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09 10: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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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數了這一期診所式法律教育課程中種種感性的經歷之后，我們將目光集中在學生對這個 課程效果的反饋上，希望籍此能夠了解到學生對這樣一種新的教學方式的意見和建議。通過 從對課程及方法的評價和對自身收獲的評估，學生們的意見集中在這樣幾個方面：
首先，對診所式法律教育的評價
學生們對這樣一個全新的而且應當說還是不十分完善的法律教育項目給予了極大的肯定和支 持，這從參加診所課程的學生極高的出勤率和在課程進行中所表現出的極強的責任心和認真 精神就可以看出。在課程評估過程中，同學們普遍認為診所式法律教育在法學院開設的課程 中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它所提供的學習模式和接觸實踐的機會以及從中取得的收獲與其 他的課程相比有極大的不同，諸如互動教學和模擬教學的方式，在指導教師監督下的獨立辦 案，對某些專題的集中討論等，都給學生提供了一個更加廣闊的學習空間，使他們能夠更加 深入地理解和掌握所學的專業知識，從而擴展了視野，彌補了傳統教學中的不足。這種嶄新 的實踐性教學方式的引入及時地填補了我們傳統課程設置中的缺憾，對學生而言，深有益處 .
此外，從選課時由于同學們極大的熱情而使我們不得不采用抽簽的辦法確定選課人數這一點 來看，也顯示出了法學院學生對實踐性教學的需求和我們在這個領域投入上的不足。
其次，對診所式法律教育所采用的教學方法的評價
在診所式法律教育的課堂教學部分，我們采用了其他課程較少采用的一些方法，例如模擬場 景，用現場錄像回放分析，就個別問題有針對性的討論，這些方法都極大地激發了學生的學 習興趣，使他們始終關注課程的內容，同時為他們進一步接觸實際案件積累了一定的經驗。
在接觸實際案件的過程中，學生們能將所學的知識應用到實際中去（如有關談判的技巧）。 在同真實的當事人接觸的過程中，學生們不但掌握了如何運用相關的法律技巧來處理問題， 同時還通過幫助當事人解決相應的問題而對社會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從而幫助他們認識了 社會，增長了人生的閱歷。
第三，對自身收獲的評估
對每一個同學而言，在診所式法律教育課程中所經歷的情況和所體會到的收獲可能都不盡相 同，這主要是基于他們所處的環境和所辦理的案件的不同，但在大家進行交流評估時，卻發 現有許多體會是共同的。在學生的總結會上，他們提到的最多的是兩個方面的收獲：
1、在實踐中對法律的全新認識和對社會的進一步了解。
許多同學提到了在實踐中應用法律與在書本中所學到的并不一樣。在他們獨立承辦的幾起案 件中，他們都發現自己所學的法律的理論和平時認為是無可爭議的道理在辦理真正的案件過 程中經常會遇到挑戰。即使是有法律的明文規定，在適用時還要考慮到許多其他的情況，這 些情況都使學生們開始重新認識這個真實的社會和社會中的法律。在面對當事人時，不但要 處理法律問題，還要處理許多情與理的問題，有的同學不僅慨嘆“這個社會太復雜了”。他 們認識到，處理一個案件不僅應當有扎實的法律功底，豐富的社會經驗和人生閱歷也是必不 可少的。
2、職業道德與合作精神的加強。
同學們通過在案件中處理自己與客戶之間的關系，進一步了解了律師職業道德與職業責任的 重要性，并在辦案過程中出色的加以實踐，他們的認真與負責得到了當事人的一致稱贊。而 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在北大婦女中心這樣的法律援助機構從事一定的工作，同學們接觸到了 一些社會中最需要得到幫助的人，在為他們提供可能的幫助的過程中，同學們認識到了對于 法律工作者而言，應當承擔什么樣的社會責任，如何真正地去理解公平和正義的含義，作為 律師職業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對這些問題應當進一步加以思考。
對合作精神的加強，這應當是我們的一個意外的可喜成果。學生們長久以來養成的習慣是獨 立思考，獨立解決問題，而相對缺少合作和協調解決問題的能力。在法律診所的工作中他們 能 夠通力合作，親密無間，不僅解決了許多棘手的法律問題，而且從彼此獲得了幫助和啟發， 更從中感受到了合作的愉悅，這對于學生們而言收獲是巨大的。
以上的介紹可以使我們對診所式法律教育對學生的影響和重要性有了一個初步的感性的認識 ，然而這種重要性價值的來源又在哪里呢？如果說診所式法律教育其價值僅現于淺表的實踐 性的經歷和經驗性的積累，這無疑將流于淺薄。這種教育項目更深層次的意義，它所著重的 目的和作用，才是它得以產生如此影響的來源。
我認為，診所式法律教育的核心目的應當是完善學生的法律思維，彌補傳統教學所欠缺的功 能，充實學生的法律意識和應用法律的能力，以使之成為合格的法律人才，這才是這個項目 之所以受到學生歡迎的一個主要原因。長久以來，法學院在培養學生的過程中，片面地強調 理論學習而忽視甚至是輕視實踐能力的培養，認為只要掌握了理論，在實踐中稍加磨練，就 可以應付自如。而學生由于缺少實踐的檢驗并不知道自己所學的知識哪些更有用，由于并不 了解理論的實際意義而不能進一步地理解和把握知識，這都造成了知識資源的浪費。另一個 方面，學生們只是強調了對知識的掌握，而沒有意識到作為從事法律職業的人所應當具有的 社會責任和社會意識，缺乏對職業責任和職業道德的直觀理解，這樣的人更易于為社會的風 氣所影響和左右，久之勢必不利于法律職業的發展。要將學生培養成為具有全面素質的法律 人才就應當扭轉這一觀念，轉變重學理而輕實踐的思想，即全面考慮法律教育的功能構成， 加強法律實踐教育的比重。法律的實踐教育特別是診所式的法律教育恰恰能夠彌補這一功能 的不足，可以全面地訓練學生的法律思維和能力，培養合格的法律人才。
全面的法律思維應當是兼具學理性思維和實踐性思維的能力，是培養合格的法律人才所不可 或缺的。在這里，法律思維并不是單純的指法律推理中的邏輯思維能力，而是指一種更為廣 義的思維，具體地說應當包括對法律的理論和應用能力的理解、法律的頭腦和意識以及對法 律職業的使命感和責任感。診所式法律教育在培養學生的實踐性思維上與傳統的法律教育模 式相比較，其獨特性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背景不同——虛擬與真實。
傳統的思維培養是建立在已知的和虛擬或想象的基礎上。即便是模擬法庭或是案例分析這樣 的課程也是使用虛擬的或是已經發生過的案件作為分析的材料，這種模式的不足主要有三個 方面：（1）學生不能得到充分的訓練。因為是已知的或是虛擬的案件，事實與證據都可以 在一定的限制范圍內自由確定，不象真實的案件中會遇到許多未知的情況，無法真正地鍛煉 解決問題的能力；（2）難以引起學生真正的興趣。由于缺少實際的利害關系，無法讓學生 投入、負責地辦理與案件有關的問題，因此也難以調動學生的參與興趣；（3）難以對案件 做盡可能全面的注意及觀察，特別是針對有些程序上的問題。
