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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 一部分農民自發地涌向城市，尋求增加收入的機會。1984年， 中國初顯民工潮，1989年由于民工潮，第一次出現“春運”。農民工數量增加，主要受利益驅動。例如：2002年，湖北荊州市的胡蘿卜1元5斤，萵筍1元5斤，小蔥1元2斤。假定農民要買1臺電視機或者1臺小型機器，需要多少斤糧食或蔬菜、水果才能換取。 目前，打工成為提高農民收入的增長點。以湖北省為例，湖北外出打工者約有300萬，近三年數字還在快速遞增，其中80％集中在長江、珠江三角洲和福建、北京等地區，所從事的行業85％集中在紡織、服裝、制鞋、機械電子、飲食服務、建筑等。湖北民工從1999年開始，每年寄給家鄉超過150億元。調查發現，2002年湖北省武漢市農民人均增加195元，其中100．7元來自打工收入。
民營經濟發達地區既是容納農民工的地方，也是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廣東、浙江等省份以及一些省的局部地區經濟快速發展就是典型事例。
隨著國企改革，下崗工人數增加較快，城市就業壓力增加。如何協調好農民工與下崗工之間的關系，就成為應該關注的熱點問題。 由于農民工就業基本上處于自發狀態，也未列入再就業范圍。一些地方政府先后出臺地方就業政策，排斥農民工，把騰出的就業崗位“送給” 當地下崗工。例如，沿海某市政府最近規定，企業吸納再就業人員可減免稅收。如用人單位招用本地失業人員人數達到從業人員總數的30％以上的，經勞動部門認定，稅務機關審核，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兩年；招用失業人數達到從業人員總數60％以上的，免征企業所得稅3年；此外，還有的省份限定一定時間內不準使用外省民工等等。
我們認為，必須關注這一問題，正確協調農民工與下崗工的關系，片面采用這種就業政策，可能顧此失彼，將帶來一系列負面效應：
第一，減少農民工就業機會，降低在崗農民工的工資收入。企業在減免稅的引誘下，要么停止使用農民工，要么就會借此降低在崗農民工的工資，侵犯農民工合法權益。
第二，阻礙了下崗工多樣化就業渠道。城鄉一體化勞動力市場不僅有利于農民工進城就業，也有利于下崗工到城郊發展高效農業、養殖業、種植業和營銷、技術、信息服務業。據不完全統計，湖北省到城郊發展漁業、林業、蔬菜、水果、花卉等下崗工已達3．7萬人， 湖北省鄂州市幫助6566名下崗工到城郊實現了再就業，還帶動了5000多人就業。
第三，干預企業自主用工的權利。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在合法的前提下，企業應有獨立的用工權利，政府不應過多地干預。民營經濟發達地區更要率先遵守市場經濟公平競爭原則和WTO國民待遇規則。
第四，制約地方經濟發展。 改革的實踐證明，勞動力流動和競爭有助于地方經濟發展；有助于緩解中西部就業矛盾， 縮小地區差距。如2003年湖北城鎮需要安排下崗工達108．07萬人，還有650萬農村富余勞動力需要轉移， 而湖北城鎮可能凈增崗位僅為40萬個。
因此，有必要疏通農民工進城的渠道，給農民工創造平等競爭機會；有必要拓寬下崗工就業渠道， 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協調農民上與下崗工的關系，在民營經濟發達地區盡快建立城鄉勞動力統一市場。具體建議如下：
第一，排斥改為統一。廢除歧視農民工、外省工就業政策，打破地區壁壘。排斥是指把下崗工與農民工看作是此長彼消的關系；統一是在中小城市實行統一的就業登記，使用統一的城鄉勞動力登記證。排斥改為統一的前提是改變考核指標，把下崗工再就業與農民工就業平等對待。考核地方政府就業政績，主要應看創造的就業崗位數量。
第二，暗補改為明補。政府對企業使用下崗工實施稅收優惠等政策，實際上是政府對下崗工的暗補，通過政府讓利，企業安排就業，使下崗工受益。建議改為明補，即下崗工獲得就業機會后，在三年內仍可獲得或部分獲得原有的下崗生活保障費。據調查，下崗工再就業困難的一個原因，在于一部分下崗工對工資待遇和崗位挑挑揀揀。 目前，下崗工均有一定數額的生活保障費，一旦就業了，就不能領取，這樣一部分下崗工一旦認為就業后工資不高，待遇不好，就可能寧愿吃生活保障費，也不愿就業。暗補改為明補，會增加下崗工再就業的主動性和競爭力，尤其會直接增加特困下崗工的收入水平。
第三，硬件與軟件配套。擴大勞動力市場面積，大力發展多種形式的中介組織，加強職業技術培訓，建立就業信息網絡，發揮商會、工商聯等相關組織的作用。
第四，單向變為雙向。按市場經濟法則，一方面有序地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進城打工，另一方面幫助部分下崗上到城郊實現再就業。
關鍵詞：勞動紀律 管理 檢查
大慶石化公司煉油廠作為建廠50多年的老廠，作為煉油化工企業，裝置連續運轉，操作工實行倒班工作制，這對于在崗員工的勞動紀律、工作狀態有較高較嚴的要求。煉油廠多年來在員工管理、員工隊伍建設、調動員工工作積極性等諸多方面進行了長期的努力與探索。尤其在員工勞動紀律管理方面，煉油廠歷任勞動紀律管理部門進行了許多實踐，總結了許多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為煉油廠50多年來的持續發展做出了貢獻。
隨著煉油廠的不斷發展，煉油廠員工素質不斷提高，工作環境、工藝條件等不斷變化，老的勞動紀律管理辦法有些已不適應現在的管理要求，對于勞動紀律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戰。為了更好為煉油廠生產保駕護航，近年來煉油廠不斷總結經驗，努力在原有管理模式的基礎上拓寬思路，探索了幾項勞動紀律管理辦法，加強煉油廠勞動紀律管理力度，提高員工工作積極性。
一、實行煉油廠總值班檢查掛牌制度
煉油廠長期以來都是由人事處一個部門進行勞動紀律管理，受人員、工作性質等限制檢查強度、管理力度都不盡如人意。煉油廠生產值班人員按規定在值班期間要求進廠檢查2-3次，之前對于生產值班人員檢查內容沒有明確要求，導致生產值班人員到車間崗位只是走過場、走形式。
為了強化煉油廠勞動紀律管理，提高總值班人員入廠檢查質量，煉油廠人事處征得廠領導同意在2009年初制定辦法要求總值班進行檢查掛牌。前期由煉油廠人事處從全廠各車間了解、征集、匯總操作服務崗位巡檢路線，并編制了《煉油廠崗位巡檢路線表》，并統一制作“煉油廠總值班巡檢牌”。煉油廠要求分廠總值班人員在其值班期間偕同一名調度室當班人員或分廠值班人員進行檢查。檢查人員到廠調度室領取“煉油廠總值班巡檢牌”，參考《煉油廠崗位巡檢路線表》隨機選擇車間、崗位進行檢查掛牌（要求：掛牌地點需在崗位員工巡檢路線巡檢點上，掛牌前后不得通知崗位員工及車間相關人員），檢查后返回調度室將掛牌時間、地點等內容填入《煉油廠生產值班巡檢表》。車間崗位操作人員巡檢發現煉油廠總值班巡檢牌后，電話通知煉油廠調度室，并于下班后將總值班巡檢牌返還調度室。車間崗位未在規定巡檢時間內匯報調度室，視同未進行巡檢掛牌，按照煉油廠經濟責任制管理規定進行考核。
