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3-28 11: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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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什均衡是現代博弈論中的核心內容和重要基礎，許多理論研究和應用都是圍繞這一基本理論展開或與此相關的。隨著博弈論的發展和博弈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意識到這種理論和日常經濟生活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博弈論可以揭示眾多經濟問題內在規律和根源，幫助人們分析經濟關系，認識經濟現象，評判經濟效率，指導人們進行科學的經濟決策，無論對企業等實際經濟部門的經營活動，還是對政府的管理和政策制度制定，博弈論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要用博弈論解決現實經濟中的決策問題，就必須解決博弈模型的理論抽象和架設與經濟問題實際情況的差距等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運用數模的思想抽象出問題中的得益矩陣。本文在博弈論的核心內容納什均衡的基礎上，介紹了純戰略納什均衡和混合戰略納什均衡的相關理論，針對日常生活中的污水排放問題進行了分析。
二、納什均衡在經濟生活中的具體運用――污水排放問題
博弈的分類方法是多種多樣的。根據參與人的多少，可將博弈分為二人博弈和多人博弈；根據參與人是否合作，可將博弈分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根據博弈結果的不同，又可分為零和博弈、常和博弈與變和博弈。一般地，將不允許存在有約束力協議的博弈稱為“非合作博弈”，與此相對，允許存在有約束力協議的博弈稱為“合作博弈”。“納什均衡”是非合作博弈理論中最重要的一個解概念。政府應該怎樣治理污水排放是當今一個熱點，也是本文所探討的問題。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系可以運用經濟學上的監督博弈來處理。
這個博弈的參與人包括政府和企業，政府的戰略選擇是檢查或不檢查，企業的戰略選擇是排污或不排污。假設A1是企業治理污水（不排污）所增加的生產成本，如果排污的話，則可以將A1據為所有；A2是政府檢查所需成本；W是政府對企業排污所收取的罰款金額；G是企業排污所造成的污染而對社會利益的損害；假設W>A1，且W>A2+G，即政府對排污企業采取重罰措施。下表即為一個對應不同戰略組合的得益矩陣。
在得益矩陣中，用p代表檢查排污的概率，β代表企業排污的概率。給定p，政府檢查（p=1）和不檢查（p=0）的期望分別為：
E（1，β）=（W-A2-G）γ+（-A2）（1-β）=（W-G）β+A2
E（0，β）=-Bβ+0（1-β）=-Bβ
由E（1，β）=E（0，β），得β*=A2/W。可以采取兩種舉措：
采取重罰措施；即降低檢查成本A2。另外，給定政府檢查的概率θ，企業選擇排污（β=1）和不排污（β=0）的期望收益分別為：
E1（p，1）=（A1-W）p+C1（1-p）=A1-W?p
E1（p，0）=0
由E1（P，1）=E（P，0）得P*=A1/G，即在現實經濟中有許多企業和企業排污所取得的罰款金額W有關，對排污的懲罰越重，企業因排污所獲得的生產成本越少，企業的排污概率就越小。
實際上，政府在治理企業排污的時候，應設法考慮收益權的收益問題。由于國民待遇的要求，不可能因企業性質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罰款數量。所以解決這個問題只能采用行政手段。
同時也要注意地方政府在治理污水中的角色。首先，地方政府的行為要受制于中央政府既定的制度。其次，地方政府亦可親自組織創新或擔當起制度創新的重任。最后，地方政府是制度的推行維護者，對違法排污者實施重罰。
三、主要結論和后續工作展望
關鍵詞：群體決策；信息集結；博弈論；信息獲取；審議；透明性
一、引言
群體決策的研究涉及多個學科，不同學科對群體決策的研究所采取的方法和著重點不一樣。在經濟學、政治學、管理學領域對群體決策的研究側重于偏好的集結，較少考慮影響偏好形成的潛在背景信息。其中社會選擇理論與公共選擇理論利用數學分析的方法和福利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原理，研究如何“公平合理地”將群體成員的偏好集結為群體的偏好并據以作出群體的選擇，這方面的研究源于Condorcet投票悖論的提出，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經過Arrow、Sen、Gibbard和Satterthwaite等人的進一步發展，已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通過對理性社會選擇本質的剖析，促進了人們對選舉、立法以及政治機構運作等問題的理解。
在管理科學領域，對群體決策的研究主要強調如何通過對群體成員以不同形式表達的偏好的集結，使得群體成員就最終決策達成某種程度上的一致，而一致性則意味著“正確性”，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社會決策圖式理論。
在社會心理學領域對群體決策的研究主要采用實驗性方法，通過對群體成員之間交互過程的分析研究群體決策的信息集結有效性，一般假定群體成員具有共同的目標，很少考慮決策過程中的策略，心理學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對群體思維和群體極化現象的分析。
近年來國外出現了不少用博弈論作為理論工具研究群體決策信息集結問題的文獻，這些文獻主要發表于經濟學、政治學與政治經濟學期刊，通過對群體決策過程中群體成員的動機和理的分析，給出了一些與人們的直覺完全相反的結論。筆者將對此領域的研究進展從決策信息的獲取、審議過程中信息的披 露、透明性的影響與最優決策規則四個方面進行評述。需要說明的是，這四個方面緊密關聯，特別是決策群體成員的信息披露動機直接受到決策過程對公眾是否透明以及最終的投票表決規則的影響，而群體成員的信息獲取動機則部分地取決于信息披露動機，但由于利用博弈論分析群體決策問題的復雜性，現有的文獻主要還是相對集中于其中的一兩個方面。
文［1］是注意到此領域較早的綜述性文章，該文發表于1999年，討論了當時出現不久的研究政治機構信息集結作用的文獻，其中對最先考慮策略性投票表決行為的文［2-5］等進行了簡要介紹。同年9月份，《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發文評述了研究選舉的信息集結作用及因投票者私有信息的不準確而導致的策略性投票表決行為的成果［6］，其中提及的部分研究工作尚處于未發表狀態。文［7］對研究貨幣政策委員會決策過程中的動機問題的文獻進行了系統討論。文［8］總結了貨幣政策委員會決策機制設計應該考慮的各種因素，對與群體決策相關的經濟學與社會心理學理論與實驗分析文獻進行了評述，其中討論了信息集結問題。應該說文［9］是目前評述基于博弈論的群體決策信息集結研究文獻較為全面和細致的文章，該文從策略性投票、信息獲取、利益沖突和交流四個方面進行了詳細評述，并討論了此領域的研究成果對貨幣政策委員會決策機制設計的參考價值。
本研究與文［9］的差別在于：第一，文［9］的討論基本上局限于基于博弈論的群體決策信息集結研究本身，而筆者從研究方法、研究對象與研究成果等方面將基于博弈論的群體決策信息集結研究與經濟學、政治學、管理學以及社會心理學領域對群體決策的傳統主流研究進行了對比，分析了博弈論作為理論工具研究群體決策信息集結問題的優缺點，并深入探討了現有研究工作存在的不足之處，也即指出了此領域可能的研究方向，因此，筆者的深度與廣度有所超越。第二，文［9］對此領域研究成果的評述思路稍顯混亂，文獻分類較不合理。第三，筆者特別關注了研究決策過程的透明性對群體成員信息獲取與信息披露動機以及投票表決行為的影響的文獻，而文［9］對此幾乎沒有涉及。第四，文［9］發表后此領域出現了不少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文獻，筆者對這些最新的文獻給予了較為詳細的評述。
二、決策信息的獲取
（一） Condorcet陪審團定理與搭便車問題
與決策問題相關的各類信息一般以分散的、局部的形式存在于社會系統，群體決策的意義之一，是可能更充分地利用這些信息，因而更有可能作出正確的決策。不考慮其他因素，僅從信息集結的角度看，讓更多擁有信息的個體參與決策可以改善決策質量，這種觀點符合人們的直覺，其形式化證明出自18世紀Condorcet給出的陪審團定理。該定理認為：群體決策可以有效集結信息，在多數決定規則下，增加群體成員數量可以增加作出正確決策的概率，并且隨著成員數量趨于無窮，作出正確決策的概率趨于1。
Condorcet陪審團定理及其后來的很多拓展往往都有個潛在的假設：群體決策者所掌握的與決策問題相關的信息是事前外部給定的，或是以零成本獲得的［9］。但對于許多現實決策情形，信息并不是不需要投入成本和努力就能輕易得到的，如審稿專家需要付出一定的時間和精力才能決定稿件是否符合錄用標準，因此決策者必須決定是否付出以及付出多少代價以獲取信息。而在群體決策中，與決策問題相關的信息是公共物品，因而存在典型的所謂社會惰化（social loafing）現象或搭便車問題（freerider problem）。
文［10］對陪審團決策中的信息獲取問題進行了研究，認為陪審員的信息準確程度取決于陪審團的大小，更大的陪審團的陪審員具有更少的動機認真聽取審判過程，所以更大的陪審團作出正確判決的概率可能更小，從而導致陪審團定理不再成立。文［11-17］進一步研究了群體決策中的理性無知（rational ignorance）問題，對仍能有效集結信息時信息獲取成本或成本函數需要滿足的條件進行了分析，這些文獻針對多數決定規則，假定所有群體成員具有完全相同的決策偏好。其中文［11,13-15］證明，當全體或部分群體成員的信息獲取成本函數在獲取零信息處的二階導數為零，則Condorcet陪審團定理仍然有效。
另外，文［18］通過一個僅有兩個成員的群體決策模型，指出群體成員間的交流可能會惡化信息獲取中的搭便車問題。在該文中，決策成員首先收集關于一項工程實施后果的信息，然后相互交流，再投票表決是否實施該項工程。文章指出，如果交流的作用僅限于信息集結，則交流可能會減少作出正確決策的概率，特別是當高質量的信息很容易獲得時，交流會減少決策成員收集信息的動機，加劇信息收集中的搭便車問題，但當信息收集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時，更多的交流通常會增加作出正確決策的概率。
（二）搭便車問題避免措施
因為信息獲取活動一般是不可觀測的，搭便車者可以通過提供一個虛假的信息假裝已經給予了足夠的投入，所以無法通過有效的懲罰措施以阻止搭便車問題，只能夠從決策群體的成員組成和決策規則等方面考慮避免該問題的發生。
文［19-20］的研究結論從決策群體人員組成方面為避免信息獲取中的搭便車問題提供了理論參考，指出具有極端偏好的成員相對來說更具有收集高成本信息的動機，但這兩篇文獻的研究內容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群體決策，因為其中的委員會成員僅負責收集與報告信息，自身并沒有決策權。在文［19］中，委員會成員在信息收集之前相互間沒有偏好差異，在投入不可觀測的努力收集信息后形成各自不同的政策偏好，該文證明最優的委員會規模和總的社會剩余有時會隨委員會成員偏好差異期望值的增大而增大，因為預期的偏好差異為成員提供了收集信息的動機。文［20］指出，如果信息收集的成本較低，委員會成員的偏好應該與決策者的偏好類似，這是因為一方面與決策者偏好類似的成員會收集決策者想要的信息，另一方面由于偏好類似所以在報告時不會產生信息的扭曲問題；如果信息收集的成本較高，則委員會應該由具有極端偏好的成員組成，只有這些成員才具有足夠強烈的動機付出代價收集信息，但因為信任問題，他們往往只會收集硬信息，即客觀上可驗證的信息。對于在投票表決前需要對決策選項進行審議的群體決策來說，文［20］的研究結論尤其具有參考價值。
從群體決策機制設計的角度看，如果存在信息獲取問題，則機制設計者必須既要考慮如何提供充分的激勵促使群體成員獲取信息，又要考慮如何有效集結成員所獲得的信息，以最大化群體決策的期望效用。
文［21］證明，采用適當保守的決策規則可以促進群體成員收集證據，從而改善決策質量。文［22-23］對存在信息獲取時的群體決策最優規則與最優群體成員數量進行了研究。文［22］指出，盡管一致性規則使每個群體成員的投票選擇對最終結果都具有決定性影響力，但一致性規則并不能為獲取信息提供適當的激勵，而且一致性規則特別不適合于信息較不準確的情形，也即更需要群體決策的情形，在只考慮單調純策略均衡的條件下，除非群體成員的信息足夠準確，否則一致性規則或接近于一致性規則的規則不可能最優。文［23］認為，為了提供足夠的信息獲取激勵，對于相當普遍的決策情形，事前最優的決策機制事后可能是非最優的，即不必然利用了所有群體成員獲取的信息導致從統計學角度有最優的信息集結，該事前最優的決策機制是在激勵成員獲取信息與最大程度提取成員信息之間折中的產物。需要指出的是，文［21-23］均假定決策群體成員具有相同的偏好。
