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09 10:53:02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勞動力市場狀況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89個城市分布在全國各大區域，擁有市區人口1.24億人，占全國地級以上城市市區人口的48%；擁有市區從業人員（含城鎮個體勞動者）近5391萬人，約占全國地級以上城市市區從業人員的55%.
與去年年底相比，從城市數量看，增加了27個城市；從人口規模看，占全國地級以上城市市區人口的比重上升了5個百分點，占全國地級以上城市市區從業人員的比重上升了7個百分點。覆蓋范圍進一步擴大。
總體而言，2002年全國89城市勞動力市場職業供求狀況主要表現出以下幾方面特征：
1.從全年總體狀況看，勞動力總量供大于求，求人倍率為0.79.分季度看，其求人倍率從2002年一季度的0.73升至四季度的0.89.
2.以第三產業為主體的產業需求格局基本穩定。
2002年監測城市第一、二、三產業需求人數所占比重依次為1.9%、27.2%和70.9%，以第三產業為主體的就業需求格局基本穩定。與2001年相比，第二產業的需求比重上升了1.6個百分點，而第三產業的需求在原比重較大的基礎上基本持平。
3.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制造業和社會服務業三大行業對勞動力的需求依然占據主體，制造業需求有較大增長。
2002年各行業對勞動力的需求集中在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制造業和社會服務業三大行業，其用人需求分別為32.4%、21.7%和19.8%，三者合計約占總需求近3/4.
與2001年相比，三大行業需求增長了7.9個百分點，其中制造業增長幅度最大，增長了4.2個百分點，其次是社會服務業，增長了2.3個百分點。
4.私營及個體企業和股份制企業的用人需求占據主體地位，兩者所占比重之和約為61.9%.
與2001年相比，私營及個體企業和股份制企業的用人需求比重增長了7.8個百分點；而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需求比重僅占12.6%，與2001年相比，下降了3.1個百分點。
分季度看，私營及個體經濟和股份制經濟用人需求的呈現上升態勢；而國有、集體企業的用人需求呈現出逐季下降的趨勢。
5.勞動力市場的供求主要集中在商業和服務業人員、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工兩大職業，兩大類職業的需求比重和求職比重分別是69.2%和59.1%.
從供求狀況對比來看，商業和服務業人員、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工和專業技術人員的供求關系相對緩和一些，其求人倍率分別為0.9、0.85和0.7.
6.在所有求職人員中，下崗失業人員所占比重為69.1%，是求職主體。
其中，就業轉失業人員占25.9%，新成長失業青年占20.1%，其他失業人員占12.5%，下崗職工占10.6%.其他類型的求職人員主要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占21.2%.
與2001年相比，求職人員中失業人員的比重增長了8.8個百分點。分季度看，求職人員中失業人員基本呈現上升趨勢，其中增長幅度較大的是就業轉失業人員和新成長失業青年，分別增長了7.5和6.7個百分點。
7.分文化程度看，對勞動力的需求與勞動力供給主要集中在高中文化程度。
從需求看，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占總體需求的41.9%，對大專以上文化程度求職者的需求比重為22.5%，對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需求比重為35.7%；從求職看，高中文化程度的勞動力是勞動力市場的求職主體，占全部求職者的45.2%，大專以上學歷者占了總求職者的28.6%；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求職者比重為26.2%.求職人員文化結構和用人單位的需求結構基本一致。
從供求狀況對比看，除碩士以上文化程度勞動者以外，各文化層次的勞動者均處于求職人數大于需求人數的狀態。具體而言，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求人倍率是0.86；高中文化程度的求人倍率是0.81；大專文化程度的求人倍率是0.67；大學文化程度的求人倍率是 0.77；碩士以上文化程度的求人倍率是1.26.
8. 從技術等級看，對勞動力的需求與勞動力供給主要集中在職業資格五級、職業資格四級和初級專業技術職務、中級專業技術職務。
89個城市分布在全國各大區域，擁有市區人口1.24億人，占全國地級以上城市市區人口的48%；擁有市區從業人員（含城鎮個體勞動者）近5391萬人，約占全國地級以上城市市區從業人員的55%.
總體而言，2003年一季度全國89城市勞動力市場職業供求狀況主要表現出以下幾方面特征：
1.從總體情況看，勞動力總量供大于求，求人倍率為0.86.與上季度相比，下降了0.03；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0.13.下圖顯示了2001年一季度至2003年一季度全國勞動力市場職業供求狀況變化情況。
2.第三產業依然是勞動力市場需求主體，但與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略有下降，第二產業需求比重略有上升。
一季度89個城市第一、二、三產業需求人數所占比重依次為2.0%、30.2%和67.8%，以第三產業為主體的產業需求結構相對穩定。
與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第三產業的需求比重分別下降了4.7和2.7個百分點；第二產業的需求比重則分別上升了4.4和2.2個百分點。
3. 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制造業和社會服務業三大行業 占據勞動力市場需求主體地位，制造業需求保持增長勢頭。
從行業需求看，75.5%的用人需求集中在批發零售貿易 餐飲業、制造業和社會服務業三大行業，其用人需求分別為 33.1%、24.7%和17.7%.
與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制造業分別上升了4.0和2.1個百分點；而社會服務業則分別下降了4.2和0.6個百分點。
4.私營及個體企業和股份制企業的用人需求占據主體地位，私營及個體企業用人需求繼續保持增長態勢。
企業用人占主體地位，所占比重達93.1%，其中，私營及個體企業和股份制企業的用人需求占多數，兩者所占比重之和約為66.7%.而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需求比重僅占10.7%.
與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私營及個體企業的增長幅度 較大，分別增長了2.1和5.8個百分點；而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需求比重合計則分別下降了1.1和4.1個百分點。
5.勞動力市場的供求主要集中在商業和服務業人員、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工兩大職業，兩大類職業的需求比重和求職比重分別是70.8%和63.2%.
從供求狀況對比來看，商業和服務業人員、農林牧漁水利生產人員、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工和專業技術人員的供求關系相對緩和一些，其求人倍率分別為0.95、0.91、0.9和0.83.
6. 在所有求職人員中，下崗失業人員所占比重高達68.1%，是求職主體。 其中就業轉失業人員占26.9%，新成長失業青年占19.6%，其他失業人員占12.5%；下崗職工占9.1%.其他人員（主要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占22%.
與上季度相比，失業人員的比重略有下降，下降了2.2個百分點；下崗職工的比重下降了2.1個百分點；而其他人員（主要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則上升了3.9個百分點，上升幅度較大。
與去年同期相比，失業人員比重有所上升，增長了3個百分點；下崗職工的比重下降了0.9個百分點；其他人員（主要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則下降了2.0個百分點。
7.分文化程度看，高中文化程度的勞動力既是單位用人需求的主體，又是求職者主體。求職人員文化結構和用人需求結構基本一致。
從單位用人需求看，87%的用人單位對求職者文化程度有要求。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占總體需求的39.5%；從求職者看，高中文化程度的勞動力是勞動力市場的求職主體，占全部求職者的47.5%.求職人員文化結構和用人需求結構基本一致。
從供求狀況對比看，除碩士以上文化程度的勞動者求人倍率大于1外，其余均處于求職人數大于需求人數的狀態，求人倍率小于1.求人倍率較高的是碩士以上和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其求人倍率分別為1.58和0.94，其余文化程度高中、大專、大學的求人倍率分別為0.83、0.8和0.83.
