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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本若干規定適用于：
（一）國營企業行政與職工之間因履行勞動合同；因開除、除名、辭退違紀職工或在執行有關勞動工資、社會保險、福利待遇的勞動法律、法規和規章過程中發生的爭議；
（二）國營企業中經勞動行政機關批準招用并已簽訂勞動合同的臨時工、季節工、農民工因履行勞動合同發生的爭議；
（三）經勞動行政機關批準安置到國營企業中的集體所有制人員因開除、除名、辭退違紀職工發生的勞動爭議；
（四）法律、法規規定由仲裁委員會受理的其他勞動爭議。
第四條 仲裁委員會由同級的勞動行政機關、總工會、企業管理的綜合部門三方各一名負責人組成。
國營、集體和外商投資企業發生的勞動爭議由同級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受理。私營企業發生的勞動爭議，由核發執照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同級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受理。
省屬和中央在省企業發生的勞動爭議由省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受理或委托企業所在地的仲裁委員會受理。有重大影響的勞動爭議由省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受理。
第二十四條 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外商投資企業或私營企業與職工之間因履行勞動合同發生的勞動爭議，可以比照《規定》及本若干規定執行。
集體所有制企業與職工之間因履行勞動合同或因開除、除名、辭退違紀職工發生的勞動爭議，比照《規定》及本若干規定執行。
附：《貴州省關于貫徹實施〈國營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暫行規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第四條、第二十四條修改前的條文：
第二條 本若干規定適用于：
（一）國營企業行政與職工之間屬于《規定》第二條規定發生的勞動爭議；
（二）國營企業中經勞動行政機關批準招用并已簽訂勞動合同的臨時工、季節工、農民輪換工因履行勞動合同發生的爭議；
（三）經勞動行政機關批準安置到國營企業中的集體所有制人員因開除、除名、辭退違紀職工發生的勞動爭議。
第四條 仲裁委員會由同級的勞動行政機關、總工會、企業管理的綜合部門三方各一名負責人組成。地、州（市）、縣仲裁委員會，對本轄區內國營企業、事業、國家機關和社會團體所發生的勞動爭議行使仲裁權。
各地、州（市）與所屬的縣仲裁管轄范圍的劃分，由州（市）人民政府和地區行署確定。
中國的民營企業發展最多只有30年的時間，已經涌現出了眾多營業規模數十億、百億的企業，毫無疑問將會有更龐大的民企航空母艦出現。快速發展的民營企業需要有一個全面、與時俱進的管控模式作為支撐，而其內部流程的特點和問題是管控模式中一個重要方面。
在規范化、體系化過程中，民營企業會在戰略、運營、財務、人力管理的管理流程方面遇到相當多的具體問題。舉例來說，在很多民營企業中，在戰略目標制定和分解上往往簡單地在歷史數據上加以修訂，這樣的戰略目標制定缺乏合適的方法論來支持，并且缺失了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溝通機制。
很多民營企業并不存在一套完整的管理流程，當然也沒有對關鍵決策方在流程中的清晰定義。這些企業往往沿用粗放型的方法來進行管理，它們以往在各自領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由于缺失對關鍵流程的梳理和定義，這些成功無法進行復制，企業也無法取得可持續的競爭優勢。
完整的現代化管理流程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之一。這些關鍵流程可能包括戰略規劃和運營計劃的制定和調整、運營數據的收集、整理和分析、財務相關流程、人事相關流程以及風險管理相關流程等。對于缺乏這些流程的民企來說，當務之急是建立這些流程。
建立的方法可以通過參照行業典范的做法，并針對企業自有的特征進行修訂和梳理。其中最為關鍵的不是僅僅記錄下最主要的步驟，而是清晰地定義每一個參與部門、個人在關鍵流程中的定位。現代管理體系中有“RASIC”模型來定義流程中的職能和職責：
R（Responsible）負責人:對舉措的實施負責，采取行動來確保各項任務的實施。
A（Approve）決策者:授權對決策進行審批。只有經其同意或簽署之后，決策才能得以生效。
S（Support）支持方:參與并支持舉措的實施，提供必要的數據、人員參與和其他資源。
I（Inform）需被告知方:舉措會對某些部門工作產生影響，因此必須告知這些部門舉措的結果，負責人（R）有責任向其溝通。
C（Consult）需被咨詢方:決策之前必須向某些部門進行咨詢。通常不是決策的直接參與者。
RASIC是一個協助管理項目的工具，它可以幫助組織更加細致地規劃項目的責任和部門之間的關系。每一個舉措最好只有一個“R”角色，保證沒有責任的缺口或交疊。同時，職責必須與權限相匹配，并使決策者能根據有效信息進行決策。
關鍵詞:民營企業 內部審計 對策
近日溫州爆發的信貸危機引起了全國上下的關注，將民營企業又一次的推向了風口浪尖。面對危機的出現，民營企業不僅僅只能依靠國家的資金和政策扶持，更應該從自身內部挖掘原因，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積極尋找出路。提升民營企業應對風險能力首要的工作在于強化民營企業的內部審計工作。但是民營企業受到規模和資金的限制，在內部審計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因此改善民營企業內部審計措施，獨立客觀的發揮內部審計作用是當前擺在民營企業面前的一項重要工作。
一、內部審計的定義及作用
國際內部審計師協會就內部審計的定義是這樣解釋的：內部審計是一種獨立、客觀的確認工作和咨詢工作，它的目的是為組織增加價值，并提高組織的運作效率。它采取系統化、規范化的方法對風險管理、控制及治理程序進行評價，幫助組織實現其目標。
近年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的不斷深入，競爭環境的不斷加劇，使得內部審計工作在提升風險管理能力，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加強內部控制等方面的職能需求越來越明顯，因而，強化內部審計對于企業的發展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就其對于民營企業的推動作用可以概括為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內部審計可以從根本上提高民營企業的管理效率，改善民營企業的企業管理情況。加強民營企業的內部審計就是要對企業的管理活動進行審查和分析，通過對民營企業管理現狀、管理效率、管理能力和水平的有效評價，推動企業管理的發展，促進企業提高效益。
其次是內部審計能夠有效的提高民營企業應對風險的能力。企業內部審計機構或按照組織風險管理方針和策略的部署，以風險管理目標為標準，審核被審計部門在風險識別、評價、管理等方面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能夠在風險發生之前做出最有效的方案和對策，降低損失。
二、當前我國民營企業內部審計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管理層對于內部審計認識不足
民營企業的內部審計，能不能有效進行或者能不能取得效果，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于企業業主，或者可以理念為企業的上層管理者。由于大多數的民營企業都是在家族企業中發展起來的，其管理層大部分也是家族成員，雖然這種方式在企業的初創階段或者競爭激烈的困難時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也導致了企業管理層對于內部審計不夠重視甚至是忽略。
(二)內部審計缺乏有力的外部監督
內部審計是一項非常容易受到影響的工作，經濟環境、法律環境、外部審計環境都能夠對民營企業的內部審計產生較大的影響，其別要說的就是外部審計環境。由于民營企業對于內部審計的忽視，很多企業都不設置內部審計機構，當需要進行內部審計時就需要交予外部機構或者人員來進行。但是由于目前審計市場的惡性競爭激烈，使得民營企業內部審計根本就不能夠發揮有效的監督評價作用。而起企業在進入內部審計時容易將企業的重要信息泄露出去，這給民營企業發展帶來潛在的危險。
(三)內部審計范圍受到限制
目前民營企業的內部審計范圍往往還停留在財務審計方面，而對于業務、管理、風險等領域的審計涉及較少。但是由于民營企業的發展環境、競爭環境都在不斷的變化，有效的開展管理導向審計、業務導向審計和風險導向審計能夠針對企業管理和控制提出有效的建議，并且能夠提前知曉風險的存在，減少風險的發生，還能夠提高民營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但是如果還是僅僅停留在財務審計的內部審計是遠遠達不到企業發展需要的，很難實現企業的經營管理目標。
三、改進民營企業內部審計的對策
(一)提高管理層對內部審計工作的重視程度
民營企業的管理層應該正確認識內部審計的作用和意義，拋棄對于內部審計的錯誤認識，應該主動認識到實施內部審計，進行內部管理和控制是一個企業管理者的應盡職責。要加大對于內部控制的重視程度，積極主動的對內部審計投入資金和資源，只有這樣才能夠從根本上發揮內部審計在民營企業的作用，發揮內部審計在改善經營管理方面的作用，只有管理層、企業業主認識到內部審計的好處，能夠為內部審計在民營企業的開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二)合理設置內部審計機構、配備相應的內部審計人員
根據國家審計署的《關于內部審計工作的規定》，我國的內部審計機構，由本部門、本單位主要負責人直接領導，并應當接受國家審計機關和上級主管報名內部審計機構的指導和監督。由此可見民營企業設置內部審計機構是按照國家相關規定應該進行的工作。但是由于民營企業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在財力、物力等方面暫時還不具備設置內部審計機構的要求，這就要結合企業實際，暫時采用外包的形式進行內部審計，然后，長遠的發展計劃是設置屬于自身企業的內部審計機構，配備相應的內部審計人員。
(三)擴大內部審計工作范圍，充分發揮內部審計作用
