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02 08:5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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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江蘇省無錫市知識產權局、司法局和中國（無錫）知識產權維權援助中心、無錫市律師協會共同組成的無錫市知識產權法律服務團正式成立。該法律服務團為當地知識產權法律服務公益性組織，主要承擔相關領域重大決策和社會需求問題的知識產權法律咨詢，參與相關領域法律問題解決方案的分析、論證，組織開展企業、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知識產權法律宣傳培訓等。
現在，人們對知識產權的認識已普遍得到提高，但知道知識產權，未必懂得知識產權戰略，未必懂得知識產權保護。尤其是對于知識產權法律服務體制而言，仍存在許多不足之處：一方面，知識產權法律服務的管理體制條塊分割，缺乏銜接。服務主體有律師、專利人、商標人、版權經紀人及技術經紀人等，這些人才和市場的行政管理分屬于不同的部門，有不同的從業資質標準，難以形成綜合性一體化服務；另一方面，知識產權法律服務基本仍停留在傳統的知識產權領域，較少涉足計算機軟件、醫療、多媒體、互聯網、新能源等新興領域，服務方式也主要集中在傳統法律咨詢、合同審查、糾紛訴訟、仲裁等方面，在為企業提供預防性、引導性、戰略性的深層次服務方面還很不夠。
隨著我國三大知識產權法律（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的修改完善，知識產權事務越來越受到各界的關注。有效保護知識產權，需要政府、企業以及社會各界的共同長期努力，其中，企業的作用尤為關鍵。鑒于中國傳統文化有“重有形、輕無形”的傾向，企業經營管理層知識產權維權意識和能力仍顯不足。雖說政府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真正的推動者應來自法律中介服務，從而使企業真正成為保護知識產權的主體。知識產權作為無形資產，要真正產生效用，使企業的技術優勢轉化為知識產權優勢，最終成就市場競爭優勢，需要一種制度安排。這就是企業知識產權戰略。沒有實際的參與者，沒有法律專業中介服務人士的參與，很難有好的戰略，也就很難產生好的“轉化”效果。目前我國現實情況并不盡如人意，不少企業對充分運用知識產權法律服務缺乏完整、科學、切實可行的知識產權保護策略，對預防知識產權紛爭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認識不夠、意識不強，致使知識產權法律服務市場需求比較有限，使知識產權難以真正成為企業的競爭優勢。
知識產權法律服務雖屬傳統的民事法律領域，但因法律專業性強，涉及知識面廣，亟待從事知識產權法律服務的法律服務專業人士夯實知識產權法律知識，創新法律服務理念和服務機制，以適應知識產權法律服務市場需求。一方面，進一步完善我國知識產權法律服務體制。司法行政部門應與知識產權主管部門建立綜合協調機制，打破知識產權法律服務的行業壁壘，破除部門分割，消除律師和律師事務所從事商標業務的限制，放寬律師事務所從事專利業務的限制，建立一個高效、統一的知識產權法律服務市場。完全由市場去選擇優質高效的商標、專利法律服務機構和執業人員。另一方面，進一步加強對知識產權法律服務市場的監管。對那些不具有專利和商標申請資格的機構和個人從事專利或商標的申請業務的應該取締；對非律師從事知識產權訴訟、擔任法律顧問等業務的也要限制。同時，通過修改律師法和有關法律，允許律師事務所混業經營，使知識產權法律服務能夠做到全方位、全程的服務，進一步拓展和完善知識產權法律服務業的業務范圍，以適應企業日益增長的知識產權法律服務需求。（知識產權報 作者 吳學安）
（來源：國家知識產權局）
關鍵詞：國
一、知識產權法課程采用雙語教學的必要性
（一）知識產權法采用雙語教學的政策背景
1.雙語教學的內涵
國際社會對“雙語教學”一詞尚無統一的定義，英國《朗曼應用語言學詞典》所給的定義是：TheuseofasecondorforEignlanguageinschoolfortheteachingofcontentsubjects，即在學校里使用外語或第二語言進行各門學科的教學。我國學者認為，雙語教學是指在教學中使用中文的同時，使用第二語言（如英語）或使用第二語言教材（如英文教材）進行教學的一種教學模式，其最早起源于美國、加拿大等移民國家，它不同于外籍教師給中國學生進行的語言教學，也不同于在教學中使用標準語和方言這種語言變體進行的教學。
2.知識產權法采用雙語教學的政策背景
2001年教育部在《關于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提高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中提出，各高校要積極推動使用英語等外語進行公共課和專業課的教學，特別是為適應我國加入WTO所需要的金融、法律等專業以及國家發展急需的專業開展雙語教學，力爭三年內開出5%~10%的雙語課；2004年教育部在《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的若干意見》中指出，要提高雙語教學課程的質量，繼續擴大雙語教學課程的數量，同年8月《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教學水平評估方案》再次提出：“適宜的專業特別是生物技術，信息技術，金融，法律等雙語課課程比例≥10%”才能評為A等。
法學專業具有嚴格的地域性，國家的法律大多僅在本國內有效。知識產權保護是知識產權法的主要內容之一，它與經濟發展、國際貿易密切相關，《與貿易(包括假冒商品貿易在內)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在WTO中具有特殊的意義，因而知識產權法課程極有必要采用雙語教學，目前很多高校率先在知識產權法課程中實行雙語教學。
（二）提高知識產權法的教學效果
1.清晰掌握法律概念
概念是一種認識過程中的工具，是認識之網上的紐結。法律概念是一種具有法律意義的概念，它是指表達法律和認識法律的認識之網上的紐結，即對與法律相關的事物、狀態、行為進行概括而形成的法律術語①。法律概念在法律運行和法學研究過程中具有重大的意義：借助法律概念，立法者制定出立法文件；司法者對事物進行法律分析，作出司法判斷；民眾認識法律；法學研究者描述法律、評價法律、改進法律。清晰掌握法律概念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在知識產權法雙語教學過程中，可運用雙語教學的特點達成對法律概念的清晰掌握，如知識產權的概念，其英文為intellectualproperty，但翻譯成中文卻有不同的譯法，中英文對照可使學生提高專業知識及外語水平，也可促使學生從不同側面探究法律概念的內涵。
2.準確理解相關國際公約
世界貿易組織文件Trips協議（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是《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知識產權法的重點教學內容，但1994年前關貿總協定中的知識產權分協議的標題，經常有人譯為“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包括假冒商品貿易在內”，使學生誤認為“知識產權”中包括“假冒商品貿易”，結合原文和知識產權法的相關知識，該標題應該理解為“這個文件既要規范與一般貿易活動有關的知識產權，也要規范與假冒商品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應譯為“與貿易(包括假冒商品貿易在內)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雙語教學方式可使學生對與知識產權相關的國際公約有一個準確的理解，為實踐中的運用打下良好的基礎。
（三）培養高素質人才，與國際接軌
