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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榆林煤炭礦區居民為改善當地生態環境支付意愿（WTP）的調研資料，得出每戶每年平均的支出金額介于229.56-347.92元之間，由此推斷出榆林煤炭礦區每年因煤炭開發而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大約在13 822.09萬-20 948.69萬元之間。通過運用DH模型和Tobit模型對調研資料分別進行分析，發現，DH模型對被調查者支付意愿影響因素的分析明顯優于Tobit模型。DH模型的結果顯示，被調查者“決定是否參與支付”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兩個行為的影響因素不完全相同。被調查者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對其“決定是否參與支付”呈負向影響；反映被調查者所在行政區域對其“決定是否參與支付”呈正向影響。被調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狀況、年齡、職業狀況、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均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被調查者的家庭人口數、對環境保護政策的了解程度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有顯著的負向影響。最后，提出了提高當地居民參與生態環境改善活動積極性的一些措施。
關鍵詞 煤炭礦區；DH模型；支付意愿（WTP）
中圖分類號 F06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2)03-0137-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3.023
煤炭資源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但煤炭資源開發過程中產生的生態環境破壞問題，即煤炭資源開發過程中的外部不經濟性問題，已成為影響煤炭資源可持續利用，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國家“十二五”規劃提出，加大生態保護和建設力度，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然而，矯正煤炭資源開發過程中的外部不經濟性問題，制定相應的生態環境改善方案，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需要對煤炭資源開發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進行評估。
1 研究背景
由于生態環境本身具有的公共性，無法通過其市場信息計算生態環境破壞的價值損失，學術界通常選用條件價值評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作為評估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的方法。CVM一般通過研究礦區居民為改善當地生態環境的支付意愿（Willing To Pay，WTP），估計礦區資源開發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也就意味著，礦區居民為改善當地生態環境的WTP將直接影響礦區資源開發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估算，因此，有必要對礦區居民為改善當地生態環境的WTP進行分析。
對于CVM中居民支付意愿影響因素的分析，國內多采用多元線形回歸、Logit模型、Probit模型等傳統的計量分析方法。但是，這些方法在分析CVM的調查資料時，存在一個共同的缺陷，即對CVM調查中出現的零觀察值不能進行合理的分析。在CVM調查中出現的零觀察值可分為兩類：①真正的零觀察值（real zero），即被調查者對受訪問題呈支持態度，但由于經濟等方面的原因，沒有能力支付；②抗議性零觀察值（protest zero），即被調查者對受訪問題呈負面的態度，不愿意答復其心中的WTP，而選擇了零支付，并非該環境資源對其沒有效益可言。對于含有抗議性零觀察值的CVM調查資料，傳統的處理方式是先將抗議性零觀察值樣本刪除，再對剩余下的視為合理的非抗議性答復樣本進行分析。但刪除大量抗議性樣本，不但將縮小原有樣本規模，更有可能引起抽樣偏差（sampling bias），導致最終的估計結果的偏誤。也就是說，原來的樣本雖然是隨機選擇的，但并不意味著刪除抗議性樣本仍符合隨機抽樣的條件。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學術界采用了能夠分析受限（censored）資料的Tobit模型［1-2］。Tobit模型假設所有的被調查者都愿意參與支付，即將真正的零觀察值與抗議性零觀察值均視為角解（corner solution）［3］。
然而，Cragg認為零觀察值的由來，除了可能是角解之外，也有可能是被調查者對該物品的需求為零，也就是被調查者選擇不參與該支付行為［4］。于是，Cragg在Tobit模型的基礎上發展出了雙檻式模型（doublehurdle model，DH模型）。DH模型將被調查者的支付意愿決策分為兩個檻，即“決定是否參與支付”的參與決策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的支付決策。根據Blackwell等［5］對消費行為的定義，消費行為是人們為獲取并使用財貨所直接參與的行為，包括在行為之前決定該行為的種種決策程序，可以判斷DH模型對被調查者支付意愿決策的分解，反映了被調查者做出參與決策和支出決策的先后順序，符合被調查者在做出支付意愿決策時的心理變化。DH模型認為唯有在兩個決策行為同時確立的情況下，才會構成一個完整的支付意愿決策。DH模型有兩個優于Tobit模型的特點：一是Tobit模型將“決定是否參與支付”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合并為一個支出決策，即Tobit模型忽略了被調查者的參與決策，而直接分析支出決策；DH模型將“決定是否參與支付”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分為兩個步驟分別進行研究，且可以比較影響“決定是否參與支付”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兩個行為的因素的差異。二是Tobit模型假設所有的零觀察值都是角解，而DH模型允許零觀察值可以同時有角解與非參與的理由存在。而且相關的文獻也已經論證了DH模型較Tobit模型對被調查者的支付意愿決策更具解釋能力，如Eulàlia［6］、吳佩瑛等［3］、Salvador和Pau［7］。
國內對于礦產資源開發過程中居民支付意愿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李國平等［2］對陜北煤炭、油氣礦區居民支付意愿的研究。該研究成果運用Tobit模型分析了影響礦區居民支付意愿的影響因素，得出了影響居民“決定支出多少金額”這一行為的因素，但沒有考慮居民“決定是否參與支付”的行為對支付意愿的影響，因此，分析結果難以對居民支付意愿決定的決策行為做出較為全面的評價。
事實上，對于礦區居民改善當地生態環境支付意愿的分析，需要將居民“決定是否參與支付”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兩種行為分別考慮。礦區居民作為資源開采過程中生態環境破壞的直接受害者，由于對生態環境治理主體認識的誤區以及對治理效果的疑慮的原因，在接受CVM調查時，有可能會對受訪問題表現出負面的態度，導致抗議性零觀察值樣本的出現。面對這種情況，DH模型為分析居民的支付意愿提供更為合理的方法，該模型能夠對零觀察值做出更為合理的解釋，更好的反映居民的支付意愿。
本文將DH模型應用于對礦區居民改善生態環境的支付意愿的研究，并將DH模型和Tobit模型的估計結果進行對比分析，以判斷兩種方法對礦區居民改善生態環境的支付意愿影響因素解釋能力的優劣性。所運用的數據來自于2010年7月對榆林市的神木縣、府谷縣和榆陽區的調研。其中神木縣、府谷縣是神府煤田的所在地，該煤田是我國已探明的最大煤田，也是世界七大煤田之一；榆陽區橫跨榆橫、榆神煤田。這三縣（區）的資源都以煤炭為主，并都已進入煤炭開采的高峰期，因煤炭開采引起的各種生態環境問題已經充分顯現，調研價值顯著。調查歷時15天；調查組一行7人，包括4名博士研究生和3名碩士研究生；具體調研區域：神木縣大柳塔鎮、店塔鎮，府谷縣三道溝鄉、廟溝門鎮，榆陽區麻黃梁鎮、牛家梁鎮、小紀汗鄉等；調查以戶為單位，每戶選取一名對家庭情況較為清楚，并長期居住在當地的成員作為被調查對象。
2 研究模型與數據說明
2.1 模型簡介
DH模型是Cragg對個體消費行為進行研究時提出的，用于分析個體消費決策中兩個不同階段的影響因素［4］。DH模型針對每一個消費決策階段，設立了相應的方程式與之對應，即一個是用來“決定是否參與支付”的參與方程式（participation function），另一個則用來“決定支出多少金額”的支出方程式（expenditure function）。
DH模型的形式如下：
Di=αZi+vi vi～N(0,1)（1）
Y*t=βXi+εi εi～N(0,δ2),i=1,...,n（2）
其中：式（1）為第一個檻，即參與方程式；式（2）為第二個檻，即支出方程式。兩個檻的殘差項彼此是獨立。Di為“決定是否參與支付”的虛擬變量，當Di等于1時，表示愿意參與支付；當Di等于0時，表示不愿意參與支付。Y*i為被調查者心中WTP的支出金額；α、β分別為待估計的解釋變量系數；Zi、Xi分別為影響參與決策的解釋變量；vi、εi分別為殘差項。
只有當被調查者i的參與變量Di等于1時，且心中WTP的支出金額Y*i大于0時，該被調查者回答的WTP的支出金額YDi將等于Y*i；而在其他情況下，無論被調查者i心中WTP的支出金額Y*i是正或是負值，被調查者所回答的WTP的支出金額YDi均為0，即
YDi=Y*i 當Di=1,且Y*i＞00 其他情況
（3）
結合式（1）、式（2）、式（3），將可能產生的四種消費決策組合，見表1。
2.2 基本數據
本次調研采用的CVM問卷由3個部分組成，一是礦區居民對當地生態環境問題的認識態度；二是為改善本地區的生態環境，當地居民的支付意愿調查；三是礦區居民的社會經濟信息，如年齡、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數、家庭收入等。其中，對當地居民支付意愿調查的引導方式選擇了開放式：開放式引導技術避免了其他引導方式因投標值的設定而對被調查者支付意愿形成的偏差；被調查者長期居住于礦區，對煤礦開采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具有較為深刻的了解和切身的感受，符合使用開放式引導技術的使用前提。在設計問卷時，對開放式引導技術進行了改進：詢問被調查者是否愿意每年為改善當地的生態環境而支付一定的費用。如果被調查者回答“不愿意”，則詢問拒絕的原因；如果被調查者回答“愿意”，則詢問他的愿付金額，以及愿意支付的原因。
調查采用隨機入戶訪談的方式，共發放問卷580份，問卷全部收回，得到有效問卷535份，問卷有效率為92.24%。
2.2.1 被調查者的基本信息
調查的有效樣本中，男性380人，女性155人，男性比例大于女性比例。被調查對象的年齡最小16歲，最大88歲，平均年齡39.78歲，被調查對象主要集中于21-60歲之間；文化水平以初中為最多，其次分別為高中和小學，大專及以上和未上學最少；職業以農民最多，商人、工人、學生也有很大的比重；家庭年收入主要分布于30 000元以下，占有效樣本量的55.14%。
2.2.2 被調查者對當地生態環境問題的認識態度
調查的有效樣本中，大多數被調查者認為本地區生態環境亟需治理，只有很少部分被調查者認為當地生態環境的治理不急迫，其中：認為本地區生態環境治理非常急迫的有123人、急迫的有287人，分別占有效樣本量的22.99%和53.64%；而認為不急迫和不必改善的有4人和1人，分別占有效樣本量的0.75%和0.19%。從調查結果的統計來看，被調查者對環境保護政策的了解程度有待加強，其中：表示自己對環境保護政策很了解和了解的有32人和94人，分別占有效樣本量的5.98%和17.57%；而表示自己對環境保護政策知道一點的有245人、不了解的有164人，分別占有效樣本量的45.79%和30.65%。
2.2.3 被調查者的支付意愿（WTP）
在被調查的535份有效樣本中，有353份表示“愿意”參與支付，而且支出金額大于0。可以計算出，有效樣本中，正支付意愿所占的比重為65.98%，即有效樣本的支付率為65.98%。支出金額主要集中在100元及以下和101-300元兩個檔次。愿意支付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依次是：為了自己的生活環境更好；把良好的生存環境留給子孫后代；保護生態環境是一種社會責任。34.02%的調查樣本為零觀察值樣本，原因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依次是：家庭收入水平較低，沒有支付能力；認為污染企業和政府應承擔相應的責任；對生態環境改善沒有信心，擔心生態環境治理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其中后兩種原因導致了抗議性零觀察值的出現。