該制度的實施有效加強了煉油廠勞動紀律管理力度，提高了參加生產值班廠各級領導干部的勞動紀律管理主動性、自覺性，有效提高生產值班人員崗位檢查質量。同時通過生產值班檢查掛牌制度的實施，有效提高了各車間勞動紀律管理的重視力度，崗位員工巡檢的認真程度得到極大提高，極大地提高了崗位員工的巡檢質量。
二、實行煉油廠巡檢小循環制度
崗位操作工“巡檢”是其工作職責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巡檢質量的好壞將直接影響到裝置的平穩、安全運行。巡檢不認真，放過一個安全隱患就有可能導致一起重大的安全生產事故，同樣巡檢認真及時發現設備缺陷、事故先兆就可以避免一起重大安全生產事故。加強巡檢、提高巡檢質量，一直是分廠、車間各級管理部門始終堅持、不懈努力的目標。
煉油廠各操作服務崗位原巡檢路線根據各裝置生產實際情況設有若干個巡檢點，視為巡檢大循環。崗位操作工往往是沿巡檢路線例行公事性質的掛牌，對于各巡檢點的巡檢內容不注意檢查，巡檢存在應付了事現象。為強化操作服務崗位巡檢管理，煉油廠在2009年7月根據巡檢大循環上每一個巡檢點周圍的若干項巡檢內容設置相應的巡檢旋轉牌（即巡檢小循環）。通過各車間上報關鍵巡檢點及所需巡檢旋轉牌個數，煉油廠人事處統計、匯總后，煉油廠設計并制作統一式樣的巡檢旋轉牌，發放到各車間崗位并指導安裝。崗位操作工巡檢過程中，到達每個巡檢點掛牌后，針對巡檢內容進行檢查并將該處的巡檢旋轉牌旋轉至當時時間。巡檢小循環上的巡檢旋轉牌時間如與實際所應巡檢時間不符，按未巡檢或巡檢不認真處理。
巡檢小循環制度的實施迫使崗位員工巡檢時自覺按照要求檢查巡檢點的每一項內容，有效防止巡檢走形式、走過場情況的發生，提高了崗位巡檢質量。
三、實行煉油廠機關處室分組循環檢查制度
為了強化煉油廠勞動紀律管理，有效加強對基層車間勞動紀律的檢查力度，提高機關各部門對全廠勞動紀律管理意識，加深機關各部門間的相互協調配合，維護煉油廠正常生產秩序，煉油廠制定機關處室循環檢查制度。煉油廠將廠機關按處室分為10個勞動紀律檢查組，每三天一組，每組檢查人員不少于兩人，每組于每月固定三天中至少深入全廠基層車間、班組、崗位檢查勞動紀律一次（檢查時間、檢查方式自定），每次檢查崗位不少于八個，每組由專人將檢查結果報人事處。
此項措施實施的好處在于：加強了機關各部門的勞動紀律管理意識，勞動紀律檢查頻次增加，加大了全廠勞動紀律檢查范圍與管理力度。此項措施實施的不足在于：需加強各處室人員檢查勞動紀律的責任心。
四、各車間管理人員工作時間進出廠登記抽查制度
煉油廠要求全廠各車間建立《管理人員進出廠登記本》，在工作時間車間職能人員因公出廠必須在其上進行登記備查（寫明出廠人姓名、出廠時間、原因），因私出廠需與車間主管領導請假并登記。各車間《管理人員進出廠登記本》要求放置于方便拿到的地方，以方便隨時登記與檢查。煉油廠人事處將不定期在“大慶石化公司廠區門禁管理系統”上查詢某一時間段的煉油廠人員進出廠記錄，并持此記錄到所涉及人員單位與該車間登記本進行核對。車間登記本所登記出廠人員的姓名、時間與“門禁管理系統”中查詢記錄不一致或未登記，則按違紀處理。
五、車間每月上報勞動紀律自查結果制度
煉油廠多年來勞動紀律管理一直遵循的原則是分廠檢查，對于發現的違紀行為在全廠調度會上進行通報，之后分廠考核、車間考核。一直以來，各車間都是被動的進行勞動紀律管理，各車間勞動紀律管理積極性不高，大多遵循“分廠查出問題后車間借機很扣，分廠未查出問題則得過且過，應付了事”。煉油廠長期通過檢查逼迫車間加強勞動紀律管理，一直在探索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來提高各車間勞動紀律管理的積極性，但始終未找到好的解決方法。
煉油廠要求各車間加強勞動紀律管理，每月25日前將各自車間勞動紀律檢查情況進行整理、匯總，并上報煉油廠人事處。對于不按時上報勞動紀律檢查情況，按車間未進行勞動紀律檢查處理，有分廠統一進行考核。對于未按時上報勞動紀律檢查情況和上報檢查無違紀的車間，煉油廠將在下一月的勞動紀律檢查中進行重點檢查。車間每月上報勞動紀律自查結果制度的實施，旨在督促各車間自覺重視勞動紀律管理，減輕分廠管理壓力，提高各車間勞動紀律管理的主動性、積極性。
勞動紀律管理是一項任重而道遠的工作，是保證全廠員工隊伍穩定、保持員工良好工作狀態的必要手段。為了煉油廠的長期發展，人力資源管理者必須不斷探索、不斷創新好的、行之有效的勞動紀律管理方法，保證企業的安穩長滿優運行。
參考文獻：
現將勞動部勞部發〔1995〕155號《關于加強采石場安全生產管理和監督工作的通知》和勞動部勞礦局字〔1995〕1號《關于開展采石場基本情況調查工作的通知》轉發給你們，請按要求認真落實有關工作，切實加強轄區采石場的安全管理和監察工作，防止采石場重大事故發生。同時，請認真做好采石場的調查工作，于6月30日前填寫好《采石場基本情況調查表》，并報我局職安處。
附件: 1、勞部發〔1995〕155號《關于加強采石場安全生產管理和監督工作的通知》
2、勞礦局字〔1995〕1號《關于開展采石場基本情況調查工作的通知（略）。
附件: 勞動部關于加強采石場安全生產管理和監督工作的通知（1995年4月3日 勞部發〔1995〕155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及計劃單列市勞動（勞動人事）廳（局）：
近期以來，采石場重大事故時有發生，安全生產形勢嚴峻。1995年1、2月份采石場重大事故死亡人數比1994年同期上升高達20％。事故頻繁發生，給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造成很大損失，同時，暴露出一些礦山企業和有關部門在安全生產工作上存在的問題。如有些采石場違反采礦科學規律和國家規定，采用“一面墻”或者掏采的方式進行開采，導致了多起坍塌事故甚至山體垮落的發生；有的主管部門和礦山企業重經濟效益，輕生產安全，對采石場存在的事故隱患熟視無睹，使事故隱患長期得不到糾正等。這些問題已嚴重影響到采石場的健康發展。目前，正值采石高峰期和事故多發期，為了扼制重大事故的發生，進一步加強采石場的安全生產管理和監督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繼續深入學習、宣傳和貫徹《礦山安全法》，落實《礦山安全法》中規定的各項職責，盡快建立和健全各級領導安全生產責任制，特別是企業自我約束機制，提高全體職工遵紀守法的自覺性，真正做到依法辦礦、依法管礦和依法采礦。
二、各地區要按照《關于開展采石場基本情況調查工作的通知》（勞礦局字〔1995〕1號）的要求，結合本地實際情況，認真做好采石場安全生產狀況調查工作。在弄清采石場安全生產狀況的基礎上，針對薄弱環節，有目的、有重點地加強安全監督和管理工作。
三、礦山企業必須嚴格按照《露天礦場安全生產規定》和《建材礦山安全規程》的要求布置開采順序和工藝，積極改造“一面墻”的落后開采方式，堅持禁止“掏采”。