而診所式法律教育則是建立在真實的案件背景和真實的當事人基礎之上的，學生通過辦理真 實的案件，可以切身體會到案件的全部過程和細節，了解和掌握解決具體問題的方法和技巧 ，對個案和與當事人的關系的處理也使學生感受到了法律的職業責任和職業道德。
2、方式不同——抽象與具象。
我們傳統的法學教育非常重視對學生的學理性思維的培養，將正義和公平的理念深植入學生 的頭腦，以使學生在考慮任何問題時都不由自主地直接去探究公正與否，合理與否，而忽視 了其產生的有些程序上的問題。
而診所式法律教育則是建立在真實的案件背景和真實的當事人基礎之上的，學生通過辦理真 實的案件，可以切身體會到案件的全部過程和細節，了解和掌握解決具體問題的方法和技巧 ，對個案和與當事人的關系的處理也使學生感受到了法律的職業責任和職業道德。
2、方式不同——抽象與具象。
我們傳統的法學教育非常重視對學生的學理性思維的培養，將正義和公平的理念深植入學生 的頭腦，以使學生在考慮任何問題時都不由自主地直接去探究公正與否，合理與否，而忽視 了其產生的原因和各方面的利益衡量，結果往往陷于抽象的價值判斷，尋求不到解決問題的 有效辦法。例如在我們法律診所中處理的一些案件，由于只聽當事人一方的陳述，學生們在 沒有全面的了解案情之前，就已經先入為主地認定了一些情況，有時經常不自覺地就用情感 替代了法律的思考，經常會因對當事人的同情而單純從情感的角度看待案件，忽視了作為一 個律師應當具有的職業素質和職業精神，忽略了運用證據和事實來分析案件，結果造成了一 些周折。這也就暴露出了我們在對學生進行培養時缺乏全面的考慮，缺少對學理性思維之外 的其他因素的考慮。另一個方面，學生經常會出于一種力求中立和客觀的角度做出判斷，我們并不恰當地將之稱 為法官式的思維，因為它更注重單純地對理性的分析和依法律的規定。這是一種接近抽象地 判斷是非的思維方式。因此我們在辦理實際案件中經常提醒學生，注意要用律師的思路去考 慮問題而不是從法官的角度去做出判斷。這都是傳統教育思維模式的慣性在起作用。
而診所教育要求學生對每一個細節都要注意并認真思考，即便是對案件的處理并不會起重要 作用的環節也應當注意。不能簡單地對事情做出判斷，而要結合具體的事實與證據進行分析 ，得出結論。要考慮法律與事實背后的聯系，甚至是要去推測和判斷法官的想法，了解案件 所具有的特定的社會背景，進而對案件做出判斷，這就是實踐中具象的思維方式。
3、角度不同——理論與實踐。
傳統的法律教育模式更加偏重于讓學生練習從全局來把握問題，重視掌握理論分析的能力， 強調學理性思維的重要性。
診所式法律教育則通過解決具體而實際的問題，鍛煉實踐性思維的能力。注重創造應變的能 力，培養一種超出單純學理性的實踐的理性，這是形成法律精神與法律意識所必不可少的。 所謂實踐的理性（并不是指實踐理性）是實踐性思維的集中表現，是將理論分析與實踐能力 相結合而形成的一種解決問題的能力。一位同學曾經提到：“通過參加診所的工作，我感受 到了自己在理論與實踐上的脫節以及在解決實際問題上能力的提高。當我們在開始處理具體 的法律問題時，有時會因對法律、法規的陌生而感到難以應付；到后來發現自己可以通過運 用掌握的事實和理論去嘗試解決一些沒有規定可循的情況，從而做出處理。”這就說明學生 們從法律診所的課程中已經開始學會運用實踐的理性來解決問題。
4、效果不同——單一與豐富。
與傳統教育模式所取得的效果相比較，診所式法律教育所取得的效果更為豐富一些。如在診 所式法律教育課程中可以體驗多樣性的角色，進行不同角度的思考，正如一位學生所言，“ 在接辦案件的進程中，與當事人的交談，與法官庭上、庭下的交流，也使自己有意識地扮演 多重角色，一個精神的慰籍者、一位指導老師、一位法律顧問、一名學生、一位人…” .多樣性的角色帶來多樣性的思考，也獲得了多重的收獲。通過診所式法律教育，也使學生 能夠開始全方位地認識法律的存在，不僅僅是“書本中的法律”，還有“法官的法律，當事 人的法律，社會的法律”等等。學生們通過辦理案件，不但掌握了一定的知識和技巧，更為 重要的是進一步了解了社會，同時通過為一些需要幫助的人提供公益法律服務，更加深刻地 體會到了作為一個法律人所應當具有的社會責任感和法律的職業道德和職業責任，這些都是 傳統的法律教育所難以達到的。由以上的分析我們也大致可以總結出診所式法律教育的作用，即：法律實務技巧的培養、法 律意識和法律頭腦的形成以及人格的形成和道德的完善。在這三者之中，完整的人格和完善 的道德是合格的法律人的根本；全面的法律意識和法律頭腦是其基礎，而良好的法律應用能 力和技巧則是其外在的表現，它們共同構成了實踐性的法律思維能力。診所式法律教育是一種實踐教育，它的特殊性不僅僅是它同傳統的法律教育方法不同，更在 于它從根本上改變了教育的模式，從單純的由理論去指導實踐的演繹式模式到通過實踐獲得 更加全面知識和技能的歸納式模式，讓學生學會了從實際的個案著手探索法律的精義和對社 會的意義。
通過診所式法律教育使法學院的學生開始從一個全新的角度認識法律，認識社會，認識人生 .教育的根本目的應當是幫助人樹立正確的人生態度，正如梁治平所說的：“教育所關涉的 不僅僅是知識與技能，而且是人格的成熟與道德的完善。”從這一點上來說，我們是真正觸 及了教育的目的了。
【關鍵詞】目標 診所法律教育 地位 作用
診所法律教育課程最突出的特點是能夠讓教師依據案件完成過程當中的每一個階段，安排相關的教學計劃以及內容，從而讓每一節課都存在較為明確的教學目標以及任務，并且系統地、有計劃地培養法律從業人員的相關技能以及職業道德。通過這種方式，讓學生將理論與實際結合，對法律有更深的理解。
一、診所法律教育最初誕生及背景
診所法律教育誕生在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誕生的原因是由于對傳統的法學院教育未能滿足有效的創造出適應社會的法律人才的反擊。事實上，從很多方面分析，診所法律教育這一形式的誕生與60年代美國社會所具有的獨特背景有著相當大的聯系。美國社會受到有關變革的方方面面的影響。法學院之中大多數的學生發現，律師這一社會角色所承接的案件大多數都出于一些有大公司或是一些有錢的人之中，換句話來說，在一切以營利為目的的社會中，越是有能力的律師越是替有錢人或是大公司提供全面和出色的服務。從這方面來說，法律在這一時期變成了小部分人的法律。這就導致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變成了可有可無的事實。正是因為如此，在此種背景的激發下，美診所法律教育誕生了。美國的一些學生在各個渠道公開表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不應該成為少數人的權利等等，并將這種熱情自發地變為實際行動。出于種種考慮，學生這種自發的方式從某方面來說在當時的美國引起了社會對于法學教育的根本目的以及教育的最終目標的討論和思考。事實上，對于法學教育之中傳統的觀點在于對法學理論問題的研究，將其看成整個法學教育過程的重中之重，而對于相關的法律社會實踐等等相對實用的技能的培養工作卻不太重視。當時的美國，在愈來愈多的律師以及訴訟案件二者的相關數量的增多，從各個法學院畢業的學生所具有的相關工作的實際操作能力與有關職業所要求的能力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雖然這些畢業生們對于相關法律術語和條文的理解非常清晰，卻失去了律師這一職業所應該具有的最基本的技巧和能力。正是出于這種狀況，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疑法學院畢業生的有關能力，進一步要求法學院重新檢討法學院的相關課程安排以及對于學生的授課方式，意圖適應實際社會和職業需求。
