠攏。體育是大眾的體育、是全民的體育，而不是少數奧運冠軍的體育，因此，體育自身的發展促進中國競技體育體制的改革。
3 鯰魚效應應用與中國競技體育體制的可行性分析
1）充分利用網球協會改革發展的先例這個“鯰魚”。中國四大金花單飛所取得的重大突破，充分證明了市場在體育發展中占據決定性作用，要善于利用中國網球協會改革所造成的影響和積極效果，充分吸取其改革的精髓，針對各個項目的項目特點，有計劃、有組織的實現從舉國體制到市場主導的轉變。
2）權責劃分明確。改變錯綜復雜、各個管理層都要插一腳的競技體育體制現狀，使權責分明、管權分離，實現有責可明、有權可依、有法可循。在改革的過程中，一定要知人善用，在各個項目體育組織中積極發現能夠使項目改革得以實現的“鯰魚”，充分利用其才能，逐步實現各個競技體育項目的改革。
3）積極放手市場這個大群體中，積極發揮市場的主導作用。市場需求決定體育發展的方向，市場就是一個大群體，只有“鯰魚”不斷的發展、提升，才會帶動整個市場的繁榮。只有不斷地在市場中檢驗，才能得出是否成功的結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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