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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問題的提出
社會科學的方法論，是一個十分復雜的論題，其輻射范圍可及于所有人文社會學科的領域。而作為社會科學的一門重要學科，法學學科也需要相應的研究范式。我們在研究中也應該看到：法學方法論的出現，自始就涉及整個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問題，乃至從整個哲學社會科學中尋找有益的借鑒，這在當代尤其如是。
法學作為社會科學的一支，在方法論上的相同之處。確實，社會科學方法論對于法學研究也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鑒。法律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工具，也應該是社會有機體的功能之一，這樣就可以在社會學視野下研究法律的更多面向。然而，主流的法學理論研究方法常常是以規范實證研究為主導，側重對文本概念的分析，而輕視法的內在價值和社會功能。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在社會科學方法論下以研究實證法律規范為前提的“法學方法”的缺陷。
2實證法學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筆者認為，以研究實證法律規范為前提的“法學方法”(法律方法)的缺陷：從哲學意義上說，在于習慣以構成思想之內容的概念語詞為標準作為評判客觀世界的依據，而忽視了法學作為一門批判性學科所應有的以思想之本身為對象的前提批判的重要性，亦即反思的重要性;從方法論意義上講，在于實證法學過于強調技術操作層面上的重要性，而忽視價值分析所體現的理論關懷。
思維依據不同層次，可以劃分為表象思維、形式思維以及思辨思維。反思即是對表象思維所指向的客觀生活世界及形式思維所指向的概念語詞世界之再思考。法學意義上的思想同樣包括兩個思想維度，如果以實證法律規范作為法學研究之構成思想，那么，實證法律規范之基本范式以及基本邏輯應該成為法學研究之批判的前提，并以此塑造法學學科的品位和價值。
然而，從某種程度上講，法學研究背離了這一研究范式，不注重反思性研究而注重從實證角度出發，追求形式邏輯的同一性。盡管這只是一種較低層次的思維方式，但是毋庸諱言，傳統法學理論在歷史演進過程中，曾一度由分析實證法學所主導。而更為極端的是所謂的概念法學。從法理學角度講，作為法律體系的一切規則所具有的確定性之屬性，要求受法律約束的人能夠可靠地預測什么法律規則將被發現或者創制來管制他們的行為，這些規則將如何解釋和適用。這種觀念給概念法學的產生提供了成長的土壤，其基本要旨就是在于強調對法律概念的分析和構造法律的結構體系，從而追求邏輯上的一致性和精密性。例如，三段論則是自亞里士多德以降至今在對法律規范的注釋與運用中屢試不爽的演繹方式。通過對案件事實的單純的感知或經驗判斷，將案件事實涵攝于法律規范之下，得出法律適用的邏輯結果。但是，隨著法律不確定性命題以及法律現實主義的浪潮出現后，對形式邏輯的質疑也開始出現。不可否認，形式邏輯基于其實踐理性的價值固然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但這是否能作為我們法學研究的唯一前提呢?以一例分析之。
在“洞穴奇案”中，依據法律規范，無疑地，該四名探險者確實殺了人，按照三段論的模式，應當作有罪判決，判處死刑。但是，在我們看到的法官的各種陳詞中，盡管結論持平，但是無論是絕大多數民眾，還是那些堅持有罪判決的法官，其內心的良知并不傾向于有罪判決。導致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在于，實證法律規范的機械適用遮蔽了立法的價值取向，否定了法律與道德之間的聯系，剩下的只是一堆僵死的條文。因此，從實證法律規范的角度出發，未必能得出合理的法律結果。要實現該案正義，有必要對其進行價值分析，從而證立無罪判決的正當性。事實上，無論從緊急避險的法理論，抑或是期待可能性降低等角度，也許都可以成為證成無罪的理由。當然，舉這一案例的意義并非要證立無罪或是有罪判決，而在于通過剖析這一案例所體現的法理，揭示出法律的“社會維度”，以及價值分析對于實現個案正義的重要性，甚至是法官的主觀價值判斷有無客觀化標準等面向。
3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對于“法學方法”而言，除了以構成意義上的概念語詞為研究對象，更應該關注概念范疇背后的價值理念，思考法律規范本身的正當性，以及法治社會中在特定情況下如何理性地行動，并通過對思想本身的反思達至整體的自由性與環節的必然性的統一。
總之，在社會科學研究之中，我們要認真對待價值判斷，具體而言，就是一方面要認識到追求價值判斷的絕對客觀性是行不通的，但另一方面也不能放任價值判斷的主觀恣意性，而要追求價值判斷的正當化;但追求價值判斷的正當性，又需要一定可靠的方法和技術。
最后，參照社會科學方法，筆者認為，法學研究方法應當以規范注釋為理論基礎，以社會實證為理論視野，以價值分析為理論追求。
關鍵詞：；社會科學方法論；法學
中圖分類號：D90 文獻標識碼：A 收稿日期：2016-04-22
一、社會科學方法論
1.主要內容
社會科學方法論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形成的，融合了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兩個相互對立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包括以實踐為基礎的研究方法、社會系統研究方法、社會矛盾分析方法、社會過程研究方法、社會主體研究方法和社會認知與評價方法等。
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是一個創造性的開放體系，具有與時俱進的特點風格，它積極借鑒和吸收人類在社會認識和社會實踐中所創造的一切合理的方法及成果。
2.基本原則
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基本原則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客觀性原則。該原則要求我們始終堅持認識論的實踐標準、歷史觀的生產力標準和價值觀的人民主義標準。第二，主體性原則。該原則強調從主體的角度觀察社會，堅持群眾史觀，反對英雄史觀。第三，系統性原則。該原則注重局部與整體的關系，反對將局部與整體割裂開來看問題。第四，具體性原則。該原則表現為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第五，發展性原則。該原則要求我們用運動、變化和發展的觀點去觀察和分析問題。
二、法學研究介紹
在我們的祖先生存、繁衍的土地上，自從擺脫原始生活，開始用雙手去進行創造性的勞動，用人類特有的靈性去思考以后，我們人類在不斷改造客觀世界、創造輝煌的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在不斷地探索人類的主觀世界，逐漸形成了哲學思想、倫理道德、、風俗習慣等一系列維系道德人心、維持一定社會秩序的精神規范，更創造了博大精深、義理精微的法律制度。應該說，在人類所創造的諸種精神文明成果中，法律制度是一種極為奇特的社會現象，它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人類在認識自身、調節社會、謀求發展的各個重要進程中的思想和行動。
法律是現實社會的調節器，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是通過國家強制力來確認人的不同社會地位的有利杠桿，它來源于現實生活，且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的要求。同時，法律以一種最明確的方式，規范當時的社會成員的言論或者行動，因而清楚地反映了人類在各個歷史階段中對于不同的人作出的種種具體要求和限制。
因此，從法律制度的變遷中，同樣可以看到人類自身不斷發展、不斷完善的歷史軌跡。可以說，法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從人類產生以來特別是在近代以來，在的指導下不斷發展完善。
而法學專業主要培養具有法學理論基礎知識和掌握法律業務技術，能夠運用法學一般方法分析法律活動、處理法律業務，有一定綜合判斷和創新能力，能夠在法院、檢察院、公安部門、公司企業法律部門、律師事務所等部門工作的高級專門人才。在培養人才過程中的“學術”二字是指系統的、專門的學問。學術研究則是借助已有的理論、知識、經驗對科學問題的假設、分析、探討和推出結論，其結果應該是力求符合事物客觀規律的，是對未知科學問題的某種程度的揭示。
法學研究方法一般包括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案例分析、制度分析等。法學學術研究過程一般包括選題立項、資料搜集、數據的加工處理、結果分析和總結規律等步驟。
三、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在法學研究中的具體價值及應用
1.以的基本觀點即矛盾分析方法為基本指導
哲學唯物辯證法科學地界定了矛盾的概念。在研究中，我們要承認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觀性，敢于承認矛盾，承認事物的對立統一關系，這是正確對待問題的前提，是我們進行一切研究的基礎。
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其內在矛盾也是多方面的，且具有不同的性質。有的具有階級性，有的則不具有階級性；有的屬于人民內部矛盾，有的則屬于敵我矛盾，而且它們常常是交織在一起的。所以，既承認矛盾分析法，又正確地運用它，才能使我們從社會生活復雜多樣的現象中揭示出事物的本質和內在聯系來，才能保證法學研究的真正科學性。
法學研究的任務就是從調查得到的大量的、表面的、現象的事實材料中，逐步分析出事物的本質和內在聯系。但是事物的現象和本質常常是不一致而又有其內在聯系的，如果現象材料把握得不準確，就必然影響對事物本質的揭示。在分析研究階段，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矛盾，但每個事物的具體矛盾又各不相同，我們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癥下藥”“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等成語，都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就是要具體分析事物的特點，并根據事物的特點去做事。
如果違背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科學方法，滿足于形式主義的“一刀切”“一風吹”，結果矛盾不僅不能得到解決，而且會更加復雜，更加難以研究清楚社會科學問題。
比如在實際研究中，中國法制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法制的特點不同，二者在法治道路、歷史淵源、時代背景和制度設計上存在很大差別，它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法系。
這給了我們一個什么樣的啟示呢？就是要我們在分析具體案件時，要盡可能從多種法系的視角，從各個角度來剖析一個問題，同時結合不同的社會環境。既不能反從西方的視角來一味解讀社會主義法制制度，也不能試圖用社會主義法制制度去解決西方特有的法律問題。只有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才能確保結果準確性，提高結論說服力。
2.存在決定意識
人的認識無論表現形式多么抽象和復雜，歸根到底來自并反映客觀對象。法學研究所得到的各種結論，包括數據、圖表、研究報告等，并非是從事法學研究的人們頭腦中本身固有的，而是對客觀存在的社會法律問題經過抽象、提煉之后升華而出。因此，法學研究必須從社會經濟的客觀實際出發，所搜集的資料必須真實、準確，堅決杜絕各種形式的弄虛作假。
此外，為了方便研究而做的簡化與假設也必須合乎實際。否則，法學研究結論不但不能發揮其認識功能的作用，還將導致錯誤的認識結果，貽誤各項工作。我們應看到法學研究不是被動、消極的，它是立足于社會法律實踐活動需要基礎上且是能動的、積極的、創造性的認識活動。它會通過指導實踐，反作用于客觀存在，改造客觀世界。
3.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縱觀整個法學的發展史，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的理論、新的模型層出不窮，甚至有時候人們還來不及對一個理論做出系統的評價與研究，另外一個更新的理論就又被推出了。但是只要對法學這個領域稍微有點了解，就會發現，法學中被運用得最多的理論絕大多數都是較為陳舊的理論研究成果。
為什么會這樣呢？道理很簡單，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經典的理論經受住了實踐的反復檢驗，如大浪淘沙般慢慢沉淀了下來，成為天空中最璀璨的恒星。而絕大多數理論就如同彗星般一掃而過，隨之便湮滅在歷史的夜空中。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說，剩下的這些理論便是永恒不變的真理了呢？當然不是。且不說法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主要是依附于社會的發展，誠如物理學這類發展已經很成熟的自然科學中也沒有可以被稱為永恒真理的東西。所以，凡是被實踐所檢驗過的理論仍然需要接受實踐的檢驗，也就是說絕對真理是不存在的。
4.看待事物要用運動發展的觀點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運動是事物固有的根本屬性，任何物質的具體形態都有自己特定的運動形式，都處于變化之中，人們對任何客觀事物的認識，都必須經過由感性到理性，由實踐、認識到再實踐、再認識的循環往復。法學研究的各個階段，都體現了這種觀點。
5.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方法相結合
分析和綜合相結合，是思維加工的最主要方式之一，是人們從感性認識過渡到理性認識的一個強有力的手段。恩格斯指出：“思維既把相互聯系的要素聯合為一個統一體，同時也把意識的對象分解為它們的要素。沒有分析，就沒有綜合。”
按照唯物辯證法，具體事物總是多樣性的統一，它既可以分解為各個部分和各個要素；但又是相互聯系的，必須把其各個部分和各個要素綜合起來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考察。分析工作就是通過對比從事物的錯綜復雜現象中，把它的各個部分、各個要素分解開來，并把那些偶然的、非本質的東西舍棄掉，抽象出那些必然的、本質的東西，得出一些反映對象各個部分、各個側面相互區別的特點、特征和單純的聯系。
綜合工作就是把其各個部分、各個要素聯系起來探求其間復雜的、深一層的關系，把對象作為一個整體在思維中全面地、具體地再現出來，形成一個完整概念和邏輯系統。綜合必須以分析為基礎，但分析又總是以此前所作綜合的結果為指導，其目的又是為了下一步的綜合。分析到了一定程度，思維的行程就要倒轉過來，轉化為綜合。綜合得到了一定的成果，又要開始更深一步的分析，這是一個分析和綜合發展辯證的過程。
四、結語
社會科學方法論是一門系統性科學，它滲透于生活、研究的方方面面。其中的各個方法論都貫穿于我們學術研究過程中的各個步驟。本文僅從實踐觀、矛盾法對法學學術研究整個過程的影響談了談自己粗淺的認識和感受。
限于筆者自身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理解淺陋以及法學知識的匱乏，所以筆者的認識是不全面不深刻的，唯有通過不斷地實踐研究，才能更好地發揮社會科學方法論在法學學術研究中的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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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方法論；邏輯學；邏輯悖論；含糊性
邏輯學是研究推理有效性的科學。作為哲學領域的眾多學科之一，邏輯在哲學中處于獨特的地位。正如芬蘭哲學家和邏輯學家馮賴特曾經說過的那樣，邏輯在我們這個時代（20世紀）是一種獨特的哲學象征。而直至哲學的出現和學科體系化的形成，人們才著手研究邏輯學，并在后期逐漸發展壯大，與各項學科結合，如邏輯學與數學結合的數理邏輯，與計算機科學結合的人工智能邏輯等，逐漸形成現在的邏輯學。
下面就以邏輯悖論和模糊性問題處理為例，簡要論述社會科學方法論在邏輯學研究中的運用及價值。
一、社會科學方法論在邏輯學研究中的運用
作為哲學學科，邏輯學在其形成和發展中不可避免地應用到社會科學方法論。本文將從對立統一規律、社會過程分析方法對邏輯悖論、含糊性問題處理的產生、發展等展開具體的分析。
（一）對立統一規律（矛盾）的特殊性與含糊性問題處理
含糊性，又稱模糊性，是指一種表達“邊界模糊”的詞語或命題時所具有的性質。含糊性在人們的日常用語中出現的頻率非常之高，人們幾乎每天都運用具有這樣性質的詞語來進行交流，比如我們用“高矮胖瘦”來描述一個人的外部形象等。盡管模糊性詞語通常被語言學者認為是人類語言所不足的地方，但不得不承認它在我們生活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而且是人與人之間成功交流的重要成分之一。
含糊性表達會造成累積悖論。例如我們普遍認為當一個人（假設這個人身高170公分）的體重達到100千克時，這個人是胖的。如果100千克是胖的，那么減少1千克，99千克也應該是胖的，那么98千克也被人們認為是胖的，照此依次類推下去就很容易得出，如果41千克是胖的，那么40千克也是胖的。而在生活中人們不會認為這個人40千克是胖的，這就讓我們陷入了悖論中。
雖然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有哲學家提出了解決這個悖論的方法之一，著名的超賦值理論，但是該理論引入新概念所帶來的諸多問題，讓人們不得不探求更好的解決這一悖論的途徑。
而運用社會科學方法論中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是解決含糊性表達所帶來的累積悖論問題的更有效途徑之一。矛盾的特殊性原則要求我們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那么，根據這一要求，我們可以把一些具有含糊性的詞語放置到一定的語境中。如對身高的描述，對于籃球運動員來說175公分是矮的，但對于體操運動員來說175公分是高的。我們需要將詞語的取值范圍限制在一定的區間內，在限定的范圍內，對詞語所表達內容的真假進行判斷。
因此，我們在關注詞語或命題表達內容的普遍性的同時，還要關注詞語或命題表達的個性。根據同一詞語的不同的個性來劃定范圍，確定詞語使用的具體語境，創造一個精確化空間，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含糊性表達所導致的累積悖論。并且，根據含糊性問題的最新研究方向，運用基于模態可精確化理論的布爾多值解決含糊性問題的方法也采用了創造精確化空間的方法，所以運用社會科學方法論中矛盾的特殊性來嘗試解決累積悖論是可行的。