3 研究結果與分析
3.1 榆林煤炭礦區居民支付意愿的支出金額估算
3.1.1 支出金額估算
根據調查資料，本文采用Kristrom的spike模型［8］對平均支出金額進行估算，該模型對開放式問卷和二分式問卷均有效。
首先計算被調查者中正支出金額的平均值：
E(WTP)正=∑AiPi=347.92元
式中:Ai為支出金額，Pi為被調查者選擇該數額的概率。
其次，采用Kristrom的spike模型對平均支出金額進行修正，經過spike模型修正后的平均支出金額E(WTP)非負等于E(WTP)正乘以正支付意愿占全部支付意愿的比例，所以：
E(WTP)非負=E(WTP)正×65.98%=229.56元
由于選擇零支出金額的被調查者心中WTP的支出金額并不一定為0，因此E(WTP)非負可被認為是其對支出金額的保守估計，E(WTP)正則認為是上限。綜合以上分析，榆林煤炭礦區居民為改善當地生態環境每戶每年平均的支出金額介于229.56-347.92元之間。
3.1.2 煤炭礦區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計算
根據張志強等［9］利用支付率對調查相關區域居民戶數量的處理方法，結合礦區居民WTP支出金額的估計值，計算出榆林煤炭開采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
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平均支出金額×(居民戶數×支付率)（4）
《陜西統計年鑒2010》的資料顯示，榆林煤炭礦區共有居民912 568戶，結合本次調研的支付率以及礦區居民WTP支出金額的估計，本文推斷，榆林煤炭礦區每年因煤炭開發而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大約在13 822.09萬-20 948.69萬元之間。
3.2 榆林煤炭礦區居民支付意愿的影響因素分析
CVM研究通常選擇一些常見的特征變量來研究影響WTP的因素，如收入、教育、職業等［11-12］。本文根據調查的實際情況，并結合國內外應用CVM的研究，選定被調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齡、家庭人口數、性別、職業狀況、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對環境保護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所在行政區域作為解釋變量（見表4）。本文運用Eviews 6.0軟件對影響被調查者支付意愿的影響因素分別進行DH模型和Tobit模型估計，結果見表5。
表5列出了Tobit模型和DH模型的估計結果。Tobit模型的估計結果顯示，被調查者的家庭收入狀況、受教育程度和年齡對其WTP的支出金額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與DH模型中支出方程的估計結果相一致。反映被調查者所在行政區域的兩個變量在Tobit模型和DH模型的支出方程的估計結果中均不顯著。除此之外，其余的變量均表現出了較大差異。其中，Tobit模型的結果顯示，被調查者的家庭人口數、性別、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對環境保護政策的了解程度均對其WTP的支出金額沒有顯著性影響，但這些變量在DH模型的支出方程的估計結果中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另外，Tobit模型中，被調查者的職業狀況對其WTP的支出金額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但在DH模型的支出方程中，被調查者的職業狀況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通過觀察DH模型的參與方程，本文發現，被調查者的職業狀況對其“決定是否參與支付”呈負向影響，但在統計意義上不顯著，這表明被調查者的職業狀況對其“決定是否參與支付”這一行為的影響程度非常的微弱。考慮到Tobit模型將“決定是否參與支付”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合并為一個支出方程進行研究，同時DH模型的支出方程在估計過程中對有效樣本量進行了必要的選擇，本文認為，這些現象屬于一種可接受的結果。如同Jones對DH模型和Tobit模型進行比較后所做出的結論，Tobit模型的估計結果可能會存在誤導的現象，也就是說有些變量的特征是在Tobit模型中所無法觀測到的，或者說相同的變量在不同的方程中對解釋變量的影響方向和影響程度會有所不同［13］。鑒于此，本文根據Teklewold等［14］提出的建議，采用似然比值法來檢驗DH模型是否比Tobit模型在分析支付決策影響因素上更具有效性。似然比值檢驗可以通過下式計算：
Γ=-2×lnLt-(lnLp+lnLtr)～χ2k（5）
式（5）中，Lt、Lp、Ltr分別是分別估算Tobit模型、參與方程模型和支出方程的對數似然值，k是模型中獨立變量的個數。假設：H0：采用Tobit模型估算。如果Γ＜χ2k，則接受原假設，采用Tobit模型估算；否則拒絕原假設，采用DH模型進行估算。
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根據式（5）計算得：
Γ=148.58＞χ2k=18.31
因此，拒絕H0，證明，DH模型對被調查者支付意愿影響因素的分析明顯優于Tobit模型。所以，本文采用DH模型來解釋被調查者支付意愿的影響因素。
（1）參與方程式的估計結果表明，被調查者“決定是否參與支付”受其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和所在行政區域的影響；但沒有發現被調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齡、家庭人口數、性別、職業狀況、對環境保護政策的了解程度這些因素對被調查者“決定是否參與支付”有顯著性影響。其中，被調查者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對其“決定是否參與支付”呈負向影響，該變量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這說明，被調查者對當地生態環境的滿意程度越低，其更愿意參與支付，表明了被調查者渴望當地生態環境改善的愿望。反映被調查者所在行政區域的兩個變量PLACE1和PLACE2都對被調查者“決定是否參與支付”呈正向影響，且兩個變量都通過了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這意味著，榆陽區和府谷縣的被調查者比神木縣的被調查者具有更高的參與愿望。
（2）支出方程式的估計結果表明，被調查者“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受其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齡、家庭人口數、性別、職業狀況、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對環境保護政策的了解程度的影響。其中，被調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狀況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并且分別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這與經驗判斷一致。
被調查者的年齡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可能的原因是：相對于年輕人，年紀大的被調查者更愿意留在當地繼續生活，所以他們更愿意為改善當地生態環境出一份力。被調查者的職業狀況也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這一結論似乎與經驗判斷不符，但本文認為這一結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能的原因是：煤田開采對地下水、地表水、土地的破壞直接影響農業生產，因此，農業生產從事者為了自己的工作和生存，更愿意為改善當地生態環境出資。
被調查者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也具有正向影響，其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這一結果似乎也與經驗判斷不符，但結合參與方程式的估計結果，本文發現，被調查者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作為唯一影響被調查者“決定是否參與支付”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兩個行為的共同因素，反映了對當地生態環境的滿意程度較低的被調查者的一種矛盾心理，即一方面被調查者渴望當地生態環境能夠得到改善；另一方面，被調查者又對當地生態環境治理缺乏信心，而在實際的支付中選擇較低的金額。這一點也是Tobit模型的結果所不能反映的。
被調查者的家庭人口數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其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說明，被調查者的家庭人口數越多，其支付金額就越少；被調查者的性別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并且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說明，男性的支付金額比女性的支付金額少。
被調查者對環境保護政策的了解程度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該變量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被調查者對環境保護政策越了解，其支付金額越少。這可能與我國當前實行的生態環境治理政策有關，我國目前實行的煤炭行業生態環境治理政策主要遵循“誰開發、誰保護，誰污染、誰治理，誰破壞、誰恢復”的原則，這種原則使得被調查者傾向于認為生態環境治理的責任者應該是污染者、破壞者。因此，這種傾向在一定程度“擠出”了對環境保護政策較為熟悉的被調查者的愿付金額。
通過以上對DH模型估計結果的分析，本文發現，被調查者“決定是否參與支付”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兩個行為的影響因素不完全相同，這與吳佩瑛等［3］的研究結論一致。
4 結 論
本文運用CVM對榆林煤炭礦區居民為改善當地生態環境的支付意愿進行了調研，得出每戶每年平均的支出金額介于229.56-347.92元之間，由此推斷出榆林煤炭礦區每年因煤炭開發而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價值損失大約在13 822.09萬-20 948.69萬元之間。
通過運用DH模型和Tobit模型對調研資料分別進行分析，發現，Tobit模型與DH模型支出方程對被調查者支付決策影響因素的分析存在一定的異同。
運用似然比值法對兩種模型在分析支付決策影響因素上的有效性進行分析，得出，DH模型對被調查者支付意愿影響因素的分析明顯優于Tobit模型。
DH模型的估計結果顯示，被調查者“決定是否參與支付”與“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兩個行為的影響因素不完全相同。被調查者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對其“決定是否參與支付”呈負向影響；反映被調查者所在行政區域的兩個變量對被調查者“決定是否參與支付”呈正向影響。被調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狀況、年齡、職業狀況、對當地生態環境狀況的滿意程度均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被調查者的家庭人口數、對環境保護政策的了解程度對其“決定支出多少金額”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本文的政策含義也十分明顯。第一，政府部門應該通過一些切實可行的工作，確保礦區生態環境治理工作的高效性和有效性，讓礦區居民認識到當地生態環境的可治理性，從而增強居民改善當地生態環境的信心。
第二，進一步加強礦區生態環境治理宣傳的力度，增強居民對保護生態環境意義的認識和生態環境治理重要性的認識。只有提高居民的生態環境保護意識，才能調動他們參與生態環境治理的積極性。
第三，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切實提高居民的文化水平，有助于增強礦區居民對生態環境保護治理政策的理解力、對礦產資源開發引起的外部不經濟性的認識力，進而提高居民參與生態環境治理活動的積極性。
