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3-08 14:48:02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法治社會的理解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關鍵詞】 原發性肝癌；肝動脈；化療栓塞
目前原發性肝細胞癌仍然是最難治療的惡性腫瘤之一，其生存率低，病死率高。由于多數患者確診為肝癌時，均為中晚期而失去了手術機會，介入療法已被醫學界公認為非手術治療原發性肝細胞癌的最佳方案。自2002年4月至2007年1月，我院共收治43例原發性肝癌，筆者回顧分析了這43例患者的臨床資料，以探討肝動脈化療、栓塞治療肝癌的療效，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本組經臨床影像檢查及AFP測定診斷為原發性肝癌43例，男26例，女17例，年齡49～76歲，平均62.5歲；結節型16例，巨塊型24例，彌漫型3例。所有患者初診時均為中晚期失去手術機會而行肝動脈化療或加栓塞，其中19例單純肝動脈化療，24例行肝動脈化療加栓塞。采用通過門診和書信、電話相結合的方式對患者化療或加栓塞1年后進行隨訪。
1.2 治療方法 患者仰臥于手術臺，一般取右股動脈穿刺，術區消毒、鋪無菌單、局部浸潤麻醉后穿刺，在X線電視監控下，置入導管于肝動脈，推注造影劑，確認導管送至腫瘤供血的靶動脈。隨即再推注造影劑，攝片驗證為腫瘤供血血管后，行灌注化療。化療藥為氟脲嘧啶1 000mg、絲裂毒素6mg、表阿霉素60mg或應用吡喃阿霉素60mg、羥基喜樹堿20mg，以上藥物2～3聯，灌注上述藥物時用生理鹽水稀釋成40%～50%的溶液，經導管內緩慢注入，然后注入栓塞劑，栓塞劑為碘化油和明膠海綿，推注完畢退出導管，壓迫止血，局部加壓包扎，送回病房。一般隔1～2個月重復治療，重復的次數和間隔根據動態增強CT了解腫瘤的血供情況和壞死情況，對于腫瘤血供恢復或腫瘤有復發，及時重復應用肝動脈栓塞化療。術后定期行實驗室檢查，30～45天復查CT、MRI或超聲并與術前比較，觀察患者術后的癥狀體征改善情況，隨訪1、2、3年及以上生存期。
2 結果
經治療后，當時患者臨床癥狀均有較明顯好轉，AFP明顯下降，病灶內碘沉積良好，充填均勻，病灶不進一步擴大或有不同程度縮小，有3例經介入灌注化療加栓塞治療，腫塊完全消失；有1例因介入治療前肝功能減弱、腹水，家屬及患者堅決要求介入治療，術后2周因肝功能衰竭而死亡；有1例治療無效，病變進展2個月后死亡。43例患者治療后，癥狀緩解者21例，B超、CT提示腫瘤縮小>50%者18例;AFP下降或恢復正常者14例;隨訪半年生存20例（46.51%），1例死亡于其他系統疾病。1年生存11例（25.58%），2年生存6例（13.95%），3年生存3例（6.98%）。食欲下降者7例（16.28%），惡心嘔吐者16例（37.21%），外周血白細胞下降者12例（0.28%）。
3 討論
3.1 原發性肝癌的自然生存期一般為1～4個月，只有13%活1年以上，且肝癌發現時大多為中晚期，大多數失去了手術時機，使介入治療成為治療肝癌的重要手段［1］。通過肝動脈介入灌注化療，有利于提高局部藥物濃度，據報道，動脈灌注化療藥物濃度要高于靜脈給藥2～6倍［2］，使抗癌藥物在腫瘤組織內緩慢釋放，減少患者化療時的不良反應，且能提高治療效果。
3.2 通過介入，經肝動脈灌注化療，同時可行肝動脈栓塞，進一步提高治療效果。正常情況下，肝臟是具有雙重血供的特殊臟器，肝臟的血流20%～30%來自肝動脈，70%～80%來自門靜脈，而肝癌的血液供應幾乎全部來自肝動脈，故肝動脈栓塞后腫瘤的血供減少90%～95%，而正常肝實質的血供僅降低35%～40%［3］，所以放射介入治療的最主要手段為肝動脈栓塞化療，其目的是阻斷腫瘤的血供，使瘤體缺血壞死而縮小，提高局部化療藥物濃度，并緩慢釋放抗腫瘤藥物效應，減輕不良反應，控制腫瘤所致的出血，緩解疼痛。由于不會對正常肝組織血供造成大的影響，而對肝癌造成的損害遠較其他部分嚴重，因而被用為治療肝癌的一種手段。
3.3 本組資料中，單純結節型、巨塊型的預后較佳，中、遠期生存率高，可能因為腫瘤血供豐富，多有包膜，播散少；而彌漫型及多結節型常伴有明顯門脈癌栓多見，轉移常見，所以生存率低。此外，有黃疸、腹水，嚴重肝、腎功能不全，明顯的凝血功能障礙及出血傾向者不適合做介入治療，本組有1例因術前嚴重肝功能不全及腹水，術后2周因肝功能衰竭而死亡。肝栓塞后病人可有肝區疼痛、發熱、一過性肝功能損害等，因此，介入治療后要做進一步保肝治療。
3.4 腫瘤動脈放射介入栓塞化療后，在早期據彩色多普勒觀察肝固有動脈峰值血流速度明顯減低，此時CT觀察不理想。隨著介入后觀察時間延長，腫瘤內部及其周圍動脈狹窄，閉塞更加明顯，導致肝固有動脈血流下降，門靜脈血流量減低，從而進一步減少了肝腫瘤的血供、使腫瘤縮小。碘化油與肝癌細胞有親合性，作為載體或栓塞劑治療肝癌。影響碘油在腫瘤內的積聚因素很多，如腫瘤的血供、腫瘤的大小。根據有關文獻資料統計認為CT檢查時間最好是在介入栓塞治療后4周［4］，本組病例均采用4～5周檢查。常規螺旋CT平掃主要是觀察腫瘤縮小的情況、碘化油積聚分布的范圍、數量占腫瘤面積的多少。螺旋CT增強掃描，動脈期和門靜脈期主要是觀察腫瘤內殘留存活的癌組織所占的比例，以及腫瘤周圍的副血供，門靜脈有否癌栓及肝臟其它部位有否播散病灶，從而對決定是否再次介入栓塞治療和治療方法的選擇有重要意義。本組病例有1例最多介入栓塞治療達5次。
4 結論
肝癌的其它治療方法和手段有藥物微球、熱化療、滅能硬化、射頻消融、放射粒子置入、留管持續灌注化療或埋置藥盒化療等，但都有其局限性和不足，應從提高患者生存率和提高生活質量出發，加強綜合性治療。介入放射學是醫學影像診斷學與臨床治療學相互結合與發展的產物，它滲透于各醫學學科中，推動著各學科的發展，改變了許多傳統的內、外科治療模式，已成為現代醫學中最具有發展前途的一門新興學科，已被認為是與內科、外科并列的三大醫療體系之一。介入放射學診療技術令肝癌的治療獲得了突破性進展，療效顯著。肝癌介入治療數十年取得的成就充分證明，介入治療是目前肝癌非手術治療中效果最好的，具有微創、安全、高效的優點，可明顯提高患者的生命質量并延長生存期，目前是肝癌治療的重要方法，具有重要的臨床應用價值。
參考文獻
［1］ 王建華，顏志平，王小林.腹部介入放射學［M］.上海:上海醫科大學出版社，1998:55-69.
［2］ 韓銳.腫瘤化療預防及藥物治療［M］.北京：北京醫科大學·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聯合出版社，1991：591.
