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12 09: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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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以促進縣域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保障畜產品供給安全為目標，以畜牧業產業化經營為核心，牢固樹立為養而種，為加而養的觀念，加速現代化產業龍頭企業建設，加速標準化產業基地建設，構建現代畜牧業生產和保障體系，促進畜牧業發展質量和效益同步增長，促進傳統畜牧業向現代畜牧業轉變，把畜牧業建設成為我市農村經濟第一主導產業，努力把*市建設成為全省現代畜牧業大市，為奮戰三年、再造*做出貢獻。
二、發展目標
到2010年，全市畜牧業生產實現以下主要目標：
畜禽養殖及畜產品加工業總產值由94億元提高到210億元，增長1.2倍。其中畜禽養殖業產值由60.2元提高到110億元，增長83%；畜產品加工業產值由33.8億元提高到100億元，增長195%。畜禽養殖及畜產品加工業增加值由38億元提高到84億元，其中畜禽養殖業增加值由24億元提高到44億元，畜產品加工業增加值由14億元提高到40億元。
畜牧業總產值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達到50%左右；肉、蛋、奶產量分別實現50萬噸、40萬噸、12萬噸；全市人均牧業純收入達到2000元，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達到30%左右；
規模化飼養比重達到80%以上，良種率由50%提高到80%，畜禽產品中無公害、綠色、有機產品比重分別達到60%、20%、10%，畜禽產品訂單生產比重達到50%以上；形成比較完善的現代畜牧業生產體系和完善的動物衛生組織體系。
畜牧業主要生產指標在全省位次穩步提升，進入前三強。其中，養羊業居全省第一位，牛、豬、禽產業均進入全省前四名；在畜牧業產業化建設中，建成全省第一的肉牛、肉羊屠宰加工企業，生豬綜合加工能力居全省前列。
三、建設內容
（一）強力推進龍頭企業建設，促進產業化經營快速發展
堅持擴能與新建并重和自建與引進并重的原則，加快實現“三個一批”。
做大做強一批，解決現有龍頭企業規模小、牽動力弱的問題。到2010年，現有龍頭企業都要基本達產，同時部分企業進行二期工程擴建。在生豬產業上，*柏慧燕都食品有限公司年產值由2007年的3.8億元增加到10億元，凌源嘉珍興業食品有限公司由2007年的0.4億元增加到2億元，北票宏順食品有限公司由2007年的1.7億元增加到5億元；在牛產業上，遼寧宏達牛業發展有限公司年產值由2007年的2.55億元增加到20億元，遼寧澳珍乳業有限公司由2007年的0.4億元增加到2億元；在肉禽產業上，北票宏發食品有限公司年產值由2007年的3.8億元增加到22億元，*縣分享禽業有限公司由2007年的0.12億元增加到2億元，*縣鑫波牧業有限公司由2007年的0.2億元增加到2億元，喀左利州鵝業有限公司由2007年的1.4億元增加到5億元。
加快新建一批，圍繞養殖基地新上精深加工項目，并盡快達產。在生豬產業上，在凌源建設年產值達到35億元的遼寧萬亨牧業有限公司，在北票建設年產值達到30億元的北票宏大牧業有限公司；在羊產業上，在建平建設年產值達到30億元的遼寧鑫楓羊業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在禽業生產上，在龍城區建設年產值達到2億元蛋粉的富榮科技有限公司，在凌源建設年屠宰加工能力1000萬只鵝鴨的藍翔牧業有限公司。
招商引進一批，主要集中在皮、毛、骨、血、肉的精深加工上，最大限度拉長畜產品加工產業鏈條，增加產品附加值，使龍頭企業建設薄弱的產業實現重大突破。到2010年，全市銷售額10億元以上的龍頭企業達到3—5個，5億元以上的龍頭企業達到5—8個。建成國家級畜牧業產業化龍頭企業2-3個，省級20個以上，市級50個以上。開展名牌畜禽產品認定工作，力爭取得國家級名牌產品2-3個，省級名牌產品10個以上，市級名牌產品20個以上。
（二）加快畜產品生產基地建設，促進畜牧業生產方式轉變
堅持區域化布局、差異化發展的原則，根據各地產業基礎狀況，明確區域功能定位，加快建設產業帶，形成各具特色的優勢畜禽產品產區，逐步形成建平縣以肉羊、肉牛為重點，凌源市以肉牛、生豬為重點，北票市以禽、豬為重點，*縣以肉雞產業為重點，喀左縣以鵝鴨為重點，龍城、雙塔兩區以奶牛、蛋雞為重點的產業格局
以標準化畜禽養殖小區建設為核心，以基地鄉、標準化專業村（屯）、規模飼養大場大戶建設為基礎，迅速壯大畜禽養殖基地整體規模。到2010年，建設標準化畜禽養殖專業小區2049個，其中新建1180個；建設產業化基地鄉100個，其中新建35個；建設標準化專業村（屯）550個，其中新建190個；發展標準化規模飼養戶3.5萬戶，其中新發展0.9萬戶。全市產業化基地訂單畜禽養殖數量力爭達到全市畜禽總量的60%以上。
（三）創新畜牧業發展模式，建立健全互利雙贏新機制
以貫徹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為主要內容，充分認識創新模式在推動畜牧業快速持續健康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特別要注重推行“公司+合作組織+農戶（農場）、公司+養殖基地+農戶、公司養殖基地+農民”等新模式，充分發揮合作組織、專業合作社及龍頭企業的現代化管理職能，確保龍頭企業對基地生產規模、產品品質及生產經營風險的有效調控，形成龍頭企業與基地建設銜接緊密、運轉高效、互惠雙贏的新機制，提升畜牧業的產業化經營水平和現代化程度。采取多種形式，引導各類生產合作型、銷售合作型、技術服務型農民專業合作組織逐步向各類畜牧業專業合作社發展，大幅度提高廣大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引導和扶持龍頭企業與農戶建立訂單標準化生產、保護價收購的雙贏機制，為龍頭企業產品開發奠定基礎，為農戶抵御市場風險提供保障，實現龍頭企業與農戶長久共生共存、共同發展。新建標準化養殖小區農戶參加合作組織的比重要達到80%。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強保障體系建設，確保畜牧業健康發展
1、建設畜禽良種繁育體系。要加強種畜禽場建設，通過新建和老場擴建，提高自主供種能力。建設重點是祖代蛋用種雞場、祖代肉用種雞場、原種豬場、二元種豬場和父母代種禽場。到2010年，全市良種自給供種率達到80%以上。在生豬生產上，原種豬場基礎母豬存欄規模由現在的1000頭增加到4000頭；純種豬場基礎母豬存欄由現在的6000頭增加到2.2萬頭；標準二元母豬場基礎母豬存欄由現在的8.6萬頭增加到13萬頭。在種豬場建設上，在全市形成以凌源禾豐、福諾為主帶動凌源市；以建平潤興、富源為主帶動建平縣；以喀左鴻興、凌河為主帶動喀左縣；以北票宏順、安信、盛達為主帶動北票市；以*縣種豬場、龍城德鳳為主帶動*縣并輻射兩區的種豬生產格局。在種禽生產上，北票新建1萬套規模的祖代肉用種雞場，擴建北票宏發父母代種雞場規模由現在的10萬套達到20萬套；在*城區周邊建設存欄1萬套的祖代蛋種雞場，全市父母代蛋種雞存欄由現在的8.5萬套增加到20萬套。開展新品種引進推廣工作，加強改良網絡建設，努力實現規模飼養戶、專業小區（大場、大戶）、專業村（屯）、產業化基地鄉良種全覆蓋。要整合資源，提高種畜及設備（設施）利用率，加強對開展多畜種改良、輻射面廣的區域性綜合供銷站建設，每年新建10個以上。加強種畜禽執法體系建設，健全完善市、縣、鄉三級種畜禽監管體系，實現種畜禽由生產到經營的全面監管，推進全社會畜禽產品質量和養殖效益同步增長。
2、建設科技支持體系。加快市、縣、鄉三級畜牧技術推廣體系建設步伐，鄉（鎮）動物防疫監督所加掛畜牧技術推廣站牌子，承擔畜牧業生產實用技術培訓、推廣、普及的職責。實施科技入戶工程，提高畜牧生產實用技術普及率。開展生產實用技術的引進、研發、試驗、示范及推廣，本著市抓新技術、新品種引進與示范，縣（市）區抓推廣與應用的原則，圍繞產業化基地建設的高效益生產技術、循環經濟發展的關鍵技術等，搞好引進、示范、推廣工作。
3、建設飼草飼料生產體系。大力發展草業經濟，加快發展林下種草和人工種草。貫徹落實《草原法》，以省政府確立的科爾沁草地南緣沙化治理項目為契機，搞好草原確權，大力開展草場圍欄和草場補播，到2010年，完成沙化治理面積163萬畝。開展飼料作物種植及加工利用，到2010年，全市糧飼兼用玉米種植面積達到玉米種植面積的80%以上，農作物秸稈轉化為飼料的轉化利用率達到60%以上。加快和優化飼料工業發展，提高飼料企業的生產規模和科技水平，提高產品知名度和信譽。鼓勵養殖小區、養殖大戶圍繞牛、羊產業基地建設糖化飼料廠，促進糧食就地轉化。到2010，飼料產量（折配合飼料）達到200萬噸，比2007翻一番，產值達到32億元，比2007增長1.5倍。全市年加工能力達到20萬噸以上、10-20噸、5-10萬噸飼料廠分別達到5個、5個和6個。
4、建設動物疫病防控體系。在全面鞏固動物衛生管理體制改革成果的基礎上，嚴格按照人員編制到位、人員錄用和工資到位、辦公場所到位、工作職責到位的“四到位”建設標準，全面完成鄉（鎮）動物防疫監督所的建設。加強重大動物疫病預警、預報體系建設，市縣兩級動物疫病診斷中心化驗室要加大基礎設施改造、儀器設備購置和疫病監測所需資金的投入，確保用2年的時間全部通過省業務部門的達標認證，為政府決策重大動物疫病防控提供科學依據。加強冷鏈系統建設，要嚴格按照省動監局的建設標準，市縣兩級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要分別建成不少于150、100立方米的疫苗儲存冷庫，并配備必要的運輸工具；鄉（鎮）動物防疫監督所要配備轄區內免疫所需疫苗儲存的冰柜和冰箱。加強動物衛生工作電子網絡化建設，逐步實現市、縣、鄉、村動物衛生工作網絡化管理，建立健全統一指揮、反應靈敏、運轉高效、保障有力的突發重大動物疫情應急體系，提高應急處置能力和行政補救能力。
5、建設畜產品質量安全保障體系。建立動物免疫標識可追溯體系，對各類畜禽養殖實行檔案管理，完善畜產品質量可追溯制度，保證動物及動物產品的衛生安全。加強獸藥、飼料添加劑等投入品的監管，以查處違法生產、違法經營與違法使用為重點，嚴厲打擊制售使用假劣獸藥、飼料的違法行為。加強無公害畜產品認證與監管工作，以產地與產品一體化認證為主要形式，穩步推進無公害畜產品和產地認證工作，到2010年，全市畜產品中無公害、綠色、有機產品比重分別達到60%、20%和10%。
6、建設畜禽產品市場流通體系。促進畜禽產品交易市場規模擴大與功能完善，增加交易量，擴大輻射范圍，增加牽動力。建設一批跨省、區的大型畜禽交易市場，新建一批特色畜禽產品專業市場，牽動*肉驢、蜂、兔、毛、皮等特色產業的發展。建立健全信息收集、分析和體系，及時市場信息，促進畜禽產品流通，指導生產者合理安排生產，正確引導生產者進行生產調控，平抑生產波動。
（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動畜牧業加快發展
一是加大財政支持力度。市、縣要本著分級負責、各有側重的原則，建立畜牧業生產發展基金，要確保按每年遞增20%的比例增加投入。主要用于畜禽良種繁育體系建設，新品種、新技術的引進、試驗、示范和推廣，標準化養殖示范，科技培訓和重大動物疫病防控等。二是整合各類支農專項資金。對農業綜合開發、扶貧開發、移民搬遷、土地整理、以工代賑、農業科研等各專項資金，本著渠道不變、各盡其力、各記其功、成果共享的原則，加大對畜牧業發展的投入比重。三是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金融部門要進一步降低信貸門檻，擴大貸款額度，對畜牧業項目要優先安排，重點支持。四是加大保險支持力度。在啟動種豬保險試點基礎上，開展牛、羊、豬、禽等產業保險，增強畜牧業抵御市場風險、疫病風險和自然災害的能力。
關鍵詞：牧區合作組織；中小企業；合作
一、牧區合作組織與中小企業合作的必要性
牧區合作組織與中小企業合作有利于增加牧民收入。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的難點是“三農、三牧”問題，重點是增加農牧民的收入，特別是現金收入。通過牧區合作組織與中小企業的合作，通過發放貸款能解決農牧民想發展與資金缺乏的矛盾；通過簽訂購銷合同，能夠解決農牧民買難、賣難的問題；通過制定保護價降低畜牧業的市場風險。所有這些必將加快畜牧業的發展，有效地增加農牧民的收入。
牧區合作組織與中小企業合作有利于保護草原生態環境。國家西部大開發把生態環境建設放在首位，強調西部大開發要科技領先，改變傳統的畜牧業經營方式，在退耕還林、退耕還草的前提下發展畜牧業。通過牧區合作組織與中小企業的合作，發展高產飼草料種植，擴大舍飼，可減輕操場壓力，加快植被的恢復，促進生態環境的良性循環，實現畜牧業的可持續發展。
牧區合作組織與中小企業的合作有利于加快牧區工業經濟發展。以牧區為主的旗縣工業基礎差、底子薄、存量不足、增量有限。目前，工業企業較少且技術水平低，很難滿足畜牧業產業快速發展的需要。通過牧區合作組織與中小企業的合作，可以培育壯大畜牧業龍頭企業，促進畜牧業產品加工產業升級和畜牧業產品的結構調整，將肉類加工、皮革、毛絨等企業聯動起來，加快以畜牧業為主的旗縣工業經濟發展，盤活現有存量資產。這對于增加地方收入、擴大就業、保持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牧區合作組織與中小企業的合作具有很好的示范和帶動作用。牧區合作組織通過與中小企業的合作對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起到帶動作用。通過牧區合作組織與中小企業的合作，加快推進具有畜牧業旗縣地理標識品牌的畜產品推廣力度，充分依靠地方品牌效應，努力創建國家知名品牌，實現品牌和效益最大化。
二、牧區合作組織與中小企業合作的制約因素
（一）直接制約因素
1.利益。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牧民是自主經營的經濟活動主體，是一個標準意義上的“經濟人”。牧民是以提高經濟效益、追求利潤為根本目的的。這與合作組織和中小企業合作的“共享利益、共擔風險”存在矛盾。
2.風險。“三牧”屬于風險比較高的產業。而目前牧區牧業保險嚴重滯后，尤其是缺乏政策性保險制度。所有這些導致牧民不愿意冒險經營，但在特殊情況下，如經濟困難或利潤極大時，也會“鋌而走險”，從事經營活動。因此，風險對牧民的經濟活動行為的制約作用影響著牧區合作組織與中小企業的合作。
3.資金。資金是經濟活動正常進行的物質基礎。牧區合作組織與中小企業合作中，大量的信貸投入提高了畜牧業產品深度轉化的能力和附加值，推進了畜牧業優質、生態、安全畜產品精加工，加大了對奶牛、肉牛和肉羊標準化養殖小區的建設。但是，長期以來，農村信用社針對牧戶的信貸品種主要是小額信用貸款、聯保貸款和擔保貸款等少數幾種。信貸品種的單一性很難滿足“三牧”經濟的長期大額資金需求。
4.技術。技術是牧區牧民進行經濟活動的一個直接制約因素。牧區合作組織與中小企業合作，并對優勢特色畜牧業產品良種的研發和繁育、疾病防控、防災減災等進行科技創新，但是牧民沒有技術，也沒有接受過專業技術培訓，畜牧業前沿性科研成果轉化為項目的過程很慢。畜牧業生產科技化程度低，仍然處于低效益、粗放式經營階段。
