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11 1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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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勞動力；老齡化；結構斷層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識碼：A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已高度關注“誰來種地”的問題，各級政府對“三農”問題也高度重視，每年都出臺扶持“三農”的一系列政策。但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以及農村勞動力轉移戰略的實施，大批素質較高的農民向非農產業轉移，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及勞動力結構斷層現象日益突出。下面是筆者對農村基層勞動力情況的調查及分析。
1 農村勞動力狀況
1.1 農村留守人員是普通家庭勞動力的主力軍
據調查，農村從事普通家庭承包土地耕作的主要勞動力以留守婦女和老年人為主，他們大多數的年齡已超55歲，甚至70歲以上仍然作為家庭主要勞動力，從體力上來講都是在勉強支撐。也有部分在當地工業企業就業的中年人利用工休時間參加勞動生產。從浙江省臨安市某山村調查，有勞動能力人數為420人，在本村務農的僅 98人，所占比重為23.3%，其中55歲以上的就有72人，占本村務農人數的73.4 %，而本應作為農村勞動力主體的21至55歲的勞動力只有26人，占務農人數的26.5%。再如某村，所從事的種植業專業性較強，經濟效益相對較高，但從調查顯示，務農人員中55歲以上的占71%。
1.2 勞動力年齡結構比較
設施農業比一般傳統農業的從業人員相對年青，特別是新興農業產業的企業法人代表比較年青。從臨安市的花卉產業、中藥材產業中調查，從事設施栽培的科技大戶戶主和企業業主年齡在35～50歲的占多數，但聘用的勞動人員年齡偏大，據統計平均年齡達57.5歲。而從事一般露地種植業（主要為傳統農業）的業主及勞務人員高齡化嚴重，從5個村的調查數據顯示，農業業主平均年齡56.6歲。從農業專業協會、專業合作組織中調查得知：調查了3個種植業專業協會（花卉、蔬菜、水果），調查的農民會員總人數為142人，其中60歲以上32人，占22.5%；50～59歲的74人，占52.1%；40～49歲的28人，占19.7%；40歲以下的8人，占5.6%；30歲以下為空白。筆者又調查了水果、蔬菜農村專業合作社，參加的農民數為446人，其中：60歲以上人數57人，占12.8%；50～59歲249人，占55.8%；40～49歲104人，占23.3%；30～39歲的33人，占7.4%；30歲以下的3人，占0.7%。從調查中得知：從事這些行業的人員中，50歲以下的一般為農業企業業主。
1.3 勞動成員文化程度低
從務農人員的文化程度調查得知：某村在本村務農勞動力只有102人，其文化程度構成為：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76人，占74.5%；初中20人，占19.6%；高中及以上的只有6人，占5.9%。
1.4 勞動力嚴重短缺
由于農業生產季節性明顯，勞動力使用有閑忙之分，本來就緊缺的勞動力，到了忙季就更短缺了。某農業種植企業租用土地10hm2，聘用長期勞動管理人員1人，長期勞動力6人，其余為臨時用工。每年勞動用工需2000工，其中雇用家庭婦女用工1250工，占62.5%，雇用的男勞力均在50歲以上，最大年齡70歲。
1.5 農業經營者后繼乏人
從幾家私營農業企業調查，存在一個共性問題，就是缺乏繼承人。業主的子女讀書（大學、研究生）畢業后大多進城就業，不愿繼承父業。就調查的25家農業企業來看，只有3家的子女愿意繼承父業，占調查數的12%。
根據以上調查結果：從事一線勞動的人員嚴重老齡化。農業已面臨嚴重的勞動力老齡化和勞動力結構斷層問題，高素質的農業從業人員將更是缺乏。
2 勞動力素質和結構斷層問題影響農業現代化的實現
2.1 文化程度低
農村主要勞動力人群文化程度普遍較低，思維方式陳舊，缺少探索創新精神，只能按照傳統的農業生產模式進行勞作，不利于提升農業生產水平。
2.2 技術型農民匱乏
農業新技術、新成果的及時推廣應用需要實用型、技術型的農民。目前，農業發展的科技貢獻率較低，大片土地粗放管理，甚至荒蕪，形成農業生產惡性循環，致使農業現代化進程緩慢。
2.3 農業生產缺乏新生力量
在農業生產一線的青壯年勞動力所剩無幾，年青人勞動能力退化，以致浙江臨安的山核桃產地出現了50～70歲的人在樹上打山核桃，20～30歲的人在地上揀山核桃的場面。農村普遍出現了“老倌子種田，青年人難覓”的情況。農業企業后繼乏力。
3 解決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及結構斷層問題的對策
3.1 從提高農民社會地位和采取系列保障措施著手
如制定對取得農民技術職稱，從事一定規模農業生產的農民可享受城鎮居民同等社會各項保障待遇的政策。積極消除社會輿論的負面影響，使農村中扎根的青年，能得到社會的認可和尊重，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3.2 重視農業產業人員的培養
浙江省已相繼出臺了《浙江省農民科學素質行動實施方案》等政策，這是一個極好的提高農民勞動素質的行動，但要加大投資和監管力度，注重實效。
3.3 加大政策支農的力度
通過制定農業發展的優惠政策，引導大企業和其他社會力量投資農業，實現以工補農。各級給予到農村創業的大中專學生必要的發展啟動資金，鼓勵、引導更多的優秀人才到農村創業。在切實加大支農資金傾斜力度的同時，必須加強對支農資金用項管理的監督。
3.4 加大對農業機械化裝備投入和監督力度
政府已出臺了對農民購買農業機械給予經濟補貼等政策，但還需加大扶持力度，提高農業機械應用的廣泛性，增強農業生產能力，減輕勞動強度。
3.5 加快農村土地流轉機制的推行
關鍵詞：剩余勞動力；轉移；職業化教育；農業就業；非農就業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4－0047－04
三農問題已經成為我國邁向現代化的巨大障礙，也是當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面臨的最棘手的難題。化解三農問題的難點之一就是如何減少為數眾多的農民，促進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這對于加快我國現代農業發展和新農村建設進程意義至關重要。對于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研究已不少，蔡認為，通過剩余勞動力轉移，擴大了就業，對于農村增收和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潘文卿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外向轉移，不僅是中國經濟全方位變革的主要推動力量，也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之一。本文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在于以疏導農民就業途徑為切入，發展農民職業化教育，使農民本身具有轉移的能力，從而促進農業機械化和農村城鎮化，推動農村發展。
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意義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全國總人口的大部分生活在農村，客觀存在的人多地少和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二元經濟結構，造成了農村勞動力的大量富余。隨著農村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和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化，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隊伍還會日趨增大。如此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如得不到及時、合理的開發和利用，勢必影響整個農村經濟的振興、社會的穩定和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解決好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對于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1．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農民增收的根本途徑。提及我國的貧困問題人們往往歸因于我國人口太多。實際上我國幅員遼闊，人均耕地面積并不算很少。2005年我國人均耕地面積0．099公頃，是日本的2．9倍和韓國的2．8倍，甚至比英國高出4％。但是，由于我國農業勞動力比重過高，農業勞動力人均占有耕地卻遠遠低于這些國家。工業化國家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一般都在10％以下，一些先進的工業化國家農業人口的比重更在4％以下。而我國農業人口比重高達57．01％，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國家。我國農業人口人均占有耕地僅為0．18公頃，而日本為1．5公頃，韓國為0．7公頃，英國為10．8公頃，分別是我國的8．6、3．9和60倍。由于我國農業勞動力幾乎處于無限供給狀態，大量農民的勞動屬于“剩余勞動”（即勞動的邊際生產率等于零），從而使我國農業部門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不僅遠遠低于工業化國家農業部門勞動的邊際生產率，也遠遠低于我國工業和其他部門勞動的邊際生產率。這就是我國農民貧困的真正根源。因此，將農業剩余勞動力從有限的土地中轉移出來，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率是我國農民擺脫貧困的根本途徑。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將使農民收入成倍甚至十幾倍地增長，這是其他增收措施（如減免農民稅費等）所無法比擬和替代的。