二、現階段法律教育在中國情況
隨著時代的進步，在改革開放之后，國家對于法學的相關教育領域投入了極大的關心以及力量。意在改變我國法學教育領域的陳舊以及落后的模式。雖然現階段我國的法學教育工作在社會主義法治發展進步的影響下取得了明顯的前進。但是，從個別方面來說，法律院系的有關教材以及授課的課堂上，用陳舊的模式，機械和僵死的眼光去理解法律，如果依照傳統的模式培養出來的畢業生進入并融入到社會之中往往會發現，其在書本上明確的法律規范在現實操作中通常會發展并延伸到高度模糊。在學院之中的課堂里清晰的典型案例很難找到可以套用的現實當中的具體案件。對于一個法律職業者來說，將法律規范和社會現實相結合，需要諸多除了書本和法律條文以外的真功夫以及辯證性的種種思維方式。正是因為這樣，讓剛剛畢業的畢業生們往往無所適從。就現階段我國當下的法律院系的課程安排，學院一直以以傳授系統和科學的知識作為學院的最終目的，很少或基本不考慮對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的培養和社會的實際需求，或是說沒有給學生這種參與到實踐或是融入社會之中的機會。這種傳統的法律相關課程安排失去了法學教育領域的一個重要功能：培養學生的實踐和操作能力。
三、診所法律教育的教學目標是要教會學生如何去學習和運用法律
診所法律教育的教育方式實際上是在課堂上培養出一個教師與學生之間進行互動式的教學模式。換句話說，診所法律教育的教學最終目的并不是對學生進行法律本身的相關傳授，對學生并不去追求對于法律的完整理解以及相關法律系統的完整狀況，而是從多方面考慮，引導學生從辦案的實際角度去出發，讓學生在整個學習過程中有目的的去學習律師的相關職業技能、法律的有關內容和對這些知識的綜合運用能力的培養。
對于診所法律教育之中的學生對于辦理真實的案件僅僅是把案件當做教學內容的載體而不是目標。所以，換句話來說，法律診所課程接受的案件通常是由教師所決定的，這就要求教師選擇適合學生的案件讓學生去辦理完成。這樣即能實現診所法律教育的教學目的，還能完成診所法律教育所具有的對于社會法律援助的目的。
診所法律教育課程為學生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學習平臺，因為有這樣的一個平臺，能夠使學生能在社會的不斷進步中逐步增強對于法律的學習能力以及理解能力。傳統的法律教育體制基本大多數運用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進行法律領域教學工作，而診所教育課程所倡導的往往是從具體到抽象的學習方法。對于法學院的學生來說，在診所教育課堂上首先接觸到的是實踐中具體的法律問題，并不是傳統的理論。正是因為這樣，學生通過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從而最終完成教學工作。這可以理解為一種學生從學校畢業走向社會后終身學習的方法。這也從一方面促使學生在變化的社會之中去理解法律的實質以及真諦。
參考文獻：
[1] 孫春偉，金珊，韓晉. 診所法律教育實效性評價探析[J]. 黑龍江教育（高教研究與評估）. 2013（08）
一、法律基礎教育中引入模擬法庭實踐的必要性
（一）提升法律基礎教育的直觀性
法律基礎教育難免會涉及到一些晦澀艱深的法學術語，如不當得利、無因管理等詞語，非法學專業的學生可能一時難以理解，從而導致學生對法律基礎教育可能產生畏難情緒。也有的教師為了降低課程難度，轉而采用平實的語言來講授法律基礎課程，也不失為一種積極嘗試，但是極易降低法律的實踐性和嚴肅性。如果能夠在法律基礎教育中引入模擬法庭實踐，則能夠有效地提升法律基礎教育的直觀性，使學生更容易在親身實踐中掌握法律知識。模擬法庭實踐的直觀性體現在，它和真實的訴訟一樣，呈現出對抗性，學生可以積極參與其中，通過扮演一定的法庭角色，學習和掌握法律知識，這會比空洞的宣講更有利于增強法律基礎教育的直觀性。
（二）提升法律基礎教育的針對性
法律基礎教育雖然只是一門基礎課程，但是該課程中包含了眾多知識點，內容涉及法學原理、部門法知識、司法制度、法律心理和法律觀念等。法律基礎教育的目的應定位于提高學生的法治觀念，使學生對國家法律制度有初步了解，同時使學生能夠具備積極利用法律武器維護合法權益的基本觀念。傳統上的宣講可能無法有針對性地向學生傳授法律知識和法治觀念，甚至流于形式，導致學生一知半解，或參與度不足，使學生缺乏學習法律知識的積極性。模擬法庭實踐在法律基礎教育中的引入，則能夠有效地提升法律基礎教育的針對性。教師可以精選法律案例，有針對性地將學生關心的法律問題、法律案例，制作成模擬法庭教案，引導學生在法庭上解決問題。
（三）提升法律基礎教育的實用性
法律基礎教育不應僅僅在意識層面強化學生的法制觀念，更應提高學生運用法律武器解決問題、保護合法權益的實踐能力。法律基礎教育有什么用？這個問題應這樣回答：法律基礎教育就是為了提高學生運用法律的實踐能力。在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的大背景下，學生走出校門，走上社會，不管是生活、工作，還是投資、經商，都不可避免地遇到各類糾紛。每一個學生都應學習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識，熟悉基本司法程序，善于運用法律武器保護合法權益。模擬法庭可以給學生提供一個學習法律、實踐法律的新平臺。法律基礎教育中引入模擬法庭，是提升法律基礎教育實用價值的必由之路。
（四）提升學生參與教學的積極性
法律基礎教學中引入模擬法庭實踐，能夠有效地提升學生參與教學的積極性，是實現法律基礎教學中教師和學生雙向互動、學生之間多元互動的有效途徑。法庭和訴訟，對于學生來說顯得相當遙遠，非法學專業的學生也難有機會旁聽真實的庭審。同時，學生又對模擬法庭充滿了新鮮感和好奇心，非常想在模擬法庭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使自己有機會成為法官、檢察官或律師。以模擬法庭為平臺開展法律基礎教育，可以說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情景教學，能夠將法庭對抗這一生動的情景搬到課堂，有利于激發學生的積極性。
二、法律基礎教育中引入模擬法庭實踐的可行性
（一）良好的師資力量