（二）間接制約因素
1.信息。信息作為一種重要的公共產品，是與加強畜牧業、發展牧區、富裕牧民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但是，牧區大多處在半封閉狀態，牧區信息服務建設在基礎設施、信息資源、技術手段、組織管理等方面遠遠不能滿足牧區合作組織對于信息服務發展的要求。因此，信息不暢是制約牧區合作組織發展的原因之一。
2.競爭。市場經濟是開放的、競爭的經濟。競爭機制的存在產生優勝劣汰，使市場資源配置得到優化。作為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畜牧業產品市場自然服從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而且畜牧業產品市場是具有完全競爭市場的特點，牧民經濟行為的趨同性使畜牧業產品的競爭十分激烈。作為畜牧業產品市場主體的牧區合作組織參與市場競爭有利于提升效率。然而，競爭者跟牧區合作組織直接爭奪資源和市場，可能阻礙牧區合作組織的發展。
3.政策。在社會主義社會，國家對經濟的指導是長期的、深遠的。牧民是社會經濟活動中的弱勢群體，他們需要國家在相關政策上給與扶植、優惠。與一般營利性企業相比，牧區合作組織不能完全適應和依賴市場機制的作用。因而，國家政策的任何調整、變化，都會影響到牧民的既得利益。
4.環境。“三牧”作為社會大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發展離不開社會的發展。當前，畜牧業產業化、宏觀政策支持、政府行為的介入、文化影響等方面存在的許多問題都是阻礙合作組織發展的環境因素。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的任何變化都會深深地影響牧民的經濟行為。根據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適時地調整自己的經濟行為，是牧民必然的，也是正確的選擇。牧區合作組織作為新生物在內部環境方面也存在著制度不完善、管理機制不健全、利益分配機制不合理等問題。
三、中小企業為牧區合作經濟組織提供服務的建議
中小企業為牧區合作組織培育和開拓市場，引導牧區合作組織按市場需求組織生產、加工，發展第二、第三產業，增強市場的配套功能；拓展市場空間，逐步實現生產與需求相連接，開拓外阜市場和國際市場，增加市場競爭力。
中小企業為牧區合作組織建立和建設商品基地。為了加快畜牧業產業發展，必須改變傳統生產方式，通過定向投入、定向服務，加強基地建設。在牧區合作組織內重點搞好種源基地建設，商品基地建設，形成若干個專業蘇木、專業嘎查，理順產、加、銷三者的關系，通過市場―中小企業―農合作組織的運作方式，中小企業一頭連接市場，一頭連接牧民，是整個環節中的重要環節，它既是企業原料市場供應者和組織者，又是牧民走向市場、進行蓄牧業產品交易的銷售者。因此，抓好中介組織的建設，充分發揮其作用，把分散的牧民組織到主導產業行列中來，形成較大的市場規模和商品基地，提高牧民組織化程度，加快畜牧業產業化進程。
中小企業為牧區合作組織培育龍頭加工企業。龍頭企業是蓄牧業產業化的核心，只有抓住這個龍頭，蓄牧業產業化的進程才能加快。因此，必須把持扶和發展龍頭企業作為推進畜牧業產業化的首要工作來抓。根據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和大力發展綠色產業和特色經濟的總體要求，畜牧業產品的開發思路是通過綜合深度開發，促進牧區畜牧業產品結構調整與升級，徹底改變目前小冷庫、個人小作坊分散加工條件差及產品檔次低的局面，改變現有科技含量低、市場占有量低、經濟效益差的局面，促進畜牧業產品資源優勢轉化，形成帶動牧區乃至相關區域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
中小企業將為牧區合作組織提供融資服務、技術服務。中小企業幫助牧區合作組織積極爭取支牧資金，完善多方式、多渠道、多元化畜牧業投入機制，增強畜牧業發展后勁；中小企業為牧區合作組織培養指導有技術、有素質的畜牧業生產隊伍，推廣現代科技，引入新品種、新技術、提高畜牧業科技含量，改變傳統生產模式，建立生態養殖模式等。
參考文獻：
[1]楊青貴.農民專業合作社限制市場競爭力行為探究[J].農業經濟問題，2010（08）.
[2]吳光宇.農村牧區經濟合作組織發展的制約因素及對策研究[J].牧區經濟，2011（03）.
一、全市畜牧業發展情況
2007年全市畜牧業總收入達到22.8億元，較上年增長10.4%，主要畜產品產量分別達到：肉類產量3.34萬噸，較上年增長33.1%；蛋類產量3.15萬噸，同比增長9.2%，奶類產量8.58萬噸，同比持平。全市畜牧業持續穩定增長。畜牧生產也出現許多新特點、新變化，呈現出較強的發展勢頭。
（一）生豬產銷兩旺，養殖規模、效益同步大幅高速增長。受2006年生豬市場低靡、生豬疫情及2007年以來飼料價格上漲等因素影響，全國生豬存欄量大幅下降，使生豬價格一路走高，不斷創出歷史新高。目前，活豬價格16.4元/公斤以上、仔豬21元/公斤、豬肉價格在28.8元/公斤以上。我市由于生豬疫情控制措施得力，沒有出現重大疫情，2006年生豬生產發展平穩，市場形勢好轉后，生產發展迅速，2007年全市存欄量達到29.2萬頭，同比增長21.7%，實現銷售收入5.3億元，同比增長130.4%，新增純收入4396萬元，成為農民增收的重點項目。能繁母豬存養量2.95萬頭，同比增長12.17%，為我市生豬生產提供了廣闊發展空間。
（二）奶牛養殖業穩定發展。乳業龍頭嘉盛乳業有限公司生產能力和市場規模不斷擴大，為我市奶牛養殖業奠定了堅實的發展基礎，加之奶業市場好轉，原料奶價格上升，由年初的1.9元/公斤上升到2.8元/公斤。由于連續幾年的品種改良，奶牛質量不斷提高，使奶牛養殖具有較好的經濟效益，保證了我市奶牛養殖業的穩定發展，2007奶牛全市奶牛村養量達到2.05頭，同比增長0.5%。
（三）家禽業發展態勢良好。雞蛋、肉雞價格雙雙上揚，增長幅度分別達到16.4%、13.9%，帶動養禽業快速發展，全市家禽存養量達到327.1萬只，同比增長5.2%。桃園、淼海兩個無公害認證企業蛋雞存養量雙雙突破30萬只，成為威海市最大的兩個蛋雞養殖場，使我市養禽規模養殖比重到96.3%。
（四）特種毛皮動物養殖在調整中平穩過渡。2007年全市特種毛皮動物存養量達到650萬只，創歷史最高水平，同比增長16.1%，實現銷售收入8.2億元，是我市最大的畜牧養殖項目，在畜牧生產中處于重要位置。但由于氣候變暖，我們傳統的東歐市場消費結構發生變化，逐步由低檔皮向中高檔皮轉變，需求量減少，價格下跌，對我市特種毛皮動物養殖業造成沖擊。2007年種獸存養量下降為100多萬只，同比下降30%，但仍然是我市畜牧業的重點發展項目，將在抓品種結構調整的基礎上力求新的突破。
二、畜牧工作情況
2007年我們堅持以提高畜牧業整體素質和競爭力為核心,以科技創新為動力,進一步調整優化畜牧業結構,大力發展規模養殖,推進標準化生產、產業化經營,強化支撐服務體系建設，扎扎實實開展工作。
（一）抓畜牧標準化建設，全面提升畜牧業綜合生產能力和競爭能力把標準化建設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抓，通過強化服務、爭取項目等各項措施和途徑，從基礎設施建設、品種改良、實用技術推廣應用等方面推進畜牧標準化進程，累計爭取國家、省標準化建設資金329萬元，使我市標準化建設工作取得初步成果。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重點抓了鮑村奶牛場、嶗山養豬場、金曲家養豬場等7個標準化規模養殖改造項目建設和基層標準化獸醫站基本設施項目建設，爭取國家、省無償資金215萬元。通過標準化改造項目建設，為全市畜牧標準化工作起到示范帶動作用。在畜禽良種改良方面，重點抓了四項工作，一是組織實施國家良種奶牛改良項目，爭取國家資金40萬元，免費為奶牛養殖場戶提供優質精管20000支，建立了15個奶牛人工配種站點，形成覆蓋全市的奶牛良種繁育推廣體系，有效提高了我市奶牛品質。二是加大生豬良種化工作。充分利用我市環山種豬場的優勢，大力推廣“洋三元”雜交技術，組織實施省生豬人工配種站項目，爭取省投資10萬元，建成我市第一個生豬配種站，使我市生豬良種率達到95%以上。三是加強特種毛皮動物的良種改良工作，不斷加大宣傳力度，增強養殖戶的良種意識，大力推廣靖海漁業公司引進的美國金箔爾水貂，共推廣原種及雜交品種30多萬只，使水貂良種改良面達到40%。聯系東北、濰坊等地種狐貍養殖場20多家，在我市建立人工配種點，使全市狐貍的雜交改良面達到46%，優化和改善了我市特種毛皮動物的品種結構，對提高我市特種毛皮的市場競爭力，促進生產的發展起到積極作用。四是積極引進煙臺益生種畜禽有限公司投資3000萬元，在上莊、大疃新建兩座肉食雞種雞飼養孵化場，使該公司在我市的種雞場達到3家，新增孵化設施，生產能力達到12萬套，為我市肉雞產業化經營打下良好的基礎。在實用技術推廣應用方面。強化科普宣傳，充分利用自身的技術優勢，深入鄉村集市舉辦各類技術培訓班，開展科普活動，2007年共舉辦各類培訓班20多次，培訓3000多人次，發放各類宣傳資料3萬多份。全面開展“畜牧科技人員聯系千場萬戶活動”，全系統108名技術人員聯系養殖場410個、養殖戶3600個，定期上門服務，幫助解決生產中的困難，交流傳遞相關信息。通過以上兩項活動，促進口蹄疫、禽流感、雞新城疫、高致病性豬藍耳病、布魯氏桿菌病等重大動物疫病程序化免疫，奶牛疾病綜合防治、畜禽科學飼養、人工配種、飼料青貯、種草養畜、畜禽糞便處理利用等技術的推廣應用，對提高畜牧生產水平和競爭能力提到重要作用。
（二）抓行政執法，全面提升動物食品衛生安全水平一是防疫執法。2007年國家規定重點防控的重大動物疫病由過去的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2種增加到4種，新增高致病性豬藍耳病和雞新城疫，防控任務重，疫情形勢更加復雜，為此，我們加大工作力度，在總結以往防控經驗的基礎上全面推行“五位一體”重大動物疫病防控責任管理體系。消毒打基礎。堅持季節性消毒與日常性消毒相結合，科學合理安排消毒滅源。2007年春秋防疫全市組建消毒隊16支、857人，負責養殖環境和重點部位的消毒工作，使用消毒劑16噸，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發生和傳播。免疫抓關鍵。免疫是防控重大動物疫病的關鍵，我們把落實責任，抓好落實作為第一抓手，實行行政、業務雙軌責任制，使免疫工作做到層層有人管、環環有人抓、事事有人做，真正實現“鎮不漏村、村不漏戶、戶不漏畜禽、畜禽不漏針”。檢疫作保障。在檢疫監督環節明確檢疫人員的職責，嚴格做到產地檢疫、屠宰檢疫、市場監督“三到位”。在經營流通環節落實生產銷售單位的責任，通過聯合執法，加強監督檢查，嚴防非檢疫產品進入市場。檢測看效果。進一步建立健全免疫檢測和采樣工作制度，全市成立重大動物疫病防控工作檢查小組，適時對全市規模飼養場和散養戶進行抽樣檢測，對檢測達不到要求的，及時進行補充免疫。管理促規范。建立健全防疫督導、免疫檔案管理和疫苗管理制度。成立督導小組，局領導班子成員帶隊，劃片督導防控工作。實行市局和基層站上下、形式、內容、管理技術四統一的檔案管理制度。推行收取押金回收疫苗包裝的做法，有效控制了疫苗浪費現象。二是抓獸藥管理執法。一方面認真貫徹落實新的《獸藥管理條例》，提高了政務公開水平，簡化辦事程序，提高辦事效率。今年獸藥經營企業換證30家。另一方面，加大獸藥管理力度。充分發揮職能作用，緊密結合畜產品質量安全大檢查活動，在貫徹落實好新的《獸藥管理條例》的基礎上，通過強化宣傳、加強獸藥生產、經營、使用環節的管理，加大獸藥監督管理執行力度，先后查處違法獸藥經營案件10起，立案查處8起，結案7起，申請法院強制執行1起，嚴厲打擊了各種非法生產經營獸藥及假冒偽劣獸藥行為。三是抓飼料管理執法。舉辦全市飼料生產企業培訓班，進一步提高企業的生產管理水平，規范企業的生產經營行為，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協助省畜牧辦公室對部分申辦《動物源性飼料產品安全衛生合格證》的魚粉生產企業進行審核驗收，截止目前，全市共有32個魚粉生產企業取得《動物源性飼料產品安全衛生合格證》，還有20多家魚粉企業正在申報之中。通過申辦《動物源性飼料產品安全衛生合格證》，使我市魚粉生產加工企業逐步走上規范化、可持續發展之路，“*魚粉”成為全國飼料行業的知名品牌。
（三）抓畜牧合作經濟組織建設，全面提高畜牧產業化水平畜牧合作經濟組織能把集體、個體及其他各種利益主體的資金、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優化配置起來，是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引導農民分散經營與統一大市場對接，抵御市場風險，實現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徑，也是畜牧產業化運作的有效組織載體。我們從深化農村改革、發展和穩定的大局出發，高度重視畜牧合作經濟組織的獨特作用，大力發展畜牧合作經濟組織。一是組織召開畜牧合作組織工作會議。今年6月份，組織召開全市畜牧合作組織工作會議，提高廣大養殖業主對發展畜牧合作組織重要性的認識，并對具體工作進行安排部署。二是組織外出參觀學習。7-9月份先后組織相關人員到畜牧合作經濟組織發展較好的煙臺、濰坊等地市參觀學習，學到許多好的經驗和做法，促進了畜牧合作經濟組織的快速發展。三是組織培訓班。為加快畜牧合作經濟組織有關知識的普及，促進畜牧合作經濟組織建設的規范化，先后共舉辦3次畜牧合作經濟組織講座和培訓班。四是積極促生畜牧合作組織。在組建兔業、鹿野協會基礎上，9月份指導組建了*市特種毛皮動物養殖合作社，11月份籌建了俚島鎮奶牛合作社，嶗山街道的生豬合作社、崖西鎮奶牛合作社等畜牧合作組織都在積極籌建之中。畜牧合作經濟組織有效避免了生產和市場脫節，減少生產發展的盲目性，減少供求矛盾，使調控畜牧業找到抓手，更好行使指導調控職能，同時使畜牧養殖的組織方式得到轉變，為實現標準化飼養夯實了基礎。
（四）黨建工作情況。一是積極參加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活動。按照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要求，制定《畜牧局新農村建設方案》，大力發展健康養殖業。積極開展包村扶貧工作。一方面招商“澳洲淡水龍蝦養殖基地”項目，總投資1000萬元，為邢格莊村建立穩定的增收項目；另一方面投資2.5萬元用于邢格莊村安裝路燈、進行村街村路整修改建、添置辦公桌椅等；另外，結合“親情手拉手”活動，領導干部每人都為聯親對象送去1000元養殖扶持資金。同時還為一名家庭困難的學生聯系就讀學校，并與學校溝通，為其免去學費，而且還給予500元的資助。為所聯系的大魚島完小送去12臺電腦，價值4萬多元；踴躍參與社會救助活動，全系統干部職工個人慈善捐款4.5萬余元、包村扶貧捐款1.3萬余元，各站集體捐款4.1萬余元，全部款項均用到為困難企業職工送溫暖、支援災區建設、包村扶貧、聯系薄弱學校、植樹造林等工作中去。二是鞏固先進性教育成果，加強行風建設。落實“提高黨員素質，加強組織建設，服務人民群眾，促進各項工作”的要求，組織干部職工按照有關規定和要求，“照鏡子”、“亮底子”、“挖根子”，認真自查并糾正自身存在的各種問題。開展爭創和諧機關、黨風黨紀法律法規等一系列教育活動，進一步增強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和責任意識。開展“畜牧科技推廣年”活動、推動畜牧保險業務開展等，取得良好的社會效益。實行政務公開，落實工作制度，嚴格辦事紀律，接受社會監督，提升畜牧系統的社會形象。