2．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有利于農村資源優化配置，促進產業結構調整。通過就業結構的變化推動產業結構調整是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要手段之一。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促進了農村勞動力在農業內部各部門之間的合理流動。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二三產業等非農產業轉移，不僅可以優化農業內部種植業、養殖業、畜牧業以及副業結構，還可以發展壯大農村二三產業，推動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升級。
3．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推動農業產業規模化經營、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前提。現階段由于每個農業勞動力耕種的土地過少，嚴重地制約了我國農業的集約化經營。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統計，我國平均每千公頃耕地上拖拉機使用量只有6．4臺，而日本為470．8臺，韓國為103．7臺，美國為27．1臺，德國為87．2臺，法國為69．2臺，英國為84．5臺；我國平均每千公頃耕地上收割機使用量只有1．6臺，而日本為248．7臺，韓國為49．4臺，美國為3．7臺，德國為11．4臺，法國為6臺，英國為7．9臺。我國與這些國家在農業集約化程度上的巨大差異是與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存在密切相關的。只有農村剩余勞動力充分轉移出去，現代農業技術才能推廣，我國農業才能真正實現集約化和現代化。
4．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有利于推進城鎮化、工業化進程。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有相當一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會進入城市，成為潛在的城市居民。城鎮作為農村工業、服務業發展的載體，對鄉鎮企業、文化、科學、教育、娛樂業等產業都有明顯的集聚作用，可以為調整農村經濟結構提供優越的交通、通信、金融、信息等服務及人才、技術支持，而成為“準城市居民”的這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又恰恰為城鎮的發展和工業化提供了生產力，促進了城鎮的消費、交通、建筑、服務業等，加快了城鎮化和工業化的發展進程。
二、我國現階段農村勞動力現狀及成因
（一）我國現階段農村勞動力現狀
根據2006年中國統計年鑒有關數據，截至2005年底，全國總人口為130 756萬人。其中，城鎮人口56 212萬人，占42．99％；鄉村人口74 544萬人，占57．01％；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基本情況表明全國15～64歲之間的人口占總人口的70．15％。由于農村人口政策的現狀以及農村醫療衛生落后、生活水平較低等原因，農村65歲以上人口所占比例會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也就是說農村人口在15～64歲之間的比例不會低于70．15％的平均水平；又由于九年制義務教育在一些農村地區并不能有效地貫徹執行，加上近年來農民收入下降，輟學兒童增多，他們一般在14～15歲就開始參加農業勞動，甚至外出打工，因此，這么算來，農村的勞動總人口應不低于53 000萬人。而我國土地共有1．27億hm2的耕地，根據農業部相關課題組的研究表明，在農村現有生產力的生產規模條件下，只能為1．5億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也就是說，在農村5．3億的勞動力中，有接近3．8億屬于非農業的剩余勞動力，除去其中一部分中小企業從業人員，絕對剩余勞動力數量依然很大。但從我國勞動力市場用工需求的狀況來看，適合市場需求滿足工商業發展的勞動力不足，而既無技術、又不符合用工單位需求的農村勞動力過剩。因此，我國農村勞動力的剩余屬于低水平、結構性剩余。據統計，2005年我國農村平均每百個勞動力中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占1．64％，小學程度的占18．08％，初中程度的占59．68％，高中程度的占13．9％，中專程度的占4．89％，大專及大專以上的就更少，僅占1．81％。農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7．7年。可見，我國的農村人力資源質量較低，這也就制約了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與“消化”。總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受教育程度低
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是衡量農村人力資源素質的主要指標。根據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統計，我國農村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6．79年（城市為10年），在15～64歲農村勞動力中，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個百分點，2001年我國農村勞動力4．83億，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7．72％。全國約有8 500萬文盲和半文盲。近幾年，在各級政府的努力下，大力發展農村各項教育，農村勞動力文化基礎有一定的提高，但是，離現實的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
2．技能水平低
根據有關數據統計，我國農村勞動力中，接受過初級職業技術教育或通過技術培訓的只占3．4％，接受過中等職業技術教育的僅有0．13％，有技術特長的僅占10．6％，而高達85％以上的農民不具備專業技能，不具備現代化農業生產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極大地阻礙農業科學技術的應用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3．身體素質不高
由于經濟貧困以及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原因，農民在營養、衛生、醫療、保健等方面的條件較差，90％左右的農民沒有醫療保障，農民身體素質總體水平偏低，尤其是農村貧困地區農民的健康狀況更不樂觀。
4．適應市場經濟的能力弱
我國農村勞動者由于其自身文化素質不高以及長期受計劃經濟和小農經濟的影響，缺乏現代經營和管理的知識，經營管理能力低，生產出來的農產品難以進入市場，未能得到預期的收益。有些農民辦的小企業，由于缺乏經營管理能力，造成經營管理不善、資源浪費、效益不高。這種狀況阻礙了農村勞動者參與市場經濟的競爭，不利于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
（二）現階段阻礙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因素
造成農村剩余勞動力逐年增加而無法順利“消化”，且綜合素質較低，與其自身的特點和其所處環境有一定的關系，但主要還是由于多年以來的各種限制性的制度束縛了農村的發展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正常轉移。
1．土地制度
土地是農民家庭的重要財產，當農村勞動力決定是否向城市永久遷移時，失去土地承包權的風險會降低他向城市永久遷移的意愿。出于社會安定的考慮，我國的土地政策歷來對土地交易有嚴格的限制。近十多年來，這些限制開始逐步放松，因為農村經濟發生了許多重要的變化。2002年，對《農村土地承包法》進行修改后，對土地使用權轉讓的限制大為減少，該法為保護土地使用者的權利和土地使用權的轉讓提供了法律依據。
2．戶籍制度
我國現行的戶籍分割制度把個人束縛在固定的狹隘的地域范圍內，在狹隘的地域范圍內人們又被固定在特定的“單位”里，從而將農民世世代代限制在土地上，隔離在城市之外。戶口制度產生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隨著80年代后的改革開放和城市化的加速，國家逐漸放松了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限制。但是，對于想進城市并成為城市居民的農村人，障礙依然存在。對于進城務工的農民，還必須向所在城市交納各種各樣的費用，如暫住費、計劃生育費和城市增容費等。沒有城市戶口，這些流動人口就不能或很難得到所在城市或單位提供的許多福利，如子女教育、社會保險、住房優惠等，其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就會遠遠高于城市本地人。可以說，現行的戶籍制度使永久移居城市的交易成本很高，客觀上阻礙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
3．教育體制
長期以來，政府對農村和城市的教育投入是有差別的。接受義務教育是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但由于政府沒能創造良好的條件，以致許多農村居民無法享有這一權利或履行這一義務。城鎮中小學屬于國家辦的學校，由中央和地方財政撥款建設，而農村的中小學教育就大體上是“民辦義務教育”，即除了公辦教師的工資是由中央和當地政府支付以外，其他都是農民自己掏錢支持辦教育。因此，在農民收入極低的現實條件下，農村教育投入和可以使用的教育資源十分有限。國家在教育投入上的不公平造成了城鄉居民在接受教育上的不平等。城市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遠高于農村居民，在勞動力市場上自然處于優勢地位。
4．社會保障制度
長期以來，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并存著兩個相互獨立而又相互聯系的層次，城鎮企事業單位中的就業人員享受著相對較為完善、水平較高的社會保障服務；而將農村放在次要位置，甚至有相當部分社會保障內容將整個農村人口排斥在外，從而導致我國農村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嚴重落后于城鎮。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農村社會的發展，農民的生活風險也在不斷提高，土地保障并不能承擔農民抵御生活風險的全部負擔，尤其是無法抗拒來自于市場經濟的高費用風險。因此，在農村地區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是當前農村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所需要的，完善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農村剩余勞動力擺脫土地束縛、成功實現轉移的制度依托。沒有社會保障制度對土地和家庭保障的替代，農村剩余勞動力永遠無法真正離開土地成為城市居民。
