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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通貨膨脹；豬肉周期；可貿易部門；農民工工資
中圖分類號：F2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3）02-0089-04
物價水平的穩定作為宏觀經濟的四大目標之一，對實體經濟和資本市場均有巨大影響，一直備受學界與實踐界的關注。就中國通貨膨脹而言，由于中國CPI的獨特結構，食品價格的變動成為CPI變動的主導因子。而食品構成中，豬肉占據肉類消費的60%。因此豬肉價格周期與CPI周期呈現高度吻合，中國的CPI周期又被戲稱為豬周期①。
一、豬肉價格周期認識的誤區
正是因為豬肉價格如此重要，所以在通貨膨脹的研究中豬肉價格周期的研究成為研究人員的主題：希冀用豬肉價格的變動作為先導信號，來預測中國經濟的通脹周期。總結起來，他們認為是什么主導了豬肉價格周期呢？（1）豬糧價格②；（2）價格預期下的庫存量調整。③
但上述的觀點可商榷之處在于：（1）經過我們的檢驗，豬糧價格與豬肉價格是同譜波動的，兩者之間無明顯的領先之后關系。這就是說豬糧價格與豬肉價格一定受到一個共同因子的驅動。（2）如果豬肉周期的波動是由于價格預期下的庫存量調整，這就是說中國的養豬戶們能夠未卜先知，能夠確切地知道豬肉價格的變動。這顯然是不成立的。我們不否認生豬庫存調整的存在，但這都是在豬肉價格出現明顯的趨勢性波動之后，養豬戶做出的被動反應。
二、豬肉價格周期認識的新框架
因此，我們需要對豬肉周期的形成機制進行一次新的梳理。首先提出我們的分析框架，從生產的原子形式開始推演，不管什么產品，歸根結底都是由原生性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本這些要素結合，然后依托各自專門技術生產出來。那么全社會所有產品與服務的加權價格水平，當然歸根結底也是由這幾個因素決定。
我們繼續會問：勞動力價格、資本價格、原生性自然資源的價格由什么決定呢？答案是由經濟周期的涼熱決定。而經濟周期的決定機理在工業社會是由資本邊際效率決定的。資本的邊際效率由什么決定呢？長短期內均由要素稟賦豐裕度和技術進步水平決定（根本性因素），短期內也會受到前述很多其他經濟變量的影響，當然政府財政稅收政策、貨幣政策也起很大的作用。上述分析框架的實證證明， 我們需要做的是將勞動力價格、資本價格、原生性自然資源變動的時間序列數據與通貨膨脹變動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檢驗，若勞動力價格、資本價格、原生性自然資源變動總是領先于通貨膨脹的變動，則說明我們的分析框架在時間序列的預測上是有效的。
豬肉作為經濟體中產品一種，當然也符合上述規律。因此我們認為：豬肉價格由投入生豬產業的勞動力、資本品價格、其他生產要素綜合加權價格決定。
進一步的，我們推斷：對于以糧食（主要投入品也是勞動力）和勞動力為主要投入品的生豬產業，其價格水平的變動主要還是勞動力價格水平的變動。勞動力價格水平的變動歸根結底來源于通貨水平和資本的邊際效率。此處我們需要證明的是：豬肉價格的初始變動真的主要是來自于勞動力價格的波動嗎？
我們對豬肉價格和勞動力價格波動進行檢驗，結果發現：勞動力價格波動在格蘭杰檢驗下，總是領先于豬肉價格的變動。
另外，從圖2我們能夠清晰的看到，2002年之前，豬肉價格指數的波動于CPI指數大致一致，在1995―2001年，豬肉價格指數的波動低于CPI指數的波動。這就是說，在2002年之前，豬肉價格對CPI的拉動作用遠不如2002年之后大。
為什么會出現上圖的變化？這為我們的證明提供了一個機會。我們知道：CPI和豬肉價格指數均決定于勞動力、資本品、其他原生性生產要素價格的波動。也就是說，CPI和豬肉價格的決定機制是一樣的。但是各個分解因素（勞動力、資本品、其他原生性生產要素價格）各自權重不一樣。食品價格指數中勞動力價格所占比更高。因此，從理論上來說，CPI的變動與豬肉價格指數之間的這個大的空間構成，主要部分只可能是由于勞動力價格波動構成。
圖3是將食品價格指數減去CPI變動之后的時間序列，我們的統計驗證：豬肉價格指數-CPI與勞動力價格變動高度相關，且滯后于相對勞動力價格變動。
證明到這兒，可能對我們通貨膨脹新分析框架抱有信心不夠的讀者依舊無法被說服，我們提供下述進一步的兩個證據：不同商品對勞動力價格變動的彈性（繼續證明勞動力價格變動是豬肉價格變動的首要因素）。
從圖4、圖5中，我們看到仔豬的波動較生豬與豬肉價格波動更高，為什么仔豬的波動率更高呢？將其價格決定因素進行分解，唯一可解釋的原因是：其蘊含的勞動力投入占比更高。豬仔與生豬及其豬肉的形成過程相比，是更需要勞動力投入的。而且可以唯一多投入的就是勞動力。
三、豬肉價格引致通貨膨脹的經濟學解釋
第二部分分析沒有解決的二個問題是：（1）為什么2000年后豬肉周期呈現出更為顯著的波動。（2）勞動力價格成為豬肉周期變動的內在經濟學動因是什么？
我們需要將經濟部門分為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工業部門中又需要分析可貿易部門和不可貿易部門。
關鍵詞：勞動力城鄉流動；流動數量；影響因素
一、 文獻回顧
勞動力流動問題一直為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學家所關注。17世紀威廉?配第認為，工業收益比農業的多，而商業收益比工業的多，這種產業間的收益差促使勞動力在產業間流動，使得勞動力從農業部門流向工業部門和商業部門。1940年，科林?克拉克指出隨著經濟的發展，勞動力將從農業部門流向到工業部門和服務業部門。劉易斯在1954年首次提出“二元經濟結構”的勞動力流動模型，認為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中存在著二元經濟結構――以從事農業為主的傳統部門和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現代部門，傳統和現代部門在勞動生產率和收入水平上存在的差異，使傳統部門的勞動力不斷向現代部門轉移，從而引起勞動力的流動。費景漢、拉尼斯在劉易斯二元勞動力流動理論的基礎上對劉易斯模型進行了修正，強調工業與農業部門發展間的內在聯系和平衡關系。1961年，喬根森對勞動力流動模型做了新的補充，指出勞動力流動的原因不在于生產率的增加，而在于消費，是消費需求的拉動導致了勞動力流動。20世紀70年代初，托達羅提出了二元經濟勞動力配置模型。他認為，勞動力從農村流入城市的原因在于城鄉相對經濟收益，不僅由城市與農村的收入差距決定，同時受進入城市獲得工作的機會和概率影響。李對勞動力流動的推力、拉力和中間因素進行了研究，在博格等人勞動力轉移推拉理論的基礎上，添加了距離遠近、物質障礙、文化差異等中間因素，他認為勞動力流動不是單一原因造成的，是各種要素相互作用后的共同結果。
國內學者對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研究主要是對國外理論和模型的學習和借鑒，并根據國內現況提出新的觀點。高國力將區域經濟收入差距帶入托達羅期望收入模型，發現區域間的經濟發展不平衡造成的收入差距是勞動力流動的重要影響因素。蔡將農村勞動力流動過程分成兩個階段，研究制度因素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發現我國特有的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阻礙了城鄉勞動力流動。朱農將資本存量作為研究中介，分析勞動力流動與政策演變間的關系，指出在區域初始資本存量較少時，城市政策將禁止農村勞動力的流入；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資本存量不斷增加，城市需要農村的勞動力的流入來增加城市的產出，城市政策將促進農村勞動力流入。肖群鷹和劉慧君研究了我國以往省際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因素，發現流出和流入入省份間的期望收入、收入差距、遷移成本、勞動力分布是省際勞動力流動的重要影響因素。從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實際出發，徐育才在勞動力流動推拉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三力模型”。他認為市場因素、政治與行政制度安排、勞動者能力是影響城鄉勞動力流動的三大因素，指出破除勞動力流動障礙將有利于促進勞動力的流動。王子成在研究勞動力工資決定機制時指出，與“劉-費-拉”二元經濟模型中農村勞動力獲得的工資是制度工資不同，我國農村勞動力的制度工資在實際生活中表現為最低工資，最低工資由地方政府和企業博弈決定，并非市場機制下的均衡。