知識產權法是調整因知識產品而產生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它是國際上通行的確認、保護和利用著作權、工業產權以及其他智力成果專有權利的一種專門法律制度。2001年我國加入WTO，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必須與TRIPS協議全面接軌，全球經濟形式的發展，知識產權貿易與糾紛的增加，國家需要大量能夠運用外語和精通知識產權相關知識的復合型專業人才以參與國際競爭。如關于國際貿易中的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公約與發達國家的國內立法均為英文，發達國家對國際貿易中的知識產權相關法律規定也有較深地了解，知識產權法課程進行雙語教學，是為我國的對外貿易培養復合型知識產權專業人才的途徑之一。這些復合型知識產權專業人才應該是既掌握我國的相關知識產權法律法規，又掌握相關國際公約并同時掌握專業英語的復合型人才，該復合型人才的培養任務與高校知識產權法教學有著密切的聯系。不難看出，為推動我國知識產權法的發展以適應經濟全球化和教育國際化的大趨勢以適應國家的需要，知識產權法教學采用雙語教學模式具有重大的意義。目前部分高校已認識到運用雙語教學方法進行知識產權法教學的重要意義并已著手實施。
二、知識產權法課程采用雙語教學的可行性
(一)各高校有開設雙語教學課程的鼓勵措施
自從2001年教育部在《關于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提高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和2004年教育部在《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的若干意見》出臺后，各高校為響應教育部的號召，不斷出臺各種鼓勵政策，積極推行雙語教學建設。一方面，各高校加大對雙語課程的經費投入，很多高校撥付專項資金資助雙語課程，比如筆者所在的學院規定，一旦所申請的雙語教學課程建設項目被立項即可獲得學校1；1的專項配套資金，還有的高校撥專項資金進行雙語教材建設，甚至多付雙語教學課程的課酬；另一方面，各高校采取各種措施加強雙語教學教師隊伍建設：比如，采取“走出去，請進來”的辦法，請外籍教師或留學國外多年的華裔教師到學校講解知識產權法或者對講授知識產權法課程的教師進行培訓，并創造機會和條件讓本校教師到外國進行中短期的學習交流，如南京師范大學曾聘請外籍教師集中一周的時間用英語講授知識產權法（同時有專業人員進行中英文翻譯），又如有的高校通過開展雙語教學競賽來充分宣傳雙語教學工作。
總之，從目前各高校的具體行動來看，為鼓勵和支持雙語教學工作的順利開展，均有不同程度的雙語教學課程的鼓勵措施。
（二）教師具備開設雙語課的素質，學生具有接受雙語課程的能力
1.教師具備開設雙語課程的素質
教育大計，教師為本，教師素質與教育質量有著直接關系。近年來，高校教師總體素質有較大提高。從事知識產權法教學工作的教師自身都具有較高的英語水平和專業知識：如取得了專業碩士或博士學位，這類教師在從本科到碩士到博士的學習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專業知識，入學考試和在校培養過程中英語水平也得到了較大的提高，更有部分跨專業高學歷教師，在本科或碩士就是英語專業；又如屬于海外留學回國人員，留學經歷使得這類教師具有很高的英語水平，他們甚至很了解國外的知識產權法；還有部分知識產權法教師有到國外做訪問學者的經歷，他們利用國內外高校合作，互派教師進行學習和交流的機會提高自身的素質。無論屬于哪種情況，可以得出的結論是，目前高校中從事知識產權法教學工作的教師具有扎實的專業理論知識、良好的外語綜合應用能力、先進的教學理念，完全具備開設雙語課程的素質和能力。
2.學生具有接受雙語課程的能力
雙語教學需要良好的教學環境，學生的接受能力會直接影響知識產權法課程雙語教學的教學效果。目前高校中接受知識產權法教育的學生具有較高的英語水平：首先，我國法學專業只招收本科學生，不再招收專科學生，能進入大學本科的學生本身就具有較好的英語基礎；再者，學生進入本科院校后，學校很注重學生英語能力的培養，不僅要在大學前兩年完成大學公共英語課程的學習，還要參加并通過國家英語四級和六級考試，大多高校將知識產權法課程開設在大學二年級下學期或大學三年級上學期，此時很多同學都已經通過了英語四六級考試，與此同時，法學院大多開設法律英語專業課程，它為學生專業英語能力的提升創造了條件；另外，現如今高校都有很好的校園環境，教室、食堂、宿舍都有電視，網絡，有校園廣播，有英語角，有校園英語文化節和英語演講比賽活動，從各個方面為學生的英語學習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很多高校還聘請有外教，學生可通過與外教交流提高英語水平。
關鍵詞：知識產權；法學教學；改革舉措
近年來，國家逐漸重視知識產權的保護，并努力增強我國的文化軟實力。高校是學習知識產權的搖籃，知識產權法學是法學專業的14門核心課程之一。立足高校，推進高校知識產權教學改革，優化教學課程內容，不斷提高教學質量，落實育人為本和實現復合型人才培養目標，是當前實施高校教育質量工程建設的重大問題。
一、高校知識產權法學教學的現狀及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的高校知識產權法學教學起步較晚，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很大的差距，存在諸多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知識產權法學教學師資嚴重缺乏。一方面，高校專門從事知識產權法學教師嚴重不足，多則十幾人，少則幾個，甚至存在由民法學教師兼任的現象；另一方面，知識產權法學教學內容涉及面寬，專業性強，對教師的知識與素質要求較高，純粹法律出身的教師無法勝任法學教育，因而無法擔負起知識產權人才培養的重大責任[1]。
（2）知識產權法學教學目標過低。目前，高校畢業生逐年遞增，很多畢業生面臨著就業難的現實壓力。法學專業出身的畢業生，想要從事律師職業必須通過國家的司法資格考試，取得基本的入職資格。而每年通過司法考試的人數有限，其難度可想而知。在這樣的就業形勢下，迫于現實壓力，很多高校法學專業只能降低教學目標，法學教學目標層次過低，進而影響到教學質量，使知識產權教學也被桎梏。
（3）知識產權法學教學方法亟須變革。知識產權法學是法學專業的14門核心課程之一，一般采用傳統的教學方法，如理論講授法、案例分析法等，但這些教學方法也存在兩種教學誤區：純理論化教學和純實務化教學[2]。在知識產權法學教學中應將理論知識與案例分析結合起來，才能發揮它應有的效果，讓學生牢固掌握。
二、高校知識產權法學教學的改革舉措
（1）擴大知識產權法學專業教師隊伍，提高教師質量和素質。我國有十多所高校設置知識產權專業，但存在知識產權專業教師不足、其他法律專業教師兼任、教師的知識與素質跟不上知識發展等問題，最直接的解決方法就是擴大知識產權法學專業教師隊伍，招聘一些專業的知識產權教師，及對教師進行培訓和學習。同時教師也應努力提高自身素質，擴大知識面，適應知識產權的發展和科技的發展。
（2）不斷創新，使知識產權法學教學內容與教材體系相統一。知識產權法學教學應重視教學內容的合理設計與變革，使教學內容與教材體系相統一，確保教學內容的科學性與新穎性。為此，在知識產權法學教學過程中，既要注重基礎理論的講授，使課程具有一定的底蘊，也要加入一定的案例分析，引入最新的理論成果，使理論知識與實踐案例完美結合，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學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科技的力量和知識產權的獨特魅力。
（3）改進高校知識產權法學教學方法，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當代的大學生生活在互聯網發展、知識爆炸的時代，高校知識產權法學教學也應與時俱進，不斷創新，優化改進教學方法，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激發學生的創造力。除了讓學生掌握基本知識外，還應讓學生走出校門，讓學生到實驗室參觀，到科技創新的環境中學習鍛煉，感受并領悟科技。現代互聯網發達，學生喜歡自己動手下載學習資料，教師可適時引導學生，用現代多媒體技術，將影、音、圖、史料、文字融合，展示科技的優勢，真正起到“傳道、授業、解惑”的作用。
參考文獻：
[1]杜怡梅.知識產權法學課程教學改革的思考[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5）.
