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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蒙古經濟發展基本情況
進入“十五”時期以來，內蒙古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總量由全國的后列進入中列，在全國的位次明顯提高。2000年，全區生產總值為1539.12億元，位于全國第24位。西部第5位；人均生產總值僅為6502元，居于全國第16位，西部第2位。2009年，全區生產總值為9725.78億元，較2000年增長531.91％，位于全國第15位，西部第1位，生產總值占全國的比重由1.6％提高到2.58％。2000-2009年，內蒙古經濟增長了2.66倍，年均增長17.6％，增速快于全國同期平均水平7.4個百分點。從2002年開始，內蒙古經濟增長速度首次躍居全國第1位，此后8年，GDP增速蟬聯全國之首。內蒙古以占全國1.8％的人口創造了全國2.58％的經濟總量和3.85％的經濟增量，經濟綜合競爭力明顯提高。《中國省域經濟綜合競爭力發展報告(2007-2008)藍皮書》顯示，2007年內蒙古經濟綜合競爭力居全國第10位，西部第1位。其中產業經濟競爭力、可持續發展競爭力、環境發展競爭力以及宏觀經濟競爭力等4項二級指標居全國前列。
在經濟較快增長的同時，內蒙古的資源拉動型、投資帶動型等特色經濟的發展在拉動全區經濟的快速發展中作用十分明顯。
內蒙古抓住了國家進入工業化中期后對重化工業產品需求旺盛的機遇，以資源為基礎，大力發展資源的延伸加工，能源、化工、冶金產業得到了長足發展。到2009年，全區全部工業完成增加值4503.31億元，較2002年增長685.51％。其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完成增加值4400.45億元，煤炭開采和洗選業增加值首次突破千億元，達1028.7億元，占全部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23.38％。目前，內蒙古已成為全國大型煤炭基地、電力基地、重化工基地和綠色農畜產品基地。產業集中度提高明顯，能源、化工、冶金、裝備制造、高新技術與農畜產品加工這六大產業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占內蒙古全部工業增加值的比重達到90％以上。全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2009年實現利潤653.17億元，是2002年的17.52倍，年均增長76.7％，快于全國平均水平40個百分點以上。
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也非常明顯。內蒙古是典型的投資驅動型經濟，投資增長率連續多年高于經濟增長率。2002-2009年，全區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完成27297.83億元。2002年，全區固定資產投資完成715.09億元，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為41.2％。到2009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7464.72億元，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為76.75％。從支出法核算的地區生產總值看，近幾年投資(資本形成總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穩定在70％以上。近年來內蒙古通過多元化的引資，不斷加大固定資產投資的力度，“十一五”的前兩年分別完成投資3300億元、4400億元，2008年完成了5600億元，3年累計完成了投資13000億元。2002-2009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由41.2％上升至76.75％，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由42.52％下降至29.36％。2009年，全區50萬元以上項目完成固定資產投資額7380.57億元。同比增長33.8％。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855.31億元，同比增長19.2％，增速低于同期固定資產投資14.6個百分點。
在保持經濟較快增長的同時，內蒙古經濟運行質量也明顯提高。作為政府增強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宏觀調控手段之一，地方財政總收入2009年達到1378.12億元，是2002年的10.37倍。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居民收入水平穩步提高。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0年的6051元提高到2009年的15849元，增長161.92％，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實際增長11.9％，收入在全國的位次上升到第9位，在西部由第8位躍居到第1位。農村面貌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尤其是2000年以后，中央高度關注農村經濟的發展，一系列惠農政策使農民得到更多實惠，充分調動了農牧民生產積極性，農牧民人均純收入由2002年的2086元提高到2009年的4938元。增長136.72％，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實際增長8.3％。收入水平居全國第12位，連續6年居西部第1位。
總體看，內蒙古經濟步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上升期，其資源拉動型經濟、投資帶動型經濟等特色經濟的發展共同拉動了全區經濟的平穩快速增長。
二、內蒙古經濟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內蒙古經濟在發展中也存在結構性問題與不和諧因素，自治區黨委書記同志指出，內蒙古經濟增長是在低水平上的高速度，欠發達地位沒有改變，成為經濟繁榮背后的隱憂。
(一)產業發展不協調
從產業結構看，第二產業“唱主角”的局面一直沒有改變。2009年，全區第一產業完成增加值929.02億元，增長2.3％：第二產業完成增加值5101.39億元，增長21.4％；第三產業完成增加值3695.37億元，增長15％。2002-2009年，第一產業完成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6.9％下降至9.6％，第三產業完成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42.1％下降至38％，而第二產業完成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41％上升至52.4％，第二產業不但增加值高于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增速也快于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
從工業經濟內部結構看，輕重工業發展不合理。多年來，內蒙古輕工業和重工業增加值的比例一直在20：80左右。六大優勢特色產業中只有能源、農畜產品加工和冶金中的鋼鐵“兩個半產業”優勢得以充分發揮。三大行業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例也始終在70％-80％，特別是煤炭工業對工業增加值和工業利潤的貢獻率在2009年更是分別達到25.1％和55.7％，而其他產業的整體實力相對較弱，產業多元化水平較低，不利于地區經濟協調發展。
(二)粗放經濟增長方式與科學發展要求不協調
從經濟增長方式看，資源型產業在自治區經濟發展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依靠資源消耗和較為粗放的增長方
式沒有根本性改變。在資源開發利用中仍存在一些問題：一是把配置資源作為招商引資的唯一條件，部分企業甚至利用資源轉化政策，圈占資源，轉手倒賣，資源利用率大大降低：二是資源配置過度集中于煤化工和電力行業，資源配置環節的扭曲阻礙了產業結構的調整：三是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資源掠奪性開發，采富棄貧、采厚棄薄、采主棄輔等資源浪費嚴重；四是資源性產業對非資源性產業的擠出效應，致使非資源性產業發展緩慢；五是節能減排的壓力增大。雖然2009年我區污染物減排12個盟市首次實現全部“雙降”。二氧化硫排放量139.88萬噸，下降2.25％，化學需氧量排放量27.85萬噸，下降0.55％，首次超額完成了2009年全區確定的減排目標，但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壓力依然較大。節能減排是剛性任務，我區資源型和重化工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將在一定程度上制約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從需求結構看，投資需求的增速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大于消費需求和凈出口需求，且呈拉大趨勢。
(三)經濟增長與人均收入發展不協調
從收入結構看，居民收入增速相對慢于經濟增速，即使在收入主體內部，也存在著不平衡性，社會居民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城鎮居民收入增量遠遠大于農牧民收人增量。2009年，全區生產總值同比增長16.9％，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同比增長30.7％，是1990年的近10倍。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9.8％，高于全國平均增速1個百分點：農牧民人均純收入增長6.1％，低于全國平均增速2.1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收入增速明顯滯后于地區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增速，且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已由2002年的2.52：1上升至2009年的3.21：l。目前。全區仍有80萬城鎮低保對象，113萬農牧區貧困人口，占全區總人口的8％左右。高經濟增長與低收入增長并存容易引發各種社會矛盾，不利于社會和諧穩定，也不利于促進消費的增長。
三、內蒙古金融發展基本情況
與轄區經濟的快速發展相同，近幾年內蒙古金融業發展良好，為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全區銀行業金融機構運行平穩，存貸款高位運行，利潤增幅不斷擴大，不良貸款大幅“雙降”；證券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機構各項指標連年創歷史新高；保險市場保持較快發展，市場主體快速增加，保費規模不斷擴大，行業風險得到有效防范。
(一)機構發展情況
1 銀行業金融機構。2009年內蒙古銀行業金融機構共計4549家。比2004年增加2066家，增長120.19％。從業人員74809人，比2004年增加35579人，增長90.69％。資產總額達到10609.15億元。比2004年增加7418.15億元，增長232.47％。
2 上市公司和證券期貨經營機構。2009年，內蒙古有境內上市公司19家，較2004年減少4家。全區共有法人證券公司2家，下轄營業部55家，期貨公司1家，營業部4家。
3 保險業機構情況。2009年。全區共有25家省級分公司(財產險省級分公司13家，人身險省級分公司12家)；是2001年的6倍(2001年全區共有4家保險公司，其中財產險公司2家，人身險公司2家)，已開業保險分支機構1701家，是2001年的5倍；全區保險從業人員67704人，是2001年的4倍，競爭發展的市場格局初步形成。
(二)金融機構運行特點
1 各項存款持續快速增長。截至2009年，內蒙古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8373.70億元，比上年增長32.06％，是2002年的4.83倍。增速超過全國增速4.38個百分點，居全國第6位。貸款余額629252億元，比上年增長38.97％，是2002年的3.81倍。2009年，全區銀行業金融機構實現利潤(稅后)151.66億元，同比增長37A9％。不良貸款余額250.30億元，比年初減少1892億元。不良貸款率4％，比年初下降2.08個百分點。
2 證券業規范健康發展。2002-2009年，內蒙古證券市場穩定發展，證券機構經營穩健，上市公司規范運作，盈利能力較強，市場融資功能逐步增強，資本市場環境不斷得到改善。上市公司服務地方經濟的功能不斷增強，一些行業龍頭公司在帶動上下游產業發展、增加農牧民收人等方面成為推動自治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截至2009年末，全區上市公司累計募集資金總額427.16億元，其中上市公司成立至2004年累計募集資金206億元，2004年當年募集資金1.4億元。全區證券機構經營取得良好業績。轄區證券機構各項指標均創歷史新高。2009年末，客戶交易結算資金余額68.50億元，較2004年末增加59.86億元，增長692.82％：托管市值351.30億元，較2004年增加315.1億元，增長870.69％。目前，維護市場穩定、保護投資者利益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上市公司、證券期貨公司誠信意識不斷增強，長期以來治理結構不完善、關聯交易不透明、信息披露不主動等問題得到顯著改善，加之證券監管部門分類監管等措施的實施。極大地改進了內蒙古資本市場的形象。
