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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新常態；就業形勢；政策創新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04-0001-02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沖擊，說明在當前形勢下經濟發展不僅要考慮到國內的風險問題，還需要考慮到國際風險問題。自以來，我國的市場經濟體系也已經逐漸成熟，但是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同時，其內部結構也累積了許多的問題，比如有許多企業以消耗大量資源，以及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發展經濟，不僅不利于資源的有效利用，還造成了大量的環境污染及資源短缺問題，嚴重影響了我國的可持續發展。
2014年，中央在會議上明確指出，我國的經濟發展要進入“新常態”，不能一味地追求高速發展，要穩扎穩打，鞏固經濟發展基礎，經濟發展模式也從傳統的粗放型高速發展轉變為質量型效率發展。中央號召我國經濟發展要符合新常態，政府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轉變為保證經濟的健康發展，所以不會通過強制拉動內需、刺激消費等手段來促進市場經濟發展。而經過金融危機以后，我國正面臨著經濟下行的問題，許多產業生產成本都顯著提高，再加上國際貿易風險增大、資源緊缺、人口老齡化、人口結構變化等問題，我國目前的就業形勢不容樂觀，必須要及時創新就業政策，緩解當前的就業壓力。
一、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我國的就業形勢變化
（一）經濟發展速度放慢，就業崗位也相對減少
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我國經濟發展不再一味地追求發展速度，而是注重發展的質量，從原有的高速發展轉變為中高速發展，經濟發展速度略有放慢。而經濟發展速度放慢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經濟發展動力發生了變化，過去促進經濟發展的最基本條件就是大量供應的廉價勞動力，只要有了這一基本條件，再加上先進技術的引進以及新管理模式的應用，就可以有效促進經濟發展。而近年來，我國出現經濟下行問題，原材料的采購成本以及土地開發成本都大大提高，再加上人口老齡化問題以及國際金融危機，我國產業發展的優勢已經不那么明顯。人口老齡化問題最直接的影響就是總勞動人口的減少，伴隨而來的就是勞動力成本的整體上升。這樣一來，許多產業就會逐漸向勞動力、原材料、土地等生產要素成本較低的區域轉移，使得某些地區發展速度迅速加快，而某些地區由于缺乏核心產業，經濟發展速度迅速漸緩。而經濟發展速度快，產業規模也就越大，所能提供的就業崗位就越多，所以就業率也會隨之上升；反之，如果經濟發展緩慢，產業規模擴展速度也就放慢，就業崗位數量增加得比較少，無法滿足大量就業人員的需求，使得社會就業率偏低。因此，當地的經濟發展情況是影響就業率的最主要因素，如果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得不到保障，社會的就業形勢也會不斷變化，就業率時高時低，不能保持平穩的增長。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速度略有放慢，這就使得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量略有降低，所提供的就業崗位就會減少，所以就業人員就會面臨較大的就業壓力[1]。
（二）產業結構調整，失業率上升
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我國開始調整產業結構。產業結構的調整雖然可以協調各部門的關系，合理分配資源，為更多就業人員提供就業機會，但是隨著產業結構的不斷變化，許多結構性問題開始逐漸凸顯，比如“結構性失業”等。當經濟結構問題與就業問題相互融合時，結構性失業問題就會表現得愈加明顯，增加了解決就業問題的難度。首先，我國第二產業開始轉型，工業發展從傳統的資源密集型、勞動力密集型轉化為節能環保型、高效高質型，許多傳統的重工業需求量降低，其投資、利潤、銷售額等都開始回落，企業內部出現產能過剩問題，甚至面臨著被淘汰的風險。一大批無法適應當前結構調整的企業破產或者被合并，就業崗位數量瞬間減少，許多從業人員紛紛失業下崗。其次，經過多年的高速發展，資源大量消耗，許多地區已經出現了資源短缺的問題，再加上發展過程中某些企業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直接的經濟利益，導致生態環境被破壞，環境污染問題嚴重，甚至嚴重影響周圍居民的日常生活。在資源環境限制以及周圍居民要求的雙重壓力下，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勢在必行。而產業結構調整則必然會造成部分結構性失業，增加社會的失業率。
（三）經濟增長動力發生變化，專業人才缺乏
傳統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主要依靠各大生產要素條件來發展經濟，發展效率比較低。但是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發生了變化，傳統經濟模式發展的主要動力是廉價的勞動力與原材料等生產要素條件，而經濟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是技術的創新；過去主要是靠刺激消費、加大投資等直接手段促進經濟發展，而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是依靠產業結構調整、生產要素優化等方式促進經濟發展。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市場自我調節能力越來越強，政府在市場當中的調控作用也逐漸減小，所以市場對就業人員的需求主要是由市場當中的產業結構決定。產業結構優化，技術創新成為企業發展的動力，企業對高素質人才以及專業技術人才的需求會大大增加。而當前勞動力素質普遍不高，且缺乏專業技術性人才，使得許多企業的技術性崗位空缺，同時還有一大批普通勞動者找不到工作，出現“結構性失業”[2]。
二、經濟新常態背景下影響就業的主要題
（一）勞動力供求不平衡
勞動力供求不平衡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農村務農人員向城鎮轉移。隨著我國城市建設不斷完善，許多農村務農人員發現了城市就業的前景，紛紛開始向城市轉移，城市勞動人口迅速增加。而城市發展顯然還沒有適應這批農業人口的突然涌入，就業崗位設置并不能滿足這些務工人員的需求，使得勞動力供大于求。另一方面，高校畢業生的數量每年都在增加，但是就業崗位增加速度比較緩慢，跟不上畢業生增加的速度，所以大學畢業生已經成為就業問題最為嚴重的群體，再加上務農人員的涌入，基層勞動力幾乎已經接近飽和，所以大學生就業困難這一問題將愈加嚴重。
（二）勞動力綜合素質較低
經濟新常態背景下，產業結構調整，經濟發展動力發生變化，技術創新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要手段，所以企業迫切需要大量高素質人才為發展的基礎。但就目前而言，我國最低就業年齡僅為16歲，這就意味著只需要初中畢業的文憑就可以直接就業。而這些綜合素質較低的勞動人員通常只能從事最基本的工作，無法滿足企業技術創新的要求，造成企業人才的“結構性緊缺”。
（三）失業后得不到保障
失業問題一直是比較嚴重的問題，如果勞動人員長期處于失業狀態，會逐漸產生挫敗感，從而對社會產生不滿情緒，再加上家庭困難等直接因素的影響，很可能引發犯罪。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國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其中就有一項失業保險。但就目前情況來看，失業保險投保率很低，這就導致失業人員無法得到基本保障，社會穩定性受到影響[3]。
三、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我國就業政策的創新方式
（一）充分利用市場經濟體制的作用，合理分配勞動力
充分利用市場調節作用，合理分配勞動資源，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發掘新的投資項目。近年來，出現了許多種發展潛力巨大的新型產業，比如互聯網產業、信息技術產業等，這些類型的產業出現的時間還比較短，基礎設施建設還不夠完善，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主要善于發掘，定能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另一方面，積極鼓勵創業。自主創業難度比較大，但是一旦成功，不僅可以為自己帶來十分可觀的經濟收入，還可以為社會創造大量的就業崗位。所以，政府應該鼓勵自主創業，并給予自主創業人員政策優惠[4]。
（二）政府發揮職能，創造更多就業崗位
政府要發揮職能，通過對稅收政策、財政政策的調整，促進經濟增長。首先，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給予企業優惠政策，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其次，鼓勵企業投資，擴展企業規模，提高企業對勞動人員的需求量；最后，重視素質教育，提高勞動人員綜合素質，使其能夠滿足經濟新常態背景下經濟發展的要求[5]。
（三）加強失業救助，降低失業風險
解決失業問題是就業政策的關鍵所在。首先，要建立起失業監測機制，根據市場變化情況，對可能發生的大規模失業進行預警，政府提前準備好對策應對失業問題；其次，加強失業救助，要求各企業員工積極購買失業保險，從而使失業救助能夠落到實處，降低社會風險；最后，擴大失業救助的范圍[6]。目前，我國的失業保險主要是針對企業就業人員，而個體戶、務農人員等都在失業救助范圍之外，所以必須要完善失業救助體制，使這些人員也可以享受到失業保險的福利。
四、結語
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我國的經濟發展動力以及產業結構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原有的就業政策無法滿足當前社會發展的需要。因此，必須要對就業政策進行改革，在市場調節與政府調控的雙重作用下，緩解社會的就業壓力，提高社會發展的穩定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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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行明，韓曉娜.勞動力供求形勢轉折之下的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調整[J].人口學刊，2013，（2）：60-70.
[3] 李光紅，亓曉慶.嬗變、現狀與趨勢：大學生就業形勢跟蹤調研（1982―2012）[J].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6）：64-70.
[4] 薛A.我國就業政策的沿革、困境與導向[J].江西社會科學，2011，（10）：217-222.