四、2008年畜牧工作打算盡管我市畜牧業總的發展態勢較好，但在實際中仍存在一些問題。一是畜牧生產科技含量低，飼養管理水平不高，畜產品質量缺乏有效保障。二是產業化程度較低，缺少相應的加工企業，毛皮的營銷與國際市場也缺乏對接，沒有形成完整的產業鏈條。三是規模化、標準化水平低，不符合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村容整潔的要求。四是畜禽品種質量與畜牧業發達縣市存在一定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畜牧業持續快速發展。2008年工作計劃如下：
（一）指導思想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繼續認真貫徹新農村建設有關文件精神，圍繞農民增收及促進畜牧業經濟全面發展，加快畜牧產業結構調整步伐，促進產業化快速發展，加快獸醫管理體制，改革積極開展畜禽品種改良，大力發展畜牧合作經濟組織，為發展壯大外向型畜牧業打下堅實基礎。
1.1發展現狀
1.1.1糧食生產總量平衡
近年來,晉城市玉米、小麥、雜糧等糧食作物年播種面積穩定在22.11萬hm2以上,隨著作物品種不斷優化及種植技術推廣,糧食生產能力不斷提升,糧食總產量近年來穩定在7.5億kg以上,確保了糧食自給有余,實現了糧食生產總量平衡。
1.1.2六大特色產業初具規模
近年來,晉城市圍繞經濟發展規劃總體目標,通過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初步形成了畜牧、蠶桑、蔬菜、干鮮果、小雜糧、中藥材六大特色產業,帶動農業經濟的快速發展。
1.1.3農業龍頭企業有了一定數量
近年來晉城市農業產業化經營發展較快,涌現出一批農產品品牌,全市43家市級以上農業重點龍頭企業,獲得山西省著名商標23個,國家名牌產品2個,中國名牌農產品1個,國家地理產品保護標志4個。
1.1.4農民組織化程度明顯提高
目前,全市農民專業合作社總數達到2000余個,合作社涵蓋了晉城市六大特色農業產業,覆蓋了60%的行政村,入社農戶4.6萬戶,入社社員收入比未入社農民高出20%。
1.1.5政策扶持推動力初步顯現
近年來晉城市對農業產業化的扶持力度不斷加大,特別是對畜牧業、蔬菜產業扶持上體現得尤為明顯,極大地調動和保護了廣大農民種植蔬菜和從事養殖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良好的社會效果。
1.2主要特點
1.2.1小而全雖然晉城市產業規模較小,但農作物種類繁多,各種五谷雜糧、各類干鮮果品、蔬菜、蠶桑、食用菌以及多種中草藥遍布全市。
1.2.2少而優各類農產品數量雖少,但品質優。境內屬暖溫帶半濕潤季風氣候類型,四季分明,冬長夏短,雨熱同季,氣候溫和適中。年均氣溫11.5℃,日平均氣溫≥0℃的積溫一般在3368℃~4471℃,無霜期185d左右,年均降水量達600~650mm。森林覆蓋率達35.7%。
1.2.3稀而特晉城境內山地丘陵面積占到87%,晝夜溫差大,獨特多樣的小氣候,造就出一大批具有地域特色、品質獨特的稀有農產品。比如澤州縣巴公大蔥、澤州紅山楂、魯村小米;高平大黃梨、王報紅蘿卜;陽城山茱萸、陽城蠶繭;陵川“五花芯”黨參、大紅袍花椒、黑木耳,沁水七須黃花菜、蜂蜜、端氏紫皮蒜等。
2晉城市農業產業化發展存在問題及原因
2.1發展現狀
2.1.1糧食產業農業基礎設施薄弱,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不強;農資價格高位持續攀升,糧食生產成本高、效益低;糧食總產量供求緊平衡,細糧結構性短缺問題突出。
2.1.2六大特色產業畜牧業開放程度低,外向型發展偏差;蠶桑業龍頭企業不強,對產業發展牽引能力弱,科技型人才缺乏;蔬菜產業種植零散,市場規模小,水資源缺乏,技術人員不足;干鮮果業規模小,產業化水平低;小雜糧產業種植投入少,種植效益低;中藥材產業科研投入少,加工規模小,服務體系不完善。
2.1.3農業專業合作社扶持力度不夠,農民認識不夠,發展規模偏小,帶動輻射的范圍小,市場競爭能力比較弱,管理不太規范。
2.1.4農業龍頭企業數量少、規模小,生產標準化、產品品牌化、市場國際化程度低,經營管理落后,投資主體和融資手段單一。
2.2原因分析
2.2.1客觀上受限制晉城所處山丘地區,人均耕地少,耕作方式以戶為單位,不利于形成規模的種植基地。
2.2.2主觀上有差距對農業產業化重視程度還不夠,缺乏統一的、有力的、連續的扶持政策,產業化經營機制還不夠健全。
3晉城市農業產業化發展途徑
3.1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高糧食生產的綜合能力
建立科研與生產緊密結合型的產業化經營基地,大力發展以種養業為原料的食品加工業,加快發展繁推一體化的種業集團,創優糧食產業化的發展環境。
3.2強化農業培訓,提高科技服務能力
依托畜牧、蠶桑、蔬菜、干鮮果、小雜糧、中藥材六大特色產業優勢,進一步優化發展環境,加大政策扶持,強化農民培訓,提高服務功能,致力形成區域化、規模化、產業化、市場化的特色產業基地,打造帶動農民增收的地標性農產品品牌,為農業產業化打下良好基礎。
3.3加強特色農業產品基地建設,提升區域特色經濟發展能力
根據區域地理和氣候優勢,搞好區域發展規劃,著力建設7個特色農業產業帶,即澤州、陽城、高平和沁水四縣小麥優勢產業帶、太行山南端優質玉米雜糧產業帶、南牛北豬東西羊健康養殖畜牧產業帶、太岳中條兩山優質蠶桑產業帶、沁丹兩河流域無公害蔬菜產業帶、丘陵山區優質無公害干鮮果產業帶和高垣山區優質中藥材產業帶。縣域特色產業發展要遵循自然生態規律,在區域優勢產業帶的先決條件下發展特色農業經濟。
關鍵詞：生態畜牧業；西部草原畜牧業
中圖分類號：S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621X（2012）01-0118-10
一、生態畜牧業理論和實踐
中國現有264個牧區和半牧區縣（旗），分布在內蒙古、新疆、青海、、甘肅、四川、寧夏、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西等12個省區，土地面積385萬平方公里，占中國國土面積的40%，大多處于西部邊疆民族地區，生態、生產和社會文化功能極為重要，一直被認為是“草原畜牧業的重要生產基地、草原游牧文化的發祥地，維系我國生態安全的綠色屏障”。近十年來，我國“三牧問題”（牧區、牧業、牧民）也比較突出，表現為：草原生態持續退化，牧業成本不斷增加，牧民生活水平明顯下降，牧區貧富差距正在加劇。“三牧”已經引起了中央和國務院的高度重視，2010年10月12日，國務院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建立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促進牧民增收，從2011年起，中央財政每年安排資金134億元，在內蒙古、新疆（含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和云南8個主要草原牧區省（區），全面建立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
由于全球氣候變暖加上一些人為因素[1]，中國西部草原土壤沙化和水土流失日益嚴重，可供牲畜食用的優良牧草比例減少[2]。草原生態退化直接影響到牧民們賴以生存的畜牧業發展。如何既能保護好草原的生態又能提高西部草原上的牧民們生活條件是很多專家學者一直都在思考的問題。
國內的學者們普遍意識到對中國西部草原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性[3]。草原良好的生態環境除了有利于牧民們畜牧業的發展，同時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規模沙塵暴的出現。但現實情況是對草原生態的保護并未做到實處。楊德亮指出，一些地方領導，誤把資源優勢當成產業優勢，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招商引資使得牧區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產生了不可低估的負面作用。這些開發不僅沒有實質性的改善當地牧民的生活條件，反而加快了草場資源的退化和沙化。根據楊德亮的報告，青海省祁連縣在政府大力招商引資和小煤礦整治政策背景下，2004年西部礦業公司正式收購兼并了祁連縣多隆煤廠。與此同時，大規模的采金活動在20世紀 80年代初恢復， 80年代后期采金達到頂峰，過度采礦致使祁連縣方圓十幾公里散落著一堆堆的石頭，遍布著一個個大坑，濕地迅速惡化為沙石灘，對整個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型破壞[4]。學者達林太和鄭易生指出：“工礦產業采挖和開發是近20年來日益加劇草原破壞因素。草原牧區有著豐富的礦產資源，煤、鐵、稀土、銅、鉛、金、銀等許多礦產儲量都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一些開發商追逐利潤，紛紛到草原開礦產辦公，當地政府為了盡快脫貧致富，‘肥水快流’，大、中、小型項目一起上， 還大搞招商引資，開發和掠奪資源。這些項目有許多是一哄而上，并沒有經過環境影響評價或環境經濟評估論證，因而帶來許多生態環境災難。工礦企業開發，首先要占用大量草場土地，其次工礦企業要嚴重污染環境，特別是污染牧區寶貴的水源，對大氣污染也不可忽視，如氟化物污染可使牧草中毒，牲畜得氟牙病死亡，由于廢水，廢氣的污染，土壤的酸堿度發生了變化，也影響了植被的演替，礦山大量剝離物和廢渣推積也污染環境。工礦業開發要破壞草原植被，土地塌陷，水土流失等造成嚴重的植被破壞，有些根本無法恢復。”[5]
除了盡量減少對草原礦產的過度開發，為了避免對草原造成更大的破壞，學者楊德亮倡導實施“生態購買”，通過國家購買生態，把牧民實行地域性轉移，進而減少人類干擾 ，減少放牧，從而實現植被、 地表水、 地下水等生態系統的自我修復與良性循環。他指出生態移民一方面既保護了自然生態草原的自我平衡，又有利于牧民改變生產模式，實現致富。但是，許多學者反對這種觀點。杜發春以青海三江源為例指出，國家和地方政府實施了退牧還草及生態移民方案，要求牧民搬遷后對草場進行禁牧，使草場休養生息，自然恢復。但由于沒有專門的草場管護人員和足夠維護資金，導使禁牧草場超載無人監管，加之禁牧草場不是連片集中，而是呈鑲嵌式分布，部分以草定畜的留居戶跨區放牧、侵占草場現象也屢有發生， 并沒有真正達到維護草原生態系統的目的。另外移出的牧戶多以老年牧戶、無畜/少畜戶為主 ， 分別占移民戶總數48.5%和 68.3%，牲畜多的、中青年牧戶普遍不愿移民，因此通過移民實現草地載畜量明顯減少的目標很難實現。
在對一些文獻資料進行梳理后，國內的一些學者對牧民實行遷徙，控制牲畜的做法持懷疑態度。生態移民的措施是基于“平衡理論”的假設，即生態系統是平衡的，系統的不平衡是由于牧民的牲畜過多和過度放牧引起的。但國外的一些學者比如Ellis和Swift提出了“非平衡理論”，認為草原生態系統并非是平衡的，簡單的控制牲畜和將牧民遷移并不能真正意義上實現草原的生態平衡。奧巴等總結了平衡與非平衡生態系統最根本的區別。（見表1）。學者王曉毅，張倩和荀麗麗在《非平衡、共有和地方性——草原管理的新思考》一書中指出發展草原生態畜牧業的兩個理論“平衡理論”和“非平衡理論”，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平衡理論”依靠一個固定統一的承載力，不適合多變的放牧系統，從而制約了發展草原生態畜牧業，而“非平衡系統理論”強調放牧影響不是特別重要，對發展草原生態畜牧業的指導也有局限性。
國內一些學者根據“平衡理論”提出牧民定居是實現草原畜牧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使牧民定居下來既是牧區實現現代化的基本條件也是維護草原的很好措施[6]。但根據“非平衡理論”，使牧民定居并不能真正達到保護草原的目的，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另外，牧民們傳統的生活方式是游牧，逐水草而居，從人類學意義上講，單方面的要求牧民們放棄自身傳統的文化體系，是對人類文化多元性的一種變相壓迫。因此如何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護游牧文化，又能實實在在地提高牧民的生活質量和維護草原的生態是一個新的挑戰。
“資源環境經濟理論”對如何發展中國西部草原畜牧業經濟提供了參考性的理論框架。大衛·皮爾和科里·特納在《Economic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一書中探討了“資源環境經濟理論”。根據大衛·皮爾和科里·特納的定義，該理論強調科學地處理產業的發展與自然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要在人類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都立足于資源與環境的現狀，把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放在首位，使經濟建設與資源、環境相協調，實現良性循環。顏景辰提出在傳統畜牧業粗放、鏈短、低效的情況下，資源環境理論對我國生態畜牧業的發展有著很好的指導意義，進而論證了在中國西部草原發展生態畜牧業的可行性。生態畜牧業結合了市場目標，環境目標和社會目標，充分體現了生態價值，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銜接[7]。生態畜牧業是運用生態系統的生態原理、食物鏈原理、物質循環再生原理和物質共生原理， 采用系統工程方法， 吸收現代科學技術， 以發展畜牧業為主， 農、林、草、牧、副、漁因地制宜， 合理搭配， 以實現生態、經濟、社會效益統一的牧業產業體系， 是技術畜牧業的高級階段。生態型畜牧業主要包括生態型動物養殖業、生態型畜產品加工業和廢棄物的無污染處理業[8]。學者雷華和穆曉峰提出了生態畜牧業發展的四個類型：（1）資源配置型，進行畜牧業季節性生產。（2）多級利用型，在養殖技術中， 通過食物鏈循環， 實現物質能量多級利用， 以增加物質產品產出量。（3）綜合利用型，利用塑料大棚配套生產技術。（4）系統調控型，依反芻家畜 （牛、羊） 瘤胃微生物酶之功效， 充分利用粗纖維飼料和非蛋白氮之生物學特性， 通過秸稈氨化、青貯、微貯等技術， 利用 3/4 的秸稈、糠、麩、餅、渣及牧草等光合產物， 飼喂反芻家畜[9]。
