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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未來中長期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可能呈現以下幾個發展趨勢：一是未來人類健康及疾病控制壓力將繼續增大，因為全球化使傳染性疾病大爆發威脅上升，非傳染性疾病（慢性病與精神疾病）難以遏制，疾病控制與世界公共衛生體系比較脆弱；二是流感大爆發、艾滋病、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的潛在威脅使得未來全球公共衛生安全趨勢不容樂觀。其國際政治影響包括：傳染疾病的全球流行最可能打亂并逆轉全球化進程，艾滋病的蔓延對南部非洲國家將繼續構成嚴峻挑戰，氣候變化對全球公共衛生安全的影響將更加突出。加強國際合作是維護全球公共衛生安全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全球公共衛生安全；非傳統安全；國際政治影響
中圖分類號：D81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2）11-0020-11
世界衛生組織將維護“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定義為：旨在盡可能減少危害不同人群、團體、區域以及跨國性的群體健康的緊急公共衛生事件的發生可能性而采取的預見性和反應性行動。我們正生活在一個以高度流動性、經濟相互依賴和通過電子手段相互連接為特征的全球化世界之中。在全球化背景下，人類社會、微生物界、自然環境和人類行為不斷變化，這一切都使未來中長期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形勢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一、未來世界公共衛生安全趨勢
2000年1月，聯合國安理會就艾滋病對非洲和平與安全的影響舉行辯論。這是安理會歷史上首次將公共衛生問題作為一個安全的威脅來進行討論。從此，公共衛生問題開始與國際安全相關聯，被列入全球安全議程。
疾病等公共衛生安全問題嚴重影響人類的發展。2008年，世界前十位死亡原因為：缺血性心臟病（死亡人數725萬，占總死亡人數的12.8%），中風和其它腦血管疾病（615萬，10.8%），下呼吸道感染（346萬，6.1%），慢性阻塞性肺病（328萬，5.8%），腹瀉病（246萬，4.3%），艾滋病毒/艾滋病（178萬，3.1%），氣管癌、支氣管癌、肺癌（139萬，2.4%），結核病（134萬，2.4%），糖尿病（126萬，2.2%），道路交通事故（121萬，2.1%）。到2030年，全球年死亡人數可能上升為7300萬，人口老齡化將增加世界癌癥、心血管病等非傳染性疾病在死亡因素中的比例，其致死亡人數將約占總死亡人數的70%[注：“AIDS to Be One of Top 3 Causes of Death by 2030，”11/28/2006，http：//msnbc.msn.com/id/15922956/ns/health-aids/t/aids-be-one-top-causes-death，轉引自《未來20年上億人夭折于艾滋病》，http：//wtai.cn/info/3695-1.htm。]。
（一）未來人類健康及疾病控制壓力增大
1.全球化使傳染性疾病大爆發威脅上升
與20世紀50年代相比，現在的疾病傳播發生了巨大變化。當時，疾病情況相對穩定。人們的關注集中于霍亂、鼠疫、回歸熱、天花、斑疹傷寒和黃熱病等六種檢疫疾病，新的疾病很少。如今，在全球化加速發展的時代，疾病擴散變得更加容易。2011年，世界民航客運量達到28億人次，2014年有望增加到33億人次[注：《2014年國際航空旅客運輸量將新增8億人次》，2011-2-22，http：//5166.tv/Public/News_Show.asp？ArticleID=2263。]。全球人員流動大大增加傳染因子及其傳病媒介在國際上傳播的速度和機會。因此，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一旦爆發疾病或流行性傳染病，僅僅幾小時后就會使其他國家和地區大難臨頭。不但傳染病的傳播速度史無前例，新病種出現的速度也超過了過去的任何一個時期。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新的傳染病即以每年新增一種或多種的空前速度出現。現今約有40種疾病在一代人以前是不為人所知的。在過去5年里，世界衛生組織已經發現了超過1100種包括霍亂、小兒麻痹癥、禽流感等在內的傳染病病毒。
自1981年發現首例艾滋病病例以來，艾滋病迅速傳遍全球。根據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公布的《2009年艾滋病流行報告》和《2010年艾滋病防治前景展望》，艾滋病流行至今，全球大約已有6000萬人感染艾滋病病毒，2500萬人死于艾滋病相關疾病。2010年全球艾滋病防治大約需要250億美元。艾滋病已經成為全世界面臨的主要威脅。世界衛生組織因此強調，全球處在史上疾病傳播速度最快、范圍最廣的時期。
艾滋病對人類的威脅將繼續加大。若不從根本上加強預防措施，即便80%的病人未來享受到抗逆轉錄病毒治療，艾滋病致死人數仍將不斷上升。在2006年至2030年的25年里，全球死于艾滋病的人數將高達1.17億。到2030年，全球因患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數將上升至680萬。但根據樂觀預測，人們有望在今后得到更好的艾滋病防治方法，從而使得2030年艾滋病致死人數降至370萬[注：“AIDS to Be One of Top 3 Causes of Death by 2030，”11/28/2006， http：//msnbc.msn.com/id/15922956/ns/health-aids/t/aids-be-one-top-causes-death，《未來20年上億人夭折于艾滋病》，http：//wtai.cn/info/3695-1.htm。]。
一、既有研究及其可拓展的空間
在我國，民族因素與區域因素具有重合性，少數民族地區與其他地區發展不平衡、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與少數民族群體發展不平衡等問題自然引起社會各界關注，目前，主要的相關研究有：民族經濟研究。強調研究不同民族、民族國家和民族地區經濟的現實狀況與特點，揭示其內在特殊規律性［1］。民族地區的貧困與人口問題：研究少數民族地區扶貧開發的成就、模式、經驗、存在問題及對策［2］。民族地區的制度創新問題：強調民族地區制度創新的重要性，民族地區能否建立起既能容納和促進社會現代化變遷、同時又切合民族地區實際的現代制度結構，決定著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現代化的命運［3］。民族地區的發展差距問題：側重對地區差距的影響因索、變化趨勢以及地區差距與社會穩定、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等進行分析［4］。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戰略與發展模式問題：對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與發展模式、產業發展戰略及其對策進行探索［5］。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特點、發展變遷模式問題：基本研究方式是選取若干有代表性的少數民族基層社區和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對其目前和未來的發展模式進行實地調查、實證分析與理論歸納［6］。
總體看來，這些研究成果對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并在學術界及政策界產生了相當影響，但既有研究基本沿著經濟學或民族學兩種視角展開。由于與民族有關的各種“非經濟變量”無法納入現成的經濟學分析框架，因此，經濟學范式的研究未將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與少數民族群體的發展結合起來，實際是在進行民族地區的“區域經濟”研究，由此無法必然地構建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與民族發展的內在聯系。民族學、經濟人類學研究思路，雖然注重民族因素對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但尚未實現民族因素與經濟因素的辯證結合，從而亦沒有對民族因素如何影響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和人們的經濟行為做出深入細致的分析。
顯然，僅從經濟學或民族學單向視角揭示我國區域發展差距的內在必然性，有其固有缺陷。
本文試圖將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置于政治———經濟結構中進行研究，政治———經濟思路的研究強調不僅要研究生產力配置的物質過程，而且要研究生產力配置的社會形式及其與政治結構的相互影響，藉此體現經濟發展的本質及目的。
二、區域差距形成及擴大的內在邏輯解析
1．既有條件以及區域發展戰略確立和調整是我國區域經濟差距形成的邏輯起點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經濟發展戰略重心隨著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變化而轉移，許多學者因此把西部民族地區與東部地區的經濟差距歸結于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戰略重心的轉移，認為戰略重心轉移導致各地區要素投入的差異繼而引致區域經濟差距的形成。雖然，改革開放后我國東部地區與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逐步形成與國家戰略重心轉移具有一定的相關性，但是，國家發展戰略重心的轉移有復雜成本———收益比較，其是由經濟、政治、社會等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必然選擇。東西部地區的經濟社會比較決定了只有東部地區具有承載經濟重心轉移的產業基礎與外部條件。
資源的相對稀缺性是一切社會發展的制約因素，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經濟增長資源匱乏，發展資金嚴重不足，既沒有條件、也沒有可能把稀缺資源平均分散在全國不同地區和部門。鑒于區域優勢與經濟基礎的相對比較，沿海地區首先具備了成為國家經濟增長極的優先條什”［7］。一是從對外貿易和資本積累看，東南沿海地區毗鄰日本、東南亞經濟圈，對外貿易頻繁，消費需求高、市場容量大，并可以吸引大量的外來資本，以彌補國內經濟資源的不足；而西部地區則相差甚遠，比如，與新疆相鄰中亞、西亞、南亞國家均為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的國家，對外貿易層次相對較低，很難有穩定的外部資本流入，其對新疆經濟的資本和技術帶動能力相對較弱。二是從對內貿易和資本積累看，東南沿海地區城市集中、人口密集、市場交易的聚集效應明顯。西部卻二元結構突出，本區域內部城鄉交易相對薄弱。從不同區域之間的市場交換看：西部民族地區與東中部地區市場交易半徑較大，交易成本高昂；并且，西部城市之間空間距離遠且分散，域內貿易與合作也有天然障礙。
三是從改革的體制成本看，任何改革都不可避免地要付出成本，這里不僅包括經濟改革的機會成本，而且還包括體制變革與發展中所蘊含的“政治陷阱”。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其經濟與地緣關系復雜，民族因素與地域因素緊密結合，相互疊加與交織，地區之間、民族之間發展不平衡，團結、穩定、統一等問題始終或強或弱地存在［8］，誠然，政治和社會穩定性越弱的地區，打破既有均衡的風險越大，正是西部地區社會、經濟、自然的多重脆弱性，決定了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東部地區沿著收益最大化路徑發展，而西部地區則遵循成本最小化的路徑演進。
改革開放之初，在非均衡發展思路引導下，國家把更多的政治、經濟資源傾向性地配置給沿海地區，形成“東中西部”梯度發展態勢。正是由于政治、經濟資源的差異化配置、不均衡分布，使我國區域差距在較短時期內迅速生成并擴大成為必然。在這種邏輯支配下，20世紀80年代———90年代，東部地區獲得的國家固定資產投資額約為西部地區的3倍。而且，國家在東部地區采取了與中西部地區差異化的傾斜性、試驗性政策，東南沿海地區由此獲取了改革開放嘗試區的特別權利。比如經濟改革的探索與試錯權，東部地區從而爭取到了較大的創新空間。東部地方政府可以以較低的政治成本在轄區內進行制度創新，這使東部地區在“局部試點”中獲得了改革的巨大發展收獲。相反，西部民族地區在較少獲得這些政治、經濟資源的條件下，借鑒東部試驗經驗、追求穩妥則成為西部地區的自然抉擇。結果，農村改革、鄉鎮企業發展、吸引外資等改革舉措往往都是在東部試驗后開始操作，改革的路徑依賴就自然而然地導致了西部地區相對滯后的局面。
西部大開發的實施、內地省區全面援助及實現西部民族地區的跨越式發展計劃是基于從“先富后富”到“共同富裕、實現全面小康”指導原則的必然選擇。西部大開發以來，中央加大了對西部的財政支持力度和政策優惠。統計數據顯示，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以來，國家先后采取了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戰略舉措，國家加大了對西部民族地區的投入力度，西部投資增速超過了東部。
2001—2009年，西部地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26．1％，比東部地區增速高5．4個百分點。2009年，西部地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高達38．1％，遠高于全國30．1％和東部地區23．0％的水平。①但結果是，東部地區與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在對這種狀態和趨勢分析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注解是：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起點低、基礎差，導致整個地區加速經濟增長的整體推進效應和關聯效應相對不足，加之其生產和管理水平相對滯后的事實，從而導致即使國家對該地區投資大幅度增加，但從投資增加到投資的乘數效應發揮作用，拉動該地區經濟加速增長需要一個較長的擴張期。［9］這種觀點或許不無道理，但僅僅停留在經濟發展戰略重心轉移及要素投入上，顯然難以全面釋解西部少數民族地區與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
2．政府職能轉變及制度創新程度的區別是地區經濟差距擴大的制度環境
