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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1）13-0047-02
一、人口紅利及其發展階段
（一）人口紅利的內涵
一般來說，不同的年齡群體具有不同的經濟行為，從而也會對經濟產生不同的影響，當一國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齡化加速的同時，少兒撫養比例也迅速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從而形成了一種“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球形人口結構，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將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撫養負擔輕、于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人口經濟學家稱之為“人口紅利”或者“人口機會窗”。當整個社會處于人口紅利期時，社會的經濟發展將呈現出高儲蓄、高增長、高投資的經濟局面。相對的，當人口的較大比例是由少兒和老人組成的情況下，勞動力資源將為比較缺乏，就業率較低，社會將承擔較重的撫養壓力，將不利于經濟的發展。
（二）人口紅利的發展階段
世界各國各地的人口，不論是否實行計劃生育，都將會經歷人口在生長類型的兩次轉變，第一次人口轉變是指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轉變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第二次人口轉變是指從“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轉變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在第二次人口轉變的過程初期，由于人口再生產的慣性作用，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齡化速度。從而總人口結構呈現“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負擔相對較輕。從而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出現了一個對經濟社會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即出現直接的人口紅利階段。具體來說，人口紅利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人口年齡結構呈現中間大，兩頭小的形狀，使得勞動力供給充足，勞動參與率高，帶來了就業人口的增加，大大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巨大的人力資本數量優勢是此階段人口紅利的主要源泉；第二個階段是勞動力增長的速度開始變慢，人力資本呈現出來的數量上的優勢作用開始逐漸減小，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開始變小；第三個階段是雖然勞動力數量增長率已經出現緩慢的趨勢，但由于社會的進步使得就業人員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人口紅利進入質量階段，人力資本對GDP增長率的貢獻再次出現增大。這個階段，人力資本的質量優勢成為人口紅利的主要源泉。最后一個階段是人口結構的趨勢逐漸向老年人口轉變，同時少兒的撫養系數開始變大，勞動力人口減少，開始出現了兩頭大、中間小的年齡結構，經濟的增長開始依賴于勞動力質量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
二、人口紅利的影響分析
（一）人口紅利的正面影響
在人口紅利時期，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大是一種潛在的優勢，勞動的參與率和就業率都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上，為經濟的增長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相對較低的社會撫養系數減輕了國家的負擔，形成了較高的社會儲蓄率，從而有利于資金的積累，為經濟的增長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同時，經濟的增長也帶來了就業的增長，即使就業的部門結構和所有制結構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就業總量保持持續的增長反過來又促進了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的進步。許多現行的國家和地區，人口紅利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1970―1995年間，在東亞諸國超出常規的高增長率中，由勞動年齡人口高比重所作出的GDP貢獻比例高達1/2~1/3。北美新大陸開發之初，人均GDP增長率比舊大陸高出部分中，90%~100%可以歸于富有生產性的人口結構優勢，美國的一所研究所將其稱為東亞奇跡和新大陸國家奇跡。
（二）人口紅利的負面影響
客觀上來說，人口紅利只是經濟增長所面臨的一個有利條件，相對于實實在在的優惠，它更像是一個機會，只有抓住這樣的機會，并加以適當的利用，才會使機會轉化為紅利，反之，如果勞動力資源不能得到正確和充分的利用，人口紅利將會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首先，由于資本與勞動不能進行有效的結合，使得城鎮下崗和失業的現象日益嚴重化，給社會帶來了很大的壓力，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及和諧；其次，大量的新增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在就業機會不充足的情況下，這種就業壓力將導致失業率的逐漸上升，貧富差距變大；最后，充足的勞動力資源與有限的就業崗位之間的矛盾尖銳化以及由于勞動力之間的同質性等原因，導致勞動力之間出現過度的競爭現象，出現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低收入群體的大量增加導致消費能力的下降，消費率的低迷將會嚴重影響經濟的增長，從而阻礙社會的進步。
三、人口紅利與企業轉型升級
（一）人口紅利的消失對企業帶來的影響
人口紅利是人口轉變過程中的中間階段，隨著未來整體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紅利也終有消失的時候，人口紅利的消失將會對企業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人口優勢將不再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人口紅利的消失帶來的直接影響是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儲蓄率的下降、消費的下降以及老年人口的增多等。對于企業而言，首先，勞動力人口的普遍缺乏，特別是普工的崗位沒有多少人從事，從而使企業嚴重缺乏人力資源，同時，由于勞動力的減少，工作的競爭力將會下降，員工缺乏積極性和創新性，使得企業生產效率也會降低，并且企業“缺工”現象的產生導致勞動力成本的迅速上升，從而增加了企業的總體成本；其次，隨著人口紅利的消退，會出現儲蓄率的下降，進而將會影響到資本市場，表現為資本杠桿率下降，投資的收益率也會降低，整個資產價格都將會受到影響，特別是股市以及房地產之類的企業將會出現低迷的現象，影響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二）企業轉型升級的緊迫性
人口紅利的代名詞是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其理論基礎是假定富余勞動力的轉移不存在障礙，其實人口紅利消失之后，勞動力比例的下降不僅是因為人口年齡的變化，還有技能及受教育水平低導致生產效率的下降和成本的降低，人口紅利的理論其實沒有考慮到產業升級、技術進步及人口素質的因素，依賴于廉價勞動力的人口紅利只有利于附加值較低的“世界工廠”，當失去了人口年齡這一優勢之后，企業更應該注重轉型升級，實現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的轉換。當前，中國正逐步步入老齡化社會，同時，由于中西部的快速發展，導致沿海等很多省市的勞動力資源供應不上，這給企業招工帶來了極大的挑戰。為此，企業在當前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情況下，將會面臨著轉型升級的必然發展趨勢。企業轉型升級能夠幫助企業有效的克服過分依靠勞動力發展的弊端，同時也能夠提升勞動生產效率，降低對資源環境的污染，有助于實現中國可持續發展道路。
首先，要提高勞動者的薪資水平，加大社保的力度，GDP的增長要惠及大多數的國民，參照GDP的增長速度，企業要穩步的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擺脫依靠廉價勞動力增加企業利潤的觀點，加大社會保障的力度，為勞動者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從而提高勞動者工作和創新的積極性；其次，企業要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勞動者素質的提高有利于生產效率的提高，從而產品的技術性能及產品質量也會相應的得到提升，提高勞動者素質，不僅指提高高等教育質量，也指提高中等教育、職業教育和勞動技術培訓水平。增大崗位培訓的投入資金，建立健全教育機構與企業的實習培訓機制，促進新增勞動力與企業需求順利接軌；再次，企業必須升級產業結構，增強自主創新的力度，要改變粗放型的發展經濟發展方式，在人口紅利消退之前，企業要更多的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業進軍。此外，環境與資源的壓力也迫切的要求企業進行轉型升級，使得經濟進步與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和諧的發展。