三、深化職業教育，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無論是農業產業化經營還是農村現代化的實現，從最根本上講，都離不開農民的知識化。知識化的農民首先要求具備一定的知識素養，包括文化基礎知識、現代科技知識、專業基礎知識和專業知識等。針對我國國情，農村職業教育應該以政府為主導，將農民職業教育區分進行：進行農業就業職業教育和非農就業職業教育兩種。首先理清農村所需勞動力與剩余勞動力關系，使潛在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顯現，進而疏導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逐漸劃清農村勞動力與非農村界限。
（一）農業就業職業教育
1．要通過各種途徑宣傳農村職業教育在解決三農問題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工作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農民對農村職業教育重要性的認識，堅決擯棄對職業教育鄙薄的舊觀念，確立職業教育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應有地位。而政府在農民職業教育中應該起到主導者的作用。
2．要明確農村職業教育為農民知識化服務的目標，主要針對的對象是現存的農村中年成年勞動力，在這方面農村職業教育具有開展農民培訓的許多優勢。因為這部分人有比較優勢：已經完全投身農業，有一定的農業從業經驗，且具備接受新知識再學習的能力。因此，培訓的這部分人員會是現階段傳統農業發展的主要力量，對于我國農業機械化、現代化的實現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具體的培訓可以借鑒國外一些做法，利用“政府＋學校＋農民”的三結合體系，其中政府主導籌資監督，結合學校師資力量，對適合的勞動力對象進行農村現階段主要種植業技術的職業教育。
3．發揮農村職業教育在培養未來新型農民中的作用。這一途徑主要是針對未來的農村潛在勞動力而言的，在這一過程中，目前最為重要的是要從觀念上消除對農村職業教育的偏見，從制度上保證農村職業教育的投入。同時，針對農業從業潛在勞動力這部分“新鮮血液”，要將他們打造成建設新農村的新型農民，向我們將來的農業產業要效益。在這方面，職業學校要在發揮其特色和優勢，依據當地的人力資源，地理環境進行專業設置和師資配備，突出農業科教優勢園林園藝、花卉、蔬菜無土栽培等經濟農業為主，結合種植業，辦出農民職業教育的“新農”特色。
4．推進農民職業化和就業準入制度建設。加快推進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和就業準入制度，對于提高勞動力素質、促進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都有積極的意義，是十分重要的制度建設工作，對于農民職業教育也是意義重大。在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新形勢下，通過執行就業準入制度， 促使農村人口有意識地參加教育或培訓，對于農民職業教育的發展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非農就業職業教育
現階段，一方面，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難，且逐年增加，而另一方面，各地企業對各等級技工的需求量增加，而全國技工，特別是高級技工嚴重短缺，從而出現有些企業高薪難聘一位高級技術人才的現象。勞動力市場需要職高、技校、中專文化程度技工的需求占54．4％。全國性的“技工荒”和我國農村勞動力大量剩余的現實告訴我們，技工短缺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指明了新的出路。而且從長遠看，農村非農就業的職業培訓才是我國加快城市化進程，完成現代化建設的最重要的環節之一。當然，讓農村剩余勞動力完全轉移并非那么容易，但是加大非農就業的職業教育確實是我們完成這個艱巨任務的可行切入點。
1．充分認識農村非農就業職業教育的戰略地位。一直以來，我們只是一味的強調農村建設、農業的發展，政府也在不斷加大財政支出，而效果卻不明顯。原因在哪里？就是因為農村負擔太重，用僅有的一點農業效益加上一點點政府補貼在養活絕對超員的農村勞動力。那就如同一個成年人背著一個已經長大的孩子，總是希望有力氣多干活，于是，給他多吃飯，補營養，而效果甚微。問題是他的力氣在有負擔的情況下已經達到極限。怎么才能效率最高？很簡單那就是讓孩子從背上下來，幫他干活！一方面，他有了更多的力氣，而且有孩子幫他；同時，孩子也會成長的更快。也就是資源充分利用的概念。現階段對于我國已經是不得不給農業現代化發展減負時候了，這是一個戰略性的轉變。它直接關系到農業的發展，關系到農業現代化的進程，進而關系到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和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現。基于這種戰略高度的認識，政府必須加強對農村非農就業職業教育的投入和服務力度。
2．明確農村非農就業職業教育的辦學方向與對象，突出自身特色。這里，主要是針對大部分潛在勞動力，未能繼續完成學業深造的農村初高中畢業生。他們的學習能力強，能適應變化的環境，是將來成功走出農村，完成轉移的主要部分。我們經常會見到初高中生剛畢業就投入到第二三產業中去，在隨著年齡的增長最終會由于沒有專業知識而再次回到農村，成為剩余勞動力，這給農村、農業又造成了負擔。針對這種現象，對他們進行非農就業的職業教育就顯的格外重要。一方面，堅持常規學歷教育，招收初中、高中、中專和職高的畢業生進行2－3年的系統學習，使他們具備中、高級技工的基本素質，適應“藍領”、“灰領”或者“銀領”工作崗位要求，能夠大膽地走出去；另一方面，大力推行短期技術培訓，取消年齡和文化基礎的限制，對現有勞動力進行實用技術培訓，使他們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掌握一定的技術技能或現代農業技術。只有雙管齊下，有針對性地進行教育培訓，才能有效地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同時，職業教育在辦學過程中，要始終以就業為龍頭，以市場為導向，適應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變動對勞動力的不同需求來設置專業和開設課程。根據當地剩余勞動力資源的特點和勞動力稀缺地區的勞動力需求情況，切實開展勞動力轉移培訓，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跨地區流動。
3．整頓就業市場和勞動力市場，改革勞動人事制度。當前，必須加大《職業教育法》、《勞動法》、《安全生產法》等有關生產和就業的法律的執法力度。落實包括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在內的各項勞動制度，強制從業者履行接受職前教育或培訓的義務，強制用工單位履行按照職業分類安排就業并培訓職工的義務，保證職業教育和培訓的質量和信用，維持勞動力市場的正常秩序；落實勞動保障制度，保障勞動者的各項合法權益（合理工資報酬、勞動保護和防護、失業保險、工傷撫恤、休息等）。這些舉措可能會在短時間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農民非農就業的難度，但將從根本上提高職業教育的收益率，改變農民工素質低下、地位低下、待遇低下的“城市二等公民”形象，從而極大地刺激農民對職業教育的需求，促進農村職業教育的發展。目前，職業教育培訓資源存在程度不同的閑置，一旦農民接受職業教育和培訓的需求上漲，職業教育資源就可以得到充分利用并會在短時間內迅速擴大，職業教育的有效供給也將大幅度增長，從整體上提高勞動者的生產服務技能和技術水平。
四、結語
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是一資源再配置的過程，對我國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而針對我國的特殊國情，抓住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關鍵進行農民職業化教育，對富余勞動力進行農業就業和非農就業的職業分流，最終達到剩余勞動力的安全、合理轉移。這必將對我國的農業發展以至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起到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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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福建農村統計年鑒、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相關數據，來福建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發展的影響進行分析，得出如下結論：農村勞動力轉移可以增加農民收入、加快當地農村城鎮化進程以及擴大土地經營規模等；但也會造成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農地資源利用率下降以及農業技術推廣受阻等等。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業發展；福建省
農村勞動力轉移是社會轉型和工業化過程中的普遍現象和必然產物。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發展和農村社會變革帶來深刻和長遠的影響，這種影響既有對農村社會發展的積極一面，也有對農業發展不利的一面。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村發展的積極作用
1.增加農民收入。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民收入結構存在顯著的影響。通過查閱福建省統計年鑒，2000～2010年，福建省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了4196.37元，其中工資性收入增加了2025.59元，貢獻份額達48.27%，而農業收入增加了1279.42元，貢獻份額僅30.49%。可見，農村勞動力轉移獲得的工資性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比重逐年提高，工資性收入在農民人均純收入中已開始占據重要地位。
