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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大學城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其對內的經濟作用是大學城內部的連帶需求,形成環“大學園區經濟圈”;其對外的經濟作用是高新技術產業的連帶需求,從而推動科技工業園的發展,形成園區經濟。大學城通過產學研促進文化與經濟的融合,提升知識在經濟增長中的含金量;通過人力資本投資,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對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是巨大和可持續的,教育產業成為經濟增長點的作用將隨著科技的進步、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凸顯。
關鍵詞:大學城 文化力 新經濟
發展文化產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大學城的文化是指構成大學城的各要素在一定時期內共同形成的一種內在的價值觀、人生觀、道德觀以及約定俗成的觀念、風范、理想、規范等的認同感和對社會、國家、他人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等,它具有沉淀積累性、潛移默化性、兼容并蓄性、時代進步性等特性。大學城通過文化產業及相關的服務業促進“環大學園區經濟圈”的形成,即圍繞在大學園區周圍的旅游業、房地產業、教育產業、信息產業、科技咨詢、中介服務等第三產業的迅速崛起,這些與大學城這種高密度的大學集結的“硅地”發生各種相互促進作用,成為促進城市區域經濟發展的新的增長點。
馬歇爾認為,比如建筑房屋是直接需求,而由直接需求引起對建筑勞動、磚、石料、木材等各種不同需求就稱連帶需求;牛肉與牛皮、小麥與燕麥等屬于連帶生產的叫做連帶供給。同時考慮到連帶需求、復合需求與連帶供給、復合供給的存在引發的邊際成本、價格、價值及其相互關系。本文依據馬歇爾連帶需求、復合需求與連帶供給、復合供給的經濟思想來考察大學園區建成后的需求關系。大學園區自身的建設是直接需求,但是由此又帶來一系列連帶需求:
促進了大規模就業,拉動了大學城內部的連帶需求,促進園區經濟與相關產業發展。1999年高校擴招促進了學校內部、相關產業、新建校舍和購買大型儀器設備等方面大規模就業機會的增加。一是大量增加教職工;二是由于對飲食業最終需求的增量所帶來的增加相關行業就業人數為1.2674萬人;三是因為擴招所導致的教育文化及廣播電影電視業最終需求的增量帶來的增加相關行業就業人數為23.8080萬人;以上四項共增就業人數為25.5554萬人。
另外,如果為滿足擴招的需要,每年能投資供10萬人使用的36. 185億元用于高校新建校舍、購買大型儀器設備等,則可增加6.7889人就業。這一切體現了“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堅持教育優先發展,加強醫療衛生服務,加快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
大學城的興起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從而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珠三角地區的廣州、珠海、東莞、深圳大學城的興起就很好地推動該區域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同時引進斯坦福、清華、北大、南開等國內外一流大學落戶大學城,共同推動珠三角地區經濟發展。“珠三角還積極發展科技含量高的新技術產業,發展技術密集、勞動力密集的電子業、醫藥業、制造業及一些中技術產業,加大用高新技術提升本地優勢產業的力度。崛起了廣州、珠海、深圳大學城,并在深圳建設虛擬科技園區,吸引斯坦福、清華、北大、南開等國內外一流大學落戶深圳大學城,通過積極引智強化人力資本,改變過去單純依靠政策地緣優勢帶動經濟增長的局面”。
大學城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其對內的經濟作用是大學城內部的連帶需求,形成“環大學園區經濟圈”;其對外的經濟作用是高新技術產業的連帶需求,從而推動科技工業園的發展,形成園區經濟。此外大學城的建設能拉動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加快城市建設、改善投資軟環境、增加就業機會和促進對外開放。
促進文化與經濟的融合,提升知識在經濟增長中的含金量
威廉•阿瑟•劉易斯(WilliamLewis)認為,知識的積累與運用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另一直接原因。劉易斯經濟論的知識既包括關于事物與生物的技術知識,又包括關于人以及人與其同胞關系的知識。本杰明•富蘭克林在《窮人理查德的歷史》中寫道 “對知識的投資會獲得最高的利息”。顯然,知識經濟時代中知識作為一種資本對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作用日益突出,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個人收入提高的貢獻率也就越來越大。
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森曾估算高等教育對美國經濟的貢獻,他除了估算物質資本、勞動、收益遞增和許多其它因素對美國經濟的貢獻外,其它卻歸功于知識進步,即歸功于教育(高等教育)。根據這一原理,丹尼森估算從1929年到1957年,美國人均就業者國民收入年增長率1.6%中有0.85%可以用知識的增長來解釋,有0.67%可以用教育的增長來解釋。如果把知識的增加看作是教育增加的間接作用,那么歸功于教育的份額幾乎要增加一倍。通過知識的集中、密集與運用來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是國內近幾年創辦大學城的主要動因。
大學城通過產學研,促進文化與經濟的融合。大學城各高校所設學科專業具有與當地經濟發展相匹配的優勢。這些理工類的學科設置結構與目前區域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結構具有很高的學科相關性和可用性。同時,各大學每年都有相當可觀的經費投入科研,也有大量的專利和科研成果急需在當地轉化并投入生產。
深圳大學城產學研運作模式促進了清華大學一批科技成果的產業化,平均每年有超過15項成果實現產業化,直接由技術創新產生的經濟效益超過5億元。珠海大學城的北京理工大學近5年完成科技項目117項,平均每年的科研經費達1.0515億。如此看來,高校的研究新成果被轉化為促進區域城市工農業發展的動力,加速了區域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而高校研究的新成果的輸出也使高校的科研成果有了服務地方經濟的平臺,從而促進高校科研的發展,快出成果、出好成果。
珠江三角洲的廣州大學城、珠海大學城、東莞大學城、深圳大學城等四座大學城就是珠江三角洲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也就是說區域內興辦大學城既有市場需求、也有老百姓對教育消費的要求。“珠江三角洲是廣東經濟發展最快的區域,人口2307萬人,占全省總人口的30.8%,但GDP總量卻占全省近80%,將成為廣東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先行區和示范區。
廣州大學城和廣州天河高新技術開發區、廣州科學城、經濟技術開發區等高科技產業區的空間距離也很近,有利于與大學城形成密切的科研合作關系,加速科技成果的產業化、市場化,使大學城的創新功能得以充分發揮”。廣州大學城所處的地理位置及廣州市未來產業調整和發展方向,對廣州未來區域經濟的發展所起的推動作用將日益凸顯。
“目前的廣州是華南地區的中心城市,未來的發展目標是現代化國際城市,21世紀的廣州應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強化教育產業和文化產業的地位,這表明廣州已清楚地意識到21世紀城市之間競爭的焦點已集中到人才、知識、科技創新、信息、文化教育等方面上來,廣州只有盡快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大力發展以教育產業和文化產業為特色的第三產業,才能鞏固其華南地區中心城市的地位,進而提升其在全國乃至世界城市體系中的地位”。
通過人力資本投資,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
西方經濟學認為資本包括物質資本和精神資本兩種形式,而體現在勞動者身上的資本就稱人力資本,包括勞動者的知識、技能、體力等,而教育支出、保健支出等增加人的資源影響未來貨幣和消費的投資就為人力資本投資。對此,經濟學家貝克爾、舒爾茨、馬歇爾、馬克思等都作過專門論述,對我們研究國內大學園區構建大有裨益。貝克爾、舒爾茨、馬歇爾等經濟學家首先論述了人力資本投資的內容和價值。貝克爾認為“這種投資包括正規學校教育、在職培訓、醫療保健、遷移以及收集價格與收入的信息等多種形式”。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的四種途徑包括用于教育的支出(正規的學校教育、在職培訓)、用于醫療保健的支出、用于國內勞動力流動的支出和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馬歇爾認為:“資本大部分是由知識……構成的”。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的研究得出“教育會生產勞動能力”。馬克思認為“要改變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獲得一定勞動部門的技能和技巧,成為發達的專門的勞動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訓練”。關于人力資本的價值,經濟學家也作充分論述。貝爾克認為教育培訓可以分為一般培訓和特殊培訓,不過一般培訓在提高本企業邊際生產力的同時也提高了其它許多企業的邊際生產力,因為勞動力市場是一個競爭的市場。為此企業必須尋找一種提高企業本身生產率的培訓即特殊培訓,而且企業也樂于這種培訓,因為它有重要的經濟價值,它通過人力資本投資、提高勞動者素質、提高勞動生產率獲取經濟收益,提高企業經濟效益。貝爾克認為“如果它可以大幅度提高未來的收益,或者大幅度降低未來的支出,企業就樂于提高這種培訓”。
