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5-21 09:55:35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生態正義論文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關鍵詞】中國特色政論文 生態視角 語言特點 英語翻譯 翻譯策略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4）09-0052-02
近幾年，中國奧運會和世博會等一系列大事件后，中國文化讓世界都著迷了，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背景下和中國國際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情況下，世界各國及各國人民都對中國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世界想要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的政策、文化和生活，所以政論文就成為他們了解中國的一個途徑。政論文的翻譯對譯者的文化功底和翻譯技能要求都非常高，而生態視角與語言翻譯的結合所建立的新翻譯策略就能夠很好地幫助譯者做好翻譯工作。
一 中國特色政論文的語言特點
1.政論文概述
政論文，是政治性論文的簡稱，它是從政治角度闡述和評論當前重大事件和社會問題的議論文。政論文論述的中心一般都是政治性問題。從政論文的性質來講，中國政論文是帶有中國時代特色的、具有政治傾向性的議論文；從政論文的內容來說，它論及中國的國家機制和方針政策；從表現形式上看，政論文的出版和發行都是由政府機關負責的，如《人民日報》。
2.政論文的特點
政論文的主要功能是宣傳、號召、表達、勸說。政論文的功能也決定了政論文的特點。與其他文體相比，政論文最突出的特點是它的勸說力。作為一種社會力量，政論文在政治體系中表達出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由此可見，政論文在國家維持秩序穩定、解決社會矛盾時起到了重大的引導作用。這些都要歸功于政論文的強大勸說力。
二 生態翻譯學
將生態視角和翻譯學相結合催生出了生態翻譯學，生態翻譯學有九個研究理論視角：（1）生態范式；（2）生態理性；（3）關聯序鏈；（4）翻譯生態環境；（5）譯者中心；（6）譯有所為；（7）適應與選擇；（8）“三維”轉換；（9）事后追懲。
1.生態范式
生態翻譯學曾多次對譯論范式進行定位，筆者最同意的一個定位是，生態翻譯學作為一個跨學科研究，是從生態理性和生態視角對翻譯進行研究的，其生態范式和研究領域的性質被定位為“翻譯即適應與選擇”。
2.翻譯生態環境
翻譯生態環境指的是翻譯所涉文本、文化語境、“翻譯群落”以及由物質和精神構成的集合。翻譯生態環境在其范圍上分為大環境、中環境、小環境。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分為物理環境和精神環境。對譯者來說，除自身之外的一切環境的集合就是翻譯的生態環境。
三 生態視角下的翻譯策略
政論文中的術語所含范圍廣泛，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覆蓋面很廣。由于政論文的特點，對譯文的客觀性要求很高，在翻譯時譯者就不能翻譯得太主觀，要求有很高的忠誠度。有些中國特色的政治術語在英文語境中是找不到相應意思詞匯的，這就要求譯者能在保持忠誠度的基礎上進行發揮。既要內容豐富，又要求表達準確，這一點對譯者來說是一大挑戰。
翻譯生態理論強調不同語種翻譯之間的平等和文化交流的平衡，力圖“將其他種語言的‘不潔’拒之門外，保持本族語的純凈”，注重“語言的生態學，即清潔性、倫理性和綠色性”。其具體翻譯策略介紹如下：
1.直譯
第一，逐字翻譯。一些縮略語，它們所表達的意思都是字面上的，這樣的句子適合使用逐字翻譯法，可在保留其原來的形式的情況下進行直譯。
如，“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從字面上理解就是：生命和安全都是第一位的。所以可以這樣翻譯：“Life and safety first.”這樣，既表達了原文的意思，也做到了譯文以最簡練形式表達出來。
第二，保留形式，原文釋義。有些政治術語是具有節奏性的，形式整齊，內容豐富。如，“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就可以使用此譯法：“We must see to it that there are laws to go by，the laws are observed and strictly enforced，and law-breakers are prosecuted.”
2.直譯+意譯
政論文中有許多地方都有其深層含義，不能使用逐字翻譯的方法，這樣會使意思表達不明確，外國人在理解時會出現問題，運用生態翻譯理論也正是為解決這一問題。
第一，保留形式+結構內釋義。結構內釋義是只對結構進行細微改動，有技巧地將濃縮的意思表達出來。如：“兩縱十橫、六河連通”，可以翻譯成：“Two Vertically Running Rivers，Ten Horizontally Lying Water Systems，Six Rivers Connected”。
第二，保留形式+結構外釋義。結構外釋義是指有些原文是有中國特定文化背景和文化特色的，在翻譯這部分時可根據翻譯生態理論的要求將原文中沒有提到的背景和特色按照英語的習慣翻譯出來，在翻譯時保留中國特色。
3.意譯
在政論文中，一些專業術語是帶有數字的，而在翻譯時含義的重要性顯然大于數字，其數字在翻譯中是可以不顯示的，這樣就可以意譯。
第一，使用原意代替數字。比如“三農”一詞，在翻譯時就可以使用這種策略：“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這也是官方的翻譯方法。在翻譯時也會發現，有些句子是非常適合這種翻譯方法的。
第二，補譯。專有名詞是可以用補譯法的。比如“中南
海出海大通道”等。
四 存在的問題及解決辦法
在翻譯過程中要注重對幾點原則的把握：精確、最簡化、重視、完整、自然。
綜上所述，在翻譯時，要看看能否直譯，在保留原文含義的基礎上，保留其表達形式。直譯的要求就是，在表達精準的同時做到最簡化。在對翻譯策略的選擇上，要以直譯優先。如果直譯不能做到對原文翻譯所要求的水平，就可以考慮直譯+意譯的方法。當然，在實際翻譯工作中常會出現一些問題。
1.翻譯時的語言屬于機械轉換類型
語言翻譯是把兩種文化和思維模式在語言中聯系起來的橋梁，是一種再創造的勞動，而不是機械轉換，機械轉換這種翻譯方式也是生態翻譯法著重要糾正的一種翻譯方法。因此，在翻譯之前做好準備，搜集好資料，是準確翻譯和傳達原文含義的重要環節，也是不可或缺的環節。翻譯前的準備工作可以幫助譯者了解和理解原文背景和含義。理解是翻譯所必需的前提條件，如果不能準確理解原文，又怎么能忠實地將它翻譯成目標語呢？在日常生活中，譯者要注意積累詞匯和翻譯技能，運用時代的產物（網絡）和其他途徑查找出可以表達原文意思的特色方式。
2.邏輯分析能力在翻譯能力中是占有很大比重的
大多時候，政論文的獨特特點都需要譯者對原文的結構、邏輯、含義進行深入分析和探究，最后才能決定使用什么方法和策略去進行翻譯。在翻譯學習的過程中，要多閱讀些翻譯家的作品，找出最適合的翻譯方法。
五 總結
譯者在對政論文進行翻譯之前，要對政論文的特點、意義和風格有所掌握，深入體會生態視角翻譯理論的精髓，不斷積累知識和經驗，在經驗中不斷揣摩、研究，最終達到在翻譯過程中能夠選擇最佳翻譯策略。
參考文獻
[1]周偉龍.當代中國特色政論文的語言特點及翻譯策略[J].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S2）
[2]劉麗曼.功能對等理論指導下的政論文本翻譯策略[D].蘭州大學，2013
[3]周彥軍.談政論文的英譯――以2008年《政府工作報告》為例[J].河西學院學報，2009（4）
[4]羅小波.政論文英譯：順應論的理論與實踐[D].湖南工業大學，2010
[5]李紅霞.目的論視域下的政論文英譯策略研究――以2010年《政府工作報告》為例[J].外國語文，2010（5）
關鍵詞：高校，生態倫理道德，教育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當人我們不斷反思、重新思考人與自然之間關系時候，環境、能源、人口等方面的生態危機早已成為全社會不得不面對和必須要解決得重大問題了。大學作為培養人才的基地，是青年學生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時期，高校的生態倫理道德教育建設，影響和決定著大學生基本道德觀念和行為規范的形成和確立[1]。從目前高校德育教育的實際狀況來看，德育教育的內容存在滯后于時展的問題，加強高校生態倫理道德教育，樹立新的教育理念，注重對大學生可持續發展觀念的引導，是高校德育工作所面臨的新課題。
一、高校生態倫理道德教育的現狀
高校生態倫理道德教育是一種新型的道德教育活動,是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從人與自然相互依存、和睦相處和互惠共生的生態道德觀出發, 啟發、引導大學生樹立為了人類長遠利益和更好的享用自然、享用生活,自覺養成愛護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的生態環境意識和相應的文明習慣[2]。目前高校生態倫理道德教育的現狀并不樂觀。論文參考。大部分高校雖然開設了有關環境保護之類的相關課程，但總體來看，學生的生態倫理道德觀念淡薄、行為缺失，生態倫理道德知識貧乏。高校生態倫理道德教育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教育觀念存在局限性
傳統德育教育觀念以學生“達標”為工作的致力點，忽視對學生道德能力的培養，當學生離開特定的德育環境，面對新的問題和情況時，不易做出準確的道德判斷，不能實施正確的自我教育。在這種觀念指導下的高校生態倫理道德教育基本停留在知識的傳授上，沒有自覺地把其納入到德育教育的內容以及學校教育的各個環節里，更談不上對塑造“理性生態人”最為重要的情感體驗、習慣養成及價值觀的培養。大學生生態倫理道德意識淡漠,對人類與生態環境的關系缺乏深刻的認識,生態道德行為缺失,逐漸成為影響校園、周邊環境乃至社會的一個問題。
2、教學指導思想缺乏全局性
隨著全球化、信息化的發展，高校普遍增添一些新興的、著重于應用性的知識或專業，但結果往往又局限于適應性的增加和知識面的擴大，缺乏全局性的指導思想。當人們在應用領域出現了某種新技術，并意識到它可能產生的社會倫理或道德等方面的問題對人類構成威脅時，才迫不及待地進行道德教育的補課。正因為如此，當人們看到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危及到自身的生存，而法律、經濟、科技等手段不能完全起作用時，才會想到生態倫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教學指導思想缺乏前瞻性、全局性
3、師資隊伍與教材建設存在薄弱性
由于生態環境科學是以自然科學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因此大部分高校在某些相關專業開設生態環境教育課，缺乏專職的師資隊伍和專門的教材。大部分教師沒有受過專門的生態環境知識教育的培訓，知識缺乏系統性；在教材方面，沒有材和教學大綱，現行教材缺乏生態倫理道德教育的意識和內容，過于注重知識性、理論性、系統性，在趣味性、實用性和指導性方面不足。高校一般以環境專業或理工專業的基礎課程類教材為主，缺乏系統的生態倫理道德教育的教材。學生不可能接受全面的、系統的生態倫理道德觀教育。