四、結語
相對于人口優勢來說，人口紅利更像是一次促進經濟發展的機會，要充分的利用好這個機會，使人口紅利稱為真正意義上的利益，人口紅利理論簡明的指出了充足、廉價的勞動力對于經濟增長的短期影響，但是一味的依賴廉價勞動力的粗放經濟形勢終將會走到盡頭，不適應現代經濟的發展形勢，企業要在人口紅利沒有消退之時，充分的利用好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同時也要做好轉型升級的準備，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增大技術投入成本，合理的分配資源，使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使數量型的人口紅利轉變為質量型的人口紅利，創造新的經濟增長源泉，真正地做到技術與經濟統籌兼顧，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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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紅利；人力資源；年齡結構；撫養比；經濟增長
隨著我國老齡化進程的逐步加快，近幾年來，我國沿海地區出現的“用工荒”現象成為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焦點，由此帶來的用工成本上升和制造業轉移的問題更引發了各方的深入思考。因此，加大制度創新，使經濟增長方式由主要依靠投入向主要依靠生產率提高轉變已迫在眉睫。
1 人口紅利概念的提出
人口紅利這一概念最早是由國外的經濟學家在對日本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以及東亞地區國家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創造的經濟奇跡研究時所提出的。Bloom 和 Williamson通過對東亞1965年至1990年的人口數據和1990年至2025年數據的預測及經濟數據的分析證明了人口紅利為東亞經濟奇跡貢獻達到了1/3。經濟學家Andrew Mason 在Bloom提出的人口紅利基礎上進行了更進一步的完善。
我國學者對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帶來的人口紅利現象也做了深入研究。蔡P、于學軍等學者具體界定了人口紅利的概念，指出在人口變動過程中，會形成一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較高，而少兒和老年人口比重較低的局面，總人口呈現出“兩頭小，中間大”的結構，使得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負擔較輕，人口生產性強，儲蓄率高，這一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就被稱為“人口紅利”。
2 人口紅利的基本特征
（一）高勞動參與率
勞動參與率是指在一定區域內經濟活動人口（包括就業者和失業者）占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是衡量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狀況的指標。在人口年齡結構轉變的不同階段，勞動年齡人口增長與總人口增長之間并不一定存在同步性。其主要表現為：當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慢于總人口增長時，勞動力供給的下降將帶來社會總負擔的加重，進而引起人均產出水平和勞動參與率的下降；反之，當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快于總人口增長時，勞動力的豐富供給將帶來充分就業，那么就意味著經濟社會具有較高的勞動參與率，即勞動年齡人口優勢的充分發揮實現了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
（二）低社會撫養比
低社會總撫養比是人口紅利時期最為顯著的特征。社會總撫養比由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兩部分組成，因而人口紅利亦是由少兒人口紅利與老年人口紅利兩部分組成。少兒人口紅利是由于生育投資不足而轉化的一種負債消費，這種負債消費方式在未來是需要加倍償還的，并且必然會加重未來的人口負擔；老年人口紅利則是由于生育投資過度而形成的一種預期回報。雖然少兒人口與老年人口在社會總負擔人口中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但是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在時間上的變動與方向上的變動卻具有相對的獨立性。
（三）高儲蓄率
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說認為，人口的轉變過程是個人生命周期的變化代際更替關系。一個社會的人口年齡結構發生變化，則邊際消費傾向也會隨之發生變化，當一個經濟社會進入人口紅利時期，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增加，則消費傾向降低、儲蓄率上升，最終帶來資本積累給經濟增長帶來積極的增長效應。因此，高儲蓄率是人口紅利的另一個重要特點。1949年以來，除了“”和“”的影響外，我國的儲蓄水平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民收入的增加而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
3 人口紅利減弱背景下我國經濟增長對策
（一）改革戶籍制度，促進勞動力合理有序區域流動
促進勞動力的有序流動是充分利用人口紅利的必然條件。然而，由于受到城鄉二元結構的影響使得我國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受到了一定程度限制，因此，我們要實施具有區域差異的就業政策、改革以戶籍管理為核心的政策制度、完善公共服務及社會保障等措施來實現勞動力的合理流動。積極推進戶籍管理改革制度，引導勞動力跨部門、跨地區的合理有序流動，改善勞動力市場的配置效應。因此，戶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不僅能夠給勞動者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而且能夠充分發揮人口紅利的效應。
（二）全面開發和提升勞動者素質
加大基礎教育的投資力度，完善教育體系的建設規模。東部地區為了避免人口紅利過快衰退，需要繼續學習發達國家先進的技術、管理知識和理念，提高勞動力的綜合素質，從而為該地區創造人力資本，并根據勞動力供給數量的變化合理調整產業結構，保持勞動力資源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而中西部地區在利用本地不斷轉移的大量農村勞動力來承接東部地區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前提條件下，為了提高勞動力的有效投入，需要加大本地區的教育投入，不嗵嶸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質量和層次，擴大人力資本的存量，從質量上發揮人口紅利的作用。
（三）適時采取延長退休年齡制度
隨著人口預期壽命的提高，一些國家已經將退休的法定年齡逐步提高。退休年齡的延長直接為我們帶來兩個特別明顯的經濟效益：一是低齡老年人口繼續工作，增加了勞動力的供給。二是退休年齡延長，使得一部分贍養的人群轉變成了勞動力人群。低齡老年人口具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在健康狀況允許的情況下，這部分人群可以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目前，在我國勞動力充足的狀況來看，延長退休年齡可以作為計劃，在我國未來5-10年內，可以根據職業、技術水平、健康狀況，逐步推行延長退休年齡制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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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老齡化；人口紅利；家庭儲蓄；政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C913〖KG13mm〗〔文獻標識碼〕〔文章編號〕1008-2689（2017）02-0033-06
一、 題提出
個人生命周期中消費和儲蓄會隨著家庭主要成員年齡變化而變化，這種個體現象上升到宏觀就是人口結構轉變與儲蓄的關系。人口轉變是一個長期過程，它既包含了個人生命周期的變化，也反應了代際更替關系。根據生命周期假說，人在一生中的不同階段其收入在消費和儲蓄之間的分配是隨年齡而變化的，進入勞動年齡之后，個人儲蓄變化是一個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如果總人口中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大，那么，這部分人口的個人儲蓄之和將有助于提高儲蓄率。同時，勞動年齡人口的撫養比相對較低，他們所承擔的撫育和贍養等經濟負擔較輕，從而減少了家庭支出，提高了家庭儲蓄的比例，所以人口老齡化必然帶來儲蓄的影響，進而對家庭資產配置產生影響。
