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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進入21世紀后，我國日常生活中對“女漢子”、“偽娘”等詞語的運用已屢見不鮮，引申到心理學層面則是女性的男子氣（masculinity）過強和男性女子氣（femininity）過盛。然而，這種現象并非只見于中國。Petersen＆Hyde等人的研究表明，兩性所擁有的氣質不再是刻板性的，并通過跨文化數據指出兩性氣質趨于相似是一個全球化的進程。對于其他心理屬性的性別異同研究，其研究結果是否也會呈現出同樣的趨勢呢？關于心理性別異同的研究一直深受關注。如圖1所示。美國心理協會以性別差異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后發現，隨著出版年份的推進，有關于性別差異的研究年發表頻率迅速上升［2］。然而以往的主流研究中，更多的是解讀心理性別差異，并且在社會文化的宏觀層面和日常生活的微觀層面，大眾媒體也傾向于對性別差異進行報道，因此人們更多關注于兩性之間在生理與心理變量上有何不同。男女在生理上的差異毋庸置疑，如性染色體的不同、身體構造及生理周期的差別、性激素分泌和腦結構及功能上的差異等等［3］［4］。前人已在此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但是生理上的類別性不同并不能完全解釋心理上的性別差異。因此，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進化心理學便致力于對多種心理學變量上的性別差異進行研究，得出“性別差異廣泛存在”的結論。Hyde對“性別差異廣泛存在”這一結論持懷疑態度，并且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大量的實證研究及元分析結果均發現在許多心理變量上性別差異程度并不明顯，因此Hyde于2005年提出了心理性別相似說（GenderSimilaritiesHypothesis，簡寫GSH）。GSH認為，男女在大多數心理變量上都是相似的，而對性別差異的過度重視讓人們在生活工作中付出了代價。例如，因為倡導性別差異所以實行的單一性別教育，但是后續對于接受單一性別教育的學生的研究證明，這種強調性別差異的教育方式對學生的心理以及知識的獲得都是弊大于利。“性別相似說”并非要性別差異理論，統一以相似性蔽之，而是在充分認識到性別差異客觀存在的基礎上，同樣客觀地提醒著心理性別在相當多的變量上是相似的，而且這種相似是統計學意義上的相似，同時，在一些被認為是性別差異性占據優勢地位的變量或領域里，那些“差異”如果以效果量來重新計較，優勢將不再明顯甚至不復存在。GSH的重要意義在于平衡當前普遍存在的有關性別的刻板印象（genderstereotype），提醒人們在強調性別差異的同時，也要關注男性和女性的共性。本文旨在對目前關于性別相似的理論與假說及其實證研究進行分析，探討其未來發展的方向，同時呼應國外的研究趨勢，提高國內研究者對性別相似或者心理性別一致性的重視，為后續的性別研究提供參考。

一、性別對比研究的理論

當我們將目光聚焦于性別差異得以產生的因果溯源時，我們可以發現，在心理學中有兩方面理論一直就這一問題進行著爭論，即進化心理學與女性主義心理學。進化心理學中，對于這一問題進行系統闡述的是Buss在1993年提出的性策略理論（SST，即SexualStrategiesTheory）。而女性主義心理學中則主要分為兩個方向：以Eagly為首的“差異女性主義心理學家”于1995年提出生物社會理論（Bios－ocialTheory），其理論的主要觀點是強調社會環境對性別差異程度的影響；以Hyde為首的“相似女性主義心理學家”于2014年對GSH進行了修訂。

（一）性策略理論（SST）的立場進化心理學家提供了一個元理論（meta－theo－ry），以預測在何時何地可以預期出現性別差異，而何時何地可以預期出現性別相似［10］。在人類進化史中，男女反復面對不同適應性問題的領域里，他們表現為差異；而在男女反復面對相同適應性問題的領域里，男女則會表現為相似。基于這樣一個理論前提，Buss于1993年提出SST理論，從時間維度上系統闡述了人類的策略，即長期選擇策略與短期選擇策略。該理論假設男女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已經發展出了截然不同的策略，如雄性競爭（male－malecompetition）、雌性選擇（fe－malechoice）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11］［12］［13］。顯然該理論早期聚焦于策略中男女存在的差異，但隨著進化心理學與女性主義心理學關于性別差異爭論的持續升溫，Buss于2011年對SST進行了系統性的修訂，提出：“食物的選擇、棲息地的選擇、對捕食者的防御、與社會進行交互作用等等都是不論男女都在反復面對的問題。雖然男女在心理變量上是相似多還是差異多是一個實證性的問題，但我們認為性別相似是遠大于性別差異的。”［13］Hannagan在2011年表達了同樣的觀點［14］。

（二）生物社會理論（BiosocialTheory）的立場與進化心理學家宣揚的“普遍的性別差異源于很多世紀之前的進化”這一觀點不同，生物社會理論更側重于不同的文化情境對性別差異模式的影響［15］［16］。該理論模型如圖2所示，其核心觀點是性別刻板印象（sex－stereotype）是對社會現實的數據驅動的陳述，進而成為達成該社會共識的性別角色（genderroles），這一結果又會反過來影響性別刻板印象［17］。例如，在某工作領域中，由于男性任職者占絕大部分比例，譬如政界，則人們對于該領域的性別刻板印象即是男性主導的職業，而這一刻板印象又會反過來影響現實中男性更多地任職于該領域。生物社會理論認為，男女的心理特質會因為他們的社會角色的改變而改變；并且該理論預測：通過時間以及文化情境的多重影響，男女的社會角色在未來會趨于一體，這種一體化則會引發男女心理特質更多的相似性。在Eagly看來，進化心理學家傾向于強調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都存在著廣泛的性別差異，但Bios－ocial理論并不認同這一觀點，由此，Eagly提出了生物社會理論的中心假設：在性別越平等的文化情境中，兩性心理差異越小；而在性別越不平等的文化情境中，則兩性心理差異越大。這一假設得到多個文化情境下的數據支持，但是也有一些研究結果對此假設提出質疑，未來研究還需要跨文化數據以對該理論進行補充和修正［20］［21］。

（三）心理性別相似說（GenderSimilaritiesHy－pothesis）就在進化心理學熱衷于尋找兩性之間差異之時，一部分學者（Frisby，Dillow，Gaughan＆Nord－lund，2011；Pedersen，Putcha－Bhagavatula＆Miller，2011；Smiler，2011）卻開始質疑進化心理學對于性別差異的解釋，他們基于一系列實證研究指出“男女的對比中，相比較他們之間的差異，更多的是相似性，但是這些學者并沒有指明這些性別差異或者相似的程度，從而使這樣的描述缺少精確性［22］［23］［24］［17］。顯然，元分析這一統計方法的運用使得性別差異的程度大小有了被量化的可能。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元分析的廣泛應用為研究多種心理學變量上的性別差異問題提供了新的證據。Hyde基于多個心理學變量上的元分析結果發現性別差異并非廣泛存在，與此相反，在多種心理學變量上的性別差異都是極小的，由此Hyde提出了“心理性別相似說”（GenderSimilaritiesHypoth－esis），認為男性和女性在大部分心理變量上是相似的［5］。

