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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述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優(yōu)選九篇

時間:2023-09-28 09: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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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述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

第1篇

一、 選擇題

1.德育是教育者培養(yǎng)受教育者(品德的教育)

2.德育過程是對學生知、情、意、行的培養(yǎng)提高過程,其實施順序是(視具體情況,可又多種選擇)

3.實行饑餓紀律教育的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

4.教師自覺利用環(huán)境和自身教育因素對學生進行熏陶和感染的德育方法是(實際鍛煉法)

5.提出"要盡量多地要求一個人,也要盡可能多地尊重一個人"的教育家是(馬卡連柯)

6.蘇聯(lián)教育家馬卡連柯提出的"平行教育影響"的德育原則是指(集體教育和個別教育相結合原則)

7."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孔子這句明言體現(xiàn)的德育方法是(榜樣示范教育法)

8.我國中小學對學生進行德育的基本方法是說理教育法

9.中小學德育最基本、最有效的途徑是(教學)

10.德育過程的基本矛盾是(教育者提出的德育要求和受教育者已有的品德水平之間的矛盾)

二、辨析題

1.德育是培養(yǎng)學生道德品質的活動。

錯誤。德育是培養(yǎng)受教育者品德的活動。所謂品德是指個體依據一定的社會政治準則、思想觀點、道德規(guī)范來行動時,所表現(xiàn)出來的哪些經常而穩(wěn)固的傾向和特征。因此,品德包含的范圍較廣,而道德只是期中一部分,故不能以偏概全。

2.德育過程是學生思想品德形成的過程。

錯誤。德育過程是思想品德形成過程是兩個既相互聯(lián)系又相互區(qū)別的概念。其主要不同在于三點:其一,范疇不同。德育過程屬于教育活動,思想品德形成過程屬于素質發(fā)展范疇。其二、影響因素不同。其三、結果不同。

3."一個鑰匙開一把鎖"體現(xiàn)的是德育的方向性原則。

錯誤。體現(xiàn)的是因材施教的原則。

4.德育過程的主要矛盾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矛盾。

錯誤。主要矛盾是教育者提出的德育要求與受教育者現(xiàn)又品德水平之間的矛盾。

三、簡答題

1.簡述德育的重要意義。

1)德育是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物質文明建設的重要條件

2)德育在青少年思想品德的形成發(fā)展中起主導作用,是培養(yǎng)社會主義新人的條件

3)德育是學校全面發(fā)展教育的基本組成部分,是實現(xiàn)教育目的的重要保證。

2.中小學德育的具體任務有哪些?

1)培養(yǎng)學生初步樹立正確的政治方向

2)引導學生逐步確立科學的世界觀和人生觀

3)逐步使學生養(yǎng)成社會主義的基本道德、法制觀念和文明行為習慣

4)培養(yǎng)學生具有一定的品德能力和良好的品德心理品質。

3.簡述我國中小學德育的具體內容。

1)愛國主義教育

2)理想教育

3)集體主義教育

4)勞動教育

5)自覺紀律教育

6)民主與法制教育

7)科學世界觀與人生觀教育

第2篇

關鍵詞:孔子 德育 中學語文 教學

中國語文的教學長久以來受到社會各界的強烈關注,其根本原因是語文的教學內容本身就是生活,凡是有社會經歷的人都可以對語文的教學進行點評。語文教學過程中知識的傳授是一個部分,對人的形成,人格、品德的塑造是語文教學的另一個重要方面,而孔子教育思想中的德育思想,長久以來對中國傳統(tǒng)育人觀有重要影響。因此,孔子的德育思想對當前中學語文對學生人文性的培養(yǎng)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孔子德育思想闡述

孔子身處在一個動蕩的社會大環(huán)境中,縱觀歷史,但凡亂世,學者們的思想必定是積極活躍,孔子思想的產生順應了“禮崩樂壞”的春秋末期的時代背景。目睹動亂的孔子希望能用自身的積極思考去化解當時的社會矛盾。在孔子看來,社會制度的演變是天命的必然,但人的發(fā)展卻是可以精心塑造的。[1]孔子在這種矛盾的關系中,逐步的創(chuàng)立了自己在塑造人、教育人方面的思想體系。

孔子的德育思想在整個孔子教育思想中占有很大比重,品德教育是后世儒家學派諸賢者在宣揚政治思想、治學思想等方面依賴的理論基礎。從大方面來講,筆者認為孔子希望自己以及自己的弟子能夠實現(xiàn)自己的“仁治”、“禮治”的政治理想,所以在品德教育的過程中孔子極為注重“仁”、“禮”的教化功能。

(一)孔子德育思想的核心內容

在孔子的德育體系中,“仁”被視為道德的最高準則,孔子將“仁”解釋為能愛人,“樊遲問仁。子曰:‘愛人。’”[2]“禮”則是道德的行為規(guī)范。“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罰不中,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3]這二者之間的統(tǒng)一,貫穿于孔子整個教育體系。在儒家經典著作《論語》中,“仁”字被提及多達上百次。包括“為仁”的基本素質要求,“為仁”的方法、內容以及“為仁”的成就等。[4]孔子力圖維持周朝禮制,修復遭破壞的禮樂,因此在教育的過程中,十分強調人際關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5]體現(xiàn)了孔子在君臣之禮,父子之禮等多方面人際關系中維持已有秩序的決心。

經過孔子后儒家賢者的完善,在孟子對“仁義禮”之中加入“智”,漢代董仲舒對“仁義禮智”加入“信”后,儒家學派的德育內容最終定格在了“仁義禮智信”五個方面,后稱“五常”。

(二)孔子德育內容影響簡述

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的近兩千年時間里,“五常”從來都是社會、家庭傳統(tǒng)教育的核心內容,由于“五常”的內容根本上有利于統(tǒng)治階級的統(tǒng)治,中國在漢代以后實現(xiàn)了孔子夢寐以求的治國理想,進入了儒家一家獨大的漫長歷史進程,在傳統(tǒng)道德方面,孔子以及儒家學派對人倫綱常的影響是積極的,培養(yǎng)了古代人忠貞有信的理念,但是,孔子及儒家學派的德育思想中一味尋求遵守綱常,致使革命黨人在撰寫革命綱領時仍然將“仁義禮智信”作為革命奮斗的目標。在這種影響下,中國人逐漸養(yǎng)成了一種安于現(xiàn)狀的心態(tài)。

但就總體而言,孔子及儒家學派對傳統(tǒng)文化,中國人道德修養(yǎng)的影響仍然是積極方面大于消極方面的,我們要妥善汲取孔子及儒家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讓孔子德育思想繼續(xù)發(fā)揮其特有光輝。

二.中學語文教學中德育缺失的現(xiàn)狀

中學語文教學歷來屬于中學學科教學中的難點。傳統(tǒng)語文教學中,教師對語文的理解局限于學生對文本知識的完全掌握,這導致了語文作為一門基礎學科在對學生人文關懷方面的缺失。

(一)教師對語文教學的理解缺乏時代性

語文在基礎基礎教育階段的重要性不必多言,不同于其它學科的自身知識特點,語文課程在獨有的課程知識之外,還擁有與現(xiàn)實生活最貼近的教學內容。無論那篇課文選材,總是離不開現(xiàn)實生活。語文教材在編排過程中,選擇的是經典的,耐人尋味的作品。而且現(xiàn)在的課程體系,如果能夠按照進度進行教學,將會對學生產生十分積極的影響。