中國自2000年左右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中國經濟也面臨新常態挑戰，那么人口老齡化與居民的儲蓄率是一個什么樣的關系？中國的居民儲蓄和人口老齡化關系是怎么樣？國際上的居民金融資產的對比情況有說明了什么？本文將從理論和實證兩個角度分析這方面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二、 文獻綜述與理論研究
在人口增長的過程中，都可能會出現所謂的經濟增長“人口陷阱”，即任何超過最低水平的人均收入的增加都會被人口增長所抵消，最后退回到原來的最低水平。這個理論認為人口陷阱的存在是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停止不前的根本原因。而“二元經濟發展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這個問題[1][2]。
二元經濟發展理論將一個典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部門分成了農業經濟部門和現代經濟部門。在經濟發展初期時，農業部門滯留者大量的勞動力，而這些勞動力相對于資本與土地來說基本上是冗余的，邊際生產力幾乎為零。因此現代經濟部門在提供一個基本生存工資的條件下，就能夠從農業部門汲取充足的勞動力。這個被定義為經濟發展的第一個階段。而后經過了劉易斯拐點，進入了經濟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在這個階段，雖然農業經濟部門相對于現代經濟部門勞動力還是過多的，但此時農業勞動人口已不再是無限制供給，勞動力變的短缺。為了吸引勞動力的轉移，工資水平開始提高。當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產品相等時，或者說兩者的工資水平相近時，即到達了“劉易斯第二拐點”，進入經濟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城鄉一體化勞動力市場形成，結束二元經濟過剩勞動力的狀態。向第三階段的轉變代表著經濟自我可持續增長時代的到來[3][4]。
當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整個國家的經濟呈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局面，稱為“人口紅利”。這樣的人口結構的出現可以通過生育率的水平來反應。假設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生育率是由一個較高的水平逐漸降到一個較低水平，這時有：（1）當總的生育率處于很高水平時，經濟發展速度也是相應比較低的（其他條件不變時）；（2）當生育率逐漸下降，勞動人口比例增加，相應的低齡和老齡的人口較少，撫養率低，獲得了人口紅利；（3）當生育率繼續下降時，老齡化程度提高，經濟增長又降到一個較低的水平，人口紅利轉變為人口負債。圖1中虛線部分展示的就是所謂的“人口機會窗口”，即人口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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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6H〗〖STFZ〗圖1生育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圖〖HT1.〗〖TS）〗
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幾種傳導機制：第一，人口紅利提供豐富的勞動力。人口紅利提高了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人口結構變得更有生產性，直接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第二，人口紅利提高了儲蓄率。在勞動人口比重較高的情況下，少年兒童撫養比和老齡人口撫養比均比較低，導致了更多的居民儲蓄。
人口紅利除了以上通過人口結構的直接作用，稱為第一次人口紅利之外，還有第二人口紅利。第二次人口紅利是基于人們對未來老齡化的預期，擁有更強的儲蓄動機，形成額外的積累。此外，若第一次人口紅利期間積累了良好的人力資本，則有利于第二次人口紅利的實現。第一次人口紅利和第二次人口紅利并沒有什么先后順序，甚至可以交疊，而且第二次人口紅利的實現依賴于在第一次人口紅利期間建立的良好制度[5]。
關于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影響方面的實證研究往往依據生命周期假說構建實證模型加以驗證。Leff（1969）與Modigliani（1970）均為這一方面研究的早期經典文獻[6][7]。Leff（1969）該文利用1964年74個國家截面資料研究發現，人均收入水平、經濟增長速度、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總撫養比對國民儲蓄率均有顯著影響。Modigliani（1970）更是利用跨國數據驗證了生命周期假說。此后，很多學者利用單一國家數據說明人口結構對一國儲蓄的影響。例如Horioka（1997）對日本的研究，Modigliani and Cao（2004）對中國的研究。上述實證研究結果基本認為生命周期假說對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同樣適用，老年撫養比與一國總儲蓄率呈負相關關系（Leff，1969；王德文等，2004）[8][9]。
前面的理論綜述指出第二人口紅利取得的關鍵環節是老齡化過程中儲蓄的形成及資本轉化，而第一人口紅利亦認為人口年齡結構轉變通過勞動力供給、儲蓄和技術進步三條渠道來對經濟增長施加直接或間接影響（王德文等，2004）。可見，無論是第一人口紅利還是第二人口紅利均強調儲蓄形成這一重要的中間環節，但二者所強調的人口年齡結構轉變對儲蓄產生影響的驅動力是有差別的。本章前面所述關于人口結構對儲蓄影響的實證研究顯然可以從儲蓄形成視角解釋第一人口紅利。由于人口紅利（無論是第一人口紅利還是第二人口紅利）的實證研究均需要人口年齡結構與儲蓄、經濟增長等指標的長期時間序列數據，目前還難以說明第二人口紅利的直接影響。
三、 中國人口結構與人口紅利
我國是人口大國，過多的人口數量給社會資源帶來了較大的壓力。于是近幾十年，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下，我國人口實現了西方發達國家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人口轉變。就總體而言，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已從“年輕型”到“成年型”，并于2000年，老年人口的比重首次超過10%，正式地進入了老齡化社會。
人口結構的轉變導致的是社會撫養比的變化，同時也就伴隨著人口紅利和社會老齡化的先后到來。表2列出的是1995年到2013年我國人口撫養比的數據。根據這些數據，我們可以畫出對應的少兒撫養比曲線FC、老齡撫養比曲線FO和總撫養比曲線F，如圖2所示。從圖2可以明顯地看出在近十幾年內，老年撫養比是逐年增加，少兒撫養比是逐年減少，但開始趨于平穩。而對于總撫養比，隨著少兒撫養比趨于平穩，老年撫養比的增加從2011年開始逐漸有了上升的勢頭。
如果以人口負擔的輕重來衡量人口紅利，并且以50%的人口撫養負擔作為分界線，那么中國 “人口紅利窗口”時期大致是1990年開始，到2030年Y束，前后持續大約40年。從圖2可以看出，目前總的撫養比已開始上升，人口紅利將逐步趨于消失，而伴隨著的就是社會的老齡化。
從二元經濟發展理論也可以看出，隨著中國充足而廉價的勞動力逐漸消失，工業勞動者工資的上漲，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而關于劉易斯拐點，勞動力轉移與經濟發展是拐點到來的根本原因，同時“人口紅利”效應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也促進了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從劉易斯拐點的出現的角度，我們也可預測人口紅利趨于消失。
在劉易斯拐點之前，中國的勞動力是“無限供給”的，由此帶來的低勞動力成本，是中國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很大優勢。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同時創造了巨大的就業機會，從而吸納了大量從農村來的勞動力，為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而在近些年，劉易斯拐點到來，人力成本開始升高，我國不得不面臨產業轉型等諸多問題。
四、 中國人口老齡化與儲蓄的實證研究
人口紅利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多方面的，這里將主要研究人口紅利對儲蓄率的影響。一般來所，資本積累和資本形成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力，并且是通過投資完成的。而一國投資主要是依靠于內部儲蓄，因此儲蓄對經濟拉動的影響不言而喻。
人口紅利對儲蓄率的影響路徑大致有：（1）人均收入。人均收入的增加也是儲蓄率上升的一個重要來源；（2）人口撫養負擔。在“人口紅利窗口”時期，人口結構的生產性高，有利于人們的儲蓄，從而促進經濟增長。而從第二人口紅利出發，其影響路徑有：（1）養老預期。在人口結構轉變的過程中，人們出于養老的目的，將會提前對自我儲蓄做出調整；（2）人力資本積累預期。經濟個體對于人口結構變化引起的家庭結構變化的預期，會提高自身和下一代的人力資本積累，稱為人力資本積累預期。它包括推遲下一代工作年齡，延長教育時間，以及增加教育投入等。圖3為人口紅利對儲蓄影響路徑的示意圖。
下面將主要探討人均收入與老齡撫養比對儲蓄的影響。首先我們構造一個自變量為老年撫養比和人均儲蓄額度函數。公式如下：
