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4-16 16: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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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技創新制約因素多
科技型企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才出現的一種新型企業，科技型小微企業更是一個新生事物，其定義尚無權威統一的界定。（1）根據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年末，我國中小企業數量約為5145萬家，注冊資本達33.08萬億元，其中，科技型中小企業數量約為293萬家，注冊資本約1.89萬億元。根據工信部的統計，當前我國的中小企業數量約占企業總量的99%，創造了大約65%的專利發明、75&以上的技術創新以及超過80%的新產品開發。（2）但目前小微企業在科技創新方面仍存在較多制約因素。
（1）小微企業科技創新環境有待改善
小微企業科技創新環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技術環境不完善。由于我國的教育體制更注重理論研究，其研究成果的應用性和市場化的能力不足，使得高校及科研院所為小微企業提供的技術創新支持非常有限。其二，政策環境有待完善。當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側重點仍然集中在大型國有企業的改革上。另外，我國對中小微企業的標準劃分比較晚，針對科技型小微企業的專項政策更是較少，現行相關政策雖然涵蓋了科技型小微企業，但是無法反映出科技型小微企業獨有的特點，缺乏針對性。
（2）小微企業的知識產權保護體制尚不健全
許多科技型小微企業之所以成立，就是源于一項專利或技術，對于這類企業來說，保護它們的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它們穩健成長的根本。雖然目前我國已經出臺多部知識產權相關的法律法規，但在具體操作中，科技型小微企業知識產權被侵犯的情況屢見不鮮。從長遠來看，造成的后果就是創新成本高、模仿成本低，最后沒有科技型小微企業愿意進行技術創新。
（3）科技創新人才培養和引進機制不健全
小微企業囿于自身規模及所處發展階段，一方面難以吸收高科技創新人才、管理人才等；另一方面企業的骨干知識型員工（3）流失現行嚴重，難以形成長久穩定的合作關系。另外，由于科技型小微企業的創立比較獨特，掌握某種特定技術或信息的研究人員，發現某種技術或信息的市場前景，從而創辦企業。既掌握某種技術又有管理才能的復合型創業者，對小微企業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但是該種高質量的創業者往往是缺乏的。
2.融資難
（1）傳統金融背景下的小微企業融資問題
其一，民間金融問題。世界銀行將非正規金融分為三類：一是既非信貸機構，也非儲蓄機構從事的融資行為；二是在借貸雙方之間提供完全的中介服務；三是專門處理個人或企業之間的金融交易。民間金融在促進小微企業成長發展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也存在許多不可忽視的問題。有的為追逐資本利潤放“高利貸”，一般的年利潤在30%，致使一些小微企業無力還貸而破產倒閉。有的從事“洗錢”行當，為貪污、受賄分子大開方便之門。有的以高息高利為手段，大肆募集資金，進行金融詐騙、造假售假、惡意逃費債務等非法活動。
我國尚未建立健全民間融資法律制度，且缺少針對民間融資的專門法律法規，（4）在立法層級上主要由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三部分構成，且均為原則性規定，其內容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保護規范和禁止規范。我國民間融資在法律層面上仍存在諸多問題。如，民間融資法律法規條款分散不系統、操作性和協調性差，民間融資與非法融資的法律界限不明晰，立法嚴重滯后于民間融資發展實際，法律監管缺位等。
其二，銀行貸款門檻高。在小微企業的外源融資中，銀行貸款是最主要的融資途徑。小微企業由于信息不對稱、金融所有制歧視（5）等原因，不僅難以在借款方面享受利率優惠，而且因為存在道德風險和較高的征信成本還要支付比大中型企業更多的浮動利息。目前，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大多采取抵押或擔保方式，不僅手續繁雜，而且小微企業還要付出諸如擔保費、抵押資產評估等相關費用。此外，我國信用擔保體系不健全，難以滿足小微企業融資需求。政府出資設立的擔保機構通常缺乏后續的補償機制；民營擔保機構受到所有制歧視，只能獨自承擔擔保貸款風險等。（6）
（2）互聯網金融背景下的小微企業融資問題
其一，信息安全問題。互聯網金融問題本質上仍然歸屬于互聯網問題的框架內。人們在享受互聯網帶來便捷的同時，賬號被盜、交易受騙、財產受損等信息安全事故時常發生。有學者將互聯網金融信息安全風險分為內控建設或執行不到位等平臺風險、客戶端安全認證風險等技術風險、系統應急風險等系統安全風險、基于大數據處理虛擬金融服務的業務風險四種。
其二，資金安全問題。互聯網金融背景下的小微企業融資方式既包括直接融資又包括間接融資。（7）在直接融資過程中，中介機構的起到牽線搭橋的作用。但在實際融資過程中，所謂的“中介機構”并不僅僅發揮著中間人的作用，而且還擔任“資金保管人”，此時，互聯網金融中介機構角色定位不準確以及管理不規范，便會滋生資金安全問題。由此，2013年年底，央行還曾建議應當建立P2P借貸平臺的第三方資金托管機制。若中介機構僅僅是中間人的作用，此時，便不會產生資金托管問題。
3.財政支持問題
傳統意義上的“財政支持”一般是指稅收扶持，但針對小微企業的財政支持，理應做廣義理解，至少應當包括稅收扶持、降低貸款利率、政府專項資金、財政補貼、減少審批環節等等。2014年國家稅務總局公布的《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小微企業免征增值稅和營業稅有關問題的公告》規定，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和營業稅納稅人，月銷售額或營業額不超過3萬元（含3萬元，同下）的，免征增值稅或營業稅。（8）該公告體現了對小微企業的稅收扶持，但是，在執行層面，免稅規定操作起來仍有困難，需要國稅總局做出細則說明，明確技術層面上的操作問題。如該公告中的“小微企業”如何界定問題。另外，該公告內容的合理程度仍有待商榷。如限定銷售額和營業額不超過3萬元以及規定銷售額或營業額而不是利潤額，這會大大減少公告的適用范圍。
二、我國小微企業發展法律問題的成因
1.小微企業科技創新的相關政策體系不完善
其一，小微企業的金融政策不夠完善。在初創、成長、成熟等各個階段，小微企業都有大量的資金需求。科技創新是小微企業的生存及發展壯大的根基，而科技創新需要足夠資金條件的支撐。從目前看，我國支持科技型小微企業發展的基金只有創新基金和創業引導基金，種類比較少。并且這些基金主要以財政資金為主，對科技型小微企業的支持存在數額小型化、分散化的問題。
其二，小微企業的知識產權政策不夠完善。目前關于小微企業的知識產權政策并不多，主要是以2014年國家知識產權局出臺的《國家知識產權局關于知識產權支持小微企業發展的若干意見》為主，其主要規定了扶持小微企業創新發展、完善小微企業知識產權社會化服務、提高小微企業知識產權運用能力、優化小微企業知識產權發展環境等四個方面，其中第四個方面對于小微企業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做出了政策性的指示，但是相關具體措施和配套措施至今沒有形成政策性文件，其實施效果不言而喻。
2.信息不對稱
小微企業“融資難”的根源在于信息不對稱。一般而言，在傳統金融背景下，銀行能夠以比較低的成本獲得較多的有關大企業的信息。小微企業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嚴重（9），潛在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較大，造成銀行更愿意向大中企業貸款。而在互聯網金融背景下，小微企業融資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互聯網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區別，并不在于在融資過程中有沒有中介機構的存在，而在于中介機構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在直接融資過程中，中介機構的起到牽線搭橋的作用，此時中介機構的信用問題以及對于信息的掌控能力顯得至關重要。在間接融資過程中，中介機構本身就是一個資金供給和需求主體，此時依然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資金供給者可以通過大數據較為全面地了解資金需求者，而最終需求者因為技術等限制無法全面了解資金供給者的情況。
3.稅收優惠政策缺乏適應性
稅收優惠政策缺乏適應性，一方面，是指稅收優惠政策缺乏執行性。當前的稅收優惠主要停留在政策層面，即2014年國家稅務總局公布的《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小微企業免征增值稅和營業稅有關問題的公告》，而相關具體實施細則并沒有出臺，許多實踐中有爭議的問題并未得到解決；另一方面，是指當前的稅收優惠措施范圍過窄。根據現有政策，最突出的問題即是優惠政策的相關規定過于粗糙，優惠措施種類過少。
三、促進小微企業發展的法律對策
1.完善小微企業科技創新的相關政策體系
（1）加大對小微企業技術創新的專項資金支持
2012年 2月1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對于進一步支持小型和微型企業健康發展提出要求，要擴大技術改造資金規模，重點支持小型微型企業應用新技術、新工藝、新裝備；要完善企業研發費用所得稅稅前加計扣除政策，支持技術創新；還將實施創辦小企業計劃，培育和支持3000家小企業創業基地。目前，不少地方也實施了對小微企業技術創新的專項基金支持，例如廣東2012年用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從事高新技術產品的研制、開發和服務等技術創新活動的5000萬“廣東省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專項資金”，其中 80%將用于支持小微企業的技術創新發展。
（2）提高知識產權戰略地位
我國小微企業一部分是以掌握某項技術或某種信息起步的，知識產權保護對其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我國目前對于小微企業的知識產權保護較為缺乏，首先，建議突出小微企業知識產權的重要性，將知識產權戰略提高到國家戰略的層面。其次，適時將小微企業涉及的商業方法、軟件產品、互聯網知識產權等新領域納入知識產權的范圍。最后，要促進知識產權的轉化與利用，將由政府投入產生的知識產權歸屬下放到相關的企業部門。
2.互聯網融資與傳統融資齊頭并進
（1）完善互聯網金融監管
其一，互聯網金融監管的基本價值取向。互聯網金融監管應體現適當的風險容忍度。互聯網畢竟是新生事物，需要為其發展留一定的試錯空間，不科學合理的監管會抑制互聯網金融的發展空間。正如美國經濟學家萊弗所認為的，任何制度安排都需要在“無序”和“專制”兩種社會成本之間權衡。因此，創新與監管并重，效率與公平兼顧，應是現階段我們構建互聯網金融監管法律規則體系的基本價值取向。
