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07 15:4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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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社會經濟發展 彝族傳統文化 轉型
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經濟體制的轉型，都在很大程度上沖擊著我們這個時代人們的思想、行為。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發展和完善，整個社會的生產經營方式、生活方式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彝族傳統文化進入了向現代化轉型的歷史階段，這種歷史性的文化變遷，必然沖擊了彝族傳統文化，影響著他們原有的生活方式。
一、社會經濟發展以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為主
市場經濟體制就是以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從而使社會的資源得到有效配置，提高整個社會的生產力，促使社會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市場經濟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競爭性和規范性
市場經濟的核心是競爭，競爭機制能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加快社會經濟發展的步伐，提高整個社會的富裕水平。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場競爭環境，才能有效發揮競爭機制和市場機制的作用。我們不僅要有健全的市場結構，而且要制訂一系列嚴格的經濟法規，確保經濟政策的實施，達到預定的經濟目標。
2.成熟的市場經濟觀念
在市場經濟體制中，市場經濟觀念已經成為人們從事社會經濟活動的支點。資源配置的主體由過去的政府轉變為現在的市場。其優點就是在完全競爭的前提下，能夠實現社會范圍內資源配置的合理化，并給予每個經濟主體以經濟選擇的自由。亞當?斯密把市場稱為“看不見的手”，這只看不見的手以價格為杠桿最有效地配置社會資源。
二、社會經濟發展必然導致彝族傳統文化的轉型
社會向前發展的歷史潮流，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的進程中，
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必然影響著中國傳統文化的變革，特別是沖擊著數千年來產生于農耕經濟基礎之上的彝族傳統文化。
1.經濟體制的轉型改變著彝族民眾的價值取向
世界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市場經濟體制的出現，改變了社會的分配方式，人與人之間不再靠掠奪來實現自己的利益，而是靠創造財富來增加自己的利益，于是整個社會的財富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市場經濟是在社會進步的曲折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種社會秩序，這是一種具有巨大財富創造力的社會制度。
我國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了對中國式的集權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從1978年起，黨的總結了中國農村走過的曲折道路，克服各種阻力，使得到普遍發展，富有生機的新型農村體制使中國80年代初的農業獲得了迅速發展，初步解決了中國人民的溫飽問題。此后的近30年，我國的GDP總量不斷增加，并以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發展，中國的經濟實力空前提高，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平明顯的上升了。市場上的商品數不勝數，商品的質量和品種比30年以前提高了幾個檔次，只要有錢就能買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中國富強了，百姓富裕了，銀行里的存款翻番了，人們衣食住行的條件改善了。這樣的經濟發展成就是我國幾千年歷史中從來沒有過的。經濟基礎的改變，中國民眾的價值取向在悄然發生改變，這種變化也滲透到彝族民眾之中。
在市場經濟出現之前和之后的社會，是兩個極其不同的社會。如果可以選擇的話，每個人都愿意生活在市場經濟社會中，都希望自身的生活得到改善，財富得以增加。這種選擇，這種希望，也同樣是彝族民眾的追求。當彝族同胞走出他們原有的天地，他們會發現，在市場經濟社會中，人們發明、應用新技術并從發明成果中得到巨大的經濟回報，消費者的欲望、需求可以在市場經濟中得到滿足，人們的消費方式是多元化的，生活方式是豐富的，人們身上所釋放出的現代化因子，整個社會的現代化氛圍，都在吸引著彝族民眾，引起他們的好奇心，吸引他們進入市場經濟社會中，學習新的事物，并分享社會經濟發展所取得的碩果，這種潛移默化的變化，最初可能是從某個彝族人、某個彝族地區的某種變化開始的，然后擴散到越來越多的彝族人以及彝族地區，慢慢地影響著彝族民眾的價值取向，這必然動搖了彝族傳統文化的根基。
2.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外來文化碰撞著彝族傳統文化
隨著國際間的商貿往來，經濟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跨國公司在全球的迅猛發展、企業跨國購并之風的興起，使不同國家企業之間能夠通過強強聯合，實現企業之間的優勢互補，降低生產成本，獲取規模效益，加快產品更新換代的速度，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進一步爭奪全球市場。在這種趨勢的推動下。世界各個地區和國家之間在經濟生活各方面形成日益密切的相互依存關系，他們都作為世界經濟這一有機整體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存在。經濟的全球化，隨之而來的是文化的全球化。于是，技術、信息、文化在全球范圍內傳播，中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響，彝族傳統文化面臨著與來自不同地區、不同國別的文化之間的沖突和碰撞，這必然會打破楚雄彝族傳統文化機制原有的封閉性。
企業會計模式是指企業在國家會計規范指導下，通過設置會計機構和會計業務程序、選拔和聘用會計人員。確定和使用會計方法、從事會計工作、提供會計信息，開展會計管理而形成的企業會計工作體系。
在整個經濟活動中，會計模式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會計模式導向、會計規范、會計管理體制、企業會計模式、會計人才管理體系。在五大要素中，會計模式導向是最基本的要素，它處于最高層次，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會計模式的基本運行走向；會計規范在會計模式中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它在反映會計模式導向的前提下，指導、約束會計管理體制和企業會計模式，以保證會計信息的公正性和相關性；會計管理體制是會計工作能夠正常運行的組織保證；企業會計模式是會計模式中涉及實務最多、最為活躍的因素；會計人才管理體系是根據會計管理體制的要求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對其他要素有著制約或促進作用。
企業會計模式自身包含了若干個子系統，與會計實踐密切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說，企業會計模式是國家會計模式在本企業范圍內的具體體現。
二、我國經濟環境對企業會計模式的影響
作為管理科學的一個分支，會計始終處于一定的社會經濟環境中。一般而言，會計的社會環境指的是對會計工作產生直接和間接影響的各種外在因素的總和。在諸多因素中，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體制以及企業的管理水平和企業外部對會計工作的要求等，分別在不同層次上對企業會計模式產生影響，其中以經濟制度、經濟模式和經濟發展水平對企業會計模式的影響最為突出。
(一)經濟制度影響著企業會計模式的制定和實施
當前，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這個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在此種經濟制度下，政府充當社會管理者、國有企業所有權的機構這兩種角色。政府的雙重身份要求企業會計模式須做到：向政府傳達基層企業的會計信息，為政府這一宏觀經濟調控者提供制定和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基礎和依據j企業會計模式須配合政府作為社會管理者的角色，為其實現社會經濟資源的合理配置、績效衡量、引導和利益分配等管理職能服務；企業會計報表須切實反映企業的經營成果和財務狀況，尤其是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情況，為政府完成企業所有者這一角色的職能服務。
(二)經濟模式必須得到企業會計模式的配合和支持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環境下運行，其發展關鍵在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企業真正成為市場的主體。而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特征為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
企業會計模式必須配合和支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產權清晰的特征要求通過企業會計準確計量和報告企業產權，以保護各個投資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權責明確的特征要求通過會計信息系統準確量化產權投資人和債券投資人的權利和責任，使得企業的法人財產權和債權人權益得到有效保障；政企分開的特征強調政府作為社會管理者和企業投資者的雙重身份對企業的不同影響；管理科學的特征對會計模式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建立科學的會計管理制度上，為優化管理、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提供有用信息。
(三)企業會計模式的發展狀況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經濟發展水平與企業會計模式的相互影響十分明顯。從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來說，企業會計模式的構建須考慮企業規模、水平，企業會計人員的能力和素質，企業的業務范圍和復雜程度等因素。同時，還應為以后經濟發展和業務增加所產生的會計新問題奠定必要的基礎。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構建現代企業會計模式的途徑
目前，企業會計模式主要存在三大問題：不同信息使用者之間信息需求有差異、信息客觀性與相關性相背離，會計監督機制與內部人員控制存在矛盾。根據當前經濟環境對企業會計模式的要求，以及企業會計模式中現存的三個問題，為了規范企業會計工作，提高會計信息質量，應從多個方面著手建立企業會計模式。
(一)建立企業會計管理制度
據國家有關法規和制度，針對企業內部經營業務的特點、范圍，管理要求和人員素質設計和實施的，用于指導規范會計工作的制度體系，即為企業會計管理制度。
在會計管理制度中，應設置會計機構，制定內部控制制度、實施會計人員管理。會計機構是組織和實施會計工作的組織，內部控制制度是企業內部各職能部門、各有關人員之間，在處理經濟業務過程中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一種管理制度；會計人員是企業會計工作的主體，針對會計人員的有效管理，主要包括會計業務和會計理論的繼續教育、會計職業道德水平的提高和完善。
(二)據實整理會計信息系統
向會計信息使用者提供與決策相關的可靠信息，是企業會計工作的主要目的。因此，企業會計模式設計的主要任務，便是會計信息系統的設置和運行。
企業會計信息系統的設置包含會計政策、會計信息指標體系、會計信息質量指標、會計信息流程等幾個要素的設置和這幾個要素之間的有機配合。
(三)完善會計監督機制
完善的會計監督是保證會計信息質量的必要條件。但監督工作由誰來做。如何做，這又是會計監督機制首要解決的問題。
會計核算與監督職能分離的體制是解決會計監督機制問題的有效方式。企業內部的會計僅負責運行會計信息系統，提供必要的會計報告和其他信息，內部監督職能由內部審計部門負責，會計信息的質量則由外部獨立審計機構來評價和確認。企業會計人員對企業經營者負責，經營者對所有者負責，，企業會計人員和企業管理人員共同對會計信息失真承擔有關責任。
四、結束語
關鍵詞：利益分化 矛盾 利益整合 政府職責
社會利益的分化，是體制轉軌時期最廣泛、最深刻的變化。它涉及每個經濟主體、每個社會集團和每個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決定它們對改革進程和社會變革的態度。利益分化一方面激發了社會要素的活力。同時也產生了一些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能否在全面認識利益分化問題的基礎上進行有效的利益協調，使利益驅動作用得到正確發揮，使利益矛盾和沖突得到正確處理，從而使各利益主體的利益能夠在彼此協調的基礎上穩定快速地得到實現，已經成為擺在政府面前的重大課題。
一、利益分化及其矛盾的產生
利益是人類生存、發展和享受的各種需要的總和。凡一切與人的生存、發展和享受相關的對象都屬于利益的范疇，根據利益的社會性質和特征可以歸為三大類：物質利益、政治利益、精神文化利益。人類的一切社會活動，都是為了獲取利益、維護利益或者爭得利益，從而使得社會利益關系一次一次地得以調整和重組，并進而推動著社會的不斷變革和發展。
分化的含義包含著差別化或者說差別擴大化的意思。在這里，利益分化并不是一般的利益差別，本文所講的利益分化，主要是指由于社會結構性的變革而使得一種既定的利益關系發生重組并進而使社會成員的利益關系發生急劇變化的過程。所謂社會利益分化，也就是指社會群體出現了利益差異，利益要求發生了分歧，簡言之，就是不同的群體有了不同的利益。在這個意義上，利益分化具有如下的一些基本特征：利益分化表明一種既定的利益關系被打破：一種新的利益關系迅速形成；利益差別迅速擴大。
利益分化促使利益矛盾的產生，利益分化意味著不同的群體有了不同的利益，而不同的利益要求又會強化群體之間的利益差異，不同的利益要求往往互相沖突，在沖突中各利益群體或者會互相妥協。達成比較一致的利益共識，形成“雙贏”或“多贏”的局面。但是，如果群體間的利益沖突不能形成有序的互動，無法達成共識，則會進一步強化利益分歧，最終導致社會結構的崩潰。
總之，對于利益分化我們應該有一個總體的把握：一方面，利益分化的社會也并不因此而停滯不前，相反，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甚至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另一方面，利益分化和由此帶來的利益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會的不穩定，給中國的改革開放帶來一定的難題和困境。但是重要的是后者，我們應看到，利益的過度分化則會給社會帶來分崩離析的打擊。因此，如何控制利益分化的程度，縮小群體外的利益分化，適當拉開群體內部的收入檔次，促使分化向“有序”和“有利”的方向發展。是我國政府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能力的主要目標。
利益分化實際上帶來了所謂社會結構的變化。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層次推進，社會資源的占有狀態的逐漸改變，出現了利益重構與利益分化使得利益集團多元化的趨勢開始呈現并將繼續發展：社會精英集團開始形成；農民階層的利益將更加面臨困境：隨著改革開放以及由此帶來的利益分化過程，城市下崗、失業人員以及農村失去勞動能力的困難戶等社會邊緣群體不斷擴大：利益分化的程度將日趨嚴重。
二、利益協調的重大意義
盡管利益準則是人類社會的基本準則，因而人們的利益追求是其社會行為的基本出發點，同時也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但是，一個社會的利益差別和利益分化尤其是過度的利益差別和利益分化。是影響社會穩定也是影響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嚴重障礙。目前由于利益分化所帶來的利益矛盾和利益沖突日益嚴重，面對社會轉型所導致的利益格局的變動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社會價值規范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一個社會要能夠得以正常地生存并良好地運轉，我們認為當務之急就是進行利益整合。從實踐意義上說，沒有利益整合。改革就無法推行下去，利益協調對于推進社會發展有重大意義。這是因為：
