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08 15: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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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勞動；勞動教育；大學生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1-489X（2012）31-0012-02
1 勞動的概念及意義
的觀點認為：勞動，是發生在人與自然界之間的活動。勞動的實質就是通過人的有意識的、有一定目的的自身活動，來調整和控制自然界，使之發生物質變換，即改變自然物的形態或者性質，從而達到為人類生活和自身需要服務的目的。因此，馬克思認為，勞動創造了人本身。
勞動是整個生命世界共有的現象。英國著名人類學家在對人類及動物界的起源及進化過程進行了科學、系統的研究論證后得出結論，即從生物進化論的觀點來看，勞動不僅僅存在于人類自身。事實上，自然界的所有動物種群都是通過不同形式的勞動來維持其自身的存在與進化的。我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嚴復，在對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所著的《物種起源》一書進行翻譯后，得出生物進化的核心理論就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一觀點，從本質上也說明動物通過勞動來適應自然條件的變化的意義。因此，有理由認為，勞動是動物進化的重要手段，而且是唯一手段。
那么，勞動的具體概念是什么呢？通常認為，勞動是具有一定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的勞動者使用勞動工具所進行的有目的的生產活動，是生產的最基本內容。勞動是人類本身對自然界與社會關系的積極改造，其根本標志在于制造工具。勞動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它既是人類社會從自然界獨立出來的基礎，又是人類社會區別于自然界的重要標志。
人類通過勞動所生產出的所有財富，都是勞動力、生產工具、勞動對象這三種基本要素共同作用的產物，而勞動力則是其中的決定因素。眾所周知，勞動不僅創造了文明，勞動也創造了財富，勞動又促進了人類發展，推動人類歷史不斷前進。
勞動是生存的需要，是生活的需要，也是生命的需要，更是人類存在和發展的需要。人們只有通過勞動，才能改變自己，改善生活，改造世界。勞動是人類健康和智慧的源泉，也是快樂和進步的手段。人與大多數動物的最大區別就在于人類的勞動是主動的、有智慧的勞動，是通過制造工具來達到目的的勞動，而大多數動物則是被動地勞動。然而，筆者認為，盡管動物不能夠制造工具來進行勞動，但是譬如蜜蜂筑巢、螞蟻“蓋樓”等行為，足以說明動物也在運用它們的手腳和頭腦來進行勞動。唯一遺憾的是，動物在勞動中體現出來的智慧與快樂，人類到目前為止還不足以完全地讀懂它們而已。
在對學生進行思想教育的時候，常常會提到人性。人們都明白，既然人類來源于動物，那么人類也必然具有動物的很多本性，即動物性。也就是說，人性存在兩面性，即人性的一面和動物性的一面。換言之，就是人性的善與惡并存于一身。人性的善表現為勤勞、善良、克制、節儉、尊重、感恩等；而人性的惡則表現為懶惰、邪惡、放縱、浪費、好斗、無情等。作為教育者，如何通過教育來弘揚人性，扼制動物性，使人類社會健康、有序、穩定地發展和進步，就是需要共同思考的重要命題。而這一切教育的根本，就在于勞動教育。
勞動是公民的權利和義務。馬克思說：“任何一個民族，如果停止勞動，不用說一年，就是幾個星期也要滅亡，這是每個小孩子都知道的。”更何況所面對的是具有一定知識積累和文化底蘊的大學生。因此，面對目前大學生勞動意識淡薄，勞動習慣缺失的現象，應該引起足夠重視，并且認真分析研討，找出教育的針對性。
2 當前大學生勞動教育缺失現象及原因分析
與多年以前的往屆大學生相比，最近幾年大學生勞動教育缺失現象越來越嚴重，其主要表現為：1）缺乏勞動意識，好吃懶做，作風散漫，思想懶惰；2）缺乏環境意識，隨地丟垃圾現象嚴重，部分班級整體衛生狀況堪憂；3）缺乏責任心，自私，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非值日時間不肯義務勞動，缺乏奉獻精神；4）浪費現象嚴重，消費奢侈，不珍惜父母和別人的勞動果實，尤其是浪費糧食；5）缺乏吃苦耐勞精神，抗挫折能力下降，性格脆弱，易怒，任性，嬌氣等；6）大學畢業生就業反饋信息中，不能適應工作環境、獨立處理事情的能力較差等反饋評價比例呈上升趨勢。
上述現象越來越多地表現在大多數學生身上，現狀令人擔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綜合上述現象，認真分析和研究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筆者認為，以下幾種因素值得注意和引起思考。
1）中國特殊的獨生子女現象，造成過分集中的家庭關愛，正在日益剝奪孩子勞動的意識和權利。愛孩子是父母的天性，尤其是在計劃生育政策下，獨生子女成為每個家庭的重中之重，掌上明珠。以前分給幾個甚至十幾個子女的愛，全部集中在一個孩子身上。由于兩代長輩共同關愛一個孩子，導致家長承擔了孩子成長過程中所應承擔的一切自我勞動的義務，家庭的溺愛和事事包辦，于無意識中剝奪了孩子成長所必需的勞動意識教育和勞動權利。比如，每天都會看到在接送孩子上學的路上，年邁的爺爺、奶奶或者父母任勞任怨地替孩子背著書包；在公共汽車上，已經十幾歲的孩子心安理得地坐在座位上，對旁邊站著的家長視而不見，臉上看不到絲毫的同情與感恩，對于孩子時常表現出的謙讓，家長總是會理所當然地回絕，將孩子感恩的火花無情地熄滅，并且認為這就是愛。
2）社會和家庭條件的優越，弱化了孩子對勞動的需求。家境優越、社會富有、時代進步為當代學生提供了優越的成長條件。但大部分學生并沒有充分利用，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出現好逸惡勞的不良發展傾向。很多孩子甚至連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分辨不清，連最基本的生活能力都不具備。作為教師，經常會看到，每年新生入學時，學生的一切事務全部由家長代為打理，很多女孩子連襪子都不會洗，甚至連床鋪都不會整理，這種由于家長的愛而剝奪孩子勞動能力和生存能力的現實，著實令人擔憂。
3）高考制度下的學校對學生勞動教育的削弱甚至消除。絕大部分中小學一味抓升學率，重智育輕勞動教育的現象普遍存在。勞動這一概念，在很多學校被個別教師扭曲異化成為懲罰“問題”學生的手段，導致更多學生對正常勞動產生反感和抵觸情緒，完全背離勞動光榮這一積極概念，反而形成勞動可恥的錯誤觀念，進而躲避、厭惡勞動。而好逸惡勞的惡習一旦養成，絕非朝夕之力所能改變。
4）紛繁復雜的網絡環境給學生帶來的種種消極影響。偶像劇的盛行，是影響學生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重要因素，很多劇中角色都是富家公子或小姐，優越的生活環境，使他們恃寵而驕、任性放縱。而這樣的一些角色塑造，給學生帶來的更多的是負面影響，他們向往劇中角色的優越生活，卻不知道用什么方式達到目的才是正確的選擇。因此，他們不能面對現實，對自己的父母、學校及生活環境形成越來越嚴重的抱怨情緒，不勞而獲卻不覺得滿足，而且毫不感恩。
此外，造成當前大學生勞動教育缺失的原因還有很多，必須認真分析，高度重視，深刻剖析，并認真探索和實踐，幫助學生填補缺失，使他們形成健康、正確的勞動觀、價值觀和人生觀。
在教學活動中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利用一些有趣的、稍微復雜的勞動實踐，要求他們靈活運用所學的勞動知識，發揮豐富的想象力和創造力，能有力地促進學生智力的發展，培養學生思維的創造性，讓學生在勞動過程中不斷地調動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勤于鉆研，勇于實踐，久而久之就能不斷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對激發學生的創造熱情和創新潛能大有裨益。
選拔優秀師資和編寫實用、有特色的課程教材
勞技課程是一門技能性較強的課程，它不僅需要教師具備教學的基本素質，更需要教師具備某方面的技能特長。因此，選聘一支高質量的勞技教師隊伍是實施勞技教育的關鍵。勞技課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課程，因此勞技課必須體現鮮明的實用性，如手工制作、養殖、園藝、烹飪、計算機等。通過這些課程的開設，使學生能夠在學中用，在用中學，不僅使學生獲得勞動知識和技能，更能感受學習和勞動的樂趣。勞技課程在注重實用性的同時，還應體現特色性。各個學校可以根據本地區、本學校及學生的特點，有針對性地開設課程。當學生學習結合地方特色的勞技課時，會感到很親切、有趣，能激發學習的積極性。
學校、家庭和社會共同關注勞技教育
一、幼兒勞動游戲的產生及其游戲特征
愛游戲是幼兒年齡特征的心理體現。明代思想家王守仁在《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中說過“：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游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魚春風，沾被卉木，莫不萌動副越，自然日帳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3]愛游戲是孩子的天性。不過，游戲也是隨孩子的成長而發展變化的。初期的嬰兒只會玩，而進入嬰兒后期游戲出現；到幼兒初期，其角色游戲的產生因素出現，其后幼兒的游戲便以角色游戲為主了。角色游戲是幼兒通過模仿、想象扮演成人角色，創造性地反映現實生活的一種游戲活動。通過角色游戲，幼兒可以滿足自己與成人共同生活的意愿，同時，這種游戲還用特殊的形式再現了成人的相互關系和勞動。所以，在幼兒的角色游戲中，勞動往往成為游戲的主題。有這樣一則觀察記錄：2歲的伊里娜看到成人怎樣在鍋里煮粥，就拿一個糖瓷杯子放在椅子上，并且在空杯子里用茶勺攪動，更準確點說，是用勺子敲杯底，把勺子抬起又放下。然后用勺子敲杯子邊，就象成人為抖下勺子上的粥粒所做的那樣。[4]
伊里娜究竟是在干什么?在煮粥!你如果否定她在煮粥，她會滿不高興。事實上，幼兒尤其是早期幼兒大多是通過游戲來勞動的。年幼兒童從小就愛勞動。這與孩子的心理發展有關。在早期幼兒的心中，家中的行為都是勞動（事實上家長也都是這樣對孩子說的，如“媽媽要去干活，你一個人呆在這兒別哭”等）。因為早期幼兒已經有了強烈的好奇心和廣泛的興趣，他們不僅看到一個新奇的東西要弄清究竟，而且對大人的行為感到稀奇，如爸爸媽媽忙乎一陣，就捧來熱騰騰的飯菜，孩子是多么想親自試一試啊。孩子對這些勞動充滿了期望，因而就私下勞動一番———當然是游戲的形式。隨著孩子自我意識的發展和行為能力的逐步提高，孩子進入社會的欲望越來越強烈，扮演成人角色的游戲也逐漸增多。有這樣一則觀察記錄：孩子玩娃娃家游戲時，自己當“媽媽”，讓玩具大熊貓給自己當兒子，還給它起個名字叫“”。他一會兒給“”喂飯，讓它看電視，哄“”睡覺，一會兒又說它“病了”，給它“打針”“、吃藥”，還把它擁在自己臉前反復親吻，親昵地對它說著什么。當我們走近時，這個“媽媽”就把食指放在嘴上“噓———”“：我的孩子要睡覺了，請小聲點，不要吵醒他。”顯然，孩子在過“成人癮”，它是由孩子的意識發展而產生的。幼兒到了3歲左右，隨著自我意識的產生和發展以及行為能力的逐步增強，脫離了襁褓，會用自己的腿走路了，會用自己的語言表達思想了，孩子漸漸覺得自己長大了，進入社會的欲望與日俱增。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便千方百計過一些“成人癮”，如在游戲中當一回“爸爸”“、媽媽”，或做一次“醫生”“、孫悟空”等。