3 保險市場平穩健康發展。2009年，全年累計實現原保險保費收入171.31億元。全國排名第23位，西部排名第5位，同比增長21.2％。高于全國平均水平7.4個百分點，增速全國排名第6位，西部排名第5位。是2001年度全區各保險公司保費收入的7倍。累計賠付支出57.02億元，同比增長31.03％，也是2001年度全區各保險公司賠付支出的7倍。保險功能不斷發揮，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逐步提高。保險業總資產293.22億元。較年初增長20.54％，保險業整體實力穩步增強。保險密度710元，較2001年增加607元，保險深度1.77％，較2001年上升0.17個百分點，保險對國民經濟的滲透能力進一步增強。
4 金融組織體系逐步健全。金融業不斷發展。伴隨著經濟的起飛，內蒙古金融業不斷發展壯大。一是金融組織體系日趨完善。近年來，全區累計引進金融機構30多家，地方性金融企業發展勢頭良好，包商銀行在區內設立7家分行，區外寧波、深圳和成都設立分行，資產已達800億元，正在向全國性商業銀行發展。呼和浩特商業銀行經自治區人民政府增資擴股后更名為內蒙古銀行，增資擴股到8，6億元，成為省區級區域性銀行。目前，46家全國性和區外金融機構在設立了分支機構，全區共有地方金融機構110家。中國保監會批準我區組建地方性財產保險公司，目前正在籌建中。政府推動、社會參與、市場運作的多層次中小企業擔保體系已經形成，成為擴大中小企業融資的重要支撐。二是金融改革有序推進，新型農村金融機構試點工作進展順利。2009年末，全區已經組建6家村鎮銀行、l家貸款公司和2家資金互助社，已批準設立249家小額貸款公司，注冊資本達152.2
億元，覆蓋了全區90％以上的旗縣區。
四、內蒙古金融運行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經濟與金融互動之間長期存在的不協調性短期內仍將存在
當前，我區支柱產業產能過剩嚴重。全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仍處于虧損狀態，電力、鋼鐵、有色金屬、化工等重點行業經營狀況尚未明顯好轉，產品產銷率和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仍在低位徘徊，全區進出口貿易仍未走出低谷。2009年國務院出臺了《關于抑制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引導行業健康建設發展若干意見》，明確要求金融機構對鋼鐵、水泥、煤化工等行業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行業實施信貸禁入，因而使部分企業面l臨的形勢更為嚴峻。據調查，2004年以來全區六大產能過剩行業貸款同比增長較快，在企業經濟效益未同步快速增加的情況下，存在不良貸款反彈的風險。近年來內蒙古煤炭、電力、交通等行業投資較大，基礎設施明顯改善，部分行業投資已接近飽和，下一步投資對經濟的拉動可能呈邊際遞減趨勢，又可能造成重復和低水平建設。
(二)資本市場發育不充分，市場化程度較低，服務地方經濟功能不強
2009年，內蒙古有境內上市公司19家，總市值2366.90億元，僅占全區GDP的24.40％，證券化率遠低于72.36％的全國值。目前，上市公司總數已退居全國第27位，與自治區經濟總量和增長速度不相適應。全區共有證券公司2家和期貨公司1家，機構數量近5年沒有變化。投資者開戶數量不到59萬戶，其資產規模、業務收入、綜合競爭力等方面在行業內不具有任何優勢。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分化加劇，創新能力不足。多年來，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不健全的問題仍然存在。新股發行上市進度緩慢。上市公司再融資能力不強。上市公司后備資源匱乏，發展后勁不足。轄區部分上市公司內控薄弱’連年虧損，風險因素正在逐步積聚。2家法人證券公司營業網點少，主要利潤來源于經紀業務，盈利模式單一，業務和產品創新能力不強，缺乏核心競爭力，“靠天吃飯”的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改善。行業自律觀念不強，違法證券交易的發現、處理機制還不完善，機構之間惡性競爭等不穩定因素依然存在，一些地區非法證券活動時有發生。
(三)保險業發展中一些風險因素值得關注
2009年，區內財險公司應收保費率和人身險退保率風險因素依然存在。從市場整體看，保險結構不平衡，人身險業務發展在增長速度、規模、全國排名等方面長期慢于財產險業務，結構優化的動因單一。保險行業在行業自律、市場競爭和風險管理方面長期存在一些問題。
(四)金融業發展相對滯后，信貸結構不盡合理
從金融體系人手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主要有三種思路：一是研究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二是研究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三是研究整個金融體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一)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金融中介促進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方面開創性的工作是從金融功能的角度人手，在內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采用最優化方法研究金融中介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King等從77個國家1960-1989年的數據中進行采樣，并且系統地控制了影響經濟增長的其他因素。選取人均實際GDP增長率、物質資本積累率、國內總投資與GDP的比率、經濟效率增進即物質資本的使用或配置效率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選取Depth指標(其等于M2/GDP)用于衡量金融中介的規模，選取Bank指標(其等于商業銀行的信貸資產除以商業銀行的信貸資產與中央銀行國內資產之和)用于衡量一國商業銀行相對于中央銀行的規模，選取Private指標(其等于商業銀行對私營企業的貸款除以國內信貸總量減去銀行間貸款之差)和Privy指標(其等于商業銀行對私營企業的貸款除以GDP)兩個指標用于衡量商業銀行對私營企業的貸款。采用最小二乘法進行回歸，結果表明金融中介的測度指標和經濟增長的測度指標存在較強的正相關關系。同時嘗試地考察了1960年的金融深化程度是否能夠用來預測此后30年的經濟增長率差異，運用工具變量法估計，結果表明。初期的金融深化率確實可以作為預測此后30年經濟增長水平的有效預測因子。因此，該研究認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解釋和預測能力(1993)。
Beck等運用工具變量法研究其因果關系，首先將法律起源指標作為工具變量，以去除金融中介體發展中的外生性因素，然后對71個國家1960-1995年間的純橫截面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同時使用差分動態面板估計量和系統動態面板估計量去校正純橫截面估計量所引致的誤差。在此基礎上，用廣義矩方法對71個國家1961-1995年間的以5年為單位進行分段的面板數據進行計量分析。工具變量法的結果表明，金融中介發展的外因與長期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很強的關系，金融發展在經濟學意義上對經濟增長有較大的影響。
Benhabib運用面板數據，分析了金融中介機構發展指數與經濟增長、投資和總產出增長因素之間的關系。發現金融機構的發展與總產出增長因素、人力與物質資本投入的累積因素有很強的相關性，而且不同的金融機構發展指數與不同的經濟增長因素有關(Benhabib等，2001)。短期中銀行信貸是金融危機和經濟停滯的重要指標(Loayza等，2006)。
(二)股票市場和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1993年，Atie和Jovanovic研究了1980-1985年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內的40個國家股票市場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與股票市場發展有明顯的相關關系，股票上升的時期同時也是經濟增長率提高的時期(Atie等，1993)。
由于Atie和Jovanovic提出的衡量股票市場的指標單一，其他學者采用多指標研究，提出了六個較為全面的指標，在這基礎上提出四個總體指標，運用這些指標并以44個發展中工業化國家1986-1993年的數據進行橫截面跨部門分析得出：一般說來，在人均實際GDP較高的國家，股票市場發展程度也較高(Demirga Kunt，1996)。
對于股票市場發展和長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許多學者也做了相關的研究。萊文和澤沃斯(1996)使用41個國家1976-1993年的數據，把整個樣本期以1985年為界劃分為兩個子時期，得出在股票市場總體發展和長期經濟增長之間有很強的相關關系的結論。萊文(1996)細化了選取的指標，采用GDP增長、資本形成率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采用股票市場規模、成交量、交易率、國際一體化水平和股票市場波動率等6個指標來衡量股票市場的發展水平，用47個樣本國1976-1993年的數據回歸分析后，發現股票市場成長與現在及未來的經濟增長、資本形成及生產率提高之間存在著高度的相關性，股票市場不只是反映經濟增長的變化，而且股權交易能力的提高有利于資源的有效分配、資本的形成和經濟的快速增長。
(三)整個金融體系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一些學者致力于從整個金融體系角度研究二者之間的關系。萊文和澤沃斯(1998)在King和Levine模型的基礎上引入反映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指標對金融功能從不同側面給予研究。實證結果表明，銀行指標和股票市場指標都與同期經濟增長率、資本積累率以及生產率增長率有著顯著正相關關系，是經濟增長率、資本積累率以及生產率增長率很好的預測指標。
雖然Levine和Zervos在這方面的研究很具有代表性，但遺憾的是這個研究并沒有為我們指明金融體系與經濟增長之間因果關系的方向，在格蘭杰因果關系法發展下，有學者使用時間序列數據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法檢驗巴西1980-1997年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首先通過Dicky-Fuller檢驗來判斷經濟增長率和金融發展指標這兩個時間序列是否平穩，以避免出現由非平穩變量帶來的偽回歸，緊接著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來判斷影響關系及其方向，結果表明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互為因果關系(Akerlof，1993)。
以上研究所選用的金融發展指標無法刻畫出各國金融體系的差異，因而無法解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在一些國家具有因果關系，而在另一些國家卻不具有因果關系或者回歸結果不顯著的現象。于是，有學者把金融體系劃分為銀行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來進行研究。結果表明，銀行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在金融部門發展的不同階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金融部門不發達時，銀行主導型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市場主導型所起的作用；而在金融部門相對發達時，市場主導型所起的作用則要大于銀行主導型(Ta-desse，2002)。另外，有學者使用VAR模型實證研究了兩種金融體系的經濟績效，結果發現一方面股市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遠遠小于銀行部門發展的效應(Arestis等，2001)。這些研究正好解釋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在某些國家顯著，而在另一些國家卻不顯著的結論。
以上研究中，不管是對橫截面數據還是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計量分析，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因遺漏了一些變量而產生的偏誤，以及應用聯立方程組去描述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時可能存在的聯立性偏誤。新近的研究成果采用了面板數據和廣義矩估計方法進行研究，這些方法能更好的控制不同時期其他影響因素，可以提高數據的差異，較精確地證明因果關系。較著名的研究是通過對40個國家1975-1998的數據進行面板回歸，用廣義矩方法消除差分統計量潛在的估計