首先，利益協調是國家治理特別是維護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宗旨的需要。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高度的利益分化不是其國家治理的根本宗旨。特別是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更要防止兩極分化的貧富差別。
其次，利益協調將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大鍋飯”“鐵飯碗”等平均主義的利益分配導向嚴重地挫傷了廣大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承認利益差別、拉開分配檔次能夠激發勞動者的勞動熱情。但是，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過度的利益分化也會導致勞動者生產積極性的嚴重挫傷。特別是在我們國家很多勞動群眾的利益絕對受損或者相對受損的情況下，必須進行利益協調。
最后，利益協調還將促進社會經濟的良性運行。根據的基本觀點，盡管生產決定消費，但是如果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在一個利益高度分化的社會，其絕少數社會成員掌握并控制著社會的絕大多數資源和財富，在這樣一個社會的絕大多數成員購買力水平很低的情況下，社會的消費能力就會受到極大的影響。而這是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總而言之，要使社會得以穩定持續發展，有效地避免利益高度分化，實現利益的平衡發展就顯得十分重要。
三、利益整合過程中的政府職責
所謂利益整合，就是對社會個體和集團的利益進行調整，消除利益主體間的磨擦和沖突，使其協調和均衡，形成和諧統一的社會利益整體。它包括：肯定和保護社會成員的正當合法利益，約束逐利行為使之規范有序，取締非法利益。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責任無疑是巨大的。作為一種公共權力，國家或者說國家權力的執掌者一政府之所以產生，正是為了協調社會的利益沖突，解決社會的利益矛盾。當然，政府控制利益、協調利益的責任要通過政府的積極作為來實現，這些具體的積極作為可以從政治、經濟和社會管理三方面來具體分析。
政治方面，政府通過保衛國家的獨立和、保護公民的生命安全及其各種合法權益以及保護國家和個人的財產不受侵犯，來維護國家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從而從總體上維護社會的利益格局。
經濟方面，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同樣需要切實履行其應有的社會經濟責任，并且為推進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我國政府這種責任應該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責任更加重大。目前，我國正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但是，由于市場的實際運作總是偏離理想設計狀態，加之本身的局限性和不可能解決伴隨經濟發展而來的社會問題，從而也就需要政府的力量進行糾正。為此，政府在協調經濟利益的過程中，必須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政府首先要履行和保護產權。產權是由法律明確
界定的所有權，這種所有權必須明確生產資料的實際占有者，生產經營權的占有者和收入的獲益者，它包括資源的使用權、收入權、轉讓權等基本權利。在明晰的產權制度下，所有者不會出現“空缺”，每個經濟人都為自身的利益而工作，從而使資源配置最優化。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此，政府不僅要界定和保護公有產權，而且還應該保護合法的私有產權。這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因為它有利于穩定非公有制企業的業主，使他們安心企業經營，從而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第二，政府要實現對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的管理責任。微觀經濟，是指國民經濟中以經濟個體為主體進行的那一部分經濟活動。微觀經濟是整個國民經濟活動的基礎。是政府管理經濟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但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管理又不能象計劃經濟體制下對企業統的過死，原則上。政府對微觀經濟應當放開搞活。具體來說，可以采取價格機制、勞動保護、保護和促進競爭基本途徑來實現對微觀經濟的管理。
在宏觀經濟的管理方面，政府具有更為重大的責任。政府管理經濟職能的目標在于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因為宏觀經濟的穩定是整個國民經濟正常運行的基本前提。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為穩定宏觀經濟可以采取提供基礎設施、政策調節的基本手段來實現。通過積極的經濟政策，可以推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同時也將起到協調利益、平抑利益過度分化的作用。
第三，在社會管理的許多領域，政府具有分配資源、協調利益的責任。這些的責任包括：
1 推進公共教育事業的發展
經濟和社會長期發展的關鍵在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國民素質的提高，而這又取決于教育的發展。在傳統的兩極社會中，只有少數人受過高等教育，多數人都沒有受過正規教育。這使人的發展機會不平等，從而實際上也使利益的分配不平等不公正。在現代社會中，教育被視為人類生存條件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政府提供平等的公共教育，其本身也就是協調利益的一個重要手段。
2 促進收入分配的公正與合理
在我國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者的收入存在著嚴重的平均主義，這極大地挫傷了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市場經濟的體制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義傾向，但是也有可能導致收入過分懸殊、兩極分化嚴重的結果。因此，政府有責任通過某種管理性的措施，擔負起緩解社會收入分配懸殊的責任。
3 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
社會保障既是對公民基本生存環境的保障，也是對社會經濟體制正當運行的保證。一個社會，如果僅僅有激勵的競爭機制，而無相應的風險規避機制，也是不行的。一個文明的社會必須有健全、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以保證其成員都能享受到最基本的生活資料。
關鍵詞: 經濟學;中國化;實踐性;創新
中圖分類號:A71F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992(2010)07A-0026-01
一、經濟學具有唯實的實踐性特征
經典經濟學確立的科學原理,既來源于實踐,又服務于實踐,并且不斷接受新的實踐檢驗,從而提出新的原理或修正已有的原理,再用于指導實踐。這種以實踐為唯一理論源泉、唯一應用目的、唯一檢驗標準的“唯實”的實踐性特征,是創始人采用實證分析法描述和解釋經濟現象的理論前提和思想基礎,是狹義和廣義經濟學的共性特征,是當代中國經濟學研究必須堅持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恩格斯強調,“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因此,無論是對經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解讀,還是對創始人確立的經濟學原理科學性的鑒別,都必須以他們當時所依據的歷史事實和經濟生活實踐為評價尺度。
盡管《資本論》形成的時代背景是19世紀中后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但從這部著作取得的研究成果來看,不但揭示了資本主義的特殊經濟規律,還揭示了市場經濟的普遍規律和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要繼承和發展經典經濟學,就必須弄清楚創始人所揭示的各種經濟規律的形成基礎及其實踐意義。如,他們發現和揭示的商品生產、貨幣流通、等價交換、利潤平均化、利潤率下降、資本積累、貧富差距擴大乃至兩極分化、經濟虛擬化、產業后備軍、需求不足和生產過剩、經濟周期波動或經濟危機等諸多經濟規律,都屬于市場經濟的普遍規律。如果這些規律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規律,那么在邏輯上無法解釋的是,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為什么也會遇到此類現象或此類問題。關于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工資水平的規律、工人階級絕對貧困化的規律,或許只是當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經濟規律,未必具有普遍意義。關于專業化分工與提高勞動生產率、技術進步與提高社會生產力、競爭最終發展到壟斷的規律,關于兩大部類商品再生產的比例關系的規律,似乎不僅僅是市場經濟的普遍規律,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這些經濟規律的本質及其形成的社會基礎、經濟條件和適用范圍,都需要研究并辨別清楚。
隨著實踐的發展,時代的變遷,深化和擴展對經濟規律的認識、更有效利用經濟規律,這是經濟學與時俱進品質的內在要求,也是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動實踐的需要。唯此,才能把經濟學推向前進。
二、在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促進中國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化的馬克思經濟學立足于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合理吸收了現代西方經濟學的若干內容。特別是從中國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吸取經驗,概括總結,形成了許多新的觀點、新的理論結論。中國化的馬克思經濟學是實踐的經濟學,是發展的經濟學,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馬克思經濟學。從1978年開始,我國在生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始終圍繞經濟社會生活中的現實問題不斷探索,中國化的馬克思經濟學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索中不斷充實和豐富。迄今,中國化的馬克思經濟學在下列理論上有所突破及創新。
第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這個理論指明了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性質、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務,以及這個階段的所有制結構、分配結構與分配方式。這個理論是中國化馬克思經濟學的基礎理論。
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指出了計劃與市場都是配置資源的手段和調節經濟的方式,市場經濟可以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這對馬克思經濟學作了創造性的發展。
第三,中國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方面,提出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兩個“毫不動搖”和“一個統一”;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
第四,中國的現代企業制度理論。這個理論認為現代企業制度是中國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是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其主要形式是公司制;其基本特征是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企業通過建立合理的公司治理結構、科學的組織領導體制及激勵約束機制,成為獨立的法人實體及競爭主體。
第五,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理論。個人收入分配采取商品、貨幣形式,引入競爭機制;在分配政策上提出了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原則,允許和鼓勵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合理拉開收入差距,保護合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整頓不合理收入,調節過高收入,防止兩極分化;在保障制度上,提出建立與我國國情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
第六,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及轉型理論。指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目的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判斷改革是非得失的“三個有利于”標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是漸進式的、體制外改革與體制內改革的結合。增量改革與存量改革的結合,應先農村后城市、先試驗后推廣;改革的核心是企業改革,改革的關鍵是價格改革;不同階段改革的重點會變化。要與發展戰略的轉變相互配合,同時進行。
第七,關于發展的學說。改革開放以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把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集中億萬人民的智慧,吸取世界各國在發展問題上的經驗教訓,提出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思想,明確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道路、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是對關于發展的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是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發展問題上的集中體現。
實踐永無止境,創新永無止境。改革開放尚在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正在發展。可以預見,不斷發展的中國經濟實踐,將進一步推動中國化馬克思經濟學新理論的建立和完善。
關鍵詞 社會轉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
中圖分類號 F30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9-0051-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9.009
中國自1978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當前經濟社會正向市場經濟體制、現代化工業社會、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開放多元的文化、主動加入經濟全球化的轉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制度是中央政府為指導各地方政府開展土地利用規劃工作的方針、依據、戰略等方法論的集合。此背景下將“治理”（本文中，公共治理與治理的涵義一樣，可以通用）理論引入到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中，探討“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涵義，分析我國社會轉型特定時期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發展歷程與存在問題，提出實現與完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的對策建議，為構建中國特色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編制實施模式奠定理論基礎。
1 “治理”視域下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職能1.1 “治理”（Governance）理論的內涵