其二，互聯網金融監管思路。目前，我國互聯網金融的主要模式包括：第三方支付、貨幣市場基金變換為“寶”的理財產品、P2P模式、利用大數據進行金融放貸業務、眾籌、傳統金融的互聯網化、互聯網金融門戶（10）、私募融資交易平臺、網絡貨幣（如比特幣）等，首先應當理順各類互聯網金融模式的業務范圍，在此基礎上，明確互聯網金融的監管主體、監管對象和監管范圍等。
其三，確定金融中介機構的性質及構建信息披露制度。如上述所說，我國互聯網金融的主要模式包括九種，其中，互聯網金融門戶采取“搜索+比價”模式（11），資金需求者不僅可以較為全面地了解資金提供者的情況，而且可以節約大量的融資成本。但是在間接融資方式下，中介機構本身作為資金供給和需求主體，最終需求者無法全面了解中介機構的信息，此時，便需要強制間接融資方式下的中介機構披露相關必要信息。目前學界將金融中介機構界定為“中間人”，但實踐中中介機構實際充當著“資金管理者”的角色，從而滋生資金安全問題。筆者認為，應當在區分互聯網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基礎上，分別確定中介機構的法律性質與角色。
（2）傳統金融目前不可替代
互聯網金融創新的是業務技術和經營模式，但其功能仍然主要是資金融通、支付清算、風險管理等，并未超越現有金融體系的范疇。就此而言，互聯網金融可能并不會像有些人預言的那樣徹底顛覆現有的金融體系。其發展只是又一次充分印證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莫頓的“金融功能論”：金融功能比金融機構更為穩定（Merton，1995）。盡管互聯網金融存在諸多優勢，但其仍然無法完全替代傳統金融。
其一，促進民間融資規范化。民間融資，在我國古已有之，它在產生之初是為了彌補正規金融機構留下的市場需求的真空地帶，而隨著民間融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其原有的自發性、市場性和地區性等特點，逐漸暴露其盲目性和信息滯后性的一面，并伴隨著商人逐利本性的極端惡化，很容易引起風險的發生，因此必須對民間融資進行合理規范和嚴格控制。民間融資的法律地位尚未完全確立，運行無序，部分民間融資以半公開、半地下方式支持小微企業，不但其作用受制約，而且存在較大的金融風險。
其二，建立面向小微企業放貸的金融機構。美國和日本分別建立了小企業管理局（12）和日本政策金融公庫（13）。我國在2013年出臺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金融支持小微企業發展的實施意見》中提出，積極發展小型金融機構，支持在小微企業集中的地區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機構，推動嘗試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金融租賃公司和消費金融公司等金融機構。（14）此處的“小型金融機構”便是一種面向小微企業放貸的金融機構，或者說是面向小微企業放貸的金融機構的雛形。可以各個地方結合本地實際，從小型金融機構開始，慢慢嘗試，逐漸成熟，逐漸豐富面向小微企業放貸的金融機構的種類并擴大面向小微企業放貸的金融機構的規模。
其三，建立擔保機構和被擔保企業的資信評級制度。由于我國現階段社會化的征信體系還未建立完善，對中小企業的資信評估工作應視具體情況在擔保機構和商業銀行間合理分擔，其中兩者間相互交換被擔保企業的相關信息尤為重要，這種信息資源的共享可以大大節約雙方的審查成本。此外，企業的信用信息資源不完全由企業直接提供，還要向工商、稅務、質量監督、社會保障、公共事業、公安、司法等外圍機構采集，再由資信評級機構（擔保機構、銀行或專門機構）根據企業最近幾年里的財務表現，評出企業的信用等級。
3.加大財政扶持力度
其一，增強稅收優惠政策的針對性。典型的針對性專項優惠政策即：針對科技型小微企業和環境保護性小微企業的優惠政策。合理的稅收政策能夠助力這兩類小微企業發展，使小微企業成功實現轉型升級。制定小微企業科技創新稅收優惠措施，不僅要考慮企業的經濟指標和發展潛力，還要考慮區域的差異以及不同區域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對所在區域及全社會的影響。
其二，適當降低稅收優惠政策的門檻。在小微企業作為單獨個體承擔的微觀稅負層面，各大稅種的稅收立法中并沒有專門針對小微企業的長期穩定稅收優惠政策。小微企業與大中型企業同等納稅，承擔相同稅負。由于小微企業盈利能力比大中型企業弱，所以其承擔的實際稅負十分沉重。若稅收優惠政策的門檻過高，則小微企業制定稅收優惠政策的預期目的即會落空。
其三，豐富稅收優惠政策的種類。借鑒法國《技術開發投資稅收優惠制度》的規定，凡研發投資比上年增加的企業，均可免繳相當于研發投資增加額50%的企業所得稅，最高限額為800萬法郎。此外，對中小企業專利、可獲專利的發明或工業生產方法等無形資產投資所獲利潤的增值部分推遲5年征稅。首先，可以將稅收種類從增值稅和營業稅，增加到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等；其次，可以將免征方式增加至免征、定額減征、定比減征、設置征稅寬限期等；再次，可以分別制定非針對性和針對性的優惠政策；最后，可以設置階梯式優惠政策，即達到不同條件的小微企業享受不同級別的優惠政策。
四、結語
小微企業是社會就業的主要承擔者，促進、支持小微企業發展是目前我國對待小微企業的態度。融資、人才、稅收優惠、土地等是小微企業發展早期的主要法律問題，隨著小微企業的發展，科技創新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對我國小微企業的發展越來越重要。我國已重點針對小微企業的人力資源、稅收、融資及科技創新幾個方面出臺了相關政策，再者，融資問題向來是小微企業發展最主要的制約因素，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互聯網金融與傳統金融的齊頭并進，使小微企業的發展又進入了一個新的臺階。
注釋：
（1）劉洛、陳樹文認為，科技型小微企業是指擁有較大比例的科技型員工，甚至其創辦者本人就是科技人員，并擁有一定知識產權、先進技術和知識，通過科技創新來提品或服務的小微企業。引自劉洛，陳樹文：《科技型小微企業貸款客戶經理工作績效結構模型的檢驗》，《科學管理研究》，2012年第4期。
（2）引自工信部部長苗圩于2012年6月22日“第四屆APEC中小企業對話師姐500強財富論壇”上的講話。
（3）此處所指的知識型員工包括技術人員、研發人員、管理人員及營銷人員等，這些人才統稱為知識型員工。
（4）目前，民間融資的相關立法只是散見于《憲法》、《民法通則》、《合同法》、《公司法》、《證券法》、《商業銀行法》以及行政法規規章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之中。
（5）一般情況下，小微企業具有規模小，存續期限短，信用、資質相關信息不明確等特征，加上缺乏商業銀行認可的抵（質）押物，往往難以獲取商業銀行貸款。
（6）光大銀行.光大銀行行業內首份中小企業財稅政策研究報告.光大銀行官網，2014.
（7）直接融資就是資金需求者向資金供給者直接融通資金的方式。間接融資就是資金需求者通過金融中介間接地向資金供給者融通資金的方式。
（8）2014年國家稅務總局公布的《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小微企業免征增值稅和營業稅有關問題的公告》規定，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和營業稅納稅人，月銷售額或營業額不超過3萬元（含3萬元，同下）的，按照上述文件規定免征增值稅或營業稅。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兼營營業稅應稅項目的，應當分別核算增值稅應稅項目和營業稅應稅項目的營業額，月銷售額不超過3萬元（按季度納稅9萬元）的，免征增值稅。
（9）小微企業經營活動不透明，財務信息基本不公開，通過一般的渠道很難獲得。
（10）互聯網金融門戶是指利用互聯網進行金融產品的銷售以及為金融產品銷售提供第三方服務平臺。其核心即“搜索+比價”的模式。
（11）互聯網金融門戶采用金融產品垂直比價的方式，將各家金融機構的產品放在平臺上，用戶通過對比挑選合適的金融產品。其平臺既不負責金融產品的實際銷售，也不承擔任何不良的風險，同時資金也完全不通過中間平臺。用戶甚至不需要逐一瀏覽商品介紹及詳細地比較參數、價格，而是提出需求，反向進行搜索比較。
（12）美國為保證小企業的發展，設置了小企業管理局（SBA），頒布了《小企業管理法》。它的職能主要是向小企業提供銀行擔保，提供技術支持、提供咨詢與管理培訓以及幫助小企業獲得政府采購等，以保證小企業的利益。
―、調查概況
本次調查主要采取抽樣調查、發放問卷的方式進行。本次問卷的設計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和信息，包括被調查對象的性別、年齡、民族、專業等共四項。設計性別選項的目的在于了解性別對法律意識的影響；設計年齡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同的年齡段對法律意識的影響因素；設計民族的目的在于限定這次的調查對象；設計專業的目的在于排除法學專業的大學生參與此次調查問卷；第二部分共計26道問題，可以分為六類：第一類(1～5題) 問題的設計目的在于研究被調查者的法律知識。第二類(6～9題)問題設計的目的在于研究被調查者的法律理想。第三類(10～14題)問題設計的目的在于研究被調查者的法律情感。第四類(15～16題)問題設計的目的在于研究被調查者的法律意志。第五類(17～23題) 問題設計的目的在于研究被調查者的法律評價。第六類(24～26題) 問題設計的目的在于研究被調查者的法律信仰。
為保證答卷內容的真實性，被調查者以匿名的方式答卷。我們共發放問卷500份，實收478份，其回收率為95．6％，符合統計要求，保證了抽樣調查的可靠性。
二、被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分析
被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和信息，包括被調查對象的性別、年齡、籍貫、專業等共四項。
性別問題的調查表明，性別因素并未對此次問卷調查產生任何實質性的影響。由于本次調查是隨機抽取，這從另外一個側面也表明研究者設計這項調查項目是欠考慮的。
關于年齡問題的調查表明，被調查的民族地區的大學生，其年齡段都在18～22周歲之間，其中18～19周歲的有405人，占被調查總數的81％名。20周歲以上(包括20周歲)的有73人，占被調查總數的14．6％。這表明民族地區大學生從法律責任能力上來講，都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
因為本次研究者主要研究西部民族地區民族大學生的法律意識問題，故而研究者在培訓調查員的過程中就已經明確指出被調查對象必須是民族地區大學生他們占被調查人數總數的100％。
關于專業問題的調查表明，專業和法律意識之間并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專業對法律意識的影響是非常小的，或者說幾乎不產生影響。
三、被調查對象對“法律知識”回答的相關分析
法律知識是人們關于社會法律現象科學認識活動結果，它是人們關于法的一般理論和法律發生發展的歷史過程及其規律，以及一個國家和地區現行法律的內容和特點等方面的知識的總和。法律知識是公民形成法律意識的知識和理性基礎。[2]顯然，法律知識也是民族地區大學生法律意識的認識和理性基礎。
為此，我們設計了5道問題。它們包括：(1)您知道我們國家施行的《國家法》嗎?(2)您知道我們國家施行的《民族區域自治法》嗎?(3)您知道我們國家施行的《治安管理處罰法》嗎?(4)您知道我們國家正在準備制定《民法典》嗎?(5)您知道我們國家已經修訂了《公司法》和《合伙企業法》嗎?