盡管在中國西部草原發展生態畜牧業面臨很大挑戰，還未形成成熟的系統理論框架和科技支持，但近年來根據中國畜牧業發展趨勢， 發展生態畜牧業成為一個必然的趨勢。中國西部地區的生態畜牧業建設正處在發展的關鍵時期，生態畜牧業建設正面臨著新的歷史機遇和有利條件，國務院出臺的《關于支持青海等省藏區經濟社會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08〕34號），是一個指導青海省藏區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從國家層面提出了一整套針對藏區實際的發展方向、重點領域、主要任務、重大項目和支持政策，對于推進生態畜牧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從2008年起青海省開始在三江源區試點以合作社為載體的集約化經營模式。國家政府給予農牧民一定的補助， 支持和鼓勵冬春草場人工飼料基地的建設、 對草原圍欄、建立牲畜暖棚圈、 免疫注射等等，實現標準暖棚舍飼養畜、 人工飼草料種植儲藏、 圍欄草場劃區輪牧、水電路條件配套四位一體的基礎設施建設， 大體實現了人居有住房、草地有圍欄、 牲畜有棚圈、冬春有貯草的目標 [10]。
根據中國科學院2010年9月1號的項目研究報告，從2008年起青海省牧區7個縣逐步實施開展生態畜牧業試點工作，以合作社為平臺，努力轉變生產經營方式和發展模式。根據不同的生態條件、自然資源狀況和勞動力素質，探索出以門源縣蘇吉灘鄉蘇吉灣村、天峻縣新源鎮梅隴村、河南縣優干寧鎮吉仁村為代表的以牲畜、草場作價入股，實行股份制經營為特點的模式；以共和縣倒淌河鎮哈乙亥村為代表的以分流牧業人口、草場合理流轉、大戶規模經營為特點的模式；以貴南縣塔秀鄉子哈村、治多縣治渠鄉同卡村為代表的以聯戶經營、分工協作、優化畜種畜群結構為特點的模式。
2010年青海省在總結試點村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用3年時間，在牧區30個縣的883個牧業行政村全面推進生態畜牧業建設，實現全覆蓋。2010年5月青海省生態畜牧業建設試點工作正式啟動，各試點地區根據省政府的部署，開始落實農牧廳下發的《關于開展生態畜牧業建設試點工作的意見》[11]。2011年7月青海省政府批復同意了《海南藏族自治州生態畜牧業可持續發展實驗區規劃》，海南州的主要做法是率先探索和推廣可持續發展集成技術，引領生態畜牧業的發展。
總而言之，生態畜牧業對中國西部草原畜牧業經濟的轉型具有參考性，但同時發展生態畜牧業也面臨著諸多挑戰。以下是一些學者們對中國西部畜牧業轉型以及實施生態畜牧業的發展可行性提出的觀點。
二、草原游牧文明與畜牧業經濟轉型
中國西部牧區和生活在西部的牧民在一些影視媒體中被刻畫出一幅貧窮落后和無知的印象。國家對西部的整體建設概念是“發展西部”，其中蘊含在背后的哲學理念中不免帶有以人類的不斷進步為前提的單向線性歷史觀，將傳統的游牧文化視為是不適應時展趨勢的。在如今中國大力市場化和經濟化的整體時代背景下，從單純的經濟收入視角看，西部牧民的生活方式是不符合當代中國發展趨勢的。然而，從深層次的哲學意義上講，落后與否不能簡單的從經濟收入來衡量。在思考如何發展中國西部牧區的解讀過程中應警惕“社會達爾文主義”，不能簡單的將西部草原游牧文明安置在整個文化體系的底端。相反，應充分反思草原游牧文明對當地生態環境的適應性和重要性。
西方社會科學家在20世紀20年代開始逐步反思西方的社會進化論哲學理念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本土生態知識的價值日益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得以體現，并且得到主流學者的充分認可。學者王曉毅，張倩和荀麗麗綜合了西方學者對本土生態知識不同的定義后，總結出：“本土生態知識是一套關于包括人類在內的生物物種之間的關系及其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的認識、實踐與信仰的累積性的體系。它在人類適應性生存的過程中不斷演化，在文化傳播中代代相承。它是關于生物和其他環境現象的一種地方性知識，也是一種當地人的本土實踐，更是一種凝結于人們關于其在生態系統中的位置和人與自然互動關系的觀念中的信仰。本土知識是長期存在于某一地區的知識總體，這種知識關系到傳統的規范和社會價值，也關系到引導、組織和規范他們的生活方式并賦予其生活以意義的精神結構。”[12]他們進一步指出本土生態知識是一種知識-實踐-信仰的復合體。從實踐經驗知識的層面上看，牧民們對他們祖祖輩輩所生活的草原環境里一系列關于生物、土地、自然景觀等等都有著深刻的認知。這種知識結構的復雜性并不亞于教科書上科學家們所列出的知識結構，是歷代牧民實踐總結的實地知識，具有寶貴的實際科研價值，并不是一套落后的知識體系。當地的牧民們對長期生活的草原干旱氣候，變化不定的雨量有著敏感的認知。并且他們會根據不同季節、養分質量，地形與海拔、方位、生態區域和植物群落、顏色、土壤性質、水質水量、距離營地的遠近等要素對草原加以細致入微的分析。與之相應，牧民對草原植物也依照其生長周期，對牲畜的適口性、出芽早晚等因素有著詳細的分類。對于長期生活在草原的牧民們，草原不是簡單的被植被覆蓋的土地，而是蘊藏著各種寶貴的自然知識，并且載畜量是一個持續變化的變量而不是一個恒定的絕對值。具體豐富的經驗知識經過總結后，可以更好的幫助當地的牧民進行冬夏季草場的遷徙，對牲畜進行管理和適度調整。草原牧民們的生產習慣事實上非常吻合干旱和半干旱的草原生態的“不確定性”。
草原游牧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樣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有著重要的文化價值，并不能用簡單的經濟效益去衡量。根據中國科學院2010年9月1號的項目研究報告內容，有部分學者認為當地草原牧民偏重于宗教觀引導和自然規律性感悟及其傳承，而缺乏理性。該項目研究報告同時指出對待宗教文化應需持尊重的態度。游牧生產方式是孕育藏傳傳統文化的土壤，藏傳佛教某種程度上決定著藏族的風俗習慣和行為方式，是牧業社會的一個文化載體。從抽象層面講，宗教是一種宇宙觀，是當地牧民對本土生態知識體系中較為復雜和抽象的。涂爾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也指出宗教是一種本土知識體系。本土族群的文化內核通常體現在宗教儀式上。藏傳佛教的教義認為自然是神圣的，將人與自然視為一個休戚相關的共同體。這種核心理念價值是可以更好地促進當地牧民們積極地參與生態畜牧業的發展和保護當地生態環境，可以為牧民的畜牧生產和當地的生態系統和諧共存提供一個很好的文化價值體系。
另外，草原牧民群眾有經營畜牧業的豐富經驗，比如青海省的藏族和蒙古族牧民群眾長期生活在環境艱苦的草原牧區 ，世代從事畜牧業生產，積累了一整套經營管理草原畜牧業的豐富經驗 ，這些是中國發展畜牧業經濟的主要實際操作知識。但一般來說牧民們對土地退化理解為不可避免的土地老化過程，或者認為只是暫時的可逆轉的現象。因此牧民們可能缺乏必要的動機來重新認識草原，需要新的知識結構的補充。總體來說，牧民們缺少相應的文化科普知識，這對發展生態畜牧業不利。因此需當地政府應在結合當地草原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基礎上對牧民們進行一些關于生態畜牧業知識結構和理論背景的科普宣傳。政府如何對牧民們進行科普教育需要一個科學、 完整的培訓方案，一些專家學者可以對此進行實證性的探討研究。根據青海省委農村牧區工作領導小組的報告，青海省科技廳已在貴南草業公司建立起相應的培訓技術服務體系，開展周邊牧民實用技術培訓，共培訓果洛新村、同德縣的2個移民村，貴南縣的2個移民村的牧民480人次，牧民群眾從事生態畜牧業的信心明顯增強。
三、關于人工種草和圍封草場的爭議
青海、內蒙古、新疆三省區的牧區分別占本省區土地總面積的96%、66%和50%。甘肅、寧夏的牧區面積各占本省土地總面積的30%左右。西北牧區基本都地處陸地邊疆，是大量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域。在廣闊的草原上居住著蒙古、藏、哈薩克、柯爾克孜、塔吉克、裕固、鄂溫克族等10多個少數民族。總體來說牧區資源雖然豐富，但自然條件較為復雜，干旱缺水，生態環境尤為脆弱。國家在大力發展牧區經濟的過程中制定了一些實際操作的政策，然而一些學者對一些具體的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不同的參考性意見。根據已發表的文獻資料，人工種草和圍封草場的爭議性較大。
1.西部牧區人工種草的可行性
學者周海虹和陳瑋都提出鼓勵農牧民從事高效農業、養殖業、種植業等，進而提出鑒于西部地區的飼料生產能力差的實際情況，人工種草是解決畜草矛盾的根本措施之一，只有通過播種或補種優良牧草的辦法來改良草原，并培養人工或半人工草場， 通過灌溉、施肥以及防止獸害和蟲害等辦法提高草原的生產能力。陳瑋認為人工草場可大致提高產草能力8倍，在其他條件同樣的情況下 ，草場的載畜能力也按同比例提高，每單位牲畜所需草場面積則按比例降低。王功民也指出通過試點建設初步形成的以貴南縣塔秀鄉子哈村為代表的依托退耕還草建植人工草地，發展種草養畜的生態畜牧業建設模式。2009年8月中旬青海省啟動了“青海省種草養畜及有機畜牧業關鍵技術集成與示范”的項目，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解決天然草原過度放牧的問題和傳統生產方式落后的問題，進而提高畜牧業生產科技產量。該項目總經費1030萬元，科技資助經費540萬元。其中一個專題就是在適宜的地區建立主要依靠種植人工草地，加工草產品。項目擬在青海省的農牧交錯處（同德、貴南等）和適宜種植人工飼草的地區，種植優質牧草，將牧草就地加工，力求種草。項目初步設計種植15萬畝各類飼草料生產基地，加工牧草12.5萬噸，可為22萬個羊單位提供1年的飼草量，有效減輕項目區及周邊地區300萬畝天然草地放牧壓力。截至2009年12月，共建成5.8萬畝人工草地，相當于116萬畝天然草地產草量，或7.7萬個羊單位1年飼料量。120飼草資源置換模式在三江源地區建植優良人工草地可以為當地的牧民們提供豐富的飼料資源，尤其是在天然牧草極端缺乏的冬春季節為畜群提供飼草。
然而一些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由于中國西部牧區的土壤條件較為脆弱，不宜過度開墾種植草場。學者劉紅梅質疑了人工種植草場在西部牧區的可行性[13]。西部草原的土層較薄，土壤沙礫含量重，極易引起沙化，因此人工種草需要非常謹慎。在中國西部高原地區比如三江源地區，人工種草會導致土地沙化，種的草也會很快退化，因此絕不能仿照農業區大力發展舍飼畜牧業，這會導致原有的生態平衡遭到進一步的破壞。朱宗元也指出：“目前牧區草原的自然條件不允許大面積種草，也不允許大面積開荒。從長遠來看，舍飼會對常年放牧的羊的羊毛和皮草質量造成影響。人工草場需要灌水，而草原的水資源是有限的。可開采的地下水中，動儲量不多，因為草場均處于干旱，半干旱地區，年降水量較少，河流少，流域面積也小。地下水資源為靜儲量，過度開采會導致水資源枯竭。”
2.圍封草場的實效性
在國家實行生態移民的過程中，一些草原出于保護的目的，被人為的圍封。但圍封草場需要考慮到草原資源的合理利用。圍封應根據草場的類型和退化的程度及草場的利用方式而異，封育可采用圍欄封育與人工管護封育相結合的辦法，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并不是圍封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所有牧戶把其承包的全部草場都圍起來就能達到保護草場的目的。實施退耕還草和生態移民后，大量草場的管護問題也頗為棘手。由于被圍封的草場缺乏監管，并未真正意義上達到了畜牧和自然環境的和諧發展。
一些自然科學家論證了事實上輕中度放牧對植被有促進作用。首先，在輕牧條件下，放牧吃掉植物的枯枝爛葉，使得植物在生長季節，尤其是后期仍能保持較旺盛的光合能力，維持自身消耗，促進植物在后期的生長[14]。其次，適中的周期性的放牧可以降低群落中優勢種在競爭中的作用，為其他物種的發展創造潛在的生態位，從而增加草地植物群落的多樣性。通過連續移走植物活組織和減少死亡物質的積累，牲畜發揮著刺激和保持新物質生產的功能，在輕中度放牧條件下，放牧植被比非放牧植被分配更多的資源給活的生物。相反，圍封禁牧的草地由于沒有有蹄類動物的生態互動，難以實現天然草地生態系統的進展演替。缺乏動物對草原的干預，草原土壤中的氮元素循環很難維系，也可能會進一步造成地方優良畜種的消失。
四、牧區經濟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中國西北畜牧業歷史悠久，目前西北牧區基本還保留著是游牧半游牧為主的生產方式，單純經營畜產品原料的單一經濟結構，加上草原的嚴重退化，當地牧民的社會經濟狀況較為滯后。學者韓俊指出：“牧區貧困與草原退化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互為因果。草原退化是牧區貧困的重要原因，牧區貧困也促使牧民對草原進一步掠奪，更增進了草原退化，最終形成草原退化-牧區貧困-草原進一步退化-牧區進一步貧困的惡性循環。”草原畜牧業是牧民們賴以生存的經濟發展基礎，畜產品是牧民們收入的主要經濟來源，牧區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國家歷來高度重視牧區工作，在不同歷史時期都對牧區工作作出重要決策和部署，并不斷加大支持力度。但由于自然、地理、歷史等諸多原因，牧區發展仍然面臨不少特殊的困難和問題，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狀況仍然沒有根本改變，傳統的畜牧業經濟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大浪潮下顯得比較薄弱。一些學者分析了在中國西部牧區發展生態畜牧業的一些主要問題。
1.牧區畜群結構不合理
我國西部一些牧民以牲畜數量來顯示富裕程度，部分牧民不愿出欄牲畜，把牲畜作為財富直到養死為止，老殘畜比例過大，畜群結構不合理。然而發展畜牧業經濟， 需要抓好畜牧品種的改良， 這既是發展牧區經濟的前提，也是基礎。目前國家和地方政府對牧區的畜種結構和品種結構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優化。西部青海的7個試點村共淘汰劣質公羊1000余只、公牛500余頭，引進藏系種羊1916只、大通牦牛種公牛57頭、半細毛種羊70只，使藏羊選育達到4萬只、牦牛復壯達到2000頭、半細毛羊改良數量達到2萬只，從而使畜群畜種結構不斷優化，生產性能進一步提高。根據青海省委農村牧區工作領導小組的報告內容，為了促進牧區經濟發展，制定了歐拉羊繁育、選育、飼養管理和生產性能測定。在海北州青海湖農場、剛察縣哈爾蓋鎮察拉村和海晏縣三角城西岔村中的76戶示范戶中開展羔羊育肥工作。共選調陶賽特，優質藏系種公羊36只，與當地1150只藏系羊雜交。在河南縣試行了以生產歐拉羊種羊。歐拉型藏羊生產性能得以提高，項目區以歐拉型藏羊為主。然后，一些學者意識到畜群結構的改良存在一些問題，雖然短期內牧民的收入通過畜群結構的調整得以提高，但從長遠地角度看，應盡量避免將牲畜往家畜方向改良。學者劉書潤提出：“家畜改良的方向有很多問題，家養動物多年后自然退化，投入會越來越高，所以牧民養畜時，隔若干代就要讓畜種和野牛、野馬、大頭羊再配種，是往野了改，不是往人工了改，而現在為了高產引進的是完全不適應當地的外來種。完全舍飼，不讓羊掉膘，羊吃得太飽，羊絨會變粗。”
