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07 15: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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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評估準確評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是破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困境、推進高校治理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新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既面臨西方思潮沖擊、社會結構變遷、信息網絡化等外向性風險，又存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運行體系、課程體系、理論研究體系衍生的內源性風險。當前，可以從風險識別、風險分析、危機評價等環節著手，借助可視化、可量化、可感知的評估方法，有效提升高校防范化解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能力，為新時代高等教育事業行穩致遠保駕護航。
一、風險識別：發現風險項目與辨認危害要素
風險識別是評估新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前提和基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辨識是一個發現風險、辨認風險并描述風險的過程。這一過程旨在發現風險項目、辨認危害要素、描繪風險要素特性并輸出風險清單。1.治理風險的識別因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識別的過程中，要識別的要素主要包含危害要素和風險源、確定的風險事件、潛在的風險征兆等。其中，辨識源頭類危害要素和衍生類危害要素是第一步。只有做好危害要素的識別工作，才能找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真正誘因。識別風險事件和潛在征兆則屬于風險識別的中心任務。一切風險皆由事件觸發，因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識別的過程中，應當重點關注給思想政治教育帶來消極影響的確定性事件和潛在征兆。2.治理風險的識別程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識別是一個發現、辨認、描述、清單輸出的完整過程。其中，確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范圍和對象是風險識別的首要環節。當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范圍大體可劃定為國際國內兩大變局，對象則是各危害要素。把握風險項目是識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第二步。當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由危害要素、確定的風險事件和潛在的風險征兆構成。歸納風險類別并凝練風險特質是識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第三步。當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風險類別大致可分為外向性風險與內源性風險。風險清單輸出是識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第四步。這一環節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識別的輸出，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分析的輸入。通過形成風險清單，既能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識別提供可量化的依據，也可以為風險分析提供可量化的標準。3.治理風險的樣態歸檔。新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因教育環境的變化，產生了不同形態的風險。根據事物發展的外因和內因，大體可歸結為外向性風險和內源性風險。其中，外向性風險源自國際、國內雙重語境。從國際大局勢看，自由主義、功利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等西方錯誤思潮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課程的推行、教育理論的宣傳、教育工作的運行造成了沖擊，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學生對的認同。從國內大環境看，社會結構變遷和智能信息化時代的到來，改變了意識形態斗爭的戰場，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的主陣地作用有所削弱。內源性風險則是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體系中存在的工作地位邊緣化、工作機制滯后、政工隊伍游離、主體資源流失、教學與科研績效割裂等治理風險。如面對不斷上行的社會競爭壓力，部分高校為了提高院校的競爭優勢，將關注點側重于增設校園硬件設施、擴大招生規模、爭取辦學經費等方面，“增加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被邊緣化的風險”[1]。4.治理風險的識別方法。一般而言，治理風險的識別方法主要有德爾菲法（專家調查法）、安全檢查表法、問卷調查法、Citespace計量分析法。其中，德爾菲法在本質上是一種基于專家意見的反饋匿名函詢法。該方法能夠迅速定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風險點和風險源。安全檢查表法則是辨識危害要素的“索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確保風險排查的全面性、廣泛性。問卷調查法和Citespace數據計量法則屬于定量分析法。其中，問卷調查法是識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常用方式，能較為客觀地反映某一時段學科體系某一方面存在的問題。以Citespace為代表的大數據識別方法利用科學計量軟件Citespace進行關鍵詞共現和聚類分析，不僅可以直觀、準確地識別風險點和風險源，還可以構建科學的知識圖譜。
二、風險分析：尋找風險點與追溯風險源
風險分析是評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核心環節。作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第二個子過程，對治理風險的致因分析著力于尋找風險點和追溯風險源的成因，側重于從環境和主體風險源出發，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發展階段、運行機理以及內在張力。1.治理風險的分析理路。首先，風險要素包括風險源、觸發行為、風險點、傳導路徑等。其中，風險源包括確定性風險事件、引起損失的不確定因素、潛在導致風險的事物或現象等。觸發行為則是風險引爆的“助燃器”，它能激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潛在的風險因素，并將其轉化為實際的風險事件。風險點是連接潛在風險源和外部環境的媒介。傳導路徑則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中的線索。通過這一線索，風險點、風險源、觸發行為得以串聯。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主要由環境風險源和主體風險源引發。前者指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復雜嚴峻，后者指高校內部各權力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再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產生，實際上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風險要素的動態互動過程，即在特定危險行為的觸發下，導致風險點、風險源產生集群風險，進而通過傳導路徑不斷延伸和擴散。2.治理風險的引爆條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既受自身發展規律的約束，又面臨來自外部環境的挑戰。因而，我們大體可從環境風險源和主體風險源切入，考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引爆條件。一是對環境風險源的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環境風險源可歸結為國際風險源和國內風險源。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影響下，西方發達國家的一些生活方式極易受到青年學生群體的追捧。隱藏在西式生活表象下的西方價值觀念是沖擊我國高校主流意識形態的重要因素。同時，在市場經濟中滋生的功利主義、拜金主義等傾向，造成了部分大學生對社會責任感和社會主義價值觀念的漠視。此外，部分大學生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認知偏差以及當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臨的一些新情況也會產生環境風險源。二是對主體風險源的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主體和客體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受教者和施教者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來自社會各方面的影響，其意識的多變性勢必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同時，高校治理結構中各權力主體失調引發的學術權力地位邊緣化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性質異化，增強了人才培養、學術研究、財務管理和人事任命等各類權力運行過程的不確定性。[2]3.治理風險的分析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事件樹分析法、因果分析法、根原因分析法、Citespace計量分析法、智能算法等。其中事件樹分析法屬于事故概率分析范疇。只有確定事故發生的可能性才能確認該事故能否構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治理風險。因果分析法主要結合“‘是/否’邏輯”來識別思想政治教育中“所有相關的原因和潛在結果”[3]（P53）。因而，它能幫助人們更全面地認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病因。根原因分析又稱損失分析，是一項結構化的問題處理方法，旨在逐步找出問題的根本原因并加以解決。[4]（P43）Citespace計量分析法和智能算法則可以幫助人們借助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隱性風險明晰化。這兩種方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隨機性和偶然性。
三、危機評價：劃分風險等級和確立優先次序
作為風險評估的第三個子過程，危機評價主要是將風險分析的結果與風險準則進行比對，以此決定風險等級或其大小是否在主體容忍的范圍之內，并依據損害程度確立防控的優先次序。1.治理風險的評價要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評價對象是指風險后果或損害程度。一般可將風險帶、風險等位線、風險等級等因子視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評價要素。其中風險帶確定風險評價的范圍。按照風險的容受程度，可將風險帶劃分為風險上帶、風險中帶、風險下帶。如我們可以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過程中的環境作為風險帶，其中國際環于風險上代，國內環體處于風險中帶。風險等位線是風險評價的中介。我們可以通過不同風險等級數值，規定風險評價的指標。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風險評價中，風險等位線一般指風險的閾值點。風險等級是風險評價的關鍵，它確認風險評價的結果。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風險評級中，可以通過評分的方式來確定風險等級數量以及風險等級的范圍。2.治理風險的評價內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評價，本質上是對風險識別和風險分析的概括與總結。它側重于關注治理風險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工作乃至社會運行帶來的消極影響。因而，可以從政工隊伍、師資力量、教育客體、教育環體、社會效益等方面綜合評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風險產生的后果。一是對政工隊伍的評價。高校政工隊伍是開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重要力量。對政工隊伍的評價要圍繞歷史、現實、未來三個維度展開，既要充分肯定高校黨委領導班子過往取得的成績，也要立足現實，客觀陳述各院校、各部門在執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二是對師資力量的評價。師資隊伍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資源，對師資隊伍的評價應當包括理論知識水平和價值傾向。三是對教育客體的評價。當代大學生思想理論素養和實踐能力的高低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成效最直觀的反映。要善于根據上課出勤率、志愿活動參與次數等具體指標來對大學生進行評價。四是對教育環體的評價。思想政治教育環體從范圍來看可分為國際大環體和國內小環體，其中國內小環體又可分為校園環境和社會環境。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環體的評價不僅要全面，而且要精準。因此，有必要在實際調研的基礎上，深入認識環境與思想政治教育主客體的關聯。五是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社會效益的評價。通過評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成果，能正確引導社會輿情的發展，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工作的社會認可度。3.治理風險的評價指標體系。要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進行合理的評價，就必須建立一套評價指標體系。一方面，我們要推動風險評價的定性指標朝民主化、法治化、高效化、協調化、制度化方向發展；另一方面，要引入可量化的指標，如可以將評價指標與監控指標、預測指標相協調，確保指標體系的科學性和準確性。4.治理風險的評價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后果的評價方法，主要有模糊目標檢驗法、比較法、效益評定法、接受程度評定法等，此外還有定期評估和不定期評估等。以比較法和效益評定法為例，運用比較法來評價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和客體之間，駐地環境之間，教育過程、目標、內容、形式和效果之間，甚至教育單位之間”進行共時性與歷時性比較。[5]效益評定法則是一種量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大小、高低，可以通過確切、直觀的社會效益進行評定。換言之，如果投入遠大于產出，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將面臨較大的風險；如果產出遠大于投入，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等級較低，質量較高。
參考文獻：
[1]魏明祿，丁烈云.新時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風險及其規避[J].學校黨建與思想政治教育，2009，（31）.
