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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增長 持續動力因素 轉型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至今，中國經濟增長已面臨“軟著陸”拐點，怎樣有效實現經濟增長的轉型，逃離中等收入陷阱，一直以來是學術界爭執的話題。研究當前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因素，有助于理解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各經濟因素對總體GDP的貢獻度變化及趨勢，比較非動力因素與持續發展的動力因素，為經濟轉型的可能方向提供有建設性的意見。
一、省際面板數據的條件收斂分析―尋求全國均衡發展的改進措施
（一）樣本數據及變量說明
（1）數據來源。本文研究所用的是年度數據，主要來自EPS中國地區經濟數據庫及《中國統計年鑒》（1992-2013年），樣本包含除港澳臺及海南省以外的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1992--2013年的人均GDP、人口自然增長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人均文教科學衛生事業支出等數據。
（2）變量說明。模型中使用的變量說明如下：lnyi，t表示年人均GDP初值（1992年不變價）的對數值，人均GDP初值是1992-2012年經過平減指數處理以后的相應數據，根據Solow收斂理論可預期在收斂方程中其系數為負；①ln（sk）中sk表示物質資本的投資率，即物質資本水平，是由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除以GDP得到。根據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物質資本投資的增加可以提高經濟增長率，因而預期它在方程中的系數為正；②ln（sh）中sh表示人力資本水平，由人均教育衛生事業支出經平減指數處理得到，人力資本促進經濟增長，可預期系數為正；③ln（n+g+d）中（g+d）=0.05，n表示人口自然增長率，根據Solow經濟增長理論，人口增長率與經濟增長負相關，預期其系數為負。
（二）回歸結果及分析
基于Solow模型的收斂回歸分析。對全國樣本進行收斂回歸，由于異常值過多且重慶1997年后劃出四川，為了分析方便，不納入重慶市、自治區數據。回歸（1）、（2）、（3）是絕對收斂回歸，（4）、（5）是控制了要素變量的條件收斂回歸。
注：其中，回歸系數下面括號內為標準差，*** 、**、*分別表示回歸系數在1%、5%、10%的水平下顯著。
在回歸（1）中，可以發現，從1993--2013年，我國地區之間經濟趨于收斂但系數卻并不顯著，從回歸（2）、（3）可以驗證這一點：1992年以來，沿海發達地區獲得更多的優惠和經濟上行的空間，而欠發達地區經濟增速貢獻低于發達地區，此時全國經濟顯著趨于發散；但經濟危機后，各地區經濟結構的異質性浮出水面，刺激經濟的一攬子計劃在全國范圍內對地區結構異質性做了較好的反應，使得全國地區經濟增長收斂態勢走強，這并不違背“俱樂部收斂”的結果，這說明全國范圍內地區間的收斂態勢強于中、西、東部之間的發散態勢。回歸結果（4）中加入了物質資本積累率和人口增長率，回歸結果（5）在（4）基礎上加上了人力資本積累，結果都顯示了全國地區間的經濟條件收斂性。這說明條件β收斂的結果是穩健的（Robust）。
（三）小結
基于擴展Solow模型的條件收斂回歸發現，當控制了物質資本投資率、人力資本積累率和人口增長率時，中國的地區經濟增長呈現較強的條件β收斂，這意味著要素積累的差異能夠較大程度的解釋我國地區經濟增長的差距，也說明了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亟待轉型：增加教育、公共健康的投入，提升人力資本，促進勞動力生產效率的改進；鼓勵科技創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繼續推進中部發展、西部大開發，促進全國范圍內有效地要素流動。
全國范圍則存在較強的條件收斂性，說明我國地區間的經濟增長收斂趨勢強于中、西、東部之間的發散趨勢，而三大地區經濟發展的失衡現象仍舊存在。因此，在加大中西部地區第二產業資本投入的同時，應加大改革的力度并努力改善經濟結構，促進我國各地區的經濟協調發展，避免在經濟恢復周期中因地區經濟結構差異引起的經濟增長大幅減速困境。
二、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因素歷史貢獻分析
（一）實證模型
王小魯等運用內生增長模型對經濟增長的可持續進行研究，據此，本部分以盧卡斯（1998）內生增長模型為基礎：
Y=AKβ（uhL）1-βh■■（φ>0） b （15）
其中，Y為經濟總產出，且規模收益遞增，A代表初始狀態技術水平，K表示物質資本存量，L表示勞動力數量，u表示生產者的工作時間比例，h是勞動力的平均質量（以受教育水平衡量），h■■表征人力Y本正的溢出效應。
借鑒文學的建模理念，為了研究各經濟特征變量對經濟增長的回歸，擴展并對數化盧卡斯模型，引進政府財政支出、總消費、制度變遷、能源消耗等變量，進行時間序列分析：
lny=β0+βilnXi+ε （16）
其中，尤其部分變量較難表征，本文采取常用的替代做法， 使用的變量如下：①表示年人均GDP總值（1994年不變價）的對數值，與第一小節相同，是1994--2014年經過平減指數處理以后的相應數據；②表示物質資本投資率的對數值，由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除以當年GDP總值代表，反映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③則表示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對數；④財政支出的對數值，表示我國政府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支持與貢獻度；⑤能源消耗總量的對數值，表示經濟增長過程中的能源消耗情況；⑥表示市場化程度，用非國有經濟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的對數表示；⑦支出法核算的國內生產總值部分中的居民消費的對數值，表示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⑧支出法核算的國內生產總值部分中的存貨變動的對數值，表示庫存變動情況，是經濟增長的重要特征和動力因素；⑨表示科技資本存量，根據逐年的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的對數得到，以表征對經濟增長的動力；⑩是勞動年齡人口總數的對數值，表征我國就業水平；為人均人力資本水平，由人均教育衛生事業支出經平減指數處理得到；表示外貿依存度，進出口總額占當年GDP比值的對數；表示城市化率，即城鎮人口除以總人口并對數化得到，反映我國的城市化進程。
（二）主成分分析法（PCA）總結經濟因素貢獻指標
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是利用變量間的相關性，對原始經濟成分進行適當的線性組合，得到新的，數量較少的替代指標，這樣可以剔除經濟成分之間的累贅信息，最大程度簡化經濟分析。通過PASWstatistics18.0的主成分分析可以得到表3的結果。
由表2可知，主成分1包含了經濟貢獻中的大部分信息，占比86.31%，可以很好地解釋我國經濟動力因素的共線性，其中除S（存貨變動），FTD（外貿依賴程度）系數較少，其他經濟要素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這與賈文學經濟波動成果相近。通過主成分分析法的結果，可以Solow經濟增長模型進行擴展的時間序列數據分析。
注：其中，回歸系數下面括號內為標準差，*** 、**、*分別表示回歸系數在1%、5%、10%的水平下顯著。
由表3的回歸結果可知，回歸殘差無自相關且滿足正態性，擬合優度較高，F統計量在1%水平下顯著，回歸結果是可接受的，但科技資本存量回歸為負且不顯著，結合主成分分析的結果，說明盡管科學技術水平為經濟增長做了主要貢獻，但主要活躍在基礎科學技術，沒有創新和高效的科技成果轉化率，技術貢獻微弱，無法在經濟增長中做出明確的闡釋，但也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當前研究與實驗發展經費支出并未能對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反而其中存在的浪費貪污現象滯后了經濟增長；而外貿依賴度、城市化進程、物質資本水平顯著為負但值較小，可能說明這三大做主要貢獻的經濟因素已過分飽和，效率較低，對經濟增長逐漸呈現負向拉動，而能源消耗依靠我國充分的能源儲備，貢獻仍為正，居民消費、人力資本水平顯著為正，說明消費和人力資本水平對經濟呈現明顯的上升拉動特性。
（三）小結
結合兩次分析結果可知，對經濟增長做主要貢獻的仍是工業化初期階段的動力因素，其中以能源消耗的貢獻性與相關性最為顯著，然而物質資本、進出口貿易、城市化三個曾做主要貢獻的經濟動力因素已開始轉變為負向拉動，其中我國物質資本存量一直持續上漲，進出口貿易也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之后增長緩慢的影響，迫切需要新動力的替換，而城市化經濟增長的貢獻效率較低，且呈負相關。而居民消費和人力資本對經濟貢獻較小，但呈現正相關性，說明居民消費和人力資本在“新常態”下對經濟增長有顯著促進效應，應重視服務業金融業發展與消費，重視微觀個人行為，大力發展消費拉動型經濟增長，也應重視教育和科技的有效投入，提高資金的收益率，適當鼓勵社會資本對教育和科技的投資，減少政府直接支出。
參考文獻：
關鍵詞：湖北省產業集群經濟增長戰略
歷史上，湖北省在我國地理和經濟上一直都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享有“九省通衢”的美譽。改革開放以來，“千湖之省”的湖北盡管經濟有所增長，但與東部沿海發達省份相比，差距卻越來越大。
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全國普遍實行外向型經濟的情況下，湖北省交通地理的優勢不復存在，招商引資政策也不如沿海發達省份有吸引力，而招商引資政策引導下的外資流入正是過去二十多年來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因此，湖北省必須要選擇行之有效的經濟增長戰略，來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并力爭趕超國內發達省份。
我國經濟增長戰略由政策優惠向產業集群的轉移
經濟增長應該依靠兩方面的合力，一方面是外來資本的流入，包括國外資本的流入以及本地區外的資本流入；另一方面是本地自身產業升級，不斷挖掘內部潛力、形成規模經濟。但二十多年來，招商引資政策作為湖北省的對外開放和經濟增長的主要發展戰略，成效并不顯著。對比1995年和2001年我國各省市利用外資的業績指數來看，湖北在1995年的業績指數為0.404，在全國居于第14位；2001年業績指數為0.522，在全國居于第11位。
一般來說，企業在進行投資時主要考慮以下主要因素：
成本因素。成本因素主要包括勞動力成本和交易成本兩個方面。勞動力成本主要是指支付給每個勞動力的工資的絕對數量。交易成本則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談判成本、擬定和實施契約的成本、界定和控制產權的成本、監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結構變化的成本。一般來說，企業總是傾向于成本較低的地區進行投資生產。