關于人力資本的經濟價值,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指出“所有資本中最有價值的是對人本身的投資”。“一個偉大的工業天才的經濟價值,足以抵償整個城市的教育費用,因為像白塞麥的主要發明那樣的一種新思想之能增加英國的生產力,等于10萬人的勞動那樣多” 。所以20世紀末21世紀初世界各國盡最大力量加大人力資本投資,把它作為發展經濟與增強綜合國力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自1978年以來,我國政府致力于科教興國戰略,恢復高考制度、異地辦學、擴大招生規模,高等教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到1999年,全國高等學校總數為1942所,其中普通高等學校1071所,成人高等學校871所。普通高等學校和成人高等學校的本專科在校生分別為413.4萬人和305.5萬人,合計達到718.9萬人,加上在校研究生23.4萬人,研究生和本專科在校生總數達到742.3萬人,比上年增加15.44%,比1995年增長32%,與1990年相比接近翻一番。
1999年,我國開始實行高校擴招政策,同年9月,全國高校共計招生156萬,比上一年增加47.7%。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大學城也就是在擴招政策下創辦起來的,按照設計規劃,廣州大學城的招生是35萬人、珠海大學城10萬人、深圳大學城3萬人,三所大學城的招生規劃數就是48萬人。高校擴招后,學校的教學、行政、生活、實驗、學習用房以及體育運動場地需要建設,圖書、教學儀器、教學設備需要添置,這樣大學城的建設帶來巨大經濟潛能。
一是從人力資源的角度分析,存在巨大經濟功能。我國開始實行高校擴招,珠江三角洲地區的三所大學城就比1998年多招48萬。如果按照經濟學家貝克爾研究的成果:1949年美國白人男大學畢業生與中學畢業生之間的實際收入差別百分比和絕對量從23-24歲的-16%和-372美元,到45-54歲時,其百分比和絕對量則分別為100%和4759美元。我們計算三年擴招48萬人直接帶來的經濟量為228432萬美元,如果按一個大學畢業生創造的社會財富和對社會經濟的貢獻則是無法估量的。
二是從“產出乘數”和“影響力系數”來分析高等教育的投入產出,可以得出高等教育需求增加1億元,國民經濟規模將擴大2. 26億元。如果從較長的社會階段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對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是巨大和較直接的,教育產業成為經濟的增長點的根本作用是任何產業無法取代的。但是產出乘數、影響力系數對經濟增長的描述還是非常有限的,它只是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確定特定產業部門對整個經濟增長的作用,由于產出乘數的大小不是唯一標準,對經濟增長的判斷標準不是永恒的。從社會需求對各類產業的需求來看,如果把各類產業放到一個較長的社會階段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對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是巨大和可持續的,教育產業成為經濟增長點的根本作用將隨著科技的進步、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凸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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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聞主義與精確新聞學都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應該說，它們誕生的社會背景是相似的，但這兩種新聞報道思潮卻表現出迥異的特色，經歷了不同的發展歷程，但對以后的新聞業界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新聞活動更加開放、活躍的今天，新新聞主義和精確新聞學的影響是明顯的，本文試圖對二者進行一定的比較，揭示二者的異同，以期對當今的新聞活動有所裨益。
一、新新聞主義和精確新聞學的發展態勢及原因探究
新新聞主義在突破傳統時，采取的是一種矯枉過正的反叛方式，過于偏激、極端，許多觀念及方法嚴重違背了新聞學基本規律。比如它允許在作品中進行內心獨白和“合理想象”，違背了新聞真實性與客觀性原則。人們閱讀新聞報道，所需的是獲取真實可靠的信息，這是新聞賴以生存的基本前提。新新聞主義追求全面反映客觀世界，在寫作上重視對人物行為和事件發展的前因后果進行詳盡的闡述，這并不適合日常新聞的報道。因為新聞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傳播事物變動最新狀態的信息，了解最新信息是受眾對媒體的期望。而新新聞主義在采訪、寫作上，一般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如卡波特撰寫《冷血》就花去了六年時間調查。因此，它不可能成為新聞報道的主流。新新聞主義的作品還被稱為“非虛構小說”或“真實生活的故事”，新新聞主義的記者希望突破傳統新聞寫作的局限，追求新聞與文學的最佳結合，并力圖通過這種結合，讓新聞報道擔負更多的社會責任。比如刻畫典型人物，這本應屬文學的職責范疇。新新聞主義作為一門特定獨立的社會學科，它承擔了一定的社會責任，但不可能替代其他學科全面承擔起認識外部世界的任務。它在許多地方嚴重超出了新聞學社會功能的基本范圍，因而無法在新聞實踐中如愿以償，反而加速了自身的衰落、消亡。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一批作家型記者，如西方的法拉奇、海明威、杰克?倫敦等的盛名再起，我國的魏巍、劉白羽等為代表的報告文學的風行，有人說新新聞主義在復活。不可否認這些作家型記者在采訪寫作中大量運用了新新聞主義的創作手法，但也只能說是對新新聞主義積極方面的借鑒。因為作為一種新聞思潮，新新聞主義由于在許多方面嚴重違背了新聞學基本規律，因而不可能在淡出了新聞的歷史舞臺后再次重現于前臺。
而精確新聞學的發展則大不一樣。民意調查研究是精確新聞學的最主要組成部分，隨著民意調查在強調民主的美國日益發展與多樣化、細化，以及新聞教育變革和新聞傳播技術的發展，特別是電話的普及和電子計算機的廣泛使用，促成了精確新聞報道的相應成熟。精確新聞學之所以有風起云涌的發展，源自于它獨特的品格。精確新聞報道使記者在采訪時能運用科學的方法進行直接或間接的系統觀察，這就使這種觀察具有代表性，而且在內容上它是以嚴肅的數據為依據的，可以使新聞報道更顯客觀、公正。傳統的新聞報道，是記者被動地報道或解釋新聞事件，使新聞報道被狹隘地限制在“對新聞事件的報道與解釋”上。精確新聞報道的出現，使記者能采用系統的科學方法，主動采集、加工資料，挖掘隱藏的真實。
精確新聞學改變了傳統的新聞運作方式，要求記者有更大的主動性與科學精神，這種更強的挑戰性使記者的報道由被動變為主動，也使“新聞”不再只是對“新聞事件”的被動報道與解讀，更包括了對“新聞問題”的主動采訪及分析。在現代的新聞報道中，精確新聞學正在日益受到重視，這也是它在遵循新聞學基本規律的前提下的必然發展趨勢。
二、新新聞主義與精確新聞學對現代新聞活動的影響與啟示
新新聞主義的出現，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而它的迅速淡出，也是由于它自身的缺陷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結局。但新新聞主義在實踐上的有益探索及對新聞事業發展的積極影響，卻是不可否認的。在思想上，新新聞主義突破了傳統的新聞報道觀念，為新聞報道提供了新思路。傳統的新聞理論發展到20世紀60年代已經形成了基本穩定、成熟的體系。另一方面，這種成熟與穩定也使新聞報道觀念模式化、僵化，缺乏新意，不但束縛了新聞工作者的創新意識，一成不變的報道形式也使讀者反感。新新聞主義一反舊有的新聞報道原則，無視各種新聞報道禁忌，進行大膽的創新與嘗試，強調新聞報道中的主體性，打破以往新聞理論的思維定式，在新聞報道觀念上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在實踐上，它突破了新聞報道的固有模式，實現了新聞寫作風格的多樣化。
精確新聞學在今天的發展應該說是方興未艾的。它給人們最大的啟示是：傳統新聞報道技巧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有效結合，可以產生出新的、精致的、更真實的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的報道方式。精確新聞學的誕生，是新聞學者大膽嘗試的一個成功范例，在思想上開拓了新聞觀念的視野，為新聞報道方式的革新打開了一個廣闊天空。精確新聞學與新新聞主義的不同發展歷程也表明：新聞事業無論怎樣改革與發展，都必須遵循新聞學基本規律，只有符合規律的改革與創新，才是有發展可能性的。
新新聞主義與精確新聞學，是20世紀60年代后新聞發展史上出現的兩個引人注目的新事物。它們的出現與發展是一定社會條件下的必然，也經受著新聞學基本規律及社會變遷的考驗。在今天看來，重要的不是它們所取得的歷史地位與業績，而是它們在思想觀念上表現出來的務實的精神、創新的勇氣、執著追求的熱情和科學、嚴肅的治學態度。這是今天新聞事業發展中所急需的。