三、審議過程中信息的披露
決策群體，尤其是規模較小的群體，一般會在投票表決前對決策選項進行審議，交流各自的私有信息。信息的共享能引起成員信念的收斂。但群體成員通常代表著不同的利益集體，具有不同的利益追求或偏好，因而具有操縱或隱藏私有信息的動機，從而限制了信息共享的可能性，成員間策略性的信息操縱與反操縱甚至導致比純粹偏好沖突更大程度上的意見不一致。
絕大多數群體決策文獻對審議（deliberation）、交流（communication）、辯論（debate）、廉價磋商（cheap talk）等類似表述用語沒有進行明確的區分，雖然這些用語在不同場合有一些微妙甚至較大的差異，如文［24］認為審議是辯論的子集。
研究審議對群體決策的影響的文獻一般將決策過程建模為兩階段博弈：先審議后正式投票表決，通過對貝葉斯Nash均衡策略和均衡存在條件的分析，研究審議是否以及如何對群體決策發生作用。這類文獻一般假定無論是以公共利益還是以私人利益作為評判標準，好的決策選擇總是部分取決于世界的真實狀態，而世界的真實狀態對決策群體成員來說無法確切知道，他們僅不對稱地掌握了有關世界真實狀態的部分信息。在正式投票表決之前的審議過程可以使群體成員有機會告訴其他成員他們所掌握的私有信息，然后，根據各自已掌握的關于世界真實狀態的部分信息，群體成員形成自己對世界真實狀態的判斷，進而根據自己的評判標準形成各自的決策選擇偏好，如果他們的決策選擇偏好不一致，就有可能在審議的過程中不披露自己的真實信息，或提供虛假的信息以誘導其他成員作出對自己有利的決策選擇。因此，此類文獻注重從信息集結角度對完全信息披露均衡和完全信息集結均衡的分析。
Coughlan在文［25］中認為，當所有群體成員的決策偏好完全相同或足夠接近，在審議過程中每個成員都具有真實披露私有信息的動機。文［26］則進一步證明，只要群體成員主觀上認為多數成員與他擁有共同偏好具有較大的可能性，客觀上的偏好差異不會影響信息的真實共享。然而，該文同時指出，審議并不總是能有效集結信息，特別是當群體成員沒有較強的先驗信念認為自己的價值取向就是群體主流的價值取向時，可能出現有意的相互欺騙。需要說明的是，在文［26］給出的模型中，所有群體成員的偏好或者完全相同，或者完全相反，與此相符的現實群體決策情形很少，甚至幾乎沒有。文［24,27-28］證明一致性規則在很多情況下為群體成員在審議過程中策略性地隱藏信息提供了動機，多數決定規則比一致性規則能引導出更多的信息共享。文［28］還證明，在相當一般的條件下，審議使得除一致性規則以外的所有其他規則具有相同的序貫均衡集合，也即審議使得所有的無否決權規則在序貫均衡方面等價，從而說明如果群體成員在投票表決前有向所有成員公開宣布各自私有信息的機會，那么采用除一致性規則以外的其他任何決策規則，都會產生相同的決策結果。文［29］對陪審團在審議階段信息的披露進行了實驗研究，以無約束力的意向性投票形式實現信息的交流，實驗結果與理論分析基本近似。
另外，文［30］給出了一個兩成員的交流與決策模型，兩個成員投票表決是否組成具有不確定回報的合伙關系，他們的偏好不一致且為私有信息。文章分析了均衡的特征，發現在均衡時僅有部分信息被傳遞，交流對于雙方的福利是有益的。
對于很多現實決策問題，決策者可能擁有客觀上可驗證的信息，即所謂硬信息（hard information）。文［31］對硬信息在具有偏好沖突的委員會中的交流進行了研究，證明完全信息集結均衡在偏好為私有信息的情況下比在偏好為常識情況下更有可能存在，即允許更大程度上的偏好差異；另外該文證明，如果信息可驗證，完全信息集結均衡的存在條件等同于完全信息披露均衡的存在條件。文［32］指出，在審議階段群體成員共享私有信息的動機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其私有信息的可驗證性，如果決策成員能夠為自己的信息提供驗證材料，則一致性規則比其他規則提供了更強的信息共享激勵，更有可能實現完全信息共享。文章給出了在一致性規則下審議階段存在完全信息披露均衡的充分必要條件。
文［33］指出，盡管偏好與信息的差異可能使得部分成員在審議過程中具有錯誤表達私有信息的動機，但給予群體成員適當的外部激勵能消除此類動機，促進信息與偏好的完全集結，而且隨著群體規模的擴大，外部激勵的強度可以很小，外部激勵的具體措施包括對成員決策能力的肯定等。
四、透明性的影響
隨著社會的進步，公眾對涉及自身利益的重要決策過程的透明性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透明的決策過程意味著公眾可以評價決策群體成員的偏好、能力與貢獻，從而引起決策者對自身聲譽的關注，而對聲譽的關注既可能促進信息的獲取和真實信息的披露，但也有可能導致信息傳遞與投票表決行為的扭曲。
在文［34］中，委員會成員在前一時期表現出的決策能力影響了他在后一時期能否獲得連任，而作為委員會成員可為其帶來一定的效用。該文證明公開個人投票記錄可以促進委員會成員努力獲取信息。文［35］認為，僅公布最終決策結果，不公開個人投票記錄，會誘導委員會成員按照現有偏見作出投票選擇，因此，委員會的決策傾向于保守化，向公眾公開成員的投票記錄則能夠減少現有偏見對決策的影響。該文同時認為，群體決策機制的設計應該不僅考慮決策過程的透明性，也要考慮決策規則的適當性，如果決策規則選擇合適，則不透明的決策過程可能比透明的決策過程得到更好的決策結果。在文［34-35］所給出的模型中，都沒有考慮委員會成員在投票表決前可能會相互交流各自的私有信息。
在文［36］中，委員會代表公眾對一項新工程的實施與否進行表決，委員會成員既關心工程的實際價值，又關心委員會在公眾中的聲譽，如果維持現狀，不實施新工程，則暴露出委員會成員意見的不一致，從而給委員會的聲譽帶來負面影響，而公眾僅能注意到委員會的決策結果，事后不能觀測到工程的實際價值。該文證明，在審議階段，部分成員對聲譽的過分關注可能使他們不愿真實披露私有信息，而是夸大工程的價值，導致更容易采取實施新工程的決策。文［37］認為，公開委員會的具體審議記錄可能會降低決策質量。由于委員會成員關心公眾對其決策能力的判斷，使得他們在正式會議交流過程中可能隱藏內部存在的意見分歧，公眾對于決策過程透明性的要求，可能導致委員會在正式會議之前組織秘密的非正式預備會議，將真正實質性的討論從公開的正式會議階段轉移到秘密的預備會議階段，從而對公眾消除委員會內部意見的不一致，而非正式的會議更具有不穩定性，因此，透明性要求并不一定能增加社會福利。
在文［38-40］中，外部利益關聯者可以觀察到公開委員會每個成員的具體投票記錄和決策結果，但對于秘密委員會則只能看到最終決策結果，而委員會成員既關心決策結果又關心外部利益關聯者所給予的回報。文［38］和［39］認為，不公布委員會成員的個人投票記錄可以減少外部利益關聯者對決策的影響，在某些情況下秘密委員會優于公開委員會。文［39］還特別指出，由于隨著群體成員數量的增加，單個成員的投票對最終決策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概率減小，對單個成員而言不誠實投票的代價隨之減小，所以對于公開委員會來說，其成員更容易因外部利益關聯者承諾給予的回報而不誠實投票，因此Condorcet陪審團定理可能不再成立。在文［40］中，對于秘密委員會，外部利益關聯者可以根據投票表決規則的閾值和最終決策結果對委員會成員的投票作出推斷。文章分析了秘密委員會的最優決策規則，指出決策規則中增加選擇某一選項需要的投票比例可能會導致該選項更容易成為最終決策結果，傳統看法認為降低決策規則的閾值可以防止委員會過于保守的看法未必正確，但對于公開委員會則不存在此問題。文［41］雖然不是直接研究透明性，但其研究結論與此處內容相關，該文通過一個博弈模型，說明在特定情況下，外部利益集團可以不用付出任何代價就能操縱委員會的決策。
另外，不少文獻從理論與實證兩方面研究了決策過程的透明性對貨幣政策委員會決策的影響。文［7,42］對這方面的文獻進行了綜述。文［42］區分了三種類型的透明性：決策目標透明性；知識透明性，這里的知識指決策所依據的經濟數據或經濟模型等；操作透明性，包括委員會會議記錄與投票記錄的透明性以及決策結果的透明性等。該文評述的文獻有部分運用了博弈理論作為分析工具。文［7］專門討論了貨幣政策委員會決策過程中的動機問題，指出貨幣政策委員會的最優規模與透明性等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類似于文［34］，研究透明性對貨幣政策委員會決策信息集結有效性的影響的文獻，一般認為委員會成員希望得到社會公眾對其決策能力或決策偏好的正面評價，從而獲得連任的機會，如文［43］假設委員會成員希望公眾認為他是通貨膨脹的強硬抵制者，而最近的文獻如文［44-46］等，則假設委員會成員希望公眾認為他是具有較強決策能力者。文［44］認為，公開審議過程的詳細記錄會使得貨幣政策委員會成員不愿意表達不同的意見，該文通過對美聯儲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在被要求公開會議記錄之前和之后的會議記錄的分析說明了理論結果的有效性。文［45-46］分析了投票記錄的公開對委員會成員投票表決行為的影響，認為投票記錄對公眾的透明帶來的負面效應占主導地位，透明性不能增加社會福利。
五、最優決策規則
顯而易見，不同的決策規則極大地影響了群體決策的信息集結效率，尤其是決策群體成員的偏好或能力不完全一致時，決策規則更是直接影響了群體成員的投票選擇行為，進而影響了決策結果的正確性。前述文獻大多不同程度地討論了決策規則的比較和選擇，除此以外，另有部分文獻對各種情況下的最優決策規則進行了研究。
文［47-48］從最大化期望效用的角度對固定規模的委員會形式集體決策的最優決策規則進行了分析，文［49-50］研究了在特定約束條件下的最優決策規則。然而，這些早期的文獻都有個潛在的假設：決策成員僅按照自身獲得的信息作出投票選擇。文［2,51］等指出，即使決策群體成員的偏好完全一致，也不能保證一定能夠如Condorcet陪審團定理所預測的那樣有效集結各成員的信息，因為群體成員僅根據自身信息作出非策略性的選擇不符合理性要求，當且僅當所使用的決策規則為集結群體成員私有信息的最優規則時，所有群體成員僅按自身信息投票才是Nash均衡，而最優決策規則則取決于特定的決策情形。
文［52］證明，當采用文［48］所定義的最優決策規則時，所有成員僅按照自身獲得的信息投票表決形成Nash均衡，但僅按自身信息投票可能不是有效的，因為部分成員聯合決定策略性投票可以增加期望效用。文［53］討論了投票者對不同決策選項具有可用基數表示的效用時的誠實投票問題，試圖給出當決策機制允許多種消息類型時誠實投票的準確定義。為使投票者具有誠實投票的動機，文［54］提出了一種在隨機選擇的投票表決集合上運用多數決定規則得到最終決策的方法，在對所有投票者的表決結果運用多數決定規則和僅對投票表決結果的隨機抽樣子集運用多數決定規則之間進行隨機選擇，可以激勵投票者誠實投票，從而得到Condorcet陪審團定理的有效性收斂結果。
文［55］基于陪審員的私有信息和策略性表決行為構建了一個陪審團決策模型，證明一致同意規則可能會導致無辜被告得到有罪判決和有罪被告得到無罪判決這兩種錯誤的概率都增加。文［56］分析了決策群體所投票表決的決策選項不獨立于投票表決規則的情形：給定決策群體的投票表決規則，提案者向決策群體提出一個要么完全接受要么完全拒絕的議案，群體投票表決是接受還是拒絕該議案。該文證明由于一致同意規則能促使提案者提出更有吸引力的議案，所以增加了決策群體的期望效用，在某些情況下，一致同意規則甚至是Pareto最優的表決規則，因為它也增加了提案者的期望效用，即使提案者與決策群體的利益追求可能完全相反。總結考慮一致性規則的文獻［22,24,27,28,32,55,56］，可見博弈分析得到的結論往往與人們直觀上的認識截然相反，一致性規則是不是合適的決策規則完全取決于特定的決策情形。
既然投票表決規則直接影響了投票者的投票選擇行為，那么，對于群體決策機制的設計者來說，他在選擇投票表決規則時是否需要考慮投票者在各種表決規則下的投票行為，換言之，機制設計者關于投票者在各種規則下的博弈行為的信念是否會影響到最優決策規則的選擇。文［57-58］對此問題進行了研究，其中假設群體成員的決策偏好完全一致。文［57］分析了決策成員的能力存在差異且這種差異是常識的情況下的投票表決規則，指出最優的匿名單調投票規則并不取決于成員是否按照自身信息投票或策略性投票。類似于文［57］的結論，文［58］認為，決策機制設計者對最優投票表決規則的選擇與機制設計者關于投票者在不同表決規則下的投票行為的信念無關，在該文中，機制設計者為決策群體選擇投票表決規則，其目的是為了最大化決策群體的期望福利，文章證明，僅從信息集結的角度看，關于投票者在各種表決規則下的投票行為的不同假設對于最優決策規則的選擇來說，結論是一樣的，不同的行為假設導致相同的結論。對于具有相同偏好的決策群體來說，文［57-58］的研究結論大大簡化了決策規則的選擇。
現實中的決策群體往往存在具有極端偏好的成員，這些成員的存在為信息的有效集結帶來較大的困難。文［59］對存在極端偏好者和中立者的群體面對二分決策問題時的最優決策規則進行了研究，考慮了決策成員之間存在轉移支付的情況，指出最優投票表決規則相對于轉移支付可能性的大小來說是非單調的。文［60］對由兩類具有完全相反的偏好的成員所組成的委員會決策進行了分析，對比了一致性規則與非一致性規則的信息集結效率。文［61］給出了一個現實中較難接受的非單調性決策規則――超多數懲罰（supermajority penalty）規則，當選擇某一選項的投票過多時，將該選項作為群體決策最終結果的概率反而會下降，該文證明，當對于每個選項都存在極端偏好者時，超多數懲罰規則是最優匿名激勵相容規則。