市場因素。市場因素包括市場規模及增長潛力、市場化程度和對外開放程度。市場規模及增長潛力能夠體現市場的容量和市場的發展趨勢，而較大的市場容量有助于企業形成規模經濟，降低邊際成本。市場化程度則是指市場機制對資源優化配置的影響程度，而且較高的市場化程度有助于減少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對外開放水平是指一國與國際市場的關聯程度，有助于生產的國際化發展。所以，企業傾向投資的地區往往都臨近于原材料市場或者消費市場。
制度因素。我國在改革開放以來，對不同的地區實行不同的政策允許程度和對外開放時序，并制定了循序漸進的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這直接決定了不同省份、不同地區所享有的政策優惠是有很大區別的，也直接導致了改革開放實行后很長一段時間內資金的流動方向。
產業集群因素。產業集群因素包括基礎設施、密集的廠商及專業化的生產、勞動力市場和知識技術創新與外溢等。基礎設施主要包括交通基礎設施和信息基礎設施。密集的廠商及專業化的生產主要是通過專業化的分工來加強集群的整體競爭優勢，來提供更便利的專業化服務，形成產業集群優勢，吸引新的資本流入。勞動力市場對集群的形成和持續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產業集群的持續發展需要的不僅僅是一般的勞動力，更重要的是勞動力素質較高的技術型和知識型人才的匯聚。而知識技術創新和外溢更加有助于集群內部企業的信息交流和共享，使得研發活動更加具有針對性和效率。總的來說，產業集群通過經濟活動和相關生產設施的區域集中所產生正外部性和規模經濟，構成資金流入的主要吸引力。
湖北省經濟增長戰略的現實選擇
通過對以上影響投資流向的區位因素分析來看，湖北省相對于東部沿海省份的比較優勢并不明顯，不過同時也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首先，目前興盛的“打工經濟”大大削弱了我國省市之間的勞動力成本的差距，較強的勞動力流動性使得湖北省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大打折扣，經濟差距導致市場的交易成本增加。
其次，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直接導致了東部發達省份的消費能力、市場規模、發展潛力都超過湖北省。湖北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我國僅居于中游，因此無論是個人消費還是政府購買能力，湖北省的市場吸引力都還不夠強勁。
再次，長期以來的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傾斜，使得東部沿海省份比湖北省享有更多的政策優惠。按照我國漸次的對外開放戰略，東部沿海省份能夠享受比中西部省份更多的稅收優惠，直接影響了資本流向。就湖北省而言，享受政策優惠的區域包括：武漢（省會城市及沿江開放城市）、黃石（沿江開放城市）、宜昌（沿江開放城市）、四個國家級經濟開發區（包括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武漢出口加工區、武漢東湖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襄樊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66個省級開發區。
最后，產業集群是我國工業化的必然階段，而且資本、技術和勞動力的集中使得我國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出現了大批有特色的產業集群。湖北省與經濟發達省份存在著十分明顯的差距，不過結合湖北省自身的部分產業優勢來看，同樣也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尤其是在稅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中資和外資企業的稅率將會拉平，政策優惠差距的減小將會給產業集群的未來提供很大的發展空間。
總的來看，改革開放以來，湖北省的經濟發展已經落在了經濟發達省份的后面，因此充分利用產業集群的發展契機，利用后發優勢，才是湖北省經濟增長戰略的可行之路。通過積極學習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產業集群成功的發展經驗，大力挖掘湖北省潛在優秀的產業集群，創建產業集群品牌優勢，培育市場競爭力。通過競爭力強，產業分布合理的產業集群的迅速發展，來帶動湖北省經濟的持續增長。
湖北省產業集群發展現狀
所謂產業集群，邁克爾?波特是這樣定義的：“產業集群是相關企業和機構在某一特定區域的地理集中現象，由一系列相關聯的企業和其他對競爭有重要影響的實體組成。”結合國內的集群發展現狀來看，謝貞發認為我國目前主要的產業集群分為四類，分別為：浙江專業化產業區（“原生型”產業集群）、廣東外向型產業集群（“嵌入型”產業集群）、中關村高新技術產業集群以及國有企業衍生形成的產業集群（“衍生型”產業集群）。
但是，湖北省與我國已有的長三角、珠三角以及北京中關村型的產業集群并不完全相同。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伴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湖北省在繼續發揮傳統農業經濟優勢，大力培育農漁產品加工業的基礎上，逐漸培育出一大批具有競爭力的制造產業，如汽車及零部件產業、紡織服裝業以及船舶制造業等，同時還有一些擁有發展潛力的高新技術產業，如工業激光業、移動通信系統及設備業等。這些產業通過逐漸的數量積聚和質量提高，已經形成了大量擁有一定規模的產業集群。湖北省的主要產業集群可以主要分為三個層次：一是以武漢城市圈為中心而構成的跨區域產業集群；二是以國家高新技術開發區和地方各個省級開發區為核心的開發區產業集群；三是圍繞各個縣鎮的產業優勢而形成的縣域特色產業集群。
（一）跨區域產業集群
跨區域產業集群在我國已經有著長足的發展，尤其以長三角地區的IT產業集群和珠三角地區的電子電器產業集群為代表，通過城市間的產業分工，以及相關聯產業的橫向和縱向分布為特點。而湖北省跨區域產業集群以支柱性產業為主，如汽車及零部件產業、紡織服裝業等。
汽車及零部件產業。湖北省是全國三大零部件生產基地之一，圍繞著神龍富康、東風本田、東風日產、三江雷諾等中外合資公司而形成了一系列多層次、全方位的零部件配套企業。截止到2005年底，全省汽車行業擁有各類零部件企業共700多家，其中形成一定生產規模的企業共433家，其中整車企業9家，改裝車企業63家，汽車零部件企業361家。其中有4個年銷售收入過100億元的企業（東風有限、神龍富康、東風本田、三環），4個過50億元的企業（東風德納車橋、東風實業、中譽汽車），3個過30億元的企業（東風車輪、東風客車底盤、東風創普）。湖北省主要的汽車及零部件企業都主要分布在兩條汽車及零部件工業地帶，即十堰到武漢沿線和荊州到黃岡沿線。通過兩條汽車工業地帶的建立，帶動湖北省整個汽車行業的迅速發展，同時也能夠對鋼鐵、紡織等相關行業產生一定的促進作用。
紡織服裝業。湖北省一直就是我國紡織品行業的重要生產基地，這些企業分布在武漢、襄樊、仙桃等市。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湖北的紡織服裝業已經初步形成了從原產品生產（棉紡織、毛紡織、麻紡織等）、中間產品生產（絲綢、化纖等）、到制成品生產（服裝、鞋帽等）以及制造機械生產（紡織機械）完整的產業結構。而且隨著“十五”期間的產業技術改造的實施、高技術紡織設備的引進和產業生產流程的改造，紡織服務業正在逐步擴大高檔紡織品的生產，如汽車高檔內飾、醫療紡織用品等，加強對高檔紡織品領域的開發。
（二）開發區產業集群
1988年以來，湖北省為了帶動全省經濟的發展，形成了一系列規模不等的經濟開發區（全省最多時曾達到266個）。在2003年國家對各省經濟開發區進行了集中清查之后，湖北省目前共有經濟開發區70個，其中國家級開發區4個，省級開發區66個。這些經濟開發區借助于經濟開發區內的政策優惠，吸引相關行業的企業集中，通過規模經濟和技術外溢來降低成本，提高企業競爭力。
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共擁有近20家上市公司，這些上市公司成為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工業激光產業和移動通信系統及設備產業是其中主要的兩個產業集群。其中，工業激光產業集群以楚天激光、華工激光、團結激光和金石凱激光為主體，共有激光制造企業近30家，其市場占有率接近50%，是我國規模最大、產品最全的激光產品生產基地。而以上市公司烽火科技為主，普天北電、虹信通信和凡谷電子等一系列移動通信企業為輔的移動通信產業，已經形成了初步的產業集群，在我國3G移動通信產品的設計、研究和銷售中都占據著一定的市場份額。
除此之外，湖北省設立的主要省級開發區也各自側重于不同的產業領域（見表1），通過開發區內的產業集群的培育，帶動地區經濟發展。
（三）縣域特色產業集群
在制造業產業集群迅速發展的同時，湖北省也出現了具有各地地域特色的縣域特色產業集群。由于湖北省是我國主要的農產品基地，湖北省的產業集群中有較大一部分為資源型產業集群。江漢平原上廣袤的商品糧基地和眾多的湖泊使得湖北省糧食產品和水產品都非常豐富，加上各種礦業資源的開采，由此產生了一系列以農產品生產加工為主的產業集群，如羅田的板栗、潛江和洪湖的水產品、英山茶葉等。
湖北省“一鎮一業”、“一鄉一品”的縣域產業集群也非常具有特色，這類產業的發展類似于浙江“原生型”產業集群，最初通過家庭手工作坊或者是小規模的民營企業的試探經營，然后借助于政府政策有效引導，相關聯企業逐漸增長，形成規模優勢。這其中包括世界無紡布生產基地—仙桃彭場、全國最大的金剛石刀具城—鄂州燕磯、鄂東食品第一城—武穴梅川、中國釘都—武穴花橋等等。
湖北省產業集群發展策略
總體來看，湖北省產業集群有所發展，但是大型產業集群數量仍然較少，絕大部分產業集群內企業間協作和關聯度較低，產業集群仍然處于較低的水平。因此，必須通過實施有效的產業集群政策，借助政府的引導來推進產業集群的持續發展，增強產業集群的競爭力，打造產業集群品牌，進而帶動湖北省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但是，湖北省的經濟基礎和經濟結構，以及產業集群的發展現狀，與東部沿海發達省份不同，因此湖北省不可能完全照搬已有的成熟產業集群發展模式，而只能是因地制宜，因勢利導。
（一）加強產業集群縱向一體化發展，融合湖北交通物流優勢
產業集群縱向一體化分工，有利于形成從原材料到制成品的生產流程，能夠有效地減少中間環節的成本，提高企業生產效率。從湖北省的發展現狀來看，大部分產業集群都是大量生產同類產品的橫向一體化分工為主，不僅產品附加值增值有限，而且容易造成過度競爭。因此，建立以核心產業為中心，積極發展上下游相關企業，打造原材料、中間產品、制成品的一體化產業流程，通過合理有效地分工降低生產成本，是湖北省產業集群發展的必然路徑。
同時，湖北省還應該借助于交通物流優勢，保障產業集群的發展。武漢市是我國主要高速公路干道的交匯地，滬寧和京珠高速公路拉近了湖北企業同東部江浙一帶以及東南部廣東一帶的聯系。湖北江河湖泊眾多，依附于長江的水路交通幾乎可以覆蓋湖北省的中部和南部地區。如果加上正在建設中的全國高速鐵路網，湖北省便捷的物流優勢，使得湖北省發展產業集群戰略時，已經變相地擁有了良好的制成品流通網絡。
（二）轉變政府職能，引導產業集群發展
一直以來，湖北省各級政府主要將政策導向集中于積極地招商引資，但是成效不大，所以今后政府在制定經濟發展政策時應該積極往培育產業集群上傾斜。發展良好的產業集群，不僅能夠帶動經濟的快速增長，而且能夠通過示范效應，吸引資金的流入。而政府的主要作用一般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各級政府應該采取針對性的扶持政策，將政策優惠集中于優勢產業集群的培育和引導上，摒棄以往“小而全”的發展觀念；另一方面，各級政府政策應該限于規范市場運行規則，而不應過于干預，影響市場機制發揮作用，通過集群內部適度競爭的優勝劣汰來保持強有力的競爭力。
（三）加快產業結構升級，提高產業集群技術含量
