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05 10: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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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進村民溝通
群眾文化活動能夠有效地拉近基層群眾之間的距離，為其創新良好的溝通環境和渠道，從而促進人與人之間建立一種和諧、互信、互惠的社會關系網，進而有效地減少和化解基層社會的糾紛及沖突，增強基層群眾和社會的自治能力。近年來，隨著農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看電視、上網等私人文化生活逐漸占據主導，而傳統的公共群眾文化活動卻逐漸減少，活動的頻率、參與度低，形式和內容匱乏，導致群眾相互之間的溝通交流越來越少，傳統的鄰里關系變得疏遠和淡薄，不利于長遠的基層社會管理發展。因此，大力發展基層公共文化事業，豐富和創新基層群眾文化活動是擺在當前基層社會管理面前的必答題。
2.提高基層組織化程度
隨著城鎮化建設和新農村建設的開展，基層社會更加多元化，傳統的集體經營方式逐漸減少，農村的組織化程度降低，從而使基層社會管理的難度加大，相應的治理成本增加。我國當前的基層社會管理主要依靠基層政府，而基層政在社會事務的處理中又很難做到面面俱到，難免會出現許多的空白領域和薄弱點。加強基層群眾文化活動建設，能夠在基層逐漸形成依托文化活動的社會組織、微觀組織，這些組織會建立各自的規范來約束成員行為，成員間通過文藝切磋、思想交流等，能夠形成互助互愛、互信互惠的社會關系，同時也有利于群眾加強自身管理、提高自治能力，進而提高基層組織化程度。此外，群眾也可以通過這些社團組織來向上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政府也可以通過這些組織來宣傳基層政策，提高基層社會事務的參與度。
3.促進基層文明建設
正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鄉村群眾的為人處世、行為舉止長期以來都受到他們生活環境的文化熏陶。就基層文明建設而言，鄉村文化建設是其重要的著力點，也是當前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當前我國處在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外來觀念的影響、市場經濟的滲透等致使鄉村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基層群眾的集體觀念變得淡薄、個人利益至上、價值觀念偏差，淳樸的傳統鄉風遭遇威脅，相關的利益糾紛問題層出不窮。加上鄉村群眾的文化生活貧乏，玩麻將、斗地主等娛樂消遣方式逐漸助長了賭博風氣的形成。因此，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吸取優秀中華傳統文化和地方特色的群眾文化是改變現狀的當務之急，積極向上、內涵豐富的群眾文化活動能夠有效根治基層的歪風陋習，進而營造健康、和諧、文明的鄉村文化，使群眾在潛移默化中形成知榮辱、講正氣、守法律、擔責任、家風優良、鄉情淳樸的生活習慣，為基層社會管理打下堅實的基礎。
4.完善基層社會管理手段
文化作為一項軟實力在社會治理中發揮著重要的調控作用，在我國基層社會問題多發的當下，做好基層群眾文化建設是我國新農村改革過程中的關鍵。面對當前基層矛盾多發、繁雜，基層價值觀念、精神、心理不斷震蕩的情下，強制性的社會管理手段在部分領域的作用甚微，文化作為一項軟控制手段更能在潛移默化中發揮作用。通過基層群眾文化建設、豐富群眾的文化活動，在這一過程中將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法治理念、多元思潮、價值觀念等傳遞給群眾，變傳統的“送文化”為“種文化”，能不斷改善群眾的文化生活，凝聚群眾的文化力量。
二、面向基層社會管理的群眾文化創新途徑
1.加強基層文化基礎設施建設
基層文化基礎設施建設是群眾文化活動發展的硬件基礎，長期以來基層在文化發展的道路上都受到了基礎設施不足的制約。近幾年我國農村文化廣場建設項目的推進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通過在每個鄉村建設公共文化廣場、文化活動中心、體育活動中心、閱覽室等，能夠讓更多的群眾參與文化活動，為基層文化發展提供生長的場所和土壤。[3]同時我們也應不斷拓展基礎設施建設的渠道，大力發展公益性基礎設施建設，完善文化硬件的內容和形式，結合新型網絡化、信息化技術打造智能化的文化服務平臺，傳播與共享優秀的基層文化，才能更好的加強基層群眾文化的社會管理。
2.充分挖掘資源優勢
在基層群眾文化活動挖掘的過程中，應明確不同地區的優勢資源并加以開發利用，從而使群眾文化活動的理念和目標更加多元和明確。地方優勢資源的挖掘有助于地方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弘揚，有助于豐富和創新文化活動的形式、內容，有助于彰顯特色的文化理念、價值觀念，有助于文化活動的落地生根，有助于提高基層社會的管理效率。此外，在文化活開展的前期，就各個地方的優秀文化資源要做好調研，注意結合群眾的需求來明確群眾文化活動的理念、目標、形式和內容，從而使活動開展更加順利。在充分挖掘資源優勢的基礎上，就能夠更好把握基層群眾文化活動動向，從而使得基層群眾文化活動管理更具有針對性，建設出更具特色，更易為群眾接受的文化活動管理途徑。
3.強化基層群眾文化活動管理
長期以來我國基層群眾文化發展處于“散養式”的發展狀態，群眾文化活動的開展以群眾自主開展居多，缺乏管理，長效性欠佳。因此，在基層群眾文化活動發展的過程中，首先要轉變基層干部的觀念，讓他們在思想上認識到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其次要將基層群眾文化建設納入到干部政績考核的指標中，督促基層干部著力抓好文化建設；同時要廣納賢才，基層文化建設單靠干部是難以開展的，應積極吸納有文化特長的年輕人、退休教師、傳統藝人等擔任文化活動開展的引導者、管理人員，全面帶動群眾的文化活動參與積極性；最后，鼓勵群眾建立自己的文化社團組織，豐富文化活動的組織形式。
4.創新基層群眾文化活動形式
文化活動的形式決定了文化活動的參與度和效果。傳統的文化活動形式較為單一，參與人群也多以老年人為主。新時期，我們應充分挖掘民間文化、地方文化，廣泛吸收新興文化和年輕文化，創新群眾文化活動的形式，以滿足多層次群眾的文化需求。應著力弘揚地方傳統、民間技藝，開發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項目，鼓勵民間藝人組織開展表演。同時，鼓勵有文化特長的群眾組織成為文藝團體，為群眾文化打造新的發展舞臺。此外，也可多借助自媒體、廣播、電視媒體的力量，宣傳地方群眾文化建設成果，增強群眾的文化榮譽感。
三、結語
我國基層社會管理工作仍處在不斷調整和摸索階段，暴露出諸多的問題和不足，面對基層群眾，我們需要將各個管理部門的協調配合，共同發揮群眾文化活動的價值，挖掘群眾需求，著力促進群眾文化活動內容和形式的創新，推動基層群眾文化活動高效的開展，從而更好地建設基層群眾文化活動。
參考文獻
［關鍵詞］基層政治；參與；理論
［中圖分類號］D0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2426（2007）02－0016－02
公民為什么選擇參與或不參與基層（社會自治）政治生活？理論家的回答不一而足。認為，社會成員是作為其所屬的某個階級來進行政治參與的，參與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和爭取個人或者階級的種種利益。在政治社會學領域內，還有其他一些理論和學說從不同的視角進行了分析。
一、治理理論
由于基層自治不只是村民、居民本身的日常或公共生活，它還是國家治理社會的社會工程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源自西方公共管理學的善治理論常常被援引。“善治”，即“良好的治理”。在當代西方公共管理改革運動導致的“治理”復興中，“治理”被賦予了新的含義，指“在一個既定的范圍內運用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種不同的制度關系中運用權力去引導、控制和規范公民的各種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這就意味著：（1）治理或者說公共治理與政府管理不同，其主體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包括政府在內的各種公共的和私人的機構；（2）治理權威的運用并不像政府管理那樣，采用單一的自上而下的強制性行政命令，而是采用上下互動、相互協商、彼此合作的方式；（3）治理是對公共事務的網絡狀的合作管理，是“多中心”的，目標也是多元的，但最終的目標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程度地滿足公眾需求，最大化地實現公共利益。簡言之，治理是包括政府和各種非政府組織乃至私人機構在內的多個主體，協同處理公共事務，以滿足公眾需求，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過程。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其本質特征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二者的最佳結合狀態。在此背景下，治理（而不是統治）應成為探索中國基層社會治理模式的基本理論起點。
善治理論的支持者主張，當代社會結構復雜，需要政府與民眾精誠合作，對于政府來說，要還政于民；對民眾來說，要“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當有關農村村民自治與城市社區自治的定性紛爭不已的時候，善治論提供了一個討論的平臺：不必拘泥于自治機構是為政府跑腿，還是直接服務基層社會的民眾，應將討論的重心放在國家與社會的鏈接機制上。善治理論主張，社會治理不只是政府的事，因此，群眾自治組織、第三部門等等都可以被看作社會治理的重要參與力量。人們不只是通過“從政”才能參與或解決區域性公共事務。因之，善治理論通過治理多元化強化了公民參與基層社會自治多元之路的邏輯。
二、事件與制度理論
受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及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的啟發，中國社會學家孫立平先生主張，觀察社會行動更應注重行動發生、發展的動態過程。因為事件發生的動態過程更能夠體現出隱藏在社會結構之下的不易為人知的因素。如，通過對一起基層政府工作人員在農村收糧事件的分析，孫立平等人展示了公共權力進入基層后，面對基層社會結構與網絡，不得不“非正式運作”的過程。
張靜認為，既然社會制度具有一定的穩定性，那么，考察制度的研究路徑將更能觀察到變量之間的模式化影響。她指出，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提出新制度主義的分析范式，即，關注制度的性質、制度如何影響人們的行為，如何解釋人們在特定制度中的行動，在環境因素的影響下，文化、社會規范和習慣將發生什么樣的變化等等。國外學者瓦萊利注重制度對行動者的影響，他在討論當代美國公民不再像托克維爾所觀察到的美國人那樣積極參與村鎮自治時，他認為，公民參與基層自治與否，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當時社會制度的影響。通過對一起社區業主委員會的維權活動的細致分析，張靜認為，業主委員會這一制度的誕生，將啟動中國市民參與社區自治的積極性，不過，不是在社區建設或是社區自治委員會這一“政治制度”里，而是在商業活動所催生的“社會制度”中。