（四）三種理論之間的對比目前有三種理論支持了對心理變量上的性別相似性。兩性間心理差異的原因是進化心理學與女性心理學爭論的焦點：進化心理學家執著于根本的、遠端的原因，如生理性構造、基因因素以及當地生態學特征等等；但女性心理學家更多考慮的卻是直接的、近端的原因，如性別角色和社會化經驗［25］［26］。基于不同的解釋角度，所以進化心理學家傾向于尋找性別差異，而女性心理學家傾向于尋找性別相似；但兩者關于性別對比的立場要遠比這種簡單的“相似—差異”的二元分類復雜，無論是進化心理學還是女性主義，其內部都并非完全一致。進化心理學家們雖然都認同自然選擇與性選擇是塑造人的心理的關鍵原因，但他們對這一原因在特殊領域與一般領域中的作用程度、對性別差異中個體差異的重要性以及對文化環境作為中介變量在解釋框架中所起的作用的看法都是不同的［25］。女性主義因其政治議題的不同，強調性別對比的方向也會隨之改變。那么，進化心理學與女性主義心理學之間的矛盾是否不可調和呢？隨著性別對比研究的深入，很多女性主義者認識到進化心理學的許多論證是能夠為女性主義所用，并且進化心理學的實證研究能夠成為了解社會性別的動態與權力關系的一個強大工具［27］。進化心理學家也漸漸意識到，將性別差異程度進行量化后，再根據其效果量來判斷其是否應列入性別相似或差異是更精確的方法；他們也預測了隨著社會環境以及實證研究的深入，心理變量上的相似性還是遠大于差異性的［25］［2］。但是，SST、GEH與Biosocial理論在某些領域的預測也是顯著性不同的。例如，SST認為在短擇（short－termmating）、男女對于性幻想的本質、對性方式種類的追求等方面是存在顯著不同的，而這一觀點也得到了許多跨文化研究結果的支持。只是這些研究結果難以用GSH與Biosocial理論做出合理的解釋［28］［1］。綜上所述，無論是進化心理學中的SST還是女性主義心理學中的GEH與Biosocial理論都預測大部分心理變量上男女是相似的，但是在少數心理變量（如性幻想本質）上男女應被歸為相似還是差異這三個理論假說存在著分歧。

二、性別相似假說所用的研究方法概述

（一）元分析及效果量心理學家在研究心理變量上的性別差異程度時，元分析（meta－analysis）是一個較系統并且運用較多的方法［29］［30］。元分析（或稱后設分析，統合分析）是將某領域以往研究結果進行定量整合的統計分析方法，它運用有關測量和統計分析技術，對已完成的眾多課題所涉及的變量進行定量分析，從這些研究成果中發現和得出綜合性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結論。元分析對于將性別差異的結果進行匯總是十分理想的，因為基于一個特定心理變量的性別差異的研究數目往往是龐大的［5］。在運用元分析對性別差異進行評估時以效應值（EffectSize）作為測量尺度，將心理性別差異程度用效果量表示，這樣便使得基于相同心理學變量的不同的研究之間可以進行統和與比較。在關于性別的元分析中，效果量大小的度量通常為d［31］。元分析的效果量為cohens’d，cohens’d在統計學上的意義是反映兩個分布均值間以標準差為單位的差異的大小，表示兩個群體實際差異的大小。也就是說，d測量的是男性與女性之間相距多少個標準化的單位，d的絕對值越大，表示男性與女性的差異越大［32］［33］。性別相似假說通過對多種心理變量進行元分析，得出效果量124個，其中有30％的效果量小于0．10，48％的效果量處于0．11—0．35之間，也就是說，有高達78％的效果量處于一個相對較小范圍內［34］373－398。這也成為Hyde提出性別相似假說的重要依據。

（二）類別測量法（Taxometric）除了元分析以外，Carothers＆Reis于2013年介紹了另一種對性別異同進行分析的統計方法，即類別測量法（Taxometric）［35］。心理結構是間斷的類別還是連續的維度一直是心理學界爭議的一個重要問題，類別測量學可以讓研究者弄清楚性別框架（construct）的潛在性結構是維度性（Dimension）還是類別性（Taxonic）。該研究對于人格、氣質類型等六個心理變量作了分析，得出結論為該研究中絕大多數的心理變量更適合被描述為維度性而不是類別性，這說明絕大多數心理變量上的性別差異更應該被描述為是量的差異，而并不是質的不同［36］［37］55－123。這一結論與現實生活中性別的刻板印象是相悖的，但卻從結構上指出心理學變量的維度性，即結構上為性別的相似提供了依據。類別測量學是一種新型統計方法，它在精神病學、生理學上的應用前景十分廣闊，但是也有研究認為它在評定許多變量的潛在結構時所得出的維度性結論有誤［38］［39］。

（三）等效測驗（EquivalenceTesting）測量兩個群體（男女）平均數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是最常見的統計方法（t檢驗、方差分析），而使用傳統的顯著性檢驗方法鑒別性別異同總是會試圖證明虛無假設，即研究者傾向于證明性別是存在差異的［40］。Ball等人認為有必要從正面對性別相似程度進行探索，于是引進等效測驗。等效測驗最初是醫藥學中的一種方法，后被應用于心理學以評估臨床效果的顯著性。等效測驗則將傳統的顯著性檢驗方法進行反轉，因此顯著的結果代表的是顯著的性別相似。等效測驗可以起到輔助元分析的作用，作為一個新的統計方法，其有效性還有待檢驗。在檢驗性別差異性時，元分析仍是應用最廣泛的統計方法，在評估性別差異的幅度時，效果量d無疑會繼續作為一個主要的評估標準。而不斷涌現的新的統計方法，如類別測量學、等效測驗等，也會不斷完善，從而在分析性別相似性時得到越來越多的應用，以力求從多個方面對GSH進行檢驗。

三、性別相似假說的實證研究支撐

截至目前，人們已經普遍接受在空間能力、言語能力和數學能力等認知變量以及人格與社會學變量上性別差異顯著存在。Hyde在2014年對四方面的心理變量上的有關性別差異的研究進行了元分析：認知變量（數學、空間、言語）、個性和社會心理學變量以及主觀幸福感和精神病理學方面。由于涉及到的心理學變量過于繁雜，因此本文僅選取認知、情緒情感、社會行為三方面研究數據，重點對不同研究結論中的效果量進行解釋說明。在以往的研究中，還普遍提到認知變量（數學能力、語言能力、空間能力）可以作為主干領域（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中任職人數的主要預測因素。本文對STEM中女性任職所占比例較小這一現象可能的原因進行了探討。

（一）認知變量上的性別相似在以往的實證研究中，男性被認為在數學能力和空間能力上是優于女性的，而女性則在言語能力上優于男性，在空間能力上男性與女性的差異顯著［46］［47］。然而，在數學能力方面，Hyde于2008年對美國2年級至11年級超過700萬學生的學校測驗數學成績進行了元分析，發現不同年級的效果量處于－0．02與＋0．06之間，這說明沒有特定的年級是存在顯著性別差異的；但是鑒于學校測驗（stateas－sessments）只涉及到低層次的數學技能，所以Hyde等人于又選取了全國教育進展評估（NationalAs－sessmentofEducationalProgress）的數據，這其中包含了解復雜數學問題的題目，通過對12年級學生接觸這些高水平數學項目分析，結果男女差異的平均效果量為d＝0．07，也就是說，女孩在解決高水平數學問題的能力與同年級男孩是持平的［34］373－398［48］。在空間能力方面，存在不同的評估方式。本文選取其中一種3D心理旋轉（three－dimensionalmentalrotation）作為評估空間能力的指標，并對基于此指標的元分析進行回顧。該測驗需要被試在心理層面對某一對象進行三維空間的旋轉，以判定它是否與給定圖形中的一個是重合的。在早期關于3D的元分析中，性別差異是很大的，d＝0．73，或者是中等的，d＝0．56［49］［50］。不過，研究人員發現測驗均是計時測驗，而Voyer等人發現計時測驗所測量的結果是有利于男性的，因此選取了多項非計時性測驗，對其進行元分析后發現，相比較計時性測驗，效果量由d＝1．03下降到了d＝0．53。即男女在3D空間能力上的差異并不是如以往研究中所表述的那樣巨大，而是中等程度［51］［47］。與女性擁有更強的言語能力這一刻板印象相反，在言語能力上的男女差異是很小的，d＝－0．11［52］。但是言語能力包含四個分指標，這一總體效果量掩蓋了每一個分指標的效果量：詞匯量d＝－0．22，閱讀理解d＝－0．03，寫作d＝－0．08，言語流暢性（verbalfluency）d＝－0．33。由此可以看出，在前三個分指標中性別差異接近于0，言語流暢性的d值較大，但是也處于Hyde所劃分的小范圍中。Reilly在關于認知變量上的性別異同研究中發現，15歲的美國兒童在閱讀理解成績上男女差異的效果量為d＝0．26，顯示出女生在平均水平上有較小的優勢［53］。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成績的低分段男生與女生的比例為4．5：6，因此Hyde認為“男性更大變異假設”（GreaterMaleVariabilityHy－pothesis），即“有學習障礙的男生的變異量比女生大得多”這一事實應是這一女生優勢的原因［54］。Hyde（2014）還列舉了其他認知變量上的心理性別差異的效果量，由于篇幅限制，在此不一一贅述。總之，不可否認的是認知變量上的性別差異的確存在，但是與以往刻板印象不同的是，大多數認知變量差異程度較小，并隨著被試年齡、測量情景的改變而發生改變［55］［46］。

