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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選擇與區域經濟發展是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兩大主題，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理性的區位選擇導致經濟活動在某一優勢區位的聚集和擴散，在中觀和宏觀上表現為區域經濟增長。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形成和演進始終沿著區位論和區域經濟發展兩條線索進行，其間對區域經濟理論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在淵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創立的區位理論。德國經濟學家杜能(tunen，1826)從區域地租出發探索因地價不同而引起的農業分帶現象，創立了農業區位論，奠定了區域經濟理論的學科基礎。20世紀初，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德國經濟學家韋伯(weber，1909)提出了工業區位論。30年代初，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據村落和市場區位，提出中心地理論。
稍后，另一德國經濟學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論框架，把中心地理論發展成為產業的市場區位論。總的看來，農業區位論和工業區位論立足于單個廠商的區位選擇，著眼于成本和運費的最低。中心地理論和市場區位論立足于一定的區域或市場，著眼于市場的擴大和優化。這些區位論都采用新古典經濟學的靜態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的價格理論為基礎來研究單個廠商的最優區位決策，因而又叫古典區位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空間相互作用模式、各種規劃模式、網絡和擴散理論、系統論及運籌學思想與方法的應用使區位論獲得迅速發展，對區域經濟運行的動態性、總體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間結構理論、現代區位論逐漸形成。地域空間結構理論主要有地域空間結構階段論、城市空間結構理論、地域空間相互作用引力理論。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間相互作用與市場均衡的區域經濟運行研究中，薩繆爾森(samuelson，1952)的市場在空間上呈離散分布的空間市場均衡模式與柏克曼(beckman，1968)的連續流模式從處于一定地域空間中的生產和消費活動出發，為空間經濟理論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而現代區位論一方面使區位研究從單個廠商的區位決策發展到區域總體經濟結構及其模型的研究，從抽象的純理論模型推導，發展為建立接近區域實際的、具有應用性的區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區位決策客體擴大到第三產業。
現代區位論的區位決策目標不僅包括生產者利潤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戰后區位理論的發展主要是由美國學者推動的，其中，艾薩爾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區位論動態化、綜合化，根據區域經濟和社會綜合發展要求，把研究重點由部門的區位決策轉向區域綜合分析，建立區域的總體空間模型，研究了區域總體均衡及各種要素對區域總體均衡的影響。
現代區位論開始立足于整個國民經濟，著眼于地域空間經濟活動的最優組織，但其整個理論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假設，這極大地影響了現代區位論對現實區域經濟問題和區域運行的解釋力。
傳統的區域經濟增長理論分為區域經濟平衡增長理論和區域經濟不平衡增長理論。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定下對區域經濟增長問題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羅一斯旺增長模型。索羅和斯旺(solow and swan)在生產要素自由流動與開放區域經濟的假設下，認為隨著區域經濟增長，各國或一國內不同區域之間的差距會縮小，區域經濟增長在地域空間上趨同，呈收斂之勢。
不平衡增長是短期的，平衡增長是長期的。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動性的假設下，提出區域收入水平隨著經濟的增長最終可以趨同的假說。這兩種理論實際上就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空間均衡論，即市場價格機制能夠使區域間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紀5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發達國家以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為目標，把大量資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經濟發展條件較好的區域，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果，不僅沒有緩解反而加劇了發達區域與欠發達區域之間的兩極分化。
這種差距拉大和兩極分化表明僅僅依靠市場的力量已經很難解決所有的區域發展問題，區域經濟增長并不像新古典經濟學家設想的那樣收斂，即發達區域與欠發達區域的經濟增長情況并不一致，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區域差距沒有縮小反而拉大。
為了對這一現實經濟問題進行解釋并為促進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區域經濟增長提供理論和政策依據，部分經濟學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見地的區域經濟不平衡增長理論。主要有繆爾達爾(myrdal，1957)的“循環積累因果理論”、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邊緣理論”等。繆爾達爾指出，市場力作用傾向于擴大區域差距而不是縮小區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現，則發達區域會獲得累積的競爭優勢，從而遏制欠發達區域的經濟發展，使欠發達區域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因素越積越多。
赫希曼的觀點與此類似。他認為，增長在區際間不均衡現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區的發展會通過涓滴效應在某種程度上帶動外圍區發展，但同時，勞動力和資本從外圍區流入核心區，加強核心區的發展，又起著擴大區域差距的作用，極化效應起支配作用。要縮小區域差距，必須加強政府干預，加強對欠發達區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紀60年代，美國發展經濟學家p·弗里德曼從國家角度提出“中心邊緣理論”對赫希曼的“核心-邊緣區理論”進行補充。
與此同時，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對區域貿易的理論研究也取得進展。瑞典經濟學家俄林(olin)把區際貿易引入新古典經濟學，使其成為一般均衡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俄林從貿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動、要素價格與商品價格之間的關系。認為，區際貿易、國際貿易與要素自由流動會帶來區域之間生產要素價格與商品價格的平均化。
總之，為了解決區域問題，西方經濟學家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下，根據凱恩斯的理論，利用宏觀經濟分析方法，對區域內部資本積累、勞動力就業、技術創新與國民收入增長的關系，區內產業結構演進與升級，區際分工與區際貿易，中心城市及鄉村的可持續發展等問題進行了研究，現代意義上的區域經濟理論框架已經成形。
二、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新發展
在新古典經濟理論框架下的西方區域經濟理論，主要從規模報酬不變和不完全競爭出發來研究現實的區域經濟問題，把由于規模經濟和聚集經濟帶來的規模報酬遞增看成是一個外生變量。新古典經濟理論模型中，要素流動是瞬間、無成本的，生產要素、商品和勞務不完全流動性、經濟活動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規模經濟和完全競爭假設的矛盾無法解決。
隨著建模技術的升級，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納入到自由的框架中，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的框架下獲得新發展。
目前，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研究最活躍的領域是新經濟地理學。迪克斯特與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1977)建立的壟斷競爭模型為空間因素納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礎，新經濟地理學由此產生。
廣義地講，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有兩個發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對區位選擇進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為基礎，用“空間”觀點分析區際貿易。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代表是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爾茲(walz)、馬丁(martin)、沃納伯爾斯(a．venables)等。
克魯格曼試圖通過建立一個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的規模報酬遞增模型，把區域經濟理論研究納入主流經濟學。
1991年，他在總結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場潛力”理論與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場規模與區域產業范圍間循環關系為基礎的進口替代區域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采用迪克斯特與斯蒂格利茨的壟斷競爭假設，把一個經濟分為生產同質產品的農業和生產不同的可以替代產品的制造業，農民不能流動而工人可以流動，農業沒有運輸成本，制造業的運輸成本與薩繆爾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運輸過程中都有一部分丟失)建立了。
一個兩區域兩部門模型。他認為，收益遞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種產品只有在一個地方生產才有利可圖，其結果是不同地方就生產不同的產品，生產差別產品。當一個地區有勞動力流入時，它不是生產更多的現有產品組合，而是生產新產品。
模型分析的結果表明，一個經濟規模較大的區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聯系，會出現一種自我持續的制造業集中現象，經濟規模越大，集中越明顯。運輸成本越低，制造業在經濟中所占的份額越大，在廠商水平上的規模經濟越明顯，越有利于聚集，“中心—邊緣”結構的形成取決于規模經濟、運輸成本和區域國民收入中的制造業份額。
克魯格曼還建立了一個動態的多區域模型來解釋當空間結構均衡時，動態的力量確實趨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離分布的聚集點(城市)。他通過區域跑道模型演繹了區域運行的幾何結構。區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區域經濟體系中各個構成部分呈環狀分布，認為運輸費用僅僅受環形周長的影響，制造業的同一布局總是處于均衡分布狀態。地平面并不是穩定不變的，集中的區域環形分布會產生輕微紊亂的地平面，自發演化出一個或多個制造業集中。這樣，制造業區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發展到兩區域集中布局，而這兩個最終集中布局區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爾茲(waltz，1996)則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會導致規模收益遞增的生產和創新產品的區域性集中，區域經濟增長源于產業部門的地理集中及由此產生的持續的生產率提高。
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經濟條件下的區位競爭問題。他通過模型分析得出結論，在最初的區位競爭中獲勝的區域對其他企業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參與最初區位競爭的第一個企業雖然可以獲得較大的財政激勵，但隨后的其他企業卻能夠從該區域的產業聚集形成的外部經濟中獲益。對在區位競爭中獲勝的區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為隨后進入的廠商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在同一區位的廠商數目會隨著外生的相對成本優勢和內生的聚集優勢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 and 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業經濟體系中的運費與規模經濟差異，認為經濟體系會自動發展為一個中心地體系，他們(1996)對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級體系模型進行了修正，通過構建基礎模型進行預測分析后，發現人口增加會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時期內在一個長而狹窄的經濟體系產生，并沿著一條線逐漸向外擴展，形成多城市空間。與古典區位論一樣，這些研究都強調經濟活動聚集帶來的外部經濟對區位選擇的重要影響。所不同的是，克魯格曼更強調由經濟活動聚集帶來的、與市場供求相連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區際貿易方面，沃納斯伯爾(venables，1996，1999)把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作為區際貿易新類型的基礎。認為，假定生產要素不能自由流動，如果中間性商品受到規模經濟和運費的影響，生產過程中所引起的區際經濟分化必然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擁有大量制造業門類的區域能為中間性商品提供比較廣闊的市場，使這些國家和地區趨向于區域一體化集中，從而使下游生產具有成本優勢，并強化這種優勢，循環往復。