在經濟和金融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境外上市逐漸成為證券市場開放的重要發展戰略。發達國家由于本國資本市場發展比較成熟，上市資源已被高度挖掘，投資者的行為也相對理性，為了增加投資熱點提高市場流動性，這些國家的證券交易所紛紛開設“國際板”積極吸引境外公司境內上市。這勢必會對境外證券市場以及境外上市公司母國的證券市場產生沖擊和影響，這些沖擊和影響逐漸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也是各國資本市場國際化和證券交易所國際化發展的重要研究課題之一。研究的視角從較多層面展開，但是關于境外上市對本土市場流動性溢出效應的研究，因為其鮮明的現實意義而尤其引人注目。然而，國外學者關于跨境上市對境內、外證券市場流動性影響的研究以及針對企業境外上市以后影響投資人交易地點選擇的相關因素方面的研究，由于研究角度以及研究樣本選擇的差異性，所得的結論也存在諸多分歧，難以達成共識。本文對這些研究的結論和分歧進行了綜述、比較和展望，以期對我國學者的理論研究以及我國證券市場的實踐提供借鑒。
二、境外上市與交易量可能流向
所謂流動性溢出效應是指當交易量涌至一個市場，該市場的流動性獲得改善的同時將對其他市場的流動性造成衍生性的影響，影響方向可以為正也可以為負。企業境外上市可能會導致交易量與資金轉移至境外市場，從而打擊本土市場的流動性;或者交易量與資金逐漸回流到本土市場，使本土市場流動性獲得改善;也可能會同時提高國外市場及本國市場的流動性從而營造出一種雙贏局面。從現有研究文獻來看，三種影響方向均有相應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支持。
(一)交易量流向海外市場
Amihud和Mendelson(1988)指出:“流動性是市場的靈魂，流動性是市場的一切”。如果由于缺乏流動性使委托不能成交，那么股票市場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跨境上市為本國企業擴展了融資途徑的同時，對境內外資本市場的流動性也產生了巨大影響。企業境外上市數量的增加使得國內市場的資本量以及交易量逐漸外移，這在短期內會對留在本國的企業的流動性造成傷害。在市場處于低流動性水平下，交易所仍須支付龐大數額的固定成本(如:結算系統、維持交易)，這將大幅提高政府培育尚未發展完善的本國交易所的難度，并且傷害該企業在本土市場的流動性，此時便產生負向流動性外溢效果。
Chowdhry和Nanda(1991)提出的證據表明，一家國際化企業選擇交易成本相對較低，并具有良好的市場流動性的國外市場上市，會使得原先在本土市場的交易量銳減。Chordia、Roll和Subrahmanyam(2000)發現，個別企業的流動性可能會受到所處的市場整體流動性的影響。跨境上市企業的交易量向境外市場集中，將削弱本土市場的整體流動性，進而對本土市場個體企業的流動性造成負面影響。Claessens等(2002)將“國際化”公司定義為從事跨境掛牌、跨境交易、跨境融資三種活動的企業，選擇1975－2000年間共77個國家的數據以及起始于1983年的個別公司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對驅動三項跨境活動的因子和驅動本國股票市場發展的因子進行了比較研究發現，伴隨著一國經濟基本面的改善，當地交易所的交易量也隨之增加。但是企業為了追求更低的資金成本和更高的市場流動性，借以提升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企業在國外的活動比率也同時會上升。因此，經濟基本面發展向好雖能增加本地市場交易的活躍程度，但也可能加快企業的交易量(資金)外移至國外市場的速度。尤其是在法律體系缺乏效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較低以及流動性較差的市場，企業交易量外流到境外的傾向越明顯。Claessens等(2004)隨后又進一步指出，完善的政策和法律體系以及較高的市場開放性，能夠推動當地股票市場的發展。并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法律與行政法規(lawandorder)的健全度、股東權利保護、通貨膨脹率、政府財政赤字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資本賬戶自由程度、總權益資金流量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股票市場自由程度等經濟環境基本面的發展，不僅推動了本地市場發展，同時也促進了國際化的進程。也就是說，本國的資本市場發展程度越高，對國際性的資金及金融服務的需求也越高。當本國市場無法滿足日益高漲的需求時，企業將轉而投向國外市場募集所需資金或進行交易，使得跨境融資活動隨之提升。國內市場基本面的向好發展以及經濟環境各要素的改善將提高企業對于全球布局的需求，加速國際化程度。因此，國內企業為了提升自身在國際間的競爭能力，將融資活動與交易量逐漸分散至境外，成為無可避免的趨勢。Claessens等人進而對各證券市場之間所擁有的比較優勢進行了分析，認為處于發展階段的交易所在籌措資金、上市及提供交易服務上，較無比較優勢，有關當局應該持續改善經濟體的基本面，如投資人保護措施、當地法律系統的質量等，以吸引投資人。這些建議對發展中市場的改善和提高具有很好的指導意義。
隨后的研究對跨境上市的負向流動性外溢效果提供了重要的實證支持。Moel(2001)以來自拉丁美洲與非洲的數據為研究樣本，選擇“市場開放程度”、“流動性”以及“母國市場掛牌公司成長數”三項指標，對新興市場發行美國存托憑證(AmericanDepositaryReceipt，ADR)對于該國市場發展的影響層面與影響程度進行了檢驗。但是研究結果對于ADR市場及母國市場在這三項指標上的關聯性出現了分歧，ADR市場發展程度對于母國市場開放程度有正面影響，但是，ADR市場的拓展卻會對母國市場的流動性以及掛牌公司的意愿產生負面影響。特別是企業大規模到其他市場掛牌上市，會對母國市場產生更大的不利影響。Levine和Schmukler(2003)選擇1989－2000年之間，來自55個新興國家、共592家境外掛牌或發行存托憑證(DepositaryReceipt)的企業，以及2489家留在本土市場的企業作為樣本。對企業跨境上市行為對母國市場流動性的影響途徑進行了研究。認為企業跨境上市通過兩種途徑降低本土企業的流動性。第一，也即所謂的負向流動性外溢效果。企業跨境上市后，企業股票的交易量出現外移至境外市場的現象，并且，所有跨境上市企業的整體流動性與其他未跨境上市的個別母國公司的流動性之間具有正向影響關系(即流動性外溢效果)，從而造成本土企業的流動性因為跨境上市企業交易量外移而受到傷害。第二，對本土市場交易量的分散。由于跨境上市能提升企業的可見度、聲譽以及營運狀況的信息透明度，投資人的投資目標逐漸由本土企業轉移至跨境上市企業，本土企業的交易量減少，對本土企業的流動性再度形成傷害。Karolyi(2006)以亞洲與拉丁美洲的12個新興市場國家發行ADR的企業數據為研究樣本，并以個別公司為案例，分析了企業發行ADR掛牌對企業本身以及其他其他國內企業的影響。為了檢驗結果的可靠性，研究中選擇了某些控制變量(如亞洲金融風暴、資本市場自由化等)，所得出的結果顯示，跨境掛牌行為的確可以帶給ADR掛牌企業本身相當大的好處，但不會使同市場中的其他企業獲益。該研究還發現，未赴美發行存托憑證的樣本企業，在本土市場中的質量會遭受大幅侵蝕。
(二)交易量回流至企業母國市場
雖然國內企業轉赴其他證券市場上市的現象引發各界擔心，然而，回顧學術文獻，企業股票交易在長期而言，有向單一市場集中的傾向，且多數情況下，交易量會集中至該企業的母國市場。企業在境外上市一段期間后，將可能觀察到該企業股票境外市場交易量遞減，而企業母國市場交易量卻增加的現象，此即Karolyi(2003)所提出的“回流假說”(flowbackhypothesis)。在這樣的情況下，母國市場的流動性并不會因企業赴境外上市而惡化。Karolyi(2003)對1998年11月由德國的汽車廠Daimler－Benz與Chrysler合并成的DaimlerChryslerAG公司所發行的GRS(globalregisteredshare)的個案進行了研究。GRS是一種特殊的證券，投資人得以在全球多個市場以不同的貨幣交易該證券。DaimlerChryslerAG公司除了在德國的法蘭克福交易所掛牌之外，該公司發行的ADR也于1993年在美國的納斯達克市場交易，該公司所發行的GRS同時在該兩大交易所交易。
在1998年發行GRS之前，DaimlerChryslerAG公司在美國市場的交易量約占總交易量的35%，但在發行之后的6個月內，該股票的交易量明顯回流至DaimlerChryslerAG公司母國的法蘭克福交易所，使得法蘭克福交易所成為該公司股票的主要市場，最終DaimlerChryslerAG被剔除S＆P500指數的成分股之外。Halling等(2004)研究了1986－1997年期間內，111家歐洲企業于國外上市后，其股票交易量隨著時間推移的地理分布情形。研究發現，雖然股票的交易量可能短暫地從母國市場分散到境外市場，但大多數樣本期間的歐洲企業赴母國以外的歐洲其他國家或美國的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納斯達克交易所上市后的短期間(約6個月)內，企業母國的股票交易量也表現出了異常性升高，這可能是由于該企業的境外掛牌在媒體上引起更多投資人關注的原因。隨著檢驗期間的延長，還可以發現相當高比率的境外掛牌公司的股票交易量，最終仍受原先上市的市場所吸引。這項研究結果代表Karolyi(2003)所觀察到的交易量回流至母國市場的情形，并非單一特例，而可能是全球普遍性的現象。同時Halling等(2004)認為企業的交易量之所以會回流，是因為企業最初上市的交易所(該企業母國的交易所)多半已擁有一群龐大數目的散戶投資人(uninformedinvestors)，而通常散戶投資人所聚集的地點，可以創造極高的流動性，使該市場成為該企業股票最具有流動性的交易地點。另外一個原因是信息的獲取速度，投資人可能認為具有地理優勢的市場能以最快的速度搜集到該企業的相關信息，因為企業的營運總部多半設置在企業母國，因此盡管該股票同時于多個交易所掛牌交易，最后流動性最高的市場仍會是企業母國的交易所。
Witmer(2006)對公司交叉上市或多國市場同時掛牌的情況下，后來選擇境外退市的情形進行了研究。他認為，企業境外上市的主要追求目標之一，就是該公司股票的高度流動性，如果企業于境外新市場的流動性不如預期，將提高企業選擇在新市場退市的可能性。Fernandes和Migue(2008)通過另一種角度解釋了跨境上市股票交易量回流的現象，研究結果顯示，當企業在美國跨境上市后，能有效吸引美國與其他各國的機構投資人的目光，同時該企業在母國市場的股票交易量也得到大幅提高，母國市場的流動性因而增加。不同于Fernandes和Migue(2008)認為企業股票交易量回流是因為該股票能有效吸引國外投資人的看法，Gagnon和Karolyi(2010)對506家同時在本國與美國上市的企業樣本進行了研究，發現當該企業在境外上市地的流動性表現不佳以及存在其他市場摩擦成本時，將嚴重妨礙母國與境外上市地兩者股價差異的套利活動，如果摩擦成本過高，市場缺乏足夠流動性，企業的股票交易量會逐漸流回到母國市場。
(三)境外市場與境內市場“雙贏”