8.分技術等級，用人需求和求職者群體主要集中在職業資格五級、職業資格四級和初級專業技術職務、中級專業技術職務。求職人員的技術等級構成與用人需求的技術等級結構基本一致。
事實證明，勞動力市場建設和發展滯后已經成為市場經濟體制健全和完善的制約因素，直接影響到勞動就業這一重大經濟社會問題的有效解決，因此，采取必要的有針對性的措施，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已經日益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
1.解決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充分發揮勞動力市場信息功能的需要。要解決摩擦性失業的難題，就必須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特別是強化勞動力市場的信息收集、整理和傳遞功能，盡可能使不同市場主體對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差異性相對縮小，從而逐步消除信息不對稱產生和存在的基礎，為實現充分就業創造必要的信息條件。
2.提高勞動力的流動幅度，擴大異地就業的需要。勞動力市場建設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勞動力流動總量的增加和頻率的加快，個人的職業流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勞動力市場化程度的影響。在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下，基本沒有勞動力市場，國家通過高度統一的工資和社會保障制度以及戶籍管理等行政手段，對勞動力在不同工作單位和經濟部門之間的流動加以嚴格控制，勞動力的流動率是很低的。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勞動就業制度的改革和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加快，我國的勞動力流動率有所上升，但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據中國社科院“中國城鎮勞動力流動”課題組的調查，在北京、無錫、珠海三城市，勞動者的職業生涯中，從未改變過工作單位的個人比例仍較高，達30%以上。這一比例與日本橫濱1970年的比例（34.9%）大致相同，高于美國底特律1970年的比例（13.9%）。這種狀況充分說明我國勞動力的流動程度是比較低的，已經嚴重阻礙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建設和發展，影響我國勞動力市場與國際接軌，也不利于我國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的有效解決。因此，進一步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提高勞動力的流動幅度（即勞動力流動的頻率與跨度）已經具有明顯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3.緩解摩擦性失業的社會壓力，實現充分就業的需要。摩擦性失業幾乎在所有國家的勞動力市場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不過在我國問題尤為嚴重，表現為一定時期內某地某種勞動力嚴重短缺，而另一地此種勞動力卻大量過剩，處于失業狀態。這種由信息不對稱等原因形成的摩擦性失業從根本上說是在勞動力總供求基本均衡狀態下的失業，其解決路徑主要是勞動力市場的健全和完善，特別是勞動力市場信息的完備和對稱。而后一方面問題已越來越成為摩擦性失業問題得以緩解的制約因素，有必要作為我國政府當前一個十分重要的戰略性問題加以解決。
4.進一步提高就業彈性，遏制我國勞動就業與經濟增長的非對稱性趨勢的需要。所謂就業彈性是指就業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率。其計算公式是：就業彈性系數=就業增長率÷經濟增長率。在正常情況下，就業彈性應在0—1之間。一般地說，就一國長期總量生產函數而言，就業增長與經濟增長成正相關。但在我國，由于經濟轉型和就業體制改革的影響，就業和經濟增長出現了明顯的非一致性。一方面經濟持續保持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就業增長率卻逐步下降，失業人員逐年增多，2003年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達4.3%，1991—1997年間，我國就業彈性系數保持在0.08—0.17之間，明顯偏低。2002年的就業彈性系數比1996年又下降了0.02個百分點。要遏制勞動就業方面這種非正常狀況，除了政府采取有力的宏觀調控措施加以調節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以市場化的調節機制協調就業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二、勞動力市場建設的路徑
盡快改變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不健全、不完善、不統一的“三不”狀況，使勞動力市場成為解決勞動就業問題的健康有效的平臺，并做到與國際勞動力市場接軌，已經成為我國的一個十分緊迫的戰略任務。為此，有必要深入探討我國勞動力市場建設的有效路徑。
1.進一步從理論上給勞動力以科學的市場定位。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勞動力作為商品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為社會各界所公認。現在的問題是必須真正確立勞動力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允許其在市場上自由流動，從而實現優化配置，實現勞動力的“充分就業”，這是市場經濟客觀規律所決定的理論觀點。需要各級政府進一步解放思想，以積極的態度對待勞動力的流動，為勞動力的流動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克服勞動就業問題上的地方保護主義等各種行政壁壘，正視并解決勞動力自由流動可能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從而為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創造寬松的社會環境。
2.對勞動力市場的科學定位。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市場和其他要素市場一樣，是完整的市場體系的一個局部，是市場體系鏈條上的一個重要環節，勞動力市場的健全和完善與否反映一個國家的市場體系是否健全，也是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同時，勞動力市場還不同于其他要素市場，因為勞動力市場的交易對象是勞動力，而勞動力的載體是人，所以，勞動力市場是特殊的具有決定意義的要素市場。同時，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建設和發展的狀況離WTO的要求還有較大距離，一些西方國家至今還不承認我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因此,我們必須特別重視勞動力市場的建設和發展，把培育和發展勞動力市場作為健全和完善市場體系的重中之重，抓緊抓實抓好，并盡快解決勞動力市場發展滯后所導致的一系列問題。
3.勞動力市場建設的目標定位。首先，勞動力市場建設的最終目標是建立起健全的、全國統一的，運行有效的勞動力市場，作為勞動力資源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的平臺；其次，通過勞動力市場建設和完善，使勞動力與就業崗位的匹配得以比較順利地進行，使困擾宏觀經濟發展的失業特別是摩擦性失業問題得以有效緩解，從而減輕勞動就業方面的社會壓力；再次，通過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實行政府公共服務以及宏觀調控職能與市場化的就業機制相結合，實施“就業型經濟增長”戰略，克服“增長型失業”，改變我國當前就業彈性偏低的狀況。
4.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具體措施。我國勞動力市場建設除了解決好上述幾方面的目標定位問題外，還必須努力抓好一系列迫切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首先是加強勞動力市場方面的法律法規建設，規范勞動力市場運作與管理。再次是勞動力市場載體建設。勞動力市場的載體主要是各種職業中介機構，例如職業介紹所等。其建設是勞動力市場建設的主要任務。具體地說，一是明確制，即職介所充分發揮橋梁作用，溝通供求信息，協調供求關系，代表勞動力市場供求雙方進行誠信高效的招聘或求職；二是強化勞動力市場的檔案管理，對滯留在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檔案進行科學的分類處理，并進入勞動力市場信息庫，實行嚴格的管理和及時的更新；三是對滯留在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進行必要的就業培訓，根據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狀況，有針對性地進行職業技能方面的培訓，為勞動力順利實現就業或再就業創造條件；四是對職介所的經營行為進行規范化管理，嚴禁信息欺詐、違規收費等違法違規行為的發生；五是加快勞動力市場體系建設。在各地方、各行業、各部門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基礎上，強化其相互之間的有機聯系，實行資源共享和互補，形成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網絡；最后是培育真正的、成熟的市場主體。勞動力市場的主體是勞動力的供給方和需求方，具體地說就是用人單位和勞動力的載體—勞動者。其中政府是勞動力市場特殊的主體。這是因為，從嚴格意義上講，政府機關用人也要通過勞動力市場進行招聘，也是勞動力的需求方之一，但同時政府又是獨立于市場之外、凌駕于市場之上的國家機器，代表國家行使對勞動力市場進行監督管理和宏觀調控的職能。所以，政府應建立必要的績效評價機制和行為約束機制，以保證其管理和調控職能的公正和高效，從而推動我國勞動力市場不斷走向健全和完善。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失業；就業彈性
一、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必要性
事實證明，勞動力市場建設和發展滯后已經成為市場經濟體制健全和完善的制約因素，直接影響到勞動就業這一重大經濟社會問題的有效解決，因此，采取必要的有針對性的措施，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已經日益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
1.解決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充分發揮勞動力市場信息功能的需要。要解決摩擦性失業的難題，就必須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特別是強化勞動力市場的信息收集、整理和傳遞功能，盡可能使不同市場主體對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差異性相對縮小，從而逐步消除信息不對稱產生和存在的基礎，為實現充分就業創造必要的信息條件。
2.提高勞動力的流動幅度，擴大異地就業的需要。勞動力市場建設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勞動力流動總量的增加和頻率的加快，個人的職業流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勞動力市場化程度的影響。在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下，基本沒有勞動力市場，國家通過高度統一的工資和社會保障制度以及戶籍管理等行政手段，對勞動力在不同工作單位和經濟部門之間的流動加以嚴格控制，勞動力的流動率是很低的。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勞動就業制度的改革和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加快，我國的勞動力流動率有所上升，但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據中國社科院“中國城鎮勞動力流動”課題組的調查，在北京、無錫、珠海三城市，勞動者的職業生涯中，從未改變過工作單位的個人比例仍較高，達30%以上。這一比例與日本橫濱1970年的比例（34.9%）大致相同，高于美國底特律1970年的比例（13.9%）。這種狀況充分說明我國勞動力的流動程度是比較低的，已經嚴重阻礙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建設和發展，影響我國勞動力市場與國際接軌，也不利于我國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的有效解決。因此，進一步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提高勞動力的流動幅度（即勞動力流動的頻率與跨度）已經具有明顯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3.緩解摩擦性失業的社會壓力，實現充分就業的需要。摩擦性失業幾乎在所有國家的勞動力市場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不過在我國問題尤為嚴重，表現為一定時期內某地某種勞動力嚴重短缺，而另一地此種勞動力卻大量過剩，處于失業狀態。這種由信息不對稱等原因形成的摩擦性失業從根本上說是在勞動力總供求基本均衡狀態下的失業，其解決路徑主要是勞動力市場的健全和完善，特別是勞動力市場信息的完備和對稱。而后一方面問題已越來越成為摩擦性失業問題得以緩解的制約因素，有必要作為我國政府當前一個十分重要的戰略性問題加以解決。