前述文獻都假定群體成員的偏好相互獨立，而文［62］對群體成員具有相互關聯但不完全相同的偏好的情況進行了分析，其中的決策選擇空間是連續的，該文分別討論了采用平均規則與中值規則時所對應博弈的對稱貝葉斯Nash均衡的存在性問題，并比較了這兩種規則在不同偏好關聯程度下的性能。
由于從眾心理，群體成員經常會根據對其他成員行為的觀察相應調整自己的行為。文［63-64］對從眾心理對群體決策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其中假定群體成員一方面希望選出好的決策選項，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成為勝出的一方。文［63］分析了群體規模較大時同時投票機制與順序投票機制的均衡特征和信息集結質量，文［64］指出這種從眾心理導致同時存在多個均衡，而且對于這些均衡中的多數，信息不能被有效集結。文［64］從某種程度上說明了最優決策規則設計的困難。
六、現有研究工作的不足之處
其一，社會選擇理論與公共選擇理論以及管理學領域對群體決策的研究，主要考慮偏好集結的有效性，而其中的偏好則是指對決策選項的偏好，這種偏好取決于決策者對最終結果的更根本意義上的偏好和對世界真實狀態的信念。在現實社會中，純粹以偏好的有效集結為終極目標的重要群體決策問題幾乎不存在，例如社會選擇理論與公共選擇理論最重要的應用領域――選舉，既是偏好集結（這里指更根本意義上的偏好），更是信息集結。僅考慮偏好的集結問題，不考慮偏好的形成過程以及信息在偏好形成過程中的潛在作用，無法分析群體內外部交流與互動等對決策的影響，無法解釋現實中的很多現象，因而對相關決策機制設計的指導作用較為有限。
其二，社會心理學從認知的角度研究群體決策，其結論出自于對實驗和經驗數據的統計學分析，易于為人們接受。但由于從實驗或經驗數據中利用統計學方法推導出群體的偏好分布參數極為困難，所以無法深入研究群體決策過程中因偏好不一致而導致的隱藏與扭曲私有信息等策略。
其三，與社會選擇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一樣，用博弈論研究群體決策信息集結問題的文獻也是以理性選擇假設作為判斷與決策的微觀基礎。盡管所有群體成員嚴格按照貝葉斯規則更新自己的信念等完全理性假設對于心理學家和普通人來說都是難以接受的，但博弈論文獻還是以其數學分析的簡潔與嚴謹顛覆了很多直覺上的認識，通過對群體決策者動機的分析，有助于我們理解決策機制的哪些方面可能會引起不利于決策目標實現的策略，進而有助于決策機制的改進。隨著群體成員偏好差異程度和決策問題重要程度的增加，審議方式和決策規則趨向于書面化和正規化，群體思維與群體極化現象將很少出現，決策結果也將更接近于博弈分析的預測。
目前對群體決策信息集結問題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還有很多不完善之處，在某些方面甚至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第一，可能是受到信息經濟學研究的誤導，本領域的很多理論與實驗分析文獻，包括一些奠基性的文獻，混淆了信息與在信息基礎上形成的判斷。真實信息的披露不會引起其他群體成員以及公眾對自己決策能力的負面評價，更不會如判斷的披露那樣引起認知上的從眾，如果決策者掌握了確鑿可靠的信息，則其不會因為其他人基于其他信息產生的不同看法而輕易改變自己的信念。
除個別文獻外，現有研究群體決策信息集結問題的文獻幾乎都是將審議完全等同于信息經濟學領域的廉價磋商，將交流限制為每個群體成員同時向所有其他成員發送一輪公開的消息。在現實群體決策過程中，審議至少包括對各方面提供的信息的真實性的審議，以及對信息與世界真實狀態之間的邏輯關聯（即潛在的決策模型）的審議。因此，將審議建模為完全的廉價磋商的現實意義極為有限，對于偏好差異較大的群體更是如此。
第二，客觀上難以驗證的信息的可接受性，取決于接收者對于信息發送者的偏好的信念，例如，人們有充分的理由懷疑壟斷企業單方面提供的企業運營成本數據的真實性。另一方面，在很多情況下，信息的軟硬程度（可驗證程度）與信息獲取者和信息接收者的成本投入相關。因此，群體成員獲取可驗證信息與不可驗證信息的動機，以及群體成員對信息軟硬程度的投入，既取決于是否有審議階段以及審議方式和決策規則，也取決于群體成員的偏好和群體成員關于群體偏好差異程度的先驗信念。諸如此類問題現有文獻幾乎沒有涉及。
群體決策在現代社會無處不在，如政府部門對重大戰略性問題的決策、公司董事會對重要項目投資與實施問題的決策、審判委員會對犯罪嫌疑人的判決、專家對科學基金項目申請書的評審等。從組織或社會的目標出發，針對特定的決策問題，為了盡可能作出正確的決策，應該如何組成決策群體，選擇何種決策規則？此類群體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問題很久以來一直是管理、政治、法律和經濟等領域討論的中心，其研究結果對于各類政治、社會、經濟組織的運行機制設計具有重要的意義。
中國學者對群體決策的理論與方法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概念和方法，作出了很多重要貢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對群體決策理論與方法研究也較為重視，曾將其列為優先資助領域。但根據現有的各類文獻和歷年的基金項目研究摘要，總體感覺國內對決策群體成員的動機和理考慮較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國內其他學者利用博弈論研究群體決策信息集結問題。
筆者試圖利用不完全信息博弈論和機制設計理論，研究決策群體成員的策略性信息獲取、信息傳遞和投票表決行為，揭示決策群體人員組成、審議方式、決策規則、透明性等決策機制的各個方面對群體決策的信息集結有效性的具體影響。并試圖從信息集結角度，為一些典型公共決策情形優化決策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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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博弈論 電力項目 管理方法 創新
隨著經濟的進步和科技的發展，電力市場逐漸繁榮和發展起來，電力建設項目增多。電力項目管理需要實現對電力工程成本、質量以及工期的管理，傳統的電力項目管理方法很難實現對三大控制目標的有效平衡，很多情況下，電力企業為了保障電力項目質量，就要加大成本的投入，或是為了趕工期而忽視質量，這樣不利于電力項目的建設。博弈論在電力項目管理中的應用不僅可以有效的解決這一難題，還會實現電力項目管理方法的創新。
1 國內外電力項目管理方法概述
（1）我國傳統的電力項目管理方法。受技術和成本的限制，我國電力項目管理大致上經過了三個發展階段，首先是建國初期的統包統管和外商包建模式，電力項目管理的重要性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建設單位往往投入較大的成本，項目管理的專業化太低，電力項目管理的整體水平不高。其次是三方體制和指揮部模式，這一模式還是具有協調難度較大和管理水平較低的問題。自1988年以來我國開始學習工程項目管理模式，對電力建設市場進行了相應的改革，資本金制、法人責任制、工程監理制、招標投標制以及經濟合同制逐漸應用到電力項目的建設過程中，電力項目的管理方式有了一定的進步和創新。
（2）國外電力項目管理方法。國外比較傳統的電力項目管理模式是業主方進行項目管理。近年來，快速軌道方式以及階段發包模式得到了快速的應用，該種管理模式可以最大限度的縮短工期，節省工程項目成本。BOT建造、運營以及移交管理模式是一種依靠私人資本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項目管理方式，代建制模式是依靠政府招標來選擇合適的項目管理單位。電力項目管理模式不一而足，建設單位要根據工期、成本以及質量的問題，綜合各種因素進行選擇。
2 我國傳統電力項目管理方法中存在的不足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電力市場的繁榮和發展，工程項目監理制度和招標承包制度逐漸引入了電力項目的建設市場，電力建設可以優先選擇信譽較好的施工單位，這對提高電力項目工程的施工質量、提高投資效益以及進行科學決策都是有利的。但是，該種電力項目管理方式中，電力項目承包商和業主之間是對抗關系，承包商中標的價格較低，承包商以及業主在履行合約的過程中經常會遇到索賠問題。
（1）合同訂立的問題。由于業主和承包商之間的對抗關系，只有規范化和精細化電力項目承包合同，一些模棱兩可的問題才能有效的避免。由于電力項目的建設涉及到氣候、地質和水文等很多不可控因素，在這種情況下，電力項目承包建設合同的條款越來越細，但是在電力項目的建設過程中，還是存在一些問題。業主和承包商均將合同作為爭奪利益的方式，在一些問題不能及時解決的情況下，很容易引發問題甚至是訴訟。
（2）項目轉包現象普遍。電力項目建設涉及的地區范圍較廣，很多電力項目建設的工期較長，電力項目建設過程中分包和轉包的現象普遍。這也直接導致了不重視合同、體制和觀念落后、法律法規不健全以及管理角色定位錯誤的問題，電力項目的施工質量、施工進度以及成本都很難控制。電力項目建設的損失較大。目前，我國雖然引進了工程招標投標制度，但是工程承包模式以及工程建設監理的模式還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電力項目管理還存在眾多的問題，現有的電力項目管理方法不能滿足電力項目建設國家化的要求。
3 基于博弈論的電力項目管理方法新模式的提出
（1）博弈論概述。對于博弈論的研究始于19世紀，經濟學家對金融寡頭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1944年《博弈論與經濟學》一書系統的闡述了博弈論理論體系，博弈論不僅在數學領域、經濟學領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還在經濟、政治、生物進化等領域得到了重要的應用。博弈論在項目管理中的應用則是指通過承諾、協議和制裁而具有約束力。博弈是利益的分配，博弈論在電力項目管理中應用可以創新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近年來，相關專家都對博弈論在電力項目管理中的應用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對質量、成本和工期項目管理對象進行了分析，并對施工行為和監理行為進行了分析。目前，博弈論在電力項目管理中的應用雖然是還沒有系統的論證體系，但是博弈論可以改變電力項目管理中業主和承包商的對抗關系，促進雙方之間信息的充分交流，實現雙方利益的共贏。博弈論在電力項目管理中的應用不僅可以改善項目管理參與方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還可以降低信息交易成本，實現利益的共贏。
（2）基于博弈論的電力項目管理方法的提出。電力工程項目的建設也需要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參與方利益的共贏已經成為各方的共識。電力項目施工人員如果一天的工作結束之后拿到當天的工資，那么施工人員的工作積極性會大大的提升，項目管理人員還需要對項目進行定期的評價，針對項目管理中存在的諸多問題進行及時的調整，選擇合適的解決方法，實現項目動態的管理與參與方信息的共享，進而實現項目參與各方利益的共贏。目前，基于博弈論的電力項目管理方法已經在一些電力工程項目建設中得到應用，項目管理方式也在不斷的創新和進步。
4 基于博弈論的電力項目管理方法創新與實踐
（1）團隊的建設。隨著社會用電量的增大，電力項目的建設已經得到了快速的發展，電力工程建設市場逐漸繁榮。但是，目前無論是電力項目管理人員還是施工人員都存在穩定性差、施工人員素質差以及投入與產出嚴重失衡的問題，這不利于電力項目管理方法的創新和進步。因此，電力工程建設單位要塑造良好的形象，只有提高了電力建設項目的效益，電力項目參與各方才能都獲得收益。電力建設項目管理人員還要深入學習博弈論的內涵和意義，對質量、成本以及工期進行之間的影響與被影響關系進行深入的研究，提高管理的水平，提高管理的能力，減少成本的支出，拓展管理信息與專業技術的共享范圍。
（2）信息傳遞方式的改變。參與方只有加強信息交流，縮短信息交流的時間，電力項目的建設和發展才能得到新的進步。基于博弈論的電力項目管理方法更有利于信息的交流和傳遞，避免施工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目前基于博弈論的電力項目管理新方法已經逐漸應用到電力項目的建設和管理中，電子信息技術的應用加快了信息交流的速度，項目參與方可以實現方便和靈活的信息交流，降低信息傳遞成本，有利于參與方針對項目建設中出現的問題進行及時的協商，降低成本支出。
（3）合作機制的構建。基于博弈論的電力項目管理方法需要利益各方的信息交流和合作，合作的水平和程度取決于電力項目合作機制的運行狀況。博弈論在電力項目管理中的應用需要管理人員對質量、成本以及工期進行綜合的考量，對傳統的項目管理方式進行創新和優化，實現更加主動性、組織性、計劃性以及結構性的合作機制的建設，強化項目建設各方的協作和合作，對項目的投入和產出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發揮項目管理人員在資源效用、技能以及經驗方面的能力。此外，參與各方還要進行協商機制的建設，對出現的問題進行及時有效的解決，實現信息一體化、透明化以及討論的實時化，實現電力項目管理人員在職業經驗和技術技能經驗的共享。