注釋：
①王春泉：《現代新聞報道形式及其寫作》，西安出版社，2001年10月。
參考資料：
【關鍵詞】新聞；創傷；創傷報道；達特中心
“7·23”動車事故、龍卷風襲美、“9·11”恐怖襲擊、汶川地震、日本海嘯、礦難……電視上的悲慘畫面，報刊上的沉痛描寫，這些是新聞媒體日常報道的重要部分；花季少女拒絕求愛被毀容、深圳聯防隊員老板娘、廣東佛山“小悅悅事件”……個體的悲慘經歷被放大，全國輿論嘩然，這些同樣是新聞媒體日常報道的一部分。在我國，前者被稱為災難性報道，后者被稱為社會新聞，二者有所分野。然而在美國，新聞從業者和研究人員則將這些事件都歸為一類——創傷報道，并已經形成一個較為成熟的學術領域。
發展歷程
創傷是一個心理學概念，既指身體上的創傷，也指心理上的創傷。身體創傷一般指相當嚴重的、威脅生命的身體損傷；心理創傷可能伴隨著身體創傷，也可能單獨存在，它對心理的傷害往往會導致創傷后應激障礙，損害個人恰當處理壓力的能力。創傷性事件是指“與某人相關，出乎其意料，超出其日常經驗范圍，包含一定形式的失去、傷害、暴力威脅的，或真實存在或感知到的事件”[1]，它既可能是突發的短暫經歷，也可能是長期或反復發生的事件，或是目擊創傷性事件的經歷。長期處于諸如極端貧困、語言暴力等境況也可能造成心理創傷。[2]
大部分創傷性事件往往具有很強的新聞價值而成為媒體報道的熱點，因此，在新聞學研究和教育早期對此就有相關論述。在美國1924年出版的《報紙的良知》中，面對如何報道諸如兒童意外死亡、自殺、酒精中毒等創傷性事件，作者已經給出了相應的指導：尊重和保護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感情、報道手法避免庸俗和煽情、應對社會風氣產生正面作用。“新聞扣壓雖有邪惡的一面，但也有它合理的一面。”[3]但是，囿于新聞實務與學術的發展局限，對于此類事件的報道認識遠不夠全面系統，雖有宏觀上的零星指導，但并無可供實際操作的具體指南。
20世紀80年代，隨著應用倫理學和心理學的發展，情況開始逐漸發生變化。1980年，創傷后應激障礙診斷的判定標志著人們真正開始直面創傷并用科學的方法研究創傷。1985年，創傷壓力研究學會在華盛頓特區創辦，旨在促進對創傷壓力的研究和知識交流，其成員包括精神病專家、心理學家、社會工作者、研究人員、管理人員、新聞工作者、牧師和其他對創傷壓力研究和治療感興趣的人。80年代末，該學會的成員之一、華盛頓大學新聞學教授羅杰·辛普森在西雅圖參加謀殺案受害者家人及相關新聞工作者會議時，發現幾乎沒有人談論創傷。會議結束后，他強烈要求華盛頓大學新聞系在新聞報道課程中永久地增加若干創傷性報道課時。1994年以后，華盛頓大學新聞系的幾乎每個學生都聽說了情緒創傷，并接受了采訪幸存者的訓練。這是美國最早的新聞與創傷課程，辛普森也成為這一領域的創始人之一。[4]
這一領域另一位重要創始人是治療創傷性壓力的先驅、醫學博士弗蘭克·奧克伯格。1991年，他和州立密歇根大學的新聞學教師在達特基金會的資助下，和密歇根受害者聯合會共同創辦了一個小型項目，幫助新聞專業學生以敏感、莊重和尊敬的方式報道暴力事件中的受害者。1994年，達特基金會創辦了每年一度的暴力事件中受害者優秀報道獎，頒發給北美有影響的暴力、犯罪、災難和其他發生在個人、家庭或社區的創傷性事件報道，影響力逐步增強。
90年代中期以后，全美越來越多的新聞工作者、教育者和心理學臨床醫生開始探索新聞報道和暴力的交集。達特基金會逐漸開始在其他州幫助更多具有創新性的項目，尤其關注辛普森在華盛頓大學開設的創傷性事件報道課程。1999年，這一領域的先驅辛普森、奧克伯格和達特基金會終于會合，在華盛頓大學成立了跨學科的達特新聞與創傷中心。同年，達特中心與國際創傷壓力研究學會共同出資建立了奧克伯格學術獎金，獎勵在任何媒體中報道創傷性事件的在職新聞工作者。
新的達特中心承擔了每年頒獎的任務，并迅速擴大了項目的規模——成員、訓練項目、研究，囊括了在職新聞工作者、精神健康從業人員、研究者和新聞學教師。
2009年，達特中心接受了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研究生院的邀請，將總部設于該處。除了在美國的3個基地——紐約總部、西雅圖西部中心和圖爾沙研究中心外，達特中心還向全球擴散，在英國、德國、澳大利亞和印度尼西亞成立了全日制的網點，為新聞工作者和新聞組織提供具有開創性的訓練項目，并提供多語言服務。迄今，達特中心已經在25個國家召開過會議、教育項目和開展活動。[5]
經過近20年的推動，創傷報道已成為一個專門的領域，其研究、實踐成果對新聞工作者報道創傷性事件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爆發。面對曠世巨災，中央電視臺、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國家各大媒體迅速啟動災難應急機制，紛紛在第一時間派出記者奔赴重災區進行深入報道，及時準確、全面真實地向社會公布抗震救災情況，正確引導了輿論導向，有效安撫了社會恐慌情緒。一直以來，由于災難事件本身所固有的極強新聞價值與傳播意義，災難報道一直是新聞學與傳播學重要的研究課題，“5·12”汶川特大地震過后，面對如何構建完善的災難報道傳播機制，如何從傳播學角度完善災難新聞傳播的理論學科體系構建以更好地指導實踐等一系列問題，四川省社會科學院趙志立研究員和他的研究生們開始了對于災難傳播學的研究，同時編寫了《災難傳播學》一書，這是我國新聞傳播學領域第一部研究災難傳播學的專著。
該書基于新聞學與傳播學基本原理，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將本世紀以來發生在國際和國內的具有重大影響的災難事件報道的方法、策略進行了比較研究，總結出帶有規律性的研究成果，提出新的理論觀點與見解，深化和拓展了傳統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理論內涵和外延。該書在研究思路上采取“災難一災難管理一災難傳播一災難報道”的邏輯結構，共分為上、下兩篇。上篇主要是以災難傳播學基礎理論研究為主，圍繞災難、災難事件、災難管理和災難傳播等基本內容進行闡釋，對于災難管理與災難傳播的聯系與區別、災難傳播機理、傳播方式、傳播模式進行深入探討，對新聞傳媒在災難傳播中的地位、作用以及運行機制等問題進行詳細研究。下篇主要針對災難報道研究，從新聞傳播工作的性質、功能和任務出發，研究災難報道對象、方式、流程，分析災難報道應掌握的基本原則、方法、策略和藝術，結合案例對災難新聞的傳播經驗和教訓進行總結，對災難新聞傳播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具有自身獨有的學科特點。首先，研究災難事件報道機制中危機應急管理與信息公開機制相結合。從人類災難史的發展歷程對災難傳播機制進行研究，用學科專業的角度、整個人類的視野，不僅豐富了傳播學的內容，更拓展了傳播學的學科范圍。其次，研究各類災難傳播案例探尋新學科基本規律與原則。從地震災難事件的報道引申到各類災難事件的報道，介紹了國內外災難新聞傳播案例，總結各種災難報道形式，既遵循一般新聞報道傳播的規律，又集合應急機制的原則與要求，形成了災難新聞報道獨有的特點和原則要求。最后，突出強調新聞工作者的媒介素養研究。在災難事件發生后，新聞工作者如何通過新聞報道的形式將災情及時、全面、準確、真實的報道給公眾，起到引導輿論安撫民心的作用？如何將抗震救災中，國家政府、社會各界以及志愿者等各方力量有效展現，以樹立公眾戰勝災難的信心與勇氣。
當然，作為我國災難傳播學第一部專著，本書對于學科的構建和理論的深度雖還需進一步的完善和挖掘，但它的問世無疑對豐富和拓展傳播學范圍，深化傳播學實踐意義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前身為原杭州大學新聞系，是浙江省最早開展新聞傳播教育和研究的部門。今天的浙江大學在新聞人才的培養、新聞傳播理論的研究等方面成績卓著，為社會源源不斷地輸送著媒體人才。就此，記者采訪了浙江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吳飛教授，請他來談談浙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這幾年來的發展歷程，以及他對當前新聞與傳播學界的一些看法。
人才培養――寬基礎、厚理論、重實踐
記者：我們知道浙江大學新增了新聞傳播學博士點，成為為數不多的具有博士授予權的新聞傳播院校之一。您能否給我們簡單介紹一下浙江大學新聞、傳播學科的歷史與發展？
吳飛：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前身系1958年創辦的杭州大學新聞系，是國內較早建立的新聞與傳播專業，1998年浙江大學四校合并，在管理體制上采取系所并行，目前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下設一系三所一中心：新聞與傳播學系、傳播研究所、新聞傳媒與社會發展研究所、廣播電影電視研究所以及視觀學與新媒體研究中心。其中系下轄新聞學、廣播電視新聞學和廣告學三個專業，主要從事本科教育；各研究所負責相關專業的研究生培養。
記者：據統計，中國目前有數百所高校開設新聞傳播專業，與其他學校相比，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優勢和特色是什么？
吳飛：一是在人才培養目標方面有一定的差異。傳統的新聞學教育重在為新聞單位培養新聞職業人才，但我們近幾年已經將這一培養目標轉向為社會培養高素質的新聞傳播人才方面。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養方面，追求的是“寬基礎、厚理論、重實踐”的方針，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其一，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對基本問題和基礎理論的掌握程度，要求學生具有相應扎實的專業理論功底和基本技能；自2000年起，我們本科生一二年級就需要學量的其他學科的課程，如物理、高等數學、生物學、化學與人類文明、軍事基礎、法學概論、現代西方人文思潮等等都是學生的專業必修課。其二，強化學生的問題意識和分析能力，提高科研水準，充分體現研究型特征；其三，追蹤學科前沿，把專業學習與解決現實問題相聯系，適應傳媒產業發展的新形勢。根據以上發展思路，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已經對課程設置、專業方向、教學方法等進行了一系列調整，這些正是為了適應傳媒業發展趨勢的要求。