總體上來說，我國西部牧區還需繼續強化牧區畜種改良和選育工作，國家和當地政府應積極配套資金，加大牦牛、藏羊、半細毛羊等品種種畜引進力度，切實擴大改良范圍，加快畜種結構調整進程。但與此同時，需要注意畜群改良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避免牲畜往家畜方向改良。
2.西部牧區生產方式科技含量低
中國西部大部分牧區的畜牧方式科技含量很低，短期內很難真正實現畜牧業的現代化。用科技提高畜牧業的經濟效益的問題已經成為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但增加畜牧業產業化科技含量和提高勞動生產率需要引進大量的科技性畜牧人才，和具備相應的硬件設施條件。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跨學科領域的合作，尤其是和畜牧工程專業的學者進行溝通，單純的人文社科專業的學者很難提出真正的解決辦法。產品的附加值較低，產品國際市場競爭力主要體現在勞動力成本優勢和資源優勢，而非品牌和科技優勢。
3.畜產品流通體系不健全，市場輻射面太小
由于西部地區較為偏遠，牧區地域遼闊，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流通渠道單一，導致牧區的產品未能很好的商品化和市場化。不少畜產品生產和銷售脫節，市場體系建設滯后，缺少龍頭企業。牧區與畜產品聯系在一起的儲藏、加工 、分級 、包裝等環節很不健全，產品的附加值不高，這些都嚴重地制約了當地牧民收入的增加。因此一些學者提出了把優勢畜牧業資源開發和市場需求結合起來的想法。牧民的商品意識和效益觀念不強，惜售思想比較嚴重，認為發展畜牧業的目的不是面向市場銷售，因此開拓西部地區畜產品市場的力度不夠，西部牧區的畜產品不能及時的對外銷售，導致商品化的經營無法有效地實現。
4.西部畜牧業信息化建設滯后
滯后的信息系統和市場預測系統不能滿足西部畜牧業生產的需要，不利于生態畜牧業的社會化和商品化生產。學者郭映義和才讓吉指出，目前青海省還沒有建立起有效的統籌協調管理機制，信息共享程度低，在信息分類分級、收集渠道和信息應用環境等方面還沒有統一的標準體系。發展生態畜牧業需要健全的信息資源網絡。總體來說，目前中國西部地區的信息資源缺乏有效整合，政府部門難以及時分析和甄別信息，不利于生態畜牧業的整體發展。學者達林太和鄭易生指出，從信息提供量看，西部地區的牧民們缺少有針對性、實用性的，貼近實際、可操作的個性化的信息內容。當地牧民們主要是靠流動的商人獲取市場銷售信息。牧區所獲得的大量信息是單向性的，缺乏牧民與商販之間的互動與交流。因此這種單向方式的信息傳播很難真正解決牧民出售畜產品的實際問題，進而影響了牧民的經濟收入。
盡管當前互聯網技術在信息傳遞過程中有著傳統媒體不可取代的優勢，但短時間內互聯網的使用不可能在牧區普及。大量的牧民經濟能力有限，無法購置個人電腦等高端電子類產品，加上大部分牧民對于操作電腦的知識幾乎為零，因此互聯網信息目前還不能很好的輔助于牧區的經濟建設。總體上說中國西部地區的牧民們獲得的信息時常是滯后于中國其他發達地區的，這影響了畜產品出賣的價格。達林太和鄭易生指出，有關畜產品和生產資料的價格牧民們基本上是通過口頭得知的。和機械維修、金融信貸、獸醫服務相關的信息基本上來自當地的業務部門，天氣預報主要來自于廣播，牧民們很少從電視和互聯網上獲取信息。雖然做牧區信息溝通工作的部門很多，但無論是內容還是渠道做得都不是很全面。
5.基礎建設滯后
發展生態畜牧業經濟需要一定的基礎性設施，但目前西部邊疆地區的基礎設施還有待改善。國家應加大對西部地區的基礎性建施投資，這是保證西部地區畜牧業的快速穩定發展的重要條件。一些地區進行了試點，比如青海7個試點村已建成了相對規模的牲畜暖棚和貯草棚，修建了牲畜免疫注射欄50處，打水井25眼，鋪設人畜飲水管道27公里，建成牛羊集中育肥點2處，購置了壓縮式青貯機1臺、青貯袋 3000條。這些都極大地調動了牧民投入生態畜牧業建設的積極性，使試點村生產基礎設施得到明顯改善，防災抗災能力得到了增強，建設養畜水平得到了提高。
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青海三江源地區不斷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建成了一批事關地區經濟發展全局和廣大農牧民福祉的交通、電力、通訊、農牧、水利、生態、市政等基礎設施項目。這對促進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一個積極作用，是生態經濟發展的基礎性建設保障。根據中國科學院的項目研究報告，2008年，三江源地區公路通車里程達12544公里，寧果公路、214國道，109國道等主干公路。此外，以‘五配套’（即包括每戶80平方米定居房，120平方米牲畜暖棚，5-20畝飼草料基地，20平方米貯草棚以及草場圍欄建設）為重點的草原基本建設和以水利為中心的農牧業基礎設施建設成效顯著。但三江源地域遼闊，目前仍有123個行政村不通公路，部分行政村雖有簡易通村公路，但路面條件非常差，只能實現季節性通車。在通訊設施方面，三江源的廣大農村牧區，除主干公路沿線外，大部分尚沒有通訊設施。在電力基礎設施方面，三江源地區絕大部分地區沒有國家電網覆蓋，部分縣城都只能依靠地方小水電實現季節性供電，廣大牧區則主要依靠家用太陽能電池板部分滿足照明和家用電器的用電需求。總之，基礎設施條件差已成為當前制約三江源地區生態經濟發展和農牧民生產生活條件改善的重要因素。
五、畜牧業經濟發展趨勢和出路
1.生態畜牧業發展模式下的有機產業
總體上講，中國西部地區的畜牧業生產大部分仍然處于傳統畜牧階段，生產效率低下，市場發育水平不高。在大力發展畜牧業經濟的同時，政府不能忽視對生態環境的保護，而應進行可持續生態發展。發展生態畜牧業因按照生產力發展水平、區域特點，發展不同的生產模式，而不能采取“一刀切”的發展模式。根據中國科學院2010年9月1號的項目研究報告，（1）草原生態畜牧業的發展模式應以保護生態環境為前提；（2）生態畜牧業的發展應以資源循環利用為目標；（3）生態畜牧業發展應秉持現代綠色有機生態養畜經營方式，避免刺激性激素飼料，做到畜牧業生產過程中的低耗，高校轉化和循環利用；（4） 生態畜牧業應大力發展無公害飼料基地建設及持續利用技術，充分利用畜牧業資源，氣候資源、光能資源、綠色飼草料生產等資源，形成以飼草料基地建設、草產品加工、牲畜的舍飼育肥、糞便廢水無公害及歸田處理，太陽能利用、畜產品加工及銷售的完整循環生產體系和產業鏈。
一些學者進一步提出了在發展生態畜牧業的前提下建設有機產業區的想法。學者陳月輝指出，西部畜牧業生產的最大優勢是沒有嚴重的工業污染， 這有利于生態有機畜牧業的發展，對有機無污染動物食品進行產業化。這樣既能達到保護草地生態環境的目的，又能較大幅度增加牧民的收入。有機產業要求草畜平衡生產、不使用人工合成產品、保持牲畜合理飼養、不破壞生態環境。依照當前世界有機食品的價格，與普通食品相比， 提高幅度在30%以上，在西部牧區發展有機畜牧業生產理論上可以使牧民達到小康收入水平。學者蘆清水和趙志平提出一些可行的辦法，比如收購三江源區牧民每天生產的鮮奶，利用奶制品加工企業，生產加工成高檔嬰兒奶粉或其他奶制品。同時還可以利用當地的優質牛羊毛和牲畜，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企業。青海省委農村牧區工作領導小組的報告認為，以生產歐拉羊種羊和有機畜產品為核心的河南縣初步組建了有機畜產品生產，加工與出售，并且開展了有機肥生產研究，寄生蟲和幼畜疾病控制技術研究。2009年出售的牛羊肉平均價格每公斤高于市場價格，使從事有機畜產品生產的牧戶增收3.7萬元，提高了牧民畜產品的附加值。
然而，在中國西部地區發展生態畜牧業有機產業的想法固然很好，但事實是生態畜牧業有機生產的基礎性投資巨大，生產成本很高，國內有機食品的市場規模不大，雖然有機食品的銷售價格很高，但考慮到高成本的投資和目前小規模的市場需求，牧民是否能在短期內實現收入增加還有待進一步研究。比如青海省興海縣河卡鎮在青海省民委的支持下完成了有機畜牧業生產批發基地的國家級認證，但由于認證范圍小， 年產出規模小， 沒有龍頭企業進行肉、奶初級產品加工生產， 并未能實現給牧民帶來增收的目標。
另外，在發展有機畜牧食品生產的企業時，應注意到牧民和企業之間并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契約關系。在生產成本上升，利潤空間縮小或供過于求時，公司為了自身利益，往往通過隨意降低收購價格或者提高收購標準等方式將利益損失直接轉嫁給牧民。學者朱海從企業制度層面提出了組織‘牧民協會’的建議。‘牧民協會’是牧民自發組織的經濟合作組織， 既代表牧民的利益與有關有機生產單位發生聯系， 又可按照有機產業生產流程去組織有機產業生產。同時朱海還提出了在企業集團現有架構基礎上建立有機產業發展有限責任公司， 設立董事會和經理部， 作為對外聯系業務、對內安排工作的管理機構，另外公司下屬層面包括有機產品加工機構、牧民協會、研發部門、銷售部門和財務部門。“牧民協會”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減低牧民的生產風險，避免企業過度壓榨牧民，從而改善牧民的整體經濟收入狀況。
盡管中國西部牧區構建生態畜牧業下的有機產業區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但同時這項工程的確是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一個機會。畢于運認為，根據環境潔凈程度，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6個縣、玉樹藏族自治州的6個縣、海南藏族自治州的3個縣和黃南藏族自治州的2個縣， 都具備發展有機產業的良好條件，都可以組織有機產業生產。就目前青海各地區的條件，可選在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的河南縣和澤庫縣， 果洛藏族自治州的久治、瑪沁、達日、班瑪利甘德縣， 海南藏族自治州的興海、貴南和同德縣， 共計10個縣內予以發展生態畜牧業基礎下的有機產業。李雙元以梅隴個案為例， 對青海省生態畜牧業發展模式進行了深入分析， 認為青海草地生態畜牧業還處于組織化轉型、產業化起步、生態化雛形的發展階段。總體來說我國生態畜牧業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尚處于起步階段，無論在理論研究還是實踐操作上都亟需拓展和深化。
美國和歐洲的生態畜牧業下的有機產品生產系統相對較為成熟。比如美國農業發展局（USDA）早在1990年就制定了詳細的畜牧業有機產品生產規則。對于有機牲畜有著嚴格的要求，根據美國農業發展局（USDA）的報告，有機牲畜必須在放牧季節是可以自由活動的，飼料必須是純有機的，不含任何激素和抗生素，另外反芻類動物比如牛羊等，在正常畜牧期必須保證30%的干物質攝取（dry matter intake）是來自草原。歐美對于如何計算干物質攝取量有一套嚴格的科學計算系統，但這些中國目前的有機畜牧食品生產中并未給出具體的操作規定。相對于美國的有機畜牧產品的生產條件，中國西部條件較差。中國的有機食品生產系統可以參考北歐冰島的研究。北歐學者Dyrmundsson指出冰島的氣候惡劣，天然草場由于氣候的影響，并不能保證草原的牲畜有足夠的天然有機食物攝取，市場上的有機飼料相對較少，成本太高，對冰島的有機畜牧產業帶來負面的影響。如何在惡劣的氣候條件保證牲畜有足夠的有機食物攝取是一個值得跨領域專家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瑞典學者Lund提供了一個北歐有機畜牧業生產模式圖（見表2），該模式圖指出，除了在保護環境，維護生態外，生態畜牧業有機生產過程應是一個和諧的整體。畜牧產品的生產者應和消費者達成和諧的互動，并且在生產過程中，牧民能夠感受到自身價值的存在。中國目前西部有機畜牧業的發展進程中，更多的是考慮市場化帶來的直接經濟價值和如何提高產量，而忽視了在整個生產流程中對牧民自身幸福指數的關注。許多經驗表明，能否讓牧民主動地而不是被動的參與社會發展進程，能否在這個過程中尊重牧民的自主性，自愿性，多樣性，創造性，關系到政策及其項目的實際效果。在發展目標上，生態畜牧業建設下的有機產業鏈是一個長期發展與不斷完善的過程，需根據不同區域，不同發展階段確定不同的階段性目標。
2.發展生態旅游業
在保護生態環境和發展生態畜牧業的同時，一些學者提出了“增值型”的生態觀光旅游型畜牧業，在國家的支持下，地方牧區應大力建設觀光型、生態型與市場型相結合的牧業生產基地，探索旅游型和觀光型的畜牧業項目，從而提高參與項目的農牧民的收入。與此同時，政府需要警惕過度開發旅游業可能會給脆弱的西部生態造成破壞。
在生態環境允許的范圍之內適度開發西部牧區的生態旅游資源。比如青海三江源區具有強大市場吸引力，旅游資源的開發不僅能帶動當地建筑、金融、通信、娛樂飲食等相關產業的發展，還可以給牧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提高三江源農牧民的生活水平。2009年來玉樹、果洛兩州的游客人數達到19.93萬次，旅游總收入9898.75萬元，同比增長40%以上。旅游產業的帶動作用開始凸顯，不少牧民群眾因此走上了致富道路。但鑒于極度脆弱的生態系統和難以再生的生態資源，三江源區核心區以及可可西里腹地仍為限制開放區。盡管三江源區生態旅游業發展勢頭較好，但仍處于起步階段，2010年項目研究報告指出生態旅游資源開發面臨諸多問題：（1） 基礎設施薄弱。三江源區地理環境復雜，交通線路密度低，公路等級低，路況差，通信落后，加之旅游資源分布相對稀疏，旅游路線長，空間跨度大，可進入性差，存在著“一流資源，二流知名度，三流開發，四流交通，五流經營”等問題，嚴重制約著生態旅游資源的開發。（2）環境制約性明顯。受高原高海拔的自然環境氣候影響，不僅旅游日期短，而且對游客的身體狀況也有一定限制，影響了旅游業的發展。（3）缺乏與旅游業配套的相關產業的發展，產業鏈條不完整，難以形成產業優勢。（4）市場化推進步伐緩慢，受制于經濟發展水平，旅游管理性人才短缺。
3.草原保護條例
草原畜牧業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對草原的保護，草原是牧民賴以生存發展的基礎。2011年11月了新修訂的《基本草原保護條例》。按照《草原法》的規定，維護基本草原是內蒙古草原的核心部分，是內蒙古草原保護的紅線。1983年內蒙古就頒布了《草原管理條例（試行）》。1984年成為正式條例，2004年進行了修訂。針對草原亂開濫墾問題，1998年還頒布了《基本草牧場保護條例》。而《基本草原保護條例》則是為了更進一步強化基本草原的保護與管理，其保護力度較以往的條例要大得多。新修訂的《基本草原保護條例》主要明確了基本草原的劃定范圍并加大了對草原的保護力度，更好地維護了農牧民利益。該條例的頒布實施為其他西部牧區的草原維護和畜牧業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定的參考性意見。
綜上所述，盡管在中國西部草原發展生態畜牧業面臨很大挑戰，還未形成成熟的系統理論框架和科技支持，但近年來根據中國畜牧業發展趨勢， 發展生態畜牧業成為一個必然的趨勢。生態畜牧業對中國西部草原畜牧業經濟的轉型具有參考性，但同時發展生態畜牧業也面臨著諸多挑戰。
參考文獻：
[1]蘆清水，趙志平.應對草地退化的生態移民政策及牧戶響應分析—基于黃河源區瑪多縣的牧戶調查[J].地理研究，2009（1）.