4、大學生在生態倫理道德問題上的價值取向上缺乏一致性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發展，社會上出現了利益主體、利益觀念的多樣化，各種思想文化思潮的激蕩帶來了思想觀念傳遞的多維性，大學生生態倫理道德教育的實效性面臨著挑戰。主要反映在學校的一元價值倡導與現實社會多元價值取向的沖突上，也反映在學校生態倫理道德教育與社會環境相脫離、與受教育者心理需求相脫節等諸多問題上。論文參考。大部分高校都缺乏系統地與社會大環境的交流互動，許多大學生沒有形成堅定的生態倫理道德信念，當學校教育與社會現實利益發生碰撞時，大學生在生態道德問題的價值取向上便發生轉變 [3]。這種學校教育與社會現實不和諧的“兩張皮”現象，給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負面影響。面對生態倫理道德教育存在的這些問題,如果不采取積極有效上午措施加以改進,“面向未來”的教育目標就難以實現。
二、高校生態倫理道德教育應包含的主要內容
1、生態善惡觀教育
即形成對社會和自然善與惡的觀念。法國思想家阿爾貝特·史懷澤提出了“敬畏生命”的倫理學原則,明確提出了“善是保持生命、促進生命。惡則是毀滅生命、傷害生命,壓制生命的發展。這是必然的、普遍的、絕對的倫理原則”[4]。這一原則告訴人們:尊重生命、熱愛自然的行為,就是善;反之,就是惡。生態善惡觀的確立，能幫助人們以大自然的真善美為善美的標準，并為努力追求真善美而行動。
2、生態正義觀教育
即樹立維護自然生態和諧共生的正義原則。生態正義是指個人和社會集團的行為原則符合生態平衡的原理,符合生物多樣性的原則,符合世界人民保護環境的愿望和全球意識,符合“只有一個地球”的全球共同利益。它倡導可持續發展觀，保護野生動物，植樹造林的正義行為，反對破壞生態系統，毀滅物種，污染環境的非正義行為。它要求人們必須遵循自然規律，堅持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統一的原則，實現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和諧統一。
3、生態良心觀教育
即樹立愛惜自然，保護生態的善良觀念。是指人們對生態環境、對大自然中所有生物的責任感、同情感、榮辱感，自覺維護生態環境，為自然界所有生物負責。它能喚醒人們反思自身行為對生態環境的危害性，增強人們對大自然的美感、道德感和理智感，選擇適合生態道德的行為，并監督他人行為，以此激勵人們保護環境。
4、生態義務觀教育
即養成主動、自覺地對社會和自然的責任感。人之所以要盡義務,是因為人類與他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界、社會、國家、家庭的命運息息相關。同樣，人是地球生態系統的人，地球環境與人類息息相關，這就決定了人類的生態義務是人類對自然環境應盡的責任，也要通過道德自律內化為人的內心信念，從而樹立對生態的責任感。
5、生態意志觀教育
即樹立保護生態環境的堅定決心。生態意志能促使人們排除各種干擾和阻力,把按照生態道德動機所決定的生態道德行為堅持下去,成為克服在愛護自然、保護自然過程中遇到困難的重要力量。
三、強化高校生態倫理道德教育的基本途徑
1、加強生態倫理道德實踐環節，形成良好行為習慣
學校應積極組織、支持大學生參加各類實踐活動,諸如生態調查,環保簽名,公益活動；利用“植樹節”、“愛鳥周”、“地球日”、“戒煙日”、“世界水日”、“世界環境日”等特殊紀念日，在校園舉辦形式多樣的各類活動，宣傳和普及生態倫理道德，增強大學生對保護自然環境重要性的認識，陶冶其道德情操；還可利用校園網絡、廣播、宣傳欄等多種媒體，圍繞“關愛生命、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等主題，舉辦攝影、征文、演講、繪畫等比賽，宣傳環境保護的科技知識、法律法規，提倡綠色消費，使生態倫理道德深入人心。
2、通過課堂教學環節進行直面教育
日常教學是宣傳和普及生態倫理道德的主要途徑。論文參考。在各類課程的教學中，教師都應積極主動地結合自己的教學實際和教學特點,適當增加和補充生態倫理道德教育的內容。如在哲學課中，教育學生正確認識人與自然的辯證關系；在法律基礎課中適當進行環境法規的教育；在思想道德修養課中要補充生態倫理道德的教育內容。此外,還可以通過開設“生態倫理學”、“人與自然”、“環境社會學”、“生物多樣性保護”等公共選修課來普及生態知識。
3、加強校園生態環境建設，構建“綠色大學”
美的環境可以陶冶美的心靈，綠色校園對學生人格完善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對生態倫理道德觀念的形成起著催化作用。學校作為一個小型生態系統，應充分體現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和生態倫理的要求。在校區建設上應充分運用生態學原理，根據學校所處自然地理環境，運用原有的資源和條件，使用符合生態標準的清潔環保設施與材料，提高校園綠色覆蓋率，使校園的興建與自然環境的改造形成良性互動，激發學生的環保熱情，培養學生關注環境，保護環境、創造環境的意識、態度和情感，促進綠色行為的形成。
4、編著系統的生態倫理道德教材，培訓專職教師
生態倫理道德教育的教材應體現生態倫理和可持續發展有關理論的完整性，使大學生真正了解到人類生存與發展所面臨的挑戰，意識到環境保護對于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意義，樹立崇尚自然、尊重自然、珍惜生態、保護環境的高尚道德情操；培訓可以從事生態倫理道德教育的師資隊伍是保證教學質量的重要基礎，是進一步加強高校生態倫理道德教育的必要保證
總之，在高校中普及生態保護知識，樹立正確的生態倫理道德意識，努力形成節約資源與保護環境的價值觀，實現人與自然的共存共榮,達到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和共同進化是高校生態倫理道德教育的最終價值取向。
參考文獻：
[1]馬桂新.環境道德教育[M].科學出版社，2006(10);288
[2]王世民.高校生態道德教育芻議[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 2003(3): 55.
[3]安德智等.倫理道德理論探索 [M]. 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7；268~276
[4]阿爾貝特·史懷澤 (陳澤環譯).敬畏生命[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127.
“論文博士”的真正發源地是日本。但實際上，日本對論文博士的要求，可不是“只要弄篇論文通過就行”，而是有著嚴格的規定。就一流大學而言，論文博士從申請之日起到獲得學位，年限不得少于課程博士。如果提供的是合作論文，則一般要求有6篇為第一作者。超一流的東京大學要求更高，要8篇。相比之下，課程博士一般有3篇就差不多了。
1986年，原國家教育委員會印發的《關于改進和加強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明確提出，“為了盡快開辟一條培養具有高水平的實際工作者獲得學位的渠道，要擴大在職人員申請學位的試點”，其中就包括“論文博士”，條件是“凡在完成本職工作任務的前提下，通過本人的工作實踐和刻苦自學鉆研，在教學、科研或專門技術上作出成績，提高了業務、學術水平和科研能力，可按照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關于在職人員申請碩士、博士學位的試行辦法’，向具備條件的學位授予單位申請‘論文博士’”。
事實上，“論文博士”并非不經任何審核考試，門檻也遠沒有網友們想得這么低。據中央教科所所長袁振國介紹，“論文博士”也要通過部分考試。即使在試點之初的1986年亦不例外。資料顯示，1986年，清華大學招收的第一屆論文博士是組織了入學考試的。事先由導師負責調查或審閱材料，考查其業績、學術水平和科研能力，并寫出書面審查報告，然后由3到5名專家教授組成考試小組，以筆試或面試的方式，考查其業務水平。對于外語水平，允許通過其譯文或用外文撰寫的文章、報告等考查。
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認為，“‘論文博士’本身是好事，但目前社會追逐學歷蔚然成風，高校已經無法獨善其身。”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上海師范大學教授楊德廣亦曾公開坦言：招收部分“特殊學生”，確實可能帶來資金和項目。
事實上，對于這一現狀，教育部早已覺察。在“論文博士”試點12年后的1998年，教育部學生司2號文件明確指出，我國目前博士生招生和培養形式只有三種，即正規入學考試、提前攻博和碩博連讀，“論文博士”并不在內。因為少數研究生招生單位不顧及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質量，把“論文博士”變為“人情博士”、“權力博士”和“金錢博士”，把招收“論文博士”工作變成了降低要求的代名詞。
相比之下，“論文博士”這一“舶來品”在原產地（國外）則一直保持著“原生態”，申請人大多在教學科研領域成績顯赫，其科研學術水平已超過普通博士生。比如日本，“論文博士”專門為在職人員設立，要求極其嚴格。東京大學對此制定了17項條例，并要參加考試，“考試必須以論文為中心”。
“論文博士”淪為“論人博士”，折射出高校功利主義的抬頭和大學精神的迷失。南開大學原校長毋國光曾說，辦大學最重要的就是辦一個氛圍，讓社會看起來，這里是一個純潔的學術殿堂。如果大學里都充斥著“假”與“虛”，混雜著權權交易、權錢交易，那社會還有什么信任可言？謀求論文博士的官員、富人們的庸俗化不可怕，可怕的是大學的庸俗化。包括論文博士在內的目標設計良好的制度在執行中屢被異化，必然導致弄虛作假的泛濫，導致社會道德感、正義感和崇高感的麻木，這比制造出可以用數據統計出來的“論人博士”不知要可怕多少倍。
[論文關鍵詞]價值取向 確定性與靈活性 公共秩序 主觀論與客觀論
自國際私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以來，國際私法法典化問題一直受到學者們的重視。回顧歷史，國際私法法典化并不是簡單地將原有的散落在其他法典中的法律適用規范、單行法律適用法、習慣規則或者國際慣例累積羅列，其精髓在于促進理論的不斷創新，交往的深化便捷，經濟的持續發展，文化的加深與進步。對于國際私法法典化，學者的爭論，派系的紛爭以及國家之間的博弈都使得這一問題變得更加的富有魅力。
國際私法法典化的價值取向即在國際私法法典化進程中應該把握的大方向，那么在國際私法法典化的進程中，應該遵循什么樣的價值取向，筆者認為要想明確認知這一問題，首先應該明確如下幾對關系：
一、法律的確定性和靈活性
對于法律的確定性和靈活性，不同法系有著不同的追求。大陸法系彌漫著法律的確定性，歐美法系散發著法律的靈活性。然而，法律之所以為法律或者說法律的魅力就在于其確定性，對行為后果的預見性。因此對于沖突規范而言，其核心價值在于追求法律的確定性。但是，法律的確定性又會導致法律的僵硬與滯后，而現實生活是豐富多彩的，案件是復雜多變的，那么這里就存在一個問題，確定的法律能否適應多變的現實，或者說在法官審理案件時，一方面局限于法律的束縛，一方面有礙于實踐的靈活，那么在這一過程中如何實現正義，如何利用法律促進民商事當事人的交往？簡言之，對于法律的確定性和靈活性，異議最大就在于，在制定沖突規范時是以確定性為主還是以靈活性為主。
如上所述，在筆者看來，制定沖突規范時，應該注意以下兩點：一方面，維護法律的價值，另一方面，適應現實的需要。在國際私法法典化的進程中，確定性作為基本條款，靈活性作為輔助條款，同時給予法官有條件的自由裁量權。在沖突規范的立法中融入以下觀點：
第一：軟化連結點，即在沖突規范中加入可替代的連結因素或者并行的連結因素，例如對于合同的準據法，如果當事人在合同中沒有規定適用的準據法，那么可以適用合同的訂立地法、合同的履行地法、合同雙方當事人所在地法以及貨物所在地法等。
第二：規定例外條款，即如果依據原有的沖突規范所選擇的準據法僅僅與案件具有微小的聯系，而另一個國家的法律與案件有更為密切的聯系，那么則適用另一個國家的法律作為案件的準據法。
第三：法官的自由裁量，也即有條件的自由裁量，在當事人沒有選擇法律的情況下，法官應該在給定的兩種或兩種以上可以適用的法律中進行選擇。
總之，沖突規范的設立要以確定性作為原則，靈活性作為例外。
二、國家選擇、管轄權沖突和以內容為導向的法律選擇