二是與業界的聯系方面，我們起步比較早。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早在1997年就與浙江日報、新華社浙江分社以及浙江省廣播電視廳等單位一起，確立了社會聯合辦學模式，受到了教育部的肯定。從歷年就業情況來看，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畢業生在就業去向上，除了傳統新聞專業仍舊以去各大媒體就業為主之外，其他專業尤其是具有市場化特色的專業則已經完全擺脫了單一媒體去向，而即便是在傳統媒介就業的學生，也超越了以往單純的采編寫工作職崗，介入到了媒介經營管理、媒體策劃等工作領域。研究生畢業則主要進入高等院校、科研機構以及少數著名企業和跨國公司。
三是從傳播學這一學科講，我們在傳播與社會、傳播法、文化產業、動漫傳播、媒介經營管理、整合營銷傳播方面都有顯著的特色。在這幾個研究領域，我們可以說處于國內前沿水平。近幾年，我們學院的老師，每年都有一到兩項研究課題得到國家社科基金的資助，出版著作和發表文章的質和量也有顯著的提高。
記者：教育部把傳播學同新聞學一樣列入博士和碩士專業目錄，這會對傳播學的發展有什么影響，您如何看待傳播學和新聞學的關系？
吳飛：這對于提升傳播學的學科地位和培養相關的研究人才，當然會有極大的促進作用。關于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問題，我沒有什么新的見解，與大多數學者的觀念相同，即新聞學與傳播學是兩個有密切聯系但又有各自獨立的運行規律的學科。不過相比較而言，傳播學的范圍似乎更寬更廣一些，因此諸如內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等等都是其研究對象。但新聞學側重研究的是大眾傳播活動中的新聞與宣傳傳播活動。
新聞涉及人類最重要的交往現象
記者： 您曾經獲中國青年社會優秀成果專著類最高獎、浙江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浙江大學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等獎項。據我了解，您之前并不是新聞系出身，是后來才轉向對新聞業務的研究，現在在傳播經營管理方面也有了很高的成就。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在專業方面有這樣的轉變？
吳飛：從事新聞傳播方面的研究對我來說，既偶然又必然。必然是我從小就喜歡新聞職業，希望自己也能從事“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的工作。偶然的是我當年報考杭州大學的研究生時，新聞專業正式從中文系中獨立出來，這使我有機會成為杭州大學新聞學方向第一批研究生。
應該說，我的研究還剛剛起步，雖然有一些成績，但遠非我自己的期望，也遠不如許多同行們的成績。我目前的研究重點是“傳播與社會變遷”以及“傳播法”。之所以從事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自己喜歡，另外也覺得是社會需要。在經營管理方面，我談不上什么成就，只不過學校剛好需要人上這方面的課而已，現在我已經不做這方面的研究和教學了，因為我們學院有比我更合適的老師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記者：很多人認為學新聞的卻并不一定能干好新聞，反之有很多搞經濟、學政治的到最后更能在新聞這個領域有所建樹。而且我們經常會聽到新聞無學、新聞博學，您對此怎么看？
吳飛：在我看來，要做好新聞工作一要有新聞敏感力、二要能吃苦、三要有較好的溝通能力、四要有較好的表達能力。無論你是學新聞的，還是學經濟、政治或者理工科方面的什么專業，只要你具有這些能力，你就有了一個新聞工作者的潛力。“學新聞的卻并不一定能干好新聞”這并沒有什么不可以理解，就像學經濟的不一定成為優秀的經濟學家、學管理的不一定是管理企業的能手、甚至學法學的不一定是能干好律師或者法官工作一樣。如果一個人沒有新聞敏感、沒有悟性，而且甚至可能根本不喜歡他自己的專業，那做不好新聞工作是很正常的。
我從來不認為新聞無學，因為新聞涉及的是人類最重要的交往現象，這一現象至今還有許多規律未被發現。如果我們讀幾本新聞學方面的教科書或者文章，但感覺從中沒有多少“學”的感覺，那是現有的研究氛圍、研究能力和研究積累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就像早年我們不能因為煉金術沒有什么“學”的感覺，而不承認有“化學”和“物理學”一樣。
關于新聞學核心價值觀
記者：有一種這樣的說法或趨勢，現今的高校、新聞研究機構在日益重視各種理論的同時，對于新聞學核心價值觀的認識卻逐漸淡薄。這是否是對新聞傳播學發展的一種誤區？對于當前新聞教育中的學術化傾向，您是怎么看待的？
吳飛：我不認為“高校、新聞研究機構在日益重視各種理論的同時，對于新聞學核心價值觀的認識卻逐漸淡薄。”應該說，新聞學的核心價值在學界還是有不少人在追尋，反倒是業界因為屈從于意識形態與商業利潤的雙重壓力，而表現得多少有點無所適從。雖然也有一部分學者（可能也包括我自己）因為各種的利益之誘而顯得目光短淺、迷失方向甚至忘記知識分子應盡的責任，但我相信大多數學者是清醒的，也是很努力的。只不過因為各種原因他們不可能暢快地說出自己想說的，表達自己想表達的思想罷了。
記者：國內高校的新聞院系，對新聞職業理想教育的重視似乎有所欠缺，能夠系統而全面地開展新聞職業理想教育的高校并不多。而浙江大學的新聞學科在這個方面起到了領頭羊的作用，對新聞學子職業理想教育向來是非常重視的。
《中國傳播學30年1978～2008》(王怡紅、胡翼青主騙)第三篇即學者自述部分頗有特色，為以往同類著作所少見。通過部分學者對個人學術道路的回顧，從一個比較細微的層面生動具體地呈現了最近三十年來中國大陸傳播學科的發展歷程，特別是揭示了知識生產與學術群體之問的互動關系。而筆者印象最深的，是黃旦和潘忠黨兩位教授的自述。他們不約而同地談到，一些研究者往往自覺不自覺地強調世界的學科藩籬，并對此有所反思。這是一個有趣的話題，對新聞傳播學界、業界及相關學科和社會發展都很有啟發價值。
執教于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的黃旦教授，最早接觸傳播學是在1983年。十多年后，他于1995年出版了學術生涯中的第一本書《新聞傳播學》，跳出了當時不少人為之苦惱的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學科界限，并嘗試將兩者有所糅合。博士畢業后赴美訪學，在此期間他旁聽了一次NCA年會，會議日程讓他吃驚不小：“場次之多，論題之雜，學科來源之廣，超出想象”。這讓他逐漸明白，所謂學科無非是資源競爭的借口，或者個人謀生的編制所在。由此也認識到：就研究而言，不該受限制；“只要提出的問題是傳播領域的，用什么理論知識去解決，完全看需要”。特別是后來讀到Peters的Speaking into the ar，更讓他“對傳播及學科問題豁然開朗”，好比打通了任督二脈。2005年，他出版了新作《傳者圖像：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與消解》，其中壓根看不到所謂傳播學和新聞學的人為痕跡和界限。沒想到后來研究結項，關于該書的評審意見竟然稱新聞專業主義屬于新聞學，而非傳播學。“言下之意，我的書還不能算是傳播學研究，當即被‘雷’倒”。
類似的尷尬，執教于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傳播藝術系的潘忠黨教授也遇到過。早在斯坦福大學讀書時，他就拓展了自己的學術視野，并逐漸認識到：“學科之間的分野，更多是社會學意義上的實踐劃分，而非認識論層面的邏輯劃分，因此，學術探討不必也不應圃于一個被標簽固化了的學科”。他后來的研究也正是這樣：既不很“人文”，也不夠“社科”。基本上是出于興趣的游擊戰，“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可謂五花八門，什么都有。誠如他在自述中所說：既倒騰統計數據，也解讀質化觀察；既操持“行政研究”的課題，也搬弄“批判理論”的語言。很多因感興趣而考察的題目，不太容易進行學科歸類。其中有哪些可以正經八百地屬于“傳播學”?他自己也搞不清，有時半開玩笑地調侃說：“我不是個傳播學者，也沒搞清楚‘傳播學’是什么，只是個碰巧有傳播學博士學位的社會科學工作者”。但是這么概括依舊無助于將他自己歸類，或者幫助別人將他定位。在復旦，曾經有位哥兒們很“憤憤然”地對他說：“原來以為你是做文化研究的，現在看來你很可疑!”
這樣的情形，大概還有不少人碰到過。比如我自己，就常被人追問：“你到底研究什么呀?”或者說，“你讀的是什么專業呢?”還真不好回答。因為從本科到研究生，我的專業先是從政治學變成了歷史學；后來進入博士后流動站，又轉到新聞傳播學。表面看來好像很奇怪，完全不搭界嘛；其實種種變遷，無不與自己關注的問題有關。也因此，我非常贊成黃旦和潘忠黨的觀點，即無須執著于學科本位，或者毋寧說是學科的本質主義。誠如回顧與潘教授等合作完成的《傳播?文化?社會》譯叢特別是其在新聞傳播及相關學界的影響時，黃教授所說：好的成果是沒有邊界的；“道不同不相為謀”，并不是學科的不同，“而是學術水平。理念和理解的差異”。
我相信潘、黃兩位教授也會非常樂意贊成如下看法，即問題本身比學科歸屬更重要。這里不妨重溫人稱“最后一個儒家”的梁漱溟先生的一段話。他多次強調自己看著像是做學問，其實志不在此。他說：“我始終不是學問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想了許久，我是什么人?我大概是問題中人。”學界固應如此，業界又何嘗不然?