湖北省支柱型產業集群往往規模龐大，占有一定的市場份額，但是技術水平和產品的技術含量同國內同類產業集群相比，卻并不占有優勢。而企業的技術升級和產業結構的改造應該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著手：一方面是結合原有國有企業的改制，剝離不盈利及低盈利資產，集中資源發展優勢產業，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同時通過企業剝離來建立配套的上下游產業，仍然維持完善的供應鏈。實際上也就是通過將原有企業的細分和專業化，有效提高資產運營效率，完善產業集群內產業鏈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湖北省的大部分產業集群仍然依托自然資源為主，農產品和礦產資源產業集群的整體技術含量還比較低。這類產業集群主要是初級加工為主要手段，絕大部分產品仍然屬于中間產品，無法與消費市場直接掛鉤，產品增值空間不大，如：圍繞水稻生產進行的糧食加工、圍繞水產品進行的水產品加工以及圍繞礦產資源進行的開采加工等。有必要通過政府適度引導，提高技術水平，形成從原材料到制成品的完整產業鏈。
（四）著力培養特色產業集群，打造產業集群品牌
從我國成熟的產業集群發展經驗來看，特色產業集群往往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和市場競爭力。目前，湖北省已經初步形成了一批獨具特色的產業集群，這些產業集群的生產往往數量眾多而規模較小，主要通過企業地域上的集中形成合力，借助規模效應來分攤成本。但這些產業集群中往往缺少龍頭企業，或者是龍頭企業的作用不夠顯著，直接導致企業產業結構松散，抗風險能力較弱。因此，特色產業集群的未來發展，必須打破集群內企業平行發展的態勢，重點扶持有競爭能力的企業，帶動整個集群的技術升級和發展，在打造優秀企業的市場品牌的同時，打造整個產業集群競爭力，把特色產業集群培育成在全國乃至世界市場上的優秀品牌。
參考文獻：
關鍵詞:收入分配差距;經濟增長;潛在投資能力;現實投資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4-0003-02
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之間的關系一直是經濟學關注的重要問題,許多學者都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這些研究大都建立在如何降低收入差距的基礎之上。然而,收入差距的逐漸擴大是現階段我國的實際,如何在收入差距擴大的背景下,保持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是我們現階段所面臨的重大課題。本文試圖從需求與供給兩個方面出發,對現階段收入差距擴大基礎上制約經濟增長的因素進行分析,希望能夠得出有用的結論。
一、基本理論回顧
美國統計學家庫茲涅茨(1955)在其《經濟增長和收入不均等》一文中提出:在經濟增長的早期階段,持久收入結構的不均等會不斷擴大,當一個社會從前工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的時候,不均等的擴大更為迅速,隨后出現一個穩定時期,在后一階段收入不均等狀況會逐漸縮小。在長期的經濟增長過程中,個人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的變動,遵循著一種倒U軌跡,這就是后來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的理論中的庫茲涅茨“倒U假說”。并且,庫茲涅茨在分析了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50年代前后收入分配的狀況后,認為發展中國家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比發達國家更大。
經濟學家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為庫茲涅茨的“倒U假說”提供了較為充分的解釋。劉易斯認為,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會出現兩種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現象:一個是資本家階級同勞動階級的收入相對份額的差距擴大;一個是勞動階級內部收入差距的擴大,即現代工業部門工人的工資高于傳統農業部門中農民的收入。伴隨經濟發展過程,現代部門吸收的勞動力越來越多,工人的工資將逐步下降,勞動階級和資本家階級之間的收入差距將可能縮小或不變,社會總收入差距可能停止上升,處于穩定時期。當經濟發展到高級階段時,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逐步消失,勞動從無限供給變為稀缺要素,而資本則處于相對充裕狀態,此時工資上升并帶來勞動階級的收益上升,而資本家階級的收益則相對下降,整個社會總收入差距將呈現逐步縮小的趨勢。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現階段正處于收入差距逐漸擴大的時期。在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基礎上,如何保持經濟的快速增長,是本文研究的重點。
二、基于收入差距擴大背景下對保持經濟增長條件的深入探討
收入差距擴大對經濟增長的積極推動作用是在一定條件下才能實現的。只有具備了這些條件,才能實現經濟增長,并由經濟增長進一步推動收入分配差距的縮小。我們從需求與供給雙方面討論收入差距擴大背景下保持經濟增長的條件(見圖1)。
(一)需求方面
當收入差距擴大時,由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的作用會導致參與分配的人口的總體消費水平降低,這對經濟數量的增長會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收入差距的擴大能夠引起財富的聚集效應,投資的潛力也增加了。如果潛在的投資能力能夠轉變為現實的投資而不是儲蓄,那么總需求水平并不會下降,反而有可能增加。
而投資的增加則主要取決于對未來收入的預期,取決于新的市場和需求,取決于影響投資的制度障礙,等等。如果這些問題能夠得到解決,儲蓄就會轉化為投資,潛在的投資能力也就能順利地轉化為現實的投資。
(二)供給方面
從供給方看,收入差距的擴大往往表現為工資水平的長期停滯或工資增長慢于經濟增長,這就意味著生產成本的降低和供給能力的提高。
在供求雙方力量的作用下,只要經濟還沒有達到充分就業點,經濟增長就會實現,而且還不需以通貨膨脹為代價(見圖2)。
以上分析表明,收入差距擴大對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必須要建立在潛在的投資能夠順利的轉化為現實的投資上。否則,收入差距的擴大就不能起到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且會成為導致需求萎縮、經濟增長停滯的導火索。收入差距的擴大必然導致總消費水平的下降,如果沒有新的市場來提供需求,在投資達到一定程度時就會飽和,并出現生產過剩,促成廠商和消費者形成普遍的對未來的不良預期,進一步造成投資和消費下降。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在我國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背景下,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就落在了潛在的投資能力是否能夠順利地轉化為現實的投資上。如果這個條件不能夠滿足,必將成為限制經濟穩步增長、進而減小收入差距的瓶頸。針對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完善制度,促進民間投資
我國目前居民儲蓄傾向增加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投資的利益得不到制度的保證。我國缺乏對私有財產權益的完善的保障制度。這種情形體現在多方面。例如,我國企業的市場進入成本和交易成本高昂,政府官員的尋租、市場管理人員的、社會治安得不到保障等原因都會使得潛在的投資者望而生畏,從而使總投資減少,進一步又會影響到就業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制約經濟的快速增長。因此,規范政府行為、健全及完善法律制度是解決問題的突破口。
2. 關注中小企業,減少其投資風險
由于我國投資環境的不確定性很大,這就增加了對未來收益預期的不明確程度,增加了投資者投資的風險,而如果沒有適當的機構來充當這種風險的擔保人,投資就會受到制約。我國目前國有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的歧視,必然會影響到其投資量的增加。因此,我國必須盡快彌補這一缺陷,減少投資中的風險。
3. 開拓新的市場,促進投資的增加
我國目前需求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現有市場容量的局限,進而限制了投資的增加。因此,我國必須盡快開拓新的市場。這樣,一方面可以擴大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吸引投資,從而能夠對經濟增長起到雙方面的推動作用。
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就是一條增加市場容量的重要途徑,城市化速度的提高將會培育出新的消費群體,推動投資的增長。另外,城市化將會為第三產業的發展帶來更大的市場容量,創造新的投資機會和就業空間,并進一步增加城市吸收勞動力的能力,使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中來分享經濟增長的利益。這個過程,是一個在勞動力成本不上升的情況下,通過需求的擴大來帶動經濟增長的過程。
而農村市場的開發也是促進投資的重要方面。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可以促進農民消費,并能開拓農村投資的空間。
4. 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整體上我國社會保障不但水準低,而且覆蓋面窄。這樣,一方面加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另一方面會影響潛在投資者對未來的預期,使潛在的投資能力不能夠轉化為現實的投資。因此,必須努力完善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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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北京市 碳排放 經濟增長 因果關系
一、研究背景
工業革命帶來了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各種能源得以大規模的開發及利用，全球經濟特別是工業因此得到高速發展并且規模迅速擴大。但是，在大量能源開發及利用卻使環境遭到了嚴重的污染。其中，溫室氣體的過量累積會導致全球變暖，已經嚴重威脅到了人類的生存及發展。二氧化碳排放量的95%以上是人類進行生產活動所燃燒的化石燃料，它已成為溫室氣體的主要來源，這是造成全球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之一。
北京市作為我國政治、經濟中心，更是面臨著PM2.5的嚴重環境污染，這對我國的外交形象以及金融經濟的快速發展都產生著嚴峻的威脅。面對如此形勢，在探索如何發展低碳經濟，減少碳排放量等方面，理應作為表率，積極承擔二氧化碳減排義務。因此研究北京市的碳排放與經濟增長關系十分有必要。
二、研究現狀及趨勢評述