第四，本文的研究表明，家庭收入是影響居民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家庭收入低也是導致居民選擇零支付的一個原因。因此，政府部門應當根據當地的實際狀況，鼓勵和引導居民發展多種生產經營，提高收入水平；同時鼓勵非農生產從事者積極參與到改善當地生態環境的活動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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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P Research in Yulin Coal Mining Area
LI Guoping GUO Jiang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Jian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1,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willing to pay (WTP) investigation data which took from residents in Yulin Coal Mining Area for improving the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paper found that the average amount of expense was between 229.56-347.92 Yuan(RMB) for each household in one year, the loss valu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of damage was between 138,220,900-209,486,900 Yuan(RMB). This paper used the DH model and the Tobit model to analyze survey data, and found that the DH model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Tobit model to analyze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respondents willingness to pay. The results of the DH model showed tha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urveyor “whether to participate the payment” was not the same as “decision expenditures number amount”. The surveyors satisfaction of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as a negative effects to “whether to participate the payment”; the administrative area was a positive effect to “whether to participate the payment”. The surveyors household income, educational status, age, employment status, and satisfaction of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ere positive effect to “decision expenditures number amount”. The surveyors family population 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y were negative effects to “decision expenditures number amount”. Finally, this paper suggested som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surveyors positive activit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收稿日期：2011-11-02
關鍵詞：礦業特色 環境生態學 改革研究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5）08-237-02
《環境生態學》是一門新興的滲透性很強的邊緣學科，是順應時展需要產生的，是生態學的一個分支，是一門運用生態學理論來研究環境與生物相互作用的科學，同時是一門學科滲透性很強的交叉科學課程。目前人類跨入了21世紀，面臨不斷惡化的生存環境，人類清醒地認識到必須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從長遠觀點來說，發展環境生態教育是解決環境問題和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根本。黨的十報告明確提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全面促進資源節約，加大自然生態系統和環境保護力度，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環境生態學面臨著重大的發展機遇，對環境和生態學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課題，尤其在中國高等教育正在邁向大眾化的進程中，通過高校來普及全民環境生態學知識、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至關重要。黑龍江科技大學作為以“大礦業”為特色的高等院校，培養出的人才就應該突出“以礦業為特色”，因此對《環境生態學》的教學也應該進行改革，突出礦山環境的特色。
一、《環境生態學》課程教學內容和方法改革的背景
黑龍江科技大學作為黑龍江省唯一一所以礦業工程為特色的多科性高校，在高教強省戰略中，堅持把服務學生全面發展、成人成才、服務區域經濟社會和行業發展作為重要使命和義不容辭的責任，自覺踐行科學發展觀，突出“大礦業”特色，努力在主動服務高教強省戰略中實現大作為。要想突出“大礦業”特色，在實現高教強省、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戰略中大有作為，必須努力培養和造就出一代具有節約意識、環保意識、生態意識、合理消費風尚以及掌握環境和生態學基本原理的新人，這樣的新人應該是面向全校和全社會的，對于非環境（生態）專業的學生普及環境生態學教育也是至關重要的。《環境生態學》課程是黑龍江科技大學環境工程專業的一門必修課，但該專業課程起步較晚，課程體系尚不夠完善，在教學內容上針對性不強，沒有突出學校的“大礦業”特色。因此，為了符合學校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必須堅持“大礦業”特色，走內涵發展的道路，使課程建設與學科建設相結合。“特色”就是不可替代性，不可替代性就是水平，有水平才能做到“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具有環境和生態學思想的人才才能適應經濟建設發展的需要。因此，如何把環境生態學教育與學校“大礦業”特色相結合的研究具有廣泛的應用前景。
二、具有礦業特色的《環境生態學》課程教學內容優化
我校環境工程專業設置《環境生態學》課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使學生在研究、治理和評價環境問題時，特別是在對待礦山生態環境問題時能夠遵循自然、從生態系統的內在變化機理和規律等方面進行展開研究，注重的是運用理論知識解決礦山實際生態環境研究。而傳統的《環境生態學》課程主要是偏重于生態學理論內容的講授，對概念、內涵、原理、原則等內容介紹較多，而聯系實際生態環境問題內容的講授較少，尤其是涉及學校所在地的實際生態環境狀況很少。
作為以“大礦業”為特色的高校，課程內容也應具有“大礦業”特色，而且礦區也是環境問題比較突出的地方，因此，本研究針對學校特色對該課程內容進行了優化。根據學校培養應用型人才的定位，結合大礦業特色背景下的環境工程專業的自身特點，選擇盧升高主編的《環境生態學》作為主要參考教材，同時以李博主編的《生態學》、魏志剛等主編的《恢復生態學原理與應用》和任海等編著的《恢復生態學導論》等多個教材作為輔助參考資料來設計切實可行的教學內容。將煤炭在開發、利用和轉化過程中對各種生態因子產生的影響，所帶來的環境問題，如何影響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融入到環境生態學的理論教學內容中，同時增加如何預防這些環境問題的產生，實現對煤炭的綠色開采、利用和轉化，以及對礦區已有生態環境問題的治理和恢復等內容。例如某露天煤礦的開采，會對原有生態系統產生破壞，那么原有生態系統的組成是什么，開采過程中破壞了哪些生態因子并且帶來哪些環境問題，如何減少這些破壞，破壞后如何盡快恢復和重建生態系統等。刪除“環境污染防治的生態對策”一章的內容，因為該部分內容在本專業所開設的水污染及其控制、大氣污染及其控制、固體廢物污染與控制等課程中均有所涉及;同時將“應用環境生態學”一章內容作為學生的自學內容，不做具體講授。同時我們還把教師的科研成果適時地滲透到教學環節中，例如將各種采礦跡地生態修復的科研成果等融入到教學中，引導學生如何用物理、化學和生物的手段去解決環境問題。
增加礦山生態環境實踐教學內容。以前由于學科梯隊師資力量少，學校實習經費有限等原因，本研究方向上缺少實踐教學環節。目前隨著師資力量的增加，學校教學投入力度的加大，本課程也增加了實踐教學內容，尤其以礦山生態環境實踐教學為主。該實踐教學內容主要是以黑龍江省四大礦區為對象，讓學生們走進礦區，親身感受與眾不同的生態環境。具體內容主要有礦區塌陷區的影響、矸石山的危害、露天采區對生態的破壞、礦井水的抽排對地下水和周圍環境的影響、井工開采過程中主扇區等對聲環境的影響等。目的是使學生了解礦產資源開發、使用過程中對大氣、土壤、動植物、水因子和生態環境等各種生態因子、生態系統的破壞和影響，同時掌握如何利用生態學原理對這些破壞和影響的地方和因素進行生態修復。這既完善了本科課程的教學內容，增強了學生對生態環境的責任感，又彌補了“環境污染防治的生態對策”和“應用生態學”兩章內容刪除的缺失，同時增加了本課程和其它相關課程的聯系，為后續課程打下基礎，也體現了我校的礦業特色。
三、具有礦業特色的《環境生態學》課程教學方法和手段革新
《環境生態學》是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同時又是一門學科滲透性很強的交叉科學課程，其研究領域在不斷地拓展，因此，就要求我們在教學方法上也應不斷革新。
首先改變傳統的課堂上“填鴨式”教學方法，采用“啟發式”和“案例式”教學方法。托爾（Towl，A.R.）認為：“一個出色的案例， 是教師與學生就某一具體事實相互作用的工具，一個出色的案例，是以實際生活情景中肯定會出現的事實為基礎展開的課堂討論。它是進行學術探討的支撐點;它是關于某種復雜情景的記錄;它一般在讓學生理解這個情景之前，首先將其分解為若干成分，然后再將其整合在一起。”在教學過程中，打破教師一言堂的教學方式，對于某些內容老師采用提出問題和給出某些現象，讓學生提出想法或解決辦法，學生和老師展開討論，最后教師給出正確的見解。其中案例和問題的提出以礦區為主，涉及礦區的污水的產生、氣體的排放、噪聲源所在地、固體廢物的堆存、土壤的破壞、采煤沉陷地復墾與生態修復、露天礦土地復墾、煤矸石山綠化、礦區重金屬污染的修復等方面。這就要求教師要有廣闊的視野，了解內容的前沿，及時給出恰當的點撥，提高學生的互動性、興趣性和主動性，轉變讓我學為我要學的思想。
其次是采用多媒體網絡教學。多媒體網絡教學具有實時性、交互性和隨意性，可使身處異地的教師進行實時視頻插播和多媒體教學活動，變被動教學為主動，實現較好的個性化教與學，使學生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進行學習，彌補了傳統的面授教育的局限，突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使教學更具靈活性，有利于對學生能力的培養。利用多媒體和網絡，通過圖片、動畫和視頻等形式來展現生態學的現象和過程，將實際生活中和教師科研成果適時的展現給學生。老師將現場拍的照片和錄像進行整理，其中包括礦區開采前的原始狀況、開采過程中對地形、土壤、植被等生態因子產生影響的過程、破壞后生態恢復的全程解讀等，將其融入到教學中。在有機會或利用實習期間讓學生親臨現場來消化理解課本理論知識。例如，利用礦區的圖片和視頻來展現礦區開采前后的變化，讓同學們提出其存在什么樣的環境問題，是哪些生態因子受到干擾和破壞所致，如何治理和恢復，最后老師給出合理的解決方案。
再次是通過鼓勵學生走上講臺，自主講授某個章節的內容。教師不是課堂的操縱者、控制者，而是學生學習的促進者、推進者和輔導者，教師由知識的輸出者逐漸轉變為學生自主學習的指導者，教師由獨立的勞動者逐漸轉變為合作者。為了促進和推進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本課程在講授過程中將班級同學分成若干個小組，每個小組成員通過查閱資料、共同討論，通過板書或PPT的形式以一人為主，其他成員配合進行講授，并且進行小組間的比賽，老師和同學們可以提出問題，小組成員進行商議后回答，最后老師給出正確答案。這樣極大地增加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同時豐富了學生的業余生活。