他通過研究發現，在高收入的工業“核心”區與農業“邊緣區”的分化過程中，市場規模擴大的驅動遠遠超過區域一體化增長的驅動力。此外，沃納斯伯爾還把運輸成本納入赫克歇爾-俄林(heckscher—ohlin model)的區際貿易模型，發現貿易方式和生產方式不僅取決于資源稟賦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賴于運輸成本，后者與國家或區域的地理位置有關。新貿易活動的區位選擇相對于已有的貿易活動密度而言，依賴于要素密集和運輸密集度。
巴德溫和弗斯開爾德(baldwin and forskild，1997)則提出了區域與貿易分析的另一種觀點，認為現有的區域分析方法應主要用于區域經濟增長內部。因為在各種區域模型分析中，循環過程不僅涉及到生產要素的流動，而且涉及到生產要素的積累，市場規模大的區域，投資額越大，又會進一步增大市場規模。
新經濟地理學力圖把“空間”因素引入對區際貿易的分析，通過把運輸成本作為“空間”因素納入區際貿易模型來解釋貿易量隨距離的增加而迅速減少，價格、要素報酬和行業生產率在不同區域間差異等與區際貿易問題。
此外，隨著發達國家從工業化社會向后工業化知識社會的轉變，經濟中更多的有形投資流向高技術商品和服務，在研究與開發、教育與培訓等方面的無形投資也越來越重要。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一方面將技術進步當作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術進步是外生變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為了更好地解釋經濟現實，一些經濟學家直接把知識納入生產函數之中，用于說明知識對經濟長期增長的作用，建立了新經濟增長理論。
阿羅(arrow，1962)最早用內生技術進步來解釋經濟增長，他假定整個經濟體系內存在著技術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預時的競爭性均衡是一種社會次優，均衡增長率低于社會最優增長率，政府可以采取適當政策提高經濟增長率，使經濟實現帕累托改進。此后，羅默(romer，1986)在其知識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識的溢出效應說明內生的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唯一源泉，強調知識的外部性對經濟的影響。盧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資本溢出模型則認為整個經濟體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資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經濟增長理論通過技術進步內生化為區域經濟增長和發展理論奠定了微觀經濟學基礎。實際上，內生技術進步的經濟增長在地域空間上表現為區域經濟增長的不平衡，聚集經濟、規模經濟產生的技術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術外部性即技術溢出效應，金融外部性則是與市場擴大相聯系的外部經濟)使要素邊際收益遞增，從而引起經濟活動的地域空間聚集和擴散，這樣，規模經濟就不再是一個外生的經濟變量，而作為內生經濟變量進入到區域經濟增長模型中。
規模經濟內生化的結果是區域經濟增長差距越來越大。巴羅與薩拉-艾-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1991)認為，雖然國家收入水平與長期趨勢之間的差距越大，其增長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長期增長的潛能，遞增收益阻礙著各國經濟增長差距的縮小，各國經濟增長最終趨向發散。鮑莫爾(w．j．baumol)從生產性角度研究了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趨勢，發現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不存在收斂趨勢。
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盟的形成，新區域主義開始取代傳統的舊區域主義。新區域主義以新經濟地理學為理論基礎，埃斯爾(ethier，1998)總結其特征如下：鼓勵世界區域貿易和多邊貿易的自由發展，發展中國家放棄閉關自守、反對市場經濟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邊貿易體系的政策；區域協定往往涉及到深層次的一體化問題；區際貿易自由化是適度的；企業的區位、發展極、區域增長方式和發展模式的選擇也隨之發生變化。漢森(hanson，1998)通過實證分析發現經濟一體化對各國生產的空間組織有重要影響，其中對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區位選擇影響大于發達國家。
三、評析
新古典經濟理論在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和生產函數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下研究微觀經濟活動和宏觀經濟增長，把要素流動看成是瞬間的、無成本的，認為市場力量會使經濟趨于均衡，當經濟運行偏離了原有的均衡狀態，市場經濟體系具有一種自我恢復均衡的力量。其理論中不包含空間因素。
一些經濟學家根據區域經濟增長的實際，對這一觀點提出了挑戰，建立在新古典經濟理論基礎上的傳統區域經濟理論認為，微觀經濟活動主體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促使生產要素流向區位條件優越的地方，經濟活動聚集在某一區位會產生外部性，多個廠商相互作用的結果會獲得規模經濟效益。
規模經濟效益的產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廠商規模擴大所帶來的利益增長，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廠商外部性增長所帶來的利益增長。后者是由那些在生產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聯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產業按一定比例與規模集中布局在擁有特定優勢的區位所產生的增加收益。
他們認為，單個廠商內部的規模經濟通過外部性可以匯總為總量生產函數的規模報酬遞增，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價格機制的作用使經濟活動和產業趨向于集中在市場潛力大的區位，而市場潛力大的區位往往又是經濟活動和產業集中的地方，區位決策是內生的，區域經濟增長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強性。生產要素不斷向優勢區位和區域聚集，引致區域經濟不平衡增長。從地域空間來看，權衡規模經濟和運輸成本后，廠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種城市架構，為相互交錯的六邊形市場區提品。
傳統的區域經濟理論研究者假設某個區位或區域的要素供給具有高彈性，都意識到高彈性的要素供給對發展過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實際上，無論是微觀的區位決策，還是宏觀的區域總體空間均衡及區域經濟發展，外部性與規模報酬遞增都起著關鍵作用。
與新古典經濟學家不同，當代區域經濟理論研究者更強調金融外部性對規模經濟形成的意義。在他們看來，單個廠商生產能力的規模報酬遞增，運輸成本和要素流動性等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導致了聚集現象的出現。但他們在新古典經濟理論假設下提出的挑戰，卻因規模經濟與完全競爭理論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觀經濟理論基礎。
從理論上講，完全競爭假設與內生的規模報酬遞增是矛盾的，為解決這一新古典假設帶來的難題，傳統區域經濟理論在堅持完全競爭的條件下，把規模報酬遞增當作外生經濟變量，這樣就可以在個體最優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區位選擇。
然而，這種假設處理的一個必然結果是無法從理論上解釋生產活動地域空間聚集與擴散的循環累積性，使區域經濟增長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強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階段，使其難以融入主流經濟學。而且受當時已有的建模技術限制，區域經濟學家和發展經濟學家們在研究區域經濟發展問題時，無法把他們的思想用形式化的嚴謹的模型表達出來。
他們在研究經濟發展問題時，大多采用一種非數學的風格，沒有意識到對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經濟學朝著建立明確模型的方向發展。
此外，他們的研究沒有明確說明市場結構，即他們在描述的假想經濟中的競爭狀況時，往往想當然地認為規模經濟是欠發達區域工業化的一個制約因素，而未對這種規模經濟的形成機制和結果進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劉易斯的過剩勞動理論比較容易被模型化外，許多其他的經濟發展理論則很難被模型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其思想的傳播和交流。
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發展與主流經濟學的發展密切相關。隨著主流經濟學的發展，不完全競爭模型的建立為傳統區域經濟理論的兩難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經濟地理學的經濟學家們通過建立不完全競爭與規模報酬遞增相容的模型，把區域經濟活動聚集和擴散的內在機制用嚴密的數學模型表示出來，努力把空間因素納入到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體系。
不完全競爭模型為當代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奠定了微觀經濟學基礎。區域經濟理論就像新經濟增長理論一樣，吸引著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的注意。
迪克斯特與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1977)《壟斷競爭與最優產品多樣性》(Monopolis-ticCompetitionandOptimumProductDiversity)一文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的發表,標志著新貿易理論及相應的新經濟地理理論的產生。與傳統的以新古典經濟理論為基礎所決定的企業區位選擇、區域生產力布局及區域發展模式觀點不同,該理論從運輸成本的降低及由此所引起的聚集經濟、遞增收益、規模經濟性、外部性或者說溢出效應(如技術的溢出效應)等角度探討企業區位的選擇及區域經濟增長模式等。許多經濟學家對此作了深入的研究,如克魯格曼(Krugman)、馬丁(Martin)、阿明(Amin)、弗塞爾(Feser)、伯格曼(Bergman)及沃納伯爾斯(Venables)等。
1•新經濟地理理論中的區位理論。克魯格曼(1991)在《政治經濟學雜志》上發表的《遞增收益與經濟地理》(IncreasingReturnsandEconomicGeography)一文通過一個簡單的模型說明了一個國家或區域為實現規模經濟而使運輸成本最小化,從而使得制造業企業傾向于將區位選擇在市場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場需求則又取決于制造業的分布。所以,中心—邊緣模式的出現依賴于運輸成本、規模經濟與國民收入中的制造業份額。他與大部分經濟學家所運用的馬歇爾(Marshall)的外部性經濟概念不同,馬歇爾的外部經濟認為,企業區位聚集有三個原因:第一,幾個企業集中于一個區位提供了特定產業技能的勞動力市場,確保了較低的失業概率及勞動力短缺的可能性;第二,地方性產業可以支持非貿易的專業化投入品的生產;第三,信息的溢出可以使聚集企業的生產函數好于單獨企業的生產函數。①而克魯格曼卻注重一般性的外部經濟,而不是特定于某一產業的外部經濟,所以,其外部經濟概念是與需求及供給關系相聯系的,而不是純粹的技術外溢效應。格斯貝茨與施姆茲勒(Gersbach&Schmutzler,1999)通過模型探討了存在產業外部與內部外溢效應條件下的生產與產品創新的地理分布,以及對產業聚集的影響。他們認為,遞減的聯系成本支持產業的聚集,同時也存在產品創新的多重均衡。產業群內企業的競爭與合作效果可以達到兩階段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這通過美國硅谷的經驗而得到證明。瓦爾茲(Walz,1996)的研究結果表明,地方的經濟增長起因于產業部門的地理集中所表現的持久的生產率增長,這同樣與技術等要素的溢出效應密切相關。