當然，游戲的內容也越來越豐富。早期幼兒對勞動的模擬，還只是一種假想。他們不能模擬真實的勞動內容，而是勞動的外表動作。如孩子學著大人喂寶寶，他不知道喂孩子的真實意義。對一個布娃娃，他只給“她”吃一口，接著就把“她”躺倒睡覺，說“她”吃好了，甚至還用手拍拍“她”的胸口。孩子的這種“勞動”，實際上只是成人動作的一種模仿。在孩子看來，在完成了成人某一勞動的有關動作以后，勞動就算完成了，如哄娃娃睡覺，在經過一陣“躺倒”“、蓋被”、“拍胸”之后，孩子馬上又把“她”抱起來，因為該“起床”了。可見，早期幼兒只會演示性地擺弄物體，至于內容他們是毫不在乎的。有人舉了這樣一個例子：2歲的佳佳正在“認真”地看畫兒書，大人問她“：佳佳，你在干什么?”佳佳“嚴肅”地說“：我在看書。”事實上孩子只是在模仿看書，因為畫兒書是倒著的，但孩子看得很高興，說書中的大灰狼正在“咴咴”地叫呢。幼兒模仿成人的勞動動作與他們的知識和能力也有關系，早期幼兒懂得的社會知識極其有限。他們對世界的興趣，本身就是由表面現象的刺激引起的。例如，他們看到駕駛員坐在駕駛室，手握方向盤，汽車就跑起來，覺得新奇，因而用板凳當作汽車，自己往前一坐就開車。至于為什么駕駛員坐到駕駛室汽車會跑，怎樣才能好開車，他是不管的。加之，早期幼兒還處于直覺思維、動作思維階段，形象思維初步發展，抽象思維還很朦朧，所以孩子的勞動只能靠一些表面的動作模仿來進行。不過，盡管幼兒的勞動只是一種動作的模仿，但它為我們從小對幼兒進行勞動教育奠定了基礎。
當然，在勞動游戲中，幼兒的角色扮演是不穩定的，這集中表現在幼兒扮演的角色類型上。在實際的角色扮演中，幼兒可能一會兒要當“爸爸”，一會兒又要當“老爺爺”，角色替換、轉換較為頻繁。因為幼兒的心理和行為主要受情緒支配，他們活動的目的性、計劃性極其微弱，同時由于幼兒自我控制能力較差，一旦受到外界的影響、他人的提示或自己內心的一時聯想、幻想、感情沖動等，隨即就會轉換成另一種角色。同時，幼兒扮演的角色具有渾沌性。簡單地說，他們所扮演的成人是“像也不像”。所謂“像”，就是幼兒已經能較為熟練地“表演”成人的一般動作，但由于心理、能力及技巧等方面的差異，知識、經驗等方面的缺陷，孩子的模仿和扮演都具有表面性、簡單性和幼稚性，缺乏對扮演角色的理解，所以這種扮演只是一種模糊的扮演。
二、勞動游戲對幼兒成長的價值
席勒說過“：只有當人是完全意義上的人，他才游戲；只有當人游戲時，他才完全是人”，游戲“不只是孩子的本性，它更是人的一種本性，是可以從人性的高度上來加以把握的。”[1]孩子對社會的學習正是從這種勞動性的游戲開始的，幼兒勞動游戲有利于加速幼兒社會化的進程，促進幼兒良好人格的發展。
（一）勞動游戲為促進幼兒心智、個性及品質發展創造條件。“游戲的存在方式就是自我表現”。[5]勞動游戲可以訓練孩子的動手、動腦。從動手來說，有利于孩子大腦的發育。研究指出，兒童的智慧在手指。也有人說“：手是腦的老師。”一個人不能單純依靠讀書來發展智力和豐富自己的知識。實驗證明，人的手和腦的聯系非常密切，大腦里有一些特殊的、積極而富有創造性的區域，當雙手從事一些精細、靈巧的動作時，就能把這些區域的活力激發起來。有人估計人的雙手能做出幾十億種動作，這些動作都是和思維活動聯系著的。信息從手傳導到大腦，又由大腦傳導到手。手的動作越復雜，對發展人們的思維越能起到積極作用。游戲中的動手訓練使大腦得到鍛煉，智力進一步得到發展。從動腦來說，有利于孩子思維品質和個性品質的提高，或者說，讓幼兒多一些勞動游戲，有利于幼兒心理的健康發展。比如說，在勞動角色游戲中，既有角色假想（以人代人），像孩子扮演媽媽、老師、司機、經理等生活中熟悉的人物就是。也有的是對游戲材料的假想（以物代物）。在角色游戲中，幼兒常常以一種物品代替另一種，如用棍子代表匙子，用紙條當“面條”，用小積塑片當“飯”，用冰棒棍當“筷子”等。還有的是對游戲情景的假想（情景轉換）。這種假想常常通過一個或幾個動作和想象，將游戲情景進行濃縮或轉換，例如玩娃娃家“，媽媽”一摸“孩子”額頭“：呀！小孩發燒了，送醫院吧。”抱著“孩子”在院子里走一圈回來，就說打針了，孩子病好了。孩子的上述假想伴隨著孩子的創造，這對培養孩子創造型人格大有好處。
（二）勞動游戲可以為孩子勞動精神的養成奠定基礎。孩子通過游戲可以再現成人的勞動行為，所以早期幼兒的游戲大多是“社會性活動”的模擬，是孩子對勞動的一種投入。馬克思說“：全部人的活動迄今都是勞動，即勤勞（industrie），是從自己本身異化出去的活動。”[6]所以孩子勞動游戲，實際上也是孩子勞動的開始。而這種“勞動”拓展開去，就會發展成一種勞動精神。幼兒在勞動游戲活動中，不僅能夠依照大人的行為去進行現實的模仿，而且能夠主動地用某些角色規則、規范去約束自己的行動。例如，孩子在扮演“爸爸”或“媽媽”時，知道關心、愛護“孩子”，自己愛吃的餅干也要先喂一喂布娃娃。在扮演醫生的時候，會知道醫生的職能———替病人看病，所以在游戲中常將膠布貼在被損害的玩具上。這說明幼兒的游戲已經進入了“社會化”階段，他們已經能通過自己所掌握的社會角色行為規則，來進行一些較為“標準”的游戲活動。由此可見，幼兒的勞動游戲既是孩子社會化程度的一種顯示，也是孩子加速社會化的一條重要途徑。同時，幼兒的角色假扮也給家長們提供了一條重要的教育線索，這就是巧妙地利用幼兒的勞動游戲去引導孩子，促進孩子的社會化。
（三）勞動游戲可以從小培養孩子的審美情趣。游戲是虛構與真實的一種巧妙構架。“兒童自由參加游戲以及娛樂、休閑、藝術等活動的過程，不僅是兒童文化的表達和自主的創造，并借此而成為人類整體文化中的有機組成，而且還是充滿著勃勃生機和未來象征意義的組成。”[2]由于兒童游戲具有自由性，他可以將自己的想象嵌入游戲之中而“超越了日常經驗的束縛，甚至有意顛倒了日常經驗”。[1]席勒把這種基于想象的游戲稱為“審美的游戲”，并進一步指出“：等到想象力使用一種自由形式的時候，物質性的游戲就最終飛躍到審美游戲了”，因為“它使想象力的任意活動服從于它的永恒不變的一體化，把它的自主性加進可變的事物之中，把它的無限性加進感性事物之中”，[7]從而使孩子得到一種自由的美的享受。總之，孩子的勞動游戲對于孩子身心的健康發展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我們應當充分利用幼兒的勞動游戲，對孩子進行勞動教育。
三、利用勞動游戲對幼兒進行勞動教育
對幼兒進行勞動教育和其它教育一樣，也有個教育時機問題。孩子進行勞動游戲活動時，就是對孩子進行勞動教育的好時期，如果我們掌握了幼兒的勞動游戲特點，巧妙地把孩子的勞動游戲與對孩子的勞動教育巧妙地結合起來，就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具體來說，要抓好這樣幾個環節：
第一，給孩子更多認識勞動者的機會。幼兒的勞動游戲多與其社會環境和生活經驗有關。生活領域越大，生活經驗越豐富，勞動游戲的水平就越高，所以要開闊孩子的視野，盡量增加孩子接觸社會特別是接觸勞動者的機會。比如一個紡織工人到家來作客，家長可以向孩子介紹叔叔或阿姨的工作，并讓孩子知道自己身上漂亮的衣服就是叔叔、阿姨們辛勤勞動的結果；家里來了種田的客人，就要讓孩子知道大米的來源，這樣可以啟發孩子認識一般勞動的價值和意義，從而對勞動者產生一種熱愛之情。在日常生活中，家長也要多讓孩子接觸普通勞動者，有時間還可讓孩子去參觀工人叔叔、農民伯伯的勞動情景，讓孩子熟悉一些生產勞動過程，這樣既可以讓孩子更好認識勞動的意義，也有利于孩子更好地從事勞動游戲活動。
第二，搞好勞動游戲與實際勞動的結合。例如，要孩子掃地，就可以讓孩子以游戲形式出現。有個老師設計了《捕魚》游戲，讓幾個幼兒各拿一把掃帚，橫著排成一行，一齊向前掃，嘴里還不斷地念著：不讓一條小魚（紙屑、臟物）漏網。在家里，家長也可設計這樣的游戲，如讓孩子《趕鬼子》，把“鬼子”趕到一處，送到垃圾堆。這樣孩子既能體驗到游戲的快樂，也能體驗到勞動的快樂，逐漸對勞動就會產生興趣。當然，這需要成人為孩子提供適當的勞動機會，把孩子能做的家務事分出些讓孩子去做，如幫助父母洗手帕、襪子、毛巾、掃地和買些小商品等。
第三，父母要為孩子創造熱愛勞動的心理氛圍。模仿父母是孩子進行社會學習的重要形式。通過模仿和扮演，孩子可以從父母身上學到更多的成人品質和行為規則。俗話說，父母是孩子的影子，父母在對待勞動上的一言一行都直接影響孩子對勞動的看法。孩子的勞動游戲雖然具有獨立性，但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父母評價的影響。事實上，孩子會自覺不自覺地按父母的評價來調節自己的勞動游戲和實際勞動行為。因此，在對幼兒進行勞動教育時，父母要做到兩點：一是對勞動的意義和價值有較高的認識，不鄙視普通勞動者；二是父母本身要勤勞，在家務勞動上父母之間不能相互推諉。
論文摘要：勞動價值論與效用價值論是兩種不同的價值理論。二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系；既有合理性，又有局限性。科學的研究方法是吸收勞動價值論和效用價值論的有益成果，重建商品價值理論。
一、勞動價值論與效用價值論的來源
勞動價值論與效用價值論的理論來源，要追溯到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他在自己的代表作《國富論》中提出勞動創造商品價值的觀點，同時，區分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他指出:“應該注意，價值一詞有兩個不同的意義。它有時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時又表示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對他種貨物的購買力。前者可以叫作使用價值，后者可以叫作交換價值。”他認為“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正尺度。”他又說，價值由勞動決定的原理只適用于“初期野蠻社會”，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由于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制的生產，商品的價值不再由勞動決定，而是由工資、利潤、地租三種收人決定。他說:“工資、利潤和地租是一切收人和一切可以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等等。斯密的價值概念不夠明確，引起后來學者的爭論。
法國經濟學家薩伊在《政治經濟學概論》中研究了商品價值問題。他批評斯密“只有人的勞動才創造價值”不符合事實，更加嚴密的分析表明，“一切價值都來自人的勞動加上自然力與資本的作用。”他提出生產三要素(勞動、資本、土地)共同創造商品的價值。薩伊所講的價值不是凝結在商品中的抽象勞動，而是物品或財富的效用。他說:“物品效用就是物品價值的基礎，物品的價值就是由財富所構成的。”薩伊的價值論被人稱為“生產要素價值論”或“效用價值論”。后來，邊際學派又發展了效用價值論，創立了邊際效用價值論。
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他肯定勞動創造價值的基本觀點，批評斯密的價值概念自相矛盾。他在其代表作《資本論》中提出“商品二因素”和“勞動二重性”學說，說明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形成商品的價值;商品的價值就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人類抽象勞動;商品的價值量決定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等等。馬克思還批評薩伊的“生產要素價值論”和“三位一體”的分配公式，是為資本主義剝削辯護。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薩伊的效用價值論都來源于斯密的價值論，兩種不同的價值理論演變關系如下:
商品價間
二、勞動價值論與效用價值論的區別
勞動價值論與效用價值論的區別有以下三點:
(一)勞動價值論認為，生產勞動創造商品的價值;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形成商品的價值。效用價值論認為，生產要素共同創造商品的價值。勞動只是要素之一，不能單獨創造價值。爭論的焦點是對“創造”的理解問題。《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的解釋是:“創造”就是“想出新方法、建立新理論、做出新的成績或東西。”“創造性”就是“努力創新的思想和表現，充分調動廣大群眾在勞動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這種涵義上講，勞動創造價值的觀點是正確的。因為在生產三要素中，人是勞動的主體，只有人的勞動具有主動性和創造性，其他生產要素(土地、資本等)都是被動的要素，本身并不具有創造性;在生產要素中，只有人的勞動是不可缺少的，其他生產要素并非絕對不可缺少。例如，非農業生產就不一定需要土地，小生產就不一定需要資本。“勞動創造價值”不僅是的價值觀，同時也是廣大勞動人民的價值觀。生產要素共同創造價值是西方經濟學的價值觀。