[2]許邁進，章瑚緯.高校內部治理風險的結構性探源[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3）.
[3][4]張增蓮，編著.風險評估方法[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7.
（一）風險社會的內涵
“風險社會”這個概念由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首先提出，這里風險指的是：“完全逃脫人類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氣、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隨的短期和長期的對植物、動物和人的影響”，現代風險社會具有以下幾點特征：第一，現代社會風險是圍繞“人”而產生的各種風險，其中包括由于人類活動所帶來的未知性后果、人類活動導致自然環境的未知變化、社會制度本身缺陷所帶來的風險。第二，現代社會風險具有一般風險所有的不可預見性和無法度量性。第三，現代社會風險具呈現全球化和高危化趨勢。
（二）風險社會對國家治理提出的新要求
首先，風險社會背景下，政府應當高度關注風險預防和治理工作，將其納入到核心職能當中。如今，巨大的風險可能使得多年積累的財富化為烏有（亞洲金融危機），政府非常有必要將社會風險管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其次，政府應當提高對自然、社會風險的預見能力。盡管風險具有高度不確定性，但是政府作為一國資源和信息的最終掌握者，識別和預警風險并非絕無可能，政府需要時刻保持清醒，理性評估事項收益和風險的得失。
第三，政府應當具備較強的宏觀駕馭能力的同時擁有合作精神。風險的全球性和高擴散性使得一些局部事件可以迅速演化為全國性社危機。政府應當具有強有力的宏調控手段，同時與他國政府、社會力量積極尋求合作，果斷而堅決地阻止事態進一步惡化。
第四，制度化風險的存在要求政府不斷完善政府管理體制，著力構建民主、公平、開放的社會體系。中國當下面臨的最嚴峻的社會風險是制度風險，其中主要包括：制度轉軌風險；以收入差距為核心的社會差距的擴大；信息的流動和控制以及金融危機等。雖然社會風險的防治看起來更依賴于政府的調控，但事實上更加需要暢通的信息溝通，高度的社會合作和公民的自覺配合。
二、風險社會下我國國家治理面臨的困境
結構性失效涉及以國家為中心構建的整個治理結構，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國家治理能力的軟弱，政府無法承擔應有的維護社會秩序和保障公眾安全的功能，更無法保證市場和公民社會的正常運行；另一種是政府與公民社會、市場的關系不平衡，甚至僭越了他們的功能，從而誘發了后兩者的失效，造成眾多的社會問題。
制度性失效一般是指一些現存的規則和安排存在明顯的缺陷，無法有效實現其目的甚至具有反作用。表現為：一些某些社會問題沒有建立相應的規章制度，存在法律真空，無法有效約束主體行為。或者雖然建立了相應的制度，但無法實際實行、取得其應有的效果，存在制度自身不到位；或者已經建立的制度并不適應具體的條件，存在制度的不適應。
政策性失效主要是因為國家要面對和解決不斷出現的各類問題，現有的政策會因為實際情況的變化而不適應當下的需要，對于任何一項政策或者制度，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情況的變化都存在失效的可能。
三、風險社會下實現國家有效治理的策略
政府對于風險社會的治理不可能完全避免嚴重公共危機的發生，但風險社會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又使得政府無法逃避風險社會的治理責任，因此，政府應當設法提高風險治理手段的有效性，國家治理體系本質上來說就是規范社會權力運行和維護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本路徑包括：
一是要逐步完善國家治理體系。發揮黨和政府在國家治理中的核心和主導地位的同時，要足夠重視市場與社會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充分發揮七自身的調節和反饋功能。十八屆三中全會反復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的決定性作用，實際來講，市場不單單起著配置的功能，還具有建構經濟秩序的效應。
一般來說，“救火式”治理現象通常是指政府在短期出臺大量應對措施或采取集中整治行動，并通過這種應急式的措施和行動來解決困擾實際工作的一些突出問題或危機的方式。在我國的環境保護、金融管理、食品藥品監管、安全生產管理、災害管理等許多領域經?？吹竭@種現象。筆者認為，“救火式”治理與“運動式”治理有較大區別，比如，在治理對象、治理效果方面，“救火式”面臨的問題更加急迫，問題往往具有“蔓延”或“突然爆發”等特點，從風險防范視角來看，“救火式”治理現象更多體現的是一種危機應對的思維和方式方法，直接效果就是要消除其危害，即“滅火”或“控火”，實際上折射出的是治理主體的一種危機管理方式；而“運動式”治理現象中的政治意味更強，它與政府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緊密相關，整體上看，運動式治理折射出的是一種“問題管理方式”，而問題治理的緊迫性有時并不突出，甚至可以認為，這是一種政府日常狀況下的管理形式和運作機制。
風險管理視角下的“救火式”治理現象的主要癥結
20世紀末，以德國社會學家貝克為代表的一批學者提出“風險社會”概念，他們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和全球化的擴展，人類已進入一個“風險社會”時代，并與傳統社會中的風險相比，現代風險在本質、表現形式和影響范圍上已有很大的不同，它們更難預測、更難捉摸、影響也更加廣泛。目前，中外學術界對風險的界定也有差異。國際風險管理理事會（IRGC）認為，風險是一種心理建構，它們并不是一種真實的現象。①有的專家如奧特·倫內認為，風險的定義包括三個因素：有害結果、發生的概率和現實狀態，并從技術測量、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文化學等角度也都印證了這一點。②經濟學家格利茨則給出關于風險的十分寬泛的定義：“風險是指結果的任何變化。”③歐洲化學工業委員會認為，風險是一個特定的危險的作用發生的可能性。④目前，更普遍地被大家接受的是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的概念：“風險是不確定性對目標的影響?！睆娘L險防范的視角來看，“救火式”的治理方式通常很難取得長效，有的很快會反彈或失效，有的根本沒有什么效果，甚至適得其反。在此，筆者將探討影響治理體系中風險防范制度建設工作、導致耗費更多資源去“滅火”的主要因素。
治理價值取向影響了政府工作導向?！熬然鹗健敝卫憩F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價值取向的問題。政府在治理中秉持的價值取向直接會影響其將有限的資源和精力放在何處。具體來說，從政府價值的取向來看，究竟是“效率優先”，還是“公平正義優先”？這個問題一直存在較大的爭論，這實際上也給地方政府或干部帶來一定的錯亂。從政府的實際運轉來看，在市場經濟中政府的角色十分吃重，特別是地方政府，既要發展當地經濟，又有提供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等職責。由于價值取向的原因，在推進市場經濟過程中，有的地方甚至出現“全員招商型“的政府，一些地方人大系統、政協系統的公職人員都有招商任務，政府和政府公職人員把所謂“超常規、跨越式的發展”作為實際工作的核心任務，把迅速做大地方經濟總量作為工作的基本導向，同時作為考核和晉升當地干部的主要指標。不難看出，這種經濟效益導向型的政府，使政府更像企業，更關注經濟利益，勢必導致政府本應承擔的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和環境保護職能被嚴重削弱，很難加強風險防范工作。
整體制度設計不足影響風險治理。近年來，在“松花江”污染、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三鹿奶粉”事件等許多重大特大突發事件的應對中，這種“救火式”治理重復出現，很多問題大同小異，甚至完全一樣，這突出反映了“風險防范制度”設計的整體性不足。近年來，我國在金融管理、社會穩定、廉政監察等領域納入風險防范的理念和方法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進展，但同時也暴露出政府風險管理推動工作缺乏總體設計，導致政府風險監管職能不明確、企業和社會組織對風險管理的認知不足等一系列問題。另外，從組織內部的文化和制度設計來看，缺乏“反思性文化”和“反思性制度設計”也是一些類似重大事件或事故不斷發生、難以根除的重要原因。
政府風險治理能力的嚴重不足?，F代國家治理體系的真正建立，對政策和制度設計以及政府和干部的政策設計能力要求更高，這體現在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能力上，反映在干部崗位履職能力上。舉例來看，2008年面臨國際金融危機，我國啟動了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最終雖實現了2009年9.2%的經濟增長，但也導致后續產能過剩、庫存積壓、通貨膨脹的危險增加、地方債務飆升、資產泡沫膨脹等一系列問題。成思危同志事后總結分析“如果當時在政策研究上多下一點功夫，分析它的利弊，把握好一個度，不要過度，可能今天遇到的困難就會少一些”。這實際上暴露出政府和干部在市場經濟監管中的風險管理能力嚴重不足，事后應急準備措施也不充分。此外，在信息化、城市化的進程中，治理過程中面臨的“系統性風險”（Systematic Risk）加大，使得治理的難度提高，這也是不爭事實。當前，政府主導的治理活動已很難通過簡單的“線性”治理措施就可以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通過體系化、規范化、科學化的治理制度設計，制定長期、科學、準確的施政戰略來解決一系列的棘手問題。
風險防范視角下的治理制度重構的重點