四、積極推廣先進技術，引導采石場走規范化發展道路。廣東、浙江、湖北、安徽和大連等省、市勞動部門堅持監督與服務相結合的原則，在實踐中總結出了一套適用于不同情況的采石場安全開采模式和管理經驗，各地要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組織企業認真學習和借鑒。
五、各級勞動部門和企業主管部門要注意研究采石場事故發生規律，在開春、農忙過后和年底開展季節性安全大檢查，對存在重大事故隱患的采石場，要嚴格執法，責令其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要依法進行處罰。
六、事故多發地區的部門要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加大對采石場的執法力度，與有關部門共同研究采石場綜合治理的配套措施，盡快扭轉本地區采石場事故多發的被動局面。
7月15日早7：50西交民巷中國銀行院內鍋爐房一臺茶爐爆炸，茶爐沖出屋頂飛出250余米，落到人民大會堂屋頂上，砸倒屋頂東側圍墻彩旗桿一根。事故發生的直接原因是：茶爐排汽管上加裝了閥門，該閥門處于關閉狀態，造成茶爐承壓后爆炸。
近期我市東四十條國家新聞出版署幼兒園、外交部籌建處等單位，先后發生了茶、浴、暖常壓鍋爐因安裝使用不當，致使鍋爐承壓爆炸，這些事故的發生直接危及人民生命安全，給人民和國家財產造成了重大損失。
為防止類似事故的發生，特發出通知如下：
1、凡在我市裝有茶爐、浴爐、采暖的常壓鍋爐（統稱常壓鍋爐）的單位及其主管部門必須對本單位、本系統常壓鍋爐使用情況進行認真檢查。檢點：
（1）查設備、查系統。常壓鍋爐不得做承壓鍋爐使用。鍋爐頂部必須開有大于38毫米直通大氣的出口，且不得加裝任何閥門。鍋爐系統管路安裝合理，不得加裝閥門造成設備承壓。
（2）查人員。燒爐人員應經過必要的安全教育，熟悉操作的安全要領。各單位不得雇用老弱、傷殘及無安全知識的人員燒爐。
（3）查制度。各單位應根據常壓鍋爐的特點及使用情況制定相應的安全操作制度和崗位責任制度，并能認真貫徹執行。
《勞動力市場管理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已于2000年12月8日以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第10號令公布實施。為做好《規定》的貫徹實施工作，現就有關問題通知如下：
一、認真學習《規定》，制定貫徹落實措施。《規定》是《勞動法》的配套法規，對于保護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的合法權益，發展和規范勞動力市場，促進就業，具有積極作用。各地要組織有關工作人員進行認真學習，全面理解和正確掌握《規定》的各項要求，并結合本地實際，制定貫徹落實《規定》的具體實施辦法，提出明確的目標、任務和工作計劃，確保《規定》的全面貫徹和實施。
二、切實將《規定》的各項要求落到實處。《規定》提出了勞動者求職就業和用人單位招用人員、職業中介機構規范管理的程序和方法，建立失業登記制度、招聘廣告審批制度、用人空崗報告制度、錄用人員就業登記制度、職業介紹行政許可制度等勞動力市場基本管理制度，各地要按《規定》的要求，盡快制定和完善失業登記、錄用備案、就業登記和終止或解除勞動關系備案的具體辦法，規范勞動力市場各方行為，促進勞動力市場健康發展。各地要根據《規定》提出的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免費服務的要求，制定免費就業服務的過渡方案，并協調有關部門，落實免費服務資金來源，確保各項服務措施落實到位，在促進下崗職工、失業人員再就業中取得實效。各地制定的公共就業服務免費服務的實施步驟，請于2001年6月底前報我部培訓就業司備案。
三、采取有效措施，進一步推動勞動力市場三化建設。勞動力市場三化建設試點地區，要按要求認真做好試點的評估驗收工作，總結試點工作經驗。要將貫徹落實《規定》作為試點的重要內容和規范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納入當地勞動力市場三化建設試點任務和評估驗收的內容。要把抓好《規定》的貫徹落實和推廣勞動力市場三化建設試點工作的成功經驗結合起來，推動勞動力市場建設整體上臺階。
一是要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改善農民進城就業環境。改革戶籍管理制度，使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在戶籍管理、子女入學、就業機會、社會保障等方面能夠享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待遇，逐步消除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制度。我省的深圳、佛山兩市已在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二是加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就業管理服務制度。改革城鄉分割的就業管理體制，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進一步取消限制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歧視性政策和不合理規定。農村勞動力進城就業，享有與城鎮居民同等的簽訂勞動合同、按規定參加社會保險、同工同酬、子女入學入托等權利。
三是完善公共就業服務制度，全面推進人本服務。縣以上公共就業服務機構要建立健全以政策咨詢、失業登記、就業備案、就業援助、勞動保障事務等為主要內容的公共就業服務制度，全面推進“以人為本”的就業服務。縣以上公益性職業介紹機構免費向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力開放，使農民工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就業服務待遇。
四是堅持依法行政，規范用人單位與各類職業中介機構的行為。加強勞動力市場監管力度，打擊違法犯罪活動，消除就業歧視，保障勞動者平等就業權利。糾正招聘、用人等方面存在的各種歧視現象，各行業和工種尤其是特殊行業和工種要求的技術資格、健康、年齡等條件，對城鄉勞動者一視同仁。
關鍵詞：地下經濟 官方經濟 估計方法
一、地下經濟的定義及特征
地下經濟(underground economy)也稱影子經濟(shadoweconomy)、隱藏經濟(hidden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or-mal economy)等，它是相對于地上經濟(即被官方統計所觀察到的經濟)而言的。關于地下經濟的概念，目前尚無統一的說法。不論哪一種定義，地下經濟有如下特征：(1)生產性。這種經濟活動雖為非法，但在經濟意義上屬于生產活動，諸如的制造和銷售、等。(2)非法性。法律禁止銷售、分配或持有貨物和服務的生產。(3)隱蔽性。這類活動為了逃避政府的控制，不公開進行。