4.進一步提高就業彈性，遏制我國勞動就業與經濟增長的非對稱性趨勢的需要。所謂就業彈性是指就業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率。其計算公式是：就業彈性系數=就業增長率÷經濟增長率。在正常情況下，就業彈性應在0—1之間。一般地說，就一國長期總量生產函數而言，就業增長與經濟增長成正相關。但在我國，由于經濟轉型和就業體制改革的影響，就業和經濟增長出現了明顯的非一致性。一方面經濟持續保持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就業增長率卻逐步下降，失業人員逐年增多，2003年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達4.3%，1991—1997年間，我國就業彈性系數保持在0.08—0.17之間，明顯偏低。2002年的就業彈性系數比1996年又下降了0.02個百分點。要遏制勞動就業方面這種非正常狀況，除了政府采取有力的宏觀調控措施加以調節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以市場化的調節機制協調就業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二、勞動力市場建設的路徑
盡快改變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不健全、不完善、不統一的“三不”狀況，使勞動力市場成為解決勞動就業問題的健康有效的平臺，并做到與國際勞動力市場接軌，已經成為我國的一個十分緊迫的戰略任務。為此，有必要深入探討我國勞動力市場建設的有效路徑。
1.進一步從理論上給勞動力以科學的市場定位。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勞動力作為商品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為社會各界所公認。現在的問題是必須真正確立勞動力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允許其在市場上自由流動，從而實現優化配置，實現勞動力的“充分就業”，這是市場經濟客觀規律所決定的理論觀點。需要各級政府進一步解放思想，以積極的態度對待勞動力的流動，為勞動力的流動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克服勞動就業問題上的地方保護主義等各種行政壁壘，正視并解決勞動力自由流動可能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從而為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創造寬松的社會環境。2.對勞動力市場的科學定位。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市場和其他要素市場一樣，是完整的市場體系的一個局部，是市場體系鏈條上的一個重要環節，勞動力市場的健全和完善與否反映一個國家的市場體系是否健全，也是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同時，勞動力市場還不同于其他要素市場，因為勞動力市場的交易對象是勞動力，而勞動力的載體是人，所以，勞動力市場是特殊的具有決定意義的要素市場。同時，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建設和發展的狀況離WTO的要求還有較大距離，一些西方國家至今還不承認我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因此,我們必須特別重視勞動力市場的建設和發展，把培育和發展勞動力市場作為健全和完善市場體系的重中之重，抓緊抓實抓好，并盡快解決勞動力市場發展滯后所導致的一系列問題。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影響因素；勞動力流動；勞動力市場分割
中圖分類號：F2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6-0-01
我國勞動力市場發展目前雖然取得了長足進步，但仍處于初級形態，還存在諸多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本文將結合已有研究，著力以勞動力流動與市場分割為視角，進一步總結分析此視角下完善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因素。由于人口經濟增長的不平衡、技術發展、產業結構變動及城鄉差距導致的勞動力結構性剩余或短缺等，使勞動力市場分割與勞動力流動在我國對勞動力市場的完善健全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因此，探討勞動力流動選擇與勞動力市場分割機制這一影響勞動力市場完善的重要機制尤為重要。
一、勞動力流動選擇
勞動力流動作為勞動力市場存在的普遍現實狀況，是調節行業、地區間勞動力供求關系的重要形式。當勞動力市場處于完全競爭的狀態下，正是勞動力的持續流動，使得勞動力市場趨于均衡。不過通過實踐與研究表明，現實中由于非市場性因素的存在，勞動力流動一般難達到市場均衡。一些學者也在此基礎上對我國勞動力市場上的勞動力流動做了深入研究。
1.戶籍制度
“勞動力市場的制度障礙阻礙勞動力的充分流動，關鍵體現在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上。”①戶籍制度與一系列政策相聯系，如就業政策、社會保障政策等，外來的勞動力（尤其是農民工）在行業進入、工資報酬、社會保障等方面，或多或少受到與本地居民不同的待遇，增加了這些外來勞動力的流動成本。眾多學者也從戶籍制度研究了影響我國勞動力市場完善的因素。
杜鑫（2011）等人曾總結我國城市勞動力市場包括四類不同戶籍特征的勞動力群體：本地非農業戶籍、本地農業戶籍、外地非農業戶籍和外地農業戶籍勞動力。其調查數據分析發現，在上述四種戶籍特征的勞動適齡人口中，就業率和勞動參與率逐次上升，而失業率則逐次下降。可見，戶籍特征對勞動適齡人口在勞動市場上的就業狀態具有顯著影響。李駿、顧燕峰（2011）則直接指出，與城市非農業戶籍相比，包括本市農業戶籍、外地農業戶籍、外地非農業戶籍等在內的其它戶籍特征都易于使勞動適齡人口處于失業和退出勞動力市場狀態，戶籍身份的差異確實對勞動適齡人口的勞動力市場狀態產生了顯著影響。“戶籍制度更體現了社會地位存在嚴重的身份歧視。”②
2.產業結構演變
部分學者從產業結構的演變解釋了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出現了產業結構流動的矛盾與問題。姚先國、張俊森（2006）等人研究了全國和六省市的產業結構變遷規律，勞動力產業間流動的主要問題集中在工農兩大產業之間，中西部與沿海城市差距較大。從總的就業流動調整思路來看，產業結構變動仍是影響就業流動變遷的最終因素，因而仍需要堅持以產業結構調整為主線的核心方針。
另外，部分學者也采取不同分析方法研究了流動性問題。例如楊云彥、陳金永（2007）運用結構分析方法，提出基本假說：外來勞動力和本地勞動力的收入決定存在明顯的分層，戶口登記狀況和單位性質等對勞動力的收入（工資）有著顯著的影響。這種分層對城市勞動力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護作用，同時也意味著外來勞動力將隨勞動力市場的愈漸開放，對本地勞動力就業產生競爭與替代效應。
二、勞動力市場分割
在我國四五十年代，有關勞動力市場的一整套理論、方法和政策選擇基本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之上，至60年代，這一傳統受到了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挑戰。如何看待我國在轉型時期下勞動力市場分割或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特點是什么？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理論對此做了分析。
第一，以蔡（2005）為代表的學者關注的是中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問題，他們以劉易斯（1954）的二元經濟模型為基礎探討制度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主要觀點有：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地域分割影響要素配置效率，隨之產生的效率差異則是導致我國地區間收入差距擴大的深層原因；在改革之前，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態勢是政府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需要，改革以來則受到城市利益集團的施壓影響得以維持，其中戶籍制度就是關鍵所在。
第二，許多學者則直接從制度的視角來解釋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問題，賴德勝（2009）從制度變遷的角度研究了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演變，而李建民認為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既有古典性又具制度性，后者是形成勞動力市場多重分割的主要原因，聶盛（2004）用實證結果驗證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從所有制分割向行業分割演化。
第三，金一虹（2000）等學者則認為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原因除體制性原因，還有非體制性因素，如勞動者稟賦等差異。其指出可將勞動力市場分割為主要和次要勞動力市場，正規勞動力市場和非正規勞動力市場，即認為在沒有外力制度性的作用下，依市場自身運作也會產生的分割。目前中國的非正規勞動力市場具有巨大的潛在發展趨勢，其存在和發展對加強勞動力市場流動性和彈性，討論非正規勞動力市場的走向及發展條件有著非常現實的意義。
因此，結合各學者觀點，從勞動力流動與分割機制上思考，筆者認為，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是綜合了“內部―外部”勞動力市場形成和“城鄉二元經濟”特征的制度性分割。具體闡述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制度性特征，從勞動權利演化的角度研究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特殊的“城鄉二元性”也具有重要意義，實現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將是擺在政府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
注釋：
①蔣倩，孫兵：“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供求趨勢預測”，《經濟縱橫》，2011第5期。
②金成武：“城鎮勞動力市場上不同戶籍就業人口的收入差異”，《中國人口科學》，第4期。
參考文獻：
[1]李駿，顧燕峰.中國城市勞動力市場中的戶籍分層.社會學研究，2011（2）.
[2]張原.職業―產業結構與地區就業結構轉型.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7（7）.
[3]蔡，都陽.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勞動力市場制度.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9）.
[4]賴德勝.制度變遷下的勞動力市場分割.暨南大學，2009.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戶籍隔離管制；城鄉分割；制度性樊籬；城鄉統一市場；連鎖超市模式；湖南
培育發展勞動力市場，不僅是深化勞動就業制度改革，盡快形成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市場導向就業機制的需要，也是在社會轉型、體制轉軌的關鍵時期，優化勞動力資源配置，促進就業矛盾全面緩解的客觀要求。那么，作為中部農業大省的湖南，其勞動力市場發育的現狀如何？“十五”及今后一個時期，怎樣消除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不利影響，盡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并充分發揮城鄉統一市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呢？在此，筆者試為求解這一系列現實問題作一點實證分析與理性思考。
一、湖南勞動力市場發育現狀的實證分析
1995年以來，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
注：此文是湖南省社會科學成果評審委員會2001～2002年立項課題“‘十五’湖南城鄉就業問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之三（批準號：201076B ）
步完善，我省勞動力市場伴隨勞動力供需雙方選擇性的增強，體系已初步建立，機制正逐漸形成，市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已開始顯現。據資料介紹與實地調查，在各級政府勞動部門的精心規劃與政策引導下，我省以勞務輸出、職業介紹、就業培訓、技能開發和失業保險為主要內容的多元社會化勞動力市場服務網絡已基本形成，并在城鄉勞動力資源配置，以及促進勞動者就業競爭能力增強等方面已發揮出不可替代的作用。有資料表明，僅2001年全省縣以上勞動力市場服務機構，就已舉辦各種形式的勞動力供求見面洽談會2200多場次，有近10萬家用人單位，攜帶56.11萬個就業崗位，主動進入勞動力市場挑選勞動力；全年有87.03萬城鄉勞動者主動到勞動力市場尋找就業門路，其中企業下崗職工20.7萬人，城鎮失業人員26.09萬人，其余為農業剩余勞動力。各級各類勞動力市場服務機構發揮中介作用，已幫助近30萬有求職愿望的勞動者實現了就業再就業，其職業介紹成功率達34％。同時，全年勞動力市場服務機構為廣大求職者提供職業指導64萬多人次，為全省10多萬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員提供了就業培訓和轉業訓練，從而極大地活躍了全省勞動力市場，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全省就業壓力的有效緩解。