一、重新設計制訂《規定》的必要性
(一) 排除天量外匯儲備困擾
截止2011年3月，我國外匯儲備余額已達30 447億美元，而2009年6月只有2萬億美元。一年多的時間，增幅高達50％，世界罕見。在國際金融市場持續動蕩及我國外匯儲備資產多元化陷入困境之際，為我國天量外匯儲備尋找出路已迫在眉睫。如果不能解決外匯儲備流量激增，只在存量上做文章仍無濟于事。我國是世界上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在美元量化寬松、歐元動蕩、日元疲軟的背景下，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面I臨著空前艱巨的挑戰。
(二) 適應當今市場發展
究其原因：1.《規定》跨越年代較長，且面臨的法律責任問題正在延伸發展，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2.在當前的經濟環境下，外匯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需要更新；3.管理辦法必須超越生產經營方式，引導生產管理經營超前發展。
(三) 為了控制流動性通脹的需要
抑制通脹已是2011年我國經濟工作的重點，通脹有3種：輸入性通脹、成本性通脹、流動性通脹。結匯、售匯及付匯是影響我國外匯儲備增減的主要途徑，和央行投放基礎貨幣有息息相關的因素，外匯占款量增加，意味著貨幣投放量激增，必然帶來流動性過剩的趨勢，也就是流動性通脹是貨幣投放量過多而引發的，要糾正就應從結匯、售匯及付匯管理入手。首先要增速進口，才能做到縮減結匯、加大售匯和付匯速度，減少貿易順差，從而控制流動性通脹，促進國際收支平衡。
二、不及時修訂《規定》的弊端
(一) 將引發流動性通脹加劇
從我國國際收支不平衡方面分析，因為資本流入順差和貿易順差不斷擴大，使我國外匯儲備不斷增加，央行不得不放出基礎貨幣，增加貨幣供應量。由此產生的流動過剩，導致信貸的擴張和投資反彈的壓力。在國家外匯短缺的情況下，采用結匯、售匯及付匯由國家統一收購、銷售外匯是可行的。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發展，進出口貿易日益增加，創匯機會越來越多，外匯儲備無疑也日益激增，央行投放基礎貨幣自然而然快速增長。繼續實施《規定》將引發流動性通脹加劇，對此有關方面應引起重視，加強對企業、個人結匯、售匯及付匯工作的管理，及時制定有效預防措施，控制和制止不良事態發生。
(二) 外匯買賣的風險轉移到國家承擔
《規定》內容是貫穿外匯買賣全過程，企業與銀行之間進行外匯買賣，是在國家匯率調控下進行的，銀行代替央行買賣外匯。從企業買賣外匯來看：是“旱澇保收”，隨時隨地都可以買賣到外匯，不存在為外匯短缺或多余的情況發愁。因此，企業為了規避外匯風險所帶來損失，即“到匯即賣”，無形中形成國家負責結匯、售匯及付匯全程，那么外匯買賣風險由國家承擔。前不久，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自2011年1月1日起在全國范圍內實施《貨物貿易出口收入存放境外管理暫行辦法》，主要內容是：對境內企業出口收入存放境外實行規模管理，簡化出口核銷，聯網核查等業務。為企業提供收付匯便捷渠道，減少在途的時間和環節。可是，部分境內企業不愿意把境外收匯存放境外銀行，而是調入境內，其目的是可以及時結匯，使用外匯時又能保證及時買到外匯，從人民幣升值趨勢來看，企業還可以從中受益，但外匯買賣風險卻留給國家負責。
(三) 《規定》難以承擔現有的法律責任
我國當年“寬進嚴出”與現在“嚴進寬出”的法律框架結構相比較有很大區別，二者法律承擔責任恰恰相反。從現行法律責任角度看，應該盡快轉換法律觀念和責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盡快行動起來維護國家儲備安全。
三、關于重新設計制訂《規定》的建議
(一) 重新設計制訂我國外匯買賣法律框架
設計外匯買賣的原則，首先應以服從國家需要為前提，以市場為導向，根據買賣雙方自行交易，價格面議，隨行就市，不能強買強賣，公開公平開展交易。交易主體是企業、個人與銀行，不能企業與企業、企業與個人、更不能個人與個人交易。交易市場要求在國內銀行進行，外匯管理局負責事前或事后檢查交易合規性等有關事宜。重新設計制訂我國外匯買賣法規框架還需要有超前的眼光，以實現資本項目兌換和保證國際收支均衡作為主線來考慮，使重新設計外匯買賣辦法有旺盛的生命力，能經得起時間考驗。
(二) 使企業承擔起買賣外匯風險的責任和義務
依據“嚴進寬出”的法律責任，把買賣外匯風險分解給企業和國內商業銀行負責；外匯管理局可以按照企業注冊資本或投資總額要求企業按年度分期分批向國家結匯一定數量外匯額度，從而使企業履行國家給予的責任和義務。央行可以委托商業銀行結匯，要付給商業銀行一定手續費。企業持有外匯即可以存放國內銀行，也可以存放境外銀行。外匯買賣風險完全由企業、銀行各自承擔，外匯管理局對其作檢查監督。與前相比其好處有：1.確保國家外匯儲備增長，確保國際收支平衡；2.外匯管理局從行政管理事務中解脫出來，促進了市場經濟發展；3.審批環節廢除，方便企業經營；4.加快企業出口收入以促進人民幣結算，收取人民幣；5.有效抵御來自境外各種不同性質資金流入的套利套匯，起到遏制我國流動性通脹的作用；6.有利于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有利于穩定我國國際收支平衡。
(三) 組織國內商業銀行建立外匯風險機制
[ 關鍵詞 ] 高職院校 后勤社會化 發展階段
近些年,隨著國家大力發展職業教育,高職院校在吸收借鑒高等院校改革經驗的基礎上,穩步推進后勤社會化改革。不少高職院校在后勤產業模式方面己經邁出了關鍵性的步伐。例如許多高職院校引入社會力量參與后勤服務、經營工作,在高職院校后勤服務中建立起有序競爭的市場機制,一些規模較小的高職院校則取消了自己的后勤服務部門,全面向社會開放后勤服務市場,利用社會企業為高職院校提供后勤;一些新建的高職院校不再自辦后勤,全面采取社會化的后勤服務方式;不少高職院校的后勤服務實體已注冊為獨立企業法人,有的還進行了股份制改革。這些重大突破改變了原先由高職院校直接管理、全包統管的后勤管理體制。實現了后勤的經營與服務人員、操作運行系統成建制地與高職院校行政管理系統相剝離。并在此基礎上按照現代企業制度,以產業化或半產業化方式進行管理和運作,引入了競爭的內部經營管理機制,加強了成本核算,初步形成后勤實體和服務集團在競爭中自我發展和自我完善的內部經營管理體制。取得良好的社會效益。回顧高職院校后勤社會化經歷的歷史進程,大致可從以下幾個方面探討。
一、后勤社會化改革的邏輯進程
可以概括為:以產業化為先導,企業化為核心,集約化為手段,集團化為目標。逐步實現高職院校后勤服務的現代化。一方面積累資本,為高職院校后勤部門營造機制,另一方面從內部體制上實行企業化管理。從而使高職院校后勤服務市場從封閉走向開放,進而形成高職院校后勤服務的共同市場,在此基礎上形成容納高職院校后勤服務市場和高職院校后勤企業的高職院校后勤服務集團。所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施公司化改造是高職院校后勤社會化的優選模式、趨向模式。現代企業制度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以完善的企業法人制度為基礎,以有限責任制度為保證,以公司制企業為主要形態,并以產權明晰、責權分明、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為條件的新型企業制度,使企業真正面向市場并真正成為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實體。綜上所述,高職院校后勤社會化的趨向模式應建立在現代企業制度的基礎上。
二、后勤社會化改革的組織進程
在組織體系方面,分清政企間的職責,打破條塊間的割裂,發展以企業為主體的專業化協作組織,建立后勤企業服務的各種平臺,建立行業組織和以區域為中心的集約化后勤集團。政府機構以宏觀為主,以戰略為主,以協調為主,以服務為主;保障平臺以計劃為主,以監控為主,以選擇為主,以職業化為主,以合縱連橫為主;后勤企業以社會化為主、以專業化為主,以群體化為主,以規范化為主。形成一個廣泛的綜合性教育保障體系網絡。在經濟調節體系方面,按照高等教育發展的需要,將各種社會資源、人、財、物等生產要素通過群體化的涉教企業,按市場化的原則配置在各種需求的產品、勞務的生產、流通和消費上,以教育主管部門的宏觀總調節和分層次調節相結合。
三、后勤社會化改革的模式進程
由于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和教育基礎的差異,高職院校后勤社會化改革的實現形式和途徑有所差異,形成了多種模式,它們各有特點,在不同時間范疇,不同地域都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給高職院校后勤社會化模式選擇做出了積極有益的探索和實踐。
1.事業型管理體制、企業化運作模式
該模式是后勤社會化改革初期,最容易采取的過渡模式。它有利于高職院校后勤原有的事業化體系向企業化過渡,有利于高職院校后勤自身系統經濟基礎的積累和發展。這種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后勤隸屬于高職院校的事業型管理體制,從屬、依附于高職院校,在宏觀上是高職院校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在微觀上,是按照企業化方式運行,按照有約束、有指導、有范圍、有程度的模擬市場規律開展經營服務。該模式的不足在于:屬一體兩制,在體制上未完全剝離,具有改革的不完全性,具體表現在服務市場、成本核算、專業化生產和市場服務等四個方面不完全。其弊端在于:由于所有者和經營者的產權不明晰,僅僅形成甲乙方服務關系,不能嚴格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辦事。
2.事業企業相分離模式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后勤社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部分高職院校后勤具備了一定的生存能力、經濟基礎和市場空間,往往采取后勤從學校整體分離的做法。由于高職院校規模、所在地域、后勤專業化市場設施的齊全程度不同,在將后勤系統成建制地從學校分離出來時,往往是分階段、按部門、先局部后全部地分布實施。在目前高職院校后勤社會化改革中的主要存在形態是:企業化集團、股份制公司。基本特征表現為:高職院校后勤完全從事業管理體制中分離出來,建立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自負盈虧、自主經營和自我完善的體系,在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上完全社會化。該模式的不足:經營范圍多局限于學校內部,沒有真正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降低服務成本和提高規模效益的目的。