但是,即時是擁有了先進理念編排出的教材,由于具體執(zhí)行的人水平參差不齊,課程三維目標之一的情感態(tài)度價值觀目標很難很好的實現(xiàn)。例如學生在學習中學課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一文時,相當部分的老師在按照教參的編排,一步步的講解詞匯、翻譯課文,之后介紹很多學生已經可能爛熟于心的孔子生平,簡單的介紹孔子在這篇課文中體現(xiàn)的因材施教,循循善誘的啟發(fā)式教學思想。但是就這篇課文而言,教參并沒有考慮到課文在此體現(xiàn)出孔子在道德教育方面的考量。可以看出孔子在這篇課文中提倡出的謙遜有禮道德核心價值。教師在教參不完備這種情況下,應當自主地多研讀相關書籍資料,將孔子的德育思想帶入到課文的學習中。再如魯迅先生的著名作品《祝福》,作品中封建思想的衛(wèi)道士魯四老爺,在熟讀經典明知“仁義禮智信”后為什么仍然對祥林嫂的遭遇嗤之以鼻,這就說明了知道“仁”而不仁的魯四老爺,在道德的考量上是不合格的。老師在引導學生學習的時候可以將此作為反面教材,倡導學生在實際生活中真正體現(xiàn)道德素養(yǎng)。

(二)教學內容與學生實際脫離

中學語文教學環(huán)節(jié)中,除去教師水平的問題外,語文教材的編者是造成語文脫離生活的又一個因素。

不容置疑的是,語文教材的編者都是在語文學科非常具有建樹的權威的學者專家,這些人在選編語文教材的過程中充分考慮到了作品的工具價值以及文學性。但是,隨著社會時代的發(fā)展,語文教材的內容也應該隨著社會潮流發(fā)生改變,在考慮文學性的同時也要兼顧到學生日益更新的生理、心理上的成長變化。以人教實驗版的語文必修教材為例,課文數(shù)量較之以往明顯變少。現(xiàn)代文閱讀中,出現(xiàn)的文章依舊是傳統(tǒng)的經典名篇。我們不能否認經典名篇在培養(yǎng)學生文學性上的作用與地位,但是僅靠著這些長年累月在現(xiàn)行語文教材中存在的“名篇”來實現(xiàn)對學生道德素養(yǎng)方面的提高是不現(xiàn)實的。孔子有云“天生德于予”[6],認為上天賦予自身品德,主張人性的發(fā)掘。 “名篇”固然經典,但是在培養(yǎng)提高學生人性、道德素養(yǎng)方面的作用卻值得商榷。

三.將孔子德育思想體現(xiàn)在當前語文教學中

語文教學在1999年經過了一場思想上的洗禮,后稱“語文世紀大討論”,在這場討論中,涉及到了語文教學、教學方法、教學內容、教師素養(yǎng)等關乎所有語文教學過程的方方面面,討論內容雖然略顯偏激,但長久以來對語文教學的不滿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釋放,相比較討論前語文教學偏重的工具性,語文人文性的體現(xiàn)在討論后得到了廣泛的重視。

語文教學要定位于學生人格的完善、精神世界的擴展、語文素養(yǎng)的提高[7],語文的學習無處不在。因此,在語文教學的過程中,教師要善于引導學生,通過課內課外語文知識對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道德思想進行系統(tǒng)傳輸。孔子及儒家思想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占有主導地位,孔子的道德培養(yǎng)觀念應當被語文教育工作者熟知掌握。

做“君子”。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中,君子是具有良好道德的人。“君子道者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智仁勇”這三種品德是“君子”所具備的。在當前物欲橫流的社會環(huán)境中,中學生的思想道德價值觀受到了嚴重的沖擊。攀比、炫富現(xiàn)象層出不窮,讓物質條件好的學生感受到一種超出心理年齡的優(yōu)越性,讓一定數(shù)量的物質條件稍微困頓的學生產生對社會的不滿。在這種情況下,語文教師就應當肩負起樹立學生良好價值觀的責任,最新的高中語文教學大綱中也有明確規(guī)定,要求語文教師在確定教學目標時明確“情感態(tài)度價值觀”的教學目標。在面對困境時,《論語》記載“子路溫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8]因此,要在日常教學中體現(xiàn)語文教師對這一信念的堅信與理解,用自身的行為去幫助學生樹立正確價值觀。

施“德政”。“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藝所,而眾星共之。”[9]“故遠人不服, 則修文德以來之”。[10]雖然這兩段話意在施政,但我認為,這在教導學生樹立良好道德方面有其獨特意義。語文作為基礎學科,無論學生今后身處何職何位,都需要普遍廣泛的應用語文這種工具。語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對學生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在知識能力培養(yǎng)的過程中,融入孔子的道德觀,讓學生認識到仁德的長處與優(yōu)點,知道敦厚中庸對樹立個人威信的樹立上具有的重大作用,在學生認識到這些后,就可以積極主動的追求這些好的品德,讓優(yōu)良品德促進學生更健康的成長。

良好人際關系的培養(yǎng)。“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1],自己不希望的,不要強加給別人,這是處理人際關系的一個標準。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該認識到,我們的每個學生都是身處社會的自然人,擁有自己獨特的個性和心理。這是處理人際關系的問題,在語文這門學科的教學上也能得到相應體現(xiàn)。我們不能一味要求別人趨同于自己,不能以自己的評判尺度衡量別人。同樣,在語文教學中,由于審美意識,文化體驗的不同,語文教師應該廣博寬容,對學生提出的新的不同于自己的觀點應該給予大力支持。我們要培養(yǎng)不同的個體,而非如工廠流水線制造出來的機器。要讓這種思想充分融入到日常教學環(huán)節(jié)中,分析學生的個體差異。在這過程中也能體現(xiàn)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讓教師學生雙方共同成長。

語文教學集眾家之長,既是一門學科,又是一種工具,更是一種心理上的美得體驗歷程。而孔子畢生之力提倡的“仁”、“禮”恰恰是語文這門學科在當今時代主題下應該賦予學生的道德感受。孔子的教育教學思想與道德思想,能夠給與當前語文教學眾多啟示。作為語文教育工作者,應該學習中國古代經典著作,了解其中蘊含的豐富的思想內容,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yǎng),讓自己在教學工作中得心應手,讓自己能夠更深遠的影響學生而非淺顯的給予語文學科知識的賦予。

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孔子傳統(tǒng)道德思想中的優(yōu)秀方面,必將會得到不斷地被挖掘,展現(xiàn)出更為嶄新的亮點。語文教師作為文字文學工作者,應當在這個過程中發(fā)揮自身優(yōu)勢,讓孔子的思想道德深入學生的心中。

參考文獻

[1]劉澤君.孔子德育思想初探[J].北方工業(yè)大學學報,1991-3-4:3(4).

[2]《論語?顏淵第十二》,《論語?大學?中庸》[M].三晉出版社,2008-5:P73.

[3]《論語?子路第十三》,《論語?大學?中庸》[M].三晉出版社,2008-5:P77.

[4]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M].人民出版社,1982:P131.

[5]《論語?顏淵第十二》,《論語?大學?中庸》[M].三晉出版社,2008-5:P72.