重視治理制度的整體性、預防性和邏輯性設計。現代治理體系的一個顯著特征是重視問題治理的整體結構設計，根據政府內部和外部面臨的問題的輕重緩急、公共資源的數量和質量、治理效果等情況來完成一系列制度設計，這需要不僅關注外部的治理對象和過程，還應關注內部的治理結構的邏輯設計，以形成嚴整、完善、有效的治理體系。近年來，許多國家都在作探索治理體系的整體性、預防性、邏輯性構架。比如，美國聯邦政府一直探索如何將有效治理與財政支持、績效考核等相關制度進行有效結合。2003年以來，美國逐步把開展國土安全風險管理與針對國土安全部的預算管理、績效管理有機結合起來，以保證聯邦預算能夠支持國土安全中面臨的最優先性問題的解決，提高績效管理的針對性和科學化。一方面，以開展風險管理為基礎，把風險評估作為開展國土安全項目建設和獲得相應預算支持的前提條件。2007年2月，美國聯邦審計署在《應用風險管理原則指引聯邦投資》中明確指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和國土安全部都需要基于安全風險分析和評估來配置各類安全資源，才能獲得相應聯邦財政支持。另一方面，以促進風險管理為著力點，加強績效管理。通過加強對國土安全風險管理工作的績效考核，在有限公共資源情況下，根據國土安全部的計劃執行情況，更準確、便捷、科學地考核國土安全部及其相關管理人員的工作。另外，在促進聯邦預算支持最優先國土安全項目和行動的同時，讓國土安全領域的相關開支和績效考核信息在統一的監督程序中完成，促進預算計劃及各項審查活動，與風險評估工作的實際需要有效結合，與風險評估的結果有機對應，并可以使國土安全項目管理人員的相關支出和活動得到更有效監督和適當獎懲；同時還對非政府組織主導的國土安全項目進行績效考核，并作為下年度項目或類似項目對其財政撥款的重要指標。從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也需要加強包括治理價值取向在內的一系列整體的治理制度設計，為從更基礎的層面上解決“救火式”治理現象創造條件。
重視“制度設計人”的風險管理能力培養?！熬然鹗健爆F象反映了政府和干部參與治理的綜合能力嚴重不足，直接體現在對“制度設計人”的能力培養中存在的問題。長期以來，我國的公務員體制都是側重“學歷教育型”的培訓體制，即主要以課堂講授為主，缺乏對其能力的專業化、專門化訓練，這已遠不能適應現代公務員培訓和治理能力的需要。從國際趨勢來看，世界上主要發達國家的公務員培訓都是履職履崗培訓。同時，從現代政府的突出特點是治理能力的科學化。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特點集中體現在治理能力的科學化和規范化，這也是近些年一些國家治理體系改革的重要目標。2005 年英國政府開始實施基于PSG勝任力框架的公務員能力建設戰略行動，并于2008年以PSG勝任力框架為基礎，制定了公務員能力建設的推進戰略。2011年美國《全國應急準備目標》，指出能力是“提供了從特定情況下的一個或多個關鍵任務績效到績效目標領域中的實現一種使命或功能的途徑”，并界定31項核心能力。從中國治理體系的建設來看，要加快推進政府能力建設的科學化、標準化、規范化水平，建立公務員能力培養體制，要制定相應的能力要求規范或指南，提升其治理的專業能力。
重視相關配套性制度的結構性改革。一是要從戰略上解決政府的價值取向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直接把“公平正義”當作全面深化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對政府價值取向的基本定位，回答了黨的十四大報告以來長期討論的“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這就需要地方政府全面放棄原有的“效率導向型”的發展思路，中央政府要加快推進中央和地方的財稅制度改革，促進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相匹配；需要加快推進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圍繞“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加強相應的包括政府績效考核、公務員晉升和評價等一系列的制度設計。二是干部選任制度改革是國家吏治改革的關鍵一環。當前，要考慮完善選任制和委任制干部選拔制度，研究領導干部的退出機制和相應的保障機制，建立全面、規范的領導干部問責制，建立公務員與社會統一、銜接的保障制度，構建權威規范、科學適用的公務員績效考核管理制度等。三是抓緊建立公共政策的評判機制和回饋制度。政府出臺重大政策，要有前期的風險評價政策，并需要快速的反饋和評估，及時調整和不斷改進公共政策，并確保公共政策的穩健性和科學化，這就需要運用網絡、技術測量等工具建立快速的評判機制，使政府能夠及時從工作中得到回饋并修正政策。
全面推進風險管理制度以克服“救火式”治理現象
推進全面風險管理制度是完善治理體系的國際趨勢。從20世紀80年代末至今，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荷蘭、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相繼在把風險管理作為完善治理體系的一種重要手段。早在1997年，加拿大政府將“風險管理”列為公共治理現代化的四個主要支柱之一。最近幾年，一些國家已構建規范、嚴密、系統的政府風險管理制度，政府風險管理逐步演化為政府施政的基本戰略，英國、加拿大、法國、美國等國開始實施戰略風險管理。比如，2008年2月，英國內閣辦公室戰略中心《實現英國的潛力：未來對英國的戰略挑戰》報告，認為英國政府面臨著公民生活條件差異、老齡化、社會安全、個性化的公共服務、氣候變化、民主創新等10個方面戰略風險的挑戰，強調英國政府要加強相關資源的科學和長期配置，才能保障英國社會的持續安全和繁榮；2011年11月，美國開始了國家戰略風險評估（SNRA），進一步加強國家的戰略風險管理，控制未來可能影響美國發展的潛在問題，更長期做好國家的整體資源配置，促進并引導相關社會資源的配置，進而完善其國家治理體系。
以全面推進政府風險管理作為重要切入點。一是把政府風險管理作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項基本戰略。研究和考慮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帶領下，加強對政府風險管理建設工作的統一指導，加強對推進風險管理工作的整體性、預防性、邏輯性設計，系統研究和總結國內外政府風險管理工作的經驗和教訓，制定國家風險管理總體規劃，建立和完善中央各有關部門參加的政府風險管理工作制度，制定政府風險管理手冊或指南，加強對政府風險管理推進工作全過程的指導、監督檢查和總結評估。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加快建立國家風險評估制度，增強我國的戰略風險管理能力。研究和考慮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或相似機構平臺基礎上，建立中央政府的建設政府風險管理經驗快速推廣平臺。抓緊開發政府風險管理的相關技術工具。二是構建國家風險管理統一的標準體系。應結合我國的城鎮化和信息化建設的綜合需要，加快建立標準統一、科學實用的國家風險管理標準體系、框架和技術工具。三是強化和健全政府相關部門的風險管理職能。研究和明確各級政府部門的風險管理職能，探索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內部設置風險管理的職能部門，并探索建立涉及各領域的風險管理主體（如環境保護、安全生產、食品安全等相關職能部門）、風險治理財政撥款（如財政部門）、風險管理績效考核和問責（如審計、監察等）、風險管理計量和評估（如統計、人大等）風險管理評估等部門的政府整體性、邏輯性架構設計。政府各相關部門要根據自身工作特點來完善內部運行的風險控制機制，探索和確定有針對性、科學實用的風險管理流程及方式方法。強化政府部門針對實體和虛擬社會的綜合風險管理職能。切實增強各級政府和全社會的風險管理意識，提高政府的公共風險溝通能力，努力培育良好的風險管理文化，提高公共部門、企業、個人等抗御風險的能力。指導和督促相關部門制定相應的風險管理計劃，逐步把風險管理納入到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公共安全等領域中，提高為改革開放和社會穩定保駕護航的能力。四是完善推進政府風險管理工作的配套制度建設。推動政府風險管理方面的立法工作，明確政府風險管理的責任主體，規范政府風險管理行為。逐步建立政府風險管理的專業人才培養和選拔制度。在我國的財政、審計、績效等相關管理制度中，加快試點和探索政府風險管理、績效管理和預算支持相配合的制度設計。并通過建立政府風險管理工作的經費保障制度、后續矯正與預防分析制度、政府風險管理問責制度等體系化的制度，促進政府風險管理制度不斷完善，以有效克服“救火式”治理現象。
（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非常規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研究”重大研究計劃重點支持項目“新時期中國特色應急管理體系的頂層設計和模式重構”的成果，項目編號：91224009）
【注釋】
①④國際風險管理理事會：《風險治理：一種整合式的方法》，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內部版），2005年，第16頁，第138頁。
②[英]謝爾頓·克里姆斯基，多米尼克·哥爾丁：《風險的社會理論學說》，北京出版社，2005年9月，第64～82頁。
[關鍵詞]國家審計；國家治理；全球性風險；控制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12.001
[中圖分類號]F239.44 [文獻聳堵]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7）12-000-02
0 引 言
“天下未亂計先亂，天下欲治計乃治”，社會實踐證明：會計審計越發展，國家政治越文明。而國家審計作為國家治理這個大系統中內生的具有預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統”，對提升國家治理的作用不言而喻。經濟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使全球風險日益凸顯，并使其滲透到了國家的各個領域，對國家的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戰。本文從全球性風險控制的視角，探討在此背景下我國國家審計未來的發展方向，為我國應對全球性風險、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參考。
1 全球性風險及其對國家治理提出的要求