3.社會化服務模式
部分新建高職院校(校區)或經濟實力較強的學校采取該模式。該模式采取高職院校與社會企業基于一定的互惠條件,合作投入或經營高職院校后勤。主要體現在高職院校學生公寓、體育場館等設施的建設上。通常做法是由學校提供場地及各種優惠條件,社會企業提供資金投入,為學校服務,同時由高職院校通過收費等經營手段逐步收回投資方的投入,并稍有回報。其基本特征表現為:高職院校本身不擁有后勤服務系統,其主要后勤任務完全由社會承擔。該模式的不足在于:受高職院校原有后勤系統、高職院校經濟實力和當地社會第三產業發展程度等因素影響,實用性不強。
4.后勤服務集團模式
由于高職院校后勤市場存在需求的統一性,客觀要求在后勤企業化過程中,通過組建符合經濟規律、體現高職院校產權特征和符合后勤組織演變要求的多元產權實體,把單獨的經營管理向系統的協調管理轉變,把兩個或兩個以上法人性質的高職院校后勤服務企業締結成為一個聯合體。基本特征:集團總體不是一個法人,不具有公司制企業那樣單一法人的經濟實體地位;具有多層次的組織機構,一般通過資本、服務、技術、生產、價格等因素在縱向或橫向上形成一體化的聯結紐帶。
總體來說,高職院校開展后勤社會化改革,解放了生產力,提高了后勤隊伍的整體素質,增強了后勤服務能力和市場適應能力,提高了服務質量,更好的發揮了后勤的基礎保障作用。通過社會化改革,在國家沒有增加投入,且后勤人員不斷精簡的情況下,仍然滿足了高職院校規模擴大所帶來的后勤服務廣度和深度拓展的需求,有效促進了高等職業教育發展和辦學效益的提高,緩解了擴招所引起的生活設施緊缺的矛盾。有效地發揮了后勤服務育人、管理育人的作用。通過有償服務和各類經營活動,增收節支,彌補了經費的不足,減輕了經濟負擔。
參考文獻:
[1]夏光榮:高職高專院校后勤社會化改革模式及其選擇初探[J].鎮江高專學報,2005年04期
[2]楊德勝 朱甜甜:淺探高校后勤管理模式的優化[J].經濟師,2007年03期
[3]董長勝:高校后勤社會化改革的探討[D].東北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02期
一、第一階段基本情況：
（一）、快速部署，全力推進。全省政法機關、省檢察院關于開展社會主義法制理念教育電視電話會議后，市檢察院黨組在認真學習會議精神的基礎上，兩次召開黨組會，研究部署教育活動。為加強對全市檢察機關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活動的領導和指導，市檢察院還成立了由檢察長任組長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活動領導小組，下設專門辦公室，辦公室主任由政治處主任擔任。同時，督促指導基層院迅速啟動教育活動，將北安和愛輝區院兩個基層院確定為示范院，推動基層檢察院社會主義法制理念教育活動的開展。
（二）、統一思想，深入發動。市檢察院召開全院干警大會，對全市檢察機關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活動進行動員和全面部署。會上宣讀了市檢察機關開展社會主義法制理念教育活動方案，檢察長趙英華做了重要講話，對下步如何開展好教育活動提出了明確的要求。趙檢要求全市檢察干警深刻認識開展這次集中教育活動的重要意義，緊密結合檢察工作實際,扎扎實實搞好教育活動，進一步推動全市檢察工作的創新發展。
（三）、結合工作，抓好學習。在第一階段學習階段，市院要求以科室為單位組織學習。一是要求集體學習科室要有學習記錄，干警要有學習筆記，市院政治處不定期抽查。二是要求保證學習時間。集體學習時間原則上不少于20學時，外出辦案干警以辦案小組為單位，在外地利用辦案之余時間組織學習。三是嚴格學習紀律，對每次參加學習情況進行記錄和通報。四是積極組織干警參加各類培訓。市院主管副檢察長劉樂民同志和社會主義法制理念教育活動辦公室主任、政治處主任楊云來同志、示范院檢察長于樹仁同志分別參加了省院組織的為期七天的培訓班。按照市政法委的要求，在辦案高峰時期，積極組織了40人參加了全省政法機關社會主義法制理念宣講團為期一天半的培訓，我們還利用周五，兩次組織干警收看了中政委的光盤，學習過程中黨組成員帶頭，能夠保證干警參學人數，遵守紀律，認真記筆記，為干警做出表率。五是為檢驗學習效果，我們于6月30日下午組織了全院干警社會主義法制理念基本知識測試，測試由政治處組織，主管檢察長到會場監考，以此推動學習的深入。
（四）、搞好結合，務求實效。在開展教育活動中，我們堅持搞好四個結合：一是要把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與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活動緊密結合起來，我們按照政法委和宣傳部的要求，請講師團孔丹教授為黑河市院、愛輝區院和黑北院干警做了題為《全面把握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內涵和特征》的專題講座，引導檢察人員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二是把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同推進檢察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緊密結合起來，堅持用正確的理念指導和推進改革，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檢察制度；三是把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同保持共產員先進性教育和執法規范化建設緊密結合起來，6月29日上午，組織市院和黑北院干警集體收看了黑龍江省電視臺七一表彰會，進一步筑牢規范執法、公正執法的思想根基，不斷提高執法規范化水平，確保嚴格公正文明執法;四是把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同推動各項檢察工作緊密結合起來，深入實踐檢察工作主題和總體要求，推動各項檢察工作包括打黑除惡、治理商業賄賂、集中處理涉檢等專項工作深入開展。一是組織了社會主義法制理念、檢察業務巡回講座。6月19日至22日，由市院政治處副主任帶隊，各基層院掛職干部和大學生擔任主講，到各基層院進行巡回討論。講座內容包括社會主義法制理念、檢察官職業道德規范和檢察業務三方面內容，受到基層干警的一致歡迎，取得較好的效果。二是為配合社會主義法制理念教育活動的開展，我市控申、瀆檢、民行部門，經過精心準備，在6月中旬組織了一次大型的法律宣傳周活動。通過宣傳，擴大案源，進一步接受社會各界監督，牢固樹立執法為民的理念。三是我們整理了北安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于樹仁同志和愛輝區檢察院民行科長包峻嶺等同志先進事跡，準備編印全市檢察機關踐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先進事跡匯編，組織全市檢察干警學習模范檢察院、模范檢察官立檢為公、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的先進事跡，用身邊鮮活的榜樣教育檢察干警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四是按照省院的要求，6月26日上午，組織黑河市院和愛輝區院以及黑北院的干警聆聽了全省檢察機關社會主義法制理念、先進典型事跡報告團的報告。報告結合社會主義法制理念，從各位英模的工作實際出發，各有側重，各具特色。尤其是全國先進工作者、第六屆“中國十大杰出檢察官”、密山市檢察院黨組成員、偵查監督科副科長魏艷玲同志的報告，感人肺腑，許多干警都被她頑強地與病魔斗爭的精神感動得流下了淚水。市院黨組要求干警們要以此報告為契機，在全市范圍內抓起向英模學習的熱潮。學習他們恪盡職守、勤政為民、愛崗敬業的精神；學習他們求真務實、甘于奉獻、坦蕩無私的精神；學習他們嚴于律已、淡泊名利、追求真理的精神；學習他們寧守清貧、一塵不染、拒腐防變的精神。恪守“立檢為公、執法為民”理念，增強服務大局意識，加強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時一步提高隊伍的整體素質，積極進取，開拓創新，甘于奉獻，為開創我市檢察工作新局面，為努力快發展，全面建小康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二、第二階段打算：
整改提高階段是此次社會主義理念教育活動承上啟下的關鍵階段，既是對學習動員階段工作成果的檢驗和深化，又是搞好檢查驗收工作的前提和基礎，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階段工作搞得怎么樣，決定著此次教育活動能否真正取得實效。因此，我們要切實提高認識，采取有力措施，真正抓好落實。
（一）通過深刻領會社會主義法制理念的基本內涵和特征，牢牢把握“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的理念。要提高認識、端正態度，擺正位置、自覺投入到整改提高階段的活動中來，從社會各界的反映中、從群眾的批評意見中、從已經處理或正在處理的涉法涉訴案件特別是錯案中，從查處的干警違法違紀案例中，采取自查、互查、上下幫查、面向社會開門查等形式，深入查找個人和單位執法工作中存在的突出問題，解剖原因，深挖根源。以執法思想、執法觀念、職業道德、執法作風、執法水平和辦案質量等方面為重點，查找差距，總結經驗教訓，解決執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切實把廣大干警的思想統一到省院和市委、政法委的決策和要求上來。
（二）通過深入整改提高，進一步提高教育活動的效果。搞好這次教育活動，能否取得實效，關鍵在于能否找準問題、解決問題。這是此次教育活動成效大小、質量高低的衡量標準，也是中央和省委的要求，更是廣大人民群眾的企盼。在查擺中要求干警克服困難“三多三少”現象，即聯系工作層面的問題多，聯系個人思想、作風的少；聯系共性問題的多，聯系個性問題的少；聯系表面的問題多，聯系深層次的問題少。