（4）激勵機制的構建。項目管理的目的就是實現利益的最大化，施工人員是電力項目管理中的重要因素。電力項目管理的過程中可以引入激勵機制，逐步創建內部激勵和外部激勵機制，可以對施工人員進行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獎勵，在充分考慮電力項目管理影響因素的基礎上實現各種激勵機制的結合，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中實現投資效益的最大化。
5 結語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的總體用電量呈連年上升趨勢，電力建設項目逐漸增多。質量、工期和成本一直是工程項目管理的三大控制目標之一，電力項目的質量、成本和工期也是各方利益綜合博弈的結果。很多情況下，電力企業為了保障電力項目質量，就要加大成本的投入，或是為了趕工期而忽視質量，這樣不利于電力項目的建設。博弈論在電力項目管理中的應用不僅可以有效的解決這一難題，還會實現電力項目管理方法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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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博弈論圖書館數字資源資源共享
中圖分類號：G2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3044（2016）29-0017-03
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信息的互聯互通成為提高信息服務能力的重要前提，任何一個圖書館都難以同時滿足不同學科專業、不同層次用戶的信息需求，也不可能實現對所有資源的收集和管理，數字信息資源共享就是為了解決個體圖書館信息資源的有限性和信息需求無限性的矛盾而采取的圖書館間合作建設與發展的策略。現階段，我國文獻信息資源共享的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獻資源的布局和配比方面，因此多將信息資源共享效率低下的癥結歸于管理體制的不完善、技術手段的落后和宏觀調控的缺乏。信息資源共享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過程，是一種分析投入成本和產出收益的博弈過程，通過借鑒博弈論的研究方法，從圖書館個體利益和共享集體利益的關系出發進行研究，可以進一步認識阻礙數字信息資源共享的因素，并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和措施。
1博弈論概述
1.1博弈論的涵義
博弈論，也稱對策論，英文為Game Theory，是根據信息分析及能力判斷，研究多個決策主體之間行為的相互影響作用，以取得收益或效用最大化的一種對策理論。其中的“博弈”是指個人、隊伍或組織，在一定的環境條件及規則下，同時或先后、一次或多次，根據環境和競爭對手的情況變化，從各自允許的行為或策略中進行選擇、加以實施，并從中取得相應結果的過程。中國早在幾千年以前就已存在博弈思想，田忌賽馬的故事就是較好的博弈論案例。自20世紀80年代，博弈論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尤其對信息經濟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1.2博弈論“囚徒困境”經典模型分析
博弈論經典模型囚徒困境建立在一個假設之上，即甲、乙兩人被懷疑是合伙的偷盜犯，警方雖逮捕了他們但沒有掌握充分證明兩人犯罪行為的證據，警方將其分開單獨審問，雙方不能進行信息的交流。警方對這兩個嫌疑犯的量刑原則是：如果一方坦白，另一方不坦白，則坦白者從寬處理，判刑1年；不坦白者從重處理，判刑7年。如果兩人都坦白，則每人判5年刑。如果兩人都不坦白，則警方由Tile據不足，只能對每個人各判刑2年。表格1中的框圖體現了這個博弈的分析過程，左方是甲的可選擇策略，上方是乙的可選擇，雙方均可做出坦白和不坦白兩種選擇。其中包含數字的格對應甲乙的一個策略組合，每格第一個數字代表甲的報酬，第二個數代表乙的報酬。比如第二個數字格是指當甲坦白，乙采取不坦白的策略時，甲的報酬為-1，乙的報酬也是-7。圖中的報酬均為負數，以表示判刑的年數。
在警方交待了量刑原則以后，會從自身利益出發進行分析，選擇坦白或不坦白的策略，此時雙方展開了博弈的過程。首先分析甲的思考過程，當甲進行決策選擇的時候一定會先考慮乙的想法。根據圖表1的矩陣圖可見，當囚犯乙選擇了坦白的策略時，囚犯甲坦白則獲刑5年，不坦白獲刑7年。由此，當乙選擇坦白時，甲必然選擇坦白（因為5
如果仔細分析囚徒困境報酬矩陣，甲乙雙方若都作出不坦白的決定，會得到更好地結果，即各判刑2年。可是因為沒辦法進行信息溝通，每一方都會擔心對方坦白但自己不坦白時會受到重判（即對方坦白獲刑1年，自己不坦白則被判7年）。因此，每個囚犯都從個人利益出發考，最終的結果都會選擇坦白坦白，（坦白，坦白）便是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必然的均衡結果。
囚徒困境的結論折射出的道理發人深省，從個體的視角思考做出的占優策略決定（-5，-5），顯然劣于做出合作策略的選擇（-2，-2）。換句話說，從單個個體的角度出發得出的占優策略，從整體而言得出的卻是最不理想的結局。囚徒困境最終達到的策略均衡，體現出了個人理性和集體理性的矛盾沖突。目前，圖書館在數字信息資源共享問題上也存在著類似的矛盾，我們將“囚徒困境”的博弈分析方法運用到資源共享問題上，也可以解釋合作的不穩定性及相關問題。
2圖書館數字信息資源共享的博弈分析
2.1數字信息資源共享的靜態博弈
數字信息資源共享一直是圖書情報界關注的重大課題，每個圖書館都有資源共享的愿望，圖書館信息資源的共享，可以實現整體效用的最大化。假定參與共享合作博弈的圖書館為A、B兩個，分析圖2矩陣可以發現，如果A、B館都選擇合作策略，每個參與者均可獲得收益為10，總報酬最大為20；如果A、B兩者中有一方選擇合作，而另一方選擇不合作，參與者報酬分另4為6、12，總報酬為18；倘若A、B兩館都做出不合作的選擇，那么各館報酬都是8，總報酬16是最小值。可見（合作，合作）策略是團體利益最大的策略選擇（20>16）。
事實上，一些圖書館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從個人理性角度出發，最終與團體利益沖突，陷入“囚徒困境”。類似于囚徒甲、乙的決策過程，A館會根據B館的決策選擇策略，當B選擇合作策略時，A若選擇合作可得10，A若選擇不合作，既省去了共享資源需付出的成本，又無償享受了B館提供的信息資源，報酬是12。因此，A必然不會合作（顯然12>10）。同理可推得，B做出了不合作的選擇時，A仍然會選擇不合作策略（因為8>6）。顯而易見，無論B做出合作或者不合作的選擇，A都會采取不合作策略。同樣的分析結果對B館也是適用的，最后的博弈結果為（不合作，不合作），這時總報酬16，小于最優策略的總報酬20。
這一博弈矩陣可以看出，大家最初都希望達到（合作，合作）總報酬為20的結果，但是通過報酬矩陣分析可見，即便已經簽訂合作協議，各自館也會抱有“搭便車”的心理，就是如果你合作我不合作，我就可以占到便宜（12>10），于是各自違背共享約定，形成了圖書館資源共享博弈的（不合作，不合作）結果。
上述兩種博弈均為一次性博弈，參與博弈者都只能進行一次選擇決定，另外博弈參加者在做出自己決定的時候并不清楚對方的決定，大家都是同時決定自己的一次性策略選擇。處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參與者都做出了自己的策略選擇時便已完成了一個完整的博弈過程，并得出了最終結論，這種博弈稱為靜態博弈。在靜態博弈中，出于個人理性的策略選擇往往導致了從整體而言的最壞結果。一方面，在達成合作協議以后，參與者都會有投機的心理，并從自身利益出發暗地選擇了不合作的做法。另一方面，對于一次性的博弈，只要參與者做出了最終決定便完成了博弈過程，對于違反約定的行為沒有補救和懲罰的有效措施，無法通過后續的博弈進行調整和制約。
2.2數字信息資源共享的動態博弈
實際上，博弈通常為一系列重復進行的運動，即相對靜態博弈而言的動態博弈，在連續進行的動態博弈中，上面結果會有所不同。
2.2.1數字信息資源共享的無限次重復博弈
無限次重復博弈是指相同結構的博弈可以無限次地重復進行下去。如果設定在數字資源共享的無限次重復博弈中，不管哪一方圖書館在其中的一輪合作博弈中采取了不合作的行動，在以后的博弈中便會遭到其他館“不合作”的報復策略，而且這一不合作策略會在未來的所有博弈中重復下去，長此以往，首先違約的一方便永遠失去了與另一方合作的機會。因為在無限次重復博弈中，存在著對欺騙和違約行為報復的機會，因此參與合作的各方會擔心采取不合作策略給自己帶來的長期損失，不會主動選擇不合作的策略，使得數字信息資源共享合作得以維持。
繼續用圖2加以說明，對于圖書館A，各館如果一直處于合作的狀態，便可以長期獲得報酬10，累積起來10+10+10+…，但如果抱有機會主義的想法，打破約定選擇了不合作的策略，他的確獲得了一次性的利益，得到報酬為12，但在以后的無限次重復博弈中，均會受到對方不合作的報復行動，收益只能為8。為了一次性的好處，使得日后的收益從原來合作策略時的10+10+10+…下降為不合作策略時的8+8+8+…。顯然，任何一個圖書館在數字信息資源的無限重復博弈中，為防止被報復而喪失長期的經濟效益，都會遵守協議，采取合作的策略。
2.2.2數字信息資源共享的有限次重復博弈
在有限次重復博弈中，假設事先約定只合作5次，用逆推法進行分析，各方均知道第5輪博弈是最后一輪博弈，因此這一輪博弈便同靜態博弈無異。根據前面的分析，這一輪的違約不可能在以后受到懲罰和損失，那么，每個圖書館出于個人理性出發選擇的占優策略就是不合作的結果。逆推到第4輪，因為大家都可以推算出第5輪不合作的結果，因此第4輪博弈也會采取不合作的策略。由此類推直到第1輪，都可以得到同樣的結果。顯然，在有限次重復博弈中，圖書館數字信息資源的共建合作是不穩定的，博弈的最終均衡策略為（不合作，不合作）。
3用博弈論的思想解決數字信息資源共享問題
在現實生活中，參與博弈的各方合伙的機會必然是有期限的，信息組織間的合作共享是否根本無法實現呢？顯然在現實生活中是存在著長期合作的共同體。事實上，無限次重復博弈的主要界定標準在于參加者均不清楚哪一輪博弈會是最后一輪，合作各方擔心違約會遭到日后的“報復”便會把合作策略堅持下去。在有限次的重復博弈中，如果合作雙方不確定哪一輪是最后一輪，參與者會認為日后還要繼續打交道、博弈狀態會繼續維持，這便同無限次重復博弈無異。所以，在不能確定終止期的有限次重復博弈的圖書館數字信息資源共享博弈中，合作解是可以存在的。當然，為了維護合作模型的穩定性，更好的實現團體利益的最大化，必須配合以必要的措施。
3.1建立信任機制
圖書館信息資源共建共享機制的成功建立，取決于成員間的相互信任和對于聯盟內部規則的遵守程度，能夠取得收益同時實現持續的發展，其中成員館之間的信任是至關重要的。成員間除了應相互理解對方的行為和立場，尊重對方的觀點，還應加強組織內的交流，達成對某些問題的認識。另外，信任評審機制的建立也十分必要，通過建立完備的綜合性、長期性評估測試標準系統，對成員的聯盟策略及行動影響因素進行持續地跟蹤測評，通過完善細致公平的執行制度，形成穩定可靠的運行機制。
3.2建立監督機制
對于合作中的各館，都希望采取最優于自己的策略，以期得到最好的結果，因此為了達到合作團體利益的最大化，應該對各成員進行有效監督，維護合作協議的順利執行。要在建立領導協調組織和健全監督機制上下工夫，在明確各成員權利義務的基礎上，監督各成員的行為。對于損人利己的傾向和行為，及時采取措施，必要時對違反合作協議的成員進行制裁，甚至終止合作。
3.3建立保障機制
因為各圖書館之間的規模與發展水平不均等，建設規模大、信息豐富的圖書館往往很難與信息量相對較少的圖書館實現資源共建共享，另外數字信息資源共建共享經常發生“搭便車”的問題，這些都需要通過建立保障機制加以制約。在內部評估制度規范的基礎上，對貢獻大的圖書館要采用獎勵的辦法進行收益補償，同時針對慵懶的圖書館，通過采取懲罰的方式實現督促作用。
在具體的實施上，以懲罰措施為例，在成員館簽訂共享協議時，規定不合作的一方會受到經濟制裁，報酬減3，在矩陣圖2的基礎上可以得到新的報酬矩陣（見圖3）。按“囚徒困境”的分析思路，如果A館選擇共享，B館選擇了不共享，B得報酬為9而不是原來的12，因為B館不共享受到了事后的經濟制裁（12-3=9），小于（共享，共享）中的報酬10，可見，B怕受到懲罰得不償失必然選擇共享。對于A的分析也是如此，最后的博弈均衡狀態一定是（共享，共享），克服了欺騙或違約行為，達到了信息資源共享的目的。
圖1 Rembrandt, Four Orientals beneatb a tree, adapted from an lndian miniature, c.1654, brown ink and wash on Japanese paper, 19.4×12.5cm.