關于企業跨境上市后的交易量流向問題，還可能有第三種局面，Smith和Sofianos(1997)的研究發現，企業跨境上市行為對跨境上市所在國和企業母國均可能產生正向的“流動性溢出效果”。他們對128家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跨境上市的樣本公司進行檢驗后發現，跨境上市后半年內該標的公司股票的境外市場平均交易總額大幅上揚，母國市場的流動性也獲得顯著改善。該證據支持了Stulz(1999)所提出的跨境上市在促進全球化進行的同時，可以提升流動性進而降低公司資金成本的假說。跨境上市無論對母國市場或境外市場的發展都有極大的推動效果，是一種雙贏局面(win－winsituation)，而非某些學者所宣稱的“零和游戲”的局面，即當股票可在多個市場交易時，其中一個市場的流動性改善，將傷害另一市場的流動性。隨著全球化、國際化的發展，政府對于資金管制的放松，使企業與其他市場參與者得以自由地進行投資與籌資行為。在全球競爭的壓力之下，各證券市場勢必會不斷完善相關法規與制度，以改善公司治理環境、提高投資人保護程度并吸引國內外企業及投資大眾。日益高漲的競爭壓力，也有助于各大證券市場積極改善信息環境。信息不對稱問題的減輕，能增加投資人對國外企業的認同感，豐富企業的投資人組合。所有這些均能夠大幅提升各自市場上的流動性，使市場更蓬勃發展。
三、決定交易量流向的重要因子
上述文獻告訴我們，企業境外上市會對本地市場的流動性產生影響，影響的方向有正有負。那么影響證券市場流動性的影響因素有哪些、影響方向如何，對于這些問題國外學者已經從理論和實證角度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回顧和總結相關文獻對我們的理論研究和證券交易所的改革與發展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母國市場散戶投資者數量
Chowdhry和Nanda(1991)指出，擁有內部信息優勢的投資人會叢聚(clustering)到交易量最密集的市場交易，以掩飾本身所具有的內部情報。通常散戶投資者所聚集的地點，可以創造極高的流動性，因此使得該市場能成為企業股票最具有流動性的交易地點。Halling等(2004)對企業交易量回流至母國市場的原因進行推論時，也認為該企業在母國市場已積累為數眾多的散戶投資者，使得該企業股票在母國市場的流動性特別高，從而導致交易量由國外市場向本土市場回流。
(二)市場信息透明度及市場之間的信息關聯程度
Hargis和Ramanlal(1998)發展的理論模型中，預期當母國市場與境外市場相互之間的信息透明程度越高，本土市場的流動性與交易活動越能顯著提升。相反地，市場之間的信息透明度差，本土市場的流動性惡化，交易量外移，終將對本土市場的發展造成沖擊。另外一項被Hargis和Ramanlal(1998)視為重要因素的是境外上市地的市場規模與信息透明程度，因為新市場的規模越大、信息越透明，能使企業因跨境掛牌行為接觸到更多潛在投資者，拓展企業的投資群(Merton，1987;FoersterandKarolyi，1999)，進而改善本國市場的發展程度。Domowitz等(1998)構建出了境內外市場分割程度與國內股市變化關系的模型(DGM模型)，該模型考察了風險厭惡的投資者的投資決策過程，認為股價波動包含基本面波動以及交易摩擦和信息不對稱所產生的波動兩個方面，前者由買賣價差和公共信息的方差決定，后者與流動性或交易量成反比。而境外上市對國內股價波動性與流動性的最終影響取決于海內外市場的分割程度(即信息聯系程度)。
(三)時區差異、傭金費率及母國市場發展程度
Pulatkonak和Sofianos(1999)選擇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的254家國外企業1996年度的全球交易數據作為樣本，對企業在境外上市后影響企業股票交易量流向的關鍵因子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三種可能影響企業股票交易活動發生地點的決定因子:國家相關(country－specific)因子、公司相關(company－specific)因子以及發行相關(issue－specific)因子。這些因子總共可以解釋64%的樣本公司在美國NYSE交易量變化情況。其中，影響最為顯著的因子是屬于國家相關因子的“時區差異”，當其他條件不變之下，“時區差異”具有40%的解釋能力。這表示著當企業母國與境外上市市場位于同一時區時，投資人在新市場的交易活動會較活躍。母國的傭金費率(commissionrate)也是一大關鍵因子，如果母國的傭金費率相對較低，母國市場在交易量上較具有競爭優勢。另一個重要的國家相關因子則是母國為成熟市場或發展中市場(新興市場)，母國市場發展程度較高，則標的股票在境外新市場的交易量會較少。
(四)政府對資金的管制程度
Bacidore和Sofianos(2002)、Rabinovitch等(2003)、Auguste等(2002)以及Melvin(2003)等的研究文獻則發現，除了上述文獻中的影響因素外，“政府對資金的管制”也是決定企業交易量所在地的因素之一。Rabinovitch等(2003)對來自阿根廷的六家企業，以及來自智利的14家企業，在母國市場以及在美國市場發行的ADR的配對樣本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顯示，政府對資金流量的嚴格管制，對于企業的股票流動性具有負面影響。特別是，阿根廷與智利這兩個國家，雖具有一定的共同特性，比如，兩國都屬于新興市場、市場的交易時間也都與美國市場的交易時間重疊等。但是，在樣本期間內，阿根廷政府(相對于美元)采用嚴格的固定匯率政策，對于資金流量則采取自由的態度;反觀智利，在匯率管制上采取富有彈性的浮動匯率制度，但直到2000年以前，智利對于國外投資仍設有重重障礙。因此，Rabinovitch等人的研究可以說是針對匯率制度以及資金流量管制這兩種政府干預行為對企業股票流動性所造成的影響的具體檢驗。研究發現，智利的企業在母國市場與ADR市場的報酬率存在明顯的差異，這可能是由于智利對國外投資設限，導致投資者兩市場之間套利困難，從而導致套利成本的增加。以標的股票的日平均買賣價差作為套利成本的近似衡量指標，來自智利及來自阿根廷的樣本企業的套利成本分別為1．37%與1．14%，也證明投資者針對智利股票進行套利所耗費的成本相對較高。此外，Rabinovitch(2003)等人的檢驗結果還指出，相對于阿根廷企業的股票，智利企業的股票在本地市場及ADR市場之間的報酬差異(也就是套利空間)的彌補速度較慢。這意味著較高的套利成本可能會降低價格的調整速度，進而導致較差的股票流動性。Auguste等(2002)與Melvin(2003)的兩篇文獻對阿根廷在2001年放棄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政策后，阿根廷企業股票在兩市場之間的套利過程是否產生不同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兩篇文獻同時發現，外界對阿根廷比索貶值壓力的強烈預期，以及政府施加的資金管制規定，使得阿根廷企業的股價在ADR市場較在阿根廷市場高出了許多，這意味著母國市場與ADR市場之間的股票報酬率存在顯著的套利空間。再度為政府對資金流量的控制將導致價格決定過程的低效率，并可能因此提高股票交易成本、惡化流動性提供了支持。其實Errunza和Losq(1989)早就指出，如果政府能取消資金管制，讓國際市場共同決定資產的價格，減小單一市場的影響幅度，就能有效分散投資者的投資風險。同時，資金管制的放松還會對企業的總成交量產生顯著的正面影響，提升市場之間的整合性并受惠于市場上的所有參與者。
(五)市場中證券報酬率的相關程度
Baruch等(2005)提出了一個全新的理論模型對跨境上市企業的交易量在地理上的分布情形進行了解釋。該模型預測股票的交易活動傾向于發生在同類產業集中的市場。隨后該研究選擇了1995－2004年來自24個國家共251家在美國主要交易所掛牌的其他國家企業的股價報酬率和交易量的月度數據作為樣本，借助企業股票報酬率與市場中其他掛牌企業股價報酬率之間的相關系數來衡量一個市場中的掛牌企業組成成分與該標的企業在產業性質上的相似程度，對模型的結論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發現，企業在跨境掛牌之后，有相當高比重的交易量會轉移到與該企業股票報酬率較為相關的市場。綜上所述，對母國市場流動性產生影響的因素主要包括:與境外市場的時區差異，母國市場相對于國外的傭金費率，母國政府對資金流動的管制，母國市場發展程度，母國市場散戶投資者數量，市場信息透明度及市場之間關聯程度，境外上市地規模，市場中的證券報酬率相關程度。其中前三項對母國市場流動性有負向影響，即時區差異越大，母國市場傭金費率越高，對資金流動管制越嚴，母國市場的流動性越差。后幾項對母國市場則產生正向影響，即母國市場的發展程度越高，散戶投資者數量越多，信息越透明與國外市場關聯度越高，境外上市地規模越大，市場中的證券報酬率相關程度越高，母國市場的流動性越好。
四、國內研究現狀
相對于歐美國家而言，我國資本市場和境外上市的歷程都比較短，這方面的相關研究也較少，主要集中在對中國企業境外上市的原因及對公司本身的影響上，多數選擇H股上市企業為研究樣本。如巴曙松(2006)認為國內資本市場的一系列制度性和結構性缺陷所導致的市場低效率是導致中國大陸企業競相在境外上市的深層次原因。沈藝峰、肖珉和周穎剛(2006)利用雙重理論對中國H股公司選擇回歸A股市場雙重上市的行為進行了解釋，認為H股向A股市場回歸是控股股東在權衡獲得對更多中小股東的剝削還是忍受國家更多的剝削之后的選擇，該研究突破了國外文獻的通常思路，對我國企業交叉上市的特殊性進行了重點考察。關于我國企業交叉上市的動機，潘越(2007)選擇了31家A+H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對國外學者提出的投資者認知假說、流動性假說、融資約束假說、信號傳遞假說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發現除流動性假說外其余三個假說均獲得了實證支持。利用同樣的樣本數據，潘越(2007)繼續對公司交叉上市后所帶來的市場反應和公司的長期業績進行了研究，發現交叉上市后公司的業績普遍表現為下滑。Jin等(2005)選擇53家赴香港上市的大陸國有企業作為樣本研究后認為，赴香港上市后樣本公司的平均實際凈利潤、平均實際銷售額、平均資本成本均大幅提高，但在股票覆蓋率上僅表現為適度但不明顯的增加，而且上市沒有增加股票回報率，股票平均回報率明顯低于市場標準指數的回報率。王景(2007)對企業交叉上市后的市場效應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交叉上市能增強國內股票市場的風險分散功能，而且對國內上市公司有正的凈溢出效應。陳國進和王景(2007)針對A+H交叉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則得出了相反的結論，認為交叉上市給A股市場帶來了較強的資金分流效應，對市場流動性產生了負面影響，而風險分散等正面效應并未得到發揮。
投資經濟型酒店應把握主要特征