研究者在這里用“聽說”、“知道”、“知道該法的原則精神”、“熟知”和“不知道”來驗證被調查者對于上述問題的認知狀況。按照《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聽說”是指“聽人說”，[3]也就是聽別人說；“知道”的解釋是“對于事實或者道理有認識”；[4]“熟知”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是“清楚地知道”。[5]按照語言學的一般常識，我們得知五者認知程度的一般關系是：“熟知”>“知道”>“知道該法的原則精神”>“聽說”>“不知道”。
通過調查，研究者得出的初步結論是：
(一)愛國和維護祖國統一意識非常強烈
眾所周知，《國家法》是我們國家對臺政策的法律化，而其本身也是對臺政策的新發展，體現了我黨執政水平的發展和提高，獲得了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理解，為反對和遏制“”分裂勢力作出了重大貢獻。[6]從調查結果來看，回答“聽說”者占調查總數的26．9％，回答“知道”者占調查總數的37．1％，回答“知道該法的原則精神”者占調查總數的12．8％，回答“熟知者”占調查總數的22％，回答“不知道”者僅占調查總數的1％。這說明民族地區民族大學生對于國家政治層面的大事是十分關注的，這體現出其完美的政治理想、強烈的愛國精神和強烈的維護祖國統一的精神。
(二)《民族區域自治法》深入人心
我們知道，《民族區域自治法》頒布實施20多年來，對于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和自治權利，促進民族自治地方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維護國家統一、加強民族團結、保持社會穩定，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保證民族自治地方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發揮了重要作用。而考察民族地區大學生對于這項法律的認知程度，從一定意義上說，就是考察他們法律意識的基礎問題。從調查的結果來看，回答“聽說”者占調查總數的25．6％，回答“知道”者占調查總數的42．3％，回答“知道該法的原則精神”者占調查總數的10．2％，回答“熟知者”占調查總數的21．2％，回答“不知道”者僅占調查總數的0．5％。這說明民族地區大學生除了極個別的同學不知道外，99．5％的同學最低限度均知曉這項法律，而這對于他們將來在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民族共同繁榮，在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利，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促進民族自治地方的改革、發展和穩定，提高各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維護國家統一等方面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與自身有直接的利害關系之法律法規了解和掌握甚多
從“您知道我們國家施行的《治安管理處罰法》嗎?”這一設問的調查來
看，回答“聽說”者占調查總數的19．2％，回答“知道”者占調查總數的55．1％，回答“知道該法的原則精神”者占調查總數的11．5％，回答“熟知者”占調查總數的7％，回答“不知道”者僅占調查總數的7％。這說明對于像《治安管理處罰法》這樣與民族地區的大學生之間有切身的影響和關系的法律，即便是新修訂的，他們也會及時的予以關注。所以他們回答不知道者僅占總數的7％，這也就不足為怪了。
(四)對個別部門法了解甚少，部門法意識較為淡薄
我國著名的民法學學者蘇永欽教授認為，民法典至少有五個方面的歷史功能：統一國法、揭橥價值、建立體系、集中資訊、整套繼受。[7]對于這樣一部對于每個人都息息相關的民法典來說，民族地區大學生群體應該了解和掌握。但從問題的回答來看，回答“聽說”者占調查總數的23％，回答“知道”者占調查總數的17．9％，回答“知道該法的原則精神”者占調查總數的3．8％，回答“熟知者”占調查總數的1．2％，回答“不知道”者竟然占調查總數的53．8％。這說明民族地區大學生對于僅次于憲法的基本部門法的民法的相關內容并不十分了解，雖然知道民法與自己有很大的關系。這反映出我們在對新法律法規的宣傳和教育工作及最新的法律法規動態方面還存在不足。這從另一個層面說明了西部民族地區大學生群體對于我國部分法律的漠視，法制意識在某些部門法中相對較淡薄，還說明了民族院校在《法律基礎》課程的教學中相關內容并沒有及時更新，教師在講授時也缺乏對新知識的吸納。
四、最終結論和討論
通過對作為形成西部民族地區民族大學生群體法律意識的知識和理性基礎的法律知識的調查和分析，我們得出的結論是：
(一)西部民族地區民族大學生群體對法律知識的吸納主要來源于《思想道德修養和法律基礎知識》課程的講授，故而對《思想道德修養和法律基礎知識》進行改革以適應新形式和新時代的需要就顯得尤為必要。有學者建議，對《法律基礎》課程改革要做到以下幾點：首先對教材的內容進行新的編排，可將教材的內容分為五部分：政治行為編；經濟行為編；日常行為編；家庭行為編；專業部分。其次是教學方式的改革，在教學中要突出四種教學方式：一是與社會的重大時事熱點結合起來；二是通過讓學生更多的走出課堂，參觀公開的司法行政部門的活動；三是設立相關校外法律實踐基地；四是指在課堂教學中亦應將單向的法律知識灌輸式方式轉變為雙向互動的模式；最后需要改善的方面是考試模式應采取開放的命題形式。[8]對此，筆者甚以為然。
(二)西部民族地區民族大學生群體雖然有著強烈的愛國熱情和維護祖國統一的決心，但對于諸如像《民族區域自治法》這樣與其將來從事的工作息息相關的法律缺乏相關的認知度。如上文所指出的調查結果，“知道該《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原則精神”者僅占調查總數的10．2％，這樣的結果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因此，我們認為，在民族地區的高等院校中，加大諸如像《民族區域自治法》這樣與其將來從事的崗位或者工作息息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宣傳力度，并通過相關的知識競賽、社團活動等形式來更為深入的學習和交流是非常有必要的。因為如上所述，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的振興、文化的發展、社會管理秩序的維護主要是靠現在還在民族地區院校的大學生尤其是民族地區的大學生。
(三)西部民族地區民族大學生群體受市場經濟“利益”價值取向影響較大，應在實際工作中對此群體予以必要的正面引導。從對《治安管理處罰法》回答“不知道”者僅占調查總數的7％這個調查結果來看，有93％的民族大學生群體“知道”或者“聽說”或者“熟知”這項法律，這是一個令人欣慰的數據。而這樣的調查結果與西方法社會學中對于這個問題提出的兩種基本的解釋視角是基本吻合的。
西方法社會學認為，在研究人們的法律意識中有兩種可供選擇的視角：一種是工具性視角，即認為人們之所以服從法律，是基于實際利益的考慮，人們是否服從法律，取決于他們在法律服從過程中所獲取的收益和所付出的代價。另一種是規范性視角，即認為法律服從的動因是內在的價值取向。人們之所以服從法律，不是因為這樣做對自己“有用”，而是因為認為這樣做是“正義的”，是“正確的”，是“應該的”。[9]顯然，民族地區的大學生群體從法律意識縱向結構之法律知識的角度來看，更多的是工具性視角，在他們的“顯意識層面上涌動的是道德符號，而在潛意識層面上涌動的則是利益追求”。[10]這說明，市場經濟中過多的追求效率，過多的追求利益的價值觀念已經影響到了“象牙塔”內的學子，而這樣的價值觀念應該重新引起人們的反思和探討。
研究者認為，當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價值理念就應該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化而與時俱進，強調“效率”、“利益”等價值觀念對于經濟發展的作用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當越來越多的人以“利益”等價值觀念來衡量對人或者物的取舍時，我們是否已經意識到，這樣一種單一的價值觀已經越來越不適應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當現代社會的各個群體把利益的追求推向極端，異化成為一種“利益拜物教”的時候，這樣的價值觀念是否應該引起我們長久的反思?而事實上，已經有很多學者在這方面進行了相關的探討。①學術界的探討應該和實務界結合起來才能起應有的作用，否則就是閉門造車。而在實際的教學活動過程中，對價值觀重新認識無疑能夠給西部民族地區的民族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起到必要的引導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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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違約金條款相關的法律問題調查分析
1.調查問卷反映的問題
企業對外貿易與違約金相關法律制度。
由于資本主義國家有兩大法系，即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由于法系的不同，法律淵源和適用上存在著很大差異。與不同法系國家做生意，所面臨的法律問題，尤其是違約金條款的簽訂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課題組從以下幾方面進行了調查：
A.從“你了解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嗎？”
(了解5%不了解95%)
B.了解我國的法系性質嗎?
(了解40%不了解60%)
C.了解違約金制度嗎?
(了解30%聽說80%不了解70%)
D.了解違約金制度在對外貿易中的優勢嗎？
(了解30%不了解70%)
E.了解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對違約金制度態度的差異嗎？
(了解2% 不了解98%)
通過上述調查發現，企業在對外貿易中對違約金條款的快速、效益有一定了解，但還不夠充分，尤其與其他合同補救的關系還不甚清楚。對兩大法系關于違約金制度的差異基本不太了解。對我國法系的理解部分人理解為大陸法系。
2.違約金制度典型案例分析
從典型案例分析入手，主要運用問卷調查和訪問面談的形式，對企業關于違約金條款的簽訂進行深入細致地調查。我們主要走訪了石家莊中清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
案例：美國A公司以CIF價與中國某公司簽訂了向中國出口食品2000箱的合同。違約金條款為：如合同一方在合同履行期內未能履行合同規定的義務，則必須向另一方支付合同總價款的30％的違約金。貨到目的港后經復驗發現，該批貨物中的5箱食品所含的沙門氏細菌超過進口國的標準。
方法1：問卷調查
“對于貨物的固有缺陷，你認為，中方是否能得到這筆違約金？為什么？”
能80%不太清楚18% 2%不能