二、地下經濟發展的原因
(一)稅收負擔：逃避稅收是地下經濟發展最主要的動因，因而促使個人或家庭轉入“無申報、無納稅”的地下經濟或在官方經濟工作時數之外從事地下經濟活動
西方經濟學家指出，在地下經濟勞動力供給的均衡模型中，邊際個人所得稅和間接稅的上升會導致地下經濟勞動力供給上升，而官方經濟中的工資率上升后，就會引起稅后收入增加，這樣就會減少地下經濟的勞動力供給，進而減少地下經濟的規模。
(二)勞動力市場監管程度：如有關每周工作時數、法定退休年齡、營業執照，都會縮小個人在官方經濟中的選擇空間，同時增加企業的用工成本
因此。監管使勞動力供求雙方都產生了轉入地下經濟的動機。西方經濟學家對76個發展中轉型及OECD國家的研究表明：(1)勞動力市場監管較嚴的國家(地區)其地下經濟規模比數都高于監管較弱的國家(地區)；(2)當一國(地區)的勞動力市場監管水平每上一級(共五級，第―級為極弱監管，第五級為極強監管)。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其地下經濟規模將平均上升&1％；(3)對官方經濟地下化影響最直接的不是勞動力市場條例本身的多少，而是執法的嚴格程度。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地區)的勞動力市場條例再多，如果執法乏力，那么這些人就會借此機會進行地下經濟活動，進而產生官方經濟地下化的擴大。
(三)社會轉移支付：社會轉移支竹就是政府單方面的資金支付。包括補助、捐贈等
與地下經濟發展相關的轉移支付主要是失業救濟類支付。由于失業人口一旦重新就業并進入官方經濟就不能再領取救濟，因此當失業救濟的金額較大時，失業人員領取救濟并從事地下經濟活動的總收入要比進行官方經濟活動的收入要大。所以說過分慷慨的失業救濟還是勞動力市場剛性的原因之一。
(四)公共服務質量：這里的公共服務既指基礎設施等公共物品，也指政府機構的運轉與服務
當公共服務的質量下降，比如公共設施破舊失修，政府行政部門官僚作風導致辦事效率下降，貪污、攤派與收受賄賂增加時，企業和個人就傾向于轉入地下經濟以逃避腐敗和行政低效帶來的額外成本，這往往會導致一國稅收減少。
三、地下經濟統計的必要性
由于地下經濟的滋生和蔓延，現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無法準確反映經濟運行的真實情況，這就造成了官方統計數據的準確性降低(或失真)，使經濟增長率被低估和失業人數被高估，從而導致傳統經濟理論在說明經濟現象時的失靈。
(一)統計地下經濟有利于正確的反映經濟發展狀況
自1978年以來，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人們就發現我國存在了一定規模的地下經濟活動。如：1999年城鎮登記失業人數比1995年失業人數增長了10.6％。而城鎮居民家庭收支抽樣調查資料顯示，1999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性支出比1995年的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性支出增長了30.1％，兩者的矛盾是否意味著一部分失業人員可能有隱性就業收入呢?若高通貨膨脹率與高失業率并存，就意味著地下經濟可能存在。目前生產法GDP是根據地上經濟層層申報的資料計算的，由于地下經濟不可能向政府申報收入，因此生產法GDP反映的只是地上經濟生產的最終成果。但是人們從事地下經濟所獲得的收入或多或少總要以公開支出方式來購買消費品、投資品和服務。這意味著支出法GDP可能包含有一定數量的地下經濟性質的收入。當然，人們的地下經濟收入，也可能以儲蓄存款形式存入銀行，或用來購買債券、股票等，或以手持現金形式存放在家中。日益發展的地下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增長以及人民生活水平變化的影響不容忽視，我們應加強對地下經濟的測算，進而調整GDP。
1、地下經濟為GDP的加項類：這類地下經濟活動主要是指縫隙經濟活動。它主要包括第二職業、無證經營、家教、保姆等。由于這類地下經濟小規模零散進行，GDP還不能將其全部納入其中。但是它們又確實為社會提供物質產品和勞務產品，增加了GDP。
2、地下經濟為GDP的減項類：這類地下經濟活動主要是指犯罪經濟活動，它主要包括生產和銷售假冒偽劣產品、走私、販毒等。由于這類地下經濟活動對社會具有很大的破壞性，沖擊民族工業發展，因此它們所帶來的“成果”還不是以補償其浪費的資源和給社會造成的危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這類地下經濟活動是使GDP減少。
3、地下經濟對GDP的不影響類：這類地下經濟活動主要是指黑市交易活動，它主要包括尋租、貪污盜竊和拖欠借款等。這類地下經濟活動只是收入的再分配，是財富的轉移，因而不構成GDP的增減。
(二)進行地下經濟統計是宏觀經濟管理的客觀要求
宏觀經濟管理必須要對管理對象進行公正、客觀的評價、反映。國民經濟統計就是為了滿足管理當局的要求，提供準確、及時的信息資料，但它只能提供那些合法、公開經濟活動的統計數據，對非法、非公開的經濟活動的數據則不能提供。而國民經濟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地下經濟是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不全面的資料導致宏觀管理者對宏觀對象評價不正確，不客觀，影響有效管理。
(三)忽略地下經濟因素，不適應國民經濟核算平衡原則的要求
在現實生活中，地下經濟與地上經濟往往互有交叉，很難將它們完全區分開來。這是因為，合法單位或個人可能在進行合法活動的同時，又進行謀取非法收入的活動。正是因為地下經濟與地上經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簡單地將地下經濟排除在生產范圍之外，便是對現實經濟的扭曲。產生的扭曲信息常常會導致錯誤的決策。
四、地下經濟的預測方法
國外測定地下經濟主要從兩個方面人手，其一是測定
從事地下經濟活動的從業人員人數，其二是測定地下經濟的活動規模(估計地下經濟的產出與GDP的比率)，并提出不少相應的測算方法。每種方法各有特點和假設條件，適合在不同情況下采用，我國目前尚未正式測算地下經濟方法，對地下經濟測算方法的研究也剛剛起步。因此，當務之急就是我們必須抓緊研究，在吸收各國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實際尋求地下經濟測算的合適方法。
(一)關于收支差異法：收支差異法是一種立足于收支平衡這一原理來估算地下經濟規模的方法