[2]陳 瑋.青海畜牧業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及對策[J].青海民族研究，1993（1）.
[3]青山虎，馬賓祥.制約西部邊疆地區現代畜牧業發展的瓶頸及對策[J].北京農業，2011（15）.
[4]楊德亮.牧區經濟發展中的文化不適及社會環境問題——青海祁連畜牧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調研報告[J].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3）.
[5]達林太，鄭易生.牧區與市場：牧民經濟學[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481-482.
[6]李燕瓊，謝 華，范高林.促進西部草原畜牧業發展的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01（9）.
[7]顏景辰.中國生態畜牧業發展戰略研究[D].武漢：華中農業大學，2007.
[8]劉學劍.關于發展生態畜牧業的思考[J].農業環境與發展， 2001（1）：15 -16.
[9]雷 華，穆曉峰.傳統畜牧業向生態畜牧業轉變是中國西部畜牧業發展的必然選擇[J].世界農業，2006（8）.
[10]嚴寶興.關于發展青海生態畜牧業的思考[J].上海畜牧獸醫通訊，2009（3）.
[11]王功民.青海生態畜牧業發展的新路子[J].中國牧業通訊，2011（7）.
[12]王曉毅，張 倩，荀麗麗.非平衡性、共有和地方性-草原管理的新思考[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275-276.
[13]劉紅梅.三江源地區畜牧業發展方式抉擇探究[J].柴達木開發研究，2010（6）.
[14]李永宏，陳佐忠，汪詩平，等.草原放牧系統持續管理試驗研究[J].草地學報，1999（3）：173-182.
Eco-husbandry： Trends of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in West China Prairies
DU Fa-chun1， CAO Qian2
（1.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2. University of Helsinki， Finland）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related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on prairie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the study is to conclude that although great challenges exist in grassland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development in West China and no mature systematic theory or technology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field，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will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area according to its development trend in recent years.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could serve as a model to prairie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transition in West China， though its development has a long way to go.
甜，抓住東盟市場機會
據周立明介紹，東南亞各國的水產、畜牧業養殖水平低下，所以有巨大的市場潛力。“我們于上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開發拓展東南亞市場，該地區是魚米之鄉，正好為我公司生產的魚用生殖激素提供一個很好的市場空間。目前，東南亞業務占公司海外業務的70％以上。其中，越南市場占有率在40％以上，公司產品在柬埔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市場也有部分銷售。”
值得注意的是，東南亞很多國家在近代曾淪為法屬殖民地，其現在通行的一些技術標準的認定，仍采用歐洲標準。因此，進入東盟市場也并非易事。
對此，周立明說，“首先要做到技術過硬，產品過硬。”據介紹，寧波三生以研發為基礎，集生產、銷售、技術服務于一體的魚、獸用生殖激素的生產，并有中山大學和華中農業大學兩個研發基地，聘有包括中國工程院院士在內的8位高級專家組成的研發團隊。公司多次參與過農業部科技攻關項目的實施，包括國家863、農業攻關等多個項目。在獸藥產品領域，全國的市場規模大約在1億左右，寧波三生占據約25％。
周立明董事長介紹說：“公司研發了國家二、三類新獸藥共5個，占我國研發的魚、獸用生殖激素類新藥的四分之三。在國內魚用生殖激素產品市場占有率在70％以上，獸用生殖激素產品的市場占有率排名第一。早在2003年，我們的凍干粉針制劑車間通過了國家農業部獸藥GMP認證，是全國首個“非最終滅菌無菌凍干粉針劑”GMP車間。在水產養殖領域，寧波三生的業務占全國市場的80％。目前，每年通過使用我公司產品生產的魚苗達到上萬億尾規模。在國際市場上，我們在魚用產品領域已經進入東南亞市場并形成了一定的影響力，但還需進一步擴大。”
據周董事長介紹，早在中國一東盟自貿區成立之前，他們就捷足先登。由于較早地開發拓展了東南亞市場，并長期堅持質量第一的原則，“東盟國家對我公司生產的產品認可度較高。我們通過多次在越南等國舉辦技術講座及技術服務，進一步引導了當地用戶的生殖激素使用，提高了當地的繁殖技術水平，從而樹立我們品牌的美譽度。”他補充道。
苦，遭遇諸多外部打擊
甜，但這并不意味其一帆風順。
據了解，其也面臨很多來自外部的困難。周立明告訴記者，“我們在國內取得的產品批文、批號等，在東南亞國家并不通用。如果要拓展某個東南亞國家的市場，需花大量的精力、財力取得當地的批準文號，并且要花費比較長的時間。以越南為例，漁業領域沒有相關國標，若要合法銷售，就要進行大量的臨床試驗，少則一至兩年，耗費大量時間，同時還要找到合適的試驗場地，又增加了成本。而申請一個批號所需的費用更是高達30～50萬人民幣，讓企業不堪重負。”周立明感慨道，“與當地廠家的市場地位相比，我們處于劣勢。例如，在越南市場，越南農業部對該國的生產廠家每一盒絨毛膜促性腺激素補貼20元人民幣左右。而我們無法從越南農業部或我國農業部獲得任何補貼，為維持市場份額，只能薄利或微虧銷售產品。”
此外，匯率變動劇烈，也給寧波三生這類高新技術企業在東南亞國家的銷售帶來很大困難。以越南為例，2006年，人民幣對越盾的匯率為1：2000，而2011年2月份，人民幣對越盾的實際匯率為1：3360。由于其銷售與越南客戶長期用越盾結算。這導致公司產品在越南的競爭力下降的同時，也給銷售商帶來較大的風險。
盡管東南亞各國的水產、畜牧業養殖水平低下，有巨大的市場潛力，但培養、開發尚需時日。同時，美國、加拿大、西班牙各國的廠家已在東南亞各國發展多年。因此，在短期內，公司在東南亞各國的銷量想有所突破，難度很大。“在獸藥領域，由于梅里亞、輝瑞等國際巨頭進入東南亞較早，已經在當地確立了品牌地位，所以我們可開拓的余地非常有限；在魚用產品領域，由于當地市場規模小，歐美各國還沒有大規模進入，這也是東南亞成為我們主要拓展的海外市場的原因之一，但我們作為企業，要想憑自身力量克服政策等方面的限制，確實是非常困難的。”
關鍵詞：分工；演進；城市群
二戰以后，伴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規模不斷擴大，新興城市迅速崛起，城市間的交通網絡日益發達，城市集合分布的趨勢越來越明顯。1957年，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在考察了北美城市化以后用大都市帶(Megalopolis)來形容美國東北沿海地區北起波士頓、南至華盛頓，由紐約、普羅維登斯，哈特福德、費城、巴爾的摩等一系列大城市組成的城市密集區域，并認為“大都市帶”是城鎮群體發展和人類社會居住形式的最高階段，而必然成為21世紀人類文明的標志。姚士謀[1]在對國內幾大城鎮密集區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城市群的概念，認為城市群是在特定的地區范疇內具有相當數量的，不同性質、不同類型和等級規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環境條件，以一個或兩個特大或大城市作為地區經濟的核心，借助于綜合運輸網的通達性，發生與發展著純屬個體之間的內在聯系，共同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城市集合體。
對城市體系的研究開始于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論。德國經濟學家克里斯塔勒通過對德國南部地區城市分布的觀察認為擁有不同市場空間的城市體系會自發地出現和存在。城市的基礎功效是作為其周圍區域的服務中心，為其腹地供給商品和服務，城市的等級越高，供給的服務越多，服務范疇也越大，人口就越多；反之城市的等級越低，供給的服務越少，服務范疇越小，人口就越少。高級級城市不僅有低等級城市所具有的職能，而且具有低等級城市所沒有的較高級的職能。在市場競爭條件下，最終會形成三角形城市結構和正六邊形市場區的分布體系。
相對于中心地理論所構建的城市體系，在城市群這種城市體系結構下，城市不再是均勻的分布，城市的地理分布集中，城市間的空間距離較短，是不同規模、不同類型、不同結構之間相互聯系的城市平面集群；每個城市不存在市場的六邊形分割，即所有的城市都面臨城市群范疇內的共同市場，體現出城鄉互動和區域一體的發展特征；城市間的分工日益密切，互相供給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是不同等級、不同分工、不同功效之間相互補充的城市立體網絡。因此中心地理論對城市群的形成和發展缺乏解釋力，這就需要進一步用理論來探索詮釋城市群形成和發展的機理。
一、分工理論的演進
斯密(A.Smith)[2]在《國富論》中對企業分工作了充分的論述，并將它看作國民財富增長的基礎原因。斯密強調，不僅在各個不同的生產活動或部門中都存在分工，而且在各種工作中，乃至同一個工作中，也都存在專業化分工。他認為分工有三個好處：第一，勞動者熟練程度的增進；第二，節約時間，否則會損失從一個工種到另一個工種的轉移時間；第三，機器的發明幫助工人簡化了勞動、節省了時間。斯密視技巧進步源自于勞動分工的發展。他在第一章開篇就指出，“勞動生產力最大的改良，以及勞動在任何地方運作或應用中所體現的技巧、熟練和斷定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勞動分工的結果”，緊接著用制針業的故事加以說明。斯密認為分工與城鎮的形成有直接的聯系：“農民常常需要鍛工、木匠、輪匠、磚匠、皮革匠、鞋匠和縫匠的服務。這類工匠，一方面因為要互相幫助，另一方面又因為不必要像農民那樣有固定地址，所以自然而然地聚居一地，結果就形成了一種小市鎮”。
如果說斯密對分工與空間集聚聯系的認識還只是停留在直觀、樸素層次上，馬歇爾則是直接提出分工的“外部性”原理，并將它視為產業區形成的主要原因。馬歇爾一方面開創了新古典研究程序并集其大成，另一方面清楚地認識到經濟系統的動態性質，試圖在其一般均衡框架之中處理報酬遞增現象，從而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分工思想。馬歇爾對分工經濟思想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報酬遞增與工業組織上，將分工的網絡描述成了經濟組織，他認為，有機體的發展，無論社會的和物質的，一方面包含它的各分辨部分之間功效的子分工的增加，另一方面包含它們之間更緊密的聯系。每一部分越來越少自給自足，它的福利越來越依賴于其他部分。馬歇爾[3]首次提出了“產業區”概念，他認為在這種產業區內集中了大量種類相似的中小企業，他們規模經濟較低，但專業化程度較高，聯系十分密切。“產業區”導致的生產集中是城市形成的重要條件。
