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5-05 18: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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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被強烈地震撼了！紀念墻以集體墓碑的形式，給唐山人民一個寄托哀思、祭奠罹難者的場所。在唐山遺址公園的網站上，曾有過這樣一段話：“震災之痛連肉通靈，卅年憶念浮懸未定，誰人告慰漂泊的亡魂？誰人安頓游走的心靈？自有子孫，自有后人，不敢忘卻昨日的噩夢，不敢忘卻殉難的親人，地震紀念墻將篆刻你們的姓名，永久永世懷念親友的音容。”唐山大地震紀念墻的建設，充分體現出“對自然的敬畏、對生命的關愛、對科學的探索、對歷史的追憶”，是宏揚人文精神和人類文明進步的表現。
自然災害固然可怕，我們在神秘的自然面前，顯得是那樣的渺小，那樣的無助，那樣的微不足道。然而，比自然災害更加可怕的，是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自1937年7月7日，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中國人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經歷史學家多年研究考證，并經認真縝密的計算得出，在中，中國軍民傷亡共3500多萬人，損失財產及戰爭消耗達5600余億美元！
在天安門廣場矗立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由起草、題寫的碑文是：“三年以來，在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應該說，這是一座無名烈士紀念碑，用以紀念自1840年以來，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而英勇獻身的革命先烈！但我覺得，這還遠遠不夠，我們應該像紀念唐山大地震的死難同胞那樣，在合適的地方建立一座紀念墻，鐫刻上在那場偉大的衛國戰爭中，為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爭取民族的獨立和解放，而獻出寶貴生命的所有普通人的名字。讓世世代代中國人，能夠記住偉大的，記住那一段令人屈辱的歷史，記住那些為國捐驅的勇士們，不要讓歷史的悲劇重演！
在這里，我要強調的是，要尊重每一個生命。就像紀念唐山大地震中的死難同胞那樣，所有為國捐驅的人們，同樣都為國家的解放，民族的獨立，人民的自由，灑盡了他們的滿腔熱血，獻出了他們的寶貴生命。在他們中間，沒有貢獻大小，沒有高低貴賤，沒有榮譽排名。只要有人提出，并經查證屬實的，就應該在紀念墻上，鐫刻上他們的名字，以告慰他們在天的英靈，給后人留下一個緬懷過去、祭奠先輩的場所。
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的姥爺，就是在中，為反抗外來侵略，參加民族救亡而死。他的名字叫徐慶明，家住北京密云新城子，莽莽蒼蒼的霧靈山下，一個名叫榜格嶺梁根的小地方。由于粗通文化，容易接受進步思想，便和舅姥爺一起，為霧靈山游擊隊做事。后因做事不慎，被日偽警察逮捕，犧牲的時候還不滿三十歲。我的舅姥爺，也同時遭到逮捕，九死一生，活到了解放。