能源、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不僅是公眾廣泛關注的熱門話題，也是政策制定者和學者們研究的熱門課題。在學術上，國外關于此方面的研究從最初的對能源供需矛盾的研究發展到能源消費所帶來的氣候與環境安全問題的研究；從孤立地探討能源問題發展到探討能源與經濟、能源與環境的協調發展，再到能源、經濟和環境的多重點的復雜系統的研究等。但從總體看，采用經濟學方法研究能源容易導致低估技術進步的潛能，而采用工程學方法則傾向于高估技術進步的潛能，而混合能源模型綜合了前兩者的優點，便于進行更詳盡的能源經濟分析。
在國內，關于能源、減排與經濟增長關系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晚，主要內容包括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碳排放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碳排放原因解析、發展低碳經濟途徑與對策及減排潛力測算等幾方面的內容，但將能源、環境與經濟增長三者同時納入一個系統中進行研究，尤其是進行定量研究還遠遠不夠。
三、碳排放的測量及發展趨勢
我國碳排放研究起步比較晚，統計機構沒有公布二氧化碳排放的官方數據，省市區的數據更加缺乏。本文需要使用的數據為北京市碳排放的歷史數據和分行業、分產業、生產生活和城鄉碳排放量，所需數據比較細致，所以選用IPCC指導目錄的方法進行計算。
從發展趨勢看，北京市碳排放量呈逐步攀升態勢，從1980年的1315.95萬噸猛增到2009年的3958.57萬噸，年均增長率為10.56%左右。北京市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基本上跟北京市生產總值的發展趨勢保持一致，基本成平穩增長。從2004年起，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速明顯加快。2008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有了顯著的下降，說明奧運會期間北京市采取的節能減排措施是見成效的。但是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碳排放量是必然有增長的趨勢。
四、北京市碳排放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
（一）指標的處理
根據上述的測算方法得到了1980年到2009年的碳排放量數據，記為CO2。同時選取相同時期的GDP數值。利用GDP平減指數對GDP絕對值進行變換，全部轉換為1980年不變價的GDP。在參與計量分析時，采用了它們的對數形式來進行考察，因為對數形式有以下優點：第一，符合經濟增長理論的一般形式；第二可以消除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對GDP指標進行自然對數處理，記為lnGDP。
（二）實證分析及結果評述
如果僅僅用一個簡單模型去估計北京市碳排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得到很有可能是錯誤的結論。因為可能會出現偽回歸，所以需要協整的支持。如果僅僅是把非平穩時間序列變化為平穩時間序列之后，再建立回歸模型，這樣會導致模型是偽回歸，認為得出的相關關系，實際上是一種假象。所以在進行動態回歸模型擬合時，必須先檢驗各序列的平穩性。只有當各序列都平穩時就可以直接建立回歸模型，所以要進行單位根檢驗。
由時序圖可以已得出GDP和二氧化碳均呈現出上升趨勢，可以判斷它們是不平穩序列。因為只有相同單整階數的兩個變量才可能存在協整關系，所以，在協整分析之前要先對變量的單整階數進行檢驗。進行lnGDP和CO2的協整分析，首先要檢驗這兩個變量的時間序列是否平穩。對序列lnGDP和CO2的平穩性進行ADF檢驗，從表的結果可看出ADF檢驗值都大于5%的臨界值，說明lnGDP和CO2均為非平穩序列；對兩個序列進行一階差分后，再進行ADF檢驗，lnGDP和二氧化碳兩系列仍然是非平穩序列；進一步做二階差分后，進行ADF檢驗，發現兩個序列的二階差分都為平穩序列。可知，lnGDP和CO2都具有二階單整性，即lnGDP～I（2），二氧化碳～I（2）。
通過對兩變量進行的分析表明CO2和lnGDP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二氧化碳排放量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動態均衡關系。這種動態的均衡關系說明了自1980年以后北京市經濟增長和碳排量之間呈現出一定的協調性，兩者之間保持著一種共同增長的趨勢。
對兩變量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發現滯后4期時lnGDP不是CO2的格蘭杰原因的概率為5.6%，這可以說明在滯后4年時北京市經濟增長對碳排放量增加的效應最為明顯，也就是說GDP是碳排放量的格蘭杰原因；然而無論是滯后1期，還是6期，二氧化碳不是lnGDP的格蘭杰原因的概率都在40%以上，說明北京市碳排放量的增加對經濟增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是效果并不是十分明顯。
從回歸方程的檢驗結果得知，北京市的GDP對其碳排放量的影響是顯著的，說明北京市的碳排放與其經濟增長存在一定的線性相關關系，并且這種線性關系長期平穩，這符合客觀實際。隨著北京市能源消費量增長，碳排放量增量巨大，只有通過加快調整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才能從根本上使碳排放量的增長放緩。
五、政策建議
在產業結構方面，北京市應當優化產業結構，降低單位GDP的碳排放量，優先發展第三產業，積極發展第二產業，穩步發展第一產業。加速發展金融、現代物流業、旅游等新興服務產業，努力構建較完善的現代服務業體系。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嚴重沖擊著中國經濟，危機爆發后，中國對外貿易出口額減速明顯，其中以勞動密集型產品和對外加工貿易產品出口增幅明顯回落。在中國，不同區域受次貸危機的影響也不同，這一現象引起眾多學者的關注。鄭智昕（2009）根據2007年1月-2009年2月數據，測算出次貸危機對以蘇南模式、溫州模式、東莞模式、晉江模式為代表的沿海區域經濟的影響主要始于2008年末。周普生（2009）以甘肅省經濟指標為研究樣本，研究發現次貸危機對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的沖擊主要是由于歐美等經濟實體的市場萎縮，與內陸地區經濟所受到的影響模式截然不同。楊先明、梁雙陸（2009）則進一步著眼于資源型地區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況，論證金融危機對該類地區存在一個滯后期。趙斌（2009）同樣認為沿海地區和西部部分地區受危機波及較早，而湖北省作為資源型地區所受到的影響主要是由于信心下跌以及外部影響，對其區域經濟增長沖擊較小。國家外匯管理局湖北省分局課題組（2008）通過對湖北省2005-2008年第一季度的出口數據實證分析，進一步證明湖北省出口在短期內不會受到影響。
作為“中部崛起”戰略的領頭羊，湖北省經濟相較沿海地區，其經濟增長受到的影響出現明顯的滯后性。本文基于此，以2008-2009年湖北省與典型沿海地區主要經濟指標為依據，分析在次貸危機背景下湖北省經濟增長呈現出的滯后特征。
二、次貸危機背景下湖北省經濟增長呈現明顯的滯后性
次貸危機的播散對全球經濟增長造成了一定影響，對我國不同區域的經濟影響亦呈現明顯的不同。通過與東南沿海地區相關數據進行類比發現，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相比存在明顯的時滯特點。本文以經濟體受影響時間及復蘇速度為出發點，研究次貸危機影響湖北經濟增長的滯后性特征。
（一）時間層面滯后特征分析
2007-2008年，規模以上工業對湖北省經濟增長平均貢獻率為33.8%，而規模以上工業對江蘇省、浙江省、廣東省等沿海地區的經濟增長平均貢獻率分別為49.12%、41.33%、37.57%。因此，該指標對經濟增長變化有顯著的反映。鑒于數據原因,本文以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為指標，分析次貸危機對湖北省經濟增長在影響時間層面上與沿海地區的差異。
次貸危機爆發后，湖北省經濟變化與東南沿海地區相比較呈現出明顯不同（如圖1）。次貸危機對江蘇省影響始于2008年10月，對浙江、廣東兩省始于2008年12月，而后東南沿海地區經濟出現大幅下滑，至2009年2月逐步緩慢回升。受次貸危機影響，湖北省經濟增長同沿海地區相比首次下滑的時間出現明顯滯后性，其同類指標于2009年1月左右開始出現持續性下滑，下滑速度相對較慢，宏觀經濟受次貸危機影響不顯著。
根據鄂、浙、蘇、粵四省統計局的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增加值季度數據顯示，在受調查的沿海地區中，廣東省受次貸危機影響最大，下滑速度最快，而江蘇省受影響時間則最早。2008年10月江蘇省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增加值開始下滑，下滑速度為6.32%；2008年12月浙江省、廣東省同類指標開始下滑，下滑速度分別為6.54%與37.11%。相比沿海地區，2008年12月份湖北省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增加值增長速度為3.93%，未出現明顯下滑；次貸危機對湖北省規模以上工業利潤的影響始于2009年1月份，其下滑速度為10.82%。相比東南沿海地區，次貸危機對湖北省經濟增長呈現明顯滯后性，相對江蘇省滯后3個月，相對浙江省滯后1個月。
（二）地區生產總值回升速度不同
根據2008-2009年各省地區生產總值季度數據，從回升速度角度分析，湖北省總體經濟恢復快于東南沿海地區。2008年第四季度，廣東省、浙江省以及江蘇省地區生產總值出現大幅下滑，至2009年第二季度，江蘇省、浙江省地區生產總值逐步回升，廣東省則在第四季度回升至下跌前水平。相比東南沿海地區，2009年第三季度湖北省地區生產總值止跌回升，且回升速度快于東南沿海地區。
根據各地區統計局公布數據，從下滑速度層面分析，受次貸危機影響。沿海大部分地區生產總值自2008年第四季度開始下跌，2009年第一季度后逐步回升。2008年第四季度廣東省GDP為10396.78 億元，2009年第一季度下滑至7687.73億元，下滑速度為26.06%；浙江省2008年第四季度GDP為6185.00億元，2009年第一季度為4632.10億元，下滑25.11%。江蘇省GDP則由2008年第四季度的8472.01億元下跌至2009年第一季度的6653.17億元，下跌速度為21.47%。從回升速度來看，粵、浙、蘇三省2009年各季度GDP同期平均增長9.48%、6.26%與8.04%，2008年同期水平為16.37%、15.29%與13.03%，東南沿海地區區域經濟增長趨于停滯。
與沿海地區相比，湖北省2008年第四季度地區生產總值為3416.89億元，2009年第一季度為2423.15億元，絕對量下降993.74億元，下滑速度為29.08%。2009年第二季度至第三季度地區生產總值回升至3278.79億元。廣東省2009年第三季度地區生產總值回升至下跌前水平，GDP回升至9879.99億元；浙江省2009年則在2009年第四季度GDP回升至 7004.30億元；江蘇省2009年第二季度止跌回升，GDP回升8877.33億元。2009年湖北省以20.08%季平均增速增長回升，高于粵、浙、蘇三省9.48%、6.26%與8.04%的回升速度。
三、次貸危機對湖北經濟增長影響產生滯后性的原因
次貸危機對國內各區域經濟沖擊主要始于對外貿易行業。沿海地區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對外貿易拉動，對外貿易受沖擊之后，省內經濟增長受波及程度大，時效性強。湖北省產業構成與沿海地區存在明顯不同，以內需經濟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就經濟發展模式來看，湖北省與沿海地區相比其對外貿易依存度較低，且在對外貿易路徑與出口產品結構上存在顯著差異。因此，次貸危機對湖北省經濟增長影響出現明顯的不同。
（一）對外貿易依存度低