2.加快當地農村城鎮化進程。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深入，一部分從事非農產業活動的農村轉移勞動力紛紛在城鎮安家落戶，這客觀上促進了城鎮消費需求的增長、基礎設施的增加和建設規模的擴張，推動了城鎮化的進程。而農村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反過來又為農村富余勞動力進一步向非農產業轉移拓展了空間。由此可見，農村勞動力轉移推進了農村城鎮化進程，城鎮發展為農村富余勞動力提供了就業崗位。
3.擴大土地經營規模，提高農業生產效率。農村富余勞動力的非農化轉移，對農業生產的積極影響體現在：一是減少了依靠土地養活的人口對土地的投入成本，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二是推動了農業土地經營的規模化、集約化。事實上，隨著耕地資源的減少和農村勞動力人口的不斷增加，在耕地資源極度匾乏、人均占有量過少、加之農業基礎條件薄弱的情況下，農民在有限的土地上從事分散的、小規模農業生產，對先進技術和先進生產工具的使用非常排斥，最終導致農業生產效率很低。通過轉移富余勞動力，人地矛盾得到緩解，從而突破傳統的分散經營和粗放經營的方式，農業規模經營成為可能。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發展的不利影響
1.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自福建農業勞動力發生大規模轉移后，轉移出去的勞動力是農業生產主力軍，他們不論是年齡結構還是文化程度都是農村勞動力中的強者，而留守勞動力多為婦女和老人，于是勞動力轉出的農村家庭缺乏身強力壯的勞動力，農業生產勞動力結構發生變化：一是勞動者年齡結構偏大、勞動能力相對較弱，農業生產梯隊“老齡化”加劇。二是留守的絕大多數是女性勞動者，男女比例不協調。
2.農地資源利用率下降。通過查閱福建省歷年的統計年鑒，發現農作物種植面積和農業勞動力數量均呈下降趨勢。糧食作物面積從2001年的1625.72千公頃下降到2011年的1226.79千公頃，下降了24.5%。非糧食作物的種植面積從2001年的1089.52千公頃，下降到2011年的1001.41千公頃，下降了8.1%。勞動力轉移后，農業生產勞動力大幅地減少，土地利用水平逐年下降，出現農地拋荒、耕地銳減的現象。農地資源利用率下降，加劇威脅著福建省的糧食安全。
3.農業技術推廣受阻。轉移出去的農村勞動力相對而言大都是有知識、有文化、有技能、素質較高的青壯年農民，而留在家里務農的基本上是老人、婦女、小孩，以及一些病弱殘者，他們的文化水平低、勞動技能差，接受科技成果的意識淡漠、積極性不高，并且學習農業新技術的能力也有限，他們寧愿因循守舊以求穩妥，也不愿接受新知識、新事物，這些因素嚴重影響農業新技術的推廣效果。我國目前大約有70%的農業科技成果得不到推廣，主要原因就在于農民文化素質過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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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勞動力資源價格；勞動力資源投入量；勞動力資源轉移；勞動力資源老齡化；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
勞動力資源是指在一定時點或時期內，一個國家或地區擁有的具有勞動力的數量與質量的總和的勞動適齡人口。勞動力資源的質量包括體質和智能兩方面。中國勞動力資源的現狀是數量豐富，質量偏低，在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產業之間分布很不平衡，合理開發和利用勞動力資源，對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怎樣研究勞動力資源問題與經濟社會系統之間盤根復雜的關系，有多種方法，相比于局部均衡模型，可計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研究方法，其在我國勞動力資源問題的研究與應用中并不常見。本文先對CGE模型作簡要介紹，然后對CGE模型在勞動力資源問題中的使用進行綜述，主要包括勞動力資源的價格、投入量、轉移和老齡化問題，最后概括了勞動力資源問題可計算一般模型的基本研究思路與改進方向。
一、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簡介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即CGE模型，描述了一個經濟體通過對商品和要素的數量與價格的調整，實現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所描述的供給與需求均衡。相比局部均衡等研究方法，CGE模型能更詳細地描述復雜經濟系統內各種經濟主體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賴關系，從而計算結果能較好解釋現象發生的原因，并能更準確預測未來經濟發展趨勢。常用的市場機制如：完全競爭市場中價格與數量的波動，CGE模型可以模擬；一些非市場活動如：政府干預行為等，也能模擬。Johansen（1960）建立了描述挪威經濟的全球第一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經過50多年的修改、利用和完善，CGE模型在全球多個國家、多個地區、多個領域得到了廣泛使用，且已成為應用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一個CGE模型通常由以下幾個部分構成（Robinson，1989）。其一，設置所要研究的經濟整體。簡單的CGE模型只由生產者和居民兩個行為主體構成，常用的一般包括生產者、居民、政府和國外其他地區等行為主體，以及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等市場主體。其二，設置行為主體做出決策所依據的信號以及經濟制度結構。其三，要有“供給需求均衡條件”，一個均衡可以看作是一組信號，行為主體基于這組信號所做出的決策都要滿足系統約束，這組信號是使模型均衡的變量。在市場經濟中，價格是實現市場出清和取得均衡的唯一變量。
二、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在勞動力資源問題研究中的應用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對勞動力資源問題的研究牽涉到很多方面，如勞動力資源價格、勞動力資源投入量、勞動力資源轉移、勞動力資源老齡化、勞動力資源可持續性等其他問題，其研究領域小到一個市級流域，大到全球范圍。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均能夠把勞動力資源當作一種生產要素或者約束條件放入到CGE模型中，研究特定的勞動力資源問題與經濟社會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CGE模型的一個特征就是包涵整個經濟系統，能夠容納作為約束條件的勞動力資源問題。
勞動力資源問題CGE模型大體分為四類： 勞動力資源價格、勞動力資源投入量、勞動力資源轉移、勞動力資源老齡化。分類是為了闡述的方便，實際上因為勞動力資源的價格、投入量和老齡化等問題之間關系緊密，故一些模型也可以歸到復合類。
1. 勞動力資源價格。勞動力資源價格是勞動力市場中的核心，而CGE模型的自身特征使其能有效使用在勞動力等資源和各類商品的價格研究中。
Zhai和Li（2000）構建的CGE模型假定農業勞動力與產業工人呈CET不完全替代，認為城市和農村的工資差別決定了農村勞動力流動。Dixon和Rimmer（2002）同樣是基于三部門CGE模型，勞動力不完全流動的前提下，指出農業與非農業部門間的工資差距決定農業人口流動數量。John Gilbert和Thomas Wahl（2003）利用靜態CGE模型研究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正規和非正規部門，結果顯示：非正規部門工資結構和正規部門就業機會對農村勞動力遷移有重要影響。沈可挺、劉煜輝（2010）構建了一個貿易品/非貿易品兩部門CGE模型研究了技術進步前提下，工資和匯率的相互影響機制。結果顯示：其他假定不變，在貿易品部門技術進步比非貿易品部門更快時，抑制工資增加將使要素遠離非貿易品部門，加重國內產業結構的扭曲程度且導致國內通貨緊縮，提高貨幣升值壓力；提高工資水平能減少貿易順差、延緩貨幣升值壓力，且不一定會造成通貨膨脹，還對實際產出作用較小。
2. 勞動力資源投入量。我國是勞動力數量大國，但在地區間、行業間分布不太平衡，勞動力資源投入到底對宏觀經濟起一個什么作用，各部門到底需要多少勞動力資源等問題，都需要進行周密的分析。而CGE模型考慮了包含勞動力的要素市場、產品市場以及不同的市場主體，同時也考慮了它們間相互影響與作用，是研究勞動力資源投入量對宏觀經濟影響的有效方法。
賀勝兵、劉友金、向國成（2013）利用區域CGE模型模擬了不同外生沖擊對沿海產業發展和產業轉移的影響。當勞動力投入下降5%時，沿海五省、長三角和粵閩地區對應的產業轉移潛在規模分別為6 322.69、4 078.92和1 927.15億元，說明勞動力資源對沿海地區影響重大，也表明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是中西部地區吸引產業轉移的重要優勢。利果（2008）建立上海CGE模型來分析全市整體宏觀經濟。結果表明：來自上海市外的勞動力人口提高5%會使大多數行業的產出均有所提升、也促使大多數行業產品的區域內價格會有所降低，且使所有行業部門的城鎮居民需求均有所提升；此外，外來勞動力人口增長5%造成全市經濟體系價格水平有略微降低，也對城市和農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一些提高的作用。盡管來自上海市外的勞動力人口增多對全市整體經濟的作用較小，但從總體上來講均是正面的影響。薛俊波（2007）應用CGE模型研究了當農民工就業比例在城市各個行業改變時，城市和農村居民的收入變化以及各項宏觀經濟指標的改變。實證表明：農民工在服務業、某些制造業中的就業比例增加5%后，盡管城鎮居民的工資性收入有小幅度的降低，但是總的可支配收入并沒有降低，農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得到小幅度的提高，總體的就業有所提升，因而提高農民工的就業比例是縮小收入差距的一個有用辦法。
3. 勞動力資源轉移。大部分情況下，勞動力資源轉移便于各市場主體合理地利用勞動力，便于在整個社會范圍內合理地配置勞動力資源，進而便于增加社會經濟效益，一些國內外學者運用CGE模型對勞動力資源轉移問題進行了研究。