模擬法庭實踐的開展需要教師的介入，教師應在案例精選、程序引導等方方面面起到積極作用。離開了教師的引導，法律基礎教育中的模擬法庭實踐將無法開展。此外，教師還應對實體法和程序法有相當的了解，必須熟悉部門法規定，對典型案例、熱點案例也能夠信手拈來。當前從事法律基礎課程教學的師資隊伍建設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師資隊伍的整體水平不斷上升，如不少教師是法學專業的碩士甚至博士，也有不少的教師同時還兼有法官、檢察官或律師的身份，他們能夠對模擬法庭實踐起到良好的推動作用。當然，學校在開展模擬法庭實踐的過程中，也完全可以在學校內外聘請一些人士介入，如聘請法學院校的專家教授、知名律師等幫助學生更好地完成模擬法庭實踐，從而對師資力量起到補充作用。可見，從當前的師資力量配置來說，法律基礎教育中引入模擬法庭實踐是完全可行的。
（二）現成的庭審影像
模擬法庭是對現實庭審的模擬。運用于教學活動中，模擬法庭實踐能夠增強教學效果，本質上屬于一種情景教學。法律基礎教育中引入模擬法庭實踐，需要參考一些真實的庭審影響資料，供學生模仿、參照。當前很多人民法院已經將庭審錄像公布在網絡上，這一公布行為的初衷是加強公眾監督，落實審判公開原則，以提高司法公信力。庭審影響資料能夠為模擬法庭實踐的開展提供物質基礎。教師可以在模擬法庭實踐開展之前，預先下載一些優質的庭審影像資料，并播放給學生觀摩、學習。此類影像資料目前在網絡上很容易獲取，從而為模擬法庭實踐的開展提供資料支持。
（三）豐沛的案例資源
法律基礎教育中開展模擬法庭實踐的基本前提是必須尋找到合適的案例，這些案例必須貼近生活，具有一定的爭議性，同時還必須符合法律基礎教育的實際需求。教師在開展模擬法庭實踐之前可以通過案例庫尋找到很多案例資源，再對案例資源進行精選，挑選出適合模擬法庭實踐的真實案例。當前案例文庫主要有北大法寶的案例文庫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裁判文書網，這兩個網站提供的案例幾乎是海量的。豐沛的案例資源也能夠為模擬法庭實踐的開展提供資源上的保障。
三、法律基礎教育中開展模擬法律實踐的細節探討
（一）案例的選取
教師可以通過報紙、網絡、判決書文庫等媒介中尋找合適的案例。鑒于學生的特點，建議選取如下幾類案例：1.貼合社會生活。教師應選取貼合社會生活的案例，避免選取那種罕見的案例或偶發的案例；2.注重實用性。教師應選取具有一定實用性的案例，即學生很有可能在以后的社會生活中會遇到的案例，典型的如勞動合同糾紛案例、婚姻繼承案例、交通事故案例等；3.必須具備爭議性。教師選取的案例必須具有一定的爭議性，這樣才能增強模擬法庭的對抗性，滿足學生的好奇心，提高學生的積極性。毫無爭議的案例則不宜選取。此外，鑒于模擬法庭的特殊性，所謂的爭議性主要是指法律適用層面的爭議性，而不是案件事實認定層面的爭議性。具體來說，教師可以給學生提供參考性案例，以供選擇，也可以由學生選取案例，交由教師審核。
（二）庭審的對抗
法律基礎教育中的模擬法庭實踐應體現出對抗性，而不能僅僅體現司法程序和法庭禮儀。實際上，即使在法學院的法學專業教學中，模擬法庭實踐也往往缺乏對抗性，參與模擬法庭的各方均按照預先排演的劇本，按部就班地推進模擬法庭，對抗性并無充分體現。缺乏對抗性的模擬法庭局限于單純的模擬，不足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其效果也就難以令人滿意。法律基礎教學中的模擬法庭應跳出單純模擬的局限，適當地強調對抗性。這就要求教師在備課中做到如下幾點：1.選取對抗性案例。教師在選取案例的時候就應該選取有對抗性的案例，或者說，選取那類能夠引發雙方對抗的案例；2.列出爭議焦點。由于學生不是法學專業的學生，他們對庭審流程和案件的事實與法律問題不是很清楚，這就需要教師在備課中事先列出爭議焦點，并引導雙方在模擬法庭中就這些爭議焦點展開辯論和對抗；3.適當釋明和引導。教師可以事前準備好大綱，釋明法律規定，引導學生做好準備工作，避免模擬法庭實踐陷入冷場和停滯。
（三）思維的開放
筆者發現，當前我國法學教育中模擬法庭實踐的開展往往缺乏開放的思維，如選取的案例沒有爭議性，缺乏對抗性，案件的審理結果也有明確的法律規定，這就導致模擬法庭僅僅是一種走過場的形式化過程。顯然，這并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模擬法庭實踐。法律基礎教育中的模擬法庭實踐必須具備開放的思維，教師應做到如下幾點：1.不預設任何結論。教師不應對案件審理的結果做出任何預設，而是要求學生在模擬法庭上，通過舉證、質證、辯論等環節，通過模擬的司法程序，獨立地做出判決結果。任何結果預設都會影響學生的積極性，妨礙學生的參與熱情；2.不對庭審結果作結論性評價。模擬法庭結束后，教師可以對參與各方的表現進行評價，但是案件審理的結果究竟如何；究竟哪一方贏得了訴訟，則教師不宜作結論性評價，但是可以作出傾向性評價。如此可以更好地引導學生繼續思考，繼續學習，使學生繼續保持好奇心。
（四）禮儀的注重
司法訴訟需要遵循一定的法庭禮儀。由于法律基礎課程的學生缺乏對司法程序的了解，他們可能會把模擬法庭當成一場辯論賽。事實上，模擬法庭包含真實庭審的主要環節，辯論只是法庭程序的一個組成部分；模擬法庭中的辯論與辯論賽中的辯論也存在諸多差異，兩者不能混同。因此，開展模擬法庭之前教師應引導學生正確認識模擬法庭，避免學生將模擬法庭誤認為辯論賽。這就要求學生適當學習一下法庭禮儀，包括注重儀表和發言的方式、準確用語（最好能夠適當地體現出法言法語的法庭用語特點）、尊重法官和訴訟參與人、不得詭辯和強詞奪理等等。
（五）其他細節性問題
【關鍵詞】 護理不良事件； 護理安全； 護理質量； 患者滿意度
中圖分類號 R47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4-6805（2015）29-0129-03
doi：10.14033/ki.cfmr.2015.29.064
在臨床護理過程中，護理安全是一直關注的焦點；在瑣碎而繁雜的護理工作中，如何更有效的減少不良事件的發生、有效提高護理質量和患者的滿意度是不斷探討的主題。本研究針對筆者所在醫院發生的護理不良事件并結合相關法律知識對筆者所在醫院的護士進行相關的護理風險教育及法律知識的學習、提出相應的改進措施等，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筆者所在醫院2013年護理不良事件發生率相對較高的10個科室的284名注冊護士進行問卷調查并結合法律知識對所發生的護理不良事件進行分析學習，同時對2013-2014年500例住院患者進行護理滿意度的問卷調查。
1.2 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臨床發生的不良事件結合相關的法律知識對筆者所在醫院護理不良事件發生率相對較高科室的護士進行有針對性的學習并進行原因分析，提出改進措施。比較干預措施實施前后護理不良事件發生情況并分別對調查對象采用《護士風險認知調查量表》和筆者所在醫院《住院患者滿意度調查量表》進行問卷調查。內容包括護士的一般情況以及護理不良事件的認知情況，住院患者的一般情況以及患者對護理的滿意度等內容。本研究采用分層抽樣法選取筆者所在醫院2013年10個科室的284名注冊護士，并采用隨機抽樣法選取2013年及2014年在所選取科室住院的500例住院患者分別進行問卷調查。
1.3 觀察指標
比較結合相關的法律知識對護士進行護理不良事件反饋性學習教育前后護理不良事件發生率、護士的護理安全行為比較以及患者的滿意度情況等。