有偏問題，同時為了從長期的角度來考察股票市場、銀行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將時間按每五年劃分為一個階段后再取平均數，實證的結果表明，股票市場發展和銀行發展對經濟的增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股票市場的規模與經濟增長率之間不存在緊密的聯系(Beck等，2004)。這表明并不是公司上市本身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而是經濟個體能否在市場上交易以及能否帶來高生產率的生產技術所有權，才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還有學者采用一個差分面板估計量去消除由尚未觀察到的國家特定因素所引起的偏誤。并力圖消除由聯立性偏誤所引致潛在的參數的非一致性。在此基礎上，利用面板分析技術對47個國家1980-1995年間的年度數據所進行的計量分析表明，銀行和股票市場的發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經濟增長(Rousseau等，2000)。
從前面的文獻綜述可以看出，金融中介的發展有利于經濟增長，股票市場的發展也有利于經濟的增長，從金融中介與股票市場結合的角度看金融中介與股票市場都能促進經濟的增長。但是，金融中介的促進效應大于股票市場的促進效應，同時，如果股票市場波動較大不利于經濟的增長，這也暗含股票市場如果發展好的話即波動不大的話將會對經濟產生促進作用。
二、西方學者從樣本國家選取角度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本文第一部分從金融體系角度綜述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得出的結論是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但是，在實證研究中，樣本的選取對實證結果存在影響，在此研究中，不同國家金融發展狀況不同，可能對經濟增長影響不同，因此，有必要從樣本國家選取角度進一步分析。
(一)對發達國家跨國數據的實證研究
關于發達國家跨國數據的分析，有的學者使用單位根檢驗、VAR模型中的Johansen協整檢驗和弱外生性檢驗考察了德國、美國和韓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樣本為1979年第四季度-1991年第四季度，德國和美國檢驗結果相似即股市發展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原因，而金融深化與經濟增長是互相促進的。韓國的金融發展用金融抑制指標來測度，樣本為1956-1994年，檢驗結果顯示韓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兩個協整關系，金融抑制指標是弱外生變量，這表明韓國的金融自由化進程促進了經濟增長(Arestis等，1997)。
有的學者選取美國、英國、加拿大、挪威和瑞典五個國家的三變量系統(GDP、貨幣基礎和由金融部門資產值度量的金融密集度)1820-1929年的數據進行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的研究，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的因果關系檢驗和水平VAR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這兩種方法檢驗了這兩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實證結果表明，這五個國家的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都有顯著的促進效應，而反饋效應并不顯著(Rous-seau and Waehtel，1998)。有的學者進一步拓展了關于金融發展在美國經濟增長中的歷史性作用的研究，加進了股票市場，并對1790-1850年的數據采用多變量時間序列方法進行分析，考察了銀行、股票市場同投資、進口和建立公司之間的關系，結果支持金融發展導致經濟增長的理論(Rousseatl等，2005)。
由于各個國家的金融體系存在差異，有的學者選取德國、美國、日本、英國、法國五個工業化國家作為研究對象，其中德國、日本和法國的金融體系是銀行主導型的，美國和英國是市場主導型的。結果發現在德國、日本和法國這三個銀行主導型的國家中，金融發展顯著地促進經濟增長，而在美國和英國這兩個市場主導型的國家中，經濟增長微弱的影響金融發展。另一方面，日本、法國和英國股票價格多變性對經濟增長有負面影響，在德國不顯著，只有在美國有正面影響(Arestis等，2001)。這說明股票價格多變性可能增加了實體經濟的不確定性，進而削弱了經濟增長。
(二)對發展中國家跨國數據的實證研究
有的學者使用71個發展中國家1960-1980的年度數據，選取實際GDP增長率、勞動力增長率、投資與GDP之比、對外出口增長率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選取金融深化即金融體系流動性負債與GDP之比作為衡量金融中介的指標。將樣本數據分為三組，使用最小二乘法，分別進行了估計。首先，對所有國家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其次，將國家按地區分為不同的組分別進行回歸，最后，單獨對每一個國家進行回歸。實證結果表明：一是跨國和跨地區的面板分析表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正效應；二是85％的國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強的、正相關關系；三是低收入國家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正影響強于高收入國家；四是金融中介與出口擴張、資本形成率對經濟增長所發揮作用比勞動力增長因素更為重要；五是金融中介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主要存在于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有趣的是，結果發現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金融中介促進增長的模式卻是相同的。即研究結果間接的說明了金融發展導致經濟增長(Odedokun，1996)。
由于最小二乘法的局限性，有的學者采用面板數據單位根檢驗和面板協整分析，考察了10個發展中國家1970-2000年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從長期來看，是金融發展促進了經濟增長，而短期不存在這種因果關系(Christopoulus等，2004)。有的學者則對樣本數據劃分了層次，選擇14個中、低收入國的數據，利用時間序列和動態異構面板方法進行跨國研究，分析不同的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的敏感性。他們利用自舉法對數據進行分析，發現這些樣本國家存在金融發展、金融結構和經濟增長之間顯著的異構性(Luintel等，2008)。
(三)把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同時作為樣本進行的實證研究
從Atie和Jovanovic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內的40個國家實證研究已表明經濟增長與股票市場發展有明顯的相關關系。除此之外，有的學者利用向量自回歸模型檢驗了41個國家1960-1993年金融發展對投資和產出的增長效應。實證結果拒絕了金融發展的需求跟隨型假說，支持供給導向型假說(Xu，2000)。即拒絕了經濟增長導致金融發展的假設，認為金融發展對經濟的長期增長作用顯著。
有的學者則運用面板VAR模型和Geweke分解技術檢驗了109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1960-1994年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通過分別回歸得出：一是把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結合在一起得出金融發展一般都能導致經濟增長；二是把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分為兩個樣本分別進行回歸，結果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都是雙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三是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的增長效應顯著強于發達國家；四是樣本區間越長，金融發展的增長效應越明顯，這表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長期的；五是金融發展通過促進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來促進經濟增長，且該效應在發展中國家強于發達國家(Calder6n C6sar等，
2003)。
另外，有的學者對74個國家1966～1995年的數據選擇不同的分位數作為高低兩個分界點，把每個國家的金融發展水平分為高、中、低三個區域，采用廣義距方法對面板數據的分析表明，在金融發展的低水平階段，金融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不確定的；在中級階段，金融對經濟增長具有比較大的正向作用；而在高水平階段，作用雖然也是正向的，但是比中級階段小(Rjoja and Valev，2004)。
從以上分析看，對發達國家的研究中，有力證明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但是，盡管發達國家資本市場非常發達，銀行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仍然明顯大于股票市場的作用；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中，其結論也支持了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觀點；在把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同時作為樣本進行的實證研究中，其結論也支持了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觀點。但是，部分研究證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果發展中國家(低收人國家)要大于發達國家。
三、中國學者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綜述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國學者借鑒西方學者的的研究方法，檢驗了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形成了一批成果。
(一)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我國這方面的研究不管從時間上還是技術方法上都比較落后，早期的研究采用1993-1998年的時間序列季度數據，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對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進行線性回歸分析，以檢驗在中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是否有某種程度的線性關系。其中金融發展用金融深化指標(其等于金融中介的流動負債M2與當季GDP的比率)和存款貨幣銀行在配置國內信貸過程中相對于中央銀行的重要性指標來表述，經濟發展指標用季節調整后的GDP環比增長率和當季進出口貿易總額與當季GDP的比率來表述，研究結果表明，在中國，金融中介特別是存款貨幣銀行在配置國內信貸過程中相對于中央銀行的重要性和經濟增長之間有顯著的、很強的正相關關系(談儒勇，1999)。
考慮到談儒勇沒有進行因果關系檢驗及選取的樣本比較短，有的學者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法對其研究進行補充檢驗，結果顯示，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并認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主要是通過金融資產數量擴張來實現的，而不是通過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實現的(曹嘯，吳軍，2002)。后來又有學者擴大了樣本，利用中國1952～1999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建立了一個多變量向量自回歸模型系統實證研究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實證結果表明，金融中介發展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任何方向的因果關系，金融中介效率與經濟增長存在雙向因果關系，金融中介規模的擴大對經濟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促進投資規模的增長；而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與國有、非國有工業的增長之間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李廣眾等，2002)。