他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會導致遞增的生產與產品創新的區域集中。弗塞爾與伯格曼(1999)通過區域與產業群的概念,系統地闡述了形成聚集優勢的理論基礎:外部經濟、創新環境、合作競爭與途徑依賴等,并且還通過價值鏈與投入—產出途徑來確定產業群的存在,通過區位系數、網絡分析等對產業群進行分析。馬丁(1999)探討了存在聚集經濟條件序列區位競爭的結果,他通過模型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存在聚集經濟時,贏得第一次的區位競爭使得一個區域對下面的企業更具吸引力。所以,第一個企業可能獲得較高的財政激勵,而第二個企業則可能獲得的補貼較少,但其卻從產業聚集的外部經濟中獲益。對較早的投資吸引所獲得的動態的或者說長期的效果可能超出其直接的經濟效果,因為這對以后的產業吸引形成一種區域環境。而這種第一次區位競爭的動態競爭力也使得對序列競爭的補貼或者說激勵趨增,從而引起區域之間的惡性競爭。馬丁的模型對企業區位選擇的決定及產業的地理集中進行了預測,指出了第二個企業選擇與第一個企業相同區位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有可能形成一個產業群,在同一區位的企業隨著外生的(自然的)相對成本優勢與內生的(獲得的)聚集優勢的增加而增加。由于贏得第一次區位競爭對區域發展具有如此的動態經濟效果,因此各區域內為吸引新企業進入提供各種激勵措施。但埃利斯與羅格斯(Ellis&Rogers,1997)利用博弈論分析了各區域利用激勵措施吸引新企業進入所面臨的囚徒困境狀況:它們為吸引新企業進入而提供激勵,各區域之間為爭奪企業而進行的競爭便從此開始,區域提供給企業的激勵最終可能會超出其對該區域的真正價值,使得區域清晰地知道如果沒有區位競爭它們或許會更好。傳統的區位理論側重于工業區位。而新經濟地理理論則將工業區位理論延伸到辦公區位(OfficeLocation)、零售區位(RetailLocation)等。泰姆泊爾(Temple,1994)在把辦公活動分為三類的情況下分析了辦公區位的選擇。她認為,傳統的工業區位決定因素對于決定諸如會計、廣告及市場營銷等服務部門的辦公區位并沒有多大作用,這些部門本身會產生自身的外部規模經濟,而正是這種外部經濟性的存在,使得金融與市場營銷等部門會聚集或定位于城市中的相同地區,即這種外部經濟性產生了自身的動向或推動力,從而成為決定辦公區位的一個決定因素。當然,對產業聚集地也有另外不同的觀點,如哈德、瑞斯與斯文森(Head、Ries&Swen-son,1999)推測群居行為(HerdingBehavior)可能導致產業群;而Decoster&Strange(1993)則提出了問題可能是隱藏在聚集之后的一種重要作用力的觀點,這主要涉及經理人員決策制定的聲譽成本問題。
2•新經濟地理理論中的貿易理論。新經濟地理理論將距離因素以運輸成本的方式自然地納入到整個理論體系中去,從而改變了傳統的不考慮運輸成本對貿易產生影響的看法。而運輸成本的減少也就成為新經濟地理理論中聚集現象發生及增長方式轉變的原因,并以此來回答傳統的貿易理論所不能回答的事實:(1)貿易量隨距離的增加而迅速遞減;(2)價格在區位之間并不相同,地點之間的距離越遠,差異也越大;(3)要素回報在國家之間并不均等;(4)不同國家的行業生產率差異很大。地理位置雖作為貿易量的一個重要解釋變量,但在傳統的貿易理論中,其理論含義并沒有得到強調。距離及其相聯系的成本不但決定著貿易流量,而且也決定了不同國家之間的區域貿易方式、產業結構、要素價格與收入差異等。克魯格曼(1991)利用簡單的兩區域模型、農產品無運輸成本假定和薩繆爾森(Samuelson)的“冰川”(Iceberg)型工業品運輸成本來說明區際貿易的產生及最終的中心———增長模式,即每一單位的工業品從一個區域轉移到另一個區域,只有一部分能夠到達。而這部分工業品與區域運輸成本呈反比例關系,或者說是運輸成本的倒數指數,它也是決定區域收斂或發散的最終參數。且有兩種作用力———本國市場效果與價格指數效果使得區域趨向發散,而另一種作用力———本地農產品市場的競爭度使區域趨向收斂,而最終是否收斂或發散則取決于兩種作用力的比較。
沃納伯爾斯與李冒(Venables&Limao,1999)在利用傳統的李嘉圖及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并將運輸成本納入到理論中去時,發現要素稟賦與要素密集度并不是確定貿易方式及生產方式的充分條件,這也依賴于國家或區域的位置———特別是與經濟中心的距離及物品的運輸成本。而且,他們還給出了運輸傾向性的確切定義,它依賴于運輸最終產品及用于生產的中間產品的成本。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距離還降低了實際收入。它對不同要素價格的影響卻顯得較為復雜,這依賴于運輸密集度與要素密集度之間的相互作用。運輸成本使偏僻地區的實際收入降低,但減少運輸成本卻并不能必然使所有區域受益,由此所引致的供給反應將導致貿易量的變化,典型的情況是運輸成本的降低可能會導致相對偏僻區域的實際收入增加,而卻減少了欠偏僻區域的實際收入。當然,偏僻區域并不必然是一個活動貧乏的區位,因為它們的距離已經反映在它們的要素價格水平上。新貿易活動的區位選擇相對于已有活動的密集度而言,依賴于要素密集度與運輸密集度。伊頓與考圖姆(Eaton&Kortum,1999)不但將地理因素而且還將技術因素納入其貿易模型,并探討了貿易獲益、貿易使技術的收益擴散、技術與區位決定專業化的模式、移民對工資的影響、關稅減少的結果等五個方面。他們認為,自由貿易使各國都會受益,小的國家可能比大的國家獲益更多,這與后面要講的新區域主義的觀點相類似。而一個國家(或區域)的技術進步可使整個社會福利水平提高,技術擴散的受益大小則取決于受益國的資源與擴散國之間的相似性等狀況。
3•新經濟地理理論中的收斂及發散理論。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森提出區域收入趨同后,隨著以羅默(Romer,1986)與盧卡斯(Lucas,1988)為代表的內在增長理論的延生,在20世紀80年代小阿莫斯(AmosJr,1988)提出了“在經濟發展后期階段區域收入趨異”的假說。羅默指出標準的索羅增長模型的技術假定會導致貧困國家或地區將經歷較快的增長,但由于遞增收益概念的引入,并且通過利用該概念建立的理論模型所得出的結論與戰后各國的經濟增長情況基本上保持一致,沒有出現較貧困的國家與較富裕國家收斂的趨勢,也即現實中的區域發散性。這與新經濟地理理論相似,因為新經濟地理理論主要從聚集經濟、外部性等內生增長的角度探討區域經濟增長。對于區域發散的觀點主要有三種解釋:(1)生產技術內生地有利于技術領先者,這使得存在遞增收益條件的結果是富者越富,差距越來越大。這是因為技術因素是決定區域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技術能否擴散影響到區域不對稱性的延續,進而影響到區域的收斂與發散。基凡奈蒂(Giovannetti,1999)則在區域不對稱的演變過程模型中指出,作為由不同區位企業適應性決定的結果,區域不對稱(主要是技術方面)具有四種均衡狀態:持續不對稱(PersistentAsymmetry)、蛙跳式(Leapfrogging)、保持進步(ForgingA-head)與追趕式(Catchingup)。他認為,持續不對稱不會被企業所采納;蛙跳式是低質量企業采納的方式;保持進步則是高質量企業采取的方式;追趕式是每個企業都能采納的方式。(2)鮑默爾(Baumol)與巴羅(Barro)等人認為,雖然收斂是最終的結果,但只有擁有一定人力資源基礎的地區或國家才能夠利用現代技術保持收斂趨勢。一個貧窮的國家只有在一定的人力資本基礎上才能比較富裕國家增長得更快。而多瑞克與圭根(Dowrick&Ngugen,1989)則認為,收斂只會發生在最富裕的國家,特別是經合組織(OECD)國家,所以被人們稱作“俱樂部收斂”(ClubConvergence)。(3)巴羅與薩拉—艾—馬丁(Barro&Sala(I(Martin,1991和1992)等人提出的條件收斂(ConditionalConvergence)觀點認為,盡管國家現在的收入水平與長期趨勢之間的差距越大,其增長也就越快,但由于沒有長期增長的潛能,致使最終趨向發散。但不管是哪種觀點,如果從內生增長或遞增收益的角度探討區域收斂或發散問題,這些觀點所得出的結論對于貧窮國家的來說則是較悲觀的。
二、新區域主義的興起
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的形成,經濟學家及貿易理論家特別關注兩個問題:一是世界區域貿易新格局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社會福利?二是區域主義是有利于還是不利于多邊貿易的自由發展?這種新區域主義(NewRegionalism)觀念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末期,它與二戰后傳統的或者說是舊的區域主義觀念(OldRegionalism)的不同之處在于:一是多邊的自由化更加完全;二是經濟欠發達國家已經放棄了閉關自守、反對市場經濟的做法,其政策也是盡量加入到多邊貿易體系。埃思爾(Ethier,1998)認為新區域主義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1)當代區域主義一個典型的特征是,一個或更多小國家把自己與一個大國聯系在一起;(2)小國正式或者已經實施了重大的單邊改革;(3)區域協定很少只強調貿易壁壘,這通常涉及到深層次的一體化問題;(4)成員國之間的自由貿易還并不是全部,自由化的程度是適度的;(5)所達到的自由化基本上因小國的讓步而實現的。這種新區域主義的形成也許是對多邊貿易體系所作的一種內生反應,它能將轉軌國家成功地納入到多邊貿易體系中,而多邊主義自身卻不能完成這種使命。當然,新區域主義的形成同樣影響到企業的區位選擇、區域經濟增長方式選擇及收斂性問題等等。漢森(Hanson,1998)通過實證分析探討了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形成及經濟一體化對各國產業區位選擇所產生的重大影響。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加拿大、墨西哥及美國生產的空間組織發生了變化。在墨西哥,與美國的經濟聯系使得原來的墨西哥城工業帶就業人口迅速減少,而與之相對應的是北墨西哥工業區就業人數的迅速擴張以及熟練工人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經濟一體化對美國與加拿大的產業區位影響則相對較弱。當然,與墨西哥邊界鄰近的美國城市,其就業的增長與鄰近墨西哥區域的進口密切相關。
1、國內外交通對區域經濟的影響對比
1.1國外現狀的研究
在對于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發展的研究最早始于19世紀，這一問題有德國經濟學家提出，并對其從工商業的角度進行分析，并提出了相應發展經濟就一定要先從道路交通運輸的方面入手，提倡由道路運輸來帶動區域經濟發展，對于這項研究，得到了很多經濟學者及國家的認同，例如在荷蘭，經濟學學者分析了通過降低運費對提高運輸能力和節約勞動力而帶來的財富增長，在傳統的認知中，人們認為交通運輸對區域經濟的影響是非常總要的。在很多發達國家中，人們早已認識到這一問題，并且由于研究及發展的比較早，所以在實施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是咱國外的研究及建設中，大多都是針對將來的運輸及規劃，主要是以經濟、規劃、環境及政策方面著手，一般都是從單方面入手，很少能有綜合性的分析及評價，而且對于公路運輸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做出的研究不是很多。
1.2國內現狀的研究
在我國見過之初，有前蘇聯經濟學家通過對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指出，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這一問題的建議，所以在1959年成立了綜合運輸研究所，主要真對交通運輸及區域經濟發展的綜合性問題，并且取得了較為喜人的成果。特別是在我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的倡導下，取得了很多適合我國國情的科研成果，充分體現了科學發展、以人為本的核心思想，之后各種研究成果涌現在各大媒體上，讓人們更過的了解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就目前而言，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更過的存在于概念層次，在運用上更多的是從經濟、農業、科技和環境方面，沒有結合多方面問題進行研究，但是在綜合研究及運用方面，這才是解決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鍵性問題，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應該從綜合方面著手，注重實際意義，并且對政府及決策層應該普及這方面成熟的研究成果，并且補充其相關理論，這樣才能對我國今后的經濟發展起到帶動性的作用。
1.3研究的目的
交通運輸對各方面的影響都相當重要，自古就有“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的說法，但是如果沒有良好的交通，那么糧草的運輸也是困難重重，所以交通運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現代社會中，經濟的發展對交通運輸的需求同樣重要，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交通，那么各種商品的運輸則會成為限制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而如何能夠科學的對道路進行規劃就需要各種科研人員及大家的共同研究，這種研究的主要問題在于確定研究的最終目的，并且要明確總體思路，確定研究成果對改善交通運輸的能力，只有確定了這些問題，才能確保研究出來的成果是切實有效的，否則一切都是空談，而且還有可能產生錯誤的結果，從而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2、研究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理論依據
2.1交通運輸區域經濟特點
2.1.1交通運輸的特點
交通運輸在實際中，主要以客運和貨運為主。客運就是對人的運輸，其中包括客車、火車等運輸，貨運則以物流為主，通過交通運輸的方式實現全國各地在資源及產品上的交換，而有效的規劃及建設可以促進區域經濟的有效發展，而公路運輸則具有速度快、靈活性高、覆蓋面廣等特點，所以在區域性的交通運輸中，都是以公路運輸為主，所以說道路運輸在整個運輸系統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公路運輸也有不足的地方，就是長途運輸費用高、貨運量不大、成本較高等缺點，所以在建設公路發展的同時，鐵路、水路、航空的運輸方式也需要協調發展，只有綜合性發展，才能建立一個有效、告訴的交通運輸網絡。
2.1.2區域經濟的特點
區域就是以空間為單位產生的經濟整體，可以將某一省或某一市看做一個區域，也可以更小或者更大，沒有固定的范圍，而區域經濟就是在這一空間單位中，從事資源的生產與在生產的活動所產生的價值叫做區域經濟，可以將區域經濟看做地區經濟的個體，由個體集合之后，產生了地區經濟，這樣的集合不單單是一加一那么簡單，如果能夠有效的結合各區域之間的經濟，則可以產生更加龐大的經濟價值，反之，如果區域經濟不能很好的結合那么將會出現一加一小于二或者各自為戰的情況出現。
2.2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相關理論。