民營企業在進行內部審計時，要將其工作范圍延展到財務收支、經濟管理、內部控制、企業戰略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等方面。這些要求是要結合民營企業的實際經營情況和自身需呀有所側重進行開展的。并且很多民營起到只有受到損失時才會想到事后設計，所以應該將內部審計轉移到事前和事中審計方面，建設風險帶來的損失，發揮內部審計在經營管理，控制風險方面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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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元玲,喻強.我國民營企業內部審計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財會研究，2007（2）
【關鍵詞】 獨立董事;政治背景;民營企業價值
一、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民營企業的地位日益突出,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認識到處理好與政府的關系對提升企業價值有重要的影響。眾所周知,國有企業的政治關系是與生俱來的,而民營企業的政治關系則是通過各種努力才形成的。獨立董事作為企業與政府的橋梁,其作用正逐漸受到民營企業的重視。因此,在我國研究獨立董事政治背景與民營企業價值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目前我國學者對于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民營企業價值與企業家的政治關系、一般上市公司價值與獨立董事背景等變量間的關系,沒有直接研究民營企業價值與獨立董事政治背景關系的文獻,因而本文從實證的角度對這種關系作了進一步探討。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政治關系對企業的影響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Fishman(2002)的研究發現企業政治關系對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企業會通過政治影響力謀取不當的利益。而Faccio(2005)的研究發現政治關聯企業具有更高的資產負債率和更低的稅賦,這表明企業政治關系通過政府信貸支持和稅收優惠而增加企業價值。
在中國,民營企業的發跡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靠了某種特殊的“關系”。胡旭陽(2006)以浙江的民營企業為樣本,研究發現民營企業家的政治身份通過傳遞企業的質量信號降低了進入金融業的壁壘,便利了企業融資。羅黨論、黃瓊宇(2008)發現,無論是采用TobinQ還是BHAR來衡量企業價值,民營企業的政治關系對企業價值都有顯著的正面影響,有政治關系的民營企業價值更高。田國強(1996,2001)認為,在轉型條件下,企業家除了具備傳統的企業家能力外,企業家與政府交往能力對民營企業的發展有重要影響。肖作平,蘇忠秦,曾琰(2009)則認為,董事會中引入太多的政府官員,那它的專業性就不強,從而會導致較差的公司治理水平。
企業從外部引入的獨立董事,常常是企業借以拉上各種關系的重要渠道,那么對于民營企業而言,獨立董事的政治背景能否給予企業經營績效上的提升呢?陳旭東等(2007)認為,具有政治背景的獨立董事與公司業績正相關,因為具有政治背景獨立董事的上市公司可能會受到政府的扶植。魏剛等(2007)的研究證實了“關系是王”的論斷,發現來自政府背景的獨立董事越多,公司經營業績越好。筆者認為,有政治背景的獨立董事可以給民營企業的發展帶來推動作用。因此提出假設:具有政治背景的獨立董事對企業價值有正面影響。
綜上所述,本文預期,獨立董事的政府背景對企業價值的提升有正面影響。
三、樣本與變量
(一)樣本與數據選擇
2001年中國證監會《關于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制度指導意見》,該制度成為國家部門層面法規。2006年1月1日,新《公司法》開始實施,我國的獨立董事制度獲得了國家層面的法律地位。考慮到股權分置改革和新會計法的實施,因此本文選取了2007年在滬深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民營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根據以下原則剔除了一些樣本:一是公司已上市一年;二是發行B股或H股的公司被排除;三是金融類公司被排除;四是ST公司被排除;五是聘請獨立董事一年以上;六是能夠從公開媒介找到相關財務數據和獨立董事的背景信息。根據以上條件,最終得到樣本298個。
本文的財務、股本結構和董事會數據均來源于CSMAR數據庫,獨立董事的背景信息均手工摘自各上市公司的年度財務報表。
(二)變量
1.企業價值變量
本文采用以市場價值為基礎的托賓Q值來衡量企業價值。托賓Q值被定義為企業的市場價值與公司重置成本之比。重置成本采用年末總資產代替。市場價值為公司債務資本的市場價值與權益資本的市場價值之和,債務資本的市場價值為賬面的短期負債和長期負債的合計數;權益資本的總市值等于流通市值加上非流通股份的價值,非流通股份的價值采用非流通股股數與每股凈資產乘積計算。這樣,企業價值的計算公式:
TobinQ=市場價值/重置成本=(每股價格×流通股股數+每股凈資產×非流通股股數+負債賬面價值)/總資產。
2.檢驗變量
本文對獨立董事的政治背景進行了定義,從各上市公司年度報表中查找獨立董事的個人資料,曾任或現任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或在政府部門任職均認為存在政府背景。 同時根據背景的不同層次賦值,屬于國家級(COUNTRY)得4分,省級(PROVINCE)得3分、市級(CITY)得2分、縣級得1分,沒有政府背景得0分,分數的均值為政府背景變量(SCORE)。
3.控制變量
參照魏剛等(2007)的研究,本文將獨立董事的其他工作背景作為控制變量:一是高校和學術科研機構(ACADEMIC),它等于獨立董事中來自學術機構或從其退休的比例;二是銀行(BANK),獨立董事中來自銀行,或從銀行退休的比例;三是公司(CORPORATE),獨立董事中是其他公司現職或退休高管人員的比例。同時控制了董事會的獨立性(IND),是因為吳淑琨等(2001)、王躍堂等(2006)的研究發現董事會的獨立性與公司業績成顯著的正相關。獨立性(IND)變量定義為董事會中獨立董事所占比例。本文控制了董事會規模(BOARDSIZE)是因為董事會規模越大,其效率越差。Yermack(1996)則發現董事會規模與公司業績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BOARDSIZE定義為董事會的董事數量(包括董事長),也控制了高級管理層年度報酬(MANCASH)的影響。因為有很多研究發現它們對公司的業績有顯著的正面影響。最后,控制了公司規模(FIRMSIZE)這個公司治理研究常用的變量。對于公司規模,一些研究揭示,規模代表獲取資源和實現投資機會的能力,也反映了過去績效的累積,因而和公司本期績效正相關(吳淑琨,2002)。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研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1顯示了樣本公司數據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從表1可以看出,獨立董事中有政治背景的平均得分1.395,說明有中央政府和省級任職經歷的不太愿意參與到民營企業中。獨立董事中來自高校和學術科研機構的占46.3%,說明上市公司傾向于聘請專業人士。來自于銀行的僅占3.8%,這一比例遠遠低于其他研究結果,魏剛(2007)的樣本中有15%來自于銀行。這反映出民營企業很難與銀行建立緊密的合作關系,這使得企業在選聘具有銀行背景的獨立董事時掌握的資源和信息比較少,同時具有銀行背景的人也很難愿意到民營企業任職。來自于其他公司高管的比例為23.7%,這一比例是一般上市公司的兩倍。
從控制變量的結果來看,參照魏剛(2007)對一般上市公司研究的結果相比,民營上市公司中獨立董事比例達到了36.6%,這略高于證監會要求的1/3標準的比重,這意味著民營上市公司在設置獨立董事人數時,與一般上市公司差別并不很大。從高管薪酬來看,民營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的薪酬更高,說明民營類上市公司更重視對獨立董事的激勵。
同時,筆者檢驗了變量間的相關系數,所有變量均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二)回歸分析
用以下多元方程回歸來檢驗上述假設:
TOBINQ=α+β1SCORE+β2ACADEMIC+β3BANK
+β4CORPORATE+β5FIRMSIZE+β6BOARDSIZE+β7IND
+β8MANCASH+εi
本文主要檢驗有政府背景的獨立董事對企業價值的影響,根據前面的假設,此方程中的SCORE的系數應該為正。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有政府背景的獨立董事對企業價值有正面的影響,這與前面的假設一致;來自高校及研究機構的獨立董事對企業價值沒有正面的影響,這與假設相悖,但與魏剛等2007年的研究結論一致。他們認為,這些高校及研究機構的人員“雖然有豐富的理論知識,但大都缺乏在企業工作的經驗”,有時并不能給企業帶來很大程度的價值提升。筆者發現,來自銀行的獨立董事與企業價值有正相關關系,這與前面的假設一致。來自其他公司高管人員的獨立董事與企業價值有負相關關系,這可能是因為國外的企業經營管理比較科學規范,不同行業的管理經驗有一定的借鑒作用,所以他們的研究結果都是呈現正相關關系。而在我國,民營企業的管理還是普遍存在“拍腦袋”現象,決策的主導權還是掌握在企業家手中,所以其他人員的管理經驗有時候并不受用。
為了進一步驗證各級別獨立董事政治背景對民營企業價值的影響,筆者引入三個虛擬變量:D1表示國家級政治背景得分;D2表示省級政治背景得分;D3表示市級政治背景得分。利用如下回歸公式進行回歸分析:
TOBINQ=α+β1D1COUNTRY+β2D2PROVINCE+β3D3CITY
+β4ACADEMIC+β5BANK+β6CORPORATE+β7FIRMSIZE
+β8BOARDSIZE+β9IND+β10MANCASH+εi
從以上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無論是有國家級、省級還是市縣級政治背景的獨立董事對民營企業的價值均存在正面的影響,從而進一步驗證了筆者的結論(見表3)。
(三)穩健性測試
胡奕明、唐松蓮(2008)的研究發現獨立董事在董事會中占較高比例的上市公司其盈余信息質量較高;鄒津(2007)的研究結果顯示獨立董事的構成比例與公司業績間正相關。因此為了進一步檢驗上面的結果,筆者用獨立董事中有政府背景的獨立董事比例GOV來替代政府背景得分SCORE。TobinQ主要是一個基于國外公司和市場狀況編制的業績評價指標,與我國的實際情況有些差異,因此筆者用業績考核通用的指標ROA來替代TOBINQ表示企業價值。分別替代之后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4、表5、表6所示。