二、 勞動力流動理論模型
三、 城鄉勞動力流動的實證檢驗
本部分在前文構建的勞動力流動模型的基礎上，建立回歸模型，基于全國30個省（市）的相關數據，研究勞動力城鄉流動的影響因素，進一步說明是什么因素影響了勞動力城鄉流動。
1. 數據來源。本文研究對象的時間跨度為7年（2006年～2012年），數據來源于相應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海南、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30個省（市）的地方統計年鑒。變量包括城鎮地區工資收入水平、農村地區工資收入水平、流動成本、城鎮地區產出水平、就業概率、資本價格。具體統計情況如表1所示。
3. 實證結果。實證結果顯示，勞動力流動數量與資本價格、農村地區收入水平、流動成本呈負相關，與就業概率、城鎮地區收入水平、城鎮地區產出水平呈正相關，實證分析從量化角度證實了理論模型的結論。
四、 結論
本文構建的勞動力流動理論模型，實質上是基于對區域之間社會、經濟和文化等差異將明顯影響勞動力做出流動決定的認知。由于區域之間存在這些差異，勞動力具有天然的流動性。理論模型分析得出，勞動力流動數量是流入區域勞動力數量、流出區域工資收入水平、流動成本、資本價格的減函數，勞動力流動數量隨流入區域勞動力就業數量、流出區域工資水平、流動成本資本價格的增加而減少；勞動力流動數量是流入區域產出水平、流入區域就業概率的增函數，勞動力流動數量隨流入區域產出水平、流入區域就業概率的增加而增加；根據假設條件，當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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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育才.農村勞動力轉移：從“推拉模型”到“三力模型”的設想.學術研究，2006，（5）.
3. 劉易斯.二元經濟論.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
4. 肖群鷹，劉慧君.基于QAP算法的省際勞動力遷移動因理論再檢驗.中國人口科學，2007，（4）.
5. 費景漢，拉尼斯.勞動剩余經濟的發展――理論和政策.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
6. Jorgenson，D.W.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Economic Journal，1961，（11）.
7. 喬根森.二元經濟的發展.經濟學雜志，1961，（6）；剩余農業勞動與二元經濟發展.牛津經濟論文集，1967，（11）.
8. 王子成.農村外出勞動力工資決定機制及影響因素分析.華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7.
9. 高國力.區域經濟發展與勞動力遷移.經濟地理，1995，（2）.
基金項目：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大項目“北京率先形成城鄉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研究”（項目號：13ZDA04）；農業部軟科學課題“我國城鄉一體化制度變遷與制度創新研究”（項目號：20141001）。
影響環湖農村勞動力價格上漲主要有以下因素：
一是供求失衡推動農村勞動力價格上漲。由于鄉村城鎮化、計劃生育等政策效應的長期累積，適齡工作人口增量逐步減少，農村勞動力供給形勢出現變化，農村勞動力特別是青壯年勞動力擴張明顯放緩，老齡化進程明顯加快。如：2010年環洞庭湖地區鄉村從業人口數（指鄉村人口中參與經濟活動的全部人口數,該指標反映農村中實際從業人員狀況。鑒于統計中暫有該項指標，我們用此指標替代農村勞動力數。）為692.15萬人，占總人口數的比重為42.18%，65歲以上老年人口數為153.78萬人，占比高達9.37%，比2000年上升了1.95個百分點。加之多年來生育率持續保持著0.2%以下的低水平，勞動力人口擴張明顯放緩。從需求的角度看，經濟的發展、城鎮化進程的加快，都使得勞動力需求增長速度快于勞動力供給增長速度，“用工荒”現象開始出現并不斷蔓延，推動了低端勞動力價格持續上漲，農村勞動力需求市場旺盛，總體上呈現出“用工難”的狀況。
二是農村勞動力城鄉結構性變化帶動價格上漲。隨著近年來惠農政策的不斷推進，農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新生代農村勞動者在文化水平、勞動技能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普遍對工作選擇、勞動待遇有更多的訴求，更加向往城市生活，更加注重行業前景和個人發展規劃，從事農業生產的意愿降低，導致農村勞動力的供給比例下降，勞動力價格上漲。據監測網點――湘陰縣新泉鎮荷花村青年胡某反映，雖然目前農村勞動力價格大幅上漲，在農村每月也能掙2500多元，但作為一名剛畢業的農村大中專生，他寧愿暫時拿1500～1600元的月薪到長沙等地做職員，也不愿意從事農業生產等體力活。而且這種就業觀念在其同年齡層次中相當普遍。
三是通脹高企拉動勞動力價格上漲。由于近年來物價整體上漲，勞動者因通脹侵蝕其購買力而相應產生提高勞動力價格的內在需求。同時，糧食等農產品價格的持續上漲及其穩定上漲的預期，使得農村勞動力價格同步提高。據岳陽市華容縣、益陽市沅江市、常德市漢壽縣等地的絕大部分調查農戶反映，一個三口家庭的基本生活開銷由前兩年的450元/月漲到如今的600～800元/月不等，水稻價也由70～80元/擔漲到了120～130元/擔，相比之下，勞動力價格也應有所上漲。此外，前期農村勞動力價格的上漲推高了農產品生產成本，整體抬升了物價水平，反過來又拉動了勞動力價格上漲，形成勞動力價格的螺旋上升。
四是人口紅利的消失迫使勞動力價格不斷上升。對于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年輕人口數量較多形成的廉價勞動力，能提供給經濟發展相對便宜的要素價格，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這一點，在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中表現得較為明顯，而隨著工人工資的持續快速上漲和勞動人口增量的不斷下降，人口紅利逐步消失，低廉勞動力要素價格優勢逐步削弱，特別是低端勞動力將逐漸喪失成本優勢，取而代之的是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勞動力價格不斷上升。
從本輪通脹的結構分析，農產品價格的大幅上漲是通貨膨脹最為主要的因素。從通脹的成因分析，流動性泛濫則是眾矢之的，特別是由此導致的房地產價格大幅攀升。房價的上漲意味著實體經濟并未吸收多少流動性，房地產正好是土地價格與勞動力價格的交集。土地價格的提高導致部分地區的農民放棄農業勞動，這一現象在東部沿海地區尤為突出。同時，房地產的繁榮又吸收了大量勞動力，中西部勞動力大量流出，導致中西部農業生產效率提升速度下降。隨著中西部大量基礎設施建設開工，該地區的房地產價格開始大幅度上升，這就直接影響到土地和勞動力價格，而它們正是農產品價格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通脹的上升已經由原來的貨幣因素和異常氣候因素轉變為土地價格和勞動力價格，后兩者的上升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剛性的。地方政府收入和普通勞動者收入在中國都具有非常大的剛性，可上不可下，這就會使通脹成為常態。
目前的房地產調控措施確實會在短期改變房地產價格的走勢，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的“畸高”，但對中西部地區的房價就不會有太大影響，在可預見的未來，中西部房地產價格走高的趨勢不會得到遏制。更何況，中西部地方政府近兩年的絕大部分基礎設施項目都依賴于土地的出讓收入。