“治理”英文單詞為Governance，也可稱為“公共治理”，原義為“控制”、“統治”或“操縱”，國外多用于與國家公共事務相關的管理活動和政治活動。1990年以來，“治理”成為非常流行的概念、思潮和理念。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1995年報告提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個人和機構經營管理相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總和，是使相互沖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
我國學者對“Governance”翻譯不盡相同，如“管治”、“治理”、“協同治理”等。俞可平教授提出“治理”含義：指在一個既定范圍內運用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需要。“治理”強調的是合作，認為政府不是合法權力的唯一源泉，公民社會也同樣是合法權力的來源［1］。現在，更多公共管理研究者認同“治理”概念的新解釋:治理是包括政府和各種非政府組織乃至私人機構在內的多個主體，協同處理公共事務，以滿足公眾需求，實現最大化公共利益的過程［2］。
從以上對“治理”(Governance)概念的理解可以看出三個共同內涵：第一，認為社會公共資源與事務管理的權力主體不是唯一的，而是包括政府、公共部門和私營機構等，強調在政府與市場之間權力和利益的平衡再分配理念；第二，治理是對公共資源與事務的網絡狀的合作管理，是“多中心”的，目標是多元的，最終目標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程度地滿足社會公眾需求；第三，主張社會公共資源與事務管理是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以補充市場機制失靈和政府自上而下管制兩方面的不足，最終達到“雙贏”管理格局。
1.2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政策屬性分析
在私有制的西方國家沒有“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稱謂，與之功能和作用大體相似的有“土地規劃”、“國土規劃”、“土地利用計劃”，可稱之為“土地利用規劃”，是國家（政府）干預社會經濟的基本手段。從1960年后Dvidoff的“倡導性規劃理論（Advocacy Planning）”至現今在規劃領域中提及的“公眾參與”，都是針對土地利用規劃的復雜性、政策性和社會性而采取的一種Governance思維。所不同的是，Governance已愈來愈成為國外規劃過程中明確的理念得以確立，并成為主動的過程和不可替代的工作方式。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規劃編制與實施的實踐，對土地利用利用總體規劃逐步形成了相對統一的概念：即對一定區域未來土地利用超前的計劃和安排，是依據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和土地的自然歷史特性在時空上進行土地資源分配與合理組織土地利用的綜合性的技術經濟措施，其特征表現為政策性、整體性、兼容性、折衷性和動態性。
實質上，國內、國外的土地利用規劃方案是一個土地利用的決策，也是一定時期內土地利用管理政策，其根本目標是公平、有效配置土地資源，以提高社會整體福利和公共利益。各國土地利用規劃權力制度化進程雖然不同，但是土地利用規劃己逐漸成為各國政府控制和參與區域社會經濟活動（土地利用）的重要方式，所以土地利用規劃過程己成為政府行政的一個組成部分。基于這一認識，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更是技術支撐的國家（公共權力）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具有對未來土地利用的導向性，有限理性和社會公共性的特征［3］。
根據治理理論內涵與土地利用規劃公共政策屬性，可以理解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是指政府、各種公共部門和私營機構以及社會公眾利用與管理土地資源所做出的智慧的集體選擇，通過這種選擇來確定稀缺土地資源（在中國尤其是耕地資源）的配置，以使其符合實現公共目標的戰略方向［4］。既包括政府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土地政策和規則，也包括人們同意或以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土地制度安排。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的功效、主要表現、基本特征如下：
第一，功效方面。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不僅是描繪未來變化的圖景，更重要的是通過土地利用管理的共同行動綱領和政策的制訂，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變化，引導社會經濟和環境的發展方向、行動步驟，促進社會經濟在客觀規律和規劃的綜合作用下，公平、有效配置土地資源，并為各種公益性土地利用活動安排合適的用地數量與用地范圍，使土地利用符合未來發展和戰略的要求。
第二，主要表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通過協調和調節土地使用關系，包括不同利害關系人的文化理念、政治觀點和經濟利益等的綜合協調，從而建立社會經濟和環境要素在土地使用上的關系以及共同行動的行為準則（政策制度），為社會經濟和環境發展提供空間支持［5］，避免區域內土地權益者產生相互的干擾和由此而帶來的利益的抵觸和損耗。
第三，基本特征。為充分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其編制實施過程中是公共權力和社會的互動過程，此過程中，政府的公共權力居主導地位，通過協商和談判，與市民社會（非政府組織）共同構建土地資源配置的協同綱領，并為社會和業主（土地使用者、所有者、權利者）的經濟活動提供高效服務。
2 轉型期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發展歷程述評
2.1 “第一輪”（1986-2000年）土地利用總體規劃
第一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1986-2000年）是在黨的以后，依據《土地管理法》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第二步戰略目標的要求編寫的。1993年2月國務院正式批準實施了《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先后編制完成了19個省級規劃，9個經國務院批準實施，全國的縣級規劃也大部分完成。《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基本方針是“切實保護耕地；保障必要的建設用地”。基本上體現了當時處在社會主義計劃商品經濟下的服務型土地利用規劃特點。初步建立了國家、省、市、縣和鄉的五級土地利用規劃體系和符合中國國情的規劃方法。這一時期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具有較強的計劃指令性質，具體情況如下：
第一，規劃治理職能與市場經濟體制發展不相適應。我國土地利用規劃尚處于起步階段，規劃研究能與科學的規劃理論相聯系的十分鮮見，規劃編制缺少技術指導和規范。規劃編制實施過程中政府是唯一的主體，嚴重缺少社會公眾和部門組織的參與（因為假設公眾利益是一致的，下級政府只須提供信息、執行上級下達的指令性規劃指標），致使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依然帶有較為濃重的計劃經濟色彩，公共治理職能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與發展。
第二，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是嚴格保護耕地的單一職能。注重土地自然資源利用規劃，強調保護耕地，從而導致許多人把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看成是保護耕地規劃，這種觀念束縛了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內涵進一步的發展；同時，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城鎮化戰略的推進，規劃缺乏有效的建設用地調控機制和農用地非農化的約束機制，限制了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和作用發揮。
第三，缺乏相關法規條例使規劃沒有得到良好實施。作為一個新生事物，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社會地位和市場經濟下的法律約束都沒有達到應有的高度，盡管有《土地管理法》作依據，但是沒有制定規劃實施具體法規條例，致使規劃沒有得到很好的實施，其公共治理職能未起到應有的作用，導致在市場經濟沖擊下，建設占用耕地現象越演越烈。至1992、1993年“開發區熱”、“房地產熱”等經濟過熱現象出現時，耕地減少速度達到高峰。
2.2 “第二輪”（1997-2010年）土地利用總體規劃
1997年，國務院了11號文件，即《關于進一步加強土地管理、切實保護耕地的通知》。根據此通知，新的以耕地保護為重點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1997-2010年）在全國蓬勃開展起來，1999年l月實施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更是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作了詳細規定，同年3月，國土資源部頒布了《土地利用年度計劃管理辦法》。到2000年底，全國各地普遍完成了五級規劃并開始正式實施。
第二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職能是實現耕地總量動態平衡，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期以耕地保護為主的目標，并以一套高度集權的、復雜的行政審批制度保證這套指標的實施。這輪規劃對我國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和發展、土地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利用等都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社會轉型、經濟發展迅猛及加入WTO、地方政府對于“土地財政”的熱衷以及規劃本體和政策環境等因素的影響，規劃的公共治理職能實現效果也有諸多不足之處。例如，指標常有突破，一些地方擅自或變相修改規劃，使其權威性和嚴肅性受到了挑戰。原因如下：
第一，規劃治公共理職能制定主體單一。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治理職能制定主體是政府（包括公務員）和國家職能部門，公眾參與和市民力量未被充分發揮。這種自上而下、缺少足夠“回應性”（Responsiveness）的單向規劃制定流程一方面缺乏程序上的公正，無法做到實體上的公正；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政府自身的發展和管理人員業務素質的提高，從而影響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科學性。
第二，規劃公共治理目標不夠全面。在規劃治理目標上過分強調對農用地，特別是耕地和基本農田的保護，以“嚴格限制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控制建設用地總量”、“確保耕地總量不減少”為目標。各類用地指標層層分解下達，各級政府都按指標制定規劃，致使對國民經濟發展必須的建設用地需求保障不夠，對生態環境變化影響和需求研究不多，使得規劃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缺乏合理性。
第三，實現規劃治理職能過程中存在上下級政府間的博弈。土地歸國家（政治抽象物）所有，所有權由國務院（行政機構）通過各級政府層層（科層制）方式來實現，導致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主要是從中央及地方兩個層面進行。例如，中央通過國家級規劃對一定時期土地利用進行規范，規范的主要是地方政府行為；土地制度市場化轉型過程中的利與弊也是在規劃的調控與反調控間產生的，這就涉及到了兩個主體間的博弈［6］，發生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沖突及較高的成本。
第四，法缺乏多種規劃綜合運用的協調配合。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城市（鄉）規劃、土地利用規劃、專項規劃之間如何協調沒有成熟的理論和經驗可循。發展規劃側重于經濟社會發展領域，城市（鄉）規劃側重于城市（鄉）空間布局，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側重各類用地平衡，要求后兩個規劃協調一致，存在較大難度。專項規劃間的協調，實質是部門利益的協調；專項規劃與地方規劃的協調，實質是條塊利益的協調。部門條塊利益的協調，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管理中的難點［7］。
3社會轉型期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影響3.1 社會經濟發展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的內在要求第一，規劃治理內容隨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而轉變。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顯著增強，宏觀調控體系日趨完善；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個體和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到2020年，我國將建立起比較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此相適應，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治理內容將相應逐步由大而全的控制模式轉變為以土地利用的外部效應控制和實現公共利益為主導的模式［8］。
第二，全球化背景要求規劃治理職能的市場化程度提升。2001年我國加入WTO，意味著開始全面加入經濟全球化行列，逐步形成與全球統一的、網絡化的市場體系，以保證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要求我國各地區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逐步運用價格規律的獨立性，從開放的國際市場中選擇土地開發的機遇，將土地利用結構調整積極融入到國際經濟競爭進程中去，以市場為基礎引導土地資源的合理配置。
第三，市場經濟下規劃治理職能地域邊界的弱化。市場經濟促進了生產要素優化配置，我國社會轉型期土地利用系統的各種要素在經濟全球化和國家經濟高速發展中以“源”和“流”的空間存在形式，對現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尺度產生空前超越，并且系統內各要素之間復雜的非線性相互作用效應表現為不平行的空間拓展［9］，致使規劃治理職能地域邊界日益弱化。同時，市場機制中，供求信息橫向傳播和市場橫向調節資源分配，但是，目前土地供需信息是政府通過規劃縱向集中和下達的，土地面臨著兩種不同質的配置方式運轉，磨擦成本是很高的。
第四，城市化發展對土地規劃治理職能有特殊要求。轉型期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戶籍對人口遷移限制作用力的減弱和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涌入，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并向農村地區延伸。在這一過程中，城鄉空間結構將不斷整合，土地利用也會隨之而調整和改變。這樣一種與土地利用有關的“二元”結構變化，對規劃治理職能有著特殊的需求：即應有利于“二元”結構轉變過程中土地的再配置和再利用，并且降低這種結構轉變過程中土地再配置的交易成本［10］。
3.2 社會轉型期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的條件分析社會轉型時期，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政府管理內在矛盾的運動與發展、經濟全球化與加入WTO促進了公共管理范式的轉變。“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正是市場化條件下政府和市民社會加強土地資源與資產管理的新理念。因此，這一時期有以下條件有利于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