三、理性選擇理論
理性選擇學說最初在社會契約論的框架內展開――基于天賦人權的理念，社會成員可以設計制度并依其行事。不過，一方面，不平等的現實令公民參與率下降，另一方面，實證主義取向的社會科學研究也反感這種想當然式的思路。因此，在行為科學大行其道的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軔于經濟學繼而在各學科形成松散聯盟的新型的理性選擇問世。簡單地說，理性選擇將社會成員假定為可以為自己的行動作出最佳選擇的“理性人”。此論最著名的提倡者奧爾森認為，個人能夠在可供選擇的各種路徑面前作出抉擇。他發現，作出一致行動的激勵機制主要有：群體規模不宜過大；在群體內行動的所得要多于在群體外行動的所得。
這種理論在解釋公民在相同的制度面前作出不同的個人選擇方面具有相當力度。當代中國學者更將利益與公民政治參與連接起來進行考察，借用囚徒困境、公地悲劇等理論框架，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實證研究成果。如，學者羅興佐通過對鄉村水利的研究，發現在不同區域的社會結構、組織與文化的規定下，村民個體所獲得的自由選擇的空間的大小亦不一致。一些地區的村民在強大的組織、文化等外在結構的規定下，保持著極高的參與率。在社區自治的研究中，學者多將市民的低政治參與率視為市民個體理性選擇的結果，這也幾乎成為此類研究的不證自明的前提假設。
不過，理性選擇理論卻無法面對社會成員的利他行為。在基層社會自治的討論中，如何解釋社會成員參與與自己利益無關或不甚相關的基層政治活動，將是此論擁躉的心中之痛。
四、自由與社群理論
自由主義以保護個人自由為社會制度設計的出發點，將公民在基層政治生活中的參與視為積極維護其自身權利之舉。更有古典自由主義者嚴分個人生活領域與公共政治生活領域，注重個人權利的邊界，將公民是否參與基層政治生活完全交由私人利益去決定。由于自由主義過分執著于個人利益，不惜原子化個人，所以它對個人拒絕參與社區自治之政治生活的解釋難以讓人滿意。不參與基層政治生活的原因有許多：公民不清楚自己的權利究竟為何物，或是當自己不認為自己的權利受到侵犯時，或是公民有搭乘便車的理性選擇權時，皆會選擇不參與。漠于參與基層政治生活在現代西方發達國家的普遍存在，讓種種自由主義學說難以自圓其說。另外，自由主義通過自然狀態、社會契約論來展開論證個人權利與公共權力的思路，也常遭到實證主義一統天下的社會科學界的嘲笑。一個最常見的詰問是，社區的“村規民約”對于新遷入者的效力如何確定，如何解釋？或者，沒有參加該社區自治政治活動的居民，是否會認可該社區公共決策對自己的約束力？
一、認清形勢，科學定位，建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長效機制
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要科學判斷和全面把握當前的社會治安形勢，牢牢掌握社會治安防控的主動權。××街屬典型的城鄉結合部，轄內影響穩定的因素多樣，治安環境復雜，主要表現在：一是地域形態多樣，矛盾糾紛隱患多，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難度突出。轄內地域形態多樣，既有××市最大的關閉國有企業—××氮肥廠，又有東圃最旺的商業地段；既有××區人口最多的城中村—××村，又有多個新型住宅小區，潛在的矛盾糾紛隱患多，主要是勞資糾紛、物業糾紛、鄰里糾紛、醫患糾紛、經濟糾紛，還存在著國企遺留問題、房屋拆遷問題等隱患。各種社會矛盾糾紛隱患的存在，給轄區的穩定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帶來很大的工作難度，要排查調處這些矛盾，既涉及到各種政策法規，又要協調各職能部門和社會力量齊抓共管。二是流動人口多，平均素質偏低，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壓力突出。轄內有出租屋1.9萬套，近年來外來流動人口迅猛增加，據初步統計，××地區的外來流動人口超過8萬人，平均素質偏低，相當一部分外來人口為暫時找不到工作、打散工、從事體力工作等人員。從近年來對違法犯罪分子人員的分析來看，外來流動人口的作案比例大，每年抓獲的犯罪嫌疑人中有80%以上是外來人員，其中，近90%以上的人落網前居住在出租屋，給××地區的治安帶來了嚴重的壓力。三是案件基數大，多發性案件典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挑戰突出。近年來，雖然我街每年刑事立案逐年下降，但基數仍然較大，其中盜竊、詐騙、搶劫、搶奪約占80%左右，壓案保平安的任務十分繁重。在源頭預防上，城中村內的治安防范工作由于受環境、居民意識、硬件設施等影響面臨很大挑戰；在打擊管理上，基層民警工作量多，壓力大，如何發揮他們的主力軍作用，整合更多群防群治力量參與面臨著挑戰；在教育宣傳上，面對居民群眾法律意識普遍不高、素質偏低的現狀，如何利用有限的資源，爭取最大效果做好宣傳教育工作，提高群眾知法、懂法、守法、護法等意識面臨著挑戰。街黨工委、辦事處以“發展是第一要務，穩定是第一責任”的觀念為指引，把保穩定和促發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科學地分析我街實際，從街道層面進行全局性、系統性考慮，探索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長效機制，建立健全街道層面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實現基層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觀念、思路的轉變和突破。
二、深入實踐，開拓創新，構建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基礎和架構
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要注重實踐，開拓思路，創新方法，在實踐中探索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突破點，解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根本問題。街黨工委、辦事處從2006年底開始，深入社區進行調研，召集研究討論，結合街道的實際情況，著手研究建立健全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工作。2007年3月份形成了《××街關于建立健全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工作意見》，并全面開始實施。治安防控體系主要包括以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安全防范、基層創安、流動人口管理、安置幫教、法律道德宣傳教育、執法聯動、隊伍培訓管理、組織保障、檢查考核為內容的“十大機制”，形成了以打擊為重點、以預防為基礎、以控制為關鍵，以建設、管理為方法，以改造、教育為手段，綜合性、立體化、系統性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根據當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特點，從轄區實際情況出發，提出了落實防控體系的三項工作原則：先易后難、突出重點、分步實施。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通盤考慮全街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方方面面，是實現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一個完美的載體，將街道轄內可利用的資源充分整合起來，形成齊抓共管、人人參與的大綜治格局。
（一）以統一高效為方向，建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運行機制。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科學合理的運行模式，是基層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關鍵。以統一指揮、方便管理為原則，建立了由街維穩及綜治委牽頭，以街道一級有關職能部門為主力，以社區居委會、轄內機構、單位和各類社會力量為基礎的縱向層級運行架構。在橫向聯動方面，主要分為三種模式：一是街道一級聯動，主要是職能部門之間的執法聯動和矛盾糾紛聯調聯動；二是社區一級聯動，圍繞平安和諧，以社區黨支部為龍頭，以社區民警為骨干，以社區治保會為基礎，以出租屋管理員、××公司治保隊員、社區內各企事業單位、居民群眾為主要參與力量；三是基層治安力量聯動，以××地區治安聯防大隊為載體，整合社會各類治安力量，提高治安隊伍的凝聚力、遂行力、戰斗力。以縱向層級運行架構為主體，通過橫向聯動工作模式進行協調整合，構筑一個職責分工明確、團結協作、效率快速、效益明顯的綜合運行機制。
（二）以保障有力為核心，建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指揮平臺。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指揮平臺，為基層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奠定堅實的基礎。以“綜治大格局，群眾得實惠，管理出實效，和諧又平安”為建設標準，建立街綜治工作中心，構筑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平臺。街綜治工作中心的功能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組織保障功能，表現為建立完善組織機構、工作制度、硬件設施，明確職責任務和部門分工；協調指揮功能，表現為通過制訂2人值班工作制度，建立日常工作流程，完善和落實聯調、聯防、聯勤、聯治、聯創的“五聯”運作機制；管理考核功能，表現為健全學習培訓制度、加強隊伍管理，進行工作績效評估、檢查考核。通過充分發揮綜治工作中心功能作用，強化基層管理，完善基層服務，優化基層資源，夯實基層基礎。
（三）以整合統籌為準則，建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精干隊伍。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整合社會力量建立社會治安工作隊伍，為基層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提供必要的人力資源。以公安派出所為主力軍，以治保隊員等治安力量為骨干，以群防群治力量為補充，實行警民結合、專群結合，充分發揮隊伍最大的工作效益。以××地區治安聯防大隊為載體，將轄區保安員、治保員以及物業小區、工業區、大型企業的治安力量有效整合，完善了聯網基地指揮臺建設，實現了勤務指揮聯動。以義務平安巡邏隊伍為補充，在社區民警統一安排下協助開展社區治安巡邏工作。通過治安力量的整合，達到有效的管理，高速、可靠、準確、綜合性的合理安排，發揮最大作用。