然而，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就整體而言，由于目前我省勞動力市場還處于初步發育階段，市場運作機制不夠健全，城鄉統一的市場體系還沒有真正形成。加之“城鄉戶籍隔離管制”制度剛性的負面影響，使全省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合理轉移，仍然受到種種“制度性壁壘”的阻礙，導致全省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在發育中還存在不少缺陷與不足，主要體現在：
——目前我省勞動力市場仍存在嚴重的城鄉分割問題。這里講的“城鄉分割”，不僅指勞動力交換場所在空間位置上的分割，而主要指勞動力市場在運作機制上的制度性城鄉分割，即城鎮勞動力和農村勞動力在市場交換中至今未建立起統一的游戲規則，因而二者在就業方式上仍然存在種種制度性壁壘。主要表現在：一是城鎮勞動者被用人單位吸收招用叫就業，一般相應地建立了比較穩定和規范的勞動關系，而農村勞動者被用人單位吸收招用叫“打工”，基本上未相應地建立起正規的勞動關系，更談不上享受養老、失業、醫療等項社會保險；二是各級政府勞動部門在統計失業率時，仍僅僅考慮了城鎮這一塊。也就是說，至今農村勞動力即使在勞動統計上的“國民待遇”也還未得到真正落實。這樣，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根本無法獲得勞動力市場服務機構為其提供的職業指導和就業培訓等項服務，而只能游離于城市勞動力市場之外，在體制的邊緣和狹縫中求職業、謀生存。
——勞動力市場體系的覆蓋半徑短小，市場組織形態的規模不經濟。由于未形成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加之公平競爭與非歧視等市場規則不完備，不僅導致勞動力供求信息的搜尋、處置成本及供求雙方相互選擇的機會成本過高，而且使城鄉分割的各類“小市場”彼此處于封閉半封閉狀況，造成各個被分割了的城鄉勞動力市場，其覆蓋半徑無法獲得應有的延伸和拓展。如此，不僅不利于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合理流動與有效轉移，而且使得社會勞動力資源的開發利用和企業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也基本上成了一句空話。
由此可見，目前我省勞動力市場確實存在運作機制扭曲和城鄉分割的嚴重問題，且導致這些問題的成因無外乎如下幾點：
其一，不夠規范的政府行為是造成市場機制扭曲的一個直接原因。近年來，我省的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特別是去年省政府鼓勵非公有制經濟投資若干政策規定（30條）出臺以來，我省民營經濟發展的步伐進一步加快，不僅支撐了全省經濟的快速增長，而且非公有制經濟對全省就業增長的貢獻率已達到70％以上。在這一發展進程中，非公有制企業從自身經濟利益出發，在效率原則驅使下，考慮到城市非技能型勞動力的價格（市場工資）往往高出農民工許多，且不如農民工吃苦耐勞，其管理難度相對較大的現實情況，更樂于招聘使用農民工。從而，導致城鎮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就業再就業的難度加大，并由此造成了經濟高增長與城鎮高失業并存的奇特現象。一些政府部門為扭轉這一格局，緩解城鎮失業壓力，又重新撿起了帶“歧視性”的行政手段，一邊清退農民工，并從政策上人為抬高農民工進入城鎮就業的“門檻”，一邊又大大提高企業使用農民工的收費標準，試圖通過經濟手段迫使非公有制企業“優先”聘用城鎮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這一系列消極的“反失業”舉措，其實質是因政府行為失范而帶來的一種針對農村勞動者的“就業歧視”政策，同時也是我國戶籍管理與就業制度改革的一種逆轉，既嚴重破壞了就業競爭的公平公正性，又導致我省就業機制出現新的扭曲。
其二，“城鄉戶籍隔離管制”的制度剛性及由此帶來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是導致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主因。近年來，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全省各地對農村勞動力流動與轉移的行政性控制雖有所松動，但由于制度剛性和路徑依賴的不利影響，一些地方政府對農村勞動力進城就業的行政性控制仍然存在時緊時松的問題。特別是傳統城鄉隔離的戶籍管理與有差別的城鄉福利保障制度的慣性影響，導致即使已經長期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也無法順利轉變成永久性遷移的市民，而只能邊緣化地處于城鄉分割的市場狹縫中四處“漂流”。
據對我省部分市州勞動力市場運作情況的實地調查，勞動力市場的城鄉分割主要是一種制度性分割，其消極后果主要是三點：一是使全省大批農業剩余勞動力無法實現有效轉移，既制約了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和農民收入的增長，又妨礙了全省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和廣大農村消費水平的提高，使我省有效需求的增加缺乏動力，進而嚴重阻礙我省農業產業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程，影響了全省就業機會的有效增加。二是不利于市場導向就業機制的形成，并制約了市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基礎性作用的充分發揮，進而使國企改革、下崗職工再就業和勞動關系的處理等問題的解決，均已陷入十分被動的境地。三是迫使進城農民遠離勞動力市場體外“漂流”，并導致“灰色勞動力市場”盛行和不正當就業競爭加劇，從而反過來加大了城鎮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就業再就業的難度。
二、構建我省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基本思路
（一）可行性分析
近年來，隨著實踐的發展和認識的深化，勞動力具有商品屬性，培育勞動力要素市場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這一點在我國經濟理論界已基本形成共識。勞動力商品是一種特殊的商品，特殊就特殊在無論它交換與否，始終附著于勞動者個人身上。因而，勞動力的商品交換是一種極其特殊的交換。一般說來，我們不把勞動力交換稱為“賣買”，而通常稱之為“讓渡”。這樣，勞動力市場自然也是一種帶特殊性的要素市場。它在履行場內交換時，所讓渡的是一種依附于勞動者自身的勞動力。故嚴格地說，勞動力市場是一種讓渡勞動力的場所及其讓渡過程的一系列“游戲規則”的總和。通常，我們將前者稱之為勞動力的有形市場，將后者稱作無形的市場機制。
正因為如此，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之所謂“城鄉統一”，并非要求進行勞動力交換（讓渡）的有形場所在時空上要一致起來，而主要指在勞動力交換（讓渡）過程中，無論城鎮還是鄉村，都必須實行統一的“游戲規則”，而不能有任何制度性“壁壘”，更不能對某一群體有所“歧視”。
可見，全省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構建是否具有可行性，主要取決于導致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制度性壁壘”能否沖破。即能不能消除城鄉隔離的戶籍管理制度和有差別的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對這兩項傳統制度進行改革創新后，其正面效應是否大于負面影響。我認為，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上述問題的回答應該是肯定的。其理由在于：一是從法律的角度看，我國《憲法》和有關法律早已明確規定，凡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上生活的公民，都應該享有平等生存與發展的權利，包括平等的勞動權和居住權等。實行傳統的城鄉戶籍隔離管制和有差別的城鄉福利保障制度，這一事實上的“身份歧視”政策顯然有違“國民待遇”平等的法理。二是從改革發展的趨勢看，縮小城鄉和全體勞動者的身份差別，實現市場供給主體的公平公正競爭，是我國市場取向改革的總趨勢。同時隨著我省城鎮化、工業化進程的加快，也迫切需要“減少農民，增加市民”，改變農業剩余勞動力“離土不離鄉”的原始轉移方式。三是破除傳統的城鄉戶籍管理和有差別的福利保障制度，不僅是逐步消除城鄉與工農“兩大差別”的需要，也符合國際通行規則，且改革和創新的收益必然大于成本。它的創新收益主要體現在：其一，有利于促進農業剩余勞動力合理轉移，緩解農村就業矛盾，并提高我省農業勞動生產率，從而使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消費水平提高；其二，有利于加快我省城鎮化進程，推動全省產業升級和二、三產業比重的提高，從而使整個經濟的就業容量增加；其三，有利于增加城鎮勞動者就業的替代壓力，促使城鎮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在轉變就業觀念的同時，通過培訓迅速提高自身素質和就業競爭能力。可見，從我省實際出發，盡快建立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二）指導思想與原則
“十五”及今后一個時期我省建立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指導思想是：以江總書記“三個代表”重要論述為指導，從盡快形成市場導向就業機制，積極擴大城鄉就業，改善全省人民生活出發，在認真總結以往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湖南省情，順應全省推進農業產業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趨勢和總體要求，在進一步深化城鄉戶籍管理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前提下，大力培育發展全省統一、城鄉一體的勞動力連鎖市場，為全面緩解城鄉就業矛盾、穩定就業局勢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和外部條件。
其基本原則是：①統籌兼顧原則。今后，我省在建立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過程中，必須把城鎮就業與農村就業一并考慮。特別是在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中，必須城鄉統籌兼顧，而不能再搞新的“城鎮就業壟斷”，更不允許對農村勞動者進城務工采取“歧視性政策”；②宏觀調控原則。要通過對城鄉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的經常性調查，及時掌握全省勞動力資源的供求數量、供求結構及其城鄉分布狀況，并適時采取經濟的和政策的措施，從宏觀上合理調控城鄉失業率，以盡量避免矛盾沖突；③公平與效率相統一的原則。當勞動力市場供求矛盾突出，失業壓力較大時，全省各級政府要通過積極的就業投入政策和產業結構調整政策，促進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迅速發展，以提高全省經濟增長的就業密度，并大力發展就業容量大、投入少、見效快的第三產業和民營企業。當全省勞動者的就業比較充分，市場供求處于均衡時，我們又必須注重城鄉勞動力資源配置的“效率目標”，以提高用人單位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益，并盡可能裁減企業冗員，促進企業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產業升級。
（三）基本思路與目標模式
根據上述指導思想與原則，我省建立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思路是：第一步，由全省各級勞動部門抽調專門力量，認真開展今后一個時期城鄉勞動力資源的調查預測，并對各大產業的發展概況以及今后一個時期勞動力的需求作出科學預測，在澄清勞動力供需底子的基礎上，建立起勞動力供需的動態模型，為培育全省統一勞動力市場提供現實依據。
第二步，對全省現有各級各類勞動力市場及其服務機構（包括職業介紹中心、鄉鎮勞動服務站）進行電腦聯網，以暢通勞動力供需信息的傳輸渠道，并切實做到全省信息資源共享。同時，順應加快城鎮化的需要，為促進小城鎮服務業的發展，重點扶持縣鄉兩級勞動力市場服務網絡建設，使之盡快成為全省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有形載體和可靠基礎。
第三步，切實深化戶籍管理、社會保障和農用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就業地入戶登記、農用土地合理流轉和無差別的福利保障等項制度，從而消除妨礙全省城鄉勞動力流動、轉移的種種制度性壁壘，為盡快建立全省統一、城鄉一體的勞動力連鎖市場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
第四步，在進一步暢通信息渠道，降低信息搜尋處置成本，優化勞動力供求信息傳輸手段的前提下，逐步延伸現有勞動力市場的覆蓋半徑，從而使全省各地彼此分割的各級各類“小市場”，通過現代信息傳輸手段，不留死角地全面實現聯網運作。
本著這一基本思路，筆者主張，我省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目標模式應選擇為：覆蓋半徑大、組織成本低，且勞動力供求信息搜尋渠道暢通、傳遞方式先進的“勞動力連鎖超市”。
三、促進城鄉統一市場發育的政策取向及對策
（一）政策取向