經濟學家們認為人們一般會隱瞞收入，而不會隱瞞支出，地下經濟的存在將會使收支兩個方面結果出現不一致。所以采用支出法GDP減少收入法GDP來估算地下經濟規模。用這種方法估算地下經濟規模必須滿足如下要求：(1)同一時期、同一地點的國民收入應等于國民總支出。(2)從收入方和支出方分別所做的統計應該是相互獨立的。(3)從官方統計的收入方觀測不到地下經濟規模，而且從收入方和支出方統計的結果會不一致。(4)地下經濟活動的收入完全會以支出方式表現出來。這種方法直觀易懂、操作簡單，但是如果加以應用，至少必須考慮兩個問題。第一，支出法GDP是否一定大于收入法GDP；第二，地下經濟活動收入是否一定會以支出方式公開表現出來。從事地下經濟活動的人們喜歡手中持有大量現金，以利交易。這部分地下收入會表現為“失蹤貨幣”。說明這種估算力法還存在一定的缺陷，對其進行適當的修正是很必要的。
(二)關于現金比率法：現金比率法是一種基于貨幣分析原理來估算地下經濟規模的方法
用該法估算必須滿足如下要求：(1)現金是地下經濟活動的唯一交易媒介。(2)不存在地下經濟時，現金與活期存款的比率保持不變；存在地下經濟，則該期的現金比率會與不存在地下經濟時期的現金比率不一致。這樣，可用實際現金持有量減去按無地下經濟時期的現金比率估算的本期地上經濟的現金持有量得到地下經濟現金持有量。(3)地下經濟與地上經濟具有相同的貨幣流通速度。這樣，可用地下經濟現金持有量乘以地上經濟貨幣流通速度估算地下經濟規模。問題是：用這種方法估算地下經濟規模時，經濟的實際運行很難滿足上述要求。
(三)直接調查法：直接調查法是一種綜合運用抽樣調查和隨機化問答技術來直接搜集地下經濟有關資料的方法
它要求設計一套(或多套)特殊的問答片或調查問卷，由被調查者隨機抽取并在調查者不知道所抽是何問題的情況下無故意地如實回答地下經濟活動的資料，然后運用概率的有關原理，根據樣本資料估計從事地下經濟的人數和地下經濟規模。
綜上所述，盡管地下經濟是隱蔽的，但是可以估算的。上述各種估算方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對內蒙古的經濟核算都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是這些方法應用場合不同，假設條件又有所差異。我認為直接調查法與收支差異法相結合，對內蒙古地下經濟規模進行估計是一種較為可行的方法，利用直接調查法著重調查人們的非法支出資料。具體做法如下：
首先，設計一套問卷，問卷著重調查人們的非法性支出資料。但不要太明顯，以消除被調查者的戒備心理。
關鍵詞：金融結構;勞動力市場特征;就業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62X（2015）02-0016-008
本刊網址?在線雜志：.cn
*基金項目：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重點基礎領域研究課題“國際經濟金融結構研究”
作者簡介：唐時達（1983―），湖南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中國農業銀行博士后，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互聯網金融、金融風險管理與勞動力市場;巴曙松（1969―），湖北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金融機構風險管理與金融市場監管。
一、引 言
勞動力市場和產品市場不是決定就業水平的唯一因素。金融發展領域的大量實證文獻表明，金融市場對就業有著顯著的影響。金融深化提高了金融資產收益率，降低了實際利率，因此推動與之相關的產業發展，從而增加就業。金融發展對就業水平有直接和間接雙重效應：直接效應在于金融產業在發展過程中會根據市場導向作出合理的戰略調整，創新出更多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從而吸納更多的勞動力;間接效應在于金融發展通過發揮其資金融通的功能，推動不同行業的成長，促進產業增長和產業結構調整，從而帶動就業增長。
最新的研究發現，勞動力市場和金融市場的相互作用對就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相關的理論研究認為，金融市場的不完全對就業水平有不良影響，而影響程度則取決于勞動力市場的結構。在這一領域，大多數的實證研究側重于考察勞動需求的因素，并采用微觀數據考察金融市場對勞動需求的影響。然而，采用宏觀數據對勞動力市場和金融市場之間的相互作用對就業水平影響的實證研究較少，而關于中國方面的經驗研究則仍是缺失的。本文的研究對此是一個補充。
當前，正是中國勞動力市場轉型時期，而中國金融結構也在迅速調整，故研究中國金融結構和勞動力市場特征對就業水平的影響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為此，本文借鑒Donatella、Christophe & Anne-ga？c（2012）的研究，采用中國1999―2012年的省級面板數據考察金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相互作用如何影響就業水平。研究的目的在于：第一，考察金融結構、勞動力市場特征對就業水平的影響;第二，考察金融結構和勞動力市場特征的交叉作用對就業水平的影響。
二、計量模型、變量選取與研究方法
（一）計量模型
為考察中國金融結構和勞動力市場的相互影響對就業的作用，本文借鑒Donatella、Christophe & Anne-ga？c（2012）的研究設立如下計量模型：
lnEi，t=c+？琢i+vt+？字?lnlabori，t+？啄?lnfini，t+
？酌?lnlabori，t?fini，t+？漬lnCVi，t+？著i，t（1）
其中，Ei，t是就業率，？琢i是省際固定效應，vt是時間固定效應，？著i，t為殘差項。labori，t為勞動力市場特征指標，fini，t為金融結構指標，labori，t?fini，t為勞動力市場特征指標與金融結構指標的交叉項，用以考察金融結構與勞動力市場特征的交叉作用對就業的影響，CVi，t為其他的控制變量。我們使用的是中國29個地區（1）1999―2012年的數據。數據的來源如下：各省金融機構的貸款余額，各省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余額，各省上市公司的IPO、SPO、配股增發和公司債券募集資金等來自相關年度的Winds數據庫和《中國金融年鑒》，其他的數據均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各省市的經濟統計公報。
（二）變量選取
1.就業水平指標
本文所采用的就業水平指標為各地區就業人數與其總人口的比重，數據來源為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2.金融結構指標
已有文獻普遍認為，“金融結構”一詞指的是金融市場與金融中介在金融體系中的相對重要性，在這類文獻中，金融結構被分為市場主導型和銀行主導型，這一定義被林毅夫（2009）、賈玉革和李健（2005）等學者稱為“狹義”的金融結構。“廣義”的金融結構則包括金融工具的結構、金融機構的結構和居民金融資產結構等。