[6]《論語?述而第七》,《論語?大學?中庸》[M].三晉出版社,2008-5:P42.

[7]謝云.淺談語文教育的重要性[J].教育教學論壇,2010(10).

[8]《論語?衛(wèi)靈公第十五》,《論語?大學?中庸》[M].三晉出版社,2008-5:P91.

[9]《論語?為政第二》,《論語?大學?中庸》[M].三晉出版社,2008-5:P10.

[10]《論語?季氏第十六》,《論語?大學?中庸》[M].三晉出版社,2008-5:P97.

第3篇

關鍵詞:關鍵詞:家庭價值觀;不同;根源;表現(xiàn);啟示

1. 兩部作品的簡述

1.1 《飲食男女》簡述

    故事的主人公朱先生是臺北最了不起的名廚,但妻子去世后他便要肩負起撫養(yǎng)三個女兒的責任。女兒們的逐漸成熟,想法時常會與朱先生起沖突。每周日的晚飯也就成為全家團聚溝通的唯一時刻。但每次聚餐時,都充滿了意外。第一次是家倩宣布她買了房子想要搬出去住,第二次是家倩的買房投資失敗,第三次是家寧宣布她懷孕了,要搬出去和男友一起住,第四次是家珍宣布和剛交往的男友結婚,最后一次是朱先生宣布和女兒的同學結婚。幾乎每次家宴都象征著一位家庭成員要脫離這個大家庭。

1.2 Back When We Were Grownups簡述

    此篇小說是關于53歲的主人公Rebecca突然覺得對現(xiàn)有生活不滿想要做改變而努力的故事。Rebecca20歲時嫁給大她十三歲半的Joe。結婚6年后,Joe在一場交通事故里喪生。二十多年來,Rebecca肩負起家庭的重擔,獨自撫養(yǎng)三個繼女以和自己的女兒, Rebecca為這個家庭幾乎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然而她認為子女們根本不珍惜她做出的犧牲。所以她時常思考自己的付出是否值得。首先她想在感情上拾回過去的美好。其次,她想繼續(xù)寫完在大學里未完成的論文。經過兩方面的嘗試,她發(fā)現(xiàn)自己真正的生活就是在自己的家庭里。

2. 中美家庭觀念不同的根源

2.1 歷史制度

    中國是有著5000年歷史的文明古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我國占有統(tǒng)治地位。中國歷代王朝都奉行重農抑商的政策。中國封建王朝長期延續(xù)的“保甲制度”致使中華民族形成了安土重遷的民族心態(tài)。于是中國家庭大多是成員眾多的擴展型家庭。然而,美國最初作為一個被殖民的國家,清教徒給美國帶去了重商主義,實利主義。在農業(yè)經濟向工業(yè)經濟轉型之前,墾荒,放牧和家庭手工業(yè)仍然是主要的生產活動。如美國歷史上的西進運動。長途跋涉使他們遠離家庭,久而久之,由父母和孩子構成的核心家庭逐漸成為美國的家庭模式。

2.2 文化

   中國深受孔子儒家文化的影響,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關系可靠與否在很大程度上由血緣關系的親疏來確定。中國社會人人都要接受規(guī)范的約束,必須遵守各自在家庭,社會乃至整個國家里的角色身份,不可以有任何逾越。美國則主張個人主義,重視獨立平等思想和重商主義文化。于是他們追求自我實現(xiàn)、個人奮斗。個人主義已經在美國人心中打下深刻的烙印。美國主張的則是酒神文化,看重及時享受。

3. 中美家庭觀念不同的表現(xiàn)

3.1 對婚姻的看法

   中國過去對婚姻的看法十分保守。現(xiàn)代中國的年輕男女們擁有了婚姻自由,由于受到美國以及歐洲外向婚姻觀的影響,如今中國人面對婚姻十分自主,會主動追求婚姻的幸福。但封建婚姻觀仍潛在地影響人們的觀念。例如在《飲食男女》中,30歲的家珍仍未嫁人,梁伯母說她會在家陪朱先生一輩子。并對小女兒家寧說,20歲了該找對象了,別像她姐姐那樣耽誤了。然而未婚女性在美國是斷不會受到這般言語待遇的。美國人將婚姻自由貫徹的十分徹底,他們認為婚姻自由不僅僅是自由選擇伴侶的權利,還有是否結婚的權利。在Back When We Were Grownups中,Nono35歲才進入婚姻殿堂,書中卻完全沒有出現(xiàn)過她家人催促她嫁人的只言片語。

3.2 對孝道的看法

    在中國,人們把“孝”視為人倫之首,中國的宗法制度賦予家長對子女的絕對權威。中國人有“養(yǎng)兒防老”的說話,即孝不僅包括順從長輩,還包括贍養(yǎng)父母。例如在《飲食男女》中,當家倩問姐姐家珍,她是否想永遠困在家中,家珍卻答,這里是家,是爸的全部。然而在美國,父母與子女的關系是建立在自由平等獨立的基礎上。如在Back When We Were Grownups 里Rebecca并非是受到子女的照顧,反而是幫助女兒在家的餐飲事業(yè)。

3.3 對教育的看法

    中國家庭教育大多是強制式教育。如在《飲食男女》里,朱先生覺得為廚師這一職業(yè)不能成為女兒的未來。美國家庭教育卻更重視孩子的道德教育。如在Back When We Were Grownups里,Rebecca的大女兒Biddy從事的工作就是家倩夢寐以求的廚師職業(yè)。由此可見中美教育觀念的巨大差別。

4. 總結

    中國人認為家是人倫之始,有家才有國。由于歷史上農本文化求整體求大局,宗法制的長期存在以及孔子儒家重“禮”,“和”的思想,擴展家庭是中國人生活的重心所在。而美國,由于早先西歐殖民者帶來的重商主義、個人主義打下的深刻烙印和自由的聯(lián)邦制度,美國人并不時刻將家庭放在首位。本文通過《飲食男女》和Back When We Were Grownups兩部作品中的實例分析中美婚姻觀念,孝道觀念,教育觀念的不同,中美家庭觀念的差別顯得更加直觀、具體。

第4篇

論文摘要:作為西漢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董仲舒是中國儒學發(fā)展史和中國思想史上繼孔子之后又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是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發(fā)展史上承前啟后,有選擇地借鑒到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不僅有利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和發(fā)展,而且有利于搞好當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我們急需在思想文化領域中進行創(chuàng)新,以滿足社會發(fā)展對思想文化的需求,提升我國的“文化軟實力”,促進社會加速發(fā)展,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道德建設穩(wěn)步推進。但是,思想文化的創(chuàng)新并不是憑空就能實現(xiàn)的,必須有所繼承,才能發(fā)展,而悠久燦爛的傳統(tǒng)文化恰是我們思想文化創(chuàng)新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和精神財富。