（三）加強領導，不折不扣地抓好各個環節工作的落實。院社會主義法制理念教育活動領導小組和辦公室要認真負責，明確責任。切實抓好建立政法干警的執法檔案、繼續建立、完善有關制度、加快執法工作信息化建設、開展執法先進模范人物的表彰、宣傳工作、加強辦案質量和效率考評工作、強化責任追究、建立教育培訓長效機制七個工作。這七個環節，環環相扣，步步深入，缺一不可，是一個緊密相關的統一整體，要扎扎實實地抓好落實。
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優良的企業文化和應履行的社會責任都是企業內部控制配套指引中企業層面的控制內容，這三者存在緊密相連的因果關系，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是后兩者的基礎和前提，優良的企業文化和應履行的社會責任是結果，而前兩者更是實施好第三者的基礎和前提。本文主要就這三者的構建及其關系展開論述。
一、如何構建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
基本規范中第十一條規定，企業應當根據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企業章程，建立規范的公司治理結構和議事規則，明確決策、執行、監督等方面的職責權限，形成科學有效的職責分工和制衡機制。
1.企業按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股東（大）會決議和企業章程，結合本企業實際，明確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和企業內部各層級機構設置、職責權限、人員編制、工作程序和相關要求的制度安排。
2.企業應當按照科學、精簡、高效、透明、制衡的原則，綜合考慮企業性質、發展戰略、文化理念和管理要求等因素，合理設置內部職能機構，明確各機構的職責權限，避免職能交叉、缺失或權責過于集中，形成各司其職、各負其責、相互制約、相互協調的工作機制。
3.企業應當通過編制內部管理手冊，使全體員工掌握內部機構設置、崗位職責、業務流程等情況，明確權責分配，正確行使職權。
4.企業應當成立專門機構或者指定適當的機構具體負責組織協調內部控制的建立實施及日常工作。
5.企業應當加強內部審計工作，保證內部審計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和工作的獨立性。
如上所述，企業只有建立了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才能造就出優秀的高管團隊和先進的管理制度，依法經營，履行好促進就業、保護員工權益和其他社會責任，高管帶頭垂范作用和員工滿意度的提高才能有助形成優良的企業文化。
二、如何構建優良的企業文化
所謂企業文化，是指企業在生產經營實踐中逐步形成的、為整體團隊所認同并遵守的價值觀、經營理念和企業精神，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行為規范的總稱。基本規范第十八條規定，企業應當加強文化建設，培育積極向上的價值觀和社會責任感，倡導誠實守信、愛崗敬業、開拓創新和團隊協作精神，樹立現代管理理念，強化風險意識。董事、監事、經理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應當在企業文化建設中發揮主導作用。企業員工應當遵守員工行為守則，認真履行崗位職責。
1.企業應當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積極培育具有自身特色的企業文化，引導和規范員工行為，打造以主業為核心的企業品牌，形成整體團隊的向心力，促進企業長遠發展。
2.企業應當培育體現企業特色的發展愿景、積極向上的價值觀、誠實守信的經營理念、履行社會責任和開拓創新的企業精神，以及團隊協作和風險防范意識。企業應當重視并購重組后的企業文化建設，平等對待被并購方的員工，促進并購雙方的文化融合。
3.企業應當根據發展戰略和實際情況，總結優良傳統，挖掘文化底蘊，提煉核心價值，確定文化建設的目標和內容，形成企業文化規范，使其構成員工行為守則的重要組成部分。
4.董事、監事、經理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應當在企業文化建設中發揮主導和垂范作用，以自身的優秀品格和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帶動影響整個團隊，共同營造積極向上的企業文化環境。企業應當促進文化建設在內部各層級的有效溝通，加強企業文化的宣傳貫徹，確保全體員工共同遵守。
5.企業文化建設應當融入生產經營全過程，切實做到文化建設與發展戰略的有機結合，增強員工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規范員工行為方式，使員工自身價值在企業發展中得到充分體現。企業應當加強對員工的文化教育和熏陶，全面提升員工的文化修養和內在素質。
如上所述，企業高管在構建企業文化中起主導和垂范作用，如果沒有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及機構設置，是難以形成優良的企業文化的。而優良的企業文化使企業所有團隊和員工關注到企業的誠信和長遠發展，關注到企業所面臨的各種風險，關注到應履行的社會責任，因此，沒有優良的企業文化是難以保障企業能履行社會責任的。
三、企業如何盡到社會責任
所謂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在經營發展過程中應當履行的社會職責和義務，主要包括安全生產、產品質量（含服務，下同）、環境保護、資源節約、促進就業、員工權益保護等。
1.企業至少應當關注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的下列風險：
(1)安全生產措施不到位，責任不落實，可能導致企業發生安全事故。
(2)產品質量低劣，侵害消費者利益，可能導致企業巨額賠償、形象受損，甚至破產。
(3)環境保護投入不足，資源耗費大，造成環境污染或資源枯竭，可能導致企業巨額賠償、缺乏發展后勁，甚至停業。
(4)促進就業和員工權益保護不夠，可能導致員工積極性受挫，影響企業發展和社會穩定。
如上所述，不能很好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給企業帶來的風險往往都是致命的，企業必須重視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性。
三鹿毒奶粉事件就是一個最深刻的教訓。事件回放，從2008年6月28日蘭州醫院收治首個毒奶粉患兒，到2008年12月23日三鹿集團因毒奶粉事件被宣告破產，不到半年時間，三鹿集團遭受滅頂之災，同時事件還造成6名嬰兒死亡，逾30萬名兒童患病的惡果。董事長田文華和另外18人被追究刑事責任。
通過毒奶粉事件，我們發現其內部控制存在很大的缺陷：①從公司治理結構方面看，董事長田文華從1987年開始擔任三鹿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到2008年9月17日被刑拘，任職長達21年，導致公司治理結構的制衡機制失效。②從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看，該公司對購進原料奶疏于管理，沒有履行相應的社會責任。③從企業文化方面看，該公司在2007年就接到消費者反映奶粉質量的投訴，直到毒奶粉事件被曝光，沒有遵守誠實守信原則，說明該公司在企業文化環境控制中存在嚴重缺陷……
所以，企業應當重視履行社會責任，切做到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短期利益與長遠利益、自身發展與社會發展相互協調，實現企業與員工、企業與社會、企業與環境的健康和諧發展。
2.企業如何履行社會責任
(1)加強安全生產
企業應當根據國家有關安全生產的規定，結合本企業實際情況，建立嚴格的安全生產管理體系、操作規范和應急預案，強化安全生產責任追究制度，切實做到安全生產。
企業應當重視安全生產投入，在人力、物力、資金、技術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健全檢查監督機制，確保各項安全措施落實到位，不得隨意降低保障標準和要求。
企業應當貫徹預防為主的原則，采用多種形式增強員工安全意識，重視崗位培訓，對于特殊崗位實行資格認證制度。企業應當加強生產設備的經常性維護管理，及時排除安全隱患。
(2)提高產品質量
企業應當規范生產流程，建立嚴格的產品質量控制和檢驗制度，嚴把質量關，禁止缺乏質量保障、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產品流向社會。
企業應當加強產品的售后服務。售后發現存在嚴重質量缺陷、隱患的產品，應當及時召回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或消除缺陷、隱患產品的社會危害。企業應當妥善處理消費者提出的投訴和建議，切實保護消費者權益。
(3)努力實現環境保護與資源節約
企業應按照國家有關環境保護與資源節約的規定，結合本企業實際情況，建立環境保護與資源節約制度，認真落實節能減排責任，積極開發和使用節能產品，發展循環經濟，降低污染物排放，提高資源綜合利用效率。企業應當通過宣傳教育等有效形式，不斷提高員工的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意識。
(4)促進就業與員工權益保護
企業應當依法保護員工的合法權益，貫徹人力資源政策，保護員工依法享有勞動權利和履行勞動義務，保持工作崗位相對穩定，積極促進充分就業，切實履行社會責任。企業應當避免在正常經營情況下批量辭退員工，增加社會負擔。
如上所述，促進就業與員工權益保護與履行其他社會責任、企業文化建設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員工就業與權益得到保護，員工滿意度提高，會較好地執行企業各項管理制度，較好發揮自身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會促使員工強化履行社會責任的責任感，同時也有利于在企業高管的帶領下形成優良的企業文化。
省體改委、勞動廳、總工會、社會保險公司《關于解決出售、解散、破產國有企業在職職工安置和離退休人員社會保障問題的意見》已經省政府同意，現轉發給你們，請結合實際認真貫徹執行。
關于解決出售、解散、破產國有企業在職職工安置和離退休人員社會保障問題的意見省政府：
為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促進企業經營機制轉換，盡快把企業推向市場，保障出售、解散、破產的國有企業職工的基本生活，維護社會安定，現就解決出售、解散、破產的國有企業在職職工安置和離退休人員社會保障問題提出如下意見：