Williams（2003）利用CGE模型就墨西哥與美國之間的勞動力流動對美國經濟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大量勞動力從墨西哥轉移到美國，對美國經濟增長產生了重要影響。Hertel.T.（1996）采用一個擴展的單區域DRC-CGE模型測算了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改革對收入分配與城鄉差距的影響，首要考察了城鄉之間的勞動力流動問題，結果表明：勞動力市場改革可以擴大從農村到城市的勞動力流動規模，提升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最后能明顯減少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王飛（2004）首次利用多區域CGE模型研究中國勞動力遷移問題，指出勞動要素的自由流動對改善地區差距有一定效果，但對落后地方來講，如果無投資的擴大和生產率的提高則落后地方的人均GDP會有所增加，而地方總GDP會降低。胡楓（2006）使用一項農村流動勞動力調查數據，數據包含農村流動勞動力的個人特點、家庭特性和所在地特點在內的影響我國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的各種因素，建立了一個三區域CGE模型定量研究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給各地區經濟和居民福利所帶來的影響。許召元、李善同（2008）運用一個30區域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 政策模擬表明：區域間勞動力遷移能有效改善配置效率，提升經濟增速減小地區間生活水平差距，但因為在一國內部資本流動性很強，存在“資本追逐勞動”的現象，故而不能縮小人均GDP的地區差距。盡管勞動力遷移增加了輸出的人均收入和消費水平，但單純的勞動力輸出并不能縮小同發達地區人均產出的差距。賈偉、辛賢（2010）應用CGE模型，研究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對國民經濟產生的影響。實證顯示：農村勞動力轉移增加了GDP，卻拉大了各產業增加值間的差距；農村勞動力由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部門，使農業產品產量下降而工業產品產量上升，農業產品價格上漲但工業部門和服務業產品價格下降；而伴隨農村勞動力轉移數目的增加，各產業部門產品價格變動幅度在下降。
4. 勞動力資源老齡化。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特別是醫療技術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勞動力資源老齡化會是一種趨勢，此問題在中國未來幾十年日趨嚴峻。國內外的部分專家學者利用CGE模型對勞動力資源老齡化及其對經濟社會帶來的影響等展開了研究。
Auerbach和Kotlikoff（1987）建立了一個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世代交疊CGE模型來研究美國的養老保險體系，此模型影響很大，簡稱A-K模型。此模型前提假設為每個人的壽命為75歲，工作期是20歲～65歲。工作期（20-65）：得到收入，交納社會保障稅且進行儲蓄。退休及以后（65-75）：得到養老金進行消費，不儲蓄。滿足假設條件下，A-K模型探討了人口老齡化特征和養老金政策對儲蓄總量的影響。模擬了150年的經濟變動情況，最終達到穩態。結果表明：儲蓄率從1985年的12.2%降低到2050年的5.8%，此后會微微提高到6.3%，到達最終穩態。同時，雖然儲蓄率減少，但人口老齡化的加重造成勞動力減少。與最初狀態比較，最終狀態的勞動力相對資本會更加稀缺，以致2050年工資將上升7%。Fougere（2005）構造了人口迭代的多地區CGE模型來研究人口老齡化對加拿大經濟從2002年～2050年間的影響，結果顯示：至2050年，人口老齡化導致加拿大的人均GDP、國民儲蓄、資本回報率相對分別下降7.4、8.4、0.6個百分點；而實際工資相對增加4.6個百分點。Park（2007）應用CGE模型探討了人口老齡化對芝加哥地區經濟的影響，通過仔細分析分年齡段的消費行為、儲蓄行為和收入情況，政策模擬人口老齡化和人口年齡結構不發生改變兩類場景，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影響進行了闡明。Euijune（2011）建立一個韓國兩地區CGE模型研究了人口老齡化對國家經濟在2006年～2030年間的影響，結果表明：人口老齡化引起勞動力下降，繼而引起儲蓄率降低、GDP增速放緩等影響。國內研究方面。李洪心（2005）構建一個OLG結構的多變量非線性動態的CGE模型，探討了中國面臨的人口老齡化和人口增長下降帶來的挑戰。政策模擬結果顯示：在將來的五十年里，假如現在實行的現收現付型養老保險制度不改變，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長將引起國民收入、政府收入、以及人均消費水平增長減緩乃至出現負增長。但是，假如可以快速地創建和完善一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漸漸削減基本養老金的工資替代率以減少勞動人口的繳費負擔，以及維持國民經濟連續發展，那么可以確保政府收入增加，勞動人口和退休人口的生活質量不至于降低。Peng Xiujian（2008）基于動態CGE模型研究中國人口紅利消失前后的2008年～2020年間的國民經濟，基準情景為中國人口的老齡化，城市農村間勞動力轉移當作政策變量，研究表明：中國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推動勞動力城市農村間轉移對中國經濟發展有積極作用，且作用足夠補償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經濟發展放緩等負面影響。
三、 結論與討論
本文綜述了CGE模型在勞動力資源問題研究中的運用，研究領域包括勞動力資源價格、勞動力資源投入量、勞動力資源轉移、勞動力資源老齡化等。時間范圍從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空間范圍從一個市級流域到全球。從而能夠看到，CGE模型足以面對很多勞動力資源問題以及與經濟社會系統的互相影響展開研究，不但能對勞動力資源的價格、投入量、轉移、老齡化等題目實行特定的模擬研究，而且能對勞動力資源的各種政策組合實行模擬，從而找到最好的政策組合。
勞動力資源問題和CGE模型連接的關鍵是怎樣把特定的勞動力資源問題與經濟社會系統關聯起來。大體有4種辦法：其一，將勞動力看成一種重要生產要素，經過生產函數進入模型，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可以有里昂惕夫生產函數形式或CES生產函數形式等；其二，對行業進行細分，可以分為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等，再模擬同一種政策對不同密集型行業的影響及其比較；其三，勞動力市場動態方面，勞動力資源的供給方和需求方呈現一種動態特征，再通過供給方程、需求方程以及均衡方程進入CGE模型；其四，前面三種辦法的各種組合，基于數據的可得性以及所要研究的具體問題，采用不同的方法或組合。
CGE模型使用在勞動力資源問題研究中目前還處于摸索發展階段，具體的使用不是很多，國內的運用則更加有限，其方法也有待完善。主要表現在四方面：其一，是獲取數據的難度，目前有關勞動力資源問題的統計數據不太滿足建立CGE模型的需求，特別是在微觀企業層面的數據以及數據的時效性方面；其二，發展中國家更多的是非完全競爭市場，使用時需要依據具體情況建立合適的CGE模型中的特定模塊；其三，勞動力資源和經濟社會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聯系較為復雜；其四，面對中國具體情況，目前社會處于轉型時期，勞動力資源市場在東中西部之間、在城鄉之間、在不同行業之間、在國內與國外之間等都存在較大差異。正是由于CGE模型在勞動力資源問題研究中的使用存在諸多不足，同時由于CGE模型自身的優勢以及勞動力資源問題的重要性，從而使得CGE模型在勞動力資源問題研究中有更大的潛力與動力，其應用前景將更加廣泛與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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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老齡化；農村；現狀；農業經濟；影響
農業是支撐國民經濟建設與發展的基礎性產業，是國家自立自強、社會和諧穩定的根本前提。農村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勢必對農業生產造成阻礙，從而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深刻影響。
1農村人口老齡化現狀
依據國際通行標準，當社會人口年齡結構中，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0%以上，或者65歲及以上的人口大于7%時，就可以被認定進入了老齡化。我國從1999年就開始進入老齡化階段。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農村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為9930萬人，占全國老年人口總數的55.92%，農村老齡化進程明顯比城鎮要快。另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14—2019年，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以1000萬人/年的速度遞增，據預測2020—2040年，老年人口平均每年要增加1200萬人。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嚴重，其與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降低、預期壽命延長有關。另外，由于農村的生產率低下，農村的遷出人口遠遠超過遷入人口，年輕勞動力流失直接加劇了農村老齡化的問題[1-2]。我國人口老齡化格局大致呈現出漢族地區快于少數民族地區、東部發達地區快于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快于城鎮地區等特點。農村人口老齡化呈現出速度加快、分布不均、老齡化提前及人口收入低等特征。
2農村人口老齡化對農業經濟的影響
發展生產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中心環節，生活富裕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目標，農村人口老齡化對農村的生產發展及經濟建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了解農村人口老齡化對農業經濟的影響，對我國新農村建設及國民經濟發展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2.1對農業經濟的短期影響