1.1 全球性風險的概念及類別
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風險報告》對全球性風險進行了界定：“所謂全球性風險，是指那些可在長達10年的時間跨度內，對若干國家和行業產生顯著負面影響的重大事件”。該報告將31項主要的全球性風險劃分為5個類別，即經濟風險、環境風險、地緣政治風險、社會風險以及技術風險。每一類全球風險都對我國國家治理的發展提出了新要求。
1.2 國家治理的內涵與范圍
我國的國家治理先后經歷了統治行政、管理行政和服務行政3種模式，其內涵也呈現出了復雜性和多樣化的特點。國家治理不僅是一個結構性系統，更應是一種持續的互動，在我國當代的社會實踐中，國家治理體現為以黨和政府為主導，多元主體并存，以維護穩定為核心價值，注重經濟、社會、文化、精神文明全面發展的國家制度體系。
1.3 全球性風險控制對國家治理的要求
全球性風險控制要求國家治理致力于滿足經濟活動的需要，降低經濟危機發生的可能性，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把建設生態文明作為重要目標，維護生態平衡，降低人為環境災害發生的概率；完善國家體制機制，有力打擊腐敗和犯罪，打造高效政府，建設法治社會；關注公共健康、維護社會穩定，培育公民積極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的公共精神，抑制社會功能的失調；完善通信網絡，提高公共部門信息化水平，在信息化社會中降低數據泄露的風險，保障信息安全。
2 國家審計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
2.1 國家審計的概念及特征
國家審計是指政府審計機關獨立檢查會計賬戶，監督財政、財務收支的真實性、合法性、效益性的行為，是對公共權力長效監控的機制，是對公共受托責任履行結果進行評價、鑒證與監督的制度安排。我國國家審計的目標不僅僅是保障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的運行，還應致力于推動實現良好的國家治理。
2.2 國家審計提升國家治理的理論依據
2.2.1 免疫系統觀
劉家義審計長于2008年首次提出“免疫系統觀”，該觀點立足于國家治理的需要來認識國家審計的本質和定位，其認為“國家審計作為一種制度安排，是依法用權力監督制約權力的行為，是國家治理這個大系統中內生的一個具有預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統’，是國家政治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p>
2.2.2 公共受托責任觀
公共受托責任觀點認為，國家審計產生于公共受托經濟責任關系的確立，因此，其根本目標是促進政府公共受托經濟責任的切實有效履行。楊時展也曾指出，審計工作的精義在于受托責任。我國國家審計作為促進政府全面有效履行公共受托責任的一種監控機制，發揮作用以推進國家治理更是義不容辭。
2.2.3 新公共管理理論
20世紀80年代以后，很多西方發達國家均出現了大規模的政府再造運動，傳統官僚體制已經被新形態的以市場為基礎的治理模式所取代，公共部門正浮現出一種新的典范。隨著這一理論而產生的PPP模式等行政管理模式，更是要求國家審計模式要緊隨公共部門治理模式的變化而變化。
2.3 國家審計提升國家治理的作用機制
（1）經濟資源配置：國家審計通過配置公共資源、運作公共權力來管理和調控社會經濟發展，進而實現國家善治。其關鍵在于明晰政府與市場的效率邊界，通過對權力結構的優化和權力邊界的明晰，建立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機制，有效降低經濟資源配置中的交易費用。
（2）環境污染遏制：國家審計中關于自然資源環境領域的審計，以落實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為目標，使國家治理在促進節能減排以及資源管理中發揮積極作用。
（3）政治協同治理：國家審計借助其法定性、獨立性、專業性等獨特優勢，能夠及時防范國家治理可能發生的各項重大風險，進而搭建政府、市場和社會三類單一治理機制的互動橋梁，使三類單一治理機制有效協調。
（4）社會價值指引：審計理論和實踐中相關構成要素所體現的關乎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正是人們對經濟社會發展的目的、過程和結果等之間復雜關系的一種合理性評價，因而能夠推動國家治理更好地發揮社會價值的指引作用。
（5）信息技術安保：由審計機關收集并評估證據，且以判斷信息系統能否有效保護信息資產安全的信息系統安全問題的審計應運而生。國家審計通過對公共部門的信息系統安全進行審計，可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國家治理實現信息技術安保的功能。
3 全球性風險控制下國家治理對國家審計職能的要求
3.1 國家審計在經濟領域中的職能
國家審計應發揮其專業特長，對財政預算進行評價，促進社會公眾對財政預算進行監督、對財政預算的執行報告進行鑒證和評價，進而提高財政支出的透明度，推動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落實。國家審計應運用自己的獨立地位，發揮專業優勢，對市場中資源配置的突出問題進行充分披露和反映，做到公開、公平、公正。對財政收支進行審計，有利于督促政府依法履行職能、提高公共資源使用的效率，使其更好地履行受托經濟責任。
3.2 國家審計在環境領域中的職能
國家審計在環境領域的職能主要表現為協助相關職能部門，實現對環境污染的有效遏制。國家審計工作應通過加大對環保資金、治污項目、水利建設、林業建設等，與經濟發展、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各項經濟活動的監督，制約盲目發展，促進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經濟與環境和諧發展。
3.3 國家審計在政治領域中的職能
在健全適合我國國情的政策網絡前，國家審計的制度評價事實上擔負著彌補國家審計在政治領域中功能性缺失的重任。因此，審計機關應密切關注各項改革措施的協調配合情況，提高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調性，進而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審計機關的權威性和獨立性會對行政官員產生極強的震懾作用，可以預防腐敗的發生。國家審計可通過法律來保障公民的合法權利，發揮其推動建設法治社會、服務國家治理的職能。
3.4 國家審計在社會領域中的職能
從國家治理的需求方面看，高質量的信息為實現政府有效問責、遏制官員腐敗、改善公共資源配置，以及保障相關決策的合理性、科學性奠定了基礎。只有通過為利益相關者提供高質量的審計信息和更優質、高效的服務，國家審計才能實現對權力的問責，進而降低經濟、政治和社會層面的信息風險，得到社會公民的重視和信任。有效發揮國家審計的信息屬性，推動公民參與國家事務管理、培育公共精神。
3.5 國家審計在技術領域中的職能
信息系統安全問題審計是國家審計的一個分支，它是專門針對公共部門信息系統安全而實施的審計，可以確定被審計單位的信息系統是否設置了相應的安全控制措施，以識別技術風險、防范各種安全威脅，從而使其信息系統在一個更加安全的環境下運行。
4 全球風險控制下國家審計推進國家治理的發展路徑
4.1 經濟層面
強化對國家財政的審計，特別是預算執行審計，這有利于財政政策的貫徹落實，還預算監督權于人民。審計機關應全面推進政府績效審計，建立健全績效管理制度。計機關尤其要特別關注專題績效審計，將政府績效審計的內容拓展到政策、決策、運營、管理、風險等宏觀層面，消除專題領域決策中“信息孤島”的效應，進而提高政府相關部門的績效管理水平。在專項資金和政府投資審計中，國家審計機關應高度重視審計處罰等執法手段，在審計監督職能中的作用和效果，準確把握審計處罰的力度，建立具有強大威懾力的審計聲譽機制和結果問責制，切實保障審計結果的落實。
4.2 環境層面
應開展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審計及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以建立生態環境造成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度。開展環境治理審計，促進保護環境、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環境治理審計應包括水污染治理審計、大氣污染治理審計、廢物管理審計、氣候變化應對審計等。開展以生物多樣性審計為主要表現形式的生態系統審計，維護生態平衡，保障生態安全。
4.3 政治層面
應加強經濟責任審計的相關規制建設，整合經濟責任審計相關的資源和力量，擴大經濟責任審計發現問題的途徑及方式，由此提升政治信任、實現善治。審計機關要重點關注各項宏觀政策措施的落實情況，利用國家審計獨立性、專業性和權威性的獨特優勢，強化整改問責制，實行追責問責制度，使其監督職能落到實處，解決審計過程中長期存在的“屢查屢犯”等問題。
4.4 社會層面
應進一步發揮審計機關在村居審計中的主導作用，對涉及農村財政資金的項目進行審查，開展村居經濟責任審計，促進國家強農、惠農政策的落實，維護基層民主。著重開展基本服務領域的審計，審計機關應強化與民生職能部門的合作，推進民生資金審計，確保民生資金安全、完整；推進民生政策審計發展，確保惠民政策得以落實。
4.5 技術層面
國家審計機關應大力推行信息化審計和公共部門ERP審計，實施信息系統安全問題審計這一新興審計類型，以評估各政府機構的IT安全制度是否適當、有效，其計算機硬件、軟件是否得到了適當保護，以及其操作系統是否能安全并有效的運行，從而提高運用信息化審計技術識別風險、查核分析、評價判斷的能力，進而提升公共部門各項服務的技術水平，有效控制互聯網數據信息帶來的技術風險。
5 結 語
本文分析了全球性風險給我國國家治理帶來的要求與挑戰，從國家審計的本質、目標和模式三個角度，闡釋了國家審計作用于國家治理的基本依據，并基于經濟資源配置、環境污染遏制、政治協同治理、社會價值指引，以及信息技術安保5個方面，闡述了國家審計提升國家治理水平以應對全球性風險的作用機制，分析在全球性風險的大背景下，我國國家審計的職能框架以及未來發展的路徑選擇。國家審計參與提升國家治理是一項重要的制度創新，更是一個“沒有完成時、永遠在路上”的過程，我國的國家審計更需要在不斷嘗試中進步，在試錯中前行。
主要參考文獻
[1]蔡春，朱榮，蔡利.國家審計服務國家治理的理論分析與實現路徑探討――基于受托經濟責任觀的視角[J].審計研究，2012（1）.