從以上的結果可以看出,用ROA替代TOBINQ表示企業業績,用GOV替代SCORE表示有政府背景的獨立董事,回歸結果都顯示有政府背景的獨立董事對企業的業績存在正面影響。
五、結論與建議
通過對298家民營上市公司的檢驗,本文發現有政治背景的獨立董事與民營企業價值呈現正相關關系;對政治背景分級別進行檢驗,發現無論是有著國家級、省級還是縣市級政治背景的獨立董事都對企業價值有正面影響。
本文建議民營企業可以將獨立董事作為推進政府關系的橋梁,主動處理好企業與政府部門之間的關系,挖掘政企關系資源的潛力,爭取在政策、稅收、信息等方面獲得政府的支持。
本文存在的不足,由于在篩選數據時,對獨立董事政治背景的界定和賦值帶有較強的主觀性,這可能會對實證結果產生一定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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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 50 年代,著名學者安索夫(Ansoff,1957)[1]對多元化首次進行了定義。隨后,多元化被公認為是用來提高企業競爭力的重要戰略之一,企業紛紛進行多元化嘗試。西方國家最早采用多元化戰略,基本遵從“專業化到多元化再到歸核化”這樣一條戰略演化路徑。西方主流思想認為多元化有損于企業績效,因大多數企業在歸核化之后財務績效有所好轉,但這一結論并未得到普遍認可。而中國企業基本經歷了兩次多元化變革,第一次是在 20 世紀 80 年代,這次嘗試基本以失敗告終,在經歷過強化主業,業務重組之后,很多企業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多元化嘗試。20世紀后,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經濟環境出現新一輪繁榮景象,國內許多民營上市企業開始“試水”多元化,以求進一步的發展和業績的提升。與國有企業相比,民營企業具有更高的不確定性(Xin、Pearce,1996)[2],更可能選擇多元化戰略,以降低風險。與此同時,中國特殊的經濟環境,導致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之間存在不對等的市場地位,民營企業受到的競爭更為激烈(李善民、朱滔,2005[3]),加之地方政府的政策性傾向,民營企業很難實現在某一地域的大規模擴張。因此,民營企業要想發展壯大,必須要涉足多個行業領域(李善同,2004[4];黃賾琳、王敬云,2006[5];陳信元、黃俊,2007[6])①。然而,在現實社會中,民營企業實施多元化戰略的結果大相徑庭,并不是所有的企業都實現了業績的提升,甚至一些企業因為多元化而走向失敗。如:德隆集團,經營領域遍及食品、工業、旅游、汽配及種業等,最終卻因資金鏈的斷裂而導致破產。可以說,多元化的失敗并非表現在方向領域的選擇失誤,或者是選擇時期和經營方式的錯誤,而是由于債務比例不合理、投融資失敗、資金鏈斷裂等財務原因導致②。因此,企業戰略與財務能力之間一定存在著密切地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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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思路與方法
本文借鑒《中國上市公司多元化的動因和績效研究》(林曉輝,2008)[7]、《我國民營上市公司多元化經營的績效和動因研究》(侯博亞,2012)[8]等文,以及覃志剛的《企業多元化經營績效:理論與實證》[9]一書,在此基礎上構建出本文的研究框架。從財務能力視角切入,研究多元化戰略的選擇動因及實施績效。研究思路,本文力求脈絡清晰:第一步,闡明文章的寫作背景和理論基礎;第二步,針對浙江省民營上市公司進行實證分析,研究事先財務能力對多元化選擇的影響以及多元化的實施對事后財務能力的影響;第三步,對雅戈爾集團和杉杉股份進行案例分析,通過回顧案例企業的多元化戰略歷程,分析多元化戰略與財務能力之間的關系。第四步,總結財務能力與民營上市企業多元化的關系,并提出對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的啟示。最后指出文章存在的些許不足與改進的方向。本研究旨在達到以下目的:第一,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多元化戰略的主要理論進行總結,并構建出綜合評價指標以反映財務能力。第二,通過對浙江省上市民營企業數據的實證檢驗,分析事先財務能力對多元化選擇的影響,驗證多元化選擇的契機是否和財務能力水平有關,以及具有什么樣的財務能力會促使企業進行多元化選擇。第三,通過 T 檢驗,分析多元化戰略實施對事后財務能力的影響,剖析民營企業選擇多元化戰略是對是錯。第四,通過對雅戈爾集團和杉杉股份的雙案例對比分析,深入探究多元化戰略與財務能力之間的關系。最后,希望通過本研究能夠揭開財務能力與多元化戰略之間的神秘面紗,為二者千絲萬縷的關系理出一些頭緒,以期能夠推動學術界及企業家對于多元化戰略的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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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界定與理論文獻回顧
2.1 民營上市企業界定
民營企業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本土企業,具有自身的特點。目前尚未對民營企業有一個公認、明確的界定。學者李亞(2003)[11]綜合了已有的觀點,將民營企業劃分為四類,分別是寬派、次寬派、中派和窄派。本文基本采用的是中派的界定,即范圍僅包括非國有控股民營企業、個體企業和私營企業。對于民營上市企業的界定,學者基本采用的是以第一大股東或控股股東的性質來進行判定。本文的界定原則為:在 A 股上市,且由自然人或國內民營企業控股的企業,消除了 B 股及境外上市的影響。鑒于控制權劃分的復雜性,以第一大股東的性質來判定是否屬于民營上市企業,具體篩選流程見圖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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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多元化戰略概述
國內外很多學者都對多元化的概念進行了定義。其中,美國學者高特(-Gont,1962)[12]的定義“一個企業所活動的行業數目的增加”清晰明確,很適合操作層面,尤其是實證分析研究。因此,本文遵循這一觀點。
2.2.1 多元化程度的衡量
財務經濟理論認為,企業多元化是以靈活調度企業的資源和能力為基礎,以便把握那些能夠帶來財務收益的經營機會。它通過企業內外部投資改善財務資源的分配來實現。隨著競爭的激烈化,僅涉及單一行業的企業所承擔的經營風險與政策風險更大,不確定性更強。為了避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多元化可以有效分散風險。另外,業務的多元化可以保證收益的穩定性,用盈利能力較好的項目來抵消虧損項目帶來的損失,現金流的波動性亦變小。多元化企業可以通過內部資本市場來實現資源分配(Myers,1977[13];Myers & Majluf,1984[14])。Stulz(1990)[15]也支持這一觀點,多元化會構造出一個內部資本市場,實現內部資源分配與資金調度,可以有效解決投資不足這一問題。同時,Stein(1997)[16]也贊成這一觀點,即采用多元化戰略的企業能夠通過合理劃分內部資源,即將資金更多地供給經營績效好的部門,而關閉經營績效差的機構,來實現整體效率的提升。總結起來,企業為了分散經營風險、減少收益波動性、利用內外部市場,會選擇多元化經營。范圍經濟理論認為,企業選擇相關多元化是為了尋求業務單元之間的范圍經濟,通過建立或延伸現存的資源、經營管理能力和競爭優勢,追求企業綜合競爭力。對于多元化企業而言,范圍經濟主要來自一個業務中的優勢和競爭力轉移到另一個新的業務中而節約的成本,
主要通過行為共享與競爭優勢轉移兩個途徑來實現。 .......
3 浙江省民營上市企業現狀分析....... 20
3.1 浙江省民營企業基本情況 .... 20
3.2 浙江民營企業特點......... 20
3.3 浙江民營上市企業的財務狀況.... 21
3.4 浙江省民營上市公司多元化情況........ 22
3.5 小結.......... 22
4 事先財務能力對多元化戰略選擇影響的實證研究 ..... 2 3
4.1 研究假設與理論基礎..... 23
4.2 研究設計 ......... 24
4.3 實證分析 ......... 27
4.4 結果討論 ......... 34
4.5 小結.......... 35
5 多元化戰略實施對事后財務能力影響的實證研究 ..... 36
5.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36
5.2 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37
5.3 實證分析 ......... 38
5.4 結果討論 ......... 40
5.5 小結.......... 41
6 多元化戰略與財務能力關系的案例分析
案例研究是在對案例充分認識的基礎上,根據定性的數據,對某一具體現象進行深入探究和剖析的方法(Yin,1994)[97]。它有利于理解表面現象背后復雜的動態作用機制,尤其適合觀察企業內部微觀的縱向演化機理,所以本文采用雙案例對比研究的方式探究財務能力與多元化戰略之間的關系。多案例研究能夠通過重復案例來支撐研究結論的正確性,使研究的效度得到提高。與此同時,多案例研究可以更加全面系統地識別案例企業的多個方面,進而總結出更準確完備的理論結論。通過分析典型案例企業,獲得一定的初步感性認識,捕捉企業多元化戰略的選擇動因及實施的績效,通過對不同案例分析的結果進行歸納,尋找出共同的規律,加之理論分析與探討,得出多元化戰略與財務能力的關系,進一步驗證前幾章實證結果的正確性
6.1 案例企業選擇
案例分析首先要對研究對象進行清晰的界定與衡量,否則將很難對研究問題有準確地認識(毛基業、李曉燕,2010)[98]。基于本人對浙江民營上市公司的了解,選定寧波兩家進行多元化發展的上市公司:雅戈爾集團和杉杉股份。兩家公司最初均是由紡織服裝起家,后來選擇了不同的多元化戰略,發展軌跡也因此出現了差異。選擇這兩家企業的原因有以下幾點:第一,兩家企業上市年份較早,上市時間不少于十年,財務數據較完整,前期資料及研究較為豐富,有利于案例企業的深入分析。第二,兩家企業均進行過成功的多元化戰略實踐,并且長期致力于多元化發展,年限不少于 5 年。第三,案例企業多元化之前處于同一行業。跨行業研究會顯得比較粗糙,不同行業之間的企業財務能力可能相差巨大,而處于同一行業中的企業才具有可比性。本文選取樣本企業時限定了最基本“行業”這一因素,多元化的績效受多方因素影響,而多元化的選擇也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因而,聚焦行業能夠有效排除行業因素的影響。
.......