經濟型酒店是結合了物業經營和酒店管理的高回報項目。投資經濟型酒店需把握以下幾個特征。第一，服務的有限性。經濟型酒店緊扣酒店服務的核心價值――住宿，以客房產品為中心，去除其他非必需的服務，從而能大幅度削減成本。一般來說，經濟型酒店僅提供客房和早餐，部分有限服務酒店還可能提供簡單的餐飲、健身和會議設施。第二，產品、服務的舒適性和標準化。與一般星級酒店和社會旅館不同的是，經濟型酒店非常強調客房設施的舒適性和服務的標準化，突出清潔、舒適、便利的特點。第三，價格相對低廉。與大致相同條件下(地理位置、酒店基本設施等)的星級酒店相比，由于省去了許多服務設施，國內經濟型酒店的價格相對低廉，一般在300元以下，一些青年旅社和汽車旅館甚至只有幾十元或100元左右，具有較高的性價比。第四，目標市場與高星級酒店存在明顯差異。經濟型酒店的目標市場主要是普通商務人士、工薪階層、大眾旅行者和學生群體，而高星級酒店往往以高端商務人士、高收入階層和公費游客為主要目標市場。第五，實行連鎖品牌經營。經濟型酒店自發展之初便采取連鎖經營的方式，在設施、服務標準化的基礎上通過新開、合資、特許加盟等方式達到規模經濟，提升品牌價值，與國內大多數星級酒店基本從單體酒店起步的發展過程存在明顯不同。
國內經濟型酒店中，規模最大、歷史最久的是1996年問世的上海錦江集團旗下的“錦江之星”，首旅酒店集團和攜程網于2002年共同投資設立的“如家快捷”近年來也迅速成長。除此之外，一些區域性的經濟型酒店品牌也在短短幾年內在部分地區得到迅速的擴張，并積極向全國性品牌的方向努力(表1)。
市場空間巨大
了解經濟型酒店產業的市場動力可以更準確地把握投資方向。首先，中國大眾旅游發展需要價廉物美的酒店住宿設施。隨著經濟的持續性高速增長，中國已經開始逐步進入小康社會，旅游消費需求呈現出加速增長的發展態勢。2005年，國內游客人數達到12．12億人次，同比增長9．98％，出游率達到92．69％(圖1)，大眾旅游的時代已經到來。與大眾旅游相適應的是旅游設施的改進和旅游產業結構的調整。改革初期，酒店業的發展集中于高星級酒店，這是與國家大力發展入境旅游政策相符合的，但隨著國內消費能力的增強，每年高達10億人次以上的國內大眾旅游市場將成為中國經濟型酒店蓬勃發展的原動力所在。
其次，中國持續增長的經濟刺激了商務旅行的頻繁，形成對經濟型酒店的巨大需求。據世界旅游組織的估算，目前中國商務旅行的年支出在100億美元以上，并在經濟迅猛增長的背景下正經歷飛速的發展，預計未來幾年將以20％以上的驚人速度增長。以往，高星級酒店是商務客人的主要選擇，但是，私有經濟、中小型企業的發展以及一些公司對差旅經費的限制，人們在進行商務活動的時候更加注重性價比的選擇。一些客房設施優良、裝修精致、服務優質，但是僅提供客房和會議設施，削減其他非必需設施從而能大幅降低價格的新型連鎖酒店，成為商務旅行者優先選擇的對象。
再次，低星級酒店以及旅館逐步退出市場為經濟型酒店提供巨大的發展空間。據2004年的數據，全國共有10888家酒店，其中4星以上高檔酒店僅有1213家，占酒店總數的11％，而三星以下酒店則占到了89％。此外，還有相當大規模的面向低端消費群體的旅館、招待所。長期來看，這些酒店、旅館因為大多以單體的形式運營，管理較差，缺乏連鎖、品牌效應，未來勢必遭到淘汰。與高星級酒店(四星以上)發展趨勢不同，不同細分類型的經濟型酒店勢必成為低星級酒店及各式旅館最主要的替代者。
差異化定位，品牌建設和技術進步是未來決勝關鍵
我們認為，中國經濟型酒店未來將呈現出三大主要發展趨勢：第一，酒店經營的差異化定位日趨顯著。目前中國經濟型酒店的市場定位還處于初級階段，尤其是一些民族品牌的連鎖酒店，還沒有明確的目標市場，或者是對目標市場的細分工作還不夠細致和完全，由此導致了市場重疊或過于寬泛，產品設計沒有層次，缺乏針對不同細分市場需求的產品和服務。根據國外的發展經驗，經濟型酒店大致有三種類型或檔次：有限服務酒店(Limited Service Hotel)、經濟酒店(Economy Hotel／Budget Hotel)和廉價酒店(Super Budget Hotel)，分別屬于經濟型酒店中的高、中、低檔，這三種層次的酒店價格相差很大，其硬件設施的差距也非常大。例如，有限服務酒店的客房硬件設施不亞于四、五星酒店，而一些廉價酒店則在削減成本的思想指導下盡量簡化設備，客房設施比較簡陋。因此，當經濟型酒店市場達到一定規模時，市場競爭必然加劇，酒店經營的差異化定位勢必日趨顯著，成為企業競爭、發展的關鍵。
Cui Xiaofeng；Zhang Liye；Zheng Shaoyu
（①Department of Postgraduate Management，the Academy of Equipment Command & Technology，Beijing 101416，China；
②Official Designation 66061，Beijing 102300，China；
③Department of Eguipment Acquisition,the Academy of Equipment Command & Technology，Beijing 101416，China）
摘要： 裝備磨損采用何種補償形式，是目前軍方關注的熱點問題。從技術經濟分析的角度，介紹了裝備磨損常見的三種補償形式，并對三種補償形式選擇的依據進行說明及實例驗證，科學分析裝備在全壽命周期中應采取的補償方式，為軍方裝備改裝、大修及更新決策提供科學依據。
Abstract: The methods of offsetting in abrasion on equipment is the priority that military concerns ab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ique economics, three types offsetting modes of equipment abrasion are proposed by this paper. With an example, how the methods of offsetting should be selected in life-cycle process is then detailed, which could provide a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of equipment conversion, overhaul and renew for military.
關鍵詞： 裝備補償 裝備更新 大修理 現代化改裝
Key words: equipment offsetting；equipment renew；overhaul；modern conversion
中圖分類號：F06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1）19-0023-02
0引言
武器裝備是構成軍隊戰斗力的基礎，做好裝備的現代化改裝、大修和合理更新，是保持和提高裝備戰斗力的關鍵[2]。從技術經濟的角度，分析裝備磨損應采用何種補償方式，既可以保證裝備能夠發揮最大戰斗力，又可以節約經費，從而獲得最大的軍事經濟效益，使得對裝備磨損的補償達到科學、合理、經濟的目的。
1裝備磨損及其補償形式
裝備在服役過程中會逐漸發生磨損，磨損通常分為有形磨損和無形磨損兩種[2]。
裝備的補償方式有大修、現代化改裝和更新三種形式如圖1所示。
1.1 裝備更新是一種裝備綜合磨損的補償方式，武器裝備更新，既能促進技術進步，節省經費，又能提高保障能力[3]。
1.2 裝備的大修理是指通過調整、修復能保留原裝備未受磨損的零部件的辦法來恢復零部件或整機的功能，以達到原有的技術性能。大修理能保留原裝備為受磨損的零部件，恢復整機的工作能力，延長裝備的物理壽命，因此具有很大的優越性。1.3 現代化改裝是指應用現代的技術成就和先進經驗，適應裝備的具體需要，改變現有裝備的結構，提高現有裝備的技術性能，使之全部達到或局部達到新裝備的水平。[1]現代化改裝在經濟上有很大的優越性，特別是在目前裝備更新經費有限的情況下，更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更新、大修與現代化改裝途徑的選擇與模型
對于裝備磨損的補償，不僅要考慮技術因素，同時還要能夠獲得較好的裝備效能的提升,其應不應該更新、應該選擇什么補償形式進行更新，主要取決于裝備更新的經濟效果。
為了提高裝備更新的經濟效益，在定性分析的基礎上，必須進行定量的分析和評價，盡量以較少的人力、物力、財力對裝備科學更新，并從中選取最優方案。
一般情況下，裝備是否更新可行方案有：①舊裝備原封不動地繼續使用；②對舊裝備進行大修理；③用相同結構新裝備更換舊裝備或用效率更高、結構更好的新裝備更換舊裝備。在對多個方案比較選優時，如果諸方案產出價值相同，可以通過對各方案費用現值的比較進行選擇。所謂的費用現值就是把方案計算期內的投資和各年費用按一定折現率折算成基準年的現值和，用PC表示。費用現值越小，其方案經濟效益越好。因此我們在選擇采用何種補償方式時，就從各方案中選擇總費用現值最小的方案。建立補償形式模型如下：舊裝備：PC■=■K■-L■（P/F，i，n）+∑■■M■（P/F，i，t）新裝備：PC■=■K■-L■（P/F，i，n）+∑■■M■（P/F，i，t）
大修理：PC■=■K■-K■-L■（P/F，i，n）+∑■■M■（P/F，i，t）
式中：
PC■，PC■，PC■――分別為使用舊裝備、更新、大修理的總費用現值；
K■――舊裝備當前的重置價格；
K■，K■――分別為更新、大修理的投資；
L■，L■，L■――分別為使用舊裝備、更新、大修理后n年的殘值；
M■，M■，M■――分別為使用舊裝備、更新、大修理后t年的使用費用；
β■，β■，β■――分別為使用舊裝備、更新、大修理后生產效率系數。
3實例驗證
某裝備各種補償方案分項費用的原始資料如表1所示，并且原有舊裝備的價格為3000元，試選擇最佳補償方案。
依據裝備補償方式選擇的依據，首先計算出各方案的總費用現值，見下列各表。
3.1 舊裝備繼續使用如表2所示，如果繼續使用舊裝備，則每年使用裝備的使用費用現值、累計使用費用現值、資金費用現值和累計年度費用現值按照公式計算如下。
3.2 原型新裝備更新如表3所示，如果使用新裝備更新舊的裝備，則每年使用裝備的使用費用現值、累計使用費用現值、資金費用現值和累計年度費用現值按照公式計算如下。
3.3 舊裝備大修理如表4所示，如果對舊裝備進行大修理，則每年使用裝備的使用費用現值、累計使用費用現值、資金費用現值和累計年度費用現值按照公式計算如表4。
3.4 結論由表5可得出結論，如果裝備只考慮使用兩年（如兩年以后產品將更新換代），以原封不動地使用舊裝備的方案為最佳。這時不僅沒有更新的必要，就連修理也是多余的，裝備原封不動地使用兩年以后，就可以報廢處理了。如果只打算使用3年以上，最佳方案是對原裝備進行一次大修理。
4結束語
對裝備的磨損進行補償，在裝備的全壽命周期管理中是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從技術經濟學角度講，采取總費用現值最小的方案即為裝備磨損的最佳補償方案。但是在裝備的實際使用過程中，往往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例如技術進步、通貨膨脹、資金的時間價值以及由于國家戰略調整所引起的裝備需求變化等。因此采用何種方式進行補償，是要根據裝備的壽命期，綜合考慮，全面衡量，一邊引入模型計算總費用現值進行對比，一邊考慮的各種實際因素，從而對裝備的磨損進行合理的分析判斷，做出正確的決策。因此，本文所引入的模型可以為裝備補償方式的選擇提供科學的決策依據。
參考文獻：
[1]吳添祖，馮勤，歐陽仲健.技術經濟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315.