（二）情緒情感與社會行為中的性別相似情感體驗與情緒表達也是存在刻板印象的，即社會對于男性的憤怒的包容度是較高的，而其他的情感（悲傷、恐懼、快樂）則被認為出現于女性身上是更易被社會所接受的［56］。而這些刻板印象是否與實際情況一致呢？Chaplin＆Aldao在2012年對從出生到青春期的兒童在情緒表達上的性別差異進行了元分析研究，結果顯示，積極情緒上的性別差異是很微小的（d＝－0．08），內化情感如悲傷恐懼（d＝－0．10）以及外化情緒如憤怒（d＝0．09）中的性別差異也是很微小的［57］。另外，研究者以自我意識的情感（self－con－scionsemotions）為研究對象，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58］。本文選取兩方面對社會行為上的性別差異進行說明，即攻擊行為與幫助行為。攻擊行為一般可分為身體攻擊（physicalaggression）和關系性攻擊（re－lationshipaggression）。以往的研究認為，男孩有更多身體攻擊行為，而女孩則更多為關系性攻擊［59］。Archer在研究中指出，身體攻擊中，性別差異程度屬于中等（d＝0．55），男孩有更多的身體攻擊行為；而關系性攻擊中，同伴評估的性別差異為d＝－0．19，教師評估的性別差異是d＝－0．13，即女孩有更多關系攻擊行為，但是與男孩的差別并不大［60］。Eagly對幫助行為中的性別差異進行元分析得出d＝0．34，顯示出男性會更多地實施幫助行為［15］。但Hyde對其研究結果提出質疑，認為是否有旁觀者對于男性決定是否實施幫助行為有很大影響，當男性意識到自己被觀察時，他的影響主義會促使他實施幫助；另一方面，在有關于女性角色的幫助行為如照顧殘疾兒童時，女性則會施予更多幫助［34］373－398。顯然，無論是積極情緒，還是消極情緒，或者是自我可意識到的情緒中，性別差異程度都是極小的。這與以往的研究所得結果不同，也與人們對于男女情緒表達的刻板印象不符。而在攻擊行為中，身體攻擊中男性與女性的差異程度處于中等，關系性攻擊中男女差異較小。幫助行為則會受男女角色意識的影響，在不同的情景中男女實施幫助行為的差異性不同。

（三）女性在STEM所占比例在國家實力的比較中，獲得STEM學位的人數成為一個重要的指標。以往很多研究都列舉數據以表明女性在STEM中所占比例極小，然而美國教育統計年鑒2012年數據顯示這一說法顯然過于決斷：生物學博士中女性所占比例為53％，醫學博士中女性所占比例為48％，獸醫學位中則有78％為女性（Hyde，2014），這些領域均顯示出不同程度的性別相似性，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性別差異依然存在于工程類、計算機、數學以及物理（EMCP，是STEM中的一個分支）等專業中。如果在認知變量上男女是相似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些學科學位取得中的性別差異呢？20世紀初期一直到現在，關于此現象得到認可最多的解釋是女性的IQ普遍低于男性［61］［62］。但是，對數學能力的元分析已經駁斥了這一觀點；此外Blinkhorn也在Nature上指出PaulIrwing得出這一結論所運用的方法是有嚴重缺陷的［63］。其他的解釋還包括：對于這些女性研究者來說，制度環境是相對冷酷的；家長與教師關于性別的刻板印象會勸阻女孩從事這些領域的研究；女性公共目標大于男性，因此對其他領域興趣更濃厚；女性的家庭角色決定她會放棄這些需要投入大量時間的領域；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多的道德妥協性等等［64］［65］［66］［67］［68］。目前為止，有關于STEM中女性比例較小的原因有多種，這些可能的影響因素綜合作用，從而對此現象作出解釋。綜上所述，無論是認知變量還是情緒情感或者是社會行為，性別差異的大小和方向都依賴于測驗體系、情景和內容而變化，這極大反駁了“性別差異廣泛存在且穩定”的傳統觀點，進而為GSH提供了支持；并且，對于STEM中女性比例較小的原因探尋中，我們可以得知將此現象歸結于男女智力的差異是錯誤的。

四、對GSH的評述及未來發展方向

雖然人們對于兩性間差異的認知一般對應于心理學中所測量出來的性別差異，但是由于知識傳播的滯后性，人們的某些認知也可能是有失偏頗的［17］。性別差異研究在近幾十年內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并且性別差異的實證研究結果隨著時間、情境以及方法的改進發生了復雜的變化，從而對傳統的“性別差異普遍存在”這一刻板印象提出了嚴重挑戰，從而引發了很多爭論與探討，因此性別相似假說的提出引發了國外性別研究領域的新一輪變革。雖然性別相似假說已經得到了眾多理論與實證支持，但是仍有很多問題有待解決，例如統計方法上的盲區、樣本的選擇、交叉法的運用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將對我們完善GSH有重要的意義。針對該假說的現存問題，未來的研究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一）性別相似測量方法的改進通過對大部分心理變量上的心理差異進行元分析，可以得出性別差異的程度與方向，但是究竟有多少心理學變量應被考慮其中，Hyde并沒有給出精確的說明。其次，元分析作為現有的評定性別相似性大小的最有效的方法，其選定何種研究（包括所用測量方法、所選被試等方面）作為進行元分析的標準并未確定。比如，Eagly在2011年指出元分析是將不同的研究進行一體化，而某些研究結果指明了性別差異是極大的，而又有一些極小，那么基于此所得出的平均值是否能夠代表該心理變量上性別差異的程度？研究中可能用多個特征指標量來表達同一個結果，而多個指標量可以轉化為多個效果量，那么對有多個效果量的性別差異研究進行元分析時應注意什么［69］，這也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再次，Hyde將三個范圍內的效果量施以“小”、“中等”、“大”三個標簽，但是她并沒有對為何做這樣的區分給予足夠精確的解釋。我們知道某些研究效果量很小，但它的實際意義卻非常顯著，如吸煙導致肺癌的效果量就僅僅為0．2左右。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應注重使用元分析對性別差異量化時的精確度問題，以及尋找新的統計方法以補充或者挑戰元分析的結論。