以上學者都是把中國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而對中國金融發展與地區差距方面的探討比較少，有的學者利用中國1988~2002年期間金融中介發展水平和經濟增長的時間序列數據，分東、中、西三個地區分別對他們之間的相關關系和因果關系進行實證研究。運用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實證結果表明，金融中介的規模指標和金融中介的效率指標與經濟增長指標之間在東中西部地區均存在顯著的長期相關性。另外，東中西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是不同的，在東部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形成了良性互動的關系，而中西部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不顯著(周好文，鐘永紅，2004)。還有學者對中國大陸除和重慶29個省1978-2004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單獨對各省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了實證檢驗。運用單位根檢驗、Johansen協整檢驗和因果關系檢驗，結果顯示，就長期而言，中國金融發展是供給導向型的，即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就短期而言，中國金融發展是需求跟隨型的，即經濟增長帶動了金融發展(孫力軍，2007)。
(二)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我國學者仿照Demirgu-Kunt和Levine(1996)的做法用1993-1998年的季度數據得出在樣本區間中國股票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相當有限的(談儒勇，1999)。對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的定量的分析運用一些傳統計量經濟學方法，且以經驗性的單方程為主，在確定自變量和因變量方面存在較大的隨意性，在應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時，在滯后期的選擇上存在很大的任意性，因此得出的結果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
鑒于此，有的學者又做了進一步的研究，基于向量自回歸模型框架下格蘭杰因果檢驗和沖擊響應方法對中國1995-2001年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動態關系進行實證分析，選取季度人均實際GDP的對數值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選取資本化率、交易價值、季度周轉率作為衡量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指標。實證結果表明，中國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之間只存在著由經濟增長到股票市場發展的單向因果關系，而股票市場規模擴張沖擊對經濟增長的動態影響十分微弱(冉茂盛，張宗益，陳梅，2003)。有的學者得出反映股票市場規模的指標與經濟增長有正的相關關系，而反映股票市場流動性的指標與經濟增長沒有明顯的相關關系(冀志斌，彭克強，2004)。有的學者采用1996―2005年的季度數據運用序列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進行檢驗。實證結果表明，一方面，代表經濟增長的GDP增長率指標和代表股市規模的資本化指標、代表股票市場流動性的交易價值指標以及代表股市流動性的換手率指標之間都存在正向的協整關系，并且存在由GDP增長率到資本化和交易價值的單向格蘭杰因果關系，但經濟增長指標GDP增長率和換手率指標之間不存在單向格蘭杰因果關系(李凍菊，2006)。
(三)整個金融體系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對于中國金融市場、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我國學者也做了相關的研究。有的學者對指標做了改進，選取家庭部門所持有的直接證券數量和企業部門所發行的直接證券數量作為衡量金融市場的發展指標，選取銀行對家庭部門的主要負債額一儲蓄總額和對企業部門的資產一信貸總額作為衡量金融中介發展水平的指標。實證結果表明，盡管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的發展都是經濟增長的原因，但相比較而言，金融中介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更為重要(戰明華等，2002)。有的學者采用帶有控制變量的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和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運用中國1981～2002年的季度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有密切聯系且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王志強等，2003)。
有的學者則使用單位根檢驗和Johansen協整檢驗技術對1994―2002年的季度數據檢驗了中國信貸市場發展和股票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信貸市場對經濟增長的顯著效應是通過信貸比重的增長起作用的，而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明顯(趙振全等，2004)。有的學者在控制股市流動性和波動性的情況下，采用多元VAR模型對1991-2004年的季度數據對中國股市發展、銀行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結果表明，銀行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有著顯著的雙向因果關系，而且相關關系為正，說明銀行發展促進了經濟增長。然而，股市發展和股市流動性指標與經濟增長之間均沒有任何因果關系，在考慮銀行發展的情況下，股市發展對經濟增長有著負面的影響。考慮到系數的非顯著性，認為股市發展沒有對經濟增長產生任何促進作用。相反，股市的波動性與經濟增長和銀行發展之間有著顯著的雙向因果關系，而且相關關系為負(粱琪等，2005)。
最近這兩年，有學者基于1952-2007年中國數據利用VAR因果關系檢驗和方差分解探索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實證結果表明，中國的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產生了積極影響，同時說明銀行業體系對中國經濟增長占據重要地位，其作用大大高于股票市場(陳偉國等，2008)。
2010年初，世界經濟總體繼續企穩回升，主要經濟體特別是美國的經濟狀況日益改善。但與此同時，國際金融市場隱患猶存，各國經濟刺激政策導致的通脹憂慮和債務激增等問題也在不斷凸顯。因此，當前各國宏觀調控普遍面臨“騎虎難下”的局面:既要防備通脹預期“餓虎出籠”，蛻變為現實危害，又要避免“虎頭蛇尾”式的匆忙退出，導致經濟二次探底。綜合分析，今后各經濟體會根據本國復蘇情況處理刺激政策問題，國際間的宏觀經濟合作意愿會有所減弱。對此，我們要有清醒認識，提前做好應對預案。
一、主要經濟體經濟狀況與刺激政策調整動向
各國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所采取的刺激政策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應急性的“治標”政策。包括高頻率大幅度降低基準利率、向金融機構大規模注資、央行購買債券、大幅減免稅費和發放消費券等超常規舉措。一類是長期性的“治本”政策。包括加強金融監管、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科技創新等。正是前一類政策，在較快地穩定國際金融局勢的同時，導致了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波動，增加了各國政府財政收支平衡的壓力。可以預計，隨著經濟的好轉，這類超常規之舉必然會逐步退出。但是，由于經濟復蘇進展差別較大，2009年下半年以來各國實施退出政策的步調并不相同。具體情況是:
(一)恢復較快的美國已開始為退出刺激政策熱身
受工業生產企穩回升和私人投資增長支持，2009年四季度美國GDP環比折年率增速達5.6%，連續兩個季度環比正增長。在這一背景下，今年2月美聯儲上調商業銀行貸款貼現率25個基點至0.75%，把基礎貸款最長期限從28天縮短至隔夜，把短期資金拍賣工具最低拆進利率從0.25%提高到0.5%，并從3月8日起關閉該渠道。但是，由于中小銀行倒閉潮仍在持續，商業地產市場繼續惡化，失業狀況的改善不明顯，美聯儲今年3月聲稱，仍需在較長時期內把基準利率維持在0—0.25%的低水平。同時，美國政府還公布了鼓勵放貸機構減記還貸者部分或全部次級抵押貸款的新住房救援計劃。
(二)復蘇遲緩的歐盟繼續維持寬松貨幣政策
歐盟經濟復蘇較慢，2009年四季度GDP環比增長0.1%，遜于三季度的0.3%。去年12月以來，一些歐盟成員又遭遇了主權債務危機，即由于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余額占GDP比重過高，國際評級機構下調了希臘和葡萄牙的主權信用評級，并暗示愛爾蘭、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國也存在類似問題。對此歐盟應對比較遲緩，到今年3月底才拿出初步解決方案，致使歐盟經濟遭到嚴重沖擊，歐元區失業率由1月的9.9%上升到2月的10%。在這一背景下，今年3月歐洲央行和英國央行均宣布維持基準利率水平不變，也未調整“量化寬松”政策的規模。但歐洲各國政府都已宣稱要控制財政支出，以便削減政府債務。
(三)陷入通縮的日本實施了新刺激政策
2009年四季度，日本GDP環比增長0.9%，好于三季度卻遜于二季度。推動日本經濟回升的主要動力是對亞洲國家的出口增長，但日本繼續面臨內需低迷問題。到今年2月，日本核心CPI已連續12個月下降，陷入通縮的跡象明顯。近期豐田等日產汽車的召回事件也可能進一步影響日本經濟增長。為此，日本不僅在去年底追加了2009財年預算，用于擴充對中小企業的融資支持、促進住房投資、就業保障與環保，今年3月還通過了數字創歷史新高的2010財年預算案，大幅增加社保投入。最近，日本央行又宣布進一步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在維持原利率水平0.1%不變的同時，把向金融機構提供的緊急貸款金額上調一倍至20萬億日元。
(四)新興市場經濟體對待退出問題態度迥異
受大宗商品需求反彈推動，印度和巴西等資源出口國經濟快速回升，為防范通脹風險，2009年下半年起，兩國貨幣政策均逐漸轉向從緊，分別采取了加息和上調準備金率等措施，越南等國也采取了上調基準利率的措施。但由于制造業以及消費需求依然低迷，2009年俄羅斯GDP下降了7.9%，俄羅斯央行今年兩次下調基準利率50個基點至歷史最低的8.25%。
綜合各方面情況，對于世界經濟狀況和各國宏觀政策的下一步調整狀況，可以做出四點推斷:第一，在主要經濟體特別是美歐經濟出現持續穩定增長前，不應對世界經濟的元氣恢復盲目樂觀。第二，世界經濟增長前景的不確定和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會讓各國從實際出發謹慎漸進地實施政策調整，在時機和步驟上很難做到全球協同。第三，今后會有越來越多的經濟體把調控重點轉向超常規刺激政策的副作用，采取一定的應對措施。第四，各經濟體今后會繼續推進長期性經濟結構調整，著力調整產業結構，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力爭為下一輪經濟周期的上升期打好基礎。
二、世界經濟環境變化及各國經濟刺激政策調整對我國的影響
盡管今年世界經濟的恢復性增長有利于我國發展外向型經濟，但各經濟體的宏觀政策調整會不可避免地增加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
(一)退出進程不一對我宏觀調控的實施及效果可能產生不利影響
目前我國經濟企穩回升的勢頭尚待繼續鞏固，需要繼續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但如果世界各國特別是主要經濟體在刺激政策的退出問題上不能有效協同，將增大我國宏觀調控的難度，影響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效果，對經濟平穩運行造成沖擊。
(二)各國政策調整可能會導致“熱錢”流出沖擊我國金融市場
2009年二季度以來我國經濟率先復蘇，外資看好我國發展前景的同時，境外“熱錢”也在加快流入我國股市和房市。今后隨著各國央行逐步收縮流動性，可能會導致熱錢無序流出，引起我國股票、房地產等資產價格的劇烈調整。
(三)刺激政策的副作用使得輸入性通脹壓力增強