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思路，在完善的市場制度條件下，資源的配置和利用狀態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顯然，相對穩定的制度環境———發達的市場制度是該假說成立的前提。倘若僅僅從我國經濟發展戰略重心轉移以及由此引致的要素投入變化解釋西部民族地區與東部地區經濟差距的淵源，就意味著有一個事實被忽略，即：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重心轉移與從傳統計劃體制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同步進行，在這里，制度變遷的效應不容忽視。地區經濟發展速度不僅取決于要素投入和中央的政策傾斜，也取決于相應的制度安排，取決于地方政府的推動作用。
國內外既有的經濟發展理論和實踐已經反復驗證：制度是經濟發展的內生性因素，制度設計與架構是否合理有效，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起到促進與保護亦或阻滯與破壞的作用，各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與質量，不僅取決于中央政府的意愿，更取決于各地方政府駕馭發展的能力。就我國的現實情形而言，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不斷拉大，其中的制度緣由是：地方政府職能轉變速度和程度上的差異以及制度創新能力的不同。與東南沿海地區相比，西部民族地區制度創新進程相對緩慢，正是該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速度緩慢并逐步拉大與東部沿海地區發展差距的重要制度性原因。
具體分析可知，東南沿海地區的體制改革首先從體制外創新開始，如上所述，改革開放之初，東南沿海作為國家改革開放的試驗區，有條件獲得優越的社會環境和和國家優惠政策的專門供給，其率先引進外資，并積極營造有利于私營經濟、混合經濟、鄉鎮企業等培育、生成、發展的氛圍，這些改革具有體制外創新的特征，鮮有與既定利益格局的碰撞與沖擊，隨著新生經濟力量的不斷壯大，待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積累了相對雄厚的物質基礎和豐富的改革經驗后，再對公有制經濟進行改革，此時，政企分開、政府職能轉變的阻力呈相對弱勢，東部地區經濟的加速發展因此獲得了良好的積淀。目前，東南沿海地區的非國有經濟比重已經達到79．7％②，作為非他性產權確立的結果，非國有經濟的微觀效率較高，其突出表征是：對優質資源的強大吸引力，資源配置利用的運籌與帷幄能力，技術創新與改造的強勁欲望和有效的實施力，正是依賴資源的良性運作、循環與擴張，東部地區業已形成的生產能力得以持續和大尺度地發揮作用。進而，雖然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后東部地區得到的來自國家的投資呈下降趨勢，但是非國有經濟的資本來源主要是外資和民間資本，故受影響較弱。
西部民族地區則與之相反，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狀態是：產業結構呈現典型的重型化、原料型特征，集中了大量的基礎工業、重工業；所有制結構則是以國有經濟為主體，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嚴重滯后，經濟結構比較單一。改革伊始就從國有經濟開始，體制轉軌、結構調整、企業職工下崗、市場開拓等各種困難層層疊加、彼此糾結，因此西部民族地區的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舉步維艱、阻力重重。
改革的阻力一方面萌生于各級政府及其官員。眾所周知，職能與權力是一對共生體，政企職責不分使政府獲取了各類額外或附加權利，在這種體制下，政府官員便自然擁有了眾多特權和尋租機會。另一方面，改革的阻力還來自于國有企業。對于長期處于計劃體制下的國有企業來講，放棄政府賦予的特權，通過市場競爭謀求生存和發展，企業難免無法適應，調整難度較大，對政府存有難以割舍的天然情結。因此，西部民族地區政府參與經濟管理的色彩較濃重，加之地方穩定等非經濟因素的作用，政府職能轉變的阻力雖相對強勢，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政府導向性特征顯明，經濟增長在相當程度上依賴中央資金投入的拉動效應，西部民族地區甚至不惜代價，投入諸多人力、物力用于爭奪大型項目和壟斷部門利益相對較低的市場化程度，成為西部民族地區與東部地區經濟差距拉大的主要制度。實施西部大開發后，中央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依舊保持。［10］在西部大開發中，中央政府集決策者、組織者、實施者等角色于一身，在這種背景下，國家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不是下降了，而是增強了，這種開發模式導致的必然結果是；西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的自主選擇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經濟增長的結構效應也因此削弱。比如：新疆與內地自然資源的主要消費區相距遙遠，而其自身由于經濟發展水平所限，資源深加工能力又相對不足，故發展資源型經濟區的比較優勢并不突出。但新疆長期以來實施“優勢資源轉換”戰略，從而使新疆經濟處于全國價值鏈連接的前鏈區，產品附加值低、競爭力弱，產業及產品結構調整難度大。隨著經濟市場化、國際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以資源型產業為支柱的產業結構面臨越來越明顯的挑戰。顯然，東部地區與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愈益擴大，既不能簡單地歸結為西部地區物質條件較為低劣，更不能強調是國家發展戰略重心轉移的結果，政府職能轉變緩慢、制度創新程度薄弱，導致不同經濟組織在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上的差異是更直接、更重要的原因。
3．地方政府供給公共物品財力差異導致吸引和配置資源的能力不同是區域經濟差距持續的社會環境
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是政府的經典職能，各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及其競爭優勢的獲得，最重要的途徑就是擴大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數量、提高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質量，地方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質量、數量是各地區吸引流動性生產要素的基礎環境條件，通常，地方政府通過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增加和完善基礎設施、維護和保證社會治安等，以優越的社會環境條什吸引優質可流動生產要素的進入，進而提高經濟效益；而反過來，經濟效益的提高又成為政府提供更好、更多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持續穩定的經濟后盾。正是由于不同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數量和質量完全不同，因而有能力供給更多數量和更高質量公共物品的地方政府就會對資本、人才、技術等各種可流動生產要素擁有更強勁的吸引力，從而在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11］就競爭的實際效果而言，東南沿海發達地區處于絕對優勢，西部民族地區處于相對劣勢。
從理論上推演，由于公共產品和服務受益對象的廣度不同，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政府主體范圍也應不同。如果某類公共產品和服務有清晰的受益地理區間或界限，則該類公共產品和服務應由相應的地方政府來提供，其結果多半會使轄區內居民獲得更多的社會福利，因為這種分散式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模式，有利于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提供不同結構、不同組合和不同方式的公共服務。非全國性但具有外溢特征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應由中央政府和相應轄區的地方政府共同承擔。［12］而受益對象為全體國民的公共產品和服務，自然應由中央政府擔當供給責任。基于我國區域發展水平和財政能力存在較大差異，當經濟欠發達的西部民族地區被賦予較多責任時往往面臨諸多困難。［13］從實踐上探究，與東部地區比較而言，西部地區、尤其是西部邊疆民族地區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較多的全國性或外溢性公共物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責任，如：鞏固國防、穩定邊疆、保衛祖國統一與安全、維護民族團結、保護生態環境等，但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實力與其所擔負的公共物品供給責任之間具有相當程度的不均衡性。這種能力與責任的不對稱性迫使西部地區的地方政府弱化經濟發展和提高效率的目標追求。比如：在新疆，穩定曾長時間成為壓倒一切的首要目標。但無法釋然的是，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相互聯帶性，決定了不可能以較低的經濟效益換取社會效益的高回報。
正因如此，基礎設施水平、人力資本存量以及產業結構等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東西部地區不同的經濟表現，西部民族地區政治、經濟、社會及生態環境等的多重復合脆弱性形成了其加快經濟發展要求的迫切性和經濟發展條件的剛性約束。不言而喻，地方政府能否創造良好的投資與經營環境是其資源吸引力的重要判別依據，地方政府從促進本地區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出發，必須采取一系列措施吸引資本、技術、人才等經濟資源。從統計數據看，東西部產值相差巨大，比如，2011年廣東省GDP為45472．83億元，為全國最高，而最低的僅507．46億元，但各地方政府黨政機構規模、各種事業單位數量等相差無幾。可想而知，西部稅收和各種行政性收費力度必然相對繁重，以此維持龐大的機構運轉，西部民族地區負擔的上層建筑的相對成本遠高于東部地區，從而使企業和家庭剩余減少，各類資源收益率降低，削弱資本積累能力，使投資軟環境惡化，這會堵塞資本、人才、技術等流動性要素進入西部的渠道，即便出臺優惠政策，也很難吸引優質資源進入。一旦政府不能通過高質量的軟環境吸引資源，人才、資金、技術等經濟要素就會出現離散化傾向，這成為了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滯后的社會環境制約。
人力資本是一種特殊的、潛在于人身的資本，它只有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才能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對經濟發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但西部民族地區經濟滯后，無法提供足夠多的經濟機會，因此，西部地區，尤其是西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不但從東部引入人力資本的通道不暢，原來的人力資本也會流出。西部民族地區本土人力資本流失表現在兩個層面：其一，人才外流難以遏制，改革開放以來，西部民族地區人才流失嚴重。以新疆為例，新疆人才流出流入比為6：1，改革開放以來，年均流出人才約1．35萬人。［14］其二，在西部民族地區內部，由于其經濟運行的低效率，非生產系統能夠憑借權利取得比生產經營性系統高且穩定的收益，本土的高質量人才又大多被吸引到黨政部門等非生產經營系統。繼而，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比，西部民族地區人才匱乏導致技術創新能力相對滯后，成為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和現代化緩慢的重要影響變量。
三、結論和相關討論
1．區域發展的自然環境、人文歷史背景等是既有的外生變量，并非短期可以改變，但區域經濟格局及其發展差距則可以在較短時期內生成，這同政治———經濟取向與行為有關。區域發展戰略確立和調整僅僅是區域差距形成的起點，政府職能轉變及制度創新程度的差別則是區域差距擴大的制度性因素，而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給能力差異導致吸引和配置資源的能力不同是區域差距持續的基礎性環境條件。
2．目前，我國少數民族地區面臨的各種矛盾，盡管表現形式不盡相同、復雜多樣，但從根本上說依然是少數民族地區加快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愿望與自我發展能力相對不足之間的矛盾。區域間經濟發展差距的長期存在與不斷拉大，意味著各地區的利益所得不斷分化，西部民族地區及其所在地的各民族群眾沒有與東部發達地區民眾一同共享經濟迅速增長所帶來的福利及隨之而來的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如果這種趨勢得不到有效控制，不但會危機祖國邊疆地區的鞏固與安全，削弱和動搖民族地區維持社會穩定的經濟保障，而且會對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構成嚴重危害，導致或強化區域之間、民族之間的摩擦，乃至被民族分裂主義利用形成分離傾向。比如，不同地區由于區位特征和自然稟賦不同，自然會形成不同區域之間的利益差異，從我國的現實情形而言，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地廣人稀、資源相對富足，但工業加工能力、尤其是資源深加工能力不足，在國內交易中，西部民族地區自然被定位為資源和原材料的輸出地；而東部地區人多地少、資源相對短缺，但工業生產能力相對高于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在東西部地區的市場交換關系中，常常體現為原料與初級產品同工業制成品的相向互動，西部民族地區往往要承受資源型初級產品和原料產品輸出與工業制成品輸入的雙重價值流失。在多民族國家，這種價值轉移，不僅被理解為區域之間的利益轉化，而且容易被理解為不同民族之間利益轉移，進而影響到民族關系。市場經濟的推進，為民族地區縮小與發達地區的差距、逐步消除各民族間事實上的差距提供了新的契機，創造了良好的外在環境和整體效應，同時，也給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帶來了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