國家選擇、管轄權沖突和以內容為導向的法律選擇，即沖突正義和實體正義。國家選擇、管轄權沖突也就是說在案件中如果選定了管轄權，規定了由哪個國家進行管轄，那么就適用該國家的法律，而不考慮適用后所產生的實體效果，這種方式更強調沖突正義。而以內容為導向的法律選擇，在選擇適用準據法時，突出強調法律適用后的結果，追求個案的公正，其主導理念在于“利益分析說”或“結果導向說”，在充分考慮適用各個潛在準據法對當事人影響的情況下，選擇最有利于當事人或者最有利于國家政策實現的法律作為案件的準據法。以沖突正義為導向的國家，選擇好像是在國家之間進行的而不是在實體法律之間進行的，沖突規范可以被理解為“國家的選擇”規則或者說“管轄權的選擇”規則。話雖如此，但是在追求沖突正義的同時不能忽視甚至排除實體正義的追求，大多數國家，在制定法律適用規則時，雖然強調沖突正義，但也規定了特殊情況，例如涉及到弱勢群體的保護時，就會相應的考慮實體正義，對實體正義做出讓步。
傳統沖突規范以實現沖正義為目標，不考慮所選擇法律的實體法內容。這種沖突規則指引的法律是根據案件與國家之間的聯系，并沒有考慮被指引的法律的實體內容，沒有查明實體規則內容潛在的沖突，沒有明確實體規則潛在的政策沖突以及它們自身所包含的利益取向。只有當所選擇的法律與本國的公共秩序原則相悖時才會被考慮。以“結果導向說”為主現代意義的沖突規范于傳統意義上的沖突規范相比逐漸占據了上風。例如，我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第12條第2款規定：“自然人從事民事活動，依照經常居所地法律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依照行為地法律為有民事行為能力的，適用行為地法律，但涉及婚姻家庭、繼承的除外。”就目前國際私法的發展趨勢來看，單單僅就追求沖突正義的國家而言，在立法過程中沖突正義也并非像一塊鐵板不可被觸碰，追求沖突正義時，也強調實體正義的實現，可以說沖突正義和實體正義二者并不是絕對的，也不是互相獨立的，二者相輔相成，共同促進，才是國際私法法典化的價值取向。
三、內國利益、外國利益以及國際利益
現代氣候變化問題是指由于人類大量排放溫室氣體引起地球平均氣溫升高所造成的可能危害，如地球生態系統的改變、海平面上升、洪澇干旱等自然災害頻發、生物多樣性減少等。過去150多年里，大氣中的溫室氣體隨著工業化的擴張而增加，1901年以來，世界平均氣溫上升了0.74℃。從1978年開始可以獲得的衛星數據表明，北冰洋冰層的年均厚度正以每十年近3%的速度消融，夏季減少更快，超過7%。北極冰冠的體積已不足50年前的一半。在這段時期內，北極地區的平均氣溫上升了大約7℃。面對嚴峻的形勢，如何抑制全球變暖趨勢，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已成為一個迫切的政治議題。但正如吉登斯所言，在治理氣候變化問題中存在“吉登斯悖論”①現象，我們稱之為“青蛙效應”，意即全球變暖帶來的危險盡管聽起來很可怕，但它們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見的，因此許多人會袖手旁觀，不會對它們有任何實際的舉動。等到災難來臨時，人類再想應對它，為時已晚。這就是為什么對于許多公民來說，氣候變化是一個“想后”的議題，而不是一個“思前”議題的原因。有關態度調查表明，大多數公眾認可全球變暖是一個嚴重的威脅，但只有少數人愿意為此徹底改變自己的生活。在精英當中，氣候變化“屈尊”成為一種姿態政治——韜略聽起來宏偉壯闊，但內容空洞。②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和公民都不會采取實質性的行動來抑制全球變暖趨勢。③氣候變化風險的間接性、不可見性使得有些國家只關注于當前利益的獲取，忽視氣候變化帶給未來的風險。短視和冷漠使得有些公民、國家認可全球變暖是一個嚴重的威脅，但卻只有少數人愿意因此而徹底改變自己的生活、少數國家原意承擔責任、采取措施治理氣候變化問題。短視和冷漠也加重了氣候變化帶來的環境不公。
一、“吉登斯困境”與環境正義
環境正義是指人人都應享有清潔環境之益而不受不利環境之害的權利，也有保護和促進環境改善的義務，主張權、責、利相對稱。④它包括兩層含義：第一，在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方面，所有人公平地享受環境權利，公平地承擔保護環境的責任，代內之間是這樣，代際之間更應該如此；第二，在人與自然的生態關系方面，所有人在開發和利用環境資源的同時，承擔補償自然的責任，以實現利用和保護的平衡。環境公平分為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兩大類，代內公平又分為國際公平、區域公平、階層和群體公平。⑤氣候變化是實實在在的、危險的，引起氣候變化的是人類活動。隨著工業生產的擴大、經濟的發展，人類社會向大氣中排放的溫室氣體日益增多，氣候變化問題越來越嚴重。溫室氣體排放的無國界性、全球性使得氣候變化問題不斷地生產環境不公，例如溫室氣體排放國與風險受害國、當代人和后代人之間存在的環境不公問題使得氣候變化問題的解決日益復雜。
（一）氣候變化的代內環境正義問題
代內環境公平是指同代人之間同等享有清潔環境之益而不受不利環境之害的權利，也有保護和促進環境改善的義務，強調同代人之間的社會公平。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不管是已經實現了工業化的發達國家，還是正在工業化道路上前進的發展中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向大氣中排放工業廢氣，理應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承擔相應的責任，避免“吉登斯悖論”現象的出現。然而有些溫室氣體排放國盡管已經意識到氣候變化的風險，但他們同樣不愿意采取實質性的措施，因為他們認為氣候變化的風險對于他們而言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見的。但事實上這種行為與思想會導致全球范圍代內環境不公問題，主要表現在兩方面：第一，國家層面的代內環境不公問題。溫室氣體排放國在發展本國經濟、加快本國工業化進程中大量排放工業廢氣，成為氣候變化問題的主要加害者。溫室氣體排放過多將導致全球變暖，影響氣候變化，并且這種風險具有無國界性，也即氣候變化具有全球性，危害則由全球社會共同承擔。溫室氣體排放國正是利用氣候變化的無國界性，將氣候變化的風險分攤給全世界，這在某種程度上使得這些國家抱有僥幸心理，認為風險對于自身而言是無形的、間接的、不可見的，于是他們就以此為借口放棄采取措施治理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從而出現“吉登斯悖論”現象。這種將風險分攤的現象尤以某些發達國家最為明顯，發達國家將某些排放工業廢氣嚴重的企業轉移至欠發達地區，轉移局部氣候變化風險。風險分攤的做法對其他未過多排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和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放溫室氣體的國家和地區而言，存在顯著的社會不公平，構成國際社會的代內環境正義問題。一國為追求本國經濟利益，在工業化進程中損害其他國家享有環境之益的權利，拒絕承擔環境之害的義務，這種以本國為中心的經濟發展觀是導致全球環境不公問題出現的重要原因，同時這種全球代內環境不公問題又成為“吉登斯悖論”現象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第二，公民個人層面的代內環境不公問題。對于大多數公民而言，氣候變化是一個“想后”的議題，而不是一個“思前”的議題，也即關于氣候變化問題，公民關注的是氣候變化風險發生后應該如何解決，而不是在風險發生之前如何來預防，這也是為什么國際社會提出治理氣候變化問題的“預防原則”。為什么公民缺乏氣候變化的預防意識？盡管公民認識到氣候變化存在的風險，但絕大多數人并未采取實際行動來改變他們的日常習慣，以減輕這場浩劫。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的行為如駕車、乘飛機、亂砍亂伐等都將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或是降低環境吸收CO2的能力。或許就因為每一個公民的這種行為對于整個地球而言微乎其微，但是每一個公民個體的行為作為社會行為的一部分，終將匯合成為影響氣候變化的一股重要力量。公民致力于關 注自身利益的滿足，將個人行為會帶來的風險轉移給整個人類承受，在每個個體看來，氣候變化的風險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見的，因為風險很少只針對個體發生，通常受害者是一個群體。錯誤觀念的導向下公民的行為造就了某種程度的代內環境不公問題。
（二）氣候變化的代際環境正義問題
代際環境正義是指當代與后代人在利用環境資源問題上保持恰當的比例，既不能為了當代人的利益過度利用自然而使后代人無資源可用，破壞甚至毀壞他們的生存基礎，也不能為了子孫后代的需要而使當代人生活在貧困中。①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看，無論是作為公民的個人還是國家，在面對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問題時總是更多地傾向于發展經濟，甚至通過過度地開發利用資源、排放廢氣污染物等途徑來追求經濟的快速發展，當代人在滿足生活需要的基礎上，忽視后代人利用資源和享受環境的權利。同時當代人在社會生產活動中大量排放工業廢氣，但卻不采取解決措施改善大氣質量，將大氣污染、氣候變化的風險轉嫁給后代人承擔，也稱為風險繼承，使后代人承擔未能獲得相應收益的社會成本，造成環境代際的不公平。氣候變化是地球上人為溫室氣體排放長期累積的結果，而其影響也將是代際傳遞的，因此會產生環境不公的代際傳遞。②氣候變化的長期性使得人類在排放溫室氣體的時候很少考慮到氣候變化將給未來產生的各種風險，人類將風險留給后代人，自己享受發展的成果，將后代人置于一種不公平的狀態，正因為如此，當代人認為風險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見的，他們總在避免承擔治理氣候變化問題的責任，不愿采取行動改善氣候狀況。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他們在排放溫室氣體的過程中實際上也是一個醞釀代際環境不公問題的過程。環境不公是現代社會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解決氣候問題引發的環境不公問題，必須不斷推進和深化氣候變化議題的政治化進程。
二、氣候變化議題的政治化
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克服“吉登斯悖論”，就一定要讓言語變成行動，發展出能有效治理氣候變化的政治。吉登斯認為氣候變化的政治化應該有兩個階段：目前正處于第一階段，即將該議題納入政治議程，而第二階段必須將氣候變化政治化深植于我們的制度和公民的日常關切之中。①
（一）氣候變化問題進入政治議程