(二)勞動價值論認為，商品的價值就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人類抽象勞動，因此得出結論: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效用價值論認為，商品的價值就是財富的效用(使用價值)，因此得出結論:生產三要素是商品價值的源泉。爭論的焦點是對“價值”和“源泉”的理解問題。由于對價值概念理解不同，對價值源泉的看法就必然不同。眾所周知，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作為勞動產品，商品是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結合生產出來的。生產力二因素(人力和物力)決定商品二因素:一是物的因素，來源于自然界;二是人的因素，來源于人的勞動。自然資源與人的勞動是商品使用價值的源泉，而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源泉。“創造”與“源泉”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能混為一談。“勞動創造價值”不等于“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自然資源與勞動一樣，也是商品價值的源泉。因為自然資源對人類有使用價值，稀缺的自然資源(石油、煤炭、天然氣、金、銀、銅、鐵礦等)有交換價值，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商品交換不僅是勞動交換，同時也是資源交換。資源、勞動、商品、價值關系如下:自然資源+人的勞動=產品~使用價值~商品~交換價值。
(三)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認為，勞動創造商品的價值，資本、土地并不創造價值。因此得出結論:資本帶來利潤，土地帶來地租，都是對雇傭勞動者的剝削。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批判資本主義剝削。薩伊的效用價值論認為，生產三要素共同創造商品的價值，因此得出結論:勞動獲得工資，資本獲得利潤，土地獲得地租，并不存在剝削。這就是政治經濟學的階級性。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對“剝削”的理解問題。有人認為，價值論是分配論的基礎。勞動價值論是按勞分配的理論基礎，生產要素價值論是按生產要素分配的理論基礎。有人認為，價值論與分配論無關，勞動價值論不是按勞分配的理論基礎，按生產要素分配也不能證明生產要素共同創造價值。事實證明，沒有價值創造，就沒有價值分配。勞動創造價值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理論基礎，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分配原則。深化勞動價值理論研究，是為了完善按勞分配制度。同時，應該認識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資本、土地是稀缺資源，參與價值形成，不能無償使用，因此也要參與分配。如果分配公平(合情、合理、合法)，有利于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就不必談論剝削問題;如果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擴大，甚至兩極分化，就肯定有剝削問題。剝削就是利用經濟、政治特權，侵犯勞動人民的利益，為個人或小集團謀私利。這個問題比較復雜，應該結合實際具體分析，在此不多談。
三、勞動價值論與效用價值論的聯系
勞動價值論與效用價值論不僅有區別，而且有聯系，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勞動價值論與效用價值論的研究對象都是商品的價值，只是由于研究的重點和方法不同，產生了不同的認識。效用價值論研究的重點是商品的使用價值，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從財富的效用到邊際效用，從基數效用到序數效用等;勞動價值論研究的重點是商品的交換價值，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從交換價值中抽象出價值，從價值講到價格等。科學的研究方法應該是:全面分析，系統研究，不僅要進行定性分析，而且要進行定量分析;不僅要研究使用價值，而且要研究交換價值;還要研究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聯系，研究交換價值和價格的區別，才能得出科學的結論。
(二)勞動價值論與效用價值論對商品使用價值的源泉認識是相同的。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過:“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資源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本來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的源泉，勞動本身不過是一種自然力的表現。”“只有一個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來對待自然界這個一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當作隸屬于他的東西來處置，他的勞動才成為使用價值的源泉，因而也成為財富的源泉。”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也說過:“政治經濟學家說: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其實勞動和自然界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為勞動提供材料，勞動把材料變為財富。”效用價值論認為，生產三要素是財富和價值的源泉。
(三)勞動價值論與效用價值論對商品價格的認識也有某些相同之處。勞動價值論認為，商品的價格是由價值決定的，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格受供求關系影響，圍繞價值上下浮動是商品經濟的價值規律。效用價值論認為，商品的原始價格是由生產費用決定的，市場價格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供給曲線與需求曲線相交，決定商品的均衡價格。馬克思在《雇傭勞動和資本》中也說過，商品的價格是由什么決定的?“它是由買主和賣主之間的競爭即供求關系決定的。”他還指出，“商品價格是由生產費用決定的”。其實，商品價格與貨幣密切相關，離開貨幣就談不上價格。
四、勞動價值論與效用價值論的統一
勞動價值論與效用價值論長期爭論不休，說明兩種不同的價值理論都有自己的一定道理，需要繼續研究。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是:“非A即B?.辯證法的思維方式是“亦A亦B"。正確的研究方法應是，發展創新，吸收勞動價值論和效用價值論的有益成果，創立新的商品價值論。
商品的價值是什么?這不是單純的經濟學間題，而是經濟哲學問題。從哲學上講，價值是客體對主體的意義以及主體對客體的評價，它反映了客體和主體的關系。馬克思說過:“‘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商品的價值就是商品對人所具有的意義以及人對商品所作的評價，它反映了商品(客體)和人(主體)之間的關系。換句話說，我們講商品的價值，就是指商品對人有何價值?人對商品作何評價(買不買，值不值)?離開人這個價值主體，商品無人問津，價值就無從談起。這是認識商品價值的關鍵所在，也是發展商品經濟的意義所在。我們為什么要發展商品經濟?歸根到底是為了滿足人民的消費需要。 在商品經濟社會中，人從整體上(不要理解為個人)講具有二重性: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商品是用來出賣的勞動產品，生產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滿足消費的需要，因此就決定商品的價值也具有二重性:對消費者具有使用價值，對生產者具有交換價值。使用價值是商品價值的物質內容，交換價值是商品價值的表現形式。內容決定形式，有使用價值的商品才有交換價值，沒有使用價值(如偽劣商品)就沒有交換價值;使用價值降低(如舊車)，交換價值降低;使用價值消失(如過期失效藥品)，交換價值消失。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關系是辯證統一關系，統一于商品的價值。研究商品價值問題，必須首先研究使用價值，只有弄清使用價值，才能弄清交換價值。
商品的使用價值是商品的社會價值，即滿足社會消費者的需要。任何社會的商品生產，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滿足消費需要。生產是手段，消費是目的;生產決定消費，消費決定再生產。生產和消費的關系決定商品與貨幣、供給與需求、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關系，從而決定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商品的使用價值包括三要素:品種、數量、質量。不同品種、數量、質量的商品，具有不同的使用價值，同一商品也可能有不同的用途，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商品使用價值的大小是可以分析比較的，根據使用價值三要素對消費者的效用就可以比較出來。
品種(序數效用):商品類別品種很多，使用價值大小不同，可以進行定性分析，按序數排列，排在前三位的應該是:食品、衣服、住房……食、衣、住是人民基本的生活需要，解決的是溫飽間題。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第一步就是解決溫飽問題，第二步是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實現共同富裕。現在已經走過第二步，人民生活總體達到小康水平，但是還沒有全面達到小康水平。
數量(基數效用):商品數量有多少，決定使用價值的大小，可以進行定量分析，用基數計量。例如，我國現在有13億人口，每年需要消費多少糧食?根據統計，得出基數。滿足需要，效用最大。糧食生產就是要根據這個基數來安排。國家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保護糧食生產基地;同時建立糧食儲備制度，以豐補歉，保證糧食安全。此外，國家還給種糧農民財政補貼，以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質量(時間效用):商品質量要合格，而且要有保質期，過期則失效。特別是食品、藥品，關系人民生命健康，質量尤其重要。現在市場上假冒偽劣商品泛濫成災，過期食品、藥品也拿去出賣，廣大消費者深受其害(有些人被偽劣食品、藥品毒害致死)。國家必須制定商品質量標準，建立質量檢查監督機構，加強質量檢查監督工作，嚴厲打擊假冒偽劣行為，維護市場經濟秩序，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商品的交換價值是商品的經濟價值，即能夠給商品生產者帶來經濟利益。盈利或賺錢是商品生產的直接目的，它決定商品生產和流通的全過程，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在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商品的交換價值形式也發展變化:從簡單的價值形式到擴大的價值形式，從一般價值形式到貨幣形式，從金屬貨幣流通到紙幣產生，如今又發展到電子貨幣“一卡通”。在貨幣產生以前，沒有價值尺度和價格標準，商品的交換價值形式是不明確的，在很大程度上帶有互通有無的性質，交換雙方獲得的都是使用價值(貨物)。在貨幣產生以后，有了價值尺度和價格標準，單位商品的交換價值就明確地表現為價格。商品價值、使用價值、交換價值與價格的邏輯關系是:
商品價值
商品的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這個“物質”就是商品的數量和質量。沒有數量就沒有質量;沒有質量(如食品腐爛變質)，數量再多也不頂用，等于零。
商品的交換價值與價格、數量成正比。商品的價格與質量成正比(優質優價)，與數量成反比例方向變化(薄利多銷)。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可以增加商品的產量，與交換價值成正比;同時又降低生產成本，與價格成反比。消費者購買商品考慮的是買什么(品種)?買多少(數量)?好不好(質量)?貴不貴(價格)?這是經濟生活的基本常識。