圖2 Rembrandt, Abraham entertaining the Lord and two angels, Inscribed Rembrandt f. 1656, ctching and drypoint, 15.9×13.1 cm
圖3 Anonymous Indian miniaturist, Sbaykb Husayn Jam, Sbaykb Husayn Admiri, Darvisb MuhaMmad Mazanderani and Sbaykb Miyan Mir the four Sufis, c. second quarter of the 17th century, body color, 17.7×10.2cm
依據倫勃朗留給世人的大量作品，我們大致可以感受到他對西方各門類繪畫技法的推進和對東方繪畫技法包括基底材料的采用和接納。以他在油畫技法方面的貢獻為例。大約在1624年，倫勃朗到當時最發達的藝術市場和商貿中心阿姆斯特丹，向當地的著名畫家皮特·拉斯特曼學藝六個月；這一經歷對于倫勃朗在藝術題材的選擇及技巧訓練方面具有決定性意義。拉斯特曼曾在1603至1607的四年里待在意大利，受到當時最有影響的畫家卡拉瓦喬畫風的濃烈熏陶。而卡拉瓦喬又是使“明暗對照法”這一由萊奧納爾多·達·芬奇最早嘗試的技法在油畫中得以成熟的第一人。“明暗對照法”到了倫勃朗之手，他不僅在油畫中將之推向極致，而且還將其作為新技法運用于版畫和素描(圖4、5)。
另一個事實則是，早在油畫興起之初，尤其是在油畫興起之地的尼德蘭地區，畫家們大多沿用傳統的蛋彩畫技法，亦即“線性”的造型慣例。也是由于萊奧納爾多的繪畫實驗，他有意將母題的輪廓線模糊化處理，從而使得對象與背景融合在一起，這便是他稱作的“漸隱法”。因此，“漸隱法”是對線性造型的反撥，正如喬爾喬·瓦薩里所以為的：能夠將具有15世紀早期繪畫特征的輪廓線柔和化處理，這是“現代”繪畫的顯著標志之一。事實上，該法不僅給西方繪畫朝向再現對象的三維感，尤其是再現對象的體量感指明了技術路線，更是給一百年后的倫勃朗最擅長的“厚涂法”提供了表現的場地。由于“厚涂法”的運用，才使油畫從“模擬肌理”的層面進入到“實際肌理”的技術高度；油畫通過所用顏料本身具有的物理特性表現出來的實際肌理，保證了這一媒介在再現各種母題方面除了圖像學的傳統約定之外沒有任何技術性障礙，從而使之優越于其他畫種(至少在1950年代末藝用丙烯顏料出現之前)而成為視覺藝術的皇冠。因此，就西方油畫的技術而言，倫勃朗對之由傳統線性造型完全轉換為塊面造型貢獻卓著(圖6)。
圖4 Rembrandt,Young woman Rembrandt's sister, inscribed RHL van Rijn,1632, panel, 59×44cm
圖5 Rembrandt, old man Rembrandt's fatber, unsigned. Inscribed probably not by Rembrandt, c.1630, red and black chalk, 18.9×24cm
作為線性造型的平面媒介，版畫雖然要到了19世紀才成為西方“美的藝術”中一個獨立的畫種，但倫勃朗對于這一媒介的實驗性探索，其成就也令人嘆為觀止。
屬于凸版印刷系列的木板木刻最早在中國出現的時候，在再現人物方面基本上固守線性造型的技術原則，這一情形一直延續到西方版畫的輸入。但在明代末期的書畫譜中，我們見到其他題材如花卉便有了相當成熟的塊面造型表現(圖7)。
15世紀初期，由于中國制的“布頭紙”，即西方學者稱作來自亞洲的rag paper引進歐洲，導致在奧地利和法國首先出現了非版刻書籍插圖的單張木刻。不過，如果將西方最早的木刻與古希臘的瓶畫相比較，會看出早期木刻借用瓶畫從黑像式演變為紅像式的過 程中對物—底關系相對性的理解，將之用于處理木刻版畫中黑白塊面的相對關系。但西方木刻版畫藝術家對線條品質的關注，卻大大地遜于同時代的中國同行(圖8、9)。
幾乎與此同時，西方由金屬首飾加工工藝發展出的、屬于凹版系列的銅版雕版，到了那個世紀下半葉便由畫家如馬丁·舍恩高爾用之替代了先前更為實用的木刻；這一改變標志著版畫從凸版木刻的“粗線條”向凹刻銅版的“細線條”拓展，由此使銅版脫離了木版所固有的印刷目的而向著純藝術的媒介靠近了一步。又由于銅版能精微地處理線條從而在黑與白之間可以獲得灰的塊面，亦即銅版可以從素描關系上模擬油畫的明暗塊面布局，由此使藝術家用銅版雕版復制油畫并用于圖像傳播和藝術教學成為可能；例如沒有去過意大利的倫勃朗，便是借助銅版線刻的復制品而學習文藝復興盛期大師的藝術傳統。不過，銅版雕版的基本技術目標是通過線條而獲得塊面。
圖6 Rembrandt, The feast of Belsbazzar, inscribed Rembrandt fecit 163. c. 1635.
圖7 明刻《十竹齋書畫譜》，楷杷，天啟七年(1627)年，胡正言十竹齋刊彩色套印本，縱20厘米、橫23.6厘米。
圖8 German-Bohemian, Agony in the Garden, c. 1410-20. Woodcut, 1014×714 in.
圖9 The warrior's leav-taking, c.510-500BC,
Vase in the “red-figured” style, signed by Euthymeded; height 60 cm.
15世紀末，銅版雕版到了舍恩高爾的同輩、被人們稱作“阿姆斯特丹版畫館大師”的一位荷蘭畫家手里，便出現了“干刻法”，又譯“直接刻線法”或“針刻法”。這一技術導致兩種結果：可以直接將素描轉換成銅版畫或直接在銅版上作畫；以及刻線留下的毛邊在印張上使得線條的品質柔和，從而使版畫制作能通過更精微的線條組合而達到再現光影的畫面效果。另一方面，1513年，瑞士版畫家厄斯·格拉夫首先將中世紀的酸蝕鎧甲飾法用于腐蝕線刻；隨之，舍恩高爾的追隨者和同鄉、對木版木刻和銅版雕版作出重要貢獻的阿爾布雷希特·丟勒，也用蝕刻法在1515至1518年間制作了五幅版畫作品；不過，他們都是使用當時廣泛采用、但紋理粗糙的鐵版，只有尼德蘭和意大利的藝術家使用銅版，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17世紀(圖10)。
倫勃朗從1627年開始對腐蝕線刻法產生濃厚的興趣；作為版畫初學者，起初，他的銅版雕版技法主要用于修整經腐蝕線刻之后的銅版線條。大約10年后，他開始實驗干刻法，這種方法對刻針(主要是鋼針，偶爾也用金剛鉆頭)的運用與腐蝕線刻法幾乎一樣，差別僅在于直接刻線的效果要比經過酸蝕更易控制；由此，倫勃朗將“腐蝕線刻”與“干刻法”并置為銅版畫制作的技法。另一需要我們注意的是，歐洲從原來適用于水性墨的木刻版改為使用油性墨的銅版之后，藝術家便主要用歐洲生產的白紙作為基底材料；但這一情形到了1647年的倫勃朗那里出現了變化，因為自那年開始，他在銅版印制中嘗試使用由荷蘭東印度公司進口的日本紙。有色而光滑的日本紙較強的吸水性使線條的品質更為柔和，這種效果所獲得的塊面感令倫勃朗興奮不已。加之他長期有興趣于通過“腐蝕線刻法”和“干刻法”將油畫中的“明暗對照法”引進到銅版畫創作中，因此對他而言，版畫通過線條構成塊面來再現對象的明暗關系就不再是一個藝術問題(圖11)。
但從另一幅1645年他還未用日本紙作基底材料的蝕刻風景里，我們發現其中極似中國水墨畫中運用線條的方式。正是由于這種迥異于傳統腐蝕線刻的手法，使得西方學者為倫勃朗是否直接攜帶備好的銅版出外寫生而爭執不休。也是由于他在銅版制作方面這種被西方學者認作頗為速寫式的變化，使得我們轉而關注倫勃朗在素描領域對線條表現力的探索(圖12)。
就如中國先哲對“書畫同源”的理解一樣，西方文明也一直將素描看做是藝術家一種類似書寫的行為：文人寫字，畫家寫形；此外，二者的物質媒介和基底材料大致相同。對于倫勃朗來說，素描作為個人的和不受贊助人意志左右、更具實驗性且以線條為主要造型手段的平面媒介，其中存在著更多令人興奮的藝術問題。正如我們所知，由于他將油畫中的明暗對照法也引進到素描寫生中，從而完成了所涉及的媒介由傳統線性造型規范向新興的塊面造型再現的轉換。但在1900余幅的素描實驗中，倫勃朗的興趣更多地表現在探索線條對對象的概括能力以及線條的不同品質。
圖10 Martin Schongauer, Madonna and Child with the Parrot, c.1470-74. Engraving, 614×414 in
圖11 Rembrandt, Christ healing to the sick, c.1648-50, drypoint and burin etching, 28×40cm
圖17 Rembrandt, Six's bridge, Inscribed Rembrandtf 1645, etching,12.9×22.4cm
倫勃朗時代已有的素描媒介主要是稱作“干性媒介”的銀針、粉筆和炭筆以及屬于“液體媒介”的吸水筆，包括鵝毛筆和蘆葦筆，還有毛筆、色料褐和墨水。歐洲用于書寫和素描的墨水，早期有古羅馬人用的烏賊墨，中世紀早期開始又主要使用燈黑或者是用葡萄藤炭條磨碎制成的墨；同時還有一種被稱作“鐵—癭墨”的黑墨水，鐵來自復合鐵硫酸鹽，癭來自櫟屬樹。而歐洲人在淡彩素描中喜用的所謂印度墨實際上是中國墨，它進入歐洲的時間大概在17世紀后期。所以在印度墨輸入歐洲之前，淡彩主要使用自制某些木材煙灰的色料褐和用于書寫的鐵—癭墨。倫勃朗的大部分淡彩素描便主要是敷染經稀釋的鐵—癭墨，偶爾也用色料褐。基底材料除了之前的羊皮紙和仿犢皮紙之外，用于素描的歐洲紙從1495年開始在英格蘭生產。 上述媒材，包括他從1647年開始嘗試的日本紙，都是可供倫勃朗選擇的、能夠影響風格的物理元素。
從倫勃朗早期的粉筆素描我們可以見到，即便是干性媒介，他也表現出歐洲素描傳統中前所未見的、羅森堡稱作的“簡略法”。這一手法表明，西方的素描傳統到倫勃朗手中發展出了一種新方式。然而，這種新的圖式究竟源于何處呢?正如我們所知，倫勃朗十分善于借用不同來源的圖式；所以我以為，中國當時向歐洲尤其是荷蘭輸出的青花瓷，對于倫勃朗的簡略法而言，應該是一個不應忽略的來源(圖13)。
160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將前一年在馬來亞附近搶走的葡萄牙商船“圣卡特里娜”號上逾十萬件中國瓷器于阿姆斯特丹銷售，這次銷售活動在彼時彼地所引起的轟動意味著中國瓷器進入了荷蘭中產階層的家居。其中后來被歐洲人稱作“克拉克瓷”的中國外銷青花瓷，大概出現于萬歷年間，經天啟到1644年明亡；而在此以前出口的瓷器都是明代的內銷瓷器。至遲到崇禎時期，克拉克瓷便有了多種形制和裝飾樣式供外商選擇。當時流行的內銷瓷器的裝飾母題主要有牡丹紋、蓮花紋、梅花紋、紋，還有源自西方的纏枝花紋；這些紋樣都曾出現在克拉克瓷器上。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從宋代開始出現一種新趣味，那就是瓷器圖案逐漸轉向直接以寫實的國畫花鳥和人物，以及漸次興起的山水畫為裝飾母題；這一變化到明代便發展為仿當時的名人手筆。不過，“克拉克瓷”的寫實(圖14)母題以花鳥和人物為多；但無論如何，當時的明代瓷器以及“克拉克瓷”，都成為了向倫勃朗展示中國明代水墨寫意人物和山水畫(西方人將之視為素描)技法最高成就的載體。如果將明代人物畫的一般面貌，例如吳偉的寫意人物與其在明代瓷器包括克拉克瓷上的反映做個比較，我們會發現中國繪畫的圖式傳統如何直接轉換為瓷器的裝飾母題(圖15、16)。
圖13 Rembrandt, Two Women teaching a chilb to walk, unsigned,undated, c.1635-37, red chalk on rough gray paper, 10.3×12.8cm
圖14 porcelain bowl. 16th17th Century
倫勃朗從1640年代開始特別喜歡采用水性媒介，于是我們從這類素描中更容易發現中國水墨畫的筆意。即使是素描人物，他的簡略法也相當接近中國畫的水墨人物。至于他的素描風景(圖17)，由于他熱衷于淡彩法而使得其畫面極似中國的水墨山水。雖然出口歐洲的瓷器以山水畫為裝飾母題要到了清朝順治年間(1644—1662)才規模化出現，但在此之前以山水為母題的明代瓷器早已隨著克拉克瓷而落戶歐洲，更何況中國山水畫也一直作為裝飾元素在克拉克瓷上以不同的方式反復出現(圖18)。
從他這三幅風景素描的技法來看，盡管也運用了西方傳統素描中成熟的淡彩畫法，例如水彩畫的先驅者丟勒對相似題材所采用的淡彩技術，但從畫面效果來看，倫勃朗的作品更加接近青花瓷的山水畫紋樣而不是他更熟悉的傳統淡彩。
我們可以回頭考察一下當時向荷蘭輸送的青花瓷以及克拉克瓷上山水母題的一般面貌(圖19)。從這些克拉克瓷和青花瓷器的山水紋樣我們自然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明代瓷器的山水母題直接來自模仿北宋山水畫的表現手法，那就是灑脫、率真而簡略的筆法。正如我們所見，由于向荷蘭出口的青花瓷的器形大多是碗、盤、碟等，因此工匠們從橫幅、手卷而不是立軸上截取畫面便成了應有之理。此處以北宋活躍于約1068—1098年的趙令穰一幅水墨手卷為例(圖20)，我們可以看出可能被青花瓷工匠們截取的畫面，以及肯定被借用的水墨技法。而從立軸上借用山水母題于青花瓷裝飾的藝術實踐，我們可以在那個時期內銷瓷的瓶、罐、壺、尊上見到。最后一個問題便是，從荷蘭東印度公司于1604年在阿姆斯特丹銷售的十萬余件中國瓷器開始，以及整個17世紀該公司都主要經營中國瓷器并以阿姆斯特丹為分銷中心的貿易活動，對倫勃朗的藝術會產生影響嗎?由于倫勃朗基本不畫靜物和室內題材，我們無法從他的作品中見到中國瓷器，但從他的前輩以及同輩甚至晚輩畫家的作品里，可以見到中國青花瓷對西方藝術的影響，以及青花瓷在歐洲、尤其是荷蘭富有人家中的財產性地位(圖21、22)。
圖15 Probably the Longqing(1567-72) to (Wanli1573-1620) period. It is 4 inch(10 cm) in diameter
圖16 吳偉《東方朔偷桃圖》絹本水墨淡設色縱134.6厘米橫87.6厘米
圖17 Rembrandt A Girlsleeping unsigned undated,c. 1655 brown wash on Asian paper24.5×20.3cm