氣候變化問題的政治化有一個過程。1960年代中期，美國等一些國家的科學家向政府提出報告：二氧化碳將導致全球氣候變暖，1970年代初，科學家開展一系列氣候問題研究，呼吁對未來氣候變化的威脅予以重視，這一時期主要是科學家致力于將氣候變化問題納入政治議程，希望政府予以重視。1985年在奧地利的菲拉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和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赫（Villach）召開的“評估CO2及其他溫室氣體對氣候變化及有關影響”的國際會議，就經濟、社會和科技等方面的政策選擇進行深入研究，呼吁政府在決策上加以重視。在1988年召開的多倫多會議上，氣候問題已經正式成為一項國際政治議程，有來自48個國家的300多名科學家、政治家以及聯合國組織、其他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的代表出席了會議，會議指出，全球變暖所造成的最終后果可能僅次于核戰爭。多倫多會議后，政治家不能不對于日益增長的公眾關注和科學上的共識作出一系列反應。這些反應包括：建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為決策者提供氣候變化科學背景和政策建議的評估報告；頻繁召開國際會議，高層政治家紛紛發表聲明，表達為控制和減緩氣候變化采取對策的政治意愿；提出限制CO2排放的目標，等等。這些努力導致了1990年氣候變化國際談判的開始，并在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正式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至此，氣候變化問題已經不僅是一個科學問題或環境問題，而成為一個轟轟烈烈的全球性問題，一個涉及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異常錯綜復雜的綜合性社會問題。②氣候變化成為一個全球性問題，逐步納入政治議程，這是氣候變化政治化的第一階段。將氣候變化納入政治議程，實際上也就是將氣候變化的風險納入政治議程、使其進入公眾視野，即隨著國際社會越來越多地關注和討論氣候變化問題，氣候變化風險將逐步地被更多的公民、組織、社會團體、國家認識和了解。風險公開化有助于人們更深切地體會到氣候變化風險帶來的恐慌，改變原有的“氣候變化風險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具體的”觀念，時刻認識到氣候變化風險的嚴重性，自覺改變日常行為習慣，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風險公開化有助于減輕環境不公，欠發達地區的公民和政府將形成利益同盟，要求溫室氣體排放者承擔起相應的責任、督促國家和個人減少導致氣候變暖的各種行為，從而維護自身利益，改變處于環境不公平的狀態；溫室氣體排放者將逐漸意識到“短視行為”和“以本國為中心”等觀念的錯誤性，在發展的同時關注氣候變化問題的解決，從而避免自身遭受更為嚴重的氣候變化風險。進入政治議程，氣候變化不再僅僅是一個科學問題、環境問題，還是一個國家發展中的政治和政策問題，這使得氣候變化問題的解決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國家和廣大公民的努力。但是目前很多國際會議還僅限于提出氣候變化問題，國際社會未能就這一問題的真正解決達成一致意見。
（二）將氣候變化深植于制度和公民的日常生活
氣候變化的政治化要求國家和政府成為重要的活動者，因此吉登斯認為第二階段就是要將氣候變化深植于制度和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將氣候變化深植于制度主要是指氣候變化問題的解決應該依靠國內政策和國際政策。在國家內部，為實現氣候變化的政治化，將氣候變化深植于制度，政府應注意以下兩點：第一，政府應該樹立一種長遠眼光和戰略視野，必須有某種進一步的改革和創新的“計劃”①，即制定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戰略性政策方案，將氣候變化與政治聯合并穩定于政府活動中。具備長遠眼光和戰略視野的“計劃”可以使政府宏觀把握、約束國內各行業、各地區、各社會團體等主體之間的行為，通過平衡各方利益，有節制的利用資源實現環境不公問題的解決，促進環境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第二，政府應該注意保持有關氣候變化政策的持續性和穩定性，平衡各黨派之間、社會團體之間 以及各行業之間利益，維持政策穩定執行，打造某種類型的跨黨派框架以推進放眼長遠的政治。氣候變化的無國界性、全球性使得僅有國家內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和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部治理溫室氣體排放的措施還不足以解決問題，加強國際合作，制定大部分國家都認可的國際政策才能保障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成功治理。盡管目前氣候變化已經納入國際政治議程，但是國際合作存在難度大、進展慢、效率低等問題，國際社會并沒有采取實質性的措施治理全球氣候變化，2009年12月召開的哥本哈根氣候峰會最終以一紙不具約束力的《哥本哈根協議》收場，國際合作難度大。國際合作的困難主要在于以下三點：第一，氣候變化問題涉及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國際社會處于無政府狀態，各國謀求各自利益，存在國際性的環境不公問題，無法實現彼此真正的合作；第二，氣候變化對各國威脅的程度不同，對多數國家而言，氣候問題還沒有形成現實、直接、明確、迫切的威脅；第三，在責、權、利關系上也存在極大的不確定和不平衡。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中各國的責、權、利關系不確定和不平衡使得各國通常不愿主動承擔責任。環境正義要求人們在環境權益上實現責、權、利的平等，環境權益分配不公使得各國在氣候變化領域內的責、權、利關系更加的不明確，國際合作將更加的困難。
但是，合作共贏是國際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因此，國際合作更應該具備長遠眼光和戰略視野，將氣候變化融入國際事務；保持國際政策的持續性和穩定性，統籌各國行為，避免部分國家將氣候變化的風險轉移或是將風險繼承，減少環境正義問題的出現，實現國家在平等地位上的合作，同時政策穩定有利于各國更好地適應和持續實施氣候變化政策。哥本哈根會議雖然失敗了，但它所制造的政治動能將推動建立起一套新的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全球治理制度。這是今后國際合作發展的方向：建立全球化的政策制定標桿；推進新國際制度的創建，建立起具有全球公信力的多邊機制并賦予其一套有法律強制力的監管措施等等。②國際合作應該朝著制度化方向發展，形成國與國之間的約束力，重要的是保證治理制度的公平正義性。只有在避免環境正義問題的出現的前提下，才能實現國與國之間真正的合作。
氣候變化政治化的第二階段還要求將氣候變化深植于公民的日常生活中，推出新的雙邊行動和協作形式。要想有能力減緩氣候變化，社會的所有成員必須參與進來，“吉登斯悖論”的解開也有賴于提倡、促進每個公民積極參與到改變日常不良行為習慣的行動中來，而不僅僅依靠恐懼使公民行動。建立多邊協作機制和多元治理模式，將氣候變化深入公民的日常生活，提高公民環境保護意識和維護環境權、生存權等權利意識；將治理氣候變化發展成為一種政治意識和政治文化，指導公民的日常生活和行為習慣。如果公民能意識到全球氣候變化的風險是直接的、有形的、可見的，威脅氣候的行為總會以某種形式反過來威脅人類社會，而每一個公民終將不能避免風險的危害，“吉登斯悖論”將失去成立的前提，公民將改變自身的日常行為規范，積極主動的采取措施保護環境，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如公民可能減少每周駕駛SUV的次數，減少私家車輛的行駛路程等等，這將平衡公民之間、公民與后代人之間的權益，緩解環境正義問題。如果公民能夠意識到其他地方、其他人群的排放溫室氣體的行為將最終使風險危害自身，意識到環境正義問題的存在，自身正在承受著因他人行為而造成的環境污染的時候，公民將產生反抗傾向，形成利益群體共同維護自身的環境權、生存權等等，要求建立治理氣候變化機制，督促其他群體采取措施改善氣候狀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從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發揮公民社會的能量，動員個人行動，建立多元治理、多層治理模式是氣候變化的政治化的一個方向，也是有效治理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方式。
氣候變化問題已經成為一個日益嚴重的全球性問題，亟待國際社會、國家內部采取有效的措施進行治理。盡管氣候變化風險給人類帶來可怕的后果，如印尼海嘯造成導致約25萬人喪生，很多人不會對它們采取任何實質性的行動，而是袖手旁觀，以致出現“吉登斯悖論”現象。氣候變化的政治必須處理“吉登斯悖論”，促進治理行為得到真正有效的實施，將氣候變化納入政治議程，并將其深植于制度和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論文摘 要:德育生態與生態德育是當前德育研究過程中兩個容易混淆的名詞，它們在概念、內涵、實質、依據和意義等方面都存在明顯區別，必須正確合理使用。
德育生態與生態德育是當前德育研究過程中出現較多的兩個新潮名詞。在有些研究論文中，存在著混用的現象。同時，德育生態也是“德育工作生態模式研究”課題的核心概念，能否準確把握其概念、內涵與實質，直接影響研究的路徑、方向和成果。因此，辨析德育生態與生態德育之間的區別，正確合理使用這兩個概念，是非常必要的。
我們認為，德育生態與生態德育的區別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概念不同
生態德育是近年來德育研究的熱點之一。人們關于“生態德育”這一概念的解釋，盡管表述各異，但并無實質性差別。著名學者劉驚鐸等認為，生態德育是指“教育者從人與自然相互依存、和睦相處和互惠共生的生態觀出發，開發、引導受教育者為了人類的長遠利益和更好地享用自然、享用生活，養成關心愛護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的生態保護意識、思想覺悟和相應的道德文明行為習慣，它要在受教育者思想上樹立一種嶄新的人生觀、自然觀，合理調節人與自然的關系，有意識地調控人對自然的盲目行為。”[1]許多研究者指出，生態德育是“一種新型的道德教育活動”，[2]或“一種新型的德育活動”，[3]是“一種新德育觀”，[4]或“將一種新的德育觀滲透在德育活動中”。[5]生態德育是傳統德育在內容上的拓寬，在領域上的延伸，顯然屬于德育的本體論層次。
目前學術界關于德育生態的研究還不多，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夠重視。我們認為，所謂德育生態，是指德育工作者從改進德育工作方式，增強德育效果出發，借助生態學、教育生態學的原理與方法，遵循道德品質養成規律，消除德育工作中的各種不和諧因素，創造一個和諧、快樂、自然的德育生態環境，維持德育生態系統的平衡協調，促進學生道德品質的自然生成。德育生態概念的提出是對當前學校德育工作生態失調失衡的反思的結果，是德育方法模式的探索和創新，屬于德育方法論層次。德育生態強調，德育工作一定要有生態觀、系統觀，堅持以學生為本，以學生為主體，遵循學生道德生成的規律，協調好師生關系、家校關系、社校關系，一切為學生的道德成長服務。德育生態重視的是德育的方法，關注的是德育的效果。
2、內涵不同
2.1生態德育的內涵
生態德育作為傳統人際德育和社會德育的拓展和擴充，其主要內涵包括生態善惡觀、生態平等觀、生態正義觀、生態義務觀四個方面。生態善惡觀就是以尊重生命、熱愛自然、保護環境為善;反之，就是惡。生態平等觀認為，人與自然是平等的，人類應該尊重一切生命，即尊重從動物到植物、從有感覺的生命到無感覺的生命。人類必須自覺約束自己干預自然的能力，不能只顧自己不斷膨脹的物質需要，而不顧其他生命的生存需要，應該允許各個物種的生存與進化，以保證整個生態系統的和諧發展。生態正義是指個人與社會集團的行為原則符合生態平衡的原則，符合生物多樣性的原則，符合世界人民保護環境的愿望和全球意識，符合“只有一個地球”的全球共同利益。生態義務觀要求，人是大自然的一員，也應該履行愛護自然、熱愛自然的生態義務。人們在占有和享用大自然的同時，還應當履行相應的責任和義務，既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還要對自己行為所產生的后果負責。[6]