3．經濟發展是民族發展與各民族共同繁榮的物質基礎，但經濟發展與少數民族群體發展及各民族共同繁榮并非充分必然地聯系著。經濟利益關系成為影響民族關系的重要因素。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現狀，是不同民族之間形成隔閡的重要誘致性因素之一，對不同民族之間的相互包容與認同具有負面作用，甚至引發發展程度相對較低少數民族的失落感和被剝奪感。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之間的發展差距，決定了其擁有不同的發展機遇、發展程度、發展地位和發展效果，從而有可能使市場競爭中的利益差別和利益沖突以民族利益差別和民族利益沖突的形式表現出來。
【關鍵詞】 財政支出 績效評價 發展趨勢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公眾對于財政支出績效評價關注度越來越高，一方面是不斷攀升的財政支出規模，另外一方面是財政支出績效水平低位徘徊，二者之間的差距導致公眾對于現有財政支出產生了很多的不滿。在這種情況下，我國亟需在績效支出評價方面不斷創新，利用好績效評價這一手段，強化支出責任和效率，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順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目前我國粗放財政支出模式依然非常普遍，在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方面還處于一個探索起步階段，希望相關探討分析能夠給我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有效開展帶來理論層面的有益借鑒和指導。
1 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概述
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是指運用一定的績效評價方法、技術、手段，對于財政支出決策、管理和結果進行評價的過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目的是實現財政支出的經濟性、效率性以及有效性。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實質就是將績效評價方法引入到財政支出管理過程中去，一般來說，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包括績效指標確定、績效評價實施以及績效評價結果分析等幾個環節。
2 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必要性分析
當前在我國財政支出績效水平不高的現實背景下，財政支出評價的必要性尤其凸顯，財政支出評價工作的必要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 提升財政資金使用效率
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有助于提升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雖然我國財政收入連續多年保持快速增長的勢頭，2013年財政收入更是突破了12萬億人民幣，但是財政支出規模更大，各級地方政府都普遍存在巨大財政缺口，財政收支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這客觀上要求我國加強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確保有效的財政資金用到“刀刃”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2.2 提升政府公共決策水平
政府公共決策在市場經濟中發揮著調節經濟運行的重要作用，財政支出是政府調節市場經濟活動的重要手段之一，通過對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結果進行深入分析，可以給政府進行公共決策提供更加詳實的決策依據，從而提升政府公共決策的正確性。
2.3 實現群眾利益不斷提升
財政資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政府承擔著為公眾提供公共服務、公共產品的職能。但目前我國財政支出決策和管理水平、支出方向和效果等都不為公眾所知，極大地損害到了民眾的利益。通過財政支出績效評價這一手段，可以一定程度上減少財政支出的不公平，納稅人參與到財政支出監督中去，維護好自身的利益。
3 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發展趨勢分析
財政支出績效評價一直都是世界范圍內的一個研究熱點，不同國家和地區在績效評價方面進行了大量實踐探索以及理論研究，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對未來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可能發展趨勢歸納如下。
3.1 法制化發展趨勢
法制化是未來我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重要發展趨勢，世界上那些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工作做得比較好的國家和地區，無一例外都有完善的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法律法規體系，在完善的法律法規下開展績效評價工作。目前我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方面出現的很多問題都與相關法律不健全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針對我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方面法律法規的缺失，我國要盡快立足當前，著眼長遠，由相關立法機構出臺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方面的法律規范，讓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工作的開展做到有法可依，績效評價步入法制化、規范化、制度化的通道，最大限度地減少個人主觀意志給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工作開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3.2 多層次發展趨勢
未來我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多層次的發展趨勢不可逆轉，當前我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主體是政府，政府充當了“裁判員”與“運動員”的雙重角色，這導致很多時候績效評價流于形式，績效評價作用得不到充分地發揮。未來我國必將建立起多層次的財政支出績效評價體系，改變目前財政支出績效評價主體單一的現狀。多層次的財政支出績效評價體系中，要將中介機構、各級人大、社會民眾等吸納到績效評價主體中去，實現績效評價的層次化，不同的評價主體可以更加全面地評價財政支出績效水平，確保評價結果的效度和信度，為財政支出的優化調整提供依據。
3.3 創新化發展趨勢
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本身是一個不斷拓展的理論領域，不同時期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對象、環境、主體等都處于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中，這客觀上要求我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要做到不斷創新，通過不斷創新評價方法、流程等內容，實現績效評價效果的不斷提升。我國目前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方面創新不足、保守有余，多年來財政支出績效評價都沒有太大的變化，形式單一，其與經濟社會發展規律脫節現象越來越明顯。鑒于此，未來我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方面要做到不斷創新，根據不同領域出現的各種新的績效評價方法大膽引入到的財政支出績效評價中去，實現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效果的持續走高。
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未來我國需要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形勢，充分借鑒國內外地區在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方面的經驗，結合我國國情進行創新調整，形成一套有效的績效評價方法體系，推動我國財政支出效率、效果和效益的不斷提升。
參考文獻：
[1]姜琛.我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困境及思路分析[J].財經界，2012（12）.
一、社區矯正的價值
對于民眾來說，社區矯正是一個全新的理念，是一個源于英美法系國家的舶來概念。社區矯正是20世紀西方國家普遍盛行的，并被聯合國預防與控制犯罪組織予以肯定與倡導的，以社區為基礎的矯正罪犯的制度與。主要做法就是傾注全社會力量，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即所謂不需要監禁(指罪行比較輕微、不致危害社會)或不再需要繼續監禁(在獄中表現較好、已夠保釋條件、不致再危害社會)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或裁定規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意識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它所采用的是開放型的、更注重改造效果的改造方式。這一改造方式，較之傳統刑罰執行模式，具有較大的社會優越性，社會價值明顯。
（一）以人為本價值取向明顯
以人為本，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主要價值目標，也是刑法追求的價值目標之一。以人為本在刑罰執行過程中的基本要求就是把任何一個人都作為人來看待。罪犯也是人，也有其人格的尊嚴，也追求其自身的自由和幸福。對于犯罪人的關懷不再是一種恩惠，而是法制國家一項義務性的社會任務，是和諧社會的一項基本要求。
1、社區矯正體現了一種寬容精神。寬容是刑罰人道化的重要標志，房龍認為，無論是人類思想史，還是刑罰史，都是為寬容而斗爭的。[1]對實施了反社會行為的罪犯，國家和社會并不拋棄他們，而是給予他們重返社會的希望和機會，并且為罪犯的矯正營造寬容的社會氛圍，使矯正對象在寬容中感受人性關愛。而和諧的社會關系正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寬容上。
2、社區矯正體現了人性關愛的理念。罪犯盡管危害了社會，被判罪服刑，但他也有與正常人一樣的需求和情感，社區矯正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罪犯的需求和情感。一是社區矯正滿足了罪犯渴望自由的需求。自由是公民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權利之一，也是其他方面的權利存在的基礎。在市場社會，個人的獨立與自由是市場交換的基礎，個人自由具有空前的價值。這一點對罪犯也適用。社區矯正是在社區環境中對罪犯進行監管和矯治，罪犯并不脫離正常的社會生活，與監禁矯正相比，具有較大的自由度。二是社區矯正滿足了罪犯的情感寄托。罪犯如果被判刑入獄，就無法過正常的家庭生活，導致家庭生活殘缺，婚姻關系名存實亡。而社區矯正使罪犯保持健全的家庭生活和穩定的婚姻關系，從而使其情感需求得到了滿足，促使罪犯更加珍惜家庭的溫馨，承擔起自己對家庭應負的責任。這反過來有利于維護罪犯的婚姻和家庭穩定，減少家庭矛盾，并能在生活上兼顧到家庭，提高他們對家庭的親和力，促使犯罪人安心服刑，從而加速罪犯的自我改造。
3、社區矯正以罪犯的復歸社會為終極目標。我國學者指出，行刑人道主義的最高層次是使罪犯的人格得到改造并健康，實現其作為人的價值。[2 ]以人格矯正為前提、罪犯復歸社會為目標的社區矯正制度，集中體現著行刑的人道價值。一是社區矯正的實施可以讓罪犯繼續保持與家庭和社會的聯系，有利于塑造罪犯的“公民人格”。犯罪學的表明，犯罪人的家庭和社會資源，是幫助犯罪人改過自新的重要支持系統，是任何其它力量都不能取代的改造力量。二是社區矯正可以避免監禁矯正所帶來的負面效應，避免“監獄化”人格的出現。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學者Sykes指出監禁刑會給受刑人帶來五大痛苦：自由之剝奪、物質與接受服務之剝奪、異性關系之剝奪、自主性之喪失和安全感之剝奪。[3 ]這些痛苦對服刑犯的人格和自我價值感構成巨大的威脅，極易造成自律力萎縮、意志力喪失等“監獄化”人格現象。過度地使用懲罰手段，還可能會使犯罪人放棄改過遷善的機會。因此，罪犯的監獄化是同罪犯的再社會化相抵觸與背棄的過程，對罪犯人格的塑造和重返社會目標的實現起著阻滯作用。而在社區矯正的罪犯不會受到監獄環境的感染，健全的家庭生活，穩定的就業，正常的休閑活動，加上適度的社會監督，可以較好地矯正罪犯的反社會人格，從而使罪犯順利地融入社會，實現再社會化的目標。
（二）效益價值突出
一是有利于為國家節約大量的財政資源。開展社區矯正，既有利于監獄集中人力、財力和物力矯正那些只有在監禁條件下才能改造好的犯罪分子，又可以有針對性地對那些不需要監禁的罪犯在社區中實施社會化，還可以防止嚴重犯罪分子與其他罪犯之間的交叉感染，提高對所有罪犯的教育改造質量，有利于合理地配置行刑資源，減少行刑的成本。我國是一個發展家，財政資源并不寬裕，用錢地方甚多，不應忽視行刑的經濟性，即在行刑中以最小的投入來獲得有效地預防和控制犯罪的最大社會效益，使刑罰執行成本最小化，而效益最大化。監禁刑的行刑成本要比非監禁刑的行刑成本高得多。根據2000年的一項統計資料顯示:中國監獄共超押罪犯24萬人，而關押改造一個罪犯的年費用也已達到7266元，這差不多相當于一個大學生一年的開銷。[4]，監獄擁擠問題非常嚴重，給監獄的管理、犯人的教育等都帶來巨大的困難，致使有限的監獄經費入不敷出，包袱越背越重，遠遠不能滿足監獄建設和發展的正常需要，迫使監獄偏離自身的性質而過度地追求創收。這種現狀既造成國家財政資源的不合理使用，也降低了服刑人員的教育改造質量。無疑，社區矯正將是有效緩解監獄壓力的重要途徑，是解決監獄人滿為患問題的最有效辦法。