（二）社會過程研究方法與邏輯悖論
整個人類社會就是一個過程，那么處在人類社會的一切事物，或者說由人類社會的文明產生的一系列事物，包括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等，它們都是正在經歷事物本身的創造，發展甚至消失的過程，即從零到一到零的過程。但需要注意的是這個過程，不是從一到零的返回過程，而是從一到零的發展過程。
人的認識也是一個不斷往復的過程。面對事物，特別是新生事物時，人們并不能從一開始就很好的把握事物的全部，特別是事物的本質。因此，人們需要結合自己的正確實踐，不斷對同一事物進行反復的逐漸深入的認識，然后再反饋給之后的實踐活動如此反復，最終找到真理。
邏輯悖論的出現，源自于兩千多年前著名的“說謊者悖論”，而悖論的產生，是因為當時絕大多數人們認為悖論，即邏輯矛盾，等同于辯證矛盾。在我國，自從悖論研究開始在哲學、邏輯學圈范圍內興起，大家便開始爭論邏輯悖論到底從屬于哪個矛盾之中的問題。有的學者認為，矛盾是否符合同一律是判斷邏輯矛盾和辯證矛盾哪里存在不同的重要指標。但實際上，辯證矛盾和邏輯矛盾之間的相似性僅僅歸因于自然語言處理命題的方式，這種方式誤導了人們。
人們首先根據之前的自我實踐和對語言上的自我理解，先驗地將邏輯矛盾和辯證矛盾混為一談，認為矛盾就是矛盾，不存在邏輯矛盾和辯證矛盾的分裂，那么邏輯悖論就是矛盾。后來，經過認識在實踐之后的反饋，人們慢慢認識到，邏輯中的邏輯矛盾是非常不等同于中的辯證矛盾的。現在，人們更偏向于悖論是一種邏輯矛盾，邏輯矛盾是以辯證矛盾為基礎的，辯證矛盾比起邏輯矛盾，更多地推進人類社會的進步。
二、社會科學方法論在邏輯學研究中的價值
在上文中，我們已經通過對邏輯悖論、含糊性問題處理方法的介紹和分析，具體探討了社會科學方法論中的兩種具體研究方法被廣泛應用于邏輯研究中。而其對邏輯學研究的價值便可以從運用中見微知著的表現出來，其價值主要可以體現在西方邏輯學史的背景研究、邏輯學的內容研究兩個方面的價值。
（一）西方邏輯學史背景研究
自從亞里士多德在《工具論》中闡述了一些有關邏輯推理、判斷的內容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對邏輯的研究，都是基于亞里士多德的理論，沒有進行大型的創新，從14世紀中期開始，往后的五百多年，對邏輯學的研究都處于“休眠狀態”。雖然處在那段時期的萊布尼茨也做出了成就，但影響甚微，直到20世紀初期才有學者從他的手稿中發現了他在邏輯學上的貢獻。19世紀中末期，邏輯學逐漸復興，這是由于當時的學術環境所導致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展開，使人們對科學技術的追求達到一種熱忱的狀態，西方科學在這種狀態下逐漸發展成熟，成熟到自然科學家開始反過頭來反思自己所研究學科的理性基礎是否正確。
科學家不斷運用否定之否定的觀點，使邏輯學的發展經歷了從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模式，對舊的邏輯學觀點進行批判，但不是全然否定，而是一種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過程，否定那些錯的，并在那些對的觀點的基礎上增加新的更新的觀點，從而讓邏輯學不斷適應客觀現實世界。正如人們對亞里士多德三格三段論不斷批判反思中，慢慢建立了現有四個格的三段論體系。
（二）邏輯學的內容研究
邏輯學的研究內容主要是在形式的方面研究思維和思維之間的關系，更多地是找尋一種用符號等形式語言來表達命題，并把從前提推出結論的過程演變成一種和數學相像的計算，如此一來，就可以消除人們因對語言的理解差異造成的各種偏差和誤會。
而即使邏輯學只是研究推理形式的有效性，也依然會受到研究當時所處社會背景的影響。這就要求我們，要運用馬克思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科學研究方法來進行內容研究。這與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不謀而合，歷史唯物主義主張不能空洞的探索脫離環境的事物，而是要結合所背景描繪真實發展過程，特別是生產力關系和經濟基礎關系對事物發展的影響。同時，由于對邏輯學若干問題的處理都不盡相同，比如每個邏輯悖論的處理解決方式都不一樣，所以我們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辯證唯物主義要求我們，對于傳統和現代邏輯，要以一種動態的和立體的觀念去認識，而不是靜止片面，否則就會陷入形而上學中。
三、結語
全文通過對邏輯悖論和含糊性問題處理方法的分析，從社會矛盾分析方法和社會過程研究方法兩個方面指出了社會科學方法論在邏輯學研究領域的廣泛運用。同時，通過對西方邏輯的背景和邏輯內容的研究，闡明了社會科學方法論在邏輯學研究中的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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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價值無涉”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概念，但是對此學術界卻存在嚴重誤讀。本文從韋伯構建學術公共領域的角度，認為韋伯“價值無涉”的“客觀性”原則具有雙重含義，既是為了破除普世性的理論神話，也論證了價值判斷需要“科學”的論證，而經驗事實需要在與文化價值的關聯中獲得意義，這是學術倫理存在的基礎。通過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韋伯闡明了他的“理想類型”是對經驗事實的邏輯整理，而不是“客觀”反映，這是“價值無涉”的第三個含義。本文還討論了韋伯的新聞思想及其實踐與學術公共領域的關系，并提出今天重讀韋伯的意義在于構建中國的學術共同體和學術公共領域。
討論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韋伯是個繞不過的名字。“價值無涉”已經被我們念得耳熟能詳，但是韋伯意義上的“價值無涉”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在學術界卻依然晦暗不明。當今中國社會發展與危機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嚴重分歧，學術與政治的關系也變得云譎波詭，有學者提出應該用“去道德”和價值“無立場”的方法來應對這樣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與“無立場”究竟在什么意義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與學術在韋伯的語境下究竟意味著什么？今年，正值韋伯逝世九十周年，韋伯的著作再次在漢語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閱讀韋伯，并借此整理中國知識界關于學術與政治、立場與價值等問題的糾葛，已經又一次成為具有重大理論與現實意義的議題。[2]
（一）“價值無涉”的雙重含義
《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是1904年韋伯接手主辦《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文庫》雜志時，闡釋其辦刊宗旨的綱領性文獻。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韋伯是如何把社會科學方法論與學術倫理以及學術共同體的思考結合在一起的，這也是韋伯集中討論和總結其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重要文獻。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學術界“發現”韋伯以來，這也是被誤讀最嚴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應該是重讀韋伯最重要的方法。
韋伯開宗明義地指出，《文庫》的宗旨一是擴展對社會生活的事實的認識，另一是訓練人們對社會生活的實際問題作出判斷。那么，判斷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義上可以說，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客觀有效的真理”呢？韋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這個問題意識上的。
韋伯反對兩種歷史觀，一是道德進化論，一是歷史相對主義，正是這兩者的結合在社會科學領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韋伯以國民經濟學為主要批評對象，指出：通過把文化價值總體引入道德領域而在內容上規定道德領域，并由此把國民經濟學提高到“倫理”科學的地位，這其實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總體上貼了“道德”的標簽，既抹殺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沒有對理想的“客觀性”有什么貢獻。《文庫》需要從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觀點，正是：國民經濟學是從一種特殊的“經濟世界觀”得出的，并且應當由此得出價值判斷。因為經驗科學的任務決不是提出約束性的規范和理想，以便從中得出實踐的處方。《文庫》需要拒斥的另一種觀點是：價值判斷因為立足于某種理想，從而具有主觀起源，就可以擺脫“科學”的討論。這正是“價值無涉”的兩重含義，不可偏廢任何一方，而目前國內學界就韋伯觀點圍繞著經濟學是否應該有道德的討論，其實都沒有抓住韋伯的關鍵。
韋伯說，《文庫》關心的問題其實是：對理想和價值判斷所作的“科學”批判的意義和目的是什么？科學的“技術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過程中的代價，能夠被充分評估和權衡，也唯有在這樣的時候，最需要貫徹“價值無涉”的邏輯方法。在這之后，權衡上升為決策，就不再是“科學”的任務，決策者根據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觀在各種有關的價值之間進行權衡選擇，但正是“科學能夠使他意識到，一切行動，當然根據具體情況還有不行動，在其結果中都意味著吸收了某些價值，從而常常意味著——這一點目前特別容易被人忽視——放棄另一些價值。做出選擇是他自己的事情。”[3]科學的任務正是揭示并且在邏輯上闡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觀念”基礎，“對價值判斷的科學探討如今不僅要使人進一步理解和體驗所希求的目的和作為其基礎的理想，而且首先還要教人批判地‘判斷’它們。”[4]也就是說，作為“科學”本身不擔任價值評判的任務，但是它卻是價值評判的基礎。這是因為，在一個世界觀存在嚴重沖突的時代，“以普遍有效的終極理想的方式創造解決我們的問題的實際公分母，這都毫無疑問既不能是我們這份雜志的任務，也絕不能是任何一門經驗科學的任務：這樣一種任務不僅在實際上是無法解決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5] 這決定了在方法論上的“價值無涉”作為邏輯意義的地位。
一個飽餐了知識之樹的文化時代，其命運是必須知道，無論對世界事件研究的結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從中獲知世界事件的意義，而是必須能夠自己去創造這種意義本身，世界觀決不可能是經驗知識進步的產物，因此，最強有力地推動著我們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時代都只能是在與其他理想的斗爭中實現的，這些其他理想對于其他人來說，正如我們的理想對于我們來說一樣，都是神圣的。[6]
因此，可以看出，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的第一個含義，正是要徹底破除所謂“普世價值”的神話，一個諸神爭斗的時代，決定了社會科學領域不可能，也不應當存在普遍有效的終極價值。在這個意義上，廉價的相對主義和樂觀的折中主義，要么在理論上無視其嚴峻，要末是在實踐上回避其結果。這些都與科學的“客觀性”沒有絲毫關系，“中間道路”絲毫不具有更多的科學真理。由此可見，作為方法論的“價值無涉”正是為了廓清“科學”有效性的界限，它要解決的問題是“存在”的問題，而不是“有效”的問題。對“存在”的思維整理，涉及到“客觀性”問題，而“有效”與否則與價值所處的文化特性有關，必須在科學的“客觀”操作和價值判斷之間劃出界限。
因此，對這份雜志尋求科學真理的功能，以及科學作為對經驗現實進行思維整理的有效性，韋伯提出兩種重要責任：
首先，是要讓讀者和作者自己清楚地意識到用來度量現實，并從中推導出價值判斷的標準和尺度是什么，而不是把不同類別的價值混同在一起。只有通過確立的價值標準與其他價值標準，最好是與自己的價值標準相對抗，——任何有意義的評價都只能是從自己的世界觀出發的批判，而不是通過在不同的價值之間和理想的沖突之間的挪移和權衡來欺騙自己。不同的價值尺度之間需要進行反思性的對比、澄清和揭示，一切對于別人有意義的評價都只是出自對自己“世界觀”的批判，是以自己的理想為根據與別人的理想作斗爭的結果。
第二， 要使得讀者、編輯和撰稿人都明了，什么地方科學研究者開始沉默，而作為“有意欲”的人開始說話，什么地方論證求助于理解，什么地方則求助于感情。必須反對科學討論和評價性推論之間的混淆，但是“決不反對申明自己的理想”。無信念和科學的“客觀性”之間沒有任何內在的近似性。這里“價值無涉”的第二個含義，就體現為作為學術雜志的《文庫》所具有的學術共同體的性質，它不是從事反對政治或者社會政策派別的論爭場所，也不是招徠贊成或反對政治理想或社會政策派別的場所[7]，而是一個“學術”的公共領域。韋伯如此描述道：
雜志的特性一開始就在于，并且只要它聽憑于編者們今后就也應當在于，尖銳的政治對手都可以在雜志中為了科學工作而和平共處。它迄今為止不是“社會主義的”刊物，今后也不會是“資產階級的”刊物。它不會把愿意置身于科學討論基地之上的人排除在作者的范圍之外。它不能是一個“回應”、辯駁、再辯駁的游戲場地，但它也不袒護任何人，無論是它的作者還是他的編者，都應在其欄目中經受可想見的最嚴厲的客觀而又科學的批判。不能忍受這一點的人，或者不愿與那些和自己理想不同的人在科學認識領域合作的人的，都可以不參加它。[8]
但是，韋伯也承認，無偏見地與政治上的敵對者同處于一個中立的學術場所，在當時的德國并不容易，對那種“作為黨派狂熱的局限性和不發達的政治文化的標志，應予以無條件的反對。”在這個意義上，“價值無涉”反對的是學術的泛政治化傾向，因為這必然嚴重傷害學術的“科學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個雜志不能有自己的“特性”，因為《文庫》要探討的問題與最高的、起決定作用的價值觀念密切相關，因而成為它的最穩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為一種受到那些價值觀念相同的或者類似的影響的文化觀的代表。”這些作者的觀點各有不同，但是“他們都把保護勞動群眾的身體健康以及盡可能增加勞動群眾對我們文化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分享作為目標，但把國家對物質利益領域的干預與現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發展相結合作為手段。”[9]這些人無論對未來的社會秩序持什么樣的觀點，就當代而言卻肯定“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并不是因為它與更早的社會制度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為它在實踐上已經是不可避免，這是學術面對現實政治的態度。
《文庫》主要關心的是社會經濟問題。作為社會經濟現象的事件，它的性質并不是自身“客觀”地具有的，而是以人們認識的“興趣”傾向為條件的。“一個現象只是就我們的興趣專注于它對于為生存而進行的物質斗爭所具有的意義而言，或者說只有在這個時候，才獲得一個‘經濟’現象的性質。”雜志的任務就是：研究人類共同生活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普遍文化意義及其歷史上的組織形式。
不是“事實”的“實在”聯系，而是問題的思想聯系，構成了各門科學的工作領域的基礎：在用新的方法探索一個新的問題并由此發現開辟新的重要觀點的真理的地方，就會出現一門新的“科學”。[10]
不同與馬克思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理論，更不同于形形的文化決定論，——韋伯決不是一個文化決定論者，他強調的是經濟與文化互相制約的關系。韋伯認為：按照經濟上的受制約性和影響范圍的特殊觀點來對社會現象和文化事件進行分析，依然是一個具有創造性成果的科學原則。但是，這恰恰需要區別以下兩種傾向：人們要么把歷史現實中不能從經濟動機演繹出來的一切都當作在科學上毫無意義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經濟事務的概念擴展到不可知的領域，以致所有以某種方式與外在手段相結合的人類利益都被納入到那個概念之中。[11]這正是韋伯竭力反對的以經濟學價值來主宰社會價值和社會科學判斷的方式，這也是韋伯提出“價值無涉”所具有的現實與歷史的針對性。
（二）經驗事實、文化價值與學術倫理
在韋伯看來，社會科學作為一門現實的科學，是要理解我們被置入其中的、包圍著我們的現實特性，即它的文化意義：它為什么在歷史上是這個樣子。而“有限的人類精神對無限的現實的思維認識就建立在這一隱匿的前提條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現實的一個有限部分構成科學理解的對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認識’的意義上是‘根本’的。”[12]韋伯明確指出，經驗事實只有在與文化價值的關聯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實在”的途徑。社會科學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規律性，而是建立“個別”與“價值”之間的因果聯系。規律所適用的現實是個別的，而個體并不能從規律中演繹出來。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規律，僅僅是認識現實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義的分析和整體性描述，卻是嶄新的和“獨立”的。一個文化現象形成的意義，以及形成這種意義的理由，都無法從任何規律性概念和體系出發去推導、論證或闡明，因為它們是以文化現象與價值理念的關系為前提條件的，文化概念就是價值概念。個體性的現實之所以對我們有意義，是因為它表現出對于我們來說與價值理念的聯系因而重要的關系，僅僅是因為這一點，它的個體性的特性才是值得我們認識的。也就是說，價值理念是確認研究對象的前提，卻不是結論，因為：