（四）以科技創新為指引，建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防范網絡。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通過市場機制運作，為基層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注入新鮮的血液。建立健全四個層面安全防范網絡：一是建設全街視頻監控系統，現在街面主要路段設置了212個監控點，城中村內街內巷設置了107個監控點和5個監控崗亭。二是發動轄內物業小區、企事業單位自建視頻監控系統，現我街轄內主要小區、企事業單位安裝了1000多個攝像機。三是推進城中村單體出租屋視頻監控小系統建設，由屋主自籌資金安裝，主要對出租屋內部進行實時監控。四是推行家庭、商鋪內部技防建設，積極推行“手眼通”、億光安防、門禁系統等家庭、商鋪技防。通過建設四個層面安全防范網絡，動靜結合，人防、物防、技防結合，形成一張覆蓋全轄區范圍、解決重點治安問題、排除大部分治安隱患的安全防范網絡。
（五）以立體滲透為手段，建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宣傳教育模式。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建立全方位的宣傳教育模式，為基層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營造良好的意識環境。構筑××街法制宣傳教育平臺，以最大程度地方便群眾、最大限度地滿足群眾為目標，打造室內法制宣傳教育服務、室外法制宣傳教育服務、網上法制宣傳服務三大宣傳陣地，不斷創新宣傳教育方式，拓寬宣傳教育途徑，從源頭上預防違法犯罪，增強轄內居民群眾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促進社會和諧。
三、以人為本，立足長遠，進一步推進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落實和發展
（一）從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促進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落實和發展。
深入踐行科學發展觀，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為基本要求，使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落實緊緊配合經濟社會的發展，促進平安和諧社區建設。基層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是一項長期性、復雜性、持續發展性的社會系統工程，其全面落實要始終堅持“三個結合”：一是要與上級綜治工作精神相結合，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推進要以省、市、區綜治工作精神為指導，落實上級部門的工作部署。二是要與經濟發展規律相結合，以經濟建設為基礎，從××地區的經濟發展需求和趨勢出發，繼續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才能使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具有科學性、長效性、穩定性。三是要與社會矛盾發展態勢相結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將會不斷涌現出新的社會矛盾類型，如何排除矛盾糾紛隱患，將矛盾糾紛解決在萌芽狀態，將促進社會治安防控體系自身的不斷修正和完善。
（二）從以人為本的角度出發，促進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落實和發展。
深入踐行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是核心，提高群眾的安全感、對社會治安的參與度和滿意度，是對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實施效果的最好詮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全面推進，要立足實際，始終以群眾安不安全、滿不滿意為根本考慮，切實圍繞社會治安問題的重點、難點和盲點，實現社會治安狀況的明顯好轉。要依靠群眾，發動群眾，始終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融入到群眾的日常工作生活中。通過形式多樣的宣傳教育使群眾首先做好自身、自我的安全防范，增強防范意識，減少犯罪分子犯罪機會；通過開展形式多樣的社區活動，進一步引導和發揮群眾參與社會治安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群眾承擔一定的治安防范義務；通過及時公開與群眾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治安信息，使群眾及時了解身邊的社會治安環境，采取相應地防范措施。
一、認清形勢，科學定位，建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長效機制
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要科學判斷和全面把握當前的社會治安形勢，牢牢掌握社會治安防控的主動權。××街屬典型的城鄉結合部，轄內影響穩定的因素多樣，治安環境復雜，主要表現在：一是地域形態多樣，矛盾糾紛隱患多，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難度突出。轄內地域形態多樣，既有××市最大的關閉國有企業—××氮肥廠，又有東圃最旺的商業地段；既有××區人口最多的城中村—××村，又有多個新型住宅小區，潛在的矛盾糾紛隱患多，主要是勞資糾紛、物業糾紛、鄰里糾紛、醫患糾紛、經濟糾紛，還存在著國企遺留問題、房屋拆遷問題等隱患。各種社會矛盾糾紛隱患的存在，給轄區的穩定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帶來很大的工作難度，要排查調處這些矛盾，既涉及到各種政策法規，又要協調各職能部門和社會力量齊抓共管。二是流動人口多，平均素質偏低，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壓力突出。轄內有出租屋1.9萬套，近年來外來流動人口迅猛增加，據初步統計，××地區的外來流動人口超過8萬人，平均素質偏低，相當一部分外來人口為暫時找不到工作、打散工、從事體力工作等人員。從近年來對違法犯罪分子人員的分析來看，外來流動人口的作案比例大，每年抓獲的犯罪嫌疑人中有80%以上是外來人員，其中，近90%以上的人落網前居住在出租屋，給××地區的治安帶來了嚴重的壓力。三是案件基數大，多發性案件典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挑戰突出。近年來，雖然我街每年刑事立案逐年下降，但基數仍然較大，其中盜竊、詐騙、搶劫、搶奪約占80%左右，壓案保平安的任務十分繁重。在源頭預防上，城中村內的治安防范工作由于受環境、居民意識、硬件設施等影響面臨很大挑戰；在打擊管理上，基層民警工作量多，壓力大，如何發揮他們的主力軍作用，整合更多群防群治力量參與面臨著挑戰；在教育宣傳上，面對居民群眾法律意識普遍不高、素質偏低的現狀，如何利用有限的資源，爭取最大效果做好宣傳教育工作，提高群眾知法、懂法、守法、護法等意識面臨著挑戰。街黨工委、辦事處以“發展是第一要務，穩定是第一責任”的觀念為指引，把保穩定和促發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科學地分析我街實際，從街道層面進行全局性、系統性考慮，探索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長效機制，建立健全街道層面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實現基層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觀念、思路的轉變和突破。
二、深入實踐，開拓創新，構建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基礎和架構
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要注重實踐，開拓思路，創新方法，在實踐中探索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突破點，解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根本問題。街黨工委、辦事處從20*年底開始，深入社區進行調研，召集研究討論，結合街道的實際情況，著手研究建立健全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工作。20*年3月份形成了《××街關于建立健全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工作意見》，并全面開始實施。治安防控體系主要包括以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安全防范、基層創安、流動人口管理、安置幫教、法律道德宣傳教育、執法聯動、隊伍培訓管理、組織保障、檢查考核為內容的“十大機制”，形成了以打擊為重點、以預防為基礎、以控制為關鍵，以建設、管理為方法，以改造、教育為手段，綜合性、立體化、系統性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根據當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特點，從轄區實際情況出發，提出了落實防控體系的三項工作原則：先易后難、突出重點、分步實施。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通盤考慮全街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方方面面，是實現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一個完美的載體，將街道轄內可利用的資源充分整合起來，形成齊抓共管、人人參與的大綜治格局。
（一）以統一高效為方向，建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運行機制。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科學合理的運行模式，是基層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關鍵。以統一指揮、方便管理為原則，建立了由街維穩及綜治委牽頭，以街道一級有關職能部門為主力，以社區居委會、轄內機構、單位和各類社會力量為基礎的縱向層級運行架構。在橫向聯動方面，主要分為三種模式：一是街道一級聯動，主要是職能部門之間的執法聯動和矛盾糾紛聯調聯動；二是社區一級聯動，圍繞平安和諧，以社區黨支部為龍頭，以社區民警為骨干，以社區治保會為基礎，以出租屋管理員、××公司治保隊員、社區內各企事業單位、居民群眾為主要參與力量；三是基層治安力量聯動，以××地區治安聯防大隊為載體，整合社會各類治安力量，提高治安隊伍的凝聚力、遂行力、戰斗力。以縱向層級運行架構為主體，通過橫向聯動工作模式進行協調整合，構筑一個職責分工明確、團結協作、效率快速、效益明顯的綜合運行機制。