農村人口老齡化對農業經濟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農村勞動力的供給數量嚴重不足。近年來，人們為獲取更好的生活條件，為子女爭取更好的教育環境與資源，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紛紛向城鎮遷移，其結果就是農業生產勞動力銳減。青壯年勞動力遷出，而留守的人口年齡偏大，一般在50歲以上，他們的體力、身體素質與年輕人差距較大，反應速度、敏捷程度、對機械作業的熟練程度都遠遠低于年輕人，這直接導致農業耕種質量降低。有個別地方因留守人口年齡較大，無法從事農業耕種等重體力勞動，甚至出現了拋荒現象。受我國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農村教育的師資配備、教學設備、教育基礎設施等方面投入嚴重不足，使得留守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文化素質與勞動技能都處于較低水平。綜合素質的低水平發展，進一步導致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思想比較保守，對新事物的接受程度與理解能力差，農業機械運用方面也出現諸多不足，這使得新科技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受到制約。農業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勞動力的大量投入為主導，農村人口老齡化使得農村勞動力數量減少、質量下降，勢必會導致農業勞動生產率降低，影響農業生產總值。以山東省為例，2013—2016年農業勞動人口總數下降了5%，農業生產總值整體下降了1.4%。人口的老齡化也導致被撫養人口比重加大，青壯年勞動力的經濟負擔加重。2018年，我國的總撫養比超過了40%，而許多省區總撫養比甚至超過50%。山東省是我國的農業大省，在所有省（市）中，山東的老齡人口排名占首位，總撫養比高達49.64%，其中老年撫養比達到22.69%。
2.2對農業經濟的長期影響
從農業經濟的長期發展來看，農村人口老齡化加速了現代化農業快速成長。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性產業，為維持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實現農業生產總值的穩步提升，促進農業規模化生產是農業發展的必然道路。據調研資料顯示，在江西、湖南、四川等農業大省，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紛紛外出務工，致使很多地區農田荒置，老年人無力經營農業生產。為保障生活，很多人選擇將土地承包流轉出去，這些土地最后會匯總到有能力從事農業生產的青壯年承包戶或者企業手中集中經營，這一現象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農業生產規模化。與傳統家庭化耕種不同，規模化的農村土地種植可以采用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方式。現代化機械的應用，大大提升了農業生產率。老年留守人口為解決無法從事重體力勞動與不能機械生產的問題，大多會選擇將這兩類生產活動外包，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農業機械化的速度[3]。同時，為適應部分老年人耕種的需要，專門適用于老年人耕種作業的農業機械與工具紛紛出現，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機械制造業的發展與創新。大規模使用現代化機械進行農業生產，可以用更加先進的管理方法，使傳統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為現代社會化生產。為提升農業生產的經濟效益，無論是承包大戶還是農業企業，都會主動應用先進的農業科技彌補農業勞動力的不足[4]。新科技的應用解放了農業勞動力、降低了生產成本，使勞動生產效率大大提高。以黑龍江省為例，改革開放以來，黑龍江省農業現代化發展腳步加快，在2019年，黑龍江成為全國產糧第一大省，糧食的播種面積、總產量、農業機械化等排在國家前列，全省地區生產總值增長了122倍。
3結語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農業發展；對策分析
一、人口老齡化概述
（一）人口老齡化
隨著生產生活水平的不斷提交，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物質資源的日益豐富，社會成員的平均壽命也在不斷增加，人們逐步走向長壽時代，人類社會也開始出現老齡化現象，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人口老齡化也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標志。國際上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作為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也就是說，如果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經占一個國家或地區總人口數的比例達到10%，或者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人口數的比例達到7%，那么就表明該國家進入了人口老齡化社會。
（二）人口老齡化指標
人口老齡化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衡量。第一，從老年人口比重來看，一般來說，65歲對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就是老年系數，這個系數是直接反映了人口老齡化程度。第二，從老化系數來看，這個系數是衡量人口老齡化所用的另一個比較重要的指數，主要是指老年人和少年兒童占總人口的比重，也是反映人口老齡化程度的重要指標。第三，從撫養人口和被撫養人口的比例來看，如果被撫養人口占撫養人口的比例重，也是直接反映了人口老齡化的一個程度，這里的被撫養人口主要是指老年人和少年兒童，撫養人主要是指適齡的具有勞動能力的人口。
二、人口老齡化對農業發展的影響
（一）導致農村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速度下降
勞動生產率是指勞動者在一定時期內創造的勞動成果與其相適應的勞動消耗量的比值。勞動生產率水平可以用同一勞動在單位時間內生產某種產品的數量來表示，單位時間內生產的產品數量越多，勞動生產率就越高；也可以用生產單位產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來表示，生產單位產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越少，勞動生產率就越高。人口老齡化對農村勞動生產率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勞動力的供給方面。人口老齡化發展會導致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相對下降。使得農村就業人口的減少。在一定的生產資料和技術條件下，農村勞動力資源不足，就可能導致部分生產資料和技術設備的浪費，影響農村社會生產活動的正常運轉和生產力和經濟的發展。
（二）影響新農村建設步伐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建設新農村，需要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緊密聯系群眾，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穩步前進的步伐來進行建設。但是，隨著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勞動年齡結構老齡化問題越來越突出。農村留守老人和貧困老人增多，給新農村建設帶來很大的消極影響。
（三）阻礙現代農業發展
隨著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和適齡勞動力的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由老年人構成，加上農村留守兒童居多，農村的勞動力出現嚴重匱乏的局面，大量的土地也因此荒廢下來，或者承包作為經濟作物更種地。這種格局導致農業生產水平卻沒有得到實質發展，農村勞動力的老化也直接造成農業勞動力資源不足，對我國現代農業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三、人口老齡化時代的農業發展對策
（一）完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農村人口老齡化顯而易見，政府應當從制度上對農村老年人的養老進行保障，完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是非常必要的，首先要做好農村養老保險的宣傳工作，要從思想上改變以前農村人認為保險是白花錢這樣的觀念，認真做好扎實細致的宣傳普及工作，廣泛運用電視、廣播和報刊等各種新聞媒介和輿論工具，采取板報、標語等形式，向廣大農民宣傳新農保制度的方針政策，使農村老年人自愿參保，積極參保。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也要加強對農村養老的投入，總理指出：政府少上項目也要確保對養老保險的投入。所以，隨著地方經濟的發展，財政實力增強，各地區要增加對農村養老保障建設的投資額度。政府要制定出符合新農村實際情況的養老保險制度，讓農村老年人養老做到有保障，有依靠。
（二）大力發展農村經濟
【摘 要】學術界對我國是否迎來劉易斯拐點爭論不休，形成了三種主要觀點：一是我國沒有迎來劉易斯拐點，我國的勞動力還是相當充足的；二是中國只是進入劉易斯轉折區間，沒有迎來真正意義上的劉易斯拐點即劉易斯第二拐點；三是中國已經迎來了劉易斯拐點。本文通過文獻梳理歸納得出：中國迎來了劉易斯拐點，勞動力由無限供給時代進入到有限供給時代，人口老齡化問題凸顯，影響了經濟的發展。
【關鍵詞】劉易斯拐點；勞動力有限供給；老齡化
一、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理論——劉易斯拐點的內容