重要的東西自身當然不與任何規律自身相等同，而且規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是不與它自身相同。因為一個現實的成分對我們來說所具有的特殊意義，當然恰恰不在于它與極其眾多的其他成分所分享的那些關系。把現實與賦予其重要性的價值理念聯系起來，以及根據其文化的重要性的觀點突出和整理由此渲染而出的現實成分，與根據規律對現實進行分析和在一般概念中對它進行整理相比，是一個異質的、不同類的觀點。思維整理現實的兩種方式相互之間沒有任何必然的邏輯關系。在個別的情況下，它們能夠相互一致，但是，如果這種偶爾的一致掩蓋了它們原則上的分歧的話，就會導致極具災難性的后果。[13]
這些對于經濟學來說，并不例外，事實上韋伯更多地正是針對它而來的。正因此，韋伯對于“規律”崇拜，特別是對經濟學的“市場”規律崇拜所具有的災難性后果的警告，是特別值得今天的中國學界汲取的。我們也可以從中明確地看到，韋伯的立場是歐洲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是一個所謂的“西方中心主義”者；而是相反，他一再告誡的正是對“普世價值”的警惕。對于韋伯這至關重要的核心觀點，我們理解得并不充分，而這卻正是韋伯強調“價值無涉”的主要出發點。
韋伯特別針對貨幣交換經濟指出：對交換的普遍本質和市場交往的“技術”性研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這只是前期工作，它不能回答交換如何歷史地獲得它今日的基本意義，歷史事實需要在文化意義里得到澄清，正是貨幣經濟的文化意義，——因為它，我們才會對交往技術感興趣。“只有在無限多樣的現象中僅有一個有限的部分是有意義的這一前提條件下，認識個體性的現象的思想才在邏輯上是有意義的。”[14]對具體的現實進行詳盡無遺的因果推演不僅在實踐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理論上也是荒謬的。在涉及“個體性”的地方，“因果問題并不是一個規律的問題，而是具體的因果聯系的問題，不是什么公式把現象當作樣本加以歸類的問題：它是一個歸屬的問題。……一個‘歷史個體’——的因果說明得到考慮，對因果規律的認識就不可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能是研究的手段”。韋伯再三強調，規律越普遍，就越抽象，它們對在因果上歸屬個體性現象的貢獻就越少，從而間接地對理解文化事件的意義也就越小。就歷史現象來說，最普遍的規律由于是內容最空洞的，通常也是最沒有價值的。一個類概念的有效性越廣泛，就越使得我們離開現實的豐富性，因為它為了包含近可能多的共性現象，就必須是盡可能地抽象，而共相的認識對于歷史研究而言并沒有價值。因此，把經驗還原為“普遍”或者“客觀”，對于社會科學工作并沒有意義。這并不是說“規律”不存在，而是因為對社會規律的認識并不等同對社會現實的認識，僅僅是我們的思維為了這一目的所使用的各種輔助手段。文化只是個別，是由其文化所采用的價值理念決定的，而任何“規律”都無法揭示這些價值理念的不同。“‘文化’是從世界進程無意義的無限性產生的一個從人的觀點出發用意義和重要性來思考的有限斷面”[15]。以下韋伯的這一段話特別值得關注：
任何文化科學的先驗前提都不是我們認為某一種或者任何一種文化有價值，而是我們就是文化人，賦有自覺地對世界表示態度并賦予它一種意義的能力和意志。無論這種意義是什么東西，它都將導致我們在生活中從它出發來判斷人類共同存在的某些現象，把它們視為重要的（積極的或者消極的）而表明態度。
對世界表明態度并賦予其意義的能力與意志，這其實正是學術倫理存在的基礎。韋伯對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著重的正是他們為文化和宗教共同體建構意義的“天職”。[16]在這里，我們再次看到的是韋伯世界中知識分子的學術倫理與先知的宗教倫理的疊印。正是在這個基礎上，韋伯強調學者的“個人”因素對于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因為沒有什么觀點是從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謂讓事實自己說話，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義的是作為“個人”的學者“靈魂之鏡”，只有這樣的鏡子才能折射出現實與文化的價值和涵義：
在隨時隨地自覺或不自覺地對事物的個別特殊方面所做的這種選擇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學工作那種作為時有所聞的主張——一項科學工作的“個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價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價值的，就必須表現出“個性”——之基礎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沒有研究者的價值理念，就不會有選擇材料的原則，就不會有對個體性現實的有意義認識，就像如果沒有研究者對某些文化內容之意義的信念，認識個體性的現實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絕對沒有意義的一樣，他的個人觀念的傾向，他的靈魂之鏡中的價值反射，規定著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學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對象與之聯系起來的那些價值，卻能夠規定整個時代的“觀點”，即是決定性的：不僅對于現象中被視為“有價值”的東西而言，而且對于現象中被視為有意義的或者無意義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東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韋伯這里清理的正是知識分子在當代確立學術倫理價值的基礎，知識分子的內在志向即對學術為世界建構意義的確認和信念，這是推動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發展的動力。至此，我們可以明白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個諸神的時代里，社會科學不是尋求普遍而終極的規律或目的，而是認識、確立和創建文化的價值意義，這才是學術和知識分子確立安身立命的倫理基石。因為對人類文明尋求價值意義的確信，內在于文明自身，也內在于任何時代的知識共同體和民族共同體之中，它們正是知識分子應該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分子的“天命”是一種倫理的誡命，是外在使命和內在志向的結合。
（三）“理想類型”與社會科學的“客觀性”
——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
這里，韋伯是以對“國民經濟學”的“自然主義一元論”為批評對象，展開其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具體討論。
國民經濟學開始的時候是一種討論國民“財富”增長的“技術”性現象，但是它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技術的，因為它被納入到18世紀自然法的、理性主義的世界觀的巨大統一體中。自然科學的方法：用根據規律性聯系對經驗事實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種形而上學的有效性和具有數學形式的概念體系，達到對現實的一種純“客觀”的，擺脫一切價值的，同時也是絕對理性的，也就是擺脫一切個體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論認識。在這樣的科學思維的模式中，除了發現事物的“規律”外，科學工作的其他意義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規律”性才是科學本質性的東西，“個體性”的事件只有作為“典型”，即作為規律的解說才有意義，而這些事件本身則并不是“科學的”興趣。因此，在歷史領域，抽象的理論方法和經驗的歷史方法處于對立之中。抽象的經濟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幅關于經濟組織、自由競爭和嚴格的理性行為在商品市場上發生的各種事件的理想畫卷。“這一理想畫卷把歷史生活的某些聯系和事件統一成為設想出來的聯系得天衣無縫的體系。在內容上，構思具有一個通過思想上提高現實的某些要素而獲得自在烏托邦的性質。它與生活的經驗給定事實的關系僅僅在于，在那種構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類聯系，從而也就依賴于‘市場’的事件，在現實中被發現或者被猜測為在某種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們都能夠利用一個理想典型（Idealtypus）實際地說明和解釋這種聯系的特性。”[18]
但是“理想典型”（國內更多翻譯為“理想類型”，下文采用這種譯法）的概念是為了歸屬判斷，它不是假設，也不是對現實的描述，它是歷史給定的現代交換經濟社會組織的“理念”。韋伯指出西方經濟學中的“市場”與作為發生學概念上西方中世紀的“城市經濟”理念，這兩者是根據“完全相同的邏輯原則展開的”。而“城市經濟”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實際存在的經濟原則的“平均值”，而是單方面提高一個或者一些觀點，把散亂的個別的現象綜合成一個自身統一的理想畫卷而獲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類型”是從經驗事實中選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邏輯整理而言，它的確具有“客觀性”，這正是“價值無涉”的第三個含義，即“理想類型”作為一種邏輯的分析工具本身是“價值無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純粹性而言，這一理想畫卷不能經驗地在現實中的任何地方發現，它是一個烏托邦。而對于歷史工作來說就產生了一個任務，即在任何具體場合都要確認現實離那個理想畫卷有多近或者多遠，某個城市的關系的經濟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義是哪個被說成是‘城市經濟的’”。[19]因此，理想類型并不是對“客觀”現實的無條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韋伯強烈地反對把理想類型的概念圖像當成是歷史現實的“真正”內容，當成“本質”。理想類型絕不是古希臘神話中的強盜普羅克拉斯特之床，歷史不應該在此被削足適履，也不應該被當成是歷史中起作用的“實在”力量，——韋伯強調特別需要警惕后一種危險。對于中國的經濟學來說，西方的以中世紀“城市經濟”為模式發展出來的經濟學“原理”，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解釋中國和解決中國的城鄉問題呢？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問和反思。
韋伯告訴我們的恰恰是：沒有建立概念與具體的歷史語境的聯系，就簡單套用西方的諸如“市場”這樣的經濟學概念來橫掃一切是極其危險的，因為正是這樣的做法違背了“價值無涉”的社會科學方法，違背了現實的“客觀性”原則。這對于我們今天形形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來說，應該是當頭棒喝。韋伯明確地指出，經濟學理論是一種“教理學”，它特別假定純粹經濟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經濟取向的影響，因此它只能是一種“理想類型”，而絕不是歷史的“自然”發展，更不能成為“應當”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種在此意義上“無國家”、“無道德”、“個人主義的”純粹理論，作為方法上的輔助手段是并且總是必不可少的，而極端的自由貿易學派則把它理解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現實的一種詳盡無遺的寫照，并進一步據此把它理解為一種“應當”，理解為一個在價值領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為一個可以用來經驗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類型”的功能，不是作為目的，而是作為社會科學的“手段”來發揮作用的，因為社會科學必須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類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規定概念來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歸納、衡量與對比，是以確立概念的“界限”為前提的，這正是一種專業主義的訓練：
它是一種理想畫卷，但并不是歷史現實，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現實，它也根本不適宜于把現實作為樣本歸入其中的圖式，而是指具有純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義。為了廓清現實的經驗內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們借助這一概念對現實作出衡量。把它與現實作出對比。這樣的概念是思想的產物，我們借助它們，通過運用客觀可能性的范疇，來構思各種聯系，我們依據現實定向的、受過訓練的想象力對它們作出判斷，認為它們是適合的。[21]
但是混淆總是很容易產生，歷史相對主義者總是讓理想類型意義上的“理念”生成為理想意義上的“理念”需求，讓其變成價值判斷。因此，科學自我監控的基本義務和避免受騙的唯一手段，就是嚴格區分這兩種方式。以比較的方式把現實與邏輯意義上的理想類型聯系起來，與從理想出發對現實做出評價性判斷，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方法。這正是韋伯強調作為方法論的理想類型是“價值無涉”的，即不能用它作為價值判斷的標準。因為理想類型“是某種對評價性的判斷完全不感興趣的東西，除了純邏輯的完善之外，它與其他任何一種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說，在韋伯的理論中，理想類型其實是一種邏輯工具，并不具有價值判斷的意義，這才是“價值無涉”最核心的意義，否則，就會有淪為自然主義或道德主義“目的論”的極大危險。
韋伯更進一步指出：雖然“理想類型”在形成過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東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個體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為理想類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識到的，它不是合乎類的東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現象的特性”[23]，是文化個體性的表達，因此“理想類型”絕不是普遍“規律”的體現，而是有著明確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們已經可以理解，韋伯對“價值無涉”的強調，其批判的對象正是用“理想類型”來代替價值評判，這樣一種會在現實中帶來極大危險的思想混亂，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經濟學。
針對自然主義的歷史觀，即社會科學的目的必須是將現實還原為“規律”，韋伯的批評正是針對其把“理想類型”與現實相互混淆的危險。韋伯告誡道，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理想類型的發展狀況和歷史是兩件必須有效區分開來的事情，構思在這里僅僅是有計劃地將一個歷史事件有效地歸屬于根據我們認識的現狀而可能的原因范圍中的現實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這里，韋伯對馬克思，——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論對手作了這樣的評價：所有的“規律”和歷史發展的構思，在理論上都具有“理想類型”的特征，“凡是使用過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現實與這些理想典型進行比較，它們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獨一無二的啟迪意義；同樣，一旦把它們設想為經驗有效的，或者甚至設想為實在的（事實上也就是形而上學的）的‘作用力’、‘趨勢’等等，它們就具有危險性。”[25]這一評價值得重視，也值得今天作為一個重要視角來重新理解在中國的命運。
韋伯充分肯定“理想類型”的邏輯作用，但是他強調所有“理想類型”的構思都具有暫時性，“文化科學工作的結果就是不斷改造我們力圖把握現實所用的那些概念的過程。因此，關于社會生活的各門科學的歷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過程。因此，關于社會生活的各門科學的歷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嘗試在思想上整理現實，由于科學視野的擴展和更移而廢除已經獲得的思想圖像，以及在如此改變了的基礎上形成新概念之間的不斷變換。”[26]這是因為，概念的形成取決于問題的提出，而問題的提出是隨著文化自身的內容發生變化的，概念與被概念化的東西之間包含著一種綜合的暫時性。因此，概念的價值正在于它們揭示了作為其基礎的觀念意義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標。“理想類型”之意義正在于它的暫時性，和無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務于建立價值聯系的目的，因此決不能混同于具體的實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為對“客觀”現實的觀念的“反映”，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現代認識論，這里的概念與歷史工作之間的關系被頭足倒置了。而社會科學的偉大進步正是與實際的文化問題的變更密切相關的，并采取了對概念的形成進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韋伯宣布，《文庫》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為這種批判與進一步的綜合服務：
一切經驗知識的客觀有效性，都是并且僅僅是按照范疇整理給定的現實，而這些范疇在特殊的意義上是主觀的，即表現我們認識的先決條件的，受到唯有經驗知識才能給予我們的那些真理的價值的前提條件的制約。[27]