除了農產品價格外，目前正在快速上漲的大宗商品，將直接導致世界范圍內的通脹失控。新興市場國家的通脹水平已經達到社會承受的極限，通脹導致的社會不穩定將會加大宏觀調控政策出臺的難度，使通脹進一步上升。美國的貨幣政策很可能在市場預期之前調整，油價的大幅上漲已經嚴重削弱了定量寬松的作用，等于美聯儲原先補貼本國國民和企業的低利率政策改為補貼產油國，這不可能長期持續，也是美聯儲不愿意看到的。中國也面臨類似的情況，鼓勵居民消費的措施最終成為補貼原油進口，抑制通脹的措施也會出現鞭長莫及的情況。
除了以上因素外，更要看到勞動力價格的上漲會導致通脹的剛性進一步加劇。我們已經能夠切實感受到服務行業的價格正在大幅度上升，餐飲、家政和美發美容是最為直觀的觀察窗口，這些服務行業的價格都在最近一個月內出現了20%以上的漲幅，這主要是由勞動力價格上漲導致的。勞動力價格的上漲一般需要6個月的傳導周期才能體現在CPI中，因此下半年的通脹難言下降。
在當前影響通脹的諸因素中，勞動力價格上漲、輸入原材料價格上漲對物價的影響被顯著夸大了；而超發貨幣作為通脹主要驅動因素之一，其影響也在逐步減弱；短期和結構性的食品價格上漲依然是當前通脹的主因。
工資漲15%物價會上升1.94%
實證觀察表明，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與物價上漲并不存在明顯的相關性。比如：2003年至2009年我國職工工資年均增長高達14.8%，可是不同年份CPI漲跌互現，甚至在2009年東部沿海出現“用工荒”時，經濟還處于通縮狀態。
我們研究發現，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在傳導到最終消費品物價之前，要過“四道關”：
首先是“勞動力成本價格傳導系數”的過濾。農業勞動力成本對糧食價格的傳導系數為41%，對蔬菜的傳導系數為40%，對肉類的傳導系數為10%，對食品的綜合傳導系數為27%；制造業工人工資對工業品價格的傳導系數不超過10%；服務業工資對服務業價格的傳導系數為21%－－根據CPI的構成權重計算的工資成本綜合傳導系數不足20%。假定中國平均工資每年上漲15%，則對物價的推動最多為2.98%。
其次，各行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可以緩解一部分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壓力。考慮實際勞動生產率提高之后，每年15%的工資上漲對中國物價總水平的影響降低到2%左右。
此外，對于那些過度競爭的行業、利潤有彈性的企業，勞動力成本上升沖擊的往往是企業利潤而不是產品價格。
最后，在傳輸到消費環節之前，流通環節還能吸收一部分勞動力成本。目前，在我國產品的總價格中，流動環節占比遠遠超過國際平均水平，隨著批發、零售、物流管理等水平的提高，流通環節消化勞動力成本上升壓力的空間依然很大。
經過上述四層過濾之后，假定我國勞動力價格平均上升15%，其傳導到CPI總水平的影響為0.89%-2.98%，影響中值只有1.94%。當前階段，不宜過分夸大勞動力成本上升對物價的影響。
輸入原材料價格上漲影響低于預期
很多人都在談論，大宗商品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必然會傳導到中國的物價總水平上。可是為什么幾年前石油從十幾美元上漲到140美元的時候，塑料等下游日用化工品價格沒有同步上漲？在鐵礦石價格上漲n倍之后，為什么汽車不但不漲價，反而價格下跌？銅價上漲n倍以后，為什么空調價格卻保持穩定？
其原因與勞動力成本“四層過濾模型”一樣：首先是進口依存度和原材料成本占比降低了成本價格傳導系數；其次是新技術的采用、資本貢獻率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進一步降低輸入原材料價格上漲的影響；再次是企業的利潤彈性消化掉部分成本上漲；最后是流通環節的利潤彈性過濾。
與勞動力的四層過濾不同的是，輸入原材料的成本壓力不是在一個企業消化，而是分攤到整個產業鏈消化。假定某產業縱向有10個產業鏈，在原材料價格上漲30%的沖擊下，每個產業鏈的企業勞動生產率提高3%，或者每個產業鏈上的企業利潤有3%的彈性擠壓空間，就可以消化掉全部的原材料成本上漲壓力。
因此，同樣幅度的價格上漲，輸入原材料價格對物價的影響要遠遠小于勞動力價格的影響。我們的測算表明，輸入原材料價格平均上漲15%，對中國CPI的影響只有0.3%，遠遠低于市場預期。
超發貨幣究竟有多少進入實體經濟
很多人把這一輪通脹的根源歸因于貨幣超發，認為過去幾年超發的貨幣無論如何也要作用到物價上，從而宣稱中國物價上漲是很難控制的。比如：去年有觀點認為，最近幾年貨幣累計超發48萬億。假定這個數字是正確的，那么扣除掉2010年新增的8萬億元，2009年豈不是超發了40億元？為什么2009年是通貨緊縮呢？
顯然，那些簡單地把M2余額與GDP做個除法或者減法就算出來“超發貨幣”的學者，沒有認真研究中國最近幾年貨幣供給和需求結構的變化。
從貨幣供給結構來看，除了傳統的央行發行基礎貨幣、商業銀行發放信貸之外，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外資流入、資本市場和資產市場的膨脹都成為貨幣創造的新方式。就如同30多年前哈耶克曾經說過的：“如今貨幣創造已經不是央行的專利，它就像人類社會的語言、道德、法律一樣，可以自發的出現。”因此，傳統的M2余額已經不能反映貨幣供給的全貌，急需被“社會融資總額”或“廣義貨幣供給余額”替代。
當然，變化更大的是貨幣需求結構。傳統的實體經濟交易性需求只是貨幣需求的一部分，新增的資產市場、資本市場的投資性和投機性貨幣需求越來越多，央行、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沉淀的資金也越來越多。
過去十年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收藏品、藝術品市場吸納的資金數保守估計為8.9萬億元；過去十年，中國股市凈吸納的資金累計高達9.6萬億元，期貨市場、金融衍生品市場也需要巨大的貨幣來支撐其日常交易。此外，中國央行通過央票等工具累計吸收貨幣4萬億元；還有24萬億元的存貸差余額分別被央行和商業銀行吸收。
剔除掉上述資本市場、資產市場、央行和金融機構吸收之后的廣義貨幣余額，才可能流入實體經濟，并對居民消費物價產生影響。
我們的研究表明，經過四層吸收后，2010年中國實體經濟的交易性貨幣只有34.8萬億元，單位GDP貨幣量雖然有明顯增加，但增加幅度遠遠小于市場的預期。
考慮到過剩貨幣首先要吸收過剩產能，然后才會表現為物價上漲，四層吸收后的單位GDP貨幣量對物價的影響要滯后兩年時間。由于2009年的單位GDP貨幣量增速低于2008年增速，所以我國2011年來自貨幣因素的物價上漲壓力要小于2010年。
當然，如果出現房地產資金、股市資金向實體經濟回流，或者銀行的存貸差余額減少從而增加實體經濟的貨幣流量，則貨幣因素帶來的物價上漲壓力會顯著增加。所以，除了央行和商業銀行要管好“籠中虎”之外，適當引導資金流向對于當前以及未來的通脹管理也十分重要。比如，如果實體經濟的資金適當流向股市，就有利于階段性化解通脹壓力。
控制食品價格是關鍵
統計數據表明，最近一個時期通脹的主因依然是食品價格上漲。在前期CPI漲幅高點11月份，食品價格貢獻了3/4的物價漲幅，而同期的“民生核心CPI”則只有1.5%左右。
與2007年的“豬肉通脹”不同，2010年四季度以來的這一輪食品通脹，主要是“蔬菜通脹”，豬肉和糧價依然相對平穩。
按照一般的生產周期和經驗數據推算，“蔬菜通脹”的周期應該比“糧食通脹”周期短，更比“豬肉通脹”周期短，這就決定了本輪通脹的持續時間和上漲空間不會超過2007年、2008年那一輪通脹。
對通脹比較悲觀的學者往往把食品通脹的影響因素長期化、夸大化，甚至把食品價格上漲的原因與勞動力價格上漲、貨幣超發的因素混為一談。
事實上，食品通脹的主要原因還是供給的周期性波動造成的。隨著春天來臨，我國大部分地區的蔬菜即將迎來去年四季度漲價之后第一個供給高峰。盡管2月份物價的同比漲幅可能仍然大體與1月份持平，但3月份之后，蔬菜價格引領的CPI漲幅應該會有所回落。
Abstract： General commodity value drops with technology progress. The thesis arguments that commodity value of labor force increases with technology progress. According to this theory， it's inevitable that advantage of cheap labor resource is not consistent，wage rigidy，national difference in wages appear.