2.2德育生態的內涵
有學者提出，德育生態應以提升學生精神生命質量為其時代使命，以學生個體與所在集體的共生為其作用機制，以策略、措施、技術三個層次的工作方法為其整體構建思路。[7]也有學者認為，德育生態主要包括德育的自然生態、社會生態、文化生態和心理生態等方面。[8]他們為德育工作的生態化建設作出了積極的、有價值的探索，對于我們更新德育觀念，改進德育方式，提高德育實效具有重要意義。
我們認為，德育生態的主要內涵是:德育是一個具有生態性功能的教育系統，德育生態即德育的生態環境必須有利于學生道德品質的自然生成和自動提升。德育生態環境的建構、德育生態功能的發揮，都要遵從和符合學生道德品質生成的規律，反映和滿足學生道德生長的內在心理需要。德育生態環境主要由學校、家庭、社會和網絡四大環境構成。就學校德育而言，學校的自然人文環境是德育生態的內環境，家庭、社會、網絡環境是其外環境。學生的道德品質是在各種內外環境的相互作用下生成的，要求以學校德育為核心和主軸，家庭德育、社會德育、網絡德育積極配合，形成德育的合力，共同營造學生道德發展的生態環境。
3、實質不同
生態德育是傳統德育在內容上的拓展和延伸，也是改善人類生態環境，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迫切要求。生態德育的實質就是要求人們以道德理念去自覺維系生態平衡、環境保護和不可再生資源可持續利用。[9]謀求人類自身價值與自然價值的統一、人類發展權利與自然生存權利的統一，實現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發展。[10]
德育生態是對傳統德育非生態或反生態或生態失調進行深刻反思的結果，其實質是借鑒自然生態現象，運用生態學、教育生態學原理，構建德育的生態環境、生態系統，樹立和強化德育的生態觀、系統觀，給當前的德育工作注入新的活力。德育生態，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說，都應該是一種和諧的、人道的、遵從自然規律的生態型的德育方式、德育理念。它突出強調學生只有在快樂學習、快樂生活、快樂活動、快樂成長中才能自覺接受道德信條、道德原則、道德思想，自然生成和主動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質，實現德育的最終目的，達到德育的最高境界。
4、依據不同
4.1生態德育的理論依據
自然界是人類生存和生活須臾不可或缺的環境條件，人與自然是一種相互依存、和睦相處和互惠共生的關系。人與自然萬物擁有平等的權利，大自然的一切生命形式的權利都應得到尊重和保護。人類對自然負有尊重和保護的道德責任和義務，也是人類自身生存和發展的必然的道德要求。即生態德育是以生態學、生態倫理學、環境倫理學為理論依據的。生態學揭示出種群之間存在著“互惠共生”的關系，“一些有關的生物相互協助而彼此都能獲得某種利益”，人類與其他生物之間同樣以這種關系生存和發展。生態德育不僅關注人際關系，而且追問人與自然關系的道德性。美國學者從強調環境倫理的整體觀出發，主張擴大道德的范圍。索羅、穆爾等認為大自然及其所有存在物都有價值，因而“大自然擁有權利”，人類必須尊重它。摩爾指出，大自然中的“所有存在物不僅擁有平等的權利，而且擁有所有的權利”。
4.2德育生態的理論依據
人的道德的生成與提升正如人的身體成長一樣，如自然生物生長一樣，也是一個自然的生態的過程，也需要一個類似自然生態系統的德育生態系統。在這個生態系統內，有“陽光”、“空氣”、“土壤”、“養料”、“水份”……，有“花草樹木”，有“蟲魚鳥獸”……，有時“風調雨順”，有時“旱澇成災”……“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不經風雨長不成大樹，不受百煉出不了好鋼。一切違反人的道德生成規律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錯誤的，有害無益。自然萬物的生長有其生態環境，人類個體道德的生成也有其生態環境。學校德育必須符合道德生成的規律，構建道德生成的生態環境，促進學生道德的生成和提升。由此可見，生態學、教育生態學原理、和諧教育思想、可持續發展思想是德育生態模式的重要理論依據和理論支撐點。
5、意義不同
生態德育使傳統德育由調節人際關系和社會關系到進而調節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實現了人類道德認識在時空上的提升，是人類道德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德育生態則是對過去德育做法進行深刻反思和反省的結果，是德育方法論的探索和創新，是一種嶄新的德育方法論。生態德育表明了人類對自然的關注和尊重、保護，是人類對自身生存環境的深層認識，是人類對自身活動造成生態危機的猛然醒悟和深刻反思。而德育生態僅是受自然生態的啟發，以自然萬物的生態系統為參照，認真研究和遵從學生道德生成的規律，以提升學生的精神生命和道德情操為使命，模仿自然生態系統而構建起來的一種新德育工作模式，一種新思想方法，一種新教育理念。德育生態模式的提出，可以說是德育方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一次質的飛躍。
參考文獻
[1][4]劉驚鐸，權利霞.生態德育的理論架構[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2）:49-52
[2][6]羅騁.淺議高校的生態道德教育[J].江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2）:101-103
[3]周谷平，孫朝陽.哲學視野中的生態德育[J].當代教育論壇，2005，（7）:11-14。
[5]羅健.加強大學生德育過程中生態德育的滲透[J].江蘇工業學院學報，2006，（1）66-68。
[7]李偉勝.班級德育生態建設的實踐路徑[J].思想理論教育（上半月·綜合），2006，（1）:21-25
[8]郭事軍.德育生態:學校德育價值的新取向[J].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2006，（4）
【關鍵詞】傳統文化；生態；文化景觀設計語言
1.制器尚象造物觀的含義
在中國古代的設計哲學里面“制器尚象”有著很深的歷史淵源，并且它對于器物的象形寓意造型的產生和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鄧樵在《通志器物略》中認為器物的造型、裝飾是本于自然的萬象，故而提出了“制器尚象”的命題。他列舉：“器之大者莫如罄，物之大者莫如山，故象山以制罄，或為大氣，而刻云雷之象焉。其次莫如尊，又其次莫如舞，最小莫如爵。按：獸之大者莫如牛象，次之莫如虎，制尊象牛，極大者象象”[1] 。而這一點在秦代的園林中的“法相天地”觀念中也有體現，秦代的宮殿的形制也正式在這樣的觀念下產生了象征至高無上皇權的紫薇殿，象征蓬萊仙境的三山格局。在康熙三十六景中的“香遠益清”也是這種思維的體現，景點的名字來源于《愛蓮說》中蓮的意象表達。
2.制器尚象”與生態設計理念法自然之間的關系
觀象制器，表面上表現為模仿，內在的卻含有創造性思維，這恰好是順應在思維上的反映，可以說，先秦器物設計思想在對待宇宙自然態度的問題上，達到了驚人的一致。天人合一一種本質一一積極的順應：順應宇宙自然、順應現有的知識經驗。器物的形式是以能夠表達人的內心感受為標準。首先是順應材料，這一點能夠從《考工記》關于“審曲面勢”的提法中得到精確的反映；其次，要順應宇宙自然，包括“天時”“地氣”，也包括作為裝飾母題普遍存在的萬事萬物，還包括作為模仿對象的宇宙秩序和宇宙生命等等；它也順應時勢變化、使用經驗的積累，甚至制作傳統等。觀象制器可以被視為是對先秦器物設計思維特征的表述。而這種表面上表現為模仿、內在地卻含有創造性的思維本質上就是順應，或者不如反過來說，這種思維恰好是順應的本質[2]。
“制器尚象”主張通過對自然事物形的模仿，將器型作為一種象征符號，引起人們對自然的聯想，對“道”探求的渴望，“器”則成為解讀和傳承宇宙間萬物之“道”的載體。道家“法自然”的說法，與之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不過后者所對應的方面更廣泛一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法”，應該為“效法”或“遵循”之意。中國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傳統[3]，在“制器尚象”思想的指導下，對自然的觀察與抽象，反映在器物造型上，主要是對外形特征及神韻的模仿，來表達借助自然之力避邪、崇拜、吉祥等的美好愿望，而較少由其結構去探求模擬以達到某種特定的功能，來滿足人類使用的需要。對自然細致入微的觀察和研究，是為了探索和模仿自然界中外在和內在的形式，更好地適應功能的需要，更明確地體現設計意圖。
這正是生態設計所遵循的設計思想順應自然維護其已有的斑塊、廊道、基質的做法。正如《園冶》所說“宜設而設精在體宜”，就是反應的這樣的道理，順應地形原有的地貌特征，盡量減少人為的破壞在順應自然的同時去改造自然。這點和當今的生態設計是如出一轍的。所以現代的生態設計在強調生態的要素的同時不能忘記這個總領和統籌的觀點。
3.象的含義與景觀設計語言
3.1 象的含義與古典園林中象的精神內涵
“象”在內容上有三層含義“即象（一般事象）、象理（一般事理）、象德（物事之意義）。象可以是自然物的形象，也可以是人造物的形象，是外在事象；象理可以指自然界的規律，也可以指人造物的道理，甚至是造物傳統中的基本規范；象德則多指宇宙秩序和宇宙生命。因此，觀象制器所順應的就是外在于人的所有一切[4]。
張孟常女士在她的“分期研究”中提到器型制作的兩種情況：1.模仿自然物根據對象物性質和器皿自身的比如結構特點創造。作為和社會制度、精神生活同為構成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的器物，與其他兩個因素一樣，是人類活動的產物。而且在與其他二者的相互作用下，蘊涵了人類文化的理念和價值觀，并受到文化的影響和支配。作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結合的產物，它反映著特定時期的人類生活形態、需求情況、社會狀況、技術與生產方式，思想意識與觀念形態等等[5]。
3.2 象的精神與文化景觀語言
我們由于生態學滲透著對文化的質疑并將人類看做是干擾的外力和因素，因此純粹的生態語言和方法對風景園林也是不充分的[6]。生態設計語言是表達生態景觀的基本特征、基本形態、基本空間組合以及維持這些組合穩定發展的內在生態過程。自然生態景觀是在自然過程支配下形成的由自然生態因子形成的景觀整體，描述自然景觀的語言是自然景觀構成的要素、因子決定下的要素復合形成的生境和由生境組合形成的景觀空間組合。1）建筑形態、組合與村落增長圖式。2）土地形態與肌理。3）居住模式圖式。這三者結合在一起綜合揭示地方性文化景觀的核心特征，成為人文生態和文化景觀繼承、保護與發展的關鍵。
通過關于文化景觀語言的分析不難看出，這些都是前面所講的象的含義--即象（一般事象）、象理（一般事理）、象德（物事之意義）在我們文化和實際生活中的體現。
4.結論
綜上所述有以下幾點結論：一，古代的設計哲學里“制器尚象”的造物觀對我們當今的景觀設計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二生態景觀設計的設計語言有待于豐富，人文景觀是生態景觀設計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類在認識自然、適應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形成的與環境高度統一的經驗、價值觀和行為體系，是在繼承與變革中不斷發展的景觀。在開展生態設計的同時，如何繼承傳統而又區別于傳統，我們可以從“制器尚象”這一理念出發，找到適合的人文景觀語言。
參考文獻：
[1]陳布瑾，胡錦.談“帶懦尚象”對器物造型的影響[J].裝飾.2003年第8期第124期
[2]陳布瑾.由“制器尚象”談中國傳統文化對器物造型的影響[D].湖南大學碩士論文（2004）.