關鍵詞:法律診所教育 知識產權 創新 法律服務平臺 公益
法律診所教育，對于大多數中國法律工作者而言是一個新鮮名詞，對于普通公民來說更是聞所未聞。所謂法律診所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是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法學院普遍興起的一種新型課程，又稱“臨床法學教育”。顧名思義，其特點在于仿效醫學院利用診所實習培養醫生的形式。通過診所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實際的法律應用過程，培養學生的法律實踐能力，促進學生對法律的深人理解，縮小學院知識教育與職業技能的距離。另外，此項教育還非常注重培養學生熱愛社會公益活動，培養和提高學生的職業道德水準。
一、法律診所教育的價值及在我國的發展現狀
法律診所教育無疑是一種創新，對我國法學教育的改革是一種促進。它將實體法以及法學理論、實踐、技巧、信念、態度和價值聯系起來，引導學生從律師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在法律診所課內，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親身無償法律援助案件。學生通過為社會弱者提供法律幫助，能獲得職業成就感，同時有助于培養學生的服務精神和社會責任感。這也是目前我國大力倡導的素質教育的目標。
法律診所教育作為一種實踐教育，它的特殊性不僅在于其與傳統的法律教育方法不同，更在于它從根本上改變了法學教育的模式。從單純的理論去指導實踐的演繹式模式到通過實踐獲得更加全面的知識和技能的歸納式模式，讓學生學會從實際的個案著手探索法律的基本精神并能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正義感。通過法律診所教學使法律院校的學生開始從一個全新的視角認識法律、了解社會、體味人生。
目前，拉丁美洲、西歐、東歐、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南亞的尼泊爾、印度等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法律院校已經廣泛而成功地應用了這種教育方式。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法律診所教育已經成為東歐、南非等國家和地區法治建設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順應世界法學改革潮流，我國部分高校教師經過充分的探索、研究與論證后，在美國福特基金會的大力支持下，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華東政法學院、武漢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于 2000年9月相繼開設了診所法律課程，嘗試運用比較模式進行教學。2001年起，又有中山大學、西北政法學院、四川大學、云南大學開設了診所法律教育課程。2002年7月28日，經中國法學會批準，由上述11所院校成立了“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診所法律教育專業委員會”到2010年6月1日已發展了130位單位委員。經過10年的推廣，法律診所教育已在中國高校扎根、發展并完善，日常運作管理有條不紊，法律服務活動對社會產生了積極影響。與此同時，參加法律診所活動的學生在分析法律問題、提高法律實踐能力、認識社會、增強社會責任感和職業道德觀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目前，各具特色的專門性法律診所正在逐步形成，如勞動者權益保護診所、消費者權益保護診所、環境法律診所、知識產權法律診所、公益法診所、社區法律診所等。
二、知識產權法律診所的創立及意義
引人法律診所教育是高校在新形勢下改進法律人才培養模式，強化法律實踐教育的重要舉措。
(一)知識產權法律診所
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法律診所創設于2005年9月，是目前為止全國高校唯一以“知識產權法律診所”命名的法律診所。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法律診所由一支具有較強實力的教師隊伍組成，均具有高級職稱、律師資格證書，具有教學和律師執業經驗，并經過中國診所法律教育專業委員會的專門培訓，能夠規范、專業地指導學生完成課堂學習和基地實踐任務。
知識產權法律診所教學分為課堂講授和基地實踐兩大部分。課堂講授的主要內容包括法律診所教育簡介，律師職業道德，知識產權法實務，系統技巧訓練，接待當事人，參與咨詢與調查，仲裁、訴訟和非訴案件的專業技能等。基地實踐的主要內容包括在教學基地值班;為當事人提供咨詢意見;起草法律文書初
稿;在指導老師參與下修改法律文書;與對方當事人或律師談判;接待來訪;閱讀、整理案卷;配合執業律師開展業務、參與辦案全過程等。
(二)知識產權法律診所的性質及意義
法律診所教育通過學校和社會兩個場所的實踐和共同作用，增加學生接觸社會的機會，促使學生將在課堂上所學到的法律知識在活生生的具體案件中加以運用，也能通過和當事人接觸得到社會經驗等多方面的積累。概言之，知識產權法律診所對學生是法律課程的實踐訓練平臺，對社會是知識產權事業的公益法律服務平臺。
1.實質上是法律課程的實踐訓練平臺
知識產權法律診所的優勢在于該法律課程是在律師事務所真實環境中進行的，并由老師負責指導。這一實踐訓練平臺還具有強調職業道德、注重實踐操作和人際關系協調、要求學生有較強的靈活性和應變能力等特點，有助于克服傳統法學教育過于理論化、學生動手能力較弱的缺陷，讓學生保持和社會實際、法律實務接觸的機會，從而使學生在深入理論探討的同時，學習如何像法律從業者一樣工作和思考，培養全面的法律素養、優良的職業道德及社會責任感。這一教學模式深受學生的歡迎。
2.客觀上是知識產權公益事業的法律服務平臺
法律診所教育要求學生在指導教師的指導下辦案，既是服務社會公益事業的法律資源的有益補充，將對我國的教育傳統、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方法帶來沖擊和變革，也為我們培養高素質、綜合能力的法律通才提供了可操作的平臺。如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法律診所的活動經費來自中國政法大學及其民商經濟法學院和社會公益性組織(如美國福特基金)、律師事務所的支持，其對外開展的任何法律服務活動均不收取報酬。目前，知識產權法律診所的服務項目主要有診所法律教育研究與培訓，疑難案件會診，接受知識產權案件當事人的委托提供非訴法律服務或者擔任訴訟人，接受商標、專利行政訴訟案件、行政復議案件原告和申請人的委托提供非訴訟法律服務或者訴訟，普法宣傳，法制狀況調研，對社會熱點問題進行法律分析以及其他公益法律服務。
3.為法律援助開辟了一條重要途徑
知識產權法律診所具有創新意義，突破了學界認為“法律援助是窮人的專利，擁有知識產權的權利人都是富人，無需法律援助”的普遍觀點。學生通過模擬場景和實踐操作，以律師助理身份辦案，既能學習律師的各種執業技能，又能為因經濟困難，不能支付知識產權糾紛處理和訴訟費用的知識產權人，以及遇到難以解決的知識產權事項或案件的知識產權人提供法律援助開辟了一條重要途徑。從實際情況看，知識產權法律診所的學生都能把為弱者提供法律援助看作學習的機會、社會的責任和神圣的使命。與專職律師相比，學生沒有繁忙的工作，不期待任何物質上的回報，專心于此;與社會團體相比，學生具有較扎實的理論功底，又能得到富有經驗的教師的指點。所以說，法律診所教育的設立必定會為中國的法律援助事業注人新鮮血液，帶來嶄新面貌，對促進我國法律援助事業的深人開展有著現實的意義。
三、知識產權法律診所模式創新的對策建議
綜合各高校開設法律診所及法律課程的情況，基本上都是依托學校成立法律診所，采用“校內真實當事人診所”的模式，但其內容、目的和運作方法也各有特色。如北京大學的教學目的是讓學生了解中國的律師制度和律師規則，熟悉律師專業知識和職業道德，了解律師辦案程序、訴訟程序和律師事務所工作規程，學習和掌握處理案件的技巧;中國人民大學的教學目的是培養學生法律實務的技能增強學生的辨別能力、合作精神和獨立開展工作的能力，既注重診所的課堂教學，又鼓勵學生承辦法律援助案件;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主要通過向社會提供法律援助來培養和鍛煉學生。其它大學開設了以法律援助為特色的法律診所，也都旨在提高學生分析法律問題和法律實踐的能力。
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法律診所通過與律師事務所合作設立校外實踐基地，指導教師除了進行每周一次的理論講授外，幾乎每天都要到實踐基地對學生進行單獨指導。法律診所的教學過程包括“三步”。即對上述環節進行計劃、行動、評估，通過討論、模擬、反饋及單獨指導等方法，從而構成一個實踐環節的完整的學習過程，思考貫穿其中。法律診所需采取雙循環的學習方法，要求學生在不斷提高熟練程度的同時，能跳出原來的思維模式，從全新的角度、有預見性地思考問題。以實現法律診所教育的日標，即“幫助學生培養經驗式學習的能力及憑借經驗進行反思的能力”。
(一)
明確性質定位
由于知識產權法既是實體法，又是程序法，而且涉及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等廣泛的權利范圍，因此，知識產權法律診所的實踐場所應當是開放的，其服務對象亦應是開放的。為進一步推動《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的貫徹落實，參照有關專家意見，建議發揮各方資源優勢，將知識產權法律診所定位于產、學、研合作促進組織，使其成為開放發展的公益法律服務平臺，為產、學、研合作組織自身及相關科技創新機構、企業維權等提供專業的公益服務。