1.4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8.0軟件對所得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根據資料類型采取相應的統計學方法，計數資料以率（%）表示，比較采用字2檢驗和秩和檢驗，P
2 結果
2.1 反饋性學習前后護理不良事件發生率比較
實施護理不良事件反饋性學習前后相關科室不良事件的發生率顯著低于反饋性學習實施之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2 反饋性學習前后護理滿意度比較
實施護理不良事件反饋性學習前后相關科室患者對護理服務的滿意度顯著高于反饋性學習實施之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3 討論
隨著科技的發展和醫療技術的不斷創新，護理職能需要不斷的拓展，而護理學科相對的滯后性增加了臨床護理工作的風險系數[1-2]。臨床護理工作中，護理風險無處不在，已成為全球醫療護理界的共識[3]。在臨床醫療護理過程中，護理工作瑣碎且復雜，因而護理不良事件的發生率隨之增高[4]。相關研究發現醫務人員對患者安全的重要性意識已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但醫務人員特殊的工作性質、高負荷的工作壓力以及醫護溝通不足是影響患者安全的重要因素；有研究顯示護士工作年限、所在科室也是患者安全的影響因素[5-7]。凌秋英等[8]研究顯示在患者的安全意識方面醫生顯著高于護理人員。李娟等[9]調查研究顯示，患者自身因素在護理安全中的作用也要引起關注。對護士進行護理安全案例及法律知識教育，有利于護士在工作過程中更好地分析和評估安全風險因素從而有利于提供更加優質安全的護理，保證患者的安全[10]。為了能夠為患者提供更優質的服務，確保患者住院期間的安全，本研究對護理人員進行不良事件反饋性學習及相關法律知識的學習，以提高護理質量，提高患者的滿意度。
法律意識是護理人員做好細節護理的基礎，只有提高自身工作的重視程度，才能關注與完成工作中的每一個細節。能夠極大的降低風險事件的發生，減少護患糾紛的發生，提高護理質量，增加患者對護理工作的滿意度。護理安全不僅反映了臨床護理人員的服務素質、技術水平，而且是衡量醫院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標[11]。醫療護理安全一直是各家醫院首要的關注點，護理不良事件的發生嚴重影響到護理工作的質量和患者的滿意度。張海燕[12]研究發現護理風險管理有利于提高護理質量和患者的安全、顯著提高患者的滿意度。
鑒于此，本研究通過問卷調查并采用護理不良事件反饋性學習結合相關法律知識的方法，比較干預措施實施前后的不良事件發生率和患者滿意度情況。結果顯著降低護理不良事件發生率及護理各類隱患事件的發生；有效地提高了患者的滿意度，有利于更好地為患者提供更安全優質的護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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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據學生身心特點選擇教學內容
（一）根據不同年級、年齡制定適宜的教學內容
改變已往的教學模式，不生搬硬套教材，讓學生對體育課堂始終都有新鮮感。教學內容的選擇要面向全體學生，確保每一位學生平等受益。要深入到學生中去考察和分析，了解學生的體育興趣、愛好、個性心理特征等，要充分考慮到學生在身體條件、心理個性、興趣愛好和運動技能等方面的個性差異，盡量讓學生通過自身努力都能達成教學目標，使每個學生都能體驗到學習和成功的樂趣，以滿足自我發展的需要，不一定苛求教學內容的系統性和嚴密性，同一個內容針對不同學生提出的不同要求和目標將教學內容分解、分級讓學生選擇練習，真正做到因材施教，確保每一位學生在課堂中都得到成長。
（二）尋找學生活動的興趣點
教學內容的選擇要以傳統的教材為框架，根據課程標準進行選擇、取舍、組合，如基本的跑、跳、投，我們可以對這些內容進行適當改造，將一些競技性、成人化的項目內容簡化其方法、規則，降低難度要求，使之適合兒童特點。將正規化的動作進行變形，將簡單的游戲變復雜，變得更有趣。對現有教學內容進行延伸、拓展，使學練內容生活化。在利用現有教材內容教學的同時，教師要注意啟發學生的動腦聯想，發展擴散性求異思維能力，并在此基礎上創造學生自己見過或超越現有能力的動作方法，以此來對學生進行創新意識的培養。
二、掌握學生特點，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
（一）根據學生的認知規律和年齡特點激活學生的學習興趣
學校低年級學生在上體育課的時候，注意力不集中的現象并不奇怪，因為兒童的心理發展規律告訴我們，低年級的兒童無意注意居主要地位，有意注意正在教師的培育下開始發展。有的教師不了解兒童的心理發展規律，上課時發現兒童注意力不集中，就一味地批評、訓斥。
由于這樣做違反了兒童心理特點，所以總是不能收到好的效果，以致嚴重影響了教學效果。因此在教學中，我們要從低年級學生的心理特點入手，運用兒童化、情境化、好玩有趣的組織形式和教學方法，可以激起學生們的學習熱情，調動積極性，發展能力，培養他們的注意力。
（二）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讓學生從被動學習發展到主動學習
手術可以引起病人心理和生理上的應激反應，特別是非全身麻醉下實施手術，病人對恐懼、焦慮和抑郁情緒尤為嚴重。音樂療法作為一種護理方法能緩解手術給病人帶來的焦慮和疼痛，它能分散病人的注意力，增加松弛反應。
1 臨床資料
1.1 對象：2010年3月至5月，取手術患者40例，按手術日期不同隨機分為A、B兩組，逢單手術日20例A組（排除小兒及不愿意接受音樂療法的患者）術中播放音樂，逢雙手術日20例B組，術中常規護理。A組年齡19-62歲,平均37歲,B組年齡21-65歲,平均39歲,兩組患者在年齡,性別上比較差異無顯著性（p>0.05）。兩組病人文化程度為高中或以上,均為能夠正確表達主觀感受的病人,二組患者的麻醉效果均為二級,手術均由3名資深醫生操作。
1.2 研究方法：手術前一日常規對病人進行訪視，給病人進行必要的安慰和解釋工作，協助病人及家屬了解音樂療法的益處,介紹相應音樂的背景材料,取得病人及家屬的信任和配合。通過問卷調查了解患者的文化程度，對音樂的愛好情況，喜歡的音樂及樂器,術中是否愿意接受音樂治療等等。A組病人（實驗組）手術前向其說明音樂療法的作用，根據評估病人的病情和情緒狀態,對愿意接受音樂療法的患者，手術中播放患者選擇的音樂，同時進行術中監測生命體征。B組病人進入手術室后按常規實施手術，術中監測生命體征同上。
1.3 測量標準：漢密頓焦慮量表（HAMA）：Hamilton于1959年編制14項版本。得分越高，焦慮程度越重。漢密頓抑郁量表（HRSD）：Hamilton于1960年編制24項版本。得分越高，抑郁程度越重。HAMA和HRSD都采用0-4分的5級記分法：（0）無癥狀，（1）輕度，（2）中度，（3）重度，（4）極重。HAMA總分超過7分提示可能有焦慮，HRSD總分超過8分提示可能有抑郁。