在做回歸之前，為了避免虛假回歸，首先我們要對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對時間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的方法有很多，本文采用的是最常用的ADF檢驗，以此來觀察序列中是否存在單位根。單位根的存在會使得回歸分析中出現偽回歸。而關于單位根檢驗，其實是一個隨機過程的問題，需要引入白噪聲這個變量進行分析。通過EViews軟件，可以得到各變量的ADF檢驗結果如下。
從表4中可以看出，在5%的顯著水平上，變量ΔS、X1、Δ（ΔX2）均不平穩，但是一階差分均平穩，即這三個時間序列數據是一階單整的。
下面將采用基于向量自回歸模型（VAR）的Johansen檢驗方法進行協整檢驗，觀察變量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關系。結果如表5所示。
在表5中，r表示協整關系的個數。我們以跡檢驗為例，在5%水平的臨界值下，跡統計量44.80208>29.79707，即拒絕沒有協整關系的原假設。因此，這里最多存在一個協整關系，即以5%為顯著水平，ΔS、X1、Δ（ΔX2）三個變量存在著一階協整關系。
最后通過OLS回歸，得到代數表達式為：
以上計量方法只是一個輔助工具，從計量結果上，可以我們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我們的分析。回歸結果說明了：人均儲蓄的增長率和老年撫養比以及人均GDP加速度有著一定的線性關系。X1的系數為正，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老年撫養比對人均儲蓄產生的正的影響。隨著死亡率的下降和預計壽命的延長，以及人口政策的影響下，我國老年撫養比的系數將會繼續增大。在養老保險和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條件下，未來生活成本的上升，將強化人們的儲蓄動機，使人均儲蓄不斷上升，將對經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個結論讓我們意識到人口紅利還需得到充分的利用和開發，同時需要應對老齡化所帶來的社會發展的問題。
五、 國際比較與政策建議
理論上來說，因為人口老齡化中存在養老儲蓄的動機問題，所以養老金制度也會影響到家庭儲蓄和資產配置。如圖4所示，是部分國家金融和家庭資產配置的數據。
從這幾個國家情況可以看出，英國、美國和澳大利亞都屬于養老金資產較高的國家，養老金政策也傾向于積累制，但是德國屬于傳統強調現收現付制，養老金積累并不高，結果導致德國家庭中投資性和儲蓄型積累的比例較高，這是明顯的養老金政策影響到了家庭儲蓄和資產配置[10][11]。
所以，對于中國來說，因為養老金的積累性不足，人們儲蓄的意愿會很高，這就是中國人口不斷老齡化，儲蓄依然居高不下的一個解釋。綜合來看，如果未來中國養老金政策偏向于積累制，則可以為家庭建立較高的養老金資產積累，人們養老的壓力減小，有可能夠釋放消費的潛力，能夠幫助中國經濟走出人口紅利消失的影響，保持持續穩定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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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紅利；撫養比；老齡化
一、人口紅利的定義與指標刻畫
“人口紅利”這一概念，最早是由國外經濟學家在研究東亞“經濟奇跡”時提出的。關于人口紅利，Mason and Lee（2004）提出了兩個人口紅利的說法，分為“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
“第一人口紅利”是指人口出生率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提高，勞動力供給增加，表現出人口總體負擔相對較輕的局面。
對于“第二人口紅利”的說法，即是在人口年齡結構轉變的過程中，作為理性的個人、家庭和政府，在生命周期假理論說下，其個人行為、家庭行為和政府公共政策的選擇將針對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會對預期的產出和消費做出合理的安排。在人口轉變的特定階段，由于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不斷提高，理將導致國民儲蓄提高和資本供給增加，這對經濟增長起到較大的推動作用，他們將其稱為“第二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刻畫指標很多，國際上統一用勞動力負擔來刻畫人口紅利，相對于勞動力撫養負擔，還有一個勞動力經濟負擔的概念，這是由于不同年齡段的人口消費水平的差異比較大，勞動力經濟負擔大致反映出了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相對于勞動力人口的消費情況，這能夠更好的測算不同年齡階段人口的社會消費結構以及產生的經濟效用。然而實際上，撫養負擔其實并不僅僅體現在消費上的物質供給和經濟支撐，同時也體現在精神以及情感上的支持和慰藉。因此，通過撫養的數量比即勞動力撫養負擔更能反映真實的負擔狀況。
因此本文中的人口紅利指標即用撫養負擔來刻畫，而撫養負擔又存在理論撫養負擔和實際撫養負擔。二者并不等同，差距在于勞動參與率，若全部的勞動力年齡人口都參與到經濟活動中，理論撫養負擔與實際撫養負擔保持一致，一般情況下，實際撫養負擔要高于理論撫養負擔。
然而，需要指出是，本文將采用理論的撫養負擔，而非實際撫養負擔，由于我國的勞動力市場非市場化以及城鄉二元結構帶來的官方勞動力就業統計范圍僅限于城鎮勞動力，而忽略了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并且具體到勞動力年齡階段的勞動參與率較難，即使估計的數據也與實際差異較大，很難反映真實情況，因此，就用勞動力年齡人口來代替勞動力就業人口。
二、人口紅利的特征
為了對人口紅利進行比較充分的認識，研究人口紅利的特征是特別重要的，對于一般文獻中提到的三點：高勞動參與率、低撫養比、高儲蓄率。這只是從表面上一些簡單的特征表述，下面詳述人口紅利的具體特征。
（一）差異性
人口紅利差異性包括地區差異、進入時間差異、紅利持續時間的差異、結束時間差異、結構差異等。
（二）不平衡性
一是人口紅利的區域不平衡，人口流動使得我國東中西部的人口紅利存在差距。
二是人口紅利的城鄉不平衡，城鎮化也在影響著我國人口紅利的城鄉差距。
三是人口紅利持續時間的不平衡性，相對而言，東部人口紅利持續時間因中西部的勞動力人口流入被延長了，城鎮人口紅利持續時間因農村勞動力的流入被延長了。
（三）時效性
人口紅利僅僅只是勞動力資源在一定時空條件下的配置結果，不是永久性的經濟增長源泉。我國的人口紅利是一個短暫而又一次性的過程，這種人口紅利不可儲存，必須即時存在、即時消費。
（四）成本性
因為人口紅利消逝后的社會面臨的是人口負債，人口紅利所創造的經濟發展機遇是迎接人口老齡化的關鍵。因此，必須充分利用當前的人口紅利，通過經濟社會的不斷積累來應對人口負債階段的各種挑戰。
（五）條件性
人口年齡結構轉變帶來的勞動力比重較大只是為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而不是經濟發展的充要條件。人口紅利只是一種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一種人口年齡優勢，人口紅利不等于經濟紅利，也就是說，人口轉變雖然帶來人口紅利，但是并不必然促進經濟增長。因此，人口紅利的兌現具有條件性。
三、我國人口紅利的分析及預測
隨著人口結構的轉變，我國人口紅利正在發生著變化，《聯合國人口展望》預計到2015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將停止增長，隨后將會慢慢減少。此外，盡管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上升，但是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使得老齡化趨勢初現。根據此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10年滿15周歲到60周歲之間的勞動年齡人口是9.2億， 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約為1.65億，2020年將增加到2.4億，2030年時則高達3.4億，屆時約占我國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根據目前的人口紅利趨勢，很有必要對我國未來人口紅利進行預測、分析，下面是采用聯合國發展報告中的數據所作出的預測分析。在1950年到2050年期間，我國的勞動力總撫養比的變化表現出上下波動的形態，其中有兩大拐點：一是1965年附近的總撫養比達到最高點，另一個點是2013年左右的最低點，自從2013年起，總撫養比因人口老齡化而不斷的增加，盡管人口紅利在2013年左右消失，但仍有持續近30年的平衡期，在將來的這一時期，人口紅利已經消失，但人口負債并不顯著，也是一個應對于人口負債和老齡化調整的重要“緩沖期”，仍處于一個有利于經濟增長的時期。
從1950-1990年，總撫養比和少兒撫養比均呈現出“倒U”型軌跡，在這一階段，老年撫養比一直穩定的保持在8%左右，1990年之后，少兒撫養比在不斷的下降，直到2030年左右達到谷值，1990年到2050年，總撫養比呈現出“U”型軌跡，在2000年，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2015年老齡化加速，促使老年撫養比迅速增加，負擔迅速加重。在1950-2050的一百年里，總撫養比的變化在1950-1990年期間主要因為少兒撫養比的變化，而在1990-2050年期間主要由老年撫養比變化來解釋。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的“交叉點”發生在2030年左右，即從2030年，老年撫養比歷史性超過少兒撫養比，開始全面的影響我國的經濟社會。
四、政策建議