姥爺死了，他死得默默無聞、無聲無息，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我在萬能的百度上搜索，也找不到一絲關于他的蹤跡。作為徐慶明的后人，我們有理由讓世人知道，他為民族解放事業所作的犧牲。共和國不應忘記他們，共和國的土地不應忘記他們，共和國的人民不應忘記他們。因為，共和國鮮艷奪目的旗幟，是用他們熱血和生命染紅！
我想，我們之所以能夠在和平的環境里，呼吸自由新鮮的空氣，享受安定祥和的生活，追求幸福甜蜜的愛情，都是先輩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我們應該學會尊重，我們應該懂得珍惜，我們應該以感恩的心情，把他們的名字銘記在史書上，銘記在歷史的豐碑上，銘記在我們的記憶里！
我強烈呼吁有關部門，迅速地行動起來。從國家的高度、民族的高度、歷史的高度，認真看待這個問題，進行搶救性質的發掘。不然，再過一二十年，當所有的記憶都隨時間遠去，當所有的事件都隨時間淡去，當所有的當事人都隨時間逝去，誰還有能力再去揭開那段塵封的歷史！如果我們錯過了機會，不僅愧對流血犧牲的先輩，也愧為我們還自稱龍的傳人。
朋友，請伸出你的手，也伸出我的手，通過手與手的傳遞，通過心與心的接力，把這項惠及子孫的工程，萬眾一心地做下去。也許，我們的力量微不足道，可涓涓細流匯入大海，該是怎樣的波瀾壯闊？不要認為這樣做，是出于個人目的，是用前輩的付出索取回報。不是的，我們的前輩在槍林彈雨中沒有想過。作為他們的后人，我們也決不會想。如果那樣，將會玷污他們的英名，為世人所不齒。
我們不應忘記過去，我們不能忘記過去！我想說的是，能記住所有人的流血犧牲，這才是真正的公平公正。給每個人以客觀公正的評價，才是對他們當年流血犧牲、為國捐軀的最好回報。
然而，由于報紙定位與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都市報時政新聞時常處于兩難的境地――政府不滿意，讀者不買賬。如何改變這種現象，筆者認為，只有做到展現人性、貼近讀者、關注民生，時政新聞才能成為都市報前行路上的得力武器。
都市報時政新聞的軟肋
在保證都市類新聞報道質量的同時，參與并做大做強時政報道，這是都市報的共識。但幾乎所有都市報在報道時政新聞時，都或多或少會陷入一些困境。筆者根據幾年來時政新聞報道的從業經驗，歸納了都市報時政新聞報道的幾處“軟肋”。
1.黨報的“翻版”
時政報道是黨報黨刊等傳統媒體的“當家菜”，這些媒體經過多年的摸索，在報道時政新聞時已經形成了固定的模式與結構。然而，都市報在報道時政新聞時，往往會步其后塵，成為“黨報”的翻版。無論是在報道風格、報道形式還是報道內容上，都與黨報的同類新聞如出一轍。如“某某領導到某地考察調研”、“某某會在某地召開”等，這樣的報道形式對讀者來說毫無創新可言，使他們對都市報時政新聞的興趣降低。
生動、活潑、貼近一直是都市報引以為豪的資本，那么，在報道時政類新聞時，也可以在把握主旨的情況下，將這一資本適當延伸。如選用某領導的講話中與百姓關系最密切的一句話，或從枯燥冗長的會議稿中選用令人眼睛一亮的一段話作為標題或導語，把時政類報道變成百姓可信手拈來的輕松話題。如果這樣，都市報的時政類報道就成功了一半。
2.時政新聞的邊緣化
由于定位于普通市民，實用新聞、民生新聞等是都市報雷打不動的報道主角。在版面的安排上，那些讀者最關心的有較大影響的民生新聞往往占據頭條及重要版面。而一些時政類新聞由于其受眾面不廣、專業性強等特點，往往被處理成“小豆腐塊”，被安排在不起眼不顯要的版面位置上，無論是從篇幅還是版面安排來說都不足以吸引眼球。綜觀一些勢頭強勁的都市報，在重要版面基本上以時效性強的重大民生新聞為主，時政報道則呈邊緣化傾向。
3.信息獲取的被動