(二)創新服務功能
對知識產權法律診所實行產、學、官、研合作模式，拓展與產、學、官、研各界的合作，推動法律診所承擔知識產權法律研究及知識產權發展與促進方面的工作，其服務功能包括但不限于:y)接受企業、政府及相關機構委托的法律實務研究課題，為企業提供知識產權分析、預警以及保護策略研究、品牌戰略研究;(2)接受企業、政府及相關機構委托的知識產權促進工作，進行統計、調研、評估、規范管理及其它相關工作;(3)向企業、社區及相關機構提供法律知識普及、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4)開展企業知識產權發展戰略研究，以及面向企業、行業的知識產權策略實施研究、咨詢;(5)為企業、社區及相關機構提供法律咨詢、法律策劃和預警服務;(6)為企業、社區及相關機構投資融資、貿易發展以及海外市場開拓提供法律服務;(7)面向社會提供法律保護調查、相關信息檢索;(8)提供其它服務，如維權援助等公益服務。
(三)突出法律援助
我國的法律援助機構主要由三部分組成:政府性質的法律援助機構、律師事務所內設的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各種社會團體。法律援助主要是國家的義務，理應由政府出資建立各級法律援助機構。由于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財政壓力很大，不可能為法律援助機構支出大量費用;另外，我國地廣人多，法律援助機構在現階段還較難能深人基層農村;更關鍵的一點在于，能夠勝任法律援助的專業人士數量太少。為此，我國應尋求多方位、多渠道、多層次的方法來完善法律援助制度。顯而易見，開展法律診所教育，發揮法律院校師生的專長，為弱者提供法律服務，不失為一條完善中國法律援助制度的行之有效的途徑，且與其他法律援助模式相比又有其優越性。
關鍵詞：管理模式；進攻與防御結合；護權；確權；用權
學界一般都從管理體制角度將企業知識產權管理模式分為集中式、分散式、行列式。而我們認為，企業知識產權管理模式是指企業知識產權管理系統性活動中，管理主體、管理理念、管理對象、管理方法、管理內容、管理目標、管理目的等各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約而產生的較為穩定的結構形態，是一種穩定的行為方式。一方面，由于企業的知識產權管理是有意識的活動，管理理念作為管理活動的價值指導思想，是先導性要素。因此，我們從管理理念角度來探討企業知識產權管理的模式。另一方面，由于企業知識產權管理從管理學的角度來說，是技術性的組織、控制、協調活動。而從法學角度來說，是內化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為管理工具、方法的活動。內化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程度決定了企業知識產權管理水平的高低。因此，本文探討的“基于不同管理理念的企業知識產權管理模式”實質是探討“基于不同管理理念的企業，如何內化知識產權法律制度進行企業知識產權管理活動”。
1、企業防御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的內涵、特征與效能
企業知識產權管理理念在實踐中，主要有對稱性的“防御性管理理念”和“進攻性管理理念”。相應的知識產權管理模式也有對稱性的“防御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和“進攻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但人們一般沒有使用“防御型管理模式”和“進攻型管理模式”的概念，而使用“防御戰略”和“進攻戰略”的概念。由于管理模式更強調實然性，是企業在知識產權管理中實際采取的價值理念，是價值觀的題；而戰略雖然體現一定價值理念，但更多強調其方向性，是技術性題。因此，以“管理模式”取代“戰略”更能對目前企業的知識產權管理理念作出評價。
1.1 企業防御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的內涵、特征
雖然“防御戰略”與“防御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有區別，但兩個概念體現了相同的管理理念。因此，要理解企業防御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需要我們首先梳理人們對“防御戰略”的理解，從中體會到學者們對防御型管理理念的理解。有的學者從專利防御戰略角度定義，認為防御性專利戰略主要是在公司內部實行，目的是防止由于公司本身的原因而導致的知識產權的權力損失。按照這樣的理解，對外實施的行為都體現了進攻理念。而實質上無論是進攻還是防御理念，都是對其他企業的關系而言的，是對外行為的理念。有的學者認為專利防御戰略是指在市場競爭中遇到外國企業的專利戰略進攻或外國企業的專利妨礙我國企業的市場運作時，采取的打破市場壟斷格局、改善競爭被動地位的策略。
實質上，防御管理理念就是保護自己權益的理念。因此，防御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就是相對于進攻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而言的，是指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受到其他企業的知識產權進攻和挑戰時，而采取應對進攻和挑戰，保護知識產權利益的行為方式。
防御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以護權為管理內容，主要內化防御性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為管理工具、方法和手段，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內化受許受讓制度，受許、受讓他人知識產權；內化專利文獻制度、無效制度，及時發現并使用具有產業價值的他人已失效的知識產權；內化異議制度、撤銷制度等知識產權法律制度，阻止他人得到授權，或使他人知識產權無效，從而為自己的使用提供合法性依據。另一方面則是通過內化救濟制度，包括訴訟和行政救濟等，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不受他人侵害。此外，還有一些如專利網的建立、防衛性申請、防御商標注冊等，都是具有防御性的手段和工具。
通過制度內化成的管理工具、管理方法和手段的運用，實現護權的管理目標：一是保護自己不侵害他人權利；二是保護自己的權利不受他人侵害。如果說后者是防止權利人權益不當減少的話，那么，前者就是防止自己的權益不當增加。表面看來，權益不當增加是有利于自己的，但因為自己權益不當增加意味著對他人合法權益的侵害，為避免因侵害他人權利而遭受巨額索賠的風險，需要防止自己權益不當增加。
1.2 企業防御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的效能
防御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充分內化知識產權法律有關保護制度，實現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但是防御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單從保護的角度觀察知識產權，是非常消極、被動的觀念和舉措，不但忽視了知識產權的經濟意義，更弱化了知識產權的經營管理，制約了企業知識產權的創造。以長虹電器為例，改革開放不久，長虹電器開始民，生產民用電視機。但最初的長虹電器重視商標而忽視專利創造，重視通過專利許可、專利轉讓制度引進專利技術，而忽視了二次開發、集成創新和原始創新。習慣于模仿，受許、受讓使用他人專利權的長虹電器在20世紀90年代向國際化發展中，立即就感受到了外國以專利壁壘為主體構建的知識產權壁壘。顯然，長虹電器長期以來的防御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造成了今天自主創新能力的薄弱和自主性知識產權的缺失，每年支付的專利權使用費達到2 000萬美元，使長虹電器不堪重負。這些情況都說明，我國企業傳統的知識產權管理模式是導致知識產權績效低，影響自主創新的根本原因之一，并在實際運行中，暴露出一系列的制度缺陷。
單純的防御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也不利于企業運用知識產權。因為單純的防御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雖然可以運用他人的知識產權，但是昂貴的知識產權使用費讓許多企業忘而卻步，如由于國外有關公司對中國彩電、DVD專利收費逐漸加大，長虹共生產幾百萬臺DVD。如果以各家集團要求的收費繳納，涉及到專利費用上億美元。如此巨額的專利費，使四川長虹難以承擔，市場競爭能力和贏利能力面臨巨大挑戰。并且由于DVD專利使用費的收取令中國企業幾乎無利可圖，廈華、康佳等企業已經被迫退出。如果將企業資源主要用于防御，甚至以通過取得侵權者賠償的方式贏利，不能促使企業充分地運用知識產權。
2、企業進攻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的內涵、特征與效能