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主要理論為區域開發論。區域開發理論主要是圍繞著兩點：原點論、增長極論和交通運輸論，原點理論就是指一個區域的開發要有一個重點，也就是說以某一點為圓心，從這個點像周邊發展，只有將資源集中，才能更好的發揮出經濟的作用，如果發展的范圍在初期就定的很大，這樣就容易造成精力分散的情況出現，基本不可能將所有地方都發展的很好，這一問題在現階段人們都有了一定的共識，在實際應用中，將原本星羅棋布的小村莊或聚居地集體搬遷至以有一定發展歷史的城市中，然后在對城市進行集中發展，這樣就可以很好的將各種資源集中利用，不免了分散發展所產生的不利因素。增長極理論是集中所有資源，發展經濟最好的地方，最有發展潛力的地方，使其在短時間能夠見到成果，產生經濟效益，同時，形成以所在區域為中心，建立關聯產業，并且應該選擇增速快，創新能力強的產業，這樣更加有力于接下來的發展與開發，應該發揮區域優勢，發展原有的優勢產業，增加地區特色，在政府方面，也應該通過政策來推動地方區域經濟的發展，從而建立以城市為主體的多功能、多層次區域經濟。交通運輸論則是指出，交通運輸是一個區域經濟的子系統，交通運輸在區域經濟中，擔任催化劑的角色，所以交通運輸對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在現代的經濟中，交通運輸無論是新的發展，還是對原有運輸模式進行改良，對區域經濟的發展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長期受到區域劃分的束縛，很難講真個交通系統完美的協調、統一的發展，往往都是在本區域內協調發展，但是涉及到其他區域時，即使想要互相協調，也會受到各種制約，難以實現，所以在交通規劃上應該整體管理、宏觀調控，這樣才能將目前各自為戰的問題從根源上解決，從而解決各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基礎問題。
3、交通運輸對區域發展的重要性
在區域經濟的發展中，離不開資源的運勢、生產及銷售這三個環節，隨著經濟高速的發展，車輛的增對，對道路的壓力也越來越大，所以各種原材料及產品的運輸則成為了政府規劃部門應該考慮的問題，如何才能有效的解決則成為了核心問題，所以在區域經濟的規劃中，應該將交通問題列為重要議題，如果在原材料的運輸上，距離過遠，那么就很容易增加運費成本，而且對道路的壓力也會有所增加。各個關聯產業應該規劃在相對集中的區域中，這樣既減少了運輸成本，也減輕了運輸車輛對城市交通的負荷。在產品的銷售方面，交通運輸問題得不到良好的解決，那么就會出現有商品，無法運輸的尷尬窘境，這種問題在很多以農業為主的區域出現，這就導致了區域經濟無法得到有效的發展。所以說交通運輸對區域經濟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結束語
[關鍵詞]環京津貧困帶-區域經濟-政策建議
[作者簡介]孟元新（1972-），男，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區域經濟專業，研究方向：區域經濟理論和政策。
2005年8月17日，亞洲開發銀行與河北省政府公布了《河北省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報告，首次提出“環京津貧困帶”一說。“環京津貧困帶”包括：河北省與京津接壤的6個設區市的32個貧困縣、在京津以北地區21個,京津以南地區11個，面積8.3萬平方公里，涉及3798個行政村，人口272.6萬，人均年收入不足625元，有一些縣經濟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比全國貧困縣平均水平、西部貧困縣都低，甚至與西部地區最貧困的“三西地區”（定西、隴西、西海固）處于同一發展水平，有些指標甚至比“三西地區”還低。2001年，環京津貧困帶24縣的農民人均純收入、人均GDP、縣均地方財政收入僅分別為京津遠郊區縣的1/3、1/4和1/10，農民人均純收入和人均地方財政收入看，環京津貧困帶24縣與“三西”地區5個縣相比，基本處于同一發展水平。 “環京津貧困帶”提出后，立即引起了京津冀三方和國內理論界的高度關注。本文擬從區域經濟理論角度分析“環京津貧困帶”相關問題并提出相關區域經濟政策思路，不吝請教于大家前輩和同仁。
一、區域經濟政策理論回顧
（一）區域經濟政策簡述
區域經濟政策是中央與地方政府為促進區域經濟、社會與環境協調發展，解決區域經濟問題而制定的相關政策與措施的總稱。根據制定區域經濟政策的政府機構等級和適用范圍不同，可以把區域經濟政策分為國家區域經濟政策和地方經濟政策兩大類。國家區域經濟政策指由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及其所屬有關機構負責制定，通常適用于一國之內具有一些相同特征的特定地區。地方經濟政策指由一級地方政府或特定被授予一定經濟管理權限的地方政府負責制定，通常只適用于本地方政府所管轄行政區范圍。區域經濟問題可分為三類：落后、蕭條、膨脹。落后常表現為：經濟、社會、技術、人民生活水平都低，失業率高、教育文化不發達，可持續發展能力差等；蕭條指經濟狀況曾經很好而現在由于種種原因陷入困境；膨脹指經濟發展以較高速度達到一定水平時出現人口與經濟活動過度集中、空間擁擠、主導產業技術含量下降、增長速度趨緩等現象。對應三類區域問題，問題區域一般也可分為三類：即落后區域、蕭條區域、膨脹區域。根據制定區域經濟政策的政府機構等級和適用范圍不同，可以把區域經濟政策的適用范圍分為一國之內具有一些相同特征的特定地區和地方政府所管轄行政區范圍兩大類。國家區域經濟政策的目標一般分為三種：區域發展援助，區域協調發展，區域優先發展。地方經濟政策目標一般較單一：為促進地方政府所管轄范圍內的地區經濟發展。
（二）解決區域經濟問題的相關理論
1.極化－涓滴效應學說和中心－模型：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會率先在發展條件優越的區域發生，并對欠發達區域產生支配作用，經濟發展必然伴隨著生產要素從區向中心區的極化效應、回流效應和中心區向區的擴散效應或涓滴效應；因此，國家應當從多個角度干預區域經濟的發展過程，通過營造（不是改變）有利于擴散或回流效應的環境，加強發達地區的涓滴效應，促進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與積累，縮小區域差距；同時，欠發達地區市場需求的擴大也有利于發達地區經濟的持續增長。
2.梯度推移理論：指出區域間存在經濟與技術發展的梯度差異和產業與技術由高梯度地區向低梯度地區擴散與轉移的趨勢，區域經濟發展的興衰主要取決于該地區產業結構的優劣及轉移，產業的適時轉移是高梯度發達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當轉移的趨勢出現后，政府應制定適宜政策加以誘導，以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合理的區域分工與合作能夠提高區域內所擁有生產要素的生產率和福利。
3.輸出基礎理論：認為區域經濟增長由輸出部門的發展所決定，取決于區外需求的擴張，通過發展輸出部門來積累資本，可以帶動區域經濟增長；按此推論，當一國政府采取相應的區域經濟政策引導相關要素向特定區域集中，可以調整或優化該區域的經濟結構或產業結構，擴大區際聯系，積極發展輸出部門，促進其經濟增長。
4.新增長理論：認為擁有更高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水平的發達區域，因資本的收益遞增將進一步加強它們最初的優勢從而變得更富有，而那些落后區域由于人力資本缺乏而可能陷入貧困陷阱；技術進步是內生的，技術外部性對于區域經濟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知識（或技術）與人力資本外溢效應的存在是經濟持續增長不可或缺的條件；稅收政策、貿易政策、產業政策等政府政策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長期影響；政府對研究與開發（R&D）和人力資本投資政策的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有利于促進區域經濟增長。
5.其他理論： 增長極理論主張在受援地區培植“增長極”，以此帶動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 ； 可持續發展理論主張經濟、社會與環境協調發展，重視區域生態治理和綜合規劃；絕對優勢假說認為區域應該按照其絕對有利的生產條件去進行專業化生產和區域間交換；比較優勢假說則強調各區域應按照比較優勢參與區域分工；要素稟賦假說解釋了在自由貿易和生產要素具有替代性的前提下，各地區相對密集地使用其較充裕的要素生產產品，通過區際貿易，各自都可以獲得比較利益，從而有利于消除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和提高整體福利水平；新競爭經濟學家波特則指出產業集聚能夠加快市場信息的交流，從而增強產業集群的活力，進而提高區域競爭力。
二、 國外區域經濟政策實踐分析
美國的田納西流域和阿巴拉契亞、意大利的南方和西西里島、日本的北海道等地區曾經是該國貧困人口集中和生態環境破壞比較嚴重的地區，美意日等國通過采取系列區域經濟政策使上述地區消除了貧困，改變了區域生態環境，實現了良性循環發展，最終縮小了與發達地區的差距。其區域經濟政策可概括為以下四方面：
1.稅收優惠政策：通過減免稅收、出口退稅、稅收返還、加速折舊等方式，對受援地區的稅收給予優惠。
2.財政補貼、補助、平衡政策：對邊遠、落后或低收入地區進行財政補貼，對在特定地區就業的人員提供補助，政府對在特定地區投資的企業提供補貼或優惠貸款，中央同地方以及地方政府間平衡財政收支，保障各地區生活水平相對平衡。
3.政府采購政策：通過分配政府的商品和勞務采購合同及研究與開發經費影響區域經濟發展。
4.產業與投資政策：中央政府對產業活動的投資和經營進行直接或間接控制，形成符合中央政府意愿的區域分工格局。綜合分析觀察以上發達國家區域經濟政策實踐，其最大特點在于依法實施：依法建立區域開發機構，頒布法律規范區域經濟政策體系的運作。
三、環京津貧困帶成因分析
環京津貧困帶形成的原因有歷史因素、現實因素、自然因素，也有人為因素。本文認為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孤島效應”和“空吸”現象。“大樹底下不長草”，城市對周邊地區的吸附效應遠大于擴散效應，索取遠大于給予。首都北京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存在著一種“孤島效應”，拉大了貧富差距。北京對天津和河北的聚集效應大于輻射效應，形成了“空吸”現象。人才、資源逐漸向北京集中，造成周邊地區發展相對遲緩。
（二）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惡劣的沉重歷史和雪上加霜的現實。 環京津貧困帶屬農牧業交錯地區，脆弱的自然條件使這一地區成為自然災害的多發區。歷史上，“環京津貧困帶”多處于半干旱和半濕潤過渡氣候帶，分別為沙化嚴重的壩上高原、石化嚴重的燕山和太行山區、鹽堿遍地的黑龍港流域，要么河流泛濫，要么干旱少雨，要么就是戰爭連綿，幾百年來一直就是窮困地區。到現在，自然資源經過了多年的過度采挖，草場開始退化、江河已經斷流、風口和風道遍及各地，沙塵暴多有發生。有統計顯示，在環京津貧困帶，適應人類合理開發利用的土地不足總土地面積的30％。
（三） 行政隔閡的影響。表現為兩方面。第一、“各自為政”導致行政隔閡，行政區劃的負面影響，層次眾多的分散管理，自成體系的扶貧開發和環境保護，以及陳舊的合作機制，使得“環京津地區”陷入了一個難以遏止的“惡性循環”。一方面，“大災大返貧，小災小返貧”；另一方面，為了尋找出路，環京津地區的人口大量向“京津”聚擾，使得城市這張餅越攤越大，給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帶來更嚴峻的挑戰。第二、“諸侯經濟”對經濟圈合作形成的剛性約束。從實踐來看，“經濟圈”內行政級別越多，往往也意味著越高的交易成本。
（四）“城市本位”的發展模式。長期以來，我國發展思維和路徑都是“以城市為本位”，為了城市的快速發展，大規模向周邊地區索取各種資源。作為京津的風沙源治理區，為保護京津大氣環境而實施的封山育林、退耕還林還草工程也使得環京津貧困帶的農業和畜牧業蒙受了巨大的損失。長期的城鄉二元結構。在此結構之下，城鄉對各種資源的占有、分配和使用存在著巨大的不公平性，從來都是優先保證城市的生存和發展。不僅涉及城鄉發展不平衡，還包括城鄉人民的醫療、社會保障等各個方面。
總之環京津貧困帶的根源不在貧困本身，而是決策、管理、政策上如何協調一致的問題。在導致貧困帶形成的眾多原因中，決策管理者各執一方，政策單一、不協調是導致貧困帶形成的決定性因素。眾多政策措施作用互相抵消，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四、區域經濟政策建議
對環京津貧困帶的治理政策思路反響較大的有《河北省經濟發展戰略研究》(以下簡稱《研究》)方案和《河北生態省建設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方案。《研究》方案建議在環京津貧困帶內，建立經濟、社會、生態協調發展的綜合性生態與經濟政策試點示范區，即“京津冀生態經濟特殊示范區”，《綱要》方案篩選了1015項重點工程建設項目，計劃到2030年，投資4188億元，將河北建成經濟繁榮、生活富裕、環境優美的和諧大省。比較兩方案，《研究》方案“京津冀生態經濟特殊示范區”只是《綱要》方案規劃的眾多生態功能區中的一個亞區，強調更多的是區域內的三方協作，《綱要》方案更多涉及河北需要承擔的義務。許多環京津縣市也提出規劃做北京的生態園、供應園和工業園等目標，如承德市聯合環保部門，通過了《承德生態市建設規劃》的專家論證。本文對環京津貧困帶的治理政策思路基于區域經濟學理論，不拘泥于生態問題，而是從區域發展的角度看生態和其他問題，現實生態問題和發展問題都只是表象和結果，綜合對環京津貧困帶成因的思考和對國外區域經濟政策實踐分析，提出如下區域經濟政策建議。
（一）政策原則：市場機制為主，行政調控為輔。限制與鼓勵想結合，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則，更多地依靠市場機制，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最佳組合，以市場為主導，以區位利益為驅動，通過優勢互補、資源優化配置實現區域生態和經濟協調發展。
（二）政策目標：充分就業，保障生態。保障生態作為環京津貧困帶政策目標毋庸多言；就業在我國面臨越來越嚴峻的形勢，各地程度不同而已，對此各界異議不多，普通民眾更是感同身受，相比我國其他許多地區環京津貧困帶日益面臨更加嚴峻的就業形勢，筆者相信持異議者更少。
（三）國家區域經濟政策建議：區域援助、區域協調。
1.建立“環京津貧困帶發展協調辦公室”。可設在國家發改委下面，統一規劃環京津貧困帶的區域援助政策措施。加強制度建設，建立規范的管理體制。政策的目標體系、適用的具體區域、政策工具、資金的來源、使用、監督、效果評估等一系列保證政策有效執行的法律依據。
2. 鼓勵企業到環京津貧困帶投資。運用稅收優惠政策，專門規定對參與環京津貧困帶地區發展相關的所有經濟活動，包括創辦工業和第三產業，制定系列稅收優惠措施。如對新建的公司和企業可享受全部或部分稅收優惠，為加速資金周轉，提高企業的折舊率等，鼓勵外商和經濟發達地區的企業到環京津貧困地區投資。
3.支持環京津貧困帶基礎設施建設。中央政府財政加大公共投資支持力度，幫助高速公路、鐵路、大型水利設施、大型航空港、通訊設施、重要橋梁、港口基礎設施建設等措施來提升環京津貧困地區經濟發展，支持跨京津冀的基礎設施建設。