結論
多元化戰略在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發展歷程中承擔著重要的角色。對于多元化的研究不勝枚舉,但很少有研究從財務能力視角觀察民營上市企業的多元化戰略選擇與實施績效。本文對浙江省民營上市企業多元化與財務能力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得到了一些富有意義的研究結論。
【關鍵詞】 現行準則； 民營企業； 盈余質量； 關聯性； 評價指標
近些年來，有關盈余質量的研究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這是因為盈余質量是現代企業發展的直接目的，是評價企業業績的重要指標。在當前的企業財務管理活動中，一些民營企業管理者在利益的驅動下會采用一些虛假的公司會計數據和信息，給企業關聯人造成了大量損失。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杜絕企業利用會計準則留給管理人員的彈性和會計選擇權來進行盈余管理，財政部于2006年公布了新的會計準則。在民營企業現已成為我國三大經濟成分之一的今天，研究現行準則對于民營企業盈余質量的影響具有非常實際的意義。
一、盈余質量的內涵
（一）盈余質量的定義
目前，理論界和實務界對盈余質量的定義還沒有統一。2002年美國會計學會將盈余質量定義為“隨著時間流逝，由應計制所確認的收益數額與公司注入的現金數額的彌合程度”，即會計收益轉化為現金流入能力的高低程度。在國內，余新培認為盈余質量是“報表數據在被認定為‘合格產品’的情況下，損益表被使用者直接使用的程度或放心使用的程度。”；而周曉蘇這樣定義盈余質量“所謂利潤質量，從一個會計期間看，表現為賬面會計利潤的變現能力；從長遠觀點看，表現為各期利潤持續發展的穩定程度。”。從這些定義中可以看出，盈余具有對未來現金流的預測能力。Dechow認為，高質量的盈余需要滿足能反映現在運營狀況、具有反映未來運營狀況的預測指標和真實反映公司內在價值三個方面的條件。而程小可認為盈余的首要質量特征是盈余的預測價值，但是盈余的結構性、持續性和及時性都會影響到盈余預測價值的實現。
（二）影響盈余質量的因素
1.會計政策
企業在經營活動中，可以結合具體情況在準則或制度規定的范圍內選擇合適的會計政策。由于在會計收益形成的過程中充滿了會計人員的判斷與估計，因而穩健的會計政策可以降低高估收益或低估成本費用的可能性，有利于產生高質量的利潤，提高盈余質量。所以在會計政策允許的范圍內，企業可以通過選擇適當的方法來實現對盈余的控制。
2.公司的經營環境
企業的活動都是在特定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中進行的，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國家的政策法規與支持力度、國內外相關行業的發展態勢等都會影響企業盈利的穩定狀況。良好的經營環境可以保證經營活動交易具有持續性和穩定性、有現金支持的收益和市場定價的交易，提高企業的盈余質量。
3.公司的經營狀況
公司的治理與經營好壞對盈余質量有一定的影響。一套好的治理制度或機制可以很好地協調公司與所有利害相關者之間的利益關系，實現公司決策的科學化，避免虛構經營業務或者濫用會計政策等，促進管理層與股東的目標趨于一致，減少交易成本，進而提高收益質量。企業可以通過準確地定位自己，選擇適宜的經營方式和競爭戰略，提高資本質量，降低所面臨的各種風險，提高盈利能力。
（三）盈余質量的本質特征與分析方法
1.盈余質量的本質特征
從會計法則對會計信息質量要求的規定可見，歷史盈余對未來盈余及未來現金流量的預測具有重要的價值，但這一價值主要取決于歷史盈余的可靠性、持續性、結構性、現金保障性、可預測性和獲利性五大盈余質量本質特性。在會計信息的披露中要做到真實可靠、完整、中立、有用，才能給使用者的決策產生正確導向；構成盈余的收益項目及其所占的比例和份額體現了盈余質量的結構性；通過對盈余的預測，可以反映出當前盈余與公司未來業績之間的依存關系和關聯度，為投資者的決策提供有用的價值。從企業的長期運行過程來看，盈余與現金流量在整個存續期是相等的，但在某個具體會計期間，現金流量比會計盈余更具有客觀性，能更好地體現企業盈余質量的高低；相同的條件下，企業盈余的持續性越強盈余質量越高，但要視具體情況而定。
2.盈余質量的分析方法
為了追求效益、實現價值最大化，在財務管理活動中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盡管沒有違反會計準則和規范，但有時會給社會帶來極大危害。在無法徹底根除盈余管理的情況下，仔細分析盈余質量并辨別其好壞成為保護投資人合法權益的關鍵。目前，我國企業管理人員進行盈余管理的方式主要有：利用資產重組調節利潤、利用關聯交易調節利潤、利用資產評估消除潛虧、利用虛擬資產調節利潤、利用其他應收款和其他應付款調節及利用時間差（跨年度）調節利潤等，針對以上盈余管理方式可以采取不良資產剔除法、關聯交易剔除法、異常利潤剔除法、資產重組利潤剔除法、現金流量分析法等對盈余質量進行分析克服。
二、現行準則對民營企業盈余質量的影響與計量指標選擇
近年來，我國民營企業獲得了很大的發展，為了突破規模偏小、盈利能力水平不高的局限，出現了對企業盈余指標進行管理，想在會計準則允許的范圍內，通過會計政策的選擇來調節企業的盈余，為從民間或銀行貸款融資提供便利條件。現行準則通過壓縮會計估計和會計政策的選擇項目來規范和控制企業對利潤的人為操縱，壘實了經營業績對盈余質量的提高。
（一）現行準則對民營企業盈余質量的影響
1.存貨管理辦法的變革帶來的影響
現行準則在發出存貨計價上規定企業應當采用先進先出法、加權平均法或個別計價法來確定發出存貨的實際成本，這樣可以真實地反映企業的存貨流轉情況。對于民營企業，為了需要會根據存貨的價格波動來選擇存貨發出計價方法，在存貨價格上漲時，企業既可能采用后進先出法使成本費用上升來減少當期利潤，也可能采用先進先出法使成本費用下降來增加當期利潤；若存貨價格下降時，則正好相反。而現行準則使得企業的存貨流轉得以真實地反映，所有的當期存貨費用都是客觀歷史成本的反映，從而加強了會計信息的可比性，消除了人為調節因素，很好地限制了企業的盈余管理。
2.擴大資產減值使用范圍帶來的影響
民營企業對于年度利潤的調整比其他性質的企業有著更大的沖動。為了隱瞞利潤，企業會大幅度地計提資產減值準備來增加當年費用，減少當年利潤；相反，為了增加當年利潤，會將原已計提的資產減值準備沖回來減少當年費用。這種通過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和轉回來在年度之間轉移企業利潤是民營企業經常使用的盈余管理手段。現行準則擴大了資產減值的范圍，規定在資產減值損失一經確認后不得轉回，防止了企業利用減值準備的計提來調節利潤，限制了會計人員進行盈余管理的主觀隨意性，提高了民營企業的盈余質量。
3.企業合并會計處理方法變革帶來的影響
企業合并會計處理涉及企業合并和會計報表合并兩方面；對于企業合并，大部分是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這種合并并非是完全自愿的交易行為，合并對價不代表公允價值，因此很多大型民營企業集團會利用這種合并方式來調節利潤。對于很多小型民營企業的合并，更多是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雙方可以討價還價、自愿交易，因此有雙方認可的公允價值，并可確認購買商譽。現行準則對同一控制與非同一控制的企業合并分別進行規范，很好的限制了民營企業利用母子公司的控制關系在合并或重組時利用不正當關聯交易進行盈余管理，提高了盈余信息的質量。
在會計報表合并方面，現行準則擴大了合并范圍，規定母公司控制的所有子公司都應納入合并范圍，且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按照賬面價值計量，按這些規定編制的合并報表能真實反映整個民營企業集團的經營成果與財務狀況，很好的限制了民營企業利用母子公司的控制關系在合并或重組時通過不正當關聯交易進行盈余管理。
4.引入“公允價值”帶來的影響
現行準則所引入的公允價值這一計量屬性，可以保證民營企業的賬面價值和市場價值較為接近，提高了會計信息對使用者的價值。對于非貨幣資產交換，準則規定了非貨幣性資產交換運用公允價值的兩個前提條件，即該項交易是否具有商業實質以及換入資產或換出資產的公允價值能夠可靠的計量，將有效制約民營企業以非貨幣性資產交換的方式操縱利潤的行為，切實提高盈余質量。
（二）計量指標選擇
對于民營企業會計盈余的評價可以從以下三個指標來進行。
1.非正常性應計利潤（DAi）
民營企業的會計盈余是由經營活動現金流量與應計利潤兩部分組成，其中應計利潤又分為操控性應計利潤（DA）與正常性應計利潤（NDA），通過估計會計政策變遷前后操控性應計利潤的變化情況，可以測算會計制度變遷對上市公司盈余質量的影響。對于民營企業的非正常性應計利潤（DAi）的估計可以通過以下步驟進行：
首先，將截面Jones模型和KS模型結合構建估算正常性應計利潤的模型：
公式中：
NDAn――經過上期期末總資產調整后的公司n的正常性應計利潤；
An――公司n上期期末總資產；
REVn――公司n當期和上期主營業務收入的差額；
COSTn――公司n當期主營業務成本；
PPEn――公司n當期期末固定資產價值；
ai（i=1，2，3，4）――行業特征參數。其數值可以根據以下模型，并運用相關數據進行回歸取得：
其中：ai――ai的OLS估計值；
TAn――公司n的總應計利潤；
ξn――剩余項，代表各公司總應計利潤中的應計利潤部分。
通過上面的計算，可以利用下列公式得到非正常性應計利潤，即：
DAn=TAn/An-NDAn
2.盈余平滑計量
相關研究表明，民營企業存在利用會計政策的可選擇性和不具體性進行盈余管理，這會導致企業營業收入的標準差與經營活動現金流量的標準差不匹配、應計利潤與經營現金流的變化成負相關性。基于此，我們可以用營業收入與經營活動現金流量的標準差比值σ（OpInc）/σ（CFO）和計應計利潤的變化與經營現金流變化之間的相關系數ρ（Acc，CFO）兩個計量指標來測量民營企業盈余平滑性。
3.盈余夸大和避免虧損的盈余管理計量