[3]皋陶謨.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0
[4]趙農.制器尚象-備物致用.中國藝術設計史研究的思考[J]，裝飾.2010.01（總第201期）：64-69.
關鍵詞：生態哲學；環境倫理學；自然價值；過程哲學；生態紀
中國的生態哲學從環境倫理學研究開始。環境倫理學概念首次出現在1980年《現代生態學中的方法論問題》譯文中。2 譯者余謀昌作為中國環境倫理學的首創者之一，于1991年6月出版《生態哲學》一書，提出了生態哲學的理念，填補了我國生態哲學研究的空白。生態哲學作為一種新的哲學轉向，讓人類重新思考如何看待自然、如何行動。中國的生態哲學歷經幾十年的發展正在走向成熟。它從生態倫理學的發展階段展開，歷經自然觀入手的自然哲學研究以及對技術異化的批判、在人類思維的歷史進程中的生態思想研究，直至今天生態哲學正在走向全面發展。
一、生態倫理發展階段
西方發起的環境保護運動和“”結束后，一些學者很快從“”中走出來，此時，中國的生態哲學研究也開始從環境倫理學涉及。在研究過程中它把握了西方環境倫理學理論及思想，闡釋了生態倫理內涵，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研究基礎，產生很多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從而形成了中國環境倫理學重要的認識內容。
中國的生態哲學與自然辯證法有著深刻的淵源，或者說中國的生態哲學就是從自然辯證法中發展出來的，人與自然的關系、自然觀就是它的根。自然辯證法學科的奠基人于光遠于1958年《人在變革自然界中的能動作用》（《自然辯證法通訊》3期），這是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自然辯證法通訊》還在1964年第1期發表了惠伯納?魏漢藩的文章《什么是自然哲學？人們為什么要研究它？》，1981年第3期發表了唐以劍的論文《人類生態學――環境科學研究的核心》。于光遠在1991年7月發表的《自然》（《自然辯證法研究》）一文對自然做了深入的研究。這既是自然辯證法對自然的研究，也屬于哲學上的自然觀的研究，更是生態哲學的基礎，是關于自然的哲學。今天幾乎絕大多數研究生態哲學的學者都出身于自然辯證法。生態哲學的研究成果有相當多的在《自然辯證法研究》、《自然辯證法通訊》、《科學技術哲學研究》（即原來的《科學技術辯證法》）這三大雜志。
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僅屬于哲學的基本問題之一，也是生態哲學貫穿始終的基本問題，中國的生態哲學也從人與自然的關系開始。1980年，余謀昌把環境倫理概念介紹到國內， 1986年發表了《關于人地關系的討論》，認為遠古時代人類社會生產水平很低，對自然的控制能力弱，對自然只是一味的崇拜。第一次技術革命以后，機器技術體系裝備的生產力高速發展，人類憑借著這種力量控制一個又一個自然力，在征服自然的凱歌中開辟人類的新天地。1人類產生了自己是主人的思想，形成了控制自然、戰勝自然的觀念。1988年2月其發表的《生態學中的主體與客體》一文將人與自然的關系和社會與自然的關系作為生態哲學中的主客體來研究，這是當代重要的全球性問題。2一方面人作用于環境，另一方面環境也作用與人，這兩個方面是相互辯證的關系。此時的學者們已經將目光集中在人與自然關系的討論中，這是評判問題的依據所在。正如余謀昌在《生態倫理學的基本原則》一文中所說，生態哲學以人與自然關系為基本問題，它區別于人與自然二元分離和對立的傳統哲學，是關于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哲學。3
人與自然的關系延伸進入倫理學研究領域，生態哲學就從環境倫理學發展起來。源于20世紀末西方的環境保護運動使得環境倫理學很快成為一種世界潮流，這影響著中國的生態哲學，其發展主要集中在對西方環境倫理學的學習和跟蹤。中國生態哲學開始研究西方環境倫理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倫理道德的層面研究人與自然關系，研究生態倫理學問題。1991年葉平發表了《人與自然：西方生態倫理研究評述》一文，文中提到西方的生態倫理學創立經過了孕育、創立和發展三個階段。41992年余謀昌撰文闡述了生態倫理學的基本原則，他認為生態倫理學把倫理學知識領域從人與人的關系擴大到人與自然的關系，道德對象的范圍從人類共同體擴大到“人―自然”共同體。5
在中國的生態哲學發展過程中，一直存在著“人類中心主義”和“自然中心主義”在環境倫理上的激烈爭論。孫道進認為，人類中心主義對人的理性崇拜本身恰恰是非理性的1，為了人類的利益、為了經濟目的，人類掠奪自然從而產生環境問題，這促使環境倫理學重新思考自然的價值、自然權利等問題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的真正本質。楊克儉在《生態環境危機與人類角色轉換》一文中指出，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發展、危及人類生命安全的全球性問題，要想消除危機，必須改變把人看成是自然之主人的觀念，重新認識人類在自然界的地位和作用，實現人與自然共同體的和諧共存、共同發展。2隨后余謀昌于1994年發表《走出人類中心主義》一文，引發了“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爭論，提出人類應該走出人類中心主義。這是現實對我們提出的迫切需求。因為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貶低自然，雖然獲得了局部上的成功，但是危害了自然整體，也危及人類的根本利益，使得我們陷入困境。3因此，人類所面臨的抉擇是從舊意識向新意識過渡的過程。人不應該是世界的統治者，而應該是看護者。
對于這樣的批判和反駁，人類中心主義也在不斷擴展自己的理論內涵并為其尋求辯解。在《走出人類中心主義》發表后的第二年，《自然辯證法研究》發表了《天人和諧之道――兼評“走出人類中心主義”》和《走進人類中心主義 ――兼向余謀昌先生請教》兩篇文章。文中提出人的利益與自然的利益相統一，自然的利益體現為人的利益時才有意義。要解決目前的環境危機問題，人類必須盡快超越目前的發展階段，使人類文明持續不斷地提高。4與走出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相反，潘玉君等認為人類中心主義非但不應該走出，而且應當走進和重建。困擾人類的一系列問題并不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產物，人類中心主義是人類主體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使人類體現或實現了價值。51996年張理海《人類中心主義：一種哲學觀念還是一種傳統文化精神？》并明確提出，現代人類中心主義應該能夠緩解人類與自然的沖突，可以建立起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關系，除了走進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別無選擇。6
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基于價值觀的不同所導致的爭論，使得自然價值問題成為環境倫理學的一個焦點。自然價值不僅關系到人如何看自然，更涉及自然的權利，與人的行動相關。自然價值、自然權利是生態哲學在環境倫理上不或可缺的內容。
首先討論的焦點集中在自然是否存在內在價值。環境倫理揭示，自然不僅能滿足人類的需要，自然對人有價值，更能滿足每一生命個體的需要，這是自然的生態價值。1995年葉平的《人與自然：生態倫理學的價值觀》一文首次將自然的價值問題做了比較詳細的說明。他認為自然界的價值具有多樣性，除了有工具價值以外還包含著內在價值、固有價值和生態系統的價值。人類應該針對自然事物本身去評價其價值，而不僅僅是從它的用途、功用來評價，自然事物有不依賴于人類評價和存在的價值。11996年佘正榮發表了論文《自然的自身價值及其對人類價值的承載》，他認為自然不僅有內在價值還具有創造性和維持性，不斷建造和優化自己生存及發展的條件，并維持著穩定的生態系統。2自然的內在價值不是人類賦予的，是其本身具有的，內在于自然之中，是自然千百萬年發生、發展、進化的產物，人類的價值也只是自然所產生的千百萬種價值之一，服從于自然生態系統的整體價值。自然是內在價值、工具價值、系統價值的統一。3
其次，自然的內在價值是不依賴于人的評價而存在的，在億萬年前沒有人類的自然界就已經存在其自身的價值。《自然的價值與自然的本質》一文提出，將自然的價值成立條件歸于人的評價是有偏見的。在千百萬年的自然史中都有價值的產生，這并非什么人類心智中的、主觀的過程。4但是《論自然的價值及其主體》一文卻認為，所謂“價值”，實質上是指自然事物能滿足人類的所需，即對人是有用的。這里的自然價值是對人類需要的滿足，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的意義。5這與自然主義不同的是明確否定了自然的內在價值，認為自然主義對于自然內在價值和外在價值的解釋是矛盾的。而《自然價值的倫理精神》一文認為，自然不僅具有外在價值還具有內在價值。這種價值不必以人類作參考，是自然所固有的。自然的外在價值和內在價值都共處于地球生態系統之中，體現了它們的統一性。6自然擁有內在價值是毋庸置疑的，沒有評價者就沒有價值的問題也迎刃而解。就如同一幅美麗畫卷，即使沒有欣賞他的人，也不影響它的客觀存在。就是說，沒有評價者當然也能有價值。承認自然的內在價值并不否認人的內在價值，在生態系統共同體內，人與自然既有相互依存的工具價值，又具有各自獨立的內在價值。7
然后，就是對于自然權利的研究，研究者在肯定自然價值的基礎上提出了自然權利。1999年納什的《大自然的權利》由青島出版社出版。其核心觀點認為自然是有權利的，并且作為生物鏈最頂端的人類有必要尊重自然的權利，并且對它賦予道德關懷。大自然也必須擁有其自身的天賦權利。12001年《自然權利論――環境倫理學的理論基礎》發表，文章闡明自然的權利是將權利擴展到人以外的存在物，不僅包括動物、所有的有生命體還包括無生命的自然在內的整個自然界。人所具有的內在價值賦予人權利，同理，自然龐大內在價值也賦予自然相應的權利。2鄭慧子在1999年發表的《人對自然有必然的倫理關系》一文中認為，人首先是存在于地球表面系統內的，人是生活在由自然共同體和社會共同體兩者構成的區域當中，人類應該承擔起責任和義務去維護共同體的秩序與和諧。3因此人對自然有必然的倫理關系是個不爭的事實。
二、從自然觀入手的自然哲學研究以及對技術異化的批判
2000年之前，中國的生態哲學主要從人工自然的角度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研究自然觀，2000年之后轉向從技術異化的批判角度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自然觀。人與自然的關系貫穿于生態哲學研究始終，人通過技術與自然建立聯系，技術的不斷發展引起學者對人工自然的哲學研究。1993年發表的《由自然哲學到人工自然哲學》認為，自然哲學的研究需要從自然擴展到人，人的活動所產生的產品及其過程、人對自然的能動作用、人的活動及其產品對人類的反作用等等都應該擴展為研究內容，也就是說人工自然必須走入研究視野，自然哲學要走向人工自然。4林德宏在1993年《自然觀研究的新階段》，提出系統地開展人工自然觀的研究是自然觀研究的新階段。人工自然是人類行動產生的，人的行動溝通人類和社會并以人工自然呈現。對于人工自然的研究有助于進一步揭示自然與社會的本質聯系，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實現生產模式的轉軌。51999年陳洪良《人工自然觀與現代社會發展》指出，人類社會在自然之中發展，自然的發展是其前提，人工自然觀首先必須體現生態文明，這是人類的精神對自然的生態把握，把人類意識融入宏大的自然生態系統中。6
從自然哲學維度入手研究生態哲學，是從生態自然觀研究開始的。生態自然觀更是中國生態哲學研究不可缺少的。肖玲在1997年發表的《從人工自然觀到生態自然觀》一文中指出，自然觀既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考量，也是人類自身成熟狀態的重要標志。自然發展過程與自然觀演變進程（天然自然觀――人工自然觀――生態自然觀）相吻合，生態自然觀產生具有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合理性。7自然觀就是如何看待自然。《現代自然觀與可持續發展》一文提出，自然界本身無所謂善惡，人不能等待自然“善待”自己，也不應該自認為是大自然的統治者。作為自然生態系統中的一員，為了生存人類需要利用自然。人類通過發展科學技術利用、控制、改造自然。不應該因為科學技術的局限性對發展科學技術沒有信心，也不應該弱化甚至放棄科學技術，只靠倫理信念規范人的行為，利用自然、改變自然依靠科學技術，人與自然的協調可持續發展也需要科學技術。1
科學技術是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對象，針對科學技術所產生的問題，分析人類利用技術對自然產生的影響，是從技術哲學維度入手研究生態哲學中的自然觀問題。2001年發表的論文《自然中的技術異化》是從批判的角度分析技術對自然產生的危害。這篇論文是人工自然與天然自然研究的繼續。自然中的技術異化將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相互抽離，可是，自然界作為整體的生態系統，由于技術進步的控制和干預，其整體平衡受到干擾，阻斷了天然自然的自然進程。技術的進步在不斷地削弱自己和人類的存在基礎。技術越發展越顯現出技術異化現象。2《從哲學視角審視人工自然》一文指出，技術的進步促進人工自然的產生和發展，對人類的進步有積極意義。然而，人工自然作為人勞動的產物，從天然自然中分離出來，在與天然自然的對立中成為導致異化的因素。3