同時采用現代的交流手段來為學生隨時解答問題。學生可以通過Email、QQ、微信等形式將問題呈現給老師，老師及時梳理并回復，將普遍存在的問題在課堂上進行滲透消化。
考核方式也進行了相應的改革。本課程的考核方式采用平時成績40%+期末成績60%進行評定，加大了平時考核力度，平時包括作業、課堂回答問題和出勤三個方面，期末采用開卷考試。增加平時的考核力度，目的是督促學生積極進入課堂，及時和老師進行交流;期末考試主要是為了鍛煉學生獨立自主工作的能力，試題中加大了綜合型問題的數量，讓同學們學會查資料解決問題，同時以便于對整個課程進行復習和貫穿。隨著師資、教學經費和實驗條件的提高，準備增加實驗考核方式，以便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
四、存在問題
本課程目前還缺少實驗教學內容，這也是下一步要進行教學改革的重點。現在正在設計實驗大綱，編寫實驗內容、步驟和方法，逐步引進實驗所需儀器設備，隨著我校環境實驗室的不斷完善，可以對礦區土壤的養分、土壤結構等理化性質進行研究，同時也可以對土壤重金屬污染等環境問題進行分析。但由于受實驗臺套數的限制，目前有些實驗只能是演示性的，達不到讓每名同學都親自動手的狀態，這些內容有待進一步完善。
五、結束語
如何能夠高效地學習和掌握一門新的學科知識體系是因人而異的，而且每個學科針對不同的研究方向又有不同的研究內容和方法，因此很難在有限的學時內讓學生全面掌握一門學科的知識。這就要求傳道授業的教學工作者們要不斷探索，既要有針對性地選擇教學內容，制定合理的教學計劃，同時又要保證學生不把知識學死，能適應不同的研究領域。
[基金項目：黑龍江科技大學教學研究項目，項目編號：JY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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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黑龍江科技大學 黑龍江哈爾濱 150022）
2004年至2006年，省人大常委會連續三年在全省范圍開展建設生態省決定和環境保護法執行情況的檢查、跟蹤督查。根據常委會的工作安排，今年省人大農業和資源環境保護委員會繼續組織跟蹤督查，重點是檢查各地城鄉環保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運行情況，同時對歷年來省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審議中提出的突出環境問題整改落實情況進行“回頭看”，對各地落實污染物減排工作進行調研。6月7日，我們聽取了省建設廳和省環保局的專題匯報；6月25日至7月5日，由常委會及農資環委領導帶隊，組織了5個督查組，分赴全省11個市進行了跟蹤督查。聽取了11個市，23個縣(市、區)政府的匯報、實地察看了65個企業、單位和污染治理現場。現將情況報告如下：
一、我省生態省建設和環境污染整治取得新進展
從這次跟蹤督查的情況看，省政府和各級政府高度重視各級人大常委會在全省執法檢查中提出的意見，統一思想，深化認識，采取有力措施，扎實搞好整改，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積極的進展。在我省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同時，全省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趨勢得到一定的控制，環境質量總體穩定，局部地區明顯改善。特別是過去的一年，各地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真抓實干，狠抓整改，取得了明顯成效。主要表現在：
(一)生態省建設有序推進。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認真貫徹落實省委、省政府的決策部署，注重體制機制的創新和政策措施的完善，形成了上下聯動、部門配合、區域協調、合力推進的工作格局。去年，按照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省里出臺了《市縣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綜合考核評價實施辦法》和《市級換屆考察實績分析操作辦法》，把“萬元GDP能耗及降低率”、“萬元GDP主要污染物排放強度”、“環境質量綜合評價”等有關資源消耗和生態環境保護的指標納入實績分析量化指標內容，從機制上、制度上引導各級各部門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推動生態省建設。省政府在2005年出臺《關于進一步完善生態補償機制的若干意見》的基礎上，去年又出臺了《錢塘江源頭地區生態環境保護省級財政專項補助暫行辦法》，對錢塘江源頭地區10個縣(市、區)按照“誰保護，誰受益”、“責權利統一”、“突出重點，規范管理”和“試點先行，逐步推進”的原則，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省財政每年安排2億元，專項補助錢塘江源頭地區的生態建設、產業結構調整、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建設、農業農村污染防治。各地也出臺了一系列有利于加強生態補償的政策措施，我省生態補償工作進入了實質性操作階段。生態示范創建工作健康發展。去年，安吉縣成為國家首個生態縣，湖州建成國家環保模范城市，衢州市、桐廬、鎮海等9個市縣(區)建成國家級生態示范區。義烏市于今年5月通過了國家環保模范城市的現場驗收。全省已累計建成6個國家環保模范城市、39個國家級生態示范區、86個國家級環境優美鄉鎮、92個省級生態鄉鎮。
(二)環境污染整治工作取得明顯成效。省政府高度重視省人大執法檢查中提出問題的整改，開展了為期三年的“811環境污染整治行動”，不斷加大工作力度，確保年內如期完成。以編制實施流域污染整治規劃為龍頭，大力開展水系污染整治工作，水環境質量得到改善。2007年上半年，錢塘江滿足Ⅲ類水指標的比例從2004年的51.1％提高到64.4％，提高13.3個百分點。甬江流域余姚江水系經過整治，已經由原來的五類水恢復為三類水。以加快實施電廠脫硫工程為重點，著力改善大氣環境質量。北侖發電廠投資11.5億元，對現有發電機組進行脫硫改造，今年已全部投入運行，每年可削減二氧化硫排放量8萬噸以上。加快省級環保重點監管區和準重點監管區的整治和“摘帽”工作，已有8個重點監管區達到了整治標準，經省政府同意“摘帽”，有3個已經省整治辦組織的現場驗收，剩下的5個在今年10月底前全部完成。重點行業和重點企業的污染整治也有明顯進展，全省味精行業已全面完成污染整治，率先實現省域范圍內全行業COD和氨氮指標達標排放，削減氨氮排放量75.1％；水泥行業加大結構調整的力度，全省關閉68條機立窯，提前一年完成機立窯淘汰任務。與此同時，各級人大以執法檢查為契機，督促政府切實解決當地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環境問題。目前，省人大掛牌督查的48個突出環境問題均得到了有效整治。特別是前幾年省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報告中提到的幾個進展不大的老大難問題，經過一年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進展。衢州沈家化工園區污染問題。衢江區政府經過艱苦的工作，提出園區整體搬遷方案并制定了搬遷補償辦法，積極采取措施，幫助、促進區內企業轉產、搬遷。目前，園區內的49家化工企業已關停36家，其余13家化工企業已簽訂了關停承諾書，整治工作將于今年9月底前完成。平陽水頭制革基地污染整治，歷經三年多，去年縣委、縣政府制定了鰲江流域污染綜合整治規劃，確定了“削減產能，以環境容量控制生產總量”的整治思路，并于11月起對制革基地實行全面停產整治。經過半年多的企業重組和污染治理設施建設，目前，已有38家企業完成內部改造并通過驗收，恢復了生產。通過這次整治，生產企業由原來的169家重組為39家，減少76％；轉鼓從原來的3300多只削減到469只，削減86％，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明顯減少，鰲江水質開始有所好轉。此外，富陽造紙行業污染整治、東陽市南江流域醫化行業污染整治和青田黃蟬鉬礦礦區生態環境的整治等也都取得積極的成效。
(三)城鄉環境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加快，管理逐步規范。這次跟蹤督查，我們把城鄉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建設和管理情況作為重點。從檢查看，總的情況是好的。到2006年底，全省已建成并投入運行的市級和縣城城市污水處理廠有61座，處理能力達525.1萬噸／日，其中去年新增50萬噸；已建成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場68座，處理能力29543.3噸／日，其中去年新增5000噸。同時還建成工業危險廢棄物無害化集中處置設施10座，醫療廢物集中處置中心7座。針對前兩年省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報告中指出的各地污水處理廠和管網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去年以來，省政府和各級政府進一步出臺政策，加大投入，加快建設。省政府明確列入“811污染整治行動”計劃的27個城市污水處理廠年內必須建成。有關縣市政府籌措資金，創新機制，克服困難，全力抓好工程建設。省級有關部門落實責任，深人現場，加強具體指導。從我們實地檢查的幾家在建污水處理廠情況看，工程進展順利。在納污管網建設方面，溫州市從去年開始連續兩年把管網建設作為為民辦實事工程項目，納入政府目標責任制進行考核，去年財政增加投入，市區新建管網30公里。市區楊府山中心污水處理廠一期污水處理率從2004年的40％提高到今年的80％。嘉興市聯合污水處理廠，設計能力日處理污水30萬噸，前幾年由于納污管網不配套等原因，作用難以充分發揮。嘉興市政府從去
年開始每年安排3000萬元資金專項用于管網建設，污水入網率逐步提高。目前市區污水管網覆蓋率已達70％以上，每天污水處理量達25萬噸以上。在加快建設的同時，去年省政府還出臺了《加強城鎮污水處理廠建設管理的意見》，進一步明確污水處理工程建設的監督機制和收費政策，規范污水處理廠的運行管理。有關部門密切配合，制定行業標準，完善監控手段，切實加強對污水處理廠運行全過程的監管，全省污水處理廠水質達標率逐步提高。
(四)環保執法工作不斷加強。近年來，我省加強了環境質量和污染源自動監測監控體系建設。“811污染整治行動”確定的65個水質自動監測站、100個空氣自動監測站已在今年6月底前全面建成。到去年底，全省已建成污染源在線監測裝置1200套。這為加強我省環保執法能力建設提供重要的保障。一年來，省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認真履行職責，強化執法工作，持續開展了整治違法排污保障群眾健康的環保專項行動、“百廠千次飛行監測”行動，今年五月份還在全省范圍內組織開展了以“促進污染物減排”為主題的“紅五月”環保執法行動，重點檢查火電、熱電企業、污水處理廠和歷年省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中發現的突出環境問題的整改落實情況，嚴肅查處，并在新聞媒體上曝光了一批超標排污企業。去年，全省共辦結環境處罰案件9829件，處罰金額2.8億元。今年上半年辦結環境處罰案件4590件，處罰金額1.55億元。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通過這次跟蹤督查和“回頭看”，也清醒地看到.雖然近年來我省在生態建設和環境污染整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當前我省面臨的環境形勢依然嚴峻。經濟增長與環境容量的矛盾日益突出，江河的水質不容樂觀，生態環境還相當脆弱，生態建設和污染減排的任務還十分艱巨。
一是一些地方領導對科學發展觀的認識還不到位。從我們這次檢查接觸的情況看，各級領導對生態建設和環境污染整治的認識總的較以前有很大提高，但是各地進展還不平衡。特別是在正確處理和把握經濟發展與環境整治、污染減排關系上還存在差距。口號很響、行動遲緩；決心很大、措施不多；強調客觀原因、回避主觀努力等現象依然存在。如有的地方對掛牌的整治項目沒有從治本上下功夫，這邊整治完成，異地又冒出來；有的地方領導熱衷于籌資去搞看得見的形象工程，而不愿意還欠帳，搞“地下工程”，以致于污水管網建設成為不少地方城市建設的瓶頸。還有的地方污水處理廠建設進展緩慢，不從主觀上找原因，片面強調土地指標緊等等。這些都說明，對科學發展觀和正確政績觀還需要在認識上不斷深化，并切實落實到實際工作中去。