借鑒國際經驗，在面對老年負擔加重的挑戰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政策有所不同，發達國家采用了移民以及延長退休年齡等政策，而有些發展我國家強調了勞動年齡人口積極參與經濟活動，為此采取了加強教育和培訓、勞動力市場改革等措施。我國應該根據自身情況，采取合適的政策，然而擺在我國經濟發展面前的兩個重要問題就是：一是如何盡可能充分利用即將消失殆盡的人口紅利；二是如何利用人口紅利積累的經濟社會基礎應對未來人口負債的挑戰。人口紅利優勢轉變、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協調發展；勞動力全流通與充分參與；提高老年市場參與戰略；集中型撫養和贍養戰略等等。（作者單位：南京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談話一方是美國CBS電視臺記者羅斯，一方是如日中天的蘋果公司總裁庫克。
訪談由記者的提問開始：為什么蘋果公司不把生產線從中國遷回美國？是不是因為中國工人工資低？
庫克斷然否定。
記者羅斯（以下簡稱記者）顯然不滿意這個答案：如果不是因為低工資，那是什么原因呢？
庫克淡定地回答：是技術。
記者很是詫異：技術？
庫克：沒錯，技術。
記者顯然不相信這個解釋：中國工人的技術比美國工人更優秀？比德國工人更優秀？
庫克：是的，讓我講清楚，中國非常重視制造業，也就是你我所說的職業技術。長久以來，美國已經停止培育那么多工種了。我的意思是，你把美國所有的機器、模具制造者召集到一起，我們所坐的這個房間就裝滿了。而中國呢，你恐怕得找好幾個足球場才能裝滿。
…………
訪談一播出，全美嘩然。
彼時，隨著中國經濟增速的放緩，“中國人口紅利將迎來劉易斯拐點”的論調甚囂塵上。
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過剩轉向短缺的轉折點，是指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達到瓶頸狀態。
誠然，中國以往龐大的勞動力大軍支撐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而從2012年開始，中國勞動人口開始連年下降，隨之而來的是用工成本開始上漲。
那么，中國的人口紅利是不是真的即將消失了呢？
庫克的話告訴我們：中國的人口紅利并沒消失，只是傳統的人口紅利正在向新的人口紅利轉變。
傳統的“人口紅利”，是人口數量紅利――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
確實，人口數量紅利正在結束，而第二輪的人口紅利正向我們走來。
新人口紅利一：人口質量紅利。
從基礎教育的普及到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帶來人口質量紅利的興起。受教育人口數量突飛猛進，勞動人口中大學生占比逐年上升，遙遙領先于印度等國家。比較中美兩國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發現，中國人的受教育水平正加速追趕美國。歷史上成功的追趕案例中，經濟增長的追趕均以人力資本的追趕為先導。
新人口紅利二：工程師紅利。
關鍵詞：人口紅利；經濟發展
一、引言
人口因素是影響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我國實行了計劃生育政策，出生率迅速降低。僅用30多年的時間完成了發達國家需要100多年完成的人口結構轉變。安徽省的人口結構變化同樣經歷這樣一個過程，進入了勞動力供給充足，人口撫養比負擔較輕的時期，即人口紅利期。因此以定性和定量的方法相結合對人口紅利與安徽省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分析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二、國內外研究綜述
Bloom和Williamson(1998)在研究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國家及地區創造“東亞奇跡”時，發現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導致人口撫養比的下降,對經濟的增長起了很大的貢獻，從而首次提出了人口紅利這一概念。人口紅利的一個具體的定義便是人口結構變化過程中，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增加所帶來勞動力的充足供給從而給經濟的發展帶來一個促進作用。Mason和Birdall(2001)認為生育率的下降會帶動整個社會儲蓄率的上升，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較大，將有利于人口紅利的形成從而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Mason和Lee（2004）進一步把人口紅利分為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并指出第一人口紅利是通過勞動力供給和降低人口撫養比來帶動經濟的增長，第二人口紅利則是通過提高社會儲蓄率和增加資本積累來推動經濟增長。
國內學者也對人口紅利進行了相關的研究。著名人口經濟學家田雪原早在1983年就預見性的提出應當充分利用我國人口撫養比下降的機會，帶動社會經濟發展。王德文等（2004）指出我們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人口紅利，并將人口撫養比作為一個變量加入到經濟增長因素分解模型當中，通過計算發現人口紅利的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比例超過25%。陳友華（2005）選擇瑞典1957年的生命表為標準人口，計算發現中國從1990年開始進入人口紅利期，這一時期將持續到2035年結束這和原新等（2006）的研究結果較相似。蔡昉（2008）認為人口紅利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中起著重要作用，人口紅利的實現必須通過一系列政策條件相配合。蔡昉（2010）解釋了人口轉變與二元經濟的關系，并指出增加國民收入、保持經濟增長是解決我國未富先老問題的關鍵。王金營，楊磊（2010）認為在過去的30多年里人口年齡結果變化所帶來的勞動力負擔下降對經濟的增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為了更好的利用人口紅利我們應當制定適當的勞動力就業政策來促使經濟更好的發展。
然而國內外學者研究的范圍大都在一個國家的范圍，默認該地區的人口不對外流動，從而忽略了人口流動對人口紅利的影響。因此對安徽省這樣一個勞動力輸入大省的人口紅利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將有助于彌補這一塊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三、人口紅利對安徽省經濟發展的影響分析
（一）安徽省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動分析
人口紅利是在人口轉變的過程中出現的，而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化是人口轉變的基礎，因此對安徽省出生率和死亡率變動的分析將有助于我們認識人口紅利的形成。
1970年以來安徽省人口發生了重大的轉變，人口結構實習了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轉變。
數據來源：1995-2010年《安徽統計年鑒》
表1列出了1994-2009年的安徽省人口變動情況。一般認為出生率在15‰以下屬于低水平；在15‰-30‰之間屬于中等水平；在30‰以上屬于高水平。死亡率在10‰以下屬于低水平；在10‰-20‰之間屬于中等水平；在20‰以上屬于高水平。如表1所示大概可以判斷安徽省人口進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類型。這種人口轉變為安徽省人口紅利的形成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二）安徽省人口撫養比變動分析
人口撫養比指總體人口中非勞動年齡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是衡量一個地區人口撫養負擔的重要指標。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安徽省人口撫養比也隨之發生變化。撫養比的高低影響社會勞動力的供給和總儲蓄率水平對人口紅利有重大的影響。
從表2可以看出，近年來安徽省撫養比總體上呈現出“一升兩降”的狀態，即老年撫養比上升，少兒撫養比和社會總撫養比下降。目前安徽省處于人口撫養比較低的時期，十分有利于人口紅利的形成。
（三） 勞動力投入對安徽省經濟增長作用分析
有關研究表明人口紅利主要通過勞動力供應對經濟的增長產生影響。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來考察勞動力投入對安徽省經濟增長的作用。
Y=A（t）LαKβμ
其中Y代表工業總產值，用安徽省生產總值表示；L為勞動投入，用從業人員數表示，K為資本投入，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表示；α是勞動力產出的彈性系數,β是資本產出的彈性系數，μ表示隨機干擾的影響，μ≤1。從這個模型看出，決定工業系統發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勞動力數、固定資產和綜合技術水平（包括經營管理水平、勞動力素質、引進先進技術等）。
令μ=1對上述式子兩邊取自然對數則有：
lnY=lnA+αlnL+βlnK
根據1986-2009年《安徽省統計年鑒》24年的數據，用Eviews5.0的普通最小二乘法進行回歸估算，經檢驗模型不存在自相關性，得到回歸模型如下：
LnY=-18.876+4.376Lnl+0.234Lnk
(-5.78) (5.43) (6.31)
其中R2=0.968 F=2898.891 D-W=2.541