對技術異化的克服就是要把技術放置于生態之中，并以生態的形式展現出來，那么技術就可以是天使。論文《生態技術――技術可以是天使》（2005年）認為，生態紀的技術就意味著那些增強“生命之家”的創新。技術是天使，使人類的故事演繹出輝煌。技術也帶來危機，它產生了環境污染、生態災難、物種滅絕，以至于我們現在的新生代正在走向終結。然而，終結也是新生的契機，新生代的終結意味著生態紀元的開始。4也就是說先進技術必須與生態的技術相一致，這也是技術的天使本性決定的，技術可以是天使。
把技術放到生態之中克服技術異化，是建立在生態世界觀和價值觀基礎上的現實行動，隨著生態哲學的發展，中國學者把世界觀和價值觀聯系在一起。世界觀決定價值觀，決定我們的行為。郁樂和孫道進在《試論自然觀與自然的價值問題》中提出了一種新的觀點，他們認為回答自然價值問題的理論根據是自然觀。關于自然價值和自然權利的道德爭論的背后隱藏著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的不同自然觀。無論是何種對自然權利的理解都取決于他們偏向于何種自然觀。要么將人融化于自然，要么從自然的利益出發批判人的所作所為。5薛勇民和路強在《自然價值論與生態整體主義》一文中提出了只有將自然價值論放置在生態整體主義的視野中，自然價值論的確立才能成立，才能以豐富多彩的自然價值批判只有人類才有價值的錯誤觀念，自然價值論本身蘊于生態整體思想之中。1可見，中國學者們不再糾結于人與自然的抽象對立，而是將視野擴大到更全面更廣泛的生態整體主義的視野下去理解自然的價值問題。
三、人類歷史思維進程中的生態思想研究
2010年以后，中國學者開始研究西方哲學歷史中的生態哲學思想，再加上對中國傳統哲學生態思想所做的挖掘，中國的生態哲學在哲學的歷史思維中研究生態思想的歷程，從思維的層面豐富了生態哲學的研究。在人類的思維歷史中，生態思想的發展是持續的，期間有過反復、曲折。生態哲學有價值觀維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態倫理學或環境倫理學；有本體論維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態自然觀；在哲學思維歷史進程中研究生態思想，就是思維層面的生態哲學研究，這相當于認識論維度的生態哲學研究。
中國傳統哲學中所蘊含的生態思想一直都是中國學者的研究內容。《自然辯證法通訊》在1989年第4期發表了李志超的《抱樸子的自然觀》一文，1993年第6期發表了周昌忠的論文《中國傳統哲學天人關系理論的環境哲學意義》，1997年第4期發表了胡化凱的論文《感應論──中國古代樸素的自然觀》。這些研究都闡述了中國傳統哲學中的自然觀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1998年第5期的《自然辯證法通訊》發表了徐剛的《萊布尼茨與朱熹自然哲學》，把東西方思想家的觀點做了比較研究。
生態思想在西方哲學思維的歷史進程中有著曲折的道路。2010年發表的論文《哲學歷程中的生態思想軌跡――從古希臘到科學革命》，這是生態哲學研究深入人類思維領域，在哲學的歷史進程中研究生態思想。論文聚焦于每一時代哲學所關注的主題，不同時代有不同的主題，這體現為哲學的外在轉向。文章指出，哲學史是人類思維的代表，自古希臘以來就有了人和自然的生態性思想，但是對思維的抽象強調切斷人和自然的有機聯系，將哲學引向了中世紀的宗教。哲學背離自然、背離人，以神的唯一創造性代替自然的內在創造力，以上帝扼殺人性，割斷人與自然的生態關系。科學革命之后，伴隨著牛頓力學而強大起來的科學，以機械自然觀解構了自然生態，終結了生態思想。文藝復興對人的理性與思維的張揚片面強調意識、思維、理性，徹底終結了哲學中生態思想發展之路。2
被機械自然觀終結的生態思想如何回歸人類思維歷程，中國學者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2011年《哲學歷程中的生態思想軌跡――從笛卡兒到懷特海》一文就是對生態思想重回人類思維的歷史過程的探索。文章指出，笛卡兒提出的心物兩分的二元論把生態性只給了人，人類思維從此空前提升，忽視了自然和世界；休謨和洛克對二元論的質疑和反思，使生態思想得以呈現，但又因社會與文化局限性而不能彰顯；到了康德的心靈體驗和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再也看不到對自然的生態闡述，自然只有精神上的客觀存在，生態性的思想只屬于那個客觀的精神，一個完全沒有物質基礎的存在。 12012年羅久發表了論文《自然中的精神――謝林早期思想中的‘自然’觀念探析》，他指出，為了克服康德留下的精神與物質的二元論，謝林發展了一種有機自然的理論，認為自然并不是完全受制于因果規律的客觀對象，其本質上并不是完全外在于自我意識的純粹客觀對象的總和，自然是一個有機的整體。2
哲學所關注的主題體現為哲學的外在展現，哲學的發展還有其內在的邏輯，從哲學的內在邏輯入手研究生態哲學是純粹的思維向度的研究。2012年發表的《從達爾文到懷特海的本體論邏輯進程》一文，詳盡闡釋了生態思想如何從達爾文開始一直到懷特海，更徹底的生態哲學思想如何從達爾文的進化論經過創造進化論、突創進化論，最終到懷特海的有機體哲學這一發生、發展并形成的過程。32012年發表的論文《關系性―過程性原則的邏輯必然性》則闡述了在人類哲學思維的歷史中，從哲學的內在邏輯發展中揭示生態哲學的出現是哲學發展的歷史必然。探討哲學內在邏輯的演變歷程也是生態哲學的研究任務。古希臘哲學是哲學的邏輯起點，對物質世界的認識同時肯定了“世界是真實存在的”的本體論原則以及“認識必然可能”認識論原則。從這兩個可以推出“關系是普遍存在的”關系原則和“世界是過程的”過程原則。本體論原則、認識論原則、理性原則可以推出關系性、過程性、有機性邏輯必然性。生態哲學提倡關系、過程，強調整體和有機。這是從哲學的內在邏輯來解析哲學的發展歷程，分析思維整體中的生態哲學思想，更是生態哲學得以完善的標志。4
四、生態共同體：生態哲學對走向生態紀元的追求
從中國學者對生態哲學在不同時代不同看法可以體會出生態哲學本身的發展。《自然辯證法研究》2000年第6期發表了《中國環境倫理學研究進展》一文，從論文的題目可以看出，當時的生態哲學就被看作是環境倫理學。作者李壽德肯定了中國學者在環境倫理學領域所做出的成就。而佘正榮2006年認為，在生態倫理學這門重大新興學科的開創過程中，存在著多元競爭的理論是非常合理的5，這肯定了生態哲學發展的多元性。2007年張豈之《關于環境哲學的幾點思考》，他指出，環境哲學的目的是要探討伴隨環境危機而產生的哲學問題，它們主要涉及人和自然之間關系的各類問題。環境哲學必定需要研究環境倫理問題。當前最緊迫的是要解決人們該做什么和如何做的問題。6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學者已經意識到生態哲學面對的問題就是哲學本身面對的問題，哲學的主題要轉向關注“如何做”。2012年劉福森發表的論文《生態哲學研究必須超越的幾個基本哲學觀念》指出，任何哲學都只屬于自己時代的“特殊哲學”，生態哲學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生態文明，是按照生態文明的價值與邏輯所構思起來的新時代的哲學。12015年發表了論文《生態哲學之解讀》，作者直接闡明生態哲學就是哲學本身，是今天的時代哲學。如何行動成為哲學關注的主題。生態哲學就是哲學轉向行動，是行動的哲學。生態哲學就是哲學本身的發展，那么生態哲學的構成就要有生態本體論、生態認識論以及生態倫理學。2
由于全球生態危機的現實，生態哲學揭示其深層根源并批判現代性所存在的問題也是中國學者所研究的內容。2008年發表的論文《生態學批評中的理想人格――“生態人”之分析》指出，生態學的批評使人類中心主義思維破產，以具有關系性思維和博愛情懷的“生態人”批判獨斷的理性人。3盧風在《整體主義環境哲學對現代性的挑戰》一文中，以生態哲學的關系及整體理論分析批判了現代性哲學所存在的問題。他的研究解構了現代性的物理主義，消解了主客體的絕對二分，挑戰獨斷的理性主義。他提出，唯當徹底擯棄了獨斷理性主義的完全可知論和知識統一論時，我們才會敬畏自然、保護地球。4解決當前嚴重的環境危機要求的不只是改革個人和社會的行為，更要挑戰現代性哲學所存在的問題，研究人類如何生存，如何發展，如何做，研究公平、正義倫理，研究生態文化，研究關愛生命、保護環境，研究生態智慧。
針對全球生態危機，尋求后現代的思想去解決，運用具有更徹底生態性的過程哲學去分析也是中國學者所做出的努力。2002年發表的《過程哲學與生態危機》一文明確指出，過程哲學被譽為當代新思想的來源，并用以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全球危機。過程哲學的空間不受限制，它涉及現實中的所有層次。不同層次的相互依賴，不同個體的相互依賴，特別是人與自然的相互依賴。5《過程析學與時代的急難》一文中作者指出，過程哲學的精髓就在于使人們意識到“我們在世界中，世界在我們中”6。這是過程哲學有關現實的研究。過程哲學的產生與發展也伴隨著現代西方哲學的終結過程。7過程哲學由于對相互聯系的推崇，懷特海稱其為“有機體哲學”，以表明他對世界組成的理解。它是生態的，以生態學為基礎。《生態學：過程哲學的科學基礎》一文這樣闡述：生態學揭示了每一個體都體現了創造性的能量流動，支持了過程哲學所倡導的創造性、個體以生物多樣性、生態位創造構成了生態系統的有序結構，肯定了自然的內在價值由此支持了過程哲學的多元價值觀。1這是關于過程哲學本體論的研究。
摘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已經發展成為當代國際環境法的基本原則之一。這項重要的原則包括共同責任原則和區別責任原則兩個方面，二者看似矛盾，但實際上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共同但有區別原則明確而又清晰的反映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治理國際環境環境問題上各自所應該承擔的責任，表達了發展中國家在治理國際環境問題上爭取自身的話語權的愿望。為保護國際生態與環境，維護人類的共同家園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同時也促進了國際環境法和國際法的發展與完善。
關鍵詞：國際環境法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發展中國家
1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的概念
國際環境法的基本原則是指被世界各國公認和接受的、在國際環境法領域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體現國際環境法特點的、構成國際環境法的基礎的原則。［2］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已經被公認為是國際環境法的基本原則之一。［3］但是對于該原則的概念，學界看法卻并不一致，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韓德培先生認為：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是指解決全球的環境問題，保護和改善全球環境，是世界上各個國際的共同責任，但是，在對國際環境應負的責任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各自的責任是有區別的。［4］
王曦先生認為：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是指由于地球生態系統的整體性和導致全球環境退化的各種不同因素，各國對保護全球環境負有共同的但是又有區別的責任。［5］
筆者認為，兩位國際法大家對于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的概念所下的定義均各有千秋，為我國國際環境法學界正確理解與適用這一原則作出了一定的貢獻，推動了對這一理論的研究；但是筆者同時也認為，兩位先生在對這一原則的概念所下的定義的精準性上尚且有待商榷。當然，世界上沒有完美的事情，又準確又簡要的定義在事實上幾乎是不可能的，法律和理論研究本身就有其滯后性，現實生活每天都是千變萬化的，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不變就是變，與時俱進是理論永保生機的動力。更何況，一千個人眼睛里面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人由于自己的生活經歷、知識結構對同一事物作出不一致的的定義，甚至是完全不同的定義，或者對同一定義作出不同的理解與判斷，都是可能存在的，都有其合理性。