一、關于儒家思想文化研究

董仲舒是秦以后的第一位大儒,他繼承先秦儒家傳統(tǒng)的“天”的哲學、“任德不任刑”的德治思想和儒家傳統(tǒng)的倫理思想并對其家里改造,從而形成了適應時展和需要的新儒學。關于仁,董仲舒立足于天人感應論.吸收先秦儒家“仁者愛人”的思想,并作了揚棄和發(fā)展,形成了一整套系統(tǒng)而完備的新仁學思想,他賦予“天”以仁的品性,并且要以愛別人為根本法則,否定了只愛自身的思想;關于義,董仲舒對“義”從新的視角作出了新的解釋:從人與我的角度提出了“義以正我”的法則;關于仁義之分,董仲舒認為仁與義的根本區(qū)別在于“仁之于人,義之于我”,同時還強詞指出了仁義之分的不容混淆性和意義所在。認為仁義所針對的對象是千萬不能混淆、顛倒的,只有明于仁義之分,才能“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實現(xiàn)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關于義利觀,董仲舒在明于仁義之分的基礎上對義、利關系的闡述,是其仁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實施其德治思想主張最直接的理論依據。另外,董仲舒吸收了先秦陰陽家及秦漢方士神秘化了的“陰陽五行”學說,提出了“天人感應”說,吸收了法家“三綱”思想及先秦正名學說,提出“大一統(tǒng)”論,吸收了先秦人性論思想,改造孟子、荀子的人性論,提出“性有善質”論及“性三品”說。

二、德育思想史研究類

董仲舒的德育學說是以“獨尊儒術”為指導思想,以“三綱五常”為其道德教育的核心內容,并且提出必須要建立“教化堤防”,并且提供了“顯德以示民”的方法和“明于天性”的價值激勵法。丁欽波闡述了董仲舒道德教化的核心內容,并且為我們簡述了董仲舒關于德育原則和方法的思想。指出董仲舒德育思想的理論基礎是性三品說,德育的核心內容是“三綱五常”,并且簡要的介紹了德育的方法,如“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明道重志、行道養(yǎng)志”、“必仁且智”等。孫文勝主要從董仲舒“三綱五常”理論中的“五常”即仁、義、禮、智、信這五個方面論述對當代大學生道德建設的啟示作用,并且提供了相關的道德教育方法。游慶國、崔華前指出董仲舒的德育方法刻意分為四個方面,即德育基本方法、德育施教方法、德育受教方法、環(huán)境育人法,這樣就從不同的角度更為詳盡的分析了董仲舒的德育方法。

三、教育思想史研究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為代表的漢代教育的基本特點,把教育與德政、人性論、天人感應、實踐等結合起來,也論述了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對于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繼承和發(fā)揚,對于封建王朝的發(fā)展和鞏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董仲舒認為教育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維護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和統(tǒng)治地位,鑒于秦王朝對人民實行“嚴刑峻法”而迅速滅亡的教訓,主張實行“德教”,董仲舒所提倡的教學內容也完全的儒學化了,他主張以“六藝”(《詩》、《書》、《禮記》、《樂》、《易》、《春秋》) 培養(yǎng)人才,這雖然有利于人們思想的統(tǒng)一和儒學的繼承和發(fā)展,但同時也禁錮了人們的思想和其他學術的傳播和發(fā)展。以為人性是“天”所賦予人的一種先驗素質,這種素質具有向善或惡的兩種可能,教育則就是要通過人為的手段使人向善。董仲舒甚至認為,一個國家的興廢治亂都應取決于禮樂教化,對于教育的社會作用。  四、政治思想史研究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理論基礎之上的,他的政治理想是“大一統(tǒng)”,大一統(tǒng)包括政治上的大一統(tǒng)和思想上的大一統(tǒng)兩個方面。政治上的大一統(tǒng),指的是“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把君權至上作為統(tǒng)一的關鍵。思想上的大一統(tǒng)即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是的儒學從顯學而成為官學。書中也簡要闡述了董仲舒的治國方略,但是只是做了一般性的論述,并沒有對其進行深入研究。董仲舒看來,“王者”只有實行“仁政”,“愛利天下”,才是通天道、法天意的表現(xiàn),也才能得到上天的庇佑,實現(xiàn)統(tǒng)治的長治久安。賴紅衛(wèi)指出董仲舒為了強化統(tǒng)治者的廉政意識,他對上至最高統(tǒng)治者皇帝下至一般士大夫的重利行為都進行了批評,他說:“使諸有大俸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業(yè),乃天理也。”提出“不與民爭利”的廉政思想。董仲舒提倡德治,很重視內在仁義德性的覺醒和培養(yǎng)。任“德教”是對秦王朝“嚴刑峻法”的批判,認為“德治”是天下唯一的“大治之道”。理想政治的實現(xiàn)是通過思想的一統(tǒng),從而形成—個以皇帝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國家,同時還提出了他的民本思想和德政思想。

五、倫理思想史研究

董仲舒認為天賦予了陰陽五行道德屬性,因此,他把德、刑、愛、樂、嚴、哀等等這些本來是社會現(xiàn)象的政治、法律、道德的屬性硬加到陰陽、五行、四時等自然現(xiàn)象上去,從而把一個至高無上的天描繪成非常神秘的有意志的東西了。同時董仲舒用儒家倫理思想神化君主,將君權神授理論化,從而為漢朝統(tǒng)治的合理性提供論證;以天人關系為根據把三綱五常進一步系統(tǒng)化,把儒家倫理由家族倫常貫穿到政治領域;董仲舒還著力借用陰陽的一切知識來構筑君臣、父子、夫妻的具體行為準則,董仲舒把倫理關系中的貴賤尊卑原則提到了專制的極端,春秋戰(zhàn)國時期倫理觀念中所具有的民主性和平等內容在這里消失了。董仲舒政治倫理思想核心:“大一統(tǒng)”。董仲舒的“大一統(tǒng)”理論以政治一統(tǒng)為核心,以君權至上為關鍵,以文化一統(tǒng)為保證。所謂“君權至上”,董仲舒是在君權天授說的基礎上展開的,其重點:一是神化君權,維護君主在國家中至高無上的地位;二是約束和規(guī)范君權,使君主的行為符合統(tǒng)治階級的整體利益,同時董仲舒發(fā)展了儒家的倫理思想,提出了“三綱五常”說,使儒家倫理真正發(fā)展為政治倫理,并被封建社會統(tǒng)治者所采納。

六、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

人性中有善的質而實際未善,教育的作用就是發(fā)展人性,使之成為善人。他的這種教育其實就是相當于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但在書中并沒有涉及到董仲舒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方法、原則等等與之相關的內容。唐國軍指出董仲舒以“大一統(tǒng)”理論為武器,倡導思想政治、倫理道德的統(tǒng)一,以“三綱五常”的理論體系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漢武帝采納了“獨尊儒術”的提議,“獨尊儒術”使儒學成為我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正統(tǒng)思想,成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實踐的開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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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丁小萍. 中國古代政治智慧[M]. 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5.