一方面，隨著經濟的逐漸好轉，今后全球能源資源需求會繼續增加，從而推動價格上漲。國際能源署等國際組織預測，今年石油需求將增長1.7%，鋼材需求將增長9.2%，銅、鋁需求分別增長0.8%和12.3%。另一方面，主要資源出口國如澳大利亞、印度和巴西率先實施的緊縮政策可能促使該國貨幣兌美元繼續升值，該國的出口商品價格也將因此難以下降。因此，預計全年大宗商品價格仍有可能高位震蕩，我國今年會繼續面臨一定的輸入性通脹壓力。
(四)貿易保護主義加劇使外需的非經濟因素制約強化
一些經濟體特別是歐盟和日本的“無就業復蘇”狀態在年內難以改觀，必然會導致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繼續升溫，我國也可能繼續成為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夾攻的對象。今年1—3月，美國、歐盟、阿根廷、墨西哥已相繼對中國油井鉆管、銅版紙、三聚氰胺、服裝、高碳錳鐵和打汁機等眾多產品發起反傾銷調查或征收反傾銷稅;韓國從2月起也對中國廣東、廣西、海南三省區出口的生姜、馬鈴薯等各類植物實行禁運。同時，歐美等發達經濟體還將繼續利用人民幣匯率問題、“碳關稅”等各種名目向我施壓。今后一段時期我國仍將處于貿易摩擦的高發期。
三、應對國際經濟環境新變化的政策建議
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大國宏觀政策的傳導效應日益明顯的今天，為有效應對未來各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可能帶來的各類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我們應繼續未雨綢繆、做好預案，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
(一)密切跟蹤形勢，加強政策協調
高度關注國際經濟形勢和各國宏觀政策變動。敏銳捕捉主要經濟體各種經濟數據和政策信息的最新變化，準確把握世界經濟形勢變化趨勢和主要經濟體政策取向，深入研究外部環境變化可能對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不利影響，切實做好應對預案。加強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監控。及時跟蹤分析美國政策調整帶來的匯率和利率變化對世界資金流向的影響，做好防范國際熱錢沖擊我金融穩定的調控預案，最大限度減少其他國家政策調整“溢出效應”對我的不利影響。靈活機動地搞好國際合作。大力呼吁各國在G20框架下協調退出經濟刺激政策的原則和步驟，共同推動世界經濟平穩渡過后危機時期。
(二)積極應對貿易摩擦，努力穩定和拓展外需
努力化解貿易爭端。充分利用國際貿易保護規則，依法實施貿易救濟，維護國內產業安全和企業合法權益。繼續健全貿易摩擦監測預警和應對機制，積極發揮研究機構、行業協會和駐外機構的作用，及時為企業提供信息通報、應訴指導等服務。積極拓展新興市場。繼續利用對外援助等各種有效方式，努力提升這些經濟體在我對外貿易和投資中的比例，促進與之貿易與投資的良性互動。當前特別要加強對新興市場經濟體經貿人才的培養和國情社情的研究分析工作，做好與其它國家在新興市場經濟體進行長期戰略競爭的準備。妥善處理好匯率相關問題，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關鍵詞：公益型NGO；困境；對策
一、引言
在我國，NGO的發展既是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結社革命”的回應，也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發展的產物。時至今日，大批的NGO隨著社會的發展孕育而生，他們開始在社會公共服務領域提供服務，在發展和諧社會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其價值逐漸被人們認可。但對于NGO的研究卻起步于90年代中期，理論研究存在一定的滯后性。此外，學者明確提出研究公益型NGO也只是近幾年才開始的。本文將嘗試對近幾年我國公益型NGO可持續發展困境及其對策的研究進行綜述。
二、公益型NGO可持續發展困境及對策研究現狀
（一）公益型NGO可持續發展困境研究的現狀
1、關于公益型NGO定義和分類的研究
目前學術界對于“公益型NGO”這一概念沒有統一的定義，但總結眾多學者關于“公益型NGO”的概念，可以發現有以下三個共同點：第一，非營利性，即公益型NGO不以盈利為目的進行活動，這是NGO首要特征；第二，公益性，指的是公益型NGO是以實現或者保護社會大眾的福祉和利益為目的。第三，促進社會公正，公益型NGO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促進社會公正，維護社會的穩定。
此外，不同的學者就公益型NGO概念作了自己的界定。趙月高和陳敏認為，公益型NGO即是不以盈利為目的，以社團的名義，從事公益性社會活動，具有民事權利能力、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非政府法人[1]。兩位學者突出了公益型NGO在法律規制方面的內容，卻忽視了區分公益型NGO與其他社會組織的不同。學者王薇從倫理學的角度定義公益型NGO，她認為公益型NGO是為社會上不特定多數人或社會全體提供公共福益和公共服務的非政府組織，其成員“是理性地、通過犧牲自己的利益而追求全社會公共利益的“純公益人”[2]。王文菲在清華大學NGO研究所王名和賈西津的理論基礎上，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將公益型NGO定義為是指維護和保障社會上不特定群體的利益為使命，以社會利益最大化為原則，對社會資源進行整合，從事公益事業的非政府性組織[3]。田奕奕稱那些以促進社會公益為目標，主要的服務對象時弱勢群體的NGO組織稱為公益型NGO[4]。史香玲指出公益型NGO來源于公益說，其是以促進社會公益為目標，面向整個社會提供服務，公益型NGO能充分體現NGO的公益性，志愿性和非營利性[5]。對比田奕奕和史香玲的界定內容，史香玲的進步意義在于將公益型NGO的服務對象弱勢群體進行補充，延伸到面向整個社會，此外還對其性質作了補充說明。
關于公益型NGO的分類，從王名的《中國NGO研究—以個案為中心》可知，“目前理論界將公益型NGO分為三種類型：體制內官方背景的組織，指的是在政府直接領導下建立的具有合法性地位和濃厚的官方背景的組織；體制內的民間組織，指由政府外的力量自下而上建立起來，已獲得合法性地位的組織；體制外組織，指的是由政府之外的力量自下而上建立起來的尚未獲取合法性地位的組織”[6]。此類分類方法主要是依據NGO組織成立的法合法性和其制度性，對其服務對象和其能夠提供的服務內容卻未納入分類定義中來。程玥和馬慶鈺在《關于非政府組織分類方法的分析》一文中對公益型NGO進行了分類，認為公益型NGO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會員制公益組織，包括團體會員組織和個人會員組織；另一類是非會員制公益組織，其中又分為實體型組織即民辦非企業單位如民辦學校、養老醫院、研究所、圖書館劇團、美術館等，都歸屬于民政部門；非會員制公益組織的另一部分就是基金會組織包括運作型基金和資助型基金[7]。此類分類方法的進步意義在于借鑒科層制的分類方法，并且還結合了NGO組織的特征和中國的國情，更能讓人從多層次了解公益型NGO的分類狀況。
2、關于公益型NGO發展困境的研究
我國NGO的發展雖是80年代“結社革命”的產物，但最主要的還是受了1995年的世界婦女大會的影響。此后，我國公益型NGO的發展進入活躍期，時至今日也有了一定的數量，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其在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公平、反映社會利益訴求、提供和滿足社會多元化的需求、緩解就業壓力和推進社會公益事業發展等方面，都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8]。但就整體而言，我國公益型NGO的發展情況仍不樂觀，其可持續發展依然面臨諸多困境。
趙月高和陳敏兩位學者通過對我國公益型NGO法律規制的研究分析得出公益型NGO存在公益訴訟法主題困境、財政收入過分依賴政府的困境、缺乏獨立性和自主性的困境、公眾缺乏對NGO的捐資捐贈熱情的困境、外部監管部門權限區分不明確的困境以及內部監管缺失的困境[1]。王文菲分析我國公益型NGO主要困境在于傳統的運營模式不適合現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社會環境，這一困境導致一系列其他困境的出現，包括資源匱乏和資金困擾等。王文菲還通過SWOT分析工具分析公益型NGO組織外部環境得出其劣勢即其面臨的困難，包括三點，一是使命不清，二是產權界限模糊，三是營利性業務與公益型業務協調困難[3]。雖然公益型NGO的運營模式對其自身的發展有很大影響，但王文菲忽視了外界環境對公益型NGO的影響，對公益型NGO困境認識存在片面性。王薇指出以人的理性情感需求為公益型NGO動機的局限性是導致公益行為影響范圍小，而且這樣的公益行為會隨外界環境的變化而產生不穩定性[2]。王薇對公益型NGO的困境認識比較注重參與者的理性情感，更多的從倫理層面看待困境問題，夸大了參與者的主觀能動性。史香玲從NGO動力的視角來看當下我國公益型NGO面臨的困境，她認為雙重制約困境、社會信任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公益產權模糊化、志愿失靈、NGO自身造血能力差和效率低下等問題是造成公益型NGO發展動力不足的主要原因[5]。田奕奕總結概括了我國公益型NGO的困境主要分為內部困境和外部困境兩個方面。其中內部困境包括權力困境、資源困境和收益困境，外部困境包括法律困境、監管困境、表達困境和文化困境[4]。田奕奕的困境分類視角比較好，困境總結的也比較全面。
目前學者對公益型NGO發展困境的研究，借鑒田奕奕的分類方法，總的說來，可以歸納為兩大點，即內部困境和外部困境。其中，內部困境包括以下四點：第一，自身造血能力不足困境；第二，管理運營模式固化困境；第三，內部監督機制缺失困境；第四，資金依賴于政府補貼困境；外部困境包括以下四點：第一，雙重監管，行政壓力大困境；第二，缺乏明確有針對性的法律保護困境；第三，社會信任度低，公信力缺乏，缺乏公民支持和認可困境；第四，缺乏權威有效的外部監督機制困境。
3、關于應對公益型NGO發展困境對策的研究
趙月高和陳張從三個方面入手來解決目前公益型NGO所面臨的困境。第一，在法律層面上需要增修目前的相關法律。其中需要增設公益訴訟的專門條款，還需要修訂NGO法人登記相關法律等相關法律；第二，在經濟層面上需要獨立和自主最終達到管理體制的剝離。這要求公益型NGO拒絕政府財政投入，甚至要拒絕其他經營性社會團體的投入；第三，在監管層面需要按照現代管理模式對公益型NGO進行監管。首先從立法層面上要求改變現有的NGO登記的相關法律，尤其廢止業務主管單位，而代之以完善的監管方案；其次內部監管制度需要完善，包括設立內部監管委員會，現代財務制度的設立以及志愿者管理制度的完善等；最后是外部監管制度即社會監督要正確行使其監督權[1]。就中國的國情來講，對策第二點實行的難度最大，此對策實行的必要性也有待考究。王文菲認為面對公益型NGO困難，首先要注入企業化的經營理念，并保證組織行為不偏離其使命，通過企業化的運營模式創造更多經濟上和使命上的價值。
所以其主張為可持續的發展，公益型非政府組織可適當的收取低于市場價格的費用；主張公益型非政府組織實行市場化管理，擺脫政府的庇護，樹立獨立的組織使命；主張采用商業化運作模式，創立社會性企業[3]。將企業化的經營理念、市場化的管理和商業化的運作模式引入公益型NGO這個理念正在指導許多公益型NGO實行轉變，是目前比較認可的新理念。史香玲認為對公益型NGO建立有效的動力監控和反饋是解決公益型NGO發展困境的主要手段，而有效的評估是監控的前提。她認為通過評估等管理工具可以提升NGO自身的實力和推動NGO發展，能夠診斷出NGO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現實問題，通過評估才能考慮到主要相關利益群體的需求，使得動力監控具有針對性，發揮有效性從而幫助NGO達成使命[5]。田奕奕在澳大利亞、美國和英國三個國家關于公益型NGO管理經驗的基礎上，認為我國對公益型NGO的管理應該要從內部建設和外部建設兩個方面同時著力。內部建設要求做到完善公益型NGO自身管理制度、探索多元化的資源籌集途徑、樹立良好的營銷理念和拓展營銷領域；外部建設要求做到完善法律法規制度、健全外部監督機制、優化資源認證體系、增強公眾的公益文化意識和發揮第三方實體的作用[4]。
對公益型NGO要實現可持續的發展這一目標，學者們普遍認為公益型NGO要走出目前的困境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包括政府、公眾以及公益型NGO自身。政府要改變現有的管理和監督模式，為公益型NGO提供法律保障，為公益型NGO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有益的發展環境；公眾要認識到參與公益事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保持對公益事業的熱情，增強對公益型NGO的公信度，正確、有效行使監督權；公益型NGO要做到明確自身使命并做到不偏移、不異化，要加強自身造血功能，要不斷完善組織內部管理和監督機制，為社會公益事業而努力。