本文重點考察“狹義”的金融結構。因此，本文將從兩個方面來反映金融結構：市場主導型融資結構和銀行主導型融資結構。直接融資比例（M-finance）變量反映了市場主導型融資結構，銀行集中度（B-finance）變量反映了銀行主導型融資結構。
關于市場主導型結構指標，按照中國人民銀行的劃分標準，債券和股票為直接融資，楊俊和王佳（2009）認為在中國地區金融數據缺失嚴重的情況下，非金融機構的融資結構是一個相對較好的表達市場主導型程度的指標，并在其實證研究中用債券和股票的規模/總融資規模對市場主導型結構指標進行度量。本文借鑒其做法，用債券和股票的規模/總融資規模來度量市場主導型指標，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2004―2012年《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
關于銀行主導型結構指標，林毅夫和孫希芳（2008）將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之外的所有金融機構統稱為中小金融機構。本研究借鑒其做法，用各地區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年末本外幣貸款余額占該地區全部金融機構總貸款余額的比例來衡量銀行業集中度程度。該比例越高，說明該地區金融結構越偏向于銀行主導型。
3.勞動力市場特征指標
當前，正是中國勞動力市場轉型時期，中國勞動力市場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其具有二元經濟和新古典的雙重特征。中國勞動力市場正從二元經濟的模式轉向新古典經濟的模式，勞動力市場的表現既有二元經濟的特征又有新古典經濟的特點。在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下，由于存在勞動力區域轉移和部門轉移的制度障礙，勞動力供求關系無法通過工資水平的調節得以出清，所以長期存在二元經濟結構。在新古典模式下，勞動力市場可以通過勞動力流動和工資調節達到市場出清的狀態。因此，本文用勞動流動指標來衡量中國勞動力市場從二元經濟模式向新古典經濟模式轉型的程度：勞動流動程度越高，向新古典經濟轉型的程度也越高。
目前，研究勞動力流動的文獻中，衡量勞動自由流動程度的指標有以下幾種：
Parai & Beladi （1997）構造了一個勞動力流動彈性指標（w1/w2）=（L1/L2）1/？著。w1為農村部門的工資，w2為城鎮部門的工資，L1為農村部門的勞動力，L2為城鎮部門的勞動力。ε為兩部門間勞動流動彈性，0<ε<∞，當ε=0時，勞動力完全無流動，當ε=∞時，勞動力完全流動。
蔡P（2001）利用農業與工業勞動生產率的比值來衡量勞動的流動程度和兩部門的勞動配置效率。比值在0到1之間，如果勞動要素完全流動，那么各部門勞動要素的邊際產出相等，則比值為1。反之，如果政策和部門間的障礙使得勞動力的流動受到限制，則比值小于1，比值越低，說明勞動自由流動的程度就越低。
與蔡P（2001）類似，王澤填與姚洋（2009）用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單位勞動力增加值的比率來衡量勞動力的流動程度。其假設部門的單位勞動力增加值與工業部門的工資呈正比，而工資是吸引勞動力流動的唯一因素。因此，如果勞動自由流動程度越高，則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單位勞動力增加值之比越接近于1;反之，如果勞動自由流動程度越低，則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單位勞動力增加值之比越接近于0。
王澤填、姚洋（2009）和蔡P（2001）對衡量勞動自由流動程度指標的構造思路基本相同，具有較強的理論依據和可實現性，能較好地衡量中國勞動自由流動程度。唐時達和劉瑤（2012）的實證分析表明，與蔡P（2001）相比，王澤填與姚洋（2009）構造的指標能更好地表達勞動自由流動程度。因此，本文將采用王澤填與姚洋（2009）的構造方法來度量中國勞動自由流動程度，檢驗勞動自由流動程度對就業水平的作用。
4.控制變量
以往研究表明，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城鎮化進程等因素均對就業水平有著確實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使用的控制變量包括了人均受教育程度（edu）和城鎮化水平（urb）。溫懷德（2010）的研究認為，人力資本（高等教育）系數不利于就業的提高，人力資本積累可能僅僅改善了個人就業狀況，而對就業整體不利。近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十分迅猛，勞動力市場受到巨大沖擊，在巨大的人口及就業壓力下，不僅受到良好教育的工人就業逐漸困難，而且擠出了教育水平不高或者非熟練工人的就業。眾多的理論和經驗研究都認為城鎮人口比例增加會降低農業就業人口，有利于第二、第三產業就業人口的增加。本文用eduit表示i地區t年的人均受教育程度，urbit表示i地區t年城鎮化進程。關于人均受教育年限（eduit），1987年至2001年數據引用了陳釗、陸銘和金煜（2004）的數據，2002年至2012年數據為作者根據同樣的方法獨立測算。其中小學畢業教育年限設為6年，初中畢業教育年限設為9年，高中畢業教育年限設為12年，大學畢業設為16年。獨立測算所需相關數據均來源于2003―2012年《中國人口統計年鑒》。關于城鎮化率（urbit），本研究用各地區城鎮人口數與其總人口數的比重來表示。
我們以（1）式為基礎，從模型（1）至（5）依次進行如下回歸：模型（1）檢驗了勞動流動（labor）和市場主導型融資（MF）對就業水平的影響;模型（2）在模型（1）基礎上加入了勞動力市場特征變量與市場主導型變量的交叉項（labor*MF），以檢驗兩者的相互作用對就業水平的影響。模型（3）檢驗了勞動力市場特征變量和銀行主導型融資變量對就業水平的影響;模型（4）在模型（3）基礎上加入了勞動力市場特征變量與銀行主導型變量的交叉項（labor*BF），以檢驗兩者的相互作用對就業水平的影響。模型（5）將所有變量都納入進來，查看計量模型的穩健性。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平穩性檢驗
為防止出現“偽回歸”問題，進行面板數據回歸前，我們需要對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若數據平穩，則可用上述解釋變量對就業指標進行回歸;反之，則繼續對其進行協整檢驗。根據數據特點，本文主要采用五種常用的面板數據單位根檢驗方法：LLC 檢驗，Breitung檢驗，IPS檢驗，ADF-Fisher檢驗和PP-Fisher檢驗，根據AIC準則選取的最大滯后期為7，檢驗結果如表2。