第一，市場化經濟奠定社會基礎。經濟體制改革后，各級政府職能逐步轉變，經營性用地由原來的政府行政與計劃管理模式向市場機制與政府服務監管模式轉變，國家把本應屬于社會的權力重新歸還給社會；同時，市場經濟的運行使社會利益主體和要求趨于多元化，促進了相關企業和非政府組織及社會公眾平等權利的實現，使其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過程中發揮所應具有的決策和參與作用，表達自身的利益要求。因此，逐步建立起公民社會自我管理、服務的意識和社會中介組織體系，為實現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奠定了社會基礎。
第二，民主化進程奠定政治基礎。伴隨經濟改革的是政治改革。對原有的政府集權政治結構進行調整，大大推動社會民主化進程。政府行政觀念與模式由“政府中心”、“全能政府”向“公民中心”、“有限政府”轉變，表現為政府權力的稀釋與下放，非政府組織、民間精英對土地利用決策和行政過程的直接參與［11］。現階段一些大、中型城市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編制實施過程中逐步建立公眾參與制度，創建了電子網絡信息流動渠道與信息反饋機制，集中民智以保證政府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這種以政府為主體的多元化的規劃過程，有利于國土行政部門職能行使的最優化，為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奠定政治基礎。
第三，全球化背景提供動力源泉。加入WTO意味著我國開始全面加入經濟全球化行列，參與國際競爭。轉型時期，我國國土行政管理部門、土地相關的公共部門與私營機構、土地權益者能夠根據WTO規則和市場分工，通過溝通交流、合作與伙伴關系，與世界土地資源與資產管理方式的接軌，并參與全球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增強了國家制度供給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創新能力。因此，全球化背景為中國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提供了外部條件，同時也是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的動力源泉和壓力所在。
4實現與完善土地利用規劃治理職能的對策建議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單一的行政管理和技術管理正逐步走向以人為本的公共治理，成為國家公共治理的一種重要手段。根據上述分析，為了更好地實現與完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應從如下方面著手：
4.1 科學確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公共治理目標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目標的確定應充分考慮本區域社會概況、經濟發展、生態環境等各種因素，在科學的制度和規則安排下，允許并鼓勵非政府行為主體以多種方式和途徑，與政府分享政治權威和公共權力，共同決定規劃的目標與戰略方向；政府應從土地“經營管理”理念向土地“公共治理”理念轉變，并將這種理念作為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編制實施基本理念。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是配置全部土地資源的公共規劃，不是保護耕地與城鄉經營性用地供給的專項規劃，它要滿足社會發展和加入WTO等各方面的要求，要按“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的發展觀來確定規劃公共治理目標，從而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良好治理職能。
4.2 規劃編制實施中樹立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理念
我國社會轉型期，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土地利用方式和結構要求適應市場供求變化進行調整，同時經濟全球化也會影響國家和個人的土地利用決策行為。因此，要求規劃決策者站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高度，考慮規劃地區的資源優勢和產業優勢，分析規劃實施狀況，以利確定規劃地區適宜的土地利用發展戰略和土地利用調整的原則。應在遵循“供給制約、引導需求”指導思想的基礎上，跳出規劃地區本身，從區域經濟的比較優勢、從市場的角度等考慮經濟發展與土地調配的協調問題。避免主要用地指標采用平均或均衡分配方法，造成一些地區規劃指標明顯偏離實際的問題［12］；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實施情況動態評價的基礎上，根據國內、國際（WTO規則）兩個市場對規劃公共治理職能進行結構調整和不斷優化。
4.3 構建與經濟體制發展階段相適應的規劃內容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是對地區發展實行調控和管理的重要手段。轉型期為適應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發展與完善，規劃內容和職能應從政府管制走向公共治理。在構建和完善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內容與治理職能方面，要在服從于經濟發展為主導走向的同時，更要滿足自然條件適宜、經濟有效、社會接受、環境可持續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方向。注重社會經濟發展“公平”與“效率”的統一，統籌協調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保障發展、保護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各類用地矛盾，從致力于“物”的物質建設規劃轉向更注重于“人”的社會全面發展規劃，實現經濟與社會相互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4.4 規劃編制中發揮公民社會的網絡治理作用
所謂公民社會介入，首先是各種社會力量和公民個人以多種形式直接舉辦與土地相關的社會中介組織或資助公益事業；其次，從法理上講，每個社會集體或公民都對土地享有一份所有權，以適當方式參與土地公共治理與監管應是其本分［13］；最后，市場經濟型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則要特別強調公民社會的廣泛參與。規劃編制中，公民社會網絡治理就是要政府部門、社會中介組織、私營部門和公眾等多元共同行動主體通過彼此合作，共同編制與協商規劃方案的互動過程，在協商過程中充分反映和協調他們的利益，從而，因地制宜、富有靈活性和創造性地制定適合本地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為社會普遍接受的并愿意貫徹執行。
4.5 規劃實施中加強市場對土地資源配置功能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作為一種引導地區發展的規劃形式之一，其實施過程實質上是要通過規劃的宏觀引導和調控保證市場運作的長期有效，即在政府必要的干預下（糾正市場失靈）讓市場機制對土地資源配置的調節作用得到自覺發揮。這就要求在規劃的實施中，變革簡單的行政實施方式，借鑒西方國家市場機制對土地公共治理作用，改變政府作為建設用地的“地主”和土地經營者的角色，提高市場配置土地資源競爭性；改革征地制度，讓農民直接參與土地一級市場談判，確保農民主體地位和不同主體之間是平等、自愿和協商的利益關系。從而降低城市化過程中城鄉“二元”結構轉變過程中土地配置交易成本，即被征地農民有一個合理補償與安置，例如，將征地與開發通過資本運作聯結起來，走政府、失地農民和企業共贏的新型土地開發之路，保證農地所有者分享城市化帶來的收益。
4.6 完善規劃法律法規，加強對微觀主體規制
依法建立規劃體系并編制土地利用規劃是發達國家的共同特點，土地利用規劃的發展總是伴隨著相關法律法規的改進。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為了強化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龍頭”地位，應盡早出臺《土地利用規劃法》或《土地利用規劃條例》，進一步肯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重要性。同時，在多方主體參與、踐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過程中，即放松進入規制的同時，更要加強對這些微觀主體的質量規制和約束規制。需要對政府、企業、非營利組織和社會公眾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作用、職能等做出法律條文上的規定，約束和監督規劃審批與土地利用主體的行為。最后，“違法必究”是實現土地利用規劃目標的重要保障，加大執法力度嚴格依法行政。
4.7 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與其它類規劃的協調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與其它類規劃的協調是指與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專項規劃及空間規劃之間的協調。可以將主體功能區規劃作為協調國民經濟發展規劃與城鄉規劃和土地利用規劃關系的主要載體。國民經濟發展規劃與主體功能區規劃的關系較為明確，而且編制的部門是一致的，協調難度較小；主體功能區規劃與城鄉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由于有共同的空間載體，協調難度相對較小。因此，通過主體功能區規劃的連接，使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與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和城鄉規劃及空間規劃的協調更加科學，也更加具有實際意義。一方面，它使國家空間規劃體系變得更加密實；另一方面它也是針對我國現行規劃相互割裂的現實狀況的一種嘗試性統籌與策略性完善，更是由政府出面干預“空間規劃體系割裂”窘境的重要舉措之一［14］。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論［J］.與現實，1999，10（5）：37-41.［Yu Keping. Introduction of Governance and Good Governance ［J］. Marxism and Reality, 1999, 10(5): 37-41.］
［2］錢振明.公共治理轉型的全球分析［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9，9（1）：109-114.［Qian Zhenming. Global Analysi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Governance ［J］. The Journal of Jiang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2009, 9(1):109-114.］
［3］師學義.基于GIS的縣級土地利用規劃理論與方法研究［D］.南京：南京農業大學，2006：32-34.［Shi Xueyi. On Theoretical Approaches of Land Use Planning of the County Level Based on GIS ［D］. Nanjing：Nangji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2006: 32-34.］
［4］顧建光.政策能力與國家公共治理［J］.公共管理學報，2010，7（1）：8-13.［Gu Jianguang. Policy Capacity and Public Governance ［J］.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2010, 7(1): 8-13.］
［5］蔡玉梅，鄭振源，馬彥琳.中國土地利用規劃的理論和方法探討［J］.中國土地科學，2005，19（5）：31-35.［Cai Yumei, Zheng Zhenyuan, Ma Yanlin. Exploration of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Land Use Planning in China ［J］. China Land Science, 2005,19(5): 31-35.］
［6］胡靜，陳銀蓉，梅昀.中國土地利用規劃制度創新機制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0，20（6）：155-159.［Hu Jing, Chen Yinrong, Mei Yu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Mechanism of Land Use Planning in China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0, 20(6): 155-159.］
［7］相偉.建立規劃協調機制加強規劃間的協調［J］.宏觀經濟管理，2010，（8）：30-32.［Xiang Wei. Establishment of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to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Between Planning ［J］.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2010, (8): 30-32.］
［8］高平，蔡玉梅.中國土地利用規劃模式選擇初探［J］.中國土地，2010，（11）：24-27.［Gao Ping, Cai Yumei. China land Use Planning Mode Discussion ［J］. China Land, 2010, (11): 24-27.］
［9］歐海若.土地利用規劃的基礎理論問題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2004：50-51.［Ou Hairuo. Study on Basic Theoretic Issue of Land Use Planning ［D］.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2004: 50-51.］
［10］陳麗.我國轉型時期土地利用規劃的制度均衡分析［D］.南京：南京農業大學，2007：50-52.［Chen Li. On 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 of Land Use Planning of China in Transitional Period ［D］. Nanjing：Nangji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2007: 50-52.］
［11］龍菲.西方的城市治理及其對我國的啟示［J］.城市問題，2004，23（2）：71-74.［Long Fei. Urban Governance Experience of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Inspiration to China ［J］. Urban Problems, 2004, 23（2）:71-74.］
［12］陳銀蓉，梅昀.科學發展觀與新時期土地利用規劃修編［J］.中國土地科學，2005，19（3）：3-8.［ Chen Yinrong, Mei Yun.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dea and the Revision of Land Use Planning in the New Period ［J］. China Land Science, 2005, 19(3): 3-8.］
［13］岳云龍.從傳統管理到現代治理：事業單位改革的目標取向及路徑選擇［J］.中國行政管理，2008，（4）：36-38.［Yue Yunlong. From Traditional Management to Modern Governance：The Targeted Goals of Public Service Units Reform and Approaches ［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8, (4): 36-38.］
［14］韓青.空間規劃協調理論研究綜述［J］.城市問題，2010，（4）：28-31.［Han Qing. Literature Review of Spatial Planning Coordination ［J］. Urban Problems, 2010, (4): 28-31.］
Analysis on Public Governance Functions of Land Use Planning During China's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WANG Yubo TANG 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Northeast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819, China）