第5篇

摘要:家庭教育是伴隨著家庭的產生而出現(xiàn)的,它有著悠久的發(fā)展歷史,同時,前人也為后期的家庭教育積累了相當豐富的教育經驗。當然,作為教育之源的家庭教育對于國家和個人的發(fā)展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因此,有必要深入挖掘家庭教育的內涵,探索符合社會發(fā)展需要的當代家庭教育,使家庭教育發(fā)揮它應有的效益。

關鍵詞:家庭教育;傳統(tǒng);當代;定位

關于家庭教育的定義國內外在不同時期表述不一,如《中國大百科全書·教育學》中解釋為:“家庭教育是父母或其他年長者在家庭內自覺地、有層次地對子女進行的教育。”馬和民認為,“家庭教育既指在家庭中進行的教育,又指家庭環(huán)境因素所產生的教育功能。”日本有學者指出,“家庭教育是在現(xiàn)實的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進行的。”

一、中國傳統(tǒng)家庭教育的特點

1.家庭教育觀念

在我國古代,一方面,家庭是社會基本的生產和消費單位,人們所需的各種知識、技能、道德規(guī)范大都是從家庭中獲得,“世襲家傳”是最常見的家庭教育形式;另一方面,在這種家國同構、政教合一的政治模式中,強調“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因此,家庭教育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興衰,即家庭教育是為國家發(fā)展服務的。

2.家庭教育目的

我國古代社會把“修身”、“齊家”作為“治國”、“平天下”的手段的同時,“齊家”成為了家庭教育的首要目的。具體目標表現(xiàn)為:教導子弟修身養(yǎng)性、學會做人,從而維護家庭的和諧;鼓勵子弟讀書入仕,追求光宗耀祖;教育子弟以耕讀傳家,即邊讀書邊種田。

3.家庭教育內容

盡管古代社會的家庭教育范圍頗為廣泛,價值取向不一,但“修身”是其最基本、最重要的教育內容,具體表現(xiàn)為:(1)倫理道德教育,如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言,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2)立志教育,如要求晚輩自強自立、振興家門;(3)蒙養(yǎng)教育,即教導子弟一些日常生活技能,傳授數(shù)數(shù)等基礎知識以及基本禮儀規(guī)范等;(4)專經教育,即所謂的世襲家傳教育。當然,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家庭教育所涉及的內容是越來越廣泛,如理財教育、尊師教育、為政教育等,而且教育的形式也有所拓寬,如胎教……

4.家庭教育原則

從家庭教育的實施過程中,我國自古就積累了不少經驗,形成了極具特色的教育原則,如因材施教、循序漸進、以身作則、潛移默化、訓誡引導、慈嚴相濟以及后來的環(huán)境塑造等。

二、西方家庭教育的特點

1.家庭教育觀念

綜觀西方家庭教育的發(fā)展歷史,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西方家庭教育一貫主張:重視個人發(fā)展,尊重兒童的價值及獨立性,并依據兒童的身心發(fā)展特點挖掘其潛在的能力。正是這種教育思想在不斷地推動著西方家庭教育的實施及相關理論的發(fā)展。

2.家庭教育目的

受家庭教育思想的影響,在西方國家,“兒童本位”始終占據著首要地位。因此,西方家庭教育目的不同于中國傳統(tǒng)家庭教育,它更多地傾向于“個人本位”,注重培養(yǎng)兒童的獨特個性,主張把兒童培養(yǎng)成德、智、體、美等多方面充分發(fā)展的自由人,正如愛倫·凱在《兒童的世紀》一書中提到,教育的理想即在于造就“新人”。

3.家庭教育內容

自古希臘的雅典時期起,西方就開始重視人的全面發(fā)展,因此,家庭教育普遍實施智育、德育、體育、美育等內容。斯賓塞認為,要培養(yǎng)“為完滿生活做準備”的人,就應該按照兒童身心發(fā)展規(guī)律對其進行體育、智育、德育等方面的教育。

4.家庭教育方式

在許多西方家庭中,父母與子女的關系更多時候體現(xiàn)的是一種民主色彩,父母非常尊重孩子的人格、意見、權利,不像中國傳統(tǒng)家庭教育,西方家庭教育在對待子女方面更多采用引導的方式,而不是命令、專制。

三、當代家庭教育的定位

當代家庭教育受市場經濟等社會因素的影響,在實踐上存在許多不和諧的狀態(tài):教育意識與教育行為脫節(jié);功利性色彩濃于教育性色彩;父母的“急于求成”與教育的長久性矛盾;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功能錯位;知識、技能本位思想貫穿始終;教育責任轉移或轉嫁越發(fā)突出……,這些問題的存在嚴重制約著當代家庭教育的轉型,因此有必要重新定位當代家庭教育,使其發(fā)揮它應有的效益。

1.當代家庭教育目的取向

我國傳統(tǒng)家庭教育在教育目的和價值取向上更多地傾向于“家族本位”、“國家本位”,而對個體人的發(fā)展有所忽視。當前,隨著改革開放,那種傳統(tǒng)的家庭教育價值取向已經不能滿足以市場經濟體制為導向的社會發(fā)展需要了。家庭教育應該更多地注重個人需要與價值取向,使個體能夠按照自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自由化發(fā)展。當然,這種教育并不等同于完全漠視甚至背離社會。為了人類的長久發(fā)展,家庭教育應該在重視個人發(fā)展的同時,兼顧社會集體利益與需要,畢竟個人發(fā)展與社會發(fā)展有著互為因果、共存共榮的關系。

2當代家庭教育內容

有關家庭教育的內容,我國經歷過古代的“倫理道德教育”,建國后的勞動教育、集體主義教育和階級教育等意識形態(tài),也經歷過改革開放后的“智育”,此后,“知識教育”壟斷了家庭教育的教育內容,這種“工具性”的知識教育使人的主體性嚴重缺失,個體得不到自由全面發(fā)展。隨著時代的進步,社會對人才的要求越來越高,全面發(fā)展、人格健全、自由創(chuàng)新越發(fā)成為新的人才標準。因此,當代我國家庭教育的內容也應該有所調整,除了繼承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教育內容外,還更要注重新時期個體各方面能力的培養(yǎng),尤其是創(chuàng)新能力。

3.當代家庭教育方法

從古至今,我國家庭教育方式的選擇更多的體現(xiàn)為“經驗型”,父母或長輩非常注重個人經驗的傳授與教誨;相反,西方國家則把家庭教育建立在個體身心發(fā)展的規(guī)律之上,如根據孩子的個性特征、年齡特征、性別差異等采取恰當、科學的家庭教育方式。因此,我們有必要尋求科學的家庭教育方式,從而更好地影響下一代的發(fā)展。

4.當代家庭教育形式

隨著信息化社會的到來,那種封閉式的家庭教育方式已經不能滿足個體對知識的需求了;同時,由于生活節(jié)奏的加快,加上社會分工越發(fā)明顯,以往那種“父母在家庭里對子女進行教育”的家庭教育定義已經不符合當代社會的發(fā)展特征了。當代家庭教育不僅應從內容和方法有所突破,還要從形式上有所超越。首先,家庭教育的實施人員不僅可以是父母,還可以是子女,即父母也應該從子女那里學習一些知識,這樣可以更好地了解子女的想法,從而有利于更好地對其進行教育并由此形成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圍;其次,實施家庭教育的場所不再僅局限于傳統(tǒng)意義上的“家”,也可以抽象意義上的,比如以網絡為紐帶的空中家庭教育;最后,實施家庭教育的載體除了言語之外的,還應包括行動教育、環(huán)境教育、氛圍教育等各種形式。總之,當代家庭教育的教育形式應體現(xiàn)多元化、開放化、個性化。

5.當代家庭教育制度

在中國,家庭教育更多表現(xiàn)為“私人化”、“內部化”等特征,家庭教育事關個體、國家及社會的未來,如果沒有完善的制度加以保障的話,家庭教育是很難得以發(fā)揮其效力的。因此,國家政府有必要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規(guī),從而有效地保證家庭教育的順利實施。(作者單位:貴州師范大學 教育科學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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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希淑惠.關于家庭起源問題的理論淺述[J].社科縱橫1993(2)