次貸危機對各經濟區域的影響，主要基于對外貿易傳導機制。對外貿易依存度較高的地區，國際貿易對區域經濟貢獻率高，地區經濟增長受次貸危機影響更顯著。根據圖2對湖北省對外貿易依存度測算，自2004年起，湖北對外貿易依存度線性增長，2009年受次貸危機影響小幅下降。2004-2008年，湖北省對外貿易依存度平均增長率為2%，2008年達到歷史最高14.37%，2009年下跌至11.11%。
從橫向比較來看，廣東、江蘇、浙江等沿海地區要遠高于湖北地區。廣東省達到128.52%以上，江蘇達到86.76%以上，浙江的對外貿易程度也達到了60%以上，全國平均水平超過50%，湖北省對外貿易依存度不但低于浙江、江蘇兩省，而且處于全國水平之下。對外貿易對湖北省內經濟貢獻率低，對經濟增長影響較小。在次貸危機影響下，區域經濟受進出口額下降影響不顯著。
（二）對外貿易的區域分布不同
次貸危機對各進口國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不同，因而對出口國經濟增長影響不同。從貿易路徑層面來看，湖北省與沿海地區主要貿易方向不同，主要集中在受危機影響較小地區。江蘇、浙江、廣東三省主要出口對象以歐美為主。湖北省則主要集中于亞洲及澳大利亞等地區。相對亞太地區，歐美國家受次貸危機沖擊早，受影響程度更大。
2008-2009年，浙江省對美國進出口額占貿易總額的14.61%與14.43%；2008年江蘇省對美國進出口額則占貿易總量的14.99%，2009年為16.01%；廣東省則分別為13.27%與13.23%。相反，湖北省對美國貿易依賴度較低，2008-2009年湖北省對美國進出口總額所占比例分別占8.85%與9.41%，對歐盟的進出口總額分別為22.51%與23.16%；2009年湖北對日本進出口額占總量的10.07%，對韓國與澳大利亞的進出口額占總量的7.07%與5.13%。
與歐美地區等經濟體相比，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為代表的亞太地區國內經濟受次貸危機波及較晚、程度較小，其國內對市場進口需求萎縮不顯著，經濟復蘇較快，因此，對湖北省對外貿易沖擊較小。與沿海地區對外貿易主要依賴歐美等地區不同，湖北省對外貿易對象受沖擊程度明顯弱于東南沿海地區。
（三）出口產品結構不同
中國海關統計，在次貸危機爆發過程中，海外市場需求明顯萎縮，對一些低附加值，高能耗的資源與勞動密集型產品沖擊較大；而對于一些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產品和一些品牌產品的影響相對較小。湖北省商務廳統計分析，2009年湖北省機電產品逆市而上，同期增加4183.6萬美元，增長0.3%，占全省外貿出口額的50.5%。這與湖北省機電產品行業主要以生產技術密集型產品為主，同行業技術優勢明顯，具有顯著相關性。
東南沿海地區主要是以外包貿易為主要生產模式，在國際分工位于低端價值鏈上。根據各省市對外貿易出口商品統計數據顯示，東南沿海地區主要出口產品結構以勞動密集型為主，高新技術產品在出口額中所占份額較少。2008-2009年，浙江省以輕工業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占出口商品總額的42.31%，以船舶、醫藥等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品只占到出口總額的11.19%；江蘇省出口結構分布同樣出現嚴重失衡，勞動密集型產品占出口總額22.56%，而高新技術產品則只占到7.27%；廣東省高新技術產業與勞動密集型產業分布則相對平均，所占比例分別為22.45%、26.07%。
湖北省產業結構以資源及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參考2008年湖北出口百強企業主營業務分類排名，湖北省優勢產業主要集中在汽車及零配件制造業、光電子信息產業、生物技術和新醫藥產業為代表的技術知識密集型行業。其中，技術及資源密集型企業占總量的72%，勞動密集型企業僅占到28%。
同時，高新技術行業快速增長對湖北省對外貿易結構升級起到關鍵作用。2000-2008年，湖北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平均增速達24.52%，2008年高新技術產業產品出貨值達到279億元，同比增長40%。以武鋼、長航、冠捷為代表的高新技術企業均為2008年中國對外貿易出口200強企業，在對外技術型密集產品中具有較高國際競爭力。出口產品產業結構與東南沿海地區的不同導致湖北省進出口行業在對外貿易傳導機制下受次貸危機沖擊較小，時間滯后特性顯著。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次貸危機對湖北省沖擊程度較小，呈現出現明顯的滯后性特征。其根本原因在于湖北省貿易的方向不同、出口的產品結構具有顯著差異、對外貿易依存度偏低。
而歐美地區作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短期沖擊難以撼動其主體經濟地位。在世界經濟探底回穩之后，歐美地區仍然將主導世界貿易。湖北省應抓住時機，拓寬貿易口徑，特別是發展與歐美地區的貿易關系，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優化配置資源，促進湖北快速發展。
（一）提升省內經濟外向水平
從湖北省對外貿易依存度的來看，湖北省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內需拉動。對外貿易對省內經濟增長貢獻率不足。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逐步深化，國與國之間的影響日益深遠。隨著世界經濟逐步復蘇，借助發展省內國際貿易可以幫助湖北經濟改變原有內需經濟發展模式，提升對外貿易依存度，并利用國際市場優化省內剩余產品資源分配，高效、合理地提升省內經濟。同時，通過鼓勵省內優勢企業積極參與國際間競爭，可以促使企業擴大規模，提高生產效率，提升自身比較優勢。為此，湖北省應依托現有的資源、技術研發和區位優勢，積極探索發展省內對外貿易行業的方式方法。
鑒于湖北省對外貿易企業數量少，涉足的經營范圍有限。湖北省應首先著眼于發展如武鋼、長航、冠捷、美爾雅等優勢品牌行業。利用大企業品牌優勢，科學、合理地整合省內產業，形成從原材料到生產到配送產銷一體的產業集聚模式，從而帶動省內中小型生產上下游企業發展。同時，湖北省應出臺更多優惠政策，為省內對外貿易行業發展提供稅收優惠與資金補貼，提升研發實力與產品核心競爭力。
（二）拓寬對外貿易路徑
湖北省對歐盟、美國等主要進口大國出口份額較小，貿易往來不足。近段時間，以美國為代表的幾大世界經濟體恢復勢頭良好。2009年第三季度至2010年第四季度，美國經濟線性上升，2010年第四季度GDP為14,8610億美元，平均增長速度為1.04%。作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主要動力，短期經濟沖擊難以對歐美地區經濟實力造成嚴重影響。
在沿海地區經濟增長受阻之后，國外進出口商轉而向中西部地區需求新的合作伙伴。作為中部地區的經濟領頭羊，湖北省應借此機會，拓寬出口路徑，與歐美等地區建立廣泛多邊貿易關系，為湖北省對外貿易產品擴寬出口市場。同時，歐美地區較高生產標準對企業核心競爭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戰。對高利潤的追求驅使企業投入更多資源提高生產效率以及科研創新能力，進而在短時間內提升產品比較優勢。
（三）“兩條腿走路”，加強在內需經濟方面的比較優勢
隨著國家刺激內需計劃的逐步實施，國內市場需求逐步上升。作為資源大省，內需消費一直是推動湖北省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為企業積聚資金與研發、銷售經驗，從而為推動外向型經濟提供強有力的保證。
在省內經濟加強對外貿易依存度的同時，湖北應該繼續依托在內需經濟方面的優勢。依托湖北教育、科研優勢，加速政府與高校及科研機構進行更為密切的合作與交流，開創新的產、學、研究模式，以技術創新振興湖北經濟。同時，湖北省應借助“武漢城市圈”產業區位優勢，合理優化省內內需產業資源配置，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實現產業集聚，從而獲得規模經濟效應。在內需優勢對經濟增長的保證下，抓住經濟復蘇的好時機，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增強湖北產業結構競爭力。
調整產業結構的對策。
關鍵詞：產業結構；經濟增長；格蘭杰因果檢驗
中圖分類號：F426；F202文獻標識碼：A
改革開放以來，河北省加強產業結構調整，深化鋼鐵產業的發展，經濟增長一直保持著良好態勢，經濟建設成效顯著。2010年河北省地區生產總值達20 394.26億元，比上年增長了18.3%。其中第一次產業產值達2 562.81億元，同比增長16.1%；第二次產業產值達10 707.68億元，同比增長19.5%；第三次產業產值達7 123.77億元，同比增長17.4%。第二次產業呈現出迅速增長的態勢。2010年河北省全體居民消費水平為8 057元，同比增長12.01%。其中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為3 867元，盡管較2009年的3 606元有所提高，但是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城鎮居民消費水平為13 619元，較2009年的12 195元有大幅度提高。
2010年河北省三次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為12.57%、52.5%、34.93%。第一產業比重較2009年的12.81%下降了0.24個百分點；第二產業比重較2009年的51.98%上升了約0.52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比重較2009年的35.21%下降了0.28個百分點。第二產業仍然表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鋼鐵產業是河北省的第一大優勢產業，鋼鐵產量約占全國總產量的20%。但是2010年，河北省產粗鋼14 458.79萬噸，比上年增長了4.52%；產鋼材16 757.23萬噸，比上年增長8.45%；產生鐵13 705.39萬噸，比上年增長0.99%；增幅不但分別比2009年回落了8.18、18.38、15.89個百分點，而且分別低于全國平均增幅的4.78、6.25、6.41個百分點，這是十年來河北省鋼鐵產量增幅首次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鋼鐵產業面臨著轉變發展方式和調整產品結構的要求。作為現代服務業之一的物流業逐漸成為河北省發展的新亮點。2011年，河北省社會物流總額達5.5萬億元，同比增長18%；物流業增加值達1 780億元，同比增加20%。目前，物流業已成為河北省繼鋼鐵產業之后的第二大優勢產業①。
在這種背景下，本文通過研究河北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為河北產業結構調整和促進經濟增長提供參考性的建議。
一、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理論概述
關于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國內外文獻大致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有關產業結構的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二是對經濟發展過程中產業結構變化規律的探究。庫茲涅茨[1]認為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作用，他的研究得出經濟發展中三次產業比重的變化趨勢：第一產業的比重下降，第二、三產業的比重上升。錢納里[2]認為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經濟結構呈現有規律的變化，如當人均國民收入由400美元上升到1 000美元時，農業的就業份額就會下降到25.2%，工業的就業份額上升到32.5%。他還揭示了在準工業化國家，經濟結構轉變有三個階段，即第一階段以農業生產為主，第二階段以制造業為主，第三階段以服務業為主。