1.4 統計學方法:實驗數據以x+s表示，采用SAS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p
2 結果
表1、表2顯示手術前病人（包括實驗組和對照組）在進入手術室前各指標之間無顯著差異，都有不同程度的焦慮和抑郁情緒反應。A組與B組焦慮與抑郁情況的比較（見表3）表3顯示：A、B兩組患者術前焦慮和抑郁得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術中采用音樂療法后兩組患者焦慮和抑郁得分差異有顯著性意義。
3 討論
3.1 病人產生焦慮和抑郁的原因。
3.1.1 角色的轉變：病人由一個健康的人體突然轉變角色成為一個病人，使病人喪失了包括健康在內的許多東西，同時由于面臨家庭、工作、經濟等各方面的壓力。
3.1.2 病人進入手術室后，到了一個陌生的環境又沒有親人陪伴，感覺很無助，造成一定的情緒波動，需要一定的心理安慰。 3.1.3 手術室內對噪音也是引起病人焦慮或抑郁的一個重要因素之一,手術室噪間8h允許的最高水平是90db。
表1 手前病人焦慮情況（例，%）
表2 手術前病人抑郁情況 （例, %）
表3 A組與B組焦慮和抑郁情況的比較（x+s）
3.2 音樂療法有助于手術病人焦慮和抑郁的緩解。音樂療法是科學且系統地運用音樂的特性，通過音樂的特質對人的影響，協助病人在疾病或殘障的治療過程中達到生理、心理、情緒的整合。并通過和諧的節奏，刺激身體神經、肌肉，使人產生愉快的情緒，使病人在疾病或醫療過程中身心改變的一種治療方式。讓病人在音樂聲中度過整個手術過程，通過實驗得出結論，即實驗組緩解病人焦慮和抑郁情緒優于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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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除自卑心理
適當、及時的鼓勵性評價能對學生起到導向和激勵作用。而要達到這一點，教師要善于為落后學生或學生學習中暫時落后的方面創造種種成功的機會。通過教學評價，讓學生發現和發展自己的閃光點。教師在評價時可以運用“低起點、小臺階”的方法，為他們發展興趣愛好、發揮特長、取得成功提供機會。在爭取成功的過程中失敗是不可避免的，這也要求實施鼓勵性評價，幫助學生看到成功之處，認清自己的力量，找到失敗的教訓，要信任和鼓勵學生滿懷信心去爭取成功。筆者曾接到一個差班，該班初一時的語文教師年老多病，無法正常教學，作為該班語文教師的我，從激勵學生語文學習的需要著手，主動地關心后進生，不時地對他們細小的進步表示贊賞，在全體同學面前重新樹立他們的形象，讓他們體驗到集體的溫暖和老師、同學們對自己的期待。在他們再次失利的時候，告訴他們“耕耘多，收獲少”的現象亦經常出現的道理，并及時伸出援助之手。科學的道理，激情的話語，不斷的贊賞，真誠的相幫，填平了他們心中的缺欠，點燃了他們的希望之火，激起了他們學習語文的欲望。這時候，我因勢利導，趁熱打鐵，讓他們完成《語文與生活》《學習語文的苦與樂》等作文練習，讓他們明白生活中離不開語文，生活中又處處可以學到語文，而要享受學習語文的快慰，必須付出艱辛的勞動等道理，進而樹立起為了更好地從事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排除一切困難，學好語文的決心。
二、激發自信心
在平時的語文學習中，同學們所關注的焦點往往是那些少數的優等生。而學習水平一般或是不太好的同學往往很難看到自己的長處與進步。如果能夠引導他們以“我”比“我”，從縱向比較中，他們將看到自己的成績與進步，從而激發他們的自信心，增強前進的動力。對學生在原有基礎上的每一點進步，或對某些長處有所發展的學生都給予鼓勵。如：課文朗讀正確、流利，體會作者感情準確到位，遣詞造句新穎獨特，作業書寫工整漂亮等等都給予表揚和鼓勵。同時，也可以通過填寫隨堂記錄卡的方式進行評價。如：“你今天有什么收獲？”如果有，學生就可以在這欄后面畫上一個笑臉的符號。使學生很清楚地看到自己在學習上的進步，不斷地由小成功積為大成功，有利于消除學生的自卑感，增強信心，激發內在的學習主動性。
三、克服自滿情緒
初中語文新課程標準學習目標是以學生的語言技能、語言知識、情感態度、學習策略和文化意識的發展為基礎，培養學生的綜合語言運用能力。在評價體系上也就更注重情感、態度和價值觀上的評價。重視學習過程中的激勵性評價，不僅有利于改善課堂上的學習氛圍，而且有利于學生認識自我，樹立自信心。
1.評價學生學習活動。教學評價必須與學科教育目標和教學活動緊密結合，因為這些內容是培養目標的一部分，是必須關注的，同時它們也是學科教育教學活動的有機組成部分。激勵性的“全程式”評價，可將教學活動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啟動階段。在創設的各種教學情境中，讓學生充分感知、體驗實踐、參與合作。二是運用創新。不僅包括語言知識和語言技能的評價，還包括情感、態度、價值觀與學習策略的評價。對學生評價的內容除了語言技能之外，還有學生是否團結、是否互助、分工是否有條理，都是對學生進行的一次激勵發展的評價。三是終結階段。一堂課的終結階段主要是作業評價階段。教師一定要把握好作業的難易尺度，著重檢測學生的綜合語言技能和語言應用能力，注重發揮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并把它作為衡量好差的一個重要標準，學生的主體地位才能得到落實，創造意識才能得以增強。
關鍵詞 外顯自尊 內隱自尊 無法忍受不確定性 社交焦慮
分類號 13842
1.問題提出
自尊是個體對自我價值和自我接納的情感體驗。內隱社會認知將自尊區分為外顯自尊和內隱自尊，外顯自尊是個體對自己的意識性的、推理性的評價，內隱自尊是個體對自我相關線索的自動化的情感反應，這一過程不受個體的意識性監控。外顯自尊和內隱自尊是兩種分離的心理結構，且外顯自尊和內隱自尊的分離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外顯自尊與青少年人際適應關系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研究發現，外顯自尊越高者人際適應能力越強，低外顯自尊往往會導致攻擊行為、社交焦慮、飲食障礙等人際適應不良。但是，近年來研究也發現，有些高外顯自尊者也會表現出憤怒、敵意甚至是攻擊，這些人往往具有較低的內隱自尊。內隱自尊對社會適應沒有直接影響，但是，內隱自尊水平調節著外顯自尊與社會適應的關系。例如，內隱自尊與外顯自尊的交互作用影響著個體的抑郁和幸福感，并緩沖當前壓力和累積壓力對個體心理健康的消極作用。在高水平外顯自尊個體中，內隱自尊水平越高，其體驗到的抑郁越低，而幸福感越高。進一步研究則揭示，內隱自尊對外顯自尊與抑郁關系的調節作用是通過迷思、自我概念的清晰性等中介變量實現的。