2.1 企業進攻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的內涵、特征
基于同樣的理由，要理解企業進攻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需要我們首先梳理學者們對“進攻戰略”的理解。有的學者從進攻性戰略目標角度認為，進攻性戰略的基本精神就是奪取主動，以達到在競爭中壓制對手，使本企業市場份額最大化。而有的學者則以專利戰略為例，從本質認為專利進攻戰略是指積極、主動、及時地將我國開發出來的新技術、
新產品在國內和國外申請專利，利用專利保護搶先占領國際市場、合法地壟斷國際市場。
實質上，進攻管理理念確實是主動精神，但本質上不僅僅是法律上的確權，而更應當是促進知識產權的創造。因此，進攻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應當是以“創造、確認知識產權”為管理內容和管理目標，鼓勵知識產權創造，以占領知識產權的制高點，搶得先機的管理模式。因此，可以將其稱為“創造模式”。
為激勵創造，企業應內化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為管理工具、管理方法和手段，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內化職務發明制度中的激勵機制，依法建立獎勵、報酬等激勵制度。內化專利文獻檢索制度，為知識產權創造提供技術信息、法律信息和商業信息支撐。二是內化專利許可、轉讓制度、逆向工程制度、合作發明制度以及專利三性制度，進行二次開發、集成創新和原始創新。三是充分內化專利申請制度、商標注冊制度、著作權登記制度等知識產權制度進行確權和構建知識產權體系，包括不同類別知識產權體系，同類別知識產權體系，以及不同類別知識產權相互轉化確權保護的體系。
2.2 企業進攻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的效能
企業進攻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有利于企業內化激勵制度、專利信息檢索制度等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促進企業知識產權創造，形成自主性知識產權，但不能確保創新的持續性。因為自主性創新成果不加以保護而為他人免費使用，無疑是鼓勵他人“搭便車”，不僅放縱了他人的懶惰，而且創造者不能得到回報，甚至不能收回成本，知識產權法的激勵制度不能產生激勵作用，創造者缺乏持續創新的動力和資源支持。單純的進攻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關注創造的知識產權數量，而不關注知識產權是否具有工業實用性和有多大工業實用性。我國的高校是比較典型的進攻型管理模式，其知識產權實用性較差，據報道，從1985～2006年，高校每年6000～8000項的科技成果實現產業化的不到10％，遠低于企業的專利成果轉化率。3企業知識產權管理的理想模式――進攻與防御相結合
單純的防御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和單純的進攻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雖然有其優勢，但又存在諸多不足，見表1。
假設管理內容為a，管理工具為b，管理目標為c，效能為y。從表1中可以看出，單純的防御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和單純的進攻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存在效能的差異，而產生差異的重要原因在于內化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存在差異，以及管理內容、管理目標存在差異。因此，效能與管理內容、管理工具、管理目標的函數關系可以表示為：
Y＝f(a，b，c)
單純防御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的效能為：
Y1＝f(a1，b1，c1)
單純進攻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的效能為：
Y2＝f(a2，b2，c2)
但防御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和進攻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的優勢效能又存在互補性，通過優勢效能的互補就可以克服各自的缺點。要實現防御型和進攻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優勢效能的互補，就需要管理內容、管理目標以及內化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實現結合，即Y3＝Y1＋Y2＝f(a1，b1，c1，a2，b2，c2)，從而形成進攻與防御結合型知識產權管理模式。
從實踐來看，許多跨國公司的成功，正是采用了進攻和防御相結合的知識產權管理模式。如美國蘋果公司不像其他跨國公司那樣，利用專利的各種戰略來布局，進而攻擊對手或者進行相應防御；也不像其他公司那樣偏好于利用訴訟來獲取高額利潤以獲取市場競爭優勢，而是恰當地運用了進攻和防御。因此，應當將進攻型與防御型結合起來，作為企業知識產權管理的理想模式。所謂進攻與防御結合知識產權管理模式就是由原來單純防御的知識產權“保護”觀念轉變為知識產權“經營”觀念，是將知識產權與技術研發方向、企業經營活動、產業結構升級等相結合川。以知識產權創造(確權)、運用(用權)、保護(護權)為管理內容和管理目標的企業知識產權管理模式，具有下列效能，見表1。一是通過“進攻型”內化激勵制度、專利文獻檢索制度等，促進知識產權創新，完成創造和確權；通過防御型內化實施、許可、轉讓制度，異議、無效、時效制度，以及救濟制度，保護知識產權。二是因為創造了知識產權，而又不能以索取賠償作為營利模式，那么企業就必須通過充分運用知識產權作為營利模式。而且企業作為理性經濟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也愿意通過運用知識產權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三是知識產權運用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技術創新者因此獲得專利技術研發成本的補償與高回報，激發了技術成果權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進而進行新一輪的技術創新，創造更多知識產權，從而形成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的良性循環。
4、我國企業進攻與防御結合知識產權管理模式的實現
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認為，進攻型管理模式和防御型管理模式分別適用于不同知識產權能力的企業，對于擁有強勁的技術研究開發能力，具有雄厚資本，較強經濟實力，在技術上處于領先地位的高科技企業，通常宜采取進攻型專利戰略。反之，則應當采取防御型管理模式。有學者按照知識產權領域重要性能力進行矩陣分析，認為我國的知識產權領域可分為4個部分：強勢重點領域、弱勢重點領域、弱勢一般領域和強勢一般領域。根據我國現有的知識產權創造能力，應分別采取進攻戰略、突圍戰略、防御戰略和發展戰略。這些觀點從企業知識產權能力的現狀提出，分別適用進攻型管理模式和防御型管理模式，是一種消極的維持現狀的管理模式。面對我國企業與國際大企業相比知識產權能力較低的現狀，我國企業知識產權管理目標應當是改變現狀的后來者突圍和先到者的持續創新，提升我國企業的知識產權能力，最終目的實現企業效益的最大化。因此，我國企業應當積極推進進攻與防御結合知識產權管理模式的建立。
4.1 自覺、全面內化知識產權法律制度
自國家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尤其是一些企業被確立為國家、省(市)知識產權示范企業以來，我國企業的知識產權管理能力有了較大提升。但與發達國家企業的知識產權管理能力相比，我國企業的知識產權管理能力仍處于較低的層面。究其原因是因為發達國家的企業自覺、全面內化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充分運用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作為企業知識產權管理的工具、方法和手段。而我國企業，將知識產權管理理解為純粹的技術性管理活動，似乎知識產權管理僅僅是管理題而與法律無關。實際上，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是系統性反射知識產權創造、使用、保護、管理為知識產權確權、用權、護權的
高度制度化的規范，它按照一定的價值觀念將確權、用權、護權融合為一個整體。系統性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就是進攻與防御結合的知識產權管理模式的法律反應。因此，自覺、全面內化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是我國企業實施進攻與防御結合知識管理模式的基礎。“全面內化”是對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系統性的內化，而不是象當前有的企業對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個別、偶然運用，是內化的“量”的要求。“自覺內化”是企業要自覺、主動認同、運用知識產權法律制度，而不是如當前有的企業自發的運用某些知識產權法律制度，這是對內化的“質”的要求。