[3]楊恒.中美家庭教育的跨文化研究[D].武漢理工大學外國學院,2007’

[4]鄒強.中國當代家庭教育變遷研究[D].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2008

第6篇

關鍵詞:大學校訓;圖騰鏡像;香港高校;多模態(tài)校徽

一、引言

大學校訓是大學通過具有導向和激勵作用的話語培養(yǎng)專業(yè)人才及服務社會發(fā)展的基本準則,也是對自身文化傳統(tǒng)與文化精神的價值認同。[1]校訓作為大學辦學理念的核心價值,凝練大學辦學的宗旨和特色,承載大學精神寄托和理念傳承。校徽是根據辦學理念、辦學特色及辦學過程中沉淀和積累的人文精神將具有象征意義的圖像、文字和色彩組合一起寓意深刻的圖形,是高校形象的重要識別符號。[2]校徽承載濃郁的文化底蘊和豐富的價值內涵,既是大學形象的時代圖騰,也是大學精神的重要載體。當前學界對校訓和校徽的研究窠臼于狹隘縱向視角和橫向維度的宏觀總結及抽象概括,從多模態(tài)符號學視閾綜合考察校徽與校訓的內在聯(lián)系尚不多見。基于此,本研究結合視覺設計語法理論和香港八所公立大學(下文簡稱“公立大學”)校訓及多模態(tài)校徽語料,建立校徽認知意義詮釋框架,企冀探索高校校徽建構大學校訓視覺圖騰鏡像的過程及范式。

二、我國高校校訓及校徽研究綜述

(一)校訓研究簡述

校訓最早起源于意大利,我國大學校訓始于近代教會大學,隨后“校訓”一詞從日本引入中國。蔣樹聲認為,校訓指具有指導意義的行為準則,能最大程度體現(xiàn)高校的傳統(tǒng)和特色。[3]丁艷紅等指出校訓具有穩(wěn)定性、時代性、個性化和導向性等特點,具有培養(yǎng)人才服務社會、影響并引領社會進步以及培育健康的國民性格等社會功能。[4]胡剛總結校訓的遣詞特點和造句特色:用詞簡潔、精煉,以名詞和動詞為主;句式主要由四言八字、二言八字和四言十六字的結構組成;校訓的功能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凸顯大學精神,體現(xiàn)“育人”教育觀,宣傳辦學特色。[5]宋永忠歸納百年來校訓的傳播和缺失:以學為主,強調主體知行的和諧;以德為先,力求社會群治的和諧;以美為輔,認識自然和諧的缺位。[6]何雪蓮把校訓分為古風類和白話類兩種類型,認為其價值取向是意識形態(tài)導向的國家道德主義。[7]于建福概括校訓的三個文化源流:單部文化經典、多部經典組合和自身文化命脈,提出校訓的育人理念體現(xiàn)在六個方面即追求知行合一、培養(yǎng)完善人格、崇尚追求真理、營造包容精神、傳承自強理念和引領社會價值。[8]李劍從教育審美視域比較中西各百所一流大學的校訓發(fā)現(xiàn),在服務社會、追求境界等“求公”視角,中方顯著優(yōu)越于西方。[9]王振華、張慶彬運用評價系統(tǒng)分析框架探究中外大學校訓的語義發(fā)現(xiàn),中外大學校訓的評價意義都是基于其社會功能而不是個人情感,受儒家文化影響較大的中方校訓側重道德、仁義等社會評判功能。[10]朱海龍、楊韶剛對比中國“211”工程大學和美國排名前一百名的大學校訓提出,中美校訓都強調追求真理、培育道德、力求博學和崇尚實踐等方面;中方深受儒家德性倫理學說的多年浸潤,因而重視集體主義觀念,并且喜歡使用明喻方式刻畫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11]

(二)校徽研究表述

大學形象識別包括理念識別、行為識別及視覺識別等方面。校徽起源于中世紀時期的歐洲徽章,是視覺識別系統(tǒng)的重要組成部分。高金鎖歸納校徽設計的漢字類型:直觀性的裝飾字(如黑體,宋體),人文性的書法字(如篆書,隸書),藝術性的變形字(如文字,圖形)。[12]李金橋、時章明認為校徽的功能包括象征功能和隱喻功能,其意義表現(xiàn)在“大學形象的標志”和“大學靈魂的象征”兩個方面。[13]朱仁洲從譜系學的角度考察英美國家和亞太地區(qū)大學校徽的文化淵源指出,校徽設計既要考慮歷史符號的縱向傳承,亦需兼顧文化符號的橫向表達。[14]李金橋提出校徽產生的意象和意蘊具有強大的美育功能。[15]劉福英把校徽的主體意象造型分為文字類、圖像類、圖文結合類和抽象類四種類型,并總結其五個多模態(tài)隱喻特征即圖文之間形成互補關系、隱喻源域包括代表性、隱喻途徑包含創(chuàng)造性、語境決定隱喻解讀以及寓意彰顯信息本質。[16]胡金平探索早期校徽的五個文化圖騰特征:培養(yǎng)道德倫理、塑造人文氛圍、倡導典雅校服、挖掘地域特色和培育開放胸襟。[17]

(三)研究綜合概述

從上述學界對校訓和校徽的已有研究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首先,學界對校訓的研究側重于結構特點、本質特征、歷史淵源、文化影響和中外比較等方面,對校徽的研究偏向設計類型、基本功能、內容意義、隱喻特征和隱喻途徑等方向。其次,校訓和校徽之間存在很大的交叉空間和共同之處。最后,將校訓與校徽結合一起開展的深入探討寥寥無幾。鑒于此,我們通過建立校徽認知語義分析框架,相信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學界在該領域存在的一些不足。

三、香港高校校訓的圖騰鏡像

多模態(tài)符號學領域中的圖文話語分析是指人們通過視覺、聽覺和嗅覺等不同的模態(tài)考察圖像、視頻、動作和文字等多元符號資源。[18]Barthes認為圖像包括具有直指功能的編碼肖似圖像和涵指功能的非編碼肖似圖像,圖像信息包括圖片信息和文字信息,圖片扮演說明文字的角色,文字充當接力圖片的作用。[19]Halliday指出語言是建構意義的系統(tǒng)資源和符號系統(tǒng),圖像是語言價值的標識,圖文之間形成身份識別關系。[20]

(一)理論框架

Kress和van Leeuwen提出視覺設計語法理論(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用來解析圖像建構的再現(xiàn)意義、互動意義與構圖意義。[21]再現(xiàn)意義分為概念結構和敘述結構,涉及過程、參與者及環(huán)境等要素。概念結構包括分類過程、分析過程和象征過程,敘述結構包含動作過程、反應過程、言語過程和思維過程。結合“公立大學”校徽語料我們在視覺語法理論基礎上建立多模態(tài)校徽認知意義詮釋框架(參見圖1),用來探索校徽圖像建構大學校訓圖騰鏡像的方式及特征。

(二)研究語料

我們選取的語料為“公立大學”的多模態(tài)校徽(參見圖2)。遴選依據是基于以下要素的考量:首先,“公立大學”是香港特區(qū)政府教育資助委員會特別資助的八所公立高校,在國際上享有公認的權威社會地位和崇高學術聲譽;其次,與內地高校相比,香港特區(qū)高校具有各自獨特的校訓使命和校徽特色;再次,“公立大學”校徽色彩鮮明,凸顯強烈的視覺張力,圖文元素交相輝映,呈現(xiàn)豐富的多模態(tài)象徽;最后,當前學界對校徽設計如何體現(xiàn)校訓理念的研究尚未深入。

(三)研究問題

本研究試圖探索以下問題的解答:

RQ 1 “公立大學”校徽建構了怎樣的認知語義?