（二）性別研究背景因素的控制與交叉性的運用廣義的環境因素包括社會文化因素、歷史時代因素等。有大量研究發現，性別差異元分析的效果量存在代際差異［70］［71］［72］，因此，今后的研究在取樣時一定要充分考慮到樣本所在環境是否有明顯的時代變革還是處于相對穩定的歷史時期。狹義的環境因素包括具體時空中的特定情境以及個體具有的某些特征。無論是廣義的環境因素還是狹義的環境因素都會對性別差異結果產生影響，為提高研究準確性，在未來研究中需要考慮交叉法的運用。交叉法（Intersectionality）是同時考慮多個類別、身份、缺點和差異，如性別、種族、階級、性取向（sexualorienta－tion）、殘疾、宗教［73］［74］。交叉法認為性別效應（gen－dereffect）不應被單獨拿進來進行理解，而必須在情境（context）中進行研究。即在種族以及其他社會身份（socialidentity）和類別的情境中，科學家不應對性別差異作全球性的評估，因為不同文化間存在普遍性差異。例如，在關于羞恥的性別差異的元分析中，白人的d＝－0．32，但是非白色人種的d則為－0．06，也就是說，平均的d＝－0．29，實際上掩蓋了非白人種在羞恥這一心理變量上存在性別相似這一事實［58］。盡管美國心理協會的指導原則對此進行了要求，但是還有許多研究者疏于報告被試的種族，只有少數的元分析考慮到了種族或者其他調節變量的作用。未來的性別元分析應注意將種族或者社會階層（socialclass）作為潛在的調節變量，并在此基礎之上探尋每個調節變量對于性別差異影響的比重；當然，更嚴謹的要求是分析性別×種族的交互性作用，或者是性別×社會階層的交互性作用［75］［34］373－398。而在中國多民族文化情境中，更應該在性別差異研究中考慮交叉法的運用。并且，GSH的提出所依據的大多是美國樣本與數據，其是否適用于中國情境，還需要更多的元分析結果對其進行檢驗。

（三）研究目的的偏移關于性別差異與性別相似的研究已經開展許多，這些研究多集中于對性別差異程度進行量化以及對其成因進行分析，但是鮮少有人反思這樣的研究策略是否高效呢？換句話說，尋找性別差異及其成因是否是最重要的呢？Newcombe等人認為空間能力上存在中等程度上的性別差異這一研究結果本身是相對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應該找到訓練方法或者策略，以求在最大程度上去發展人們的空間能力183－206，這是國外性別異同研究的實用主義傾向。也就是說，在未來的研究中，應在性別差異確切存在的領域，探尋是否需要以及是否存在方法以減小這種差異。再比如，按照GSH的觀點，認知變量上的性別差異程度是非常小的，如果該假設成立，那么與認知變量密切相關的STEM領域中為何女性所占比例如此之小呢？本文雖然對這一現象的原因進行了簡要的梳理，但是在未來研究中仍需要對影響該領域女性所占比例的自變量進行探索。

第2篇

關鍵詞：園林、城市、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效益

從“馬斯洛需求理論”看園林建設的內在動因和未來發展方向

人類需求理論是人類社會一切生產生活實踐活動的理論基礎與邏輯起點。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亦稱“基本需求層次理論”，由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于1943年在《人類激勵理論》（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一文中最早所提出，被認為是當今社會科學、行為科學和心理學的基本理論之一。該理論認為，人類社會的價值體系存在兩類不同的需要，一類是沿生物譜系上升方向逐漸變弱的本能或沖動，稱為低級需要和生理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另一類是隨生物進化而逐漸顯現的潛能或需要，稱為高級需要，包括情感和歸屬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實現的需要。其核心觀點是，人要生存，他的需要能夠影響他的行為。人的需要按重要性和層次性排成一定的次序，從基本的（如食物和住房）到復雜的（如自我實現）。當人的某一級的需要得到最低限度滿足后，才會追求高一級的需要，如此逐級上升，成為推動繼續努力的內在動力。筆者認為，此理論可以很好的解釋園林建設的內在動因和外在綜合效益之間的關系，并將對于園林綠化發展的本質和方向的認識提升到心理學和行為科學的高度。

首先，園林綠化建設是為了滿足人類生理及安全的需要。這是推動人們行為最基本最首要的動力。我們可以把這兩種相對低級的需求和園林綠化的生態效益聯系起來。這是因為，我們所說的提高空氣質量、緩解城市“熱島效應”、凈化水體土壤、降低噪音等一系列改善生存環境的舉措，我們呼吸新鮮的空氣，享用舒適的溫濕度，使用潔凈的水質，從根本上講均是為了滿足我們生理的需求。而通過園林綠化涵養水源，加固土壤來消除或降低自然災害的發生，則是出于安全的需要。馬斯洛需求理論認為，雖然這兩類需求的等 級相對較低，但卻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只有這兩類需求所激發的行為滿足了這兩類需求時，人們才會去追求更高的境界。因此，生態效益理所當然的成為園林綠化建設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目的，我們在進行城市園林綠化建設時也應該優先考慮其在生態改善方面所發揮的作用。

當園林綠化的生態效益滿足了城市居民對于生理健康和安全的需求后，園林綠化被賦予了其更高層次的使命，即情感歸屬的和尊重的需要。在這個層面上，園林的審美要求和歷史文化表現力是主要的。園林的美，是人們向往和大自然和諧相處的情感表現，是人們熱愛家鄉風土氣息的歸屬表現，更是人們對于祖國悠久歷史和深厚文化尊重的表現。從“居者有其屋”到“居者有其園”，人們的物質文化需求得到了進一步的滿足，一種超越了基本的生理與安全的需要，而達到的對于情感和尊重的滿足。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位于人類需求金字塔塔尖的是“自我實現”的需求。這種需求是在依次滿足了人生理的、安全的、情感歸屬的和尊重的需求之后所產生的人類最高境界的需求。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曾經說過, 衡量一個人的價值，不在于他獲得了什么，而在于他貢獻了什么。可見，對于最高境界的人而言，其人生的終極目標是為這個社會做了些什么有意義的事，即個人價值的自我實現。隨著我國國民經濟實力的顯著增強，越來越多的城市居民脫離了溫飽，實現了小康，其個人的人生價值，也在朝著自我實現的方向邁進。而作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文化和諧共存共生的園林綠化，也將勢必承載起更高的責任和使命。一方面，園林的經濟效益本身就是許多建筑業內人士很好的“自我實現”的途徑。正是由于本文前面所論述的園林綠化事業為相關從業者乃至整個城市帶來的十分可觀的直接和間接經濟效益，給許多人“自我實現”提供了很好的平臺和舞臺。另一方面，隨著人民群眾物質和文化資源的不斷豐富，公眾對于環境及歷史文化資源的保護意識日益增強，更多的人們把保護生態環境、保護歷史文化資源這一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看成是其“自我實現”的重要內容，不再僅僅滿足于環境給了我什么，而更加關注我為環境做了什么。所以，在不久的將來，園林綠化也將朝著更加人性化，更加個性化的方向邁進。

結語

本文從城市園林建設的作用，園林建設所起到的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以及基于“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的園林發展內因外效分析等三個方面全面闡釋了園林城市創建的發展動力和綜合效益，揭示出園林發展的本質和原動力來自于滿足人與社會的分層次的各種不同需求，并以此為據，指出未來城市園林發展的方向。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努力建設園林城市，提高園林綠化的綜合效益，推動可持續發展的中國特色城市化道路，我們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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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邏輯經驗主義和證偽主義的進步觀