（二）以保障有力為核心，建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指揮平臺。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指揮平臺，為基層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奠定堅實的基礎。以“綜治大格局，群眾得實惠，管理出實效，和諧又平安”為建設標準，建立街綜治工作中心，構筑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平臺。街綜治工作中心的功能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組織保障功能，表現為建立完善組織機構、工作制度、硬件設施，明確職責任務和部門分工；協調指揮功能，表現為通過制訂2人值班工作制度，建立日常工作流程，完善和落實聯調、聯防、聯勤、聯治、聯創的“五聯”運作機制；管理考核功能，表現為健全學習培訓制度、加強隊伍管理，進行工作績效評估、檢查考核。通過充分發揮綜治工作中心功能作用，強化基層管理，完善基層服務，優化基層資源，夯實基層基礎。
（三）以整合統籌為準則，建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精干隊伍。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整合社會力量建立社會治安工作隊伍，為基層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提供必要的人力資源。以公安派出所為主力軍，以治保隊員等治安力量為骨干，以群防群治力量為補充，實行警民結合、專群結合，充分發揮隊伍最大的工作效益。以××地區治安聯防大隊為載體，將轄區保安員、治保員以及物業小區、工業區、大型企業的治安力量有效整合，完善了聯網基地指揮臺建設，實現了勤務指揮聯動。以義務平安巡邏隊伍為補充，在社區民警統一安排下協助開展社區治安巡邏工作。通過治安力量的整合，達到有效的管理，高速、可靠、準確、綜合性的合理安排，發揮最大作用。
（四）以科技創新為指引，建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防范網絡。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通過市場機制運作，為基層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注入新鮮的血液。建立健全四個層面安全防范網絡：一是建設全街視頻監控系統，現在街面主要路段設置了212個監控點，城中村內街內巷設置了1*個監控點和5個監控崗亭。二是發動轄內物業小區、企事業單位自建視頻監控系統，現我街轄內主要小區、企事業單位安裝了1000多個攝像機。三是推進城中村單體出租屋視頻監控小系統建設，由屋主自籌資金安裝，主要對出租屋內部進行實時監控。四是推行家庭、商鋪內部技防建設，積極推行“手眼通”、億光安防、門禁系統等家庭、商鋪技防。通過建設四個層面安全防范網絡，動靜結合，人防、物防、技防結合，形成一張覆蓋全轄區范圍、解決重點治安問題、排除大部分治安隱患的安全防范網絡。
（五）以立體滲透為手段，建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宣傳教育模式。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建立全方位的宣傳教育模式，為基層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營造良好的意識環境。構筑××街法制宣傳教育平臺，以最大程度地方便群眾、最大限度地滿足群眾為目標，打造室內法制宣傳教育服務、室外法制宣傳教育服務、網上法制宣傳服務三大宣傳陣地，不斷創新宣傳教育方式，拓寬宣傳教育途徑，從源頭上預防違法犯罪，增強轄內居民群眾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促進社會和諧。
三、以人為本，立足長遠，進一步推進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落實和發展
（一）從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促進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落實和發展。
深入踐行科學發展觀，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為基本要求，使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落實緊緊配合經濟社會的發展，促進平安和諧社區建設。基層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是一項長期性、復雜性、持續發展性的社會系統工程，其全面落實要始終堅持“三個結合”：一是要與上級綜治工作精神相結合，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推進要以省、市、區綜治工作精神為指導，落實上級部門的工作部署。二是要與經濟發展規律相結合，以經濟建設為基礎，從××地區的經濟發展需求和趨勢出發，繼續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才能使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具有科學性、長效性、穩定性。三是要與社會矛盾發展態勢相結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將會不斷涌現出新的社會矛盾類型，如何排除矛盾糾紛隱患，將矛盾糾紛解決在萌芽狀態，將促進社會治安防控體系自身的不斷修正和完善。
（二）從以人為本的角度出發，促進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落實和發展。
深入踐行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是核心，提高群眾的安全感、對社會治安的參與度和滿意度，是對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實施效果的最好詮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全面推進，要立足實際，始終以群眾安不安全、滿不滿意為根本考慮，切實圍繞社會治安問題的重點、難點和盲點，實現社會治安狀況的明顯好轉。要依靠群眾，發動群眾，始終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融入到群眾的日常工作生活中。通過形式多樣的宣傳教育使群眾首先做好自身、自我的安全防范，增強防范意識，減少犯罪分子犯罪機會；通過開展形式多樣的社區活動，進一步引導和發揮群眾參與社會治安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群眾承擔一定的治安防范義務；通過及時公開與群眾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治安信息，使群眾及時了解身邊的社會治安環境，采取相應地防范措施。
一、善治對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的內在要求
鄉鎮社會管理舊模式的現實難題制約著改善民生的目標實現，必須通過不斷創新來實現突破與發展。具體而言，善治對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的內在要求主要有四點。1．立足民眾的需求和能力，把以人為本的基本理念貫徹始終善治的核心出發點是以人為本。“善”意味著尊重民眾意愿，提高民眾能力，也意味著一個高效用和高效率的政府功能來努力滿足所有公民增長的需求。［1］10因此，善治理念下的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應把以人為本這一基本理念貫徹始終。要適應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切實轉變觀念，實現管理與服務的有機統一，讓民眾的需求和能力得到真正的尊重。要達此目標，必須不斷創新社會管理的本土化服務，推進社會服務的科學化與專業化;從實際情況出發，因地因時制宜，真正把人作為最重要的資源，把民眾作為社會發展的核心主體，充分開發社會的人力資源和專業資源，服務于以普通民眾為核心的各利益相關者。2．著眼社會活力的深層激發，推進社會管理主體的多元與均衡在治理理論視角下，鄉鎮政府社會管理職能創新的重要方面是推進管理主體多元化并建立多元主體的合作網絡。［10］隨著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民眾的需求不斷擴展和提升，社會事務日益增多，社會管理的主體迫切需要重新界定與整合，以彌補政府單一力量的局限或不足。因此，社會管理主體不僅局限于政府部門，還需包括許多非政府部門。盡管目前我國社會管理的多元主體發展還不成熟，尤其是社會組織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能力尚不完善，政府應在社會管理主體多元化過程中起引導作用，著力推動專業化的社會服務，才能緩解政府壓力，促進政府職能轉變，使政府將精力和資源集中用于真正應發揮作用的領域，最大限度激發社會各方面的創造活力，增加和諧因素，減少不和諧因素，為民眾提供高質量的公共服務。3．注重內涵式發展，全面提升民眾的自主性與能動性善治強調民眾的中心地位。因此，在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中，必須充分調動民眾的參與，真正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要注重科學調研，切實找準民眾的關注點，使基層民眾找到歸屬感和認同感，主動自發地參與到新的發展實踐中來，而不是被動地聽指揮，表面上服從，內心里卻有不滿或不情愿。要達到這一目標，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提升鄉鎮社會管理人員的整體素質，使他們真正具備貼近民眾、深入民眾、了解民眾、帶動民眾、服務民眾的理念與能力。同時還應借助各類社會組織激發民眾的主動參與熱情，促進民眾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發展。4．著力保障弱勢群體的權利，增進社會的公平公正善治觀點認為，只有最貧困群體和社會弱勢群體受益時，治理才是善治。［1］12在我國經濟與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了諸多弱勢群體，他們由于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的低下狀態而難以像正常人那樣化解社會變遷與社會問題造成的壓力，導致生活陷入困境，處于不利的社會地位。總體看，他們具有經濟上的低收入性、生活質量上的低層次性、政治上的低影響力和心理上的高敏感性等特征。［11］他們的權益保障成為社會公平公正的重要衡量標準，也成為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的底線要求。要建立完善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渠道，借助法治化、制度化、組織化與社會化的力量保障他們的權益，使他們在多元利益格局中獲得應有的尊重。社會工作作為理念、制度、方法和人才的綜合體，其專業品性契合了善治對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的內在要求，可為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帶來新的契機。
二、善治視域下的社會工作與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
(一)社會工作對社會管理創新及社會治理的協同性與契合性