[2]劉家義.論國家治理與國家審計[J].中國社會科學，2012（6）.
〔摘要〕20世紀后期以來，人類進入了一場從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的轉型，在此過程中，各種各樣突發性的危機事件頻繁地向人類襲來，標志著人類進入了一個具有高度復雜性與高度不確定性的“風險社會”。風險社會的出現，對工業社會的治理方式提出了挑戰，在迅速增長的不確定性面前，作為工業社會治理主體的常規組織開始暴露出了不適應性，傳統的治理方式面對危機事件凸現出治理的無效性，從而突出了任務型組織的巨大實踐價值。任務型組織在風險治理上有著獨特的優越性，因而應當成為風險治理的新途徑。
〔關鍵詞〕風險社會；風險治理；常規組織；任務型組織
〔中圖分類號〕D035-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769（2012）06-0041-08
20世紀后期以來，在人類社會從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各種各樣的突況、危機事件一輪輪地向人類襲來，標志著人類進入了一個具有高度復雜性與高度不確定性的“風險社會”。風險社會的形成是許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的存在本身可能是偶然的，但它們的結合造成了風險社會的事實卻具有某種必然性。按照貝克、吉登斯與拉什的看法，風險社會乃是工業社會的“自反性現代性”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并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風險社會就構成了我們的“生活世界”。社會變革的歷史告訴我們，人類要走出風險社會，必然會經歷一個艱苦而漫長的過程，需要對既有的社會治理結構作出根本性的變革，但就當下而言，要保證人類不在風險社會中走向毀滅，我們首先必須開展風險治理。那么，由誰來開展風險治理，又如何開展風險治理？這都涉及到治理主體即組織的問題。從歷史上看，組織一直是人類應對與治理風險的基本途徑，但在風險社會出現之前的歷史時期內，由于社會不確定性程度較低，人們主要是通過常規組織去治理風險和防范風險的，至于任務型組織，只是偶爾出現和發揮著補充性作用的一種組織形態。隨著風險社會的到來，社會不確定性程度急劇增長，常規組織在風險治理上的無效性日益暴露出來，從而使任務型組織這種備受組織理論家們冷漠的組織形式日益顯示出其實踐價值。
一、風險社會及其基本輪廓
20世紀后期以來，當工業社會的航船駛近后工業社會的水域，整個社會的運行狀態也出現了新的變化。這就是德國學者貝克所看到的：“由于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及科學技術與經濟活動相結合而導致技術經濟的飛速發展，使得工業社會的物質財富極為豐厚，這為絕大多數社會成員造就了舒適安逸的生存環境，不過，同時也帶來了核危機、生態危機等足以毀滅全人類的巨大風險。而工業社會運行機制自二十世紀中期以來也開始發生微妙變化，一項決策可能毀滅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僅此一點就足以說明當今時代與人類歷史上的任何時代都有著根本區別，已經呈現出從工業社會向風險社會過渡的種種跡象?！?也就是說，隨著新的社會轉型的開啟，工業社會中出現了許多新的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大大超出了工業社會自身的應對能力，從而使工業社會的運行表現出了高度不確定的狀態，即表現出“風險社會”的特征。近些年來，貝克的觀點得到了學者們越來越多的認同。從西方到東方，現實迫使人們不得不承認這樣的事實：“世紀之交的人類社會面臨著一次次的陣痛，從東南亞金融危機、九一一事件，到伊拉克戰爭、SARS危機，這一連串打擊全球經濟、震撼全球社會，嚴重破壞我們生活秩序的事件，揭示了當前人類社會的發展模式所隱藏的巨大風險，我們處在一個危機四伏的‘風險社會’之中。”2“風險已經成為人們理解世界的無所不包的背景，它們所激發的警示營造出了一種無能力和癱瘓的氛圍。不管是無所作為還是要求過多，都會使世界面臨一系列難以克服的風險。”3
其實，早在貝克宣告風險社會到來之前，美國學者貝爾就已經宣告“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了，但在幾十年后的今天，貝爾對于社會發展的“預測”仍舊是一項預測，而貝克的判斷則已成為人們必須接受的一項嚴肅的現實，而且正在理論探討中得到越來越多的映現。因之，風險社會的輪廓也就比后工業社會的輪廓顯得清晰了許多?；蛘哒f，后工業社會是率先以風險社會的形式呈現給我們的，是由于人類拒絕向后工業社會邁進而陷入的一種僵局，我們只有過了風險社會這道門欄，才能突破既有的所有社會建構對于我們的限制，真正進入后工業社會。所以，在當前的風險治理中，我們需要對“風險”的性質加以認識。
風險并非實際的危險，也并不必然導致危險，而只是意味著危險的某種可能。這是因為，與自然災害的危險性質相比，風險具有建構性。對此，貝克的表述是：“風險還不同于工業化時期以前人類所遭遇的各種自然災害，因為那些自然災害并非是人類的某些決策而導致的，而風險則肯定源于人們的重大決策，當然這些決策往往并不是由無數個體草率作出的，而是由整個專家組織、經濟集團或政治派別權衡利弊得失后所作出的。”4在這個意義上，風險乃是理性的產物，或者說，是理性的一個建構物，雖然它造成了實質上非理性的結果，顯示了理性的悖論。對于風險的建構性，亞當等人也指出，“風險不僅僅在技術應用的過程中被生產出來，而且在賦予意義的過程被生產出來，還會因對潛在危害、危險和威脅的技術敏感而被生產出來。為此，我們不能把風險作為一種外在之物來觀察——風險一定是建構的。”5
【關鍵詞】 危機治理 風險 防范機制 【中圖分類號】D67 【文獻標識碼】A
2015年8月12日晚11時許，天津濱海新區港務集團瑞海物流危化品堆垛發生火災，在消防滅火過程中，現場發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巨大經濟損失，成為震驚世界的重大事故。事實上，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多維度高風險社會”，完全依靠傳統的政府行政治理框架和手段不僅無法有效地預防風險，更無法有效地降低風險所產生的破壞性影響和風險后的次生災害。我們需要的是一個以政府為主導但又超越政府的、全社會性的、基于“多維度風險社會”理論的風險應對制度框架。
現代風險已經超越了政府和專家的能力，政府和專家很難準確掌握風險的信息和應對風險的方法
傳統社會的風險主要是自然風險，其發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現代社會的風險雖然主要是人為造成的，理論上講也是可以避免的，但事實上其發生仍然具有不確定性。即使我們排除了政府不作為，沒有管制、腐敗等因素，結論仍然如此。
首先，一個局部的小的風險可以演化成大范圍的災難?，F代社會趨利性極強，市場制度設置追求每個細節的盈利，生產分工細致。每個細節的局部小風險，在工業化生產的分工而又相互聯系下，在不同系統中進行傳遞，而導致風險的放大。以往發生的事故和天津港“8?12”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都是局部風險放大形成的大災難。因此，任何一個局部的風險防御都是社會整體的風險防御。
其次，現代風險往往會超越社會的預防處理能力。一旦社會出現大的風險，我們會發現政府往往沒有很好的準備而且應對能力也顯不足，社會和媒體也會把矛頭指向政府。實際上，現代風險最大的特點就是其破壞力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來源于風險發生的不確定性和政府對于風險發生的信息掌握和處理能力的不足，即使對于發達國家也是如此。
再次，風險的發生在時間和空間上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天津港“8?12”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就是典型的例子。先發生了火災，消防滅火過程又發生爆炸，而實際上什么引起火災，什么發生爆炸，都是不清楚的。社會和媒體對于天津港事故新聞會上官方給出的很多“不清楚”、“不確定”的回答產生了很大反彈，將事故問責直指地方政府。這種問責是完全有理由的：一方面，因為政府是自然的風險問責對象；另一方面，政府長期主導包括災害和風險在內的各種社會治理，同時也主導管控信息的分布和傳播。但是，我們在問責政府、要求追查事故責任人以及可能的腐敗鏈條的同時，也要認識到：現代風險的發生的確在時間和空間上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在應對現代風險方面，認為政府和專家能夠準確掌握風險信息和應對風險方法的思路是不對的?，F代風險已經超越了政府和專家的能力，這就是現代社會之所以被稱為“風險社會”的主要原因。
每個人既是風險的受害者，又是風險的制造者。防范風險的關鍵是發育出社會普遍接受的應對風險的文化，同時建立全民性、參與性和包容性的風險應對體系