關鍵詞： 技術進步；勞動力商品價值；上升
Key words： technology progress；value of labor force commodity；increasing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2）36-0162-02
1 技術進步使勞動力商品價值上升的機理分析
1.1 勞動力商品價值模型 勞動力即勞動能力是蘊藏于鮮活人體中的體力與智力的總和。作為一種商品，它的生產也需要投入相應的資源，這些資源構成了獲取勞動能力的成本。勞動力存在于鮮活人體中，而人體是個耗散結構，要源源不斷的得到勞動能力，就需要投入相應的資源，因此，“勞動力的生產和再生產，就是維持、恢復和延續勞教者的體力和腦力”。“生產勞動力所需要的時間，可化為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或者說，勞動力的價值，就是維持勞動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1]。生活資料的價值除了能維持勞動者本人的生活需要以外，還必須能夠養育勞動者家屬所需的生活資料，即“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總和，要包括工人的補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資料”；最后，勞動者從事工作需要一定的技能和技巧，為此需要一定的教育和培訓，而這要有教育經費支出，“這種教育費，包括在生產勞動力所耗費的價值總和中”[2]。因此，勞動力商品的獲取成本是勞動力所需要的各種生活資料價值和教育培訓費用的函數。如果用V表示勞動力商品形成成本，那么V=∑PiQi+E，其中P、Q、E分別是勞動力所需要的各種生活資料的價格、數量、及勞動力所付出的教育培訓費用。i代表勞動力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種類。
1.2 勞動力商品價值的各構成因素隨著技術進步的變動趨勢 隨著技術進步及其在生產中應用，會導致勞動生產率提高。而勞動生產率提高引致勞動者所需要的各種生活資料的價值降低，呈現出的經濟現象是勞動者所需要的各種生活資料的價格會降低，即P會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有降低的趨勢。隨著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者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種類和同種生活資料的數量會增加，即i和Q會增加。
技術進步及其在生產、生活中應用，使得社會知識存量增加，勞動者成為合格勞動力所要掌握最低的技能水平提高，由于要掌握最低技能水平提升，勞動者要付出更多的時間與精力進行學習和吸收，因此，其教育培訓費用也會增加，即E會增加，這一點，表現為社會現實即是人們受教育年限的增長，及不斷的學習與培訓。
1.3 勞動力商品價值隨技術進步而上升的機理 隨著技術進步？仔及其引致的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在勞動力成本決定因素里，既有促使勞動力商品價值下降的因素，即勞動力所需要的各種生活資料的價值P；也有上升的因素，即勞動力所需要的各種生活資料的數量Q和教育培訓費用支出E，兩種變動趨勢相反因素的影響，必然使勞動力商品價值呈波動式變化。
在勞動力商品價值決定模型中，一方面促使勞動力商品價值上升的變量多于使其下降的變量，另一方面，從變動的程度來看，隨著技術進步，勞動者需要掌握的最低基本技能會越來越多，所以教育培訓方面的支出即E的增加幅度會越來越大；而消費資料的生產需要資源的投入，其價格P下降的最低界限不能低于其生產成本，所以，其下降的程度畢竟有限。所以，在某一時期，勞動力商品價值會下降，但總體趨勢會上升。但其上升不會是直線，而是波動式上升。
2 技術進步使勞動力商品價值上升的實證分析
2.1 指標確定
2.1.1 勞動力商品價值的確定 勞動力商品價值V=∑PiQi+E，因此，確定勞動力商品價值也就是計量勞動力所需要的各種生活資料的價格總額與教育培訓費用支出之和。由于不同類型勞動力所實際消費的生活資料的種類和數量不同，教育培訓費用支出量也不同，所以，勞動力所需要的各種生活資料的價格總額及教育培訓費用支出用社會平均值表示，即勞動力商品價值用社會平均的勞動力商品價值表示。
勞動力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價格總額包括勞動者本人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格總額，養育家屬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格總額。一定時期全體勞動力所需要的各種生活資料的價格總額，可用社會消費品零售價格總額確定。人們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必須用收入購買，而只有就業人口有收入，所以，單個勞動力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格總額可近似用就業人口平均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價格總額代替，即∑PiQi=社會消費品零售價格總額/就業人口。
勞動力所需要的人均教育培訓費用可用教育經費與經濟活動人口的比值表示。這里只所以選擇經濟活動人口作為計量人均教育經費支出，是因為經濟活動人口是占用教育經費的主體。
因此V=（社會消費品零售價格總額/就業人口）+（教育經費/經濟活動人口）
2.1.2 技術進步 技術進步可用多種指標來衡量，本文使用R&D經費支出代表技術進步的程度。
2.2 技術進步使勞動力商品價值上升的實證分析
以R&D經費支出為自變量，以勞動力商品價值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得：？琢＝000；F＝1062.436；R2=0.983；？茁=2.969；？琢=000，說明技術進步與勞動力商品價值統計相關，并以100%的把握通過假設檢驗；F=1062.436說明技術進步與勞動力商品價值二者所形成的回歸方程的線性關系顯著；R2=0.983，說明技術進步能解釋勞動力商品價值變動的98.3%；？茁=2.969，說明技術進步一個點的變動，會引致勞動力商品價值2.977個點的變動，技術進步與勞動力商品價值同方向變動。我國技術進步與勞動力商品價值回歸分析結果支持技術進步促進勞動力商品價值上升的假設。
3 結論和意義