社會工作興起于歐美，是現代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產物，在社會發展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功能。它作為一種重要的制度設置與專業化力量，以“以人為本、助人自助、公平正義”為核心價值理念，用個案、小組和社區等科學的專業方法服務他人特別是弱勢群體，旨在增進社會福利，促進社會互助和社會公平正義。隨著我國各地探索實踐的深入，社會工作正逐漸從直接服務擴展到參與社會管理，從解決社會問題擴展到預防社會問題。在我國社會管理體制走向多主體、多元化治理背景下，社會工作日益顯示其重要性。［12］社會工作對社會管理創新具有重要的協同作用。［13］社會管理說到底是對人的管理和服務，而社會工作的目標正是增強人的社會功能，關注如何幫助個人、群體或社區增強其發揮社會功能的能力。它通過各種專業方法，在家庭、學校、社區等方面開展工作，解決人們參與經濟與社會建設的困難和障礙。社會工作對促進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變，激發社會活力、促進社會財富公平分配具有重要的基礎作用和專業優勢。［14］它不是把工作對象只看做被救濟、被改造、被動員的客體，而是看做多元主體的一部分;它善于調動主客體兩方面的積極性，從預防和發展的角度去分析和介入問題，從而有利于問題的真正解決。因此，社會工作可在實質上和深層次上參與社會治理。［15］近年來，北京、上海、廣東等地率先在社區管理、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等領域引介了專業社會工作，滿足了新時期的社會需求，使社會工作成為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機制，取得了良好的實踐成效。
(二)善治視域下社會工作對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的功能定位
1．理念優化理念的優化是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的關鍵所在。隨著我國經濟與社會轉型不斷深入，鄉鎮社會管理面臨的問題越來越多地表現為政府在推進改革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民生問題。在此背景下，以往強力的管控手段變得越來越不適應，理念的深層優化與轉變刻不容緩。社會工作是一個關心人且認為只有尊重人和理解人才能改變人的專業，它把改進人類福祉尤其是弱勢群體福祉作為自己的專業使命，蘊含著豐富的思想養分，且有一系列科學具體的方法保障其專業理念落實于實踐，從而使鄉鎮社會管理理念優化的功能落到實處。因此，鄉鎮要改變傳統的社會管理理念與舊模式，促進以人為本的柔性管理，逐漸激發基層民眾自主性和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社會工作是一個重要的現實依靠力量。2．方法改進鄉鎮政府存在的核心價值是為基層民眾提供服務。它是整個政府體系的終端，其所作所為及所提供的服務質量關系到民眾的生存狀態與政治信心。但是，由于政府工作方法以及既有體制方面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可能會導致鄉鎮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質量下降或者民眾并非客觀準確的評價，從而導致政府有心提供的服務無法達到民眾的要求和期望。社會工作作為以科學理論為指導并致力于助人自助的專業與職業，對保障以服務對象為導向的服務質量有著科學的、成熟的經驗和方法。因此，促進社會工作本土化，合理有效地在鄉鎮社會管理創新實踐中融入社會工作的專業理念和方法，同時結合鄉鎮地方實際完善和落實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的相關政策，將促進傳統群眾工作方法的創新，促進鄉鎮政府制定更有實效的政策和制度措施，更好地提供民眾滿意的公共服務。3．風險化解社會管理舊模式創新是一項系統工程，獲得收益的同時也要承受代價和風險。隨著我國經濟與社會轉型，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必須要考慮如何有效化解社會風險。當前我國農村正處于高風險期和危機頻發期，風險形態復雜多樣，然而既有的農村社會管理模式側重于事后應急性搶救，這種模式往往又強化了社會風險。［16］社會工作的服務機構和專門人才秉承專業理念與科學方法，通過實踐的廣泛介入可形成制度化的影響力，幫助解決困難群體和邊緣人群在物質和精神等方面的問題，及時化解社會不滿情緒，防范社會風險。同時，社會工作的介入可使鄉鎮社會管理體系更好地預判基層民眾的內在需求，采取及時且有針對性的應對措施，從而化沖突于未發，降低社會管理風險。4．人才支持在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的變革過程中，人才是主導性、能動性和創造性元素。社會工作專業人才是具有一定社會工作專業知識和技能，在社會福利、社會救助、扶貧濟困、社區建設、婚姻家庭、殘障康復、職工幫扶等領域直接提供社會服務的專門人員。這一獨特的職業優勢使其可為鄉鎮社會管理創新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因此，在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中，加強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并對相關管理與服務人員進行社會工作素養培訓，培育和孵化社會工作的服務機構、協會和服務站，將為鄉鎮社會管理創新提供多層次、立體化的組織與人才支持，使社會工作的理念優化、方法改進和風險化解等功能實現獲得有力的人力資源保障，從而更好地發揮社會工作的制度化影響力。
三、社會工作推進鄉鎮社會管理走向善治的實現路徑
(一)提升鄉鎮社會管理制度對基層民眾需求的回應能力
1．加強鄉鎮社會管理制度以民眾為中心的價值理念善治特別強調民眾中心導向，并認為如果不是以民眾為中心，制度就會成為絆腳石。［1］111但是，現實的鄉鎮社會管理制度較多是服從上級部門的指導意見，傾聽基層受惠對象的空間非常有限。這往往導致制度脫離民眾的實際需求和愿望，使制度從根源上背離了其價值立足點，實效性大大減弱。社會工作的“優勢視角”和“賦權”等理論都強調應充分激勵與發展服務對象的潛能與優勢，把問題落腳點集中于實現服務對象自主與自助能力的增長，并有配套的科學方法保障這一理念落到實處。因此，把上述價值理念融入其中，可更好地保障鄉鎮社會管理制度的民眾中心導向，提高鄉鎮社會管理制度回應民眾訴求的敏感度與能力，具體措施包括在鄉鎮社會管理制度的制定、執行、激勵及評估等環節融入社會工作的服務理念及相應的工作方法，充分聽取受惠對象的想法，甚至吸納受惠對象參與相關制度的制定、實施、監督和評估。2．改進鄉鎮社會管理制度回應民眾需求的實踐技巧社會工作有一系列的專業方法來保障其專業價值理念落于實踐，同樣，鄉鎮社會管理制度對民眾需求的回應能力增強也需要有方法與技巧上的匹配。因此，可利用鄉鎮日常管理和制度制定實施的機會把社會工作的專業內涵融入其中，以此來創新既有的鄉鎮社會管理理念和方法，增強相關制度的實踐靈活性與需求響應能力;使基層政府在面對民眾個性化、多元化訴求時，能夠通過科學而靈活的方法更好地把握服務民眾這一根本目標;使尊重、信任和支持民眾不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落實于鄉鎮社會管理的具體實踐，增強鄉鎮社會管理制度的合法性與公眾滿意度。
(二)促進鄉鎮社會管理工作人員的素質提升與結構優化
1．提升鄉鎮社會管理工作人員的社工素養，使其更好地為基層民眾服務鄉鎮既有的社會管理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對他們進行社會工作素養的培訓可優化他們為民眾服務的意識和能力。可與高校和社會工作服務機構合作，對相關的管理人員進行培訓，系統地提升其社會工作素養，使他們能夠會用乃至善用社會工作的理念、技巧和專業方法來提高實際工作能力與創新工作思路，使他們在面對實際問題時能夠有更多更好的解決辦法。如果條件允許，也可采取措施，組織和激勵與民生聯系密切的崗位人員參加社會工作職業水平資格考試，提升他們的專業服務能力。還可選派人員到專業社工服務機構學習，或外聘社會工作專業督導對相關人員進行傳幫帶，提高他們服務基層民眾的水平。2．促進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充實到鄉鎮社會管理隊伍中，優化隊伍結構可建立完善社會工作人才使用體系，以社會工作崗位開發設置為重點、社會工作人才資源合理流動和有效配置為目標，適當加大社工人才的使用層次和力度。可與國內外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培養單位合作，推薦人才到相關單位進修學習;也可在畢業生中做好宣傳動員，給他們提供一定的崗位與激勵，使他們能充實到鄉鎮社會管理隊伍中。同時，建立完善社會工作人才激勵保障體系，按照崗位名稱、職責任務、工作標準、任職條件和薪酬待遇相對應原則，在薪酬待遇、崗位津貼、社會保險、獎勵表彰等方面增加社會工作專業人才或具有社會工作職業資格認證的工作人員的收益，使他們能夠在鄉鎮社會管理框架內找到認同感、歸屬感和價值感，積極主動地貢獻力量，從而夯實并革新鄉鎮社會管理創新的人力資源基礎。
(三)推進弱勢群體的權益保障與基層社會矛盾的深層化解
1．以社會工作的介入保障弱勢群體的權益，推進社會公平正義照顧弱勢群體利益，疏導其不滿，防止社會矛盾集聚爆發，是鄉鎮社會管理模式創新的關鍵。社會工作可通過社會行政、政策倡導等方法對社會保障、社會福利政策施加影響，協調民眾與政府間的關系，同時，社會工作者可通過與弱勢群體的直接接觸，深入了解他們的需求并及時反映給政府或有關組織，從而降低社會管理風險。［17］我國的經濟與社會轉型會打破既有利益格局而創造新利益格局，往往會使貧困群體特別是在轉型中地位相對下降的群體產生剝奪感和心理不平衡。社會工作者一方面可通過澄清與溝通等方式，引導人們認識到因個人能力和社會條件限制造成的差別是不可避免的，一定程度上改變人們對其他階層或群體的認知偏見與不滿，減少觀念差異及由此引發的利益紛爭;另一方面可以運用優勢視角和賦權理論，幫助弱勢群體更清楚地分析環境及自身優勢，提升其改善生活的主動性與能力。2．以社會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創新基層社會矛盾的調解機制社會矛盾往往是由于人的需求未得到滿足而產生，社會工作特別強調以人為中心及服務對象需求的滿足，它運用科學方法和技能為有困難的人提供服務。鄉鎮政府可通過購買社會工作服務等方式促進社工機構及專業人員參與到基層社會矛盾協調中，或者使一線社會管理工作人員熟悉和掌握社會工作技能并應用于社會矛盾化解。依靠社會工作的專業方法，一方面能夠幫助個人、家庭、群體解決現實問題，利用澄清、同理心等溝通技巧使矛盾雙方更理性地對待矛盾;另一方面還可有效預防個人和社會可能出現的問題。社工機構和人員作為民眾和政府的“中間人”，可通過對政策的反饋和干預，引導人們有序而理性地行動，優化社會矛盾的協調機制。
(四)促進鄉鎮社會管理舊框架內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協調與革新
[關鍵詞]城市基層治理；基層社會；復合治理；網格化治理
一、導論
中國社會正經歷著深刻的社會變遷，城市化是其重要特征，這表現在城市的地域、數量、規模、人口的有效增長。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告，2010年城市化率為49.68%，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城市人口比重上升13.46個百分點，相較于1949年與1978年分別提升了42.38%、31.76%（如圖1所示）：