西方社會在進入工業化的200多年中經歷了無數的現代風險事故，逐步發育出了一種基于“現代社會是一個高風險社會”這一社會共識的風險應對文化和制度。西方長期以來形成的城市化、工業化與商業化集中分布的特點，使得他們對于火災的預防具有異常的敏感性：一方面處于時刻準備的預防狀態，各種人員集中的地方不斷進行火警演習；另一方面，又把火警發生的敏感度設得很低。比如，參觀德國一個大學的小型沼氣發電站，進入后首先就被告知一套完整細致的安全指南，在遵守這些指南上沒有特許和例外。而參觀國內很多類似的工廠，盡管墻上寫著很多安全管理規定，但從來沒有過一進去就先進行安全說明的先例，甚至很多時候都是被“特許”或“破例”，從而顯示參觀者的“特別”和主人接待的“特別”。我國在快速工業化的同時，還沒有發育出工業化需要的很多社會文化價值，這使得我們必須要為之付出很大的代價。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每個人既是風險的受害者，又是風險的制造者。只要認真審視一下周圍的很多安排，就會發現我們實際上每天都在制造風險。我們的社會正在用一種前現代低風險意識面對一個高風險的現實。因此，防范風險的關鍵首先是要發育出社會普遍接受的應對風險的文化，同時要建立全民性、參與性和包容性的風險應對體系。
首先，要普及個人風險意識，不能認為有了風險就是國家和企業的責任。因為，只要社會中的個人具有較高的個人風險意識，他們就會主動采取自我保護的措施，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就會下降。
其次，由于現代風險的不可預測性以及個人化的特點，風險防范的制度安排和措施就無法只依靠個別專家來制定，而需要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公民參與機制。需要指出的是，公民參與機制并不是簡單的被征求意見，而是在權力和利益平等的條件下所進行的社會參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風險社會治理的根本是消除社會的腐敗、不平等等問題。
第三，現代社會風險的發生不斷沖擊傳統保險的基本原則，人們依靠政府和寄希望于保險對風險進行補償的心理與現代社會的風險特點極不相稱。治理現代風險要基于風險發生的個體性和不確定性這一重要的原則，要合理地配置政府、市場和社會個體的責任。建立一個每個個體都對自身行為負責的機制，是現代風險社會治理的核心內容。
（作者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
【參考文獻】
①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
②崔德華：《吉登斯的風險社會理論及對和諧社會構建的啟示》，《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7年第3期 。
[關鍵詞]內部審計公司治理對策
一、公司治理及內部審計的概念
公司治理的概念。公司治理，從狹義的角度進行理解，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東對經營者的一種監督與制衡機制。即通過一種制度安排，來合理地配置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權利與責任關系。若從廣義角度進行理解，是指包含法律、文化等在內的有關企業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分配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其決定企業目標的實現。
內部審計,是審計監督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內部審計是一項獨立、客觀的保證和咨詢活動。其目的在于增加價值和改進組織的經營。它通過系統化和規范化的方法，評價和改進風險管理、控制和管理過程的效果，幫助組織實現其目標。審計理論界所研究的關于審計風險理論體系同樣適用于內部審計。
二、公司治理的核心是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是識別風險并設計控制風險的一種方法，其核心是將沒有預計到的未來事項的影響控制在最低程度。對風險管理，首先，要求在組織中發現那些高風險暴露的領域，對高風險暴露點的識別要通過對組織的分析進行，這種分析既包括審計人員客觀的測試，也包括主觀的判斷。其次，將分析的結果與認為可接受的風險水平相比較。最后，實施必要的變革，使組織的風險暴露水平與其所設定的目標相一致。風險管理所涉及的范圍是十分廣泛：其中包括投資風險管理、外匯風險管理、利率風險管理、商品價格風險管理等等。
在上述公司治理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到，公司治理這一制度安排所決定的企業目標、決策人及風險和收益的分配都圍繞風險展開；風險直接影響目標的實現；而決策人對風險的控制和管理直接決定目標是否能夠實現及實現的程度；治理結構中各部分的人員需要承擔所分配的一定風險并獲得相應的收益。另外，從解釋公司治理問題產生的經濟學觀點來看，無論是契約理論中提及的不完備契約，還是信息經濟學中提及的信息不對稱，以及理論中提及的問題，這些引發公司治理產生的因素究其實質都屬于風險，都是使企業目標無法實現的各種潛在的、可能發生的事件。公司治理是組織應對風險的戰略反應，其職責核心就是確保有效的風險管理方案的適當性，因此公司治理中包含一些戰略性的風險管理的因素。例如：公司董事會所設定的公司經營管理基調是風險偏好型或是風險規避型；再如公司高層管理當局（CEO）在經營風格、理念、管理哲學中包含的風險態度等。這些戰略性風險管理因素就是公司治理與風險管理的交匯點。因此，風險管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
三、內部審計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從功能上來說，公司治理包括：股東、董事會；管理階層；監督者（外、內部審計人員）；其他利益關系人等。溝通公司治理各功能主體的重要工具是會計信息系統。因此，會計信息系統本身是公司治理結構的組成部分，而且會計信息更嚴重地制約和影響著公司治理結構中其他制度安排效用的高低。會計信息系統提供的會計信息的真實可靠是內外部激勵機制正常運行的前提條件，而有效的審計監督制度是確保這一前提條件實現的關鍵。
外部審計（有國家審計和社會審計，此處專指社會審計。），即對公司財務報表進行審計，并對其公允性發表審計意見，從而起到增強會計信息可信性的作用。而內部審計處于公司內部，對于公司內部控制、管理經營活動、風險管理都有透徹深入的了解，與外部審計人員相比，內部審計對公司治理發揮的作用在層面上更為深入，在范圍上更為廣泛，在方式上也更為靈活。因此內部審計對會計信息系統的正確性起著極為關鍵的作用。其作用主要體現在：
1、建議作用。為保證目標的實現，公司董事會或經理人員通過履行以下責任來進行公司治理，即使用各種法律形式、結構、戰略和程序來確保其遵紀守法；遵守職業規范和社會公德，滿足社會期望；為社會謀福利，兼顧國家、社會、公司三方利益，并考慮其長期和短期利益；全面真實地向有關各方提供財務報告，對其經營業績與財務行為負責。因此，內部審計部門主要是通過以下工作對公司治理過程發揮建議作用：通過對企業負責人任期經濟責任審計，建議經營者合法經營；通過股權投資審計，建議管理層力求投資回報，在考慮企業短期利益的同時更要考慮企業的長期利益；通過財務收支與經營業績審計，建議企業出具全面真實的財務報告，督促財務人員遵守職業道德等等。
2、測評作用。內部審計人員可以通過一系列的內部測評工作協助管理層建立起一整套企業道德規范。如通過內部控制制度科學性、有效性的測評，發現內控制度執行方面的漏洞與不足；通過企業風險測評，發現領導者在制定企業政策方面的疏漏；通過對企業經濟效益的測評，發現經營者遵紀守法、穩步經營方面的欠缺，提醒管理層為加強執行人員的責任心、提高領導者的領導水平、強化經營者合法經營的理念而建立相應的道德規范。
3、評價作用。內部審計人員作為良好道德倡導者應當定期評價公司良好道德文化建設的效果，即通過進行一系列的專項審計活動，以及協助紀檢部門進行案件取證工作和配合監察部門開展公司經營績效方面的效能監察專項檢查，評價并改進工作程序，為公司治理過程發揮不同作用。如評價是否有強有力的對領導干部的監督機制，是否有保護檢舉人的舉報制度，是否設有接受舉報的機構來加強公司廉政建設，起到反腐敗、反舞弊的作用；評價
公司是否有企業文化宣傳教育機制，是否使每一個員工都能理解，明確企業文化建設中所提倡的企業宗旨、精神和經營、管理理念來促進企業文化建設，起到企業文化宣傳者的作用；評價企業形象與員工形象，公司領導是否身先士卒做精神文明的表率，是否與業務客戶建立了良好的信譽往來關系，由此來敦促管理者和員工忠于職守、遵守法律、道德規范和社會責任，在公司逐步形成一種良好向上的道德文化氛圍，起到良好道德倡導者的作用。四、公司治理與內部審計的整合
美國一個專門研究內部控制的發起人企業委員會（COSO）于20__年起著手進行企業風險管理研究，并力圖建立一個類似于內部控制框架的、具有理論與實踐意義的風險管理框架，其在為企業風險管理研究項目制定的目標中明確指出：風險管理框架必須和內部控制框架相協調，把控制目標的建立嵌入到某種形式的風險管理過程中去。而在內部控制方面，將領域擴展到控制環境等“軟控制”要素上時，就決定了公司治理與內部控制的相互交匯。在COSO報告的內部控制定義中，特別提出“內部控制過程受組織的董事會、管理層和其他人員影響”，由此可見“軟控制”因素對組織內部控制的影響是深遠的。而內部控制對公司治理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內部控制為組織的經營目標、財務目標及遵循性目標的實現提供合理保證，同樣為公司治理機制的運行提供了保障。良好的內部控制有助于完善契約，減輕信息不對稱的影響，并對人形成一定的控制約束，因此從一定程度上說，內部控制與公司治理的相關內容可以整合一致。而作為內部控制重要組成部分的內部審計，也不可避免地在風險管理的基礎上，與公司治理的目標交匯。