[關鍵詞]：經濟法、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經濟法體系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市場經濟法制的日趨完善，為經濟法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條件，迎來了中國經濟法空前發展的新紀元。在新形勢下，反思過去，面對現實，展望未來，對經濟法的若干基本理論問題必然會形成某些新的認識。為進一步促進對經濟法基本理論問題的研討，筆者擬就經濟法的概念、對象、體系等若干基本理論問題略抒淺見，以就教于法學界同仁。
一、關于經濟法的概念
經濟法的概念是經濟法學的基本范疇，是經濟法學體系和結構的支柱，也是經濟法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能否科學地揭示和界定經濟法的概念，不僅關系到經濟法理論框架的構筑，而且直接決定著經濟法能否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存在。因此，對于經濟法概念的揭示與探討，是經濟法學研究不可回避的、最基本的理論問題之一。如果這一問題不能得到圓滿的解決，無論經濟法在形式上是如何的繁榮，在實踐中是多么的重要，其結果都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成為沒有根基的空中樓閣。
有鑒于此，自經濟法概念被引入我國后，二十年來，對經濟法概念的研討始終是我國經濟法學界乃至整個法學界所高度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人們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經濟法的概念作出了種種不同的界定，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經濟法學說。（注：對經濟法概念的不同認識，形成了種種不同的經濟法學說，舉其要者，大致有三，即“縱橫統一說”、“經濟行政法說”、“學科經濟法說”等。）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特別是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逐漸完善，某些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頗有影響的經濟法學說已經逐漸地被放棄。順應時代的潮流，經濟法學家們對經濟法的概念又重新進行認識并另行作出界定。
盡管經濟法產生的歷史條件和因素錯綜復雜，但考察經濟法概念產生的歷史過程，在筆者看來，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實際上就是對既存法律的一種分類和再分類的活動。在大陸法系國家，經濟法概念的出現，在一定意義上是對法律突破了傳統公法與私法分類狀況的認可與折衷。由于資本主義壟斷的形成，為了適應國家對經濟的統制，同時也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秩序，資本主義國家從對經濟活動的自由放任并依靠“看不見的手”來調整經濟關系，開始走向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國家干預。與此相應，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先后頒布了大量的體現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這些法律的出現，一方面打破了傳統的私法自治的局面，使私法關系滲透了國家干預的痕跡；另一方面，也突破了大陸法系國家關于公法與私法劃分的傳統理論，使公法融入了對私權關系調整的內容。這種法律性質及其內容的演變，被法學家們概括為“私法的公法化”。正是為了適應這種法律性質及其內容的變化，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學家們將那些介于傳統公法與私法之間的法律概括為“經濟法”。由此可見，無論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法產生的動因如何復雜，表現在法理上，則是因應變化了的法律，對原有法律體系的一種重新分類活動。
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法的出現雖然也是對法律的重新分類，但其產生的基礎卻與資本主義國家有著天壤之別。由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管理國民經濟已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職能，特別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無時無刻不在參與、干預和管理著社會經濟活動，甚至具體到某份經濟合同。加之社會主義國家不承認公法與私法的劃分，因此，規范國家行政活動的行政法最大量的是國民經濟管理法規。這種情況在以行政法作為典型公法的資本主義國家里是不可思議的，也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傳統行政法所不能包容的。盡管我國已經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家干預和管理社會經濟的手段、方式和程度有了根本的變化，但由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性質，決定了國家對于市場經濟的介入和干預的程度是資本主義國家所無法比擬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法的出現，同樣是對傳統法律分類的再分類，但這種分類的基礎不是對公法與私法劃分的折衷，而是對內容龐雜的行政法的再分類以及對其他相關法律的重新概括。
綜上可見，無論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法的出現在一定意義上都意味著對法律體系的重構。既然經濟法是法律重新分類的活動和結果，而法律分類又是一種人的主觀抽象概括活動，那么，在對法律重新分類的過程中，基于主觀認識的不同，對經濟法概念的理解就必然存在著程度不同的差異。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本身就是對法律的重新分類，但這種分類絕不是主觀的隨意活動，必須遵循一定的原則，這個原則就是對已有科學分類的充分尊重，而不是隨心所欲的歸納和概括。否則，經濟法就永遠無法獲得應有的獨立地位。
縱觀我國經濟法概念產生與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到，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不僅受制于經濟體制，而且還受制于法制的發展水平。首先，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受制于一定的經濟體制。在我國，雖然經濟法的概念被正式接受至今僅僅有著20年的歷史，但在不同的經濟體制下產生著對經濟法概念的不同認識。在計劃經濟體制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下，產生著“縱橫統一說”等經濟法學說，而且這些學說在當時的經濟體制下亦不無道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也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經濟法學說，目前經濟法學界正在致力于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科學的經濟法學說的建立。這一狀況恰恰證明了經濟與法的關系，表明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其次，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還受制于法制的發展水平。在我國《民法通則》及一些重要的商事法律尚未出臺前，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存在著極大的隨意性，有些經濟法學說無節制地擴大經濟法領域，將傳統民法與商法的內容視為經濟法，有的甚至主張用經濟法取代民法。這樣做的結果，不僅無法使經濟法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相反還導致了法律學科與法律體系的嚴重混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干擾了中國法制建設的步伐。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日趨完善，特別是隨著我國《民法通則》及一些重要的商事法律的制定與頒布，那些“大經濟法”的主張及“綜合經濟法說”等觀點都相繼退出了法學舞臺，也相應地凈化了經濟法理論。我們認為，除了內容龐雜且沒有統一法典的行政法外，凡是在我國法律體系中業已被確定地歸屬為某一獨立法律部門的法律，都不應再列入經濟法的范圍。不僅民法如此，商法作為相對獨立的法律部門，其獨立性亦應受到經濟法的尊重，也不宜納入經濟法的領域。否則，經濟法就無法擺脫“綜合癥”的困擾，難以成為獨立的法律部門。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以及法制建設的發展與法律體系的完善，我國的經濟法理論研究亦日趨深化，人們越來越傾向于經濟法就是調整國家（政府）干預或管理社會經濟關系之法。盡管在具體的認識和表述上仍有差異，但在原則問題上可以說已經形成了最基本的共識。
基于上述認識，我們認為，我國的經濟法是指調整國家在調控社會經濟運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過程中，在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它是國家干預或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法律表現，是我國法律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的、獨立的法律部門。
二、關于經濟法的調整對象
毫無疑問，經濟法的概念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密不可分的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任何對經濟法概念的定義都直接源于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認識。從這個意義上說，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研究實質上也是在深化對經濟法概念的認識。在邏輯關系和認識順序上，定義本應結論于對事物本質的揭示之后或同時。本文對經濟法概念所作出的定義同樣不能違背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一般規律，只是為了敘述的便利，才將對經濟法定義的結論交待于對調整對象研究的過程之前。
把有無獨立的調整對象作為劃分法律部門的主要依據，是為法理學所確認的一項普遍適用的原則。因而，經濟法要成為獨立的法律部門，必須有其獨立的調整對象，即特定的經濟關系。從經濟關系的法律性質上考察，以經濟為內容的社會關系可以分為兩類，即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和不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根據《民法通則》等有關法律的規定，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由民法和商法統一進行調整，這就從立法上排除了經濟法直接調整此類關系的可能性。因此，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就只能是不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亦即國家在調控社會經濟運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過程中，在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發生的經濟關系。這種經濟關系發生于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以行政管理性為其基本特征，可以把它簡單地概括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
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發生在經濟行政機關之間的行政管理關系。根據在此類關系中經濟行政機關有無上下級之間的隸屬性，還可以將這類關系細分為兩類，即不同層次的經濟行政機關之間的隸屬關系和不同職能的經濟行政機關之間的業務范圍上的管理關系。前者即上級經濟行政機關與下級經濟行政機關之間的關系，如上級稅務機關與下級稅務機關之間的關系；后者則是由于職能分工的不同，某一政府機關在業務職能上與其他政府機關之間發生的管理關系，如財政機關的決定對同級政府機關的約束。第二類是發生在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的行政管理關系。根據引發此類關系產生的政府行為的不同，可以把這類關系細分為兩類，即因抽象行政行為發生的行政管理關系和因具體行政行為發生的行政管理關系。前者是特定政府機關向市場主體實施抽象行政行為所形成的管理關系，如特定政府機關向不特定市場主體頒發的行政法規或規章；后者則是特定的政府機關按照法律規定并依其職權向特定市場主體實施具體的行政行為所形成的管理關系，如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對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者的處罰。就上述兩類行政管理關系的性質而言，第一類行政管理關系中的上下級隸屬關系并不都是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有的是行政法的規制內容；而第二類行政管理性的經濟關系則是經濟法的主要調整對象，并構成經濟法的基本內容。
要正確認識由經濟法調整的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性質，必須澄清以下問題：
首先，必須搞清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與行政隸屬性經濟關系的區別。有的同志把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概括為行政隸屬性經濟關系，或者認為隸屬性是經濟法調整的經濟關系的基本特征。（注：李中圣：《經濟法：政府管理經濟的法律》，《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4年第1 期。）我們認為這種概括并不確切。如前所述，嚴格意義上的隸屬性只存在于上下級經濟行政機關之間，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并無隸屬性可言，存在的只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因此，我們認為將經濟法調整的對象概括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較為準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不僅包括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也包括那些應由經濟法調整的具有行政隸屬性特征的經濟關系。
其次，必須搞清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與國家經濟管理關系的聯系。有的同志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國家經濟管理關系，管理主體包括國家機力機關、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注：漆多俊：《經濟法基礎理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207～213頁。）誠然， 廣義上的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可以具體化為國家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的職能活動，也就是說國家干預經濟的方式和途徑是多種多樣的，但是絕不能因此便得出國家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都是經濟管理機關的結論，更不能把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活動看作是經濟管理行為。國家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活動由憲法、訴訟法和有關的組織法等予以調整，此類關系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無干，不能混為一談，否則必將重蹈“大經濟法說”之覆轍。國家立法機關主要是以經濟立法的形式去表現和實現國家的經濟意志，要實現國家權力機關的經濟立法意圖，離不開政府的抽象行政行為和具體行政行為，也就是說國家的經濟管理活動都是由政府來完成的，都要轉化或表現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因此，作為經濟法調整對象的國家經濟管理關系實質上就是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