由此可知模型的擬合優度和顯著性都比較高。D-W值為2.541則說明方程不存在序列相關。進一步檢驗得知方程也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和異方差。則表明此模型有較好的說服力。有上述檢驗可知，勞動力產出的彈性系數為4.376，即在1986-2009年勞動力投入每增加1%，GDP增加4.376%。可見勞動力投入對安徽省經濟增長具有重大的影響。
四、結論與建議
（一）加強養老保險市場建設，完善社會養老體系。
安徽省的人口轉變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人口紅利，但隨著老年人口數量的不斷增加，老年人口撫養比不斷加重，將會削弱人口紅利。因此必須加快完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加大地方性財政投入，建立起較為完善的養老保險體系。政府要進一步增加老年人的醫療保障投入，擴大醫療保障的范圍，優先滿足老年群體的醫療服務。同時要強化政府主導的作用，把社會養老工作擺在重要位置，完善相應的政策支持體系，有效地支持養老保障體系的運行。
（二）加強促進就業的力度。
勞動力的供給程度決定人口紅利的實現程度。因此大力發展勞動力市場建設，促進就業對安徽省人口紅利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要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加大就業資金的投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制定相關的政策為社會創造良好的就業環境。同時要根據實際情況，加大待業人員和就業人員的培訓。也要考慮不同就業人員的情況，采取不同的就業政策。鼓勵大學生適當降低就業要求，積極參與社會經濟活動。
（三）加強人力資源建設。
對人口紅利的利用不能只考慮勞動年齡的絕對數量，更要注意提高勞動力的質量，這樣才能充分利用當下的人口紅利。因此首先要加強人力資源建設，提高勞動力的人口素質將有助于延長人口紅利期，提高全社會勞動生產率進而推動安徽省經濟的發展。同時要優先發展教育事業，提高全民文化水平，推進素質教育。最后要率先建立老年人才的開發和利用機制。根據經濟發展和社會的需要加大老年人才開發力度，支持退休的專家參與經濟建設。
參考文獻：
[1]王德文、蔡昉、張學輝.人口轉變的儲蓄效應和增長效應[J]. 人口研究,2004(5)
[2]陳友華.人口紅利與人口負債：數量界定、經驗觀察與理論思考[J].人口研究.2005(6)
[3]原新、萬能.緩解老齡化壓力,推遲退休有效嗎?[J].人口研究2006(4)
關于人口紅利的定義，其研究內容涉及人口紅利因素、人口紅利期限、人口年齡結構、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生命周期理論等多個方面。例如，鐘水映、李魁（2009）認為，國內目前關于人口紅利的定義總結起來有“因素論”、“期限論”、“結構論”三種。“因素論”者認為，人口紅利的產生是源于在勞動年齡階段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高的情況下，社會儲蓄和人口生產性都比較高而促進經濟增長的人口因素。“期限論”者認為，人口紅利就是一段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的人口年齡結構時期，此時期內人力資本投資和就業機會增加、勞動力增加、投資與儲蓄也會增加。“結構論”者認為，人口轉型過程會形成人口年齡結構優勢，而人口紅利就是由人口年齡結構優勢所形成的高勞動參與率對一國或地區經濟增長的積極效應。張學輝認為，第二人口紅利源于理性經濟主體在人口年齡結構的預期發生變化時，對生命周期內的全部收入和消費進行平滑，以獲得最大效用。當處于壯年時期時，生產效率比較高，儲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將顯著高于其他時期。因此，在人口轉變的某個特定時期，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優勢將有效促進資本供給的增加和國民儲蓄率的提高以推動經濟增長。
二、湖北省人口結構轉變狀況與人口紅利分析
（一）出生率與死亡率
根據《湖北省統計年鑒》相關數據，在1949～1958這10年里的人口出生率平均高達31.87‰，死亡率平均為13.43‰，平均自然增長率高達18.43‰；1959～1961年是一段特殊時期，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1960年甚至出現了人口的負增長；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湖北開展計劃生育工作以來，婦女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人口控制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人口的增長趨勢得到極大的遏制。1973～1991年，這一時期的平均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分別為 20.52‰、7.5‰、13.01‰。由此湖北省實現了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人口轉變。
（二）年齡結構的轉變
根據最近三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湖北省1990年0～14歲人口比重為28.45%，15～64歲人口比重為66.05%，65歲以上人口比重為5.5%。到了2000年這三項數據為22.87%、70.82%和6.31%。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又變成了13.91%、77%和9.09%。二十多年來湖北省少兒人口比重不斷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斷上升，處于勞動年齡的人口比重也是不斷增加的。按照國際上劃分人口類型的標準，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人口所占比例達到或超過總人口數的10%，或者65歲以上人口達到或超過總人口數的7%時，其人口即稱為“老年型”人口，這樣的社會即稱之為“老齡社會”。根據歷年《湖北省統計年鑒》的抽樣數據，自2003年起，湖北省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就達到了7.13%。雖然在2004年和2005年老年比又降到7%以下，不過2002年之后這一比例又一直大于8%。因此，湖北省在10年前就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在最近3次人口普查數據中根據第三章所給出的衡量人口紅利的標準還有撫養比計算公式可得出結論，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湖北省的人口總撫養比分別為51.41%、41.19%和29.87%，說明了湖北省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就進入了人口紅利時期。隨著總撫養比逐年下降，湖北省在2000年以后總撫養比小于44%，進入了人口暴利時期。
三、建立模型及相關分析
（一）建立模型
本文要研究的是湖北省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因此采用了社會就業總人數這個指標反映了人口紅利的影響途徑，用GDP衡量經濟增長的情況，為了更清晰地了解勞動適齡人口變動所產生的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建立如下的雙對數函數的回歸模型：
其中：Y代表經濟總產出，用生產總值（GDP）表示，L為勞動力投入，用社會從業人員數量表示，K為資本投入，用資本存量表示，在這里用固定資產的總投入表示，A為全要素生產率參數，α為勞動力投入的產出彈性系數、β為資本投入的產出彈性系數，μ0為模型的隨機誤差項。數據來源于1995～2012年的湖北統計年鑒，如表2。
（二）相關分析
我們首先可以運用SPSS軟件對地區生產總值、社會從業人員總數和固定資產投資額這三個變量行相關性分析結果如表3。
由表3可知，社會從業人員總數和固定資產投資額與GDP之間相關性很強。
（三）回歸分析
通過Eviews6.0軟件用lnL、lnK對lnY進行OLS回歸，可得如表4：
那么我們可以得到回歸方程為：
（9.017250） （28.20471）
=0.998994
=0.998860
=7445.928
=2.123168
從模型的各項檢驗指標來看，=0.998994，可以看出方程擬合優度非常好；從t統計量來看，變量的顯著性較高；同時該模型的F值為7445.928，說明方程的總體對數線性顯著；而且DW=2.123168屬于1.5～2.5之間，說明自變量之間不具有自相關性，綜上，該模型通過了方程總體的顯著性檢驗。
從模型中可以看出，湖北省勞動投入的產出彈性為4.346208.說明在其他條件都不變的情況下，每增加一單位勞動，可帶來4.346208單位產出的增加，可見湖北省的勞動投入彈性較高。
（四）結論
為了更直觀地反映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新設一個指標為勞動力投入對經濟的貢獻率，計算出自1996年開始的湖北省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水平：
勞動力投入對經濟的貢獻率=勞動力產出彈性×（勞動力增長率/GDP增長率）。
由表5可知，勞動力投入對湖北省經濟增長貢獻率最大的時間段為1996～2006年，說明這段時間內人口紅利帶來的勞動力人口的增加給經濟增長帶來了促進作用。
四、基于人口紅利視角的政策建議
（一）湖北經濟發展的機遇