若將城市中非農就業的農村流動人口計算在內，毋庸諱言，城市已成為主導國人的生活區域，學術界已有的研究比較關注鄉村社會的治理研究，對于城市基層社會的治理研究相對薄弱。學術界對城市基層治理的研究主要圍繞兩個方面：1.以街區權力的行政運行為視角。Benjamin Read認為城市居民委員會是行政性草根接觸（administrativegrassroots engagemem）的鄰里組織，在其中國家創造、支持并管理著城市底層的組織網絡，此種組織網絡發揮著推進治理與政策執行的功能；朱健剛用“社區行政建設”分析1949年以來街道權力的變遷。2.從社會發展與政治建設的角度：先生認為在城市社區建設的目標中，應確立起以群眾自治為核心的基層民主化的主導方向；林尚立將城市社區視為中國政治建設的戰略性空間。
本文試圖從分析城市基層治理現狀入手，通過具體的案例分析，探討紛繁復雜社會現象背后基層治理所隱蔽的邏輯機制以及國家與社會之間是如何實現有效合作的問題。在案例研究的基礎上思考善治的內在理路與社會機制。相較于實驗法、大樣本統計分析而言，案例研究有助于檢驗與創造理論、辨識前提條件、檢驗前提條件的重要性、解釋內在的運行機制。以案例為導向的研究注重探尋客觀現象之間的聯系以及直接當事人對自己在事件中動機和信念的訪談，這些聯系和參與者的陳述可以為揭示因果關系提供線索，而本文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這些具體的原因和結果代表了什么樣的更為普遍的現象和內在的邏輯？案例研究的不足在于個案的普推性問題（generalization），因而本文的研究設計采用案例研究、社會調查與理論分析有機結合，從而來理解城市社會管理的真實世界，實現公民的美好生活。
二、城市基層治理的邏輯：以N市X社區案例進行分析
邏輯是對客觀世界的推理、總結、抽象以獲得系統知識的思維過程，是關于“一切物質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發展規律的學說。換句話說，邏輯是對世界的認識的歷史的總計、總和、結論。”而基層治理邏輯主要包括基層治理的基本預設、運行機制與價值取向。下文以N市x社區案例進行分析。
1.案例描述
x社區位于南京市Q區東部，占地24.1萬平方米，居住著約1600戶居民，不少業主租用小區車位。2010年8月開發商張貼告示：自2010年9月1日起不買地下車位的業主，車子一律不準進小區，由開發商聘用的世豪物業公司隨之執行該規定，阻止未買車位業主驅車進入小區。2010年9月1日早上小區物業公司不讓未買車位的業主私車進來，引發沖突，傍晚下班時因為小區物業的阻攔導致幾十輛小區車停在小區大門外，堵住小區入口與杉湖西路，憤怒的業主打斷了小區入口的門欄，9月4日沖突進一步升級，開發商雇傭了當地的小混混，穿上保安物管制服，協助物管暴力打傷部分業主，這期間轄區派出所多次接到業主報警電話。
9月5日多名業主驅車來到Q區政府，將大門堵住尋求說法，z副區長接見業主代表，答應在一定期限內回復相關問題，9月6日x社區所在的仙林街道辦事處（歸屬Q區政府管轄）責令開發商和物業公司必須讓業主車輛正常停放，在征求小區業主意見的基礎上，拿出一個妥善解決問題的方案。小區于2010年9月24日召開“首屆業主大會”，并且設立10個流動票箱，每個票箱由2名小區居民和2名街道工作人員保管，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了業主委員會，而后由新組建的業主委員會重新聘用了名城物業公司，取用“租售”并行的方式，“車位門”沖突漸漸平息。
2.案例分析
從上述案例出發，取用博弈論為分析工具從沖突與合作兩個層面來理解當前中國城市基層治理的基本邏輯：
首先，市場的邏輯。在基層社會場域中，理性的主體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數，追逐各自收益的最大化。假設車位出租，開發商有一定的收益，也方便了業主停車，雙方的收益各自為1，業主是以較低的價格實現停車，開發商也會獲得相應的報酬。如果開發商將車位出售，則可以獲得更高的收益，與此對應未買車位的業主相較過去則須付出很高的報酬，開發商與業主的各自收益為（9，-9），因為月租200元的車位還是較昂貴的，而此時若買車位則已從開盤時的8萬元漲到13萬元，業主難以接受，因而與開發商之間形成了如圖2所示的博弈關系：
個體理性的策略使得擁有地下車庫產權的開發商將車位“只售不租”視為最優策略，并且貼出告示：“從2010年9月1日起，不再對地下車庫有產權車位進行出租，如需固定車位位置的業主請聯系……”，物業公司系由開發商聘用，他們之間形成了“共謀”的關系，物業公司隨即通知：“不允許地面停車”，“不買車位，業主開車回不了家”，他們認為業主別無選擇，只能購買車位。
業主的理I生選擇是拒絕接受，并且打斷了物業公司封門的護欄，在小區內懸掛“無良開發商、強賣車位沒商量”，“反對強賣車庫，還我和諧家園”的條幅。因此在這里，開發商與業主（不合作，不合作）不僅是納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也是各自的優勢戰略（dominant strategy），一旦鎖定（look in），雙方都陷入困境之中，這就蘊含了深刻的隱喻：單純依靠市場機制的治理是不完善的。
新公共管理（NPM）主張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政府，通過市場力量來進行變革。其基本假設為只要滿足社區個體的需求則為良好的治理，市場是萬能的，依靠“這只無形的手”，人們之間就可以相互合作，提供幫助。通過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可以使資源的配置得到最優，舍此別無他途，亦如亞當·斯密所言：“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但是個體自利的理性選擇，也可能導致集體的非理性，甚至整體利益的最小化。這就需要外部力量的調節，霍布斯認為要保障大家生活得幸福，須“把大家所有的權力和力量托付給某一個人或一個能通過多數的意見把大家的意志化為一個意志的多人組成的集體。……在這種行為中，大家都把自己的意志服從于他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斷服從于他的判斷”，因為大多數人不但缺乏發現所有定律的能力，即使有也不見得能準確運用。
其次，國家的邏輯。x社區因“車位門”所引發的困境由行政權力的介入得以化解，在區政府、街道的支持下，社區業主第一次民主選舉產生的業主委員會，重新選聘物業公司，車位采取售租并用的雙軌制，沖突漸漸平息。由于行政體系的權威性、公共性，對社會資源的掌控與分配能力，使得城市基層政府仍具有較高的危機化解與服務能力。我們以隨機抽樣的方式對N市6個社區520戶居民發放關于“組織信任度”的結構化問卷，問卷題目為：“你認為下列哪些組織能代表與保護居民的利益？”統計如圖3所示：
當前隨著城市行政資源下沉，國家的邏輯體現為“兩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網絡”科層制結構，如圖4所示：
自上而下的制度設計一方面使得國家政令得以有效地貫徹執行，而另一方面科層制結構的等級化、封閉性、逆向負責制使得基層政府對社會事務的管理往往存在著遲緩、被動、前瞻性匱乏，自下而上的溝通渠道出現梗阻，問題由萌芽生成危機之后才會著手治理，正如參與集體行動的x社區業主所言：“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同時，這種命令——控制型的治理結構也使得不少決策難以反映公眾的真實訴求。例如，Q區政府房產局決定對F社區整治出新，施工隊進場對居民樓粉刷出新，可當工程進行到一半時，突然停工了，原來區政府拆遷辦通知房產局這里將拆遷，結果居民樓的外墻黑黃相間夾雜在一個立面上，再加上原先還夾雜著一些白色和紫色的涂料，社區居民說：“整幢樓看上去是一張不折不扣的大花臉，比以前還難看”。基層政府10多萬元的花費并未帶來群眾的滿意。
國家的邏輯體現了城市基層治理的一條主線，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言：“（中國）城市在這里——基本上——是行政管理的理性產物，城市的形式本身就是最好的說明。”國家邏輯的基本預設是只有政府才可以做出正確而理性的決斷，通過政府的深度干預維護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務，但實際情況是在紛繁復雜的當下社會，指令的者無法做到全知全能。正如約翰·密爾所言：“政府一到不去發揮個人和團體的活動與力量卻以它自己的活動去代替他們的活動的時候；一到不是對他們進行指教、勸導并有時指摘而是叫他們在束縛之下工作，或是叫他們退立一旁而自己去代替他們工作的時候，害處就開始發生了。”
本文并不否認國家的邏輯與市場的邏輯在治理方面的優點，但是當這兩種邏輯在基層治理實踐變得絕對化后，往往會走向事物的反面。因此，需要一種辯證的思維方式來應對日益復雜的社會，國家與市場之間并非簡單地二元對立。正如“車位門”沖突的平息所揭示：國家通過有效的制度構建，可以為基層民主與社會自治的實現提供安全保障，破解治理的困境，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三、城市基層治理的善治邏輯與路徑：社會管理的創新
“車位門”事件平息后，x社區所在的仙林街道進行了基層社會管理的改革，將群眾自主參與社會管理與政府公共服務下沉相互集合，形塑多元治理的網格化平臺，具體做法是以社區為基本單位，樓棟為基本單元，街道23.17萬平方米具體分為6個一級網格，40個二級網格，1144個三級網格（駐街單位），覆蓋轄區8個廣場、11所高校、14個商業網點、1個經濟適用房小區、24個商品房小區、25條道路、908家五小行業、1341個樓棟，如圖5所示：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社會管理方法，結果是減輕了一個癥狀，又導致或引發了多個癥狀的出現，難以標本兼治。與此不同，仙林街道社會管理將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與自下而上的公眾需求有機結合，其基本模式為：網格連心、服務為先、多元聯動、協同發展的復合治理（如圖6所示）：
“網格連心”：以公眾為關注焦點，建立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社會管理網格化體系，使社會管理服務覆蓋到街道每一個區域、各類人群以及所有社會組織，同時在社會管理中減少中間環節，縮短管理過程，實施“貼心、安心、暖心、知心、凝心”等“五心計劃”，架起政府與群眾之間的“連心橋”。
“服務為先”：以群眾的需求為導向，通過街道干部制度化、常態化地下沉到底、深入群眾、前移關口，把握群眾意愿需求，及時發現社會管理中的矛盾和問題，強化風險應對、過程控制，不斷增強工作的前瞻性、主動性和有效性，把工作重心從治標轉向治本、從事后應急轉向源頭治理。
“多元聯動”：充分依靠群眾的力量，民主選舉產生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自主管理社區公共事務，優化街道內部干部的崗位責任體系，打破機關干部與社區干部的條塊分割，建立街道、社區、網格、駐街單位、社會組織、社會成員之間的聯動機制，促進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層群眾自治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
“協同發展”：把公眾利益放在首位，將經濟發展、城市管理、平安法治、民生保障、科教人才、精神文明等工作統籌兼顧、整體推進，促進社區的全面協調與可持續發展。
網格化管理打破了科層制，一方面發揮政府在社會管理中的引導作用，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在民眾投訴之前，從源頭上解決因決策不慎所造成的社會矛盾與沖突，另一方面重視多元主體的自主、自治與協議作用，構建互惠、合作與信任的社會資本，力圖實現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在政府、市場和社會之間維持一種必要的張力，保持三者之間的中道，從而形成多中心的治理結構，實現互惠互利的合作，彌補政府失敗、市場失靈與社會局限。