社會科學的“客觀性”正在于此，即它來自于對經驗現實的邏輯綜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確的使用邊界，因此不能據此作為“本質”或者“規律”證明特定的經驗事實，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斷現實的價值特權，因為價值尺度只能來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會科學的任務并不是不斷去追逐新的觀點和概念，而是相反，對于具體歷史聯系的文化意義的認識，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為之服務的終極目的。“材料專業戶”和“意義專業戶”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實與已知的觀點結合起來，從而創造出新的東西。
在韋伯看來，價值意義是“理想類型”獲得邏輯意義的前提，否認作為特定的文化產物的價值真理性，就沒有社會科學，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與判斷去取代科學。一旦社會科學把它的方法論原則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覺地根據最終的價值觀念來檢查和反思個別材料的認識價值，不能意識到認識價值是植根于具體的實際的文化作為最終價值，道路就會迷失，這時，就需要從文化的價值意義上進行范式突破。這時，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觀點的意義變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黃昏中。重大的文化問題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學就武裝起來，改變自己的立足點和概念體系，從思想的高度俯視事情之流。[28]
推動社會科學發展的動力，不是科學的內在邏輯，而是一個特定社會的文化價值的重大問題。我們需要在這個意義上理解韋伯這句似乎駭世驚俗的話：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的仆人！因為，作為現實的、具體的德國的文化價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問題，學術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夠落實于具體的文化語境中，——它既是社會科學問題意識的來源，也是作為學術研究的社會科學最后的旨歸。只有在這里，在責任倫理高于信念倫理的情況下，兩種倫理才可以尋求互相支持的契合點，我們也需要從今天中國的歷史語境中重新確立和理解韋伯的意義。
最后，讓我們再來讀一點讀韋伯自己的論述：
我們最終必須竭盡全力反對的是一種并不少見的觀念，它認為通過權衡各種彼此對立的價值判斷和他們之間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學“客觀性”的大道。“中間路線”不僅恰好與“最極端”的價值判斷一樣，不能以經驗學科的方法得到科學的證明，而且，在價值判斷的范圍內，它正是在“規范的”意義上最晦曖不清。它不屬于講壇，——而是屬于政治綱領，官僚機構和議會。科學，無論是規范的還是經驗的，都能為政治活動家和對立的黨派提供無可估量的幫助。它告訴他們，（1），對于這個世紀問題，某些不同的“最終”立場是可以考慮的；——（2）在你就這些立場作出抉擇時，存在著這樣那樣你必須考慮的事實。[29]
韋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責任的“政治”行為應該建立在學術的“科學性”的基礎上，即有價值的政治行為必然充分估計三個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帶后果；3，由此制約的在其實踐結果中眾多可能的評價相互之間的競爭，這正是經驗科學以自己的手段能夠揭示的東西。[30]只有在此基礎之上的“政治”行為才可以與現實中黨派利益紛爭的政治活動劃清界限。社會科學的“客觀性”絕非折中的中間路線，因為妥協和折中并不是以價值的澄明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對各種“偽”客觀性（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各種偽“政治”性，即建立在黨派利益紛爭基礎上的“政治”）：
認為從要求經驗地討論“價值無涉”的立場出發，價值判斷的討論就是無結果和毫無意義的觀點，是與我們完全不相干的，因為關于價值判斷意義的認識恰是所有這類討論的前提。這種討論的先決條件是理解各種原則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徑庭的最終價值判斷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著“原諒一切”，單是對他人觀點本身的理解也不導致同意它們。另一方面，這至少可以使人同樣容易并且通常極其可能認識到妨礙人們達成一致的原因和問題。但是，這種認識恰恰是真理性的認識，而“價值判斷討論”正好有助于這中認識。[31]
至此，韋伯對于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和“價值無涉”的思想已經清楚了。這里試從以上三個互相關聯的層面上做一個分梳和歸納：
首先，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是社會科學的歷史觀，它反對把歷史納入任何道德主義或自然主義的目的論體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屬于也反對任何“宏大敘事”。其方法論上的體現是劃清“理想類型”的有效性邊界，不能把“理想類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邏輯思維的產物上升為價值判斷。任何意義上的“理想類型”作為對經驗事實的邏輯整理，都不是對現實的“反映”，而是歸納和總結，歸根結底是“個體性”的，因此不能把“個別”上升為“普遍”的規律，并成為“應當”如此的歷史力量。因此，韋伯反對從歷史的“發展趨勢”中引申出對實踐的評價，因為這意味著把“變遷”視為目的論的，并成為對現實政策毫無反思的美化：
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看出，為什么經驗科學的代言人應當感到有必要支持這種做法，使自己成為某個時候的“發展趨勢”的喝彩者，使對這些“發展趨勢”的“適應”從一個終極的、只能由具體的人在具體場合解決的、因而也只能取決于具體的人的良知的評價問題變成一個據說由一門“科學”的權威庇護的原則。[32]
第二，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指的是建構學術公共領域的原則，即不同的立場和觀點都具有平等準入的地位與權利，而且在這個意義上接受最嚴格的反思與批判。知識共同體不能以某種預設的絕對價值作為規范，或者以“普世價值”來壓抑和取消歧見，這是作為經驗科學的社會科學能夠生產“有效”知識的前提。但是，作為個體的學者，卻正是以自己的立場，以及以此立場出發的知識建構進入學術公共領域，“正是‘個人’的最內在的因素，規定我們的行動、賦予我們的生活以意義的最高的和最終的價值判斷，才是某種我們感到有‘客觀’價值的東西。”[33]這個意義上，韋伯的“價值無涉”決不是取消價值立場，而是相反，不同的價值判斷必須接受自己以及對手的反思和挑戰，方有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科學的發展。
第三，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指的是在學術共同體內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種不同的、甚至歧見嚴重的觀點之間，“價值無涉”要求的是對他者觀點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經驗的方式，從概念的邏輯意義上，去考察他人的行為和動機，以發現真正的不同的立場，這是一切有意義的學術辯論的前提。這樣的以建立理解為前提的“價值無涉”的工具性，是學術對話和論辯的基礎。它可以使人從邏輯和事實的角度認識到妨礙達成一致的原因和問題：
人們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這種認識是一種真理認識，而且“價值討論”也就是為它服務的。與此相反，人們以這種方法肯定不能獲得——因為它在一個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東西，是某種規范的倫理學，或者就是某種“律令”的約束力。[34]
這才是為什么“價值無涉”需要發揮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會科學“客觀性”的體現。
但是，遺憾的是，在過去的韋伯研究中，我們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韋伯極力批評和反對的方法強加給韋伯自己了，對“理想類型”盲目而混亂的運用就是最鮮明的例證。
[注釋]
[1]關于此一問題的爭論，可參見羅衛東：《社會科學從業人員的理性回歸：重返韋伯》，載《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馮鋼：《“客觀性”、“理想類型”與“偽道德中立”——評羅衛東的“重返韋伯”》，載《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其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看待經濟學與道德的關系。本文在此的討論，與上述兩位作者的觀點都有重大不同。另，趙汀陽提出的“無立場”分析方法以及相關討論也包含了這樣的意愿。
[2]限于篇幅，此處發表的文稿屬于筆者《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長文的第三部分，前兩部分是： 一 ，“先知”與知識分子——學術的倫理與天職；二，何為政治？——政治的倫理及其悖論；待發。
[3]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4頁。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另一中譯本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出版，譯者韓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參照這兩個譯本，具體見注釋。
[4]同上，第4頁。
[5]同上，第6頁。
[6]同上，第6頁。
[7]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0-11頁。
[8]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9頁。
[9]同上，第10頁。
[10]同上，第14-15頁。
[11]同上，第16頁。
[12]同上，第18頁。
[13]同上，第21-22頁。
[14]同上，第22頁。
[15]同上，第24頁。
[16]此部分的詳述見本人《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長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與知識分子——學術的倫理與天職，待發表。
[17]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5-26頁。
[18]同上，第31-32頁。
[19]同上，第32頁。
[20]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46頁。
[21]同上，第34頁。
[22]同上，第28-29頁。
[23]同上，第40頁。
[24]同上，第41頁。
[25]同上，第42頁。
[26]同上，第43頁。
[27]同上，第47頁。
[28]同上，第49頁。
[29]韋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45頁。
[30]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4頁。
[31]韋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49頁。
[32]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9頁。
[33]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6頁。
[34]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0頁。
[35]見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謝南洋理工大學郭振羽教授和耶魯大學博士生王穎曜同學提供線索和材料。該書在2002年再版，補充了卡爾馬克思論新聞自由的章節。
[36]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頁。
[37]同上，第182頁。但是在瑪麗安妮的《馬克思韋伯傳》中，并沒有直接提到這個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會對該項目和社會學學會的影響和干擾。見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頁。
[38]同上，第488頁。
[39]同上，第494頁。
[40]同上，第496頁。
[41]同上，第507-508頁。
[42]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頁。
[43]馬克斯韋伯：《以政治為業》，見《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77-81頁。
【關鍵詞】高校社會調查方法課效果針對性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9682(2010)04-0038-03
目前,高校社會調查方法課逐漸受到學生的重視。不僅社會學專業的學生把社會調查方法課看成社會學專業的基本功,而且非社會學專業的學生也同樣重視社會調查方法課。這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部分專業培養計劃中設置了社會調查方法課。以中國傳媒大學為例,公共事業管理、文化產業管理、行政管理等專業的教學計劃中都把“社會調查與研究方法”課程列為必修課;其次,大學生創新實驗性計劃的常規性申報凸顯了社會調查方法的重要性,促使學生重視社會調查方法課的學習。以中國傳媒大學為例,2007年以來,教務處每年都會組織國家級、學校級大學生創新性實驗計劃項目的申報、中期檢查、結項驗收。申報成功的項目負責人、參與者在保送研究生、評獎學金、評優等環節中占優勢。所以,大學生們申報項目很積極。在所申請的項目中,社會調查類的項目占相當的比例。這促使學生重視社會調查方法的訓練。在2009年10月筆者作評委的某次大學生創新性實驗計劃立項答辯會現場,有一個新聞系2008級的學生答辯一結束就向筆者咨詢關于她的立項設計方面的問題,以求改進;第三,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實踐教學占相當的比例,促使老師和學生必須掌握社會調查方法的知識。以中國傳媒大學為例,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課將社會實踐環節計入總學時中,按照2學分計算。該課程一共是6學分(16學時1學分),其中,課內4學分,課外實踐環節2學分。實踐教學內容就是安排學生利用暑假作社會調查,撰寫社會調查報告。2009年春季學期,社會學系的教師應邀給所有上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課的、一個年級的兩千多名學生講授過4學時的社會調查方法基本知識課。再如,重慶大學2008級學生 2009年的寒、暑假和2010年的寒假都安排了學生的社會調查。前者是假期的學生活動,后者是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課的作業,計3學分。社會調查的過程使學生發現了自己相關知識的儲備不足,從而重視社會調查方法課的學習。
但是,重視社會調查方法課并不等于這類課程的教學效果好。如何提高高校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的效果是個難題。以中國傳媒大學為例,接受了系統的社會調查方法訓練的社會學專業學生,在運用社會調查方法進行調查、撰寫畢業論文的過程中存在很多問題。從2004級學生的畢業論文來看,雖然大家都按照要求作了社會調查。但根據調查結果所寫的畢業論文卻存在很多問題。表現在:對具體單個問題或層面的分析基本沒有大的缺陷,但是從文章的整體布局來看卻存在較大問題。主要體現在前后文的分析思路不連貫,存在較明顯的前后邏輯漏洞,缺乏一條貫穿全文的中心線索。另外,經驗材料和理論分析相脫離,這是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中傳社會學專業的論文非常強調實證資料的重要性,任何分析都要求基于調查所得的經驗資料。但是很多學生在寫作過程中,都是實證資料歸實證資料,理論分析歸理論分析,兩者缺乏緊密聯系和結合。這說明,學術科研精神與方法的培養、提高是非常必要的和迫切的。2005級學生在畢業論文選題上就存在不少問題,有的題目過大,如《關系:基于中國文化的一種策略性選擇》;有的社會學理論色彩不濃,如《廈門市民商業醫療保險購買行為的研究》;有的存在邏輯性問題,如《新媒體與大學生擇偶觀》。在具體寫作論文的過程中,也存在2004級學生出現過的調查結果和理論性的結論脫節的問題,如《新媒體與大學生擇偶觀》這篇畢業論文,作者在內容提要中寫道:
當今社會是一個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社會,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我國已經迎來了新媒體傳播時代。大學生作為“網民化”程度最大的一個群體,其包括擇偶觀在內的價值觀不可避免的受到新媒體傳播的影響和沖擊。本研究采用問卷和深度訪談的方法,以隨機抽樣的中國傳媒大學本科生為例,從分析新媒體對大學生的有效影響開始,進一步調查研究當代大學生的擇偶觀,并著重從網絡時代帶來的西方價值觀對大學生的滲透,虛擬文化帶來的沖擊,公眾人物對大學生的示范作用以及網絡傳播的消極信息產生的影響四個方面,分析新媒體對大學生擇偶觀的直接影響。
這個內容提要概括了全文的輪廓,但致命的問題也在于此。因為,大學生擇偶觀決不是僅僅受新媒體所影響的,很多其他因素(如現實中的人際關系、家庭、自己的經歷、自己的價值追求等)會比新媒體影響大得多。而且,槍彈論在20世紀后半期已經被傳播學界徹底拋棄了。如果還直接地把新媒體的影響和大學生擇偶觀聯系起來,無疑會鬧出簡單化、幼稚的笑話。這說明,上社會調查方法課和實際運用社會調查方法知識在某些學生那里是兩張皮,是脫節的。這就需要作深入、細致的關于提高高校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效果的探討。在這個探討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考慮角度是提高高校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的針對性。