一、解決出售、解散、破產國有企業在職職工安置和離退休人員社會保障問題，應本著“集體自救、系統內調、自謀職業、市場就業”相結合的原則，從實際出發，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
二、鼓勵出售、解散、破產國有企業的職工自愿組織就業、自謀職業和從事第三產業。由同級勞動部門審查確認，稅務部門核準后，給予二年免征、三年減半征收所得稅；工商部門優先辦理營業執照、安排攤位；符合產業政策的，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應按照貸款原則給予貸款支持。
三、國有企業出售、解散、破產時，企業主管部門、勞動部門與所屬企業應協商制定職工（包括離休人員）安置方案。首先在本系統內調劑安置，需要跨地區、跨系統調劑的，由勞動、人事部門協助解決。確實安置不了的，無論原企業是否參加待業保險，均由社會保險公司按待業保險的有關規定辦理待業保險。
四、出售國有企業的職工（包括離退休人員）原則上由買方全部接收。在企業公開出售的過程中，應把買方接納職工作為出售企業的條件。
五、出售、解散、破產國有企業的待業職工，在新建、擴建企業招工時，勞務市場應優先推薦，企業應優先予以招收。
六、出售、破產的國有企業中，非因工病休六個月以上的職工，不符合退休、退職條件，本人無自救能力，又無法安排其重新就業的，可由企業主管部門負責介紹到當地民政部門領取定期社會救濟金。
七、出售、破產的國有企業中，因工傷長期休息的職工，經勞動鑒證委員會確認，按工傷保險規定享受有關待遇。
八、對出售、解散、破產國有企業的特困職工，企業主客部門和勞動部門應優先安排其重新就業，并鼓勵其自謀職業；資金有困難的，可從待業保險基金的生產自救費中借貸一定數額進行扶持；稅務、工商、城建等部門應給予減免稅、費的優惠政策。
九、出售、破產國有企業的職工距法定退休年齡不足五年的，得到安置的，到接收單位后，經本人申請，企業同意，可辦理退出工作崗位休養手續；沒有得到安置的，按待業保險有關規定享受待業保險后仍未就業的，由社會保險公司按養老保險金發放標準發給生活費，達到退休年齡時再辦理正式退休手續。
十、國有企業出售、破產后，財政和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可從出售企業所得收入和破產企業資產清算中，提取一定數額的資金交給社會保險公司，作為職工待業保險金和離、退休人員退休養老金的補充。
十一、國有企業出售、破產后，財政和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可從出售企業所得收入和破產企業資產清算中，根據企業離、退休人員退休時的工資總額，按國家規定的在職職工醫療費用提取比例（計算到省當年統計的平均壽命止）一次性提取原企業離、退休人員的醫療費用，交由社會保險公司支付，不足部分由財政部門和社會保險公司共同研究解決。
十二、利用解散國有企業的技術、設備、人員組建新企業，安置原企業職工的，原企業還貸無能力的，銀行可給予“停息掛貸”的優惠政策；對新企業，稅務、工商部門給予減免稅、費的優惠政策。
【關鍵詞】和諧；需要；教育；人人
構建“和諧社會”需要教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強調以人為本的社會，社會的主體是人，社會的內部和諧、社會的外部（即人類社會與自然的關系）和諧，歸根到底都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只有實現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才能實現整個社會的和諧。毋庸置疑，離開了以培養人、塑造人為根本宗旨而存在的教育，和諧社會的建設就失去了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基本保證，沒有高素養、高素質的人，和諧社會也是不可能真正建立起來和長治久安的。
1 “民主法治”需要教育。
同志指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同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機統一的。要通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來不斷加強和諧社會建設的物質基礎，通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來不斷加強和諧社會建設的政治保障，通過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來不斷鞏固和諧社會的精神支撐，同時又通過和諧社會建設來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創造有利的社會條件。”這一論述清楚地表明，民主法治不僅是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而且也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保障。
從我國社會發展的歷史來考察，“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之道，應該是德治與法治的密切結合。德治對人的社會道德提出較高的要求，而法治對道德底線作了限制，兩者的統一就構成了人們社會生活的行為規范，成為社會良性運行的重要基礎。需要明確的是：其一，在我國社會轉型的今天，社會生活的井然秩序不能建立在“傳統穩定”的基礎之上，而應建立在“現代穩定”的基礎之上。傳統的穩定是一種靜態的穩定，其主要特點是把穩定理解為現狀的靜止不動，并通過各種手段維持現存的秩序；與此不同，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則是一種動態的穩定，其主要特點是把穩定理解為發展中的穩定、前進中的穩定，并通過持續不斷的發展、調整來維持社會不斷處于新的平衡之中。這種認識的變換，思想的置換，固然能通過市場大環境來促動人們自覺、自醒，使人們順應潮流，調正航舵。然而，要使人們，尤其年輕一代從根本上洗腦，改變觀察的角度，樹立全新的思維方式，造成百舸爭流的蓬勃局面，有力之柄在于教育，因為教育使人更聰明，更理智，其效益不只在當今，更在長遠。其二，維持現代社會生活秩序的基本工具，不僅包括社會道德，而且也包括社會法律。沒有對社會法律規范的充分理解，不能遵紀守法，就不可能有井然有序的社會生活，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和諧社會是一個法治社會，而要實現法治社會，取決于公民法律意識的覺醒，取決于社會法治教育開展得如何。所以，離開了教育，即使有“法制”也難以達到“法治”的根本目的。
2 “公平正義”離不開教育。
公平和正義是建設和諧社會的理性基礎，只有堅持公平與正義，才能確立社會生活的主導信念和合理、和諧、規范的人際關系，形成人人講誠信、講道德、講法制、講秩序的行為規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的是要“妥善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保護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權益”，是要“惠及全國人民”，而不是僅僅“惠及少數人”。因此，構建和諧社會，應高度重視和關心欠發達地區、弱勢群體，關注各行各業生活存在困難的個體，在全社會大力倡導扶貧濟困的良好風尚，形成平等友愛、融洽和諧的人際關系。
古今中外大量的歷史事實表明，嚴重的社會不公、明顯的兩極分化，勢必導致社會成員、社會群體、社會階級之間劇烈的利益矛盾，直至暴力沖突。一旦社會的利益沖突演化成劇烈的政治沖突，社會和諧就隨之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和保障。因此，社會公平是社會和諧的基石。但是社會公平的維護和實現，并不是傳統社會的“均貧富”，也不是計劃經濟時代的普遍貧窮，恰恰相反，它是為了最大限度地維護不同群體和個體的利益，為了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推動社會進步。
而要縮小社會的兩極分化，使人們真正樹立“公平和正義”的理念，顯然教育是不可缺少的。通過教育改變弱勢群體的各種生活待遇，促進公平和正義社會的建立。其實，我國的教育事業在過去幾十年所取得的顯著發展和進步，比如，基本普及了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了青壯年文盲；高等教育規模不斷擴大，進入了國際公認的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階段，等等，都促進了我國社會向更加公平和正義的道路上前進。
3 “誠信友愛”成于教育。
誠信是公民立身處世的道德起點。我國作為文明古國和禮儀之邦，早就把誠信視作基本的“為人之道”，是做人的必備品質。孔子曾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程頤也說：“人無忠信，不可立于世。”朱熹認為，誠信是做人立德的根基，是人格修煉的基點。在現代文明社會，誠信已超越了個人道德修養的范圍而進入“公民道德”的領域，可以說，誠信已成為現代社會人們必須具備的基本品格。
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來分析，誠信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為只有誠信，才能真正取信于民、發揚民主，同時法治的過程也是一個誠信的過程。只有尊重和遵守誠信規則，人們的創新活動才能得到保護，人們的創造力量才能得到發揮，社會才能充滿活力。沒有誠信與法治作為保護，人的權益無法得到保障，公平公正就難以實現，安定有序的社會也將成為空話。唯有在誠信的基礎上，人與人之間才能坦然相處，才能建立起良好和諧的人際關系。
一、多層次多維度的文化發展觀念對法治文化內涵的引領