[2]呂偉，婁壽春，李同洲.裝備更新的技術經濟分析與探討[J].戰術導彈技術，2006，（3）：62~64.
關鍵詞:事業單位 市場機制 競爭 可行性
競爭機制，是市場機制當中最重要的一種形式，它主要反映出的是競爭與供求的關系，價格的變動、資金與勞動力流動等各種市場活動之間的一種有機的聯系。競爭機制往往和價格機制及信貸機制聯系較為緊密，并且往往共同發生作用。競爭機制常常包括買賣雙方之間的競爭以及買方之間、賣方之間的相互競爭，競爭的直接作用是各種交易的質量都會有一定幅度的提升。所以事業單位在人員使用和薪酬發放方面都逐步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打破過去干與不干、干多與干少同樣待遇的不合理局面，使得各項工作都在朝向有利于社會發展的方向邁進。
目前，大多數地區在事業單位人員考核上，都實行了業績考核和評聘分離的考核體制，這對于提高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這些考核機制在具體實施中卻往往因為各個地區和單位的具體差異性，執行力度不夠，往往考評只是一種形式，而實效性較差，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打擊了工作人員的工作積極性，成為“空歡喜”。所以看似很完善的一項改革措施，在具體實施中因為各種因素的干預使得改革變得困難重重，所以筆者認為進一步完善和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是有效轉變事業單位改革中各項問題的關鍵，也是解決問題的良策。具體包括有：
首先，事業單位在經過改革之后，具備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的可能性。事業單位在前期的改革中，已經在技術等級考核、薪酬管理和分配方面有了一定的成效，且改革是市場競爭機制的引入已經深入人心，也受到大多數人的歡迎，這為改革的進一步實施提供了基礎保障。其次，事業單位因為大多數都具有公共服務性質，從性質來看，基本上都是非盈利性單位，其工作人員在收入方面主要依靠工資收益，而沒有其他收益性收入，所以和企業相比較，目前所實行的基礎績效和獎勵績效，看似很完善的獎勵體制，但是對于大多數非盈利性事業單位而言，基本上獎勵績效收入是擺設。而面對市場經濟的沖擊，工作人員在收益方面與周邊人群的落差導致他們工作積極性下降，這是事業單位薪酬改革中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也是必須正視的問題，所以進一步完善勢在必行。最后是形式化考核體制依然存在，不利于各項工作的進一步開展。在很多事業單位的考核機制上，考核成為了一種形式，看似新的考核評價體系，最后執行的還是原有的管理模式，這一方面容易滋生內部矛盾，另外一方面容易挫傷大多數人的工作積極性。
針對改革中存在的這些現實問題，只有把市場競爭機制的核心理念引入事業單位管理體制中，才能進一步體現勞動與報酬步調的一致性。具體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入手：首先是應該注重實際業績的考核，充分調動工作人員的工作熱情。在現有考核評價體系當中，應該把每項具體的考核內容實現量化。這里筆者所要說的是實效量化，以往的量化考核有走過場的嫌疑。在改革中，我們應該本著公平、公正的考核理念，把工作中各項業績表現突出的工作人員真實地體現出來，讓大家對考核的結果心服口服，這對于增強工作能動性是非常重要的。其次，評聘分離是實行多年的改革制度，在進一步完善中，我們應該摒棄以往職稱終身制和聘用就高不就低的原則。一些單位在人員的聘用上，往往是論資排輩，按照職稱等級依次列隊，而工作能力和工作業績卻并非如此，這對于中青年工作人員而言是有失公平的。為了更好地發揮每一個工作人員的積極性，應該根據每一個工作人員每年的工作情況，實行動態管理，且把時效性定為一年。這樣可以讓每一個工作人員對自己的崗位工作和薪酬發放都有危機感和競爭性，這會增加他們工作的積極性，也利于單位在人員聘用方面更加趨于理性。最后，進一步完善待遇分配制度，使考核效果立竿見影。一些事業單位在對員工完成考核之后，對于待遇的提升卻不能立即執行，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工作的熱情。有些人員在取得較好的業績之后，自己的待遇卻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還有一些人員的業績因為單位內部的調整，被其他人員所占用，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二次分配。這些不利于市場競爭機制的做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改革的進一步發展。只有把考核和待遇緊密聯系在一起，并具有一定的時效，才能從根本上轉變現有的尷尬境地。
綜上所述，事業單位改革需要引入市場競爭機制，但是引入市場競爭并非讓事業單位拋棄公眾服務理念，只是通過市場調節的手段，讓單位更有活力，更好地服務社會。
參考文獻：
關鍵詞：證券市場宏現經濟聯動性
中圖分類號：17830.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lO)11-089-02
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是中國改革開放歷史的縮寫。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年輕的證券市場經過了近20年的風雨跌宕，逐步走向成熟，逐步與向國際證券市場看齊。回顧和總結中國證券市場多年來的發展史，展望證券市場的發展趨勢，分析證券市場與宏觀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制定相應的發展戰略和措施，將有力地推動中國證券市場的進一步發展。本文回顧幾十年來我國證券市場發展過程中的跌宕起伏，橫向分析證券市場與宏觀經濟之間的聯系，尋找促進證券市場發展的新思路。
一、我國證券市場周期與宏觀經濟周期運行特征
從國外成熟證券市場來看，證券市場運行周期與經濟運行周期是一致的。我國證券市場處于初級階段，情況比較復雜，存在長期背離，但近來趨同傾向逐步顯現。
1.我國證券市場周期運行趨勢。回顧歷史，中國證券市場起步晚、時間短。1990年年底至今的20年中，證券市場的第一周期是從1990年開始的，1990年12月至1993年2月為周期的上升點，下降階段為1993年2月至1996年1月；第二個周期是從1996年1月至2005年9月，其中上升階段是1996年1月至2001年6月，此后股市出現了較大的下跌行情，持續了4年多。2005年6月至2007年股市短期上升，但是2007年以后我國股市隨著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呈現跌宕起伏。
由于證券市場正處于國家主導的市場構建當中，所以周期更多表現為政策周期而非宏觀經濟周期。證券市場出現的幾次動蕩主要是有國家政策推動，而非經濟推動。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股市逐步走向臺周期化的趨勢。
我國宏觀經濟周期運行趨勢。經濟周期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復蘇、繁榮、衰退、蕭條，其中，復蘇和繁榮階段構成了經濟周期中的擴張期，而經濟的衰退和蕭條階段則構成了經濟周期中的收縮期。在這里我們選取與證券市場相對應的經濟發展周期進行對比分析，分別是1991年至1999年之間的一個周期，以及2000年至2007年的第二周期。
在第一輪宏觀經濟發展周期(1991-1999年)中，1991年一1992年為經濟的上升期，1993年-1999年為下降期。宏觀經濟在經歷了 1978年一1991年的增長高峰后，并未進入周期性低谷，而是以小幅緩收為基調。從1993年下半年步人經濟收縮期，GDP增長率平均每年下降僅1個百分點左右。2000年以來，中國各項經濟指標均出現較大幅度的回升，經濟增長率也由1999年的71％增加到2007年的11％。預示著新的一輪經濟周期上升階段出現。2003年下半年以來，物價開始出現上漲的趨勢，直至2008年第三季度，政府通過宏觀調控以控制物價上漲及信貸過快增長的趨勢，中國經濟擺脫了通貨緊縮的狀態。中國宏觀經濟步人由于重工業化所帶來的高增長周期。
總體來看，我國經濟連續在10多年保持高速增長。雖然當前我國經濟正在經歷宏觀調控的考驗，國際經濟形勢不穩定，我國的經濟結構正在進行調整，風險依然存在。但是我國經濟發展潛力巨大，未來經濟可能還有20年的持續高增長。
2.證券市場與宏觀經濟運行二者之間的相互關聯。從根本上說，股市的運行與宏觀的經濟運行應當是一致的，經濟的周期決定股市的周期，股市周期的變化反映了經濟周期的變動。
我國證券市場由于處在發展的初級階段，主要是以政府的政策調整調控為主，出現了很多背離經濟周期發展規律的現象。隨著市場的成熟，國家對經濟與證券調控手段的變化以及證券監控力度的加大，經濟與證券市場的關聯度逐步加大。縱觀中國證券市場周期與宏觀經濟周期，在1996年以后出現了背離，股票價格指數并未體現出宏觀經濟先行指標的功能。由于這種背離的存在，我國證券市場發展的周期與宏觀經濟發展周期并不完全吻合，但是隨著經濟發展的成熟，根據國際一般看法，未來的證券市場與宏觀經濟形勢將逐步趨同，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的良好態勢將帶來證券市場業績的回升。
二、影響證券市場走勢的宏觀經濟因素