二是有利于解決服刑人員的經濟困難。一般來說，監獄往往只注意安全和秩序，服刑人員在獄中學到的在社會上生存所需的勞動技能非常有限，而且在刑罰強制的條件下，服刑人員被迫接受教育的效果通常是十分消極的。他們長期在高墻內生活，與外部世界相隔離，對社會上發生的事情知之甚少，獨立動手能力乃至謀生能力較差，這對其本人日后的生活和整個家庭都可能產生長期的負面。由于實行社區矯正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對犯罪人人身自由的限制，使其盡可能多地接觸社會、了解社會，有利于他們早日融入社會。如果改造好了，則可以達到人性的復歸，學到有用的知識，培養勞動技能，打好生活基礎。通過社區矯正，可以使其在社會上從事正當的職業并獲得報酬，成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并且能為家庭提供經濟上的支持，解決家庭生活上的困難，增強家庭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
二、現階段社區矯正中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社區矯正工作正處于試點摸索階段，從各地試點情況看，社區矯正在司法實踐中發揮了一定作用，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但是，由于人們對社區矯正認識上的偏差、相關法律滯后等因素，嚴重制約著社區矯正工作的開展。
（一）民眾對社區矯正難于認同
在絕大多數人的思想意識中，“罪犯”就意味著“坐牢”(監禁)，認為只有把犯罪人關在監獄里才是最安全和最使人放心的，擔心把犯罪人放在社會上不保險，容易造成管理失控或者犯罪人會因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改造而走上重新犯罪的道路;認為犯罪分子被判刑后卻仍然留在社會上就等于沒有受到刑罰處罰，或最起碼是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這種觀念，深入人心且深根蒂固，所以，在社區矯正的實施過程中，一些群眾表現出過度的憂慮、恐懼，盡量避免與服刑人員接觸，這給社區矯正工作帶來許多困難。
（二）適用的對象過少
我國長期以來都以執行監禁刑罰為主，非監禁刑罰為輔，對于非監禁刑罰的適用還處于非常薄弱的階段。目前適用社區矯正的情況包括三種刑罰和兩種刑罰執行措施。三種刑罰指管制、緩刑、剝奪權利，兩種刑罰執行措施指假釋和暫予監外執行。然而在實踐中，對于管制刑的適用率不高，而法律在管制、緩刑、假釋和監外執行等的適用對象和條件上規定得又過于抽象和苛刻，導致實踐中難以執行，適用的比率非常低。據統計，2000年全國各級法院被判處刑罰的罪犯總數為646431人，其中被判處管制的為7822人，占1.21%，判處緩刑的占15.85%。在刑罰執行過程中，罪犯予以假釋的適用率僅為1.63%，在2001年監外執行的罪犯占在押犯總數的比率僅為1.83%。[5]實踐中，社區矯正的適用對象非常少，這就使社區矯正制度流于形式，不能真正發揮其作用。在這種情況之下，充分發揮社會資源，促使罪犯早日回歸社會，降低重新犯罪率，以及探索行刑方式多樣化等一系列目標，都將難于達到。
（三）現行的法律規定滯后
在現行法律規定中，還存在許多不適應現實社會的發展，需要完善修改。如有關緩刑、假釋的法律規定過于嚴格。刑法第72條規定:“對于被判處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可見法律對緩刑適用規定上，沒有對緩刑的適用主體和行為條件予以明確規定。這就造成了司法機關在適用緩刑時，沒有確切的依據，從而在司法實踐中較少適用緩刑的刑罰。另外，緩刑適用對象的范圍為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減少了緩刑的適用量，反映了刑罰執行制度上傾向于監禁刑罰，盡量減少適用非監禁刑罰的刑罰思想。立法及司法機關對于假釋的適用也同樣采用慎重的態度。如對于因殺人、爆炸、搶劫、、綁架等暴力性犯罪，以及被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將無法通過假釋這一法律途徑盡早回歸社會。此外，在適用假釋時，“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危害社會”作為實質性條件，其實為軟性條件，缺乏考察、評定和檢驗的標準，造成實踐中不易操作。從而在決定假釋時，出于保障社會安全與穩定，防止意外事件發生的考慮，假釋決定機關將會采取盡量不適用假釋的做法，這樣就不用承擔失察等責任。
（四）社區矯正工作僅流于監控，矯正、教育及執行刑罰的嚴肅性不足
現行矯正制度包括了電話報到、思想匯報、談話教育、培訓、公益勞動、請銷假制度等，在上基本涵蓋了社區矯正的工作，但在具體實施中卻受到各種制約。由于場地、經費、人力資源嚴重缺乏，加之交叉感染的顧慮，
集中學習培訓工作基本上沒有展開，公益勞動的時間和效果也得不到有力保障，社區矯正的主要工作形式表現為報到、談話及走訪，由此，矯正只能做到基本的“控制”，而無法實現較高矯正水平的“教育”和“矯正”。
而且，社區矯正的本質是非監禁的刑罰執行活動，這是社區矯正工作的基礎。但在實踐中這種刑罰執行的性質常常被有意無意地淡化，存在著隨意性，偏離了法律的軌道。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現行法律法規的不健全，許多矯正規定尚以規定、細則、辦法的形式出現，沒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矯正部門在執行中存在束手束腳的現象。二是在矯正工作的對外宣傳中強調其人性化的一面較多，強調刑罰執行的嚴肅性的一面較少，使不了解社區矯正工作的受眾產生了片面的誤解。三是矯正工作開展前，緩刑、假釋罪犯在由公安機關監督執行時確實比較松散，在重新規范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不理解和阻礙。四是部分社區服刑人員本身具有抗拒改造的心理因素。多種原因造成了目前社區矯正工作權威性不足的問題，部分社區服刑人員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造成了不良影響，也成為目前社區矯正工作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
（五）社區矯正組織不健全，社區矯正層面單一，尚未形成全面完善的矯正
根據我國現行刑事法律的規定，對于管制、緩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等適用社區矯正的罪犯，在其刑罰執行時均由公安機關代為管理。但是，由于公安機關本身肩負著維持社會治安秩序和刑事案件偵查等重大任務，在警力已經不足的情況下，還要對社區矯正人員予以監管改造，就顯得力不從心。實踐中公安機關僅做到對文件和檔案材料上的把關和落實，對于社區矯正的教育轉化、心理矯正、監督管理等重要工作內容就處于落空狀態。而且，目前在試點過程中，社區矯正工作在吸納社會志愿者、組建專業心理矯治隊伍、社區力量幫教方面尚處于構思起步階段。這樣在工作中就極易因沒有統一的社區矯正機構和配套的社區矯正體制而出現互相推諉和責任不到位的情況。此外，社區矯正人員的素質普遍不高，專業矯正人員少，也直接影響了社區矯正制度作用的發揮。
三、完善社區矯正工作的對策
（一）擴大社區矯正的適用對象
擴大社區矯正適用對象，涉及到把什么樣的罪犯放到社區中執行刑罰的問題。從有利于社會穩定，增添社會和諧因素的角度考慮，筆者認為，社區矯正的適用對象及范圍至少應包括四類:一是未成年犯。對于犯罪的、必須處以刑罰的未成年人，應該優先考慮使用社區矯正刑，尤其是對于那些罪行較輕的未成年犯或未成年初犯、偶犯。二是輕罪犯。對于罪行較輕的、社會危害性不很大的罪犯，如防衛過當、避險過當等可以使用社區矯正刑。具體范圍可以考慮將原《刑法》所規定的判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罪，增加使用社區矯正刑的刑罰方式。三是過失犯。過失犯罪，由于不是故意實施的，其主觀惡性程度一般不會太大，將他們放在社會上服刑改造，一般不會再危害社會。使用社區矯正刑這一刑罰方式，更有利于他們的改過自新。四是老、弱、病、殘、孕犯。各國刑法一般都認為，刑事責任因其責任能力的減弱而有所減輕，應當或者可以從寬處罰;同時還認為，刑罰的目的在于預防犯罪，決非報復，而特殊預防重于一般預防，裁量刑罰首先應當考慮的是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犯罪人的再犯可能性，然后再適當考慮一般預防的需要。作為犯罪者中的“弱勢群體”，他們的人身危險性和再犯可能性較小，因而其承擔刑事責任的程度可有所降低。
（二）細化緩刑、假釋的適用條件
我國刑法規定的緩刑、假釋適用的實質性條件是:犯罪人有悔罪表現，不致再危害。該規定過于原則，彈性過大，未提供具體的評判標準，不利于緩刑、假釋的準確適用，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法官和監獄在緩刑和假釋適用上傾向于保守立場，從而了緩刑、假釋的適用率。為此，應對“悔罪表現”進一步細化，以便利司法操作。例如，投案自首，歸案后如實交代自己罪行，主動檢舉、揭發他人的犯罪事實，采取積極措施避免或減少犯罪造成的損失，積極退贓，積極對受害人進行民事賠償等，都可視為悔罪的具體表現。或者將假釋的實質性條件修改為：在服刑期間認罪悔罪、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改造，積極參加和勞動、一貫表現良好的，或者年老體弱、喪失作案能力的等等，從而為緩刑和假釋的適用提供一個可操作性的實質要件。另外，從促進犯罪人改過自新和建立犯罪人再社會化橋梁這一目標出發，我國刑事立法應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對執行一定刑期改造的罪犯可以考慮適用法定假釋，即對于在監獄執行了大部分時間的刑罰以后，由規定予以附重要任務的釋放。
為了保證緩刑、假釋的適用效果，還有必要建立我國的罪犯判決前的人格調查制度，即對犯罪人的犯罪背景、一貫表現、家庭背景等進行專門調查，以對其人身危險性和再犯可能性進行系統的評估，從而通過這種預測評估來確定是否能對犯罪人適用緩刑和假釋。緩刑、假釋等社區刑罰的適用效果，在很大程度受再犯預測水平的限制，而提高預測結果的準確性又有賴于建立的人格調查制度。當然，由于社區矯正是將罪犯放在開放的社區執行刑罰，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給社會治安會帶來一定的風險。因此，在擴大社區矯正適用對象的同時，必須審慎進行，切不可盲目適用，以避免出現社區矯正的濫用。
（三）增加一些禁止性或義務性的規定
為了避免社區矯正流于形式，防止重現管制刑遭遇“滅頂”的風險，對社區矯正應該注重通過一些禁止性或義務性的規定去落實對服刑人員的改造。如英國法律中，法官可以判令被告人進行無償的從40小時到240小時不等的社區工作即“社區服務”，或者要求服刑人員在宵禁期間不得進入某一特定的場所，或要求其在晚間或周末留在家中不得外出等等[6]。我國的社區矯正也可以考慮增加對服刑人員管束的某些禁止性規定，如在一定條件下禁止其出入特定場所或與特定人員來往，以減少犯罪誘發因素。同時可增設一些義務性規范，如向受害人道歉、賠償受害人因犯罪遭受的損失、參加職業教育或職業培訓、積極承擔家庭撫養費用等等。這樣，不僅使刑罰的力度加大，同時還可以強化社會正義感，贏得公眾對社區矯正工作的認同和支持。
（四）建立立體的社區矯正
罪犯的矯正離不開社區，開展社區矯正工作必須以社區力量為依托。的當務之急是建立起廣泛吸納社區人力、物力資源的立體社區矯正網絡。社區矯正網絡從結構上可以分為三級，第一級是社區矯正工作的執行主體，具體包括政法委統一領導，司法局組織實施，法院、檢察院、公安局、民政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監獄管理局等相關部門協作配合，司法所具體執行的一整套矯正執行機關，這些機構是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的主體。第二級是為矯正工作提供專業協助的機構和個人，包括為矯正對象提供職業培訓、心理咨詢和矯正等方面的專業協助。他們不是矯正機關的組成部分，但通過協議的方式與矯正機關形成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第三級是具有社會責任感自愿為社區矯正工作提供無償服務的社區志愿者。只有組建起這三級組織，才能形成一個強大而功能完善的社區矯正網絡。要在第一級組織高效運轉的前提下，充分發揮二、三級組織的作用。要特別注意培育村級組織，充分發揮社區居委會、居民小組在監控服刑人員行動上的便利作用，為司法所將工作重心從監控轉向教育和矯正提供條件。
通過組建矯正網絡，實現地區資源共享，實現政府主導下的矯正機關與專業機構、人員的合作關系，由專業機構提供服務，矯正機關按勞付酬，實現共生和雙贏的局面。
（五）改進矯正方式，豐富教育手段
改進現階段矯正手段單一、效果不顯著的現狀，做到四個結合。一是個別教育與分類集體教育相結合，既堅持針對服刑人員的個性心理特征開展個別教育，又針對同一犯罪類型服刑人員的共同犯罪心理特征開展多種形式的集體教育，如進行相關法律知識學習、社會實踐等，以節約資源和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二是專職教育與兼職教育相結合，矯正工作者作為執行主體，是專職矯正人員，對矯正全過程進行統籌規劃，制定矯正方案，確定階段矯正目標；兼職是指與矯正機關達成合作關系的專業機構、社區組織和社會志愿者階段性地參與矯正工作，在一些專業領域提供服務，在專業矯正隊伍沒有完全形成體系前，彌補其專業領域上的不足。三是思想道德教育與心理健康教育相結合，在堅持法規、文化、道德教育的同時，盡快建立起從接收到解矯前階段全面的心理輔導和診療機制，包括開展心理健康講座、定期進行心理測試、進行一對一的心理咨詢和矯正，開展各種形式的輔助等，盡快消除服刑人員的犯罪心理，矯正各種不健康的心理傾向，促使其在心理上回歸社會。四是課堂式教育與互動式教育相結合，在矯正工作者采取主動的談話教育、課堂教育之外，開展形式多樣的互動教育，使服刑人員參與進來，通過直觀的感受深化教育效果。如組織管制、緩刑犯參觀監獄、未成年人管教所，與監獄服刑人員座談，使其感受法律的威嚴，加強服刑意識、規范意識。開展社會公益活動，通過他人的肯定和認同增強服刑人員的社會責任感。
（六）暢通渠道，加強協作
加強溝通協作，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矯正機關對罪犯實施矯正的判決或裁定參與意見。以假釋為例，社區矯正組織通過調查罪犯服刑期間表現、走訪罪犯家庭和社區、與罪犯面談等方式，形成對該名罪犯是否適于社區矯正的意見，在監獄向法院提交假釋建議書的同時提交法院，法院在此基礎上最終作出假釋裁定。這樣，矯正組織在矯正前就對罪犯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隨著矯正工作的深入開展，矯正機關還可在對管制、緩刑類服刑人員判決前向法院提交意見。這樣的優點是：作為法院和監獄，只能根據罪犯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作出判決或裁定，而沒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對罪犯的成長背景、家庭環境、社區意見等進行調查走訪，而矯正機關可利用基層矯正網絡進行比較全面的調查了解，并得出其是否適合社區矯正的結論，為法院正確地判決和裁定提供重要的參考意見。保證適合的服刑人員進入社區，提高社區矯正質量。二是在矯正過程中各司法所與監獄建立協作關系。如針對目前各區縣普遍反映的剝權類服刑人員難以管理的，可在矯正責任人與罪犯原服刑監獄干警間建立直接聯系，矯正工作者可從監獄干警處直接獲取許多有針對性的行之有效的管理經驗，對于重點服刑人員的管理可起到較大的幫助作用。此外，提高矯正工作者工作水平，培養一個成熟的社區等都是開展社區矯正必不可少的條件。