3.1 勞動力商品的價值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上升 經濟理論認為，隨著技術進步、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商品價值會降低，這對于物質性產品而言是確實如此。技術進步、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對于勞動力商品價值的影響卻是個例外，勞動力商品價值不是隨其下降而是上升。經濟理論之所以把勞動力商品價值隨勞動生產率的變動等同于一般物質商品，原因在于在論證與應用勞動力商品價值的構成要素時，產生了偏離。馬克思經濟理論在論證勞動力商品價值構成要素里時，認為勞動力商品價值構成要素有生活資料價值和教育培訓費用支出等，但在實際應用時，把教育培訓費用支出忽略了，僅考慮生活資料的價值，就是這樣的忽略，才得出商品價值隨勞動生產率的提升而下降的普適規則。教育培訓費用納入到勞動力價值構成要素后，機理與實證分析都顯示勞動力商品價值隨勞動生產率的提升而升高。這是一個理論上的突破。
3.2 工資下降剛性 工資下降剛性是指勞動力商品的工資只能上升不能下降的特性，對于這種現象，西方經濟理論有內部人—外部人模型、合同與長期關系理論、效率理論等理論解釋了此現象。這些理論都是從勞動力商品的外在因素出發，而沒有就勞動力商品本身的價值考慮，其實，從勞動力商品自身形成成本出發考察，對此經濟現象的解釋力更強。技術進步與勞動力形成成本成正方向變動，隨著技術進步、獲取勞動能力的成本會不斷提高，勞動力商品形成成本決定了勞動力工資最低限度，最低限度的提高，必然推動工資的提高，工資下降不可能低于其勞動力商品的成本，而勞動力成本隨著技術進步一直在攀升，這樣形成了工資的硬支撐，這種支撐一方面阻礙工資的下降，一方面推動著工資的上升，從而形成了工資下降的剛性，即只能上升，不能下降的特性。
3.3 工資的國民差異 在不同國家之間，工資有著差異，一般而言，發達國家工人實際工資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工資，這種現象稱為工資的國民差異。對于此現象，相關解釋理論也很多。從勞動力商品形成成本隨著技術進步上升這一角度理解，工資的國民差異是經濟技術發展差異的必然結果。世界經濟、技術發展具有不平衡性，對應的獲取勞動能力的成本也不同，工資作為勞動力商品的價格是商品內在成本與供求關系共同作用的結果，由于不同國家勞動能力獲取的成本有差異，作為反映勞動力商品內在成本的工資，必然會因成本的不同而表現出差異來。發達國家技術水平、勞動生產率都要比發展中國家高，那么其國的勞動力商品價值也相對其它國家為高，由勞動力商品價值折射出的工資也比其它國家高則成為一種必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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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美國商務部統計，在美國，4種中國主要服裝的平均到岸價格比其他國家生產的便宜58％，比美國本土生產的便宜76％；一個中國產鋼卷尺售價僅l美元，而德國產的是50美元，兩者質量沒有差別。在比利時，中國陸風越野車每輛售價為17000歐元，比同類歐洲車便宜近一半，因此，有專家指出：“中國汽車業將引發全球汽車價格再降30％～40％。”
中國制造價格低在什么地方?拋開廠商惡意競爭因素不談，分析商品的價值是關鍵。
勞動力價過低是主要原因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商品的價值由物化在其中生產資料(用C表示)的價值和勞動力(用V表示)的價值構成。但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在價值增值過程中作用是不同的，C在參加生產過程中，其原有的價值僅是轉移到新產品中去，不會發生價值增值；而V在參加生產過程中，其價值不是被轉移，而是由勞動力的使用再生產出來，不僅再生產出勞動力自身的價值，而且生產出一個超額價值即剩余價值(用M表示)，因此商品的價值=C+V+ M。
按此原理分析，我國商品價值中C的價格確有偏低的成分，比如有的地方政府為了實現高增長的目標，低價出售土地使用權；有的地方資源價格扭曲，某地一個紙漿廠每天用水2 5萬噸，每噸費用僅為0．64元；有的地方企業開采和使用資源過度，且不負擔環境污染治理的成本，等等。然而，根據C和V在形成商品價值中的作用，勞動力價格應是分析的重點，即使C中也有勞動力價格問題。
我國是制造大國，產品以勞動密集型加工產品居多。我國城市每年新增勞動力800萬人，農村約有1．5億剩余勞動力，而我國每年新增就業崗位只有800萬～900萬個。在供大于求的情況下，壓低勞動力價格成為企業必然的選擇。據調查，在廣東，外來工中有近一半人月工資在800元以下，而800元是他們所在城市消費水平的臨界點；還有很多外來工拿著300元～400元的月薪，僅能維持最簡單的生活；在南京，市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資月標準是430元，小時工最低工資標準是3．6元／每小時，但據南京市勞動部門調查，許多從業者的收入沒有達到政府規定的保底線。在山東，一些企業工資還停留在10多年前300元～500元的標準。
在外企，大規模出口的商品中，由于收益最高的設計、研發、品牌等環節被外方控制，中方得到的只是很少的加工費，真實收益不高；一家企業10多年來沒有給職工增加過工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報告指出，最近12年來，能容納大量外來工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民工工資增長幅度只有68元，折合物價上漲因素，民工的工資呈下降趨勢。
我國商品中的勞動力價格與價值背離，甚至嚴重扭曲，勞動力的付出與回報很不對稱。有資料表明，中國勞動力價值只有美國的1/10，勞動力平均價格甚至低于肯尼亞和津巴布韋。因此，勞動力價格過低是商品價格低的最主要原因。
壓低勞動力價格
成唯一謀利手段
我國勞動力價格為什么低?要弄清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清勞動力價值的內涵。因為在現代化生產條件下，勞動者必須掌握一定的生產技術。此外，勞動力價值與其他商品不同，它還包括一個歷史的道德的因素。因此，馬克思說：“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品生活資料的價值來決定的。”其中，勞動者在生理上不可缺少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是勞動力價值的最低界限。
在當代條件下，勞動力的最低價格應是勞動者吃飯、穿衣、住房、醫療、衛生、教育、培訓、生育、養老、失業等所需費用的總和。與此對照，我國勞動力價格構成是什么呢?