認為中方應當得到這筆違約金的，基本理解到對方的違約行為，但對于違約金數額的限制卻不知曉。
方法2：訪問面談
“企業關于簽訂違約金條款應注意的問題？”
關于該項問題，個別人提到了違約金數額的限制，但對英美法系貿易中應注意的問題，還不甚明晰，包括個別法學專業的畢業生。
以上調查，引發關注！隨著企業加大了與英美法系國家的貿易，企業了解英美法系國家的對外貿易國內強行法有多少？隨著民營企業蓬蓬勃勃的對外貿易進程，民營企業的法律意識和人才是否符合時代的要求？
3.重點調查反映的問題
重點調查我們主要運用訪問面談的形式及問卷調查，接受訪問的是石家莊民營企業神威藥業的某負責人。對我們的問題提出了他的真知灼見，而且很有代表性：
(1)法律環境與企業的關系
負責人：法制環境不僅影響我國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更決定了民營企業的未來發展。
(2)企業所需的法學專業人才
負責人：企業更歡迎復合型的法律人才。不僅要懂法律，還應當也懂業務，尤其是涉外貿易這一塊，外語還要好。
這個問題在調查問卷中也有反映，只因為問卷中沒有把“復合型人才”單列出來，企業有的自己寫上了，有的就選擇了“獲得報關員資格證”，這是我們問卷設計的失誤。綜合該負責任的談話可得出結論：企業需要人才， 需要的是復合型人才。
(3)企業需要相關法律知識培訓迫切
負責人：我們已取得了澳大利亞GMP認證證書，出口貿易會進一步加大。違約金條款的簽訂至關重要。經你們的介紹，兩大法系關于違約金制度存在較大差異，對于企業來說，及時掌握這種差異可以規避風險，與法學院校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關于企業是否需要相關法律知識培訓的問題，我們也做了問卷調查，答案是一致的，答“需要”的100%。
(4)企業對法學科學研究充滿期望
對此，該負責人打了一個新穎而形象的比喻：企業是運動員，法學研究是運動員的保健醫生，企業能否跑在國際貿易的前面，保健醫至關重要。
4.違約金制度相關司法裁量權的調查
關于對違約數額調整的問題,課題組走訪了唐山市中級法院，與相關人員進行了座談。
課題組提出了債權人雖有增額請求權，但是否增額，最終要取決于法院或仲裁機構的裁量權。而這種裁量權的行使，法院是否加以限制。唐山市中級法院的部分審判員認為，關于違約金數額的調整，連全國司法考試相關習題都是完全遵照我國合同法第114條第2款的規定的。如何參照法國法院的實踐經驗，加以控制司法裁量權，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二、與違約金條款相關的法律問題調查總結
一、當前信用卡詐騙犯罪案件的主要特點
1、信用卡詐騙犯罪的手段主要從冒用他人信用卡、騙領信用卡向惡意透支轉化。我院所審查的信用卡詐騙案件中，惡意透支型案件占了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透支分為善意透支和惡意透支兩種。兩者的的不同點在于透支的目的是否為非法占有透支款，善意透支是為了提前消費使用，在信用卡發行機構允許的條件內進行透支，而且行為人有在期限內歸還透支款和利息的內心意思，而惡意透支是意欲將透支款非法占為己有，根本不想歸還或者根本沒有能力歸還。當個人在善意申領信用卡后，個人的經濟能力發生改變，濫用個人信用惡意透支使用時，仍舊構成信用卡詐騙犯罪。
2、冒用他人信用卡詐騙案件發案數量較多。冒用他人信用卡也有兩種情況：一是拾到他人信用卡和密碼，然后冒名使用的；二是犯罪分子近身偷窺或盜取（如利用網絡盜取）被害人信用卡密碼，爾后冒名使用。這種情況下犯罪分子多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如與被害人有經常性的業務往來、酒店的收銀員的結賬便利，伺機冒用；三是利用身邊的人的信任心理以及對信用卡的不了解，將身邊的人的卡拿過來使用。如身邊的老人鄰居或者老年人同事等等。
3、信用卡詐騙案件具體情況復雜，在刑罰適用方面，寬嚴相濟，因案而異。在2007年法院審判的案件中，最高判處刑罰為六年，僅有1人，有期徒刑五年1人，判處緩刑的2人，認為情節輕微不認為是犯罪的，1人；在2008年法院審判的信用卡詐騙犯罪中，判處十年以上的有1人，判處緩刑的有13人，有4人不予；在2009年的70個案件中，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人多達3人，2010年、2011年、2012年的信用卡詐騙的量刑幅度也從十年以上到緩刑不等。可以看出，對經濟性犯罪的處罰，本院審查時注意體現刑罰的謙抑精神，對于犯罪情節較輕，有悔罪表現而且退賠了全部贓款的信用卡詐騙犯給予悔過的機會。另一方面，對連續多次犯罪、數額特別巨大的犯罪，依法嚴厲打擊。
二、控制信用卡詐騙犯罪亟需解決的矛盾
根據沈河區人民檢察院近年來的數據統計表明，惡意透支型的信用卡詐騙犯罪主要有以下特點：首先是犯罪嫌疑人持卡數量多，信用額度高，惡意透支金額大；其次，犯罪主體主要為無業人員；最后，惡意透支案發銀行相對集中，主要出現在新興的銀行。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各個商業銀行都認識到信用卡業務將成為主要的盈利性業務，幾乎各銀行都推出了信用卡業務，但對于信用卡的風險防范卻沒有足夠的重視。在信用卡核發階段，發卡行疏于對信用卡申領人資信能力的實質審查，同時在商業銀行同業之間沒有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平臺。銀行業在技術上缺少對信用卡申請人在同一銀行或不同銀行間多頭申領信用卡、過度申領的監控、監測手段；不同部門之間尚未實現信息共享，個人信用信息系統尚待健全和完善，現有的個人信用評估及授信額度控制手段無法滿足風險管理的需要；各商業銀行為降低營運成本，紛紛將信用卡營銷業務外包，從而降低申領審核要求，造成銀行信用卡存在管理漏洞等等，這都給金融犯罪包括信用卡詐騙犯罪留下了漏洞，加大了金融風險。
通過特約商戶POS機套現是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犯罪的主要方式，但對于特約商戶的非法套現缺乏有效的監管。大約60%的POS機由銀聯投放。不管是惡意套現，還是正常的刷卡消費，銀聯都可以獲得手續費而無需承擔責任。因此，在打擊惡意套現行為的積極性上銀聯缺乏動力。
因此，為了加強惡意透支型的信用卡詐騙犯罪的遏制，應當嚴格POS機的發放標準，同時嚴格信息交流制度，加強風險預警。強化對個人申領信用卡證明材料的審核，即嚴格授信標準。構建銀聯、銀行、稅務、工商、司法部門共同參與的防控信用卡風險的合作平臺，強化對特約商戶非法套現的力度。
三、實踐中如何認定惡意透支型的信用卡詐騙犯罪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96 條規定：“惡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催收后仍不歸還的行為。”認定惡意透支在目的、超限、催收仍不歸還等三個條件上缺一不可。
（1）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成立的前提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
犯罪性惡意透支屬于惡意透支，當然在認定時必須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行為人有客觀構成要件中的違法行為，但不具有非法占有透支款項的目的時，不能認定為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而應定性為善意透支中的不當透支，承擔行政責任或者民事責任。
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一般通過客觀行為推定，超過限額或者超過期限透支，且經發卡銀行催收后仍拒不歸還是犯罪性惡意透支行為的一個客觀方面，又是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依據。但是推定過程中，要區別具有主觀惡性的拒不歸還與存在合理客觀因素的不能歸還。前者是主觀不愿，屬于惡意透支，后者是客觀不能，本質上屬于善意透支中的不當透支。信用卡的透支本身是一種高風險的業務，銀行應充分意識到其風險成本，如果持卡人在透支后，確屬有不可抗力等正當理由客觀上不能歸還的，基于刑法的謙抑性，不應作犯罪處理。
（2）透支限額是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與非罪的劃分界限
透支限額，是指發卡銀行規定的持卡人可使用的超過其實際存款余額以上的最高限額，包括單筆透支限額和月累計透支限額兩種。超過限額透支的，發卡銀行隨時都可以催收。一般違法性惡意透支透支數額較小，給發卡銀行造成的損害有限，即法益侵害性不大，因此無論從立法者本意還是從刑法適用者角度來說都不能將其視為犯罪。
刑法中“數額較大”是認定數額犯成立的必備要件之一，規定“數額較大”的要件有兩個好處，首先為司法人員提供一種提示性規定，以便司法實踐中在認定數額犯時將注意力重點放在數額上面，從而將大量的數額不大或未得到任何財產的行為排除在刑法的打擊之外，以便控制對數額犯的打擊面。二是限定“數額較大”使案件認定時具有可操作性。是否達到一定的數額，是構成數額犯的首要條件，但數額以外的行為作為反映侵害法益嚴重程度的情節，同樣對綜合認定數額犯是否成立不可缺失。
惡意透支型的行用卡詐騙犯罪作為財產犯罪之一，符合數額犯的要求，超過限額是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成立的必要條件。在惡意透支型的信用卡詐騙犯罪中，既包括超限額惡意透支也包括超期限惡意透支，超期限惡意透支彌補了超限額數額標準。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惡意透支，且經催收拒不歸還構成犯罪，盡管行為人占有的透支款的數額接近卻不夠限額透支的要求，經發卡銀行催收拒不歸的行為同樣侵害了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財產所有權，因此超期限型惡意透支也構成信用卡詐騙。
（3）對于“經發卡行催收后拒不歸還”不應當機械理解
因為惡意透支的性質與信用卡詐騙罪其他行為方式不同，銀行以高利息及罰款等經濟手段來抑制風險，同時也使風險轉化為金融機構的利潤，因此應限制使用刑罰，而非機械的運用刑罰的手段去遏制經濟活動。“催收不還”這一要件保證了刑罰適用的審慎性。“催收不還”是發卡人對透支人的告知和提醒，同時也使惡意透支的性質發生變化，使它由不確定金融風險轉變為確定的債權債務關系，透支人超過銀行規定的催收期限仍不歸還，就造成了對發卡人財產權的侵犯，應當對其通過刑罰進行制止。
關鍵詞：法制節目 受眾研究 發展與現狀
本次問卷調查設置的每一項都是必答項，只有被完整填答的問卷才能進入網絡系統后臺并且被存儲下來。經過7天時間，共回收521份問卷，問卷有效率為100%。經過對回收問卷的分析，統計調查結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于深入分析受眾對于電視節目的認知、態度和行為，以及對電視法制節目相關問題的認知、態度和行為。
獲取法制資訊的渠道