關鍵詞：新聞教育，模式探討
一．引言
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新聞事業得到全方位的發展，除廣播、電視、報紙等傳統媒體外，還出現了衛星電視和網絡；不僅有中文媒體，還有外文媒體；有對內報道，也有對外報道。與此同時，媒體新聞報道也日趨專業化，有經濟類、科技類、教育類、體育類、文藝類等，有關著述亦越來越多（單承芳，1995，p57）。
新聞事業的迅猛發展和新聞報道的專業化促進了我國新聞教育的專業化趨勢。有些院校側重經濟類新聞（如上海財經大學），有些則側重體育類新聞（如上海體育學院）；有些側重廣播電視，有些則注重報紙，甚至網絡技術。還有些院校依靠外語的優勢，創辦國際新聞教育，即英語教學+新聞學的模式（郭可，1998）。
本文首先將對我國在1983年出現的國際新聞教育模式作一總結回顧。在這之后將探討國際新聞教育產生的原因及發展過程，并以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和教學效果等方面來探討該模式的成功之處及存在的問題。最后，本文將根據上述結果就目前新聞教育模式的發展提出個人的建議。
二．我國國際新聞教育為何可稱為一種模式
我國國際新聞教育創立于1983年，它是在我國新聞教育專業化過程中最早出現的。之所以稱它為一種模式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國際新聞教育不是以媒體種類（如報紙、廣電、網絡）或媒體專業內容（如體育、財經、科教等）來進行分類，而是以新聞學與英語的應用相結合為前提的。
第二，國際新聞教育培養的學生決不僅僅是為某一媒體作國際新聞編輯。在過去的十七年中，實踐表明：國際新聞教育培養的畢業生既可以勝任報社工作，也可以到電臺、電視臺、通訊社工作；既可以為中文媒體工作（對內報道），也可以為英文媒體工作（國際報道）；不僅可以從事駐外記者工作，也可以從事編輯、攝影、攝像、公關、廣告等工作。既可從事財經報道，也可從事體育、文藝、科技、教育新聞的報道。從這個角度可以說國際新聞所培養的人才是全方位的。
第三．從國際新聞教育的課程設置看，盡管是英語教學+新聞學，但它決不是英語課程和新聞課程的簡單混合，而是兩者的一種有機結合：即在適當開設有關的英語課程和新聞課程的同時，還聘請外籍教授用英文直接開設新聞學課程；有時還與中國教師一起開課，使中西文化融為一體，相得益彰（郭可，1998）。在過去的十七年中，國際新聞教育已經形成了獨有的教學體制和教學方法，課程設置已實行學分制（盡管還不太完善）。因此，國際新聞教育確已具備了不同于其他專業教育的顯著特點，可以概括為一種模式。
三．國際新聞教育模式的誕生及發展歷程
國際新聞教育模式迄今為止已經走過了十七個年頭。它的誕生與我國在八十年代初期重視國際報道工作的政策有著密切關系。作為一項“應急措施”，國際新聞教育旨在培養更多能從事國際報道的新聞從業人員，以期“讓世界了解中國”。有人曾把國際新聞教育當時的主要任務概括為：變“六條腿”為“兩條腿”，即把原先國外采訪時需要記者、翻譯和司機三人的局面，變成一名既懂外語，又熟悉新聞業務，還掌握開車等技能的復合型記者。國際新聞教育的模式因此又被稱為復合型新聞教育模式（郭可，1998）。
國際新聞教育模式的誕生表明：首先，當時我國改革開放政策正逐步把中國從一個信息封閉的社會變為信息開放的社會，希望中國能了解世界，同時也讓世界了解中國。其次，為了能使信息的交流更加暢通，達成了一種共識：首先要克服英語語言的障礙。
事實證明：國際新聞教育模式后來的發展軌跡與我國英文媒體（如中國日報）和從事國際報道的媒體的發展是基本吻合的（郭可，1998）。
國際新聞教育模式的發展歷程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開創時期（1983-86年）：由于得到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和各大媒體（如廣播電影電視部、新華社）的合作以及北京、上海等一些著名高校領導的重視，國際新聞教育在師資的組合、資金籌措、設備和資料方面得到了強有力的保障，因而很快便在復旦大學、北京廣播學院、上海外國語大學和廈門大學建立起來（郭可，1998）。
最早的二批學員不是從高中畢業生當中招收，而是在全國英語專業三年級的學生當中招收的。學員在取得一定的英語水平之后，再到上述各高校進行系統的新聞理論和業務方面的學習。畢業后，取得雙學位。這些學員還得到了新聞單位的資助，在這些單位進行為期八個月的實習。通過實習，大批學員都被留在這些媒體，成為媒體的骨干力量，有些則被派往國外，作駐外記者。
第二階段為維持時期（1990-93年）：在這一時期，各大新聞媒體停止了對國際新聞教育在資金方面的投入，加上師資匱乏（多數教師出國未歸），國際新聞教育教學的規模大幅度減小。有些高校甚至停辦了國際新聞教育。招生方式也由原來的從高校英語專業招生改為從高中畢業生當中招生（如上海外國語大學），招生人數不斷減少，學制由原來的六年改為五年或四年（郭可，1998）。
這一時期國際新聞教育可以說是處于自生自滅、摸索前進的時期。
第三階段為發展階段（93年至今）：在這一階段，國際新聞教育開始走向有序化、正規化。主要表現為：
(1)教學體制開始理順，并逐步實行學分制。既強調了學生的外語能力，又注重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提出了“培養知識基礎厚，專業口徑寬，外語特色強的新聞人才”的目標（郭可，1998）。
(2)國際新聞教育正式被確立為新聞學二級學科下面的三級學科，并建立起固定的教學計劃。
(3)招生人數逐步擴大，如上外國際新聞系的招生人數由93年的30人已擴大到2000年70人（郭可，1998）。
四．國際新聞教育模式的特點
在過去的17年中，國際新聞教育作為一種模式，其特點是明顯的。首先，它強調通才教育，融合了英語教學和新聞學教學。學員在打好英語基礎的同時，又能學到新聞理論和實踐知識。這就使得國際新聞教育畢業生的就業適應性強，且多樣化。他們可以選擇到電臺、電視臺、報紙、通訊社和網站工作，也可以到政府部門、公關、廣告公司、外資企業、駐外機構工作。以上外新聞系為例，在畢業的近500名學生中，有70%至80%進入了京、滬的各大英文媒體，有的畢業生還成為駐美、西歐、非洲、澳洲的駐外記者。
有一點值得強調的是加強英語學習與專業知識學習的關系。英語學習是基礎，這個基礎和能力需要在學校教育中打下堅實的基礎。許多畢業生都在畢業后需要使用這種能力，而且在使用中提高。如果基礎不牢固，則無從使用，更談不上提高了。專業學習是學生日后發展的理論框架和基石。學生走上工作崗位后，可以在學校學到的這個框架上添磚加瓦，不斷豐富自己的專業知識。所以，國際新聞教育最大的特點體現在于其通才教育。打好英語專業技能的基礎，掌握一定的專業知識和適當的方法論之后，學員的總體素質和知識水平均得到了提高，同時，擇業競爭能力增強了，在新聞界甚至非新聞界選擇職業時，都有較大的余地。一位學員在畢業之后進入一家證券交易所作證券分析員。他深有體會地說：“一定要首先學好英語然后再進入證券行業。決不能顛倒過來。證券知識可以在實踐中學習，可以自學，而英語則不行”（張斌，1999/0710）。
其次，國際新聞教育模式符合了我國人才需求的國際化趨勢。隨著我國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社會需要不僅懂得英語，還要有一定專業知識的人才，要求能更好地與國際接軌。如上文所述，國際新聞教育不以內容為限，廣泛涉及經濟、金融、財會、教育、科技、文藝等各方面，因而使得學員有機會接觸各個知識領域，這就為他們從事這些領域的報道，甚至轉入這些領域工作提供了客觀條件，再加上他們的英語優勢，便很快能與國際慣例接軌。
通過十幾年的努力，國際新聞教育模式的教育對充實我國國際報道的新聞隊伍起到了很大作用。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我國主要英文媒體，如新華社的國際報道部門、中國日報、中央電視臺CCTV-9和國際臺以及上海等地的一些地方英文媒體中，多數記者（包括駐外記者）、編輯都是國際新聞專業的畢業生。有的還走上領導崗位，全面主持工作。例如剛創刊一年的《上海日報》，其70%以上的記者都是國際新聞專業的學員（張慈云，2000/07/20）。
[page_break]五．面臨的問題
國際新聞教育模式經過17年的發展，在總體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面臨的問題也相當多。
上文提到，國際新聞教育模式的最大特點是英語學習+新聞學。但這一特色是把雙刃劍。國際新聞新聞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亦源于此。國際新聞教育模式所面臨的問題可以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該模式可能導致學生學習方法論上的矛盾。英語學習和新聞學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學習思維方式完全不同，或者說，各有側重。英語學習需要死記硬背，要大量的時間去記憶；而新聞學需要有敏捷的思維方式和廣泛的興趣，要培養較強的動手能力。
第二，課程內容安排不盡合理。國際新聞教育模式要求學員既要學好英語，又要學好新聞。這在初期的六年制雙學位的情況下是可行的。但是目前我國有國際新聞專業的院校都實行了四年制。在與別的專業同樣的四年中，既要使英語達到英語專業的水平，同時新聞知識還要達到普通的新聞系學生的水準。這就造成學生負擔過重，整天疲于修課，難以達到理想的狀態。在學生的實際學習中，往往只顧得上一頭。常常是加強了英語語言的學習（因為需要花較多的時間）而忽視了新聞專業，甚至是中文母語的學習。即便學生很努力，也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三．英語與新聞學之爭不僅反映在學生總體的方法論和學習內容上，也反映在教師隊伍的建設中。由于國際新聞教育模式的特殊性。國際新聞教育一般由三種類型的教師組成：一類是只教授中文新聞課程（包括技能課，如攝影、攝像等）；一類只教英文基礎課；還有一類就是用英文教授新聞類課程。