（二）研究的不足之處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綜觀近年來學者對于公益型NGO可持續發展的困境及對策的研究，當前仍存在不足之處。首先，對公益型NGO研究比較少，大都是將公益型NGO置身于NGO這一大的環境中，極少對公益型NGO與其他NGO做區分研究；其次，不同性質的公益型NGO發展形式和路徑也不盡相同，當前的研究還缺乏對不同公益型NGO進行分類的專項研究。第三，對于公益型NGO的研究都是從小的切入點入手，缺乏比較完整的、體系化的研究，導致目前公益型NGO諸多問題界線不明確，未能形成較為統一的定論。對于研究的不足之處可作為日后深入研究公益型NGO的研究方向。（作者單位：四川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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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內生產總值；生態環境；相關分析；多元回歸分析
云南省作為連接中國與東南亞、南亞的重要經濟板塊，在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國與東盟對外貿易進程中取著重要作用。近年來，在國家實施的“一帶一路”戰略的背景下，云南省的經濟發展呈現出高速的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得到了顯著提高；通過對外貿易的增長實現了出口創匯；促進了經濟增長；帶來了就業的增加；同時也推動了國家和區域間的文化交流。云南省經濟快速發展成為當下的新常態。但同時也應該看到，伴隨著經濟的增長，資源過度利用、資源浪費、生態環境受到破壞和污染的現象也與日俱增。經濟的發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存在的，文章分析了云南省經濟發展現狀和生態環境現狀，選取近年的云南省相關的數據進行多元回歸分析，以檢驗近年來云南省經濟發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一、研究背景
本文選取了自2005年至2014年云南省的國內生產總值，以及反映生態環境的四個指標，分別是：廢水、工業廢氣、煙塵和工業固體廢物的年排放量。根據數據顯示，近年來云南省的國內生產總值規模在不斷增大，增長速度也處于高速增長；與此同時，廢水、廢氣、煙塵以及工業固體廢物的排放量都出現了大幅度增加。如果長期下去勢必會阻礙云南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
二、實證分析
通過使用SPSS對五個指標進行相關分析，發現國內生產總值與廢水、廢氣、煙塵以及工業固體廢物呈現高度的正相關。國內生產總值與這四個指標的相關性分別是：0.948、0.935、0.768、0.897，并且通過了顯著性的檢驗，如表一所示。顯然經濟的發展與生態環境的惡化有著密切的聯系。
通過相關分析發現國內生產總值與這四個指標之間存在著密切的正相關，我們還可以利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進一步定量研究。具體方法是：1、將國內生產總值設為因變量Y，分別將廢水、廢氣、煙塵以及工業固體廢物的排放量用自變量X1、X2、X3、X4來表示。2、采用逐步回歸的方法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3、建立的線性回歸模型進行統計學上的顯著性檢驗。如下表二（系數表）所示。
根據數據得到如下線性回歸模型：
Y=-3093.167+1261.809X1+0.722X2+126.881X3+0.782X4從系數表可知模型中各變量經過t檢驗，均顯著成立；另外可決系數R2=0.966，表明該回歸方程擬合的好，具有一定代表性。也意味著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就會使得廢水、廢氣、煙塵以及工業固體廢物的排放量增加，由此可見云南省經濟的增長帶來環境的破壞。
三、結論
當前很多地方將自身的發展局限在經濟發展的范疇，而經濟的發展需要依賴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支持，同時不可避免地要對環境產生不利的影響。又要發展經濟，又要保護環境，二者能否兼顧？從長期來看，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并不一定是矛盾的。環境的改善可能有助于經濟的發展，而經濟的發展也能為環境保護提供資金和技術的支持。因此，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應該注意1、不應該對GDP過度強調，這個指標并不能涵蓋社會、經濟的全部內容，我們應該更加關注GDP的質量和效益，即發展綠色GDP。2、增加技術投入，轉變發展方式；通過提高企業的生產技術，降低企業污染物的排放，減少對生態環境的影響。3、健全和完善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在環境保護中應堅持“誰開發誰保護”、“誰污染誰治理”、“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進一步完善生態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其次，通過不斷宣傳和法制建設，形成全社會自覺保護環境的強大理論，依法打擊破壞資源與環境的違法犯罪活動。通過以上措施經濟發展的同時可以兼顧環境生態的保護，這樣就能促使云南省經濟、社會以及各方面呈現又好又快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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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瑪曲草原 生態保護 制度建設
[中圖分類號] F32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1650 （2015）06-0245-01
1 瑪曲草原環境概況
1.1 自然環境概況
位于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瑪曲縣，自古以來，就以其豐富的物產而得名。而處于瑪曲縣上的瑪曲草原因位于青藏高原東部，屬于典型的高寒大陸氣候，夏季高溫少雨，冬季寒冷干燥的極端惡劣氣候本該使瑪曲草原環境惡劣，但因為千百年來地少人稀導致了該地形成了大面積的完整的濕地，使得瑪曲草原成為黃河上游有力的生態保護屏障，為黃河上游水質的凈化，以及改變黃河下游泥沙淤積的情況提供有力支撐。瑪曲草原優越的自然環境孕育了無數物種，草原內物種豐富，因為濕地供給充足的水源，形成了肥沃的土壤和繁盛的草場。草原內擁有眾多稀缺動植物，例如雪豹、野盤羊、黑頸鶴、冬蟲夏草、紅景天、甘青烏頭等。
1.2 人文社會概況
瑪曲草原處于甘南少數名族自治區內，下屬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在這里，牧民群眾對佛教的虔誠信仰，無處不在的自然崇拜，使得藏族的傳統宗教活動也由此得以蓬勃發展。瑪曲草原也是甘南地區少數名族一個重要的聚集區，發達的游牧業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牧民在草原內能獲得豐富的物質生產資料。獨特的少數民族風情和地域文化的悠久使得瑪曲草原的旅游業近年來空前發達，旅游業帶動草原內人們的經濟增長，每年舉行的藏族風情的特色旅游項目，導致近年來瑪曲草原內人口急劇增加，這也是瑪曲草原近年來生態問題頻發的重要原因之一。
2 瑪曲草原生態問題概況
2.1 草地鼠蟲害問題
瑪曲草原近年來急劇增加的鼠蟲害問題，對瑪曲草原的生態建設提出了一個難題。自1983年至2001的調查資料顯示，瑪曲縣遭受鼠蟲害影響的地區就上升到全縣的19.40%，瑪曲草原的蟲鼠害問題影響面積廣，遭受災害的人民群眾人數多，造成的影響危害大，并且還有逐漸滿眼的風險。因此要十分重視瑪曲草原的蟲鼠害問題，從源頭抓起，為瑪曲草原的生態建設打下良好的基礎。過度放牧導致近年來瑪曲草原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蟲鼠害問題只是表象之一，要認識到瑪曲草原對黃河的重要影響，從源頭開始防控蟲鼠害，減少生態破環對當地牧民帶來的經濟損失。
2.2 草場退化問題
據調查結果顯示，近年來瑪曲縣90%的天然草場都出現了土地沙化嚴重、牧草質量下降等一系列的草場退化現象，其中出現最多的是中度以上的草場退化，其次是重度草場退化，沙化面積逐年增加，并且沙化擴張速度也是明顯加快。這直接改變了瑪曲草原的植被結構，使得優良牧草的數量大大減少，加劇當地的荒漠化，破壞了完整全面的天然濕地，使得草場的水資源供應短缺，使得瑪曲草原的草場退化成為一個惡性循環。草場退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口的增加，旅游業的發展有利有弊，在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的同時，人口密集也在加劇著瑪曲草原的生態環境破壞，草場退化因此使得瑪曲草原的生物多樣性減少，以及當地牧民陷入生態失衡的怪圈。
2.3 草畜矛盾突出問題
近30年來，占瑪曲縣89.50%的天然草場面積急劇退化，使得瑪曲草原近年來的草畜矛盾激化，優質牧草的減少導致草原載畜量也隨之減少，游牧業是瑪曲草原的重要支柱性產業，瑪曲草原生態環境的惡化間接影響了當地牧民的經濟收入。瑪曲草原生態問題頻發，導致該地區內部的生態調節系統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牲畜與草場關系不協調，多年來形成的粗放型游牧業模式，對草場的可持續發展形成嚴重阻礙。優良牧草的減少，土地再生能力的減弱，使得草原的自我生態調節系統遭到嚴重破壞。
3 瑪曲草原可持續發展對策
3.1 加快推進畜牧業發展模式的轉變
要改變瑪曲草原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方式，首先要明確認識到加強草原保護的緊迫性。面對每年依舊在上升的草場沙化現象，要從源頭上改變瑪曲草原內過度放牧的局面，使牧民認識到轉變畜牧業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按照保護優先、加強建設的可持續利用方針，更能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與生態可持續發展的平衡。瑪曲縣享有生態保護補助的福利，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緩解瑪曲草場生態失衡的局面，也對轉變牧民粗放型放牧方式起著重要作用。
3.2 完善健全的監督制度
建立健全完善的草場監管制度，要因地制宜的劃分草場區域，起到指導示范的先例作用，相關部門應抓緊制定相應的保護制度，推動瑪曲草原生態可持續發展的規范性建設。縣級部門應切實落實具體管理工作，進行瑪曲草原每年的載畜量的檢查核定，推行劃區輪牧、休牧和禁牧的制度，推動瑪曲草原可持續發展的制度化建設。
3.3 建立完善的安全評價指標體系
應該按時對瑪曲草原進行生態環境的測評檢查，從源頭抓起，從身邊預防，為瑪曲草原的生態安全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的管理監督體系，為瑪曲草原的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支撐和制度保護。建立完善的安全評價指標體系需要科學技術的支撐，建立完善的瑪曲草原生態分布圖，為因地制宜，合理開發提供一個科學的保障。
4 小結
近年來，瑪曲草原的生態失衡，不僅對瑪曲縣內的自然社會環境產生了影響，更是導致了黃河水枯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要端正治理瑪曲草原生態問題的態度，明確治理瑪曲草原生態問題的嚴峻性。本文從瑪曲縣的實際情況出發，運用科學的研究手段和數據分析，對瑪曲草原出現生態問題的原因進行了深刻探討，就預防和建立監管制度進行了條理化分析，得出了只有推動瑪曲草原內粗放型經濟模式的轉變，建立健全完善的草場監督制度，并且要建立完善的安全評價指標體系，才能從源頭上控制瑪曲草原生態失衡的問題，促進瑪曲草原生態環境的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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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內蒙古；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實證研究
中圖分類號：F124
一、地方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程評價指標體系
根據系統協同理論可知，地方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涉及到地方經濟發展系統中各子系統之間及各子系統內部各組成部分之間的連續的、多維的交互作用。因此，對地方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程進行評價需要構建一套能夠比較準確反映地方經濟發展系統演進過程的指標體系。
（一）指標體系建立的基本考慮
本部分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1.指標體系的重要性
指標體系是多個單項指標的有機組合。一般而言，建立評價系統協同發展的指標體系需要滿足以下基本要求：一是指標體系能夠對某一區域經濟發展狀況進行較為全面的反映，從而為系統的調控者提供決策依據。二是指標體系能夠較為準確地揭示某一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主要矛盾與突出問題，以便政府采取有針對性的策略。三是指標體系能夠較好地引導政府部門完成其自身的發展規劃和發展目標。四是指標體系能夠進行區域間、部門間協同發展水平的比較，進而從比較中發現差距和薄弱環節，并分析原因。五是指標體系能夠對某一區域未來發展趨勢進行預測，從而為政府制定和完善發展規劃提供相關依據。
2.指標體系的作用和功能