4.支持環京津貧困帶教育事業發展和人才開發。開發落后地區的人才資源是各國地區經濟政策普遍重視的重要問題。可成立環京津貧困帶教育人力資源基金，作為正常教育經費的補充以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和完全保障義務教育，以及采取補貼等措施鼓勵京津、河北其他相對較發達地區的高素質的人員向環京津貧困地區遷移，推動地區經濟的發展。經費來源可由中央政府、京津、河北三方各占其一。
5.建立“環京津貧困帶”地區的發展權補償和生態保障協調機制。可設立“環京津貧困帶生態保障協調辦公室”，設在國家環保總局下面。以協議規定各級區域利益主體的權利責任義務范圍等一系列保證政策有效執行的依據。處理好國家要生態、地方要財政、公民要就業三方面的關系。環京津貧困帶多處在上風上水位置，是京津冀平原地區的生態屏障、城市供水水源地、風沙源重點治理區。北京81%的用水、天津93%的用水都來自河北。作為京津的水源地，河北為了給京津提供充足和清潔的水資源，不斷提高水源保護標準，加大對這一地區資源開發和工農業生產的限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制約了該地區的經濟發展。例如在承德潮白河流域，迄今為止，先后禁止的工業項目達800多項，造成每年損失利稅10多億；張家口赤城縣從1996年至2002年間，因未上馬的項目損失利稅10億元。同時，作為京津的風沙源治理區，為保護京津大氣環境而實施的封山育林、退耕還林還草工程也使得環京津貧困帶的農業和畜牧業蒙受了巨大的損失。近年來實施的“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要求區域內大范圍的封山育林，客觀上造成了區域畜牧業生產成本的提高，影響了農民發展。發展權補償協調機制指在政府的主導下，一方面對環京津貧困帶因資源開發和發展項目受限而產生的機會成本給予財政資金補償，另一方面幫助群眾在更大的區域范圍內務工就業，減輕人口對于貧瘠土地的生態環境壓力。生態保障協調機制指給與財政資金支持植樹造林，恢復種草，涵養水源，在此基礎上支持發展畜牧業，維護生態平衡，從整體上協調資源和環境的關系，保障生態環境和京津地區的用水安全問題。
（四）地方經濟政策建議。
1.對北京天津市：區域援助-帶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共同發展。鼓勵本地區的企業到環京津貧困地區投資，切實落實在財政支持環京津貧困帶教育事業發展和人才開發和“環京津貧困帶”地區的發展權補償和生態保障協調機制中各自承當或承諾的責任和義務。京津的發展，如果沒有周邊地區的發展，就是一片孤島，要長期、持續的發展不可能，而且它的穩定也沒有保障。京津和河北應加強全面的合作，促進環京津貧困帶的消失。
2.對河北和環京津貧困帶地方政府：區域發展-立足充分就業、兼顧生態建設、共享環渤海經濟區繁榮。
（1）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等民營經濟。筆者實證分析了我國各省區1995至2004年間民營經濟發展狀況和區域經濟差異狀況、各省區域經濟競爭力排名和分值，結論認為：我國民營經濟區域差異和區域經濟差異具有很大的相關性，對于我國中央政府而言，出臺政策支持發展民營經濟，特別是出臺政策支持落后地方發展民營經濟，是縮小區域經濟差異的重要政策考量；我國民營經濟區域差異和區域經濟競爭優勢差異具有相當的相關性，對于我國地方政府而言，出臺政策支持發展民營經濟，特別是落后地方出臺政策支持發展民營經濟，是提升區域經濟競爭優勢，趕超較發達區域的良方。相關調研也表明：民營經濟是增加就業的主渠道；民營經濟已成為許多地區經濟發展的主體；民營經濟越發達的地區，經濟增長率就越快；民營經濟已是部分地區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民營經濟是推動區域經濟發展最持久的動力。
（2）加強城市化建設。重點發展中小城市，積極培育增長極。城市的資金、技術、人力資本等要素聚集度高，基礎設施好，政策環境相對規范，消費需求大，經濟成本低，在吸引要素流入方面具有優勢，較易承接國外或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技術擴散。能以較低的成本實現規模經濟和聚集經濟，以提高經濟效率，促進和帶動區域經濟的積累和增長。
（3）加強公共社會基礎設施建設，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結合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和京津的補償，把有限的資金投資于義務教育、職業技術教育、衛生保健、社會保障、居民福利等社會基礎設施上。不僅可以提高勞動者素質和生產率，提高對區域外經濟要素的吸引力和消化能力，還可以通過改進區域的文明程度和思想文化觀念，增強區域制度創新的能力，從而改善環京津貧困帶的整體發展環境。重視資源與環境保護，切實落實在 “環京津貧困帶”地區的發展權補償和生態保障協調機制中承當的責任。改善投資環境，吸引資金和項目，逐漸培育起區域經濟長期發展的動力。
參考文獻
[1]郝壽義 安虎生 ，區域經濟學（第二版），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
1.區域經濟空間結構理論的發展歷史
區域經濟空間結構理論的發展經歷了從19 世紀初至20 世紀40 年代的基于產業、企業的區位選擇、空間行為和組織結構規律性研究階段,和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至20 世紀80 年代的區域總體空間結構與形態演化規律研究階段,以及20 世紀80 年代以后的新空間經濟學研究階段。研究重點從抽象的純理論研究演變為從總體出發尋求各種經濟主體在空間中的最優組合與分異的區域經濟空間結構演化理論研究。對于區域經濟空間結構研究,經典區位論所揭示的區域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形態,基本上概括了區域經濟空間分異的主要特征性規律,是當今區域經濟空間結構演化的基礎性理論。區域經濟空間結構演化理論是區域經濟空間結構演化研究的主要理論,這些理論不僅可以為區域經濟空間結構演化研究提供理論范式,也為區域經濟空間結構研究提供有益的啟示。新空間經濟學對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和增長集聚的動力分析,為區域經濟空間結構演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與方法。
2.農業區位論
通過對資本主義農業生產與市場之間的聯系，發現地價不同會對農業生產的整體規劃帶來不同的影響，根據這一現象創建了農業分區論這一方法。其創始人是杜能，通過這一項創始，發現了很多農業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的一些有趣的現象，這項重要的發現不僅為土地問題的規劃創造了一個新型的規劃體系還為后來的空間理論起到很多的啟蒙作用。
3.工業區位理論的創建
在前兩個世紀，制造業在歐洲國家的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不斷考慮更適用于投入生產活動當中的工業區位生產結構體系，而工業區位理論就此應運而生。是由韋伯提出的這一經典的區位理論概念，韋伯的重要理論中為人們考慮的非常之全面，通過對于替代物的投入對工業區進行了相關的完善，也通過在不斷的分析與研究中對于生產成本的控制得到了一個相對非常有說服力的想法，通過對產品進行初步計算，將生產成本的最低點作為發展生產的基礎。對所需要的花銷進行充分的分析之后，進而推動區域工業活動的空間分布，從而為經濟空間結構的分析奠定了又一項重要的理論依據。
4.通過地理空間的推導
一位德國的地理學家曾經對德國地區的地理進行分析，發現地理當中的空間結構以及等級之間的結構分布與空間結構之間是有所關聯的。最終發現空間的分布是類似蜂巢形狀的，而且可以通過中心分布現象加以應用到空間結構當中，運用最低成本和最大利潤的這一方式進行生產調整。而且不斷擴展區位理論，將中心地理論應用到相應的工業區位當中去，研發出最佳的空間結構模式，發展最佳的工業區位。
5.極化理念
這個理論的來源是通過增長極理論為基礎進行的，后來通過諸多的研究人員又通過不同的方式進行了改進，分析出增長極的產生原因，其活動單元是什么，通過力學理論發現了更多的不同之處，發覺了經濟空間不單純只是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還包含了很多其他方面，比如經濟現象與區位之間有很大的關系。包含了對于經濟發展中的主要推動經濟發展的部門，還有在地理環境之下較為優越的地點會影響經濟生活。而且極化過程并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概念，還是會有相對的變化的，而且極化過程也是一個可控制的經濟情況。比如政府可以介入經濟當中，通過相應的經濟手法來改善一些消極的極化發展，進而平衡當地的經濟發展，目前很多國家也是將增長極的理念作為一種經濟發展的重要發展模式進行改善當地的經濟發展。
6.空間分異論
區域經濟空間分異論當中，區域空間各點的差距是一個一直備受爭論的問題，大家對于經濟發展的空間差異進行細致的分析之后發現，空間區域的差異性會對當地的經濟產生很大的影響，在經濟發展成熟的時候，區域差距定會縮減到最小，空間結構的不斷調整會將當地的經濟屬于一個動態平衡的過程當中，會為區域發展戰略提供很大的幫助，按照工業發展的情況進行分析來看，凡事都會有初期中期還有后期，區域發展當前屬于不斷發展的中期階段。而且對區域中的主要經濟中心與非中心地域進行分析發現了雙核結構模式的發展現象，也就是說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是通過很多情況進行影響的，不一定只是單純的一種情況會造成關鍵的影響。
二、區域經濟空間結構研究方法回顧
伴隨區域經濟空間結構演化理論的發展,其相應的方法也從靜態分析模擬逐步向動態過程的空間演化模擬發展。新方法與技術手段在區域空間結構演變研究中已開始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復雜性科學方法和GIS與RS技術的結合展示出良好的應用前景。
1.區域結構網絡分析
伴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網絡狀的結構逐漸被大家所認識，網絡是用若干條線段將若干個點進行等級連接，將各種空間地點通過網絡模式進行連接，通過這一網絡化的覆蓋，讓整個經濟體系更加完善，更好的為人類服務。這種新型的連接模式能夠為區域經濟提供有效的發展舞臺。在當前很多大型壟斷公司橫行的時代，如何采用一些巧妙的經營模式以至于讓自己的公司順利的成長和發展就顯得尤為重要，一個理性的區域結構會為整體的發展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采用高端的科技手法，運用較為智能的手段進行經濟空間的調整，對于相關的運輸費用加以調整改善相關的成本，最終會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2. 科學的思維模式
對于區域經濟空間的研究而言，唯有科學技術是推動其順暢發展的重要動力，在發展的過程中要考慮經濟學、力學、地理學以及哲學等，此類研究還不是恒定不變的研究模式，可以在不斷的研發中探索出更多的研究方式，將區域看成是一種較為開放和非平衡的系統。并可以不斷研究其時空演變的過程并且加以分析，通過對種種過去的研究模式加以開發，不斷進行創新，研究出符合時代意義的新型科學思維模式。
3.數理方法及其應用
線性回歸、多元回歸、聚類分析、主成分分析和相關分析等是在區域經濟發展空間分析中應用頻率很高的數理方法。我國的陳彥光、劉繼生從城市地理系統的廣義假設出發，推導出引力模型的冪函數形式，使其從一個經驗模型上升為理論模型，以北京、天津的空間相互作用為實例，對基于城市引力關系的空間作用進行了相關分析和波譜分析，提出了城市網絡空間相互作用廣義引力分析的典型范例。許光洪從城市與區域相互作用的角度，探討了城市與區域的經濟聯系特征，并采用區域經濟聯系強度變換公式，計算了三種等級規模類型的城鎮體系的經濟聯系強度。20 世紀90 年代以來，分形理論在我國區域差異、城鎮體系等級結構、城鎮體系空間相互作用、交通網絡空間結構等方面的研究中得到了應用。劉繼生、陳彥光等在分形方法的理論探討和區域應用等方面都做了比較深入的探討，通過實證研究，認為城市體系具有分形特征，并對城鎮體系空間結構分形維數的測算方法進行了研究。劉繼生、陳彥光還研究了點-軸系統空間結構的分形演化及其復雜性規律，揭示點-軸系統從低度有序的空間結構向高度有序的分形結構演化的規律，并論證點-軸系統的數理本質是空間復雜性中惟一巨型組件(UGC)。
4.計算機模擬方法及其應用
用GIS和RS技術可使我們對研究區域的空間結構特點予以更為精確的分析和可視化表達，為把握其空間結構演化規律、提煉相應的空間結構模式提供了很好的平臺。陳述彭主編的《城市化與城市地理信息系統》、王勁峰的《區域經濟分析的模型方法》等對3S技術在區域經濟空間研究中的應用起到了示范作用。王勁峰借助GIS技術，對區域核的生成與區域模型、增長極的空間效應及其腹地進行了模擬研究。劉紀遠、王新生等也借助GIS技術，利用Voronoi圖、凸殼原理、分形、Boyce-Clark形狀指數等方法對我國城市空間形態的分布特征、城市空間擴展模式識別及城市空間形狀測度等進行了深入研究。李雙成、許月卿等以GIS為平臺，利用ANN模型對中國區域貧困化問題進行了空間模擬分析。朱文明以景觀空間分析和區域經濟理論為基礎，利用RS和GIS技術分析了長江三角洲地區空間結構和區域經濟特征之間的相關性。
三、區域經濟空間結構理論與方法研究展望
上面對于過去的幾個世紀以來的探索方式進行了很多的分析，但是無論是何種方法，都是要在其基礎上進行不斷的加以摸索探討出更新穎的新課題的，任何一種方法都是未來新突破的重要的研究啟蒙，在不斷的發展中還會發現在過去的經典理論當中會有很多不足之處。經典理論當中包含了很多科學理論在里邊，將整體的經濟活動分為人為的和客觀的進行了整體的分析與探索，其中各種思路都為今后的探索有非常基礎性的奠定意義。回顧過去的主要目的也是為了今后更好的為發現更加符合時展的重要理論的誕生。回顧經典也是為了更好的明天而奮斗，在以往的科學水平之下都會有那么多經典的誕生，作為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創造出更加符合時代意義的理論就更加的容易，這也是激勵當前研究人員的一種方式。區域經濟空間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義，其未來的發展前景也是非常有時代意義的。
結構主義者認為，新古典主義者依靠從演繹邏輯推導出來的理方式的假定為出發點，通過從前提到前提的推論，預先設定某種從事經濟活動的公理。他們基本上不關心特定國家的特定社會文化背景和經濟結構，也不注意分析特定的社會集團及個人從事經濟活動的實際動機和行為方式上的特征。他們所做的僅僅是在經濟分析中以“經濟人”假定來回避所有可能遇到的棘手難題。即便是在建構有關經濟主體行為方式的理論模型時，也往往把經濟現實同理論模型等同起來，甚至認為經驗的行為方式不會超出同理論模型的假設前提相符的理想的行為方式。[1]結構學派的重要代表普雷維什(Prebisch．R，1961)[2]指出，經濟發展要求生產方式、經濟與社會結構、收入分配模式都發生變動，未能及時的促進這些變動或者只是部分地而不是全面地對這些變動作出反映，都將導致或加重經濟失衡。從而得出結構變動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的結論。按照《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的釋義，結構主義從根本上說是向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假定進行挑戰的一種研究方法，其主要特征是把考察對象當作一種“體系”，即考察一個整體的各個部分之間的相互聯系，而不是孤立地研究各個部分，從更特殊的意義上說，這個概念被這樣一些理論家所使用，他們主張存在著不可能觀察到但能產生可以觀察到的社會經濟現象的一組社會經濟結構。[3]