商品的價格就是貨幣與商品相交換的比例關系，即單位商品交換價值的貨幣表現(亦稱單價)。
用公式表示:
關鍵詞：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教育 成本收益
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現狀
農村剩余勞動力，是指超過農村產業需求的勞動力，其實質是一部分農民正處于失業或半失業的狀態。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目前我國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64%，農業勞動力占全國總勞動力的50%，有4.4億農村農業勞動力，其中剩余勞動力約占1/2，大約2億多，每年還新增勞動力600萬人。今后20年，我國至少要推動2億農村勞動力實現轉移。在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如何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中心任務之一。從經濟學理論上說，農村的農戶經濟是一種低水平的均衡狀態。要打破這種低水平均衡，實現高層次的新均衡，舒爾茨教授認為，應該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導入新的生產要素，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入，即市場和科技要素是解決農村問題的關鍵，人力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具有重要的地位，教育尤其是職業教育，如何能更好地發揮作用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任務。
為了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環境創設，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教育的制度安排，國家的宏觀政策層面已經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各級政府和教育機構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教育和培訓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績，但遠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對勞動者素質的要求，不能滿足農村轉移勞動力就業增長的需要。問題的根源在于認識不到位，多數政府主管部門還沒有樹立“知識是第一生產力，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根本源泉”的觀念，他們只看到了沉重的人口負擔，而沒有看到豐富的人力資源和經教育投資可能轉化而來的潛在人力資本收益。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教育投資的必要性
一個國家的經濟由貧窮到富裕的發展過程中，一般都經歷著由落后的農業經濟部門向先進的工業生產部門轉移剩余勞動力的過程。這是因為先進的工業部門生產效率高，提供的收入高，必然吸引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同時這種轉移過程也會增加工業部門的積累和發展，從而有能力吸引更多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形成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這是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所闡述的中心思想。但是，這種思想有一個隱含前提就是這種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無摩擦的。事實上，由于先進的工業部門所要求的技術水平是相當高的，從農村轉移的剩余勞動力必須掌握相應的技術才能順利地實現這種轉移。因此，要想使這種轉移過程沒有多大的摩擦，就必須讓農業剩余勞動力掌握相應的技術，而這就需要教育。美國經濟學家米凱•吉瑟的研究證明，在鄉村地區，教育水平提高10%，將多誘導6%―7%的農民遷出農業。
根據2002年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對全國30個省（區、市）6萬多農戶、18萬多農村勞動力進行的抽樣調查顯示，樣本農戶既有人力資本的存量為：初中及以下程度勞動力的比重高達87.8％，其中文盲或半文盲勞動力占勞動力總數的7.4％。小學程度的為31.1％，初中程度的為49.3％；初中以上程度勞動力僅占12．2％，其中高中程度的為9.7％，中專程度的為2.0％，大專及以上程度的比重為0.5％。在農村勞動力中，近80％的勞動力沒有特別技能，14％的勞動力掌握了工業、建筑業和服務業的技能，2.8％掌握駕駛技術，3.2％掌握農業技術。通過上述數據可以看出，農村勞動力的文化和專業技能水平較低是一個不爭事實。人力資本存量少、水平低既是農村經濟發展不快、后勁不足的主要原因，也成為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層次和效果的“瓶頸”，為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增加了摩擦，阻礙了二元經濟的良性發展。加大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教育投資的力度已經成為專家學者的共識。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教育的成本與收益之間的關系
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人力資本是存在于人的身體內的，后天獲得的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技術、能力及健康的質量因素之和。人力資本可能表現為潛在勞動生產力，也可能表現為現實的勞動生產力。為獲得后天的生產能力必須支付一定的成本，即一定時期投資主體直接或間接用于整個教育的全部費用，包括直接的教育培訓支出、因接受教育和訓練而放棄的收入和為尋找、轉移到較好的環境中所花費的各種費用。這些成本與提高人的生產能力有關，所以被叫做人力投資。人力投資越多，人力資本存量就越大。人力資本理論，十分注重對人力投資進行成本－收益分析，認為投資的收益是預期的。這些結論對于我們認識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教育的成本與收益之間的關系有重要作用：
第一，發展中國家人力投資收益率很高，不僅高于發達國家，而且比物質資本投資收益率高。因此，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教育成本帶來的收益是多于物質資本的。在不發達農村地區，不管是個人還是政府，投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教育都是合算的，即其收益是超過成本的。
第二，教育落后的地區，初等教育的投資收益率比中等教育投資收益率要高得多，中等教育投資收益率又比高等教育投資收益率高；而在發達國家，教育投資收益率的高低順序是大學、中學和小學。因此，在不發達農村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教育投資重點應當是普及初級教育和職業技能教育。
第三，在發達國家，私人人力投資收益率都大于社會人力投資收益率，而在發展中國家，前者比后者要高得多。因此，在不發達農村地區，要鼓勵私人資本參與教育投資，要調動農民個人和家庭對勞動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
第四，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教育投資與收入存在著明顯的相關效應。舒爾茨和貝克爾認為教育是人力資本形成的重要途徑。勞動力的收入首先取決于個人的以教育為主的人力資本投資。一般而言，勞動力的收入水平與他所受的教育程度呈正相關。流動勞動力文化層次越高、勞動技能越強，發展潛力越大，工資報酬也越高。這促使一部分進城民工為了進一步適應競爭而對提高自身素質進行勞動力教育投資。
第五，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教育投資可以從整體上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使大量剩余勞動力“脫農而出”，為農業勞動力的進一步轉移提供可能，從而實現最終的轉移。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教育投資的效應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教育投資所帶來的效益還體現在它能對自身的轉移效應起到一種促進作用。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預期收入效應。預期收入效應促使農村文化和職業技能水平高的剩余勞動力向城市遷移，如舒爾茨曾指出，勞動遷移發生與否，取決于勞動力對遷移成本與收益的比較，遷移收益很大程度上則取決于遷移預期收入。就總體而言，我國農村勞動力的預期收入相對較高是十分明顯的。這是因為，城市的市場化程度較農村高，收益反映人力資本差異的敏感程度也獲得提高，即人力資本水平高的勞動力在城市能得到更為“公正”的待遇，較高的預期收入使這部分剩余勞動力較早投入流動。所以，當農村經濟結構變動、轉移就業的新機會來臨的時候，在文化和技能上“過剩”的、文化和職業技能水平高的農村勞動力最先活躍起來進入轉移行列。
信息獲取效應。轉移能否成功取決于多種因素，其中信息因素不可低估。更高的文化水平或人生經歷使勞動者更能有效地對勞動力市場的信息進行收集、加工和判斷，從而作出更為準確的勞動供給決策。這些勞動者較一般的農村轉移到城市的民工擁有更為廣泛的信息獲取渠道，把握信息以及對其作出合理判斷的直接效果是降低市場風險和不確定性，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文化程度高或經歷豐富的農村勞動者更能克服距離障礙而傾向于跨地區向大城市轉移。
心理適應效應。更高的文化水平意味著勞動者更容易摒棄傳統農村勞動力中的封閉性和保守性，樹立現代性人格。其典型表現即對城市生活的認可與向往以及對市場交易活動有很強的適應性和應付能力，這使他們較之一般的農民工，轉移的欲望更強烈，融入城市生活的速度也更快，因此，轉移也更為徹底。
一、城鄉二元結構制約了和諧社會的構建
1.影響經濟結構協調發展
馬克思的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原理告訴我們：整個社會再生產得以順利進行的條件是總量平衡和結構平衡，這樣社會兩大部類生產出來的產品才能順利地賣出去，各自所需要的產品才能順利地買進來，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進行。由于城鄉發展差距的擴大，農村市場容量有限，致使我們的工業品即使在結構上平衡、在總量上也是不平衡的，有相當部分的工業產品是注定賣不出去的。
在上世紀50年代的西方經濟學文獻中，很少討論發展中國家農業本身的發展問題，一般都把農業看成是促進工業化的手段，它的作用就是向工業支援剩余勞動，剩余糧食和資本，是從工業品的角度提出問題和思考問題，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在發展模式上采取了工業支援農業，并最終擠占農業的發展模式，以至影響了整個經濟的發展。
發展經濟學的先驅約翰·劉易斯曾經深刻地指出：“除非農業生產也同時得到增加，否則生產日益增多的工業品是無利的。這也是工業與農業革命總是同時進行的原因，是農業停滯的經濟中看不出工業革命的原因”。如果我們的農業不能有一個顯著的發展，農民的收入不能得到有效的增加，沒有相應的購買力，工業品的生產就難以增長，工業部門很難發展，同時也使第三產業發展步履艱難。從經濟學上來說，現代第三產業發展，需要分工和協作極為發達，形成規模化的交易和運輸，需要人口集中、收入提高、生活方式改變、消費多樣化。沒有這些條件，發展一個現代的第三產業是不可能的。顯然，現時的城鄉差距的存在，農村短期難以為第三產業的發展提供它所必須的條件。農村落后于城市、城鄉發展的失衡，成了制約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瓶頸”。