RQ 2 “公立大學”校徽為校訓建構了怎樣的圖騰鏡像?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定量分析與定性解析相互結合的研究范式。對于RQ 1,我們使用圖1建立的多模態(tài)校徽認知意義詮釋框架解構“公立大學”多模態(tài)校徽的圖文語義。對于RQ 2,我們結合“公立大學”校訓語料在RQ 1的研究發(fā)現(xiàn)基礎上探索校徽對校訓精神的映射形式及意義。

(五)研究發(fā)現(xiàn)

現(xiàn)代意義的大學可以追溯至歐洲中世紀時期承擔學校教育角色的各類教會機構。大學校徽來源于早期盾牌圖像,是象征保護教會的教義符號。盾形徽章通常設計為勇猛戰(zhàn)士或兇猛野獸位于盾牌兩側,頂端為象征權力的飛禽、走獸等圣物。十二世紀中期到十三世紀早期的盾徽來自上寬下窄的鳶形盾牌,形式較為單一。[22]自此之后,盾徽的發(fā)展經歷了由初期結構簡單、色彩鮮明到現(xiàn)代構圖充實、紋理復雜的時代嬗變。對校徽發(fā)展歷史的充分認識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探究校徽對校訓的折射力和闡釋度。

1.校訓內涵

從表1對“公立大學”校訓和使命的文字描述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詞語“知識”一共出現(xiàn)了四次, “教育”出現(xiàn)三次,“培育”出現(xiàn)兩次,這表明香港高校的辦學理念聚焦于傳播人文和科學領域的先進知識、倡導博雅與全人的教育理念,以及重視以人為本的培育效果。從橫向視野考察,“公立大學”既重視中西文化之間的融會貫通,也強調行業(yè)領域相互的密切合作,如嶺南大學推行“中西博雅教育”,香港教育大學實施“文行兼修”。從縱向視閾探索,“公立大學”注重對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吸收和傳遞,以及對未來更加廣闊求知領域孜孜不倦的潛心求索。如香港科技大學“創(chuàng)未來”,香港大學對過去秉承“卓越傳統(tǒng)與優(yōu)勢”,對未來“不斷擴闊學術領域”,香港中文大學致力于保存過去的知識、創(chuàng)造未來的知識及應用和傳播現(xiàn)有的知識,香港理工大學推動知識的未來創(chuàng)新。

2.校徽語義

結合圖1的框架和圖2的校徽語料我們可以探索大學校徽的認知語義,同時能夠探究校徽語義建構校訓的圖騰鏡像。對于校徽圖像,我們圍繞“過程”、“元素”、“語境”、“色彩”和“構圖”等范疇展開研究。對于校徽文字,我們從“組成”、“字體”及“淵源”等方面進行考察。

(1)圖像

首先我們考察“過程”、“元素”和“語境”范疇。象征和隱喻是校徽設計的明顯特征,Guo和Feng認為敘述過程是描述圖像“發(fā)生什么”的具體特征,概念過程是描寫圖像 “是什么”的抽象表征。[23]敘述過程的四種類型中只有香港大學校徽建構的金獅對視觀眾的“反應過程”,相比之下,概念過程中的“象征過程”在“公立大學”的校徽圖像均得以建構。洪纓指出象征知識的視覺元素在校徽中通常表現(xiàn)為書籍、光芒等暗喻符號和望遠鏡、調色板等學科圖像。[24]

香港科技大學:冉冉升起的旭日象征成立于1994年香港科技大學的無限期望和該校莘莘學子充滿智慧的嶄新大腦,金色海洋隱喻香港的別稱香江,打開的書本代表寶貴的知識資源,“U”形字母表示雖然建校時間不久,但是香港科技大學已經在科技研究領域贏得國際領先的支柱地位,燒瓶圖像則是科技研究的典型象徽。

香港大學:1913年香港大學校徽獲得英國紋章學院許可,確認其權威的國際學術地位。自1233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授予劍橋大學“校長及大學學者”顯赫的學術地位稱號以降,象征英國皇家高貴地位和權威身份、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金獅圖案通常出現(xiàn)在英國、英聯(lián)邦成員國和英屬殖民地的大學校徽中。校徽上端的金獅是英國的標志,校徽下面的綠色圖像代表香港大學四周環(huán)海的美麗景致,藍色圖像表示香港大學所在地香港島。

香港中文大學:1967年香港中文大學校徽得到英國紋章學院許可,證明其領先的國際學術影響力。校徽以中國神話中的“鳳”形象為標志,別具一格。“鳳”長期以來被人們認為是“南方之鳥”,既與該校位于中國南方的地理位置相互呼應,又體現(xiàn)了該校高貴、忠耿和莊嚴的社會地位。

香港城市大學:校徽由該校英文“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簡稱“CityU”藝術圖像形成,藍色圖像傳遞沉穩(wěn)、文明、科學的精神,綠色圖像傳達清爽、理想、希望和生長的理念。

香港理工大學:校徽四個圓角表示該校英文“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簡稱“PolyU”中的字母“P”及“U”,校徽內字母“T”代表科技的英文單詞Technology首字母,校徽四個周邊開口的設計揭示該校與社會各界的緊密聯(lián)系。

香港浸會大學:校徽由圣經、波浪和繩結圖像構成,圣經象征培育學術、倫理及靈性的基督教育,波浪代表以島為主、香江所在地香港,繩結彰顯耶穌的懷抱和基督徒的聯(lián)結。

嶺南大學:校徽上的白云山圖像寓意該校師生的最高理想,珠江寓意嶺南教育理念的薪火相傳,小徑寓意全體師生默默奉獻、耕耘,向未來之路奮勇前進。

香港教育大學:校徽是該校英文“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簡稱“IE”的視覺圖像。太陽象征崇高的目標和卓越的水平,綠葉寓意該校學子豆蔻青春和健康活力,五片綠色代表組建該校的五所學院即香港工商師范學院、語文教育學院、柏立基師范學院、羅富國師范學院和葛量洪師范學院。

分類過程分為顯性分類過程和隱性分類過程,隱性類型的關鍵視覺特征是圖像符號的等同地位通過對稱的構圖得以實現(xiàn),包括符號之間空間距離、尺寸大小和圖像顏色等視覺要素。[25]對稱與均衡凸顯的秩序穩(wěn)定和莊重威嚴特征賦予校徽作為大學視覺形象的杰出代表。“公立大學”校徽都是以對稱形式設計,從設計輪廓上看,香港大學校徽將盾徽橫向及縱向分割,香港中文大學則是直接縱向分割。盾徽中加入不同的從屬圖案或切分為更多的圖形,能夠建構相應的族群、親屬和姻緣關系,因而在潛移默化中扮演身份識別的特殊功能。[26]受它們的影響,其它五所大學的校徽采取了不同形式的對稱類型(參見圖2)。