在調查受眾平時通過何種方式了解法制資訊時，接受問卷調查的521人可以在廣播、電視、報紙和雜志、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手機、平板電腦）、人際傳播、講座和學習會、電子宣傳欄、宣傳板以及其他方式中進行多項選擇。結果顯示：521名受訪者選擇通過“移動互聯網（手機、平板電腦）了解法治資訊”的調查對象占比62.38%，選擇通過“互聯網了解法治資訊”的調查對象占比59.31%，選擇通過“電視了解法治資訊”的調查對象占比55.85%，選擇通過“報紙、雜志了解法治資訊”的調查對象占比27.45%，選擇通過“人際傳播了解法治資訊”的調查對象占比16.31%，選擇通過“廣播了解法治資訊”的調查對象占比13.63%，選擇通過“講座、學習會了解法治資訊”的調查對象占比12.48%，選擇通過“電子宣傳欄、宣傳板了解法治資訊”的調查對象為31人，占比5.95%，選擇通過“其他方式了解法治資訊”的調查對象占比0.77%。
互聯網和移動終端（手機、平板電腦）已經超過了電視，成為了人們獲取法制資訊的最主要渠道和方式。然而，網絡媒體在我國受到的監管遠沒有傳統媒體多，在傳播法制資訊這種對輿論導向要求很高的信息時，網絡媒體在缺乏監管的情況下唱主角，會引發一系列問題。電視作為傳統媒體中最具影響力的媒體，要積極制定渠道擴展策略和內容創新，以穩固自身在普法工作上的優勢，并且擴大在法制宣傳上的影響力。
收看電視法制節目的頻率
從收看電視法制節目的頻次來看，不看電視法制節目（包括網上電視）的調查對象有57人，占總比的10.94%；偶爾看（每周1天以下）電視法制節目（包括網上電視）的調查對象占總比的50.48%，有時看（每周2-3天）電視法制節目（包括網上電視）的調查對象占總比的22.26%，經常看（每周4-5天）電視法制節目（包括網上電視）的調查對象占總比的10.94%，幾乎每天看電視法制節目（包括網上電視）的調查對象占總比的5.37%。
調查對象收看電視法制節目的頻率與收看電視節目的頻率相比有較大出入，從中能看出電視法制節目存在的不足和發展的潛力。第一，電視法制節目挖掘觀眾潛力較大。不看電視法制節目（包括網上電視）的調查對象占總比的10.94%；不看電視節目（包括網上電視）的調查對象占總比的3.45%。也就是說，7.49%的調查對象收看電視節目，但是不看電視法制節目。如何激發出電視受眾對法制信息的需求，吸引潛在的觀眾，是電視法制節目值得探索的方向。第二，對于大部分的調查對象來說，電視法制節目并不具有用戶粘性，是可有可無的，收看行為具有隨機性。偶爾看（每周1天以下）電視法制節目（包括網上電視）的調查對象占總比的50.48%。幾乎每天收看電視節目的調查對象占總比15.93%，而幾乎每天收看電視法制節目的調查對象僅占總比的5.37%。電視法制節目必須在提高對受眾的吸引力，節目內容的實用性等方面下工夫。
調查對象對電視法制節目類型的偏好
按照目前電視法制節目的主要類型，調查問卷將調查對象可以選擇的節目類型偏好設置為九大類：法制專題類、法制新聞類、法律維權類、庭審紀實類、法律調解類、法制情景劇、法律評論類、法律講座類以及其他法制節目。雖然這幾大分類有所交叉，但是基于目前市場上法制節目現存的主要類型，從便于調查對象理解和選擇的角度出發，暫且做出以上分類。
調查結果顯示，選擇法制專題類的占比39.16%，選擇法制新聞類的占比51.06%，選擇法律維權類的占比32.82%，選擇庭審紀實類的占比21.5%，選擇法律調解類的占比15.74%，選擇法制情景劇的占比29.94%，選擇法律評論類的占比18.81%，選擇法律講座類的占比13.05%，選擇其他法制節目的占比0.77%。這說明調查對象對于獲取法制資訊和觀點評論具有較濃的興趣。而對于法制專題節目這類市場上占主流的節目類型，受眾保持著較為認可的態度。此外，調查對象對于法律維權類節目、法制情景劇、庭審紀實類節目也具有一定的偏好。
對電視法制節目的總體評價
在受眾對電視法制節目的總體評價的調查中，選擇“很滿意”的調查對象為45人，占總比的8.64%；選擇“滿意”的調查對象為203人，占總比的38.96%；選擇“一般”的調查對象為251人，占總比的48.18%；選擇“不滿意”的調查對象為14人，占總比的2.69%；選擇“很不滿意”的調查對象為8人，占總比的1.54%。
可見，48%的調查對象對于電視法制節目的評價持中立態度，48%的調查對象對于電視法制節目的評價持肯定態度，只有4%的調查對象對之持否定態度。電視法制節目雖然受到大量觀眾的歡迎，但是其仍需要總結經驗，努力創新做得更好。如此才能將那些對電視法制節目喜好程度一般的觀眾轉化為固定的收視人群，從而擴大電視法制節目的傳播效果。
對電視法制節目的評價
在本次問卷調查中，調查對象就對電視法制節目表現進行了評價。為了方便調查對象做出評判，問卷設定了六大方面供調查對象進行評分：報道迅速及時，注重時效性；內容真實準確；報道和評論客觀公正；表現形式通俗易懂；具有電視藝術的美感，視聽語言令人賞心悅目；法律信息含量高，注重法律專業性。調查對象從1分至5分對電視法制節目的表現進行評分，認為其在某方面表現越好則評分越高。綜合所有選項的評分，在滿分為5分的情況下，調查對象對于電視法制節目表現的總平均分達到3.48的高分。總體而言，調查對象對電視法制節目的總體表現較為滿意。
在對電視法制節目各方面表現進行評價的問卷調查中，得分最低的方面為是否“具有電視藝術的美感，視聽語言令人賞心悅目”：其中37人認為“做得很不好”，占總比的7.1%；其中77人認為“做得不好”，占總比的14.78%；其中184人認為“做得一般”，占總比的35.32%；其中141人認為“做得好”，占總比的27.06%；其中82人認為“做得很好”，占總比的15.74%。這說明單從電視視聽語言的運用水平來說，電視法制節目的制作較弱，有待加強。
此外，在“表現形式通俗易懂”，“內容真實準確”，“報道和評論客觀公正”等方面調查對象均給予了較高評價。這說明法制節目在新聞真實方面做的不錯，在受眾心目中具有一定的媒體權威。而在“法律信息含量高，注重法律專業性”“報道迅速及時，注重時效性”方面的表現，調查對象給予的評分偏低。這也將成為電視法制節目下一步發展，亟需解決的瓶頸。
對電視法制節目的改進建議
在了解調查對象對電視法制節目的改進建議時，接受問卷調查的521人可以在“增加法制新聞資訊”，“節目形態盡可能多樣化”，“增加生活服務信息”，“提高主持人水平”，“提高節目的法律專業性”，“改進節目的表現手法”，“擴寬節目的傳播渠道（網絡、移動終端等）”以及其他建議中進行多項選擇。
在對電視法制節目的改進建議進行選擇的問卷調查中，接受問卷調查的521位對象中，有256人次選擇“增加法制新聞資訊”，占比49.14%；有267人次選擇“節目形態盡可能多樣化”，占比51.25%；有219人次選擇“增加生活服務信息”，占比42.03%；有114人次選擇“提高主持人水平”，占比21.88%；有255人次選擇“提高節目的法律專業性”，占比48.94%；有195人次選擇“改進節目的表現手法”，占比37.43%；有192人次選擇“拓寬節目的傳播渠道（網絡、移動終端等）”，占比36.85%；有13人次提供了其他建議，占比2.5%。從改進建議中，能夠反映出調查對象對電視法制節目某些方面的不滿或者希望其做出改進的需求。這也為電視法制節目的內容創新，提供了可資借鑒的依據。
小結
通過對問卷調查的綜合分析，可知中國的電視法制節目存在諸多問題。首先，中國電視法制節目的專業水平較低，這里的專業水平應該從電視業務和法律專業兩方面進行分析。一方面，從電視業務來說，法制節目呈現出內容同質化、低俗化、低質化的傾向，鑒于傳媒生態對電視法制節目發展的影響，當下處于節目同質化惡性競爭之中的法制節目，必須要有所作為，力求突破。另一方面，從法律專業角度來說，法制節目過于突出道德化，而法律專業化水平低。其次，形態相對固化，以電視專題的形式呈現為主，而缺少節目形態上的創新與開發。電視法制節目呈現故事化。所有的法制節目都以故事為節目的核心，重點在于通過懸念設置引人入勝，博取高收視率。大多數法制專題節目都是案件報道，尤其以故事化的講述為主，節目中的犯罪經過回顧往往占到節目總時長的一半以上，這些內容只是為了故事的完整性、刺激性而服務的，卻缺乏時效性。缺少法律評論類節目，輿論引導能力不強。法制節目形態缺乏創新，包含的法律知識點較少。第三，受眾結構集中化。電視法制節目的受眾集中在中老年、女性、受教育程度為大學以下的人群。隨著法制節目內容的專業水平停滯不前，法制節目與青少年人群、高知識水平人群則漸行漸遠，受眾結構集中化的問題將會更加深刻。第四，傳播渠道單一化。電視法制節目的受眾黏性并不算高，每周能夠收看電視法制節目超過2天以上的人數占比為38.58%，而每周收看電視法制節目在1天或者根本不看的人數占比為61.42%。
關鍵詞：勞動合同法； 問題； 對策
中圖分類號： D922.52 文獻標識碼： A
《勞動合同法》正式實施已有五年埋單，盡管各地貫徹執行《勞動合同法》已取得初步成效，但從調查了解的情況看，仍有一些問題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
一、《勞動合同法》貫徹執行中存在的問題
（一）勞動合同覆蓋面不廣。據調查，在所有的勞動關系中，勞動合同總體來說簽訂率較低，且不同行業不同所有制性質的企業不均衡。從調查看，導致勞動合同簽約率低的因素主要有三：一是用人單位沒有充分認識到勞動合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愿意簽合同。二是部分勞動者不想簽訂勞動合同。外來務工人員只想掙錢，認為簽訂合同會限制自由流動，且投繳保險會減少工資收入。三是少數勞動者不敢主動提出與用人單位訂立勞動合同。迫于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的就業壓力，勞動者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害怕老板“炒”自己“魷魚”，即使有簽約的意愿，也不敢主動提出簽約要求。
（二）勞動合同不夠規范。一方面，勞動合同的簽訂程序不規范。有的企業在勞動合同簽訂過程中缺乏協商程序，擬定好勞動合同文本后雙方蓋章、簽字了事，或者是在職工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動簽字同意，形成損害勞動者利益的“不平等條約”；有的企業為應付檢查，由企業管理人員統一填寫勞動合同文本，員工的名字也是統一代簽的，出現了“格式化”勞動合同；還有的企業雖然與職工簽訂了勞動合同但里面的內容卻沒有填寫，出現了空白勞動合同。調查過程中還發現個別企業獨自保存簽訂好的勞動合同，拒絕將其中一份交給勞動者。另一方面，勞動合同內容不規范。從抽樣來看，許多合同的內容存在問題，特別是個體經濟組織、私營企業的問題尤為嚴重。
（三）用工單位應對新法的主動性不強。一是部分企業沒有及時對勞動合同進行規范。有的沒有對需要簽訂合同的員工進行補簽，有的不按規定繳納“五險”，少數企業僅投工傷保險。二是部分企業存在恐慌心理和抵觸情緒。認為《勞動合同法》中沒有對企業有利的條款，視它為“洪水猛獸”，害怕員工學習和了解這部法律，不去主動宣傳。調查問卷顯示，只有15.7%的勞動者通過企業宣傳的方式了解《勞動合同法》的具體內容。還有少數用工單位和勞動者訂立承包合同、承攬合同或勞務合同，代替勞動合同，掩蓋實際存在的勞動關系，規避《勞動合同法》。三是許多企業被動應對《勞動合同法》的負面影響。其中的一些企業對此認識不深，準備不足，對低成本勞動力過分依賴，沒有及時實施產品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沒有主動化解不利因素。