文化是一個寬泛、模糊的概念，文化的現實存在及其基于人類的自覺審視所形成的文化理論貢獻告訴我們，文化是多層次多維度的總體性存在[2]。而文化所具有的特點和發展規律則決定人們既不能拋棄民族文化也不能僵守民族文化，既不能排斥外來民族文化也不能簡單地擁抱外來民族文化，應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中、在當代國內和世界發展趨勢的潮流中，以揚棄的方式通過與優質文化的融合，保證文化的先進性。這就決定了我國對當代法治文化的態度：按照文化的認知標準對待法治文化，即多層次多維度的文化觀念必然形成對法治文化內涵的引領，形成多層次多維度的法治文化發展觀。近年來，人們對法治文化產生了不同解釋，但多數是單維度甚至寬泛的解釋，難以形成對法治文化的全面把握，如有的學者認為法治文化是指融注在人們心底和行為方式中的法治意識、法治原則、法治精神及價值追求，是一個法治國度的法律制度、法律組織、法律設施所具有的文化內涵，是人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涉及法治的行為方式，是人們的法律語言、法治文學藝術作品和法律文書中所反映和體現的法治內涵及精神[3]。也有學者認為法治文化是實現了法治的國家和社會所具有或應有的文化，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以法治為核心、以民主為實質的社會文化體系[4]。有的學者認為法治文化是蘊涵著法治的觀念意識、價值取向和生活方式。其中觀念意識與價值取向是法治文化的內核，而生活方式是法治文化的外層[5]。按照多層次多維度的文化觀念認知邏輯，可以在法治文化眾多的理解中梳理出對法治文化認知的共識：按照文化的認知標準，法治文化包括整體論及社會學的維度、本體維度、結構維度三個維度的內涵。從法治文化的整體論及社會學的維度考察，法治文化是人類長期以來以法治為生活方式或生存方式及社會以法治為運行方式的歷史積淀，是以法治為對象所形成的物質和精神成果。不同地域、民族在長期生存和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凝聚成該地域或民族所特有的法治文化系統，從而形成帶有民族性的、多元的法治文化。同時，在歷史的發展以及不同法治文化的相互交流過程中，體現出法治文化的變動不居、吸收異質的發展規律。從法治文化的本體維度考察，法治文化表現為以法治為重要因素的生存方式或社會運行方式，是內在于人的一切法律活動中，影響人、制約人的法律行為方式的深層的、機理性的東西。它為法律人格的塑造提供標準、為社會的發展提供指引。像對文化的理解一樣，對法治文化的本體維度的理解可以引申出對其功能維度的理解，即法治文化是法治的根源，是法治建設的內在驅動力，人們所具有的關于法治的心態、意識、觀念、認同標準影響著法治的建設。有什么樣的法治文化，就會產生什么樣的法治狀態。從法治文化的結構維度考察，法治文化可分為內隱的和外顯的兩種不同層次，有學者稱之為隱性法治文化和顯性法治文化。其中，隱性法治文化包括基本概念、法治意識、法治觀念、法治精神、法治原則和價值追求。顯性法治文化包括法律制度、法律組織、法律行為和法律設施[6]。體現為意識、觀念、精神、價值的內隱的，作為一種無形的、深層的、穩定的法治文化，其處于核心地位并對人和社會產生顯著、久遠的影響。關于法治文化的具體分析有利于人們對法治文化內涵形成共識，更重要的是為我國法治文化建設撥開迷霧：不能只著眼于西化的法治理論，應通過多維度的考察確定法治文化建設的方向。
二、當代中國法治文化建設的支撐：法治文化觀念的養成
當代中國法治文化建設，關鍵在于形成恰當的法治文化觀念，以此指引法治文化建設的行為。當前，我國法治建設陷入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凸顯我國法治觀念的偏差，缺乏對法治的整體認識。因此，應通過對法治的正確、理性認識，形成恰當的法治文化，特別是通過對內隱的法治文化的正確培育，進而影響外顯的法治文化。因此，需要解決以下問題：如何理解法治？是否堅持西方的法治？什么是真正意義的法治？
（一）法治的檢討
當前，我國部分人仍然堅持西方文明中心主義的觀點，秉持西方的法治文化立場，其在對待法治的問題上，總是以西方關于法治的認識標準來檢驗我國的法治建設，這樣自然得出我國的法治建設不理想甚至還沒有法治的結論。特別是對西方法治的肯定是建立在對我國傳統文化的否定的基礎上，而我國傳統文化深層次的東西并沒有因為被否定而消失，尤其是強勢的“官本位”因素并未被消除，這導致西方法治在我國出現困境。因此，檢討對法治的認識顯得尤為重要。從以往對法治認識的經驗來看，觀察者多是以法治為立足點，通過法治看法治，根據與西方達成共識的法律至上、權力制約、保障人權、民主等法治要素觀察法治，符合法治要素的就是法治國家。事實上，以上做法限制了對法治的認識視野。在魏德士看來，觀察者從一個立足點出發，觀察周邊事物，通常唯獨沒有看到該立足點——因為他自己正是立足在這一點上。只有改變立足點，才能觀察到原來的立足點并從新的角度來看待原有的觀察結果[7]。所以，應該突破法治的藩籬，尋找恰當的立足點來看待法治。而人是社會發展的目標及歷史發展的主體和動力，問題又回到人身上，一切活動圍繞人來展開，法治也不例外。當把視角轉到人本身時，可發現作為社會主體的人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人的全面發展——從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到精神生活的豐富再到心靈獲得慰藉。站在人的全面發展的角度來看，法治只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過程中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已經推向全世界并且被冠之以普適的方式，但這只是一種強勢輸出的結果，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方式，更不是最佳的方式和唯一的方式。首先，文化的多元性決定了世界不可能只存在一種法治文明。一個民族或區域由于歷史傳統的不同，其對人的全面發展方式的選擇也不可能相同。任何一個民族或區域都可以結合自身的傳統形成其人的全面發展方式，而不是簡單化一，否則就違背了文化多元性的特質，與豐富多彩的現實世界相背離。其次，西方對法治的選擇不是建立在人的全面發展的目的上的，或者說不是建立在人的自身修養提升的基礎上，而是在社會動蕩、戰爭、征伐、掠奪過程中的選擇，所以不能理解為是最佳的選擇。這種選擇以一種純理性的方式維持了一種社會秩序，但由于忽略人自身修養的提升，因而缺乏穩定的基礎。對于這種狀況，昂格爾一針見血地揭示：法治就像生命保險和自由主義本身一樣，只是在惡劣環境中作出最佳選擇的嘗試[8]。法治是對社會秩序衰落的一種反應，它把人變為機械規則的附屬，用冰冷的權利義務關系取代了人與人之間的感情與和諧，它忽略社會的豐富多彩和個體的不同，把所有的一切都整齊劃一，而且，最危險的是，它可以成為統治集團以社會的名義追求某種政策目標的工具[9]。再次，就法治本身而言，也是不確定的。對此，夏勇先生在《不能遺忘的文明》中提出了質疑：一是法治究竟指什么？是哲學王之治、神袛和理智之治？還是法律主導、法律面前平等之治？等等。二是用以為治的“法”是什么？國家的實在法、自然法、天法還是神法？三是法律權威的觀念到了什么時候、什么程度才能被看做一種合格的“法治思想”[10]？如果理解為良法之治，那么何為良法？其標準是什么？是否法達到了良法的程度？法律價值之間的沖突、不同法律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如何實現良法之治？如何確定一個國家或地區實現了法治？按照發展的觀點，法治也在不斷發展、完善中，這意味著法治不存在完美的程度，又如何判斷某一國家或地區不是法治呢？以上問題值得深思。最后，法治并未實現其內在要求。法治的共識是以良法至上的方式保障人權、制約公權，法治應實現理想的社會狀態。但是，所謂法治國家并沒有實現保障人權、制約公權，特別是在國際范圍內，人權常常被蹂躪，法治也沒有實現理想的社會狀態，當代社會所存在的動蕩、罷工、恐怖活動可以說明這一點。人們在承認西方法治在一定程度上帶來社會巨大發展的同時，也不能否認西方法治所帶來的現代性的貧困：對于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術征服，并未完全如人們所期望的那樣，確證人的本質力量并把人帶入完善完滿的自由王國和人間樂園，相反，它在一定條件下導致了生態的惡化和技術理性、意識形態、官僚政治等異化力量對人的束縛和統治[11]。綜上所述，我們不能對法治盲目崇拜，應將其看做人的全面發展過程中的一種方式。由于只是作為一種方式，就不能孤芳自賞，而應理性地對待其他方式，不能帶著傲慢或偏見對其他方式橫加指責。同時，這種方式應具有多樣性的特征，同樣有完善的需要，而不能只強調現代西方的法治標準。
（二）當代中國法治文化觀念的形成
當我們把法治看做人的全面發展過程中的一種方式時，我們應對法治形成怎樣的看法？從符合人的全面發展的角度考慮，應結合人的全面發展的三個維度來判斷，即結合法治是否能實現人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心靈慰藉來判斷。由于上述法治的非至善性，而人們又選擇法治之路時，就需要對法治作出更寬容的解釋。如此，對法治形成這樣的認識：法治以道德或宗教對人的自身修養提升為基礎，以多元為特征，以法律為社會秩序的主要規范手段，通過人善性的提升與法律的結合實現公權的合理規范和私權的合理保障，并通過解決多種社會沖突的途徑維持社會的和諧，進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一種方式。
第一，法治因素中包含著道德或宗教。姑且不論法治具有道德基礎或宗教基礎，也不論及法治對道德和宗教的確認。單從法治的實踐講，法治是單純地依靠法律調節社會的觀點是片面的，因為踐行法治的顯著表征在于遵守法律，人之所以遵守法律不僅僅是因為法律自身的強制性，還取決于人自身的內在約束：人具有遵守法律的內心確認。而這又是道德或宗教對人不斷的自我塑造和自我改造之使然。不否認道德和宗教所具有的對人類發展的阻礙性，應肯定道德和宗教所具有的對人類發展的驅動力。西方的宗教傳統不但催生了自然法中核心的正義、權利等觀念，更重要的是，其所體現的以大愛為核心的基本倫理對心性的提升促使人性向善，并在法律符合宗教的價值判斷的基礎上形成法律的信仰。我國所具有的道德傳統更是重視對人性向善的改造，但由于狹隘的法治觀念認為我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法治存在沖突，特別是在“五四”前后中西方截然不同的社會狀況，導致我國急于效仿西方而批判我國傳統文化。該選擇使國人只是追求市場而淡化了自我心性的提升，從而造成了人性的冷漠，也難以實現對法律的遵守。這表明，法治并不能只理解為法律之治，而是以法律為核心的治理。法治也應當包含道德或宗教等要素，法治的實現需要宗教或道德的支撐。以宗教或道德特別是道德實現人性的向善、人格的完善，以善性推進法律的良性和法律的遵守。可見，民主法治所表現出來的文明與寬大，既有賴于制度，又得力于人性的善良。事實證明，民主法治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度都必須以政府官員、人民大眾的相當的道德水準和政治品性為前提[12]。