本文根據筆者近年來“社會學定性研究方法”、“文化人類學”等課程的教學經歷和體會,并結合指導社會學專業學生社會實踐、非社會學專業學生社會調查的經驗,探討提高高校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的針對性問題。通過具體探究提高高校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針對性的必要性和途徑,本文試圖推進高校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效果的提高,并以此對社會調查方法的現實意義略作建樹。
一、提高高校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針對性的必要性
加強高校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的針對性,對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學習效果,幫助學生完成實踐性教學環節和實施實踐教學計劃,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訓練學生科學思考、研究問題能力等都是非常必要的。
1.提高學生學習興趣的必要
有針對性地進行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對于提高學生學習興趣是非常必要的。興趣是最好的學習動力、導師,有針對性地進行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可以培養學生對社會調查方法課的興趣。現在的學生崇尚效益思維,如果他們所學的對他們將來的就業、深造沒有幫助,那么他們對這些學科是不感興趣的。這也是基礎類學科不受學生青睞的根本癥結所在。在社會調查方法課的教學中,注意針對學生的需要進行講授和引導,必然會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2.提高學生學習效果的必要
有針對性地進行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對于提高學生學習效果是非常必要的。空洞地講理論、技巧,不能針對學生的特點和期待,這樣的教學,其效果肯定是不好的。
3.幫助學生完成實踐性教學環節和實施實踐教學計劃的必要
有針對性地進行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對于幫助學生完成實踐性教學環節和實施實踐教學計劃是非常必要的,這是不證自明的公理。社會學專業的課程中,很多都設置了實踐性教學環節(如社區概論)。實踐教學計劃的落實也是很多專業必須的條件。中傳的實踐教學計劃總學分為30學分,除軍訓、畢業論文等必須完成的學分外,需要系里老師安排的學分還有近20學分。這就要求老師有針對性地進行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以幫助學生完成實踐性教學環節和實施實踐教學計劃。
4.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的必要
有針對性地進行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對于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是非常必要的。大學生必須具備初步的研究能力,沒有創新能力是不能實現的。而社會調查方法課對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而言是最基本的條件。以下是中傳2007級媒體創意專業某學生2009年12月31給我發的一封電子郵件,說明了創新能力培養的必要。
馮老師:
您好!感謝老師一個學期以來給我們上“文化人類學”這門課!我和很多同學都有交流,大家覺得這一個學期下來,我們感覺到自己相比以前有了很多收獲。我想這其中跟老師您有很大的關系,這門課不僅僅是讓我們學到了一些社會學,人類學方面的知識,還引導了我們如何用嚴謹的態度去寫論文,看問題,做研究……
黃 晶
5.訓練學生科學思考、研究問題能力的必要
有針對性地進行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對于訓練學生科學思考、研究問題是非常必要的。現在的學生一般都很善談,但他們的言談往往基于自己的直觀思考,缺乏嚴謹的邏輯性,更缺乏經驗材料的支持。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調查方法課對于培養學生的科學素養和能力有很大作用。
二、提高高校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針對性的途徑
針對學生的需求進行講授,做到有的放矢;針對學生在選題和設計、實施社會調查過程中的問題,進行課堂講授,以加深印象。這兩條途徑對于提高高校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針對性是必須的。
1.針對學生的需求進行講授,做到有的放矢。
老師了解學生的需求,有針對性地進行社會調查方法課或相關內容的講授,是提高高校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針對性的基本途徑之一。中傳2007級媒體創意的李舒沁同學2009年12月31日曾給筆者發了一封電子郵件,咨詢寒假社會調查選題的問題,筆者有針對性地作了答復。這樣的互動在社會調查方法課的教學過程中是必要的。以下是我們電子郵件交流的內容:
李舒沁:寒假里我想做一個關于民族融合問題的社會調查。我們市那兒有個南通市民族中學。那邊的孩子小學畢業后就來在這個學校里上初中、高中,據說當地大學的學生常年去那兒愛心教學,藏中也會安排同學寄住在當地人家中。您上課講過關于民族融合的問題,我就想做一個這個方面的社會調查。但是具體的切入點還是不太明白。老師您覺得這個選題可以嗎?具體的切入點方面能給我出出主意嗎?非常感謝老師。
筆者的回復:民族問題在當代中國很有研究價值。你說的調查,我想題目就定為《內地民族中學教育與藏族學生的民族認同》,可以調查藏族學生怎樣接受教育、接受了哪些方面的教育、效果如何。在作總體描述的基礎上,從民族認同感是否弱化的角度進行深入分析。民族融合范圍太大了,先從這個角度做好,以后有機會再做其他的。
就社會學專業學生而言,從大一開始,老師就引導他們選擇他們感興趣的主題進行研究,帶著這個問題一以貫之地上社會調查方法類的課程,直到寫畢業論文的時候,把對該主題的思考形成研究結論、見諸系統、科學、規范的科研成果,這對學生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提高社會調查方法課針對性的模式。中傳2005級社會學專業學生羅文宏在一次征求專業建設意見時曾經說過:他們以前在上方法類的課程時,由于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用處,很多人都沒有好好學,以為能過關就行。但到寫畢業論文的時候,發現當初沒好好上課,現在就沒有駕御論文調查階段的能力了,悔之晚矣。
2.針對學生在選題和研究設計、實施社會調查過程中的問題,進行課堂講授,以加深印象。
以下是學生在社會調查知識運用方面的常見問題分類:
(1)選題中的問題
選題不當是社會調查、論文寫作中的常見問題。以中國傳媒大學2009年秋季學期的國家大學生創新性實驗計劃項目申請為例,有不少項目的選題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如:《通過比較香港與北京電視臺的飲食欄目研究兩地的觀念差異》(所用概念過寬、過大)、《影像調查當代中國中西部鄉村教育現狀――以山西省榆社縣為例》(混淆個案研究和總體的關系)、《版權與文化產業國際競爭力之中國網絡版權保護現狀與對策研究》(題目太煩瑣,不精練、表達不準確)、《中國直銷從業人員生存現狀調查》(用詞不當)、《對中西文化沖突與融合的社會學研究――以中西四大快餐品牌為例》(題目過大)。
(2)研究設計中的問題
例如,關于定性研究與假設的關系問題,有的同學沒有弄明白,以為所有的調查都應該追求假設和假設的驗證。實際上,定性研究不應該以追求假設驗證為主要目的,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深入、全面地理解調查對象。“深度訪談的目的并不在于解疑釋惑,也不在于驗證假設,抑或是通常所說的‘評價’。深度訪談的核心是,了解其他人的‘鮮活’經歷,理解他們對其經歷生成的意義。”中傳2007級媒體創意專業的晏昭同學于2009年11月交的文化人類學課堂論文題目是《“在京新疆青年”文化融合過程調查與分析》,文章非常認真地呈現了她的深度訪談調查過程和結果分析。但有個明顯的問題,就是過分追求提出假設和假設的驗證,這種研究設計使她的調查和調查的結論誤入歧途,沒有挖掘出定性研究的更深刻的意義。以下是晏昭同學這篇論文的摘要和提出的假設:
本文全程展示了一項針對“在京新疆青年”的文化融合過程的調查,這個調查主要是以文化人類學的調查方法和研究視角來實施。研究發現,被調查者“在京新疆青年”在受到文化沖擊,融入北京文化的過程中后,會自發尋求一個同是“在京新疆人”的群體,以群體為壁壘抵抗文化沖擊。同時,調查結果表明,“在京新疆青年”這個群體(文化區),還因為民族的不同分為許多小群體(小文化區)。在這些小群體中,文化之間差異很大的群體更難實現文化融合和“同化”。另外,當時環境對“在京新疆青年”的情緒影響也起了重要作用。
本次研究的假設
假設一:新疆青年來到北京會遭遇到文化震驚和文化沖擊,之后會進入一個文化融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有“同化”現象出現。在整個過程中,他們會不同程度的感到孤獨和無助。
假設二:“在京新疆青年”在受到文化沖擊后,可能會主動尋求一個同樣是“在京新疆青年”的群體,以群體作為壁壘抵抗所受的文化沖擊,他們還從這個群體尋求情感和安慰。
假設三:最后,他們決定長期在北京生活之后,就面臨著一個重大選擇,是堅持自己原有的文化,還是接受北京的文化改變自己。此時,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背景會對他們的選擇造成怎樣的影響?
晏昭同學作研究的態度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遺憾的是,她不清楚這個趨勢:實際上,“定量的、實證主義的方法和假設的運用,被新一代的定性研究者所拒絕。”“定性研究者致力于一種主位的、具體的、基于個案的立場,這一立場將他們的注意力引向特定個案的特殊性上。”
(3)實施調查中的問題
在實施社會調查的過程中,會出現很多問題,這些問題都是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過程中很好的針對性素材。例如,2009年4月底,筆者帶學生到隴南調查地震災區災后重建的問題。有位同學非常“機靈”地在筆者和一位公交車乘客聊天的時候,跑到乘客后面,悄悄地拿起了錄音筆錄音。過后我對她說,如果要錄音,應該征求被訪談者的同意。她說:“另一個老師說了,千萬別告訴人家,如果告訴了人家,他就該拒絕接受訪談了。”這就涉及到了社會調查中體現的倫理原則問題了。社會科學研究必須遵循“絕不強迫任何人參與研究,且不給參與者帶來任何傷害”的基本倫理原則。知情同意應該是多數訪談調查的倫理要求。“研究者要讓受試者了解他們將要去參與的是什么形式的活動,活動的性質是什么,研究的程序有哪些,研究的風險有多大,是否有什么收益或可能受到什么傷害等。”
目前,國內社會學界關于高校社會調查方法課教學效果、針對性的探討尚不多見。本文的探究也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尚需要進一步的、持續的、長久的關注與探究,才能取得更深入、更上乘的研究成果。
注釋
1 埃文•塞德曼著.質性研究中的訪談:教育與社會科學研究者指南(周海濤主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9:9
2 諾曼•鄧津、伊馮娜•林肯主編.定性研究:方法論基礎(風笑天等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7:12～13(第1卷)
3 林聚任、劉玉安主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第二版)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392
參考文獻
1 埃文•塞德曼著.質性研究中的訪談:教育與社會科學研究者指南(周海濤主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9
2 諾曼•鄧津、伊馮娜•林肯主編.定性研究:方法論基礎(第1卷)(風笑天等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7
3 林聚任、劉玉安主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第二版)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
4 中國傳媒大學社會學專業2004級、2005級部分學生畢業論文
5 中國傳媒大學媒體創意專業2007級部分學生文化人類學課社會調查報告
6 中國傳媒大學2009年國家級大學生創新實驗性項目部分立項申請書
關鍵詞：社會科學方法論；翻譯學習研究；學術研究意義
中圖分類號：C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864X（2016）11-0102-01
一、社會科學方法論
從學科性質角度出發，社會科學是指：以人類在社會中的行為及由此行為產生的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它以探討社會現象的本質與規律為主要任務，因此具有追求統一性、一致性、簡單性、必然性等特征。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心理學、經濟地理學、教育學等。而方法論是關于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方法論同世界觀是統一的，用世界觀去指導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即方法論。
（一）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現狀。
如何認識和把握哲學社會科學的地位、作用及其發展規律，是一個重要、復雜的方法論問題，而這個問題遠沒有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有關社會科學的綜合性研究，如社會科學史、社會科學方法論、社會科學學，仍然不被看作專門的學術領域，至少可以說，遠不如自然科學史、科學技術哲學、科學技術社會學或科學知識社會學等學科那樣引起廣泛的重視。
（二）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意義。
社會科學也是科學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科學的方法論或哲學研究，不僅對于社會科學研究規范的建立，對于社會科學的規劃、組織和管理有積極的作用，而且對于加強理論的宣傳、加強社會科學知識的普及，提高全民族的哲學社會科學素質，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都有重要的意義。
二、社會科學方法論用于翻譯學習研究的路徑和方法
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社會科學的反思性前提，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因此，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要重視社會科學史；要把分科研究和綜合研究結合起來，運用歷史比較分析的方法來把握社會科學的性質和規律；要立足于社會科學總體結構，來探索和使用社會科學的具體方法和研究程序；同時還要重視社會技術的研究。
（一）哲學思辨與社會實際相結合。
第一，必須從社會科學史入手展開社會科學的綜合性和方法論研究，探討現代社會科學與現代社會之間的關系，在近現代，社會變革中來探索和把握社會科學這一研究方式和知識體系的性質和作用，避免作簡單的哲學思辨。
從社會科學方法論看翻譯學習研究，首先要克服定向思維，避免將方法論與學科研究脫軌。
（二）分科研究與綜合研究相結合。
第二，在學科史研究的基礎上，把分科研究和綜合研究結合起來，運用歷史比較分析的方法來把握社會科學的性質、功能和方法，揭示社會科學的發展趨勢。應該重點把握社會科學的現代性背景，研究社會科學與現代社會的互動關系。研究社會科學對現代社會的發育、發展的貢獻，以及現代社會的結構和特性對現代社會科學這種知識形式的影響和結構化的作用，在這種互動中來把握社會科學的功能及其發展方向。
從社會科學方法論看翻譯學習研究，就要把基本學科與分支學科結合起來，翻譯學包含很多分支：應用翻譯、文學翻譯、經濟翻譯等等，分支學科與綜合學科有共性也有個性，運用特殊問題特殊分析的方法，可以使學者更好地把握綜合學科的統籌作用和分支學科的具體作用、更好地指導實踐。
（三）立足全局研究。
第三，立足于對社會科學的總體結構和關系的理解，探索社會科學的具體方法和研究程序。只有有了對社會科學的學術和文化地位的全局的理解，才有可能對具體的研究方法、研究程序的特性和要求形成內在的認識，從而在具體的研究實踐中找到適合具體研究對象和具體條件的研究方法。
從社會科學方法論看翻譯學習研究，要求學者著手于總體構架，多維分析具體的研究方法和程序。
（四）開發有效技術。
第四，探討社會科學理論的技術化的可能性和途徑，把握社會科學與社會現實溝通的橋梁。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終究是為了社會實踐，技術這個概念不僅適應于自然科學，也適應于社會科學，開發有效的社會技術，提高社會規劃和管理的能力，也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的課題。
從社會科學方法論看翻譯學習研究，當然也離不開社會技術的發展與普及。翻譯這門學科也是如此，翻譯理論加之翻譯的先進技術，就如同先進的知識與先進技術相結合，定會產生先進的研究成果，用以實現學科研究的真正意義。
三、結論
本文通過對社會科學方法論內涵、現狀、意義的分析，多角度、多層次、深刻地分析了社會科學方法論。認識并掌握科學合理的方法論會在我們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思考和解決實際問題具有積極地推動作用。在實踐過程中，我們倡導把與社會科學方法論相結合，旨在培養人們在而對和處理理論思維的能力，進而幫助我們掌握學習和研究哲學社會科學的科學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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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黃友義.在第四屆全國應用翻譯研討會上的講話[J].上海翻譯，2011，（3）.