（四）勞動者對《勞動合同法》的了解不夠全面。從調查問卷看，廣大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工對《勞動合同法》的了解不夠全面。有的只聽說通過了這樣一部法律，具體內容不清楚。有的僅僅知道這部法律加大了對勞動者的保護，但如何保護并不知道。問卷調查顯示，對于《勞動合同法》的具體內容，選擇"很熟悉"的只占12.9%，選"了解一些"的占24.3%人，而選擇"知道很少"的占55.7%人，還有7.1%的人選擇了"一點都不知道"。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勞動者學習法律的主動性不強。1994年頒布的《勞動法》，一直表現的很弱勢，在社會生活中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它的這種形象影響了《勞動合同法》。許多受訪的勞動者對于《勞動合同法》作用的發揮持悲觀態度。在回答"你認為《勞動合同法》會發揮多大作用"時，54.3%的受訪者給出了"作用很小""基本沒有作用"的答案，因此他們認為學不學、懂不懂沒什么意義。還有的勞動者認為學習《勞動合同法》是工會、勞資科或人事部的事，與自己沒有關系，不需要學習。另一方面，勞動者了解《勞動合同法》的渠道不暢。廣大勞動者特別是生產一線的工人，很少有機會參加培訓，無法對《勞動合同法》進行系統學習，他們只能通過電視和報刊獲取相關信息。在回答"你通過什么渠道了解《勞動合同法》"這一問題時，大部分受訪者選擇了電視和報刊。這種學習方式不連續、不系統，勞動者很難有全面的把握。也有一部分法律意識較強的勞動者，購買相關資料，想通過自學的方式了解這部法律，但因受自身知識背景的制約，很難理解比較專業的法律條款。
二、應對措施
（一）進一步加大《勞動合同法》的宣傳力度
在進一步加強黨政領導干部、企業負責人和勞資管理人員培訓的基礎上，調整方向，轉變方式，開展新一輪普法活動。一要調整普法方向。面向基層，將廣大勞動者作為《勞動合同法》普及的重點人群，擴大《勞動合同法》普及的覆蓋面，依靠廣大勞動者的重視和參與，推動《勞動合同法》的貫徹實施。二要擴展普法內容。應把《勞動合同法》的宣傳貫徹同《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就業促進法》、《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以及有關政策的學習結合起來，讓勞動法律法規更加系統地深入人心。三要轉變普法方式。應針對廣大勞動者不易集中學習的實際情況，采取靈活多樣的方式宣傳這部法律。建議電視臺推出相關宣傳欄目，以喜聞樂見的形式，宣傳《勞動合同法》，讓《勞動合同法》走進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引導人們正確行使權利，依法履行義務，積極維護權益。
（二）盡快制定完善相關配套措施
相關部門應及時清理與《勞動合同法》不相適應的政策和措施，根據實際情況，結合當前企業在勞動合同方面出現的新問題和新矛盾，按照法律基本精神，對涉及《勞動合同法》和配套法律的相關問題進行細化，制定完善相關的配套措施。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出臺一系列配套文件，構建起勞動合同管理工作的總體框架。就勞動合同文本的格式、勞動合同簽訂的程序、工會的組建、工傷認定、勞動爭議的解決等具體問題做出規定，明確各項工作的對象、范圍以及具體的操作程序，規范用工關系，強化守法意識，推動和諧勞動關系的建立。同時應密切關注《社會保險法》的立法進程，及時調整相關政策。
（三）加強《勞動合同法》貫徹實施的監察管理
有關部門應整合執法力量，加大對《勞動合同法》實施的監管力度，保障《勞動合同法》的貫徹實施。一是通過年檢、專項檢查、處理投訴等方式，重點查處用人單位不按規定簽訂書面勞動合同、拖欠職工勞動報酬、不支付經濟補償金和濫用試用期等違法行為。嚴格按照法定程序，從嚴從重進行處罰，在全社會形成"違法可恥，違法必究"的氛圍。二是認真檢查清理用工單位掩蓋事實勞動關系的各種合同。對以承包合同、承攬合同或勞務合同代替勞動合同，規避《勞動合同法》的用工單位進行說服教育，并敦促其簽訂勞動合同，確認勞動關系。三是在執法中應認真指導企業合理用工，幫助企業理順和規范其存在的問題，引導企業自覺守法，確保《勞動合同法》嚴格執行。四是認真貫徹《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進一步加強仲裁隊伍建設，優化勞動仲裁委員會人員結構，進一步規范勞動仲裁程序，及時有效地處理各種勞動爭議，積極化解矛盾，為廣大勞動者通過勞動爭議仲裁渠道維權敞開大門，鋪平道路
大學生市場調研報告模板一
一、摘要
目前國內的網上購物市場(以下簡稱“網購”)已呈現出一派蓬勃之勢。大學生憑借其得天獨厚的優勢和對新鮮事物的敏感度，使得“網購”朝著更加廣闊和便捷的道路發展。但是對于“網購”也分為了兩派，一派人熱衷于網絡購物，而其他人則對網絡購物有一定的顧慮。針對于這種現象的出現，我們進行了小范圍的市場調查，預測出武漢市大學生網購的相關數據，然后進行分析，得出調查結果。根據結果分析出網購存在的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并提出具體有針對性的改進建議。
二、引言
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第十九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的統計報告》的信息，至20xx年6月30日，我國內地網民總人數已達3.23億;其中，經常上網購物的約有3000萬人，與去年同期相比，經常上網購物的網民增長50%，顯示出這種新的購物方式的潛力。
作為大學生，隨著網絡和電子商務的發展，他們成為網絡購物群體中的主體。他們往往扮演者引領社會消費趨勢的角色，盡管在校期間沒有收入來源，在消費能力上受到了限制，但大部分學生4年之后都會獲得一份高于社會平均水平的收入。所以在校大學生一旦突破了資金的限制，他們將是未來網絡的主宰力量，在網絡購物方面，他們更具優勢。因此，從分析可以看出，大學生是網上購物消費的潛在群體，他們對未來網上購物的發展趨勢有重要的影響。而從網絡購物者的文化程度來分析，上網購物的大學生已經達到總數的49.3%。基于這樣一種思考我們對在校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以期了解當代大學生網絡購物的主要特征。
三、正文
(一)調查的背景：
互聯網和通信技術的高速發展，使電子商務迅速普及。憑借互聯網無地域限制的優勢，消除了產品、服務供應商和需求者之間地與距離相關的障礙，我國經濟正逐漸成為以互聯網、通信技術為基礎的新經濟。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為了方便節約時間，網上購物越來越貼近人們的生活，網上購物的模式在降低運營成本、方便快捷等方面的優勢，大大降低了企業和個人的行業進入門檻，一時間網商如雨后春筍般紛紛涌現。網絡購物的興起，正悄然改變著社會的商業結構和生活方式。大學生作為對網絡最敏感的人群，他們對網上購物行為接受很快，已經成為 網上購物市場上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對大學生網上購物的原因及滿意度進行研究具有商業價值和現實意義。
(二)調查的目的：
通過此次調查有助于了解大學生網上購物情況，從中分析當代大學生對網購的接受程度及消費行為特征，并通過了解當前大學生對網上購物的看法、態度等狀況，正確指導大學生網上購物消費行為，以及對我國當前網上購物的現狀及網上購物未來的發展提供一些參考建議。
(三)調查方法和對象：
本次我們主要采取問卷調查法。首先，制作出調查問卷;然后，用隨機抽樣的方法向主要高校在校大學生發放紙質版問卷，進行問卷調查，然后對問卷進行了統計和分析，最后得出了結論和認識。
(四)調查結果及其分析：
1、大學生網上購物潛力巨大
通過本次調查顯示，有網上購物經歷的大學生占50%。而沒有網上購物經歷的大學生，其中只有7.8%的人沒有瀏覽過購物網站。不難看出大學生在網上購物的市場潛力是巨大的!說明大學生對網上購物這一行為能夠接受，并且接受的比較快。
2、大學生網購群體的性別特征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有78%的女生曾選擇過網上購物，而男生中這一比例卻只有62%，明顯低于女生。(如圖表三所示)這可能是因為女生對新鮮比較感興趣，喜歡追求時尚;而男生在這方面的需求或認識顯然比女生要低，這可能是造成大學男生網購比率比女生低的原因，也反映了男女生不同心理需求。
(1)沒有網上購物的原因：
調查顯示，在沒有購買經歷的大學生中，沒有嘗試網購的主要原因主要有：商品問題、賣家誠信(例：假貨，質量差)、貨款的支付問題、商品的遞送及郵費問題、售后服務問題、網絡安全問題、觀念難以轉變、環境不允許等。其中，有50%認為商品質量低劣，認為售后服務差的占27.30%，有22.70%如此之高的比例認為網絡欺詐使她們對網購望而卻步。質量差是大學生對網購產品的主要意見。
(2)選擇網上購物的原因：
調查顯示，在有購買經歷的大學生中，嘗試網購的主要原因主要有：節約時間、節約費用，方便、送貨上門，尋找稀有產品，出于好奇、有趣，時尚、款式新穎，受身邊朋友影響，可以貨比三家、沒有營業員壓力。而比例較大的是：節約時間、節約費用，方便、送貨上門。
4、 大學生網購行為的特征
(1)購買的商品或服務類型
大學生在網上購買的商品和服務的排名依次是：服裝類(78.3%)、圖書音像(53.3%)、小飾品(38.3%)、生活用品(26.7%)、數碼產品(20.0%)和其他類(5.0%)。
從調查結果來看，服裝類、書籍音像類所占比例較大;其次小飾品、生活用品、數碼產品也占一定比例。這體現了大學生在網購類型中以生活必需品為主，而且在學習用途(如圖書)中所占比例也較大。與網上購物其他類型相比有所不同的是：對網上購買數碼產品的接受程度顯然還有待提高，其主要原因是：數碼產品價值較高，消費者不太信任;由于數碼產品的性質和別的商品不太相同，一般購買它時需要見到樣品。這可能就是制約網上購買數碼產品發展的重要原因。
(2)大學生網購消費金額情況
消費的金額主要是由生活水平所決定，而大學生并沒有實際的收入，所以一般的消費金額主要集中在30-60段和60-100段，其中女生偏多。大學生網購消費金額普遍比較低，主要集中在30元-60元和60元-100元，男女生相比，在100-200元之間和200元以上，這兩檔男生的消費金額高于女生。
(五)網上購物存在的問題與對策：
1、網上購物的薄弱環節
調查顯示，無論是否有購物經歷的大學生都對網購存在一定的擔心因素，他們普遍認為網購在很多方面還有待提高，如商品的質量(66.7%)、商家的售后服務(60.0%)、網上支付安全(46.7%)以及送貨速度(31.7%)等以上調查結果說明，大學生在選擇網上購物時還不能完全接受，尤其是對網上商品的質量還很不滿意，在這方面還希望商家能夠提供質量合格并且和網上差別不熟太大的商品;再者，商家不能認為一旦網上商品賣出后就與自身無關，還應提供較好的售后服務，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2、網上購物存在問題的對策
(1)加強網絡商品的管理。調查發現, 很多大學生喜歡購買一些品牌商品, 之所以在網上購買, 就是看中了網絡商品的價格低, 但是虛假商品的摻入使大學生受到欺騙, 從而失去了對網絡購物的興趣。因此必須加強對網絡商品的質量的管理與鑒定, 確保商品的真實性。
(2)加強商家信譽度的管理。根據調查,很多購物網站都設立了信譽度的測評。比如淘寶會員在淘寶網每使用支付寶成功交易一次, 就可以對交易對象作一次信用評價。在交易中作為賣家的信用度分為20個級別,級別越高, 信譽度越高, 大學生在網上購物的過程中就可以通過信譽度來確定購買哪個商家的產品。