眾所周知，勞動力的配置與再配置，以勞動力的流動為必要條件。能不能建立起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盡快形成勞動力的市場配置機制，關鍵在于能否迅速拆除有礙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樊籬”。那么，目前仍有哪些制度性樊籬在妨礙著城鄉勞動力的合理流動？拆除這些“樊籬”的政策取向如何呢？我們認為，也許其最大的“樊籬”即在于“城鄉隔離的戶籍管理制度”，及伴隨而來有差別的城鄉福利保障制度。在發展市場經濟的今天，這種傳統的戶籍管理制度已成為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過程中，阻礙勞動力供求雙方自由交換與選擇的一種“超經濟的行政性強制”。因此，今后我們拆除這一樊籬，破除“超經濟的行政性強制”的政策取向，就只能是徹底消除城鄉界限，逐步縮小城鄉之間不合理的福利保障差別。今后制定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的基點，是要通過一系列政策調整與制度創新，使城鄉勞動力能夠合理流動與自主擇業，并使勞動力市場真正成為城鄉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基礎和主要手段。
（二）對策措施
為拆除有礙勞動力特別是農業剩余勞動力流動轉移的樊籬，沖破不利于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形成和發育的制度性壁壘，促進全省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配置，筆者認為，必須采取如下對策措施：
第一，盡快建立起有權威和全省統一勞動力供需信息的搜尋與組織系統及其管理制度。據問卷調查，目前，影響全省城鄉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實現就業再就業愿望的因素很多，除個人主觀原因（包括就業觀念、文化技術素質等）外，戶籍與地域限制、擇業自由、用人單位進人限制等制度因素仍構成主要障礙。然而尤其值得重視的一個非常直接的原因是勞動力供需信息不完全。據對湖南省益陽市近1000名農業剩余勞動力和近200名企業下崗職工的抽樣調查，分別有40％的農民和25％的下崗職工根本“不知道哪里有事做，哪些工作適合我做”，還有35％的人認為如今“找事做需投入的時間、開支和精力太大”。可見，在市場導向就業機制下，勞動力供需信息機制運作的狀況如何，對勞動者尤其是農村勞動者的就業和轉移產生著十分重大的影響。因此，適應市場取向就業制度改革的需要，為發揮城鄉統一市場對社會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我們必須切實抓好勞動力供需信息搜尋的網絡建設，并通過對全省城鄉廣泛的勞動力資源調查與需求預測，及時掌握其供求狀況。同時，做好信息的收集、整理、儲存、交流、傳播與咨詢工作，發揮信息的引導作用，為企業下崗職工再就業和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序轉移提供優良的信息服務。此外，必須把著力點放在建立全省城鄉統一的供需信息交流系統與制度上，從而依靠信息機制的傳導功能來模糊各“小市場”的邊際，延伸市場覆蓋半徑，以沖破勞動力市場行政分割與城鄉分離的種種制度性樊籬。
第二，矯正政府行為和勞動政策的目標取向，發揮全省各級政府勞動部門在催化市場導向就業機制，以及構建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中的積極作用。在真正的市場經濟中，整個社會經濟包括勞動經濟的運行是以市場為基礎的。國家宏觀調控包括社會失業率的調控，都要在市場有序運作的基礎上進行。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目標模式——“連鎖超市”模式，要求沖破戶籍管理的城鄉分割。為此，不僅要改變政府是用人主體這一“角色錯位”狀況，而且要創新戶籍管理與社會保障等項制度，使城鄉勞動者能平等地參與就業競爭和職業選擇。這就要求我們矯正過來扭曲了的政府行為和勞動政策的目標取向，迅速改變勞動就業城鄉分治的格局。今后政府勞動部門的職責不是管理哪些單位或哪些勞動者，而是要通過戶籍和保障等一系列制度創新，提供使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能夠有序運作的制度框架，并把主要精力用到綜合運用法制、經濟和信息的手段，從宏觀上調控社會失業率和規范市場行為上來。
第三，在健全市場服務機構、搞好相關制度創新基礎上，沖破城鄉分割的制度性樊籬，統籌兼顧城鄉就業。今后一個時期我省城鄉的就業矛盾十分嚴峻，公開失業尤其是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壓力越來越突出，運用統一市場促進全省就業矛盾的緩解已迫在眉睫。適應這一形勢，在我省加快城鎮化的進程中，我們必須把健全市場服務機構、開展相關制度創新，作為完善“統一市場”機制的著力點，因勢利導，促進全省城鄉勞動力“連鎖超市”的盡快形成。為此，一是要抓好市場服務機構建設，大力發展各級各類職業介紹和人才交流中心，并著力健全全省統一的信息工作程序、制度及傳輸、交流系統，使之迅速形成部門分工協作、城鄉縱橫相聯的勞動力供需信息網絡。二是要注重市場法制建設，通過立法確立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地位和作用，通過執法規范勞動力市場運作秩序。三是要大力進行戶籍管理、社會保障和職業培訓等項制度創新，通過消除勞動力流動尤其是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壁壘，提高城鄉勞動者的文化技術素質和就業競爭
能力，從而為盡快實現農村勞動力市場與城鎮勞動力市場合龍并軌，消除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就業的行政性障礙，扭轉勞動就業城鄉分治的傳統格局，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和外部條件。
參考文獻：
1、符鋼戰：《中國：勞動力市場發育的經濟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2、湖南省職業介紹服務中心：《我省勞動力市場供求透視》，《湖南勞動保障》，2002年第6期。
內容摘要：本文從客觀分析湖南勞動力市場發育現狀出發，指出了目前全省勞動力市場發育中存在的問題及其成因，闡述了構建我省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指導思想、原則、基本思路及其模式選擇。然后，提出了促進城鄉統一市場發育的政策取向及三點對策措施。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戶籍隔離管制；城鄉分割；制度性樊籬；城鄉統一市場；連鎖超市模式；湖南 培育發展勞動力市場，不僅是深化勞動就業制度改革，盡快形成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市場導向就業機制的需要，也是在社會轉型、體制轉軌的關鍵時期，優化勞動力資源配置，促進就業矛盾全面緩解的客觀要求。那么，作為中部農業大省的湖南，其勞動力市場發育的現狀如何？“十五”及今后一個時期，怎樣消除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不利影響，盡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并充分發揮城鄉統一市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呢？在此，筆者試為求解這一系列現實問題作一點實證分析與理性思考。 一、湖南勞動力市場發育現狀的實證分析 1995年以來，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 注：此文是湖南省社會科學成果評審委員會2001～2002年立項課題“‘十五’湖南城鄉就業問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之三（批準號：201076B） 步完善，我省勞動力市場伴隨勞動力供需雙方選擇性的增強，體系已初步建立，機制正逐漸形成，市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已開始顯現。據資料介紹與實地調查，在各級政府勞動部門的精心規劃與政策引導下，我省以勞務輸出、職業介紹、就業培訓、技能開發和失業保險為主要內容的多元社會化勞動力市場服務網絡已基本形成，并在城鄉勞動力資源配置，以及促進勞動者就業競爭能力增強等方面已發揮出不可替代的作用。有資料表明，僅2001年全省縣以上勞動力市場服務機構，就已舉辦各種形式的勞動力供求見面洽談會2200多場次，有近10萬家用人單位，攜帶56.11萬個就業崗位，主動進入勞動力市場挑選勞動力；全年有87.03萬城鄉勞動者主動到勞動力市場尋找就業門路，其中企業下崗職工20.7萬人，城鎮失業人員26.09萬人，其余為農業剩余勞動力。各級各類勞動力市場服務機構發揮中介作用，已幫助近30萬有求職愿望的勞動者實現了就業再就業，其職業介紹成功率達34％。同時，全年勞動力市場服務機構為廣大求職者提供職業指導64萬多人次，為全省10多萬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員提供了就業培訓和轉業訓練，從而極大地活躍了全省勞動力市場，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全省就業壓力的有效緩解。 然而，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就整體而言，由于目前我省勞動力市場還處于初步發育階段，市場運作機制不夠健全，城鄉統一的市場體系還沒有真正形成。加之“城鄉戶籍隔離管制”制度剛性的負面影響，使全省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合理轉移，仍然受到種種“制度性壁壘”的阻礙，導致全省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在發育中還存在不少缺陷與不足，主要體現在： ——目前我省勞動力市場仍存在嚴重的城鄉分割問題。這里講的“城鄉分割”，不僅指勞動力交換場所在空間位置上的分割，而主要指勞動力市場在運作機制上的制度性城鄉分割，即城鎮勞動力和農村勞動力在市場交換中至今未建立起統一的游戲規則，因而二者在就業方式上仍然存在種種制度性壁壘。主要表現在：一是城鎮勞動者被用人單位吸收招用叫就業，一般相應地建立了比較穩定和規范的勞動關系，而農村勞動者被用人單位吸收招用叫“打工”，基本上未相應地建立起正規的勞動關系，更談不上享受養老、失業、醫療等項社會保險；二是各級政府勞動部門在統計失業率時，仍僅僅考慮了城鎮這一塊。也就是說，至今農村勞動力即使在勞動統計上的“國民待遇”也還未得到真正落實。這樣，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根本無法獲得勞動力市場服務機構為其提供的職業指導和就業培訓等項服務，而只能游離于城市勞動力市場之外，在體制的邊緣和狹縫中求職業、謀生存。 ——勞動力市場體系的覆蓋半徑短小，市場組織形態的規模不經濟。由于未形成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加之公平競爭與非歧視等市場規則不完備，不僅導致勞動力供求信息的搜尋、處置成本及供求雙方相互選擇的機會成本過高，而且使城鄉分割的各類“小市場”彼此處于封閉半封閉狀況，造成各個被分割了的城鄉勞動力市場，其覆蓋半徑無法獲得應有的延伸和拓展。如此，不僅不利于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合理流動與有效轉移，而且使得社會勞動力資源的開發利用和企業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也基本上成了一句空話。 由此可見，目前我省勞動力市場確實存在運作機制扭曲和城鄉分割的嚴重問題，且導致這些問題的成因無外乎如下幾點： 其一，不夠規范的政府行為是造成市場機制扭曲的一個直接原因。近年來，我省的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特別是去年省政府鼓勵非公有制經濟投資若干政策規定（30條）出臺以來，我省民營經濟發展的步伐進一步加快，不僅支撐了全省經濟的快速增長，而且非公有制經濟對全省就業增長的貢獻率已達到70％以上。在這一發展進程中，非公有制企業從自身經濟利益出發，在效率原則驅使下，考慮到城市非技能型勞動力的價格（市場工資）往往高出農民工許多，且不如農民工吃苦耐勞，其管理難度相對較大的現實情況，更樂于招聘使用農民工。從而，導致城鎮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就業再就業的難度加大，并由此造成了經濟高增長與城鎮高失業并存的奇特現象。一些政府部門為扭轉這一格局，緩解城鎮失業壓力，又重新撿起了帶“歧視性”的行政手段，一邊清退農民工，并從政策上人為抬高農民工進入城鎮就業的“門檻”，一邊又大大提高企業使用農民工的收費標準，試圖通過經濟手段迫使非公有制企業“優先”聘用城鎮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這一系列消極的“反失業”舉措，其實質是因政府行為失范而帶來的一種針對農村勞動者的“就業歧視”政策，同時也是我國戶籍管理與就業制度改革的一種逆轉，既嚴重破壞了就業競爭的公平公正性，又導致我省就業機制出現新的扭曲。 其二，“城鄉戶籍隔離管制”的制度剛性及由此帶來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是導致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主因。近年來，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全省各地對農村勞動力流動與轉移的行政性控制雖有所松動，但由于制度剛性和路徑依賴的不利影響，一些地方政府對農村勞動力進城就業的行政性控制仍然存在時緊時松的問題。特別是傳統城鄉隔離的戶籍管理與有差別的城鄉福利保障制度的慣性影響，導致即使已經長期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也無法順利轉變成永久性遷移的市民，而只能邊緣化地處于城鄉分割的市場狹縫中四處“漂流”。 據對我省部分市州勞動力市場運作情況的實地調查，勞動力市場的城鄉分割主要是一種制度性分割，其消極后果主要是三點：一是使全省大批農業剩余勞動力無法實現有效轉移，既制約了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和農民收入的增長，又妨礙了全省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和廣大農村消費水平的提高，使我省有效需求的增加缺乏動力，進而嚴重阻礙我省農業產業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程，影響了全省就業機會的有效增加。二是不利于市場導向就業機制的形成，并制約了市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基礎性作用的充分發揮，進而使國企改革、下崗職工再就業和勞動關系的處理等問題的解決，均已陷入十分被動的境地。三是迫使進城農民遠離勞動力市場體外“漂流”，并導致“灰色勞動力市場”盛行和不正當就業競爭加劇，從而反過來加大了城鎮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就業再就業的難度。