日常經營管理中，民營企業尤其是股份制企業的管理層會利用會計政策的選擇權來虛報公司的經營業績，避免虧損，此時可以采用應計利潤的大小與經營活動現金流量的比例來衡量企業在盈余報告上使用選擇權的程度，其中數值取絕對值來相比，即|Acc|/|CFO|。
三、結束語
與舊的會計準則相比，現行準則有了很大的完善和提高，從整體上限制了民營企業盈余管理的空間，但再完善的會計準則都會有一定的局限性，會計人員在操作上都有一定的選擇空間，企業仍有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我們要根據經濟和市場發展的具體情況，及時的修訂和完善會計準則，使準則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縮小會計政策選擇的空間和范圍；同時要考慮到我國民營企業的經營和發展現狀，給予會計主體應有的選擇空間，讓其利用合理的盈余管理來不斷發展壯大，為我國經濟的發展做出巨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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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民營經濟已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①，本文擬以我國民營控股公司為研究樣本，研究國有股權對民營控股公司獲得銀行貸款資源的影響，以及民營控股公司的社會資本與政治關聯（國有股權，企業家參政）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關系。
一、理論分析及研究假設
（一）國有股權與政治關聯
企業行為內生于制度，并傾向于趨利避害。目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式制度還不健全、不穩定，鑒于政府對眾多資源的壟斷性，民營企業傾向于與政府建立聯系，從而為其建造有利的外部空間。民營企業中的國有股權能夠使民營企業與政府利益在某種程度上趨于一致，這種股權安排可以促使雙方共同利益的產生，從而建立相對穩定和緊密的政治關聯；這種政治關聯渠道建立在法律和制度的基礎之上，政治關聯在本質上出于對利益的考慮。在我國現階段，由于國有股在融資便利等方面相較于民營股有著先天的優勢，民營企業通過國有股持有，一旦在經營過程中出現困難便可直接利用政治權力降低經濟損失；政府在民營企業中參股不僅傳遞了民營企業有實力的信號，而且政府信用可以為民營企業提供隱性擔保，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抵消制度環境的負面影響。
通過國有股權持有，政府在民營企業中存在利益關系，民營企業就構建了一種與政府之間的“互利共生”關系（張祥建和郭嵐，2010）。一方面，民營企業通過政治關聯直接參與政府的經濟發展規劃，承擔了一定的地區發展責任，并在某種程度上為其自身營造了良好的外部形象；另一方面，民營企業通過承擔地區經濟責任，政府也會回報性地為其經營發展提供適宜的政治生態，在產權保護、資源獲取、融資便利、進入管制性行業等方面提供諸多優惠。在利益動機的驅動下，政府和民營企業傾向于建立一種雙贏的合作關系。博弈雙方的利益在此情況下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一方利益增加，另一方利益不受損害，從而造成整個社會的利益增加（孫早和魯政委，2003；Bai等，2006；郭士倜和寧艷麗，2011）。
（二）國有股權與民營企業銀行貸款可得性
我國民營企業引入或保留國有股權，更容易享受到政府給予的各種政策優惠（張兆國等，2011；羅黨論和唐清泉，2009b；于蔚等，2012；何鏡清等，2013）。如民營企業在獲得銀行貸款方面有助于消除銀企雙方信息不對稱問題，強化金融機構對于民營企業的信心，從而提高獲得銀行貸款的可能性。此外，國有股權的存在為民營企業提供了一種潛在擔保，一旦其陷于財務困境，政府會選擇施予援手來維持發展。這樣一種潛在擔保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銀行在向民營企業發放貸款時的憂慮，從而提高民營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的可能性。
基于以上討論，本文提出假設1：
假設1：對于其他條件相同的民營企業來說，含有國有股權能使民營控股公司更容易獲得銀行信貸支持。
（三）國有股權與社會資本在影響民營企業銀行貸款方面的替代性
制度環境主要是作為企業的一種外在經濟環境來影響企業的生存發展，是一種對市場制度層面的約束力。而社會資本作為企業的另外一種外部環境，是以道德約束的形式來影響市場參與者的行為。一般認為社會資本對經濟發展的正向作用，主要是由相互信任而導致的合作行為，社會資本主要通過以下兩個渠道提高社會誠信（LLSV，1997）：一是社會道德對人們不守信行為的內在約束，二是社會輿論對人們不守信行為的外部懲罰。社會資本對銀行信貸支持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在社會資本水平較高的地區，企業的財務狀況會更加真實透明，金融機構對申請企業經營狀況的調查評估結果也會更真實可信，從而降低了銀行對民營企業所產生的信貸歧視；二是社會資本的懲罰機制會增大企業欠款不還的違約成本，造成對其聲譽的損害從而不利于其長遠發展。因此，在社會資本較高的地區，企業會自動自發地遵守社會“規則”，使其行為規范化、誠信化，銀行也更傾向于與其開展合作。
相比于無政治關聯的民營企業，銀行更傾向于向有政治關聯的民營企業提供貸款，政治關聯帶給民營企業的諸多優勢，造成了現如今中國企業政治關聯現象的普遍性。但是，如果對于同樣具有政治關聯的民營企業，銀行又該如何選擇信貸資源配置呢？ 在社會資本較高的地區，銀行能夠較為直接地了解到企業真實的實力與信譽，從而可以為民營企業公正合理地配置信貸資源，作為民營企業也就不用過分依賴政治關聯來傳遞信號，以便較容易獲得銀行的信貸支持。
由此，本文提出假設2：
假設2：民營控股公司中的國有股權與社會資本，在影響企業取得銀行貸款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作用，即在社會資本較高的地區，民營企業在獲得銀行貸款方面對國有股權的依賴程度會顯著降低。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
本文以2007-2011年間在滬深交易所上市的民營企業為研究樣本，這里的民營企業是指終極控股股東的產權屬性是民營企業的A股上市公司，包括上市時就是民營企業性質的公司和上市后通過改制轉變為民營性質的上市公司，并根據以下原則剔除了一些樣本：（1）剔除了國有上市公司通過股權轉讓而轉化為民營企業的樣本；（2）剔除了數據缺少或者數據極端異常的樣本；（3）剔除了那些ST、PT公司；（4）剔除了最終控制人不詳的樣本；（5）剔除了金融行業樣本，因為金融行業公司的負債不同于非金融行業的公司。上市公司的董事會構成資料來自CSMAR中的公司治理數據庫，財務相關數據來自CSMAR中的公司財務年報數據，其余數據來自CSMAR數據庫和Wind數據庫。最后，本文共得到721個樣本。
另外，為了與已有的政治關聯研究文獻進行對比分析，我們對民營企業家參政也進行了相關的刻畫，將企業家參政定義為企業實際控制人或總經理當選為省級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關于企業家政治身份的數據主要通過互聯網檢索相關企業網站，表1列出了樣本公司的政治關聯分布情況。
（二）研究變量的定義說明與模型建立
1.被解釋變量
本文用企業取得銀行貸款及貸款期限定義企業的銀行融資便利性，主要檢驗民營控股企業中國有股權與社會資本對企業取得銀行貸款及貸款期限的影響。Debt i是被解釋變量，表示企業的銀行貸款特征，分別為銀行貸款率及銀行貸款期限。
2.解釋變量
（1）國有股權變量：我們定義公司前十大股東中的國有股權作為政治關聯的刻畫，度量方法有兩種：一是是否含有國有股權（StateShare），二是國有股權的比例（Staterate）。
（2）社會資本變量：本文采用各地區的教育水平作為測度社會資本的指標，各地區教育水平②用2007-2011年各地區大專及大專以上學歷人數占全部人數的比例是否高于全國平均值來衡量，各地區教育水平指數如表4所示，平均值為8882。
3.控制變量
根據以往的文獻研究，我們控制了影響企業銀行貸款融資的一些因素：企業規模（Size），盈利能力（Ebit），可抵押資產（Asset Struc），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Lev），民營企業的主營業務收入是否為當地支柱產業（Pillar industry），以及年度變量和行業變量。最后，還在模型中加入了一個地區的發展程度作為控制變量。因為社會資本在地區間的差異可能還反映了各地經濟、金融、社會發展的差異信息，如果不對各地區的發展水平因素加以控制，那么很可能得出的是偽結果。為了盡可能控制省際制度變量對銀行貸款融資決策的影響，又在模型中加入各省金融發展水平變量，其數據來源于樊綱等（2007）編制的《中國市場化指數》中的金融發展指數，詳細的變量定義見表2。
4.模型說明
為檢驗本文提出的假設，根據設計的變量分別構造了如下回歸模型。
模型（1）：
Debtit=α+β1StateShareit+β2controlit+β3Industry+β4Year+ξ
模型（2）：
Debtit=α+β1Eduit×StateShareit+β2（1-Eduit）×StateShareit+β3StateShareit+β4contaolit+β5Industry+β6Year+ξ
其中模型中Debtit代表被解釋變量，StateShare代表國有股權變量，control代表控制變量、制度變量，i表示橫截面上不同的公司，i=1，2，…，721，t表示不同年份，t=1，2，3，4，5。模型（1）用于檢驗假設1，即民營企業中的國有股權對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的影響。如果假設1成立，則對應于解釋變量國有股（StateShare），可以預期模型（1）中的β1顯著為正。模型（2）用于檢驗假設2，即民營控股企業中國有股權與社會資本在企業獲得銀行貸款方面的相互替代作用。如果假設2成立，那么可預期模型（2）中交互項（1-Edu）×StateShare的系數β2顯著為正，并會顯著大于另一個交互項Edu×StateShare的系數β1。