在我國，由于新聞與英語分屬兩個學科，教師在職稱評定時便遇到了矛盾：到底是評新聞學還是評英語職稱？盡管原則上新聞系的教師應評新聞系職稱，但如果學術成果與學科系列不相符合，實際操作就非常困難。事實上，這一矛盾已成為上面前兩類教師的學術障礙，也因此成為影響國際新聞教育模式進一步發展的原因之一（郭可，1998）。
第四．盡管國際新聞教育模式對教師的要求較高，既要懂英文，又要懂新聞學，教師待遇卻沒有明顯提高。因此教師隊伍流失嚴重。高質量的教師匱乏，教學投入不夠，且教師在外面兼職較普遍，再加上學生不斷擴招，教學效果逐年下降，形成惡性循環，嚴重影響著國際教育模式的進一步發展。
第五．由于教師隊伍的不穩定，教師忙于在外兼職維持生計，極大地減弱了其理論研究能力。國際新聞教育的理論體也因此還未建立起來。所以國際新聞教育要進一步發展還缺乏一種原動力和基石。
事實上，這些問題已嚴重影響了國際新聞教育的教學效果，具體表現為：
（1）學員在實際工作中動手能力較差，書生氣十足，或者是心雄手拙：“大事干不來，小事不肯做”。（此話由畢業生說是：“大事不讓干，小事不想干”。）（慕滔，1988，p21）。
（2）學員（包括有些教師）在學習中只重視內容的完整性，忽視方法的掌握及在實際中解決問題的思路。另外，使用的教材陳舊，教學方法落后，教師上課滿堂灌等，在客觀上都使得教師的教學和學生的學習難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多種多樣，主要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
（1）國際新聞教育作為一個政府應急措施而出現，缺乏長遠規劃。
（2）國際新聞教育作為培養國際報道記者的模式，較多重視實踐操作而輕視理論建設。同時，由于思路落后和體制問題，與新聞媒體的實踐沒有緊密聯系。再者，從事國際報道的新聞媒體往往廣告收入較少，甚至沒有，他們也難以與國際新聞的教學單位聯合，進行合作教育。這就造成了國際新聞教育的理論與實踐嚴重脫節。
（3）由于缺乏理論基石，國際新聞教育模式始終未能在教學設計、管理和人事體制上理順新聞與英語兩個學科的關系，使之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相反，兩者的互通性和兼容性均沒有很好的發揮出來，國際新聞教育模式的潛力還遠未發揮出來。
六．幾點建議
盡管作為三級學科，“國際新聞教育”已歸入“新聞學”，國際新聞教育的特色不僅十分明顯，而且形成了一定的教學體系，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筆者認為，國際新聞教育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嘗試改革（增加投入和理順體制在此不列入討論范圍）：
首先，應明確把國際新聞教育作為一種模式提出來。國際新聞教育的總體思路還是相當可取的，問題在于實際操作。首先明確英語學習與新聞學的關系，確定二者在國際新聞教育中同等重要的作用：但英語是工具性的，不是最終的目標，新聞學是國際新聞教育的重點，也是學員和教師應該注重的方向。從實際操作上來說，國際新聞專業的學生與其他專業相比的確要付出更多的勞動。英語要扎實學習，專業不僅要跟上，而且還是今后繼續學習的方向。
其次，國際新聞教育的改革重點應是教學方法的革新。應該充分認識到，一名優秀的國際新聞工作者絕非是教育殿堂所能夠造就的。新聞教育的重點就在于讓教育對象明確地知道自身理想和現實的距離，而不是無視或懼怕這種距離（慕滔，1988，p22），換言之，國際新聞教育應該啟發學生去掌握一種處理問題的方法，而不是僅滿足于傳授一般的知識。教師欲教好，學生欲學好，功夫當在新聞和英語之外，或者應在如何使新聞和英語有機地結合起來。國際新聞教育模式作為一種模式，它所確定的只是一個框架，內容則是多維的，與其他學科有緊密聯系的（慕滔，1988，p52）。
再者，國際新聞教育應分設相應的專業。可開設新聞學、廣告學、廣電學、公關學和網絡等專業，使得課程體系更趨合理化，減輕學生負擔，使它們能集中更多的精力學習相應專業，以利于掌握更多的知識和能力的培養。
參考文獻
1．單承芳（1995冬）我國新聞教育專門化的強勁趨勢，新聞大學。
2．慕滔（1988春）我國新聞教育模式面臨挑戰，新聞大學。
3．李曉櫻（1998）中國我國新聞教育發展的態勢與走向，華中理工大學學報。
4．張慈云，《上海日報》總編，2000年7月20日采訪。
摘 要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新聞媒體呈現更加明顯的集團化趨勢。采用文獻資料法、觀察對比法和歸納分析法等方法進行研究，以美國媒體集團化現狀為切入點，通過對美國媒體發展歷程回顧、發展現狀、集團化運作成功典范和中國體育媒體發展整體環境與特點、發展現狀、國際環境下的中國媒體發展新變化、國內體育媒體報道的整體不足分別進行初步分析，分析了美國媒體對中國媒體的多重影響。
關鍵詞 美國新聞傳媒 影響力 體育媒體
近年來，在我們的一些報刊上，掛著《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路透社等諸多西方媒體電頭的消息越來越多，美國等西方國家媒體報道的重要新聞也會很快成為我們不少媒體的要聞。美國人炒作什么，我們的一些媒體也會跟著炒作。相對于美國等西方國家，中國媒體無論是在對信息源的競爭方面，還是在新聞的選擇和解釋方面，實力都比較弱。而互聯網的出現又給中國媒體提供了方便，尤其是對國際新聞的報道。對一些中國媒體來說，最容易、最省力的辦法就是通過網絡編譯人家的新聞，可這樣做的結果是，我們會越來越忽視新聞源的重要性，我們選擇和解釋新聞的能力也會變得越來越差。可見美國新聞媒體對國內媒體起到很大的影響。
一、研究對象與方法
文章依托新聞學專業期刊、傳媒著作，利用文獻資料法、歸納分析法將中美媒體特點進行比較分析，以美國媒體發展歷程和現狀、集團化運作成功典范和中國體育媒體發展現狀、新變化和弊端為主要研究對象，初步探析在全球化大背景之中，及美國媒體的影響下中國體育媒體的發展趨勢。
二、美國媒體發展歷程回顧
美國是現代新聞學和傳播學的發源地，新聞業的發展與新聞學、傳播學的研究源遠流長，其“新聞自由”被寫進憲法，一直受到法律的保護。事實上，在美國新聞媒體呈現明顯的集團化傾向之前，美國的報業就先于廣播電視而向集團化發展，19世紀30年代，美國開始了產業化進程，而產業化則意味著資產重組，可以說產業化為集團化創造了條件。19世紀末，美國報業開始了集團化，分別出現了最早的集團報業主斯克利普斯。20世紀最初的幾十年，是西方報團急劇發展和競爭極為激烈的時候，這個時期美國新聞傳媒的集團化主要是以報團經營的形式出現的。20世紀40年代，美國報業中，十大報業壟斷集團控制著60％的報紙、80％的發行量。從60年代美國媒介發展的高峰開始，媒體集中程度遠遠大于其擴張的程度。越來越少的公司擁有越來越多的媒體，并且越來越少的媒體控制著復合型的媒體，這個趨勢與美國新聞媒體的集中趨勢是一致的。各壟斷集團為攫取更大份額的新聞市場，憑借其雄厚實力，紛紛采用最新的技術和設備，從而造成支出大幅度上升，由此引起創辦和維持新的新聞媒體機構的費用呈幾何級數增長。
三、美國媒體發展現狀
“美國正以每分鐘100億字的速度在增長”――這是《華爾街日報》上形容美國媒體迅速擴張的廣告詞。意味著美國的影響也隨著媒體擴張以無法想象的速度膨脹。美國政府對此很清楚，前總統艾森豪威爾有一句名言：“在宣傳上花一個美元就等于在國防上花五個美元”。討論美國媒體發展的現狀可以以美國報紙的現有格局為代表。美國的報紙是建立在城市和社區的基礎上的，沒有類似于中國省報那樣的州報，在1982年《今日美國》創刊之前也沒有形式上的全國性報紙。美國社會城鄉差別不大，凡有城鎮的地方，必有自己的報紙，且這些報紙獨自擁有各自的市場，很少互相重疊，自己覆蓋的區域和讀者層次十分清晰。
在優勝劣汰的長期競爭中，消亡最多的報紙正是那些在各城市中排行第二的報紙。如今在美國1500多個大小城市中，只有132個城市有兩家和兩家以上的主流報紙，一城一報的格局在美國已穩定多年。這些報紙中，排行第一的《華爾街日報》以財經為主，特色明顯，它共有3個不同版本：亞洲版的總部設在香港、歐洲版的設在布魯塞爾、美國版的設在紐約，每個版塊都有獨立的編輯班子和記者隊伍，也僅僅分別在各自特定的區域市場上發行；而在美國人心目中始終居第一位的《紐約時報》，其在紐約市的發行份額甚至還不如居全國第六位的紐約《每日新聞》，如今《紐約時報》已經成為北美發行量最大的日報之一，并成為全美最大的媒體集團之一，年收入達30多億美元。在新聞報道方面《紐約時報》將自己看作是一份“報紙記錄”，除紐約當地的新聞外，《紐約時報》很少率先報道一個事件。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報道的可靠性極高，只要最先報道一個事件則將成為世界上其它報紙和新聞社直接的新聞來源。美國報業的這一格局，當然是報業集團化擴張和兼并以及市場這只無形的手長期作用的結果，而非來自行政或法律干預。