4.2 審視并改變企業知識產權管理模式的現狀
我國企業應當反思、審查既存的知識產權管理模式，并根據企業的發展戰略對既有知識產權管理模式進行改造。我國原來單純防御型管理模式企業要擺脫長期以來形成的被動防御局面，就必須改變目前仍將知識產權保護的重點放在如何防范侵犯和濫用別人的知識產權，而應當確立自主創新的意識、機制，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原來是單純進攻型的企業應加強對知識產權的運用和保護，對侵權行為堅持依法打擊。
4.3 加強面向未來的進攻與防御結合知識產權管理模式的建設
我國企業應當通過文獻檢索等方式對現有知識產權狀況包括知識產權創造情況、分布情況、權利確權運用保護情況、發展趨勢等進行分析，制作專利圖，或其他形式的知識產權戰略分析。制定本企業的知識產權戰略規劃，作為本企業知識產權創造、使用和保護的指導文件。激勵進行自主研發，包括發明創造的自主研發、商標的自主研發等，充分運用各種知識產權制度實現對知識產權的體系化確權、保護。充分運用知識產權制度加強知識產權自行實施、許可實施、轉讓，以及知識產權的人股、質押融資等。充分使用各種保護手段對自己的知識產權進行保護。
4.4 政府、社會提供進攻與防御結合知識產權管理模式建設的智慧支持
關鍵詞：知識產權教育；結構性矛盾；基礎理論研究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7）10-0228-02
我國高校的知識產權教育自上世紀80年代恢復以來，從無到有，篳路藍縷，逐步擴大規模，增設專業，迅速發展到今天繁榮的局面，從數量上講已經蔚為壯觀，從種類上講已經頗為齊備。雖然知識產權教育如今飽受關注，成為熱門學科，但隱藏的問題也值得反思。本文不揣冒昧，就此陳述淺見。
一、我國知識產權教育存在的問題
1.存在結構性矛盾。據華東政法大學黃武雙教授介紹該校情況，“近年來，知識產權類專業大學畢業生就業率幾乎達到百分百，在全校的就業率名列前茅。”“知識產權專業大學生畢業生是香餑餑，就業很吃香”。華南理工大學、上海大學等高校的知識產權教師也存在同樣的感受。[1]然而知識產權專業的整體就業率數據卻并不樂觀。2014年10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公布了2013―2014年兩年就業率較低的15個本科專業名單，知識產權專業位列其中。[2]對這種反差的合理解釋是知識產權專業就業存在結構性矛盾。沿海地區或者名牌高校的畢業生頗為搶手，但總體狀況卻迅速出現了供大于求的尷尬局面。依筆者從事知識產權教學和實務工作的觀感，我們的高等教育還不能滿足少數大企業對于知識產權高端人才的需求，同時眾多中小企業的專利工作崗位也存在較大缺口，但一些高校培養的學生知識結構和專業能力還有不足之處，不能適應實際工作需要，因此出現了“人找不到工作做”和“工作找不到人做”兩種現象并存的結構性矛盾。
2.缺乏理論支撐。知識產權學科依托的重心在于法學。法學是理論、實踐、教學三者互為支撐的學科。理論研究凝練提出的法教義學體系，構成法學教育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內容。但是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時日尚短，理論的體系化程度不高，知識產權法的教義學體系尚未形成。“呈現在我面前的知識產權法學是這樣一門奇怪的學科：充斥著有關基礎概念的爭議，甚至連‘知識產權’本身的定義都眾說紛紜；知識產權的民事權利身份得到承認，卻一直游離于民法學的研究視野之外；基礎理論極為貧弱，細節研究卻異常繁榮，多數學者都沉醉于技術發展、國際協調帶來的熱點問題。”[3]研究碎片化造成的結果是缺乏融貫性，不能發揮體系的功能，以此種狀況進入知識產權法教學，學生所得的知識必然存在矛盾和抵牾之處，隨意性大，邏輯性差，不成系統。所培養的學生進入各種工作崗位后，其中的弊病就會顯現。我國知識產權法律實踐中存在的自說自話、法律論證缺少邏輯有效性約束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歸結于上述教育所形成的思維方式問題。
3.面臨“技術壁壘”。知識產權中的專利、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植物新品種、技術秘密等都以技術為對象，在相關教學中不可避免地涉及技術問題。而高校知識產權專業的師資絕大多數來源于法學或管理學知識背景，理解技術問題有時存在隔閡，在案例教學中可能回避侵權判斷方面的實質問題。知識產權專業的學生也歸屬于文科類別，多數學校沒有為其開設機械、電子、化學等理工課程，缺少工科的CAD制圖等基本技能，理解專利等案件中的技術問題存在障礙。特別是專利人資格考試要求報考者具備理工科本科學歷，封堵了知識產權專業畢業生從事專利工作的可能性。這使得我們的知識產權教育在近乎“半壁江山”的領域面臨“技術壁壘”，教學與就業都受到知識結構的局限。
二、改進知識產權教育的對策
1.調整人才培養結構。知識產權學科具有交叉性、前沿性、實踐性特點，學習者應具有法學基礎，對社會經濟生活需有一定的理解能力，最好具備理工科知識，從高中升入大學的學生直接進入知識產權專業學習存在困難，因此設置知識產權本科專業并非最佳的選擇。“截至2015年，全國興辦知識產權本科教育的高校已經達到46所”。[4]目前不能再擴大知識產權本科招生人數，應逐步壓縮直至取消知識產權本科學歷教育，轉而鼓勵和扶持碩士或博士的人才培養。《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提出“設立知識產權二級學科，支持有條件的高等學校設立知識產權碩士、博士學位授予點”。我們應落實綱要的這一要求，重點在具備較高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水平的高校和研究機構擴大相關專業的研究生學歷教育，培養對知識產權有更深刻、更均衡理解力的高層次人才。建議在法律碩士中專門設置一定名額的知識產權法律碩士，或者另行設置知識產權專業碩士學位，限定招收本科為理工科知識背景的學生，鼓勵理工院校開設更多專門針對理工農醫科學生的知識產權第二學位教育。
2.加強基礎理論研究。“在學理上，知識產權法既無邏輯起點，又找不到理論歸宿，就像離群索居的孤雁，幾成法學理論的孤兒”。[5]基礎理論研究的薄弱，一方面使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學處于幼稚狀態，另一方面也給知識產權教育造成困擾。加強知識a權法學基礎理論研究是提高知識產權高等教育質量的要求，也是培養具有現代法治理念的知識產權法律人才的要求，其重點在于構造知識產權法的教義學體系。知識產權法應回歸民法，所以這一體系也應在民法教義學體系之內展開，使用民法的語匯，遵從民法的思維。只有在理論上完成這一體系化過程，才能在教學中體現體系化思維方式，也才能使學生體會到法律的邏輯性和融貫性，進而使其形成“忠實于法律”的思維自覺。當然，在加強知識產權的法學理論研究的同時，也應鼓勵對于知識產權做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哲學、歷史等多維度的研究，以期深化認識，為我們的學生更完整地理解知識產權提供素材。為此必須采取一些具體舉措，如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項目等政府資助課題在考慮知識產權法學項目時更多選擇基礎理論和交叉學科研究課題；又如鼓勵知識產權法的博士研究生選擇此類更具基礎性的研究題目作為畢業論文選題；再如在招收知識產權法博士研究生時更多招收一些民法學科背景的學生。
3.加強專利人才培養。現在主要的人才缺口在于專利方面，專利人的數量還很少，大量企業需要專利情報分析人員和專利管理人員，有能力專利案件的律師也不多。但是我們培養的知識產權專業本科生多數不能勝任專利工作，知識產權法的碩士或博士生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數也不多，所以對于一般知識產權人才的培養，重點應該放在專利方面。除了前文提及的招收更多理工科背景的學生攻讀知識產權法的碩士或博士研究生和開設雙學位教育之外，建議針對理工農醫科學生和企業技術人員更多地開展專利方面的非學歷教育，包括在高校設置專利法和專利情報分析的公選課，面向社會開辦專利方面的研修班，由政府提供資金為企業舉辦專利知識培訓，在律師中舉辦專利訴訟研修班；同時，以講座、廣告等形式在理工科學生中更多地宣傳和介紹專利行業，使得更多學生了解專利工作，鼓勵其報考專利人；另外，聘請專利審查員、專利人、專利律師和法官擔任兼職教授。
參考文獻：
[1]第七屆高校知識產權人才培養會昨在溫開幕：知識產權專業畢業生就業緊俏[N].溫州日報，2013-09-18.
[2]郝宗瀚，李志超，蒲珍珍，鈺芬.當熱門專業遭遇低就業――解讀部分就業率較低的本科專業[J].高校招生，2015，（3）.
[3]李琛.論知識產權法的體系化[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
[4]中國人民法大學知識產權教學與研究中心.中國知識產權發展報告2015[R].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74.
[5]劉春田.從經驗到理論：《中國知識產權文庫》總序[C].胡波.專利法的倫理基礎[A].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1：Ⅱ.