不確定性是當對未來事件缺乏必要信息時個體力圖避免的厭惡狀態。對個體來說，未來在大多數時候都是不確定的，但是，如果對這種情境不確定性表現出持續性的無法忍受，無疑對個體的心理和社會適應帶來不利影響。無法忍受不確定性（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是個體對不確定未來情境的一系列的消極認知、情緒和行為反應傾向。無法忍受不確定性這一認知偏差影響著個體對未來不確定情境的感知、解釋和反應方式，使個體傾向于認為未來的情境是消極的，并以相對穩定的消極方式來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情境，不管該情境的結果到底是積極還是消極的，以及結果發生的可能性有多大。無法忍受不確定性主要涉及個體對未來事件的消極預期，因此，它影響著個體憂慮的習得和維持，并被認為是廣泛性焦慮障礙的主導因素。與正常個體及其它焦慮癥患者相比，廣泛性焦慮癥患者擁有較高的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研究者甚至將無法忍受不確定性作為區分廣泛性焦慮癥與恐懼癥及其它焦慮障礙的重要指標。外顯自尊影響著無法忍受不確定性，高外顯自尊者表現出較低的無法忍受不確定性，同時，較低的無法忍受不確定性又表現出較高的社交焦慮。因此，無法忍受不確定性可能是低外顯自尊者表現出較高社交焦慮的中介變量，但內隱自尊是否調節著個體對不確定性的忍受度，從而降低社交焦慮，目前研究者尚未涉及。
本研究試圖探討外顯自尊、內隱自尊、無法忍受不確定性與社交焦慮的關系，為社交焦慮的形成和維持機制提供新的理論視角，為教育和相關行政部門制定大學生心理健康的干預措施，提供直接的策略參考。
2.研究方法
2.1被試
采用方便取樣的方法，選取某大學本科生200名作為被試，最后獲得有效數據191份，其中男生63名，女生128名，年齡18～23歲，平均（20.990±0.95）歲。
2.2研究工具
2.2.1外顯自尊量表 采用Rosenberg編制的自尊量表，該量表由10個條目組成，分四級評分，總分范圍為10-40分。在本研究中，其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741。
2.2.2無法忍受不確定性量表（1US）
采用Freeston等（1994）編制，Dugas等（2002）修訂的英文版無法忍受不確定性量表，該量表共27個項目，采用Likert五級計分。筆者對該量表進行了修訂，修訂后的量表包括18個項目，四個因子，這與Ius英文版基本一致。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表明修訂后的量表具有較好的結構效度（X=660.645，X/df=2.686，NFI=0.806，NNFI=0.817，CFI=0.837，RMSEA=0.071），同時，該量表具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系性（a=0.889）和重測信度（a=0.687）。
2.2.3社交回避及苦惱量表（SADS） 采用Watson&Friend（1969）編制的社交回避及苦惱量表，該量表包含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惱兩個因子，共28個項目。在本研究中采用Likert五級計分，其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23。
2.2.4內隱自尊測量 采用Inquist2.0編制內隱自尊測量程序，采用個別施測的方式，程序自動記錄被試每一次反應的正誤及反應時間。程序中表示自我的詞有：俺、俺的、自己、自己的、自個、自個的、我、我的、本人、本人的；表示他人的詞有：他、他的、別人、別人的、人家、人家的、外人、外人的、他人、他人的；表示積極的詞有：誠實、自豪、可愛、伶俐、高貴、高尚、聰明、漂亮、成功、強壯；表示消極的詞有：罪惡、卑鄙、無能、愚蠢、失敗、討厭、笨拙、可恨、陳腐、丑陋。
2.3數據處理
采用SPSS13.0統計軟件包對收集到的數據進行錄入及統計處理。
3.結果與分析
3.1描述統計分析和相關分析
研究探討了外顯自尊、內隱自尊、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社交焦慮的關系。分析結果見表1。
由表1可知，外顯自尊與內隱自尊相關不顯著；外顯自尊與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社交焦慮呈顯著負相關；內隱自尊與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社交焦慮相關不顯著；無法忍受不確定性與社交焦慮呈顯著正相關。
3.2外顯自尊、內隱自尊與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的關系分析
研究探討了外顯自尊、內隱自尊與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的關系。分析結果見表2。
由表2可知，外顯自尊對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的預測作用顯著，內隱自尊對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的預測作用不顯著，外顯自尊與內隱自尊的交互作用對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的預測作用顯著。簡單斜率檢驗表明，高內隱自尊者的外顯自尊與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相關不顯著（B=-0.109，t=-1.258，p=0.210，低內隱自尊者的外顯自尊與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相關顯著（B=-0.526，t=-5.517，p=0.000）。圖1直觀地描述了內隱自尊在外顯自尊與無法忍受不確定性關系中發揮的調節作用。
3.3外顯自尊、內隱自尊、無法忍受不確定性與社交焦慮的關系分析
研究探討了外顯自尊與社交焦慮關系中內隱自尊的調節作用和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的中介作用。中介調節作用分析采用Preacher等（2007）編寫的SPSS Macro來進行統計分析，分析結果見表3。
由表3可知，外顯自尊×內隱自尊對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的預測作用顯著，表明內隱自尊調節著外顯自尊與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的關系。當無法忍受不確定性進入回歸方程時，外顯自尊×內隱自尊對社交焦慮的預測作用不顯著，而無法忍受不確定性對社交焦慮的預測作用顯著。這表明，外顯自尊×內隱自尊對社交焦慮的預測作用是通過無法忍受不確定性這一中介變量實現的。
4.討論