除了報紙自身的原因外，相關部門對都市報時政新聞的不重視也是都市報時政新聞的一個弱點。在一些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看來，都市報主要報道的是民生新聞，對于時事政治報道不多。在新聞時，一些重要的時政新聞往往先給黨報，這就使都市報從業人員在時政新聞報道中處于非常被動的地位，錯過了報道的最佳時機，或者漏掉了一些重大時政新聞。
都市報時政新聞的創新與轉型
都市報在報道時政新聞時面臨的“軟肋”，需要都市報從業人員在采寫時政新聞時，多用創新的思維方式，來實現時政報道的轉型。筆者所在的衢州晚報，近年來在時政新聞報道的創新方面下了大力氣，無論報道形式還是報道內容，都令讀者耳目一新。
1.“兩會”報道展現人性
“兩會”報道是媒體每年的“規定動作”，各類報紙每年都不惜大版面、大篇幅來報道這一年一度的盛會。可讀者并不買賬，“兩會”期間，一些報紙的銷量不升反降，因為常規的“兩會”報道雖然不會出錯卻也不易出彩。
2011年4月衢州“兩會”，衢州晚報兩位攝影記者拍攝的《“兩會”為新人讓座》的一組圖片，讓人喜聞樂見。圖片反映的是4月24日衢州市六屆人大一次會議，人大代表的駐地衢州飯店內，有四對新人正巧當天結婚。為了給新人讓座，代表團全體會議在大會議室提前結束，改為在中小包廂進行代表小組會議，新人的婚禮沒有受到影響。
改變人代會會議形式，這在衢州歷屆人代會歷史上還是第一次，當衢州晚報的記者得知這事后，立馬拍出了這組溫情的《“兩會”為新人讓座》圖片。鮮花、海報、新人……在人代會背景牌映襯下，別有一番意味。
人民代表為人民，舉行人代會的目的就是為人民謀幸福。晚報在“兩會”報道中，把聚焦點放到了幕后妙趣橫生的花絮，把人代會的鏡頭轉向普通市民，使“兩會”報道展現出人性的色彩。
2.主題報道貼近讀者
在重大主題報道等時政類新聞的處理方面，衢州晚報也盡量貼近讀者，讓原本枯燥的數據變得鮮活起來。
2011年正值建黨90周年，衢州晚報于當年3月28日至7月1日推出了“紅星耀三衢”大型采訪活動及建黨90周年特刊。如果僅僅從歷史性回顧中來報道新聞，那么主題報道就會落入常規，讀者肯定不喜歡看，因為類似的宣傳已經鋪天蓋地。而衢州晚報把建黨90周年與衢州的歷史、人文、地理等因素相結合，推出了“紅星耀三衢”大型采訪活動，通過記者走訪衢州的革命遺址，讓靜態的史料在活動的帶動下變成一股鮮活的信息流，這樣的形式頗受讀者歡迎。
由于這些革命遺址大多地處偏僻山區，采訪過程遭遇了行路難、吃住難、找人難“三重大山”。衢州晚報的記者們沿著先烈留在三衢大地上的88個紅色印記，歷時3個月，行程3000多公里，撰寫各類稿件13萬余字，拍攝圖片1000余張，采集泥土標本88份。這不僅是團隊精神和戰斗力的凝聚，更體現出當代記者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
這次主題報道帶動了衢州市民對于歷史的重溫與緬懷的熱潮。有了一次成功的經驗后，當年10月衢州晚報策劃推出了紀念衢州光復百年特別報道，同樣是靜態的史料與記者動態的采訪相結合，以8個版呈現的《辛亥衢州共和之光――紀念衢州光復百年特別報道》引起了不小的震撼。當年發生在衢州的不為人知的故事，呈現在讀者眼前，不僅讓讀者回望這段歷史，也是向為“共和”付出鮮血與努力的前輩們致敬。
3.“圖證輝煌”關注民生
今年2月17日是衢州市第六次黨代會開幕的日子。衢州晚報推出了4個版面的“圖證輝煌，衢州2005～2011”黨代會特刊，向讀者集中展現7年來衢州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所取得的成就。用特刊的形式慶祝大會，這本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翻開特刊，一幅幅親切精美的照片映入讀者眼簾，沖擊著讀者視覺，比起大段大段的文字稿件來說，這些版面無疑讓讀者眼前一亮。