國內許多學者對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也有深入研究。劉偉等[3]通過選取三次產業產值作為自變量，GDP作為因變量來分析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得出三次產業比重擴大均會促進經濟增長，并且中國經濟增長主要靠第三產業拉動。王琳[4]運用協整和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對長三角16個城市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的動態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認為長三角地區的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協同關系，為此經濟增長可以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實現。虞斌[5]采用VAR模型分析浙江省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采用浙江省三次產業增加值和GDP分別作為自變量和因變量，得出浙江省的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浙江省的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影響力巨大，第二產業次之，而以農業為主的第一產業最不明顯，甚至存在反向影響。吳戰勇[6]為研究河南省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的關系，采用計量方法，選取河南省三次產業的產值和GDP分別作為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得出三次產業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長期均衡關系；三次產業產值的增加是河南省經濟增長的原因，并且經濟增長是河南省第一、三產業發展的原因。而經濟增長并不是第二產業發展的格蘭杰原因。唐玉娟等[7]采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對我國經濟轉型期的產業結構演變和經濟增長關系進行實證分析，以三次產業的增加值來代表產業結構，GDP代表經濟增長，得出經濟增長與三次產業增加值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綜上所述，運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研究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關系是一大趨勢，但是上述作者在運用計量模型分析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關系時，有的選取三次產業的產值作為產業結構指標，選取GDP作為經濟增長指標，這樣選取的指標是有缺陷的；有的選取三次產業增加值作為產業結構指標，選取總產值作為經濟增長指標，這也是片面的。產業結構是指三次產業所占GDP的比重，所以本文認為應該選取三次產業的比重作為產業結構的指標，GDP的增量作為經濟增長的指標。
二、河北省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一）數學模型的建立
顯然，如果式（1）中xt的任何一個滯后變量回歸系數的估計值是顯著的，則xt對yt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8]。類似可以通過式（2）檢驗yt對xt是否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通過構造F統計量完成檢驗，當統計量大于臨界值時，接受原假設，xt對yt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當統計量小于臨界值時，拒絕原假設，xt對yt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一般通過直接觀看p值來判斷接受還是拒絕原假設。
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時要求受檢驗的變量是平穩的，如果變量是非平穩的，則要求非平穩變量是協整的，以避免偽回歸。因此在進行格蘭杰檢驗之前要進行平穩性的檢驗和協整檢驗。
（二）指標和樣本的選擇
本文選取了1990-2010年河北省總產值（GDP）的增量y作為經濟增長的指標，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分別占河北省總產值（GDP）的比重x1、x2、x3作為產業結構的指標①，以分析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為了消除時間序列中存在的異方差現象，本文對河北省總產值增量y和三次產業比重x1、x2、x3分別取自然對數，對數變化后的指標數據分別為ln y、ln x1、ln x2和ln x3。
（三） 實證分析
1.單位根檢驗。
在檢驗各變量的協整關系之前，先檢驗各時間序列的平穩性，即進行單位根檢驗。本文采用ADF檢驗方法來檢驗序列是否存在單位根，計算由Eviews7.0完成。見表1。
3彼此獨立，相互間沒有影響。由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可知，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結構的變動是引起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但是經濟增長不是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結構變動的原因，所以它們之間存在著單向的因果關系。結果也表明，第二產業和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
總體上看，河北省產業結構變動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增長，即產業結構調整具有明顯的經濟增長效應；而經濟增長沒有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即說明產業結構的變動沒有適應經濟增長的要求。因此通過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的產業政策在河北省是可行的。但是盡管河北省的經濟增長不是產業結構調整的格蘭杰原因，我們也不能肯定經濟增長對產業結構的調整就沒有影響，因為通過協整檢驗可知經濟增長和三次產業結構之間是存在著長期互動關系的。
三、河北省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結論
由上述實證分析可知，河北省三次產業結構的變動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協同互動關系。盡管河北省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變動都不具有平穩性，但長期而言，二者在統計上是高度相關的。
第一，經濟增長與第一產業比重變動呈反方向的變動，降低第一產業的比重能夠促進經濟的增長，這同國際上三次產業變動趨勢是一致的。
第二，經濟增長與第二、三產業比重變動成正方向的變動，這種變動關系是長期的，這就說明通過擴大第二、三產業的比重來調整產業結構，在一定程度上會促進經濟增長。
第三，格蘭杰檢驗結果表明，在短期內，經濟增長和第一、三產業之間存在著單向的變動關系，即第一、三次產業結構的變動會引起經濟的增長。而第二產業不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但是從長期的協整關系來看，第二產業比重的變動和經濟增長之間是存在長期互動關系的，所以第二產業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可能是由第二產業內部結構不合理等問題造成的。就現實來看，河北省第二產業發展存在諸如粗放型經濟等問題。因此不能否認在長期內第二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巨大貢獻。為此，通過調整第二次產業內部結構，可以發揮第二產業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
四、調整產業結構 促進河北省經濟增長的對策建議
（一）第一產業結構調整對策
第一產業比重增加對經濟增長有負的作用，但農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基礎性地位不能動搖，所以河北省一方面要減少第一產業的規模，另一方面要增加第一產業的質量。為此，必須要調整第一產業的結構，要按照現代農業高產、高效、優質、生態、安全的標準，改造傳統農業，加速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優化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率先實現農業現代化。提升農業發展的質量，提高農業的生產水平，最終推動河北省農業產業結構的健康發展。
（二）第二產業結構調整對策
要發揮第二產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就要進一步優化第二產業結構，促進產業結構向合理化和高度化方向發展。其關鍵是要改造傳統工業，淘汰落后產能，大力發展高技術產業。用高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實現高技術與傳統產業的融合；加快發展高技術產業，運用高新技術和先進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提高設計、制造和管理水平，引導傳統產業向深加工、精加工、高附加值和低消耗方向發展。
（三）第三產業結構調整對策
發展第三產業，不僅有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保障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更重要的是第三產業能夠吸收大量的勞動力就業，是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重要途徑。因此要積極采取措施大力發展第三產業。2010年，我國第三產業比重為34.93%，仍低于第二產業的比重，因此，需要提高第三產業的比重來發揮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服務業是第三產業的主體，河北省要積極發展現代服務業，拓展服務業市場空間，改組改造傳統服務業，推動服務業結構升級。
注釋：
①本文有關河北省地區生產總值、三次產業產值和比重、居民消費支出、鋼鐵產量的各種數據，均根據2010-2011年《河北統計年鑒》計算而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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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虞斌.浙江省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動態分析[J].財經論叢，2010（1）：7-11.