在進行回歸分析時所使用的控制變量不同，檢驗假設1包含的公司特征變量包括企業規模（Size）、盈利能力（Ebit）、可抵押資產（Asset Struc）、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Lev）、支柱產業虛擬變量（Pillar industry）、制度環境變量（IndexFIN）。此外，本文還增加了企業家參政虛擬變量（PC），在模型（2）的基礎上構造模型（3），以檢驗國有股權與企業家參政的替代關系。
模型（3）：
Debtit=α+β1PCit×StateShare+β2PCit×（1-StateShareit）+β3PCit+β4Contaolit+β56Industry+β6Year+ξ
我們的觀測樣本是包括截面數據和時間序列數據的非平衡面板數據，由于面板數據模型包括隨機效應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且二者在應用上有較大的區別，可以先進行豪斯曼檢驗（Hausman-test），檢驗結果p值00019，故拒絕原假設。因此，模型存在固定效應，可選用固定效應模型。
（三）描述性統計
表3是對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主要描述了樣本主要變量的均值、最小值、最大值和標準差。從表3可以看出民營控股公司的平均銀行貸款率（Debt1）為246%，銀行貸款仍是上市公司重要的融資來源；表3顯示國有股東持股量占總股本的比例（Staterate）平均為67%，體現了民營控股公司通過國有股權的方式與政府建立政治關聯的程度。表4是社會資本的度量指標――教育水平指標在全國各地區的分布情況，中國不同地區的社會資本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北京、上海等地的社會資本得分排在前面，云南、西藏處于最末位。
三、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變量的分組檢驗
在對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前，我們根據表1的樣本分組進行變量的分組檢驗。從表5可以看出含有國有股權公司的Debt1為254%，比未含有國有股權公司176%高出78%，差異在1%水平上高度顯著，這說明公司是否含有國有股權對銀行貸款率有顯著差異。此外，對于樣本A和樣本B的相關變量，企業規模（Size）、盈利能力（Ebit）及可抵押資產（Asset Struc）的檢驗結果是顯著的。對于樣本A和樣本C、樣本A和樣本D的分組檢驗，上述指標大多沒有顯著性，有些指標有顯著差異，但由于這些樣本的政治關聯情況較為復雜，只有經過多因素回歸后方可進一步解釋。
（二）多元回歸分析
表5通過變量的分組檢驗初步支持假設1，本文的觀測樣本是包括截面數據和時間序列數據的非平衡面板數據，表6在控制了可能影響公司貸款的企業特征和行業屬性等因素的條件下，通過固定效應回歸方法來檢驗前文的假設。
1.表6是解釋變量為國有股權虛擬變量（StateShare）的線性回歸，分別考察了國有股權對銀行貸款率（Debt1）和銀行貸款期限（Debt2）的影響。列（1）和列（3）結果顯示在控制相關變量之后，StateShare的系數分別在5%和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民營控股企業含有國有股權確實對企業取得銀行的信貸支持有顯著促進作用，即假設1成立。國有股權對公司取得貸款的期限有顯著促進作用，國有股權間接傳遞了民營企業得到政府保護的信號，對于其他條件相同的民營企業來說，銀行更愿意將長期貸款配置給有國有股權的民營企業。此外，在回歸模型中，列（2）和列（4）結果顯示企業家參政的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民營企業在含有國有股的同時，公司實際控制人或總經理是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仍對公司獲取銀行貸款有顯著好處，這個結果也與以前將政治關聯定位于企業家參政的研究文獻結論一致。研究表明民營企業引入國有股權作為一種政治關聯形式，可作為一種非正式替代機制緩解民營企業的融資困境。
2.在控制變量方面，企業平均資產規模（Size）、可抵押資產（Asset Struc）、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Lev）以及制度環境（IndexFIN）對銀行貸款率（Debt1）和貸款期限（Debt2）有顯著的影響。 企業規模越大，銀行貸款數量越多、期限越長；規模越大的企業實力越雄厚，銀行放貸的風險越小，更傾向于提供貸款。可抵押資產占企業資產比重越大，越容易獲得更多、更長期限的銀行貸款，這與可抵押資產的特性有關；可抵押資產比重越大，銀行在企業違約時收回貸款的可能性越大，銀行的放貸風險相對較小。企業資產負債率越小，獲得的銀行貸款數量越多，期限越長，資產負債率低，債權人提供的資金與企業資本總額相比，所占比例低，企業不能償債的可能性小，銀行更易于向其提供貸款。
（三）社會資本與國有股權的替代效應
前邊的分析表明國有股權對企業獲得銀行貸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下面通過檢驗模型（2）和模型（3）來分析國有股權與社會資本在企業獲得銀行貸款方面是否存在一定的替代效應，以及國有股權與企業家參政在企業獲得銀行貸款方面的關系，表7列出了回歸結果。
回歸結果顯示交互項StateShare×（1-Edu）的回歸系數β2均顯著為正，另一個交互項Staterate×Edu的回歸系數β1雖然為正值，但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在社會資本較低的地區，這一結果表明國有股權對民營企業取得銀行貸款有顯著的影響。但是，在社會資本較高的地區，企業便可以憑借較高的互信度為企業帶來融資便利，民營企業在獲得銀行貸款方面對國有股權的依賴程度便會顯著減弱。 即國有股權與社會資本在影響民營企業獲得銀行貸款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關系，這一結論支持了假設2。此外，我們還檢驗了企業家參政與國有股權的關系，回歸結果顯示交互項（1-StateShare）×PC的回歸系數β2均顯著為正，另一個交互項Staterate×PC的回歸系數β1雖然為正值，但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所以，在含有國有股權時，企業在獲得銀行信貸支持方面對企業家參政的依賴程度會顯著降低，這說明企業家參政與國有股權在企業獲得銀行貸款方面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效應。
（四）穩健性檢驗
為了考察上述研究結果的可靠性，現進行穩健性檢驗，對國有股權虛擬變量StateShare和國有股權比例Staterate進行替代。 表8用新的國有股權變量替代了表6和表7中的解釋變量，從表8的檢驗結果來看國有股權比例對企業銀行貸款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一結果與假設1一致。此外，Staterate×（1-Edu）的回歸系數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其絕對值大于Staterate ×Edu，這意味著國有股權與社會資本在獲得銀行貸款方面存在一定的替代效應。在更換衡量國有股權的指標后，新的指標仍然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釋本文的假設，說明本文的實證檢驗結果和結論具有較高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四、結論
本文將政治關聯引申為國有股權在民營企業中的政治關聯行為，并對公司所處的社會環境與政治關聯的相互關系進行了分析，發現民營控股企業含有國有股權對其獲得銀行貸款有顯著正向影響，國有股權與社會資本在影響民營企業獲得銀行貸款方面的確存在一定的替代關系。即在社會資本較高的地區，上市公司在取得銀行貸款時對國有股權的政治關聯作用的依賴程度會顯著降低。本文的研究意義在于探明國有股權在民營企業中的存在是一種重要的政治關聯渠道，像其它政治關聯方式一樣，都能為企業帶來發展資源。但是，伴隨社會軟環境的改變與完善，如社會誠信度提高、信息透明，民營企業對政治關聯的依賴會大大降低，社會資本的提升會顯著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這對于企業所處環境的社會資本的培育具有重要啟示。
注釋：
【關鍵詞】民營企業 內部審計 審計 管理
一、民營企業內部審計管理發展階段簡述
《公司法》的頒布施行，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加入，保護個人私有財產的憲法修改，民營企業迎來了1978年改革開放后的第二個加速發展的春天。相應地，民營企業的內部審計也由“外力”推動轉變為“內因”刺激，即“要我建”過渡到“我要建”的發展階段。特別是在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的市場格局的轉變中，在迫使民營企業走內涵發展之路、走向管理要效益之路的進程中，在創自主品牌、創自主知識產權、走信息化、綠色化、低碳化、循環化可持續發展之路的探索中，具有綜合性、高層次性、內向性的內部審計在組織管理中日益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獨特的作用，已引起了民營企業業主（所有者）、職業經理人、審計理論研究者、審計工作者、社會問題專家等各方的高度關注。所以加強民營企業內部審計管理實踐的研究，有助于內部審計理論的創新發展，有助于提高民營企業內部審計工作者的實踐能力。