再次，必須搞清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與市場主體行為的聯系，即與平等主體關系的聯系。有人認為既然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既然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應由民商法來加以調整，經濟法就不應涉足于平等主體之間的市場關系，其實這是不應產生的誤解。必須看到，經濟法所調整的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基礎就是平等主體之間的市場活動。一般說來，只要市場主體的行為在民法規定的范圍內進行，就可以排除經濟法的介入，而由民法來加以調整。在民法調整的范圍內，主體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權。但當市場主體的行為超出了民法調整的范圍，導致市場機制失靈、民法無所作為時，即可能引起經濟法的介入，而當作為經濟法主體的政府機關依據其管理職能及管理權限介入該經濟關系時，此種經濟關系即成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并隨之成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例如，當市場主體依法公平競爭時，其相互關系為民事關系；當市場主體實施商業賄賂、降價排擠、強行搭售等不正當競爭行為時，就會引起有關管理機關的介入，在有關管理機關與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市場主體之間就會形成反不正當競爭的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并受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調整。由此可見，那種認為經濟法不能作用于平等主體之間關系的觀點是不切實際的，完全擯棄經濟法對平等主體之間關系的作用，無疑是拆除了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賴以存在的基石，使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無所指向，從而實質上導致了對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否認。有人把國家通過政府根據經濟法的規定對市場主體經濟行為的評價比作體育競賽的裁判，我們認為不無道理，體育競賽的裁判雖不能直接參與競賽，但裁判的對象卻是競賽場上運動員的競技活動。在運動員違例犯規時，裁判員就要主動干預，對犯規的運動員及時判罰，以恢復競賽秩序并保證競賽的公平進行。經濟法對平等主體之間關系的作用情同此理。
復次，必須搞清經濟法調整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手段及其相互關系。有人認為把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就會過分強調國家行政權力因素，使經濟法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其實這種認識至少存在著兩個誤解，一是將經濟法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混為一談，二是將經濟法的調整手段簡單地等同于行政手段。對此，我們認為，其一，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并不會過分強調國家對經濟的行政干預。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干預或管理經濟的方式、方法和程序等都已被經濟法所固定化，政府干預或管理經濟的廣度與深度已被法律所限定。其二，經濟法調整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并不等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來管理經濟。那種認為經濟法調整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的觀點，直接源于對經濟、行政、法律三種手段關系的誤解。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將三種手段視為并列關系。然而，從經濟法的角度觀之，這種認識并不科學。因為健全完善的經濟法制必然要求把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法律化，而經濟法就是經濟手段、行政手段法律化的集中表現。在經濟法中，無論是經濟手段還是行政手段，都集中地表現為法律形式。例如，稅收、稅率、利率、價格等作為經濟杠桿是實現國家調控的重要經濟手段，但這些經濟杠桿在經濟法中都已被法律化，理所當然地又成為法律手段；又如，計劃、命令、禁止、許可、確認、撤銷、罰沒等都是國家管理經濟的行政手段，但這些行政手段在經濟法中也被制度化、法律化，上升為法律形式，自然也是國家管理經濟的法律手段。因此，法治國家干預和管理經濟應當一準于法。經濟法作為國家管理經濟之法，是對經濟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綜合運用，并非單純或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強調經濟手段、行政手段的法律化并不是抹煞這兩種手段在性質上的區別，而是強調它們在經濟法形式上的統一。
最后，要正確認識經濟法調整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必要性，還必須搞清經濟法規制此類關系的內容。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市場經濟的局限性，始終存在著市場主體自利行為失控的可能。為確保市場主體的公平競爭和市場活動的有序進行，就必須有效地強化政府權威，充分發揮政府干預和管理經濟的職能，以防止市場主體自利行為的失控。同時，由于市場主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享有充分的經濟自由，為防止對市場主體權利的侵犯，還必須嚴格地限定政府的權力，保證政府依法行政，不允許政府對市場主體活動的法外干預。這就決定了經濟法不僅是國家或政府干預社會經濟之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干預政府之法。經濟法既要為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動設定權利和義務，也要界定政府干預或管理經濟的權力和責任，這就是經濟法規制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根本宗旨，也是經濟法調整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全部內容。
三、關于經濟法的體系
經濟法體系是指對已有的或應有的經濟法律、法規，按一定的邏輯關系建立起各個經濟法部門，由各個經濟法部門所組成的有機聯系的經濟法系統。對于經濟法體系可以從兩方面理解，一是實然的經濟法體系，即由已有的經濟法部門有機組合所形成的經濟法系統；二是應然的經濟法體系，即由已有的和應有的經濟法部門有機組合所形成的經濟法系統。就二者的關系而言，應然的經濟法體系是對實然經濟法體系的理論指導，而實然的經濟法體系則是對應然的經濟法體系的現實反映。無論建立實然的經濟法體系，還是構筑應然的經濟法體系，實質上都是對經濟法律、法規按其內部邏輯關系（或依其特有的調整對象，或依其作用的不同領域）進行的一種分類或再分類。建立應然的經濟法體系的目的是用來指導經濟立法活動，確立一個科學的立法規劃，使之成為內部和諧統一的法律整體；構筑實然的經濟法體系的目的是通過對現有的經濟法律、法規的分類，使龐雜的經濟法律、法規條理化、部門化，以便于市場主體知法、守法，并便于經濟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對經濟法的準確適用。
經濟法的體系是由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決定的。這一方面說明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認識不同，將直接決定經濟法體系在結構上的差異；另一方面也表明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界定在建立經濟法體系中的決定作用。例如，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縱橫統一經濟關系”的經濟法學派，勢必將經濟合同法作為經濟法體系的組成部分；主張經濟法調整綜合經濟關系的“綜合經濟法學派”，甚至把民法中的所有權制度、法人制度、知識產權制度等都視為經濟法體系的組成部分。顯然基于此種認識所建立起來的經濟法體系，不僅無助于經濟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地位的確定，而且還人為地造成了現存法律體系的混亂。可見，能否建立起科學的經濟法體系，首先取決于對經濟法概念與調整對象的正確認識。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以及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經濟法學界對于我國經濟法的概念和調整對象的認識也日趨一致，這就為科學的經濟法體系的形成奠定了必要的基礎。由于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在調控社會經濟運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過程中在政府機關與市場主體之間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因而經濟法首先應當包括宏觀調控法與市場管理法這兩個最重要的經濟法部門。對此，我國經濟法學界已經基本取得了共識。此外，我認為，資產資源管理法和涉外經濟管理法也應當成為我國經濟法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一）宏觀調控法
應當指出的是，所謂宏觀調控法并不是以法典形式表現出來的部門經濟法，而是對調整國家在宏觀調控過程中發生的行政管理性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調節是基礎層次的調節，但是由于市場調節具有自發性、盲目性與滯后性，因而當市場主體的自利行為失控時，就會出現“市場失靈”，“看不見的手”就會無所適從。為此，就必須建立必要的宏觀調控體系，用國家的自覺調節來彌補乃至于在必要時取代市場的自發調節。國家在調控社會經濟運行過程中與市場主體發生的經濟關系就是宏觀調控關系，調整此類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就是宏觀調控法。宏觀調控法調整宏觀調控經濟關系的目的是為了彌補市場調節的缺陷，防止或消除經濟發展中的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通過綜合運用法律化了的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優化資源配置，優化政府的經濟管理行為，衡平市場經濟中的公平與效率，引導經濟活動與社會發展。
作為經濟法部門的宏觀調控法，主要包括計劃法、財政法、稅法、金融法、價格法等，它們分別采用或綜合運用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對宏觀經濟關系進行卓有成效的調整。
一、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所取得的成績及存在的問題
社會保障制度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必要的制度保證，也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基礎工程。隨著我國的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換，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有機組成部分的社會保障制度也已經由原來的現收現付模式向部分積累的“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模式轉變，這種轉變就是我們所說的社會保障制度的變遷問題。
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一種社會經濟制度，是公共選擇的結果，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自身實踐活動的發展而不斷發展變化。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現代化社會的一個重要標志，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減震器”和“安全網”的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保障制度的作用愈來愈重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從國情出發，積極推進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初步形成了以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險以及最低生活保障為重點的社會保障制度總體框架。從目前發展的情況看，社會保障制度中的基本養老保險的覆蓋人數已從1998年底的1．12億人擴展到現在的1.29億人；失業保險的覆蓋人數也由0.8億人擴展到近1億人，每月領取失業保險金的人數從70萬人增加到128方人；目前已有1400多萬人從原來的公費醫療和企業勞保醫療轉向新的醫療保險制度；此外，全國600多個城市普遍建立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近兩年來先后有300多萬城市低收入居民得到救助。社會保障制度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作出了積極的作用。
但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是一項十分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目前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還存在一些問題：（1）社會保障的主要承擔者仍然是企業事業單位。目前職工的養老、醫療、失業等仍由企業來承擔、社會保險金的發放和退休人員、下崗職工的日常管理工作仍主要由企業來承擔。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保障資金，本來要靠企業、社會、財政三方面共同籌措，但由于企業（特別是一些困難企業）和社會分擔的部分沒有很好落實，一些下崗職工不能及時足額領到基本生活費的現象仍然存在。（2）社會保障制度正常運行所需的資金缺口還比較大。例如，近幾年來，參加社會統籌的企業離退休人員每年新增200多方人，養老金支出數額越來越大。在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保障沒有資金積累。同時，由于養老保險覆蓋面窄，因企業的經營狀況不好而導致養老保險費收繳率低，沒有實行全國統籌，地方之間的基金不能調劑使用，因此部分省份的養老保險基金有了支付缺口。盡管兩年來中央政府下了很大決心確保企業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的發放，幫助地方解決拖欠養老金的問題，但一些地方舊的拖欠未了，新的拖欠又來，極大地影響社會保障制度的正常運行。（3）社會保障制度的管理不夠規范，尤其是社會保障基金的管理不夠規范。例如，按照中央政府的規定，基本養老保險基金要實行全額證繳，但是目前部分地區仍實行差額繳撥的辦法，造成企業擠占、減發或拖欠基本養老金的現象時有發生。此外，對會保障基金沒有納入財政統一管理，省級地區間基金調劑受到了很大限制。在企業和政府之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對于社會保障的責任劃分也不夠明確。（4）社會保障制度的涵蓋面還很窄，基本上集中莊城市的公有制單位中實施，就是在城市中、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覆蓋范圍也有待擴大。比如，在實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過程中，一些沒有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的，以及沒有參加社會保險的各類企業下崗職工或失業人員，他們中的一部分家庭人均收入低于當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卻還沒有進入這條“最低保障線”。如此等等。上述這些問題的存在，使社會保障制度的作用大打折扣，沒有起到應該起的作用。我們把它稱為社會保障制度的失效或低效。
二、市場調節失效與政府調節失效的交替作用導致我國社會保險制度的低效率
上述的分析表明，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在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從總體來看，社會保障制度在由舊的制度安排向新的制度安排轉換的過程中，它的總體效率還比較低，還不能真正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需要。我們認為，目前社會保障制度低效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1．是市場機制調節失效或低效的結果