二、構建我省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基本思路 （一）可行性分析 近年來，隨著實踐的發展和認識的深化，勞動力具有商品屬性，培育勞動力要素市場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這一點在我國經濟理論界已基本形成共識。勞動力商品是一種特殊的商品，特殊就特殊在無論它交換與否，始終附著于勞動者個人身上。因而，勞動力的商品交換是一種極其特殊的交換。一般說來，我們不把勞動力交換稱為“賣買”，而通常稱之為“讓渡”。這樣，勞動力市場自然也是一種帶特殊性的要素市場。它在履行場內交換時，所讓渡的是一種依附于勞動者自身的勞動力。故嚴格地說，勞動力市場是一種讓渡勞動力的場所及其讓渡過程的一系列“游戲規則”的總和。通常，我們將前者稱之為勞動力的有形市場，將后者稱作無形的市場機制。 正因為如此，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之所謂“城鄉統一”，并非要求進行勞動力交換（讓渡）的有形場所在時空上要一致起來，而主要指在勞動力交換（讓渡）過程中，無論城鎮還是鄉村，都必須實行統一的“游戲規則”，而不能有任何制度性“壁壘”，更不能對某一群體有所“歧視”。 可見，全省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構建是否具有可行性，主要取決于導致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制度性壁壘”能否沖破。即能不能消除城鄉隔離的戶籍管理制度和有差別的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對這兩項傳統制度進行改革創新后，其正面效應是否大于負面影響。我認為，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上述問題的回答應該是肯定的。其理由在于：一是從法律的角度看，我國《憲法》和有關法律早已明確規定，凡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上生活的公民，都應該享有平等生存與發展的權利，包括平等的勞動權和居住權等。實行傳統的城鄉戶籍隔離管制和有差別的城鄉福利保障制度，這一事實上的“身份歧視”政策顯然有違“國民待遇”平等的法理。二是從改革發展的趨勢看，縮小城鄉和全體勞動者的身份差別，實現市場供給主體的公平公正競爭，是我國市場取向改革的總趨勢。同時隨著我省城鎮化、工業化進程的加快，也迫切需要“減少農民，增加市民”，改變農業剩余勞動力“離土不離鄉”的原始轉移方式。三是破除傳統的城鄉戶籍管理和有差別的福利保障制度，不僅是逐步消除城鄉與工農“兩大差別”的需要，也符合國際通行規則，且改革和創新的收益必然大于成本。它的創新收益主要體現在：其一，有利于促進農業剩余勞動力合理轉移，緩解農村就業矛盾，并提高我省農業勞動生產率，從而使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消費水平提高；其二，有利于加快我省城鎮化進程，推動全省產業升級和二、三產業比重的提高，從而使整個經濟的就業容量增加；其三，有利于增加城鎮勞動者就業的替代壓力，促使城鎮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在轉變就業觀念的同時，通過培訓迅速提高自身素質和就業競爭能力。可見，從我省實際出發，盡快建立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二）指導思想與原則 “十五”及今后一個時期我省建立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指導思想是：以江總書記“三個代表”重要論述為指導，從盡快形成市場導向就業機制，積極擴大城鄉就業，改善全省人民生活出發，在認真總結以往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湖南省情，順應全省推進農業產業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趨勢和總體要求，在進一步深化城鄉戶籍管理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前提下，大力培育發展全省統一、城鄉一體的勞動力連鎖市場，為全面緩解城鄉就業矛盾、穩定就業局勢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和外部條件。 其基本原則是：①統籌兼顧原則。今后，我省在建立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過程中，必須把城鎮就業與農村就業一并考慮。特別是在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中，必須城鄉統籌兼顧，而不能再搞新的“城鎮就業壟斷”，更不允許對農村勞動者進城務工采取“歧視性政策”；②宏觀調控原則。要通過對城鄉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的經常性調查，及時掌握全省勞動力資源的供求數量、供求結構及其城鄉分布狀況，并適時采取經濟的和政策的措施，從宏觀上合理調控城鄉失業率，以盡量避免矛盾沖突；③公平與效率相統一的原則。當勞動力市場供求矛盾突出，失業壓力較大時，全省各級政府要通過積極的就業投入政策和產業結構調整政策，促進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迅速發展，以提高全省經濟增長的就業密度，并大力發展就業容量大、投入少、見效快的第三產業和民營企業。當全省勞動者的就業比較充分，市場供求處于均衡時，我們又必須注重城鄉勞動力資源配置的“效率目標”，以提高用人單位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益，并盡可能裁減企業冗員，促進企業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產業升級。 （三）基本思路與目標模式 根據上述指導思想與原則，我省建立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思路是：第一步，由全省各級勞動部門抽調專門力量，認真開展今后一個時期城鄉勞動力資源的調查預測，并對各大產業的發展概況以及今后一個時期勞動力的需求作出科學預測，在澄清勞動力供需底子的基礎上，建立起勞動力供需的動態模型，為培育全省統一勞動力市場提供現實依據。 第二步，對全省現有各級各類勞動力市場及其服務機構（包括職業介紹中心、鄉鎮勞動服務站）進行電腦聯網，以暢通勞動力供需信息的傳輸渠道，并切實做到全省信息資源共享。同時，順應加快城鎮化的需要，為促進小城鎮服務業的發展，重點扶持縣鄉兩級勞動力市場服務網絡建設，使之盡快成為全省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有形載體和可靠基礎。 第三步，切實深化戶籍管理、社會保障和農用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就業地入戶登記、農用土地合理流轉和無差別的福利保障等項制度，從而消除妨礙全省城鄉勞動力流動、轉移的種種制度性壁壘，為盡快建立全省統一、城鄉一體的勞動力連鎖市場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 第四步，在進一步暢通信息渠道，降低信息搜尋處置成本，優化勞動力供求信息傳輸手段的前提下，逐步延伸現有勞動力市場的覆蓋半徑，從而使全省各地彼此分割的各級各類“小市場”，通過現代信息傳輸手段，不留死角地全面實現聯網運作。 本著這一基本思路，筆者主張，我省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目標模式應選擇為：覆蓋半徑大、組織成本低，且勞動力供求信息搜尋渠道暢通、傳遞方式先進的“勞動力連鎖超市”。
三、促進城鄉統一市場發育的政策取向及對策 （一）政策取向 眾所周知，勞動力的配置與再配置，以勞動力的流動為必要條件。能不能建立起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盡快形成勞動力的市場配置機制，關鍵在于能否迅速拆除有礙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樊籬”。那么，目前仍有哪些制度性樊籬在妨礙著城鄉勞動力的合理流動？拆除這些“樊籬”的政策取向如何呢？我們認為，也許其最大的“樊籬”即在于“城鄉隔離的戶籍管理制度”，及伴隨而來有差別的城鄉福利保障制度。在發展市場經濟的今天，這種傳統的戶籍管理制度已成為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過程中，阻礙勞動力供求雙方自由交換與選擇的一種“超經濟的行政性強制”。因此，今后我們拆除這一樊籬，破除“超經濟的行政性強制”的政策取向，就只能是徹底消除城鄉界限，逐步縮小城鄉之間不合理的福利保障差別。今后制定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的基點，是要通過一系列政策調整與制度創新，使城鄉勞動力能夠合理流動與自主擇業，并使勞動力市場真正成為城鄉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基礎和主要手段。 （二）對策措施 為拆除有礙勞動力特別是農業剩余勞動力流動轉移的樊籬，沖破不利于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形成和發育的制度性壁壘，促進全省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配置，筆者認為，必須采取如下對策措施： 第一，盡快建立起有權威和全省統一勞動力供需信息的搜尋與組織系統及其管理制度。據問卷調查，目前，影響全省城鄉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實現就業再就業愿望的因素很多，除個人主觀原因（包括就業觀念、文化技術素質等）外，戶籍與地域限制、擇業自由、用人單位進人限制等制度因素仍構成主要障礙。然而尤其值得重視的一個非常直接的原因是勞動力供需信息不完全。據對湖南省益陽市近1000名農業剩余勞動力和近200名企業下崗職工的抽樣調查，分別有40％的農民和25％的下崗職工根本“不知道哪里有事做，哪些工作適合我做”，還有35％的人認為如今“找事做需投入的時間、開支和精力太大”。可見，在市場導向就業機制下，勞動力供需信息機制運作的狀況如何，對勞動者尤其是農村勞動者的就業和轉移產生著十分重大的影響。因此，適應市場取向就業制度改革的需要，為發揮城鄉統一市場對社會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我們必須切實抓好勞動力供需信息搜尋的網絡建設，并通過對全省城鄉廣泛的勞動力資源調查與需求預測，及時掌握其供求狀況。同時，做好信息的收集、整理、儲存、交流、傳播與咨詢工作，發揮信息的引導作用，為企業下崗職工再就業和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序轉移提供優良的信息服務。此外，必須把著力點放在建立全省城鄉統一的供需信息交流系統與制度上，從而依靠信息機制的傳導功能來模糊各“小市場”的邊際，延伸市場覆蓋半徑，以沖破勞動力市場行政分割與城鄉分離的種種制度性樊籬。 第二，矯正政府行為和勞動政策的目標取向，發揮全省各級政府勞動部門在催化市場導向就業機制，以及構建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中的積極作用。在真正的市場經濟中，整個社會經濟包括勞動經濟的運行是以市場為基礎的。國家宏觀調控包括社會失業率的調控，都要在市場有序運作的基礎上進行。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目標模式——“連鎖超市”模式，要求沖破戶籍管理的城鄉分割。為此，不僅要改變政府是用人主體這一“角色錯位”狀況，而且要創新戶籍管理與社會保障等項制度，使城鄉勞動者能平等地參與就業競爭和職業選擇。這就要求我們矯正過來扭曲了的政府行為和勞動政策的目標取向，迅速改變勞動就業城鄉分治的格局。今后政府勞動部門的職責不是管理哪些單位或哪些勞動者，而是要通過戶籍和保障等一系列制度創新，提供使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能夠有序運作的制度框架，并把主要精力用到綜合運用法制、經濟和信息的手段，從宏觀上調控社會失業率和規范市場行為上來。 第三，在健全市場服務機構、搞好相關制度創新基礎上，沖破城鄉分割的制度性樊籬，統籌兼顧城鄉就業。今后一個時期我省城鄉的就業矛盾十分嚴峻，公開失業尤其是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壓力越來越突出，運用統一市場促進全省就業矛盾的緩解已迫在眉睫。適應這一形勢，在我省加快城鎮化的進程中，我們必須把健全市場服務機構、開展相關制度創新，作為完善“統一市場”機制的著力點，因勢利導，促進全省城鄉勞動力“連鎖超市”的盡快形成。為此，一是要抓好市場服務機構建設，大力發展各級各類職業介紹和人才交流中心，并著力健全全省統一的信息工作程序、制度及傳輸、交流系統，使之迅速形成部門分工協作、城鄉縱橫相聯的勞動力供需信息網絡。二是要注重市場法制建設，通過立法確立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地位和作用，通過執法規范勞動力市場運作秩序。三是要大力進行戶籍管理、社會保障和職業培訓等項制度創新，通過消除勞動力流動尤其是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壁壘，提高城鄉勞動者的文化技術素質和就業競爭 能力，從而為盡快實現農村勞動力市場與城鎮勞動力市場合龍并軌，消除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就業的行政，扭轉勞動就業城鄉分治的傳統格局，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和外部條件。 參考文獻： 1、符鋼戰：《中國：勞動力市場發育的經濟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2、湖南省職業介紹服務中心：《我省勞動力市場供求透視》，《湖南勞動保障》，2002年第6期。 3、蔣學毛：《關于培育我國勞動力“大市場”的構想》，《社會科學》，1994年第5期。 4、蔣學毛：《再論培育勞動力大市場》，《決策借鑒》1996年第5期。