二是污染減排任務相當艱巨。從我們調研情況看，省政府已將今年國家下達我省的污染減排兩項約束性指標落實到各市。各地也都作了動員部署，層層分解，并提出了具體的政策措施。但要真正落實。確保完成全年污染減排目標任務難度不小，主要是，在思想認識上，各地對污染減排工作重要性、緊迫性認識還有差距；在措施上，目前多數地方主要還是靠工程措施，僅僅在治理上做文章，還沒有把工作重心切實轉到產業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上來。特別是我省產業結構中高能耗、高污染行業占很大比重。今年以來這些行業快速增長，其中火力發電量同比增長24.4％，加大了節能減排的壓力。另一方面，部份河段水質還沒有根本性好轉，重點區域、重點行業的污染整治任務仍然艱巨，部分污水處理項目建設相對滯后。國家環保總局規定污水處理項目建成后需試運行三個月才能計算削減量。我省在建的27個項目即使年內建成投入使用，仍有相當一部分不能計人到今年的減排量。因此，減排工作形勢十分嚴峻。
三是環保基礎設施建設和管理方面仍存在諸多問題。作為完成COD減排任務的關鍵環節，有關縣市正全力以赴，爭分奪秒加快污水處理廠建設。但我們也感到，在一些地方也存在重視工程建設、忽視管網配套，重建設、輕管理的傾向，如不注意解決，勢必影響污水處理廠效益的發揮。特別在環保基礎設施的運行管理上，還有不少污水處理廠投資和運營體制改革尚不到位，有的還未建立污水處理費征收機制，有的收費偏低，運行效率低下，甚至導致虧損經營。有不少污水處理廠同時處理城市生活污水和工業污水，由于運營商對納管的工業污水水質缺乏有效的監控手段和管理措施，時有大量工業污水未經處理或超標排放、偷排入網的情況，超過污水處理廠進水設計標準和處理能力，影響了污水處理廠穩定運行。這些問題，都需要進一步采取措施加以解決。
四是農業和農村環境污染問題漸趨突出。近年來，我省一些江河湖庫水質富營養化趨勢加劇，個別地方情況嚴重。在加強工業污染源治理的同時，必須把治理面廣量大的農業面漂污染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這方面，省里實施了農村環境“五整治一提高”工程，開展農村環境整治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村鎮環保基礎設施薄弱，特別在山區，平原地區農村生活污水、垃圾處理的一些好的措施較難實行。不少農村基本上還是“污水靠蒸發，垃圾靠風刮”。同時，對一家一戶的畜禽養殖和化肥、農藥的使用管理還缺乏有效的手段，農村河道水葫蘆瘋長，淤泥堵塞現象嚴重，因此，整治農村生態環境任重道遠。
三、進一步推進生態省建設和環境保護工作的建議
(一)進一步深化認識，切實增強各級領導干部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規的自覺性。各級領導必須牢固樹立以資源節約中求發展，從環境優化中求發展的理念，調整思路，擺正位置，正確處理加快發展經濟與保護生態環境、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關系，努力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要繼續總結經驗，拓展生態補償的渠道和途徑，認真落實生態補償政策，增強生態補償的透明度，促進重點生態功能區的縣(市)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要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目標責任制和領導干部政績考核制度，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要把污染減排任務完成情況，作為否決性指標納入生態省建設年度目標責任考核體系，作為衡量各級政府執行力是否強，經濟發展是否“好”的重要標準，加強檢查考核，并將各地完成情況向社會公布.接受全社會的監督。省政府要嚴格責任追究，對因工作不力，未能按期完成污染減排任務、環保重點監管區整治任務的市縣，除了采取經濟的手段督促其完成外，還必須嚴肅政紀，追究當地領導的責任，真正把生態建設和污染減排工作落實到實處。
(二)下大力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加快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我省“811環境污染整治行動”到年底即將結束。三年來，通過興建污染治理工程，開展環境整治，削減了排污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從整體上看，我省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增長方式還沒有根本改變。繼續單純依靠工程措施，僅僅在污染治理上做文章，要完成“十一五”減排目標，難度越來越大。因此，必須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更新發展理念，運用污染減排這個倒逼機制，切實把工作重心轉到調整結
構。改變增長方式上來，從源頭上實現污染減排。省里要抓緊制定生態環境功能區規劃和主體功能區劃，以生態環境功能區劃為基礎，以環境容量、環境承載能力和環境質量現狀為依據，對不同區域實行不同的功能定位，以此優化城鎮和產業布局。要按照產業結構調整規劃，加強新建項目準入把關，實行嚴格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把總量削減作為建設項目環評審批的前置條件，并做到“三同時”，切實防止邊治理邊污染，邊還舊帳，邊欠新帳。繼續加大工作力度，加快淘汰小印染、小造紙、小制革、小化工等落后的生產能力，治小汰劣，促進產業升級。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出臺有利于節能減排的政策措施，建立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鼓勵企業實行清潔生產，不斷降低單位產值的污染物排放總量。要按照農業產業化規劃，搞好畜牧小區建設和污染治理，推進農業“減量增效”工程的開展，抓好“萬里清水河道”工程的實施，以及農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的處理。要進一步建立、完善減排指標體系、監測體系和考核體系，加強監督考核，確保全年污染減排目標任務的完成。
(三)強化環保基礎設施的配套建設和運行管理，著力提高城鎮污水處理設施的效率。到今年底，我省城市和縣城污水處理廠將全部建成。下一步要把工作重點轉到污水處理設施的管網配套和運行管理上來。要針對當前存在的問題，加快推進城鎮污水處理廠投資和運營體制改革。積極推進項目代建制和特許經營制度，鼓勵社會資本特別是專業公司參與城鎮污水處理廠建設和經營，改變目前多數污水處理廠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市場主體不健全的狀況。要進一步完善收費制度，抓緊研究提高污水處理費征收標準，加大征收力度，保證污水處理廠能保本微利，維持正常運行。切實加強對污水處理廠的運行監管。省級有關部門要各司其職，密切配合，督促污水處理廠建立各項安全保障制度，完善污水處理技術和工藝，努力做到達標排放。同時，要采取措施，加強對排污企業人網水質的監控，確保進入污水處理廠的水質達到入網標準。對超標排污的，必須嚴肅查處，不僅要限期治理，還要加倍征收排污費。不斷提高城鎮污水處理率和達標率。
[關鍵詞]環境保護；問題；措施；概況；法律體系；執法力度；資金投入；環保意識
一、環境保護的概況
環境保護簡稱環保。環境保護涉及的范圍廣、綜合性強，它涉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許多領域，還有其獨特的研究對象。環境保護方式包括：采取行政、法律、經濟、科學技術、民間自發環保組織等等，合理地利用自然資源，防止環境的污染和破壞，以求自然環境同人文環境、經濟環境共同平衡可持續發展，擴大有用資源的再生產，保證社會的發展。
二、我國環境保護中存在的問題
1、環保法律體系不完善
近年來，我國針對保護生態環境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并在逐步完善環保法律體系，但法律規定范圍廣泛，內容較籠統，缺乏行之有效的具體措施。當前制定的資源法針對性較強，且注重污染企業職責，輕政府職責，相關的法律規范交叉、重疊，條款間互相矛盾，存在沖突，追究環境污染的訴訟制度存在缺陷等等，總之，我國統一、完善的生態環境保護法律還未形成，急需改進和完善。
2、環保投入不足
部分人對生態環境保護存在質疑，多年來我國一直沒有停止環保和治理污染的腳步，但為什么成效不大反而少數地區的生態環境質量日益下降，專家稱還是投入不足，不僅是投入的機制不健全，更重要的是資金投入不足。目前我國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基層政府投入不足，缺乏相應的資金保障，在研究相應的科學技術時缺乏經費，監察生態環境保護的人員力量薄弱，最終導致工作能力差，質量低，嚴重阻礙了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順利開展。
3、執法力度不夠
執法力度不夠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管理體制不順，導致環保部門的監管作用無法發揮，主要是生態環境涉及到水利、農業、土地等多個方面，加上環保部門協調機制和管理模式規定不完善，互相爭取“五權”現象嚴重，分管部門自我感覺處于配角地位，工作積極性不高，使環境保護整體性被分塊劃分。二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問題突出。部分地區執法部門在實際工作中對群眾反映的環境問題或敷衍了事或視若無睹、不管不問，嚴重脫離群眾，致使群眾越級上訪事件只增不減，執法部門工作被動，應付上級檢查的現象司空見慣。
4、環保意識低
從我國整體的生態環境問題來看，一方保護、多方破壞的現象依舊嚴重，尤其是基層農村，生態質量持續下降，面污染源發展快速，自然災害和事故時有發生，主要原因就是農民缺乏環保意識，在農業生產活動中過度強調自身利益，濫用農藥化肥，在生活中亂扔垃圾和廢棄物，多數鄉鎮企業亂砍濫伐，占用耕地，加上設備落后，排放工業廢水廢氣嚴重等，雖然城市人口環保意識有所改善，但付諸行動效果還不盡人意，總之提高我國我國人口環保意識十分迫切而實際。
三、提升我國環境保護水平的措施
1、完善環保立法
首先是完善生態環境保護的內容，制定切實有效的具體措施，使其有一個綜合而統一的基本制度，并填補部分環保領域法律空白，嚴格審查環保條例，及時處理存在矛盾和沖突的規定，確保相關部門執法時有明確的實施細則；然后進一步強化政府在環境保護中的責任地位和承擔方式，督促其有效落實環保工作，并加大對造成環境污染的企業的處罰力度；最后是完善公益訴訟制度，依靠公眾力量監督生態環境保護，并保障其訴訟請求的法律效力。
2、環保資金來源的政策性措施
為保護環境和治理污染，國務院和有關部門制定了《污染源治理專項基金有償使用暫行辦法》、《關于工礦企業治理“三廢”污染開展綜合利用產品利潤捉留辦法的逼知》、《關于環境保護資金渠道的規定的通知》等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保證了環境保護與治理經費有一個重要來源。一些省、市、區也制定了相應的法規，《綱要》強調，要實行強有力的環保措施。按照“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的原則，根據生態環境的要求，進行產品和工業區的設計與改造，制訂和實施循環經濟推進計劃，實現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加大環境保護投入，各級政府要將環境保護列入本級財政支出的重點內容并逐年增加，加大對流域區域污染防治、環保試點示范及環保監管能力建設的資金投入。
3、加大執法力度
提高環保部門的執法能力。環保法律的實現雖然不是必然地需要國家強制，但是如果沒有強制作為后盾，也很難付諸實施。因此，我國應制定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加大環保部門的強制執法力度。以大氣污染防治為例分析，面對嚴峻的空氣質量形勢，大氣污染防治再出嚴厲措施，對重點污染區域、拆遷建設工地、重點污染企業將實行24小時工作制。對排污量較大的企業，實行環境監察人員駐場監督，24小時監控，一旦出現超標，立即查處，一律按日計罰。同時要聯合電力、公安、司法、金融、工商、水利、鐵路等部門嚴厲打擊環境違法行為，對拒不執行環保處罰的企業要限水、限電、限貸、限運，形成一股強大的執法力量，徹底改變環保部門勢單力薄、權力有限的現象，真正做到執法必嚴。
4、提高環保意識
生態環境保護是全民事業，是每個人的責任和義務，因此各地必須加大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的宣傳，并普及相應的法律知識和環保知識，特別是鄉鎮政府要根據農村存在的生態環境問題制定相應的宣傳措施，如派干部和相關技術人員下基層，將當前的環境問題和影響切實傳達給農民，并指導其如何科學的進行農業和工業生產，設立專門的環保宣傳和咨詢小組等，切實促進農民環保意識的增強。此外國家還應推行科學、合理的政策規定，督促人們將環保落實到日常行動中，為生態環境保護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環境保護工作是造福人類的偉大而艱巨的工程，只有提高環保意識、健全環保法律體系、增加環保投入、加大執法力度，才能促進環保事業順利進行，使我們共同的家園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董愛霞，張紅亮.生態環境保護中存在的問題及思路探討[J].科技信息（學術研究），2011（01）.