媒體與其說是一種宣傳工具，倒不如說是一種能獲取利潤的產業。時代華納與美國在線的合并則是西方新聞媒體集團化道路上的具有舉足輕重的大事。全球最大的因特網服務公司美國在線與全球最大的綜合性媒體巨人時代華納的合并在全球投入了巨石，驚起了滔天巨浪，它不僅將對21世紀人類的生活方式產生巨大影響，并將刺激相關產業技術的產生與發展，還將深刻地影響全球媒體產業的發展趨勢，影響全球媒體的布局及資產重組。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跨國知識產業集團越發主導世界市場，新聞傳播業作為知識經濟的一類，也開始了這一過程，其集團化特征更為明顯，其代表人物是80年代走向世界的澳大利亞傳播業主默多克（R.Murdoch）、90年代走向世界的加拿大傳播業主布萊克（C．Black）。對這些跨國的媒介集團老板來說，經營新聞傳播業，僅是碰巧遇到了一個賺錢的操作對象。除了他們自身的經營有方外，知識經濟的來臨、經濟全球化這個大的背景則為他們在新聞傳播領域謀求最大利潤提供了前提。
四、中國體育媒體發展整體環境與特點。
（一）中國體育媒體發展的現狀
體育新聞是我國新聞事業中發展很快的一個分支。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國體育事業深化改革、運動水平持續提高，新聞媒體對體育事業關注程度越來越高；另一方面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步伐，報紙在市場競爭中，不約而同地把強化體育新聞作為與讀者加強聯系、爭取發行量的重要陣地。目前，從中央到地方的主要報紙，基本都有相對固定的體育版面；近年蓬勃興起的各地都市報，更是不遺余力把體育新聞板塊作為爭取讀者的一個重要陣地；不少報業集團旗下，還擁有體育類子報刊；體育記者隊伍也迅速膨脹。
體育新聞報道的競爭空前激烈，報紙尤其明顯。報紙采編人員，為爭取第一時間新聞或獲取獨家新聞信息，已不滿足于以往傳統的采集途徑，紛紛借助新的信息渠道，有的報紙根據自己的讀者對象和發行區域特點，相互協作。版面上的改革更是百花齊放：或以大圖片構成沖擊力，或策劃專題以強化新聞熱點，或獨具匠心制作有沖擊力的標題以渲染氣氛。在這種競爭態勢下，又呈現出一種較為明顯的跡象：非主流報紙的體育報道往往更為活躍，幾乎是無孔不入，很多最新的、可讀性強的消息，經常先從他們的記者筆下披露出來。這些報紙的體育新聞不僅版面篇幅更大，內容更豐富，形式也更活躍。相比之下，一批大型綜合類報紙的體育新聞版，報道內容顯得單薄、平緩，報道形式顯得老化、沉悶，改革的步伐顯得遲緩。
在這種擠壓環境下，主流大報必須迅速探索出一條符合體育新聞報道規律，貼近時代、貼近讀者、主動參與競爭的途徑。主流大報體育報道目前面臨的主要是來自兩大方面的挑戰。一方面是來自新科技的挑戰，即互聯網在新聞報道運作中的廣泛運用，網絡媒體在新聞來源和信息量上嚴重沖擊報紙媒體，體育報道更甚。另一方面是辦報新理念的挑戰，各種報紙空前重視體育新聞板塊，各類媒體體育報道百花齊放。迎接挑戰，必須審時度勢，揚長避短，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二）國際環境下的國內媒體發展新變化
近幾十年，我國報業五個新變化尤為顯著：一是報業集團的興起呈方興未艾之勢；二是“都市報”熱潮勢頭不減；三是逐步形成的四種文化風格（以成都《華西都市報》為代表的“小報炒作”風格、以廣東報紙為代表的與市場經濟緊密結合的商業化風格、以上海報紙為代表的區域文化風格、以北京為代表的多層次辦報風格）；四是重視發行但管理混亂；五是地方特色削減，全國報紙呈趨同化態勢。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中國經濟運行步入了一個有著嶄新游戲規則的環境。一直有著“最后一個暴利行業”之稱的中國傳媒產業，早就成為國外一些媒介集團覬覦已久的“大蛋糕”。雖然境外傳媒與國內新聞媒體的正面交鋒短期內還不會上演，但是長期的競爭已是在所難免。中國新聞媒體在競爭中能否獲勝，從經濟意義上說，關系到能否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下來，進而能否獲得一定的收益，從政治意義上說，關系到能否堅守住我們的輿論陣地，防止西方不良思潮的入侵。因此，中國新聞媒體必須在這場戰爭之中立于不敗之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面對國際媒體大鱷的洶洶來勢，散、弱是我們主要的競爭“軟肋”。中國新聞媒體必須做大、做強，才有資格參與激烈的國際新聞競爭。新聞媒體集團化、規模化是必要的。
我們應該認識到，西方媒體都是完全按照企業模式運作的公司。企業的目標是創造利潤；為了獲取利潤，企業必須具有效率；而企業的效率又來自于它的制度效率和經營效率兩個方面。而制度效率往往比經營效率更為基本。國際媒體相對于我們更本質的優勢不在于龐大的規模和雄厚的資本，而在于它們的現代企業制度模式的優勢。我國媒體如果不能扭轉企業制度的劣勢，參與國際競爭并取得成功是沒有絲毫希望的。成立了集團的媒體仍然要銳意改革，尤其要在體制上創新，努力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因為只有體制創新是傳媒經濟發展的突破口。中國傳媒產業在中國的發展應該說確實已經進入到一個關鍵時期，在這樣的一個關鍵時期保持自己的方位感，保持自己對于發展格局、發展趨勢的一種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它對于我們解決所有的技術性操作都起到一個根本性的支撐作用。
（三）國內體育媒體報道的整體不足
言及國內的已經相當市場化的體育新聞媒體，一個繞不開的問題就是不負責任的言論和虛假新聞。如果說十余年的中國足球的市場化改革基本失敗還有人存疑的話，那么中國體育平面媒體的言論開放程度倒是一個意外的改革成果。從近年來每次中國足球出大事后平面媒體對足協連篇累牘的討伐，到兩大體育媒體《體壇》《足球》周期性的口水仗，再到球員和俱樂部動輒要跟某體育媒體對簿公堂，如何構建一個良性的中國體育新聞媒體生態對相關各當事方來說都是個相當迫切的議題。
翻開《體壇周報》，赫然登著庫爾尼科娃的戀愛史；登陸新浪的網頁，屏幕的一半都是體育明星的緋聞與性感照片；而曾經熱賣后來消亡的一份《南方體育》，更是幾乎所有的版面都是體育花邊新聞。人們不禁感嘆，純粹的體育新聞已經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越來越多的娛樂消息與小道新聞。如果把體育新聞的娛樂性比作拉近媒體與受眾距離的一條“捷徑”的話，體育媒體無疑是在鋼絲上跳舞。
作為新聞媒體，其服務的對象自然是受眾，因此，考慮受眾的需要而編排、采寫新聞是必不可少的一條原則。隨著體育媒體的增多及多元化發展，競爭更加激烈，受眾的欣賞角度越來越多，對信息的需求量也越來越大，他們已不再滿足普通而略顯單調的新聞報道。所以，多數體育媒體希望用邊緣性新聞來吸引受眾的眼球。不可否認，這種手段在一段時間內確實起到了作用，報紙銷售量增大，網站點擊量增高，但一味追求新聞的新異性與轟動性反而可能引起受眾的逆反心理，娛樂性占主流的結果是以犧牲新聞性為代價。任何新聞報道都應該有個分寸，體育報道仍應該以新聞性為主，并附以新聞背后的趣味故事，軟、硬新聞平衡報道才能達到理想的效果。
五、美國媒體對中國媒體的影響
（一）為中國媒體的發展提供必要的經驗和借鑒
美國的媒體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占絕對壟斷地位；美國媒體產業的發展具有集團化的特征；美國媒體產業集團化發展的驅動力，一是市場經濟的導向，一是政府調控的導向。聯合整合已經成了新聞界的一項共識，集團化是一個大趨勢，我國也出現了一批傳媒集團，但是總體而言，我國傳媒的集團化尚處于摸索階段，由于各方面現實的問題，我國媒體的集團化在實踐和理論上都處于較低的水平。美國傳媒在這一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功，將為我國傳媒提供相對完善的理論和經驗支持。同時，隨著美國傳媒集團進入中國市場，我國傳媒生存的軟環境有可能會得到改變。重要的是，經營者要轉變觀念、堅定改革立場，認識到要占有國內市場甚至參與世界市場競爭，就必須在經營理念、體制上有所突破，不能再寄希望于過去的生存模式。此外，政府行為將明顯減少，這也有利于傳媒自謀生路，在壓力之下組建自己的傳媒集團，同美國等西方傳媒集團爭奪市場。
（二）實力上的不對稱將導致國內市場份額的逐步喪失
隨著我國加入WTO，我國的傳媒市場將日益同國際接軌。在“門戶開放”的政策之下，原有體制上的政策庇護將被更加成熟的市場機制所取代，這對國內傳媒而言可謂是喜憂參半：一方面國內傳媒可以通過改革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另一方面激烈的競爭與嚴峻的挑戰也有可能使得他們早夭。而美國龐大的媒體資本成為其無法比擬的絕對優勢。
美國是當今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第一大經濟強國，其經濟動態牽動著全球經濟變化。同樣，美國的媒體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媒體、最舍得花錢的媒體，而且通常是大型的傳媒集團控制著眾多媒體機構，控制著驚人的社會財富和資源。所謂“長袖善舞，大富善賈”，大資本運作下的媒體能夠有效避免短期行為，戰略上放眼長遠，同時運用資本力量創造競爭優勢，擠壓對手――實在難以取勝還有“并購”這一招。這使得資本能夠良性循環，進一步對媒體進行投入。毋庸置疑，正是美國經濟的強大，使得美國人對于傳媒的期望和為傳媒付費的能力都首屈一指，造就了資本對于傳媒業的空前投入。可以說，美國經濟實力的強大，是我們一切討論的前提。
同美國傳媒集團相比，由于是本土作戰，國內媒體更了解市場、了解受眾心理，這是他們的優勢，但是，一旦美國傳媒集團適應了中國市場的需求，中美媒體在實力上的差距將有可能被進一步放大，中國國內媒體也將失去更多的國內市場份額，如ESPN進入中國市場之后導致了許多體育類頻道和網站人氣的下降。目前，我國對國內傳媒的保護還有一定的保留，但對中國傳媒而言，這些是遠遠不夠的，只有不斷發展，自我完善，實現規模化經營才能使他們占有未來的市場份額。