二、結構主義區域均衡增長理論
(一)羅森斯坦一羅丹的“大推進”理論
羅森斯坦一羅丹(Paul，N?Rosenstein―Rodan)[4]在他的著名論文《東歐和東南歐國家工業化問題》(1943)中認為，發展中國家要從根本上解決貧窮落后問題，關鍵在于實現工業化。而要實現工業化，首要的障礙是資本形成不足。在增加資本形成的過程中，由于資本的供給、儲蓄和市場需求的“不可分性”，小規模的、個別部門的投資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實行“大推進”戰略，在各個工業部門全面地進行大量投資，使各種工業部門都發展起來，才能相互依賴，互為市場，克服“不可分性”，實現工業的大發展。因此他認為在投資時做到，按同一投資率對各工業部門進行投資。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各工業部門之間發展協調、比例均衡，按同一增長速度發展，使產品的生產與需求達到平衡。
(二)納克斯的“貧困惡性循環”到平衡增長理論
納克斯(Nurkse，R)[5]在《不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問題》(1953)一書中，提出了“貧困惡性循環”理論，他認為，發展中國家窮是因為收入太低，導致供給方面儲蓄水平太低，需求方面市場容量太小、投資引誘不足，從而造成了貧困惡性循環。要打破這一困境，必須同時對國民經濟各個部門進行大量投資，納克斯指出，“如果各資本同時投資于廣泛不同的行業……其結果是市場的全面擴大。在若干個互補性行業中使用更多更好工具的人們相互成為客戶。從他們互為對方提供市場并且互相支持這個意義上看，大部分迎合大眾消費的行業是互補的。歸根結底，這種基本的互補性起源于人類欲望的多樣性。‘平衡增長’的論據是建立在對‘平衡飲食’的需要基礎上的。”
(三)納爾遜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
美國經濟學家納爾遜(Nelson，R．R)[6]發表《不發達國家的一種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1956)一文，以馬爾薩斯(Malthus，T．R)理論為基礎，利用數學模型分別考察了不發達國家人均資本、人口增長、產出的增長與人均收入增長的關系，并綜合研究了在人均收入和人口按不同速率增長的情況下人均資本與資本形成問題，從而形成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他認為發展中國家人口的過速增長是阻礙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人均實際收入處于僅夠糊口或接近于維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狀態，為了沖出“陷阱”，必須進行大規模的資本投資，使投資和產出的增長超過人口增長，人均收入增長率超過人口增長率。
(四)評析
結構主義區域經濟均衡增長理論的貢獻有兩方面：第一，不僅強調部門或產業間的平衡發展、同步發展，而且強調區域間或區域內部的平衡(同步)發展，即空間的均衡化。第二，認為隨著生產要素的區際流動，各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將趨于收斂(平衡)。因此，主張在區域內均衡布局生產力，空間上均衡投資，各產業均衡發展，齊頭并進，最終實現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結構主義區域經濟均衡增長理論的缺陷如下：第一，均衡發展理論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對于不發達區域來說，由于資本和資源的“瓶頸”，在經濟發展初期很難做到均衡發展。第二，忽略了規模效應和技術進步因素。發達區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礎設施、服務和更大的市場，必然對資本和勞動具有更強的吸引力，從而產生極化效應，形成規模經濟，雖然也有發達區域向周圍區域的擴展效應，但在完全市場中，極化效應往往超過擴展效應，使區際差異加大。另外，技術條件不同也會使資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時的資本要素流動會造成不發達區域資本要素更加稀缺，經濟發展更加困難。第三，區域均衡發展理論顯然是從理性觀念出發，采用靜態分析方法，把問題過分簡單化，與發展中國家的客觀現實距離太大，無法解釋現實的經濟增長過程，無法為區域發展問題找到出路。
三、結構主義區域非均衡增長理論
20世紀50、60年代，結構主義者從結構變革角度分析和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不發達和向發達狀況轉化問題。這一理論體系的主要代表有劉易斯(Lewis，W，A．)、繆爾達爾(Myrdal，G．)、辛格(Singer，H.W．)、普雷維什(Prebisch，R．)、赫希曼(Hirschman，A．O．)和錢納里(Chenery，H．B．)等人。其中主要的理論有以下幾種：
(一)“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理論
瑞典經濟學家繆爾達爾(Myrdal，G．)在其《經濟理論和不發達地區》(1957)一書中，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理論，強調“擴散效應”和“回波效應”的作用。繆爾達爾提出，不發達國家的經濟中存在著一種“地理上的二元經濟”，即經濟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并存的二元結構。由于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之間不斷相互作用產生了不斷增加的內部經濟與外部經濟，使核心地區表現為一種上升的正反饋運動，而邊緣地區則表現為下降的負反饋運動，由此產生和拉大了區域差異。繆爾達爾由此提出了區域發展的政策主張“在經濟發展的初期政府應當采用不平衡發展戰略，通過發展計劃和投資，優先發展那些具有較強發展勢頭的地區，以求得較好的投資效率和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
也要防止累積因果循環造成地區貧富差距的無限擴大，這時需要通過一系列特殊的區域經濟政策，刺激落后地區的發展，縮小區域經濟差異。
(二)不平衡增長理論
赫希曼(Hirschman，A．O)在《經濟發展戰略》(1958)一書中，同意發展中國家必須進行大規模投資來突破貧困的惡性循環的觀點，但認為把投資分散在各個部門的平衡發展戰略不能解決投資決策機制問題。一個經濟發展戰略必須首先解決投資決策機制問題，才有可能使有限的資源得到有效的配置，推動經濟增長和發展。鑒于這種思想，他提出了“引致投資最大化”原理和“聯系效應”理論來解釋。他認為，投資項目序列中的偏好應當是“引致決策”最大化，即能通過自身發展“引致”其他項目最快發展的投資項目。在把“引致決策”應用于經由“短缺的發展”和經由“超能力的發展”的選擇中，推導出兩個誘導機制：一個是投入供應、派生需求或后向聯系效應；一個是前向聯系效應。這樣一種“聯系效應”就是新的經濟增長的有效機制。赫爾希曼認為，凡是有聯系效應的產業，不論是后向聯系還是前向聯系，都能夠通過這個產業的擴張而產生引致投資，引致投資不僅能促進前向、后向聯系部門的發展它反過來還可以推動該產業的進一步擴張，從而使整個產業部門都得到發展，實現經濟增長。同時他指出，在選擇適當的投資項目優先發展時，不僅應當選擇具有聯系效應的產業，更應當選擇聯系效應最大的產業優先發展，這就是產業部門發展優先次序選擇的技術標準，是不平衡增長理論的核心。
(三)中心―理論
發展經濟學家普雷維什(Prebisch，R．)發表《拉美的經濟發展及主要問題》(1950)一文，最先創立了“中心―”的結構主義分析范式[7]。“中心”與“”構成一個統一和動態的世界經濟體系，表現為整體性、差異性和不平等性。不平等性是這一理論的關鍵和最終落腳點。在技術進步及其傳播機制的作用下，“中心”與“”之間形成了不平等的國際分工，中心國家主要以生產和出口工業制成品為主，而國家則以生產和出口初級產品為主。中心國家享受著技術進步帶來的所有好處，生產率和收入水平不斷提高，而國家則由于同質性和單一性的經濟，除初級產品外其他部門的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工業發展十分緩慢，資本品生產幾乎是一個空白，這個問題可以通過經濟結構的轉變過程來克服。弗里德曼(Friedmann，J.R．P．)[8]。進一步發展了中心―理論，把社會發展過程也納入到思考過程中。按照弗里德曼的觀點，中心區是創新活動活躍的地區，具有使區服從和依附的權威和力量。中心區通過優勢效應、信息效應、心里效應、現代化效應、聯動效應和生產效應支配著區。但是，這種趨勢并非長期不變，到了一定階段，由于中心與在權力分配上的不平等，會使中心和之間在文化、心里、政治、等方面矛盾尖銳化，爭取發展過程優勢的要求越來越大，必然伴隨產生潛在的社會沖突，此時由于政府政策的干預，中心和界限會逐漸消失，經濟在全國范圍內實現一體化，各區域優勢充分發揮，經濟獲得全面發展。
(四)威廉姆遜倒“U”理論
1965年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J．C．)[9]通過實證分析方法，根據24個國家的截面數據和10個國家的時間序列數據提出來的一種假說。該理論認為，注重經濟效益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是通過“一系列的不平衡”實現的。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區域間成長的差距將逐步擴大，呈現不平衡增長，但經過一段時期，地區差距將逐漸保持平穩。當經濟進入成熟期以后，地區差距最終將會趨于縮小。這一理論將時間因素引入區域空間結構變動分析，注意到均衡與增長之間的替代關系隨時間推移呈非線性變化，強調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時期增長對均衡的依賴。這種運用區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達到平衡發展的目標，也成了區域規劃實踐的重要指導思想。
(五)評析
結構主義區域經濟非均衡增長理論的貢獻如下：第一，不平衡增長論強調資源稀缺對經濟發展的約束，提出資源應合理配置這一重大課題，這是比較符合發展中國家現狀的，抓住了經濟發展初期各種問題的關鍵。第二，不平衡增長既強調了經濟計劃的必要性，又特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重要性。第三，不平衡增長論提出的“引致決策最大化”原理、“聯系效應”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國民經濟各產業之間的內在聯系，對于人們從總體上和局部上認識一國的經濟現狀與特點，對于私人投資者和計劃工作者制定正確的經濟決策，提供了一種理論依據和有效的工具。第四，不平衡增長論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一條新的發展路線或新的思路，它告訴人們，各個國家應當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選擇適宜的發展道路或戰略。缺陷如下：第一，不平衡增長理論低估了產業部門間不平衡增長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如經濟總體發展不協調或結構嚴重失衡；資源稀缺可能會產生壟斷，阻礙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第二，高估了發展中國家市場機制的作用，忽視了其市場殘缺不全、價格刺激反應不夠靈敏等問題。第三，該理論更多地關注結果――倒“U”的終點，忽略了從初始到成熟的這一過程中，地區差距可能導致社會矛盾激化所帶來的經濟停滯的高昂代價。第四，非均衡增長模型片面地強調了累積性優勢的作用，忽視了空間距離、社會行為和社會經濟結構的意義和作用。
四、結構主義區域均衡增長理論和區域非均衡增長理論的關系
赫希曼認為平衡增長與不平衡增長是從不同角度、不同時期、不同階段考慮問題的；所以他指出，“在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引起平衡增長可能性的正是過去不平衡增長的經歷”。由此可見，赫希曼強調不平衡增長，目的還是要實現更高層次和更高水平增長，只不過平衡增長是目標，不平衡增長是手段。關于這一點，斯特里頓、辛格(Singer，H．)等人也持相同看法[10]。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圖表、注解、公式等內容請以PDF格式閱讀原文。圖，繪制了區域平衡增長和不平衡增長的路線圖，如圖1。平衡增長的路線是一條直線，且較短；而不平衡增長是一條曲線，并且較長。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第一，在不平衡增長和平衡增長路線之間可能存在一種“校正”機制。當經濟體按照不平衡增長路徑發展，并達到一定的程度時，就會產生一種“壓力”，迫使經濟體采取措施，從而返回到平衡增長的路徑；當然，也許這里會存在一種路徑依賴，所以必須是采取政府干預的政策。第二，不平衡增長和平衡增長路徑雖然不同，但是其最終結果是殊途同歸的，即都是使經濟向某一目標發展。
【關鍵詞】區域;不平衡發展理論;山東省經濟發展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區域發展戰略出現重大的轉折。經濟建設成為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而突出經濟效益，加快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步伐，努力縮小同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則是我國經濟建設的中心任務。在總結我國改革開放前區域經濟發展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吸收國外區域經濟發展的研究成果，結合我國實際，提出了以不平衡發展理論為基礎的多種區域開發模式，其中主要有主導產業理論，優區位勢和城市中心論等開發模式。
山東位于黃河下游，太行山以東，黃海、渤海之濱，處于黃河三角洲的入海龍咀和環渤海經濟圈的中心位置，是連接東北、西部以及南部長三角、珠三角的樞紐地帶。2008年，山東地區生產總值達到3.1萬億，增長12.1%，繼廣東之后成為內地第二個經濟總量超臺灣地區的省份。和長三角的上海、江蘇、浙江以及珠三角的廣東等多年來一直處于我國經濟發展的前列，具有較為雄厚的經濟物質基礎。本文以山東省經濟發展情況為例探討各個不平衡理論在山東省經濟發展中的運用。
1.主導產業理論
1.1理論基礎