傳統的邏輯經驗主義的科學觀是建立在證實主義基礎上的積累發展觀，在數十年內這種思想占了主導地位。邏輯實證主義者堅持事實與解釋之間的區別，把科學發展看作是在知識大廈中不斷添加不依賴于理論而存在的新事實，舊理論不斷地被更普遍、更廣包的新理論所代替。這種科學進步觀描述的圖景正是新的科學理論和思想不斷地發展、修改、擴展、糾正和重新解釋舊理論的持續過程。因此，這是一種漸進的、非革命的、改良的積累發展觀。

這種積累發展觀在方法論上可分為歸納主義和演繹主義兩種傾向。歸納主義者相信科學經過經驗歸納從經驗命題或原子命題而得出帶普遍性的科學命題。而演繹主義者則認為科學是從普遍命題和事實命題或初始條件相結合而對科學理論提供的因果說明。與邏輯實證主義關系復雜的波普爾在1959年發表的《科學發現的邏輯》一書中提出過一種簡單的演繹說明模型：“對一個事件作出因果說明意味著運用作為演繹前提的一個或多個普遍定律，并與某些單稱陳述即初始條件相結合，演繹出一個描述該事件的命題。”（［1］，p．59）

這就是說，演繹主義者認為，一個經驗命題可以從多個普遍定律和關于特定系統的事實而演繹出一個理論，以此對經驗定律提供說明。運用于科學理論的進步，后起的科學理論與以前的理論相比，所描述和預測的事實、所提供的說明更為精確，所適用的范圍更為廣泛。因此先前的理論被包含在后起理論之中。此類科學發展的一個典型例子是牛頓力學與開普勒和伽利略定律的關系。牛頓在其力學著作中從自己的運動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推導出了開普勒和伽利略定律，并指出，用他的理論可使開普勒定律適用于簡化的太陽系模型。但牛頓的理論表明，當采取非簡化方式考慮行星間的引力時，開普勒定律就僅僅是一種近似。

許多科學哲學家認為，物理學的這一典型例子證明了科學積累發展觀的正確性，現代科學中有許多這樣的例子，至少表明庫恩的科學革命觀并不是科學發展的唯一模式。在這些哲學家看來，只要加上某些限制條件，可以將一切科學進步均以統一的積累主義的方式加以分析。這是庫恩提出科學革命模式后經驗主義者所作出的一種回答。

波普爾在后來提出自己的證偽主義科學觀時，改變了上述早期演繹主義的科學發展模式，此時他所提出的是以否定的方式出現的演繹主義。在他看來，科學發展遵循的不是歸納法，而是否定后件從而否定前件的特定的演繹法，即從一個普遍陳述（理論）推導出可觀察的單稱陳述，然后以經驗證偽這個單稱陳述，從而否定作為前提的普遍陳述。因此，科學發展是以試錯法不斷地提出問題、嘗試性解決、消除錯誤、最后證偽理論的過程。波普爾承認科學必定發展和進步，連續性增長是科學知識的理性特征和經驗特征的表現，但這種連續性并不是指觀察的積累，而是指不斷地一種科學理論，由另一種更好的或更合乎要求的理論取而代之，即證偽理論。（［2］，pp．308－309）可見此時的波普爾放棄了前期演繹主義的觀點。在討論開普勒定律與牛頓理論的關系時，他不再以傳統的演繹主義方式作出說明，而是認為牛頓理論可以解釋開普勒定律，但卻不能從開普勒定律演繹出來。在考慮這一問題時，波普爾也改變了自己關于一般通過經驗證偽既成理論而得出新理論的看法。因為開普勒定律并沒有被經驗證偽；牛頓是在試圖解釋天體和地面力學定律時得出自己的科學理論的。只是在提出了新的理論后，有關的觀察檢驗才著手進行。（［3］，pp．191－205）

值得注意的是，在科學進步問題上，無論是邏輯經驗主義還是波普爾的證偽主義，都沒有放棄實在論的前提。雖然邏輯經驗主義者傾向于現象主義，對實在論等傳統哲學立場未給予更多的注意，但在其科學積累發展觀的背后仍隱涵著實在論的觀點，特別是在談到新理論比舊理論更為精確、更為近似時，這里仍然包含著理論與實在符合的實在論前提。當代邏輯經驗主義者內格爾在1961年還討論了理論將以前分散的現象統一起來考慮的問題（［4］，第11章）。他討論了科學通過持續的逼近事實而取得進步的問題，討論了如何將成功的諸理論統一起來，以消除它們之間的不一致性，這對科學發展是十分重要的。他在探討這些問題時也顯示出了實在論的立場。當代另一位著名的邏輯經驗主義者亨普爾也持有類似的實在論觀點。他指出，對一個科學理論的規范闡述將使闡述者決定該理論的觀察結果，如果持有這種關于理論結構的觀點，那就難以說明科學家為何要引入理論術語。從前述有關開普勒定律與牛頓理論的關系的例子可得出簡單的答案。首先，科學說明看起來不光是演繹。因為僅僅從開普勒定律與其他定律的關系來推導出開普勒定律，還不能構成對這些定律的真正說明。（［5］，p．273）況且，在接受了牛頓理論之后，人們看到伽利略和開普勒的定律不夠精確，而且運動學的定律也都不正確。亨普爾從這個例子看到了它與實在論的關系：“……在觀察層次上形成的理論一般來說只是近似的并限于有限的范圍；而從理論上訴諸人所熟知的表層之下的實體和事件，就可得到一個廣包和精確得多的說明。”（［6］，p．77）這就是說，科學的目的不僅僅在于簡單地解釋可觀察的自然規律，而且要得出對實體和事件的更深層次的理論概括。而這正是科學理論進步的實在論依據。

波普爾則用逼真性概念來闡述理論進步的實在論前提。他多次強調科學的任務是探求真理，科學的進步即在于更符合事實，更接近真理。但按照可證偽性標準，科學進步總是意味著向更有趣、更不平凡、因而更不概然的理論的進步。波普爾似乎又回到了古希臘的色諾芬尼，試圖把逼真性與概然性嚴格區分開來，強調邏輯概率體現了通過減少信息內容而逐步趨于邏輯確定性或重言式真理的觀點，而逼真性則體現了趨于全面真理的觀點。因此，逼真性把真理與內容結合起來，而邏輯概率則把真理與內容的匱乏結合起來。波普爾還對知識增長提出了三點要求：1．簡單性，一個新理論應當從某種簡單的、新的、強有力的統一觀念出發，這種觀念在迄今尚無聯系的東西或事實中建立了某種聯系。2．可獨立地受到檢驗，即新理論必須具有可加以檢驗的新結論，必須引出一種對迄今還不曾觀察到的現象的預測。3．要求理論應通過某種新的嚴峻的檢驗。（［2］，pp．344－346）在這些標準中，前兩個基本上是先驗的標準，第三個才是經驗檢驗的標準。

雖然波普爾不屬于狹義的邏輯實證主義學派，但我們在上面分析的基礎上仍然可以看出波普爾與邏輯經驗主義者的某些共同的特征（這也是我們把二者歸入同一節加以論述的一個主要理由）。邏輯經驗主義者和波普爾都十分重視對理論結構的邏輯分析，堅持理性主義和邏輯主義的立場，以明確的邏輯推演關系來分析科學理論之間的異同和演變及其與經驗事實的聯系，因此這些都屬于形式規范闡述的科學進步觀。他們都默認了科學進步的實在論前提（特別是波普爾的逼真性概念更為突出），即認為科學理論與實在的近似性是不斷提高的，同時又相信后繼理論要比以前的理論更為精確，帶有更多的經驗內容，統一了更多的經驗現象，可經受更嚴格的檢驗。此外，邏輯經驗主義者和早期波普爾都持有關于因果說明的演繹主義觀點，波普爾只是到了后期才突出了試錯法的證偽主義的跳躍式發展觀，即通過經驗證偽理論而放棄舊理論，提出新理論。因此波普爾最終要求理論不要太快地被駁倒。（［2］，P．353）即便如此，波普爾在某些場合仍然相信類似于邏輯經驗主義的科學進步觀，相信科學持續積累發展的總體圖景。波普爾的證偽主義的進步觀的典型例子是愛因斯坦相對論與力學的關系，但在其他大量理論進步的例子中，這種關系并不明顯，而更多地仍然屬于邏輯經驗主義者所概括的那種積累進步觀。這也是今天科學哲學家中邏輯經驗主義觀點仍然活躍的一個原因。