首先，勞動力價格是以最低標準，即以勞動者能夠維持溫飽和養育后代為底線制定的，沒有給予勞動者失業、養老、接受教育培訓的費用。勞動者為企業創造了巨額利潤，但企業(特別是外資、合資、私營企業)不承擔勞動者的失業、養老、醫療、子女教育等責任，將這些責任推給了勞動者本人、國家或者社會，勞動者的社會保障福利費用沒有納入勞動力價格，勞動力價格沒有達到馬克恩所說的最低界限。據統計，目前我國城鄉7．37億就業人員中，納入養老保險的人口僅1．6億，納入醫療保險的僅1．2億，納入工傷保險的僅8000萬，且大多數為城鎮職工，加工企業中的主要勞動力來源――民工幾乎沒有保險。
其次，法律法規不健全。1995年起實行的《勞動法》，在勞動合同簽訂和解除、超時工作報酬、職工健康檢查等方面只是原則規定，許多條款是“應當”如何，而不是必須如何，且沒有規定在未“應當”的情況下如何處置。
《勞動法》第七十二條規定，社會保險基金按保險類型確定資金來源，逐步實行社會統籌，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必須依法參加社會保險、繳納社會保險費，但因沒有規定未“必須”時應承擔的責任，企業不為職工投保也很平常。法律約束不力，許多企業不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或者隨意解除合同，或者任意延長勞動時間而不依法支付費用的現象十分普遍。由于法律保護不夠，勞動者雖然知道勞酬不符，但為了保住崗位，大多忍氣吞聲。
再次，社會對勞動力價格低存在認識的誤區。理論界至今普遍認為，我國是世界上人力資源最豐富的國家，廉價勞動力是我國的戰略資源優勢。許多地方政府，一直把所謂勞動力成本低當做招商引資的法寶，甚至不少地方官員還認為，沒有廉價勞動力就沒有了中國產品的競爭力。由于壓低勞動力價格是最簡單、也是最奏效的競爭方法，很多企業把壓低勞動力價格當做最大限度地謀求利潤的唯一手段，有的所付價格甚至達不到馬克思所說的最低界限水平。
五大問題影響經濟生活
(一)新經濟時代是創新勞動的時代，需要大量掌握現代科技知識的勞動力。勞動力價格標準過低，勞動者在除去生活必需品費用后，所得剩余不多，就很少有學習、教育的費用，從而使勞動力素質難以提高。勞動者自身素質難以提高，也無法對下一代進行投資，形成了“盲流的孩子還是盲流，民工的孩子還是民工”的局面，最終結果是勞動生產率停滯不前。
(二)低工資阻礙了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社會保障成本成為中央政府隱性債務。代際轉移的社會保障成本要求中央政府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從現收現付制過渡到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制度，最終向完全的個人積累賬戶轉變。但由于歷史遺留問題，已退休職工和制度改革以前就參加工作的在職職工的個人賬戶是“空賬”，每年收入的養老保險基金絕大部分用于當年發放，其實際積累小于職工個人賬戶記賬額。加之，近年來的高速城市化，雖然轉移了部分農村勞動力，但并未將其納入已有的社會保障體系，由此導致未來的潛在社會保障成本進一步上升。
(三)靠低廉的勞動力參與國際競爭不合算，低價勞工是把廉價資源和超額利潤讓給了別人。如我國生產的“TALBOTE”T恤衫在美國專賣店售價1件38美元，而平均到岸價格是1．41美元，中間36．59美元的利潤全部被美國的貿易公司賺取。并且，低價商品出口的多，表面上提高了整個國家的收入，但對勞動者收入是相對增加，絕對減少，即收入增加與其真實勞動價值貢獻比是絕對減少。
(四)企業單純依靠廉價勞動力沒有持久競爭力。勞動力價格低廉，必然質量不高；沒有高質量的勞動力，就無法生產出高檔產品，更不可能做成名牌。產品的附加值上不去，企業只能在低水平發展，與依靠科技創新發展的企業的差距必然拉大。
(五)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對某些市場的出口數量增長過快，極易導致進口國實施保障措施和反傾銷。進口國一面享受我廉價資源的益處，一面對我設置種種壁壘，貿易磨擦不斷，影響對外關系。
建立健全政府職能解決現實問題
深刻認識提高勞動力價格的重要性、緊迫性。鑒于上述勞動力低價對我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提高勞動力價格已是刻不容緩的任務。要認識維持廉價勞動力的弊端和提高勞動力價格的益處，糾正人們在此問題上不正確的認識。另外也要認識到，繼續將勞動力低廉作為招商引資的亮點已不符合新經濟潮流。
新經濟時代，投資是跟著創新勞動走的。美國平均工資比中國高得多，但其每年吸引的外資比中國高得多。有資料表明，中國改革開放20年共引進外資3400多億美元，而美國1999年一年就吸引外資3132億美元；世界對外投資總量的4/5是流向發達國家。可見，投資追求的是創新勞動或更有利于創新勞動成長的市場環境，而非單純為低工資。
建立強制社會保險制度。社會保險福利制度不健全，相關費用未納入勞工成本，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桎梏。我們的保險福利制度，比不上發達國家，甚至比不上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印尼、巴西等國均采取強制保險制度，法律規定雇主必須給雇員購買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或者在工資中支付相關成分，由雇員自行購買；如雇主不履行這些義務，雇員可以雇主。我國至今沒有一個專門社會保險福利的法律，僅有幾個國務院制定的條例。因此要加快立法進程，為勞動力價格制定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依據。
加強政府監管職能，加大執法力度。各種保險福利法規制定后，政府要從具體經濟事務中解脫出來，主抓法律法規的落實和完善，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切實保護勞動者的權益，使勞動力價格回到應有的水平。
關鍵詞：勞動力 比較優勢 比較優勢陷阱 對策
長期以來，我國基本是以勞動力資源豐富和勞動力價格低廉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的，出口產品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憑借這一比較優勢，我國產品得以極強的價格優勢占領國際市場，對外貿易持續快速發展，目前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
一、我國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分析――國際比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勞動力價格和勞動生產率均上升很快。目前我國的勞動力價格在世界上處于什么位置呢?下面將選取世界上有代表性的10個國家的相關數據進行橫向比較。美、法、日、德是典型的發達國家，韓國是新興工業化國家，印度、泰國、巴西和巴基斯坦是與中國有可比性的發展中國家。
在討論勞動力價格時，由于各個行業的工資水平差異較大，我們選取對制造業雇員工資水平進行比較分析。一是制造業是相對集中的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其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在反映勞動力成本中比較有代表性；二是近年來“中國制造”成為全球高度關注的現象，我國制造業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引起了各界的討論；三是國際勞工組織對各國制造業工資水平進行了專門統計，有利于數據的獲取和分析。
(一)制造業雇員工資水平的國際比較
由表中可知，從制造業雇員月平均工資水平看，我國遠遠低于美國、法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以2003年為例，我國大約是美國的1/22，法國的1/16，日本的1/23，德國的1/23。較之發展中國家，我國大約是韓國的1/14，泰國的1/1.3，巴西的1/2.6。因此，從勞動力絕對價格水平來說，我國仍然具有明顯的低價格優勢。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我國的工資水平已高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國家，分別是印度的2.7倍，巴基斯坦的1.6倍，低成本優勢已經受到一定挑戰。