地區產業主導理論是在地方利益得到強化，地方政府追求經濟擴張的背景下提出來的。認為，地區產業結構優化應以其所處的發展階段為基礎，以充分發揮地區優勢原則，構筑以主導產業(或支柱產業)為核心，以關聯產業相配套、以基礎產業作保障的產業體系。
1.2理論實踐
山東省東部地區已經形成了具有產業優勢的集群帶：濟南電子通信信息產業集群、青島-日照家電制造業產業集群、淄博-東營化工醫藥產業集群、煙臺-威海交通運輸設備和機械產業集群以及濰坊-即墨紡織服裝產業集群。這些產業集群的形成有利于提高專業化水平，優勢互補，降低交易成本和吸引投資;有利于促進知識和技術的轉移擴散，獲取“學習經濟”;有利于降低企業創新的成本，增強企業的研究和創新能力，為企業提供一種良好的創新氛圍。此外，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礎上的競爭合作機制以及機械化和專業化促使區域在宏觀經濟水平上出現遞增收益，加快了這些地區的發展速度。而西部地區產業集群不夠密集，相互協作和促進作用不明顯，影響了本區域的核心競爭力，不利于本地區內部經濟的緊密合作和協調發展。
2.優區位開發理論
2.1理論基礎
優區位開發理論是運用地理區位論揭示經濟布局在空間上的指向，從而形成地域經濟組織的地區趨勢理論。優區位地區一般包括：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城鎮集中的地區;交通運輸便利、地理位置優越的地區;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區;人口眾多的地區。東北地區的沈大經濟帶，華北的環渤海經濟帶，山東省膠東半島經濟帶，華東地區的長三角經濟帶，華南地區的珠江經濟帶，西南地區的成渝經濟帶等，就是比較典型的優區位地區。
2.2理論實踐
山東位于太平洋西岸的東部沿海地區，地理位置十分優越，水陸交通便利，率先成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川。東部沿海地區把握機遇，利用區位優勢，積極開展與北美、西歐等世界各國特別是亞太各國的技術、信息等生產要素交流，同時利用內地資源的優勢，使對外貿易長足發展;同時東部沿海地區氣候溫和、土質肥沃、水量適中，在發展農業方面具有一定優勢。而西部內陸地區位置偏遠，交通不便，信息閉塞，盡管某些資源如煤、石油相對比較豐富，但其降水季節分配不均，變率大，因而春早、夏澇等自然災害時有發生，另外，初夏的干熱風和秋季的霜凍寒潮也往往給作物的正常生長造成一定程度危害;從經濟地理區位看，山東西部內陸地區的位置不夠優越，與之毗鄰的河南、安徽等省目前經濟很不發達，在加強經濟技術合作方面尚有欠缺之處。
3.面臨問題
地區發展不平衡是山東區域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征。雖然改革開放以來山東各地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但各地在發展速度和水平上存在較大的差異，西部地區發展相對緩慢，東西部之間經濟社會發展存在較大差距，而且差距還在不斷拉大。
以東部的青島、煙臺、威海、濰坊四市與西部的德州、聊城、濱州、菏澤四市主要經濟指標進行比較，可以直觀地看出山東東西部之間的發展差距。2005年，東部四市GDP總量和人口總量分別為7348.89億元、2489.97萬人，分別占全省的42.04%，27.89%；西部四市GDP總量和人口總量分別為2638.95億元、2379.21萬人，分別占全省的13.81%，25.69%。東部四市人均GDP為29514元，比全省人均GDP多8883元；西部四市人均GDP為11091元，比全省人均GDP少9538元；東部四市人均GDP是西部四市人均GDP的2.66倍。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農民人均純收人方面，西部四市與東部四市相比也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不同地區發展基礎和條件存在一定的差異，要求所有地區實現絕對平衡發展是不現實的，也是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但是，如果地區發展差距過大而且繼續拉大，必然會對全省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沒有西部地區的全面小康和基本現代化，山東全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山東西部地區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已基本具備跨越式發展的物質基礎。山東必須高度重視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加大對西部地區發展的支持和扶持力度，使西部地區在新的時期實現跨越式發展，在共同發展的過程中逐步縮小東部和西部之間的差距。
4.解決對策
4.1調整區域發展格局
繼續推動半島城市群和制造業基地建設兩大戰略的實施，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加快港口建設，進一步優化“口”的條件;加快西部地區的發展，促進西部崛起，不斷壯大“大腹”經濟實力。東部地區要努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培育西部地區主導產業，實施點、線、面相結合的產業布局模式。重視黃河三角洲經濟區的開發，大力發展現代農業、石油化工、原鹽和鹽化工等產業;重視京九經濟帶建設，將其作為一條高新產業帶、外向型經濟帶和高效農業產業帶，帶動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加強魯西、魯南亞歐大陸橋建設，同時政府要在經濟政策、資金投入和產業發展方面，加大對西部地區的支持，促進西部地區在環渤海經濟圈的建設過程中崛起。
4.2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
東西部的差異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城鄉的差異，因此“口”與“腹”的相互配合協調發展必須要促進城鎮化的健康發展。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提高城鎮綜合承載能力，按照循序漸進、節約土地、集約發展、合理布局的原則，積極穩妥地推進城市化。東部地區要發揮對西部地區的帶動和輻射作用，加強各城市間的分工合作和優勢互補，增強城市群的整體競爭力。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建立健全與城鎮化健康發展相適應的財稅、征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務等制度，完善戶籍和人口流動管理辦法。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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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區域創新環境；創新績效；重慶市
在經濟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知識經濟時代來臨的背景下，區域創新已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主動力，一個地區的區域創新能力日益成為該區域獲得競爭優勢的決定性因素。各區域間區域創新能力不同是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我國的現實情況是：西部地區的綜合創新能力遠遠低于東部和中部地區，欠發達地區要提高經濟發展水平、縮小發展差距，必須從提高區域創新能力著手，將提高區域創新能力作為地區經濟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
而從系統學的角度來看，區域創新能力又是一個復雜的大系統，系統各部分必須協調、均衡發展，任何一個部分的薄弱都將影響系統整體功能的發揮。根據《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小組》課題組的同志推出的《中國區域創新能力報告》，將區域創新能力定義為：一個地區將知識轉化為新產品、新工藝、新服務的能力。并從行為主體的角度劃分為五個要素：知識創造能力、知識流動能力、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創新環境和創新績效，這五個要素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區域創新能力系統。因此從研究區域創新能力體系的內在作用機制著手，對于協調發展區域創新能力，促進經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在給定資源條件限制下，區域創新環境是決定一個地區創新能力的關鍵。因此，創新系統的創新績效與區域創新環境密切相關，創新績效方面的差別并不能簡單地由投入方面的差別來完全解釋，創新環境的影響也相當重要。基于此，本文首先從創新環境對創新績效的影響著手對區域創新能力內部關系做初步探討。
目前國內有些學者關于創新環境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區域創新系統對創新績效的影響有所研究，如王樹林(2002)區域創新環境與區域經濟發展；蓋文啟(2002)論區域經濟發展與創新環境；劉順忠(2002)區域創新系統創新績效的評價；官建成(2003)區域創新機構對創新績效影響的研究；唐厚興(2005)區域創新系統創新績效分析與評價。但關于創新環境對創新績效的實證研究方面，少之甚少，趙付民、鄒珊剛(2005)區域創新環境及對區域創新績效的影響分析，將區域創新環境用政府主導的環境因素、市場主導的環境因素、區域價值觀與文化來表示，用創新產品產值來表示創新績效，得出結論：由政府、市場、價值觀與文化三個層面構成的創新環境解釋了區域創新績效差異的大部分，區域創新環境對區域創新績效有顯著的正影響。本文試圖采用《中國區域創新能力報告》里面的創新環境和創新績效的定義和構成要素，從實證的角度研究創新環境對創新績效的影響。
1重慶市區域創新能力及創新環境總體概況
自2001年以來，重慶市區域創新能力總體排名一直呈上升趨勢，重慶市2005年區域創新能力綜合排名第l0位，5個分指標中，知識創造和企業技術創新能力都保持了與2004年持平的位次，知識獲取和創新績效兩個指標對比2004年有所上升，而創新環境對比2004年卻下降了4個位次，在五個指標體系中屬于劣勢，就創新環境而言，在全國處于中等以下的水平，對整體排名起到了負面的影響。除了創新環境對區域創新能力有直接影響外，我們認為創新環境對創新績效也有直接影響，因此，本文對重慶市創新環境各變量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環境對創新績效的實證研究。
由圖1可以看出，2005年創新基礎設施、市場環境、勞動者素質、創業水平綜合得分都處于全國中下游水平，與全國最高的差距很大。2005年金融環境綜合得分處于全國中上游水平，并且是這五個指標中排名最靠前的指標。創業水平綜合指標是這五個指標中排名最靠后的指標，在全國排名28位，在西部也是非常靠后的水平。
可知，創新環境各項分指標的低投入是導致創新環境綜合得分低、全國綜合排名低的主要原因，直接的辦法是提高各指標的投入，但是創新環境中創新基礎設施、市場環境、勞動者素質、金融環境、創業水平對創新績效的影響究竟如何并不清楚，下面實證研究這五個變量對創新績效的影響。
2區域創新環境評價指標體系
本文利用《中國區域創新能力報告》中的區域創新環境指標體系，
如表1，創新環境包括基礎設施的發達程度，市場需求水平，勞動者素質，金融環境和創業水平5個方面。其中，基礎設施包括信息和知識的載體，如有限和移動電話，互聯網，計算機的發展水平，物流的載體，如公路擁有量，4種運輸方式形成的客流量和貨流量；市場需求用政府財政支出，商品進出口差額，國內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居民消費水平這四個方面來衡量；反映勞動者素質的指標包括教育投資水平，地區人口中大專以上學歷所占比重，當年新增大學生畢業人數，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均圖書消費量；反映金融環境主要的指標是技術創新基金和企業在進行技術開發時從銀行獲得貸款的情況；反映創業水平的指標包括民營科技型企業，高新技術企業和新注冊企業的發展情況。
3實證研究
3．1假設及變量選擇
根據系統論，要把握一個系統，必須了解它所處的環境對系統的影響。結合區域創新能力體系，要分析區域創新經濟績效的好壞，必須要考察區域創新環境是否有利于區域經濟的健康運行。良好的區域創新環境能促成健康發展的區域經濟。如區域內基礎設施的條件好，信息交流順暢，交通便利使得物流順利流動，降低了信息和物質的交易成本，提高了指標的流動效率，自然就促進區域經濟的增長。區域內勞動力素質高，就容易獲得創新人才，可能創造出更多地創新成果。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創新中人的因素越來越重要，所有的創新活動都是以人為主的創造活動，高素質人才是創新能力最關鍵因素，也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市場的需求是拉動技術創新的重要引擎之一，當市場出現新的需求，會促使企業抓住商機主動進行研發活動，而企業的創新必將投入市場，促進市場的繁榮，所以，市場需求大大有利于提高創新能力，從而提高經濟績效。創新活動是一項經濟活動，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資金充足，金融生態環境優越為創新活動提供良好的資金支持，使得區域創新能力加強。而資金的短缺，金融生態環境脆弱，會降低創新能力，也因此阻礙經濟的正常發展。一個區域內如果有良好的創業文化和傳統，形成良好的創業氛圍，使得創新活動通過創業得以實現。一旦創新活動和創新成果變成了產業將大大地推動創新活動的深度和廣度，提高創新的效率。因此，創業水平越高，創新能力越強，進而創新績效越好。
因此形成如下假設：區域創新環境越好，區域創新的經濟績效越好；即創新環境五指標：基礎設施、市場需求、勞動力素質、金融環境和創業水平越好，區域的創新績效越好。
3．2模型介紹
面板數據模型(Panel—dataMode1)是用來描述一個總體中給定樣本在一段時間的情況，并對樣本中每個樣本單位都進行多重觀察。這種多重觀察，既包括樣本單位在某一時期(時點)上多個特性進行觀察，也包括對該樣本單位的這些特性在一段時間的連續觀察。既能反映某一時期各個體數據的規律，也能描述每個個體隨時間變化的規律，集合了時間序列和截面數據的共同優點。伴隨經濟理論，包括宏觀經濟理論和微觀經濟理論、計算機技術和統計方法的發展，Panel—data在經濟學領域的應用逐漸被經濟計量學家推廣。
為了進行實證檢驗，對創新環境和創新能力進行量化，本文從2002年一2005年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小組《中國區域創新能力報告》中選取區域創新績效指標，創新環境的五指標基礎設施水平、市場需求、勞動力素質、金融環境和創業水平等一系列的指標的數據，并認為創新投入與產出的滯后期為一年。即環境投入五指標為2002年—2oo4年，對應產出的年份為2003年—2005年。并建立模型如下：