[6]吳戰勇.河南省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J].農業經濟，2011（3）：22-24.
【關鍵詞】產業結構 經濟增長 影響因素
隨著信息化和經濟全球化的浪潮日益高漲，對產業結構的發展與經濟的增長之間產生了更為密切的關系，產業結構的調整逐漸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因此，各國都加快了對本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建國以來，我國的經濟迅猛發展，工業化一直都是工作中的重心，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還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工業產能過剩、產業結構不合理等。河北省在國家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雖然也取得了很多成績，但是由于受到地域、資源等方面的限制，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問題也較為突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經濟的發展。因此，河北省的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一、河北省產業結構變動過程分析
產業結構理論起源于17世紀，在19世紀得到了高速發展，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產業結構理論才日趨成型。在這一過程中人們發現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不僅體現為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還必然伴隨著產業結構的成長，產業結構是決定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現代經濟增長的同時，伴隨著社會資源的變化，而社會資源的變化就導致了產業結構的變化，他們之間是緊密聯系、相互作用的。社會資源配置的是否有效，決定了經濟增長速度的快慢與質量，即產業結構是否合理，影響了經濟的增長速度。
一個地區的產值結構狀況可以反映該地區的產業結構狀況，而產值結構狀況一般用三次產業產值與地區生產總值中做比來確定。從圖1中可以看出河北省第一產業產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78年的28.52%降低到2011年的11.99%，呈現出遞減的趨勢；第二產業產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從50.46%上升到54.06%，呈現的是曲折中緩慢上升的趨勢；第三產業產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從21.02%上升到33.95%，呈現出在波動中前進的趨勢。產業結構從原來的“二一三”格局，演變為現在的“二三一”格局，經濟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但是第一產業所占的比重還是太大，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變動不明顯，第三產業明顯發育不足，還出現了階段性的反復現象。這種產業結構與“三二一”型的產業結構，還有一段距離。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河北省的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率，制約了河北省經濟的進一步轉型升級。
圖1 1978-2011年河北省三大產業產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
二、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結論，第一產業產值在地區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在持續下降，沒有對二、三產業的發展起到支撐作用；第二產業產值在地區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還在曲折中上升，第三產業產值在地區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雖然也在逐步提高，但是發展相對落后，產業結構的分布顯然是不太合理的，“二三一”的產業格局明顯，與“三二一”型的產業結構有一定的差距，產業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升級。
（二）對策建議
1.積極發展特色農業，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實現農業的基礎性，對二三產業的支撐作用，必須進一步優化農業的區域布局，建立更多的優勢特色農產品的生產基地和出口創匯基地，結合當地的條件發展特色養殖和種植，著力培育和發展一批規模大、效益高、帶動關聯產業強的農業骨干龍頭企業和企業群體，提高農產品核心競爭力和綜合效益，優化河北省農業布局結構。
2.大力推動企業轉型升級，增強工業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通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第二產業貢獻率明顯，今后河北省的經濟增長應依舊是以第二產業為主要推動力。把工作重心放在由投資為主向創新轉變，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等內容上，優化產業結構。大力培育新的支柱產業，加大政策的支持力度，提供相應的投融資政策，為產業聚集區建設的建設，提供政策和資金上的支持。加快企業的兼并重組進程，增強優勢產業的集聚輻射能力，提高單位的經濟效益，推動優勢產業做優做強，帶動全省工業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整體競爭力。
3.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體系的發展，包括現代金融、物流、旅游、動漫產業等，提高第三產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著力對傳統的服務業進行改組改造，提高現代服務業的地位，推動結構的第三產業優化調整；促進出臺相關的政策法規，改變河北省服務業現在發展不完善，不規范的狀況，規范市場主體和市場行為，創造發展空間；借助現代的信息技術，并與文化、資源相結合，保證服務業在質和量上的高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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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麗英.河北省產業結構調整研究[D].碩士學位論文，2010（03）.
[關鍵詞]經濟增長方式；全要素生產率；生產函數；索羅殘差法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5020
1理論和文獻分析
目前，學者們對全要素生產率理論的內涵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對其基本含義的看法是比較一致的。筆者根據實證分析的需要采用了劉建國、李國平和張軍濤（2011）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定義：“全要素生產率是總產量與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是用來衡量單位總投入的總產量的生產率指標”[1]。
衡量經濟增長方式是否發生集約化轉型，學者們一般采用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率來表示，即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除以經濟體經濟增長率。孫輝、支大林和李宏瑾（2010）使用生產函數法對中國各省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估算，得出中國各省資本產出彈性與國外相比是非常高的，證明了中國各省目前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資本投入而不是勞動和技術[2]。盧萬青（2013）使用索羅殘差法來估算多個國家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通過國別對比研究發現，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必要條件之一是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3]。
通過對上文的理論分析，可以看到使用生產函數法，使用索羅殘差法從全要素生產率角度來研究經濟增長方式的范式是比較成熟的。因此，本文決定采取這種方法。
2模型建立和數據擇取
21實證模型建立
索羅（1957）是最早對全要素生產率進行理論分析和定量化研究的，提出了基于技術進步中性、規模報酬不變等假設條件下的總量生產函數，并對其進行一系列的數學推導和經濟學意義上的論證，總結出可以用于測算技術進步對總產量增長的貢獻大小，其方法思路是在總產量增長中減去勞動和資本對總量增長的貢獻，剩下的余值就是技術進步對總產量增長的貢獻，即所謂的索羅余值法[4]。本文采用這種方法和公式來建立的實證模型如下：
基于希克斯（Hicks）中性技術進步等假設條件，設立C-D生產函數：
Yt=AtKαtLβt（1）
其中，Yt表示實際產出，At表示全要素生產率，Lt表示勞動要素投入量，Kt表示資本要素投入量，α表示資本要素產出彈性，β表示勞動要素產出彈性。
22數據擇取
221實際產出Yt
本文采用河北省地區支出法生產總值和河北省地區生產總值指數（1978年=100）的數據，根據每年實際支出法生產總值（以1991年不變價格折算）=1991年名義支出法生產總值×對應年份生產總值指數（1978年=100）/1991年地區總值指數（1978年=100）這一公式，折算出實際產出Yt。
222勞動要素投入量Lt
勞動要素投入量是指就業人員在經濟活動中投入的勞動量。我國要素市場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價格調節機制，勞動要素缺乏市場化的價格定價。因此，國內學者們一般使用就業人數來表示勞動要素投入量，本文也將采取該方法，利用河北經濟年鑒中的就業人數數據。
223資本要素投入量Kt
大多數學者經常使用永續盤存法計算資本要素投入量，這一方法能夠簡單、比較準確地估算出資本要素投入量，因此本文也將采取該方法，其計算公式：
Kt=It+（1-δ）Kt-1（2）
本文使用Ulrich RKohli方法來估算基年資本存量（1991年），方法是：K1991=I1991 /（δ+r）。其中：K1991為1991年河北省的資本存量；I1991為1991年河北省的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δ為資本折舊率，比較常見的是將δ直接取值為5%；r為1991―2014年河北實際固定資產完成額的平均增長率。
根據上述方法整理出數據，如下表所示。
23模型檢驗
根據LnYt（即圖中LNY）和lnKt（即圖中LNK）、LnLt（即圖中LNL）兩個序列數據通過Eviews60軟件做散點圖，如圖1所示。
從圖1中可以看到，LNPY與LNPK之間的關系可以擬合為一條直線，證明本文所構建的線性模型Ln（Yt/Lt）=ln（At）+αln（Kt/Lt）是合理的。
3實證結果和分析
分別計算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率，結果如圖2、圖3所示。
從圖2中可以看出，河北省1992―2013年間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波動幅度比較大，其均值僅為001%，這反映了河北省經濟集約型成分增長緩慢。在1996―2000年間和2008―2013年間呈現出負增長的情況，期間分別有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和2008年金融危機，后者對河北省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的影響，不論是在持續時間還是波動幅度來說，都是遠超過前者，這既反映了河北省經濟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加深，也說明了其應付外部性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的脆弱性。一般地，經濟增長方式的集約型特征越多，該經濟體應付外部性經濟危機的能力就越強，從這一點來看，河北省經濟增長方式的集約型特征是比較少的。
從圖3中可以看出，河北省1992―2013年間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率波動幅度比較大，其均值為-217%，這反映出在這段時間內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在下降，結合圖2的結論來說，就是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提升的作用雖然在緩慢增長，但其相對作用在不斷下降，特別是從2008年開始，這表明了河北省經濟增長方式的粗放型成分不斷增多。