（三）聲音是中美媒體爭奪的焦點
媒體要存在就必須有自己的聲音，一旦聲音消失也就意味著媒體在傳媒的競爭游戲中出局。每個媒體都非常重視自己的聲音以及達到的效果。 美國傳媒集團的大肆進入會不會淹沒中國國內媒體的聲音？這個問題在目前不可以輕易地下結論，但是中國國內傳媒面臨的環境是，美國傳媒通過集團化建立了超級傳媒航母，并且依靠自身強大實力正逐步蠶食中國傳媒市場，其受眾數量也在增加。而國內傳媒對一些事件的處理使受眾對其真實性發生了懷疑，導致國內媒體信譽下降，比如說03年非典報道就使得受眾對國內媒體的信任大打折扣。美國傳媒的先進技術也是其優勢之一。對國內傳媒而言，保衛“聲音”是關系存亡的大事。
六、結論
（一）我國文化產業應借鑒國外成功經驗，完善市場游戲規則，營造與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相適應的政策環境和市場環境，以進一步增強國際競爭力。在美國媒體的沖擊下，加上中國政治和經濟領域的迅速變革，中國新聞業的發展正走向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體育媒體也針對場內場外的游戲規則做出探索，例如對黑哨事件的調查報道。中國球迷不能再忍受不公平的游戲規則，中國的運動場也成為中國媒體改革的突破口，對于媒體改革帶來新的沖擊。為了適應時代的發展和現實的需要，在體育傳媒領域爭得一席之地，美國媒體的迅速穩步發展范例對我國的體育媒體報道有許多值得借鑒的地方。
（二）對美國媒體發展歷程回顧、發展現狀、集團化運作成功典范和中國體育媒體發展整體環境與特點、發展現狀、國際環境下的中國媒體發展新變化、國內體育媒體報道的整體不足進行橫縱向比較，得出爭奪“聲音”即主動報道權是中美競爭的焦點，我國體育媒體應根據媒體本身的定位和具體地域的讀者需求進行有效的整合，從而更好地打造體育報道，應對來自國內外體育專業類報紙、廣播電視以及新興媒體的競爭。
（三）展望未來，我國體育新聞媒體發展趨勢有三個特點：一是新聞媒介集團化和都市報小報化趨勢仍將是發展主體，敢與世界叫板的巨型報團將可能在不遠的將來出現，而且這種巨型報團絕非現實一元化的報團，而是多元化的報團；二是歷經08北京奧運會與2010上海世博會，中國的新聞媒體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場面，同時作為其中很重要的分支之一的體育新聞媒體也將在接受全新的挑戰和發展；三是經濟效益好的知名企業可能介入新聞媒介市場特別是報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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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研討會由英國文化委員會、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和英國諾丁漢特倫特大學英語與媒介研究系主辦，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研究中心協辦。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社長趙凱會見了與會的英方代表，上海市新聞學會會長丁法章、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院長黃芝曉到會并致辭，英國文化委員會代表楊幼玲女士也應邀出席。
研討會采用大會宣講和圓桌討論相結合的形式，就全球化與文化、媒介與扶貧、新傳媒技術、傳媒與民族化以及媒介法規等問題作了富有成果的探討，對促進全球化背景下新聞傳播學研究、推進跨地區文化傳播和中國媒體迎接信息化和全球化進程都具有重要意義。
全球化的多重解讀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剛剛加入世貿組織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全球化成為所有學者關心的主題。中方學者在發言中，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所有的研究課題都無一例外地引入全球化作為其理論研究的參照系和新的研究起點。
英方學者湯林森作了這次研討會的第一場主題報告《全球化與文化》，從文化重構的角度闡述全球化問題，提出了一些不同凡響的觀點。他認為，全球化并不是統一化，西方資本主義的消費產品的擴張以及其中所蘊涵的西方文化符號的散布并不會取消各民族文化的獨立性，各民族文化應該以辯正的方式吸收西方文化經驗，并著眼于本民族文化的自我重構。復旦大學教授張國良所作的《大眾傳媒與“知溝”現象初探――以上海和蘭州為例》的主題報告，主要是驗證美國傳播學者蒂挈納所提出的“知溝”理論假設在中國是否適用這一重要問題。他認為，經過近20年的改革開放，就大城市而言，中國東、西部在媒介設施方面的差異明顯縮小，知溝現象幾乎不存在于東西部的大城市之間，但是卻廣泛地存在于各區域以“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媒介接觸”等因素所劃分出來的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之間。這一研究成果從傳播學的角度有力地證明了全球化將改變原來以地域劃分人群的模式，社會群體之間將以更為客觀、更具有涵蓋性的指標為基礎。
復旦大學教授陸曄從媒介產業化的角度，作了《WTO背景下中國廣電業的市場重組：特征與矛盾》的報告，闡釋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廣電業的發展現狀和特征，并探索了國家政策和市場推動對于廣電業市場重組的雙向建構以及由此所帶來的矛盾與沖突。上海外國語大學副教授郭可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英文媒體的發展狀況作了富有見解的評述，并樂觀地展望了WTO背景下中國英文媒體的發展趨勢。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討論社會危機這一論題時，英方學者有一個共同觀點：9?11事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媒介沒有很好地擔負起社會監視功能所造成的，以至于西方世界和伊斯蘭世界缺乏基本的了解與溝通。
媒介技術與政府管制的雙重邏輯
互聯網在全球的迅猛發展，使媒介技術成為新聞傳播學者關注的焦點。在這次研討會上，以互聯網為代表的媒介技術的應用以及新媒體運行所需的社會環境成為中英雙方學者共同關心的話題。
英方學者安德烈亞斯?威特耳（Andreas Wittel）作了《新媒體的形式與實務》的主題報告，從理論上對新媒體進行了界定，嚴格區分了多媒體與新媒體，認為多媒體是多種媒介形式的整合，而新媒體則強調媒介資訊與媒介溝通的兩個層面相互整合，并進一步指出，“新媒體將帶動新的文化、社會與經濟方面的實踐”。中方代表則著重討論了由新技術、新媒體帶來的中國傳媒業的變化與發展。復旦大學副教授張海鷹從媒介新技術應用和實踐的角度指出，發展傳媒新技術是中國信息化過程中的一項重要策略。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張詠華回顧了我國新聞網站的發展歷程、基本特色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并借鑒了西方國家發展網站的經驗。
新技術、新媒體的發展，使世界信息秩序的重要性更為凸現。英方學者吉爾?穆爾（Gill Moore）作了《在世界信息技術中的媒體法規》的主題報告，把世界信息規則作為傳媒法規研究的背景，以對犯罪案件的相關報道和英國具體的司法實踐為例，說明“網絡對世界信息快速流通的影響，給自由公正的審判增添了附加的壓力”。她進一步指出，“新傳媒技術的發展，改變了政治、經濟和傳媒法制之間的關系”，政策制定者應全新評估和規范新舊傳播制度。對此，復旦大學教授黃瑚有針對性地指出，“在發展互聯網問題上，政府作用極其重要，應采取鼓勵發展與有效管制并重的策略。”他所作的主題報告《試探中國新聞法制管理之特點》，不僅從法律層面闡釋了公民自由與國家參與相統一、禁止性規范與義務性規范并重、重義輕利的新聞侵權訴訟等我國新聞法制管理的主要特點，而且還對日益增多的新聞侵權以及相關的司法實踐作了探討，引起英方學者的關注。
不約而同的共識
當全球化以禍福難料的姿態席卷了世界的時候，某些群體、某些民族被排除在這場全球化運動之外，他們正在被邊緣化或者在尋找新的社會認同的過程中焦慮地跋涉著。在這次研討會上，學者們表現出對這些群體和民族的深切關注，展示了中西方學者共同的人文關懷。
英方學者尤斯特?范隆（Joost van Loon）在其所作的主題報告《社會弱勢群體、大眾傳媒和危機》中，從媒介社會功能的角度分析了全球化所造成的社會弱勢群體這一現象，闡述了大眾傳媒在應對這些弱勢群體中隱藏的危機時所應擔負的社會責任。英方學者埃瑪?巴尼特（Emma Barnett）則探討了民族差異與大眾傳媒問題。她以俄羅斯媒體發展為例，作了《看東方與西方――轉型中的新聞文化》的主題報告，指出：“俄羅斯媒體的發展態勢完全不是西方模式的舊夢重溫”，雖然“俄羅斯表面上引進了市場經濟，但是由于俄羅斯民族沒有致力于文化轉型，一個客觀公正的新聞界并沒有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