是基礎設施水平、市場需求勞動力素質和金融環境對創新績效的影響；是統計誤差。
3．3實證結果分析
在確定模型之后，用Hausman檢驗進一步確定選擇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根據檢驗結果我們采用隨機效應模型。
對式(1)進行回歸可得結果如下：
模型擬合度=0．73607，實證結果顯示，基礎設施水平、市場需求、勞動者素質對區域創新績效在1％的顯著水平下有顯著的影響，金融環境、創業水平區域創新績效影響不顯著。基礎設施水平、市場需求、勞動者素質的系數分別為0．173293、0．610474、0．200429，這說明基礎設施水平、市場需求、勞動者素質分別提高一個百分點，對區域創新績效的影響依次為提高0．173293、0．614074、0．200429個百分點。同時，實證結果也說明，對金融環境、創業水平的投入對促進區域創新績效的影響甚微。
反觀圖2中，2005年重慶市在基礎設施水平、市場需求、勞動者素質、創業水平的投入與全國平均水平有一定的差距，與全國最高水平相差甚遠。而金融環境的投入卻超出了全國平均水平的1／3。顯然，這種創新環境的投入結構顯得相當不合理，這是造成創新環境相對其他四個指標在全國的排名落后的最主要的原因。
4結論及建議
(1)提升勞動者素質總體水平。近年來，市場需求比較旺盛，居民消費水平有所提高，這些方面大大刺激了市場需求，拉動了區域創新績效的提高，市場需求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間。同時，教育改革的力度進一步加大，科教興國戰略的提出和實施，教育事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和重視，職業教育、社區教育和下崗工人再培訓工程、對農民工培訓等的實施，使得勞動力素質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這也對創新績效有重要的驅動作用，但相對東中部來說，重慶市知名高校較少，優秀生源不足，農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仍然不高。因此，未來重慶市要進一步培育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重點要合理調整創新環境投入結構，改善各指標的投入比例，加大對區域創新績效影響顯著的基礎設施水平、市場需求、勞動者素質等指標的投人。
關鍵詞:園區經濟;區域經濟;互動發展;動力機制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4-0040-02
目前,區域間的經濟發展差距不斷加大,在全球各地經濟快速發展的區域,當地的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已經形成良性的互動關系:一方面,園區經濟作為區域經濟的增長高地,對區域經濟發展起到了良好的輻射帶動作用;另一方面,區域經濟的發展又反哺園區經濟,為園區經濟提供更好的發展條件。互動是主體之間相互影響及作用的交往活動,或是交互主體對其他主體的行動與反應過程。而互動得以發生的基礎,是交互主體在相互理解基礎上共同利益及各自利益之間的相互關系( Simmel,1908;Coser,1956)。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互動發展的動力機制是指園區與區域系統內各動力因子相互作用的過程和方式,這種動力來源于兩者生存、發展、盈利等共同目標的驅使。
一、要素集聚與擴散
要素集聚與擴散在區域經濟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經濟園區作為區域經濟的增長極,對區域經濟發展有著強烈的輻射和帶動作用。集聚是指資源、要素和部分經濟活動等在地理空間上的集中趨向與過程(李小建,1999)。聚集經濟是園區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條件,各種要素資源和經濟活動在特定空間集聚,主要源于外部經濟效益、規模經濟效益、范圍經濟效益等效益的吸引;擴散是指資源、要素和部分經濟活動等在地理空間上的分散趨向與過程(李小建,1999)。擴散主要源于產業結構優化、技術創新等的促進作用,也由于土地價格上漲,生活費用攀升等外部不經濟的推動作用。
要素集聚與擴散既是園區經濟產生的根源,又是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互動發展的基本動力。園區是生產要素和產業活動的聚集高地,能夠產生強大的外部經濟效益和范圍經濟效益,吸引各類企業及相關機構聚集在一起。園區內產業集聚一旦形成,就會產生強大的集聚效應和擴散效應,促使該地區經濟加速發展。在園區產業集聚的初始階段,集聚效應大于擴散效應,促使周邊地區人口、資金和技術等生產要素向園區集聚發展;當園區產業集聚發展到高級階段時,生產要素和經濟活動的集聚達到一定規模,就會產生外部不經濟效應和擁擠效應,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或夕陽產業逐漸向周邊地區轉移。此時,擴散效應占據主導地位,主要表現為:生產要素、產業、人口等向周邊地區的轉移和擴張,構筑更大空間的經濟協作體系以及擴散了園區的資金、技術、管理、加工體系等優勢,從而確立園區經濟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主導地位,直接促進了周邊地區的發展。
二、技術創新與擴散
技術是在商品生產和勞務生產中所積累的知識、技巧和熟練程度,而技術創新是人類在經濟活動中,因有效的技術變化而提高技術系統在經濟生產中的總體效能的動態過程(從林,2002)。20世紀50年代,瑞典著名學者哈格斯特朗(T.Hagerstrand)從空間角度對技術創新的擴散進行了研究,他認為由于一項創新的優勢,使在創新者與周圍的地理空間中產生“位勢差”,為了消除這種差異,一種平衡力量會自動促使創新活動向外傳播和擴散。
在社會生產網絡化的環境下,園區內與生產經營有關的信息、技術、管理方法和企業組織形式等方面的創新和成果,會被迅速地被周邊地區共享和仿效。知識和信息迅速而大規模的流動,會產生一種技術的自溢出效應。技術創新形成后,隨著其不斷的成熟,就要開始向周圍地區傳播擴散。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的互動發展主要表現為企業之間的技術關聯關系,這種關聯關系的形成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垂直技術關聯,即由上游企業的創新技術向下游企業擴散;另一種是水平技術關聯,即由生產同類產品的企業間相互模仿形成的聯系。企業之間的技術合作和其他的非正式互動關系成為知識流動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由于這種技術關聯性,一項新技術或新產品出現后,會在不同企業甚至不同產業之間進行擴散,導致其他企業利用或模仿這項新技術進行相關的創新,那么在一定的時期內,圍繞這項特定的創新技術就會形成一定的技術創新知識鏈,從而產生強大的關聯創新效應。技術創新與擴散不僅帶來區域競爭力的提高,而且進一步強化了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的聯系,有效地推動了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的良性互動。
三、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
產業結構是指各類產業及其內部各部門的比例關系與相互聯系,社會生產各產業部門及產業細分內部依一定的生產技術聯系互為供給和需求,從而構筑了既定的產業聯系鏈條即產業結構(楊萬鐘,1994)。同樣的生產要素在各產業之間的分配比例不同,經濟效率存在較大差異,產業結構決定著經濟活動主體參與產業分工和接受資金、技術、信息等生產要素輻射的程度,對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的互動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其產業結構和產業布局各不相同,進而制約和影響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互動的過程。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能實現資源在各產業間的優化配置,是促使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互動發展的重要條件。因為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可以使各個產業之間緊密聯系、協調發展,具有較強的轉換能力和應變能力,進而增強經濟系統結構和功能的增強,促進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互動發展。產業結構的升級加速了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的互動發展,產業結構的升級意味著產業的空間布局更加合理,而合理的產業布局為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的互動提供了物質基礎。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互動的主要內容就是各產業部門生產的產品,因此,不同的產業結構決定了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互動的內容和形式。
四、經濟空間結構網絡化
經濟空間結構網絡化指的是使各種經濟活動主體構成一個有序化的關聯系統及其運行過程,并通過這個過程獲得一種特有的網絡組織功能效應。經濟空間結構網絡化使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之間的網絡設施完備,產業內在聯系密切,要素流轉通暢,組織功能完善,并構成一個維系園區與區域網絡系統共生共長的空間過程。園區內產業的快速發展、產業規模的持續擴大和產業競爭力的日益增強,推動著區域產業結構的轉變,進而推動產業功能布局的調整,促使地區經濟空間結構發生轉變。經濟空間結構由初期的地區低水平平衡階段,逐漸發展成為典型的“核心―”二元結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加劇,地區差異拉大;進而隨著園區經濟輻射和帶動作用的加強,核心和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逐漸縮小,經濟空間表現為“核心―城鄉邊緣區―”三元結構;最后,隨著擴散作用的進一步加強,區域經濟空間將逐步實現一體化,整個區域社會經濟處于高水平的均衡狀態。園區作為經濟活動的重要載體,在區域經濟的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并對區域經濟的空間結構演進產生深刻的影響。與此同時,區域經濟的空間結構演進又反哺園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五、基于產業鏈的產業整合
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互動建立在產業聯系的基礎上,產業聯系從內容上不僅包括各主體之間的物質聯系,而且還包括非實體的信息和知識聯系。產業整合是指為了謀求長遠的競爭優勢,按產業發展規律,以企業為整合對象,跨空間、地域、行業和所有制重新配置生產要素,調整和構筑新的資本組織,從而形成以大企業和企業集團為核心的優勢主導產業和相應產業結構的過程(呂拉昌,2004)。產業整合包括橫向整合、縱向整合和混合整合。產業的橫向整合是指產業鏈條中某一環節上多個企業的合并重組;產業縱向整合是指處在產業鏈中,上、中、下游環節的企業合并與重組。基于產業鏈的產業整合改變了產業的區域布局,同時,產業整合的過程也就是產業集聚的過程,這一過程必然導致產業空間分布與區域關系的改變,加強了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的良性互動。因為產業整合有利于加強區域分工深度,在園區與園區之間、園區與區域之間,通過市場配置形成垂直和水平分工的產業整合,可以形成合理的產業布局,形成網絡化的復合分工體系。這不僅有利于密切園區與區域之間的聯系,使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的相互作用強化,更有利于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六、制度變遷與創新
制度是影響經濟發展的根本因素,它的基本功能是提供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這種框架制約著人們的選擇集合,從而構成社會經濟秩序中的合作與競爭關系。以羅納德?H.科斯(Ronald. H. Coase)和道格拉斯?C.諾思(Douglass. C. North)為代表的西方制度經濟學派認為,制度是重要的,它對經濟行為的相關行為應該居于經濟學的核心地位。經濟增長的關鍵在于制度因素,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無效率的制度安排則會抑制甚至阻礙經濟發展。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之間的有效互動,同樣與制度安排及其變遷密切相關。如果缺乏有利于各類資源要素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的制度安排,則不能形成這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財稅、教育、戶籍、就業、社保等制度對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互動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制度創新也就是指在這些方面的改革。在制度創新的推動下,人口、資本、技術、信息等經濟要素更健康、高效地在園區與區域之間流動和重組,促進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的互動發展。
七、結論
通過分析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互動發展的動力機制,我們可以看到:園區內生產規模的擴大,帶動了生產要素的流動,促進了產業集聚發展,提高了產業競爭力。而伴隨著產業競爭力的提高,園區能夠吸引集聚更多的生產要素,獲取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促進園區內產業集聚的形成和發展。因此,通過動力機制的作用,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之間不斷進行物質和能量交換,有助于園區經濟與區域經濟的良性互動和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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