（七）加強社區矯正的正面宣傳，打消人民群眾的顧慮對于人民群眾的不理解和不支持
要注重對社區矯正工作的正面宣傳，從思想觀念上，消除人民群眾對這一刑罰執行方式的顧慮。在宣傳時，可以向群眾講清楚社區矯正的對象是經過司法部門按照嚴格的標準予以篩選和鑒別，已經不具有社會危害性的罪犯，并且是在社區矯正組織的嚴密監控下執行刑罰的。如果服刑人員在社區矯正過程中，有違反社區矯正制度的行為，如危害小區居民的生活秩序、脫逃等情況，那么就要執行監禁矯正的刑罰措施。當然，在宣傳時，應當實事求是，不宜夸大宣傳，要切合實際，以人民群眾能夠接受的方式做好思想工作。
結束語
開展社區矯正，是民主與法制建設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是社會文明進步的一種方式，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社區矯正的本質就在于對犯罪人進行治理、修復，為犯罪人架起再社會化的橋梁。犯罪人教育改造質量的好壞，他們走向社會之后是否真正認罪服法以及是否重新犯罪，關系到社會及公眾的安全，進而影響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因此，我們應該正確認識社區矯正在矯正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大力推進矯正制度，不斷改革完善社區矯正制度，使社區矯正在產生強大的生命力。
注釋：
[1]劉保民，張慶斌，《監獄行刑人道化問題》，載《犯罪與改造研究》，2004，（2）：49-54。
[2]陳士涵，《人格改造論》（下卷）北京：學林出版社，2001。
[3]周國強，《國外社區矯正的基礎及其發展評估》，載于《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3）47-52。
[4]曹云飛，武玉紅，楊一寧，《試論我國的社區矯正》，載于《上海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15卷第3期。
概 述
解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傳統理論主要有海默（Hymer）的壟斷優勢論，巴克利（Buckley）、卡森（Carson）、拉格曼（Rugman）的內部化理論、弗農（Vernon）的產品壽命周期理論以及鄧寧（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除了鄧寧的理論將區位作為重要的子因素考慮外，這些理論的共同缺點均是只從跨國公司內部的條件出發去分析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條件而忽略了東道國區位因素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影響，這種單向型的研究有失偏頗。理論與實際都需要我們從東道國的區位因素出發來重新審視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至今有關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理論主要有：
一是鄧寧（Dunning）國際生產折中理論內含的區位要素。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主要說明了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方式選擇，認為只有當企業同時具備了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及區位優勢的時候才可以選擇對外直接投資，若只具備所有權優勢及內部化優勢則可選擇許可貿易方式，若僅具備所有權優勢則只能選擇出口方式。但在鄧寧基本理論的框架下仍隱含著重要的區位思想，他的理論把直接投資的區位因素分為：
第一，市場因素，主要為市場規模、市場增長、市場的格局及顧客的類型。
第二，貿易壁壘，包括關稅壁壘及國外消費者對本國產品的心理距離等。
第三，區位成本因素，主要包括原料勞動力成本，運輸成本等。
第四，投資環境，包括涉及外國投資的政策法規的優惠程度，關于外國直接投資政策的穩定性及金融貨幣的穩定性等。2000年，鄧寧又在“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發表了“The Eclectic Paradigm as an Envelope for Economic and Busi-ness Theories of MNEs’ Activity”一文，對直接投資的區位因素作了進一步的細化及補充。
二是以克拉維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凱夫斯（Caves）及部分北歐學者為代表的市場學派理論。該類理論十分強調市場的接近性、市場規模及增長潛力以及所謂的心理距離對跨國公司投資區位的影響，認為接近市場就意味著低的運輸成本、低的信息搜尋成本，較大的市場規模和快速增長的市場潛力，對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也具有較大的吸引力。據Kravis等（1982）的研究，東道國勞動力成本對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有著負的影響，因而也影響其空間布局。Caves等人把試圖把交易成本引入FDI的區位分析中，但由于概念過于抽象沒有得到太有價值的東西。而北歐學者認為與實體距離對應的為心理距離（Psychic Distance），所謂心理距離是指“妨礙或干擾企業與市場之間信息流動的因素，包括語言、文化、政治體系、教育水平、經濟發展階段等。心理距離的遠近意味著企業克服障礙成本的高低，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一般遵循心理距離由近到遠的原則。例如，瑞典的跨國公司總是把其周圍的丹麥、挪威、芬蘭作為海外經營的首選目標。
三是以安哥多（Agodo）、貝爾德伯斯（Belderbos）、奧克荷姆（Ox-elheil）以及中國學者魯明泓等為代表的制度學派理論，該理論著重分析了東道國政治、經濟、法律甚至轉型體制對吸引FDI的影響。
例如，Agodo（1978）發現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與地方政府發展規劃創造出來的有組織的經濟環境緊密相關；Belderbos（2003）研究了東道國反傾銷政策對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影響，認為通過反傾銷可以吸引更多的FDI，但一旦東道國取消了反傾銷措施，直接投資中的成本因素又將上升。奧克荷姆等（2001）強調了金融制度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影響，認為股票、債券的發行上市制度將影響到在國外進行直接投資的公司的相關成本、資本收益等。魯明泓（1999）則以114個國家和地區為樣本，探討了影響FDI的四大類制度因素，即國際經濟安排、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政府廉潔程度，認為經濟的開放度及對外資的歡迎態度最為重要。
四是以波特（Poter）、斯密斯與佛羅里達（Smith&Florida）、埃利森與格蘭澤（Ellison&Glaeser）為代表的集聚經濟理論。他們認為集聚經濟是由于經濟活動與相關生產設施的區域集中而形成的正外部性及規模經濟、范圍經濟，產業的空間集聚不僅會帶來產業的自然優勢而且會帶來技術溢出等外在優勢，對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具有較強的吸引力。波特認為一個區域之所以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有吸引力，就在于它的基礎設施、服務設施和熟練的勞動力，具有好的區域形象及大量的產業集中等。
一些學者通過具體的實證研究證實了集聚經濟對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影響，而Luger等（1985）、Braunerhjelm等（1996）對瑞典的海外FDI的研究也證實了這種效應的重要性，且在高新技術產業別明顯。
東道國區位因素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成為20世紀后期跨國公司理論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方向，這些理論分別以東道國勞動力成本、基礎設施狀況、市場規模、產業結構與分布、金融制度等經濟因素以及等政治、文化因素作為變化因子來檢驗其與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相關性，雖然這類統計分析削弱了跨國公司理論發展的內含，但卻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地理分布有較強的解釋力。
區位分布的新特點及相關解釋
2002年我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量達到527億多美元，超越美國成為該年全球最大的引資國，2003年盡管受SARS的困擾，我國仍然吸引了535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成為當年世界第二大引資國。在總量增加的情況下，跨國公司在我國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也開始出現一些新的變化。
首先，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仍集中在我國的東部地區，外資西進的態勢并不明顯，但外資對我國中部地區的投資增長速度明顯加快。
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在我國東部地區的直接投資比例一直保持在85%以上，我國的西部地區的直接投資基本保持在3%以下，而在我國中部地區的直接投資則呈現出逐步增長的態勢，其比重從1990年的3.52%上升到2002年的9.83%。至2004年上半年這一格局基本保持不變。商務部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2004年上半年在全國實際使用外資總額中，東部地區占87.91%,中部地區占9.35%,西部地區占2.74%，而截至2004年上半年，我國實際使用外資平均額，東部地區占86.37%,中部地區占9.35%,西部地區占4.76%。從至2004年上半年為止的外資使用的平均額看，東部地區為西部地區的18倍，為中部地區的9倍，呈現出高度集中的態勢。
這說明由于快速增長的經濟、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潛在的巨大市場份額，高素質的勞動力以及便利的交通運輸條件等區位因素對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有著強烈的吸引力，至今中西部與東部地區在以上區位要素條件上的差距仍未有效縮小，所以跨國公司在我國直接投資的空間分布仍無法避免“東重西輕”的格局。但與西部地區相比，近年來中部地區吸引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比重增長相對較快，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在經濟發展水平、基礎設施條件、市場條件、人員素質等方面中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落差較小，具有承東啟西的區位優勢，所以成為外商漸進式西進的首選地帶。
第二，中部地區雖遠離沿海，但許多省份都具有長江沿岸的萬噸級港口，水路運輸便利，有利于降低運輸成本。
第三，中部地區的勞動力、土地成本明顯低于東部地區，低的勞動力成本、物美價廉的土地，較好的工業基礎，較強的配套能力有助于跨國公司生產活動范圍的擴大。
其次，在沿海地區中，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正從傳統的珠江三角洲向長江三角洲及環渤海經濟圈轉移，反映了跨國公司對區位要素需求的升級。
20世紀8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的外商直接投資額曾占全國的60%多，但現在跨國公司在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直接投資額已超過了珠江三角洲地區。統計數據顯示，20世紀90年代至2002年，跨國公司在珠江三角洲的投資比重已從41.87%逐步降低至21.49%,降幅達49%,而同期跨國公司在長江三角洲的直接投資比重從9.94%上升到33.25%,跨國公司在環渤海經濟圈的投資比重基本保持不變，但位于環渤海地區的遼寧、山東、天津和北京近幾年也已成為跨國公司投資的重點地區。
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北上行為反映出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對區位要素需求的升級，因為：
第一，我國加入WTO后，全國范圍利用外資政策逐步正走向均等，珠江三角洲地區對外資的傳統優惠政策效應正在消失而與此同時該地區土地、勞動力成本等基本要素價格不斷上升加上高素質人才的相對匱乏，跨國公司在該區域直接投資的比較優勢不斷消失。
第二，以上海為核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以廣為提供現代金融、現代物流、現代交通運輸設施等高級要素再加上厚實的產業科研基礎，良好的勞動力素質，巨大的市場潛力等吸引了眾多跨國公司特別是世界500強跨國公司的投資。
第三，以北京、天津為依托的環渤海經濟區主要以高質量的研發力量，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以及2008奧運經濟的輻射等要素吸引了跨國公司的投資。由此可以看到跨國公司對投資區位要素的需求已從低級轉向高級、靜態轉向動態。
第三，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地區總部及研發中心開始出現集聚的趨勢。
隨著跨國公司規模的擴大，就必將在業務比較集中的地區設立當地管理中心，即地區總部，這是為適應國際業務擴展需要，加強地區內協調并促進整體競爭力提高的一個有利途徑。UNCTAD認為跨國公司做出設立地區性總部及研發中心的決定通常需要經過慎密的研究和比較，是一個較長的決策過程，尤其在選擇地址上，主要考慮所在區域的以下指標：良好的交通條件；精通和掌握多種語言的技術隊伍；吸引國際職員的高品質生活環境；低水平的公司和個人稅收等等。
我國的上海、北京、廣州及深圳等地能提供這些方面的要素條件，從而成為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的主要聚集地。現在，跨國公司在上海設立的地區總部已超過了70家，在北京設立的地區總部已達到30多家，占據了在華地區總部的極大多數。