(二)勞動生產率的國際比較
在考慮勞動力成本時，不能只比較絕對值。在分析各國制造業工資水平的基礎上，有必要對各國勞動生產率水平進行比較。因為勞動力不能單獨發揮作用，需要與其它生產要素相結合，勞動力的素質在很大程度上將影響到生產效率、資源耗費、產品質量等方面。限于制造業勞動生產率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采用全員勞動生產率，雖然對數據的精確性有一定影響，但總體上不會影響分析結論的得出。同樣由表中可知，勞動生產率位于較高水平的主要是發達國家，包括美國、英國、日本、德國等，一般在6～8萬美元之間。其次是韓國等新興國家。巴西作為發展中國家，其勞動生產率水平比較突出。以2003年為例，相對于發達國家，我國勞動生產率大約是美國的1/43，法國的1/38，日本的1/36，德國的1/35。相對于發展中國家，我國大約是巴西的1/3，巴基斯坦的1/2.2，印度尼西亞的1/2.4，泰國的1/2.2。通過國際比較，可以看出，我國的勞動生產率情況不容樂觀，不僅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中也處于較低水平。我國的低勞動生產率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勞動力低價格優勢的發揮。
二、多角度分析我國的勞動力比較優勢
(一)短期勞動力絕對價格優勢仍然存在
從國際比較不難發現，短期內，我國的勞動力價格優勢仍然存在。據日本通商白皮書發表的數據顯示，亞洲國家和地區平均勞動力成本在產品中所占的比例為4％。而中國為3.5％。從亞洲整體水平看，中國勞動力價格依然處于較低的位置，勞動力價格優勢非常明顯。廉價的勞動力使我國企業的生產成本降低，從而產品能以低廉的價格在國際市場上取得優勢。
(二)長期發展已面臨挑戰
從長期來看，我國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已受到沖擊。目前我國的勞動力工資水平已經明顯高于印度、巴基斯坦、越南、蒙古等周邊發展中國家，部分制造業生產廠商已經開始從我國向這些國家轉移生產線，這對我國是個不小的沖擊。可以說，我國的廉價在相當程度上只是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的。隨著經濟的發展，工資水平勢必上升，廉價的勞動力優勢將進一步削弱。
(三)考慮勞動力相對價格，我國的優勢根本不存在
勞動力相對價格是指每單位勞動力成本與其產出價值之比，也即表中工資水平與勞動生產率的比值。以2003年為例，我國的勞動力相對價格約是美國的1.9倍，日本的1.5倍，巴基斯坦的3.5倍。可見，以勞動力相對價格作比較，則我國的勞動力優勢根本不存在。
三、片面強調勞動力比較優勢的弊端
(一)我國的國際競爭力下降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中國的國際競爭力排名有所波動。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的報告，中國的國際競爭力世界排名由1998年的24位下降到2000年的31位。其中不乏有指標變動的因素，也不排除有評價的主觀因素影響，但是中國排名下降最主要是因為，當前世界技術和制度創新能力對提高國際競爭力的作用急劇增大，傳統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優勢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相對下降，導致中國國際競爭力減弱。這也表明當今世界的國際競爭中，決定產業競爭優勢的主要因素已經從過去的自然資源條件和廉價勞動力，轉向創新能力、技術和管理優勢。
(二)我國貿易利益流失，貿易條件不斷惡化
我國對外貿易以加工貿易為主，出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國際市場需求彈性小、缺乏競爭力、產品附加值和利潤率低，大部分貿易利益被歐美發達國家獲得。產品附加值和利潤的關系問題可以用臺灣宏基集團董事長施振榮先生于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微笑曲線”來形象地描述。如圖所示，從研發設計到制造、銷售和售后服務，產品的各個業務工序按附加值多少排列形成一個“微笑曲線”。中國的加工貿易就位于這條曲線的中游部分，即生產制造環節，不僅技術含量低、利潤空間小，而且競爭激烈，容易被成本更低的同行所替代。
由于中國和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加工貿易優勢都在于廉價勞動力，在生產制造環節存在激烈的競爭，微笑曲線因此變得越來越陡峭。這就意味著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價格與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價格比越來越低，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生產者由于技術的壟斷可以掌握定價權，可以實現以較少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與勞動密集型產品進行交換，使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國家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由此帶來的后果是產量的擴大并沒有帶來實際收入的增加，中國經濟必然陷入“貧困化增長”。
(三)貿易摩擦加劇
近幾年國際上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國。據WFO報告，截至2006年底，中國已連續13年成為世界上遭受反傾銷調查和被實施反傾銷措施最多的國家。遭遇反傾銷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就是我國出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由于勞動力成本低廉，在國外市場的價格競爭力強，一定程度上打擊了進口國的同類產品。近年來我國產品不斷受到北美、歐盟等地區的反傾銷指控，使我國在這些地區的出口嚴重受挫，進而影響到國內的生產。
(四)不利于產業結構升級和貿易增長方式的轉變
過度強調勞動力比較優勢必將陷入“比較優勢陷阱”，在這一陷阱中，企業不愿更新技術和提高工人技能，在資本和勞動力兩者的選擇上，常常是用多雇用勞動力來取代設備更新。即使是一些掌握新技術的外商，在中國設廠也寧愿多雇用廉價工人，少用昂貴的先進設備，這在客觀上大大影響了我國的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同時，低工資、低教育水平、低技術、低勞動生產率，已成為制約我國外貿增長方式轉變的突出問題。
從數量和規模看，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但是數量上的貿易大國未必就是質量上的貿易強國，我國的貿易結構低級化、貿易方式初級化、參與世界經濟活動單向化，迫切需要轉變貿易增長方式。
關鍵詞：蔬菜生產；成本；效益；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F22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3547（2015）12-0053-04
聯合國糧農組織數據顯示，我國蔬菜播種面積和產量均為世界第一，2013年蔬菜播種面積為6.198萬hm2，產量266.86萬t，是名副其實的蔬菜大國，蔬菜產業已經成為我國眾多省市縣的農業支柱產業。
了解我國蔬菜生產成本與經濟效益現狀，并分析其影響因素，有助于促進蔬菜產業進一步持續穩步快速發展。李崇光等[1]認為，蔬菜生產經濟效益較高，以2009年為例，蔬菜產業對農民人均年純收入貢獻800元，比同時期糧棉油等效益高出2～10倍，但我國蔬菜生產中存在一些問題，比如蔬菜生產規模較小，具體表現為資金、技術投入不足，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蔬菜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同時也不利于先進技術和設備的推廣應用。盧中華等[2]認為，所謂蔬菜產業的生產效益即區域內蔬菜生產的銷售總收入與總成本的差值，其中總收入為產量和價格的乘積，總成本為生產、運輸和交易成本，由此認為，對上述內容產生影響的因素就是影響蔬菜生產成本效益的因素。吳江等[3]通過對山東和寧夏地區種糧收益情況分析認為，影響種植業收入的主要因素有種植面積、農技投入和人力資本投入，其中種植面積對收入影響最大。眾多研究表明，農業科研投資收益雖然呈現遞減趨勢，但其回報率依然較高，且是促進農業發展的關鍵因素。保障農業現代化發展，加大農業科技投入勢在必行。現有研究為蔬菜生產成本和效益提供了眾多信息，然而大部分的研究停留在對蔬菜生產成本的統計描述分析上，缺少必要的計量分析，例如王燕等[4]根據勞動力特征、種植規模、地理位置、栽種方式等因素對溫州地區蔬菜生產效益進行統計分析，得出了地理位置、年齡、受教育程度和種植規模等對蔬菜經濟效益的作用，據此提出了相應的合理化建議。本文結合統計和計量方法，為蔬菜生產成本、效益及其影響因素研究提供更加全面的分析。