庫恩的科學革命觀

當庫恩提出科學革命的范式理論時，他實際上把邏輯經驗主義者和波普爾的理論逼真性的實在論問題擱置一邊，不予考慮。科學發展在庫恩那里是信奉、持有或主張不同范式的科學共同體拋棄舊的常規科學、擁立新的科學理論的革命性變化。這種革命是非積累性的發展，其中舊范式全部或部分被不相容的新范式所代替。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的初版中，庫恩看起來否定了進行合理判斷的可能性，他認為，在理解科學發展時，傳統的邏輯分析實際上是無用的、行不通的。在庫恩看來，科學革命前后的理論及其范式實際上是不可通約的，人們接受一個新范式，也沒有多少理由可說。因為“范式之間的競爭不是一種可通過證明而解決的那種爭論”（［7］，1962年初版，P．147），而更象是改變信仰，所發生的既不是標準的降低，也不是標準的提高，而是采取新范式時所要求的一種根本性的改變。

這就拋棄了邏輯經驗主義的積累發展觀，連同強大的分析哲學傳統。庫恩開始時曾經認為自己的科學發展觀與波普爾的證偽主義相類似（見［7］，1970年版，P．146），但在后來，他又指出自己科學革命觀與波普爾證偽主義的重要區別。在談到科學反常與證偽性實驗結果之間的關系時，他指出：“要么是沒有一個科學理論遇到過反例，要么是所有這樣的理論在所有時候都面對著反例。”（［7］，1970年版，P．80）庫恩已經看到，一個理論與其預言或說明的經驗概括之間的關系，要比一個經驗概括與其事例之間的關系要復雜。因此，他開始拋棄波普爾的一次性經驗證偽的模式，采取了關于科學家行為的歷史的和心理學的理論模式。然而，庫恩在這樣考察科學研究的環境時，仍然帶有某些類似于波普爾的簡單化傾向。他把常規科學看作是一個科學理論應用于自然的過程，并且認為科學家只有在常規科學的發展已經出現明顯的失敗之后才會面對發展新理論的難題，這時科學家才采用新的理論以解決一個現存科學理論與自然之間的反常。因此，庫恩所考慮的科學發展實際上是僅有一個科學理論應用于一組自然現象的模式。

庫恩的這種革命模式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其普適性問題。庫恩本人總是試圖把這個模式盡量推廣，認為所有的科學革命都具有類似的結構，而且科學（至少是成熟科學）的進步基本上都遵循這種范式轉換的革命模式。但問題正在于，是否一切重要的（在此且不論改進理論細節的一般進步）科學進步都具有庫恩所總結的這種結構或遵循此革命模式？我們從前述波普爾和內格爾的觀點中已經可以看出，有的理論進步并不是遵循革命模式的。比如，新的理論可以通過綜合或統一現存的幾種理論而產生，而不是完全拋棄一個舊理論，或是由于這個舊理論與自然現象的矛盾而導致理論革命。由此來看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所提到的那些科學革命的例子，如哥白尼宣稱解決了關于公歷年的時間問題，牛頓將天體力學和地上物體的力學統一起來的問題，拉瓦錫解決了氣體的識別和重量關系的問題，愛因斯坦使電動力學與修正了的運動學相容的問題，等等。（［7］，1970年版，P．153）這些例子中的問題在庫恩看來都是使舊理論導致危機的問題。然而，象牛頓把伽利略定律與開普勒定律統一起來的問題就不是僅僅屬于理論危機的問題，也不是個實驗的問題，而實際上是幾個理論之間的相互關系的邏輯分析和推演。庫恩幾乎忽略掉了這樣一種重要的理論進步，而這正是邏輯經驗主義者所強調的積累進步方式之一種。

庫恩的科學革命觀的普適性問題還出在他建立有關新理論產生的一種統一模式的嘗試上。他幾乎沒有注意兩種重要的科學革命方式之間的區別。一種革命是對既成信念的摧毀，如哥白尼革命、燃素說、光的波動說代替粒子說，這種革命的新理論否定舊理論的程度十分強烈。而另一種革命的積累性成分則多得多，如牛頓對伽利略和開普勒定律的綜合、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狄拉克量子理論。庫恩所論證的科學革命過多地集中于前一種，特別是哥白尼革命，即使是后來他對量子理論的討論，也主要集中于量子理論革命的第一階段，即對經典物理學提出質疑的階段，而不大重視其后的階段，此時有關原子現象的新發現漸漸地溶進一個部分恢復到對自然現象統一描述的廣包的理論框架之中。

因此，庫恩的科學革命觀顯得有點簡單化，未能概括科學發展的全景。而且，他的范式不可通約理論把傳統的科學客觀性和進步概念都拋棄了，他否定了邏輯分析在評價科學進步時的意義，因而就自己放棄了用以比較前后相繼理論的邏輯工具，也就忽視了新舊理論之間的諸多邏輯聯系。正因如此，庫恩的科學革命觀被一些評論者指責為相對主義和非理性的科學觀，也使自己在科學哲學界處于少數派的地位。為了改變這種印象，庫恩在70年代初對這些批評作答辯時稱，他的科學發展觀本質上是進化的，可以設想科學專業發展的進化之樹是由共同的根基（比如是從早期的自然哲學）往上生長的。另外，設想一條路線沿樹上行，從樹干基部到某條樹枝的末稍而不再折回。發端于這條線路的任何兩種理論彼此都是有親緣關系的。庫恩相信，只要設計一套標準（包括預言的最大精確度、專門化程度、解答具體問題的數目），就可以使觀察者在不涉及兩種理論中任何一種的情況下，知道哪一種理論是年長者，哪一種是后裔。因此，庫恩認為，科學進化有如生物進化，是單向的不可逆的過程，這樣就可以判別兩種理論的好壞。庫恩以此來證明自己的科學進步觀不是相對主義的。（［8］，PP．354－355）

然而，庫恩的這種以進化論作比喻的科學進步觀并不很令人信服。因為這個科學進化論的基干并不很清楚和牢靠，無論是從早期自然哲學的根基，還是從理論出現的先后，都不能可靠地證明理論何以進步。這是由于在此缺乏一個可資比較的標準或基準。庫恩只列舉了有一個共同的起源和發生的先后，但這只是時間的概念，而不是理論內涵進步的概念。而他所提出的預言的最大精確度等具體標準，都是對理論的先驗檢驗和評估，與客觀性、真理或經驗無直接的聯系。正是在真理問題上，庫恩采取了敬而遠之的態度，他自己也承認這一點。他僅僅強調真理的內在推理的用途方面，即科學共同體成員的一致看法表現在一些共有理論的結論支持著對經驗的檢驗，并因而就是真的。（［8］，PP．354－355）于是他把真理與共同體支持的經驗檢驗緊密聯系了起來，因而他同意這樣的說法，即每個理論在它那個時代都可以被認為是真的，爾后則被當作假的而拋棄掉。這就對科學真理采取了類似實用主義的主觀立場，以共同體的主觀信念和接受程度為唯一的標準。這也是庫恩與波普爾的一個重要區別。庫恩堅決反對把理論比作自然界的陳述，比作有關“什么是真實的”外在陳述的觀點，這就使庫恩的科學進步觀帶著純粹的社會學、心理學的特征，而與客觀真理無緣。