(3)加強法律法規的建設。伴隨著網絡購物的迅速發展, 有關于這方面的法律法規建設的步伐卻顯稍慢, 中國涉及到網絡購物方面的糾紛主要依靠《合同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保護法等法律調整, 而沒有一部全國性的專門規范電子商務的法律法規。因此, 建立和完善網絡購物方面的相關法律法規, 就賠償責任承擔主體、合同模式、權利與義務、糾紛處理機制、賠付途徑等做出規定,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四、總結
根據我們這次的調查也可以看出，大學生---這一未來的主要消費群體對網上購物的前景還是很看好的，說明網上購物這個市場還是具有很大開發潛力的，相關網站，企業和商家應提高宣傳力度，同時對于網絡管理與支付程序等不足加以改進。力求做到盡善盡美，以此吸引更多的潛在客戶群體并且增加老客戶的忠誠度。不僅讓大學生這一群體了解 ，也要讓廣大民眾參與進來，促進網上購物的發展。相信隨著我國網絡環境的不斷改善和網民的不斷增加，會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個人開展網絡購物活動，也會有越來越多的網民加入到網絡購物的潮流中來，我國的網絡購物市場必定會越來越繁榮。
大學生市場調研報告模板二
一、調查目的
大學生是新新人類，對新鮮事物比較好奇，為了揭開網購的真實面目，讓更多的人了解網購，對在校大學生進行此次調查。
二、調查對象及方法
1、調查對象：青島理工大學經貿學院(由于調查的困難性，選取了本學院進行調查)
2、資料收集方法：采用問卷調查方法調查。向所取得的樣本中的個體發放《大學生網上購物問卷調查》了解學生關于上網購物基本情形和情況。
3、調查方法：對經貿學院的全部學生(限于三年級以下)進行分層，分成大一，大二，大三三層，在總體中抽取容量為60的樣本，在每層中進行系統抽樣，根據每層樣本量占總體的比重，在三層中分別抽取容量為22，22，16的樣本。隨機選定某一學號后，間隔10進行抽樣，得到樣本。
三、調查的內容：
(調查問卷附在最后一頁)
四、調查結果分析
1、通過對樣本中網購人數的調查，得到以下數據：大一學生樣本中有9人進行網購，在該層中的比例為56、25%;大二的有15人，占該層的68、18%;大三的有11人，占該層的50%。
以95%的把握推斷經貿學院中網購人數比例范圍為45、36%～70、44%
2、在沒有在網上購物的同學中，有近50%的同學認為網購不安全，而在有過網購行為的同學中有97%的同學覺得網購值得信任。另外，在前者中有92%的人會嘗試網上購物。
3、在網購人群中，因為節約費用而選擇網購的占網購人數的62%，還有一部分同學是出于好奇和尋找新奇商品而選擇網購。在眾多的購物網站中，消費者該如何選擇呢?有48、57%的網購者會把網站商品是否齊全作為他們選擇購物網站的主要標準。其中，淘寶網名列前茅，有87、3%的同學選擇在淘寶購物。
4、大家都在網上買些什么呢?經調查，數碼產品位居榜首，占到總消費的37、7%，其次是服裝27、87%，在網上買書也是個不錯的選擇，占到總數的19、67%。相比之下，由于食品的特殊性(保鮮等問題)，卻幾乎無人在網上購買食品。
5、本次調查中，還對同學們的網購消費水平進行了調查，有42%的同學每季網購一次，每月一次和每年一次的同學分別占總體的25、8%和27、5%。還有4、7%的網購達人平均每周一次。每次購物的平均交易金額在100以下和100～500之間的人數都占總數的42、8%，其他金額范圍分布較少。
6、在網購過程中，難免會遇到一些困難，其中主要困難是商品描述不清楚，達到45%，其次是商品數目繁多和網站太多，網上市場太雜亂(21%)，網購市場有待進一步提高。
五、調查結果總結
一、嚴格要求，扎實工作。
社會事務科承擔了社區管理、低保及低保邊緣戶、廉租住房救助、居家養老、雙擁、殘聯、社區教育等多項職能，是直接為居民服務的科室。我們在具體工作中，始終做到堅持“以人為本、求真務實、扎實有序”的工作思路；堅持各項工作想在前、干在前，以身作則；堅持調動科室人員工作的積極性，集思廣益。2014年主要完成了以下工作：
民政工作
（一）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實現管理和服務信息化，資金發放社會化，做好動態管理下的“應保盡保”。自6月2日開始的市“陽光低保”專項行動中，社會事務科工作人員會同社區低保工作人員兩人一組開始對所有低保家庭進行入戶復核，調查問話、照相、填表，通過一個多月的努力工作，中大轄區內216戶低保家庭全部入戶完成復核工作，通過本次復核有12戶家庭退出低保或轉往現居住地，有8戶困難家庭新納入低保。
1-11月份新增低保18戶42人，退出低保37戶77人，目前，現有低保202戶385人，上半年共發放低保金99.69萬元，月人均補差309.61元，發放分類施保金3.9萬元；低保戶電價補貼5.2萬元；低保家庭學生補貼2.9萬元；高齡老人補貼1.9萬元；失能老人補貼3400元。
（二）社會救助：以陽光民生救助服務中心為工作載體，臨時救濟、專項救助相配套，努力推進扶貧幫困社會化，不斷拓寬社會救助的覆蓋面。2014年春節期間走訪慰問救助困難戶540戶，發放救助金額30.88萬元，發放救助物品211份，40934元；其中發放低保戶春節補貼523份10.55萬元；發放“雪中送炭”補助41戶2.48萬元；穆斯林春節補貼2800元；完成低保邊緣戶家庭材料申請36份，發放生活補助金20100元，完成轄區生活長期不能自理經濟困難老年人調查上報材料6份；為35名轄區大重病困難群眾辦理了醫療救助和臨時救助金，共計發放救助金16萬元。
（三）擁軍優屬：辦事處現有傷殘軍人17人，參戰退伍人員5人，困難企業安置1人，新兵入伍6人，我們認真落實優撫安置政策，積極配合區有關部門做好退伍返鄉人員的安置和現役軍人優待金發放等工作。對各類優撫對象做到了解他們生活、住房、醫療等方面情況，實行動態管理、動態跟蹤，切實為優撫對象解決“三難”問題。全年走訪慰問優撫對象110戶，發放春聯、慰問信、紀念品110份；發放義務兵家庭優待金7.95萬元，換發烈士證一份，開具退伍義務兵介紹信7份。
（四）社區建設：
1、第九屆社區居委會換屆選舉已經結束，辦事處現有5個社區，26名居委會成員，平均年齡37歲，黨員17名，大學以上學歷14人，女性22人，社工師5人。
2、全面認真的梳理中大地區居民群眾的各項民生需求，結合中大地區的實際情況實施民生工程，重點工作放在開放式小區的各項為民服務項目，做好保障困難群眾的居家物業化管理服務和各類民生工作，做到路平、燈亮、人心安。裕北社區為了進一步貼近群眾服務居民，把辦公室搬到了廉租房小區，和派出所、物業管理一起積極營造“溫馨友愛，和諧向上”的社區文化，讓廉租住戶共享社會發展成果，建起了閱覽室、多功能活動室；成立社區藝術團、秧歌隊，社區警務室、法律調解室、維權維穩服務站以及社區居民黨支部等機構的設立，為住戶們提供了專業的法律援助，開展糾紛排查和矛盾調解，配合搞好社區自治，共同將廉租房小區打造成幸福、溫暖的家。
本年度上報本轄區民生服務項目13個，現已經完成11項，正在進行2項；總投資540萬元，其中辦事處自籌資金投入147萬元，上半年開放式老舊小區整治投資,126.72萬元，其中粉刷樓道33棟，整修小區主次道路16條，8700平方米。申報市社區治理創新成果評選項目兩個，申報市“泉學E站”1處。
（五）、居家養老工作
轄區內現有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站一個，服務點3個，正在建設居家養老服務中心一個，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站一個。提供醫療上門巡診服務，社區老飯桌免費午餐送餐服務，家政上門服務三種服務方式，服務轄區老年群眾。依托社區醫療服務中心，開展居家養老醫療上門服務44戶，與市一鍵通服務中心合作開展老年人免費送餐服務48戶，開展家政上門服務14戶。轄區內接受服務的老年人106人，其中孤老6人，半自理和不能自理70歲以上困難老人7人，80歲以上空巢老人93人，現在正在準備資料，準備發放老年人免費手機30部
（六）、廉租住房：辦理低收入認定320戶,主要服務人群是八里橋新居的廉租房住戶，八里橋新居是市住戶最多的集中建設的廉租房小區，現有住戶480戶，來自市五區，全部是低保戶、殘疾人家庭、空巢老年人家庭等社會弱勢群體，低收入認定十分集中，家庭情況復雜，負責辦理低收入認定工作的高俊強同志提前介入材料審核工作，深入到廉租房小區，和社區居委會工作人員共同審核校驗住戶材料。科學安排審核時間，耐心解釋各項政策，及時反饋上級部門的審核要求，得到了服務人群的理解和支持。
二、殘疾人工作中大殘聯
目前工作有持證殘疾人315人，于春節期間為63個貧困殘疾人家庭發放了節日救助現金18900元，聯合各社區居委會為其他部分殘疾人提供了過節物資和慰問品。新辦、補辦殘疾證10人。在審證期間共審核殘疾證220人。
殘疾人康復工作：為本轄區的9名殘疾人建立了康復訓練檔案；肢體殘疾人輔助器具進萬家輔助需求調查工作進行摸底，為2名具有康復需求的肢體殘疾人評估適配了基本輔助器具6件。為3名重度肢體殘疾人評估個性化適配輔助器具10件，為4名聽力殘疾人評估適配申請了助聽器。共有11名貧困精神病患者享受市貧困精神病免費服藥的救助項目；1名貧困精神病患者申請了免費住院。為轄區的4名貧困腦癱、智力殘疾兒童申請了免費康復救助項目。為迎接全國白內障無障礙社區的檢查，準備了檔案等材料。6月份，
就業工作：今年辦事處轄區內共有11名有勞動能力的持證殘疾人就業或再就業，殘疾人培訓11人，為38名符合條件的低保重度殘疾人發放了重殘生活補貼22500元。
三、文化體育工作
文化方面
1、第九屆“新城之光”大型元宵燈會和第“之夏”消夏晚會成功舉辦。
2、積極創建省級社會文化先進區。參演第二屆社區文藝匯演取得圓滿成功。組織社區居民參加創建美好家園攝影展。皇家馬戲嘉年華愛心活動組織社區特困群眾免費觀看。
體育方面
1、完成了健身場地設施的統計。完成了第六次全國體育場地普查。
2、完成了2014年國民體質監測。
引言：龐雜的社會管理體系中，城市管理部門是在我國城鎮化進程不斷加速的情況下隨之發展的社會管理部門。從誕生之日至今，我國城管部門已經走過15年的探索路程。自2000年9月6日，四川省眉山縣的幾名城管人員上街“執法”，將一名小販甩下貨車身亡一案后，“城管執法”在之后崔英杰殺死北京城管案、“夏俊峰刺城管致2死1重傷”案等事件中，屢次被推向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在過去的十多年中，城管在成為備受關注的社會管理部門的背后，不僅是城市秩序建構中不同利益的博弈，或是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拉鋸戰，更是各項制度落實過程中與社會實際摩擦碰撞在城市管理方面的集中體現。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報告的主要內容是城市管理部門的執法情況。城市管理部門絕大部分的工作內容是負責實際落實制度與政策的，在一線直接接觸公民或社會的基層管理工作。被稱為“城管”的城市管理部門基層工作人員，處于政府系統中金字塔的最底端。他們地位低、職權小，只能服從和執行上級的決策和命令，游走于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夾縫之間。詹姆斯·威爾遜指出，“要了解一個政府官僚機構，就必須理解它的第一線職員如何學會工作。”①因此，本調研將城管的定位作為研究的突破口，由此典型探討和分析我國基層執法實際運作的有關問題。
二、研究方法與路徑
本次調研以法律視角為主線，以與城市管理密不可分的管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為補充，探索城管在法律和實際中的定位。以法律為主要視角，不僅基于公共管理中自身存在的法律規范手段和法律調整方式，還是出于我國不斷強調行政法制化的關注和思考。城管執法在走上依法行政、程序法治、權力監督的法制化軌道的過程中，涉及法制化在行政管理中的運行方式、作用和意義等關鍵問題。