本文調查數據來源于全國70個蔬菜觀測點的3 689份蔬菜生產及收益數據。
1 蔬菜生產狀況及成本效益分析
1.1 蔬菜種植規模
由表1可知，此次調查中，農戶蔬菜生產規模0.33 hm2以下的占64.84%，0.67 hm2以下的占82.27%，說明當地蔬菜種植呈現細碎化現象，多以小農生產方式為主。
1.2 蔬菜生產成本結構
本文調查數據中的成本主要包括勞動力成本和種苗、農藥、化肥等物資成本。其中成本按照如下分類：物資成本（種苗、農藥、化肥、地膜、燃料、灌溉、工具材料）、人工成本（勞動力投入和勞動力價格）、農家肥投入。根據樣本農戶的調查數據，取其生產成本的平均值，可得當地蔬菜種植的生產成本構成。
由表2可知，在全國蔬菜生產中，人工成本占據了較大部分（73.66%），這和近幾年勞動力成本上升有關。物資成本中化肥、農藥、種苗等占據了較大比例，其中化肥的使用量超過了農家肥的使用量。
1.3 蔬菜生產的經濟效益分析
調查發現，農戶每667 m2蔬菜凈收入的平均值為2 304元，中位數是1 666元，這說明本地區的蔬菜生產平均效益較好，但純收益不高，其主要原因是勞動力成本在總成本中占據了較大的比重，這與我們選擇的計算方法有關，在計算勞動力價格的時候，采用的是勞動力的機會成本價格，即用非農就業工資水平計算從事農業勞動力的價格，可能導致了系統性的偏差，但是能夠在勞動力工資水平上漲的背景下，體現出蔬菜生產純收益空間日益壓縮的事實。
2 蔬菜生產投入產出的影響因素分析
2.1 蔬菜種植規模對蔬菜投入產出的比較分析
將蔬菜生產的規模進行了劃分：1=小規模[0～
3 335 m2），2=中等規模[3 335～6 670 m2），3=大規模[6 667～13 340 m2]。對照分類的投入產出（表3）可以看出，隨著蔬菜種植規模的擴大，每667 m2總成本遞減，而每667 m2的純收益遞增，存在著規模效應。在小規模蔬菜種植的時候，由于存在類似“內卷化”情況，每667 m2的勞動力投入過多，農家肥也可自給自足，所以二者的利用較中等規模多；中等規模蔬菜種植中，勞動力和農家肥的投入相應減少，即隨著規模的擴大，勞動力效率得到充分發揮；在大規模的蔬菜種植中，由于規模較大，可能存在著雇傭勞動力并且大量購買農家肥，減少化肥使用情況等，相應的每667 m2物資費用則隨著規模遞增而減少。
2.2 調查數據的建模分析
①模型建立 采用C-D生產函數模式：Y=
A（K1α1……K5α5） LβFγMδ，其中，Y為蔬菜每667 m2產量，K1為種苗投入，K2為農藥投入，K3為化肥投入、K4為地膜投入費、K5為其他物資投入（工具材料費、燃料動力費、灌溉費）；L為勞動力投入，F為農家肥投入，M為蔬菜種植面積；α1……α5、β、γ、δ是各要素的彈性指標。
對上述公式兩端對數化處理得到新的模型：LnY=lnA+（α1lnK1+……+α5lnK5）+βlnL+γlnF+δlnM。
②結果與分析 用SPSS軟件對模型進行估計，由表4回歸結果可知，常數項、勞動力投入、化肥投入、農家肥投入和種植面積等通過檢驗。結合系數可以反映農家肥投入的貢獻率達到了40.6%，化肥的貢獻率達到了33.3%，勞動力投入的貢獻率達到了18.0%，種植面積的貢獻率達到7.6%，這說明當地的蔬菜生產更多地依靠肥料和勞動力精耕細作進行蔬菜生產。
③蔬菜種植收入影響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 通過整理問卷，將影響蔬菜種植效益的因素分為3類：農戶特征、要素投入和規模因素。其中農戶特征包括農戶的年齡、家庭勞動力人數和勞動力的機會成本；要素投入包括種苗投入、農藥投入、農家肥投入、地膜投入、燃料動力費、灌溉費、其他費用；規模因素包括蔬菜種植面積。設蔬菜收入Y為因變量，其余影響因素為自變量，年齡、勞動力價格、勞動力投入、種苗投入、農藥投入、農家肥投入、地膜投入、燃料動力費、灌溉費、其他費用和蔬菜種植面積分別用X1～X12表示，且因變量與自變量之間為線性關系時，多元線性的回歸模型為Y=δ1×X1+δ2×X2+δ3×X3+δ4×X4+δ5×X5+δ6×X6+δ7×X7+δ8×X8+δ9×X9+δ10×X10+δ11×X11+δ12×X12。對上述模型進行回歸，結果見表5。
該模型F值為125.837，模型整體顯著。表5中3種類型的影響因素中，農戶特征中只有勞動力人數對生產效益呈顯著正向影響，其余2個因素影響不顯著。投入要素中，所有的要素均顯著影響蔬菜生產收入，值得注意的是，農藥投入和燃料動力費呈顯著負向影響，即農藥使用和燃料動力費越多，蔬菜種植的收益下降，可能是因為現階段蔬菜生產過程中存在過度使用農藥和能源等行為，提高了蔬菜生產成本，使得蔬菜生產收益下降；化肥和農家肥的投入能夠增加蔬菜產量，對蔬菜生產效益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種苗投入、地膜和灌溉投入等對蔬菜種植效益也有正向影響，說明蔬菜生產是一種高投入、高產出的產業，這個結果與預期相符。蔬菜種植面積與蔬菜收入成顯著正相關，說明蔬菜生產具有規模效應。勞動力投入對于蔬菜的收益也有顯著正相關，說明蔬菜生產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更多的勞動力投入意味著更多的收益。另外，我們看到技術服務費對蔬菜的生產效益有21.5%的貢獻率，說明科技投入對提高蔬菜生產效益有積極作用。
④小結 通過對上述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可以得出，我國蔬菜生產的貢獻要素主要是肥料，即農家肥和化肥等，蔬菜產量的提高與化肥和農家肥的大量使用密不可分。但是農家肥的貢獻率高于化肥的貢獻率，可能是因為農家肥的價格低，而化肥價格上漲，促使菜農更多地使用農家肥。另外，勞動力的投入也是蔬菜生產的重要影響因素，說明了我國的蔬菜生產依舊是勞動密集型生產方式。除此之外，種植面積對蔬菜生產也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目前我國蔬菜種植面積普遍較小，因此，建議擴大蔬菜種植規模，以形成規模效益，從而提高蔬菜生產的產出。
3 結論
綜合調查樣本統計數據的建模分析和數學計量模型回歸分析，得出如下結論。
①蔬菜種植在農民收入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 在蔬菜的生產成本構成中，除了物資投入，勞動力成本占據較大的比重，這和目前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有著較大的關系。由于農戶的自我雇傭比較普遍，蔬菜種植的現金收入還是比較可觀。
②我國的蔬菜生產仍以小規模的生產為主，種植面積普遍較小。同時，蔬菜產量的增長依靠肥料等生產物資投入增長、勞動力密集使用。要提高當地蔬菜的產量，也可以通過增加種子和技術等要素的產出貢獻來實現。
③對蔬菜生產效益影響最為顯著的因素主要有勞動力投入、種苗投入、化肥投入、農家肥投入、地膜投入、灌溉費、技術服務費、其他費用和蔬菜種植面積等因素。通過問卷調查得知，自然災害對我國蔬菜生產效益影響較大，蔬菜種植技術、商品化程度、蔬菜銷售渠道等對我國蔬菜的生產效益也有較大的影響。蔬菜種植效益的增加除了要求合理分配投入要素外，還需要關注社會環境對蔬菜生產效益的影響。
4 建議
①推進土地流轉，使蔬菜種植具備規模化生產的基礎，從而降低平均固定成本，增加收益。
②加大蔬菜生產者的資金支持，解決蔬菜生產的資金限制，進一步改造傳統的蔬菜生產模式，使蔬菜生產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土地集約型生產方式向技術和資金密集型產業發展。
③改進和推廣蔬菜種植技術，提高科技進步在蔬菜生產中的貢獻率。
④完善農業保險制度，降低蔬菜生產中自然災害導致的損失率，同時拓寬農產品銷售渠道，建立“公司+農戶”的長效機制，構建更為順暢和完善的蔬菜銷售渠道和制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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