基金項目：《從<紅樓夢>在國外的傳播與接受看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問題研究》，項目編號：ycjj2015126；四川省人民政府學位委員會、四川省教育廳研究生教育改革創新項目：西華大學翻譯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實踐基地建設（川學位[2014]1號）成果之一；西華大學學科平臺項目：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研究中心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王婷婷（1991—），女，漢族，山西原平市人，西華大學外國語學院2014級研究生，翻譯碩士，西華大學外國語學院翻譯專業，研究方向：英語文學及翻譯理論研究。
關鍵詞：社會科學方法論；康德；新康德主義；韋伯
自從蘇格拉底提出探求真理的“辯證法”方法以來，方法論就一直是哲學認識論的重大問題，不過，近代以前的哲學家大都是方法論上的統一論者，他們認為人類無論研究自然、研究人、還是研究社會，其研究方法從根本上說是一致的，都是方法論上的一元論者，他們無法想象針對不同的研究對象會有在原則上根本不同的研究方法。近代以后，一元論受到挑戰，這種挑戰源自兩個背景，一個是科學方面的，另一個則源自哲學。從科學方面說，近代自然科學的崛起和勝利，使得科學方法得到了廣泛的運用，但同時也出現了對這種科學方法的反彈，特有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問題也日益凸現；從哲學方面看，近代認識論的特有論說，特別是其有關事實與價值的觀點從哲學層面催生了社會科學方法論學說的產生。當然，這兩個方面是相互影響、相輔相成的。本文撇開了科學方面，僅從哲學方面作一些粗略的探討。從哲學方面說，始于萊布尼茨、休謨等人的知識分類說以及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相區別的觀點是為社會科學方法論之源起。
一、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源起
哲學家們很早就對各門科學知識進行過分類，比如，亞里士多德就把各門科學分為理論的、實踐的和制造的三大類，但它并未促成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誕生，這主要是因為，（1）亞里士多德以來的知識分類說大都是基于研究對象的；（2）這種分類并未觸及價值判斷的特殊性問題；（3）亞里士多德以來的哲學家都是方法論上的一元論者，即都認為各門科學的研究方法在宏觀上和根本上具有內在的一致性。而自萊布尼茨以來，近代哲學家提出了一種不同于古代的獨特的知識分類說，正是這種知識分類說以及相關的價值判斷問題成為了社會科學方法論得以成立的前提。
與古代的知識分類說不同，近代的知識分類說不是基于研究對象的不同，而是基于一種判斷、一種知識的科學性和真理性的不同，萊布尼茨率先提出了這種知識論，他說：“有兩種真理：推理的真理和事實的真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它們的反面是不可能的，事實的真理是偶然的，它們的反面是可能的。”①萊布尼茨的“兩種真理論”意味著存在著兩種不同類型的知識和真理，一種是推理的、必然的知識，這種知識只需要依內在的邏輯一致性即可證明為真，而且必然為真，另一種是事實的、偶然的知識，這種知識則需要借助外在的經驗觀察才能確定真假，而且這種真只具有或然性。
休謨則提出了與萊布尼茨幾乎完全一致的知識分類理論，休謨說，科學知識或者是關于觀念關系的知識，如數學和邏輯等形式科學。但與萊布尼茨不同的是，休謨知識分類說的本義是要明確科學知識的定義和范圍，以表明什么是科學，什么是非科學，從而把一切非科學的東西從科學領域中清除出去。為此，他更進一步提出了將“是”與“應當”、“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作出嚴格區分的觀點，即人們不可能從“是”推出“應當”來，“是”的判斷（事實判斷）與“應當”的判斷（價值判斷）是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判斷，因此，必須嚴格區分作為科學研究的事實領域與作為道德研究的價值領域（相當于現在的社會科學）。這樣，休謨不僅進一步確定了基于判斷之真理性的知識分類說，而且凸現了現代社會科學方法論的一個核心問題——價值問題。
萊布尼茨和休謨的上述觀點在康德哲學中得到進一步的明確和深化，康德將知識分為先天分析知識、后天綜合知識以及康德所獨創的先天綜合知識三大類，前兩種知識分別對應于萊布尼茨和休謨的觀念關系的必然知識和事實關系的或然知識，由于康德認識論的原意是如何證成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因此在這三種知識中，康德本人更重視第三種知識即先天綜合知識，整部《純粹理性批判》可以說都是對先天綜合知識的論證，然而出乎康德意料的是，他的認識論中的前兩種知識，先天分析知識和后天綜合知識卻得到了后世哲學家更多的認同和研究。
另一方面，康德的認識論有一個與休謨相同的目的，即為科學定性和劃界，他是通過對人類理性認識能力的分析來進行論證的，康德一方面論證了科學（康德把它叫做“理論理性”）的價值和意義，在經驗的范圍內，科學真理（理論理性）具有普遍必然性，但若超出了經驗的范圍則科學（理論理性）必然陷入二律背反，成為一種先驗幻象，這說明科學（理論理性）及科學真理不是無限的，而是有限的，在科學的范圍之外還有一片廣闊的領域，這就是價值世界（康德把它叫做“實踐理性”），康德與休謨一樣，敏銳地觸及到了科學的有限性和價值問題，但與休謨排拒價值世界不同，康德認為正是因為科學（理論理性）的有限性使得價值（實踐理性）成為必要和可能，此所謂“揚棄知識，以便為信仰留下位置。”②在康德哲學中，在科學（理論理性）的范圍之外是廣闊的價值（實踐理性）的領域，而且與科學（理論理性）的經驗性、必然性相對應，人類的價值（實踐理性）領域則是超驗的、自由的王國，其重要性甚至在科學（理論理性）之上。因之，康德不只是區分了科學和價值，而且從哲學上對這兩大領域都進行了詳盡的分析和研究，此舉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意義極為重大，因為，在康德之前，人們對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之間的區別雖然早有認識，但這種區別 “并沒有從基礎上以哲學的方式建立起來。人們一般認為，一切知識都有共同的理論基礎和哲學基礎。由于自然科學的成就，特別是邏輯、數學和物理學知識的確定性，這些科學的規范、原則和哲學基礎似乎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切科學知識的準則。就認識論而言，康德并沒有超出這樣一種觀念。但是，康德的偉大之處在于為人的行為的可能性留出了一塊自由的畛域。哲學所要證明的，不僅包括人們達到對于自然的普遍必然的認識的可能性，而且還包括人們意志自由的可能性，也就是獨立于自然法則的自由法則的可能性。康德的這一觀點雖然尚未涉及文化科學的各種具體學科，也未涉及文化科學一般方法論問題，但是為一切主張文化科學區別于自然科學的思想提供了最基本的哲學根據，這就是人的行為的自由本性，人的行為以及由這種行為構成的社會的歷史性。”③
綜上所述，萊布尼茨以來的認識論有兩個重要的觀點，1，基于知識的形式特征（與經驗有關還是無關）和真理性（必然真理還是或然真理）的近代特有的知識分類說，這種知識分類說將知識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與經驗無關的、具有必然性的邏輯——數學知識，另一類是與經驗有關的、只有或然性的經驗知識；2，與這種知識分類說密切相關的“價值論”，休謨和康德都區分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在科學領域之外劃出了一片價值的領域，“價值論”特別強調了與邏輯和事實判斷的科學性和客觀性不同，價值判斷是主體的和主觀的領域。近代認識論的第一個觀點將包含了價值判斷的社會科學排除在自然科學之外，不管作出這種分類的哲學家的主觀意圖如何，它在客觀上確認了存在著一種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社會研究，導致了社會科學的獨立存在。第二個觀點以“價值”統攝社會科學，這不僅點出了社會科學的根本特征，而且對“價值判斷”的分析討論日后也成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命題，因此近代認識論的這兩個觀點事實上構筑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前提。
二、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奠基
康德等人區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觀點是社會科學方法論得以建立的起點，也是一個獲得今日學術界廣泛認同的觀點，但進一步而言，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事實與價值之分？特別是應該如何看待包含價值判斷的社會科學？則又是一個引發了廣泛爭議的問題，由是而形成了兩種相互對立的思潮，因而康德之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思想是沿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路徑發展的，一種是主張社會科學科學化的實證主義，另一種是主張社會科學特殊性的歷史主義，兩種思潮都建基于休謨和康德的理論之上。
廣義的實證主義包括圣西門、孔德、密爾、斯賓塞、馬赫及邏輯實證主義等一系列人物和思潮，作為一種具有強烈科學主義傾向的哲學思潮，實證主義繼承了休謨和康德哲學中有關只有邏輯和經驗研究（自然科學）才是科學，價值判斷并非科學的著名觀點，從這一基本理念出發，實證主義認為，價值判斷和社會科學或者根本就不是科學，或者必須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進行整合和分析。而自然科學之所以成為科學，除了研究對象上的原因以外，研究方法上的優越性是一個關鍵因素，這種優越性使得自然科學的原則、規范和方法應該而且事實上是一切知識的準則，因此，社會科學要成為科學，只有使用統一的自然科學方法來分析和研究，實證主義與古代哲學家一樣是方法論上的統一論者，認為只要是真正正確的、科學的方法就既可以認識自然，也可以認識人和社會。實證主義并未承認與自然科學研究相比，社會科學研究有何特殊性，但實證主義仍對社會科學方法論有以下幾項貢獻：1、實證主義專門探討了科學研究（包括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2、實證主義強烈主張社會科學應與自然科學一樣具有經驗性和科學性；3、具備了科學性的社會科學同時也應該是客觀的、價值中立的。
對社會科學方法論作出了更大貢獻的是新康德主義，這主要建基于這樣的事實，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自然事實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社會事實之間存在著重大的、甚至是本質上的差異。相對于無目的、無意識的自然事實而言，社會事實具有鮮明的目的性和意向性，因為社會事實都是人類行為的結果，而人類行為的主觀性、能動性、選擇性和價值性都是客觀的自然事實所不具備的。而且由于這種區別，自然科學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如實驗法等實際上也無法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加以運用。所以，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除了運用與自然科學相同的一些方法以外，也應該存在不同于自然研究的、社會研究的特定方法，也即有一種所謂“社會科學的邏輯”，新康德主義正是從這里出發，肇始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
首先是狄爾泰，狄爾泰一生的偉大抱負是完成所謂“歷史理性批判”，他對歷史和歷史科學的獨到見解開啟了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真正建構。他先從存在論的角度區分了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在狄爾泰看來，以歷史事物和文化現象為研究對象的人文科學與以自然事物和現象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科學有著原則區別，自然科學以外在的物理世界為研究對象，而人文科學則以人的內在生命、人的精神世界為研究對象，自然的物理世界本身沒有意義，或者其意義需要人去賦予，而人類生活則是有意義的，由于這種區別，因此，從研究方法上說，“在自然科學中，任何對規律性的認識只有通過可計量的東西才有可能，……在精神科學中，每一抽象原理歸根到底都是通過與精神生活的聯系獲得自己的論證，而這種聯系是在體驗和理解中獲得的。”④這就是說自然科學通過感覺、思維等外在的認識方式來進行，它是用因果關系描述和解釋的科學，而人文科學則應通過人的精神活動內在地去領會，它是用將心比心式的心靈交互來體驗的理解的科學。“社會事實是被人們從內部理解的。我們可以根據對我們自己狀態的觀察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它們在我們之中再現。我們理解它們，就可以通過愛和憎，通過我們激情的變換，而使歷史世界再現。”⑤
與狄爾泰從存在論角度研究人文科學的特殊性不同，新康德主義西南學派的代表人物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則主要從方法論的角度來探討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社會科學）的區別。 文德爾班認為，由于自然“規律”是始終存在、反復出現、不斷起作用的東西，因而自然科學使用普遍化的方法，目的在于尋找自然界的“規律”、“齊一性”、“共相”、“不變的形式”， 它是“制定規律”的科學。而歷史“事件”則只有一次性、個別性和獨特性，因而社會歷史科學則使用個別化的方法，目的在于把某一過去的事件栩栩如生地再現于當前的觀念之中， 它是“描述特征”的科學。
李凱爾特進一步從質料和形式兩個方面區分了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所謂“質料的分類原則”即從研究對象上來劃分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李凱爾特認為自然是那些從自身中生長起來的、自生自長的東西的總和。文化則或者是人們按照預定的目的生產出來的。在這里，價值是區分自然和文化的標準，而所謂價值就是獨特性，一切自然的東西都是普遍的、重復的，因而沒有價值，都不能從價值的觀點加以考察。反之，一切文化產物之所以具有價值，在于它們的獨特性，它們的一次性發生過程。⑥
與“質料的分類原則”相比，李凱爾特更強調“形式的分類原則”， 即從研究方法上來對科學進行分類。從研究方法上說，自然科學是試圖從事物的普遍因素中形成普遍概念，因此，它必須采取“普遍化的方法”。文化科學所面對的是特殊的、一次性的研究對象，因此，它就只能采用“個別化的方法”。當我們從普遍性的觀點來觀察現實時，現實就是自然；當我們從個別性和特殊性的觀點來觀察現實時，現實就是歷史和文化。
新康德主義從康德關于自然領域和自由領域相區別的觀念出發，論證了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之相互區別在存在論（狄爾泰）和方法論（李凱爾特）上的內在根據，指出了歷史事實和文化現象與自然事實相比所具有的諸多特殊性，如價值性、個別性等，第一次明確地從學科類型上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文化科學）區分開來。同時，新康德主義還對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討論，取得了相當的成就，比如：狄爾泰對“意義”的分析、對神入型理解的闡述，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對“價值”的強調、對個別化方法的探討等等，這些成就一方面正式開啟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另一方面，其中的許多觀點后來都成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重要原則。
三、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確立
如果說新康德主義開啟了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的話，那么，20世紀德國最偉大的思想家韋伯則把這種研究向縱深推進，并最終確立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框架和研究原則。