二、民營企業內部審計管理的內容
民營企業內部審計管理是指企業內部審計機構為了保證其更好地履行職責，提高審計工作效率，保證審計質量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程序與方法。國際內部審計師協會（IIA）2010年對內部審計管理的定義：首席審計執行官必須有效地管理內部審計活動，確保為組織增加價值。內部審計活動符合下列情況時，屬于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內部審計部門的工作結果達到了內部審計章程所規定的目的和責任；內部審計活動遵循了“內部審計定義”和“內部審計標準”；內部審計人員遵循了“職業道德規范”和“內部審計標準”[1]。
民營企業內部審計管理包括從制訂內部審計計劃、審查審計事項、編制審計報告、建立審計檔案等各項審計業務活動在內的內部審計工作全過程。有的企業把它歸結為內部審計信息管理、內部審計質量管理、內部審計風險管理、內部審計檔案管理[2]。或者按重要程度把它歸結為內部審計資源管理、內部審計工作底稿管理、內部審計質量管理、內部審計成果管理。
三、如何加強民營企業內部審計管理
加強民營企業內部審計管理，要重點加強內部審計資源管理、內部審計工作底稿管理、內部審計質量管理、內部審計成果管理。
加強民營企業內部審計資源管理，要從改進審計手段、改進審計方法、拓展審計類型、開展定期審計入手，制定年度審計計劃與長期審計計劃，加強內外部審計協調，防止工作重復。在一定時期內，民營企業審計資源是相對穩定的。企業對內部審計的需求速度總是大于審計資源的增長速度，要突破“自給自足”觀念，樹立“不為我所有，但求為我所用”的審計資源觀念。所以，民營企業要通過優化效能、科學組合，實現內部審計資源運用的最大化。
加強民營企業內部審計工作底稿管理，要對審計工作底稿進行適當分類，圍繞審計工作目標，要求結構完整、要素齊全，內容完整、記錄真實，重點突出、繁簡得當，觀點明確、條理清楚，格式規范、手續完備[3]。加強內部審計工作底稿管理，有利于保護審計人員和提高查處問題的積極性，有利于資料利用、后續檢查和歷史檢驗，有利于提高審計工作水平，防范審計質量和廉政風險。
加強民營企業內部審計質量管理，要對包括人事、組織、規范、計劃、責任等內容進行全面審計質量管理，對包括計劃――準備――實施――報告――公告等各個環節的全過程質量管理和審計組織的分級質量控制，使質量管理成為審計組織的自律行為，克服隨機因素、
防范審計風險，提高審計信譽[4]。加強民營企業內部審計質量管理，就是要加強審計主體的質量管理、審計組織工作的質量管理、審計業務工作的質量管理、審計質量管理制度的質量管理，堅持民主管理原則，堅持全過程控制原則，堅持規范化原則，堅持預防為主和持續改進原則，強化過程管理。
加強民營企業內部審計成果管理，把審計報告、管理建議書、內部控制報告、各類文字匯報等準確傳遞到應傳遞的對象，使后續開展的審計工作如跟蹤審計等有據可查。審計成果伴隨著審計的產生而產生，也隨著審計的發展而發展，是審計質量控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審計成效的集中體現。加強民營企業內部審計成果管理，有利于企業高層正確決策，有利于民主、制度建設，有利于發揮審計“免疫系統”功能，有利于提高審計的權威性。民營企業內部審計工作的價值取決于審計工作的質量。客觀、可靠、及時、專業的內部審計工作成果能為管理當局提供大量有用的信息，并建立和保持對企業內部審計組織的信任。
總之，加強民營企業內部審計管理是治理組織環境、整頓管理秩序的需要，有利于維護和鞏固內部審計較高層次的監督地位，提高內部審計工作的威望，有利于企業審計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有利于實現內部審計工作法制化、制度化、規范化，有利于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提高經濟效益[5]。同時審計實踐使我們深刻認識到，審計人員是寶貴的審計資源，在審計管理中要重視人力資源管理和知識管理，所以各民營企業要結合企業內部審計實際，調整管理思路，堅持開放與創新相結合，充分發揮內部審計的職能。
參考文獻：
[1]王寶慶編.內部審計管理[M].上海市：立信會計出版社，2012.01.P001
[2]《新時期中國審計改革創新與審計監督實務全書》編寫組編.新時期中國審計改革創新與審計監督實務全書[M] 上. 北京市：光明日報出版社，2004.06.P687―P688
[3]李金華主編.審計理論研究[M].北京市：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05.P243-290
[4]審計署考試中心編.高級審計師資格考試復習指南[M].北京市：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13.4.P243-290
關鍵詞：家族式企業 產權 公司治理
產權理論與公司治理
（一）對產權概念的界定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制度經濟學派的出現，產權理論產生了。其主要研究內容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產權的界定和交易費用的衡量與比較的經濟理論。
作為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代表人物，科斯認為，制度安排是指“支持經濟單位之間可能合作與競爭方式的一種安排，制度安排可能最接近于‘制度’一詞的最通常使用的含義了”。制度建構的是人們之間相互行為關系的約束機制。而在所有制度安排中最重要的是產權制度。作為西方經濟學界公認的產權理論創始人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中第一次研究了產權理論，他主要研究產權的定義以及交易費用對產權制度形成的影響。他認為，產權就是財產權利，即財產所有者憑借其財產權所獲得的各種權利的總和，包括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處置權以及其它與財產權利有關的權利。所有權是指實際擁有的財產的權利；使用權指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以各種方式使用一項財產的權利；收益權即指通過財產獲取收益的權利；處置權是指出售、轉讓一項資產的權利。
因此，在科斯看來，產權是指由物（不僅僅指生產數據）的存在及關于它們的使用所引起的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這也是從法學的角度對產權下的定義。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西方經濟理論界較權威的產權定義是阿爾欽和德姆塞茨的的定義。阿爾欽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定義產權為：“一種通過社會強制而實現的對某種經濟物品的多種用途進行選擇的權利”。德姆塞茨則在《關于產權的理論》一文中把產權定義為：“一種社會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實上它們能幫助一個人形成與其它人進行交易時的合理預期，規定其受益或受損的權利”。
我國的學者認為產權是相互具有獨立性的一組權利的集合，如占有權、支配權、使用權、物權、知識產權等。產權作為一組權利，可以是幾項或幾十項權利組成，也可以是一項或零項權利組成即作為權利的集合也可能是零集合。
（二）產權制度的產生及其功能
所謂產權制度，“是指以產權為依托，對財產關系新型合理有效的組合、調節的制度安排”。可以說，隨著產權問題的產生，產權制度才隨之出現并逐步完善。產權作為一種意識產生于人類社會早期，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生產規模不斷擴大，人們對各種資源的需求也日漸增多。但由于技術以及資源本身的原因，在一定時期內，資源的數量是有限的。當這些有限的資源不能滿足全部的需要時，占有這些有限資源的人便占據了主導地位。隨著社會分工和交換的產生和發展，這種行為不斷加劇，加速了產權的形成。
在自然經濟和簡單商品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時期，與這種經濟形態相適應，產生了自然人產權制度。所謂自然人產權制度，是指產權歸某一自然人所有。他擁有對財產的使用權，收益權，處置權在內的所有權利。這種產權制度具有產權主體單一、排他性顯著的特點，以個體私營企業為典型代表。這種產權是與生產技術水準、市場發育狀況和商品交易規模等條件相適應的。從我國民營企業的產權結構來看，基本上還處于這一狀態。
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給自然人帶來經營中的系統風險也越來越大，原來的自然人產權制度表現出明顯的不適應，具體體現在單個資本在經營規模、融資能力、抵御風險能力和人為資本運營方面的局限性，隨著經濟的發展，企業的規模越來越大，企業所需要的資本投入越來越多，需要向更多人進行融資。在現實情況的要求下，產權制度必然要尋求新的形式以適應先進的市場經濟的需求。于是，股份制企業出現了，這種經營形式使所有者只承擔有限責任，最終成為一種占主導地位的企業經營組織形式。該企業制度彌補了自然人企業固有的缺陷，使企業成為獨立于自然人的法人單位。但是，從我國民營企業的產權結構來看，雖然有相當一部分的民營企業注冊為股份制企業，但大多實質上仍屬于自然人產權制度，對于這些企業而言，改制為股份制企業只是為了融資的便捷，而通過產權制度的改變來構造規范的治理結構的民營企業并不多見。
（三）委托理論