圖18 Rembrandt, The former copper mill on the Weesperzijde, unsigned, undated, c. 1654-55. reed pen and wash in bistre, 11×24.2 cm
圖19 明成化年間(1465-1487)的青花碗
作為油畫技巧的早期大師，威尼斯的喬凡尼·貝里尼無論是否讀過他的同鄉馬可·波羅有關中國見聞的游記，他大概是最早在作品里將中國瓷器用作道具的畫家。法國畫家雅克·利納爾雖被稱為法國最早的靜物畫家，卻因為畫面中經常出現中國瓷器而顯露出荷蘭靜物畫的印記。我們再看看倫勃朗同代的荷蘭靜物畫家，如活躍于烏德勒支和安特衛普的J.D.德·西姆，以及J.J.特里克，他們都將克拉克瓷器作為靜物畫的母題。而倫勃朗的同鄉和晚輩，如倫勃朗油畫技法的追隨者、1653年定居于阿姆斯特丹的著名靜物畫家威廉·卡爾夫，安特衛普的肖像畫家貢扎勒斯·科古爾斯，以及卡爾夫的學生、阿姆斯特丹的靜物畫家J.凡·斯特里克，都是將克拉克瓷器視為令人羨慕的財產在不同門類的作品中展示出來。在這樣一種上下文里，倫勃朗沒有接觸到青花瓷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不過，他的最大嗜好藝術收藏給我們透露了重要的消息。
1635年2月，倫勃朗在阿姆斯特丹的藝術拍賣會上購得一批版畫、素描和人 體模型，這是他有記錄的收藏行為中最早的一次。倫勃朗1639年貸款購買了房屋后，他在整個40年代都花費巨資購買各類藝術品，從不討價還價，一擲千金，被視為藝術收藏的購物狂。到1656年倫勃朗申請破產時，他用來抵債的財產只有三大類：房屋、家具和藝術藏品。正是在破產后的倫勃朗財產拍賣清單(1660年)上我們見到，他不僅曾收藏有不止一件中國瓷碗，而且還有不止一件中國瓷塑像。由此證明，倫勃朗不僅熟悉中國青花瓷的平面裝飾，而且還了解中國瓷器的三維造型。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由于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商貿行為，使得倫勃朗直接接觸到了日本紙、印度細密畫和中國青花瓷。前二者已具體地體現在他的作品里，尤其是近年以來，西方的倫勃朗研究者已明確地將從前籠統稱作亞洲紙的基底材料改為日本紙。但對于倫勃朗特有的線條表現，羅森堡只是提及遠東的影響，卻未有追溯它的源頭。牛津大學中國美術史教授邁克爾·蘇利文曾試圖推測：倫勃朗應該見過中國畫或日本畫；但那個年代的日本繪畫只是以漆器和屏風的形式，而這兩種器物的裝飾畫與倫勃朗的簡略法毫無關系。那么，將中國水墨畫作為裝飾母題的青花瓷，因其與倫勃朗所有的關系，便使我們有理由將其視作羅森堡所謂倫勃朗式簡略法的圖式來源。
【關鍵詞】英尼斯;制度主義;制度;演化;媒介
【中圖分類號】G206【文獻標識碼】A
英尼斯被稱為“第一位獲得國際聲譽的加拿大本土社會科學學者”和“加拿大經濟史之父”。他還是經濟史協會第二任主席(1942-1944)、美國經濟學協會第54任主席(1952)。在英尼斯的好友、著名歷史學家唐納德•克萊頓看來,他的學術生涯可以以10年為一階段進行劃分。1919年,當英尼斯的博士論文即將出爐時,巴黎和約簽定實施;1920年,他通過對加拿大太平洋鐵路的研究獲得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來到多倫多大學任教;20年代,英尼斯以一個獨立學者的姿態開始了加拿大經濟史研究之旅的第一站――皮貨研究,1930年,《加拿大皮毛貿易》正式出版,此前一年,全球股市狂瀉引發經濟大蕭條;30年代伊始,鱈魚業成為英尼斯的第二個研究主題,他在加拿大經濟學領域的權威地位日益確立,與此相伴,30年代那段蕭條和苦澀的時期讓他開始投身加拿大的公共事務;當1939年“二戰”爆發之際,英尼斯正全力對《鱈魚業:國際經濟史》進行最后的修訂,次年,該書問世。從1940年開始,英尼斯的生命步入了最后12年,這一階段的開始在硝煙彌漫的“二戰”,結束于鐵幕森然的冷戰,英尼斯將學術目光投向更廣泛的人類歷史長河中的政治和文明危機――一種從傳播角度剖析人類文明史的路徑悄然展開。(Donald Creighton,1957:p96)
如前所述,每十年,英尼斯的學術興趣和研究主題都出現轉變,《加拿大皮毛貿易》著眼的是加拿大經濟史,《鱈魚業》研究北大西洋沿岸的國際經濟競爭;《帝國與傳播》、《傳播的偏向》則在時間和空間上涉足更廣大的領域,通過傳播更替的歷史來探究不同社會文明形態。在生命的最后十年,英尼斯的傳播研究似乎越來越遠離加拿大,但在他自己看來,卻是逼近了現代西方社會問題的核心。
英尼斯在經濟史的研究中建立起一套以技術為線索、對社會演化歷史進行政治經濟分析的路子,作為一個制度主義經濟學家,英尼斯從來把歷史看作是一個復雜系統,把社會的演進視作多因素復合而成的制度的演進,他的抱負就是如同自己的楷模――經濟學家凡勃倫那樣真實而系統地描述不斷演化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程。在這個過程中,他發現了媒介的重大作用,認為信息、知識、思想的傳播對社會組織關系、制度習慣、文化變遷的影響更甚于經濟。與其說英尼斯從經濟研究轉向了傳播研究,不如說傳播研究是他經濟研究的一個延續,延續著對制度演進和社會價值的探索,延續著對權力關系、技術文化的歷史分析,也延續著對壟斷、集中化控制和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批判。
從英尼斯逝世前所撰寫的回憶錄來看,在芝加哥大學期間,他所受到的學術影響和思想沖擊主要來自于經濟系學者的言傳身教和研究著作,特別是在20世紀初期的美國經濟學界盛極一時的大師、舊制度主義經濟學的創始人――索爾斯坦•凡勃倫。當英尼斯1918年來到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時,凡勃倫雖然已經離開,經濟系仍舊浸染在他的影響力之下。因此,英尼斯一邊遙想緬懷當年凡勃倫曾開設的“社會理論史”、“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文明中的經濟因素”等課程,一邊通過全面地閱讀凡勃倫的著作吸取他的思想精髓。1929年,英尼斯在《西南政治與社會科學季刊》上撰《凡勃倫的著作》(《The Work of Thorstein Veblen》)一文捍衛凡勃倫的價值,甚至盛贊凡勃倫為“工業革命之后的亞當•斯密”(Harold Innis,1956:p23)。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之前,美國經濟學最主流的理論是以凡勃倫為代表的“制度主義”經濟思想。作為美國最著名的反正統經濟學家和社會批評家,當其他經濟學家在象牙塔內研究真空條件假設下的人類行為時,擁有哲學博士學位的凡勃倫顛覆了之前正統經濟學僅僅著眼于微觀人和企業的理論范式,引入人類學、心理學及其他社會科學的知識來拓展經濟學。正如英尼斯1929年對他的高度評價,“如果現代經濟學者是分類學家,那么凡勃倫則力圖進行經濟學的胚胎學、形態學、生理學、生態學和病源學的研究。”(Harold Innis,1956:p24)。英尼斯的傳播研究在如下方面受到以凡勃倫為代表的舊制度主義經濟學決定性影響。
一、文化和整體觀
以19世紀70年代馬歇爾《經濟學原理》為標志的新古典經濟學一直在西方經濟學界占統治地位,但到了20世紀一二十年代,新古典經濟學在理論上陷入持久的危機。造成這種危機的主要原因來自于它的兩個基本假設:一是孤立的個人主義假設,二是完美的市場假設。在這樣的假設之下,新古典經濟學發展為一門類似于數學、物理學的科學,這種以自發平衡的市場理論為核心的思想與經濟現實嚴重脫節,對現狀的解釋力也日益喪失。以凡勃倫為首的一些經濟學家開始對之進行批判,并逐步形成自己的制度主義理論,這一事件在經濟思想史上稱為“制度主義運動”。凡勃倫綜合了德國歷史學派、達爾文進化論、美國早期實用主義的研究方法,從經濟學、人類學、文化學、生物學等多學科的視角來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問題,將經濟學研究對象轉向制度,開創了制度經濟學。他認為,“在正統經濟學內部,社會規范和制度的約束作用普遍被遠遠地推入背景之中以致完全得不到考察,從此也就有了作為顆粒脫離社會的單一經濟人概念。然而,如果承認‘文化適應規定個人的約束和偏好’,那么經濟學家就回避不了有關社會規范的作用以及他們如何跟理性、評判過程的運作相關聯等嚴肅問題。”(馬爾科姆•盧瑟福,1999:p63)。基于這一弊端,凡勃倫提出,社會經濟活動總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展開,經濟學應該將經濟視為文化整體中的一部分,從整體上考察經濟的進化,其研究對象應該是經濟活動借以開展的制度及其變遷,因此,制度經濟學從整體的、演進的角度著重考察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家庭、國家、法律、文化、政治、規則、慣例、習俗等各種制度安排,將制度作為一個變量理解和把握人類行為并據此提出對策。
英尼斯給予凡勃倫“工業革命之后的亞當•斯密”的崇高贊譽,說明他同時從凡勃倫和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那里繼承了社會整體論的研究理念。其實,斯密創立的經濟學最開始是一種政治經濟學理論,在《國富論》中斯密注重制度和人的作用,運用系統的方法,來剖析各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乃至整個經濟系統總體的發展,第一次為我們展現了一個完整的經濟和社會系統。然而經濟學在馬歇爾那里引入脫胎于牛頓力學的“均衡”概念后,越來越數學化和抽象化,越來越脫離現實,這恰恰是英尼斯在其研究中所反對的,他認為應當復興斯密和凡勃倫所開創的分析復雜系統關系的路數。在英尼斯的傳播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所體現的這種整體的、聯系的視野,他將社會看作一個整體的偉大概念,“就像解剖學那樣,一個整體遠遠不止是各個部分的總和。當各個部分相輔相成,或相互抵觸,或者是由于彼此共同存在而形象有所改變時,情況就肯定是這樣。”(加爾布雷斯,1999:p63)技術通過與法律、政治、經濟、宗教、結構、思維等各個系統之間的互動推動了社會內部循環交流,各種社會結構和組織關系是在眾多社會行動者的互動中產生的副產品,整個文化的前進必須以盡可能綜合的方式來進行評價和調整,因此,英尼斯更多地從制度方面或結構方面來分析社會與技術。
社會整體制度得以形成的基礎是什么?凡勃倫強調要對社會文化心理和思維習慣作分析,這一解答具有強烈的社會心理學具理論色彩。他把制度歸結為人們主觀心理的基礎上累積的思想和習慣,制度本身“是個人或社會對有關的某些關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維習慣……是人所共有的現存的思維習慣”。(凡勃倫,2004:p149)如果記起凡勃倫曾經在霍普金斯大學與杜威一起追隨皮爾斯攻讀哲學,對他的這種實用主義心理學傾向將不會感到意外。這也同樣說明了為何英尼斯在傳播研究中想要考察“傳播媒介的效用……如何創造出有利于創造性思維的條件”(英尼斯,2003:p7),看它如何改變了人們的思維結構和組織方式。在英尼斯看來,社會系統中的個人和行動者是文化的產物,個人行為由社會環境和自我動機共同支配,應當從人的主觀動機以及所存在的環境去尋找決定行為的因素。不同的傳播模式和傳播環境造就了人們不同的環境內容,也決定了行動者與他人所形成的關系模式。時間和空間就是基本的社會關系,它們只有在集體行動中才能共存。正是復雜的傳播過程和傳播系統決定了行動者的行為方式,道德規范、價值觀、信仰、態度和習俗、法律規章、官僚體制、政治政策、社會階層等制度形式都是人類本能與外界環境、其他行動者的互相制約所形成的,是廣泛存在的既定習慣和關系契約。因此傳播就是社會內所有行動者的思想關系和組織活動,傳播研究的內容則如英尼斯所說,“生活永不停息的外在形態展現出各種特性和偏向,從而為我們深入研究生活可能的方向及局限提供可能。個體的習慣與偏向在制度層面進一步累積并得到增強,這種習慣與偏向形成了社會科學學者研究的主要興趣點。”(Donald Creighton,1957:p91)這使得英尼斯的傳播研究展現出濃厚的社會學風貌。
二、演化的觀念
受達爾文進化論、歷史學派的影響,制度經濟學從進化、演變的角度看待制度整體,因而制度學派被某些人看作是德國歷史學派在美國的一個變種。凡勃倫認為,在人的本能所支配的社會行動中思想和習慣逐漸形成,因而制度也是一個歷史進化的過程,“當環境發生了變化,人們通過技術革新的成果克服過去環境下產生的思想和行為習慣,以延續和改善生命過程……制度變遷過程就是工業的和商業的兩個職業各自構成的集團的對抗過程。但這種對抗不會表現為激烈的形式,因為思想和行為習慣的改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可能通過革命式的變革迅速轉變。”(張林,2004:p3)制度的演進過程是人類思想和習慣的自然淘汰過程,是人類應付外界環境的心理變化過程,制度又對人類進一步的行動產生約束力。所以經濟研究應該抓住制度的演化這個核心主題,把演化看作是理解經濟、技術和制度變化的基本方法,而不是遵循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靜態和均衡的思想。