一、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
市場經濟是一種以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為基礎的經濟運行方式。市場機制之所以能夠對勞動力資源進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種市場經濟規律綜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發調節資源合理分配的機理。由于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的配置與重新配置，是以市場信號為導向，以市場競爭為動力，以勞動力流動為條件。唯有不息的流動才能不斷地配置勞動力要素于社會生產率最高或勞動力邊際產出最大的部門或領域。因此，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之一。
勞動力市場作為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是與傳統經濟體制下行政計劃配置勞動力資源方式相對而言的。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同其他資源一樣，是伴隨著政府的計劃而確定的，而政府的計劃又是跟著政府的決策轉，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場機制的作用。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所依賴的客觀經濟條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市場對勞動力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勞動力市場是勞動力供求之間在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上達成一系列合約的總和。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是完全出于自愿而進行的勞動力交換活動，反映了以勞動力交換合約為基礎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只有當這種關系成為一種普遍而非單個偶然的社會現象時，才成為勞動力市場。
二、競爭性勞動力市場形成與運作
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形式上是勞動力供求雙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動，但這些交易活動實際完成的卻是勞動力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勞動力買賣當事人的行為及動機怎樣，構成了勞動力市場運作最基本的規定。勞動力市場運作對勞動力供求雙方行為及動機的基本規定是：勞動力供給者只有通過勞動力的出售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因此他必須是一個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謂“理”，即勞動力的供給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動機。正是這種動機支配著勞動力供給者的行為。所謂“自由人”，即勞動力供給者對其勞動力具有自由的轉讓權，沒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關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經濟的強制。其次是勞動力需求者必須是獨立自主的經濟人。所謂“經濟人”乃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經營動機，這個動機決定著廠商對勞動力的需求。
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運作的基本特征是：（1）市場主體地位明確，通過雙向選擇實現就業。這種雙向選擇權利的充分貫徹，需要有一個統一、開放的市場，不僅要消除所有制、職工身份的界限，還要沖破城鄉隔離、地區封鎖的格局。（2）是價值規律、供求關系調節著勞動力的流動。勞動力供求雙方的行為都接受價格信號（工資率）的引導，這一信號引導或調節著勞動力資源在社會各種用途之間的分配。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共同決定著勞動力的配置和組合，推動著勞動者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的合理流動。顯而易見，價格（即工資率）作為勞動力需求與供給之間的一種比例，既是反映現有勞動力在各部門、各企業供求狀況的顯示信號，同時又給出了引導勞動力供求狀況，以及進一步調整的指示信號；不僅引導勞動力供求行為調整，而且同時也受勞動力供求狀況的左右，由勞動力供求雙方利益的共同平衡點來決定工資率的水平或具置。
從目前中國勞動力資源配置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和弊端來考察，也大都可以從排斥市場機制和市場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這些問題同樣有待于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來解決。因此，提出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確認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方式，不僅是理論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國勞動就業體制改革和勞動力資源配置方式轉換，如何適應整個經濟體制市場取向改革客觀要求的必然選擇。
三、現實經濟運行中勞動力市場分割
在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作為流動行為主體的勞動力供給者（即流動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勞動力的權力。對于流動者即勞動者來說，流動行為是否發生，主要取決于流動的機會成本與預期收益的差數。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或者說，現實的勞動力市場競爭是不充分的，存在著形形的勞動力轉移障礙，以及由此引起的勞動報酬上的顯著差別。同等勞動不能獲得同等報酬，由此引起的勞動報酬上的顯著差別，是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具體表現。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是把這種被分割了的勞動力市場，看成是同一個勞動者由于從事不同種類的工作，因而領取不同的勞動報酬。
我國勞動力市場分割，首先表現為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20世紀五十年代中后期以來，我國所形成的城鄉就業隔離政策，不僅是行政上的隔離，同時又是體制上的隔離，即不允許農村勞動力自由進入城市就業。其風險性是不可忽視的。八十年代中后期，政府對農民的自由流動和就業選擇權利的有條件認可，城市對農村勞動力進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鄉之間還存在著明顯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尋找就業機會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呈日益增長的趨勢（目前已突破1億人）。但是，至今還不可能形成穩定的、制度化的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城市化機制，城市勞動力市場還沒有條件對農村實行全方位開放，農村勞動者和城市勞動者還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競爭的權利。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集中反映在城鄉居民收入的差別上。其次表現在行業之間同工不同酬的勞動報酬的差別上。即在行業之間，也沒有形成統一開放的競爭型勞動力市場。1998年我國最高行業的平均工資為10633元，最低行業的平均工資為4528元，相差6105元，極值比2.35。我國壟斷行業高工資、高福利狀況的存在，說明城鎮內部不同行業的勞動力市場仍然處于相互分割的狀態，缺乏必要的競爭性和流動性。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競爭；分割
一、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勞動力資源配置
市場經濟就其實質而言，是一種以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為基礎的經濟運行方式，其核心是通過市場經濟規律的作用，使社會有限的資源、特別是勞動力資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門或領域。市場機制之所以能夠對勞動力資源進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種市場經濟規律綜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發調節資源合理分配的機理。這種機理突出表現在市場信號（市場供求與市場價格）能夠正確地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場競爭機制作用下，誘導資源由供給過剩向供給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門或領域流動。由于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的配置與重新配置，是以市場信號為導向，以市場競爭為動力，以勞動力流動為條件。唯有不息的流動才能不斷地配置勞動力要素于社會生產率最高或勞動力邊際產出最大的部門或領域。因此，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之一。
同其他社會形態的市場經濟一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其配置對象不僅僅是生產資料，還包括其他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動力要素。在諸生產要素中，勞動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產要素是由市場配置的，唯獨勞動力這個活的、能動的要素，是由行政計劃配置的，企業一定活不了，國民經濟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勞動力要素排除在市場機制配置之外，這種市場經濟就稱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迄今為止，不管是哪一個實行市場經濟制度的國家，都沒有把勞動力排除在市場機制作用范圍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沒有勞動力市場的市場經濟。又要搞市場經濟，又不承認存在著勞動力市場，這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勞動力市場作為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是與傳統經濟體制下行政計劃配置勞動力資源方式相對而言的。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同其他資源一樣，是伴隨著政府的計劃而確定的，而政府的計劃又是跟著政府的決策轉，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場機制的作用。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所依賴的客觀經濟條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市場對勞動力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作為彌補市場失靈的政府計劃和決策，不但不能破壞這個基礎，還必須服從于市場的健康運行，有利于市場配置基礎作用的有效發揮。只有用市場機制配置勞動力資源，才能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要求。
所謂勞動力市場，概括地說，就是勞動力供求之間在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上達成一系列合約的總和。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是完全出于自愿而進行的勞動力交換活動，反映了以勞動力交換合約為基礎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只有當這種關系成為一種普遍而非單個偶然的社會現象時，才成為勞動力市場。就其結果而言，社會上大量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過程，同時就是勞動力資源在各種用途之間的分配過程。只不過這種分配是通過勞動力交換并由價格引導而自發實現的。可見，勞動力市場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勞動力資源。進一步說，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形式上是勞動力供求雙方一系列自由的勞動力交換活動，但這種交換活動實際完成的卻是勞動力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