楊格重新闡述了斯密關于勞動分工與市場規模的思想，他第一次論證了市場規模(范疇)與迂回生產、產業間分工相互作用、自我演進的機制，從而第一次超越了斯密關于分工受市場范疇限制的思想。楊格關于“內涵的市場規模”累積擴大的論述真正使勞動分工“動態化”了。楊格認為：第一，只考察單個廠商和一個特定行業的規模變化效果時，遞增報酬機制可能被誤解。因為累進的行業分工和專業化才是實現報酬遞增過程的一個基礎組成部分。這就要求把整個產業的經營看作是相互聯系的整體；第二，報酬遞增取決于勞動分工的發展，現代形式的勞動分工的主要經濟是以迂回或間接方法使用勞動所取得的經濟。勞動分工水平的大小是由個人專業化水平、間接生產鏈條的長度及此鏈條上每個環節中產品的種類數綜合決定的；第三，勞動分工取決于市場規模，而市場規模又取決于勞動分工；第四，需求和供給是勞動分工的兩個側面，每個人的需求都是由其供給決定的，楊格稱之為“倒數需求律”。楊格關于勞動分工水平與市場規模互相決定、自我演進的思想被稱為“楊格定理”，而市場的形成和規模的擴大又是城市產生和發展的重要標志[4]。
以楊小凱[5]為代表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將個人的專業化水平和分工的網絡大小內生化，擴展了楊格的思想。他們在闡述內生分工與報酬遞增形成的過程中巧妙地回避了市場結構難題，通過“消費者—生產者”一分法的假設保證了以專業化分工為基礎的報酬遞增與市場競爭均衡相容。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勞動分工是一個自發演進的過程，交易效率是交易規模的增函數。在經濟發展的初期，人們對各種生產活動都沒有經驗，生產率低，人們付不起交易費用，只好選擇自給自足。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們慢慢地在各種活動中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或人力資本，能夠付得起一定的交易費用，于是選擇較高的專業化水平，通過市場的擇業自由和自由價格，這些自利決策的相互作用會使整個社會的分工水平上升，市場也因此出現。由于升高的專業化水過來加速了人力資本或經驗的積累，使生產率進一步提高，從而人們能夠支付得起更高的交易費用，反過來進一步提高了社會專業化和分工水平。楊小凱利用超邊際和邊際分析的方法對城市最優科層結構進行了分析和量化，認為最優城市結構的層次數是分工水平的增函數，是城市規模收益、城市間的距離和每單位商品運輸效率的減函數。當分工水平上升時，城市的分層結構層次增加。而當城市規模收益越顯著時，層次數會減少，這意味每個城市的最優規模會上升。當運輸效率改良時，層次數也會減少。
二、專業化分工視角下的城市群的形成
(一)分工演進與城市的形成
城市群是城市的集合體，對城市群的研究需要從單一的城市開始。城市作為一種復雜的社會經濟綜合體，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有一個漸進的演變過程。不同的城市形成的原因可能不同，這其中有一些特殊的甚至偶然性的因素在起作用。例如有的城市主要產生于政治因素(行政中心)，有的城市主要產生于戰爭的需要(要塞)，有的城市產生于地理因素(渡口)，但就本質而言，城市的出現乃是經濟活動在一定的空間集合的過程，而人類勞動分工的不斷深化又對經濟活動的空間集合和城市的形成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社會分工是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引起的單一的生產群體分化為互相獨立而又互相依賴的部門。人類在從蒙昧向文明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三次社會大分工，每一次社會大分工都為城市的產生創造了必要的條件。畜牧業和農業的分辨是人類的第一次社會大分工，使得農業產品和畜牧業產品的交換成為一種經常性的活動，直接導致了固定交換場所的出現，這就是人類社會集市的萌芽；手工業和農業的分辨是人類的第二次社會大分工，不僅形成了與農業相互依存的原始制造業，也大大提高了農牧業的勞動生產率，可供交換的產品大量增加，從而使得產品交換的頻率增加和范疇擴展，也擴大了交換場所的規模。從這一時期開始，出現了集市與城郭相結合的趨勢。商業和農業、畜牧業以及手工業的分辨是人類的第三次社會大分工，商業的出現，使人類在生產之外進入了一種全新的經濟活動領域—流通領域，這是早期城市形成的重要條件和標志。正如馬克思[6]所說的：“某一民族內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商業勞動和農業的分辨，從而也引起城鄉的分辨和城鄉利益的對峙。”早在商代時期，我國就出現了專門的交易市場和手工作坊，因此有學者就以此為根據論斷我國的古代城市產生于商代。
現代城市的產生是在工業大革命以后，社會大分工的深化推動了產業集群的形成，產業集群又促進了現代城市的形成。使得行業日益增多，隨著分工的增加，交易次數的增多，交易費用會上升，交易效率會下降；各個行業的企業將面對更大更復雜的市場，企業買賣的伙伴關系日益擴大，企業買賣的產品在品種、花色和數量上日益增多。在本區域交易的產品和到外地交易的產品，花費的交易費用顯然是不同的。為了減少運輸成本，共享公共設施，減少不斷定性風險，企業的自利決策行為，有本能地集合在一起的偏好，以降低分工帶來的交易費用；當分工發展到專業化程度時，交易集中在同一地點要比在多個地點進行多個雙邊交易有效率，此時就出現了產業集群。產業集群內的企業會雇用大量的工人，工人及其家庭為了節約通勤費用和通勤時間會選擇在企業的附近集中居住。為工人及其家庭服務的交通運輸業、文化娛樂業和教育業也會應運而生，這些行業又要雇用工人，生產和人口會進一步的集中，從而標志著現代城市的產生。
(二)產業鏈的區域分工與城市群的形成
產業在同一個地區集聚后，將產生以下三種市場效應，本地市場效應、價格指數效應和價格競爭效應。地區產業集聚水平越高，則銷往本地區的產品運輸成本越少，該地區的名義工資率也就越高，即為本地市場效應。同時產業集聚區內不需要運輸成本即可獲得的中間和最終產品種類就越多，從而降低了整體價格指數，提高了實際工資率，即為價格指數效應。而這兩個效應使得制造業中心具備高于其他地區的工資水平以吸引勞動力并進一步提高產業集聚水平。然而，隨著中心地區制造業份額的進一步增加，傳統理論描述的不可移動要素價格上升(如土地價格、擁擠成本等)，被概括為價格競爭效應。本地市場效應、價格指數效應構成了城市的向心力，價格競爭效應構成了城市的離心力。當價格競爭效應大于本地市場效應和價格指數效應，即由于產業和人口的集合引起了土地及原材料價格上漲、交通擁擠和環境質量下降等問題帶來的集合不經濟大于產業集合給企業帶來的正的外部性時，就會出現產業擴散。
產業擴散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企業整體遷移，另一類是企業分蘗[7]。所謂企業分蘗，是在保持企業主體不變的情況下，將企業的具體運營組織機構(總部、研發、管理、采購、生產和銷售機構)進行分設，在地區和空間上進行重新分布，大部分的產業擴散都是以企業分蘗的方法進行的。企業將知識密集型環節例如總部、研發和銷售部門布局在城市中心，因為知識密集型生產環節對土地的需求量較小，土地等要素價格的上漲對其影響不大，而該環節從城市產業集合產生的知識和技巧外溢中的受益很高。而企業的生產環節需要建立大型的工廠，使用大量的土地，城市內土地價格的上漲無疑將大量增加企業的生產成本，企業會將其生產環節布局到城市以外的地區。以北京市內的企業為例，大多數企業的總部和管理、銷售部門都設在東城、西城、崇文、宣武等中心城區，研發機構則設在海淀區和朝陽區，而生產部門則設在通州、石景山、順義等周邊地區。
企業分蘗會推動產業鏈的區域分工[8]，即產業鏈的各個環節分布在其擁有其所需要素條件較好的地區中，以充分利用各地區的比較優勢，從而提高產業的競爭力。企業分蘗是產業鏈區域分工的微觀基礎，產業鏈的區域分工是社會分工的空間組織形式和分工深化的必然結果。產業鏈區域分工的結果就是在城市周圍形成若干個城市亞中心，這些城市亞中心和中心城市存在著密切的產業關聯。產業擴散有就近擴散、跳躍式擴散等表現形式，產業擴散的方法不同會導致城市亞中心在地理地位上的不規律分布。就近擴散是企業、人口和資源由集合地區向周圍地區的擴散。一般而言，與集合地區相鄰的地區有著相似的外部環境，并且與集合地區聯系方便，有利于產品和原材料的運輸以及信息的獲取。產業的就近擴散會導致城市亞中心和主城區緊密相連。跳躍式擴散是產業從集合地區越過周圍的地區而直接擴散到其他地區。導致跳躍式擴散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接受擴散的地區雖然與集合地區在空間不相鄰，但是整體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具備接受擴散所需的良好條件，因而就能對集合地區的企業、人口和資源產生吸引力，吸引他們直接進入到本地區。二是接受擴散的地區存在某些方面的發展機會或潛力，在眾多的地區中成為集合地區進行擴散的優選對象。產業的跳躍式擴散會導致城市亞中心離主城區距離較遠。如美國洛杉磯的28個城市次中心，距離洛杉磯市中心最近的僅4.9公里，最遠的為40.7公里[9]。:
城市亞中心與主城區形成的產業鏈區域分工吸引著擁有不同素質的人口和資源在主城區和城市亞中心之間不斷的分化和集合，這種分化和集合不斷強化的結果就是城市亞中心和主城區之間形成明顯的比較優勢，使城市亞中心和主城區在不同的產業鏈環節上形成各自的產業集合。城市亞中心的產業集合又會導致商業、交通運輸業等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在這種循環累積因果效用的作用下，城市亞中心演變為邊緣城市，與中心城市一起共同構成了城市群。
(三)城市群促進分工的發展
城市群打破了地區分割和行政壟斷，能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鼓勵要素合理流動，逐步形成統一的土地、資本、技巧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市場和完善的中間產品和終端產品市場，市場范疇從單一城市擴大到城市群及其周邊區域，市場范疇的擴大又要求更廣闊的規模經濟和范疇經濟，繼續推動分工的深化。
城市群加快了城際交通網絡和信息網絡建設，降低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成本，加快了城市與城市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要素流動，滿足了資源的共享、知識的擴散和產業鏈上的相互需求，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從而推動了分工的發展。
城市群推動一體化區域方案的編制，明確各地產業發展方向和空間布局，實行產業導向和空間導向“雙重調控”，按照產業鏈分工和比較優勢的原則，根據要素稟賦條件推動城市間部門、產品和功效的錯位發展，推動城市間的產業分工與整合。
三、結論
綜上所述，城市群是一個復雜的演化系統，專業化分工的深入和分工在空間上的分化是促使城市群成長的根本動因。(1)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新興古典經濟學關于專業化分工的理論的思想對于城市群的形成具有解釋力；(2)城市群的成長取決于專業化分工的深化，城市群是企業為降低交易費用，提高交易效率和獲取由分工產生的報酬遞增的一種空間表現形式；(3)城市群的發展，以其市場規模、降低成本、和諧產業布局的功效，進一步促進了分工的深化，提高了交易效率，促進了區域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姚士謀.中國城市群[M].合肥：中國科學技巧大學出版社，1992.
[2]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5.
[3]馬歇爾.經濟學原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4]何雄浪，李國平.基于分工演進、社會資本的產業集群形成與發展機理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06(9).
[5]楊小凱.經濟學原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北京國民出版社，1995.
[7]肖丕楚，張建儒.產業擴散、企業分蘗與空間再造[J].當代經濟科學，2004(3).