第二，法治具有多元性，法治并不只是西化的法治。法治文化的多元性決定了法治的多元性，這說明法治建設甚至是西方法治不可能整齊劃一。事實亦如此，承繼古希臘羅馬思想的西方現代法治在英國歷經幾百年方始確立，隨后輾轉存在于美國、法國、德國、日本等國家。這些國家的法治發展體現著分殊與異同，都是在保持著法治內在精神或底線——法律至上、保障人權、制約公權——的基礎上根據各國的國情走著截然不同的法治之路，彰顯著法治的多元性。因此，西方法治的推廣是西方文化作為強勢文化強加的結果，并不是必然的選擇。即使推行西方的法治，仍然存在選擇何種西方法治的問題。各國都可以在堅持法治內在精神或底線的基礎上，踐行適合本國國情（包括傳統文化的揚棄）的法治。法治形態的多元化促使各國可以實施多形態的法治。此外，法治內容的多元化還包括以下方面：一是現代人們都趨向于“法治是民主”的觀點，法治建設必須實行民主。但民主并不存在單一的理解，于是人們認為世界上存在著多種模式的民主。二是保障人權是法治的核心。但“人權”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也是一個發展的概念，不能說達到了某個標準就是實現了人權，就是踐行了法治。三是對于制約公權來講，它應當是在國家和社會分離狀況下的產物，即在國家和社會分離的狀況下，對人民理論下本屬于人民（公民）的公權掌握在國家手中，若與公民脫離，極易造成對公民的侵害，因此應通過法治的形式給予制約。但在國家、社會、市民三位一體的社會狀況下，權力的掌有者也是一體的。在這種情況下，談制約意味著自己對自己制約，是一種邏輯的悖論，此時就不應當強調制約公權，而應是合理規范公權。
第三，法治意味著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并存。法治強調的是人的全面發展過程中一種方式，目的在于實現人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心靈的慰藉。所以，對符合達成以上目的的能解決糾紛的方式，就應該是可取的。這就意味著，法治并不只是依賴法律、法院來解決沖突，因為在只依賴法律和法院來解決的狹隘法制觀念下，容易形成依賴一種程序性的操作及理性的法律達成一種結果，并不意味著社會沖突真正得到解決，這在我國尤為甚。當前有一些國家謀求訴訟外的糾紛解決機制來解決社會沖突，這不僅解決了法院訴累的問題，而且為探尋徹底解決社會沖突提供新思路。人的全面發展目的的實現除了以法律、法院解決社會沖突，更應強調“應天理、順人情”，即法治應考慮倫理社會的現實性、大眾的正義觀和情感。基于此，實施法治意味著可以通過自行和解、調解、仲裁等途徑來解決社會沖突，可以在法律之外憑借道德、人情解決社會沖突，但此做法應要弱化人際關系的負效應。要知道，這樣的認識并不是削弱法律，法律仍然是核心，只是不能一味依賴法律而已。上述體現了法治的寬容，符合人的全面發展的內在要求，是對狹隘的法治觀的一種突破。依上述觀念所形成的法治文化，從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角度考慮，是恰當的。進行這種法治文化的建設，有利于實現法治建設的進化，突破當代法治的困境，朝著人的理想境界邁進。
三、建設當代中國法治文化的進路
通過破解法治的困境而形成的法治文化觀，在順應文化理論的語境下，就為當代我國法治文化的建設提供了指引：不能只認同西方的法治，不能只依據法律來實施法治。而應在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互動過程中進行我國的當代法治文化建設。即通過對中西方文化的揚棄，傳承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優良法治因素，吸收西方法治文化中的先進文化，以此建設我國的法治文化，推進法治建設邁上新臺階。
（一）傳承我國傳統文化精髓
錢穆先生說：“只有憑仗中國民族，才能解決中國問題。只有憑仗中國歷史，才能解決中國問題。只有憑仗中國文化，才能解決中國問題。”[13]傳統文化所具有的民族性，決定了其生生不息的延續與光揚。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中華民族歷史積淀而成的中華民族的生存模式，自然蘊涵著影響力和文化力。我們不可能在的背景下就一國的法治進行建設，這個建設的過程必然地與傳統及現代文明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14]。對于中國傳統文化，既不能因某些腐敗而全盤批判，也不能因西方文化的壓力而對其加以否定。我國傳統文化應該在內在創造性的轉化中實現超越與進化，完成與現代性的契合，為當代我國法治文化的建設提供支持。而當代我國法治文化的建設應通過傳承我國傳統文化，并結合現代性的因素來進行。傳承是指采取一種揚棄的態度把能夠成為法治構成要素的因子——我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合理采用，成為現代法治的構成部分。對于過時、陳舊的傳統文化理當對其進行批判或廢除，而對于那些體現現代思想的傳統文化則應該合理采用，并讓它繼續發揮作用，成為法治的組成部分。而按照人的全面發展的宗旨要求，人的發展必須“內外兼修”。對內而言，就是通過心性的修煉達到人性向善；對外而言，就是通過外在的約束規范人、促進人的發展。心性的修煉就是道德的培育，因此，我國傳統文化中優良法治因素傳承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道德的關注。我國“法治三老”之一的郭道輝先生認為，道德是“良心”與“德行”的統一，是必然要表現于外的社會行為，必然要影響社會并受社會制約[15]。重視道德，加強道德修養，提升人的善性，并以此善性的社會影響力，才能保證良法的實現和對法律的遵守。如果沒有人的內心向善，在人性惡的狀況下制定出良法僅是一種理想，而僅靠法律本身的強制力來約束人們守法也是不現實的。事實上，道德與法律具有天然的契合，現代法治所依托的自然法思想實質上是道德的法律表達，法律之初是具有道德基礎的。道德的屬性及重要性決定了法治文化不能把道德排除在外，我國也有學者提出法治文化應是法律和道德的二元文化[16]。我國傳統文化具有天然的道德基礎，或者說，我國傳統文化具有濃厚的道德氛圍。一直以來，我國都重視道德，強調通過道德修身自省，這凸顯了德治的社會發展特色，以期通過人心靈的純化促進人的發展。法國哲學家霍爾巴赫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將政治和道德結合的國家”，“這個帝國的悠久歷史使一切統治者都明白了，要使國家繁榮，必須依賴道德”[17]。盡管道德教化所倡導的等級秩序、君權思想、“官本位”思想已不可取，但道德所期望的以身作則、集體主義、舍生取義等當然有著積極的因素。所以，應當通過我國傳統道德文化的傳承，汲取其中的積極因素，構建我國的法治文化系統。而如何實現我國傳統道德文化中積極因素的傳承，則有賴于儒家思想的回歸和弘揚。儒家文化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以“仁”為邏輯起點，具體體現為德治和民本思想[18]。所以，儒家思想的回歸和弘揚就是道德教化的實現。應當說，傳統儒學與道德是具有同一性的，與現代法治理念也具有相融性。儒家思想中的“仁政”、“禮法結合”等內容，一是表達了對德的追求，強調每個人都修行仁德，以便實現德這種發自內心的規范，達到“內圣外王”的境界。二是體現了法治所要求的人本思想，具有與法治的理性的一致性：就價值取向來說，都應當是愛人、肯定人、尊重人，保護人的權利。儒家思想具有與現代法治暗合的諸多因素，并在世界上產生深遠的影響，僅就西方而言，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曾經是17-18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形成和發展的一種精神動力。通過儒家思想與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新思想的結合，形成了資產階級革命所需要的新的思想和理論，即孔子的人道主義價值觀、民主觀、平等觀、自由觀、博愛觀，在西方被視為“天賜的禮物”，成為西方“自由、平等、博愛”等民主思想的一個重要來源和依據[19]。基于現代法治所依據的思想和理論來源于儒學，那么，我國在建設法治文化的過程中更應傳承和弘揚儒家文化思想。傳承儒家思想中的積極因素，弘揚道德精神，同時結合我國倫理社會的特點及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治文明的要求，構建我國的法治文化是當前法治文化建設的必然。
（二）吸收他國先進法治文化
當代我國法治文化的建設除了強調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同時應考慮對他國（主要是西方）先進的法治文化的吸收。在穗積陳重看來，一國文化乃數千年來繼承他國之宗教、文學、技藝及其他一切文物制度而成一復合現象者也。至于不與他國他民族之文化相接觸，唯有其固有原素而能達至高級之文化者，在今日實為罕有之事也[20]。因此，我國傳統文化在進入現代社會之際，需與西方法治文化中之先進文化相融構，排除傳統文化中的消極因素對現代法治建設的阻礙和危害，促使先進法治文化的形成。吸收并不是全盤接受。西方現代法治作為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現代國家的一種選擇，其形成過程歷經幾百年。最初彰顯的是限制王權的特質，并最終歷經啟蒙思想的洗禮，形成了現代西方法治文化。總體而言，現代西方法治文化表現為自由、平等、正義、契約精神。包含個人主義、理性主義、民族主義在內的民主意識、反映權利保障和權力制約的一系列的法律制度設計等諸多方面。但西方現代法治文化是在西方的文化傳統下形成的，是歷經古希臘、古羅馬的道德觀、自然觀及歐洲中世紀的宗教觀，并在基于工業文明所產生的對神治的理性批判過程中所培育的，是西方特有的地理、民族等要素的長期積淀而形成的。所以，西方現代法治文化是西方的，雖然可為其他文化所借鑒，但不能代表其具有普適性甚至唯一性而為我國全盤吸收。目前，很多人把西方法治文化看做一種強勢文化，甚至主張單維進化論，這是不可取的。他們之所以認為西方法治文化是一種強勢文化，并依此主張一種單維的進化論，這實質上既是西方國家殖民擴張的結果，也是落后國家對西方國家強盛的一種盲從表現，更是落后國家基于本國傳統文化中的落后因素所帶來的消極效應所造成的。導致以上結果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把多元存在的文化，特別是東西方文化看成是完全對立，充滿矛盾和沖突的兩個體系。