那么,是什么引起制度環境的變革呢?凡勃倫認為,科技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技術發展將引發制度變遷。凡勃倫理論體系的哲學來源十分復雜,但實用主義哲學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塊。在杜威手里定型的實用主義哲學明確地提出了制度與技術之間的關系,將“制度特征”與“技術特征”視為人類生命過程中的兩個主要方面,前者關注如何保留歷史遺傳下來的信仰、階級差別、身份認同、文化儀式;而后者與技術、科學、工具相關,是改變世界的動因,并解構著制度特征的內容。制度特征的視角是向后看的,而技術特征則是向前看,正是二者的不斷沖突形成了社會有機體的演變過程。深受這一項影響的凡勃倫提出,社會由兩個體系構成,“一個是由金錢部門及其維護者構成的儀式體系,一個是由工業部門及其維護者構成的技術體系。”(張林,2004:p2)這兩個體系長期持續的沖突、互動形成了制度的演變和社會的進化,而“制度調整的主力就是勞作本能表現得最明顯、受現存制度的約束最大的那個從事工業的、工具性的職業的集團。”(張林,2004:p3)也就是技術集團。在他看來,“物質和技術環境塑造生活模式,后者又轉而變成了常規。生活習慣同樣包括某些成為常規的思維方式。這些思維方式包括共同體的技術知識及普遍持有的價值和信念。”(馬爾科姆•盧瑟福,1999:p112)長期來看,技術的后果難以控制,也許會有違初衷,“這種后果可能牽涉到甚至是最根本的制度原則的改變。凡勃倫認為,這種根本性改變可能發生在新技術改變某個重要人群的基本生活模式、生活及思維習慣的地方。舊的行為和思維方式失去作用并被其他更符合新的生活環境的方式所取代。” (馬爾科姆•盧瑟福,1999:p117)總之,制度演化思想的要義在于外界環境(包括技術)的改變賦予人們心理、思維、習慣等改變的要求。
如同凡勃倫,英尼斯的傳播研究中也強調動態演化和技術的作用,提出了相似的演進結構。英尼斯“堅持認為制度的興衰存在規律,他畢生致力于這種興衰過程的探索與研究。” (Harold Innis,1956:p24)他對人類文明歷史興衰起伏規律的探索訴諸于考察由傳播媒介所引發的社會文化形態(制度)的整體性變革。英尼斯從文化整體的角度看待傳播與社會,認為傳播是一個文化過程,而文化是一個整體范疇,表現為兩個方面,即制度的方面與媒介技術的方面,反映在哲學意義上就是儀式方面與工具方面。任何社會活動都是由兩類行為構成,一方面是技術特征的行為,即傳播技術的更新,人類的本能是推動技術進步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是儀式特征的行為,即制度。技術的特征是發展的,而制度總是過去經驗的產物,其特征是穩定的,并且對變革產生抵觸或者約束變革。一方面,技術起源于文化,羊皮紙、紙張、印刷術、廣播等媒介本身是制度文明的產物,它們體現了某一制度類型下社會的關系原型和思維模式;另一方面,媒介對制度產生影響,它是理解某種文明如何演化的關鍵;同時,制度影響技術變化的發展方向,促進某些技術的發展,阻礙另一些技術的發展。二者之間構成了相抗衡的矛盾并彼此競爭和決定,社會文化過程始終處于兩者的沖突之中,在平衡和失衡的交替中循環演進,歷史也就是傳播技術所引發的新制度對舊制度的修改和替代。
同樣,英尼斯所謂“媒介的偏向”就是媒介同行動者之間互動關系的類型及其演化。媒介帶來了新的信息,改變了知識傳播方式和過程,人們必須在思想和行為上適應變化了的環境,一些與舊環境難以相容的思維習慣和組織行為被改造或淘汰,去釀造新的制度。傳播決定了行動者的思想習慣和所形成的社會關系總是不斷變化,因此社會制度總是處于無止境的演進之中,它形成的終點也就是調整的起點,“媒介―行動者―社會制度”模式所組成的體系在英尼斯那里分為時間偏向和空間偏向兩類,一旦這個系統完全穩定下來,此時社會或者說文明就被鎖定于某種偏向,英尼斯認為它達到了一個知識壟斷的終點。
可見,在英尼斯那里,文化的變遷“來自于技術的變遷……技術變遷的速度和方向受到現存制度框架的影響,而制度框架是在思維的習慣方式及決策者的利益中表現出來的。技術通過改變物質條件,通過改變個人生活和思想的方法、模式和習慣而產生制度后果。” (馬爾科姆•盧瑟福,1999:p47)占支配地位的媒介“是整個文化結構的動因和塑造力量”,“他把注意力指向……技術的偏向和扭曲力,借以顯示如何去理解文化。”把“歷史環境當作一個試驗場,去檢驗技術在塑造文化中的作用。” (麥克盧漢,2003:p5)早期的學者認為英尼斯把媒介技術作為歷史文化發展的引擎,強調技術的內部特性塑造了使用者的世界觀,人的作用被擱置,于是給他戴上“技術決定論者”的帽子;這種觀點不僅忽視了英尼斯思想的復雜性,也違背了他一再堅持的行動者的作用在文明和帝國發展歷史中的重要地位。英尼斯的傳播學不是單因單果式的,也不是以受限的人類命運為基礎,他用演化的視角來看待技術與文化的歷史變遷,文化的變化依賴于行動者與制度環境的交流互動,這種互動涵蓋了媒介的技術特性、社會結構、地理分布、經濟方式、思想生活等一切事物,并賦予了整個傳播研究動態的歷史發展觀。
三、集體主義視角
凡勃倫和與他同時代的芝加哥社會學派學者一樣,并非采用微觀的個體行為作為考察主體,他不否認個人的選擇,但認為這種選擇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文化框架內進行的選擇。他認為,處于孤立狀態的個人根本不存在,人是一種社會存在,惟有“社會”才使個人行為得以形成,人們的思想和行動選擇來源于下列因素的影響:社會經驗、人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學習和競爭過程等,要承認文化對個人的影響以及個人作為文化整體的一部分。并且,個人行為之和不等于集體行為。社會不是、也不應理解成為個人行為的簡單之和,制度和社會作為一個文化整體有自身的運動特點,不能分解為個人行為之和。
因此,制度主義始終秉持著凸顯社會因素的集體主義方法論,強調在周圍的制度環境中處理人類行為的重要性,通過對群體現象或過程的研究來認識世界,認為“個人的‘氣質狀況是在給定的一組傳統、慣例以及物質環境下累積而成的。’”在凡勃倫的著作中,集體單位中的各種社會階層、利益團體和權力組織成為技術演化和制度變遷的參與者和承受人。
英尼斯繼承這一視角,我們在他的指引下看到各種帝國中政治、經濟、宗教、知識的階層和利益組織如何馳騁于歷史的征戰場角力爭斗。在演化過程中,英尼斯突出了行動者對制度環境的主動適應和創造性,強調團體理性向社會整體理性轉化以及在社會競爭、制度擴散中的作用。通過多個文明帝國的歷史進程,英尼斯剖析,任何制度都會產生一個在該制度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由于制度的保守和它造成的知識壟斷,總有相對抗的新的媒介出來不斷克服制度阻力,社會就是在這兩股力量的沖突中向前發展。
四、對權力、所有權的關注
凡勃倫在《有閑階級論》中得出結論,人類社會中有閑階級及有閑階級制度的形成,與所有權私有制的產生相聯系。制度主義的另一位大師康芒斯同樣指出,財產真正的本來的意義不是指物質的東西,而是指擁有、使用和處理某物的絕對權力,財產總是與占有、保留、讓與、取得和不受干涉的權力相聯系。因此,與古典經濟學不同,制度主義者更多地偏向了權力在社會中的作用而不是市場價格;由制度所決定的權力結構才是決定資源配置的最基礎因素,在現實世界,應當關注的是機會集合如何形成。
在英尼斯對媒介的歷史分析中,權力階級的涌現與知識的私有制同時發生。英尼斯并不是割裂的看待傳播技術,而是把技術本身當作一個復合體,或者更明確地說,他眼中的技術是深度資本化的技術,新技術興起的同時掌握此種新技術的組織權力增強、地位上升,舊的團體力量衰退,于是原有的社會結構和關系形態必須做出變革,形成新的權力模式和制度體系。例如,在《美國的技術與公共輿論》一文中,他分析了美聯社憑借電報技術獲得壟斷地位,并如何與報業爭斗、政黨角逐相互咬合;向廣播的轉軌也不會例外,廣播這個作為空間偏向的印刷業對立物而出現的媒介,原本是倚重連續性和時間,結果卻“訴求于有組織的力量,將有組織力量作為確保連續性的工具。” (英尼斯,2003:p156)為歐美政治、商業權力所操縱,淪為輿論轟炸的機器。他看到政治力量對新聞、出版的操縱,而且,隨著新的的可視性媒介――照相機、攝像機、相片、電影等等的誕生,這種操縱和破壞上升到了更高的水平。攝像機誕生于一個崇拜視覺的印刷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人們很容易接受下列觀念――新的視覺資源是真實性的客觀替代。于是現代思想中所謂的“照相真實主義”(Judith Stamps ,1995:)信念隨之形成――照相機和攝像機不會說謊。這種信念的嚴重后果從電影媒介的操縱性中可見一斑。英尼斯注意到,在“二戰”中電影被作為一種宣傳工具運用,被用來說服民眾關于本國軍隊的節節勝利。概言之,著眼于權力,英尼斯在傳播研究中發展出了一系列的矛盾與張力:平衡與失衡,時間與空間,帝國與風俗(帝國可以沒有邊界,而風俗卻是本地化的),集中化與非集中化,依附與自治,世俗與宗教……英尼斯通過尋求這些問題答案,建立起了現在稱為媒介帝國主義的傳播研究。對于英尼斯來說,對媒介的興趣更多的在于了解政治經濟歷史中的傳播技術扮演了怎樣的重要角色,他關心媒介生產背后的權力運動,以及特定媒介在管理社會勞動分工、權力分配中所起的作用。他借助媒介“引導我們去考慮結構成分的相互作用所產生的權力形態和程序。他的研究思路是,弄清每一種權力機構的形態對其他形態起了什么作用。” (麥克盧漢,2003:p6)在他的研究中,無處不體現著他作為一個政治經濟學家在權力與壟斷問題上的警覺和深度。
學界一般認為,凡勃倫理論“體系的主要缺陷在于沒有很好的界定技術變化,技術變化所產生的生活模式的變化以及被凡勃倫看作結果的目標、意識形態及有效性標準的變化這三者之間的聯系。”(馬爾科姆•盧瑟福,1999:p119)與其方法論上的累積因果分析一致的是,他常常寬泛的斷言技術對制度的決定力,卻對于“到底制度變遷如何改變個人的處境和目標,或者改變之后的個人理想實際上到底如何引發社會慣例和法則變遷的” (馬爾科姆•盧瑟福,1999:p37),鮮有辨析,這當然和他將組織、團體作為分析主體直接相關。比凡勃倫成熟的是,英尼斯辨析了傳播技術變革與社會組織結構、文化形態整體模式上的調整甚至重組;然而,他依然沒有解釋技術變化和傳播行為本身是如何發生和展開的,沒有明晰的描繪觀念如何在社會內部進行傳播和共享,未能體察個體與社會如何通過媒介共生互動,無法對作為人類行為的傳播活動過程作出更多的分析,他關注的是傳播技術的偏向如何被塑造、利用以建立起相應的社會類型。
繁人都重評價道,“凡勃倫是世上少有的有所謂超前意識的人……因為他所思考和陳訴的觀點往往都是被后來的成功人士所接受、認可,但卻遭到與他同時代的人的反對。所以,他像個外星人一樣孤單,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 (繁人都重,2004:p54)對照凡勃倫,英尼斯所開創的傳播技術研究模式在當時無人理解并長期受到冷遇也就不足為奇――這對精神上的師徒堪稱同病相憐。除了研究領域上的超前,二者另一個備受冷落的原因在于他們較早采取的跨學科的研究方式,而這種方法基本與數字和量化技術無關。熊彼特曾評價凡勃倫是社會學家,我們在英尼斯的研究中也看到濃郁的社會學風貌。但新任美國經濟學會主席查爾斯•舒爾茨(Charles Schultze)說:“如果你仔細研究,你會發現經濟學家最怕變成社會學家。” (繁人都重,2004:)他這話反映了西方特別是美國主流經濟學依循的實證研究和定量分析模式強大的輻射力。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北美社會科學界普遍轉向,努力成為像數學和物理學那樣精確的科學,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倡導引入歷史學、人類學和其他定性研究理論與方法的凡勃倫會在數理經濟學家占優勢的美國日益邊緣化。英尼斯深深地為凡勃倫所開創的學術傳統遭到冷遇而鳴不平,他反對單純和機械的量化研究和數學模型,批評實證主義者把研究工具當做研究內容,這種極度抽象的研究放棄在整個外部社會的現實生活中發現問題,所進行的不過是檢測“沒有軀體的血液循環”。他強調我們所處的現實環境糾結著錯綜復雜的權力活動,面臨重重危機,學術研究需要建立在這些現實之上,全面診斷西方社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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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鄭曉云，王雨，東北林業大學土木工程學院;賈超，黑龍江中醫藥大學 黑龍江哈爾濱 150000）
關鍵詞： 異步電動機； 小波分析； 故障診斷； 降噪效果
中圖分類號： TN911.4?3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373X（2014）21?0066?02
Method of asynchronous motor′s fault signal denoising realized
on the basis of wavelet transform
YAO Nian?chun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Jiangsu Polytechnic of Finance & Economics， Huai’an 223003， China）
Abstract： The signal denoising method based on the wavelet transform is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early fault diagnosis of asynchronous motor. The signal is sprea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frequency band. The wavelet transform modulus is quantified through the float threshold value. The result shows this method can eliminate the most noises and keep the curve profile of the original signal in acumination transform. It can accurately diagnose the asynchronous motor′s emergency fault signal and achieve the preferable denoising effect.