宏觀經濟走勢是影響證券市場水平變量和波動性的最基本因素，國家宏觀經濟發展主要看經濟走勢、貨幣供應量、利率等幾個方面的指標，這幾個方面的影響對于證券市場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1.宏觀經濟走勢的變化對證券市場的作用。從理論上講：宏觀經濟的周期決定證券市場發展的周期，證券市場的變化反映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在經濟衰退時證券市場低迷。在經濟危機時證券市場達到最低迷期，在經濟復蘇是證券市場逐步回升，在經濟繁榮時證券市場大幅上漲。
但是在實際運行中，經濟走勢與證券市場的走勢并不是完全同步的，甚至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還會出現宏觀經濟與股市價格周期背離的現象。例如在2001年10月份，我國2002年前三個季度GDP上漲7.9％，但是同期證券市場指數跌幅達到7.9％，二者走勢正好背離相反的方向。這主要是因為受到其他因素影響，以及證券周期變化的相對獨立性造成的。
2.貨幣的供應量變化對于證券市場的影響。一般來講，貨幣供應量與證券市場理論上應該是成正比，即貨幣供應量增大則股市上漲，貨幣供應量減少則股市下跌。國家一般在經濟出現通貨膨脹的時候，采取貨幣緊縮政策，使得股市的價格下降，在通貨緊縮時期，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促進股市上揚。
但是，貨幣供應量的調整到目標的實現之間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這種手段本身就是對經濟進行調控的間接形式，在過程中貨幣當局本身并不能直接控制和實現諸如穩定、增長這些目標，它只能借助于貨幣政策工具、設置中介指標并通過對中介指標的調節和影響最終實現政策目標。其中會有很多不可測、不可控的干擾因素影響。所以，國家的貨幣供應量的調整變化有時候與證券市場的變化并不同步。例如1994、1995、1998這三年，上證指數的增幅都是負數，而同期我國的貨幣供應量的增幅分別是34.53％、29.47％、14.87％。原本是強相關的兩項指標，卻出現了背離現象。
3.銀行利率變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一般來說。股市價格與銀行利息率成反比，利率下降時，股票的價格就上漲；利率上升時，股票的價格就會下跌。因此，利率的高低以及利率同股票市場的關系，也成為股票投資者據以買進和賣出股票的重要依據。
但是我們也不能絕對化。在股市歷史上也有特殊情形。當股票行情暴漲、暴跌時，利率的調整對股價的控制作用就不會很大。1998年12
月，央行決定第六次降低存貸利率，一年內三次降息在歷史上也屬罕見，但是這次降息沒有對股市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1999年6月10日，央行宣布第七次降息，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分別下調1個、0.75個百分點，市場的直接反應卻呈現逐步減弱之勢。
4.匯率對證券市場的影響。外匯行情與股票價格有著密切的聯系。一般來說。如果一個國家的貨幣是實行升值的基本的方針，股價就會上漲。一旦其貨幣貶值，股價隨之下跌。所以外匯的行情會帶給股市很大影響。在1987年10月全球股價暴跌風潮來臨之前，美國突然公布預算赤字和外貿赤字，并聲稱要繼續調整美元匯率，從而導致了股價暴跌風潮。隨著我國的對外開放不斷深入。以及世界貿易的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我國股市受匯率的影響也會越來越顯著。
三、證券市場與宏觀經濟聯動性現狀
1.證券市場與商品市場聯動性趨增。回顧我國的證券市場發展歷程，透過與經濟周期相背離的主線，依然可以發現證券市場也曾出現與經濟周期的短暫回歸。在股市周期與經濟周期背離的情況下，股市點位越高，蘊藏的風險越大，上升的阻力也越大，產生回歸的內在需求也越強烈。
1991年至1996年，我國的證券市場與經濟發展同時高速發展，呈現出一致趨同的走勢。1996年12月股市與經濟周期背離過大，受到股市政策的調節，產生回歸。1997年5月至1997年9月，股市周期與經濟周期背離過大，受到股市政策的再次調節，產生第二次回歸。1998年6月至1998年8月，股市周期與經濟周期背離程度過大、時間過長，產生第三次回歸。雖然這一時期宏觀方針較好，呈現幾年以來少有的一致向好的運行態勢，但股市與經濟周期背離過大，于是在經濟周期的內在決定作用下，開始脫離政策周期，向經濟周期做合理的回歸。1998年11月至1999年5月。因股市政策從緊，導致第四次回歸。2001年6月，由于經濟在2000年回升之后又一次出現下滑，而股市卻屢創新高，炒至2245點，為了消除泡沫風險，不得不推出查資金、查違規及國有股減持等利空的股市政策，使股市連續下跌，向經濟周期回歸。
近年來，隨著我國證券市場的成熟，以及宏觀經濟形勢的好轉，金融危機以后的中國經濟出現積極向好的跡象。2010年上半年南華商品指數和恒生指數、上證綜合指數的累積收益率走勢基本一致，幾乎出現同步上漲和同步下跌的現象，商品市場和股票市場的聯動性越來越大。
2.聯動性趨增的原因分析。證券市場應該是宏觀經濟的“晴雨表”，但實際上并不完全同步。根據證券市場與宏觀經濟之間的關系，它們之間的聯動本來就不一定是完全同步的，因為證券市場的運行周期有其獨立性。原因在于，股市投資具有一定的預期性。買入股票和賣出股票均包含著投資者對未來經濟走勢的預測。因此，往往在經濟過熱還未滑坡時，股市先下跌，而在經濟觸底，還未回升時，股市先反轉。經濟周期決定股市周期這一特性往往是從兩個周期的同向運動與反向運動等不同方面表現出來的：經濟過熱，股市下跌；經濟收縮，股市繼續下跌；經濟觸底，股市上漲；經濟回升市場殷市繼續上漲。
四、證券市場與經濟聯動性增強的政策含義
在對證券市場以及宏觀經濟進行調整的同時，國家政策應該逐步規范證券市場的秩序，讓股市真正成為中國經濟的晴雨表，為國家經濟調控提供決策的正確信息。
關鍵詞：經濟型酒店 市場細分 產品差異化戰略 必要性 實施建議
經濟型酒店（Economy / Budget Hotel）起源于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是相對于星級酒店這種傳統全服務型酒店（Full Service Hotel ）而言的一種新型酒店形態，目前在歐美國家已成為相當成熟的酒店業形式。經濟型酒店只重視提供客房和早餐以滿足消費者的基本需求，因而又稱為“有限服務酒店”。在服務對象上，以中低端商務者、休閑旅游者、學生、社會大眾等為主；在產品和服務上，以客房為靈魂，突出清潔衛生、舒適方便、簡單實用的特點；在價格設置上，從100到300元/天不等，以突出“經濟”的特點；在經營模式上，以連鎖和特許經營為主。目前在我國發展較為成熟的經濟型酒店品牌有：如家、漢庭、錦江之星、莫泰和七天連鎖等。
一、經濟型酒店發展現狀：
我國經濟型酒店在發展歷程中，已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市場原始驅動階段。1997年，錦江之星酒店在上海建立，標志著國內經濟型連鎖酒店的誕生。在市場需求尚未明確分化的情況下，此階段中大多數經濟型酒店把主要目標客戶模糊定位為商務人士和休閑旅游者。第二，產品成本控制階段。自2002年如家酒店連鎖成立后，經濟型酒店如雨后春筍般發展，紛紛圍繞價格、成本控制和服務質量進行同質化競爭。第三，品牌建設擴張階段。該階段，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絕大多數經濟型酒店以連鎖、特許經營的方式綜合各種營銷手段創建品牌，采用上市手段融資，擴大市場份額。
然而，在經歷了這三個發展階段后，發展初期在市場原始驅動下模糊定位的消費群體已發生明顯分化，商務人士、休閑旅游者、學生等不同消費群體的需求呈現顯著差異；產品和成本控制上的同質化競爭日益白熱化。如何把消費者的潛在需求轉化為現實需求，在產品差異化戰略上擴大市場份額推動著經濟型酒店的發展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市場細分和產品差異化階段。在這一階段，市場細分戰略的實施是重點。
二、市場細分戰略的必要性：
1、產品定位模糊，發展空間緊張
現階段，絕大多數經濟型酒店把關注重點放在市場份額和數量的擴張上，在客戶群體細分和產品設計上關注明顯不夠。主要表現在：開發的產品單一，將目標消費群體定位為商務人士，對休閑自助游客、背包客等重要消費群體的消費需求關注不夠，缺乏針對性產品。總體上看，當前的服務差異性也僅僅圍繞產品的價格和服務質量，尚未形成針對細分市場以滿足不同客戶群體需求的一套合理、完整的產品服務體系。面對著高端商務型酒店和低端社會旅館分化客戶群體的雙重擠壓，市場發展空間日趨緊張，直接體現在業績增長乏力。
以當今行業排名第一的如家連鎖酒店為例。如家在產品開發設計上，只制定不同價位等級，提供標準房、商務房、大床房等產品，然而不同產品間服務差別不大，沒有針對不同消費人群設計的差異化產品。盡管如家當前已在納斯達克上市，市場份額位居榜首，然而從2011年一季度公布的財務數據看，公司實現凈利潤3250萬元，與上年同期下滑70%，入住率85.1%，同比下降5.4個百分點，創八個季度以來最低。同時，相關研究數據表明，2007年，經濟型酒店單店年回報率由兩年前的30%～50% 下降到20%～30%，加上成本壓力日益加劇，導致利潤率不斷縮水。因而，可以看到，在當前市場競爭態勢下，未來發展空間日益緊張。
2、同質化競爭嚴重，價格戰日益白熱化
在當今發展空間日益緊張的情勢下，經濟型酒店沒有實行市場細分戰略，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十分雷同，不同酒店都提供一樣的客房，同樣強調舒適方便、經濟實用，同質化競爭現象嚴重。而面對較低的行業進入壁壘，市場擁有眾多的潛在進入者，據統計，僅2007年，全國經濟型酒店的數量就從727家，增長到至少1000家。這無疑使當前的同質化競爭漸趨白熱化。從波特五力模型角度分析，經濟型酒店面臨巨大新進入者的威脅、同行業的激烈競爭以及來自社會旅館和招待所的替代品威脅，因而缺乏核心競爭力，這必然導致激烈的價格戰。