“人口紅利”雖不必然意味著經濟的增長，但是經濟增長一旦步入快車道則“人口紅利”勢必會成為經濟增長的有力助推劑。從上個章節的實證分析可以看出湖北省勞動適齡人口的不斷增加以及其總人口撫養比的持續下降勢必為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作用。而且從撫養比的數值可以看出，湖北省在2000年進入了人口紅利的暴利期，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及國家統計局對人口數據的預測，到2030年前后中國的人口紅利即將消失，同理，對于湖北省來說，未來的20年里也是湖北經濟發展的良好時機，因為勞動適齡人口及就業的增加，人口紅利能給經濟帶來巨大的效應，雖然老年的撫養比在上升，但是就像有些學者研究提到的，出于對未來養老的考慮可能出現第二次人口紅利，在這里就不做闡述。
（二）政策建議
通過以上實證分析及其國內學者對全國人口數據的研究預測，未來的10～20年是湖北省人口紅利最為豐富的時期。因此，我們必須牢牢把握這短暫而又潛在的機遇，最大限度地擴大就業，保障大群流動勞動力最大化地發揮人口紅利的巨大效應，提高勞動力資源利用效率，從而實現經濟的快速持續增長和社會的全面進步。主要有以下方面的措施：
（1）擴大就業。選擇以就業為中心的經濟增長模式，勞動密集型產業提供就業崗位增加的可信度降低了。由于湖北省一直以來都是第一產業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屬于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而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而未來的市場，服務型人才的需求很大，所以我們要積極的發展第三產業，開放服務業市場，達到降低失業率，增加就業崗位的目標。而且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我們還應當鼓勵和促進中小企業和私人經濟的發展，如給予稅收上的優惠等。為目前這樣一個相對年輕和豐富的勞動力大軍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
（2）促進勞動力的合理流動。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大量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在轉移，這一大群人為城市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湖北省的總人口中有50%以上是農村人口，所以其勞動力的來源也大部分來自農村。但是戶籍制度的存在以及這一制度產生的各種弊端凸顯出來，嚴重阻礙了勞動力的轉移。現在各省都在實現限購令，湖北省也不例外。但真正被限制的這一大群的流動人口，原本就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依然買著房子。
在鄂中部地帶人口相當的密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仍滯留在農村，應該把這些富余的勞動力參與到城市化當中來，政府部門可以出臺相關的政策，解決外來人口住房的問題，讓他們得到最基本的保障，才能為經濟做出更大的貢獻。
“人口紅利”成為一個熱門詞匯，其主要原因在于有研究認為人口紅利和經濟高速增長密切相關，人口紅利消失有可能意味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代會終結，這樣，對人口紅利的關注其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擔心。
人口紅利消失在即
中國目前仍處在人口紅利期，但人口呈現加速老齡化之勢，人口紅利消失就在眼前“人口紅利”是人口轉變過程中所出現的被撫養人口比例不斷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不斷升高，從而使得勞動力供給相對豐富的一段時期。理論上說，任何完成了人口轉變的國家，都會出現某種程度的人口紅利。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都完成了人口轉變，都出現過人口紅利，而且人口紅利也都在其發展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日本是亞洲最早實現人口轉變和經濟騰飛的國家，“人口紅利”也出現得最早，大約開始于1930-1935 年，結束于1990-1995 年，持續了60 年左右的時間。日本經濟的發展歷程展現了和人口紅利之間的高度相關性。1913-1950年，日本經濟年平均增長率僅為2.21%；1950-1973 年，日本經濟年平均增長率提高到9.29% ；1973 年石油危機后，日本經濟增長速度逐步下降，到1990 年代初期陷入停滯。
與此相對應，反映人口紅利的指標人口撫養比變化（人口扶養比越低，人口紅利越明顯）則呈現了與日本經濟發展相反的趨勢。上世紀60 年代是日本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也是日本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和扶養比下降的階段。
日本人口撫養比在1990 年代之前一直保持在低于50% 的較低水平，經濟也持續保持在平均5% 左右的增長速度。
1990 年代之后，隨著人口紅利的式微，人口撫養比逐步上升，經濟增長開始陷入停滯。很多研究認為，人口紅利的消失以及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是導致日本經濟衰退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國的人口紅利始于上世紀60 年代中期，由于死亡率快速下降的影響，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自那時起快于總人口增長速度，其結果，勞動年齡占總人口的比例不斷增加，撫養比不斷下降。
1964 年，15-64 歲勞動年齡占總人口比例為55.7%，1982 年增加到61.5%，1990 年增加到66.7%，2000 年增加到70.0%。隨著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增加和扶養比下降，中國經濟增長獲得了良好的要素稟賦條件，具備了實現高速增長的潛力。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使得人口紅利不斷轉化為勞動力成本優勢，中國因成為“世界工廠”而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1978 年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年均10% 左右的增長速度，人均GDP 翻了數番，目前已經超過5000美元，中國也快速從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轉變為中等收入國家。
中國目前仍然處在人口紅利時期，勞動年齡占總人口比例正在接近歷史上的最高點。但是，由于婦女生育水平快速下降，人口呈現加速老齡化之勢，勞動年齡人口預計會在2015 年左右停止增長，人口紅利消失就在眼前。
四大嚴峻挑戰
人口紅利消失后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形勢，對中國的挑戰尤其嚴峻中國人口轉變用了世界上最短的時間，所以，人口紅利與其他國家相比也是來得快去得更急。2010 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國大陸2010 年總人口達到13.39 億，其中0-14 歲人口為2.22 億， 占總人口的16.60% ；15-64 歲人口為9.98 億，占總人口的74.53% ；65 歲及以上人口為1.19 億，占總人口的8.87%。
中國目前已經是人口老齡化國家，而且老齡化速度正呈加速之勢。65 歲以 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從7% 上升到14%，法國用了115 年，美國用了65 年，英國用了45 年，日本用了24 年。從現有的實際生育水平來看，中國老齡人口占比從7% 上升到14% 所用的時間有可能少于日本，從而取代日本成為世界上老齡化最快的國家。
人口紅利消失和老齡化的日益加重，將會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嚴重而深刻的影響。首先，人口紅利消失將會帶來勞動供給減少和潛在勞動生產率下降。勞動力年齡結構老化還可能降低整個社會吸收新知識和新觀念的速度，導致技術創新能力下降，削弱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其次，人口紅利消失還會帶來市場需求減弱。15-64 歲人口既是生產年齡人口，也是消費最旺盛的人口。由于老齡人口增加帶來的需求增加難以彌補由于生產年齡人口下降導致的消費需求減少，總消費需求會因此趨于減弱。
第三，養老的社會負擔將會越來越重。隨著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多，財政負擔會增大，政府將不得不增加稅收和社會保險繳費，造成國民負擔增加，而這將進一步抑制家庭和個人消費需求，導致經濟增長減緩。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算，由于人口負增長導致消費市場縮小、教育機構倒閉、社會保障費用增大和勞動人口負擔增加等原因，2005-2050 年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可能每年下滑0.8%。
第四，醫療和健康照料的費用會急劇上升。隨著家庭規模縮小，家庭對老年人口的照料能力下降，人口越老，維持福利和健康的成本就越高，未來社會和家庭都將面臨沉重的健康照料負擔。
人口紅利消失后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形勢，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嚴峻的挑戰，但對中國的挑戰尤其嚴峻，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轉變時間更短、老齡化速度更快。