[論文關鍵詞]生態補償 自然資源 環境保護 完善 法律
自然資源既是人類生產生活不可或缺的物質基礎，也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戰略實施的物質保證。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嚴重，對自然資源保護的重要性也越發凸顯出來。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是整個社會發展的基礎，生態環境狀況成為衡量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志。隨著以生態為中心的價值觀念的日益確立，對生態環境進行補償恢復和綜合治理并對相關利益者進行補償為主要目的的生態補償制度的實施勢在必行。
一、生態補償機制立法概況
（一）國外生態補償制度的法律發展概況
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美國、德國、瑞士等西方發達國家就通過立法采取了對生態環境的保護的一系列法律手段，但是目前各國都未制定專門的生態補償法。長期以來，各國都是在國內的環境法律和其配套法規政策來體現的。
美國是最早開始出現生態補償性質的國家之一。早在1956年的《美國農業法》中就規定了具有生態補償性質的“土壤銀行計劃”。該法主要是用停耕一部分土地的辦法來減少農產品產量和保持水土資源，銀行給予其一定的補助，并對按計劃退耕的農場主給予農產品價格補貼。在礦產資源領域，1977年美國國會就頒布了第一部全國性礦區生態系統修復法規——《露天采礦管理與復墾法》，該法規定了復墾違約金制度和修復治理保證金制度。此外，為了提高礦山環境復墾和保護效率，美國的聯邦和州都設立了礦山環境監督員。
不少發達國家也采取了生態補償制度。例如，1980年德國的《聯邦礦山法》對礦區生態補償與恢復進行了規定。為保護森林資源，日本政府早在十九世紀便開始大力推動保安林制度，在保護過程中出現了早期的生態補償形式，即對保安林區域范圍內的居民予以相應補償。
德國為了解決資源耗竭和生態環境問題，保護自然資源和環境質量，德國在各類相關法典里都對生態補償機制進行了規定，構成了較為完備的生態補償法律體系。德國現行的民法典、環保法都對生態補償進行了原則性規定。此外，《德國聯邦采礦法》規定，只有在繳納了復墾保證金后，審批機關才能對采礦許可證予以批準，并且采礦許可證的簽發必須以一份具體礦山關閉報告為準。
在歐盟國家，通過將價格補貼與生態保護相掛鉤，對將土地按照一定比例休耕的農民給予一定的補償；對長期退耕還林的農民簽署30年的協議書，國家補償給農民所受的損失；鼓勵從事畜牧業的農民進行粗放式畜牧，國家對這部分農民進行補貼并獎勵等。此外，歐盟為了保護土地及其環境，對農民進行政策性引導以改變其耕種方式和運營方式，并對土地上綠化的農民也給予一定補償。
（二）我國生態補償機制政策和法律的發展概況
從20世紀末開始，生態補償機制就在我國開始了初步探索，但至今為止，由于生態補償機制的復雜性，生態補償機制都未在我國形成系統規范的法律體系。進入21世紀以來，生態補償機制作為一項重要的平衡自然資源經濟價值、調控生態資源的合理利用的管理機制，已經在我國各個省市都有了相關的實施辦法。
2005年《國務院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提出：要完善生態補償政策、盡快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國家和地方可分別開展生態補償試點。2007年在《國家環境保護總局關于開展生態補償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中提出開展生態補償試點的建議。2008年，十一屆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改革資源有償使用和生態環境補償機制。之后各地都出現了開展生態補償試點的。
總的看來，我國有關生態補償機制的政策和法律較滯后，迄今還沒有法律規定生態補償機制。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我國一些地方法規己經規定了其行政區域或流域生態補償辦法。如2012年河南省頒布了《水環境生態補償暫行辦法》、貴州省人頒布了《紅楓湖流域水污染防治生態補償辦法（試行）》、長沙市頒布了《長沙市境內河流生態補償辦法（試行）》等。
二、生態補償機制的概念、目的和作用
（一）生態補償機制的概念
生態補償機制的實質是資源受益者或破壞者與保護者和受損者之間的利益關系。它以誰開發、誰保護，誰破壞、誰恢復，誰受益、誰補償，誰污染、誰付費為原則，兼顧公平與效益，以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生態補償機制在我國區域和流域的生態環境建設方面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它不僅可以適用于行政區域之間的補償，也可適用于流域之間。
從法學的角度來看，其是以“誰污染誰治理，誰開發誰保護”的原則為基礎，污染和破壞環境與資源者承擔其治理和保護的義務及其責任，人類生產活動對生態環境資源系統造成污染或破壞后而對其進行恢復、補償、綜合治理等行為的總稱，包括對生態環境資源的受損者、保護者提供實物、資金或技術上的補償或優惠政策， 增加生態環境資源保護的各項費用支出。有學者認為，在中國，生態補償至少有四個層面的內容：①對生態環境本身的補償；②生態環境補償費的概念——利用經濟手段對破壞環境的行為進行控制，將經濟活動的外部成本內部化；③對個人或區域保護生態環境或放棄發展機會的行為予以補償，相當于績效獎勵或賠償；④對具有重大生態價值的區域或對象進行保護性投入等，包括重要類型和重要區域的生態補償等。
（二）生態補償機制的目的
在我國，實施生態補償機制的目的是：保護生態環境，促進人與自然和諧，根據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生態保護成本、發展機會成本，綜合運用行政和市場手段，調整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相關各方之間利益關系的環境經濟政策。
1.為了遏制資源衰竭，實現資源可持續發展。以云南省個舊市為例，歷史上個舊是以錫礦為主的有色金屬王國，其有兩千多年的采礦歷史。但是由于資源的不可再生性和長期大規模的開采，也面臨著資源耗竭的危險。基于“公有地的悲劇”理論下，采礦者盡可能地將公有資源變成私有或是轉化為經濟利益，從而使自然資源消耗速度加快，導致很多資源現在都面臨衰竭的現狀。
2.為了保護生態環境，實現生態平衡。由于長期大規模的開發，土地植被、水、大氣都遭受了嚴重的污染。礦產資源的開發過程中，由于礦區的建設，很多土地由耕地變成了工廠的建設用地，并且由于礦區的施工，很多森林植被遭到了破壞，導致引發水土流失、泥石流等災害的發生。工廠在運作過程中排放的污水、廢氣又給當地的生活生產帶來了巨大的影響。近年來，我國土地沙漠化和沙化速度加快，尤其是2012年以來，我國北方大部分省市霧霾氣候嚴重，已經嚴重地影響到人們的身體健康，如果不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來治理這些問題，這將會威脅到人們的生活或是生存。生態補償機制主要目的就是實現生態環境平衡，保護生態環境。
3.實現破壞者、保護者和受害者之間的利益平衡。生態補償機制就是為了追求環境公平與正義，調整破壞者、保護者和受害者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通過向破壞者收取一定的費用，補償保護者和受害者的環境保護行為，并為生態環境的修復和保護提供資金支持，從而實現生態責任和利益之間的平衡。
（三）生態補償機制的作用和意義
合理的設置和構建生態補償機制，是推動我國生態平衡、調控破壞者和保護者之間的利益平衡、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措施。生態補償是一種調控環境活動中不同主體間利益平衡的宏觀經濟手段，對我國的環境建設可以取得巨大成效。
生態補償機制是采用政府轉移支付的方式來協調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其采取行政手段強制污染者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支付補償性費用，以支付給保護者費用來補償保護者的損失。
三、我國生態補償制度的法律法規體系分析
我國生態環境問題復雜，但主要原因仍然是人類對生態環境資源的利用、消耗，但沒有采取有效措施來保護生態環境，也沒有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進行恢復和補償。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建設的不斷發展，我國的環境形勢愈加嚴峻。要解決這類問題，必須建立生態補償機制，以調整相關利益各方生態及其經濟利益分配關系，促進生態環境的保護，促進自然資源的有效充分利用。因此，生態補償制度的建立是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重要途徑。
第申報單位及項目概況
1.項目申報單位概況。主要包括項目申報單位的重點經營范圍、資產負債情況、股東構成及股權結構比例、以往投資類似項目的簡要情況等內容。
2.項目概況。主要包括項目建設地點、建設內容及規模、產品及技術方案、主要設備選型、投資規模、資金籌措方案等。
產業政策及行業準入
1.擬建項目與相關規劃的關系。
2.擬建項目與相關產業政策的關系。
3.擬建項目與相關行業準入標準的關系。
項目選址及土地利用
1.項目選址及用地方案。主要包括項目用地選址、場址土地權屬類別及占地面積、土地利用現狀及相關規劃情況、占用耕地概況、土地獲取方式等。
2.土地利用合理性分析。主要分析是否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占地規模是否合理、耕地占用補充方案是否可行等。
3.地質災害影響分析。對于在地質災害易發區建設的項目和易誘發地質災害的項目，應闡述項目選址所在地的地質災害情況，分析擬建項目誘發地質災害的可能性。
4.其他不利影響。分析擬建項目是否壓覆礦床和文物，是否會對防洪和通航等產生不利影響。
資源開發及綜合利用
1.資源開發方案。對于資源開發類項目，闡述資源儲量和品質勘探情況，分析擬開發資源的可開發量、自然品質、賦存條件、開發價值等，評價是否符合資源總體開發、綜合利用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2.資源利用方案。主要包括項目需要占用的重要資源品種、數量及來源情況，資源節約及綜合利用方案，單位生產能力主要資源消耗量指標及與國內外相關資源利用效率的對比分析。
3.節能及節水措施評價。對項目建設方案的能耗及水耗指標進行分析，闡述工程建設方案是否符合節能及節水政策的有關要求，在提高能源及水資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和水耗等方面的對策。
征地拆遷及移民安置
1.城市居民搬遷方案。涉及城市征地拆遷的項目，應根據項目建設方案，進行征地拆遷影響的調查分析，提出拆遷補償的原則、范圍和方式，并以是否符合國家相關政策法規要求進行評價。
2.農村移民安置方案。涉及農村征地及移民安置的項目，應根據項目建設方案，進行項目征地影響的相關調查分析，提出移民生產開發、生活安置、征地補償、收入恢復等方案，并進行可行性分析論證。
環境和生態影響分析
1.環境和生態現狀。包括項目場址的自然環境條件、現有污染物情況、生態環境條件、特殊環境條件及環境容量狀況等。
2.項目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包括污染物類型、排放量情況，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因素及影響程度，是否符合環保法規要求，對流域和區域環境及生態系統的綜合影響。
3.生態環境保護對策。按照國家有關環保法規要求，對環境影響治理方案的工程可行性進行分析，對可能造成的生態環境損害提出對策建議。
4.特殊環境影響。項目對歷史文化遺產、自然遺產、風景名勝和自然景觀等的影響及對策。
經濟影響分析
1.國民經濟評價。按合理配置資源的原則，從國民經濟的角度考察投資項目所耗費的社會資源和對社會的貢獻，評價投資項目的經濟合理性。
2.區域經濟影響分析。對于區域經濟影響較大的項目，從區域經濟發展、產業布局及結構調整、區域財政收支、收入分配及是否可能導致壟斷等角度進行分析。
3.經濟安全分析。對于涉及國家經濟安全的項目，從產業技術安全、資源供應安全、資本控制安全、產業成長安全、市場環境安全等角度進行分析。
社會影響分析
1.系統調查和預測擬建項目的建設、運營對項目所在地區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與社會效益。
2.分析預測項目能否為當地的社會環境、人文條件所接納，以及當地居民支持項目存在與發展的程度，考察項目與當地社會環境的相互適應關系。
關鍵詞：生態環境綜合治理;水土流失;遼寧彰武
彰武縣地處遼寧省西北部,是全省水土流失較嚴重的地區,全縣總面積為3 640 km2,水土流失面積為1 047 km2,占全縣總面積的28.8%。地形地貌為東低山、西丘陵、北沙荒、中南平洼,其中丘陵占30%、沙荒占3%、平洼占40%。全縣水土流失類型為水蝕和風蝕,水蝕分布在東、西部低山丘陵地區,風蝕分布在北部風沙區和柳河流域,水土流失直接導致生態環境的惡化,加強生態環境綜合治理成為彰武縣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重點工作之一。
1生態環境綜合治理措施
根據彰武縣水土保持部門多年治理經驗和地形地貌特點,生態環境綜合治理可以從2方面進行:一是東、西部低山丘陵區,可安排經濟林為主的治理項目,結合坡耕地治理,通過植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結合的方式,達到生態綜合治理的目的;二是北部風沙區,可安排生態林為主的沙漠化治理項目[1]。自2008年以來,彰武縣把農業綜合開發與水土保持生態建設相結合,以項目整合、資金整合的形式進行小流域生態綜合治理,彌補水土保持生態建設資金不足,突出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取得了明顯成效。
1.1低山丘陵區生態綜合治理
1.1.1區域概況。該區域包括彰武東部的大四家子鄉、后新秋鎮、葦子溝鄉、東六鎮和二道河子鄉,及彰武西部的平安鄉、哈爾套鎮、滿堂紅鄉和四堡子鄉。區域總面積為1 342.21 km2,水土流失面積361.4 km2,水土流失類型以水蝕為主,兼有風蝕,主要分布在坡耕地、侵蝕溝及荒坡上。
1.1.2治理措施及規模。根據區域地形特點,治理措施以發展經濟林為主,經濟林應選適合當地的大扁杏。其次對坡耕地進行治理,措施為梯田。對坡度>15°、<25°,且糧食產量低而不穩的坡耕地進行坡改梯。在植被覆蓋較低的坡荒上,首先進行截水溝整地,之后栽植大扁杏。除了栽植大扁杏外,還可以做一些輔助措施,如打井、谷坊、作業路等。具體為:梯田2 153.3 hm2,截水溝整地3 166.7 hm2,栽植大扁杏3 166.7 hm2,其他輔助措施根據實際投資情況定。
1.1.3治理效益。丘陵區生態綜合治理以發展經濟林為主,措施實施后會產生較好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栽植3 166.7 hm2的大扁杏,3年后達到盛果期,年增加經濟效益3 206萬元。對2 153.3 hm2的坡耕地進行梯田改造,年增加糧食產量5 814 t,增加經濟效益697.68萬元。在生態效益方面,增加3 166.7 hm2的林地面積,林地覆蓋率提高2.4個百分點,年涵養水源380.68萬m3,保土11.17萬t。
1.2北部風沙區生態綜合治理
1.2.1區域概況。北部風沙區包括四合城鄉、馮家鎮、章古臺鎮、阿爾鄉鎮、大冷鄉、大德鄉6個鄉鎮,區域總面積為1 115.55 km2,水土流失面積為390.4 km2,水土流失類型為風蝕。從2005年全省土壤侵蝕遙感普查結果可以看出,該區域是全省最嚴重的風蝕沙化地區,生態環境惡劣,需集中連續治理。
1.2.2治理措施及規模。風蝕沙化地區生態綜合治理,應以植物措施為主,植物措施對防沙治沙有較好效果,是生態恢復的有效途徑,因此綜合治理應以生態林為主,輔以發展適量適合沙地生長的經濟作物,以提高防沙治沙的經濟效益。根據彰武縣長期以來的防沙治沙經驗,生態林栽植形式為喬灌混交,喬木選楊樹、樟子松,灌木選檸條、紫穗槐,沙棘等。具體為:營造7 200 hm2生態林,其中喬木6 500 hm2,灌木700 hm2,發展林間隙地經濟作物3 333.3 hm2。對植被覆蓋率的疏林地、殘次林實行生態修復,規劃面積為2.82萬hm2,依靠大自然自我修復能力,恢復植被,進而改善生態環境[2-3]。
1.2.3治理效益。風蝕沙化區發展生態林,以生態效益為主,營造7 200 hm2生態林和實施生態修復2.82萬hm2,植被覆蓋率可提高6.5%,減少土壤風蝕量22.7萬t,蓄水96.52萬m3。營造生態林是防沙治沙的有效措施,生態效益顯著,其經濟效益表現為活立木效益,即樹木材積量的增加和林間隙地種植的經濟作物[4]。據測算,發展生態林7 200 hm2,年平均增加木材蓄積量1.944萬m3,增加經濟效益1 166.4萬元,林間隙地種植經濟作物3 333.3 hm2。以菊芋為例,年效益為22 500元/hm2,種植3 333.3 hm2菊芋,年可獲利7 500萬元。
2小結
彰武縣經
過多年的生態治理,成效顯著,治理區域逐年擴大,區域生態環境明顯改善,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同步提升,群眾的生態意識逐步增強,在做好保護生態環境、減少水土流失的前提下發展生產,提高了經濟收入,實現了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贏,促進了農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3參考文獻
[1] 姚冬梅.淮南市秋菊沉陷區生態綜合治理機制分析[j].淮南師范學院學報,2009(5):108-110.