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于1954年發表了論文《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經濟發展》，他在論文中提出了關于劉易斯經典模型的主要觀點：在廣大的二元經濟發展中國家，存在大量的農業和工業部門；在農業部門里，勞動的邊際生產率為零或負數，使得“勞動力無限供給是存在的” [1]；由于兩個部門在生產率和工資方面的差距巨大，現代工業部門只要支付一個略高于傳統部門的勞動工資，就可以吸引農村剩余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流入；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農業生產率逐漸提高，農業勞動力生產將會出現拐點，即農業部門的工資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而上升；當傳統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完全被轉移出去，就會使勞動力工資大幅度上升，無論是傳統部門還是現代部門都將以市場工資雇傭工人，至此，農村勞動力不再向工業轉移，二元經濟結構就轉變為一元經濟結構。
在1972年，劉易斯發表了《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對劉易斯拐點做了進一步補充。他將劉易斯拐點修成為兩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一拐點和劉易斯第二拐點。劉易斯第一拐點指勞動力由無限供給到勞動力短缺；然后隨著農業的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進一步釋放，現代工業進一步發展，為吸引勞動力提高工資，直到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的工資相當，這就是劉易斯第二拐點。劉易斯闡述了二元經濟模型中勞動力轉移的經典理論模型。
二、對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的評價
有人劉易斯理論模型存在一些不足。王春雷認為劉易斯模型的一個最大缺陷是假定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不變的，忽視了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對勞動力轉移的影響。[2]周平認為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沒有必要創建復雜的數學函數模型，即使用類似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這樣的分析工具也會有效地說明問題。[3]
但是也有人認為二元經濟模型有比較大的理論價值。張志強認為它確立了二元結構的分析模式并且解答了發展經濟學中資本形成的源泉問題。[4]陳躍認為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闡述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過程為研究發展中國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具有重大戰略意義。[5]
后來的經濟學家不斷地對劉易斯模型進行發展。Ranis和Fei在劉易斯模型基礎上提出了拉尼斯—費模型，更加旗幟鮮明的強調了農業地位與作用的重要性。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托達羅在批評“劉易斯一費景漢一拉尼斯人口流動模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托達羅模型，提出單純依靠工業擴張不能解決當今發展中國家城市嚴重失業問題，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是解決城市失業和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根本出路。“橋根森模型”則突出農業剩余及技術進步的意義。
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一個新的分析思維方式。中國在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后，勞動力市場形成了中國特色，研究中國經濟的勞動力市場實際情況可以發現中國經濟基本符合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二元經濟模型固然有它的不足，對于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來說，其理論還是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三、中國是否迎來劉易斯拐點之爭
1、我國沒有迎來劉易斯拐點
孫自鐸指出，我國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至少在 1.5億～2億之間，認為中國的農村勞動力還是很富足的。[6]簡新華、張建偉認為我國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現狀在短期內都不會改變。[7]任燕飛認為我國的劉易斯拐點還沒有到來，我國農村富裕勞動力并沒有被完全吸收而是還有約2億的剩余勞動力等待轉移。[8] 劉元春、孫立認為人口機會窗口關閉不等于勞動力短缺，人口機會窗口的關閉反映的只是人口結構轉變的數量關系，與勞動力短缺沒有必然關系。[9]劉偉認為勞動力不僅來源于出生人口還來自資本主義部門的存量，如果大部分勞動力還沒有完全被現代部門吸收，就不能斷言劉易斯拐點已經或即將到來。[10]上述觀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并未形成最主流觀點。
2、也有少部分學者認為我國還沒到達劉易斯第二拐點，而只是進入了劉易斯轉折區間，真正的劉易斯拐點還沒到來
王德文指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從無限供給向有限供給轉變，即越過 “劉易斯第一轉折點”但尚未到達 “劉易斯第二轉折點”。[11]李月基于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角度出發，與臺灣的研究對比得出我國東部地區正在向 “劉易斯轉折點”趨近而中西部等經濟發展落后地區離劉易斯拐點尚遠。[12]持這部分觀點的人是以我國全面到達劉易斯拐點作為判斷我國迎來劉易斯拐點的依據，這里的全面包括時間和空間的完整跨度。
3、我國確實迎來了劉易斯拐點
從勞動力市場供給與需求角度看我國“民工荒”初顯“劉易斯拐點”端倪。2004年開始我國出現了農民工短缺。根據社會保障部對珠三角洲、長江三角洲、閩東南、浙東南等主要勞動力輸入地區和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幾個勞動力輸出大省進行了重點調查，得出的數據顯示，我國局部出現嚴重的“民工荒”現象。[13]2008年后我國農村勞動力使城鎮轉移活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中國經濟在經歷了一個中國特色的二元經濟增長階段之后，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正在消失，劉易斯轉折點已經初顯端倪。[14]
從農村勞動力剩余角度看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減少，預示著我國勞動力有限供給時代的到來。蔡昉連續撰文，在研討會上發表演說，認為農村勞動力大量剩余已經不符合事實。他要打破“中國農村尚有大量剩余勞動力，‘民工荒’只是暫時現象的神話”，要破解農村剩余勞動力之謎。拋棄過去“假設估計，采取直接觀察做出判斷”的做法。他認為2004年農村勞動力總數為49695萬人，從中要剔除三個部分：一是農業上1.8億必要勞動力；二是鄉鎮企業和外出打工者即已經轉移出去的2億勞動力；三是40歲以上難以轉移出去的勞動力6000萬，那么農村充其量就只有5800萬農村勞動力。[15]以上數據顯示，我國“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儲備幾近枯竭”，[16]我國的勞動力有限供給時代的逼近。
工資上漲和勞動力市場的城鄉一體化進程加快預示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根據發展經濟學理論，劉易斯拐點來臨將使得一個國家勞動力供需市場發生新的變化，促使宏觀經濟出現兩個基本特征：勞動力市場上普通勞動力傭工工資將普遍上漲和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趨勢明顯。農民工在城鎮的務工收入雖然長期以來低位徘徊、增幅極小，但2004年以來農民工的工資漲幅明顯。[17]根據張曉波等人基于對甘肅省農忙和農閑時期的工資的發展演化模式的長期調研發現，“無論其他因素是否被控制，實際工資水平總是不斷地攀升。貧困地區實際工資在加速上漲，甚至農閑時期也是如此，表明剩余勞動力的時代已經結束”。[18]隨著城鄉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阻礙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進程的制度正逐步消除，各種有利于農村勞動力城鎮轉移的體制機制正逐步健全與完善，城鄉一體化勞動就業市場己基本形成。” [19]從這也可以看到劉易斯拐點到來的跡象尤為明顯。
人口老齡化加劇與人口紅利正逐漸消失，是劉易斯拐點到來的征兆。蔡昉認為人口年齡轉變的最富生產性的階段會為經濟增長帶來潛在的人口紅利，一個國家或地區如果能夠對這種人口紅利加以充分利用,經濟增長就可以獲得一個額外的源泉，創造經濟增長奇跡。相反，如果人口紅利消失，經濟增長將進入緩慢階段。[20]根據相關資料表明，中國“正在變老”，“未富先老”，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根據我國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主要數據顯示我國0—14歲人口占16.6%，比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下降6.29個百分點，60歲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上升2.95個百分點，其中65歲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表示，我國人口增長已經由“高、低、高”過渡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三低”模式。在這樣的模式下，我國人口總數的增長速度放緩，老齡人口比重增加，少兒人口比重縮小。中國將在未來10—20年內步入嚴重老齡化國家行列。另外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從1990年開始，預計到2030年結束。”[21]這表明我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提前發生了轉變，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而“劉易斯轉折點”與“人口紅利”間有著某種正相關的關系，前者的顯現往往是后者消逝的前兆，這使得勞動力有限供給成為現實。