價格戰是指為了搶占市場，把對手徹底擠出競爭市場，通過降低自身產品價格而采取的一種手段。目前，經濟型酒店的行業利潤率已經下降，面對通貨膨脹和地價上漲導致的高成本壓力，激烈的價格戰必然導致兩敗俱傷。從長期來看，收支的不平衡、現金流的不暢都會對其未來發展造成阻礙。由此可見，使用價格戰不是經濟型酒店競爭的長久之計，尋求市場細分下的產品差異化戰略才是其發展的必然選擇。正如如家的創始人，漢庭酒店董事長兼CEO引季琦所講：“當年如家快捷和錦江之星旅館的成功是定位的成功。而現階段，經濟型酒店的成功應該是產品細分的成功。”自引季琦在離開如家后，成功利用產品差異化戰略創建了新的品牌---漢庭，囊括了為商務者提供的“漢庭全季”酒店、為休閑旅游者提供的“漢庭快捷”酒店以及為青年背包客提供的“漢庭客棧”。 在短短五年時間內，市場細分戰略的推進使漢庭名列經濟型酒店排行榜前五位。
因而，在市場同質化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經濟型酒店只有依靠市場細分，開發差異化新產品才能搶占新“藍海”。
三、市場細分戰略實施建議：
1、開發差異化新產品：
市場細分戰略的實施首先必須明確不同目標客戶的需求動機、購買行為、消費模式，然后依據企業自身的資源與能力選擇適當的目標客戶，開發具有針對性的產品與服務，以求在差異化基礎上形成企業核心競爭力。
在我國依據市場細分戰略開發差異化產品可以從新市場及已有市場兩個方面入手：⑴ 開拓新的目標市場，將更多的客戶群體納入目標客戶群。長久以來，我國經濟型酒店多定位于滿足商務人士和休閑旅游者兩大群體需求為主，忽視了其他消費群體的需求。而老年旅游者、青年學生和自駕車游客群體的規模日益壯大，開發針對性的服務產品必將搶先在新的市場中占領制高點。例如，伴隨我國逐漸進入老齡化社會及老年人的對晚年生活質量 水平的要求日益提高，老年人多選擇同齡人團體出游或家庭一起出游，因此可以開發出針對老年旅游者需求特征的旅館。我國公路網的建設漸趨完善，根據國外發展經驗，汽車旅館這一細分市場極具發展潛力。⑵ 發展主題式經濟型酒店：對于傳統的商務、旅游市場，其發展已較為成熟，經濟型酒店可以選擇結合當地文化和地域特征對店面進行設計、裝飾，賦予酒店某些特色主題與元素，讓消費者在入住的同時體驗到濃厚的特色文化氛圍。目前，南苑e家商務連鎖酒店已初步顯現經濟型主題酒店的雛形，其內部裝飾融合了歐洲時尚元素和中國傳統元素，初步體現了主題體驗的概念。市場細分戰略下的主體化發展模式使南苑e家這個新品牌在當前激烈的同質化競爭中依然保持增長勢頭。
2、發展多品牌戰略：
如前所述，我國經濟型酒店目前正處于品牌建設擴張階段。品牌作為一種無形資產，通過消費者對其的忠誠度為企業占領市場份額，獲得競爭優勢。然而，當前經濟型酒店的品牌戰略多停留在單一品牌上，在市場細分和產品差異化的發展階段，只有采用多品牌組合經營模式才能滿足各個細分市場的需求，利用產品差異化戰略提高市場覆蓋率，從而在同質化的激烈競爭中占領新的“藍海”。
多品牌戰略是指企業在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根據細分市場的不同需求，利用當前已創立的知名品牌，開發出多個品牌，以形成相輔相成、共同發展的戰略。多品牌戰略為經濟型酒店未來發展帶來很多優勢。第一，多品牌戰略支持產品多元化，在細分市場時代有利于企業贏得市場份額。企業依據市場細分得到的不同目標客戶群體，針對其不同需求開發出差異化新產品，使消費者的潛在需求轉化為現實需求，從而提高市場覆蓋率。第二，多品牌戰略有利于經濟型酒店制定營銷策略。通過不同的品牌向消費者傳遞不同風格的企業文化、特色服務，從而通過網絡和口口相傳等方式進行營銷。
在細分市場戰略發展較好的歐美市場，經濟型酒店的多品牌戰略已發展成熟。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雅高集團。雅高集團開發的多品牌囊括有針對商務人士的較高端的宜必思(IBIS)品牌、針對延時居住性顧客而提供廚房設施的套房6（Studio 6）品牌、針對青年背包客的大眾品牌方程式1（Formula 1）和針對休閑旅行者開發的易塔普（Etap）品牌等。然而，在中國經濟型酒店市場，多品牌戰略仍處于探索階段。隨著漢庭在多品牌戰略上的成功，一向以連鎖擴張著稱的錦江之星也逐步開始探索開發較高端的商務酒店“白玉蘭”和針對大眾客戶的“百時快捷”。因此，多品牌戰略成為市場細分時代經濟型酒店發展的必然選擇。
3、抓住城市發展新契機：
市場細分戰略的實施前提是市場發展處于上升階段，多元化產品需求不斷增長。這不僅要求經濟型酒店企業在市場細分戰略的實施過程中要開發新的差異化產品、建立企業的多品牌經營，同時也要及時把握住城市發展過程中帶來的諸多新契機。
以上海市為例，針對上海市場，經濟型酒店產業在制定當前的市場細分戰略時可以充分利用以下發展機遇：首先，“兩個國際中心”的建設。隨著上海“兩個中心”建設規劃的逐步實施，在不斷加大的開放力度帶動下，國際商務會展業、油輪旅游產業等新的經濟增長點必將對國際商務、旅游業起到巨大拉動作用；其次，迪士尼樂園落戶上海。憑借上海世博會強勁的后續效應，上海力圖在未來五年以迪斯尼為核心，推進建設國際旅游度假區等重點項目。據有關機構估計，隨著迪士尼落戶上海，中國內地可能將有80%以上的游客被吸引到上海來，更有可能吸引到大量亞洲游客前來觀光。適時打造針對商務人士的“延時居住型”品牌以及適合來自于不同國家、文化游客的“主題式酒店”品牌必定會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其它城市如深港合作建設三大國際中心，天津建設“國家級中心城市”等城市發展中的有利契機，都將對經濟型酒店差異化戰略的實施提供更加廣闊的市場。
結語：
在依次經歷過規模急劇擴張的市場原始驅動階段，以及同質化競爭激烈的成本控制階段之后，經濟型酒店市場目前已經進入了以細化市場、推行差異化產品實現核心競爭力的新階段。能否成功地將競爭方式從過去的打價格戰轉移到建立一套系統的服務提供體系，提供滿足更廣闊客戶群體自身特點的產品，關系到企業未來的生存發展大計，值得每個參與者的深思。
根據前三季度規上工業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在6251家規上工業企業中，小型工業企業為5211家，大中型工業企業1040家。通過對上述二個群體的相關指標進行比對，從而初步得出在當前宏觀環境下，對寧波市規上小型工業企業運行狀況的基本評價。
一、市場實現指標分析
今年前三季度規上工業企業實現主營業務銷售收入增長為8505.41億元，同比增長22.93%。其中大中型和小型工業企業實現主營業務銷售收入增長分別為5379.69億元和3725.72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2.94%和22.92%。規上工業以及整體產銷率仍維持在98.17%高位運行。上述數據表明，盡管當前外需市場面臨著更多的挑戰，但一定程度上反映小型工業企業實現其產品價值的終端市場（至少在內需市場）基本順暢。
二、總成本結構分析
今年前三季度規上工業企業產品綜合成本率為85.58%，同比上升0.35個百分點，其中大中型和小型工業企業產品綜合成本率為分別為84.86%和86.82%，同比分別上升0.55個和0.01個百分點。上述數據表明，除了產品結構因素外，規模因素也是制約著工業產品綜合成本率高低的一個重要方面。通過上述比對，上述兩個群體相差不大，基本仍在寧波工業歷史形成的既有格局之內。同時，可能受非資金因素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中型工業企業綜合成本企升壓力相對更大。一是企業融資成本方面。今年前三季度規上工業企業發生的財務費用和其中的利息支出分別為109.90億元和108.76億元，同比分別增長為28.78%和40.48%；規上工業企業發生的財務費用和其中的利息支出分別占工業企業綜合成本約為1.51%和1.49%，同比分別上升0.06個和0.18個百分點。上述數據表明，對于規上工業整體而言，其融資成本客觀上存在上升趨勢，而主導融資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是利息支出過快增長。二是企業融資規模方面。今年前三季度規上工業企業銀行貸款余額為2419.47億元，同比增長16.18%。到三季度末為止所支付的財務費用與三季度末時點上的貸款規模之比為4.54%，同比增加了0.44個百分點。上述數據表明，對于規上工業整體而言，反映出融資規模增長將低于同期生產增長約5.92個百分點，符合寧波民營工業經濟自主資金運作生產的低調特色。同時，也反映出目前已局部蔓延的高利率化傾向，對于寧波工業經濟的影響更不能一概而論。在上述總體分析前提下，再進一步分企業規模進行觀察：大中型和小型工業企業財務費用分別為59.41億元和50.49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0.46%的40.16%；其中利息支出分別為59.05億元和49.70億元，同比分別增長32.98%的50.56%。利息支出占綜合成本的比重，大中型和小型工業企業分別為1.29%和1.83%，同比分別上升了0.09和0.34個百分點。與此同時，規上工業虧損面為15.6%，其中小型企業為15.9%，僅與全市平均水平僅差0.3個百分點；規上工業利潤總額和利稅合計分別為490.03億元和890.07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1.97%和22.60%，其中小型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和利稅合計分別為167.60億元和241.98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5.36%和25.67%，還分別高于大中型工業企業5.08個和4.18個百分點。上述數據表明，小型工業企業來自資金面的壓力不言而喻，但工業企業特別是小型工業企業并沒有據流傳的那樣嚴重，受資金面的約束而傳導到小型工業企業融資成本大幅高企（至少上升到3個百分點以上）的災難性的局面還未出現，相反，其效益增長還高于全市平均增長水平。以民營經濟為絕對主導的小型工業企業，出于靈敏的自我調節機制，最大可能會產生對下步工業經濟進一步快速增長有一定的制約，但在可預見的未來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問題可能性不大。