Keywords： asynchronous motor； wavelet analysis； fault diagnosis； noise attenuation effect
0 引 言
眾所周知，常用的信號去噪方法主要有平均值法、傅里葉變換法以及曲線擬合法。而傅里葉變換法是先對信號進行傅里葉變換，在頻域里找到噪聲的傅里葉系數并置零，再進行傅里葉逆變換[1]，因為傅里葉變換是一種純頻域的變換，去噪方法受傅里葉算法影響較大，用傅里葉變換處理非平穩信號，不是很理想。
小波分析是近年來發展的一個新分支，處理非平穩信號比傅里葉變換優越性更大，小波理論信號的分辨能力強，應用廣泛，對異步電機的故障信號診斷中，小波理論的運用也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
1 基于小波變換的信號消噪方法[2?8]
小波消噪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種：強制消噪處理、默認閾值消噪處理及給定軟或硬閾值消噪處理。小波消噪的原理就是通過小波分析將原始信號進行分解，得出一系列的近似分量和細節分量，其中噪音部分包含在高頻系數中，經小波重構得到平滑信號，從而達到降噪目的。
小波變換對信號具有自適應性，可通過平移和伸縮等方法對信號進行細化分析，尤其對不穩定信號處理占有更多優勢，但對于長期處于穩定變化的信號，則沒有必要運用小波變換進行分析。因此，在異步電動機的控制系統中，運用小波信號奇異性分析，可取得明顯效果。
小波函數具有以下兩個特點：
（1） 時域內具有緊支集；
（2） 小波函數的疊加構成了信號，其直流分量為零，即具有正負交替的“波動性”。
基于上述特點，噪聲信號一般基于以下模型[2]：
[s（n）=f（n）+σe（n）] （1）
式中：[n]是采樣時間；[σ]為噪聲強度（水平）；[e（n）]為噪聲信號；[f（n）]為有用信號；[s（n）]為污染噪聲信號。
信號消噪的目的表現為壓縮信號[s（n）]和恢復信號[f（n）。]其中低頻的或平穩的信號為有用信號[f（n），]噪聲信號[e（n）]表現形式為高斯白噪聲。在電機控制系統中，噪音與有用信號的頻譜在位置或幅度上相差較大，應用小波變換時，為達到對信號進行分離的目的，對變換系數進行切削、縮小閾值幅度，此為一種非線性濾波方法，體現出了小波變換的優越性，在小波變換域中去除低幅度的噪聲和不想要的信號，并進行反變換，便可得到所需信號。
通過對模型分析，可以得出下面幾個結論：
（1） 如果[e（n）]信號是一個平穩、零均值的白噪聲信號，則小波分解系數是不相關的；
（2） 如果[e（n）]信號是一個高斯噪聲，則其小波分解系數成高斯分布；
（3） 如果[e（n）]信號是一個有色、平穩、零均值的高斯噪聲序列，則其小波分解系數為高斯序列，且對于每一個分解尺度，其相應的系數也是一個平穩、有色的序列；
（4） 如果[e（n）]信號是一個含噪信號，則噪聲信號表現為各個尺度的信號中高頻信號部分。
2 異步電動機故障信號消噪的應用
假設一迭加了噪聲的有限長信號可以用下式表示：
[yi=xi+εni， i=1，2，…，N] （2）
本文采用的是幅值為0.2的隨機噪聲。
為了從噪聲污染信號[y]中恢復原始信號[x，]用矢量[x，][y]表示，則為[xi]和[yi。]假設[W]為離散小波變換算子，[X，][Y]表示[xi]和[yi]的離散正交小波變換，即：
[X=Wx，Y=Wy] （3）
令[X]表示[Y]中對[X]的估計，消噪如下所示：
（1） 計算離散小波變換[Y=Wy；]
（2） 對系數進行閾值處理；
（3） 計算離散小波逆變換[x=W-1X]（[x]為恢復的原始信號）。
實驗中選用DSP芯片來進行采樣，對頻率為50 Hz的電動機電流信號[ia]采樣400個點。有8個周期信號，將其送到計算機中，得到如圖1和圖2所示的信號波，為進一步分析帶來很大的方便。
圖1（a）是采樣400個點，信號波形為純凈信號與噪聲信號進行疊加的結果。圖1（b）是用db5小波對圖（a）進行消噪后的波形。電機的電流信號經小波軟閾值去噪之后，抑制了噪聲的干擾，信號變得更平滑，更加接近真實的電流信號。由此可見，應用小波變換進行消噪可獲得較好的消噪效果。
從圖2（b）中可以看出，小波消噪對非平穩信號的噪聲消除有很大的優點。它保留了原有信號的突變特征，并能消除大部分噪聲，在信號處理時，先做預先的處理，消除噪聲，提取有用信號，從而實現對電機的故障特征進行檢測盒判斷。
實際上小波變換在時、頻域同時具有局部化能力，對有突變特征的信號或暫態信號的消噪能力更強。因信號突變處的頻帶寬，而基于Fourier分析或其他傳統濾波方法處理后的信號，容易將突變部分的信號平滑掉，達不到應用的目的，從而損失掉突變處所包含的豐富的故障特征信號，不利于故障信號的檢測。
圖1 基于小波變換的平穩信號消噪過程
圖2 基于小波變換的非平穩信號消噪過程
3 結 論
本文運用小波理論，實現了對異步電動機故障信號的消噪方法。研究表明小波變換理論適合于突變信號及非平穩信號的消噪，這種消噪方法的優點表現為可保留原有的突變信號，且這一突變信號很可能預示了故障的早期特性，這樣可及早地預防并診斷故障，可更好地對電機的安全性起到保護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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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地下空間；規模論證；萬博中心
Scale demonstration of the method of underground space
- A Case Study of Underground Space Guangzhou Huambo Center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of underground space Guangzhou Huambo Center for exampl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underground space in the actual space requirements for each function segmentation studies， comprehensive judgment overall development scale. For similar problems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Key Word：Underground space， Scale demonstration， Huambo Center
1、引言
國內外城市中心區地下空間需求量預測工作尚處于研究探索階段， 還沒有形成一整套系統的需求預測方法。
本文以實施工程廣州萬博中心地下空間為例，通過對地下空間實際開發建設的各功能進行空間需求細分研究，綜合判斷總體開發規模。由于，地下交通、市政設施屬于公共設施范疇，且不需計容，規模論證集中分析商業規模的論證。期望通過本次研究對于同類問題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2、規模論證是控規層面地下空間規劃的主要內容
地下空間規劃是城市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城市地下空間規劃分為總體規劃和詳細規劃兩個階段進行編制。詳細規劃階段地下空間由分為控規層面地下空間規劃及修詳層面地下空間規劃。
控規層面地下空間規劃內容為：根據地下空間總體規劃的要求，確定規劃范圍內各專項地下空間設施的總體規模、平面布局和豎向分層等關系；針對各專項設施對規劃范圍內地下空間資源的開發利用要求，提出公共性地下空間以及開發地塊內必須向公眾開放的公共性地下空間設施的控制要求。對開發地塊地下空間資源開發利用的控制以指導性為主，僅對開發地塊地下空間與公共性地下空間之間的連接進行詳細控制；結合各專項地下空間設施的開發建設特點，對地下空間的綜合開發建設模式、運營管理提出建議。
因此，規模論證為控規層面地下空間規劃的主要工作內容。
3、萬博中心地下空間規模論證的方法
3.1方法一：地面與地下規模對比法
萬博地下空間的開發建筑面積約為179.87萬O（約為地面總量的48%）。綜合國內外相關案例，如蒙特利爾、北京中關村西區、杭州錢江新城等地下空間開發多與地鐵站相結合，功能上以商業和停車為主，開發量一般為地上建筑量的30%―50%。
表1：新建城市中心區地下空間開發量一覽表：
3.2方法二：詳細功能累計法
萬博中心地下空間主要功能包括：道路交通設施、市政管線、地下商業設施三大部分內容。
圖1：萬博中心地下空間三大功能構成圖
3.2.1地下交通設施包括：地下停車庫、地下道路、地下通道及公共出入口/等設施，面積共137.58萬平方米。
a、地下停車規模：根據《廣州市建設項目配建停車位指標》，本區屬于B區范圍，機動車停車位約3.23萬個，地下停車建筑面積（含設備用房）面積約117.36萬O。
b、地下道路規模：根據地下道路系統設計（市政隧道雙向共2車道、主環路單向3車道、次環單向2車道，6組出入口隧道）建筑面積共約13.88萬O。
c、公共通道規模：萬博二路、漢溪大道地下負一層、負二層人行道作為公共通道，負一層通道寬度不少于15M，局部擴大為18M；負二層公共通道不少于8M，建筑面積約3.78萬O。
d、公共出入口/下沉廣場/垂直交通/逃生口/風井等設施規模：主要沿漢溪大道東、萬博二路布局，建筑面積約1.17萬O。
e、地下軌道規模：根據地鐵方案設計，分別在負一層、負二層設有地鐵風井、地鐵設備房及收費處，負四層設有軌道及地鐵站臺，建筑面積約1.87萬O。
3.2.2地下市政設施包括：地下戰場、地下綜合管溝兩部分內容共3.05萬平方米。
市政設施的地下化發展為城市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將成為未來城市建設和發展的趨勢和潮流。鼓勵萬博項目采用創新型可持續市政基礎設施系統。
規劃原則：遵循合理性、持續性、可行性原則，以地下市政管線綜合化為重點，以高效低耗為目標，以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為宗旨，使城市向生態化邁進。
在區域內共有12種工程管線：分別為冷凍水管、冷凍回用水管、真空垃圾管、給水管、10KV電力電纜、電信電纜。在管溝局部段有DN1200壓力補水管、11萬伏電纜及DN200熱水管、熱水回用管、蒸汽管道、凝結管道。
a、地下市政站場規模：共設置雨水沉淀池、中水處理站、2處隧道雨水提升泵房、真空垃圾處理站共5個地下市政站場，建筑面積約0.33萬O。
b、地下綜合管溝規模：減少道路開挖的次數、有效縮短管線施工的工期、提高地下空間利用率和提高工程的綜合質量和投資效率，解決整個萬博片區的電力供應、通信支持、中央空調系統、真空垃圾收集系統、自來水供應等問題。沿萬博核心區圍繞主環路敷設綜合管溝，核心區設有綜合管溝，考慮管溝外在敷設條件，綜合確定管溝尺寸為：B×H=8.9m×6.0m。管溝建筑面積約2.24萬O 。
地下商業設施：通過研究國內外城市地下空間，采取地上地下平衡法、類比法綜合確定萬博地下3.2.3商業設施規模
a、地上地下平衡法
日本是世界上地下商業最發達的國家，最早的地下空間開發已商業開發為目的（1955年上野火車站項目），商業開發規模結合地上建設，以市場需求為導向。
根據研究日本中心區地下商業開發面積與地上面積存在1：10至2：10的關系（根據上海科學技術委員會課題研究，編號04dx12009），具體規模與地鐵站點、地質及服務人口也有關。
由于萬博地區地下商業主要集中在地鐵站點附近，即核心區內，因此，若以核心區地上面積為計算基礎，則地下商業面積宜為20.7萬平方米至41.4萬平方米。
b、類比法
根據“廣州市總體發展戰略規劃2010”萬博地區定位為城市副中心，目前我國城市副中心地下商業均在40萬平方米至5萬平方米左右，建議萬博地下空間控制在45萬平方米以內。
因此，綜合以上三大地下設施規模，萬博中心地下空間總規模為181.25萬平方米，其中交通設施約占76.57%，市政設施約占1.42%，商業設施約占22.01%。
結語
由于地下空間的建設具有設計專業類別多、建設不可逆、工程難度大等特征，控規階段的地下空間規模研究涉及內容較多，如對于商業設施規模這部分內容，由于其開發是否成功與詳細的商業策劃及后期運營密切相關，地下商業策劃的內容未來也會成為決定其規模的重要依據之一。因此，隨著地下空間未來開發建設的成熟，相信對于規模論證會提出更多科學手法。
圖2：萬博地下空間效果圖：
參考文獻
[1] 汪波寧. 城市高密集區地下空間規劃與實施初探―以武漢王家墩商務區核心區地下空間規劃為例.中華建設.200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