4研究結論
從實證研究的結果來看：目前河北省經濟增長方式是一種粗放型特征為主導的以及其不斷增多的情況；該經濟體應付外部金融危機或是經濟危機的能力比較差，這進一步證明了其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型特征過多的現狀；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是互相促進彼此增長的關系，很有可能是一種互為因果的關系。
從全要素生產率角度來看，河北省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具有其特殊的地方，這表現在其產業結構與發達經濟體相比，其失衡狀況比較嚴重，特別是產業之間勞動力轉移問題，僅憑河北省地方政府是無法徹底解決的，這涉及全國層面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河北省本身經濟發展落后于大多數東部省份，這些比較發達省份大多也沒有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集約化，這說明了河北省地區經濟增長方式的集約化轉型還需要一段比較長的時間。河北省地區面臨著嚴重的資源瓶頸、產能過剩、環境污染和居民消費需求不足等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直接或間接與經濟增長方式集約化相聯系。面對這種困境，河北省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應走上同時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同時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二元策略[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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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盧萬青經濟增長方式的國際比較及其關聯定位[J].宏觀經濟，2013（6）：34-42
[關鍵詞]河北省 能源消費 經濟增長 協整檢驗 Granger因果關系
一、引言
在全球氣候變暖的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為基礎的"低碳經濟"成為全球熱點。2009年12月7日在哥本哈根召開的氣候峰會上初步達成了《哥本哈根協議》,對各國環境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完善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目前中國政府已結合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和可持續發展戰略,提出了到202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減排目標。各個國家和地區都在努力減少能源的使用量和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以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這就為以重工業為經濟支柱的河北省帶來了新的挑戰。
河北省是能源生產和消費的大省,尤其是煤炭的使用量一直居高不下。據最新數據顯示,河北省一次能源消費中煤炭占89.29%,而在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氣中,煤炭的含碳量最高,每噸標煤含碳量是0.68噸,排放2.5噸二氧化碳;一噸標煤熱量的石油含碳量大概是0.5―0.6噸,排放約1.9噸二氧化碳;而一噸標煤熱量的天然氣只排放1.4噸二氧化碳。煤炭使用量的居高不下位河北省發展低碳經濟帶來了挑戰。因此要想在這樣一個重工業地區發展低碳經濟,必須要了解能源利用和GDP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才能夠在不影響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利用合適的對策建議發展低碳經濟。
表1 河北省1980―2008年GDP與能源消費
數據來源:《河北省統計年鑒2009》
本文從河北省的實際出發,通過單位根檢驗、協整分析和格蘭杰(Granger)因果檢驗對河北省的能源利用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從中得到兩者之間存在的關系,以此提出適合河北省發展低碳經濟的對策建議。
二、研究方法和數據說明
1.研究方法。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因果性檢驗,序列的平穩性是研究的前提條件。對于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單位根檢驗(ADF);協整檢驗采用EG(Engle-Granger)檢驗方法;因果關系檢驗,本文采用格蘭杰(Granger)因果檢驗。
2.數據說明。本文選取1980―2008年間的數據作為樣本空間。數據來源于《河北省統計年鑒》。用地區生產總值(GDP)表示經濟增長,用能源消費總量(NY)表示能源的使用情況。
三、實證分析
1.平穩性檢驗。檢驗時間序列平穩性最常用的方法是單位根檢驗法,一個非平穩時間序列的一階自回歸模型的特征方程含有單位根,這樣對時間序列平穩性的檢驗即轉化為對單位根的檢驗,這里我們選取ADF檢驗。為了消除數據間的異方差現象,對數據進行取對數處理,用LnGDP代表對GDP取對數后的值,用LnNY代表對能源消費量NY取對數后的值。這種變換不會改變變量間長期均衡關系和短期穩定關系。
圖11980―2008年GDP和NY取對數后的趨勢
圖1中,橫坐標表示年份,橫坐標表示LnGDP和LnNY的值。從圖1中可以看出,兩個序列都有隨時間上升的趨勢,并且包含常數項和趨勢項,因此在ADF檢驗中應該包含這兩項。檢驗的結果如下:
表2 LnGDP和LnNY的單位根檢驗
數據來源:《河北省統計年鑒2009》數據經eviews5.1計量軟件分析整理所得
從表2可見,LnGDP和LnNY在經過二階差分后,在滯后一期時,AIC和SC的值最小,所以選擇滯后一期時的數值,ADF值分別小于5%顯著水平的臨界值,也就是說兩個序列在95%的置信水平下是平穩的。由于序列之間存在同階單整,因此這兩個變量符合協整檢驗的前提條件,可以對其進行協整分析。
2.協整檢驗。本文應用協整檢驗方法是由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又稱EG檢驗法。這種協整檢驗方法是對回歸方程的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首先對兩變量用OLS法構造一元回歸方程,證明兩者之間存在穩定的均衡關系,然后對因變量不能被自變量所解釋的部分構成一個殘差序列,對殘差進行ADF檢驗,如果殘差項是平穩的就說明變量間是協整的,表示存在一種長期的均衡關系。
以河北省的生產總值(GDP)表示因變量,能源消費量(NY)表示自變量,并對取對數后的值用OLS法構造一個一元回歸方程。得到的方程為:
LnGDP=-13.29630+2.305968LnNY(1)
T=(-14.47093) (22.70127)
R=0.950216 R2=0.948373
式中參數都是顯著的,R和R2也較大,說明模型整體上對樣本數據擬合的比較好。但是前面驗證出LnGDP和LnNY都是非平穩序列,因此這個方程有可能是謬誤回歸。從(1)式得到殘差方程:
ei=LnGDP+13.29630-2.305968LnNY
采用ADF檢驗方法對殘差ei進行平穩性檢驗,得到的結果顯示為:殘差序列檢驗T值為-4.041522小于5%顯著性水平-3.587527的臨界值,表明可以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則殘差序列ei為平穩的時間序列。也就是說河北省的能源利用和GDP之間存在一種長期的均衡關系。
3.格蘭杰(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協整檢驗可得出時間序列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序列之間的因果關系可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法。其基本思想是:如果變量Xt是Yt的原因,則Xt的變化應先于Yt的變化。因此,在做Yt對其他變量的回歸時,如果把Xt的滯后值包括進來能顯著地改進對Yt的預測,則稱Xt是Yt的Granger原因,否則稱Xt不是Yt的Granger原因(鄧翔)。
通過協整檢驗,表明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是一種長期的均衡狀態,但是這種均衡狀態究竟是能源消費作用于地區生產總值GDP產生的結果,還是GDP影響能源消費的結果?這需要通過Granger因果檢驗,驗證LnGDP和LnNY存在怎樣的因果關系。通過以上檢驗發現,當兩個變量滯后一期時AIC和SC值較小,因此選擇滯后一期時對兩變量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表3 LnGDP和LnNY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從表3可以看出,在滯后一期的情況下,LnNY不是影響LnGDP的概率為0.06730,拒絕原假設,說明能源消費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在概率為0.99104的情況下,檢驗接受了LnGDP不是影響LnNY的假設,證明了經濟增長不是引起能源消費的原因。因此,從檢驗中可以得到能源消費對GDP的單向Granger因果關系,GDP的增長對能源消費卻不存在單向的Granger因果關系。
四、結論及建議
1.結論
通過協整分析得出能源消費和GDP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盡管短期兩個變量之間可能出現波動,但是從長期來看兩者是一種穩定的均衡狀態。從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中可以得到河北省能源消費量的增加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而經濟的發展卻不是能源消費量增加的原因,由此可以得出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是單向因果關系的結論。
2.建議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河北省經濟的發展和能源的消費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關系,但是經濟的發展不一定要用大量消耗一次能源來實現。因此在大力倡導低碳經濟的今天,河北省要想在不影響經濟發展的前提下發展低碳經濟,就應該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發展清潔能源和開發新能源。根據河北省的具體情況提出了以下幾條建議:
(1)發展循環經濟,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一方面可以相同的能源使用量產生更多的經濟增長,減輕經濟發展的能源壓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環保,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最終達到能源利用和經濟發展的一種長期穩定狀態。而新技術和新設備的應用是提高能源利用的關鍵因素。新技術能夠提高能源的利用率,新設備能夠節能降耗,減少生產環節的浪費。再通過產業間能源的循環利用,減少生產環節的能源的浪費,對廢棄物進行再利用,形成一種低投入、高產出、低污染的生產模式,以最低的能耗達到最高的產出。
(2)優化能源結構,大力開發新能源。
從全省能源消費結構看,河北省煤炭消費占絕對主體地位,石油次之,天然氣最低。2008年,這一比例為89.9:9.3:0.8。一次能源的大量消耗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且在倡導低碳發展的今天這也將制約河北省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河北省可以利用自身的優勢,開發新能源無疑能為發展清潔能源注入新的“血液”。利用豐富的水資源開發水電能源,秦皇島、唐山等地瀕臨海域有豐富的水電寶藏。張家口有豐富的風能資源可以利用風能發電,代替煤炭和石油在生產中產生作用。不但能夠減少不可再生資源的使用量,還能夠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3)政府加大對政策的支持力度。
政府增加節能公共預算,支持節能項目的實施和節能技術的研究開發和推廣應用。政府要對一些低耗能、低污染的企業給予有力的發展政策,鼓勵這些企業的開發新技術,推進節能技術的發展。并且取締那些高耗能、高污染,對GDP貢獻率低的企業,使河北省發展成為環境友好型的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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