2.影響合理的社會結構的形成
社會結構是指社會體系各組成部門或諸要素之間比較持久、穩定的相互聯系模式。社會結構有傳統型的和現代型的兩種。傳統型的社會結構即是頂尖底寬的金字塔結構，在這種結構中，極少數人居于社會的上層，而絕大多數則處于社會下層；現代化的社會結構比較形象的說法是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它有龐大的社會中間層。
歷史經驗表明，在社會中間層規模大的社會，社會資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較合理，經濟社會分配差距比較小，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利益矛盾和沖突一般都不會很大。這樣的社會最穩定、最可持續發展。具體來說社會中間層（中產階級）占主流的社會，對穩定社會的好處主要有三點：一是中產階級是社會高層與社會底層之間的緩沖層。當中產階級成為社會主體，對社會高層和底層的沖突會緩和。這是社會穩定的政治原因；二是中產階級在社會上代表溫和的、保守的意識形態，當這種意識形態占據主導地位時，極端的和激進的思想和沖突很難有影響力。這是社會穩定的思想原因；三是中產階級是引導社會消費的主要群體。當中產階級占社會的多數時，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就保證了社會龐大穩定的消費市場。這是社會穩定的經濟原因。
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原來的階層發生分化，新階層已經形成和壯大；與發達國家相比，現代化社會階層結構的基本構成成分在中國已經具備，凡是現代化國家所具備的社會階層，都已經在中國出現，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出現了一個不斷擴大的社會中間階層和企業家階層，但中國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還只是雛形。概括起來說：該縮小的階層還沒有小下去，該擴大的階層還沒有大起來。而城鄉的非均衡發展是我國社會結構不合理的重要因素。農民人口占將近70%，加上無業、失業和半失業的龐大的社會邊緣化群體，估計，中國現在有80%的人口處于社會下層和邊緣狀態，龐大的社會底層的存在既阻礙中國現代化的實現，又使中國社會隱藏著極大的不穩定性甚至是顛覆性。
3.影響社會發展的進程
十六大報告指出：經過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使人民生活水平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小康水平有一個從低到高的發展過程，總體小康只能說是剛剛跨進小康的門檻。總體小康是一個偏重于物質消費的小康，強調的是經濟學的指標。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除了注重物質生活提高外，還特別注意人們的精神生活、所享受到的民主權利、以及生活環境的改善等方面，更加注重社會意義上的全面社會進步，追求的是物質、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社會和諧的發展。
著名的社會學家陸學藝認為，全面小康社會要求我國農業勞動力不能超過15%，農村人口不能超過50%，大學人數不應低于適齡人數的20%，第三產業占45%以上。目前，我國農業勞動者階層規模過大，在全部人口中農民所占比例仍然高達將近70％。城鄉的非均衡發展，使農村各方面的發展落后于社會整體水平。根據1991年確定的小康社會16個基本監測指標，到2000年尚有三個指標沒有達到小康標準，即農民人均純收入、農民人均蛋白質攝取量和農村初級衛生保健基本合格縣比重。這三項指標都集中在農村。顯而易見，中國還有一個最大的經濟增長空間在農村。
二、發展物流對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作用
發展物流有助于農村勞動力轉移，有助于縮小城鄉差距，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為工業發展工業化水平提高提供支持市場支撐，并促進社會全面進步。 1. 現代物流產業具有良好的發展環境和機遇
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物流”引入我國以后，我國的各級政府、企業、知名學者都對物流產業的發展給予了極高的重視。 物流產業在我國具有良好的發展環境和機遇，而且具有強勁的增長勢頭，它絕不是曇花一現的“泡沫經濟”。只要我們能夠正確分析、認清、把握這些機遇與環境，我國的物流產業就會得到長足的發展，進而可以成為我國今后農業剩余勞動力實現轉移的穩定就業渠道。
消費需求的變化。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結構、消費觀念、消費方式發生了質的改變，從而導致消費者的消費需求發生改變。消費需求的改變首先表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方面是消費者追求商品的多樣化和個性化。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按照消費者的消費需求安排“訂單”生產，而要順利完成訂單生產必須要有高效的物流系統作支持，以保證原材料的順利供應和半成品的生產加工及組裝等；另一方面消費者對高質、快速、專業的售后服務需求日益強烈。如現在非常流行的“送貨上門”服務，而滿足消費者的這種需求也同樣需要物流系統作為前提，所以消費者的需求變化為物流產業提供了市場需求，也為物流產業的發展創造了發展機遇。
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信息技術是一切物流活動的組織基礎，是進行各種物流作業的前提。在現代社會，信息技術充滿前所未有的生機與活力，各種計算機軟件、程序、辦公自動化系統、互連網系統等都在日新月異的飛速發展，為物流產業的信息技術應用和發展奠定了基礎。現在計算機網絡技術的普遍應用已經使得物流信息技術得到了極大的進步。例如，條形碼、CD-ROM存儲器、EDI等新技術的出現。
政府部門宏觀上的政策支持。自從物流引入我國以來，我國政府部門就對物流產業的發展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和支持。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鐵道部、交通部、信息產業部、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和中國民航總局聯合了《關于加快我國現代物流發展的若干意見》。同時，我國各級物流行業主管部門制定了若干物流節點與物流線路的建設規劃和投資計劃，努力改善物流基礎設施，為物流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2. 現代物流企業能夠為農業剩余勞動力提供多種就業崗位
物流領域涉及面廣，作業活動多，主要包括運輸、儲存、包裝、裝卸、流通加工、配送、信息處理等七個方面。近年來，隨著物流產業的迅速發展，它吸收勞動力的就業規模逐年上升，已從1991年的1617萬人上升到2002年的2084萬人，因此物流產業可以為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而且在物流的所有作業活動中，除了信息處理要求從業人員具有良好的計算機專業素質外，其他物流作業活動非專業的管理和技術崗位，勞動力轉移人員經過培訓完全可以勝任。
3. 現代物流產業可以使剩余勞動力在農業內部實現消化和轉移
現代物流產業能夠使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收入得到增加。首先，現代物流產業信息優勢明顯，能夠指導農業生產。現代物流產業具有強大的信息網絡系統，它能夠及時、全面地各種商品在市場上的供求信息，利用這個供求信息，農民在生產前期可以及時、合理地調節農業種植種類，減少種植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實現增收。其次，現代物流產業能夠提高農產品的競爭力。現代物流產業以物流配送的規模大、速度快、效率高、輻射面廣見長。它能夠提高農產品的流通速度，有效控制農產品在流通中的損耗，所以能夠降低農產品的流通成本，提高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進而增加農民收入。農民收入提高了，則會繼續從事農業生產種植，從而在農業生產內部消化農業剩余勞動力。專業的農業物流企業能夠推進農產品的生產加工。專業的物流企業通過進一步挖掘農產品的價值，對農產品進行生產加工、提供規范化的包裝。而這些可以給農業剩余勞動力提供工作崗位，使他們實現農業內部轉移，即“就地轉移，離土不離鄉”。
4.我國現代物流產業規模正在迅速擴大
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交通運輸、倉儲等物流行業的市場需求增長速率遠遠大于其他行業，物流產業規模逐漸擴大，為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創造了機遇。據統計，1994 至2001年社會物流貨物總額從3萬億元上升為 38.4萬億元，增長了 11.8 倍，年均遞增了26.1%，大大高于同期 GDP16.1%的年均增速。而且隨著買方市場的形成和日益完善，社會對專業化的物流服務需求也將逐漸加大，因此第三方物流市場也在逐漸擴大。
三、結論
在發展物流的過程中，新思想新觀念的流入，促使農民價值取向的革新，加速了束縛生產力發展的舊的思想觀念向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新觀念的轉變，從而使農村和農民更快地融入市場經濟的大潮之中。這必將使農村勞動力向物流行業轉移，增加農民就業，成為縮小城鄉差距，推動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城鄉協調發展的主要力量。
規劃項目：河南省社科規劃辦2006年課題（2006FJJO29）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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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職業教育；農村勞動力轉移；職業教育；策略
中圖分類號 G72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17）01-0049-04
一、引言
“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要堅持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穩定的就業是農村轉移勞動力市民化的必由之路。為促進農村轉移勞動力的順利轉移，各級政府通過各種方式提升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勞動技能，增強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就業能力。