與此同時，跨國公司在華研發中心的地理分布與地區總部基本一致。這一集中的地理分布反映了跨國公司對這些地區總體經營條件及研發條件的認可，有助于增強這些地區對外資的吸引力，但由于地區總部及研發中心的分布與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地理分布高度趨同，所以集中的地區總部及研發中心的設立，會加劇外資在我國分布的地理不均衡性。
第四，不同來源地的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上出現了不同的偏好。
歐美資本對華直接投資主要目的就是為了開拓、占領中國巨大的市場，并把在中國投資的企業納入其全球生產、營銷網絡體系中，實現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因而歐美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主要屬于市場開發型投資。從國際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所謂市場開拓型的直接投資就是以充分挖掘東道國巨大的國內需求潛力為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據國家計委投資研究所的調查顯示，歐美在華投資企業的產業、產品以大陸為主要銷售市場的占59%，以歐洲為主要市場的占19%，以亞太地區和北美地區為主要市場的分別占15%和17%，可見市場規模及增長潛力在歐美跨國公司的區位選擇中占據了較大的權重。
日韓等國的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動的主要動機在于試圖把中國大陸變為其產品銷往第三國或返銷國內的“加工基地”和“生產車間”，具有明顯的外向型特征，即其產品以遠銷中國以外的市場為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2002年在華日、韓投資企業的出口額占其總銷售額的比重超過50%的企業數分別占69.9%和70%，而出口銷售額占總銷售額比重超過90%的企業數也分別占據日、韓在華投資企業總數的49.5%和50.91%。這樣勞動力工資及土地等成本因素在日韓跨國公司的區位選擇中權重較大。
港澳臺等亞洲跨國公司由于其發展空間的狹小或者是自然資源的貧乏，對外投資的目的是增加國內失去的比較優勢或國內不可能生產的產品的進口，其結果是促進制造品與初級產品生產國之間的垂直專業化分工。例如隨著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不少港澳臺資本加快向我國西部地區流動，以期通過直接投資充分利用當地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取得國際化經營中的自然資源優勢。所以，自然資源稟賦條件是港澳臺跨國公司在作出區位選擇時重點考慮的因素。另外，“市場知識”以及“心理距離”等因素對港奧臺跨國公司對大陸投資的區位選擇也有重要影響。
不同跨國公司由于其來源地及自身條件的不同，在對外投資時所考慮的區位因子的側重點各不相同，沒有統一的標準模式。
對 策
雖然，近年來跨國公司對我國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較快，但從吸收直接投資區位因素的角度看，許多方面環有待改善。
第一，我國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在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方面差距的長期存在說明縱然我國西部大開發的政策力度頗大，但在基礎設施、人力資源、市場容量條件、產業配套能力、上下游相關產業的集聚度等區位因素得到根本改善之前，外資的“西進運動”只能是一個漸進式的過程，西部地區的引資績效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短時間內大幅上升。
中部地區區位要素的原有基礎及近幾年改善的程度要強于西部地區，所以該地區外國直接投資的增長率要明顯快于西部地區。我國西部地區的引資工作要上臺階，除了進一步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外就是要培育建立在自然資源及環境基礎上的優勢產業并以一些重點城市為依托建立優勢產業集群形成強大動態累計效應，為跨國公司上下游產業配套創造條件，形成良好的企業發展生態環境。
另外，西部人力資源的流失實際上就是這些人員本身及東部地區對該地區發展機會的剝奪，如果人力資源得不到積累，西部地區的引資工作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第二，長江三角洲地區跨國公司直接投資量的迅速增長及珠江三角洲地區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相對份額的下降說明在我國引資優惠政策已退居較為次要地位的同時，如果傳統的勞動力、土地等區位優勢在逐步喪失的同時而高質量的人力資源、雄厚的產業配套基礎、潛力巨大的消費市場以及優越的研發環境等高級區位要素尚未創立的話，那么跨國公司在該地區的直接投資份額就會停滯不前，甚至會出現絕對份額或相對份額的下降。
跨國公司對區位要素的需求從低級到高級，從靜態到動態的變化過程向我們說明了區位要素創新的必要性，不斷培育符合當代跨國公司需要的高級區位因素是將來我國引資工作的一個重點。為此，重點要做好作為增長極作用的產業集群的建設，通過積累的動態循環關系為跨國公司創造良好的企業生態環境。
另外要在跨國公司重點投資地區努力吸引國內外優秀科研人員的科技創業活動，為跨國公司的研發活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關鍵詞：后危機時代；宏觀經濟政策；政策分析；價值取向
自2007年至今，在美國次貸危機、歐盟貨幣的影響的，全球經濟的基本層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世界經濟陷入到了明顯的衰退之中。在近兩年，一些國家（包括我國）逐漸走出了危機的陰影，經濟增長的需求呈現出上升的趨勢[1]。在這種情況下，應該變壓力為動力，充分使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使之作為我國宏觀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在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可見，在全球性的經濟危機面前，不同國家和地區都出臺了相關的宏觀經濟政策加以應對。對我國來說，身處后危機時代，因為資本項目管制和金融體系的結構等因素，并未受到太多的影響。但是，在宏觀經濟學層面，卻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考驗。文章以此為視角，對后危機時代我國宏觀經濟政策進行了分析，闡述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理論依據，給出了后危機時代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價值取向。旨在通過本文的工作，為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提供可供借鑒的管理信息。
一、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
（一）財政政策的理論依據。（1）對政府購買性支出來說，指的是政府借助國家資金購買商品或者勞務的支出。在財政政策中，只要增加政府購買支出，國民收入會出現成倍的增長。在本次經濟危機中，我國政府通過增加投資，不斷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在拉動內需的同時，使相關行業與產業得到了充分的發展；（2）轉移性支出也叫做轉移支付，指的是政府不直接到市場上完成購買行為，而是將財政資金轉移至社會保障與財政補貼方面，而對那些接受轉移資金的社會組織和個人要經過市場購買商品或者勞務；（3）通過稅收對總供求進行調節。從財政學的角度將，國家適當的減少稅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國民收入，提高社會整體福利。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我國政府為了減輕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壓力，在某種程度上進行了減稅，能夠使一些企業獲得更多的收入，使那些企業已經虧損的企業實現再次盈利，能夠維持現有的生產，在購買原材料、銷售產品等環境能夠保持一定的競爭力[2]。這樣一來，不但能夠活躍市場，還能都增加就業崗位，減少失業率，促使經濟的增長。
（二）貨幣政策的理論依據。（1）為了對經濟危機做出有效的回應，通常要通過選擇性貨幣政策工具中完成，比如利率優惠。這是中央銀行以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為基礎，以國家重點發展的經濟部門或產業為依據，對其采取較低的利率，目的在于能夠促進相關產業或部門的發展和壯大，促進就業；（2）保持貨幣信貸的合理增長是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中常用的貨幣工具，其具體操作為，取消對商業銀行信貸的規模約束，通過擴大信貸規模，在某種程度上，保證金融體系流動性的充足，更好的向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撐，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要更具新問題、新情況對政策作出及時、充分的調整；（3）在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中，存款準備金政策是最為常用的工具之一，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借助降低商業銀行交存中央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商業銀行的信用創造能力，并且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提高社會貨幣供應量，為社會提供更多的流動資金。尤其當經濟進入到了低迷期，需要借助降低再貼現率的方法增加貨幣的供應量，以此刺激消費，增加財政收入。
二、后危機時代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分析――兼對產業和區域經濟的討論
（一）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經過了多年的發展，我國“四大板塊”的區域發展格局已經基本形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便這幾個板塊在重要性方面沒有顯著區分，但是，在歷史和現實因素的影響下，一些地區（板塊）的發展已經落后了，與發達地區相比存在顯著的差距[3]。比如，中部的內蒙古在西部大開發的過程中，劃給了西部地區，在經濟上得到了政策的扶持，吉林省、黑龍江省在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過程中，也得到了國家再一次的重點關注。除此之外，河南省、安徽省、山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大多屬于糧食主產省區，在農業、交通區位和自然資源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國家在宏觀調控的過程中，為了進一步的使這些區域得到均衡的發展，已經全面整合了不同省份的有利條件，在加強相互協調與配合的過程中，相關的規劃引導與政策扶持相繼出臺，對健全區域協調互動機制，形成合理的區域發展格局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動作用。
（二）大力推進產業結構調整。當前，我國經濟已經進入到了世界經濟危機的“后時代”，但是，因為政策不合理，和進口設備的減免稅等，一些本國產業處在了競爭劣勢地位。此外，內資和外資企業在稅收政策方面存在不公平的情況，知識一些產業內的企業市值被嚴重拉低，最終成為其他企業的并購對象，演變成為組裝廠和裝配線，產業的“空心化”情況較為嚴重。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大力推進產業結構調整，調整與完善相關產業政策，借助多種手段支持國內產業的發展和進步。同時，要不斷加強高新技術產業的支持力度，開發對經濟增長有重大帶動作用的產業和企業，使其能夠從加工裝配向自主研發轉變和延伸，在強化傳統產業與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的同時，最大限度的提升產業的水平。此外，還應該出臺相關政策，支持產業的自主創新，使產業內的企業能夠成為自主創新的主體。
三、后危機時代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價值取向
（一）對市場和政府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當前，由于后危機時代各種利益集團組成的利益結構十分敏感，因此，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價值取向應該指向市場，并使市場機制和政府干預結合在一起。這樣一來，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下，能夠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充分發揮出來。這是因為，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全球性的蔓延已經使我國遭受了一定的沖擊，同時也暴露了我國目前國貨幣金融體系的缺陷。從這個角度講，應該有效解決國內貨幣政策目標和各國對美元的要求之間的矛盾和你沖突。即使在后危機時代，也能夠通過改革與完善貨幣體系，構建一個可以保持國民經濟穩定快速發展的態勢。
（二）依靠自身力量，彰顯市場經濟道德。為有效應對經濟危機的影響，在后危機時代能夠在宏觀經濟方面獲得更大的進步，需要依靠自身力量，彰顯市場經濟道德。具體操作為，通過擴大內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經濟增長對供給貿易的依賴；借助危機中的機遇，不斷對現有產業結構進行升級和轉型，以此加速產品與設備的更新速度；同時，要調整出口結構和方面，在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方面多下功夫[4，5]，此外，還應該積極尋求更多的經濟合作伙伴，通過合作和聯盟獲取更多的市場份額。
（三）以實體經濟為基礎，進行金融創新。金融衍生產品的初衷在于最大限度的規避金融風險，可在后危機時代，一些企業將金融衍生品看做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投機工具，認為的把衍生產品復雜化，這樣一來，金融衍生品的風險被空前的提高，市場規模也已經超越了實體經濟的規模和限制，一旦危機再次爆發，將會使實體經濟再湊受到沖擊。為此，需要以實體經濟為基礎，進行金融創新，通過有效的方法，積極應對市場上的潛在風險，否則，金融監管的金融創新將會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