面板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5種檢驗方式的絕大數情形均證明，所有變量均為不平穩單位根過程，而其相應的一階差分后的序列則表現為平穩過程。接下來估計面板回歸方程，在估計回歸方程之前，利用Stata11.2統計軟件的vif和hettest命令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和異方差性進行檢驗。檢驗結果表明，模型不存在異方差問題，也沒有多重共線性問題（所有自變量的vif都小于10）。
（二）面板協整檢驗
接下來本研究對變量之間進行協整檢驗。關于協整檢驗的方法主要有：（1）Kao（1999）、Kao and Chiang（2000）利用推廣的DF和ADF檢驗提出了檢驗面板協整的方法，這種方法零假設是沒有協整關系，并且利用靜態面板回歸的殘差來構建統計量。（2）Pedroni（1999）在零假設是在動態多元面板回歸中沒有協整關系的條件下給出了七種基于殘差的面板協整檢驗方法。和Kao的方法不同的是，Pedroni的檢驗方法允許異質面板的存在。（3）Larsson et al（2001）發展了基于Johansen（1995）向量自回歸的似然檢驗的面板協整檢驗方法，這種檢驗的方法是檢驗變量存在共同的協整的秩。我們對lnE、lnLabour、lnMF、 lnBF、 lnlabour*MF、lnlabour*BF、lnedu和 lnurb進行KaoADF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根據表3 的面板協整檢驗結果，Kao ADF 統計量在1%的檢驗水平上拒絕原假設，表明各變量之間存在顯著的協整關系，因此可以在此基礎上直接對原方程進行回歸。
（三）回歸結果和分析
我們進行了面板回歸，表4給出了樣本的估計結果。
1.關于金融結構對就業水平的影響：從（1）和（3）可以看到，直接融資指標（MF）對就業水平的影響顯著為正，間接融資（BF）對就業水平的影響為負值，但在5%的水平上不顯著。實證結果印證了Rendon（2001）的研究，如果金融發展使得企業可以通過發行證券（直接融資）來減少其勞動調整成本（即金融自由化對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替代），金融發展會促進就業。直接融資使得中小企業能直接從金融市場融資，從而可以優化資金配置，增強企業活力，而中小企業是解決就業的主力軍，因此能夠有利于就業水平的提高。銀行集中程度的提高使得信貸不可避免傾向于大型機構，大型機構的就業吸納能力通常來說不如中小企業，因此銀行集中度越高，越不利于提高就業水平。
2.關于勞動力市場特征對就業水平的影響：勞動流動程度（labour）對就業水平的影響顯著為正，這表明降低勞動流動障礙有利于就業水平的提高，這與Wacziarg & Wallack（2004）和Kambourov（2009）的研究結果一致，Wacziarg & Wallack（2004）認為勞動自由流動程度的提高會對就業水平產生有利影響，勞動力市場臨時解雇成本的降低和限制政策的減少也有利于提高就業水平。Kambourov（2009）構建了一個開放、勞動流動和就業結構轉變的理論模型，并進行了數值模擬，其結果也表明勞動自由流動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就業結構的調整，從而提高就業水平。
3.關于金融結構與勞動力市場特征的相互作用對就業水平的影響：從（2）和（4）可以看到，直接融資指標與勞動流動指標交叉項（labour*MF）的系數顯著為正，間接融資指標與勞動流動指標交叉項（labour*BF）的系數顯著為負。即勞動自由流動程度越高、直接融資程度越高，則對提高就業水平有促進作用;而勞動自由流動程度越高、間接融資程度越高，對就業水平的提高反而有負面影響。實證結果印證了donatella、christophe和anne-ga？c（2012）的研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程度提高，直接融資比例的提高會有利于新興小企業的誕生，從而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勞動自由流動才能與更多的就業機會相匹配，從而提高就業水平。另一方面，直接融資的提高有利于勞動者在找工作的過程中獲得必要的金融支持，從而促進就業水平的提高。
4.關于其他控制變量對就業水平的影響：從（1）―（4）可以看出，一是人均受教育水平（ edu） 對就業水平的影響顯著為負，雖然（5）中人均受教育水平對就業水平的影響為正但不顯著。這與我們的直觀印象有一定出入，出現這一結果可能有以下幾方面原因：一方面，中國教育結構與經濟結構不匹配，主要表現為高中、職專等中等教育規模和大學教育規模的比例失衡;另一方面，人力資本積累可能僅僅是改善了個人就業狀況，其勞動效率的提高反而導致了其他人的失業。二是城鎮化率（ edu） 對就業水平的影響顯著為正，中國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勞動人口不斷涌入城市以及農村自身的城鎮化，使得農業勞動人口不斷地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而且這樣的就業人口的產業間調整一直在進行，使勞動要素達到最優配置，提高了就業水平。
5.關于模型的穩健性：從（5）的結果可以看出，在納入全部變量之后，雖然有些變量顯著性不夠，但是在方向上依然與模型（1）―（4）保持一致，因此樣本期內，估計結果具有較強的穩定性。
四、結 論
本文探討了金融結構與勞動力市場特征的相互作用對就業水平的影響，主要結論歸納如下：
1.金融結構中，市場導向型融資的提高有利于促進就業。市場導向型融資使得中小企業能直接從金融市場融資，從而可以優化資金配置，增強企業活力，而中小企業是解決就業的主力軍，因此能夠有利于就業水平的提高。反之，銀行集中度的提高則有可能對就業造成負面沖擊，中國銀行業結構以國有大型銀行為主，銀行集中程度的提高使得信貸不可避免傾向于大型國有企業，從而對就業水平有負面影響。
2.勞動流動自由程度與就業水平呈正比。這表明降低勞動流動障礙有利于就業水平的提高。因此，我們不僅要重視勞動力在城鄉之間的流動，而且要重視創造條件讓勞動要素在不同產業、不同層次之間的流動。
3.金融結構與勞動力市場特征的交叉作用能夠影響就業水平。當勞動自由流動程度趨低的時候，間接融資比例的提高有利于促進就業;當勞動自由流動程度趨高的時候，直接融資比例的提高有利于促進就業。
從我國勞動力市場特征看，勞動力市場正在從二元經濟所導致的城鄉分割狀態逐漸向新古典經濟的自由流動狀態轉變，勞動自由流動程度大幅提高;從我國人口結構看，隨著人口結構從勞動力無限供給到跨越“劉易斯拐點”、從“人口紅利”走向“人口負債”，不僅會在中長期內影響一國的資產負債的穩健度，而且也會在短期內影響這個國家的負債融資能力、資產配置能力以及使用杠桿率的能力。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間接融資占主導的金融體系決定了銀行信貸成為M2擴張的渠道。然而，在勞動自由流動程度逐漸提高之后，銀行信貸所帶動的杠桿擴張功能將受到限制。因此，無論從勞動力市場的角度還是從金融市場的角度出發，我們都應該大力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擴大直接融資的規模和比重。