關鍵詞：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對策研究；天門市
中圖分類號：S851.2+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7-273X（2016）01-0044-03
湖北省天門市是生豬生產、消費和調出大市，多年來，生豬出欄始終保持在100萬頭以上，市場規模在20億元以上，豬肉產量達到8.8萬t，在湖北省同等縣市中位居前列。2015年全市年出欄500頭以上規模養豬場（戶）545家，出欄84.9萬頭，占出欄總數的77.18%。由于大規模集中養殖，容易引發重大疫情、疾病傳播迅速、飲食安全等重大問題，僅以生豬死亡率8%計算[1]，全市每年病死豬超過8萬頭，數量如此巨大的病死豬若不處理妥善，將對人類健康構成極大的威脅，同時也將引發一系列公共衛生問題。近年來，天門市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工作在湖北省畜牧獸醫局、天門市委市政府的正確領導和指導下，按照“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統籌規劃、因地制宜、財政補助、保險聯動”的原則，逐步建立起統一規范的運行機制、處理模式和管理方式，得到了各級領導、相關部門、養殖企業和社會各界的普遍好評和認可。
1 工作探索歷程
天門市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工作從2012年3月正式啟動至今，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
1.1 基礎資料收集
從2012年3月到2012年6月，基本完成了全市年出欄生豬50頭以上規模養殖場戶的統計匯總、病死豬無害化處理補助相關配套政策的制定、相關政策法規的宣傳、無害化處理監管人員的培訓、信息統計報送和資料整理格式的規范等一系列新任務新工作，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工作正常啟動。
1.2 試運行階段
從2012年7月至2013年初，在經過近一年的實施過程中，逐步產生了一些困繞畜牧部門的問題和困難，主要表現在全市病死豬無害化處理數量大、范圍大、難度大，監管工作人手少、報酬少、經費少，再加上補助下發時間長，群眾意見大、畜牧部門工作人員意見也大，導致工作阻力增加工作積極性受挫，社會面上再次出現少數養殖場戶不要補助不作無害化處理隨意丟棄病死豬現象。
1.3 總結經驗再理思路階段
2013年3月至2013年6月，市委政府、畜牧部門和社會各界對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工作的深刻反思和初步探索。2013年上半年，天門市政府分管領導多次到天門市畜牧獸醫局來專題調研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工作，提出要“吸取別人的教訓總結自己的經驗”；市畜牧獸醫局工作專班先后三次赴外省、市專題學習考察，多方聯系企業探討社會化運作途徑，逐步形成了全市無害化處理運作模式和管理方式的基本思路。
1.4 市場運作基本步入正軌階段
2013年7月至今。按照“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統籌規劃、因地制宜、財政補助、保險聯動”的原則，天門市畜牧獸醫局通過招商引資方式按照“誰建場、誰處置、政府專項獎勵和財政專項補助發給誰”的原則，打包處置病死豬無害化處理職責權限。2013年8月，拖市鎮個體老板潘云平投資800萬元（其中政府專項補貼100萬元）建成“天門市病死豬無害化處理中心”，積極爭取政府出資100萬元建成32個病死豬冷藏收集點，多部門聯合行文印發《天門市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實施方案》，基本形成了統一規范的運行機制、處理模式和管理方式，基本達到了“政府滿意、社會滿意、企業滿意”的良好效果。
2 基本做法
2.1 成立專班，加強無害化處理工作組織領導
為了加強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工作的組織領導及長效機制建立，經市政府同意，由市畜牧獸醫局牽頭，與市財政局、市人保公司聯合成立了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工作領導小組、工作組及專家組。市畜牧獸醫局由局長、分管局長擔任領導小組組長和副組長，從局辦公室、計財科、監督所、疫控中心和財政局農財科、保險公司農險科等抽調人員組成工作專班，負責全市無害化處理工作協調指揮、無害化處理收集體系建設督導、無害化報表數據審核、無害化補貼公示公開、無害化資金劃轉拔付、無害化運轉環節督查等工作，做到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工作領導重視、部門配合、分工負責、積極探索、審慎實施、整體推進。
2.2 制定方案，規范無害化處理工作基本程序
根據湖北省農業廳、財政廳《關于做好生豬規模化養殖場無害化處理補助相關工作的通知》和湖北省畜牧獸醫局《建立病死生豬無害化處理長效機制試點方案》文件精神，為推進天門市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先行先試工作，構建長效機制，經報請市政府同意，我局先后印發了《天門市畜牧獸醫局關于做好生豬規模化養殖場無害化處理補助相關工作的通知》、《天門市建立病死豬無害化處理長效機制實施方案（試行）》，與市財政局、市人保公司聯合印發了《天門市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實施方案》等文件，用以指導和規范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各環節工作程序，確保全市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工作“行得通、推得開、力度大、效果好”，切實保障全市動物源性食品安全，維護公共衛生和生態環境安全。
2.3 完善設施，推進病死豬冷藏收集體系建設
（1）按照《實施方案》要求，將納入市級管理的規模養殖場列為首批冷藏收集體系建設對象，要求每場必須建一座容量20 m3以上冷庫用于存放病死豬，確保市管規模豬場全覆蓋、全收集、全處理。
（2）鼓勵有條件的鄉鎮或規模養殖場（小區）選擇合適區域、場所建設病死豬收儲點，參與全市病死豬集中無害化處理的社會化營運服務，逐步開展全區域內的收集和處理工作。
（3）對違法棄置在本市江河湖渠等水域或其他公共場所的病死豬，要求相關鄉鎮、管理部門、責任單位或市無害化處理中心第一時間收集、清運、冷藏或就地就近作無害化處理。
2.4 明確模式，統分結合開展無害化處理工作
目前我市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工作按兩種模式執行。
（1）委托集中處理模式。全市市管規模豬場病死豬按要求必須委托市無害化處理中心進行集中處理；市管規模養殖場以外的其他養殖戶按自愿的原則，可以將病死豬按要求做好消毒和包裝后直接運送到市無害化處理中心委托進行無害化處理。
（2）自行分散處理模式。對年出欄生豬50頭以上、辦理了《動物防疫條件合格證》并與監管部門簽定了畜產品安全責任狀、建立了完整的養殖檔案等信息資料的養殖戶，可以選擇按要求自行無害化處理本場病死豬。
兩種處理模式都必須有天門市動物衛生監督機構或所在地畜牧獸醫服務中心官方獸醫人員、保險公司人員到場到點實施監督。
3 存在的主要問題
3.1 生豬病死率較高，難以全部無害化處理
近年來，盡管全市大力推進標準化規模養殖場的建設，但中小型規模場（戶）和散養戶仍占主導地位，其養殖方式相對落后，飼養管理水平不高，防疫意識不強，動物病死率較高，病死和死因不明動物數量大[2]。據初步測算，全市每年需無害化處理病死豬80 000頭左右，造成無害化處理工作任務艱巨，不能完全落實，有的雖然進行了處理但也不完全規范。
3.2 動物疫病防控意識不強，病死豬處置不規范
當前部分散養戶、小型規模養殖戶和販運戶法律意識淡薄，對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的意義缺乏足夠的認識，無害化處理經驗不足。生豬病死后，未按規定向當地動物衛生監督機構報告，有的為圖方便，亂拋亂棄病死動物的現象仍然存在，甚至低價拋售病死動物[3]，導致病死動物處理的指導和監督缺位。這不僅造成環境污染，給動物疫病傳播擴散留下了隱患，而且嚴重威脅著公共衛生安全。
3.3 無害化處理設施投入不足，無法滿足當前需求
全市絕大部分鄉鎮沒有公益性無害化處理設施，養殖戶在動物發生死亡后，以挖坑掩埋處理為主，但深埋地點難以協調和落實[2]。特別在疫情高發季節出現大量的病死動物時，更難以及時有效的處置。雖然岳口、拖市、張港、多寶、汪場、石河等十個鄉鎮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購置了冷藏運尸車，經收集送往市無害化處理中心進行處理。經過近一年的運作，發現這些設施數量太少，無法滿足當前對病死動物及其產品進行無害化處理的需求。
3.4 基層工作力量薄弱，監管力度不夠
當前全市病死動物主要來自農村散養和各中小型規模養殖場，數量大，點多面廣，但基層動物衛生監督執法的人員少，工作量大，工資待遇低，工作經費短缺，從而造成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監管難以工作長期有效開展[4]。特別是在執法過程中，部分違法行為人不愿承擔無害化處理費用，對查處的病死動物及其產品，由監督部門進行無害化處理，無形中形成了越執法，經費缺口越大，工作越難以開展的被動局面。
4 對策與建議
4.1 加強組織領導，構建無害化處理責任體系
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是政府的一項公益事業，也是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和新農村建設中的重要內容。建議由各級政府牽頭對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工作負總責，加強統籌協調，明確各有關部門責任分工，充分調動鄉鎮、街道、村級基層組織力量，強化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監管。畜牧獸醫部門要監督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環保部門加強對公共區域環境污染防治的監督管理，水利、海事、城管等部門按照自身職責，健全河道、湖泊、街道等公共區域病死動物尸體清理打撈制度，公安部門加大對加工、販賣病死動物行為的打擊[2]。各級政府要把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工作納入到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新農村建設的考核體系中。同時，按照《動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明確動物養殖、屠宰、經營者是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的第一責任人，承擔主體責任。
4.2 加大財政投入，完善無害化處理運行體系
根據當地經濟基礎、動物養殖量、養殖密度、養殖方式等情況，完善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體系和運行機制，按照“降低成本、節能環保”的原則，因地制宜，選擇適合各自情況的無害化處理方式。采取“政府監管、財政扶持、企業運作”的方式，進一步支持天門市病死豬無害化處理中心擴規升級，財政適當補助運行經費[5]，實行企業化運作。對養殖集中的區域配備專職人員和密封運輸車等，對病死動物統一收集、消毒、運輸和處理。養殖分散地區，應合理規劃，分點布局，建立規模適度的定點冷藏收集場所，完善病死動物收集體系，然后運往無害化處理中心處理。同時，加強對大型、標準化規模養殖場的監管，督促其建立與養殖規模相適應的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設施，或與無害化處理企業簽訂協議實施無害化處理，由各級財政部門應安排專項經費，建立病死動物收集體系和鄉鎮病死動物貯藏冷庫建設，安排固定人員負責日常管理。
4.3 改進工作方式，建立無害化處理扶持政策
一是將現有國家對生豬規模養殖場病死豬無害化處理補助政策，擴大到包括散養戶在內的所有生豬養殖場（戶），二是將病死豬補助標準提高到100元以上，相關經費應補給對病死動物實施無害化處理的主體，提高各方無害化處理的積極性。三是將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與生豬保險相關政策有效銜接[6]，當養殖場（戶）發生動物死亡時，保險公司到現場確認，經動物衛生監督機構鑒定，以無害化處理憑證作為理賠依據，引導養殖場（戶）主動參與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工作。四是地方政府建立對亂拋亂棄病死動物或販賣、加工病死動物的舉報獎勵機制，一經查實的，給予舉報人獎勵，營造人人監督的良好氛圍。
4.4 充實穩定隊伍，加大動物衛生監督執法力度
建議市政府協調編制、財政等部門，組建基層全新的動物衛生監督執法隊伍，確保編制、經費滿足工作需要，從體制上為動物衛生監督執法工作的有序開展提供有力的組織保障、人員保障、資金保障和政策保障，以適應當前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動物檢疫、動物衛生監管等執法工作開展的需要。
4.5 轉型升級改造，大力推廣標準化規模養殖
加快轉變畜牧業發展方式，推進標準化規模養殖，提高養殖質量；改善養殖環境條件，提高獸醫服務水平，降低動物死亡率。進一步加大標準化規模養殖的投入力度，支持規模養殖場（戶）、龍頭企業、養殖專業合作社完善基礎設施，加快推動養殖業標準化、規模化、生態化、科學化發展。通過畜牧業的轉型升級，提高整體的科學管理水平，控制生豬疫情，降低死亡率，從源頭上減少病死動物的數量。
4.6 強化宣傳引導，營造良好的工作氛圍
加大對養殖場（戶）的宣傳培訓力度，普及健康養殖和防疫常識，增強法制意識、環保意識。積極推行本地屠宰，大力推廣消費冷鮮肉的習慣。通過報刊網絡、廣播電視等多種渠道向群眾宣傳病死豬的危害及其無害化處理的重要性，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構建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和監管“群防群控”的長效機制。
5 小結
病死動物是動物疫病發生的重要傳染源，養殖環節病死動物處理是否到位，事關畜產品質量安全，事關畜牧經濟穩定持續發展，事關公共衛生安全，事關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各級政府及相關部門、單位要各司其職，互相協作，緊密配合，努力形成齊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確保畜牧業健康發展和公共衛生安全。
參考文獻：
[1] 喬 娟，劉增金. 產業鏈視角下病死豬無害化處理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15（2）：102-109.
[2] 劉思華，王 琦，鄭文成，等. 湖南省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工作調研[J].中國動物檢疫，2014（12）：13-15.
[3] 孫 龍. 淺談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存在的問題與對策[J].中國動物檢疫，2014（11）：40-42.
[4] 王聯芳，宋新華. 病死畜禽無害化處理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醫學動物防制，2008（11）：876-877.
1 濫用抗生素現象分析
1.1 抗生素市場占有率過高 中國抗生素銷售額占前100位藥品銷售額的47%，而歐美國家為10%左右.據統計，在2002年中國醫用抗感染藥物市場規模達到了345億元人民幣.
1.2 醫院抗生素使用量過大 美國及英國等發達國家醫院抗生素使用率為22%～25%，而在中國則為67%～82%，其中有40%以上的抗生素用于預防感染.另外，在預防性用藥的病人中半數屬于使用不當，使用抗生素病人中1/3以上不需要使用抗生素.
1.3 畜牧業中使用量過多 隨著畜牧業的發展，使用抗生素治療畜禽疾病更加廣泛，致使各種肉類及奶制品中抗生素含量常超出規定.
2 濫用抗生素的原因分析
2.1 社會因素 1）生產廠家過多，競爭過于激烈，造成惡性市場竟爭，給醫師使用抗生素造成不少困難.2）中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規定，從2004年7月1日起，抗生素必須憑處方購買，但目前仍然可以在藥店容易買到抗生素藥品，致使抗生素市場泛濫.3）臨床藥師指導用藥不夠普及，缺乏臨床藥師的培
訓和臨床藥師指導治療的制度.
2.2 醫務人員因素 醫師濫用抗生素的原因主要是與未能掌握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原則和方法有關.1）經常把抗生素當作安慰劑使用，無論何種原因引起的疾病，部分醫師總覺得不用抗生素就不放心.2）分不清抗生素和消炎劑的區別，抗生素不是直接針對炎癥發揮作用的，而是針對引起炎癥的微生物，是殺滅微生物的，而消炎藥是針對炎癥的.許多醫師以 為有炎癥就應用抗生素，如關節炎多由微生物感染以外的原因引起，多數情況下不需要使用抗生素.3）分不清抗生素和抗菌藥的區別，抗菌藥只對細菌感染有效，對其他微生物感染無效或效果很差，而目前在病毒性感染（如感冒）或在發熱時使用抗菌藥現象較為普遍.4）盲目認為價格越貴療效亦越好，而事實上藥品的療效不在于價格的高低，而在于病原菌對藥物的敏感性，在臨床上不少價格便宜的藥物，也有明顯的療效，如青霉素等.5）選用抗生素或聯合用藥不科學，不少醫師為了讓患者早日康復，對細菌感染性疾病患者聯合使用2種以上的抗生素.殊不知，每種抗生素的抗菌譜不盡相同，若聯合用藥不當，不僅達不到理想的療效，反而降低療效，甚至加重毒副作用.6）無指征預防性用藥:有的醫師為保險起見，隨意擴大預防性用藥范圍或縮短給藥間隔時間，在手術前后長時間大量使用抗生素.為提高細菌性感染的抗菌治療水平，保障患者的用藥安全，減少耐藥菌株的產生，醫務人員應嚴格掌握預防性用藥的指征.7）無規律用藥:有些醫師由于未能掌握抗生素的藥代動力學，隨意延長給藥時間，又有些醫師看到患者病情緩解，又隨意地減少劑量或停藥.給藥次數、劑量或療程的掌握不合理，不但不能徹底殺滅病原菌，反而會促使病原菌產生耐藥性.8）局部用藥現象比較多見.局部軟組織的瘀血、紅腫、疼痛和過敏反應引起的接觸性皮炎、藥物性皮炎等均不宜局部使用抗生素.9）頻繁更換使用抗生素.抗生素的療效有周期問題，如果療效暫時不理想，首先應考慮用藥時間不足，給藥途徑不當以及全身的免疫功能狀態等因素，頻繁更換藥物，易使細菌產生對多種藥物的耐藥性.10）應用廣譜抗生素的傾向較多，抗生素的使用原則是能用窄譜的不用廣譜，在未能明確病原微生物時可使用廣譜抗生素，如果明確了致病的微生物應使用窄譜抗生素.
2.3 患者因素 由于種種原因，患者及其家屬認為抗生素是萬能藥，習慣性使用抗生素，例如不少感冒患者或家屬到藥店自行購買感冒藥和抗生素聯合使用，這是濫用抗生素的常見現象.
2.4 畜牧業中的大量使用 我國每年有6000噸抗生素應用于飼料添加劑，占全球抗生素飼料添加劑使用量的50%左右.
3 濫用抗生素的后果
3.1 病原菌產生耐藥菌株 病原菌耐藥菌株的形成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世界衛生組織曾發出過警告，抗生素的濫用將意味著抗生素時代的結束，人類有可能再一次面臨很多感染性疾病的威脅.耐藥菌株的形成與細菌基因突變和產生滅活酶、純化酶有關，并且與抗生素用量的增加呈平行關系，即抗生素療程越長愈易引起耐藥.目前，世界范圍內的細菌耐藥情況如下:1）耐藥菌株產生速度過快，人類研制1種新型抗生素大約需要10年或更長的時間，而細菌產生耐藥性的時間卻不足2年，新藥的研制速度遠遠跟不上細菌耐藥產生的速度.2）許多抗生素耐藥情況嚴重，20世紀五六十年代青霉素1次劑量只是2萬～3萬U，而如今則需用幾十萬、幾百萬U.我國金黃色葡萄球菌的耐青霉素比率已經高達90%.喹諾酮類抗生素進入我國有20多年，而它的病菌耐藥率已達到60%～70%，曾使肺炎及肺結核的病死率降低了80%的大環內酯類抗菌藥目前對70%肺炎球菌無效.3）耐藥菌可以在不同地區或國家之間的人群中傳播的，而且母親在妊娠期間濫用抗生素，新生兒也可能耐藥.
3.2 產生各種不良反應 所有藥物均既可治病也可致病，即任何藥物包括抗生素均有不良反應.抗生素的不良反應大體上可分為不良作用和毒性反應，其中不良作用是指在正常劑量時發生的與用藥目的無關的其他作用，癥狀較輕，而毒性作用是指由于用藥劑量過大、用藥時間過長或患者的高敏感性所引起的.我國每年有20萬人死于藥品不良反應，其中40%死于抗菌藥物的不良反應.在臨床上常見的抗生素的不良反應有如下幾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