[2] 郭海榮.談石羊河流域生態綜合治理[j].農業科技與信息,2009(24):9.
[3] 王增亮.龍口市小流域生態綜合治理研究[j].中國水利,2008(13):35-36.
摘 要：城市化是步入現代化的必然發展歷程，它在給社會帶來發展的同時，當然也會難以避免地造成對資源及環境的壓力。如何讓城市化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相一致，尋求一條人和自然、社會和自然的優化協調之路，為越來越多人所注意。利用綜合化評價指標體系，對福建省福安市城市化同城市生態環境現實狀態予以評價，并利用其耦合協調度對該地區城市化和城市生態環境相互協調發展情況予以分析。其結果可以顯現：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該地區化發展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是呈現不斷變化的，以2000年為界，2000年之前協調度不夠，2000年之后，協調度有所好轉。另外，看2013年該地區城市化發展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狀態，可以發現其同經濟發達程度有較密切的關系。
關鍵詞 ：福安 城市化發展 生態環境 耦合度
城市化屬于人口、經濟、社會各個方面共同發展的綜合產物，是一種難以逆轉的必然趨勢[1]。從20世紀初開始，世界各國的城市化進程普遍加速，在1800年時，城市人口僅占世界總人口數量的2．5%，而到2010年時，全世界有超過一半的人口在城市中工作與生活，預計到2030年時，這一比例更是會高達65%。在我國，城市化進程同經濟與社會發展有較為密切的關注，在1949年時，城市人口和全國總人口的比值大約為1：9，而到2008年時，這一比值則改變為1：1.7。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使得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比如城市自然環境、地理環境的轉變，再比如資源結構、資源形態等方面的變革，這些都將造成最終的資源分配利用方面的問題[2]。這些問題已經為國內外學者所廣泛關注，分析研究城市化同生態環境間的耦合關系，尋求出一條人和自然、社會和自然的優化協調之路，是目前我們所需要深入探討的重要議題。
一、研究區域基本情況
（一）城市概況
福安市地處福建省東北部，位于閩東中心地帶，該市東鄰柘榮縣、西接周寧縣，南與寧德市相接，北和壽寧縣毗鄰，東西距離37千米，南北距離80千米，是閩東北地區的活力城市。福安市是中國綠竹筍之鄉、民間船舶修造基地，同時也是中國科技工作重點市、體育先進市，沈海高速、福泰高速等越境而過，使該地區形成了半小時交通圈。福安市目前轄有兩個省級經濟開發區，分別是福安經濟開發區與福安畬族經濟開發區，共有5鄉、13鎮、4街道，全市人口總數近70萬人，其中有十分之一左右為畬族。
從地形地貌上來看，福安市位于鷲峰山脈、洞宮山脈及太姥山脈之間，山體走向大致是東北至西南，中部交溪河畔為平原與丘陵，地勢由北到南方向傾斜，東西高，中間低，是南北走向谷地。從氣候上看，福安市氣候濕潤溫暖，是亞熱帶海洋季風氣候。因為處在低緯度地帶，又加之瀕臨東海，受到季風環流影響所致，四季明顯而夏季稍長，雨量集中，臺風頻繁；又因為境內山地地貌的影響，氣候還具有垂直分布特點。
（二）城市化發展概況
從改革開放以后，福安市各項經濟與社會事業即取得了迅速發展，城市化進程漸漸增速。2013年，全市共完成生產總值136.02億元，依可比價格來說，較2012年增加了12.9%，連續5年呈現出兩位數高增長態勢。城鎮人口比重為41.2%，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3907元人民幣，較2012年增長8.7%。福安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從1993至2013的20年里，增長規模翻了15倍[3]。
（三）生態環境概況
隨著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福安市第二產業所占的國民經濟比重有所降低，可是依然占據相對重要的地位，其中船舶制造業、輕化工業等給環境造成的壓力不可小視。在1993至2013年里，福安市工業廢水排放量在1998年左右達到最高峰，之后開始逐步降低，可是固體廢物排放量與工業廢氣排放量卻未見降低，而是有所增加，到二十一世紀后進一步提升。直到最近三年，廢氣與廢物的排放量才有所緩解，但是卻遠沒有達到理想狀態。特別是行業結構的相似性特點讓重復建設問題與過度競爭問題顯現，均造成了環境治理的高難度狀態，環境問題依然不容忽視。
二、耦合理論與研究方法
（一）基本理論
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各有其獨立特征。
比如城市化的特征在于，首先，某一城市是人類生產生活活動的集中地區，城市持續擴張，農村用地量降低；其次經濟結構出現新的變化，農業活動的主導經濟狀態發生根本性改變；而第二和第三產業則出現蓬勃發展；第三，出生率與死亡率一類的人口結構指標出現顯著變化；第四，新興城區規模較小，一般處在城鄉交界地帶。
再比如生態環境的特征在于，首先，生態環境內的各要素互相聯結為一個整體；其次各要素的表現多樣化[4]；第三，生態環境不斷循環，只要合理利用，便能夠持續應用，而肆意破壞則會顯現出惡性循環的后果。
在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各自的特征研究基礎上才能談及二者的耦合。所謂耦合，原本是物理學中的概念，意為兩個或者兩個以上體系、運動形式利用相互作用關系而出現彼此影響的情況。因此城市化同生態環境間的耦合關系，實際上就是城市經濟發展、人口變動、空間結構調整及生活水平狀態幾方面同生態環境各要素及特征間的相互影響關系總和。
發達國家污染以后再治理的教訓帶給我們深刻的反思，就是說在城市化發展進程中，一定要同時兼顧經濟增長及環境保護兩方面內容，二者的耦合度研究恰可以為兩者兼顧的研究提供幫助。
（二）構建指標體系
一是城市化方面的指標體系，對于某一地區來說，城市化的過程也就是人口變遷、經濟發展、生活水平提升與空間范圍擴張的過程，因此城市化方面的指標體系便可以從經濟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社會城市化及空間范圍城市化幾個方面進行選擇，并且全面考慮到各項數據的準確程度（具體如表1所示）。
二是生態環境方面的指標體系，生態環境里面所包含的內容較為豐富，如水質、土地、大氣、生物、資源等皆不能忽略。從宏觀上講，生態環境能夠被劃分成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兩個類別，本文側重于探討城市化同生態環境兩者之間的耦合關系協調，因此偏重于社會環境、人類活動對環境所造成的具體影響。
（三）研究方法與討論
首先應用因子分析法，例如可以采取spss軟件里面的因子分析法進行城市化水平及生態環境情況的綜合評價分析。因子分析法能夠按照變量間的有關程度予以原始數據的再度組合，并將其綜合為幾個有限變量，也就是公共因子。一個公共因子表示一組有關程度較高的最初變量。因為公共因子里面含有了最初變量中的很多信息，故而利用對公因子的再命名和解釋，能夠從中挖掘到變量間結構及特征，讓分析結果更為科學與準確。具體的實施方法是：借助spss軟件，對已經標準化完成之后的數據給予因子分析，得到每一個指標的貢獻率，還有它們的累計貢獻率，按照累計貢獻率提取出前n個因子，當作它們的公因子，接下來按照公因子得分及標準數據，予以綜合得分計算[5]。
其次應用耦合協調度方法，耦合度即為對系統及要素相互之間影響程度的準確描述，而協調度則意為系統里面耦合協調情況的定量模型。因此這種方法能夠對城市化水平同環境承載能力間的協調程度予以描述。
按照上述方法分析可以知道，2013年福安市城市化發展同生態環境耦合協調有著較為明顯的區域性差異特點。其具體表現是：穆陽鎮、穆云鄉、康厝鄉等地區的耦合協調程度較好。而其部分則相對偏弱，這些耦合協調程度較好的地區，一方面依賴于本地區的生態環境優勢，另一方面也依靠先進的環境保護經驗。這些區域需要保持這樣的良好發展態勢，其發展經驗亦值得其他地區加以借鑒。白馬港城區的耦合協調度不高，該地區下轄一個市級開發區、一個市級工業集中區，還有兩個鎮，工業發展水平較高，而耦合協調度狀態不良，則直接說明該地區近些來的快速發展，其生態環境保護工作已經滯后，難以同城市化發展相協調，該地區需要注意環境保護工作的研究。對比而言，福安市中心城區雖然此前出現過一些環境問題，但是近些年的治理工作做得較好，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三、結論和討論
世界各國、各地區的城市化發展同生態環境間存在的矛盾，已經是本世紀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最為顯著的問題。本文利用對福建省福安市城市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狀態的變化予以分析，得出下述研究結論。
一是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該地區化發展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是呈現不斷變化的，以2000年為界，2000年之前協調度不夠，耦合狀態數據為負，說明這一時期的城市化水平相對較低，生態環境情況也不夠理想，社會發展速度較慢。2000年之后，協調度有所好轉，耦合狀態數據為正，這個階段福安市城市化同生態環境保護工作都處在優化發展的狀態，二者協調情況很好。
二是2012年福安市城市化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間的耦合協調程度有一定的地區差異性情況出現，除了穆陽鎮、穆云鄉、康厝鄉等地區的耦合協調度表現較為理想以為，其余絕大多數地區都有待提升，特別是像白云山景區、溪塔葡萄溝、清泉洞以及瓜溪刺桫欏保護區等地，環境保護工作尤其應當做好，以便用環境帶動經濟發展。
三是當前福安市城市化發展進程已經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國內生產總值一直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人口結構及產業結構得以持續優化，同時百姓生活水平也有了較大幅度的增加。另外生態環境方面的問題卻不能不引起注意，比如資源與能源的粗放型應用，工業污染還在各區、鄉鎮普遍存在[6]，城市生活污染也遲遲未能得到根本性解決等等，這些環境問題反過來又會對城市化發展帶來不利影響，直接導致福安市近幾年經濟增長減速，發展速度明顯不如鄰近的寧德市與壽寧縣。為了滿足福安市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要求，建議從整體大局出發，合理規劃城市化同生態環境兩者間的協調關系，做好產業結構調整工作；同時，要保證節能減排工作落到實處。要對目前已經創立實施的環保制度進行調整，在此基礎上建立形成科學化監督管理體系，并利用各種宣傳工作增強全市百姓的環境保護意識。要基于可持續發展的思維高度，對人口、社會、經濟、環境等進行協調，讓可持續發展進入到更合理的狀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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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增芹.基于城市化質量的武漢市城鄉一體化及其時空變化研究[D].華中師范大學：自然地理學，2014.