我國是否迎來劉易斯拐點之爭（見上表）
四、結論
第一，我國已經迎來劉易斯第一拐點并且正在接近第二拐點，這就能說明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劉易斯轉折區間，勞動力無限供給向有限供給轉變。伴隨而來的我國的人口紅利轉型提前完成使每年的出生人口會逐漸出現負增長，老齡化日益嚴重，給經濟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
第二，對于劉易斯拐點對非經濟因素的影響的分析缺乏研究。很多學者能證明劉易斯拐點對中國制造業等經濟因素的影響，但是鮮有人從制度方面考察了劉易斯拐點對中國的非經濟影響。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凸顯了我國人老齡化趨勢嚴峻，如何做好防范老齡化危機的問題擺在了我們面前。建設與完善養老保險制度是化解老齡化危機的關鍵所在，這也正是劉易斯拐點給我們的非經濟方面的警示。
第三，部分學者研究采取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相結合，更加注重實地調查，并通過查閱大量文獻資料，分析與得出結論；也有側重于通過國內外的劉易斯轉折過程的對比與借鑒，結合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現狀，提出自己的觀點和預測。
第四，很多學者主要是通過文獻法、比較分析法、個案分析與案例分析來研究與分析，多數學者更加側重文獻法與案例分析法，而對比較分析法采用的相對較少，而個案分析法在部分文獻中有出現。
第五，通過大量的文獻收集、整理和辨析，得出的結論是：劉易斯拐點的到來預示著中國進入到勞動力有限供給時代，正面臨著一個轉型環境，探討完善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政策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更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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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同[17]
人口老齡化指的是總人口中因年輕人口數量減少、年長人口數量增加而導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應增長的動態。國際上通常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作為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社會的標準。河北省人口結構從實施計劃生育以來，兒童比重就明顯地下降，老年人口比重在逐年地增加，使得人口由年輕型轉變為老年型。河北省在2000年時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7%以上，宣布進入老年社會。到2006年末，超過60歲的老年人口為810萬占全省總人口的11.4%，2007年的農村人口有4148 萬人，其中老年人口約為622.2 萬人。2008年末老年人口發展到890 萬，其中老年人口約為640.8 萬人，據6次人口普查至2010年我省60歲以上老年人口為934萬占全省總人口的13%。據預測，今后一段時期全省老年人口將以年均3%以上的速度增長。按這種態勢，2015年我省老年人口將達到1100萬占15.5%，到2020年將達到1300萬占17%，接近中度老年化社會。
二、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問題
1、農村家庭養老負擔加重，養老狀態堪憂
人口老齡化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包括家庭養老功能不斷衰退，家庭養老能力日益下降，家庭人口結構變化，家庭里老年人口的比例增加以及撫養結構發生了本質性地改變。伴隨著經濟發展、農村養老需求的不斷上升，人口老齡化使農村家庭的養老負擔越來越沉重，農村養老問題以及相關的一系列的矛盾越來越明顯并且日趨嚴重。從2010年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的抽樣調查情況可以看出，河北省農村的老年人有44.74%以上是需要靠家庭其他成員供養的，有約45.95%靠自己的勞動收入維持生存，所以我們從這比例情況可以得到農村老年人主要是依靠家庭其他成員供養和自己的勞動收入來養老，因此農村老年人口的家庭養老負擔加重，養老狀態堪憂。
2、養老金支付壓力增大
老年人數的增加使得勞動人口在總人口中比例下降，也就是說有更多的老年人口需要較少的勞動人口去養活。從而得出養老金支付壓力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老年人數逐漸增加，那么支付養老保險的老年人也隨著不斷地增加，假如讓所有老年人都去投保，即便每個人支付養老保險的數額不發生變化，然而凈增總額仍呈現顯著地變化。二是領取養老保險的人在增加，繳納養老保險費的人不發生變化反而減少。三是隨著社會經濟不斷發展進步，物價和消費水平的提高，支付養老金的數額也要相應地提升，要不然養老保險所發揮的作用就會不斷下降，甚至不能發揮作用。由于維持原有的比較低水平的養老保險的支付都很困難，越來越多養老金支付數額更是不可能拿出來的，所以說養老金支付壓力日趨增大。
三、對策
1、廢除不合理制度以及加大政府投入
農村家庭養老的模式在未來較長的一段時間里仍然會繼續存在，擴大農村人的收入是提高其養老能力的重要措施。在現階段我國社會的城鄉一體化背景下，有很多的農村勞動力為了獲得更多的收入向城市轉移。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應做到：第一，廢除不合理制度，使農村勞動力在農動力市場獲得一個公平就業環境，努力做到同工同酬； 第二，加大對農村勞動力的教育和培訓，政府要加大對農村的教育投入，為農民工提供必要的培訓，增加他們獲得知識和技能的途徑和機會從而增加他們的才能以獲得更高的收入。
2、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
加快發展農村經濟是解決河北省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根本途徑。
第一，加快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步伐，提高農村經濟組織化程度。首先優化糧食生產結構，變粗放生產經營模式為集約生產經營模式。其次優化農業產業結構大力發展林果業、畜牧業、蔬菜業和水產業。最后優化農業區域布局形成整體優勢。
第二，減輕農業生產強度，解放農業勞動力，改善農村經濟環境和農業生產環境，激發農民對生產的投入積極性。
目前，人口老齡化和農村人口養老問題已經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對人口老齡化的界定，國際社會公認的標準是，如果65 歲及以上人口占該社會總人口的比重超過7％，或者60歲及以上人口占該社會總人口的比重超過10％，該社會就可稱為老齡化社會。2010年，河南全省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為786萬人，占人口比重的8.36%，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的12.73%。已經進入老齡社會。《河南省老齡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提出，到2015年，全省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達1579.42萬人，占常住人口的比例為15.71%。河南是一個人口大省、農業大省，農村人口比重較全國高10個百分點。人口老齡化特別是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日趨顯現。
河南省人口老齡化是在“未富先老”、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城鄉和區域發展不平衡、家庭養老功能弱化的形勢下發生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顯得極為重要。新農保制度在推行中出現了覆蓋面小、養老保險水平低、激勵機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基金管理層次低、基金保值增值難，河南如果不未雨綢繆，提前應對，就會帶來一系列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新形勢下河南省農村養老出現的新問題，一是農村家庭規模縮小，傳統的農村家庭養老功能弱化。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于我國一直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使得農村人口出生率下降，家庭規模不斷縮小，使得養兒防老的傳統模式受到沖擊。二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對家庭養老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政策逐漸放松對城鄉壁壘的控制，大量農村勞動力，特別是農村青壯年外出打工，大量空巢老人家庭在農村出現。即使子女能夠為父母提供一定的物質資助，也無法實現對老年人的適時照料，無法滿足老年人的情感需要。解決這些問題已成為當務之急。
河南省寶豐縣在村級主辦，群眾自愿的基礎上建起的“新農村互助家園”，是河南農村養老發展的新模式。“新農村互助家園”溫馨舒適的生活環境和互幫互助的生活方式，深受老年人的歡迎，在實現“老有所居、老有所養、老有所樂”的道路上邁出了開創性的一步。由“互助家園”到“幸福樂園”，讓農村老人有吃、有玩、有住，讓他們的生活開心快樂，讓外出務工子女無后顧之憂。
為此，各地應進一步健全完善新型農村養老保險體制，盡快出臺地方性法規，建立彈性補貼制度或農產品換養老保險的制度，推行農業補貼與繳納養老保險費相結合的機制。在保障每個符合條件的農村居民可以領取養老保險費的同時，建議“自助家園”式的養老模式在逐步完善、提高的基礎上向河南省內推廣，為辛勤勞動一生的農村老人安度晚年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