綜觀特刊的內容，有以圓柱圖的形式反映衢州這7年來地區生產總值直線上升的圖標，有反映建設中的衢州新城區的照片，也有農民們在“農家書屋”里看書的場景，更有江郎山成為浙江省首個世界自然遺產的風光照片。
鏡頭是最忠實的記錄者，圖片比文字更能打動人心。這個特刊讓人們看見了過去七年衢州的大發展，將沉悶的數據用生動的照片和圖表的形式取而代之，呈現在讀者眼前，給了讀者更直觀的感受，受到了市民的認可。
就敘事而言，全劇以標題統攝幕場結構，四幕標題分別是“集結”“離別”“論生”“赴死”，并設有序幕和尾聲，在結構上呈現出標題交響樂的內在結構范式；這四章的內在情感強度和節奏要求，也暗合著交響樂的美感特點。這種結構特點天然地決定了舞臺文本的詩性敘述。它不以“一人一事”，而設以“多人多事”的情節線索并置發展；不是依據故事情節先后發展的邏輯順序來進行敘事，而是以最有效、最凝煉的方式從卷帙浩繁的史料中萃取最具沖突和張力、最具生命和情感濃度的段落，將之編織在戲劇內在心理和情感發展的序列中，從而使文本具備并呈現不同于一般戲劇體戲劇的敘事形式和美感張力。這種敘事方式，將敘事和抒情和諧地統一在意識和心理的自然發展中，這是編導合一的詩性思維所致，在演出文本的構建上呈現出一種可貴的新意和突破，一方面呈現了心理現實主義的風格，另一方面也彰顯出中國詩學美學情志合一的意味。特別是在幕與幕之間，該劇始終回旋往復、貫穿展現八百壯士拼殺沙場的場面，在具體表現敵我殊死搏斗的場面和形式上突出局部、以一當十、虛實結合、巧設留白，這是非常高明和巧妙的處理，也是中國藝術精神在導演手法中的體現。同時，以轉臺連續動態的特性創造出類似中國繪畫“歷史長卷”的整體意象，以一種“散點透視”的方式刻畫各類人物的性格群像，以倒敘、補敘、插敘等方式制造類似電影平行和交叉蒙太奇的影像語言，從而形成豐滿充實、跌宕起伏的敘事織體，這一整體性藝術構思為處理龐大的歷史和戰爭題材提供了新的形式和方法。
要講好這一歷史故事有三個很難處理好的關鍵問題。一、如何以一種更高遠的歷史視野和民族意識來俯瞰歷史；二、如何解決戰爭題材普遍需要回答的倫理道德問題，在這出戲中具體表現為讓未成年的娃娃兵上戰場赴死成為合理；三、如何讓今天的中國觀眾回到歷史的真實并正視和反思當下。而《中華士兵》的成功在于以其情理交融的圓整敘事本身給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舞臺作者從家國情懷切入，從國土瀕臨全部淪喪的歷史險絕處切入，以一張橫跨舞臺的巨大地圖為開端。觀眾被帶回到歷史的具體情境之中，身臨其境地和劇中人物共同直面國將不國的慘烈，就此導引出一種帶有超越性的歷史態度來俯瞰這段歷史以及歷史中的悲壯故事。在演出空間中，舞臺作者把家國命運、民族恥辱、歷史和個人的選擇，以極快的速度真實地呈現在了觀眾面前，既照應了一種真實的歷史節點，也定格了這場關乎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正義之戰，一場舉生向死、向死而生的戰爭，一場融于人類歷史并超越一切種族、階級、身份、觀念隔閡的戰爭——一場中華民族在歷史的下滑坡道上重新找回自己的戰爭。正如導演所說：“《中華士兵》不僅是在塑造、緬懷抗戰先烈，同時也是我們與父輩的一次彼此尋覓、認同，是兩個世紀的中國人的一次相見、相識，是幾千年中國人精神的一次親近、融會……這種偉大的民族精神，對于中國和中國人的昨天、今天、明天，從來彌足珍貴、可歌可泣，永當銘心刻骨、薪火相傳！”