[4] 安貴鑫.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對比分析研究——以青島、深圳市為例[J].河南科學，2014，（09），19-20.
作者簡介：
關鍵詞：經濟結構調控 生態環境保護 洞庭湖
生態環境是經濟社會運轉的物質基礎和載體，社會經濟的發展都是建立在生態環境可持續的基礎之上。加強對生態環境的保護，既是為經濟結構調整提供動力，又有利于經濟結構和環境保護達到共贏，實現更好更快的發展[1，2]。如何加快我國以環境保護優化經濟增長、促進轉型發展[3]，已成為研究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熱點問題。
一、洞庭湖區概況
1.自然概況
洞庭湖地處北緯28°30′-29°31′，東經111°40′-113°10′，跨湘鄂兩省，目前湖泊總面積約2625平方公里，是我國第二大淡水湖。
洞庭湖區涵蓋湘鄂兩省環洞庭湖區域，為長江和湘、資、沅、澧四水尾閭沖積平原，北與江漢平原相連，中部地勢平坦，東、南、西三面為環湖丘陵，地勢稍高，地形起伏較大，且分別向湖區傾斜。區域氣候溫和，年均氣溫在16.3-17.1℃之間，冬季盛吹偏北風，夏季盛吹偏南風，年均降水值為1235毫米。
2.產業結構概況
洞庭湖區有著較好的工業基礎，也是我國糧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基地。2011年，區域三產比例為17.0：50.9：32.1。農業為主的第一產業是區域傳統產業，第二產業主導行業以石油化工、造紙、紡織、食品加工、機械制造、能源等為主，同時近年來大力發展了節能環保、電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旅游業占據第三產業五分之一份額。
目前區域產業結構對生態環境帶來了一定不利影響：1）傳統農業化肥農藥用量大，農業面源污染突出，加重了湖區水體富營養化狀況；2）主導產業類型多為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產業，如石化、造紙、紡織、食品加工等，產業結構對區域以河流湖泊為重點環境保護目標的生態環境安全造成極大威脅；3）湖區工業企業規模小，數量多，污染控制難度大，主要工業行業科技含量不高，競爭力不強，單位產值環境成本高、單位產值能源消耗量大，工業水資源消耗量大。
3.洞庭湖生態環境概況
3.1生物多樣性現狀
區域屬中亞熱帶北部常綠闊葉林帶，水熱資源豐富，森林植被類型多樣，以殼斗科、樟科、山茶科、蘭科、杜英科、冬青科、竹亞科的植物分布占優勢。2005～2011年對洞庭湖鳥類遷徙研究調查記錄到洞庭湖濕地珍稀瀕危保護鳥類共218種，隸屬于16目46科。2003～2011年共檢出浮游植物種類8門93屬，以綠藻和硅藻種類為主體，其次為藍藻；共發現洞庭湖濕地共335種水生植物，隸屬于81科232屬，主要以禾本科、菊科、莎草科、蓼科、豆科和唇形科以及楊柳科等為主；共見到底棲動物188種，出現率較高的有鉤蝦、河蜆、齒斑搖蚊。統計1997～2011年的數據結果顯示，洞庭湖魚類種類數量變化不大，現有魚類117種，隸屬12目23科。
3.2湖體水環境現狀
據1995～2011年洞庭湖監測資料，洞庭湖I-III類水質比例逐年降低，表現為總磷、總氮超標，整體水質呈下降趨勢，2002年以后，一直未達到Ⅲ類以上水平，特別是2004～2006年、2008年、2009年Ⅴ類和劣Ⅴ類水質斷面所占比例相對較高。
根據綜合營養狀態指數（TLI）評價洞庭湖水體營養化程度，2006～2011年，洞庭湖全湖TLI在45.8～50.0之間， 2007年最低，2010年最高，整體呈上升趨勢。2010年洞庭湖水體中高濃度的葉綠素a和總氮致使洞庭湖整體處于輕度富營養水平，其它時間穩定在中營養水平。
二、區域內排污概況與分析
1.主要污染物排放情況
根據環境統計數據，2011年區域化學需氧量排放56.5萬噸，氨氮排放6.89萬噸，廢氣二氧化硫排放25.95萬噸，氮氧化物排放23.27萬噸。水型污染物中，農業源、城鎮生活源、工業源、集中式治理設施化學需氧量排放分別占比49.7%，33.3%，16.1%，0.9%；氨氮排放分別占比35.9%，35.4%，28.2%，0.5%；農業源是水型污染物最大貢獻源。氣型污染物中，工業源、城鎮生活源二氧化硫排放分別占比91.2%、8.8%；工業源、機動車廢氣、城鎮生活源氮氧化物排放分別占比81.5%、1.3%、17.1%。工業源是氣型污染物的首要來源并集中在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其分別占工業二氧化硫、工業氮氧化物排放的53.6%、78.9%。。
2.總磷總氮排放量、入湖量估算
經初步估算，區域總磷、總氮排放總量分別為1.98萬噸、12.89萬噸；其中排入洞庭湖量分別為1.13萬噸、8.56萬噸，農業源（畜禽養殖、水產養殖、農田徑流、農村生活）對總磷、總氮的入湖量貢獻分別達到89%、72.6%。
三、主要生態環境問題識別與分析
1.水資源量與水環境質量呈下降趨勢
三峽水庫蓄水以來，受氣候變化、長江干道下切、江湖連通不暢等多重因素影響，洞庭湖出現徑流量減少，水位降低，枯水期延長等現象，洞庭湖水環境容量減少。同時，受農業面源污染、水型工業結構和布局不合理等因素影響，洞庭湖水質總體呈下降趨勢，總磷、總氮持續超標。另外，洞庭湖及長江四口入湖水量減少，造成局部過去的“水窩子”出現了飲用水的“水荒”，城鄉飲用水保障和安全風險加大。
2.區域生態服務功能整體呈現退化趨勢
首先是湖泊水域面積減小，濕地日益萎縮。枯水期湖泊水域面積已不足500平方公里，濕地破碎化、陸域化演替加快，抗干擾能力減弱，生態服務功能退化。其次是物種多樣性降低，動植物生存空間受到威脅。洞庭湖生態環境整體退化，人工造林、大量引入外來物種、亂捕亂獵等破壞行為及水工建筑、圍湖造田等經濟活動，使得濕地植被規模銳減、種類單一化。其三是生態系統失衡，典型生物災害長期存在。
3.土壤污染影響區域糧食安全
主要表現為區域內部分農田土壤受六六六、DDT等有機污染。農藥化肥選擇不當、施用過多等不合理使用，導致有毒成分殘留并富集于農田土壤，給糧食安全帶來潛在威脅。
四、經濟調控與環保舉措
1.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嚴格農業面源污染治理。
首先是開展種植業產污排污控制。擴大生態農業覆蓋面積，調整優化用肥結構，集中在控制開發區推廣農田測土配方；大力推廣病蟲害綜合防治、生物防治和精準施藥技術，引導和鼓勵農民使用生物農藥或高效、低毒、低殘留農藥；推廣秸稈還田綜合利用模式。其次是加強畜禽養殖污染防治。優化調整畜禽養殖禁養區、控養區和適養區布局，提倡“豬-沼-果”等種養結合模式，合理確定養殖規模。提倡生態化、規模化和集約化的現代養殖模式，提高養殖業清潔生產與廢棄物資源化利用水平。再次是加強水產養殖污染防治。對水產養殖區域全面規劃，禁止直接向洞庭湖區養殖水域“投肥養殖”及投毒餌釣魚。推廣科學飼養技術，推廣生態營養飼料的使用，加強水產養殖廢水凈化處理和循環利用。
2.優化工業結構，實施工業水污染防治
一是加大水型污染工業結構調整力度。嚴格執行國家產業政策，淘汰落后產能，努力改變造紙、化工、紡織、食品加工等高水型污染企業占比大的現狀。鼓勵企業實行清潔生產和工業用水循環利用。二是突出工業園區水污染集中治理。園區污水排放量達到集中處理經濟規模時，必須建設廢水集中處理設施。三是嚴格執行環境影響評價、“三同時”制度、排污許可證制度和區域限批制度。嚴格審批區域造紙及紙制品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紡織業、食品加工制造業、醫藥制造業等建設項目。切實加強“三同時”驗收，做到增產不增污。四是強化污染源監控與管理。對區域所有污水處理廠、95%以上的重點工業污染源實現污染物濃度和排污總量監控，統一安排在線監控裝置，統一數據傳輸，實現實時監控，動態管理。
3.扶持以旅游業為主的第三產業，積極推進環保型旅游
控制船舶流動源污染。調整水上運輸結構，淘汰落后運輸方式，逐步使船舶污染防治工作做到“標本兼治”。分批給予淘汰現有不合環保要求的船舶，對所有新增運力嚴格審批，堅持“先批后購，先批后入”原則。同時，加強湖區旅游污染防治。取締水上餐飲，配備水上漂浮物收集船、收集物轉運車，控制水上垃圾及餐飲等內源污染。對湖區內主要集中式旅游區域開展地埋式污水處理系統建設， 對湖區內所有賓館、餐飲服務產生的污水進行達標排入，完善旅游垃圾處理設施建設，實現旅游垃圾分類回收。
五、結論與建議
洞庭湖湖區由于工農業的粗放式發展，給洞庭湖生態環境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根據洞庭湖區環境質量現狀和污染源解析結果，建議湖區環境保護主要從三個方面著手。一是嚴格控制面源污染。重點控制湖區農藥化肥施用強度，推廣測土配方施肥，加強對畜禽水產養殖業的規劃和監管。二是繼續深入工業經濟結構調整，通過環評“三同時”、排污許可證等制度，控制高污染行業進入，改變湖區水污染企業比例較高的現狀。三是積極推進環保型旅游業，逐步取締直接向湖區水體排污的流動污染源。
參考文獻
[1]錢雪亞，汪維薇.浙江經濟結構調整與環境保護的相關性及其邊際效應分析[J].浙江統計，2004（1）：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