其次我們考察“色彩”和“構圖”范疇。早期的校徽色彩使用局限于六種顏色組成的“銀色和金色”以及“紅色、黑色、藍色和綠色”兩組搭配中。李金橋認為大學校徽的最高意境是圖像、文字和意蘊融為一體的至臻至美化境。[27]常敬宇指出紅色象征光明和勝利、忠誠和仁義,金色寓意中華民族和中央政權,藍色營造高遠與深沉、寧靜與理智,紫色代表祥瑞與高貴,綠色體現(xiàn)青春與和平、平安與希望,灰色表示深沉與重義。[28]彭秋榮提出紅色象征信仰、博愛,金色隱喻智慧、光榮,藍色建構忠誠、高雅,綠色展示永存、愉快。[29]Painter等人發(fā)現(xiàn)紅色和金色等鮮亮色彩屬于高飽和度,能建構活力、精神的情感及溫馨、舒適的氛圍,藍色、紫色、綠色和灰色等灰暗色彩屬于低飽和度,能營造冷靜、穩(wěn)重的情感和端莊、嚴肅的氛圍。[30]由此可見,香港科技大學校徽藍色圖像象征香港平靜的環(huán)境;香港中文大學以金色和紫色為校色,其校徽取意自金色象征果敢與堅毅、紫色象征熱心與忠誠;嶺南大學校徽紅如火、灰如鐵的紅色和金色象征嶺南師生的忠義與熱誠。從表2可以發(fā)現(xiàn),“公立大學”校徽六種色彩出現(xiàn)次數(shù)的排列順序依次是金色(5次),藍色(4次),紅色(3次),綠色(3次),紫色(2次),灰色(1次),這表明“公立大學”對中華民族歸屬具備強烈的身份認同意識以及對學術研究定位具有前瞻的國際領先眼光。

依照圖1“構圖”框架的“理想信息是上面位置”、“重要信息是中間位置”和“真實信息是下面位置”構式我們可以推斷:太陽圖像位于香港科技大學和香港教育大學校徽的頂部位置,這表示對太陽象征未來的無限希望和崇高目標是這兩所大學的理想所在。類似地,香港大學校徽上端金獅頭像象征的高貴社會身份和權威學術地位也是該校始終不渝的夙愿之地。書寫“明德格物”和“篤信力行”的書籍分別位于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校徽的中央,可以解讀為這些文字是這兩所大學的校訓圭臬。“Sapientia Et Virtus”和“博文約禮”依次出現(xiàn)在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校徽底部的綬帶上,意味著“Sapientia Et Virtus”(明德格物之意)和“博文約禮”是這兩所世界知名大學矢志踐行的辦學理念。李金橋指出綬帶源于希臘神話和英國史詩幻化而來的帶狀葉子,纏繞在身體上象征榮耀;英語世界很多名校校徽中都包含綬帶物象,寓意大學強大的影響力和旺盛的生命力。[31]

(2)文字

“公立大學”中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的校徽中都出現(xiàn)校訓文字,其中香港浸會大學校徽上還出現(xiàn)該校中英文名稱(參見圖2)。從校訓文字的字體上看,香港大學的字體為古體,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的字體為篆體。《漢書?藝文志》指出漢字發(fā)展成為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和假借等“六書”,會意指望圖/文生義,能夠啟發(fā)觀眾的無限聯(lián)想。漢字的字體設計注重傳統(tǒng)文化源流的支撐,如篆體以結體端麗、凝練莊重和雍容高古的獨有特色為人們廣為使用。篆體在秦朝時期就作為官方通用字體,具有兩千多年的悠久歷史,是我國書法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書寫構造呈現(xiàn)線條均勻、簡約樸實和莊重嚴謹?shù)莫毺孛栏校w現(xiàn)我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良好繼承。尤其是小篆字體結構對稱工整、修長俊俏,能與觀眾的審美觀相互契合。

從校徽文字的淵源維度考察,香港大學校徽上的文字“明德格物”出自《禮記?大學》開明宗義的論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和“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故欲平天下,首當格物也”。宋代朱熹把“明明德”、“親民”和“止于至善”作為儒家學說的三個基本綱領,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和“平天下”當成儒家思想的八個關鍵條目和基本步驟。“明德”的含義指揭示與生俱來的光輝德行,“格物”的意義為窮究事物基本原理,教育則是實現(xiàn)“格物”的最有效途徑。香港中文大學校徽上的文字“博文約禮”是孔子的教育規(guī)則,取自《論語》“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博文”含義為知識淵博,“約禮”意思是遵守禮儀。香港浸會大學校徽文字“篤信力行”中的“篤信”來自《論語?泰伯》“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力行”來自《禮記?中庸》“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篤信力行”意指堅定信念,努力踐行,體現(xiàn)香港浸會大學致力于傳播中西文化的全人教育信念。

3.圖騰鏡像

基于對“公立大學”校訓內涵和校徽語義的多維考察,我們認為本研究選取的校徽圖文語義能夠成功建構校訓本質的圖騰鏡像。

“公立大學”校徽設計濃縮豐富的中西文化多元特色。如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作為英國殖民地時期的高校,其校徽呈現(xiàn)盾徽附帶綬帶的英國傳統(tǒng)樣式。盾形和圓形圖像的校徽是英美大學校徽特有的表征,“天圓地方”體現(xiàn)中國博大精深傳統(tǒng)文化的辯證思維。如盾形是對中世紀劍、盾文化的歷史傳承,圓形折射注重中和、圓潤的儒道精神,西漢楊雄“圓則杌矗方為吝嗇”的哲學思想蘊含“天圓產生運動變化,地方則收斂靜止”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另外,地域文化以其特定的文化底蘊和特有的精神內涵也能幫助精確詮釋大學校訓的精髓,大學教育與地域文化的完美聯(lián)結能夠幫助貫徹“全人教育”的務實理念,這在“公立大學”多模態(tài)校徽中得到了完美闡釋。

“公立大學”校徽圖像蘊涵濃厚的人文主義本質特征。大學校徽凸顯學術思想和人文精髓的顯著象徽通常是書本、蠟燭和光芒等知識符號以及天平、神燈和星體等學科符號。起源于牛津大學校徽的“書本”圖案象征教化是教育的真諦。提出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和美育教育的著名“五育”教育觀,指出美育占據重要的地位。“公立大學”多模態(tài)校徽通過多元的色彩設計和多樣的對稱藝術圖形,給觀眾在視覺享受上帶來盛大的饕餮盛宴,也在潛移默化中陶冶觀眾的美術情操,從而順利實現(xiàn)美育熏陶的目的。

四、結語

本研究中香港八所知名公立大學的校徽設計充分體現(xiàn)香港高校多元共存、兼收并蓄的世界眼光。校徽是大學歷史傳統(tǒng)的時間積淀,也是大學人文精神的藝術體現(xiàn)。研究發(fā)現(xiàn),“公立大學”多模態(tài)校徽圖文包括含有大量中西文化特征和濃郁人文主義特色,能夠建構校訓精神及其使命的圖騰鏡像。囿于語料局限,本研究結論可能存在一些不夠科學和客觀之處。展望未來研究,我們相信在更加龐大語料基礎上開展的深入探索能夠進一步補充和完善我們現(xiàn)有的研究發(fā)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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