首幕“集結”是緊張的備戰場面，征兵的過程有條不紊地串聯起形形的各類人物。通過一組組人物，一個個家庭的出場，一個個戰事和懸念（“白手套”、宋恩九賭錢、黑大個搶錢、宋長安逃離被關押兩年的精神病院）的跟進，主題和矛盾逐次呈現，既渲染出國難戰時的紛亂與民生，又確定了人物平凡的心理起點。這個平凡的心理起點對應著開端黃河百丈懸崖之上為國效忠的將士向死而生的精神高度，構成了戲劇的精神海拔。二幕“離別”重在抒情，以秦腔《金沙灘》戲中戲的形式，以楊家將一門忠烈照應中華民族的家國意識和民族大義，同時也渲染了大戰當前那美好而又寧靜的時刻。這一幕“散點透視”的手法體現得更為充分，田文杞和父母的依依惜別，宋恩久終于坦陳囚禁兒子的內衷，梅英和宋長安這對陌生夫妻的前嫌得以冰釋，李如坤和環環又演出了一場圓房的輕喜劇，柳娥與秦子選假戲真做、私定終身……戰爭的無情和人間的有情，戰爭的死亡威脅和人間的生生不息構成了垂直落差和內在張力，這種落差和張力在“最親的人，今天的月光如水……與我告別去赴殘酷的約會，去赴殘酷的約會”的歌聲中生發出令人無限惆悵的人生感和宇宙感，也令全劇充溢著如杜甫詩“三別”之沉郁和感傷的意境。三幕“論生”重在沖突和思辨，著重在倫理道德的層面解決全劇最關鍵的問題——戰爭期間“生”與“死”孰輕孰重？在“存種”和“犧牲”的兩難選擇中究竟該作怎樣的抉擇？如何來定義“人道的”和“非人道的”？回答好這個問題，才能順理成章地確定全劇的精神主旨，將人物以身殉國的行為邏輯合理化，才能真正解除身處現代語境下的觀眾的道德困惑，觀眾和角色的心理才會在劇場空間里從對峙趨于共振，演出藝術才能一氣貫通地奔向結尾“赴死”的。在這個解結的過程中，舞臺作者讓劇中人物以激烈的沖突突破了“偷生”“存種”“茍活”三重問題的困惑，最終實現了倫理道德層面的和解。何老太太教育何振華實現了第一重突破，她以丈夫當了逃兵的往事告誡孫兒“背負屈辱的活著比死更難受”“白天不敢見人，晚上不敢閉眼，怕看到那些舍命的人”。“保人還是保國”“盡忠還是盡孝”的爭論實現了第二重突破，宋恩久違反軍令力爭保人存種，而田文杞帶來的父親的一封遺書則力主赴死沙場。雙方僵持不下的理念沖突繼而引出了全劇的核心場面：陳淮靖坦陳自己在時期，作為守軍軍官因為存有保人存種、茍全性命的想法反而致使幾千中國軍民束手就擒，最終被日寇的機關槍活活掃射而死的屈辱史。在血和屈辱的代價中，他渴望一場可以慷慨赴死的洗禮，以洗刷自己因偷生而犯下的罪孽，并完成對自我靈魂的救贖。陳淮靖袒露他那被火灼燒過的傷痕累累的身體，褪去了一直戴著的白手套，同時也褪去茍活于世的最后一層障蔽，他向天空伸出了那雙焦黑的雙手，“這雙手，是我活下來的理由，因為它還可以拿槍，還可以雪恥！但我卻不敢讓人看到它……長官，難得您一片慈父心，會珍惜士兵的生命；難得您一片赤子心，會在惜父老的血脈，可是，這世上有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恥辱！有比生命、比活著更重要的，是尊嚴！”他的每一句臺詞都撞擊著觀眾的心靈，讓這出戲的核心精神贏得了現場倫理道德辯論中的最終勝利。對峙的歷史觀念最終被導向統一，同時也深刻地揭示出歷史上八百壯士義無反顧的壯舉的意義，揭示出存在于人類不屈服于強權背后的一種神圣的信仰和精神的動因。導演在中華士兵單衣薄體順絕壁而飛墜的歷史圖景中，對中華民族的精神做出了深刻的闡釋，同時也發掘出了包孕在歷史和命運的考驗中的那種事外有遠致的力量，超越生死福禍的力量，以及鎮定無畏的勇猛精神，完成了對當代民族精神群體性迷失的反思和啟蒙。