仙林網格化管理實施一年多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街道在每月南京市城管考評中由過去的20多位一躍成為前列，2011年全年月度綜合排名獲得10個月第1名，2個月第2名，街道綜合工作全年在全區月度排名10個月第1名，2個月第2名，先后與駐街高校聯合成立了5個科技園、引進項目24個，沒有發生一起安全責任事故，由于及時解決民眾問題，保障其合法權益，有效提供公共產品，政府與民眾的關系明顯改善，民調滿意度達到95%以上，并且實現了“零上訪”。那么，仙林網格化管理為什么能成功呢？下面從治理的結構、主體、機制與技術四個方面具體分析其運行特點。
治理結構：由金字塔形結構向扁平化結構轉變，街道干部下沉到具體網格，“辦公室”設在各自負責的網格中，實現“人到格中去、事在網中辦”。依據社會管理對象的特點成立網格服務中心、高校服務中心、物業服務中心和商業服務中心，集中解決獨立網格難以解決的問題，從而形成網格與中心相結合，提高了行政效率。
治理主體：由單一管理主體向多元管理主體轉變，政府、居委會、業主委員會、企業、學校、物業公司成為網格治理的節點，通過定期召開的網格聯席會議，改變了科層制政府壟斷性的制度安排，形成了政府、社會、企業協同參與，多元共治、相互制約的管理格局。
治理機制：由被動處置向主動預防轉變，由條塊分割向網格集成與綜合治理轉變，實施“全方位、無縫隙、精細化”管理，力圖將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
治理技術：植入了計算機領域的“云管理”模式，街道建立的中樞架構及高位協調處理、信息服務，形成松散耦合而統一的云處理共享模式，三級網絡相互支撐的儲存器單位元將社區管理、公共衛生、安全生產、民眾全部納入網格化平臺，及時采集、存儲、分析、反饋與決策，實現信息交換與共享。
由上述對仙林網格化管理模式的分析可知，網格化治理是一個上下關切、左右協調、緊密相連的有機體。從知識譜系上溯源，網格化治理可以歸結到蘇格拉底。他認為：“當一個國家最最像一個人的時候，它是管理得最好的國家。比如像我們中間某一個人的手指受傷了，整個身心作為一個人的有機體，在統一指揮下，對一部分所感受的痛苦，渾身都感覺到了，這就是我們說這個人在手指部分有痛苦了。”
四、結論與討論
早期的組織管理在公平與效率兩個層面都比較欠缺。在馬克斯·韋伯看來，需要依照理性原則建立起科層制組織，自上而下的科層制管理有助于整體性公共產品提供，政府有形之手對于實現社會公平亦有積極意義，但龐大而臃腫的官僚結構壓制了個人自由與活力，阻礙了效率的提升。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新公共管理激發了個人的活力與創造力，有助于組織效率的優化，但政府的缺位無助于整體性公共產品的提供，市場機制難以實現社會公平。卡爾-波蘭尼認為，現代文明發展的歷程是自我調節的市場運動與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交織共生的雙向運動（double movement），“市場經濟只有在一個全面信任的氛圍下才能運轉”。
一、總體要求
(一)指導思想。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和二中、三中、四中全會精神，深入學習貫徹關于安全生產、應急管理重要論述精神，牢固樹立安全發展理念，強化紅線意識、憂患意識、風險意識和責任意識，聚焦作風建設綜合整治、安全法律法規貫徹實施、重點領城嚴管嚴查等內容，在推動安全責任落實和安全風險防控排查整治上再下功夫，進一步提升廣大干部職工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工作目標。推動全系統堅持以關于安全生產重要論述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把安全生產管理工作擺到重要位置，通過對各類安全風險隱患、薄弱環節開展專項排查整治切實解決思想認知不足、安全發展理念不牢和抓落實存在很大差距等突出問題，實現安全風險隱患排查全覆蓋，安全風險得到有效管控，安全隱患得到全面整改，安全生產風險管控與隱患排查治理等得到全面落實，全系統安全生產形勢持續穩定。
二、重點任務
(一)聚焦作風建設綜合整治。針對當前安全生產管理工作中政治站位不高、紅線意識不強、安全責任缺失、問題排查不扎實、隱患整改不徹底等問題，開展專項集中整治。要把學習貫徹重要論述作為學習重要內容，在黨組會，社務會、職工大會上安排專題集中學習，推進學習教育全覆蓋。重點要通過汲取各類安全教訓，以案說法、以案警示、以案促改，組織開展安全警示教育，深入學習宣傳貫徹落實關于安全生產重要論述等精神，切實提高安全生產政治站位，牢固樹立安全紅線意識。2020年12月底前，縣社將組織機關干部職工，社屬企業、基層社、專業合作社、養老中心、酒店賓館等經營服務網點的人員，至少開展一次集中警示教育。
(二)聚焦安全法律法規的貫徹實施。專項整治期間，各社屬企業要將宣傳教育與貫徹落實安全法律法規貫穿始終，全面學習貫徹落實《省政府安全生產監督管理責任規定》《市政府安全生產監督管理責任規定》《市生產經營單位安全生產主體責任規定》《市安全生產“黨政同責、一崗雙責”制度實施細則》以及縣委縣政府《關于進一步加強安全生產工作的實施意見》等內容，指導督促各經營主體以隱患排查治理為重點進一步明確安全生產主體責任，健全完善安全隱患排查治理機制和各種規章制度，制定符合自身實際的隱患排查治理清單，加強風險、隱患的防范排除等。積極組織社屬企業、基層社、專業合作社負責人，安全生產責任人、管理人及經營從業人員參加安全法律法規培訓，推動各項職責的全面落實。
(三)聚焦重點領域嚴管嚴查。要緊密結合復工復產及供銷社工作實際，采取自查、抽查、督查等方式，對人員密集場所、危化品儲存場所、經營設施老舊場所等重點區域和重要環節集中開展安全隱患排查整治，及早消除安全隱患。排查整治范圍：一是各類企業、基層社、專業合作社的辦公場所、倉庫及經營門店等經營主體的安全生產主體責任和管理措施落實情況;二是各類商場、超市、賓館、承租門店、養老中心、市場等人員密集場所的安全防范等情況;三是化肥、農藥、農膜、棉花、煙花爆竹、廢舊物資等易燃易爆物的生產、經營、儲存、運輸等環節安全管理情況;四是各網點經營的食品、商品、農業生產資料等產品質量安全保障情況;五是各網點的電源、火源、氣源及電梯、消防器材等設施的使用和定期檢查、維護情況;六是抗旱防汛期間，對處于地質條件不穩地段的社屬企業、基層社自營或出租經營網點的經營設施、圍墻、倉庫、商品和人員重點排查，對排查發現的隱患，要采取切實有效措施，立即整改;一時不能整改的，限期督促整改。
三、進度安排
從2020年6月至2022年12月，分4個階段進行。
1.動員部署階段(2020年6月20日前)。根據中央、省、市、縣關于啟動全面開展安全生產專項整治三年行動部署要求，結合各自實際，抓緊制定各自實施方案，對開展專項整治三年行動作出詳細安排。
2.排查整治階段(2020年6月至12月)。各單位要緊盯生產、經營中的重點區域和關鍵環節，尤其對節假日、防汛抗旱、復工復產期間的安全風險隱患重點開展全面細致的排查治理，建立問題隱患和制度措施“兩個清單”，明確整改要求，堅持邊查邊改，立查立改，確保整治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3.集中攻堅階段(2021年)。動態更新“兩個清單”，針對重點難點問題，采取積極有效措施，加大專項整治攻堅力度落實和完善治理措施，推動建立健全公共安全隱患排查和安全預防控制體系，確保整治工作取得明顯成效。
4.鞏固提升階段(2022年)。深入分析安全生產管理工作中的共性問題和突出隱患，深刻分析出現的問題及產生原因，建立健全全系統安全生產預防體系，切合實際制定出臺具體監管措施，逐項推動落實，形成適合供銷系統特點、系統完備的安全生產長效機制。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強組織領導。要從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的政治高度，深刻認識做好專項整治三年行動的重要性，強化責任擔當。嚴格按照“黨政同責、一崗雙責”和“管行業必須管安全、管業務必須管安全、管生產經營必須管安全”的理念，強化組織領導，有效傳導壓力，切實做到早部署、早準備、早排查、早預防，為確保此項工作順利推進，縣社成立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各社屬企業也要成立相應機構，制定工作方案，明確任務措施，靠實責任，確保專項整治取得實效。
1.社會管理的指導思想、和實施的目標計劃
由青海民族地區的特殊性所決定，目前的青海存在著社會管理體制建設薄弱，基層政府社會管理職能不突出且社會管理多方參與格局也并未成型。這都需要政府的密切關注，并從思想上對其發展進行戰略性引導，由以往的單純注重經濟建設的體制向更加重視社會管理與社會建設的方向來轉變。并通過樹立創新型的社會管理理念，在各級州、縣政府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的中體現創新社會管理的重要作用。同仁縣實施社會管理創新的目的就是在經濟基礎相對來說比較薄弱的基礎上，強調社會管理與社會建設的重要性；在全縣經濟穩步發展的前提下，建立多方共同參與的社會管理新體制。完成寺院社會化管理、城鄉社區網格化管理、農牧區自治組織建設以及社會矛盾糾紛處理等任務。
2.創新工作開展前同仁縣社會管理存在問題的具體表現
宏觀上看，同仁縣社會管理存在的問題和我國其他地區普遍存在的問題大抵相似。如：基層民主法治不夠完善；基層法制建設和規章制度存在落后和缺失；基層社會管理的行政主體責、權、利沒有清晰界定和嚴格劃分；社區服務開展不夠、覆蓋面狹窄、效果差強人意；基層社會組織主體發展不足等。微觀上看同仁縣社會管理存在的問題則必須從地區的特殊性入手：
2.1同仁縣雖然在青海省屬于中等經濟水平，但相較全國來說仍然屬于經濟發展的欠發達地區，其財政支出基本依賴上級財政的轉移支付，社會事業的發展必然受到經濟條件的影響。產業結構基本以農牧業為主，較為單一，也影響了鄉鎮對勞動力的接納能力。少數民族勞動者由于其自身原因和社會觀念的限制，在就業上一直困難重重，生活水平相對低下，社會矛盾由此產生。當個人發展不順，家庭生活條件無改善，所在地域經濟發展緩慢的多重因素的影響下，很容易心理失衡，會引起社會矛盾加劇發生，從而導致群發性事件增多。
2.2由于全省開展的游牧民定居工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工程、退牧還草工程等的實施，許多牧民離開牧區來到鄉鎮，他們沒有經濟基礎、沒有一技之長，找不到新的生活出路，生活極不穩定，就醫和子女求學成為兩大難題。雖然政府加大了對這批社會成員的財政扶持，但政府自身財政能力有限，財政壓力越來越大。
2.3同仁縣和青海大部分地區一樣是多民族聚居區，漢文化、伊斯蘭文化、游牧文化、藏文化聚焦。民族問題是青海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要如何保護、傳承、發展民族文化，并進一步推進各民族之間多元文化的融合和交流是鞏固民族關系、強化民族認同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二、黃南州同仁縣社會管理創新工作的深化