二、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運作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經濟早期雇傭工人起源的研究，撇開了對勞動力資源的分配功能，勞動力市場反映的是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這一交換關系，這一交換關系是與雇傭工人的形成聯系在一起，并作為資本原始積累的產物。馬克思的分析表明，現代雇傭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縛的農民，農民之所以成為雇傭工人，必須具備兩個基本前提：一是農民與土地等生產資料相分離而變得一無所有，轉讓勞動力使用權是唯一的謀生手段；二是農民擺脫封建宗法關系的束縛和人身依附而成為自由人，從而擁有對自己勞動力自由的轉讓權。馬克思的上述分析，顯然是從勞動力供給這個側面闡述了早期勞動力市場形成的歷史條件，但對于勞動力市場分配勞動力資源的功能，以及勞動力市場實際運作過程中勞動力供求雙方交易的行為規律及行為基礎并未深入探討。
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形式上是勞動力供求雙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動，但這些交易活動實際完成的卻是勞動力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勞動力買賣當事人的行為及動機怎樣，構成了勞動力市場運作最基本的規定。勞動力市場運作對勞動力供求雙方行為及動機的基本的規定是：一、勞動力供給者只有通過勞動力的出售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因此，他必須是一個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謂“理”，即勞動力的供給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動機。正是這種動機支配著勞動力供給者的行為。所謂“自由人”，即勞動力供給者對其勞動力具有自由的轉讓權，沒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關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經濟的強制。因為，對于商品交換來說，除了它自己的性質所決定的交換者雙方以契約形式表現的權利關系以外，不應帶有任何形式的強制關系。貨幣所有者能夠在市場上找到勞動力，只是因為勞動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勞動力當作商品出售。而勞動力要成為商品，首先必須是勞動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夠支配自己的勞動力。其次是勞動力需求者必須是獨立自主的經濟人。所謂“經濟人”乃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經營動機，這個動機決定著廠商對勞動力的需求。顯而易見，只有勞動力供求雙方作為“理性的自由人”和“獨立的經濟人”的身份出現時，才能發生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的自由交易活動，而正是這些活動本身構成了井然有序的勞動力市場的實際運作。
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運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場主體地位明確，通過雙向選擇實現就業。勞動者作為就業主體，具有支配自身勞動力的權利，可以根據自身的條件和市場價格的信號，選擇用人單位；用人單位作為用人主體，具有按照生產經營需要和工作崗位特點選擇必要數量、相應素質勞動力的權利。這就是勞動者的擇業自和用人單位的用人自。這種雙向選擇權利的充分貫徹，需要有一個統一、開放的市場，不僅要消除所有制、職工身份的界限，還要沖破城鄉隔離、地區封鎖的格局。勞動力必須能夠自由地在各個部門、地區和企業之間流動，不存在任何行政規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礙這種自由流動。勞動力的供給方能否自主決定勞動力使用權轉讓或是否為自由人這一勞動力市場的基本規定之一，是由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來體現和印證，而勞動力的現實流動則是實現勞動力資源在各部門、各地區、各企業優化配置的充分條件，沒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調節資源分配的勞動力市場就失去了生命。（2）是價值規律、供求關系調節著勞動力的流動。勞動力供求雙方的行為都接受價格信號（工資率）的引導，這一信號引導或調節著勞動力資源在社會各種用途之間的分配。在勞動力市場上，價值規律的作用，是通過收入分配反映出來的，勞動者主要是根據勞動力價格信號來決定就業或轉業；用人單位則主要根據社會平均勞動力價格信號及經營情況調節分配和用人數量。在一定時期內，需要就業的勞動者或多或少，用人單位需要的用人數量也各有不同，這種供求關系也直接影響著收入分配的變化。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共同決定著勞動力的配置和組合，推動著勞動者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的合理流動。顯而易見，價格（即工資率）作為勞動力需求與供給之間的一種比例，既是反映現有勞動力在各部門、各企業供求狀況的顯示信號，同時又給出了引導勞動力供求狀況，以及進一步調整的指示信號；不僅引導勞動力供求行為調整，而且同時也受勞動力供求狀況的左右，由勞動力供求雙方利益的共同平衡點來決定工資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單個勞動力供給者和需求者都以這個社會決定的工資率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則決定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數量。如果說，在勞動力市場上有誰來主持勞動力資源分配和保證勞動力供求雙方行為必須按照市場規則行事的話，那么，它決不是具體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勞動力的價格即工資率這只“看不見的手”和勞動力供給之間、勞動力需求之間以及勞動力供求之間的優勝劣汰的生存競爭。競爭的規律會為勞動力供求雙方恪守勞動力合約并在合約范圍內行事強制地?俚纜貳＠媲妥雜刪赫搶投κ諧〉鶻誒投ψ試捶峙渲糧呶奚系娜ㄍ搶投κ諧〉牧榛輟?/P>
從目前中國勞動力資源配置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和弊端來考察，也大都可以從排斥市場機制和市場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這些問題同樣有待于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來解決。因此，提出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確認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方式，不僅是理論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國勞動就業體制改革和勞動力資源配置方式轉換，如何適應整個經濟體制市場取向改革客觀要求的必然選擇。
三、現實經濟運行中的勞動力市場分割
理論意義上的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在部門間、行業間、區域間的配置，表現為市場供給與市場需求之間，通過自由交換而自動平衡的結果。這種純粹由市場力量決定的勞動力在部門間、行業間、區域間的流動，形成競爭性勞動力市場。在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作為流動行為主體的勞動力供給者（即流動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勞動力的權力，即勞動者作為流動行為主體，對于其是否流動，以及怎樣流動，具有完全決定權。對于流動者即勞動者來說，流動行為是否發生，主要取決于流動的機會成本與預期收益的差數。當然，勞動力流動的規模和程度，還要受經濟結構變動因素的制約。正是經濟結構的變動，直接導致勞動力在部門間、行業間、區域間的流動。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或者說，現實的勞動力市場競爭是不充分的，存在著形形的勞動力轉移障礙，以及由此引起的勞動報酬上的顯著差別。西方經濟學家把它稱為勞動力市場歧視。勞動力市場歧視，指的是在所有經濟因素方面都相同的個人之間的報酬差別。這些勞動者具有同等的生產能力，但由于某些社會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從而引起勞動報酬或待遇上的懸殊差別。對這種現象的研究，旨在確定歧視對報酬差別的影響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勞動不能獲得同等報酬，由此引起的勞動報酬上的顯著差別，是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具體表現。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是把這種被分割了的勞動力市場，看成是同一個勞動者由于從事不同種類的工作，因而領取不同的勞動報酬。換句話說，這些勞動者之所以領取較低的勞動報酬，并不是因為其勞動素質低，而是由于他們無法進入可以領取較高勞動報酬的那部分勞動力市場，失去了在其中謀職的機會。出現勞動者素質和勞動報酬不相對稱的情況，即同工不同酬。
我國勞動力市場分割，首先表現為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以來，我國所形成的城鄉就業隔離政策，不僅是行政上的隔離，同時又是體制上的隔離，即不允許農村勞動力自由進入城市就業。在城鄉兩種就業體制的差別性還沒有完全消除的情況下，徹底啟動城鄉之間長期隔離的勞動力市場閘門，即建立全方位開放的統一勞動力市場，其風險性是不可忽視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特別是80年代中后期以來，政府對農民的自由流動和就業選擇權利的有條件認可，城市對農村勞動力進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鄉之間還存在著明顯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尋找就業機會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呈日益增長的趨勢（目前已突破1億人）。但是，至今還不可能形成穩定的、制度化的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城市化機制，城市勞動力市場還沒有條件對農村實行全方位開放，農村勞動者和城市勞動者還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競爭的權利。在相當程度上還存在城市勞動力市場和農村勞動力市場分割的狀況。由于城市的開放性勞動力市場尚未確立以及政府對城市勞動者就業采取不同于農村勞動者的特殊保護制度，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市場性流動方式進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還無法同城市勞動力一樣，進入同等待遇的職業領域并獲得制度性工資。流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大多從業于勞動強度大的、勞動條件差的非技術性行業，領取比城市勞動者相對低得多的勞動報酬。這種對農村流動勞動力的就業限制和歧視，在短時間內還難以消除。它使我國勞動力市場規模難以通過無障礙流動而迅速擴大，也不可能使勞動力在市場競爭中獲得平均價格。
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集中反映在城鄉居民收入的差別上。改革初期由傳統體制遺留下來的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是相當大的，城鎮居民的人均生活費收入與農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費收入或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的比率（簡稱城鄉收入比率）高達2．37。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率先在農村地區展開后，城鄉收入比率開始下降，到1983年達到1．70這一最低點。隨著的進行，從1984年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又開始拉大，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開始超過1978年的差距，1994年進一步擴大到2．86，此后雖然有所縮小，但1999年仍然達到2．65。
勞動力市場分割，也表現在行業之間同工不同酬的勞動報酬的差別上。即在行業之間，也沒有形成統一開放的競爭型勞動力市場。1998年，我國最高行業的平均工資為10633元，最低行業的平均工資為4528元，相差6105元，極值比2．35。我國壟斷行業高工資、高福利狀況的存在，說明城鎮內部不同行業的勞動力市場仍然處于相互分割的狀態，缺乏必要的競爭性和流動性。壟斷行業在缺乏適當約束機制的條件下，將壟斷收益大量地分配給職工個人，形成這些行業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險業、城市供應業、郵電通信業和房地產等行業。這既是市場化不夠、市場機制不健全的結果，也是國家對這些企業監督管理不力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