筆者不才，試著對兩位先生所下的定義進行自己的一些判斷；韓德培先生指出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于保護全球的環境所承擔的責任是有所區別的，但是韓先生并沒有明示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保護全球環境這一議題中基于何種原因需要被區別對待，筆者認為，這一原因應該明確，否則，很容易招致爭議。并且筆者認為，應該進一步的明確區別對待的標準；而王曦先生的定義指出了需要被區別對待的原因，而沒有明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需要在承擔保護全球環境的責任中被區別對待，王先生僅僅指出各國所承擔的責任是共同的但是又是有所區別的。當然國際環境法本身是否存在就是一個有爭議性的話題，所以作為國際環境法的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也存在爭議也就不足為怪了。筆者嘗試著給這一原則的概念作出如下的定義：地球的生態系統是一個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統一整體，同時導致全球環境退化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所以世界各國都應當對地球的生態環境的惡化承擔責任；但是發達國家在其過去的發展中對地球生態環境的惡化起了主要的作用，因此世界各國在承擔責任的大小，方式以及其他方面上應該是有所區別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基于此應該各自承擔不同的責任。當然筆者也認為，雖然筆者的這一定義看上去比較的完整，但是過于的冗長。
2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的兩個方面
2.1 共同責任原則。
共同責任是指，在保護和改善全球環境方面，所有國家負有共同的責任，每個國家有義務，同時也有權利參加到解決環境問題的國際努力中來。［6］ 筆者認為，共同責任原則表明，在保護和改善全球環境方面，在解決全球環境惡化方面，在對國際環境危機的國際責任的承擔方面，世界各國，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無論是富國還是窮國，無論是弱國還是強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當然也包括一些特殊的國家之間的聯盟，比如歐盟，以上都是主體的要求，無論各國對造成全球環境危機的責任的大小，無論各國對造成全球環境危機的時間的先后，無論各國以什么樣的方式對全球環境造成影響，都應該承擔起保護和改善全球環境責任。世界各國都不應該以任何借口拒絕承擔責任。
保護地球的生態和環境，解決全球面臨的環境問題，不但是世界各國的權利，同時也是世界各國的義務。沒有不承擔義務的權利，也沒有只承擔義務不享受權利的情形，權利和義務是一對孿生兄弟，權利和義務的基本關系，在國際環境法上同樣可以適用，這是放之四海皆準的道理。
同時筆者認為，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在“十一五”計劃即將完成，“十二五計劃”即將開始之際，必須在保護全球環境，改善全球環境的活動中發揮自己應有的責任，這樣才能不斷的提升國際形象，爭取更多的支持和信任，筆者欣慰的看到，中國正在不斷的貫徹和落實“綠色GDP”的理念，將環境保護擺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應當努力解決本國面臨的環境問題，并且不得把本國應當解決的環境問題轉移到其他國家。在現實生活中它們向發展中國家傾倒廢棄物，換取自身的生活質量和優美的自然環境；它們推行生態殖民主義，使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環境惡化、資源匱乏，以此換取自身的物質豐裕和愉悅生活。［7］發展中國家也應該盡力治理國內的環境問題，不得以自身的經濟落后而拒絕承擔責任，也不要再走發達國家以早期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發展經濟的老路。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為了全世界人民的福祉和子孫后代的福祉，世界各國都應該共同承擔起保護和改善地球生態環境系統的責任。
2.2 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如上所述，共同責任原則要求國際社會都對全球環境的保護承擔起責任，正如保護環境，人人有責一樣，但是共同的責任并不意味著是相同的責任或者是平均的責任，而是在共同的責任的基礎之上的有區別的責任。
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是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承擔保護和改善全球環境責任的范圍、大小、時間、方式、手段等方面是有所差別的，在確定各國的具體責任時，應從歷史與現實的角度，統籌兼顧，全面考慮各國對環境問題的發生所起的作用，各國的經濟實力，以及防止和控制環境危害的能力等多種因素。［8］筆者認為，楊興先生對于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所下的定義十分的全面和精確，清楚的表明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治理國際環境問題上所該承擔的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因，以及在責任的承擔方式上的區別是如何體現的。
筆者認為，發達國家的經濟的繁榮，發達國家人民的美好生活，某些歐洲國家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建立在其過去對于地球環境資源的掠奪式的開發的基礎之上的，資本的原始積累的初期滿是發展中國家的血淚，現今地球的環境問題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造成的，比如美國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的國家，而倫敦在被稱為“霧都”也是其在資本主義發展早期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發展工業的寫照；它們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工廠，掠奪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資源，雖然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現在都已經紛紛獨立，但是其本國的環境問題卻是有其長久的歷史淵源的，并且生態殖民仍然有繼續的趨勢；綜上所述，根據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發達國家在現今的治理地球污染的行動中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是理所當然的，是符合公平正義的；而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經濟實力決定了其也不可能承擔與發達國家相同的責任，這是不現實，也是不公平的，必須在承擔責任中區別對待。
雖然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字面上看是違背了公平和公正的原則的，但是其實質含義和本質內容卻是體現了公平正義的精神，其以實質的正義代替了形式的正義，這才是真正的正義。正如訴訟法上的程序正義和實質爭議誰更加重要的爭議一樣，在當今的西方發達國家，因為實質上的正義被認為在實務中存在評斷標準的不確定性和實施的不確定性等原因，程序正義往往被鼓吹至至上的地位。但是實質意義上的正義才識人類所追求的永恒的和更高的真理，況且法本身也存在“良法”與“惡法”的區分。各國在環境保護上都應該承擔責任，但是這樣的共同的責任是法律上共同的責任，應該辨證的理解和看待這一問題。事實上這個問題也很容易理解，正如共同犯罪中也存在主犯、從犯和脅從犯的區分一樣，每個人都應該承擔法律責任，但是在最終的責任的承擔上是存在區別的，不加區別的處以同樣的懲罰，是不公平的。這個例子可能不合適，但是也是對公平和正義的一個比較好的注解。
3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的實踐典型
共同但有區別原則，從萌芽到正式確立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京都議定書》對于發展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也被認為是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的實踐典型。《京都議定書》是以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為基礎制定的，在國際實踐中被譽為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的典型代表。［9］京都議定書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嚴格實施的最好的例證，因為該議定書期望發達國家在2001年到2012年的承諾期間內至少平均達到減排百分之五的溫室氣體，而沒有為發展中國家規定任何的減排指標。［10］筆者同意上述兩位先生的觀點，筆者同樣也認為，雖然《京都議定書》在其具體實施上存在這樣和那樣的問題，比如作為世界上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美國拒絕加入到議定書中來，這為該議定書的順利施行蒙上了一層陰影，或者在某中意義上表明，該議定書可能得不到落實。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并不是所有的發達國家都對該議定書與美國一樣的持排斥的態度，更多的是體現了合作和交流，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進步。西方發達國家在環境問題上并沒有唯美國馬首是瞻。任何國際法原則，國際環境法原則的發展和適用都不可能順風順水的，都有可能在實際適用中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任何事物都是在曲折和挫折中不斷的發展壯大的。該原則本身就牽涉到國際社會中各國對保護全球環境的責任的分攤，即涉及到各國現有的既得利益和將來的可期待的利益的分配，會“動了某些西方國家的奶酪”，這勢必會受到一些利益會受損國家的阻礙，尤其是在國際經濟和政治中占據優勢地位的發達國家的阻礙，并且鑒于這些發達國家的實力和地位，其阻力是十分的強大的。但是議定書本身的規定確實充分體現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的精神，其條文本身的規定也是在嚴格遵守這一原則的前提下做出的，這可以看做是該原則在被正式確立后被嚴格實施的典型。
4 結語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是國際環境法的一項新的原則，從它開始萌芽到確立也經歷了一定的歷史時期，筆者認為它是國際法中國家平等的原則的體現，其以實質上的公平正義代替了形式上的公平正義，是發展中國家在治理國際環境問題上爭取其話語權的表現，在實踐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為保護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地球的環境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雖然在實踐中也存在一定的問題，但是作為國際環境法的一項新的基本原則，一定能在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下得到充實和發展，為治理全球的環境問題作出更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
［1］錢虹，女，南京大學法律碩士
［2］王曦編著：《國際環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93頁。
［3］王曦編著：《國際環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94頁。
［4］韓德培主編：《環境保護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338頁。
［5］王曦編著：《國際環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112頁。
［6］李莎，《論“共同但有區別原則”》法制與社會，2008.（10）。
［7］胡連生，《論西方資本主義的生態文明與發展中國家環境惡化的關系》，《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0（3）。
［8］楊興，《試論國際環境法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時代法學》，20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