調研采用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將走訪、隨機訪問和調查問卷作為調研的主要方式。實際調研中的定量研究方面，調研組對調研地段的居民進行了問卷調查，內容為相應路段居民中對城市居住環境、小商小販、城管職責范圍、城管管理方式和城管形象的評價。問卷調研和數據分析為調研提供客觀數據支撐，也為定性調研確定了主要方向。調研組對調研路段的商販進行隨機抽樣訪談，了解了他們在實際經營狀況，城管執法工作的情況和對他們的影響，以及他們對城市建設中能接受的制度限度。
在定性研究方面，調研組對武漢市某一行政區城管中隊執法隊員、該區城管局工作人員進行訪談。了解親身參與城管工作，尤其是“大城管”、“城管革命”等城管改革活動中當事人的感受和看法，獲取了第一手資料，對分析城管行為有了較為豐富的材料。在此之后，調研組對長期報道武漢市“城管革命”的記者進行了訪問，了解了“城管革命”等一系列活動開展前后，武漢市城市管理工作的變化、實際效果和市民的反應，并得到媒體旁觀見證的角度對武漢市城市管理情況的客觀印象。在最后的理論研究階段，調研組以郵件形式征求了行政法學、公共管理學、行政管理學、經濟學等專業學者意見。在加深研究的理論深度的同時糾正了調研中存在的一些誤區，為調研提供了很多新思路和方向，也為調研組撰寫調研成果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撐材料。
本調研選取了武漢市作為研究個案，對城市管理的分析不僅與武漢市在調研期間的實際情況緊密結合，還對比武漢市在清末的城市社會發展狀況。根據其發展特點及過程加以調查分析，避免了理論研究脫離城市發展具體情形而被架空，也使研究更具有現實意義。盡管以武漢這一個案作為研究的對象，但由于武漢市城市化的發展狀況在我國具有代表性，所以并不排除與其他個案進行比較，或將研究結果推廣到一般情況而在實際中加以應用。
三、調研結果簡述
（一）武漢市城管的工作概況
截至2012年12月，武漢市調整城市管理的政策法規系統已建立得較為詳盡。除國家法律外，武漢市還頒布了《武漢市城市管理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辦法》、《武漢市城市綜合管理條例》等行政、地方性規章，以及城市管理各個方面具體的規范性文件。這些政策法規對市容環境衛生、城市規劃、城市綠化、市政、環境保護、工商行政和公安交通的管理范圍、形式、工作目標和處罰標準都做了十分詳盡的規定，幾乎涵蓋了城市管理的每一個角落。
為了提高行政管理水平，武漢市城市管理工作進入數字化管理時代。城市管理部門采取市城市管理綜合指揮中心與各區城管執法單位指令聯動的“大城管”管理模式。武漢市首次建成市級數字化城市管理網格化平臺，執法管理內容按職能和區域將主城區劃分成責任區，納入數字化管理網絡系統。武漢452平方公里主城區建成面積，被劃分成約1500個網格，配備3000名網格監督員，細化管理。每個網格的2名監督員在巡查責任區的過程中，發現問題，及時用“城管通”拍照，上報區監督中心。武漢市城管網以及各城區城管網都開設了“行政許可在線辦理”的網絡平臺，市民可以通過網絡辦理和查閱相關行政許可。
在城市綜合管理方面，武漢市自2009年起推行“大城管”模式，并在2010年建立了由時任市長阮成發為主任、各部門負責人為成員的城市綜合管理委員會。《武漢市城市管理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辦法》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武漢市城市綜合管理條例》也在最近得到批準和通過。在此之前，2011年6月1日長沙市出臺了《長沙市城市管理條例》，被稱為國內第一部綜合性城市管理地方性法規。目前，綜合性城市管理在國內許多城市得到推廣，或成為各地城市管理改革方向。
（二）城管實際執法情況
在武漢市城管著力建設綜合性城市管理的同時，調研組對內容的實際執行進行了各方面的調研。調研結果顯示，武漢市近年來在城市管理上雖做了較大的改革，也在渣土整治、市容環境上取得成績，但一些存在的固有頑疾并未因為改革而得到改善。
1.執法效果并未根本改善
對于城管隊員們來說，可以明顯感受到的改變是工作的目標和新的執法方式。對比過去，“城管革命”后對路面、商販占地、垃圾等方面有了更嚴格也更詳細的量化指標，各人責任更大，監督網絡也更為細密，甚至引入了第三方明察暗訪的形式進行評比。獎勵前三名與處罰倒數的獎懲機制，使得每個區的考核成績排名都與該區城管局的利益直接掛鉤。但調研組在觀察中發現，每一個中隊負責的路段很長，且管理人數有限，城管隊員只能采用開車反復來回巡邏的方式來管理。對路面垃圾、落葉的管理則更是使得他們“防不勝防”，違規占道的車輛和小商販也使他們頭痛不已。城管隊員前腳離開，小販后腳就又將路面占滿，造成了流動商販與城管隊員“打游擊”的現象。新的標準增大了城管隊員的工作量和執行難度，效果則差強人意。
新穎的執法方式初衷是建立文明執法的新城管形象。我們在調研中就看到了武漢市率先開創的“眼神執法”。對無動于衷占道經營的攤販，城管隊員圍著小販站成一圈“，圍觀”的同時對其進行勸誡，小販因壓力太大且無生意可做不得不收攤離開。2011年12月， 13支大學生志愿服務隊與該區18條示范路段進行對接，分別開展了監督、宣傳等志愿服務活動。大學生志愿者與城管隊員走上街頭，給臨街門點發放宣傳資料，與市容監督員一起開展環境監督活動并清理路面垃圾。有很多參與的大學生志愿者感受到，攤販對志愿者的宣講不為所動，發下去的宣傳單更有不少人直接隨手扔掉。對于新的執法形式，城管隊員普遍感覺執法成本太高，執法效率低、力度小，有時甚至根本起不到效果。
2.城管形象并未得到根本改觀
在對某一路段內居民和大學生的調查中，對于當地城管執法的印象，有10%的受訪者表示滿意，剩余90%的受訪者則認為“不好”或“說不上好壞”。對于城管執法工作的態度，80%的受訪者都表示理解“他們也有難處”。另外，調研組隨機抽取了武漢市內某個環境較差的“城中村”，和另一個環境相對較好的高檔住宅小區進行了問卷調查，在兩個調研地點均有約70%的受訪者認為城管在履行職責時效果較為一般，仍存在管理漏洞和治理盲點。在對城管的理想角色上，在街道環境較差的城中村地區，66%的受訪者理想的城管角色是環境監察者；而在環境較好的高檔社區，60%的受訪者理想的城管角色是城市服務者。
在調研過程中，調研組曾遇到兩起城管隊員在執法過程中與市民發生的沖突事件。在這兩起事件中，調研組并未看到城管形象在執法過程中有所改觀，作為執法對象的民眾與城管執法隊員的關系也甚為緊張。
3.制定與執行的落差
調研組對武漢市某行政區城管中隊的隊員們進行訪談。在作為“城管革命”實際落實的執行者，處于基層城管隊員認為，所謂的“城管革命”對于他們的意義僅是領導召開大會，上級部門分配任務，隊員執行命令而已，與平時工作程序并無大不同。從中交談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法律法規從制定規則的行政上層部門到實際執行的基層執法人員，即使是在進行“城管革命”這一系列高層管理者認為意義重大的改革下，基層執法者也只是接受了從中提煉出來的、與其工作直接相關的更為細致的量化工作目標，兩者之間仍是“命令——執行”的傳遞關系，與過去工作并無本質上的區別。
而關于轟轟烈烈的武漢市“城管革命”，在社區居民中有65%表示有所了解，但在大學生群體中表示“從來沒聽過”的受訪者甚至高達67%。這一系列數據反映出市民參與程度低，對此事大多持淡漠、不關注的態度。在調研組采訪了專門負責“城管革命”的記者，他認為“城管革命”中最大的問題在于全民參與、齊抓共管都遠遠沒有達到，市民素質還有待提高。很多城市管理中存在的問題都是因為市民素質較低造成的，環境保護意識還沒有被市民普遍接受。如果市民都能夠意識到自己是參與城市建設的一份子，那整體狀況就會好很多。他還談到，即使是進行城市綜合管理后，很多市民遇到露天垃圾等不能解決的問題不是找有關部門，而是給媒體打電話。他們認為只有通過媒體的曝光和輿論施加壓力才能解決問題，對于相關部門反而持不信任的態度。
四、對調研結果的思考
（一）法律角色：“街頭官僚”式的基層執法者
城管的法律角色是本次研究的主題。從行政法角度來說，城管可按級別不同分為公務員、事業編制人員和臨時工性質的協管員。在研究中，我們關注重點的基層行政執法人員大多數是事業編制人員和協管員。李普斯基曾用“處于低層次行政執行單位同時也是最前線的政府工作人員”定義城管此類的“街頭官僚”。②他們處于行政機關金字塔底層，在一線直接與公民打交道，是上級意志執行的末梢環節，缺乏激勵，也少有可觀的升遷機會。很多城管隊員在訪談中對此現象都是抱怨的情緒，而且人們對城管印象不佳，還讓他們感到從事城管很沒面子，甚至有人覺得因此找不到對象。
城管隊員們的工作環境通常是街頭等開放空間，充滿著不確定性，甚至是混亂和危險。但基層執法者在工作中不僅受周圍環境的控制和聽命于上級，也因為工作環境的復雜，他們也擁有自由裁量權以用于處理復雜的人和事。之前傳遞中處于國家政策的法律政策，在基層執法者環節變成了個人作出的判斷。所以基層執法依照的是法律政策，但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執法者個人的主觀判斷。當執法者個人素質較低，或所處的具體環境將給其造成不利時，執法者很有可能會選擇性執法、態度惡劣或一線棄權。這可以作為解釋為何法律看起來是完善的，在執行中卻矛盾重重的一個理由。
（二）法律耗散：制度邏輯與執法經驗的斷裂
法律耗散是王波在《執法過程的性質》一書中提出的概念，他在書中認為下級機關不徹底的法律傳遞和執行實際上是國家意志的耗散。③具體到實踐分為科層耗散與社會耗散。我們通過調研也證實了該理論在基層執法中真實存在。武漢市大力開展的“城管革命”專項活動，在基層執法隊員眼中僅僅是“上級開會，指派任務”而已，與平時的工作方式沒有差別。所謂的“城管革命”，對于他們的意義是考核指標變了，任務多了，與其他部門溝通時變容易了。從他們口中我們難以看出城管有了“革命”程度的轉變。而為了實現一些明確量化的目標，他們不得不加大工作量。比如防止被第三方檢查員登記扣分，他們不得不在街上頻繁地來回巡邏，執法成本比過去要高得多。
法律的社會耗散在王波書中指基層執法過程中使用非法律途徑，比如行政談判、勸說商量或找熟人“打招呼”等。由于各城管隊員都有明確固定的管轄范圍，所以他們對執法對象（尤其是小攤販）都比較熟悉。這樣一來執法過程中起到調整作用的，除了法律關系外，還夾雜著各種社會關系，有的地方還出現了執法人員與執法對象心照不宣的“法律合謀”。如此一來，國家權力的社會控制效果再次打了折扣。
（三）上層理論：國家權力觸角與市民社會
美國社會學家羅威廉曾非常細致地描述了清末漢口發達的城市社會自治，并指出國家權力控制與社會自治力量是此消彼長的關系。④清末漢口由當時的精英階層為主的，高度制度化的城市社團主導，通過妥協、折中、調解以及說服等社會方式使得漢口在經濟、人口與文化巨大變遷的19世紀城市維持有條不紊。而清政府的官僚體制的作用則一直沒有占據主導地位。
現代多元化的社會無法實現當時家長主義的社會管理方式。代表國家權力的法律關系與原有牢固的社會關系之間保持著各負其責的混合均衡狀態，并在大多數時間保持穩定。即使在法制化的基層行政執法中，仍免不了社會關系的重重影響。單單依靠法律和行政的國家權力在城市社會中具有的能力是有限的，尤其是在其與清末市民社會自主運作方式相較時，國家權力更顯得捉襟見肘。要在現代的市民社會中真正地推行法治，應該有大部分市民對法律達到過去家長主義程度的信念與依歸作為前提。
參考文獻
[1] 詹姆斯·Q·威爾遜.官僚機構：政府機構的作為及其原因.[M].北京：三聯書店，2006
[2] 顏昌武；劉亞：夾縫中的街頭官僚.[J]南風窗.2007年5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