注釋：
（1）為了保持數據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本研究剔除了、臺灣，將重慶的數據合并到四川之中。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和國研網相關標準劃分，這29個地區包括――東部：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西、海南; 中部： 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 西部： 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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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調節主要是指宏觀調控手段，一是財政政策，二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手段是稅率、補貼和再分配政策(如轉移支付、社保、福利政策等)。貨幣政策的主要手段是利率、政府債券買賣和法定準備金率。基礎貨幣的資產負債表為：資產方一外匯占款、對政府債權、黃金、對各類金融機構的債權：負債方一法定準備金、超額準備金、現金發行、央票、政府存款。從現行貨幣政策的機制看，主要是調整貨幣供應量。但是，由于金融市場和金融創新的發展，世界各國以調整貨幣供應量為核心的貨幣政策均遇到沖擊，致使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摒棄這種貨幣政策范式。例如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世紀90年代初向美國國會作證時。就曾明確宣布：“鑒于對貨幣供應量的精確調控日趨困難，且貨幣供應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日趨疏遠，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操作將放棄貨幣供應量目標。”從那時起，世界各主要國家普遍向“通貨膨脹目標制”轉變。但是這種轉變，需要進一步提高金融市場化水平。
除了經濟調節以外，政府管理經濟的手段就是市場監管。目前，政府市場監管的職能主要有
一、政府對價格的監管
價格監管方式包括對價格水平和上漲率的監管，一般包括對原材料、能源、土地、資金、勞動力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商品和要素價格的監管。一般意義上說，價格監管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市場經濟條件下，大部分價格已經市場化，但仍有一些商品和要素的價格，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控制，如資本(利率)、土地(地租)以及能源、電力和其他一些重要原材料。這反映出我國要素市場化程度低，是生產要素市場不成熟的體現，隨著市場化的深入，這種政府直接控制價格的狀況需要根本轉變，作為宏觀調控，政府將放棄直接的價格管制，轉而采取稅收、補貼等間接影響價格的調節方式，而政府的直接監管主要體現在市場行為中的壟斷、限制競爭和不正當競爭等不法行為的監管上，如價格壟斷、價格同盟、價格欺詐等。
二、政府對資源使用方向的監管
主要是指政府對資金、土地以及行業規劃、產業政策、區域經濟政策等關系資源使用方向的調控政策。如政府規定的專項貸款、專項資金、對土地的使用方向、使用條件等等。政府的這些監管政策往往出于長遠和全局考慮，但是，對于局部和短期而言，常常會產生不利影響。因此，此類監管處于宏觀調節和微觀管制之間應當屬于中觀層面的監管。
三、政府對生產要素流動性的監管
從理論上講，在市場經濟中，對于要素流動性的任何管制都會導致資源配置效率的降低，從而使經濟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內移，在世界范圍內，最常見的是對資金流動的限制和對勞動力流動的限制(土地是無法流動的)。我國即使經過30年的改革，但由于要素市場化嚴重滯后，如資本市場化，無論是間接融資市場還是直接融資市場，其市場化程度均較低。而勞動力市場化則包含著深刻的制度性歧視和行政性限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是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同時，也要看到市場失靈的問題，特別是市場機制的外部非經濟性問題，生產要素隨著價格流動，會產生盲目性、惡性競爭和自我糾偏的滯后性，同樣會造成資源的浪費和環境的污染。因此，從改革的趨勢看，政府對生產要素流動性的監管，應從微觀管制逐步過渡到宏觀經濟調控，用政府的經濟調節機制來干預市場，糾正市場的失靈。
四、政府對企業及其市場行為的監管
政府對市場經營主體(包括企業、自然人和其他經濟組織)及其市場行為實行監管，其目的是營造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良好的市場秩序對國家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因此，國家通過監管，使符合條件的生產經營主體進入市場，同時，對它們在市場中的競爭行為和交易行為進行監管，以保證市場的公平性、公正性和公開性。但是，監管只是手段，其目的是促進和保障經濟的健康發展，保護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競爭行為中破壞市場秩序和規則的主要是壟斷行為、限制競爭行為和不正當競爭行為。交易行為中破壞市場秩序的主要是交易中的不平等行為，表現在質量、數量、價格及售后服務等諸多方面。兩者還同時表現在廣告虛假宣傳和知識產權的侵權，以及對消費者的侵權等方面。這些行為的糾正，有的是市場自身無法解決的，有的則需要一個較長的自然淘汰過程，會使市場長期處于混亂狀態，因此需要政府進行必要的監管。當然，這種監管是政府的外部監管，因此，監管中不能干預企業內部正常的經營活動，不能違背市場的價值規律和競爭原則，所以，這種監管是法治的和道德的外部力量的規范，其基本特點是行政執法和建立信用體制。
五、政府對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和人民生活質量的監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