在新的內部審計范式下，內部審計參與到公司治理與風險管理中，幫助組織發現并評價重要的風險因素，促進組織改進風險管理體系；評價并改進組織的治理程序，為組織的治理做貢獻；同時繼續原有的對控制效率和效果的評價作用，幫助組織保持有效的控制。此時的內部審計人員是控制和規避風險的專家，通過對風險的把握來評價公司治理及內部控制，并促進公司治理和內部控制的改善，從而實現對風險的掌握與駕馭。在風險管理這一統一的核心下，公司治理與內部控制實現了一定程度的整合，為組織增加了價值；同樣，在風險管理這一統一的核心下，內部審計與公司治理實現了整合。在公司治理中，內部審計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鑒于內部審計在確保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有效運轉及管理和控制風險等方面的獨特作用，紐約證券交易所于20__年8月1日明確規定所有上市公司必須設置和保持有效的內審機構，否則不得上市或將面臨退市。內部審計師已被看作是與董事會、高級管理層、外部審計師構成有效公司治理的四大基石之一。內部審計師擁有的風險管理、內部控制的知識與技能，能幫助公司治理實現其核心目標：控制風險以促進組織目標實現。因此，在公司治理中，內部審計是組織內部不容忽視的一支力量。
目前，我國內部審計一般尚未與公司治理緊密結合，使之成為公司治理的有機部分。為此，要逐步完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明確企業外部和內部的委托關系，培養管理者的競爭意識和風險意識，形成內部審計的需求市場，為內部審計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同時，要順應內部審計科學發展的客觀規律，在實踐中有意識地推動風險導向內部審計的發展。從強調確認和測試控制的完整性，逐步轉向強調確認和測試風險是否得到有效管理；從傳統的強調關注風險因素，逐步轉向關注前景規劃。內部審計的建議應不再僅是強化控制、提高控制效率和效果，而應該包括規避風險、轉移風險和控制風險，通過風險管理的有效化，評價并改進組織的治理程序，提高公司整體的管理效率和效果。
五、內部審計的對策
突出“內向性”，擺正內部審計的位置。內部審計是基于企業科學管理的需要而產生的，是企業多層次經營管理的產物。內部審計基于其內向性的特點，從根本上決定內部審計只能立足于企業內部管理，代表企業對內實行經濟監督，強化服務職能，確保企業經營戰略、方針目標的貫徹實施。內部審計作為企業內控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激勵機制中發揮有效的監督作用，會越來越引起企業領導層的重視和支持，內部審計將會有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把握“獨立性”，發揮內部審計的作用。獨立性原則是內部審計區別于其他職能部門的重要標志。企業在機構設置中，將內部審計機構和人員保持相對獨立性，內部審計機構由企業第一負責人直接領導，對其負責并報告工作，獨立于、高于各職能部門。內部審計與被監督對象無利益關系，才能保證審計結果的真實、客觀、公正。同時對必要的審計經費予以保證，才能使其正常工作。當前，內部審計應突出監督、評價、服務職能，發揮監控、參謀、建設作用，也應與管理層多溝通。對影響大的審計結果該公示的經請示后應予以公示，以發揮審計的應有作用。
注重“實效性”，提高內部審計工作的水平。內部審計工作的實效性是指內部審計發揮職能作用的程度和取得的實際效果。包括審計報告的質量、審計工作效率、查出問題的充分性和層次性，審計的廣度和深度，以及審計建議、審計決定被采納程度和效果。
提高審計實效性的途徑有：一是量力而行、突出重點的審計工作方針，對重點問題查深查透，找出深層次的原因，為領導決策提供依據；二是改進審計方法，規范審計程序，采用現代審計手段，提高審計質量，規避審計風險；三是堅持實事求是、客觀公正的原則，嚴格處理處罰行為；四是以人為本，加強審計隊伍建設，嚴明的審計工作紀律是審計形象和工作質量的保證。
風險基礎審計能夠彌補制度基礎審計的缺陷與不足，但在我國現階段的經濟環境下，不能完全摒棄制度基礎審計，應該在實施制度基礎審計的基礎上靈活運用風險基礎審計，而且把風險控制的重點放在管理層舞弊方面，使風險基礎審計成為控制管理層舞弊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在企業固有的內部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失效的情況下，以風險基礎審計代替制度基礎審計就成為必要。
勝任內部審計工作，必須加強審計隊伍建設，提高審計人員素質和審計風險意識。一是加強專業知識的培訓教育，不斷提高審計人員的專業理論水平和業務技能。二是強化專業法律法規的培訓、學習，重點是《審計法》及《實施條例》和審計署1、2、3號令等。三是強化審計人員的思想政治教育、職業道德教育、廉政教育，使審計人員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自覺依法規范自身行為，增強審計人員在紛繁復雜的環境中發現和處理問題的鑒別力、判斷力和協調各方面矛盾的能力。四是加強警示教育，提高審計人員的風險意識。綜合考慮審計項目，合理配置審計人員。
（一）樹立任務機制，精心組織施行。各駐在部分樹立健全相關任務指導體系體例，執行分層擔任、分類治理，扎實推進廉政風險防控機制建立。30個駐在部分樹立了響應廉政風險防控機制建立任務指導機構，個中19個明白由派駐機構承當辦公室日常任務，審計署等7個部分成立了廉政風險防控機制建立指導小組，人力資本和社會保證部等10個部分由黨風廉政建立指導小組組織展開這項任務，工業和信息化部等4個部分由懲辦和預防糜爛系統建立指導小組擔任此項任務，公安部、財務部、海關總署辨別由直屬機關集中警示教育運動辦公室、反腐倡廉建立指導小組、系統推行使用任務指導小組詳細擔任。
（二）積極展開試點，扎實穩步推進。經過展開先行先試，實時發現問題，細化任務方案，標準操作順序，總結出一套可操作性強的任務辦法，防止了偏向，進步了效率。開展變革委將本單元治理本能機能分為政策制訂、行政法律、內部治理等類型，將有審批、法律、政策制訂等權利的單元作為防控機制建立主體，重點拔取價檢司等6個司（局）展開試點。中國氣候局將風險防控分為資金資產、社會治理、科研、當局收購和財政管帳、紀檢監察審計5大類106項，辨別拔取所屬機關司（局）、事業單元和省（區、市）氣候局等單元展開試點。
（三）排查崗亭風險，確定風險品級。清算各類權柄，摸清權利底數，經過本人查找、群眾評斷、指導審議和組織核定等辦法，環繞人、財、物以及“三重一大”、審批權行使等重點部位和要害環節，查找廉政風險點，并依據廉政風險呈現幾率、影響局限、風險水平等確定風險品級。工業和信息化部在直屬事業單元和下屬高校著重查找運營治理及科研教育方面的廉政風險。農業部著重從強農惠農政策落實等方面，排查廉政風險點。國度旅行局對宣傳促銷、行業表揚、會展賽事、社會公益事業建立等方面進行重點排查。文明部對權利相對集中、觸及評獎評審的重點崗亭和部分進行仔細排查。
風險投資（Venture Capital，簡稱VC）是20世紀以來全球金融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創新之一，已經在世界各國的資本市場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我國，風險投資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早在20世紀80年代，我國政府就意識到風險投資對企業產品創新和業績增長的重要性，并積極加以引導和推進。經過30多年發展，風險投資作為企業外部融資的重要方式，其投資總額和投資案例，都呈逐年遞增的趨勢。從1985年我國建立第一家風險投資機構――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以來，到2014年有超過8 000家活躍機構從事風險投資活動，管理資本超過4萬億人民幣，市場規模較30年前發生了質的飛躍。與此同時，投中集團CVSource數據庫統計顯示，2014年風險投資案例中有80%都伴隨著風險投資管理人進入被投資公司董事會，由于董事會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因此可以推測，風險投資在被投資公司治理中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清科集團吳家明的研究報告印證了這種說法，他們認為風險投資已經進入了“投后管理時代”，即風險投資通過積極參與被投資公司的治理活動，來提高其經營業績，增加其企業價值，最終實現自身投資增值的目的。
面對實踐中風險投資不斷參與公司治理的現象，國內外學者開始探討這種行為的意義。以Lerner（1995）和Gompers（1995）為代表的學者認為，風險投資的介入能夠提高被投資公司的治理水平，進而增加經營績效和企業價值，他們通過實證檢驗發現，有風險投資介入的公司，在經營不善的時候，CEO更換的可能性更高，并且董事會的監督性更強（主要表現為董事人數增加）；而以Howorth等（2004）和Monks（2006）為代表的學者則不以為然，他們認為風險投資只會追求自身的投資利益，不僅無益于被投資公司的治理改善，相反，還會與管理層“合謀”，共同侵害中小投資者的利益。盡管風險投資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存在爭論，但是Jensen（1989）認為，風險投資是一類“積極股東”，為了自身的投資利益，有動機參與被投資公司的管理活動（主要是治理活動），通過監督和約束管理層行為，引導其為自身的利益服務。在這個過程中，風險投資具有“外部性”，他們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客觀上也改變了與他們具有一致利益的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因此，Hochberg（2012）認為風險投資已經成為一種調整組織結構的公司治理機制。綜上，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探討風險投資參與公司治理的原因、路徑和結果，并做出了以下三個方面的貢獻：第一，指出了風險投資治理被投資公司的能力和動機，并討論了“股東積極主義”在其中的作用；第二，分析了風險投資通過股權和職權兩種途徑來發揮治理效應的方式；第三，從會計操縱、治理機構和機制以及問題三個方面，綜述了已有文獻存在的爭議，進而探討了風險投資治理的結果。此外，本文也根據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給出了風險投資研究進一步發展的方向，以期能夠幫助未來的學者在本領域繼續做出貢獻。 二、 風險投資參與公司治理的原因