評價系統協同發展的指標體系需要具備三個主要功能，一是描述和反映特定時點或某個時期內區域經濟發展各個方面的現實狀況；二是描述和反映區域經濟發展各個方面的變化趨勢與速率；三是綜合測度區域經濟發展各方面之間的關聯性，從而在整體上反映區域經濟發展的協同狀況和變化趨勢。
3.指標體系建立的基本思路
指標體系建立包括單項指標選擇及指標體系內部結構關系確定兩個過程。單項指標選擇考慮了指標的重要程度、數據可獲得性及與其他指標之間的相關性。指標體系內部的結構關系，本文按照地方經濟發展方式“結構”表現和“功能”體現兩方面要求，分為總體層、功能層、結構層⑴、結構層⑵四個相互關聯的維度。其中，總體層反映地方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程的總體情況；功能層反映地方經濟發展方式的外在功能體現；結構層和指標層反映地方經濟發展方式內部的各種結構關系。
（二）指標體系建立
按照本文對地方經濟發展方式的理解，我們從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四個方面，根據指標的可量化性和指標數據的可獲得性，構建了一個包括46個單項指標在內的地方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程評價指標體系，按照科學發展的本質要求，本文在社會發展方面選擇了較多的評價指標，如表1所示。
二、數據處理與指標權重確定
數據標準化和無量綱化以及指標權重的確定對于綜合評價指數計算的準確性和科學性，意義重大。這里，介紹了本文數據標準化和指標權重確定的方法和相關說明。
（一）數據來源與相關指標計算說明
本文將1990-2012年作為評價區間，各單項指標數據來自歷年《內蒙古統計年鑒》和相關國家統計年鑒，有些單項指標需要通過相關數據計算而得，缺失的數據通過建立回歸方程得到相應的估測值。其中，相關指標計算方法如下：
1.通貨膨脹率
通貨膨脹率一般指物價平均水平的上升幅度。實際生活中，我們一般通過消費指數折算法、GDP折算法或生產指數折算法來間接地加以表示。相比而言，消費者價格指數能夠比較充分地反映通貨膨脹率的價格指數。因此，本文采用CPI來替代通貨膨脹率。
2.經濟波動系數
目前，經濟波動系數據計算方法較多，比如李永友（2008）和劉志剛（2005）采用的方法。根據本文研究的現實需要，在綜合上述方法基礎上，我們選擇任保平《以質量看待增長-對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反思》一書中的計算方法。首先，利用公式
計算各指標的標準差，其中
其次，利用公式
計算各年份的經濟波動系數。
3.二元對比系數和二元反差系數
二元對比系數為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與非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的比率。二元反差指數為非農業的產值比重與勞動力比重之差的絕對值。
4.地區不平衡指數
衡量地區間發展不平衡狀況的指標。可以通過下面公式計算得到：地區不平衡指數=各地區人均GDP標準差/各地區人均GDP平均值
鑒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和全面性，本文以內蒙古的12個盟市①為基本空間單元計算1990-2012年間的地區不平衡指數。
5.能源產出率
能源主要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氣、核電、水電 、風電等一次能源。能源產出率是資源產出效率指標之一，是一定范圍內生產總值與能源消費量的比值，反映單位能源的產出情況。因此，該指標值越大，表明能源利用效率越高。能源產出率可以用以下公式計算：
6.勞動生產率
勞動生產率是從勞動要素投入角度反映產出效率的一種指標。一般用平均每個從業人員實現的增加值來表示，可由以下公式計算而得：
7.資本產出率
資本產出率是從資本要素投入角度反映產出效率的一種指標，本文用下列公式計算評價區間內各年份的資本產出率：
8.基尼系數
基尼系數能夠反映居民之間貧富差異的程度，因此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同和普遍采用。由于《內蒙古統計年鑒》中無法全面獲取相關數據進行計算，為此本文采用田衛民（2012）1995-2010年的估算結果，缺失數據通過建立回歸方程得到估測值。
9.泰爾指數
泰爾指數是一個能較好反映城鄉收入差距的指標，不僅考慮城鄉居民絕對收入的變化，而且考慮相對應的城鄉人口結構的變化。基于內蒙古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和農牧民人口比重較大的實際，泰爾指數更適用于度量內蒙古的城鄉收入差距。本文采用王少平、歐陽志剛（2008）的泰爾指數計算公式：
其中，j=1，2分別表示城鎮和農牧區， Zjt表示 t時期城鎮或農牧區的人口數量， Zt表示t時期的總人口， Pjt表示城鎮或農牧區的總收入（用相應的人口和人均收入之積表示）， Pt表示t時期的總收入。
10.城鎮相對貧困程度
相對貧困是指與社會平均水平相比其收入水平少到一定程度時所維持的一種社會生活狀況，能夠反映社會各階層之間和各階層內部的收入差異。一般情況下，我們用相對貧困組別或者人群與相對富裕組別或人群的收入差距狀況來表示相對貧困程度。本文采用下列計算公式：
11.環保投入強度
反映環境保護投入力度的指標。本文采用以下計算公式：
（二）數據標準化處理
由于各指標之間的屬性、量綱、量級不同，所以屬性、量綱、量級方面選擇“直線型無量綱化”方法進行標準化處理，其計算公式分別為：
當xi為“正”指標時，
當xi為“逆”指標時，
（三）各級指標權重確定
本文選擇先計算各評價維度指標間相關系數，再計算復相關系數，最后確定指標權重的思路。
1.相關系數矩陣
根據公式⑶利用SPSS統計軟件計算各評價維度指標間的相關系數，KMO檢驗均在0.5-1的合理區間。
2.復相關系數
在相關系數矩陣基礎上，根據公式⑷借助MATLAB軟件計算各評價維度指標間的復相關系數。
3.指標權重確定
根據公式（5）計算各級指標的權重，如表2所示。
三、內蒙古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程評價指數計算與評價
在計算權重基礎上，這里根據公式計算出了1990-2012年間內蒙古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程的綜合評價指數、各效應指數以及經濟結構指數，在此基礎上，對內蒙古近年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程情況進行分析與評價。
（一）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程總體評價
這里，我們根據公式 可以計算出內蒙古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程的綜合評價指數和各個維度的評價指數（見圖1、表3、圖2、圖3和圖4）。
從圖1可以看出，1990年以來內蒙古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程評價指數雖然波動較大，但總體呈緩慢上升趨勢，這表明近年來內蒙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了一定進展。從圖2中看到，功能層面的各效應指數中，環境效應指數貢獻最大，權重達到0.283621；經濟效應指數排第2位，權重達到0.255576；社會效應和資源效應指數的權重分別為 0.243382和0.217421。從功能層內部結構關系變化看，1990-2012年間內蒙古經濟發展方式的社會效應指數、資源效應指數和環境效應指數總體呈緩慢上升態勢，但環境效應指數波動幅度很大，而經濟效應指數2005年以來總體呈緩慢下降態勢，這從側面說明內蒙古經濟領域的發展方式轉變并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相反還有可能出現了某種“倒退”。圖3顯示，近年來經濟效應指數下降主要是由經濟增長指數和經濟結構指數下降造成的。一方面，經濟增長指數下降主要出現在2005年以后，從內部結構看主要受通脹率提高、經濟波動幅度增大因素的影響，也就是說經濟增長穩定性的降低造成了2005年以來內蒙古經濟增長指數的下降（圖4）。
（二）經濟結構指數變化分析
1990年以來內蒙古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經濟結構指數一直處于下降態勢，特別是2003年以來開始呈現較快下降趨勢。從圖5中可以看出，除工業化率指數、城鎮化率指數、二元反差指數外，反映經濟結構狀況的其他指數都呈較快下降趨勢，這表明2003年以來內蒙古的經濟增長速度雖然很快，但經濟結構調整的進程十分較慢。
1.產業結構演進
近年來，內蒙古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工業化率由2003年的32.40%上升到2012年的48.7%，但服務業占GDP比重快速下降，由2003年的41.9%下降到2012年的35.50%，比全國平均水平低了9.15個百分點。服務業發展不充分，已經成為內蒙古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突出表現之一。從工業經濟內部結構看，產業重型化、資源化、產品初級化、產業鏈低端化特征十分明顯，工業結構單一化和剛性化問題十分突出，受國內外經濟環境變化影響大、抗風險能力十分低下。
2.總需求結構演進
從內蒙古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情況看，近年來呈現“投資率過高、消費率和外貿依存度過低”的特點，經濟增長的投資拉動特征十分明顯。投資率由2003年的56.7%快速上升到2012年的84.60%，9年間提高了近30個百分點，不僅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而且也高于我國大多數其他省區市。與此同時，內蒙古的消費率和外貿依存度出現快速下降的態勢，消費率由2003年的52.74%下降到2012年的39.4%；外貿依存度也由2003年的10.79%下降到2012年的4.24%，這與內蒙古是我國向北開放重要“橋頭堡”的地位極不相稱。
3.空間結構演進
近年來，內蒙古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人口城鎮化率較快提高，二元反差系數有一定改善，但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仍然在0.4以上，地區不平衡指數也由2003年的0.58上升到2012年的1.06，城鄉區域發展差距不斷拉大的問題十分突出。2012年，內蒙古人均GDP最高的阿拉善盟是人均GDP最低的興安盟的7.5倍。
四、結論
實證研究結果表明，近年來雖然內蒙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進程相對較為緩慢。在內蒙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進程中，環境效應指數貢獻最大，社會效應指數和資源效應指數貢獻度在不斷增強，經濟效應指數雖然貢獻率排在第2位，但2006年以來有下降趨勢，這成為影響內蒙古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程的關鍵性因素。從經濟子系統內部結構關系分析，經濟效應指數下降主要是由經濟增長指數和經濟結構指數下降造成的。經濟增長指數下降主要受通脹率提高、經濟波動幅度增大等因素的影響，而經濟結構指數中除工業化率指數、城鎮化率指數、二元反差指數外，反映經濟結構重要狀況的其他指數都呈較快下降趨勢，這表明內蒙古的經濟增長速度雖然很快，但經濟結構調整的進程十分較慢。
總之，“八五”以來，雖然內蒙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從經濟發展方式的內部結構關系和經濟效應指數變化趨勢看，經濟結構變遷十分緩慢、結構失衡問題十分突出。因此，當前和今后內蒙古必須要把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注釋：
① 內蒙古的12個盟市分別為：呼和浩特市、包頭市、鄂爾多斯、呼倫貝爾市、興安盟、通遼市、赤峰市、烏蘭察布市、錫林郭勒盟市、巴彥淖爾市、烏海市、阿拉善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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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債規模；適度規模；償還問題。
改革開放 30 多年來，世界上許多不發達國家為了本國經濟的起飛，大都利用西方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來發展本國的經濟，這就形成了借用外債來發展經濟的模式。我國自改革開放之初，就吸引外資，引進設備和技術，利用我國的原料和生產力發展我國的經濟，使中國制造走出國門沖向世界，使我國成為利用外資的成功經驗，多年來是我國人民的生活得到提高，同時，促進了我國經濟產值的持續增長。然而，不容忽視的是，外債并不只是顯示它有利的一面，同時外債也有極大的風險性，所以說外債具有“雙刃劍”的性質，外債的潛在威脅會對我國的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帶來巨大的風險。改革開放之初，由于我國的外債開始由于規模小還沒有重視，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從 1994 年開始，由于引進項目的增多，使外債規模呈現在世界發展中國家中最大債務國。2012 年 6 月末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 2012 年 3 月末，我國外債余額為 7512.61 億美元（不包括香港特區、澳門特區和臺灣地區對外負債）。其中，登記外債余額為 4801.61 億美元，企業間貿易信貸余額為 2711 億美元。從債務類型看，登記外債余額中，國際商業貸款余額為 4128.80 億美元，占 85.99%；外國政府貸款和國際金融組織貸款余額為 672.81 億美元，占 14.01%。因此，有計劃有步驟的利用企業利潤進行償還債務，已成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首要任務。