應對人口紅利消失后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形勢，從國際上看，根本性的措施是如何保持經濟的活力，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就要求一方面必須加快人力資本投資，實現勞動力質量對數量的替代，另一方面還必須加快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健全收入保障和養老服務體系。然而，僅僅這樣做是不夠的，政策調整還必須著眼于人口自身的均衡協調發展，采取適當的人口政策，這實際上也是世界各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最直接手段。
各國之鑒
大多數發達國家在人口紅利消失后采用的鼓勵生育政策并未取得預期效果鼓勵生育是很多歐洲國家在人口紅利消失后所采取的人口政策。
法國是歐洲生育水平下降最早的國家，也是較早試圖扭轉生育率下降趨勢并取得成效的國家。1939 年法國認識到生育水平下降對未來人口的影響，出臺了家庭方面的鼓勵生育政策，并把這些家庭政策提高到政治議事日程，其結果是法國長期以來生育率都維持在較高的水平，2005-2010 年法國的總和生育率估計為2.0 左右。然而，并非所有采取鼓勵生育政策的國家都能取得預期效果。
與法國不同，西班牙在1970 年還是歐洲生育水平第二高的國家，但伴隨著佛朗哥（Franco）鼓勵生育政策向被動的家庭民主自由選擇的轉變，1998年西班牙總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15。
雖然受移民因素的影響，2001 年西班牙總和生育率上升為1.25，但2005-2010年西班牙總和生育率仍然只有1.4 左右，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國家之一。
從1970 年到2006 年，德國的總和生育率從2.0 下降到1.3，意大利從2.4下降到1.4，俄羅斯從2.0 下降到1.3，這些國家現在都采取鼓勵生育的政策，希望提高生育率，但收效甚微，生育水平現在都處于世界上最低國家行列。
面對人口紅利的消失，很多亞洲國家則經歷了人口政策徹底轉向，從限制生育的政策轉變為鼓勵生育的政策。比較典型的國家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等。
日本二戰后開始推廣計劃生育政策， 成效頗為顯著， 總和生育率從1949 年的4.34 快速下降到1956 年的2.2，其后生育率穩定在2.0 左右。在1990 年總和生育率跌至1.57 之后，日本政府試圖采用一些鼓勵生育的措施，如通過“父母休假法”、“天使計劃”、“新天使計劃”等提高國家的生育水平，但這些政策似乎并不成功，2006 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3，屬于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國家。
韓國在1964 年之后開展了大范圍的計劃生育活動，生育率不斷下降，1980年代中期低于2.1 的更替水平，1995年又降到1.65。韓國政府于1996 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隨后出臺鼓勵生育的政策。但是，2006 年韓國婦女總和生育率降低到只有1.2 的水平，是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國家之一。
新加坡在1960 年代開始推行“兩個就夠了”的計劃生育政策。隨著經濟的發展，生育率急劇下降，從1963 年的5.01 下降到1977 年的1.82。19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取消了這個政策，并采取鼓勵國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革卻沒有帶來生育率的回升，2005-2010 年新加坡的總和生育率維持在只有1.3 左右的水平。
人口政策亟待調整
人口政策的調整雖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動，但并不會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彈觀察人口紅利消失后世界各國的人口政策及其調整，可以得到這樣幾點啟示：
一是鼓勵生育的政策一般都難以奏效，即使取得一定程度的效果也很難歸于某一項政策的作用。到目前為止，鼓勵生育政策取得一定效果的國家也僅限于法國。法國的成功主要在于營造了適合孩子和家庭生活方面的政策環境。
二是很多國家都經歷了從限制生育向鼓勵生育的政策轉變，轉變的時機一般都發生在婦女總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10-15 年后。
三是影響生育率的因素包括經濟、社會、文化以及政策等各個方面，當一個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環境有利于維持低生育水平時，即使采取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生育率也很難回升。
四是人口變化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政策調整的效果常常要一代人或幾代人后才能得到體現。因此，人口政策的調整需要站在戰略的高度，并從長遠的觀點來審視政策調整的綜合影響。
中國是世界上實施較為嚴格控制人口數量增長政策的國家，這一政策促進了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我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自1990 年代初期開始下降宏觀?Macro到2.1 左右的更替水平，之后進一步下降。由于缺乏可靠的數據，目前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仍然是一個沒有確定答案的問題。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總和生育率為1.22，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18，如果這些數字是真實的，那么，中國早已經成為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國家。當然，由于存在漏報等原因，人口普查的婦女總和生育率可能存在著對實際生育水平的低估，但無論如何，中國生育水平已經降到較低水平則是所有人都承認的事實。
綜合大多數學者的看法，中國目前的生育水平可能既不會像人口普查得到的結果那樣低，但也不會高于1.8 的水平，很可能會在1.4-1.6 左右的水平。
無論與任何國家相比，中國目前的生育水平都不能說高。
如果從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算起，中國在2005 年時實際上已經經歷了大約10-15 年的低生育水平時期，這意味著在“十一五”時期調整人口政策的條件就已經成熟。現在已經進入了“十二五”時期，改變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的條件應該說更加成熟。我國人口政策的調整雖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動，但并不會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彈。
事實上，這種觀點只看到了人口紅利中人口數量這一方面。還應看到，經過30多年的持續快速增長，我國經濟正在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型，我國參與國際競爭正在由“價格競爭”轉向“價值競爭”，因而主要由人口質量決定的科技創新將成為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同時，農業的生產方式和產品性質日益具有工業部門的特征，逐步被納入新型工業化軌道，由此城鄉勞動力結構將繼續深入調整。因而，人口紅利的內容并非僅僅是勞動年齡人口或者人口撫養比的變化，我們有條件拓展傳統人口紅利、創造新型人口紅利。
首先，勞動參與率提高，將拓展我國繼續收獲傳統意義上的數量型人口紅利的空間。隨著教育培訓制度的完善、就業環境的改善，勞動力參與工作的意愿不斷提高，退休年齡也有推遲的可能，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人口老齡化的負面影響，使得傳統意義上的數量型人口紅利期限延長。
其次，勞動就業不斷從農業部門向非農部門轉移，將使我們收獲就業結構調整型人口紅利。我國目前正在經歷快速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但農業勞動力的規模仍然龐大。伴隨農業勞動力持續從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轉移，從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轉移，就業結構調整型人口紅利將成為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重要來源。
第三，教育水平提高帶來的人力資本提升，將為我國經濟持續增長提供素質提高型人口紅利。進入新世紀，我國城鄉免費義務教育全面實現，職業教育快速發展，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農村教育得到加強，教育公平邁出重大步伐。教育的發展極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素質，我國正在實現從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的轉變。教育水平提高帶來的素質提高型人口紅利在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顯得越來越重要。同時，素質提高型人口紅利還會為數量型人口紅利和就業結構調整型人口紅利的釋放創造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