Reflectio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HU Bo
（Jinan University，Zhuhai，Guangdong 519070，China）
關鍵詞：知識產權；審判組織
中圖分類號：D92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117（2012）01-0017-01
一、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的特點和對審判組織的要求
知識產權訴訟案件具有較高的專業性和較強的技術性特點，這兩個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專利侵權案件中，確定被告產品或方法是否為侵權應從二者的特征是否相同，二者運用的手段是否一致以及，二者是否具有類似功能發揮相同功效等方面進行考察并加以判斷。第二，在著作權侵權案件中，特別是在軟件的著作權侵權案件中，對于作品是否有抄襲、剽竊、篡改、歪曲等違法行為的判斷需要結合計算機專業，軟件處理，統計學等多方面的知識才能加以定論。第三，在技術合同糾紛中，對于風險責任的認定以及對于合同標的是否符合雙方約定或法定標準的判斷等方面的內容需要根據不同的合同標的進行專業的評定。第四，在商業秘密的案件中，對于技術信息是否已經公平的判斷以及雙方所采用的生產方法、設定的流程以及采用的工藝或特有的生產工具是否相同的判斷同樣是富有挑戰性和技術性的……
為更好地解決知識產權案件中面臨的上述難題，需要構建一支綜合素質強，審判能力高的審判組織。但是，現實中，過分地對知識產權法官的素質進行要求，不符合我國的現實國情，也缺乏可行性。如何提高我國審判組織的業務能力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
知識產權審判組織構建的國外借鑒
（一）德國聯邦專利法院的運作情況
在德國，其專門設置了具有創造性的聯邦專利法院，該法院審判機構主要是由院長、主席法官和其他法官組成。其中，技術法官是該制度下的一個比較特殊的群體，技術性法官與普通的法律法官一樣，被賦予“法官”的終身稱號。但由于他們是具備特殊知識的技術人員，他們同是又是某一特定技術領域的專家。但是，該制度下要求他們必須通過一系列的法官專業學習和專利知識的考核，具有一定的難度。
德國的聯邦專利法院這一創造性的做法具有顯著的優點：第一，審判庭在總體上包括無效庭和上訴庭，各司其職，分工明確，并且擁有一定范圍內的獨立審判權，保證了法官的獨立性。第二，技術法官的設置大大增強了知識產權案件審判工作的專業性，在對專利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技術法官與法律法官兩者能夠共同配合行使案件審判權。第三，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對專利案件有最后的裁判權，雖然聯邦最高法院并沒有單獨的技術法官，但是其主要借助于專家鑒定對審判進行協助，保證審理的正確性。
（二）行業協會的輔助作用
一個國家的行為知識產權戰略成不成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該國的行為協會制度是否完善。美國、日本、韓國等發達國家的行業協會，為這些國家的知識產權戰略實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既協調各個企業之間的利益，又減少了政府管理的成本。
美國、日本、韓國等發達國家的行業知識產權戰略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第一，在對內方面，主要表現為行業協會及其他組織對該行業的企業的自律管理和多方面服務上。第二，在對外方面，主要表現為對國家立法和執法的影響以及代表行業所有企業對抗來自行業之外的侵權。
二、知識產權法院審判組織的現狀與完善
（一）建立完善的管理、選任和培訓機制
雖然德國創造性地設置技術性法官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其知識產權保護的正確性，但是在現階段完全照搬德國模式并不現實，其一，我國現今并沒有設置獨立的知識產權法院，現今我國仍處在“三審合一”的試驗階段，盲目地設置技術法官對于現存的體系是一種破壞。其二，雖然我國2010年全國地方法院共新收和審結知識產權民事一審案件大大增多，但知識產權法官人數已達2000多人，人均審理案件20多件，由于地區的差異有些知識產權法官每年受案量不足20件，因此，我們應該對現存的體制進行完善，建立良好的審判組織管理、選任和培訓機制。
知識產權審判組織的管理、選任和培訓機制可以考慮從以下幾個方便著手：第一，建立一個嚴格的知識產權法官的選任制度。知識產權法院的法官應該是具備扎實的法學素養，應從基層知識產權審判法官、高校從事專門研究的知識產權專家和高校畢業生中通過四年法學專業學習并通過國家司法考試的人員中選任。而且，對于選拔的程序必須嚴格，保證公平、公正和公開地進行。第二，建立系統的垂直人事管理制度。可以考慮采取高級法院任免基層法院和中級法院的法官，而高級法院的法官可以由最高院任免的形式，可以使其獲得人事主管的獨立性。第三，建立一個高效的法官考評和激勵機制。這要求要制定一個合理的考評和激勵，平時加強對法官的考核，對于能力不足，審判效果差的法官要予以辭退。而對于工作成績突出，能力效高的法官要對其予以相應的獎勵。最后，建立知識產權法官的定期培訓制度。可以聘請某一方面具有特殊技術才能的專家和在知識產權有一定研究的學者對知識產權法官進行技術知識和法律知識的培訓。
（二）發揮行業協會的積極作用
我國的行業協會基本上是由政府部門主導產生的，帶著“二級政府”的帽子，由此導致我國行為協會的管理動作與該行業的企業實際所需要嚴重脫節。行業協會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應該發揮更大的功效，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首先，在對內上，一方面行業協會應當發揮自律的職能，在某種程度上，賦予行為協會一定的行政處罰權；另一方面，行業協會應當通過一定的機制向企業提供生產經營和法律法規信息，提高企業競爭力。其次，在對外上，積極發揮行業協會在社會上的影響力，積極參與立法、執法和司法相關輔助工作，增強行業協會的代表性，擴大行業協會的覆蓋面。
（三）在知識產權審判中大力采用陪審員制度
我國現行的知識產權陪審制度，主要是由專家咨詢制度和委托鑒定制度二者構成。這兩種制度在專利審判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其本身也有著明顯的弊端，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容易造成審判權的讓渡。由于對于鑒定結論的過于依賴，法官容易對于一鑒定結論不加以分析地進行采用，這會造成對于審判結果具有決定性的因素決定在鑒定機構中，造成審判權的讓渡。另一方面表現在于易形成纏訟，容易造成當事人對于審判結果的不服，會嚴重影響審判結果的執行，不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
在對知識產權法院審判組織進行構建和完善的過程中建議進一步完善我國相關的陪審制度，特別是在知識產權案件審理過程中，法官通常會涉及到對于虛擬人，如“普通消費者”、 “普通技術人員”以及眾多諸如“公知技術抗辯”等不確定的判定，更廣泛的領域大力采用陪審員制度，特別是在專利審判中大力采用陪審員制度，有利于克服法官專業技術知識不足的弊端，有時甚至能夠避免如前面所提及的現行專家咨詢和鑒定制度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有利于快速、準確地對有關問題進行判定，有利于專利糾紛的迅速解決，也有利于社會公平的實現。現階段可以從陪審員人才儲備和陪審方式多元化這兩方面著手，建立多元的、能夠覆蓋各個技術領域的知識產權陪審員的數據庫，針對個案對陪審員進行選擇，逐步提高各行業精英參與知識產權保護的熱情。同時可以將現行的單一制陪審方式擴展為多元制的陪審方式，使之可以更加靈活。
（四）強化合議制度
在中國知識產權審判實踐中，一般由3人或者5人組成合議庭。在一般的情況下，案件由審判長負責案件的審理和相關的裁判工作，并由兩名審判員和一名書記員協助辦理。在判決結果出來后，由承辦案件的主審法官將案件提交“合議庭”合議。但是由于“合議”制有時往往會成為上級影響下級或者成為某一承辦人強勢的獨角戲，這樣的做法使審判的公正性大大降低。
在對合議制度這一方面，我們可以考慮參照英美法國家的合議制的形式。在英美法系中參與案件審判的法官都能獨立自主地對案件發表自己的想法，并提出相應的法律意見，而且這些意見是反映在法院的判決書中的。而且英美法律是要求審判人員要“共同審理、共同負責 ”，也就是說參與人員不僅需要審理案件，而且要對案件負責，不能附和，要有較大的責任心。
結語：中國不是一個知識產權強國，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必然不同于美國、日本和德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模式。作為知識產權保護的主要參與者的審判組織的建制往往決定著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的成功與否。在現今形勢下逐步解決我國知識產權審判組織的薄弱因素，在知識產權組織建設、知識產權法官素質培養及審判方式等方面進行完善，并充分發揮我國行業協會的積極作用，加強陪審和合議制度，同時適應變化并主動創新，則我國知識產權的保護將實現新的飛躍。
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
作者簡介：曹雄風（1990-），男，河南南陽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2007級本科畢業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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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張.我國建立知識產權法院的思考[J].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9,6.