韋伯的方法論思想異常豐富，涉及社會科學方法論中幾乎所有的關鍵問題，首先是如何界定社會科學，劃定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界限，在這一點上，韋伯基本上接受了新康德主義的觀點，認為社會科學應從存在論和方法論兩個方面加以界定，社會科學既有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研究領域，更由于有著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而有其獨特性。
其次，如何看待價值問題。自休謨、康德以來，“價值”乃是不同于“事實”的另一種判斷和另一個領域，是社會科學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新康德主義更是以價值論為中心來建構人文社會科學，無論是韋伯時代還是在現代，價值問題都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問題，韋伯在價值問題上的觀點是一方面強調價值的獨特性和重要性，反對實證主義和自然主義，反對用尋找“規律”等來取代社會科學在對象和方法上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反對德國唯心主義，堅持社會科學也是一門客觀的經驗科學，不贊成用直覺等含混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科學。具體而言，韋伯的基本主張是試圖將“價值關聯”與“價值中立”在方法論上統一起來。
韋伯認為社會科學首先是“價值關聯”的，這表現為價值是社會科學形成的先決條件，也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區別所在，同時，“價值關聯”也表明社會科學家必定是在一定的價值觀念的背景下去從事研究的，研究課題的選擇和目標的確定與研究者的信仰、利益和偏見等密切相關。因此，價值關聯既是建立社會科學的前提，又是解釋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興趣的根據，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價值分析則是價值關聯的具體化，它具體地揭示了文化意義之所在，它們是經驗分析必不可少的前提，但還不是經驗科學本身。
如果說“價值關聯”是社會科學得以確立的基本前提的話，那么，“價值中立”則是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方法，它向社會科學提出了一個客觀性的要求，這種要求與自然科學的客觀性要求是一致的。區分事實分析和價值判斷，將價值判斷從科學認識中剔除出去，這個由休謨率先提出的原則在韋伯手上得到了明確而系統地闡述。
韋伯認為，前述價值關聯的有效性只限于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確立，它不能代替對實在所作的科學分析。韋伯一方面通過一些具體事例，如對當時流行的工團主義理論和信念的分析闡述了科學與價值的分野，另一方面，在《“價值中立”在社會學和經濟學中的意義》和《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中的客觀性》等文中進一步從理論上證明“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這種觀點是正確的。”⑦因之，“價值中立”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方法論原則表達了三種規范，（1）必須將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區分開來，（2）價值判斷無法取代科學認識，（3）科學知識也無法得出有關價值的結論。“價值中立”表明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一樣必須追求真理，必須滿足客觀性要求，學者不是先知，教師不是宣傳家，講臺不是布道所，韋伯反復強調的這個原則如今已成為社會科學界大多數人的共識。
韋伯“價值中立”說的另一個意蘊是社會科學的價值論域沒有事實領域那樣的客觀真理，一切價值都是相對真理，無法在終極的意義上比較高下，價值論域是“諸神彼此之間永無休止的斗爭。⑧真、善、美是無法統一的，正所謂“一事物之所以為神圣，不但不因其為不美所妨礙，而且唯其不美，方成其為神圣……一事物之所以為美，不但不因其有不善之處所妨礙，而且唯其有不善之處，方成其為美……一事物之可以為真，不但不因其為不美、不神圣、不善所妨礙，而且唯其為不美、不神圣、不善，方可成其為真……”⑨因此，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和終極信仰都是平等的，哪一個都無權宣稱具有絕對的正確性和優先性，稟持不同價值信念的人均應相互理解和寬容。
韋伯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另一個貢獻是提出了“理解”和“理想類型”兩個研究范式。韋伯認為，“理解”或是合理性的，即邏輯的或數學的理解；或是神入的，即對他人心理和行為的重新體驗。韋伯著重分析了神入性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必要性在于人類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如價值觀念、終極目標、激情行為及所有的非理都很難用邏輯的方法來解釋，而只能作神入式的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可能性在于在大致相同的環境下，人們會產生大致相同的內心活動，因此人們可以通過分析在被理解者所處的情景中將會出現的內心活動來類推他人的內心活動。當然，由于這種神入性理解不具備合理性理解的邏輯明晰、普遍性和規范性，因而其正確性和有效性始終是有爭議的，不過，正如安德列斯基所說，盡管神入性理解有種種局限，但若無神入性理解，社會秩序在幾秒鐘內就會崩潰，因而它是無法從社會科學中排除出去的。⑩
“理想類型”是韋伯提出的社會科學研究的另一個范式，韋伯認為，由于研究者面對的社會事實紛繁復雜，要做出接近真實的研究頗為不易，因此需要建構一套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概念系統，它是從歷史事件中抽取和歸納出來的一種概念構架，是為了透視實在的因果關系而構造的非實在的因果關系，這就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理想類型”。韋伯的“理想類型”論以及韋伯在他自己的研究中提出的幾種“理想類型”：如新教倫理、科層制、三種統治形式等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顯示了巨大的力量，成為人們廣泛使用的一種研究方法。
因休謨和康德提出事實和價值的分野而肇其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到韋伯時代已完成了初步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原則已經建立起來，并被廣泛地運用到社會科學的研究之中。比如，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分離在今天已是學術界的共識，也是社會科學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分類標準，經濟學據此就有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之分。又如，根據價值中立的研究原則，現代社會科學家都力求避免用價值判斷來代替科學的實證研究，以求得研究結果的客觀公正。另外，價值與事實的不同還表現在價值判斷并沒有事實判斷那樣的客觀性，各種價值具有不可公度性，而社會科學研究又無法回避價值判斷，因此在價值問題上，社會科學家要堅決反對和摒棄唯我獨尊的沙文主義，堅持相互理解、相互寬容和平等對話的原則。
總括本文，從休謨到康德、從新康德主義到韋伯，現代社會科學方法論由是得以建立。
引文注釋
① 十六——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M].商務印書館，1975：488.
② 楊祖陶，鄧曉芒編譯.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人民出版社，2001：59.
③ 韓水法.韋伯.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98：37-38.
④ 轉引自劉放桐.新編現代西方哲學[M].人民出版社，2000：125.
⑤ 轉引自韓水法.韋伯[M].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98：40.
⑥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M].商務印書館，1986：20.
⑦ 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M].楊富斌譯.華夏出版社，1999：100.
⑧ 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M].楊富斌譯.華夏出版社，1999：28.
⑨ 轉引自蘇國勛.理性化及其限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55.
關鍵詞：公共政策學方法論 主觀的研究方法 發展趨向
一、 社會科學方法的三個層次：具體方法、一般方法、哲學方法
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一般地說，有三個不同層次的方法，一是僅適用于某一學科或某一門類的具體社會科學的方法，即具體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二是適用于社會科學研究的普遍方法，即社會科學一般研究方法；再是適用于一切科學研究的方法，即哲學方法。
科學的哲學方法對于科學研究有著關鍵性的意義。哲學就是這樣的科學的哲學方法。恩格斯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恩格斯的話深刻地說明了哲學的方法論既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現成答案或公式，又不是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它提供的是研究問題的根本方法和出發點。哲學，尤其是歷史唯物主義作為世界觀具有最一般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功能。歷史唯物主義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對社會科學其它方法論具有指導作用，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具體化。
二、 公共政策學方法論
公共政策是隨著公共權力機關的產生而產生的，而公共政策學科的產生并非與公共政策的產生同步，而是在一定的社會實踐和有關知識積累的基礎上提煉和升華出來的。
從社會科學的一般、具體研究方法出發，自公共政策誕生之日起，由拉斯韋爾等人倡導的行為主義就是這個學科的主導范式。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前半期，公共政策學在政策分析的定量方法和技術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公共政策學的研究成果從形式上看越來越自然科學化。 20世紀60年代后期，以著名學者葉海卡·德洛爾為代表的學派，對拉斯韋爾等學者倡導的行為主義方法論進行了全面的批評，改變了公共政策領域行為主義方法論一統天下的局面，出現了方法論的多樣化。其一，行為主義雖然受到批評，但是盡可能地賦予公共政策學類似自然科學那樣的科學性，仍然是眾多學者的追求。他們采用系統科學、統計學、數學、心理學、政策模擬等方法，運用各種知識和技能，提出解決政策問題的方案，幫助公共權力機關進行科學決策。其二，公共選擇方法論、博弈論等逐漸成為公共政策分析中的重要方法論。其三，個案研究受到重視。個案研究值得是致力于探討具體的個別的政策的特殊性，并從中發現普遍性或驗證某一普適性假設的研究方法。
公共政策并不是一門科學，是拿來主義，是具有跨學科的視野、知識、理論和技術手段，只是能解決問題的技術，就能用。因此，管理科學、行為科學、系統科學、政治科學、經濟科學和決策科學的研究方法都能為政策分析所用。具體分析方法有：邏輯實證主義、經濟分析方法、價值分析方法、利益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和歷史分析方法等。同時，政策分析借助了政治生活中的概念性模型，例如：理性主義模型、過程模型、制度主義模型、漸進主義模型、團體理論模型、精英模型、公共選擇模型機博弈論模型等。沒有哪一種模型是專門為研究公共政策而建立的，然而每個模型又都提供了獨特的思考公共政策的視角，甚至還能解釋公共政策的一般原因和結果。
三、 公共政策學方法論的發展趨向
自20世紀80年代起，不斷有人批評主導社會科學諸學科的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批評牛頓力學所開創的決定論和機械唯物論的研究范式，強調后現代社會是介于秩序與混沌之間的社會。他們批評在邏輯實證主義和實用主義這兩條思想路線的影響下形成的決策理論，“偏向于理性的、邏輯的、分析的方法，忽略直觀的、感性的、綜合的方法”，把理性視為“知識與社會進步的根源、真理之所在以及系統性知識的基礎”，是“偏于靜態結構”的理論，“不符合后現代社會的需求”。他們倡導的是“混沌原則”、“不確定性”和“詮釋學觀點”，并據此來說明當代的決策環境已非理性的思考所能把握。他們強調“權變觀點”或“多元思考”的價值，因此認為決策者所必備的“創造性思維”絕不限于理性這一條路徑，應當視不同的情境有其不同的相應途徑與模式。他們認為聰明的決策者不是避免做出錯誤的決策，而是善于從錯誤中學習并不再繼續犯錯誤。他們相信他們主張的這種決策理論即從過去主導公共政策學的尋求客觀真理的研究方法，逐漸走向探討決策者主觀的思維方法或思維傾向，會成為一種基本的趨勢。
以主觀的研究方法代替客觀的研究方法，勢必影響到以什么標準來評估和選擇政策以及如何判斷一項政策是好政策這樣的基本問題。主觀的研究方法認為，客觀的研究方法過于重視以經濟理性和技術理性為主題的選擇理論，過于強調如何使“利益最大，損失最小”，過于強調依據決策者的偏好來排列優先順序以進行政策方案的評估和選擇。采取主觀的研究方法的學者認為，沒有一項政策能夠被社會全體成員普遍接受為好政策。因此，確認一項政策為好政策比較可行的辦法是主觀認定的辦法，即具有法律正當性的政策就是好政策。主觀的研究方法對公共政策研究的影響是相當深入的。
由于對主觀研究方法的張揚，有相當一些研究公共政策的學者對“政策科學”的科學性持懷疑態度，因而主張以“政策研究”這一名稱來代替“政策科學”。
參考文獻：
關鍵詞 范式 社會科學范式 范式結構
科學哲學歷史主義學派認為，科學知識進步增長的基本單元不是具體理論，而是“一般理論”或“偉大的理論”。為此庫恩在本世紀六十年代提出了“科學范式”的概念和思想，七十年代，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學研究納方法論”理論，勞丹提出了“研究傳統”的概念。現代西方科學哲學主要研究對象是自然科學，但我認為，若獎“范式”的思想觀點擴展至社會科學領域，它對于社會科學也同樣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價值。
科學進步和知識增長問題是現代科學哲學的重要主題。庫恩認為科學進步是常規時期和革命時期交替出現的過程，其中核心的概念是科學范式。“范式”(Pardign)原意是指語法中詞形的變化規則，可引伸為模式、模型、范例等意思。庫恩對范式有許多解釋。英國的瑪斯特曼認為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至少以二十一種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這二十一種含義可分析為三種主要意思：(1)形而上學范式或元范式：范式是一種信念、一種有效的形而上學的思辯、一個新的觀察方式、一個指引感覺本身的有條理的原則，是某種決定廣大實際領域的東西等等。(2)社會學范式：范式是一個普遍承認的科學成就，象一個公認的法律判決等。(3)人工范式或工具范式：范式是教科書或經典著作，是一些供給的工具等等[1]。拉卡托斯認為，科學總是以研究綱領的形式向前發展。研究綱領由三部分組成：(1)“硬核”。“硬核”是相對穩定的，是作為研究綱領未來發展基礎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設和基本原理；(2)保護帶。硬核外部是柔韌多變的保護帶，它是由各種輔助假設構成，遇到反常時可通過調整保護帶以保護硬核；(3)方法論規則。包括反面助發現法和正面助發現法。反面助發現法告訴我們應當避免哪些研究途徑，禁止將矛頭對準硬核。正面助發現法體現長期研究方針，提示、暗示如何改變、發展該研究綱領的“可反駁”的保護帶。正面助發現法還提出一個綱領，此綱領開列一系列模擬實在的越來越復雜的模型，科學家遵循這個模型進行研究。[2]勞丹在其《進步及其問題》一書中認為，每一門科學都有一部充滿研究傳統的歷史。“一個研究傳統就是這樣一組普遍的假定，這些假定是關于一個研究領域中的實體和過程的假定，是關于在這個領域中研究問題和建構理論的適當方法的假定。”[3]