四、結束語
在經濟危機之后，往往會進入到一定區間的后危機時代，依照馬克思的經濟危機周期性理論，這一時期指的是蕭條階段已經結束，復蘇階段尚未開始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企業要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無論是國家還是地方層面，都要對宏觀經濟政策做出一定程度的調整，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與文件的貨幣政策的同時，通過調整宏觀調控的方向與內容，不斷擴大內需，實現國民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文章以此為視角，對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得出了一些結論，希望這些結論能夠指導實踐。
參考文獻：
（1.海南省食品藥品檢驗所，海南 海口 5702161；2.皖南醫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0）
摘 要：目的：通過實證評價皖南地區基本藥物制度實施效果，為完善相關政策提供實證依據與對策建議。方法：采集皖南地區4個城市28家機構的相關數據，從可獲得性、可負擔性和合理用藥等方面選取關鍵指標進行分析。結果：皖南地區基層醫療機構基本藥物的配備和使用情況良好，大部分患者認為藥價有所下降，但仍存在不合理用藥現象。結論：建議通過吸引社會藥房參與基本藥物供應和銷售競爭，因地制宜制定省補充目錄，規范藥品合理使用等多種方式，促進基本藥物制度不斷完善。
關鍵詞 ：基本藥物；可獲得性；可負擔性；合理用藥
中圖分類號：R9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260X（2015）03-0171-03
基金項目：安徽省教育廳人文基金項目《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實施效果評價及實證研究——以皖南地區為例》（SK2012B510）
根據新醫改的要求，安徽省于2010年率先在轄區內32個縣（市、區）實施了基層醫藥衛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并選擇蕪湖、馬鞍山兩個城市作為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城市[1]。2012年10月，在國家確定的21個縣級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并統籌推進管理體制、補償機制、人事分配、價格機制、醫保支付機制等綜合改革[2]。本文通過調查皖南地區公立醫院、基層醫療機構與零售藥店的基本藥物可獲得性、可負擔性及合理用藥的差異，分析基本藥物制度的實施情況、政策實施中的薄弱環節及原因，就進一步完善基本藥物制度提出建議。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本研究于2013年初采用定量調查與定性調查相結合的方式展開現場調查。定量調查以問卷調查的方式，按照經濟發展水平和醫療改革進展，選擇皖南地區的4個城市（蕪湖、馬鞍山、銅陵、黃山），并在每個城市抽取1家二級醫院、2家社區衛生服務機構、2家鄉衛生院、2家零售藥店進行調研，了解機構配備基本藥物的情況。同時在每家醫療機構隨機抽取50張處方，了解合理用藥情況。
定性資料主要通過對調查機構的負責人、醫生（藥師）、藥房工作人員、以及調研期間前來就診及購藥的居民進行訪談及意見匯總，調查對基本藥物制度的認知情況。樣本量見表1。
1.2 研究方法
通過收集相關政策文件，梳理安徽省實施基本藥物制度的主要做法和進展情況；運用spss19.0統計軟件對定量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并對訪談資料進行分類、歸納和總結。基本藥物制度實施效果主要從可獲得性、可負擔性和合理用藥三個方面分析[3]，具體分析維度和指標如表2所示。
2 結果
2.1 安徽省實施基本藥物制度的主要做法
2010年1月1日起，安徽省開始試水基本藥物制度。2010年9月，全省所有政府辦基層醫療機構全面實施基本藥物制度。本研究從目錄管理、招標采購配送、價格管理、使用管理、補償報銷、質量監管、監督管理等方面對安徽省實施基本藥物制度的做法進行了梳理[4，5]。（表3）
2.2 可獲得性
抽樣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平均配備621.40種藥品，其中基本藥物620.15種，國家基本藥物505.75種。鄉鎮衛生院平均配備551.75種藥品，其中基本藥物546.78種，國家基本藥物406.41種。二級醫院平均配備1345.25種藥品，其中基本藥物587.87種，國家基本藥物501.10種。零售藥品平均配備1834.11種藥品，其中基本藥物390.66種，國家基本藥物207.62種。零售藥店的基本藥物配備率與醫療機構差距明顯，表明藥店經營基本藥物積極性不高。（表4）
2.3 可負擔性
可負擔性主要通過訪談調查患者對藥品費用及藥品價格的直觀感受，詳見表5.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鄉衛生院大部分患者認為藥品費用比以前便宜，而二級醫院認為藥品費用變便宜的（便宜很多和便宜一點）只有38.33%，具有統計學差異。（表5）
2.4 合理用藥
從處方用藥數量分析，抽樣二級醫院單張處方平均用藥數為2.16種，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與鄉衛生院分別為2.92和3.68種，均不超過5種[6]。單張處方基本藥物品種數分別為1.41、2.52、3.49.從處方用藥結構分析，抗菌藥物使用率分別為43.10%、57.20%、67.43%，均超過WHO推薦的參考值范圍（20%~26.8%）[7]。激素使用率分別為26.27%、13.80%、11.20%，達到我國合理用藥標準0%~48.4%[8]。注射劑使用率分別為25.60%、38.30%、52.34%，城鄉具有統計學差異。
3 討論
3.1 基本藥物制度在基層醫療機構已全面覆蓋
調查顯示，無論是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還是鄉衛生院，基本藥物的配備率和使用率均已達到了安徽省基本藥物政策統一指標的要求。同時由于實行零差率銷售，人民看病負擔進一步減輕。但嚴格的藥品品種以及使用限制可能會影響到基層醫療機構自身的反展，如一些以自配中藥處方為特色的基層醫療機構。此外，由于藥品使用的限制導致部分病人上轉，而上轉必將導致診療費用的提高，有違基本藥物制度設計的初衷。
3.2 零售藥店的作用被弱化
無論是政策制定者，還是制藥企業，均未將零售藥店作為基本藥物的主戰場。調查中發現，零售藥店的基本藥物配置比遠遠低于醫療機構，僅有的基本藥物也被放置在貨架底層、角落等隱蔽的位置，甚至還有藥店違規加價經營。究其根源，政策的傾斜性是其主要原因，對零差率經營的基層醫療機構政府給予財政補助，而同樣迫于競爭壓力采取零差率經營的藥店卻沒有任何補償，這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藥店人員經營基本藥物的積極性。然而，從基本藥物可獲得的便捷程度來說，零售藥店仍具備不可比擬的優勢。此外，在藥店情境下，消費者主動選擇基本藥物的主觀意識更強。如何刺激零售藥店的積極性，應是下一步政策需要解決的問題。
3.3 醫務人員用藥逐步規范，但注射劑和激素使用仍存在不合理使用情況
調查顯示，由于沒有了藥品利潤的刺激，“抗生素濫用”與“大處方”現象有所緩解，醫生基本能做到對癥下藥。但鄉衛生院的注射劑處方率仍居高不下，可能與醫務人員和村民的傳統用藥習慣有關，訪談中發現，部分村民會主動提出使用注射劑的要求，給處方合理性帶來影響。相比較而言，城市居民的注射劑處方率較低，這可能得益于注射劑類用藥知識的大力宣傳。二級醫院尤其是兒科的激素使用率較高，主要與給藥方式的改變有關。一方面由于城市空氣污染導致小兒哮喘發病率高，另一方面新型的霧化給藥方式在兒科逐步普及，這些都造成了兒科處方中激素使用率增高。
4 建議
4.1 吸引社會藥房參與基本藥物供應和銷售競爭
零差率銷售使得基本藥品供應不僅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經濟貢獻度為零，而且藥品采購、貯藏、流動、發放、收費等各個環節還需要消耗人、財、物力，成為機構經濟運行中的一個負擔[9]。建議繼續探索藥房托管模式，將基層醫療機構藥房交由具有較強經營管理能力，并能夠承擔相應風險的醫藥企業進行有償的經營和管理，將政府主導的藥房托管模式轉化為以市場主導、政府監管的模式上來，解決醫院補償不足的問題。
此外，受藥品利潤消失、財政投入不足等諸多因素的影響，醫務人員的收入受到極大影響，也會導致醫生的尋租行為，從而變相提高藥價。應建立有激勵約束配套的醫療機構處方自由外配制度，大力發展醫保定點零售藥店，吸引社會零售藥店參與基本藥物的供應和銷售競爭， 通過市場競爭機制控制藥品服務的合理租值水平[10]。
4.2 因地制宜制定省補充目錄，適當給予自選藥物空間
2012年版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已擴容至520種，更好地滿足了居民用藥需求。但考慮到城鄉居民的用藥差異以及醫療機構間發展水平的客觀差異，建議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鄉鎮衛生院與二級醫院應區別對待，制定補充目錄時應充分綜合考慮因地制宜，補充安徽省城鄉居民習慣用的劑型和規格[11]。針對各地基礎較好、服務能力強的鄉鎮衛生院，可以考慮給予一定數量的自選藥物空間，納入基本藥物范疇，以保證不至于因實行基本藥物制度而限制其業務能力的發展。
4.3 規范藥品合理使用
統一標準、建立基本藥物處方點評和監督制度。大力發展和完善醫療機構電子處方信息系統，設置診斷與用藥提示、重復用藥提示、用藥禁忌提示等，利用計算機開展處方點評及醫囑[12]。同時加強輿論引導和宣傳，普及合理用藥知識，逐步引導、改變城鄉居民的用藥觀念，營造合理用藥的良好社會氛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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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區矯正 缺失 完善
2013年1月1日施行《刑事訴訟法》中，社區矯正制度第一次被規定在其中，是刑罰執行理念的一次重大變革。它作為一種新型的非監禁改造罪犯手段，以實現罪犯再社會化為目標，以預防和抑制犯罪為目的，最終達到社會和諧的效果。
一、社區矯正制度一般理論
（一）社區矯正的內涵
社區矯正在我國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它源于英美法系國家。目前理論界與實務界還沒有統一的定義。一種觀點認為：“社區矯正是指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裁定或決定所確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心理或惡習，并促使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另一種觀點認為：“社區矯正與監獄矯正相對應，就是在正常的社會環境中充分地利用社區的資源來教育矯正罪犯，通過強制性的手段使罪犯接受并參與有關的活動，來矯正其犯罪心理和惡習，促進其盡快回歸社會的行刑模式。”筆者認為，社區矯正應當是指將罪犯放到社區中接受教育改造，并在有關國家機關、社會團體、民間組織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充分地利用社區資源對罪犯予以矯正的一種方式。
（二）社區矯正的特征
1.社區矯正工作內容的復雜性。犯罪行為所形成的復雜內在心理機制決定了要矯正犯罪人性人格將是一項多種因素綜合的復雜工作，具體會涉及到醫學、心理學、社會性、法學等多個學科的知識，而且也需要較強的社會工作能力。
2.社區矯正的專門性和群眾性。充分發揮國家專門機關的業務優勢，并積極組織社會力量參與到社區矯正事業中，以增強社區矯正力量。
3.社區矯正工作性質的多重性。社區矯正是一項嚴肅的刑事執行工作，它與一般社會工作是不同的。矯正又可以分為犯罪前的預防矯正、犯罪后的刑罰矯正及刑罰執行完畢后的后續矯正。從統和刑事政策角度來看，應當將社區矯正的范圍拓寬，以致成功達到預防和控制犯罪的目的。
4.社區矯正工作手段的多樣性。社區矯正工作是改造人的系統工程，具有高度復雜性。社區矯正的實質就是在于通過整合專門機關與社區力量來矯正犯罪人。犯罪人之所以會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而對其進行矯正的手段也應是多方面的。如果缺少綜合的幫助以及保護等救助手段，那么社區矯正就只能成為對犯罪人的一種寬容，而難以會起到矯正的作用。
二、我國社區矯正制度的突破與缺失
我國對社區矯正制度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既尊重了實際，又符合我國當前的理論要求，也取得了一些制度上的突破，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的方面。
（一）社區矯正的制度突破
1.明確社區矯正執行主體。新《刑事訴訟法》規定：“社區矯正由社區矯正機構負責。”但是并沒有明確社區矯正的具體負責機構，不過此前出臺的相關文件中已作出規范，比如《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規定：“司法行政機關要牽頭組織有關單位和社區基層組織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會同公安機關搞好對社區服刑人員的監管考察，組織協調對社區服刑人員的教育改造和幫助工作”；《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第3條規定：“縣級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機構對矯正人員進行監督管理和教育幫助”。這也就意味著社區矯正工作是由司法行政機關負責。
2.擴大社區矯正適用對象范圍。新《刑事訴訟法》第258條規定：“被判處管制、緩刑、假釋、監外執行的罪犯統一由社區矯正機構實行社區矯正”。而《刑法修正案（八）》規定：“被判處管制、緩刑、假釋的罪犯均實行社區矯正”。因此，新刑訴法與刑法修正案相比，擴大了社區矯正適用對象的范圍。
（二）社區矯正制度的缺失
1.傳統刑罰思想陳舊
社區矯正制度是刑罰輕緩化與社會化的體現，它的本土化進程必然要受到傳統刑事法律觀念的阻礙。傳統行刑觀念對我國的影響集中體現在重刑主義源遠流長、報應思想根深蒂固，較多民眾有著強烈懲罰犯罪的愿望，將犯罪人視為極其不可容忍，認為監禁刑是最安全、有效的行刑方式。在生活中，很多人把社區矯正認為是放縱犯罪、有失公正的行刑方式。在傳統法文化理念影響下，理念的更新又將是一個緩慢過程，也就導致社區矯正的推行而必需的意識土壤缺失。
2.刑事立法缺失
社區矯正作為非監禁刑的刑罰執行活動，其本身就具有著法定性、嚴肅性、權威性。目前的社區矯正，僅在《刑法修正案（八）》、《社區矯正實施辦法》中做出了一些規定，其中較多規定多為籠統，甚至還停留于低級層面，缺乏可操作性。致使工作人員在開展工作時困難重重，甚至陷入無法可依的困境。
3.社區矯正隊伍建設滯后