這出具有陽剛之美的戲，在詩性的結構中注重歷史真實形象和性格的塑造，從深刻地體悟絕境下的士兵的內心出發，把士兵的弱點、士兵的掙扎、士兵的徹悟，鞭辟入里地表現了出來。導演運用場與場之間的補敘、回敘、插敘這些場戲的聯結與處理，使全劇的詩性結構實現了內在的氣韻連貫與流通，使演出空間不僅成為演員的物質生活空間，更提升為心理和情感交流的空間。場面的更換緊湊流暢，節奏明快，張弛有度，干凈利落。和以往的導演風格一樣，《中華士兵》依然呈現出查明哲導演卓越的調度功力，尤其是轉臺、上下景片、以及多媒體投影，完成了時空的自由轉換。舞臺調度除平面橫向調度，較多采用縱深和高低調度，強化了舞臺意象的戲劇性張力，使舞臺調度顯得豐富而又靈活。舞臺藝術總體上呈現了導演既深諳傳統又不失現代的美學精神，能從大處放筆揮寫，又能在小處不忘雕琢，大氣磅礴又不失精湛細致。
表演方面，這個戲令人振奮的地方在于不是塑造了一個主角，而是人人都是主角。性格化的語言，形象塑造的質樸和幽默，每一個人物都是那樣符合歷史的情境和人物的特點。他們不是牽強生硬地擠出一種悲劇的情調來，相反每一個人努力地在悲劇的底色上尋找質樸生活的歡樂，并且努力地露出微笑，而正是這種微笑在熨平觀眾悲劇性的歷史體驗時釋放出了一種令人動容的心酸和高貴。宋恩久，黑大個、陳淮靖、井銘章、秦子選、李如坤，幾乎每一個角色都走進了屬于他們的精神世界，呈現了在歷史情境下的情感個性的真實和心靈世界的充實。就角色而言，沒有誰襯托誰，誰是主角誰是配角，而是共同創造了一出沒有名演員但卻是群星燦爛的演出。演員們以難能可貴的激情、意志、信念、真摯和豪情賦予了中華士兵鮮活的生命情致和性格張力，共同創造出一種鮮活的歷史場域中的真實，營造出一種凈化人心的藝術氛圍。演出所煥發出的整體性的藝術創造力，使整出戲最終實現了視聽感覺、藝術形式以及風格意蘊等各個層面的厚重的底蘊和魅力。全劇還有很多可圈可點的細節。嗩吶作為集結號的運用是神來之筆。作為一種文化的表征，嗩吶早已與西北黃土地文化的生命形態深切地相互關聯，讓嗩吶代替軍號的吶喊，這是一處點睛之筆。嗩吶所吹響的集結號，直觀而又藝術地照應了歷史真實。質樸善良的中國人已經失去了最低限度的生存可能，戰非他所愿，死也非他所愿，然而殘酷的歷史迫使他們必須以血肉之軀走向舉生向死的雪恥之路。另一處點睛之筆在于當中華士兵唱著“兩狼山戰胡兒，天搖地動。好男兒為國家，何懼死生”時的縱身一躍，如刻入巖石的浮雕一樣定格并刻進了觀眾的記憶。
藝術家的創造力是需要自我的生命力作為支撐的。葉燮在《原詩》中曾提到：“志高則其言潔，志大則其辭弘，志遠則其旨永。”就是說作品的美學風格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藝術家的“志”，而“志”與藝術家的經歷閱歷、思想修養、道德品質有著密切的關系。此外，葉燮還指出詩人（藝術家）需要有“胸襟”，所謂“胸襟”就是指藝術家的世界觀、人生觀，是藝術家審美感興的重要基礎。舞臺藝術并不僅是技巧的展現，更是導演審美心胸、審美修養和藝術人格的體現。我們不妨可以說《中華士兵》的舞臺演出是今天國家話劇院的藝術家們審美心胸、審美修養和藝術人格的合力呈現。如果說還存在一些有待提升的空間的話，我以為需要適當淡化兩位敘述者的說教意味，而加強他們的情感和個性的力量。中日軍官的對話雖然作為全劇最重要的穿針引線的敘事構成，但是由于他們之間的對話尚缺乏鮮活和扎實的心理和性格內容，故而顯得比較類型化和臉譜化。倘若能在敘述的層面進一步開掘出思想的深度，把握好兩位敘述者既是歷史的見證者又作為歷史的反思者的話，敘述本身將會更好地控制全劇的節奏和起伏，也呈現出更多關于心靈層面的內涵和深度來。此外，荷塘的背景色彩濃烈，顯得有些過于寫實和凌亂，和整體意象并不完全和諧；而投影在荷塘的穆桂英的形象太小，并不為人所注意，這一形式并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