比較庫恩科學革命觀與邏輯經驗主義和波普爾的進步觀，可以看出科學進步問題的復雜性，幾乎不能以一個單一的簡單化的標準來加以衡量。單純的科學進步觀忽視了科學發展中的革命性變化等復雜問題，采用簡單的邏輯模式來分析積累進步顯然也會遇到困難。最明顯的例子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與經典力學相比，的確不僅僅是綜合或局部修改舊理論，而是在體系上具有新的結構，并因此而否定了舊的電磁學中的“以太”理論。積累發展觀在此顯得捉襟見肘。但庫恩完全以革命觀來對付科學進步，否定積累發展的可能性，并把科學看作不同共同體成員持有的信仰和主觀信念，否定其客觀內容，這又走向了另一個簡單化的極端。看來多元進步觀的并存是個不可回避的問題。

普特南科學實在論的進步觀

當代科學哲學在科學進步問題上經歷了邏輯經驗主義、波普爾證偽主義、庫恩革命觀、勞丹解決問題的歷史標準和夏皮爾介于歷史主義與實在論中間的立場之后，又有一部分科學哲學家再度采取科學實在論的立場，其中最突出的是普特南。他對本世紀關于科學進步的合理性的兩大構想作出了頗為中肯的評論。這兩種構想即前面總結的邏輯實證主義（或經驗主義）和歷史主義的觀點。普特南指出，邏輯實證主義的構想認為“理性辯護”的方法是由某種排列表或標準型那樣的東西給出的，希望“科學的邏輯學家們”有一天終會成功地寫出這種排列表或標準型，它詳盡地描述了科學的方法等等。在普特南看來，邏輯實證主義所允許的“證實”形式已經成了現代社會習俗化了的形式。在實證主義者眼里，凡是能被“證實”的東西，就都能被證明為正確的，或證明為大致正確的，或成功率極高的科學。而公認的正確性、大致正確或“成功率極高的科學理論”則確立、表明、贊美和鞏固了以西方文化為依托的知識形象和合理規范。（［9］，PP．131－136）普特南對此評論道，假如真的有合理性這種東西，那么對于這種見解的論證便是一種自我否定：合理性與被文化習俗規范規定為合理性實例的東西是同一的，或本身包含在那種東西之中，因為僅僅按照這些規范，所有這樣的論證都不可能保證是正確的或大致上是正確的。因此在邏輯實證主義那里沒有哲學理性活動的余地。（［9］，PP．137－139）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進步觀正是以這種形式化的合理性觀念為依據的。在普特南看來，對科學發展合理性的論證不能僅僅用習俗約定的標準或證實概念，而其實質上是先驗的論證。而且，合理性論證的實質是一種活動，“它預設了比證實概念更為寬泛的辯護概念，它也確實比習俗化的標準合理性更為寬泛。”（［9］，P．140）

普特南所批評的關于科學合理性的另一個主要構想即歷史主義的觀點，例如庫恩和費耶阿本德提出的不可通約性論題。普特南認為這個論題就象邏輯實證主義關于意義和證實的論題一樣，是一個自我否定的論題，如果這種不可通約性命題是真的，那么我們就根本不可能翻譯另一種語言，甚至不可能翻譯我們自己以前的語言了。按照此命題推論，屬于其他文化的成員，包括17世紀的科學家們，就被我們理解為一些對刺激產生反應的動物了。“先告訴我們說伽利略具有‘不可通約的’概念，然后馬上就詳盡地描述這些概念，這種做法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說在特定的語境中某種譯文沒有“真正”抓住原文的意義，比如說名詞A還可改譯為“車輪”更好，這實際上等于說，就這個譯文可以信賴的程度而言，A指稱車輪（這里指稱的對象即是實在論者最重要的客觀性基礎）。而解釋方案的可行性、解釋的成功并不要求原文作者的信念最終與我們自己的信念相同。它只要求那些信念最終能為我們所理解。此乃一切解釋上寬容性的準則的基礎。“在這個世界上，各種不同的文化在各自經歷著快慢不一的變化著的歷史的相互作用……我們能彼此解釋各種信念、意愿及話語，使得人類經驗總有某種意義。”（［9］，P．146）

普特南還指出了這兩種合理性構想的根源。其產生的原因一個是邏輯學的成功，導致邏輯實證主義產生的一個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歸納邏輯的革命。到1879年，弗萊格已經發現了一個規則系統，即一種機械證明的方法，它包括今天的所謂標準“二階邏輯”。這個方法對于演繹的初級邏輯是完備的。由此人們期望在所謂的“歸納邏輯”中也取得同樣的成就，使科學方法也終將成為一個規則系統。于是演繹規則系統和即將誕生的歸納邏輯的規則系統，不僅有可能詳盡無遺地或理性地重構科學的合理性，而且有可能這樣來描述和重構一切名副其實的合理性。產生另一種合理性構想的來源是以相對主義掩飾的科學主義，雖然“無政府主義”思想家不會同意一切合理性的存在就是人們所處的本地文化所說的存在，但這個理論是此傾向的自然極限。此乃還原主義的理論。這樣一來，由理想的計算機程序定義的合理性和由地域文化規范定義的合理性，一個是受到精確科學鼓舞的科學主義理論，一個是受到人類學鼓舞的科學主義理論。普特南一針見血地指出，只要我們過多地拘泥于形式化，就會在這兩種科學主義之間左右搖擺。而擺脫這兩種合理性構想的恰當方式是給出一個合乎情理的富有人情味的關于理性活動范圍的描述。（［9］，PP．155－158）普特南的合理性概念既不同于邏輯實證主義的僵死原則，而是堅持合理性標準是歷史地發展著的；也不同于反理性的文化相對主義，而是肯定合理性概念的合法地位。

這種合理性概念與普特南對科學進步的論述直接有關。在具體闡述時，他再度強調了實在論說明的重要性，批評了庫恩早期哲學研究中的反實在論傾向（［10］，講演2）。普特南指出，如果電子也經歷象燃素那樣的境遇，那么我們就必須說電子并不存在。假如繼續將這些推廣到其他一切，那我們就該得出科學理論所使用的術語都無所指稱的結論。但這在普特南看來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成熟科學的理論典型地包含了它們所取代的那些舊理論。這些舊理論是近似的理論。這一事實可用來批評經驗主義中的反實在論那一派的觀點。按照典型的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發展模式，科學家所期望一個新的科學理論的只是推導出該理論所預言的觀察結果，盡管實證主義者經常把理論作為一個整體來理解，但普特南認為這并不是邏輯實證主義的核心觀點。實證主義者強調的是觀察作為建構和檢驗科學理論的基礎，這意味著一個理論要顯示自身的可接受性，就要與已知的事實相一致，這有可能通過相當不同的定律來解釋這些事實，并涉及很不相同的機制。

為了說明自己不同于實證主義者的實在論立場，普特南借用了波義德的一些重要的觀點：“波義德試圖以兩個原則表明實在論是一種過度扭曲的經驗假設：（1）成熟科學中的術語都典型地有所指稱。（2）成熟科學的一個理論的諸定律是典型地近似真的。他在自己的論文中試圖表明，科學家之所以如此行事，是因為他們相信（1）和（2），而他們的做法之所以奏效，則是因為（1）和（2）是真的。”（［10］，PP．20－21）普特南所引用的波義德的這段論述是在談到科學方法論的廣泛特征時說的，而普特南則是在論及科學的積累發展特征時引用的這段話，他還進一步論述道：