三、存量資產結構分析
今年前三季度寧波市規上工業資產合計和負債合計分別為9703.36億元和6140.35億元，資產負債率為63.28%，同比上升0.12個百分點。其中大中型工業企業的資產合計和負債合計分別為5739.96億元和3521.21億元，資產負債率為61.35%，同比上升0.07個百分點；其中小型工業企業的資產合計和負債合計分別為3963.40億元和2619.14億元，資產負債率為66.08%，同比上升0.12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在全部資產中，規模以上流動資產為5905.00億元，占同期總資產60.86%，同比上升3.52個百分點，其中大中型和小型工業企業的流動資產分別為3351.30億元和2553.70億元，分別占同期總資產58.39%和64.43%，同比分別上升4.09和2.58個百分點。上述數據表明，當前寧波市工業經濟總體的資產負債率仍維持“十一五”中期以來63%左右水平，長期存在的資金面約束和趨緊，并沒有本質上動搖既有的資產負債格局。小型工業企業呈現出流動資產和流動負債同步增長的特征，一方面由于授信、擔保等因素影響，寧波市小型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高于大中型工業企業5.73個百分點；另一方面在寧波相關金融機構的金融支持下小型工業企業的流動資產占同期總資產64.43%，同比上升2.58個百分點。
四、產出結構指標分析今
年前三季度規上工業完成工業總產值為8279.83億元，同比增長22.1%。從實物量結構觀察，主要產品產量增勢穩定，工業經濟實質性增長特征仍未消退。在生產并列入統計的278種工業產品中，有203種產品產量累計同比有不同程度增長，占統計品種的73.0%，有86種產品產量增幅超過20%，占統計品種的30.9%在重點產品中，原油加工量增長5.2%；水泥增長19.4%；化學纖維增長18.5%；汽車增長2.1%；民用鋼質船舶增長40.8%，發電量增長12.1%。上述數據表明，在相關效益指標仍保持略高于價值總量增長的前提下，工業產品產量增勢明顯。實物量增速與價值量增速基本匹配，當前工業經濟實質性增長格局并沒有出現根本性逆轉。在既有增長態勢下，進一步對價值量增長結構分析，“戰略新興傳優產業”實現的工業總產值5491.39億元，占同期規上工業產值62.90%，同比增長25.23%，高于同期規上工業增速3.14個百分點；再進一步對其中的“戰略新興產業”觀察，實現的工業總產值1525.42億元，同比增長17.21%，卻低于同期規上工業增速4.88個百分點。上述數據表明，主導目前工業經濟增長還是傳統優勢產業，而且隨著外部環境相對趨緊，工業生產回落已經觸及最具有活力的工業群體，與上半年相比，“戰略新興傳優產業”占同期規上工業產值份額回落了0.2個百分點，而且從目前寧波工業結構現狀分析，加快培育“戰略新興產業”已在“十二五”時期乃至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寧波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
關鍵詞：建筑市場；經濟結構；概念；特點；理論研究
一、建筑市場經濟結構性理論基本分析
（一）建筑市場與經濟結構的概念
1.建筑市場
建筑工程市場簡稱建筑市場，主要是用來進行建筑商品和建筑商品的相關要素交換的地方。建筑市場有廣義和狹義上的兩種定義。廣義上的建筑市場，特指建筑商品供求關系的總和，它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包括建筑商品在使用上的需求程度、建筑商品在進行交易的過程中形成的各種關系，甚至包括狹義上的建筑工程市場。
狹義上的建筑市場，特指建筑商品的交易過程。由于建筑商品本身條件的限制，比如體型過于龐大，易碎，隱形物品，或無法移動等，不存在固定的交易地點，也不可能集中在一定的時間進行交易。有的是通過招標的方式完成的，有的需要特定的時間，所以完成的過程便可以成為狹義上的建筑市場。
2.經濟結構
在現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最主要的是建筑市場商品的價值規律，它的經濟結構組成是多樣化的，在各項建筑市場經濟活動中，有自然壟斷的、提供公共品的、具有外部性的等等。建筑市場經濟實則是建筑行業改革下催生的產物。
（二）建筑市場的特點
建筑市場的存在有其自身的特點，目前我國的建筑行業處在一個過渡階段，由完全的國家指令性計劃向自由投標轉變，這只是一個美好的藍圖，實施過程需要必要存在問題。
第一，建筑市場的施工廠家為了得到工程，超過其他廠商，在宣傳過程中會夸大自己的施工實力，而真實情況未必如此。第二，在同一層次的建筑企業所獲得的信息基本上是一致的，相差并不大，在招標的同時，各個單位的綜合水平也是比較均衡的。第三，國家計劃下的招標決定了在和交易過程中誰是受益最大的，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一般市場不會出現商品過剩的現象。由于受到國家的控制，也更有利于買方市場，建筑市場的急速膨脹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二、建筑市場經濟結構理論性深入探討
建筑市場從交易開始到交易結束的時間是非常長的，建筑市場上的商品的供應量任何時候都是在過去決策出來的，從建筑市場經濟理論性的特點和發展情況來看，上期的價格決定了商品的供給量，而本期商品的價格則決定了本期商品的需求量。比如，住房的供應量應該看長期的價格，時間延遲會造成價格的不靈敏，會使住房供應的曲線圖的坡度發展較緩。建筑市場的經濟結構是一個很復雜的理論關系，建筑市場價格的變動是由供需關系決定的，只有深入研究才能把握發展的規律。
（一）建筑市場與經濟結構的關系
第一，當建筑市場的需求彈性值絕對值大于供給彈性值的絕對值時，建筑市場的價格和產量的波動越來越小，最后會獲得平衡。這個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總的可以分四個階段，（1）由于外在的一些其他原因可能會導致建筑市場的產量減少，實際產量小于均衡產量價格會上升。（2）在建筑商品價格過高時，廠家會把產量增加，當價格大于均衡產量時，價格會降低。（3）當建筑市場的價格過低時，廠家會把生產量減少，小于均衡產量時，價格會上升。（4）
當建筑市場的價格提高，產量上升高于均衡產量時，價格又會下降。
第二，當建筑市場的需求彈性的絕對值等于供給彈性的絕對值時，產量波動、價格波動會始終在同一幅度進行。在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建筑市場上產量減少，價格又會上升。這是一個循環的階段，不會逐步接近均衡點，也不會進一步偏離均衡點。
第三，當建筑市場的需求彈性值絕對值小于供給彈性值的絕對值時，建筑市場價格和建筑產量會離均衡點越來越遠。由于外在原因減產，實際建筑市場產量會小于均衡產量，于是價格
就會上升。反之，則價格下降。
（二）建筑市場經濟結構的理論研究
（1）建筑市場產品價格的競爭已進入慘烈化階段。據有關數據顯示，中國建筑業 2008 年利率為2.3%，至2009年為2.2%，而2010年江蘇省，作為建筑大省其產值利潤率則不足2%。從這一組數據可看出建筑行業產值利潤率呈逐年下降狀態，各大廠家為了達到爭奪建筑市場的施工經營承包權的目的，在產品承包價格上展上了惡性競爭。
（2）建筑市場經濟結構機制比較自由，競爭市場上廠商是價格的接受者，所有廠家不能改變價格，部分壟斷企業為了維護其完全的壟斷地位，會放棄眼前利益，或者降低產品價格阻止其他企業進入建筑市場。單個廠商的需求價格線和水平線相同，同時需求價格線又是邊際收益線和平均收益線。
（3）建筑市場經濟結構在國家計劃指導下決定了建筑產品的投資方向，在國民經擠系統中效益較大，國家計劃指導是國民經濟發展中相對重要的環節。
（三）建筑市場經濟結構的發展
第一，我們應該調整基建施工的能力，改善施工企業的構成成分。國家有計劃地指導企業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給予支持。企業本身要提高員工素質，管理水平以及科學技術發展水平，這些都可以增加建筑市場的核心競爭力。
第二，確定相匹配的投資計劃。首先要保證建筑總投資的穩定性，施工能力的匹配性以及施工過程中的連續性，確定合理的投入時間，在引導購房時要注意平衡需求。
第三，著眼長久利益，放棄眼前利益。建筑單位利用建筑市場的有利條件為買方打造最好的環境，不可以無科學性的壓低價格，或者故意縮短工期。
三、結束語
近年來，我國的建筑企業也在不斷的改革，建筑市場也更加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的發展規律，建筑市場和經濟已掛鉤，隨著建筑市場的不斷完善，以及市場經濟的逐步轉化，建筑市場將會迎來一個新的天地。同時，建筑市場也存在自己的弊端，許多建筑市場尚未開放，仍然還是以實行指令性計劃的方式為主，有許多企業名義上實行招標，但依然是分配任務，在現有的國家指令性計劃下，嚴格的說是不可能形成市場關系的。針對此種情況，應采取一定措施。建筑市場內部競爭要公平化，遵守交易雙方平等互惠的原則。實行全面的招商也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下的要求，更是建筑市場發展的需要。根據各方面的綜合分析，建筑市場的運行還是良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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