華東區域發展具有明顯的不平衡性，包括徐州、淮安、鹽城、連云港、宿遷五市在內的江蘇蘇北地區、安徽、山東是華東的經濟洼地，也是華東農村勞動力轉移任務最重的地區。職業教育與現代經濟社會發展關系緊密，其在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在新型城鎮化建設中發揮著基礎性人力資本配置作用。在此背景下，深化職業教育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貢獻的研究，對制定具有針對性的職業教育策略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國內一些學者對職業教育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關系進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領域。第一個領域是職業教育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作用。杜睿云、安樹偉（2012）基于比較優勢的視角，在提升農村勞動力人力資本方面對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進行了比較，歸納出職業教育具備應用性、靈活性和實踐性等特點，提出了“契合農村勞動力成長特點、降低受教育者成本與風險、滿足轉移勞動力城鎮就業需要等方面都具有很大比較優勢”的理論觀點，并據此指出職業教育可以成為對農村轉移勞動力進行教育補償的有效方法[1]。李敏（2015）分析了蘇北職業教育與就業的關系，提出了發展職業教育的“三個保障”“四項建設”“五個統籌”等相關策略[2]。闞大學，呂連菊（2014）利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法克服內生性問題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表明職業教育促進了中國城鎮化建設，推動中國城鎮產業結構轉型與就業結構升級[3]。
另一個領域是職業教育服務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提升路徑方面。唐瑾（2014）從2008年金融危機后我國的就業壓力出發，分析了職業教育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貢獻機理，并從宏觀制度和具體策略兩個層面提出了充分發揮職業教育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對策[4]。馬建富（2014）從解決農村轉移勞動力人力資本困境的角度提出了職業教育制度配置和政策創新的培訓策略[5]。
不難看出，現有研究多基于職業教育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促進作用方面進行理論突破，多基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相對較少，尤其缺乏職業教育對農村勞動力轉移貢獻方面的實證分析。鑒于此，本文以華東六省一市的農村轉移勞動力數據為樣本，整理和收集2003―2014年間的面板數據，通過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給予實證分析，得出職業教育對農村勞動力轉移貢獻的研究結論。
二、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一）研究方法
本文通過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方法，來判斷職業教育與農村勞動力轉移之間的關系。在一個平穩時間序列中，如果變量（A，B）之間存在穩定的影響關系，則需要判定是變量A的變化引起了變量B的變化，還是變量B的變化引起了變量A的變化，或者是兩個變量A、B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的關系。從統計學意義上可以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來判定因果關系的方向，從而判定哪個變量是因，哪個變量是果，或者互為因果關系。
從上述對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在對一個時間序列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時有一個前提條件，時間序列必須是平穩的，否則可能會出現虛假回歸問題。所以首先要對需要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的時間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ADF單位根檢驗來檢驗時間序列的平穩性。
采用ADF單位根檢驗時間序列的平穩性，可看出本文中的時間序列是同階單整的，這時需要檢驗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共同的隨機性趨勢，即協整關系。本文采用Johanson協整檢驗來判定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
（二）數據來源和說明
采用職業學校的數量和招生人數這兩個變量表示職業教育規模，職業學校的數量為中等專業學校、職業高中和成人中專幾類學校的數量之和；職業學校的招生人數也為這幾種院校的招生人數之和；用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表示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數據從華東六省市（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山東）2003―2014年的面板數據中獲得。其中，職業教育規模用職業教育部門費用支出代表，收錄于我國華東六省市統計局的統計年鑒中的教育統計，職業教育及培訓人數的數據獲得于華東各省市教育部門和農業部門，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來源于華東各省市農業部門。
1. ADF單位根檢驗結果
為消除異方差的影響，分別對職業學校的數量、職業學校的招生人數和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取自然對數（Lsc：代表職業學校的數量，Lst代表職業學校的招生人數；Lmp代表勞動力轉移人數）。為了避免非平穩時間序列進行實證檢驗導致的虛假回歸問題，先對統計數據進行ADF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見表1。
ADF單位根檢驗結果可以看出，三個變量Lsc、Lst和Lmp的水平值都沒有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但當對三個變量取一階差分后，各變量都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所以可以判斷三個變量皆為一階單整變量。這樣變量之間就可能具有穩定的協整關系，為進行下一步檢驗提供了可能性。
2.Johanson協整檢驗結果從表2的Johanson 協整檢驗結果可以看出，三個變量Lsc，Lst 和Lmp 在1%顯著水平和5%顯著水平下都拒絕了沒有協整關系和最多一個協整關系的假設；而在1%顯著水平下接受了最多兩個協整關系的假設，在5%顯著水平下拒絕了最多兩個協整關系的假設。
3. 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
根據協整檢驗結果，職業學校的數量、職業學校的招生人數和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存在協整關系。但是他們之間的因果關系需要進一步確認。首先，對職業學校的數量和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表3給出了檢驗結果：在5%的水平上，承認了職業學校的數量是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的格蘭杰因，同時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不是職業學校的數量的格蘭杰因，即職業學校的數量與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相互之間產生了影響。
其次，對職業學校的招生人數和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表4給出了檢驗結果：在5%的水平上，承認了職業學校的招生人數是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的格蘭杰因，同時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也是職業學校招生人數的格蘭杰因，即職業學校的招生人數和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相互之間產生了影響。
（三）實證結果分析
通過上述實證分析可以看出，職業教育規模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具有促進作用：職業學校的數量和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互為格蘭杰因果關系，職業學校的招生人數和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互為格蘭杰因果關系。因此，職業教育規模（職業學校的數量和職業學校的招生人數）會對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產生積極影響；反過來，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的增加也會促進職業教育規模（職業學校的數量和職業學校的招生人數）的擴大。
首先，職業學校招生人數的擴大，會使得農村勞動力獲得職業教育的機會增加，從而使得農村勞動力能夠更好地獲得就業準備知識。這些就業準備知識包括相關工作崗位的基本知識、專業知識和必要的安全知識等，就業準備知識對農村勞動力獲得非農就業的機會是必不可少的。其次，職業學校的數量增加，會使得農村勞動力獲得相關知識更全面，可以更好地適應各種職I需求，獲得更好的職業發展，從而轉變為市民。因此職業教育規模（職業學校的數量和職業學校的招生人數）的擴大對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的增加，對農村勞動力轉變為市民這一過程產生了積極影響。
其次，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的增加會增加需要獲得相關知識的需求，而為了滿足這種需求，就需要擴大職業教育規模，這時主要是促進職業學校招生人數的增加。而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的增加，對于獲得知識的廣度和深度的要求會進一步提高，從而可以獲得更好的職業培訓和職業發展，更好地融入市民生活。為了滿足這種需求，更多種類的職業學校就會發展起來。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的增加就促進了職業學校數量的增加。從這一過程可以看出，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的增加促進了職業教育規模（職業學校的數量和職業學校的招生人數）的擴大。
三、提升農村轉移勞動力職業教育水平策略
從上述實證分析可以得出，職業教育對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產生了積極影響，是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便捷、準確的方式，同時有利于農村勞動力文化素質、勞動技能和綜合素質的提高。加強農村轉移勞動力的職業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提升他們的就業創業能力，對于促進農村轉移勞動力就業、增加農民收入、推進城鎮化進程都具有積極促進作用。
（一）發揮政府主導作用
考慮到職業教育規模的擴大，會促進華東地區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因此，在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的進程中，要發揮政府在職業教育發展中的主導作用，加強政府的扶持和引導作用。
首先，各地政府要完善農村轉移勞動力職業教育與培訓管理體制的投入。在思想上要有前瞻性，通過政策的及時跟進，對各類職業教育與培訓起到保駕護航的作用；同時對農村轉移勞動力職業教育與培訓要實施嚴格的監管與評價體制，“完善和推廣第三方監管機制，切實將監管政策落到實處，加強對培訓資金使用、培訓內容及培訓滿意度、培訓師資等多方面的監管”。其次，要建立和完善農村轉移勞動力職業教育的激勵機制，完善政府購買培訓成果制度，加大職業培訓補貼政策落實力度，提高農村轉移勞動力參加培訓和取得技能證書的積極性。第三，各地政府還要積極推進農村轉移勞動力職業教育與培訓的宣傳工作，提高他們參與職業教育與培訓的積極性與意愿。通過電視、廣播、互聯網等渠道，宣傳農村轉移勞動力職業培訓以及創業培訓的相關政策；大力宣傳農村轉移勞動力培訓和創業的典型案例，報道接受職業教育與培訓的好處，營造良好的職業教育輿論氛圍。