風險投資之所以能夠成為“積極股東”，參與公司治理，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風險投資的單次投資額較大，如果失敗會損失巨大。Smith（1996）認為，機構投資者由于持股量大，很難在不影響股票市場波動的情況下退出公司。所以他們有動機“用手投票”，通過《公司法》賦予的股東權力來抑制管理層的投機行為。風險投資是機構投資者的一種，因此，他們有動機參與被投資公司的治理活動，監督管理層的行為。例如，2014年，眾多風險投資機構紛紛介入我國上市公司，要求更換管理人員，調整董事會結構。第二、風險投資的專業知識使其具有治理能力。風險投資機構一般匯集了投資、經營和管理等方面的專業人才，可以全面評估被投資公司的管理層行為，并設計良好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促使其與自身的利益相一致。同時，風險投資還具有廣泛的社會聯系，能夠為被投資公司融資、拓展市場、尋找低價供應商提供便利。第三，風險投資的投資模式決定其不得不進行公司治理。風險投資一般投資于未上市（Pre-IPO）的公司，這樣的公司股權交易受到限制，如果風險投資不進行積極治理，一旦管理層發生“侵占”，那么風險投資就無法通過“退出”來保護自身的利益。因此，風險投資只有依賴積極監督，通過改變公司治理結構和機制來約束管理層，促使其經營行為符合自身的投資利益。 三、 風險投資參與公司治理的路徑
以往的研究顯示，風險投資對被投資公司的治理路徑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通過股權行使股東權力。在實踐中，公司引入風險投資一般有兩個途徑，其一是保持原所有人的股份數目不變，通過擴充股份的方式吸收風險資本；其二是保持股份總數不變，由某一原所有人（一般為創始人或其家族成員）出讓股份給風險投資。不論上述哪種情況，被投資公司原有的股權結構都會發生變化，而風險投資正是在這變化的股權結構中要求自身的權力，進而改變公司治理結構和機制。根據委托理論，風險投資成為股東后，就變成了公司的委托人，他們有權利監督人――管理層的工作，并對其私利行為加以限制。另一種是通過董事會行使董事權力。風險投資進入被投資公司董事會后，會審查其財務報表、戰略計劃和投資方案，以使其管理層的經營符合自身的投資利益。同時，風險投資也會利用自身的社會網絡和專業知識為被投資公司提供增值服務，增加其經營績效和公司價值。由于董事會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因此風險投資在董事會中的積極行為會改變被投資公司原有的決策機制，進而影響其公司治理模式。上述具有過程如圖1所示。 四、 風險投資參與公司治理的結果
理論研究對風險投資參與被投資公司的治理有兩種不同的理解：價值認證和道德風險。價值認證理論認為風險投資具有認證、監督的功能，可以提高對內部人的監督，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有利于被投資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而道德風險理論則認為風險投資參與公司治理只是為了保證自己的投資收益，無益于被投資公司治理水平的改善。基于此種爭論，本文以下部分就從這兩個角度來綜述風險投資的公司治理結果：
1. 對會計操縱程度的影響。在認證理論下，風險投資會積極監督和激勵被投資公司的管理層，并降低外部投資者和內部人的利益沖突，因此堅持該理論的學者認為有風險投資參與的公司，其會計操縱程度較低，會計信息質量較高。例如，Ball和Shivakumar（2008）就發現，與沒有風險投資介入的公司相比，有風險投資介入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較低。Morsfield和Tan（2006）以及Hochberg（2012）也有類似的發現，他們以IPO為時間點，發現風險投資的參與能夠降低公司的盈余操縱，提高財務報表的可信度。但是，道德風險理論不這么認為。該理論的支持者認為風險投資具有“逐名動機（Grandstanding）”，其為了在資本市場上建立聲譽，有動機進行會計操縱，通過盈余管理的方式調節被投資公司的經營績效，以便自己在退出時能獲得最大的投資收益。Chou等（2006）和胡志穎等（2012）的研究為此提供了證據，他們發現風險投資在IPO時和IPO后都有盈余管理行為。顯然，這種行為會增加公司內外部投資者的沖突，不利于公司治理。
2. 對公司治理結構和機制的影響。在認證理論下，Hochberg（2012）的研究認為，風險投資參與的公司有更優的治理結構和機制，尤其在被投資公司IPO時，風險投資可以很好地監督管理層行為，向資本市場投放積極信號，增強投資者信心，降低IPO折價率。Lerner（1995）的研究發現，風險投資在進入被投資公司董事會后，可以優化其決策過程，并在CEO更替時，增加自身董事數量以增強監督力。Suchard（2009）也發現，在有風險投資的公司中，董事會獨立性更強。而在道德風險理論下，Howorth等（2004）認為風險投資為了獲得退出收益，有可能和公司內部人合謀，形成不利于中小投資者的治理結構和機制。Monks（2006）同意此種觀點，并提出風險投資的介入無益于公司治理的改善。此外，張學勇和廖理（2011）利用中國公司的數據檢驗得出，外資背景風險投資支持的公司，其治理結構要優于無外資背景的。王會娟和張然（2012）也發現，私募股權投資（包括風險投資）有外資背景，其治理結果更好（表現為管理層薪酬契約更具敏感性）。由于外資風險投資機構存續時間更長、實力更強、經驗更豐富，因此，可以推測成熟風險投資機構更重視被投資公司的治理狀況。
3. 對問題的影響。認證理論認為風險投資的介入能夠降低被投資公司的成本，緩和委托矛盾。王會娟等（2014）提出，風險投資能夠影響被投資公司的現金股利政策，具體表現為有風險投資參與的公司更傾向于分配現金股利，而且現金股利支付率更高。由于現金股利的支付更能體現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因此風險投資的介入有利于減輕問題。馮慧群（2016）的研究也證實了這種看法，其提出風險投資能夠降低中國上市公司的兩類成本，有效地抑制管理層“侵占”和控股股東“剝奪”，優化委托問題。而道德風險理論卻認為風險投資會為了自身的利益與公司內部人合謀，形成問題，增加成本。Lee和Wahal（2004）提出，風險投資為了幫助支持的公司盡快實現IPO，會美化其經營績效，以博得資本市場的青睞，這樣就損害了不知情的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導致了矛盾。楊其靜等（2015）也提出，風險投資的參與既沒有幫助被投資公司提高經營績效，增加投資者的利益，也沒有對其進行監督，發揮公司治理效應。這樣，風險投資的存在就無益于矛盾的緩和。
綜上，可以看出，已有的文獻在風險投資治理結果上存在分歧，而Chahine等（2007）認為產生這種分歧的原因在于制度環境不同，他們認為風險投資只有在完善的金融和法律條件下才能發揮治理效應，因此，在我國，風險投資要進行公司治理，還有賴于政府在金融和法律方面的改革和推進。 五、 結論與展望
本文基于實踐中風險投資參與公司治理的現象，對其產生的原因、作用的路徑和結果進行了綜述，得出了以下結論：第一、風險投資是“積極股東”，為了保證自身的投資收益，既有動機也有能力介入被投資公司的治理事務，監督管理層行為，引導其為全體投資者利益服務。第二、風險投資參與公司治理的路徑有兩條，一條是通過股權行使股東權力，另一條是通過董事會行使董事權力。第三，學術界對風險投資治理的結果存在爭議，但是一致認可風險投資的參與會改變被投資公司的會計操縱程度、治理結構和機制以及矛盾。
面對風險投資參與公司治理的程度不斷加深，結合我國當前的社會經濟形勢，學術界應該在以下方面加以研究：
1. 探索國企混改中風險投資的治理效應。2013年，國家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尤其在國有資本投資項目中引入非國有資本。在政策引導下，國有企業率先開始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簡稱“國企混改”）。這極大引起了資本市場的關注，2014年，眾多風險投資巨頭進入國有企業，成為國企混改的先鋒。風險投資參與國企混改，主要有以下兩方面的優勢：其一，風險投資作為帶資源的資本，可以通過強大的資本運營能力、廣泛的信息渠道和社會資源，給國有企業帶來機制上的革新、治理上的提高，彌補國有企業在生產效率、激勵機制、市場敏感性等方面的短板；其二，風險投資會通過資本市場的競爭價格來進入國有企業，避免了上一次國有企業改革中“國有資產賤賣”的問題。鑒于風險投資在國企混改中的優勢，要想使其進一步發揮治理效應，國家必須做好政策層面的建設，增加國有資產定價機制的透明性，保證風險投資在進入后擁有話語權，只有這樣，才能打消風險投資的顧慮，積極參與國企混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