記者昨天從深圳市人民檢察院獲悉，近日，該院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研究中心，召開“深圳直通車企業知識產權刑事疑難案件集中答疑咨詢會”。
華為公司副總裁宋柳平博士作企業知識產權法律保護經驗介紹，我國知名刑法學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田宏杰教授作專題講座，來自我市63家直通車企業的153名代表參加活動。
近年來，市檢察院對知識產權保護工作高度重視，先后舉辦知識產權保護法律宣講進企業、深圳直通車企業法律實務培訓班等一系列活動，今年年初開展的知識產權法律保護問卷調查顯示，超九成企業認為知識產權維權成本高，88%的企業認為市檢察院在推動知識產權刑事司法保護方面的工作效果好。
團隊介紹
IBM中國知識產權法律部于2000年9月正式創立，由知識產權法律總監張艷帶領。十六年勵精圖治，IBM中國的知識產權法律團隊從2000年的1個人發展到今天的26人，是IBM公司在美國本土外最大的知識產權部門。團隊目前成員26人中，有專業人員（律師、專利人）16人及流程管理人員11人（1人兼作流程管理及專利人）。其中，15位專業人員擁有中國專利人資格，12位專業人員同時擁有中國律師資格。
由于IBM中國知識產權法律部門業績突出，其業務和管理范圍逐步擴大，從中國大陸擴展到中國香港（2000），再到韓國（2006），再到管理印度知識產權法律部門（2010），再到澳大利亞和新西蘭（2011）、臺灣知識產權法律部門（2011）、東南亞地區（2011），到目前全面負責IBM在亞太地區（除日本之外）所有國家和地區與知識產權相關的事務，處理包括專利與商標的申請、審批、維持、管理、實施和維權事務，本土公司發明人發明創新的挖掘、評估、撰寫和申請，專利、商標和版權侵權分析和處理，專利、商標、版權和技術秘密許可與轉讓的知識產權法律支持，對員工的知識產權培訓與監督，與商務合同有關的知識產權條款的審查與談判，與開放源代碼和技術標準相關的知識產權問題的分析與解決等事務。此外，本部門中的流程管理團隊還為IBM在美國、歐洲、加拿大的發明提交和專利申請提供數據錄入和流程監控支持，律師團隊為IBM在歐洲的軟件產品提供知識產權清查工作。
在貢獻出色業績的同時，本部門歷經多年所營造出的公平、開放、透明的工作環境和不斷學習、進步的團隊氛圍讓每一位成員在工作過程中不斷有新的機會、接受新的挑戰、不斷成長并保持心情愉悅地工作。例如，多名專業人員從專利相關工作入手，逐漸擴展到知識產權清查、開放源代碼、合同審核、商標、反壟斷等知識產權業務的方方面面。多名流程管理人員也逐漸從事涉及知識產權法律及新聞的整理、翻譯直至專利OA答復工作（有技術背景者）。尤其值得驕傲的是，自部門建立伊始，離職率極低，最近5年沒有任何一位專業人員離職。
團隊業務概況
整體知識產權概況
1.目前本部門職責范圍內共管理有效授權專利5300余件（中國大陸4200余件，其它地區1000余件），均為發明專利。另有處于審查過程中的發明專利申請2600余件（中國大陸2000件，其它地區600余件）。
2.目前本部門職責范圍內年均接收并審核內部發明技術交底書3300余件 。通過審核所有這些技術交底書，本部門年均處理本土發明人產生的新專利申請700余件。
3.目前本部門職責范圍內年均處理“外-內”專利申請500-1000件，以及在中國大陸提交的PCT國際申請約100件。
4.目前本部門職責范圍內年均處理專利審查過程中的OA答復1600余件，其中約80%的OA答復為內部專業人員自己完成。
5.目前本部門職責范圍內共管理有效注冊商標2200余件。
知識產權管理成效
全部門在張艷持之以恒的領導和親力親為的培養下，通過不懈的團隊努力以及對發明人的全方位多層次的知識產權培訓和教育，將IBM在中國的專利組合從2000年的一百多件擴展到今天的四千多件；將IBM中國本土的發明交底書從2000年的幾十件提升到今天的一千多件，將IBM中國發明人群體日益擴大，發明水平不斷提高，專利申請通過率不斷提升；利用扎實的專業知識和實踐能力，有效解決了IBM中國在業務活動中遇到的侵權指控和訴訟，如2007年的“神機妙算”商標侵權訴訟、2008年的刀片服務器專利侵權訴訟、2009年的處理器專利侵權指控，等等。處理了各種類型的軟件著作權案件，網絡商標或著作權侵權案件。解決了大量的產品名稱商標清查、軟件或服務資產原創性清查、開放源代碼軟件法律問題請查、合同中的知識產權問題談判和解決、標準中的知識產權政策的談判和起草、第三方專利有效性清查或不侵權判斷、他人使用IBM專利的證明等問題。
在管理和完成IBM在亞太地區的所有知識產權相關工作的同時，部門成員積極為亞太各國的知識產權政策和法律制修訂建言獻策，提供企業的實務經驗、實踐操作和行之有效的做法供立法者參考。如中國專利法修改、商標法修改、著作權法修改、職務發明條例制定、標準制修訂中的專利問題處置、反壟斷相關的知識產權法律條款和部門規章、相關司法解釋的制修訂、審查指南的修改；印度實用新型相關立法的建議、印度專利局與計算機相關的發明審查指南；澳大利亞專利法修改、數字時代關于著作權法修改的建議；印度尼西亞專利法修改等。在上述法律制修訂提請公眾評議時，在張艷的帶領下，團隊成員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并與國際相關法律和實務進行比對，起草并直接或通過相關行業協會提交了高水平的意見和建議。
此外，部門多位成員還應邀在各種組織、各種類型的知識產權會議和論壇發表與知識產權相關的演講。基于對中美歐知識產權法律的深度了解，以及在中國知識產權實務，尤其是專利實務方面的豐富經驗，向國外知識產權界相關人士廣泛傳遞了有關中國知識產權政策、法律法規、操作實務方面的多視角信息，糾正了外界許多錯誤的或以偏概全的認識和理解。尤其是應國家知識產權局、北京市知識產權局等政府部門和知識產權相關協會的邀請， 向國內相關機構和企業傳授了IBM在知識產權創造、保護、管理和應用方面的經驗，努力為中美知識產權界相關人士加強溝通和理解搭建橋梁，取得了不少成績，也得到了一致的好評。
團隊成果及榮譽
知識產權維權成果
1.2009年處理處理器專利侵權指控；
2.2011年“IBM”商標成功獲得商標局馳名商標認定；
3.在各種網絡平臺（例如：百度文庫）上對未經授權上傳的著作權資料進行投訴維權；
4.通過淘寶知識產權平臺對各種知識產權侵權行為進行投訴維權。
專業文章、著作、課題完成情況
1.2014年，張艷、劉曉玉、劉荷輝，《中美關于功能性限定特征的實務的比較》，發表于《中國專利與商標》；
2.2015年，張艷、劉曉玉，《計算機軟件在中國的專利保護》，發表于《中國專利與商標》；
3.2015年，劉荷輝、張艷，《關于“小i機器人”專利無效確權案的三點思考》，發表于《知產力》網刊。
主要獲獎情況
1.2012年，張艷被中國知識產權雜志社、中國日報知識產權頻道評選為2012年度中國杰出知識產權經理人；
2.2014年，張艷被國家知識產權局評選為國家知識產權專家庫專家；
3.2015年，張艷被國家知識產權局評選為第二批全國知識產權領軍人才。
其它成果
1.張艷、劉曉玉多次在臺灣磐安基金會與北京大學產業技術研究院共同舉辦的項目中向臺灣產業界、司法界專家授課，講授內容包括IBM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