（二）加大對職業教育的投入
各地政府要加強農村轉移勞動力職業教育的軟硬件投入。在硬件方面，要加強教育與培訓基地建設，提供強大的職業教育與培訓硬件設施。各地要利用現有的職業院校、各街道社區、工會、婦聯等各類培訓資源，改造農村轉移勞動力培訓示范基地，各地政府要主動承擔培訓任務，購買培訓需要的各類設施設備，提高培訓資源的利用效率。在軟件方面，要開發適合農村轉移勞動力的職業教育與培訓課程內容，根據轉移勞動力的不同情況和不同需求制定不同的培訓計劃，開展多形式、多樣化的培訓。堅持長期培訓與短期培訓相結合，技能培訓與學歷教育相結合等形式，通過課堂教學、電視廣播教學、網絡課程、移動端微課等教育方式，全方位提高農村轉移勞動力的職業技能、文化素質和綜合素質。
（三）提倡多主體協同機制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分割；代際流動；教育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日益強大，在國際上的社會地位越來越高，勞動力市場的分割也日益凸顯出來。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已不再是計劃經濟時代“接班”和“頂替”等子承父業的代際流動現象了，經濟和市場的發展要求勞動者具備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和個人素質，因此教育越來越多的影響著勞動力市場分割下的代際流動現象。
一、理論概述
（一）勞動力市場劃分理論
勞動力市場劃分理論又稱為二元制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發展經歷了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從工作競爭理論到二元制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再到激進的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就是本文所研究的二元制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提出這一理論的是波士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多林格（Peter B?Doeringer）和新結構主義社會學家皮奧雷（Michael J?Piore），1971年他們出版了《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標志著勞動力市場劃分理論正式形成。該理論認為勞動力市場存在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在低技能的次要勞動力市場中，雇傭關系是季節性、臨時性的，工人的教育程度和收入都較低，工作環境惡劣；而在高技能的主要勞動力市場中，提供的是需要受過高級訓練才能從事的職業或者有經濟前途的職業，雇傭關系穩定，雇員的教育程度高和收入都較高，工作環境優越。該理論還認為在主要勞動力市場，教育和收入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但在次要勞動力市場中，教育和收入之間的真實關系可能不存在。
（二）代際流動理論
代際流動的研究始于20世紀20年代，索羅金（Sorokin）于1927年出版的《社會流動》采用現代觀點對社會流動現象進行較為系統和深入的研究。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布勞（Blau）和鄧肯（Duncan）的《美國職業結構》將代際流動研究引入一個新的時代。代際流動主要是指子代社會成員轉移到與父代不一致的另一社會地位的一種現象。代際流動主要有和平方式和暴力方式兩種類型，和平方式代際流動主要是指弱勢社會階層的子代通過比較溫和的方式實現社會地位的提升；暴力方式代際流動主要是指弱勢社會階層的子代通過暴力行為原有的統治秩序，使自己躍升成為高級社會階層的一種流動現象。
和平式和暴力式作為代際流動的兩個基本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轉化的，在一個具有合理代際流動機制的社會里，代際流動相對較強，通過教育等合理的流動機制，使弱勢社會階層的子女有機會通過自己的努力從父輩較低的社會地位的階層流向更高社會地位的階層。反之，在一個缺乏合理代際流動機制的社會里，代際流動性較差，社會地位較低階層勞動者的子女只能獲得比自己父母更低的社會地位，如果這種較差的代際流動積累到一定程度會激化社會矛盾，阻礙和諧社會的構建，最終導致引發暴力方式的代際流動。
二、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現狀
（一）四元勞動力市場分割
美國經濟學家托達羅（Todaro）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勞動轉移模型”并指出人口流動基本上是一種經濟現象。托達羅假定農業勞動者遷入城市的動機主要決定于城鄉預期收入差異，差異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托達羅認為，在任一時期遷移者在城市現代部門找到工作的概率與現代部門新創造的就業機會成正比，與城市失業人數成反比。托達羅的勞動轉移模型實際上是建立在三元經濟基礎上的，即農業、城市正規部門和城市非正規部門。在中國，城市經濟結構的二元性和農村經濟結構的二元性使中國經濟結構總體上表現為四元：傳統農業、農村非農產業、城市正規部門和城市非正規部門。由于中國經濟結構具有典型的“四元經濟結構”的特征，所以決定了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也表現為四元勞動力市場，即傳統農村部門的勞動力市場、非農產業部門的勞動力市場、城市正規部門的勞動力市場和正式非正規部門的勞動力市場。
（二）職業勞動力市場分割
中國主要勞動力市場包括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負責人，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這三類職業；次要勞動力市場包括商業工作人員，生產運輸工人和服務性工作人員這三類職業。與次要勞動力市場的勞動者相比，主要勞動力市場勞動者所掌握的政治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種類和數量明顯更多。這些社會資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主要勞動力市場勞動者的收入。在20世紀90年代后，國家又建立了一系列的如會計證書、律師證書。資產評估員等技術證書制度。國家機關干部和各類專業技術人員這些收入較高的主要勞動力市場職業對勞動者受教育程度要求的提高，使得主次要勞動力市場勞動者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有所擴大，同時也使得教育提高勞動者收入的作用在主要和次要勞動力市場之間的差距也日益明顯。
（三）行業勞動力市場分割
中國行業勞動力市場分割較為明顯的表現為高收益、中收益和低收益行業，這三類行業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收入、年齡和工作年限存在顯著差異。高收益行業勞動著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高于中低收益行業，而其年齡和工作年限則低于中低收益行業。另外，勞動者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的增加對收入的影響程度在高中低三類行業之間存在顯著區別，人力資本投資在高收益行業的收益最大，中收益行業的收益次之，在低收益行業的收益最小。同樣，與低收益行業相比，論資排輩和工作經驗在高收益和中收益行業當中更有助于提高勞動者收入。
三、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條件下代際流動的特征
伴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狀態日益凸現，中國城鎮居民職業在代際體現了一定的流動性，但其流動范圍呈現明顯的分割特征。中國城鎮居民總體上階梯式緩慢上升流動的可能性較大，而撐桿式地位躍升的可能性相對較小。這意味著中國城鎮居民代際流動的范圍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割，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三種職業代際的流動性比較大，而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三種職業代際的流動也比較明顯；但此兩類職業代際的流動性較少。
我們將父子兩代人的職業分別進行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的匯總，其中經濟地位較高的三種職業即國家機關、企事業負責人和各類專業技術人員為主要勞動力市場，經濟地位較低的三種職業即商業工作人員、服務性工作人員和生產運輸工人為次要勞動力市場。這兩種勞動力市場的代際流動狀況如下：
從這個表我們可以看出中國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內部的代際繼承性均大于1，而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之間的代際流動性指數均小于1。說明中國城鎮居民父親從事主要或次要勞動力市場工作，其子女從事相同勞動力市場工作的可能性比較大，而子女從事不同勞動力市場工作的可能性相對較小。父親從事次要勞動力市場工作，其子女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的可能性要比父親從事主要勞動力市場工作，其子女進入次要勞動力市場的可能性大。這個可能性變大的因素在古代可能是社會行醫、科舉考試、行兵打仗等，在當代就可能是教育了。
四、教育與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下代際流動的關系
（一）促進作用
代際流動一般有先賦性和后致性這兩大基本規則。在社會成員社會地位實現過程當中，先賦性規則強調家庭背景等先賦性因素的影響，而后致性規則更強調子女教育等后致性因素的影響。前者往往以傳統的農業社會為基礎；后者則更多地以市場化和工業化主導的社會為基礎。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逐步實現從傳統農業社會到市場化和工業化社會的轉型，因此后致性因素對子女職業地位獲得的影響可能會比先賦性因素的影響更大。個人社會地位獲得的差異主要是由社會成員個體之間先賦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的差異共同作用的結果。人們從公平的角度，對于因先賦性因素造成的個體差異認可度較低；相反，對于后致性因素導致的個體社會地位的差異，公眾認可度相對較高。這種社會認可度相對較高的后致性因素主要包括健康、能力和教育狀況等。在這些后致性因素當中，教育是最為重要的影響因素，因為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助于提高個人的能力和健康狀況，有利于增加個人在實現社會地位獲得過程中的優勢，進而促進主次要勞動力市場下的代際流動。
（二）無助于促進作用
教育無助于勞動力市場分割下的代際流動并不是否認教育對于代際流動的促進作用，而是教育作為勞動者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的一個重要條件，對主次要勞動力市場勞動者子女的作用不盡相同。與主要勞動力市場勞動者的子女相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更有利于次要勞動力市場的子女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工作。在中國城鎮，父親職業這一先賦性因素和子女教育這一后致性因素都會對子女社會地位的獲得產生影響。并且與前者對子女職業的影響相比，后者的影響更大。此外，父親職業除了直接影響子女職業地位的獲得之外，也會通過影響子女教育再影響子女職業地位，但這種間接影響作用相對較小。