在2011年2月19日，同志在省部級領導干部關于社會管理及創新的專題研討會上曾明確提出，要如何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管理體系，也就是說必須緊緊圍繞總目標：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把握一切和諧因素，來最大限度地激發社會活力，從而提高社會管理的水平，使其更加科學化，并進一步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全社會參與的管理格局。在2004年6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提出了更適合社會發展的理論即“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在2007年召開的黨的十七大報告中也明確提出要“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在這一系列會議上都強調了加強社會管理中法律的完善、體制的建立、能力的建設，從而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最終達到促進社會公平，保持整體社會秩序良好。
對于當前要重點抓好的8項工作之一的基層管理工作,明確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基層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體系，通過對基層加大人力、財力、物力的投入，一方面可以夯實基層組織的基礎、整合基層組織的資源、壯大基層組織的力量、強化基礎組織的工作，從而達到強化城鄉社區自治的作用和服務功能，建立健全新型的完備社區管理和服務體制。進一步加強社會組織的管理職能，使得使得非公有制經濟的組織管理和服務員工的社會責任體系更加明確，進而推動社會組織力量健康快速有序發展。
充分認識工業在全系統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支撐和帶動作用，進一步堅定“工業強社”的理念，持續保持經濟總量的增長和發展后勁的提升。積極推動工業轉型升級，穩步提升全系統整體實力。創業集團將確保完成24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高質量推進76萬噸高精鋁板帶新材料項目。集團加快調試完善年產3萬噸箔軋和20萬噸高科板材項目生產線，積極籌建第二個年產3萬噸箔軋項目，用活用足國家相關政策，確保資本運營體系良好運轉。化工有限公司在鞏固化工生產經營的前提下，做強煤炭貿易和酒水批發項目，進一步擴大規模和市場占有率。加快其它傳統生產加工企業調整升級步伐，在精深加工領域實現新突破。堅持服務工業發展就是服務供銷社發展的理念，搞好各流通公司、基層社與工業企業之間的對接，在原材料供應、產品運輸、日常消費、餐飲住宿等方面延伸擴大服務空間，以優質服務促進高效發展。健全運營機制，做穩做實“龍頭企業+專業社+農民”的合作模式，讓廣大農民社員在支持企業發展中增加收入。
二、堅持改革創新，積極構建綜合服務體系
堅持以改革的精神，創新的手段，切實發揮供銷社在組織、經營、市場等方面已經建立起來的比較優勢，抓項目、抓基礎、抓服務，增實力、強活力，積極構建適應當前農業農村需求的綜合服務體系。
推進項目建設，壯大實力，提升發展質量和規模。2015年，完成基礎服務項目總投資1500萬元。加快推進供銷大廈鮮活農產品冷鏈加工配送中心建設，饅頭、面條、豆腐、豆芽菜等超市加工車間實現正常運行，并滿足區域總農產品、海產品、冷飲產品的大宗儲存。以農產品市場和日用消費品市場建設為主，建設具有供銷社特色的各類市場，新建碼頭綜合服務中心，擴建魏橋聯華超市，籌劃工業品公司的商業開發。切實發揮供銷大廈、賓館、農資有限公司、土產公司的龍頭作用，帶動全系統流通服務網絡建設，不斷提高網絡的運營質量與效益。生資公司、棉麻公司、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公司、周村儲運站等單位在確保資產經營效益穩步提高的基礎上，力求在開辟新的經濟增長點方面有所突破。
推進基層社建設，夯實基礎，提升服務能力。以省供銷社關于加強基層工作的意見為指導，緊密結合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通過發揮全系統的資本、市場、網絡等優勢，與村集體緊密結合，深入推進“黨建帶社建、社村共建”工作。以服務“三農”為出發點，以組織共建、資源共建、合作共贏為著力點，通過共建綜合服務中心、共建發展項目、共建干部隊伍等形式，努力培養基層社、村兩委、農民合作社和資金互助組織“四位一體”的基層組織發展新體系，實現供銷社基層組織向村居延伸，經營服務向田間地頭延伸。不斷完善基層供銷社自身建設，力求在整合資源、盤活資產、深化服務等方面發揮作用，取得突破。2015年，全系統領辦農民合作社15個，農民合作社聯合社3個，農產品龍頭企業2個，資金互助合作社5個，開展“黨建帶社建、社村共建”的村5個。
推進農產品經營體系建設，豐富服務內容。根據農村特點和當地實際，加快各類農產品市場建設。加強與專業合作社、種植養殖大戶、經紀人之間的對接，完善生產基地建設，積極探索發展訂單農業，提高農產品組織化、規模化、標準化生產水平。發揮供銷社網絡優勢，放大市場功能，拓展產銷對接渠道，促進不同類別、不同特色的優質農產品進城市、進超市和城鄉農產品批發市場、交易中心。依托鮮活農產品冷鏈加工配送中心，各基層社、專業社在保持好現有基地生產規模與質量的基礎上，協調配合龍頭企業，建立具有示范帶動作用的優質小麥生產基地2000畝，由基地直供的蔬菜、禽蛋、果品等農副產品突破10000噸。
推進現代農業規模化服務，拓展服務空間。緊緊圍繞農業產前、產中、產后服務需求，堅持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兼顧，因地制宜，創新思維，鼓勵探索，循序漸進。以探索“新形勢下怎么種地”為向導，以規模化服務為切入點，以“流轉式”、“訂單式”、“參股式”全托管服務為主要形式，結合生產要素集約化投入、標準化生產等現代化農業經營方式，圍繞玉米、小麥等大田作物，實施耕、種、管、收、售等托管服務，提高農業生產效率，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建立起從播種、田間管理、施肥用藥、農資供應、經營銷售為一體的完整服務鏈條。推進“菜單式”半托管服務，在耕種、澆水、打藥、收割、加工、銷售等環節開展社會化服務。2015年，建立服務規模化基地40000畝，各基層社規模化服務取得明顯成效。
推進品牌建設，增強發展活力。高度重視品牌效益，維護好品牌，利用好品牌。將各類資源要素向優勢企業整合投入，進一步培植壯大聯華超市、農資有限公司、煙花爆竹、賓館等傳統龍頭企業，改進提升經營服務質量與水平，擴大對外宣傳，提高品牌的社會知名度，增強社會影響力，努力爭創省、市優質品牌。龍頭企業與基層社協調配合，在流通、餐飲等各個領域加強合作，統一內部運作模式，統一對外形象設計，形成一個龍頭、一個品牌、一體化管理的新格局，創造系統品牌化、規模化、合作化的新優勢。以縣農村合作經濟組織聯合會為主體，以“供銷”連接、凝聚各類專業社及其它服務資源，加強指導與監管，創建既有品牌、又有內容的真正意義上的合作社。
積極參與小城鎮建設，大力推進公共服務向社區農民延伸。加快推進存量土地確權工作，并通過出讓、置換等方式在小城鎮建設中優先開發，建設供銷社為農服務中心、商貿中心和連鎖經營網點。按照新型社區建設到哪里供銷社服務就延伸到哪里的原則，重點在合村并居后的新型社區建設綜合服務中心，全面參與農村社區和經濟園區“兩區同建”。2015年，完成青陽、焦橋、臨池、長山等新型社區綜合服務中心的啟動，新建綜合服務中心2處。
三、完善管理機制，不斷提高企業運營質量
深化財務管理改革。不斷健全財務管理的各項規章制度，加大財務人員培訓，積極推行會計電算化。在保證收支主體和資金使用權不變的基礎上，建立縣社綜合經營服務中心結算中心，將基層社、流通公司的財務納入結算中心，統一管理與核算，實現規范化、制度化、系統化。嚴格按照封閉運行的原則，加強社員股金管理，嚴懲違規行為。明確社員股金定位，年終對社員股金效益進行單獨考核，不再列入企業綜合業績考核。認真執行資產經營管理的一系列規定要求，明確任務職責，規范運營體系，確保資產完整和經營管理效益最大化。
實施“人才興社”戰略。加強干部職工的培訓工作，高度重視人才的引進、培養和使用，讓人才成為供銷合作社事業重要支撐點。通過系統內部選拔、社會招聘等各種形式，不拘一格，把那些熱愛供銷合作社事業，富有開拓進取、拼搏實干精神，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人吸引進來，打造一支符合時代要求的干部職工隊伍，推動供銷合作社事業發展。2015年，將在政治素養、辦公自動化、業務技能等方面，分期分批對機關干部、基層單位領導班子成員進行教育培訓，每期培訓時間不少于10天。對新招用人員及部分年輕機關干部，完成院校培訓、實際考察等工作，品行優良、業績突出者予以提拔重用。以文化建設為引領，組織開展各種形式的勞動競賽、技能大賽等活動，提高職工隊伍素質。嚴格落實職工的社會保險，并綜合利用系統資源，采取靈活、多樣、自主的激勵措施，不斷提高職工福利待遇，增強職工的歸屬感和自豪感，激發工作熱情，調動積極性，創造留住人才的良好環境。
時刻抓好安全管理。堅持“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的方針，嚴格落實“一崗雙責”，健全安全生產管理機構和管理制度，實現安全生產責任全覆蓋。多形式普及事故預防、避險、自救和應急處置知識，強化重點單位、重點崗位監督檢查、消防演練和專項整治，切實增強防范和自救能力。嚴格責任追究，堅決實行“一票否決”。完善全系統安全統籌制度，進一步提高整體抵御風險能力。積極妥善處理各類來信來訪，努力化解各類矛盾糾紛，全方位維護好穩定。
四、全面加強黨的建設，為加快科學發展提供堅實的政治保障
堅持把黨的建設擺在全局工作的首要位置，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為契機，全面加強黨的建設，為全系統科學發展提供堅強保障。扎實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充分認識開展教育實踐活動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緊迫性，嚴格按照統一部署，在堅守“規定動作”的同時，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突出工作實際，將重點工作、重大項目、企業文化、教育培訓等融合到活動中來，豐富“自選載體”，創新“自選動作”，扎實推進各個階段的活動，確保活動不走形式、不走過場，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按照“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總要求，對本單位存在的問題進行一次大檢查、大整改，切實解決好黨員干部思想作風方面存在的問題，真正實現以活動開展促進作風的大轉變、素質的大提升、工作的大改進。
全面加強干部作風建設。大力弘揚“獻身基層、服務群眾”的奉獻精神，“誠實守信、立說立行”的商業道德，“堅韌克難、甘守清貧”的儉樸傳統，牢固樹立堅韌、擔當、爭先三種意識，從點滴做起，切實轉變作風。一是嚴肅紀律，確立制度的權威性。建立有章可循、依規辦事的長效機制，堅決杜絕決策上的盲目性、隨意性和工作上的無序性。二是堅持以服務為宗旨，持續轉變服務態度。把為發展大局服務、為企業和農民群眾服務，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確立角色意識、大局意識、服務意識，重點解決“庸、懶、散、奢、私、貪、蠻、橫、硬”的問題，不斷提高服務質量。三是凸顯創新作用，提高工作效能。堅持以創新為重點，轉觀念、拓思路、改方式，立說立行，提質增效，形成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創造團結進取、爭創一流的濃厚氛圍。四是厲行節約，建立節儉辦社機制。始終秉承供銷社人艱苦奮斗、勤儉持家的優良傳統，制定會務安排、公務接待等等一系列標準規范，建立節儉辦社的制度體系，杜絕鋪張浪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