“假設T1是物理學的某個核心分支中公認的理論，我是試圖找到理論T2以代替T1的科學家。……如果我相信原則（1）和（2），那么我便知道T1的定律（或許）是近似真的。因此T2必須具有某種特征－－當我們從T2的立場作判斷時，這個特征即是指T1的定律是‘近似真的’－－否則T2（也許）將沒有成為確真的機會。由于我將只考慮具有這一特征的理論作為T2的候選者－－這是些將T1的定律當作極限情況包含在其中的理論。”（［10］，P．21）

普特南以此來說明理論進步的實在論意義，為此他用了“有一個成為確真的機會”這種表述。他引用波義德的兩個原則是要說明真理和指稱的概念在認識論上具有因果說明的作用，這兩個原則是“解釋科學家的行為和科學成功的前提”。（［10］，P．21）比較而言，實在論者和邏輯實證主義者都主張科學的積累發展，強調這種發展的繼承性，但普特南試圖表明，實證主義者不能象實在論者那樣對這種繼承性提供恰當的說明。如前所述，一些實證主義者隱涵地承認實在論前提，當然也有一些實證主義者持有反實在論的傾向，而普特南則明確地以實在論的兩個原則作為科學理論發展和成功的因果說明。

普特南在科學進步問題上的確與實證主義者有所不同。雖然二者都承認科學發展的繼承性，但實證主義者僅僅著眼于理論的邏輯結構及其與觀察結果的關系，而普特南則超出純粹的理論之間的邏輯結構，而考慮了科學家的心理因素。在他看來，新理論保存了舊理論，因為科學家試圖保留現存的理論結構，科學家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相信實在論的前提。然而，用科學家的心理信念作為科學理論進步的因果說明，對于某些案例是可行的，但不一定適用于一切案例。實際上，這里的實在論以兩種方式出現，一為方法論的實在論，一為評價標準的實在論。方法論的實在論是指科學家懷著實在論的信念去探尋新的理論，而評價標準的實在論則指比較和評價新舊理論時以是否符合實在為標準或前提。這兩種實在論立場有時相互聯系，難以截然分開，但卻并不總是一回事。普特南把兩種實在論當作科學進步的唯一方式或答案，而不承認其他的方法論和評價標準的重要性，因而也難免有以偏概全之憾。

的確，象前面兩種科學發展觀一樣，普特南也未能擺脫模式單一化、簡單化的通病。如果以實在論的因果說明來概括一切科學理論進步，那也同樣會遇到反例。比如，普特南強調，當科學家把兩個現存理論結合起來而形成新理論時，如果這種接受是在相信一個理論是真的信念之下進行的，那才有意義。而如果只是相信理論的簡單性和預言的成功而結合，那就沒有意義，因為邏輯表明，兩個真理論的合取仍然為真，而預言的成功則不能保證合取理論的真。然而，普特南并不能排除在實踐上，科學家把兩個預言成功的理論結合起來而取得成功，盡管在邏輯上不能證明兩個預言成功的理論的結合仍可成功，但科學家完全有理由和動機去作這樣的嘗試，而且往往樂此不彼。對理論的簡單性也可作出類似的論證，盡管兩個簡單的理論的結合可能不再簡單，甚至還可能互相矛盾，但科學家仍然會在這方面作出大膽的嘗試。反之，兩個看起來都已被科學共同體接受的理論（即科學家對此懷有真的信念）在相互結合時卻可能產生問題，如玻爾的原子理論和狹義相對論曾一度均被物理學界所接受，但把兩者結合起來時卻必須對玻爾的理論作出重要的相對論的修正。

就方法論的實在論而言，我們應當看到，科學家接受一個理論或創立一個新理論時的信念是個十分復雜的問題，不能只是歸結為相信為真這一點，有些并不帶著明確的實在論立場的科學家同樣可能作出成功的理論創造。而且科學家在從事研究時并不總是帶著完全的或充分的信念，有時在思想上甚至還有點矛盾。加德納在總結19世紀原子論時指出，科學家在接受理論時并不總是立場一致的（［11］），他們在解釋自己的理論時有時是實在論者，有時是工具主義者。例如，在長時期內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原子核模型，一為殼層模型，一為液滴模型，科學家在處理不同領域的現象時同時接受和采用了這兩種模型。的確，科學家并不總是采取方法論的實在論的立場來從事科學研究，有時只是考慮理論的自治、簡單性、普適性或適用范圍更廣也可導致重要的科學發現。而且，撇開科學家的主觀信念不談，現代科學上的一些術語的確也并無十分明確的指稱，或者暫時還無明確指稱。正因如此，反實在論者抓住實在論者的某些漏洞而進行反擊，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形成了雙方長期對峙的局面，歷史主義者也強調科學發展的歷史特征而批評實在論者。

綜合以上對三種主要科學發展觀的評論，每一種進步觀都講出了自己一定的道理，都可以引出若干個重要的科學史實為自己作論證。但每一派都主張自己的模式概括了科學發展的主要事實，并以此來批評別的發展模式的不恰當性。然而，如果跳出流派之見，就可看到它們各自的缺陷。邏輯經驗主義者和實在論者都主張科學的積累發展，強調其繼承性，前者拘泥于形式化的邏輯分析，后者則以實在論和客觀真理論作為解釋理論進步和成功的主要法寶。普特南還以人的類的實踐活動來解釋不同共同體之間的可通約性問題。但邏輯經驗主義者忽視了科學共同體活動的歷史性、突變性和間斷性，歷史主義者抓住這一弱點而實現了科學哲學向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轉變，突出了理論發展的間斷性和革命性，不同范式之間的不可通約性，但因此又跳到另一個極端。實在論者恢復討論古老的實在論命題，但僅僅以此為標準來衡量和評價科學進步，忽視了科學家研究活動和信念的多樣性和主觀性的一面，同樣也未能概括科學進步的全部方式。

如果把評論的視角進一步擴大，我們甚至可以提出更為重要的問題：為什么非要把科學進步概括為一種統一的模式不可呢？為什么不可以提出多元論的解決辦法？即干脆承認至少在目前還找不到一個統一的科學發展模式，從而允許多種模式并存，以解釋不同的科學史實和案例。我們承認上述三種主要模式各自適合于自己的對象，或適合于若干案例的主要方面，但既然沒有統一的模式，也就沒有可統一判別的標準，需要科學哲學家和科學史家因案例而異地處理問題。甚至對同一個案例也可以接受從不同視角作出的不同說明。例如，哥白尼革命的確否定了舊式地心說的許多結構性的成分，但精通數學的哥白尼經過反復計算，最后得出結論說，采取日心說要比已經設置眾多本輪均輪的托勒密體系簡單得多，我們難道不能說簡單性是哥白尼以日心說取代地心說的一個重要的追求動機和評價標準？我們也不能否認哥白尼體系中所繼承的托勒密體系的某些成分。只是由于政治、神學、信仰和意識形態的眾多歷史局限性才使我們幾乎忽視了這些方面。廣而言之，追求統一性和一元論是人類思維的一種天性，從古代的哲人到今天的普通市民，能夠自覺容忍多元并存事實者并不多見。我們并不一概地反對一元論的結論，但要強調的是，當認識的條件還無法取得一元統一的結論時，倒不如承認現實，容忍方法論、評價標準等等的多元并存，這或許可以為科學哲學的發展開辟更為廣闊的道路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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