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公共選擇的產物，具有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的特點，即具有社會性、非競爭性和非排它性的特點。這一特征使社會保障制度無法完全通過市場調節來實現高效率．我們把它稱為市場調節失效。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市場經濟高效率配置資源的前提條件是競爭性和完全信息的市場結構。而社會保障作為一種社會穩定的制度安排，從它誕生的那天起，就具有一種社會性。這種特性決定了制度的供求是不對等的。政府希望全體公民都加入到這種制度中來，而公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更多的是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單純依靠市場機制調節難以把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面擴大，市場在這里的作用非常有限。第二、市場機制的調節是一種自發的、具有盲目性的調節，它會造成資源的浪費。而社會保障制度所要求的安全性決定了社會保障制度調節的計劃性。因此，單純依靠市場調節存在著風險，并不十分可靠。第三、市場的調節是一種短期的調節，而目前社會保障體系建立的主要癥結是長遠目標與短期應急措施之間的矛盾；在制定長遠發展目標時，側重經濟效率，強調個人責任和個人脹戶積累，分流企業負擔和國家負擔；在決定短期應急措施時，側重社會安全，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強調政府責任，財政倉促應對，這很容易出現“個人依賴企業，企業依賴政府，地方依賴中央”的局面。這個矛盾依靠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無法解決。第四、市場經濟是有理性的主體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社會保障制度則是側重于追求社會效益的制度安排，因此無法單純依靠市場機制來獲得這種制度安排所需要的資金積累。同時，社會保障制度由舊的制度安排向新的制度安排的過渡中產生了大量的轉制成本，這種轉制成本也無法通過市場機制來自動消除；第五、市場機制自發作用的結果就是優勝劣汰，從而會產生失業、分配上的兩極分化等社會問題，社會保障制度就是為解決這些問題才出現的一種制度安排。由此，我們可以推斷：依靠市場機制不可能解決其自身產生的問題。因此，我們認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必須有政府的參與。
2．是政府調節失效或低效的結果
以上已經論證了社會保障作為一種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離不開政府的扶持和投入。但由于種種原因，政府在這方面的職能并沒有真正發揮出來，有些職能還被不斷削弱，甚至帶來了一些負作用。我們把它稱為政府調節失效或低效。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政府調節的失效或低效是由于政府行為本身的失當引起的。政府的職能就是矯正市場的失效或低效，但在市場失靈的領域，政府往往用簡單的、單一的行政手段或政府壟斷的方法作為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表現在社會保障制度的運行中，就是政府包攬一切，依靠政府投入大量社會資源來維持，造成了社會保障制度的生產效串低下。盡管為社會提供了福利，但因其本身就是靠犧牲可能更大的原有社會福利換來的，結果可能是社會總福利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其二、政府調節的目標可能不正確。這隱含著兩種可能：一種是政府行為本來就目的不明，導致政府確定的目標也是不明的。比如，如果政府行為不是以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的，那么制定的目標也必然是一系列并不是以社會福利增加為目的的目標。這些目標的實現，自然是不管好與壞，都會導致政府行為的失效。再比如，社會保障制度要達到什么水平？多大的覆蓋面才合適？等等，并不是很明確，因此制定的政策和采用的調節手段也就不那么確切。另一種情況是政府行為目的已明確是追求社會福利最大化，但出于不能正確認識市場經濟的社會經濟背景，不能正確認識在市場經濟下實現技會福利最大化所必須遵循的規則，從而選擇了不正確的追求社會福利最大化的道路或途徑，制定了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要求的目標。反映在社會保障中就是政府往往一廂情愿地指望企業能自動完成社會保障的責任，這種不正確的認識帶來一些不良的后果，因為需知目標與實現手段和途徑總是緊密結合的，錯誤描述目的的目標和實現這種目標的手段，執行結果會高目的差之千里。要使政府制定的目標正確，前提是具備完備的信息、正確的決策。前一點是最經常得不到滿足的，再加上正確的決策還受人的主觀能力影響，因而政府行為也往往具有天生失效的特征。其三、政府進行既定目標的行為后，其他市場主體能否受影響、誘導、督促而相應行為，并客觀上整合形成與目標設想一致的市場經濟運行，并不由政府行為完全決定，而是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因為在市場經濟中，個人、企業等市場主體有自己的目標，因而不一定能按照政府意愿行為，一旦市場主體的行為或各市場主體行為的整合與政府設想的目標出現偏離，就意味著政府行為的失效。其四、政府責任的不完全性，使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面估窄。社會保障制度覆蓋面窄帶來了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社會保障機構不負責非國有經濟就業人員的社會保障，非國有經濟就業人員的社會保障無人真正過問，因而城市中的非國有企業為降低自己的勞動成本而寧愿把收外地民工，也不愿把收下崗分流人員；另一種情況是，政府也要求非國有經濟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但非國有經濟就業人員的社會保障基本主要由非國有企業本身及受保障者自身來積累，政府并不管，而社會保險制度實際上應該是由政府、企業、受保障者三個方面共同建立的，政府不負責自己應承擔的責任，就等于把非國有經濟就業人員的社會保障壓力主要是轉移到了非國有企業身上，在這種不合理條件的誘導下，導致了勞動力無法真正實現流動。其五、政府行為的偏差導致不規范的行為。政府的產生和職能，其本來自的和意義在于代表全體社會成員的意志和利益的，建立并維護市場經濟制度，實現社會整體福利的最大化。但是，政府歸根結底仍然是經濟人的一種特殊集合體，經濟人行為特性必然會在政府運行中體現出來，表現為各種政府官員追求權力最大化，各級政府部門追求規模最大化，以此來謀求個人或小團體利益的最大化。既然政府在運行中可能會逐步形成本位利益，那么，在這種本位利益的驅動下，政府行為就會出現偏差，甚至為了本位利益而不惜損害乃至修改由它制定的規則，使政府的理制度違法活動“合法化”。這種現象在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中就表現為政府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導致社會保障資金被挪用甚至被貪污的現象時有發生，極大的損害了社會保障制度的功能。
正是由于上述兩方面效應綜合作用的結果，使得社會保障制度達不到應有的作用。因此，在社會保障制度的變遷過程中，有必要重新來定位政府的職能。
三、政府職能在社會保障制度變遷中的重新定位
1．政府在社會保障制度由舊的制度安排向新的制度安排的過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社會保障制度的社會性特征決定了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和實施的主體是政府。現已推行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都毫無例外地把提供社會保障納入政府的職能范圍，這就把社會保障活動與宗教團體、民間慈善機構所舉辦的救助活動區別開來。盡管在一些國家中某些社會保障項目由民間團體、社會組織來舉辦，但也是在政府的倡導和資助下進行的。尤其是發達的社會保障制度，沒有政府來主持實施是不可能的。
（2）政府在建立公平的制度方面有著特殊的作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由于制度變遷，必然會導致利益的調整和再分配，沒有強有力的政府進行組織，純粹依靠市場交易，特別是不規則不均衡的市場交易制度來進行，其結果，要么是原有的利益的再調整和再分配無法實現，新的制度創新被擱淺；要么是形成一種保留既得利益集團權力的基礎上的不公平的新制度，背離原來制度變遷的目標。新的社會保障制度既強調效率，也兼顧公平，這就需要對原有分散管理的社會保障制度統一起來，使它具有規模經濟的效應。這個統一過程實際上就是利益的調整過程，沒有政府強有力的組織是難以達到預期目的的。
（3）政府在制度創新方面有著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其他市場力量不能替代的作用。中國的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作為這種根本性的經濟體制轉變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要受到所有制結構調整、企業制度改革、財稅制度改革等其他方面改革的影響，不能不考慮經濟結構調整，如產業結構調整、地區經濟結構調整、城鄉經濟結構調整等所帶來的新情況、新問題。在這種社會經濟背景進行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明顯存在著路徑依賴的現象。在路徑依賴中，至關重要的是初始道路的選擇和初始選擇后最初的活動效果。一旦初始效果為人們接受，便會自我強化油我放大，由舊的社會保障制度向新的社會保障制度的轉換就很容易實現。而政府在建立新制度方面具有比其他市場主體更強的路徑引人優勢。也就是說，在有政府強有力的參與下，能夠加快制度創新的速度。沒有政府的組織領導，許多制度將無法建立。
2.規范政府在社會保障制度變遷中的職能
（1）政府規范制度的職能。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在于社會保障的強制性，這一強制性必須通過國家立法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證。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覆蓋面窄和社會保障基金征繳率低的問題，究其原因，關鍵在于社會保障的立法滯后。主要依靠社會保障主管部門和經辦機構通過行政手段和宣傳動員的做法，只能得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因此，政府現在的一個重要職責就是規范制度。一方面應充分依靠現有法律、法規，理順和規范現有法律、法規；另一方面，應加快專項立法特別是加快地方立法，依法推進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依法規范社會保障制度的運作。此外，在政府規范制度的職能方面，還應特別注意明確政府與企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責任。尤其是要解決政府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的角色錯位。政府的責任更多的應體現在裁判員的角色上，為社會保障的運行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給社會保障的運行進行嚴格的監督。
（2）明確政府自身的責任，承擔應該承擔的職責。改革是有成本的，關鍵的問題是由誰來承擔改革成本。有人認為，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就是把社會保障從政府中分離出來，因此，政府不應該承擔改革的成本。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改革成本有兩種：～種是由舊的制度向新的制度轉變過程中所產生的成本，稱為轉制成本；另一種是社會保障制度運行過程中所需要的正常費用，稱為運行成本。政府作為社會保障制度的主體，對改革成本特別是社會保障制度的轉制成本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過去國家沒有給勞動者積累保障基金。現在提出解決轉制成本的思路很多，比較共同的看法是考慮變現一部分國有資產用于社會保障支出。因為這部分國有資產正是那些現在退休或準備退休而無法繳納社會保障費的一部分職工在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建立時創造的財富，體現為國有資產的一部分，現在將之變現，用于社會保障支出，是合情合理的。我們認為采取非常措施彌補由于歷史上國家對職工的“隱性負債”而形成的資金缺口（轉制成本）是必要的。此外，從目前看，中央財政對一些下崗、事業人口集中的老工業基地、西部經濟落后地區進行補貼也是必須的。事實上，政府在這些方面已付出巨大的努力，在1998年和1999年兩年時間里，僅中央財政用于社會保障的資金就達521億元，在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資金總額中，各級財政投人邵分，1998年占66．9％，1999年上升到71％。中國在財政預算里安排的社會保障性開支，這幾年增加很多，1999年在整個財政收入里用于社會保障的資金支出已經接近11％。這對于社會保障制度的轉制起了積極作用。但是，我們認為，政府在承擔應該承擔的責任的同時，必須注意防止另一種傾向，就是政府責任的擴大化，希望政府什么都包攬起來，使政府就像救火隊，顧此失彼，疲于奔命，這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也是不利的。應該通過制度規范各個社會保障主體的責任。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發展和完善，企業會計模式的確定顯得越來越重要。尤其在現階段，包括各個生產要素的市場體系都有待完善，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會計模式的特征，作用和內容更具有極其深遠的意義。
一、企業會計模式在會計模式體系中的重要性
企業會計模式是指企業在國家會計規范指導下，通過設置會計機構和會計業務程序、選拔和聘用會計人員。確定和使用會計方法、從事會計工作、提供會計信息，開展會計管理而形成的企業會計工作體系。
在整個經濟活動中，會計模式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會計模式導向、會計規范、會計管理體制、企業會計模式、會計人才管理體系。在五大要素中，會計模式導向是最基本的要素，它處于最高層次，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會計模式的基本運行走向；會計規范在會計模式中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它在反映會計模式導向的前提下，指導、約束會計管理體制和企業會計模式，以保證會計信息的公正性和相關性；會計管理體制是會計工作能夠正常運行的組織保證；企業會計模式是會計模式中涉及實務最多、最為活躍的因素；會計人才管理體系是根據會計管理體制的要求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對其他要素有著制約或促進作用。
企業會計模式自身包含了若干個子系統，與會計實踐密切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說，企業會計模式是國家會計模式在本企業范圍內的具體體現。
二、我國經濟環境對企業會計模式的影響
作為管理科學的一個分支，會計始終處于一定的社會經濟環境中。一般而言，會計的社會環境指的是對會計工作產生直接和間接影響的各種外在因素的總和。在諸多因素中，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體制以及企業的管理水平和企業外部對會計工作的要求等，分別在不同層次上對企業會計模式產生影響，其中以經濟制度、經濟模式和經濟發展水平對企業會計模式的影響最為突出。
(一)經濟制度影響著企業會計模式的制定和實施
當前，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這個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在此種經濟制度下，政府充當社會管理者、國有企業所有權的機構這兩種角色。政府的雙重身份要求企業會計模式須做到：向政府傳達基層企業的會計信息，為政府這一宏觀經濟調控者提供制定和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基礎和依據j企業會計模式須配合政府作為社會管理者的角色，為其實現社會經濟資源的合理配置、績效衡量、引導和利益分配等管理職能服務；企業會計報表須切實反映企業的經營成果和財務狀況，尤其是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情況，為政府完成企業所有者這一角色的職能服務。
(二)經濟模式必須得到企業會計模式的配合和支持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環境下運行，其發展關鍵在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企業真正成為市場的主體。而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特征為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