不僅自然科學存在科學范式，在社會科學領域，范式也是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過程的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和構成因素。美國社會學家D.P約翰遜認為：“社會學理論象任何其他科學的理論一樣，它的巨大基礎是未說明的假定。……這些假定包含社會學家對他們的主題的基本意象、他們用以描述和分析這一主題的概念選擇、為調查而對具體問題的挑選以及在分析過程中所運用的策略。……也可包括理論家的基本價值前提。”[4]我們認為，所謂社會科學范式，是指隱含在社會科學基本理論體系和研究過程中，關于研究對象和研究活動的一組基本觀念。這組基本觀念包括：
[1].關于研究對象屬性和作用過程的本體論社會歷史觀觀念；
[2].關于如何認識和把握研究對象的認識論方法論觀念；
[3].由[1]和[2]所影響決定的作為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出發點的最基本的理論假設；以及
[4].研究領域和理論的興趣主題；
[5].（某些學科中的）基本政策綱領。
無論科學家是否承認或有沒有意識到，在實際研究過程中，哲學思想和方法論觀點對研究工作具有重大影響。雖然某些人宣稱拒斥形而上學，然而實際上哲學從前門被趕出去又從后門或窗口偷運進來。社會科學領域存在著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兩大基本研究范式，它們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兩者在關于社會歷史現象的基本性質以及認識論方法論觀點上具有不同的信奉傾向。科學主義以實證哲學、經驗主義為哲學基礎，把人的認識局限于人的經驗所及的領域。在認識論方法論上，受自然科學的強烈影響。他們認為社會歷史現象與自然現象一樣，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規律，社會科學的任務就是要運用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即觀察法、實驗法和比較法等，從觀察到的經驗事實出發，描述社會現象的外部聯系，研究和發現社會歷史領域的普遍一般規律。人文主義研究范式以新康德主義、現象學、釋義學等哲學思潮為理論基礎，認為社會歷史現象是人的主體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價值世界。社會科學研究對象是“一種個別的、……僅僅一度發生于一定時間內的事件。”與自然科學追求“普遍的定然判斷”不同，社會科學的目標是“單稱的實然判斷”。因此，社會科學是運用“個別化方法”去研究對象。[5]狄爾泰把解釋學方法擴展為社會科學的一般方法，韋伯則提出了“移情式領悟”的理解方法。如果說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對立更多地表現為對自然與人的關系的不同認識，那么，與此相聯系的方法論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的爭論則由主要反映在對人與社會關系的不同看法。方法論整體主義以新黑格爾主義為哲學基礎，以迪爾凱姆客觀社會學為代表。他們認為社會本身是一個整體結構和有機系統，它不能夠還原為個人或以個人為單位的現象或活動。社會規定制約著個人的活動。一個社會事實只有通過與其他社會事實的整體聯系才能得到解釋。因此，他們主張應該通過社會的整體來研究社會的理論，對社會進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對象不是個體或個體現象，而是社會的法則、傾向和運動等等。他們強調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具有客觀性，社會科學能發展客觀規律進行科學預言。方法論個體主義受到霍布斯等“社會契約論”社會歷史觀的影響，以新康德主義為代表的人文主義思潮是其哲學基礎，以韋伯的社會學理論為代表。他們認為社會個體的存在、活動必然先于、高于社會整體的存在和活動，這種個體及其屬性又往往歸屬為某種特定的永恒不變的人性，所以，現代個體主義往往表現為心理主義。他們認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單元是個人活動，而人的行為受動機支配，所以，應從主觀動機、人的人性等著手去解釋和分析社會歷史現象，社會關系、社會制度等只具有從屬意義，應從個人行為、個人心理動機出發去建構社會整體。兩次大戰以來，社會科學范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很主要的內容是研究方法論的變化，由以前的定性方法為主發展為定性定量方法相結合，由以前的分析歸納為主轉變為走向系統綜合研究。總之，本體論社會歷史觀和認識論方法論觀念是社會科學范式的基本成份。
科學研究的基本任務是從感性認識中抽象出反映對象的本質和規律性的理性認識。著名物理學家海森堡談到科學抽象時說：“抽象使我們能夠從一種觀點觀察一個對象或一組對象，而拋開對象的所有其他特性。”[6]社會科學研究中，這種抽象過程的重要表現形式是對研究對象提出一些最基本的理論假設，作為科學研究的出發點。符合科學條件和要求的假設條件，往往構成理論體系的基礎和核心。一般地說，各種理論之間的區別往往是基本理論假設的區別，而新舊理論的更替也首先表現為基本理論假設的變化。例如，在經濟學發展史上，亞當·斯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是以經濟自行調節、自動均衡等人們擁有完全知識能進行理性預期這些最基本的理論假設為基礎的，而所謂經濟學的凱恩斯革命，很重要的內容就是摧毀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這些最基本的假設。對此西蒙說：“研究綱領的轉變已成為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在經濟學中，人們開始在更加廣泛的領域里利用更為現實的（和心理的）假設，即承認人類理性的限度以及這個限度對人類經濟行為的影響，以取代傳統經濟學中過于簡單化的假設。”[7]在社會學領域，G.里茨爾認為社會學有三種基本范式：社會事實范式、社會定義范式和社會行為范式。而這些范式的區別的基礎是基本的理論假設的不同。例如，功能理論和沖突理論的基本理論假設是認為社會與有機體一樣，社會制度和過程都有它們的生命。而互動理論的基本假設不同，他們認為社會和社會現象是人們互動過程的產物。可見，最基本的理論假設是研究范式的重要因素。
社會科學的一個特點是“范式的多重性”或者說是存在著許多“不可完全通約的”范式。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研究者所持范式中上述[1][2][3]三方面的區別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是研究者的著眼點和理論興趣主題的不同。例如：在社會學理論中，社會現實包括個人層次、人際關系層次和社會結構層次等不同層面。不同的范式往往關注不同層面的社會現象。象征互動理論和交換理論主要關注人際關系層面的問題，而功能理論和沖突理論的興趣主要放在社會結構層面的問題。在經濟學領域，被一些西方學者稱為“邊際革命”的邊際效用學派與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的重大區別，是研究重點或興趣的轉變。他們一反傳統經濟學著重研究供給（生產）的傳統，轉而注重研究經濟現象的需求消費效用方面，主要研究經濟主體在經濟生活中的個人行為如個別的消費行為等。同樣，在凱恩斯革命中，也包括研究主題的變化，從傳統經濟學視野中的個人、廠商的經濟行為以及個別市場、個別商品的經濟問題等微觀分析，轉變到全力考察整個國民經濟的總體分析上，開創了宏觀經濟學。在歷史學領域，中國近代史學發展史上，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新史學，之所以“新”，重要原因在于他們突破封建傳統史學以帝王將相為中心和以政治史為基干的研究主題，把史學研究領域擴大到人類生活和各個方面，特別是重點研究與現實生活聯系更為密切的史學問題。英國著名史學家巴勒克拉夫在論述本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世界史學研究范式的轉變時，把研究興趣的變化列為重要方面。[8]英國經濟學家W.哈奇森分析社會科學革命構成因素時認為：“興趣或研究重點的變化理所當然地也應該算做革命的一個構成部分。”[9]所以，范式應包含研究主題這一因素。
在一些應用性鮮明的社會科學如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律學等學科中，理論研究往往與政策研究密切相關。理論研究為政策綱領提供理論支撐，而政策綱領的實踐效果則檢驗其依據的理論學說。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布勞格認為：“大多數經濟學說不僅是拉卡托斯意義上的科學研究綱領，而且也是政治行動綱領。”[10]例如凱恩斯經濟理論。他在理論上否定了傳統經濟學，在經濟政策上也堅決反對自古典學派以來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大力鼓吹只有國家干預經濟才能確保資本主義的生存和發展，提出了赤字財政、通貨膨脹等具體經濟政策。政策綱領是應用性社會科學理論體系的重要因素。所以，社會科學范式也包含基本政策綱領。由于社會科學范式包含政策綱領，這就給評價范式帶來特殊困難。社會科學理論會影響人的意識和行動，特別是轉化為政策綱領加以推行，其本身成為改變社會現象和運動進程的重要因素。仍以凱恩斯理論為例。兩次大戰后，凱恩斯經濟理論和根據這一理論提出的政策綱領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主要經濟政策，在整個社會推行，從而大大地改變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經濟狀況，使得經濟周期的頻率和幅度發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出現了象滯脹這樣前所未有的現象。隨著這種政策的宣傳推行，公眾對國家政策由開始時的毫無預期逐漸轉變為理性預期，結果導致了凱恩斯理論和政策綱領的失敗，公眾和國家對經濟學的需求發生了變化。在這一過程中，凱恩斯理論本身雖不是唯一因素卻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正因為如此，在社會科學領域，有可能出現一個范式既是“進步”的科學范式又是“退步”的政策綱領，或者出現相反的情況，從而使得社會科學范式的評價更為復雜。
社會科學范式是上述五個方面按一定結構組成的有序整體。本體論觀念和方法論觀念是范式的核心，它們影響決定著其他因素，而理論假設、研究主題和政策綱領則體現著本體論和方法論思想，表征其特征。范式中本體論與方法論觀念對基本理論假設具有更直接明顯的影響和制約作用。例如，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是以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唯物主義經驗論為哲學基礎，以伏爾泰、愛爾維修、邊沁等人的“社會契約論”、“功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為理論基礎。洛克從感覺論出發，認為經驗的標準是歡樂和痛苦。愛爾維修宣稱人的永恒不變的本性是趨樂避苦。在方法論上，他們受到方法論個體主義思想和實證主義思潮的影響，正是在這些觀念的指導下，斯密、李嘉圖等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提出了作為他們經濟理論基礎的基本假設：無數自私自利的“經濟人”，在一雙無形的手的指揮下，從事著對整個社會有益的活動。斯密說：每個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的促進社會的利益。”[11]
范式中的基本理論假設，對研究主題具有更直接明顯的影響和制約作用。基本理論假設規定了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的基本特征和邏輯起點，因而常常邏輯地包含著理論的主題和研究方向。例如，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無數個“經濟人”的自私自利的活動構成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因此，他們的研究主題是個人、個別廠商的經濟行為。凱恩斯認為人們不能完全預期經濟現象，否定了供需自動平衡的伊森定律，由此出發，他自然要把研究視線投向國民經濟的總體宏觀問題。如前所述，社會學中功能理論、沖突理論與互動理論的基本理論假設不同，因而它們關注的問題也不同。互動理論從社會現象是人們互動的產物的基本假設出發，把理論視點集中在人與人的關系層次的問題。
政策綱領是以整個理論學說為基礎，因而范式中其他四個因素對它都有影響作用。由于政策綱領與理論的具體觀點內容聯系緊密，而基本理論假設和研究主題對理論的具體內容觀點有著直接的影響，因而，相對地說，基本假設和研究主題對政策綱領更具影響。以上分別對社會科學范式五個基本因素的相互關系作了分析。其實，在實際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中，范式的五個因素的相互聯系、互為影響是錯綜復雜的，每一因素還受到其他條件比如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科學家的氣質、個性等等的影響。因此，范式五個因素之間，不存在有什么樣的本體論就一定采用某種方法論，而這種方法論又一定提出某種理論假設這樣簡單的推衍關系。
社會科學范式與具體理論有著密切的關系。每種范式都與若干具體理論相聯系。范式體現在存在于這些具體理論中，這些具體理論則說明或部分構成范式，例如：科學主義范式，在社會學中包括孔德的實證社會學、迪爾凱姆的功能理論、沖突理論等，在歷史學包括結構主義史學理論、科學主義史學理論，在經濟學中包括亞當·斯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及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絕大多數流派等等。范式對具體理論具有一系列作用。范式規范著具體理論的研究范圍，指明哪些理論和問題是恰當的，哪些觀點和問題是不恰當的等等；范式對建構具體理論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能為具體研究工作提供思路；范式對具體理論還具有辯護作用，從更高的層次說明具體理論的合理性，提供理論基礎。范式的轉換是社會科學理論演進的主要模式。
范式和具體理論也有區別。首先，兩者的內容結構和表現形式不同。具體理論是由一系列相互聯系并系統地加以陳述的命題所構成的系統，它既概括地描述和解釋某些社會歷史現象及其規律。在具體理論的各種載體（如理論論著）中，理論的具體內容被明確地詳細加以表述和論證。而范式是由一組基本觀念組成，它本身不是對具體社會歷史現象的陳述和解釋，在具體理論的載體中，這些觀念常常沒有被明確地加以陳述和討論，而是作為科學共同體“理所當然”的自明公理而隱含在具體理論中。其次，兩者的作用目標不同。具體理論對具體的社會歷史現象問題的描述和解釋，為人們認識、解決這些問題提供理論指導。因而，具體理論原則上是可以直接檢驗的。范式則不同，它不是對某些具體問題的解釋，也不預測未來的經驗現象。如上所述，它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對具體理論和研究工作的影響上。因此，一般不能用某些經驗現象直接地檢驗范式。
綜上所述，社會科學范式是由本體論社會觀觀念、認識論方法論觀念、基本理論假設、研究主題和基本政策綱領等五個因素，按一定結構組成的整體，是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構成因素。 注：
[1][2]拉卡托斯等《批判與知識的增長》，華夏出版社，1987年10第1版第76—84頁、第171—178頁。
[3]拉里·勞丹《進步及其問題》，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81頁。
[4]D.P約翰遜《社會學理論》，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2月第1版第61頁。
[5]文德爾班《歷史與自然科學》，見洪謙主編《現代西方哲學論著選輯》，上海商務印書館，1993年8月第1版第67—68頁。
[6]轉引自科普寧《認識論導論》，求實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09頁。
[7]轉引自W.哈奇森《經濟學的革命與發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71頁。
[8]參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2—15頁。
[9]同[7]第36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