一、我國外債現狀與外債擴大的原因分析。
（一）我國近年來的外債規模現狀。
從我國外匯管理局網站的信息得知，2012 年我國的債務期限結構來看，中長期外債（剩余期限）余額為 1935.59億美元，短期外債（剩余期限）余額為 5577.02 億美元，其中，企業間貿易信貸占 48.61%，銀行貿易融資占 26.50%，二者合計占短期外債（剩余期限）余額的 75.11%，主要與我國近年來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密切相關。從債務人類型看，登記外債余額中，中資金融機構債務余額為 2448.37 億美元，占 50.99%；外商投資企業債務余額為 1371.58億美元，占 28.57%；外資金融機構債務余額為 545.91 億美元，占 11.37%；國務院部委借入的主權債務余額、中資企業債務余額以及其他機構債務余額分別占 7.81%、1.23%和 0.03%。上述數據是我國債務的現狀，這些數據的掌握有利于掌握我國外債的存、流量，同時有利于適度的分析和掌握，這對于我國的外債的借貸和償還是非常必要的。當然，對于一個國家的外債存量是某一時段的國家外債凈流量的累積數額，也反映出該國對債務的負擔能力。
（二）對我國近年來外債規模擴大的原因分析。
在 2007 年－2009 年暴發了世界的金融危機，這是影響到全球的一場金融風暴。它源于美國房屋信貸的危機，使美國的廣大投資者對按揭失去了信心，這才引發了美國的流動性危機。導致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雖然多次向金融市場注入了巨額的資金，但最終也沒能阻止這場金融危機的爆發，引起世界經濟發展的動蕩。到了 2008 年 9 月9 日，這場源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就開始失控，開始波及到整個世界，并導致許多大型的金融機構倒閉，為了不引起廣大投資者的混亂只好由政府接管，穩定市場經濟的動亂。由于我國的國情與美國不同，這場世界級的金融風暴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影響較小，雖然是好事，但也有值得深思的問題。近幾年來我國在國際國內的經濟大環境下，經濟形勢得到較好的發展。在我國出現了外債來源充足和國內經濟發展對外債需求兩旺的局面，這也成為提高我國外債規模擴大的根源。近年來，使我國的經濟發展進入到快速的增長期，是我國 GDP 的年均增長量高于同期全球經濟的增長率，這是我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取得的豐碩成果。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對外開放程度進一步得到深化和提高，使我國市場經濟的投資取向和市場環境更加穩定、透明，增強了海內外投資者對我國經濟發展前景的信賴。為國際資本流入到中國創造了較大空間。近幾年我國經濟發展的投資需求旺盛，但由于我國的儲蓄和金融市場的不完善，難以吸引廣大投資者的熱情，因此，許多中小企業只能尋求境外貸款來解決建設資金缺口。
二、關于對我國外債規模的適度性的研究。
適度外債規模是一個國家在發展中需要的，對于外債確切地說是指一個國家在它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的時期，是國內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適度的外債規模是可以被國家的經濟發展所實際吸收，并具有償還能力，同時不會影響國際收支平衡時的利用外債的規模。對于一個國家外債應該是多少才是適度的外債規模，這取決于國內經濟發展對資本的客觀需求、國內資本的積累能力、國際資本的供給狀況和國內經濟對外債的承受能力。其中衡量外債適度規模最重要的原則是本國經濟對外債的吸收消化能力和償還能力，即外國資本流入能否保持國內財政、信貸、物資和國際收支的綜合平衡能力。
（一）如何評價一個國家的外債規模。
對一個國家的外債規模應處于何種水平為適度和合理，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從經驗來看，難以進行確切的定量分析，只能尋求一個適度性的規模。國際上流行的評價指標及國際警戒線值得我們認真借鑒。這些指標較多，在這些指標中，償債率和債務率是兩項最重要的指標。一般而言，國家的債務率突破 100%和償債率突破 20%，就有可能發生償債困難。但是償債率和債務率等項指標作為考察國家對外償債能力的重要指標，其適用和有效范圍是有限的。因為一個指標只能從一個側面反映債務狀況和償債能力，而不能反映問題的所有方面。其他經濟因素甚至非經濟因素都會對國家的償債能力產生重要影響，尤其是在經濟金融全球化情況下，資本流動的速度和規模的急劇變化，金融創新手段的飛速發展，對各經濟主體之間的影響越來越大，這對國家的外債形勢造成更多的不可予測的因素。
（二）一個國家如何利用外債加速經濟的發展。
在國家利用外債加速經濟發展中的實踐證明，如果有效的利用外債，可以促進國家的經濟發展；否則，將會加重國家的債務負擔，影響國際收支平衡，阻礙經濟發展，甚至危及國家的經濟主權。因此，建立適度外債規模指標體系，研制早期預警系統，對于防范債務危機的發生是非常必要的。為了切實把握影響外債規模的因素，必須形成外債適度規模的評價體系。第一，是國家對外債承受能力的指標。這類指標是外債的總量指標，它反映出外債余額和國民經濟實力的關系，具體可分為負債率和債務率兩個指標；負債率是指國家對外債務余額占 GNP的比重。債務率是指國家外償余額占當年商品與勞務出口創匯的比重，反映國家創匯能力對外債的承受能力。第二，是國家對外債償還能力的衡量指標。反映每一年還本付息總額和經濟實力的關系。主要有償債率、還本付息和當年財政支出的比率和外匯儲備與短期外債的比率。外匯儲備是衡量國家對外經濟實力的標志，外匯儲備量可以標志國家對外償債能力的強弱。第三，是國家對外債結構的衡量指標。這類指標是在外債規模既定的衡量指標。
通過債務內部的各種對比關系反映舉債成本，并預示償還時間和償還能力。
三、結語。
一個國家的債務結構和外債規模之間是具有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關系的。因此，任何國家在發展中都可以采取適度的外債規模，保持合理的債務結構，這對于快速的發展經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探討我國外債的適度規模及償還問題分析時，應對比分析我國的外債現狀，提高對債務危機的預警能力。尤其是我國加入 WTO 后，由于受到 WTO 組織的制約，資本流速加快和匯兌限制已經放開，未來影響我國償債能力的不確定因素在增加，如貿易收支、資本收支、外匯儲備、利率、匯率等將會發生重大變化，債務規模過大就可能出現較大風險。
因而，在今后的外債規模管理方面，更應該合理控制外債余額及外債規模，并對已有的外債制定適宜的還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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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清是富裕秀美的現代化城市。近年來，在黨委、政府的正確領導下，臨清市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圍繞建設先進制造業基地、區域性商貿中心城市、文化旅游大市的奮斗目標，按照“一三五四”的發展思路和“重點工作實施突破、整體工作實現跨越”的總體要求，解放思想，干事創業，全市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獲得了較快發展。2005年，全市生產總值完成95．9億元；地方財政收入完成3．04億元；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42．7億元。在經濟快速健康發展的同時，三個文明建設同步推進，各項社會事業協調發展。近年來，臨清先后獲得“全國科技工作先進縣(市)”、“全國體育工作先進縣(市)”、“山東省精神文明建設先進縣(市)”、“山東省發展民營經濟先進縣(市)”、“平安山東建設先進縣(市)”、“山東省級衛生城市”等數十項省級以上榮譽稱號。
臨清地處冀魯豫交界地區，西依晉冀能源基地，是西部煤碳外運的交通要道；東靠沿海開放之濱，是承接產業轉移的黃金地帶；北連京津都市圈，是經濟發展的前沿陣地；南望中原腹地，是周邊地區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區位優勢十分明顯。以400公里為半徑劃圓，可涵蓋京津、石家莊、濟南、青島等大中城市及2．6億人口，消費市場潛力巨大。京九鐵路、六條省級干線公路將臨清與周邊大中城市緊密連接起來，京福高速公路、青銀高速公路、濟聊館高速公路毗鄰臨清，即將建設的德商高速公路和已經開工的南水北調東線工程均從臨清通過，交通十分便利，2小時可到濟南，4小時可達天津、青島港口。
作為山東的西大門，近年來，臨清市始終把城市建設作為改善投資環境、振興臨清經濟、重塑臨清形象的突破口，按照“運河名城、加工基地、商貿中心”的城市定位，“綠脈、秀水、古城、商埠”的城市風貌和“古城、老城、新城”的城市布局，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高效能管理，不斷完善城市功能，全面提升城市品位，全力打造“運河名城”品牌。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已經省政府批復，舊城改造和綜合開發穩步推進，御臨苑、頤消園、陽光麗景等一批設施完備、品位較高的商住小區相繼建成投入使用，人居環境得到進一步改善。新城建設和開發區建設同步實施，“九縱九橫”的路網格局基本形成。新建成的運河文化廣場、臨清劇院相繼投入使用，為城市增添了靚點。全市城區綠化覆蓋率已達到35％，人均公共綠地達到6．2平方米，城市化水平達到34％。目前，臨清正在向省級園林城市和全國衛生城市的目標邁進。
臨清資源豐富，物產豐饒。地下儲藏有豐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氣，已列入國家后備資源區，具有良好的開采價值。淡水資源豐富，總量達到1．3億立方米，可滿足工農業生產的需求。臨清還是“地熱之鄉”，全市地熱資源分布面積廣，含熱儲層達20多層以上，水溫達70度以上，開發利用前景十分廣闊。臨清農副產品種類繁多，是國家優質棉、出口棉和商品糧基地，也是山東省主要的蔬菜瓜果生產基地。近年來，通過大力調整農村產業結構，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逐步建立起了東部蔬菜、中西林果的產業格局，形成了以棉花、蔬菜、林果、畜牧、良種為主的五大特色產業，建成了一批大型蔬菜瓜果基地。
臨清工業基礎較為雄厚，歷史上曾是著名的手工業城市。近年來通過大力實施“工業立市”戰略，現已初步建立起了較為健全的工業體系，形成了造紙及紙制品、電銅、棉紡織、機械、軸承、農機件六大產業集群，擁有一批名牌和拳頭產品。奧博特有限公司的“奧牌”銅管被命名為“中國名牌”產品，實現了建國以來臨清“中國名牌”產品零的突破。全市現有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達到252家，以銀河紙業、彩虹熱電、三和紡織、迅力機械等為代表的一批骨干企業迅速膨脹，發揮著重要的龍頭帶動作用。以軸承、農機件、棉紡織和農副產品加工為主導產業的民營經濟發展勢頭強勁。2005年軸承加工業被評為“山東省十大(工業)產業集群”，臨清市被中國生產力促進中心協會授予“中國軸承之鄉”榮譽稱號。2005年，全市市屬規模以上企業實現銷售收入177億元、利稅19億元、利潤11．6億元，同比分別增長48％、44％和51％。
臨清經商傳統悠久，商業氛圍濃厚。近年來，通過積極改善基礎設施，興辦專業批發市場，大力招商引資，臨清已經成為周邊地區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全市現有各類市場72處，其中軸承、小商品、蔬菜、汽車農機配件、建材、廢舊鋼鐵、車輛交易、木材、紡織品等專業批發市場17處，年成交額在3億元以上的專業批發市場3處，其中煙店軸承市場已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軸承專業批發市場，占地1000畝，建筑面積30萬平方米，現有經銷業戶12000余家。2005年底實現交易額32億元，稅收6207j元，同比增長40％。2005年，全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35億元，同比增長16％。
近年來，臨清始終堅持把招商引資、擴大開放作為統領經濟發展全局的總抓手、總動力，以大開放、大招商促進大調整、帶動大發展。依托優勢產業、骨干企業、拳頭產品招商和以商招商的路子進一步走開，定向招商、蹲點招商、境外招商取得較大進展。2005年，臨清招商引資實際到位資金18．6億元，同比增長24％。外向型經濟發展迅猛。目前已與2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經濟、技術、文化合作關系。全市外商資企業已達24家，享有自營進出口權的企業發展到18家，直接或間接從事對外經貿的企業已達100余家。以機電、紡織、輕工產品為主導，出口產品有七大門類二十幾個品種，貿易區域涉及亞、歐、美、非四大洲的100多個國家和地區。鑫潤印染、銀河紙業、東方內燃機、三和紡織等一批出口大戶和新的出口增長點發展勢頭強勁，出口產品結構不斷優化，檔次不斷提高。2005年，全市實際利用境外資金達到826萬美元，實現出口創匯1．45億美元，同比增長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