伴隨著現代工業的發展，企業的所有者不再親自管理自己的企業，而企業的實際管理者也并不就是企業的所有者，逐漸產生了所有者與經營者的分離。企業所有者將企業委托給管理者經營管理，為防止經營者犧牲所有者的利益而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企業所有者會設計出對管理者的激勵約束措施，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必定會產生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問題。因為企業的經營者是所有者或股東選擇的，債權人為了防止經營者為了使股東利益最大化而犧牲自己的利益，會在貸款中增加保護條款。這樣就降低了企業的效率。同時為了監督保護條款的執行，會產生相應的監督成本。詹森和麥克林對委托—理論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成本的概念。
我國民營企業發展現狀
（一）產權方面
民營企業是相對于國營企業而言的企業實體， 包括私營、個體、合作制及民間資本占控股地位的股份合作制企業，其中，家族式民營企業是所占比例最大的一部分。改革開放以來， 民營企業的規模取得了巨大的增長， 已經發展成為一股強大的經濟力量。對于它的發展前景， 人們有足夠的理由持樂觀態度。但是， 正當人們為我國的民營企業取得的空前成功而感嘆的時候， 必須看到民營企業在管理上還存在很多問題。諸多不利因素將會阻礙民營企業的未來增長， 本文主要探討一下產權制度問題是如何影響家族式民營企業公司治理的。
家族式民營企業創立初期，企業規模較小，它是以家庭為單位，所有者和經營者往往是同一個自然人。在我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下，這些所有者都希望整個企業都由自己的家族成員來經營。
家族式民營企業大多產權單一，表現為封閉的個人及其家族所有，很少有外人參股，在所有權方面，表現為所有權高度統一。家族式企業的出資人主要是基于親戚朋友的人際關系而聯系在一起，其弊端明顯：造成公司成立后營運資金短缺和再融資困難。由于資金的來源比較有限，同時企業信息不公開、信譽較低、監管成本高，很難取得銀行的信任，更難以上市，客觀上限制了家族式民營企業通過銀行和證券市場進行融資。容易引起內部分化和產權糾紛。由于家庭成員出資的目的不同，企業盈利以后，一些家族成員會希望盡快收回成本和明確屬于個人的收益，而另一些成員則出于很強的事業心而傾向于將企業的留存收益用于企業的擴大生產，這就加劇了企業的內部分裂。由于產權在家族成員之間不明晰，也容易引起資產管理、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產權糾紛。本文認為，以產權制度創新為核心的家族式企業治理問題，日益成為制約家族式企業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因而家族式企業更應該關注產權問題。
（二）公司治理方面
公司在日常治理方面，主要是最初的創業合伙人等占據著公司的重要崗位，施行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難以形成所有者和經營者制衡的公司治理結構。家族式民營企業大多由所有者本人，或任用家族成員來經營和管理，很難實現決策科學、執行嚴格和獎懲分明，特別是當家族成員之間出現意見分歧、利益爭斗時，決策結果具有很強的感情因素，管理層之間缺乏有效的制衡。
盡管少數公司也聘請了專業的經理人，但是在治理中，往往所有者與經理人之間的分歧較大，企業的各個實權部門仍舊被所有者掌控著，經理人很難開展工作，發揮職業經理人的作用，很多企業的業主與經理人宣告分離。
此外，民營企業一股獨大的現象嚴重制約了企業的存續和發展，健全的董事會應該能夠有效行駛相應的功能以實現對企業的治理，而我國民營企業的董事會功能目前僅僅流于形式，家族之外的董事會成員很難發揮作用。
（三）收益分配方面
公司的收益在合伙人之間分配時，有的企業缺少相應的合理的分配制度，隨意性比較大，有的甚至每年都根據固定的比例對企業的利潤進行分配。在創業時期，由于大家都是親戚朋友或者由于共同的創業渴求，利潤分配中的絕對差異也比較小，大家都可以接受，相安無事，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利潤的提高，經營的日趨穩定，對收益分配中的不滿會越來越大，從而導致企業的拆分。
對于職業經理人，家族式民營企業的激勵機制還并不完善。企業中的高級管理人員雖然相對薪酬較高，但由于不擁有所有權，缺乏對企業持續經營的關切度。企業主重視固定薪酬的作用，而與各種激勵指標相掛鉤的浮動薪酬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甚至有的企業主過于強調資本金的作用，忽視了人力資本在企業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在收益分配時唯資本金論，對人力資本的投入者如企業高管關注甚微。家族式民營企業經常發生大股東和職業經理人之間的矛盾，這說明家族式民營企業公司治理中的激勵機制還存在一定的問題。
我國家族式企業公司治理策略
（一）實行股權多元化
2001年4月，我國股票發行制度揭開了劃時代的一頁——以市場供求調節為主的核準制正式登場，而行政色彩濃厚的審批制在經歷了10年后退出歷史舞臺，同時還徹底取消了股票發行的額度與指標，即“額度制”。這一制度變革讓股票市場真正向民營企業開放，民營企業上市，有利于籌集大筆資金，推動其市場范圍迅速擴大，從而提高企業家的業務技能，管理水平等，有利于企業內部股權結構多元化。當資金短缺嚴重阻礙民營企業發展時，股權多元化就成為了拓寬融資管道的必然選擇，通過吸收外部資金，從而促進了企業更大規模、更快速度的增長。
民營企業股權多元化的關鍵是吸收家族成員之外的出資人，一般包括：引進戰略投資；引進社會投資（可以是自然人投資和法人投資）；經營者股權，引入職業經理人參與經營管理以后，以現股、期股、期權等形式授予經營者股權，作為對經營者的激勵，調動經營者的工作積極性，降低成本，以較少的成本獲取了人力資本；技術股權，可以是技術直接作價入股，用股權換取無形資產，形成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也可以高薪聘請技術人員，在技術轉化為產品、形成價值后，再授予他們股權，作為一種激勵，這樣企業就可以在獲取必要技術的同時減少了資金的支出；員工持股，員工股權不僅賦予員工主人翁責任感，可以增強其工作積極性，而且拓寬了企業的資本金來源，能夠吸收員工持有的剩余資金。
可以看到，籌集發展資金是民企力爭上市的一個重要目的，但不是惟一目的。在我國民營企業的發展過程中，家族化管理主觀性很大，常常是“人治”代替“制度治理”，嚴重地制約了民營企業管理的規范化，扼殺了民營企業旺盛的生命力。而通過上市可以有力地促進民營企業規范管理，延長民營企業的生命。企業要通過上市引進企業外部的社會資本，而在企業內部則應該防止股權過于集中在某個人或某些人手中，要用股權激勵措施提高員工的工作積極性，把股權一定比例地分給企業中有突出貢獻的技術人員和職業經理人，使家族企業在“以人為本”的理念下，逐步發展為企業大家族。
（二）股權結構合理化
雖然股權多元化可以促進企業規范管理，但是合理的股權結構才是影響企業發展和存亡的關鍵。這里的股權結構是指個人股權、家族股權和其它股權的比重；股權結構合理化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在股權多元化的前提下，確保家族對企業的相對控制和避免股東之間的利益爭斗。股權結構合理化不只是簡單地提倡股權集中，或者股權分散，很多時候也無法得到一個確定的股權比重。股權結構合理化是要建立一種股東利益的制衡機制，要研究人性化管理，協調好股東之間的矛盾。
（三）股東所有權與公司法人財產權分離
在傳統家族式民營企業中，所有者和企業是緊密結合的，任何一名所有者退出都可能會導致企業的解散。而實行股權多元化以后，其流動性變強，股東所有權與公司法人財產權自然分離。正是因為股東所有權與公司法人財產權的相分離，委托理論才顯得尤為重要。委托理論的中心任務是研究在利益相沖突和信息不對稱的環境下，委托人如何設計最優契約激勵人。在委托關系中，產生激勵問題大致有以下幾個原因：
委托人只能觀察到人的行為結果而觀察不到人的行動。因為客觀存在很多外生要素的干擾使得結果不能準確評價人的努力程度，這時人就會考慮自己的行為成本，做出對自己最優的選擇。
人的偏好或目標可能與委托人不一樣。只有當人和委托人分別所獲得的收益是同方向變動時，人才會在滿足自己利益的同時來滿足委托人的利益。委托人雙方承擔責任的能力是有差異的。這主要體現在如果經理的身家很大，當企業虧損時，他有足夠的能力來彌補這些損失，股東們就會少承擔很多責任。如果經理的身家很小，當企業虧損時，他沒有足夠的能力來彌補這些損失，這時股東們就會承擔很多責任。所以在企業中，股東同樣要設計激勵機制來避免這類冒險行為。即經理的財富水平會影響激勵的方式。
因此，在公司治理過程中，公司要尋求激勵的影響因素，設計最優的激勵機制，提高經營者的工作積極性。 如何對經營者進行激勵，公司外部性問題是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外部性是指有人承擔了他人行為引起的成本或者獲得別人行為創造的收益。在企業中，若經營者不好好經營，那么企業發生的虧損所引發的責任問題將由股東來承擔，這時外部性就是負的外部性，它的產生對股東是無益的。解決企業外部性問題的途徑是給予經理股權。這就等于將企業的收益內部化為經理個人的收益。這是個很好的激勵手段，它通過把經營者內部化，使得經營者和所有者在企業經營上同心協力。
結論
民營企業上市門檻越來越低，更多的家族式民營企業上市使得企業的股權越來越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民營企業通過上市將產權結構轉化為多元的形式，這就幫助民營企業產權制度過渡到了相對成熟的階段。縱觀歐美，許多歷史悠久的家族式企業之所以能夠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頑強地生存下來，無不是通過產權制度的建立健全。相信我國的家族式民營企業，在明晰產權之后，必將走向輝煌。
參考文獻：
1.李亞.民營企業公司治理——民營企業管理實務叢書[m].機械工業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