社區矯正是一項刑罰執行工作，應當具有一支高素質隊伍，才能保證矯正工作的嚴肅性和高效性。但目前社區矯正隊伍建設方面存在一些問題，如矯正組織不健全、人員單一等。當前矯正工作者多從監獄、司法行政機關等部門調任或由一些離退休干部組成。缺乏兼具法學、心理學、犯罪學等專業人員，限制了矯正工作規范化發展，不利于矯正工作的順利進行。
三、我國社區矯正制度的完善措施
結合當前社區矯正實踐，并借鑒國外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的經驗，現提出以下完善措施：
1.及時更新刑罰執行觀念
任何制度的確立都是以一定意識形態為其理論先導，重刑觀念意識在我國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其與我國民主法制社會的現代刑罰理念是背道而馳的。現代社會是政治、經濟、文化等都非常高的社會主義法治社會，刑罰觀念已經從重刑主義、報應主義逐步向輕緩化、教育化方向發展。社區矯正也正順應了刑罰觀的變化，鮮明地體現出現代社會的政治文明。因此，我們當務之急就是確立民眾與司法工作者的現代刑罰理念，讓他們以一種更為健康、包容的心態去接納和幫助犯罪人，使其能真正體會到現代文明對自己的影響。
2.完善社區矯正制度立法
為了解決我國社區矯正方面國家立法的缺失問題，筆者認為可從兩方面來解決：一是要在相關基本法律中，作出與其相適應的規定。比如及時修改《刑法》、《刑事訴訟法》，增加社區矯正的相關內容。二是努力爭取制定《社區矯正法》。明確司法行政機關作為刑罰執行主體資格，賦予其全面行使監外執行權的權力和職責，以便為矯正工作提供強有力的法律支撐。
3.加強社區矯正工作隊伍建設
社區矯正是刑事司法活動的重要環節，應當由專職的社區矯正監管人員來負責開展社區矯正工作。因此，開展社區矯正工作，建設一支高素質的隊伍是很有必要的。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努力：第一，吸收高素質的專業人員。第二，合理利用社會力量和志愿者。第三，逐步建立社區矯正專業社會工作者的資格準入制度。可以借鑒司法資格考試等，對社區矯正工作者進行專門的認證考試，以有效的提高社區矯正工作隊伍的整體素質。
參考文獻：
關鍵詞：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政府職能；機構改革
中圖分類號：D630.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9）07-0187-02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行政管理體制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政府經過幾次較大規模的機構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與經濟體制改革相比，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明顯滯后，至今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已成為影響整體改革進程的掣肘環節，其他領域的改革攻堅都有賴于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一、新時期深化中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
中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內容比較豐富而龐雜，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總體上看，主要涉及到政府職能、機構設置、政府管理和政府監督等方面的問題。
（一）政府職能問題
政府職能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也是當今世界各國政府共同面臨的問題。中國政府在轉變職能方面必須圍繞“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四個方面，抓好以下幾項工作：
1.建立良好的法治環境。要通過加強法制建設，制定和完善各種法律、規章和制度，嚴格規范行政權和行政行為，使政府能夠依法履行各項職能，包括依法規范市場主體的行為，依法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依法保護人民群眾各方面的權益，依法協調各種利益關系，依法打擊各種違法犯罪行為等，確保行政管理體制在法制的軌道上運行。
2.創造穩定的經濟社會環境。穩定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前提。只有創造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和社會發展環境，才能使投資者和消費者保持良好的心理預期，促進投資和消費健康發展。這就要求各級政府必須轉變思想觀念，創新管理方式，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保持經濟平穩發展，促進社會不斷進步。
3.保護好環境和生態。要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全面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為人的生存和發展提供良好、持久、和諧的環境與條件。這是各級政府必須切實負起的責任。從各國發展經驗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往往忽視環境和生態保護，造成長期的嚴重后果。我們決不能走先污染破壞再治理恢復的老路。我們已經有過這方面的教訓。
4.努力提供高效優質的公共服務。要按照建設服務型政府的要求，把提供人民群眾必需的公共服務作為政府職能轉變的切入點。通過制度和政策安排，合理調節收入分配關系，努力縮小貧富差距，保護不同群體的合法權益和創造力，切實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特別要著力為城鄉低收入群體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公共服務，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幫助他們提高自身發展能力。
（二）政府機構改革問題
1.鄉鎮機構改革。鄉鎮政府是中國的基層政權組織。改革開放以來，已經進行了三次全國范圍的鄉鎮機構改革。2004年在農村稅費改革的基礎上，進行了鄉鎮機構改革的試點。推進鄉鎮機構改革是鞏固農村稅費改革成果，從源頭上和制度上防止農民負擔反彈的一項根本措施。要從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出發，思考和明確鄉鎮政府的主要職能。
對于鄉鎮政府的機構設置不能有太高要求，就是五年內鄉鎮機構編制不要增加。可以減，不能增，控制住規模。鄉鎮事業站所改革問題，七站八所，主要強調的是分類管理。要區分公益性事業和經營性事業，提高公共服務資源的利用效率。
2.事業單位改革。事業單位改革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十六大已經明確指出，要按照政事分開的原則，改革事業單位管理體制。五中全會又進一步提出，要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
（三）關于完善決策、管理機制和建設法治政府等問題
1.進一步完善科學民主決策機制。決策是政府管理的基本活動之一，正確決策是做好各項工作的前提。政府決策必須堅持民主和集中的統一，堅持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和創造性的統一。進一步完善科學民主決策機制，當前要著力健全五項制度：一是重大決策的調查研究制度，二是重大事項的集體決策制度，三是重大決策的事項聽證和公示制度，四是重大決策的事項專家咨詢評估制度，五是決策的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度。要通過健全有效的制度，確保各項決策的民主性、科學性和公開性，確保各項決策真正符合經濟社會發展實際，確保各項決策真正落到實處。
2.進一步推進政府管理創新。政府管理創新，重點要抓好以下三個方面的工作：要繼續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必須與貫徹實施行政許可法和治理商業賄賂結合起來，通過建立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監督機制，堅決防止和抵御商業賄賂滲透到政府系統。要按照“鞏固成果、防止反彈，突出重點、明確任務，措施配套、深入推進”的總體要求，把取消、調整和保留的行政許可項目和非行政許可審批項目落實到位，尤其要切實加強后續監管工作；對保留的項目要進一步清理和規范，確保行政許可法的有關規定落到實處。
3.進一步推進法治政府的建設。建設法治政府既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也是鞏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成果的客觀要求。要按照《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的要求，著力把握好兩點：一是進一步完善行政執法體制。要按照建設法治政府的要求，通過法律形式明確政府職能，健全各項制度，加快建立權責明確、行為規范的行政執法體制，保證各級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嚴格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職權、履行職責，從體制上解決多頭執法、重復執法、交叉執法、執法效率不高的問題。二是加強依法行政的制度建設。健全推進依法行政的責任制，要明確各級行政首長作為本地區、本部門依法行政工作第一責任人，全面落實綱要各項要求的具體職責；健全行政決策監督和責任追究制度，明確決策權限，完善并嚴格執行行政決策程序，確保依法決策；認真實行行政復議制度，堅決依法受理行政復議，堅決撤銷或變更違法或者不當的行政決定；完善規章和規范性文件的備案審查制度，及時修訂或廢止不符合備案要求的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
4.關于政府績效評估問題。對政府績效進行評估，是規范行政行為、提高行政效能的一項重要制度和有效方法。我們必須著眼于建立一套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具有中國特色而又行之有效的政府績效評估體系。當前，要重點把握并研究解決三個問題：一是要按照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加強和諧社會建設要求，明確績效評估的具體內容，設計既科學合理、又簡便易行的評估指標體系，建立針對不同部門、不同崗位人員的績效評估標準。二是堅持把群眾公認作為政府績效評估的根本原則，同時處理好上級評估、同級黨委和人大評估、政府自己評估與群眾評估之間的關系，處理好對公務員個人績效評估中行政領導與群眾評議之間的關系。三是努力提高績效評估的準確性、公正性、有效性，把績效評估的結果與行政問責制和公務員的選拔任用、升降去留、獎勵懲戒和改進工作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正確的導向和良好的政風。
5.關于施政理念問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我們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始終堅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在幫助人民群眾解決實際問題上，把更多的財力和物力用在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要善于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善于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智慧解決發展中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善于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實現發展目標，善于在基層群眾的實踐中總結發展的規律；要把維護社會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公平正義作為執政的核心價值、理念和基本原則，努力營造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讓廣大人民群眾都能享受到改革發展的成果。
二、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應處理好的若干關系
1.繼承與創新的關系。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必須堅持階段性和連續性的統一，認真吸取過去的好做法、好經驗。同時，要根據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認真研究在行政管理方面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堅持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積極探索加強行政管理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徑，不斷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2.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與政府機構改革的關系。長期以來，對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認識有一個誤區，就是把政府機構改革等同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實際上，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概念要廣泛得多得多。往往一談到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首先考慮的就是撤并機構、精減人員。這種認識是片面的、不準確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包括多方面的內容，政府機構改革僅僅是其中的一個方面。我們要把機構改革放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大局中去謀劃、去推動。另一方面，在部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同時，必須深入研究政府的職能和組織結構。只有這樣，才能增強改革的針對性、有效性和科學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