總的來說，教育對于勞動力市場分割中的代際流動還是具有很積極的促進作用的，古話說的好“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社會的代際開放性越來越強；還有一些新興職業的涌現和對勞動者教育水平要求的提高等等，這些條件也越來越有助于教育促進和改善代際流動功能的發揮。
參 考 文 獻
[1]劉麗，任保平.中國四元勞動力市場格局下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J].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2007（2）：49
關鍵詞:重慶市;職業教育;崗位培訓;勞動力;需求差異
一、重慶市崗位培訓職業教育現狀
(一)主要職業教育培訓基地和院校的發展情況
截至2009年底,重慶市有25所高等職業學院,302所中等職業學校,開設機械、電子、汽車、化工、農業、旅游、財經、醫藥、輕紡等20余個大類共200多個專業,基本涵蓋了國家職業大典列舉的職業,形成了遍布全市城鄉的職業培訓資源。這些職業學院每年向社會輸出各類人才15萬左右,橫跨多個行業和領域,并能針對特定的工作崗位培訓,從而使學生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重慶市職業院校培養的學生,大部分去沿海制造企業或本地工業企業工作。
重慶市職業學校已建成實訓基地348個,各類實訓基地設備總值3.7億元,這些實訓基礎大部分本校學生的培訓,使學生在除了理論課堂知識外,能夠在實訓基地動手操作,從而可以使畢業生可以更好地適應社會需求,培養動手能力和工作適應能力適合企業需要的學生。近年以來,也接收農民工培訓,可以為農民工提供實訓工位8.35萬個。
重慶市本科院校則承擔了大部分在職人員的培訓任務,如專升本、在職研究生、企業員工培訓、崗位培訓、領導干部和管理人員培訓等,這些培訓為重慶市各單位企業提供了更高學歷和素質的員工,為全市經濟發展起著重要作用。
隨著大量的生產制造企業在重慶基地的建立,各類人才的需求總體在上升,為重慶市職業教育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向社會培養高技能高素質人才是培訓院校的首要任務。
(二)參與培訓的主要群體分析
從參與崗位職業培訓的人群中,如果我們按培訓人員是否在職,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非在職人員,如各大院校學生,在學校接受職前培訓,或是來自社會其他地方的勞動力,如農民工、用工單位職前培訓等,這類培訓人員的主要特點就是以前從未從事過此類職業,需要的培訓任務是從零開始直到能夠勝任工作為止;另一類是在職員工,如各企事業單位、社會部分行業組織的培訓,這類培訓活動一般而言要獲得比目前已經從事的職業有更高的技能或能力的學習為主。
從工作性質上來分,則可以分為以下幾類:一是管理類人員的培訓,這類培訓如黨政干部培訓、企業管理人員培訓、事業單位領導培訓等,主要針對的是管理層的管理知識和技能培訓,從目前情況來看,大部分機關單位都有很多的管理培訓機會,從而提高了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領導干部的管理能力和綜合素質;二是技術能力培訓,這類培訓主要針對技術人員,主要任務是對技術人員的知識水平的提高和專業技能的提升培訓,這類培訓的參與人員一般具備良好的行業知識的技能,所以相當于業務技能的升級培訓;三是業務能力培訓,這類培訓主要是企業或單位組織,為提升員工的業務能力而開展的培訓工作,如企業從學校里招收的新人,需要花時間培訓他們的業務熟悉能力和行業知識,對工作任務和工作流程進行培訓等活動,從而使這些人員能夠勝任或者是比以前對業務技能有更大的長進。
二、不同群體對崗位培訓職業教育的需求差異性分析
(一)工作性質對崗位培訓職業教育需求的差異性
首先從黨政干部和管理層的培訓情況來看,近年來,重慶市在領導干部培訓方面做了很多工作。2008年3月始,包括各區縣黨政官員、市級部門官員和部分市屬國有重點企業負責人在內,重慶1000多名黨政干部和企業負責人都接受了這一培訓。培訓包括傳統的專家講座方式:邀請中國社科院、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浙江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等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專家學者做專題報告,也有中央黨校的遠程教學錄像。將包括每年舉辦一次市管黨政主要領導干部現代經濟知識強化培訓班,每年選派200名黨政領導干部和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到美國、新加坡、香港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高校進行現代經濟研修,每年選送100名優秀副廳級干部及正處級干部參加在渝高校經濟管理類的學歷教育,每年分行業、分領域舉辦以擴大開放、科學發展為主要內容的系列專題培訓班等。重慶還計劃用1年時間對全市招商引資人才進行一次全面輪訓,5年內選送10000名35歲以下、未取得國民教育大專以上學歷的干部,到市內高等院校接受帶薪脫產學歷教育。從總體上來說,這類培訓是由黨政機關組織,對干部和管理人員進行的培訓工作,對這類培訓工作的需求,則來自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環境的變化,黨政干部和企業負責人都要適應新環境和形勢,因此進行此類培訓是對現代知識和技能的提升培訓。
其次從工作性質培訓的需求來看,一部分需求來自于社會發展形勢對從事者有了更高的要求,崗位或職業培訓可以完成知識或業務技能的升級換代;另一部分來自于從業人員自身發展的需要,為了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和綜合素質,而進行知識或能力方面的學習。
(二)不同年齡階段對崗位培訓職業教育的需求分析
首先是青年團體,這部分包括學生、剛剛走向工作崗位的青年員工等。由于這類團體很多都是剛剛離開學校,在些在學校里已經學習了本專業的知識和技能,為適應工作環境和業務流程而參加的崗位職業培訓;另一類情況是工作與專業不對口,這種現象現在非常多,隨著擴招和大量學生的畢業,很多學生都從事著非本專業的工作,用人單位就進行組織培訓,專業針對所招收的員工進行培訓工作;其余的一些情況則是畢業后的學生自修計劃,常見的有專升本,本科讀研究生或繼續深造博士等,這類自修的教育和培訓,對于青年員工來講,主要是為了獲得新的機會,對自身發展和薪酬待遇方面有更高的期望而自發進行的進修或培訓。所以青年員工的崗位培訓需求來講,一部分是以知識技能和學歷教育為主;另一部分則是為了在本行業有更大發展。
其次是中年階段,處于這一階段的主要是已經離開學校教育有一段時間,在本行業從事工作有一定年限,已經積累了較多的工作經驗,有些已經成為本行業的業務骨干或者精英。從這部分人的培訓需求來看,一是對于自身提高的培訓,如從事學歷教育培訓,或者參加行業培訓活動,以提升自身的綜合素質和業務知識;二是非專業知識類的培訓,如一些企業內的技能骨干提升為管理者,而參加的管理類知識的培訓;三是一些自主創業者對自身素質提高而自發進行培訓,如學習行業知識、掌握管理營銷或商業知識等方面而對自身的培訓。
再次是老年人階段的培訓活動,從整體上來講,為了適應現代變化和形勢,老年人積極學習新的知識和技能。作為老年人團體,對于培訓和崗位教育的需求主要是新的知識和行業領域的掌握。由于知識更新的速度加快,作為老年人為了掌握行業新的變化和了解最新的技術,則需要參加崗位培訓或行業知識培訓。對于處于管理層的老年人來說,大部分則要對經濟形勢、行業動態、發展趨勢要有較準確的把握,所以考察和學習行業內的優秀經驗、方法、技術,對提高管理效果有很大的幫助。
(三)不同勞動力性質對于崗位培訓需求的差異表現
從勞動力性質上來看,可以分為在崗人員的崗位培訓、新生勞動力和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等方面。
對于在崗人員的培訓,目前主要是以行業或單位組織的崗位培訓為主,如重慶市公交、衛生、教育、通信等行業每年都有類似的培訓機會,在崗培訓的主要目的是使員工掌握新的技能或知識,以適應新的要求。如行業產品更新或升級,要求員工必須掌握新的操作技能才可以勝任,另一方面是對新員工進行的培訓,新員工進入工作單位之后,通過培訓的方式讓其掌握一定的知識和技能。
新生勞動力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等方面的培訓,面對的是剛進入行業的新人。每年重慶市有近十萬大學生畢業,對于這些學生走向工作崗位的培訓,屬于新生勞動力培訓的內容,目前主要是重慶市各實訓基地和職業培訓學校完成這些工作,對于新生勞動力這一群體,在職業培訓方面的需求就是能夠快速掌握一定的技能,為從事新職業提供方便。除了培訓學校、培訓基地之外,各大工廠、商家和用人單位也組織類似的培訓,以方便新員工迅速入行。在農村勞動力轉移方面,重慶市各區縣政府組織了大量的農民工培訓工作,慶市武隆縣委、縣政府從統籌城鄉發展,改變“二元”結構,解決“三農”問題的高度,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做為優化農村產業結構、就業結構、收入結構,促進農民跨越式增收的戰略舉措,在全縣叫響“要想富,出勞務”的口號。通過跨區轉移、就地轉產轉業兩種主渠道,全面做大做強農村勞務經濟產業。又如重慶建工集團在2009年底舉辦的農民工培訓課堂。據介紹,重慶建工集團有1.2萬名正式職工,常年使用農民工10萬人。從2007年以來,建工集團累計培訓農民工10萬多人,其中取得合格證的有12000多人。通過建立農民工培訓體系這個平臺,提升了農民工技能素質和綜合素質。
三、崗位培訓職業教育對勞動力素質提高方面的意義
(一)崗位培訓職業教育對勞動力文化水平與技能方面的意義
在崗位培訓職業教育中,提高最明顯的是對勞動力的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技能提高。在各類培訓學院中,首先是對知識的培訓,使勞動者掌握一定水平的文化知識,以專業學習和以后深造打下基礎。重慶市現有高等職業院校25所,全日制普通高職在校生近15萬人。直轄以來,重慶高等職業教育迅猛發展,規模明顯擴大,教育教學改革取得了新的突破,打造出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高等職業院校和品牌專業,高等職業教育的辦學理念得到了社會廣泛認同,服務地方經濟建設的能力進一步增強,為重慶市大力實施“科教興渝”、“人才強市”戰略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撐。各類職業院校為重慶市培訓了大量具有一定文化素質和操作技能的技術型人才。
(二)崗位培訓職業教育對農村勞動力素質提高的意義
在在農村勞動力培訓中,首先明顯提升的是勞動力文化素質與修養。如2009年3月份重慶市巴南區啟動了農民工綜合素質培訓服務。強調用科學發展觀指導項目實踐,主要開展對農民工就業技能以外的文化、心理和社會交際素質的培訓和服務。關注生產、生活兩方面條件變化對農民工提出的新挑戰,以及農民工加入城市社會對城市文明建設的影響和新要求,旨在幫助農民工提高融入城市生活的綜合人文素養。
其次是對農村勞動力技能的提高,通過各類培訓計劃,明顯地提升了農村勞動力適應新工種或工作的能力。2009年3月,重慶市將實施農民工特別培訓計劃,針對返鄉農民工的不同意愿,分別開展轉移培訓、崗前培訓、創業培訓和種養殖業技術培訓,提高培訓的針對性和實用性。政府將對與用人單位簽訂了1年以上期限勞動合同(勞務協議)但未正式上崗的重慶籍農民工開展崗前培訓,給予最高每人600元的補貼;在農民工創業培訓方面,政府將農民工納入創業培訓補貼范圍,給予創業農民工每人1000元-1500元的補貼;2009年起,對就讀中等職業學校的返校農民工給予每人每年2000元的學費和生活補貼,促進返鄉農民工通過就讀中等職業學校,實現穩定就業,并且2009年全市中等職業學校市內將招生18萬人以上;為減輕農民工的經濟負擔,對其實行免費職業技能鑒定和專項職業能力考核,對初次參加職業技能鑒定和專項職業能力的農民工,鑒定費和考核費財政補貼標準由50%提高到80%,職業技能鑒定機構減收20%。在以上的措施中,都圍繞著對農民工技能和素質提高而開展的培訓,對提高重慶市勞動力素質有著重大意義。
參考文獻:
1、重慶舉辦農民工培訓[N].重慶晨報,2009-11-20.
2、現金優惠促培訓 重慶實施農民工就業培訓計劃[DB/OL].新華網,2009-03-03.
3、重慶發揮職業教育優勢促進城鄉勞動力轉移[DB/OL].重慶政府公開信息網,2009-0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