企業會計模式必須配合和支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產權清晰的特征要求通過企業會計準確計量和報告企業產權，以保護各個投資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權責明確的特征要求通過會計信息系統準確量化產權投資人和債券投資人的權利和責任，使得企業的法人財產權和債權人權益得到有效保障；政企分開的特征強調政府作為社會管理者和企業投資者的雙重身份對企業的不同影響；管理科學的特征對會計模式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建立科學的會計管理制度上，為優化管理、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提供有用信息。
(三)企業會計模式的發展狀況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經濟發展水平與企業會計模式的相互影響十分明顯。從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來說，企業會計模式的構建須考慮企業規模、水平，企業會計人員的能力和素質，企業的業務范圍和復雜程度等因素。同時，還應為以后經濟發展和業務增加所產生的會計新問題奠定必要的基礎。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構建現代企業會計模式的途徑
目前，企業會計模式主要存在三大問題：不同信息使用者之間信息需求有差異、信息客觀性與相關性相背離，會計監督機制與內部人員控制存在矛盾。根據當前經濟環境對企業會計模式的要求，以及企業會計模式中現存的三個問題，為了規范企業會計工作，提高會計信息質量，應從多個方面著手建立企業會計模式。
(一)建立企業會計管理制度
據國家有關法規和制度，針對企業內部經營業務的特點、范圍，管理要求和人員素質設計和實施的，用于指導規范會計工作的制度體系，即為企業會計管理制度。
在會計管理制度中，應設置會計機構，制定內部控制制度、實施會計人員管理。會計機構是組織和實施會計工作的組織，內部控制制度是企業內部各職能部門、各有關人員之間，在處理經濟業務過程中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一種管理制度；會計人員是企業會計工作的主體，針對會計人員的有效管理，主要包括會計業務和會計理論的繼續教育、會計職業道德水平的提高和完善。
(二)據實整理會計信息系統
向會計信息使用者提供與決策相關的可靠信息，是企業會計工作的主要目的。因此，企業會計模式設計的主要任務，便是會計信息系統的設置和運行。
企業會計信息系統的設置包含會計政策、會計信息指標體系、會計信息質量指標、會計信息流程等幾個要素的設置和這幾個要素之間的有機配合。
(三)完善會計監督機制
完善的會計監督是保證會計信息質量的必要條件。但監督工作由誰來做。如何做，這又是會計監督機制首要解決的問題。
會計核算與監督職能分離的體制是解決會計監督機制問題的有效方式。企業內部的會計僅負責運行會計信息系統，提供必要的會計報告和其他信息，內部監督職能由內部審計部門負責，會計信息的質量則由外部獨立審計機構來評價和確認。企業會計人員對企業經營者負責，經營者對所有者負責，，企業會計人員和企業管理人員共同對會計信息失真承擔有關責任。
四、結束語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基本特征 發展中國家 影響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經濟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呈現了諸多發展趨勢，其中，經濟全球化是當代世界經濟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其表現及影響已日益為國際社會所廣泛關注。它使企業生產的內部分工不斷擴展為全球性分工，使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優化組合，達到資源優化配置，從而促進了各國和全球經濟的共同發展，同時也帶來了全球共同面臨的社會經濟問題。
一、經濟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經濟全球化，是指資本、信息、技術、勞動力、資源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流動、配置、重組的過程，是生產、投資、金融、貿易使世界各國、各地區經濟相互融合、相互依賴、相互競爭和制約的趨勢。它有以下基本特征。
1、企業全球化
跨國公司既是生產和資本國際化的產物，又會進一步促進生產和資本的國際化和全球化。跨國公司在全球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一直是國際直接投資的主導力量。全球化的發展使跨國公司的生產在全球范圍內組織，競爭也在全球范圍內展開。20世紀90年代以來，跨國兼并現象比較突出，并呈現出兩大突出特點：規模大；兼并數量多；涉及金額巨大。這種企業的兼并浪潮客觀上促進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
2、生產全球化
生產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也是推動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動力。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分工進一步向廣度和深度發展，從廣度上講，參與國際分工的國家和地區已遍及全球；從深度上講，國際分工越來越細，已由過去單一的垂直型分工發展為垂直型、水平型和混合型多種分工形式并存的新格局。同時，國際直接投資迅速發展，國際直接投資是一種深層次上的通過投資設廠，在生產領域里、在生產過程中把各國經濟聯系起來的方式，90年代以來，國際直接投資增長速度在各項國際經濟指標中是最高的。另外，國際資本流動規模的迅速擴大，已成為貿易之外聯系世界各國經濟的又一重要紐帶。
3、貿易全球化
貿易全球化表現在：國際間的產業轉移使各國交流產品的必要性大大增加；新科技革命推動下的高效率大批量生產，也要求在全球范圍內開拓市場，擴大國際貿易規模；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對國外產品的需求，從而促進貿易全球化；便捷靈活的貿易方式和國際協調對貿易限制的減少，促進了貿易全球化。二戰后，國際貿易總量和規模不斷擴大，而國際貿易的進一步增長又有力地推動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
4、市場經濟體制全球化
雖然西方發達國家實行市場經濟已有幾百年的歷史，二戰后相繼取得民族獨立的發展中國家也大都選擇了市場經濟體制，但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全球化還只是上世紀末的事情。目前，市場經濟體制已成為不同制度國家的共同體制，從而為市場經濟全球化奠定了制度性基礎。經濟全球化以市場經濟體制的全球化為基礎，沒有市場經濟體制的全球化就沒有生產要素國際間的自由流動，也就談不上真正意義的經濟全球化。
5、金融全球化和經濟信息化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現代電子技術和通信手段的飛速發展，尤其是隨著各國對資本流動管制的解除和“電子貨幣”（信用卡）的流行，貨幣的國際交換和流動的規模日益擴大，使經濟信息在全球迅速、準確地傳遞，這大大促進了金融市場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金融的全球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現代科技的加速發展，信息化已成為市場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顯著特征，信息產業在一些發達國家已取代傳統產業而成為支柱產業。信息產業的飛速發展也改變了傳統制造業、商業、金融業的生產組織方式和經營方式。這一切使全球經濟活動的速度越來越快，規模越來越大。
6、區域經濟一體化不斷加強和國際經濟組織日益健全
世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展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明顯加快，這種區域經濟一體化進一步推動了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在區域經濟一體化蓬勃發展的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等作為協調和監督世界經濟運行的國際性組織，其權威性和作用越來越明顯，在世界經濟活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二、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既有正面效應，也有負面效應。
1、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機遇
二戰以來，發展中國家紛紛實行市場經濟體制，逐步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多數發展中國家也在不同程度上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
（1）經濟全球化使世界范圍內的產業結構調整進一步深化，步伐加大。發展中國家利用這個契機，既可以繼續引進發達國家技術比較先進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增加國內就業，擴大出口，完成工業化進程；又能夠利用經濟全球化提供的機會，加大對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引進和學習，發展一批高新技術產業，特別是在某些關鍵環節上占據優勢地位，加速國內現代化進程。
（2）經濟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外投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和條件，使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增長迅速。如：1983―1987年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額僅為年均42億美元，1996年則增加到510億美元，而到2003年，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則達到900億美元，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十分之一強。
（3）經濟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更多吸引外資的條件和機會。據聯合國公布的數據，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的數額在增長；投向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私人資本在增加。吸引外資規模的擴大，無疑有助于解決發展中國家的資金短缺問題。
（4）經濟全球化促進了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發展，使其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逐漸增強。近年來，發展中國家有些跨國公司已從貿易活動深入到國際生產領域和高科技領域，并開始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向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提出了挑戰。
（5）經濟全球化帶動了世界范圍內經濟與技術開發區、保稅區和自由貿易區等多種形式自由經濟區的發展。主要分布于發展中國家的各類經濟區，不僅成為吸引外資的“載體”，而且對解決這些國家的就業問題發揮了積極作用。
（6）經濟全球化拉動了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近10年來，國際貿易的增長大大超過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盡管發達國家是國際貿易的最大受益者，但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亞洲的發展中國家也受益于國際貿易。
總之，發展中國家通過參與經濟全球化，可以為自身發展提供全球化的市場、資金、技術、人才及先進的管理經驗，使國內資源得到最為充分的合理配置；可以在日益劇烈的國際競爭中，盡快地提高本國民族企業的競爭力，加快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促進經濟現代化的早日實現；還可以推進政治改革，加速民主化進程。
2、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挑戰
發展中國家在與發達國家分享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部分利益的同時，卻承受著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效應甚至對本國經濟的嚴重沖擊。
（1）經濟全球化導致和加劇了世界經濟發展的進一步不平衡。突出表現在南北差距不斷擴大，發展中國家更加落后于發達國家，尤其是造成那些處于最底層的發展中國家更加貧窮落后。因此，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1999年度人類發展報告》中呼吁人們重新認識經濟全球化問題，努力縮小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
（2）由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要求各國都要一定程度地讓渡和共享經濟，而這種讓渡和共享實際上又是不對稱的。同時，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世界范圍內市場力量的加強以及發達國家大跨國公司的不斷擴張，有可能沖擊發展中國家的一些國內產業，威脅其國內市場安全，使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事務中的權力相對減弱。另外，適應經濟全球化需要而成立的“超國家”的專門性國際經濟組織也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形成約束，因此，經濟全球化帶給發展中國家的最大問題是國家將受到沖擊和削弱，國家經濟安全受到威脅。
（3）隨著全球貿易和全球生產體系的迅速發展以及跨國公司及其資本的不斷擴張，發展中國家的民族經濟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和沖擊，對發達國家的依附性也不斷增大，因此，發展中國家在當前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處于不利地位。
（4）在解決全球性問題時，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兩難的尷尬局面：一方面他們要發展本國經濟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卻被發達國家指責破壞環境。而實際上，經濟全球化使發達國家將越來越多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業以及對生態環境破壞嚴重的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發展中國家資源浪費現象因此而相當嚴重，平衡的生態系統因此而遭到破壞，良好的自然環境因此而受到污染，社會負擔成本因此而日益加重，從而嚴重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并最終影響到整個世界的可持續發展。而問題的實質在于，發達國家現在已經超越了工業化發展階段，它們理應對已經形成的環境污染負責。
（5）經濟全球化下的金融全球化，在推動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容忽視的金融風險和經濟沖擊。目前，24小時電子化交易的全球金融市場已經形成，在為市場交易提供更大便利的同時，也為金融界的不少投機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國際互聯網的暢通運行，使資金可以隨時流向地球上任何一個有利可圖的地方。由于國際市場上巨額資金的短期套利，如果在防范金融風險和穩定金融秩序方面稍有不慎，將會帶來巨大風險，墨西哥和東南亞的金融危機都是最好的例證。
可見，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深遠而復雜，各國都要從自身的戰略高度，全面考慮本國的經濟利益，綜合平衡各方面的經濟利益關系，既要看到經濟全球化的大好前景，又要充分考慮到可能產生的問題并審慎對待，不可盲從。
【參考文獻】
[1] 十七大報告學習輔導百問.學習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07.
[2] 《十六大報告》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