研究發現，外顯自尊與內隱自尊相關不顯著，外顯自尊影響著無法忍受不確定性，內隱自尊對無法忍受不確定性沒有直接影響，這進一步驗證了外顯自尊與內隱自尊是兩個相對獨立的心理結構。外顯自尊影響著個體的信息感知、解釋和提取過程。低外顯自尊者表現出對消極信息的注意偏差，對消極反饋表現出更為強烈的生理反應，對失敗的消極意義過于概括化，其自我價值感容易受到外部事件的影響，即使在觀察者看來這些事件與他們的自我價值感毫無關聯。對于模棱兩可的信息，低外顯自尊者傾向于拒絕或者否認以維系對現實的可控感。這種對未來的過度關注導致的恐懼使得低外顯自尊者表現出無法忍受未來的不確定性。同時，研究發現，外顯自尊與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的關系受到內隱自尊的調節。濾波器假設認為，內隱自尊具有濾波作用，較之低內隱自尊者，高內隱自尊者在應對壓力或威脅情境時能夠更多地過濾負面效應。內隱自尊較高的個體面對失敗情境時，表現出較少的消極反應，而具有更大的承受力。因此，內隱自尊的高低影響著外顯自尊與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的關系。
研究發現，無法忍受不確定性影響著個體的社交焦慮。現實生活中個體大都渴求安全感，能夠控制外部的生活情境及其相應結果，因此，不確定性會增強個體的信息加工傾向。不確定性增強假說認為，不確定性能提升個體對外部事件的注意并賦予其更多的情緒色彩，導致不確定性事件具有較高的可接近性。對于消極事件來說，不確定性增強了人們對消極事件的情感反應，并使消極事件的情緒色彩變得更為消極。個體在忍受不確定性的程度方面表現出個體差異，這一差異影響著個體的信息加工傾向。高無法忍受不確定性者傾向于將外部情境的不確定或者模糊性視為壓力，認為無法預料的事件是消極而且需要回避的，甚至情愿外部情境是消極的，也不愿意面對結果的不確定性；并對消極事件的發生存在著不可接受的過度反應傾向，盡管該消極事件發生的可能性非常小。高無法忍受不確定性者認為自己缺乏必要的應對資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有效應對威脅性情境，這激發了他們生理上的不適感和消極情緒，降低了其采取行動進行決策和解決問題的意愿。在不知道確切結果的情況下不能有效加以應對，這直接導致高無法忍受不確定性者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過度焦慮傾向。社交焦慮是指個體被暴露在可能被他人審視的社交情境下所產生的顯著的和持續的恐懼狀態。Cattell（1961）認為，社交焦慮通常發生于一個人的公眾形象受到威脅的情境中。而在這樣的情境中，不確定性、模棱兩可性和不可預測性是其主要特征。因此，無法忍受不確定性較高的個體在這種情境中更可能體驗到恐懼和焦慮，表現出回避行為。研究發現，外顯自尊對社交焦慮具有較強的預測作用，而內隱自尊對社交焦慮沒有直接影響，這與前人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但是內隱自尊可以通過調節外顯自尊對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產生影響，間接地影響社交焦慮。即外顯自尊×內隱自尊對社交焦慮的預測效應是通過無法忍受不確定性這一中介變量實現的。
5.結論
[中圖分類號] R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4062（2017）04（b）-0158-02
糖尿病在臨床中屬于極為常見的一種慢性疾病，具有終身性特點[1]。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飲食習慣的改變使得糖尿病的發病率逐年呈上升趨勢[2]。糖尿病的病情長期發展下去極易引發多個系統器官的并發癥，進而使得患者的功能障礙甚至衰竭，屬于患者致殘以及死亡的主要原因。受疾病影響，糖尿病患者易出現焦慮、抑郁等負面心理狀態，甚至合并房顫等因素，誘發心律失常，患者的主要表現為快速心律失常[3]。該次研究中，為降低快速心律失常的發生頻率，特抽取2014年11月―2016年11月該院收治的140例糖尿病患者作為研究對象。主要觀察心理護理以及健康教育對其快速心律失常發作頻率的影響，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將2014年11月―2016年11月期間在該院進行治療的140例糖尿病患者作為該次研究對象。通過抽簽的方法，將所有患者分為兩組，其中觀察組和常規組分別占70例。觀察組當中包括男性患者45例，女性患者25例；年齡為40～78歲，平均年齡為（55.67±10.58）歲；其中I型糖尿病患者占1例，2型糖尿病患者占69例；病程為3～15年，平均病程為（10.64±2.57）年。在常規組中，男性患者43例，女性患者27例；年齡為40～76歲，平均年齡為（55.45±10.32）歲；其中I型糖尿病患者占2例，2型糖尿病患者占68例；病程為3～16年，平均病程為（10.87±2.84）年。觀察組和常規組患者的性別、年齡以及病程對資料對比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可進行科學性分析。
1.2 方法
常規組糖尿病患者僅接受常規護理方案，觀察組患者在常規護理基礎上，輔以心理護理和健康教育干預。相關護理內容包括對患者進行入院教育，給予存在焦慮、情緒起伏大以及內疚不安等患者給予針對性的心理護理。
1.3 觀察指標、判定標準
1.3.1 觀察指標 將兩組糖尿病患者護理前后的心理狀態（SAS、SDS）評分、快速心律失常發作頻率以及對糖尿病知識的掌握程度進行對比分析。
1.3.2 判定標準 患者糖尿病知識的掌握程度進行評價總分為100分，優：>90分；良：80～90分；中：60～80分；差：
1.4 統計方法
以上兩組患者的數據采用SPSS 20.0統計學軟件行核對，心理狀態（SAS、SDS）評分、快速心律失常發作頻率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進行t檢驗；對糖尿病知識的掌握程度用“[n（%）]”表示，進行χ2檢驗。P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護理前后的SAS、SDS評分比較
兩組患者的焦慮、抑郁狀態護理前對比均無統計學意義；經過護理后，兩組患者的SAS、SDS評分均較之前有所改善，且觀察組優于常規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2 兩組患者護理前后的快速心律失常發作頻率
觀察組患者快速心律失常發作頻率相較于護理前以及常規組，顯著更少，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3 對比兩組患者糖尿病知識的掌握程度
觀察組患者對糖尿病知識的掌握的優良率為97.14%，明顯高于常規組（87.14%），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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