殊不知，作為文化，必然有其文明的成果，有著文化沿襲的積極因素，或是真正的傳統理念精神，而不同文化之間也必然存在著對話和交融。所以，把西方法治文化作為一種單維文化是不現實的。盡管西方法治文化所包含的現代因素因迎合了現代社會的需要并得到西方社會的認可，甚至實現了在全球的強勢推廣，但這未必是一種合理、成功的選擇。基于“泛西方化”的選擇給非西方社會（拉丁美洲地區，西亞、北非及南部非洲地區）帶來的社會動蕩、秩序混亂乃至多發的法治實踐給予了充分的證明[21]。就西方法治文化本身而言，同樣有著不能全盤西化的因素。首先，西方國家對法治內涵的理解是不同的。在西方法治化的過程中，出現了立憲主義和議會主義，出現了不同的民主模式和權力制衡模式，導致了英國、美國、德國等不同的法治實踐。其次，西方法治文化中呈現出一種理性對道德的淪喪[22]。西方現代法治實現之初，是道德與理性合力的結果，是通過用理性標識道德、以理性涵蓋道德、憑理性提升道德得以實現的。但法治實現以后，或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對利益或金錢的一種追求使然，其拋棄了作為法律基礎的道德，不再強調法律的正義性，只強調法律的實證主義，以冰冷的法律來維持社會秩序，維護國家權威，并因而給世界帶來了沉重的災難。最后，西方法治文化是一種發展的文化，是變動不居的。從西方最初對法治的認識到現在對法治的認識，是一個不斷完善、成熟的過程，這也給全盤西化帶來了困難。基于此，西方法治文化作為一種對現代社會適應的結果，總體上是一種先進的文化，但不是唯一的文化。基于西方的土壤所形成的西方法治文化是不可能帶有普適性的。對于西方先進法治文化，我們當然可以學習、效仿，但不能盲目接受。對西方法治文化的理性吸收，應主要是接受適應我國現代社會發展的包括權利保障、權力制約等在內的法治精神及體現這些法治精神的人權、民主等觀念，至于如何弘揚法治精神和落實人權、民主等觀念及如何設計相關的制度，則依賴于我們對法治的全新的詮釋及前文提及的傳承我國傳統文化中積極因素、我國倫理社會的特點及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治文明的要求。
1、公民法制教育的普及率高與法制理念樹立情況不容樂觀之間的矛盾
在法律知識與法律理念普及的問題上，法律知識的獲得并不難，難的是法律理念的樹立和法律素質的養成。我們曾經認為普法就對法律條文的傳授，所以在歷次的普法活動中都只是注重公民學到多少部法律，記住了多少法律條文，而忽視法律理念的植入。我國這種“至上而下”的法律宣傳方式是基于我國公民法律知識缺乏和法律意識荒蕪的現實，這種大規模的普法“造勢”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對法律感覺相對陌生的普通中國人的觀念，讓他們初步地領悟到了法在自己生活中的重要性。然而，這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法律條文再背得滾瓜爛熟，而缺乏必要的認識和理解，對公民法律意識的樹立和法律素質的提高也還是于事無補。
2、人民群眾對法律知識的渴求與法律宣傳內容、途徑、手段過于單一之間的矛盾
隨著我們國家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整個社會的利益關系趨于復雜，各種矛盾也將趨于多發和復雜，人民群眾對于法律知識的渴求也將越加強烈。盡管我們的法律宣傳取得一定成效，但還存在偏差，集中體現在：有些法律宣傳并不貼近[本文轉載自[人民群眾，沒有把人民群眾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對于與公民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還不夠；普法教育依然把教育老百姓如何履行法律義務放在首位，較為忽視權利方面的教育；法律宣傳的形式仍然過于單一，依舊以傳統的“擺（擺攤法律咨詢）、講（講法制課）、賽（法律知識競賽）、考（法律知識考試）”為主，而忽視了公眾對普法形式需求的多樣化。
3、全民法制觀念、意識的不斷增強與針對領導干部、國家工作人員普法還有差距之間的矛盾。
經過二十年的努力，全民的法制觀念和法制意識得到了明顯增強，全社會法治化管理水平明顯提高。但與此相對應，針對領導干部和國家公務人員的普法仍然有較大差距，少數領導干部和國家公務人員法律素質依然不高，在嚴格、公正、規范、文明執法方面做得不夠，執法違法、執法犯罪的現象時有發生，造成對社會法律秩序的嚴重破壞，使得一般公民對法律的信任下降，破壞了和諧社會的建立。固然這不盡是普法工作沒做好的原因，但其中不少案件確實反映出少數領導干部和國家公務人員法治觀念淡漠，社會管理機制和監督機制存在漏洞，社會法治化管理程度不高，依法決策和管理的意識不強。
二、如何解決上述矛盾，使法制宣傳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需要我們認真的思考和努力的實踐：
1、要授之以“魚”，更要授之以“漁”，樹立現代法制觀念、崇尚法治這一中心，在社會上真正樹立起憲法和其他法律的權威
這里面的“漁”和“魚”分別指的是法律制度、知識和法律觀念、意識。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知識不能替代法律意識，普及法律應該涉及更深的層次，既要解決普及法律知識的問題，更應當解決法律素質、法治精神的問題，只有這樣才是讓人民群眾自覺自動地學法守法的根本保證。為完成建設法治國家這一過程，必須樹立法制觀念這個核心。首先要倡導政府依法行政。政治活動應該倡導法治反對人治，堅持依法制約權力，保障權利，根治權力腐敗問題。同時需要人們用自己的行動推動政府行為受法制約。現代法治以權利為本位，也就是尊重公民作為法律關系主體的資格和地位，強調法治的力量和作用就在于充分調動和發揮作為社會主體及法律關系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崇尚法治就是要著眼于從人的內在需要出發來規范、調整和引導人的自覺的社會行動和行為，自覺地維護法律的尊嚴。憲法作為我們國家的根本大法，重要性毋庸質疑。因此，我們要繼續通過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積極引導廣大人民群眾重點學習憲法和基本法律，堅持把憲法的學習宣傳作為普法工作的長期任務，著力提高廣大人民群眾學習憲法、遵守憲法、維護憲法權威的意識，樹立憲法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權利和義務相統一的基本觀念，提高依照憲法和法律維護合法權益、參與管理國家和社會各項事務的能力，實現由提高全民法律知識向提高全民法律意識再向提高全民法律素質的轉變，用法治來推進政治文明建設。
2、樹立科學發展觀，著力于公民法律素質的提高版權所有，全國公務員共同的天地!
科學發展觀是我們黨新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原則，其本質和核心是以人為本。法制宣傳教育工作也應貫徹和體現這一原則，要把提高公民法律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普法教育工作目標之一。在法制宣傳教育的內容上，應把滿足公民的法律需求作為根本出發點，加大與公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結合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反映出來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問題進行有針對性的宣傳教育，切實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以往在普法內容的選取上，往往偏重于新頒布什么法律法規就一味地宣傳什么；或是急功近利的氛圍相當濃厚，出現什么社會問題就向百姓“強行灌輸”與之相關的法律法規。這絕不是我們進行法制宣傳教育的目的之所在。
普法不僅僅是“靜態”的法律條文和法律知識的普及，更重要的是通過傳遞各種法制信息，使社會政治、經濟和人們生活達到“動態”的法治普及。要承認和重視法制宣傳教育對象人群的個體特征，針對不同對象采取不同的教育形式，施以不同的教育內容。因為普法對象層次不一、需求不同、接受能力也不盡相同，因此，普法除了普及一些適用于公眾的普遍的法律知識、法治思想和法治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根據不同對象的層次、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不同的受教育程度群體等特點，在現代法律理念引導下，施以不同的法制教育內容。
與此同時，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更應率先垂范。曾在一本書中看到這么一段話，覺得很有道理：“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辦事、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秉公執法的行為就是最好的法制宣傳教育，并且勝過上百次的說教。”對普通的百姓要讓他們知道法律所賦予他們的權利，而不是單純地強調法律義務，充分體現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提升法律的權威和感召力，使人們能切身感受到法律在政治、經濟及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只有這樣，才能使群眾變被動地接受法律教育為主動地學習法律，使學法成為人們生活的內在需求。從歷次普法的實際效果看，宣教內容在過度強化實用性的同時缺乏其應有的針對性。理念的偏差必然導致普法內容的片面性甚至公民法律素養的畸形和社會法治環境的變異。普法教育要以適應于公眾掌握、滿足公眾需要作為檢驗標準。
3、樹立創新思想，創新普法宣傳形式
形式創新是法制宣傳教育工作創新的實現手段，是實現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現實目標的保障。在以往的普法活動中，我們傳統的“擺、講、賽、考”等方式在一定的時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現代社會思想觀念的變化，公眾對普法形式的需求多樣化，普法不應該是單向灌輸，而應根據受眾的需要和心理特點開展普法，善于開發新穎的形式和利用現代科技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